精神生活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3 03:45:10

精神生活

精神生活范文篇1

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离不开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古人云:“衣食足,知荣辱”,又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这些说的就是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有物质生活作基础、社会生活作保障,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有了必要条件。

但是,这并不是说,物质生活富裕的人的精神生活就一定充实,社会地位高的人在精神上就必然幸福。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证明,富人和发达国家比穷人和发展中国家有更高的自杀率。自杀率在这里是作为精神生活不幸福或精神生活水平不高的实证指标来使用的。关于自杀的经典社会学研究显示,物质??社会生活同精神生活存在着一种负相关关系。也可以这样说,在一定的物质??社会生活范围内,随着物质??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生活水平也会相应提高,二者是正相关;但是超过这个临界范围,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一个变数,甚至会变成负相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生活又是一个可以与物质??社会生活相脱离而单独进行讨论的概念变项。

如果把心理健康、精神自由、时代精神、信仰真理、社会情操和崇尚自然作为高质量的精神生活的指标,那么,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可以从心理的、伦理的、哲学的、信仰的、社会的和自然的六个层面契入。因此,要提高精神生活水平,必须做到:

第一,追求内心的和谐与宁静,使心不为事役,不为物惑,不为情困。俗话说,世界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要自寻烦恼,自己与自己过不去。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有识人之志,容人之量,与人之乐。要谨慎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不尽如人意之事,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想得大些,思得深些。要善于选择参考群体,及时消除认识失调,把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抛到九霄云外。要运用理性之利剑,挥斩无名之烦恼,使内心经常处于无障碍、无冲突的健康自由状态。

第二,树立正确的伦理价值观,追求“真、善、美、乐”。在对至真、至善、至美、至乐的追求中实现精神自由。伦理是处理人际关系和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普遍行为准则。作为一种规范科学,伦理学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什么是真、善、美、乐,什么是假、恶、丑、苦。心中装着正确伦理价值标准的人,在良心这杆秤面前就不会失衡,精神生活就不会被深度“套牢”。那些把伦理原则完全内在化的人,精神生活就可随心所欲,达到“不逾矩”的自由状态。

第三,提高哲学洞察力,训练辩证思维方法,使个体的精神生活与宇宙大道和升华了的时代精神相契合,在对主、客体的辩证综合认识过程中完成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提倡以“道”(形而上学谓之道)为本,反对以“器”(形而下学谓之器)为根;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庸俗唯物主义;用人的法则统帅物的法则,把目标理性(做正确的事情)放在工具理性(正确地做事情)之上,不仅追求效率,而且更要看结果;不与“永恒的事物”为伍,但与永恒的运动为伴,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第四,对真理孜孜不倦地追求,坚持崇高的理想信仰,把理想信仰的实现作为人生的终极价值和最终奋斗目标。人是有信仰的高级动物,法国大作家伏尔泰说过,即使没有上帝,人类也会创造一个上帝来供信仰。转型期一些中国人精神贫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信仰的缺失,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旧的信仰丢失了,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新的信仰又没有建立起来,一些人可以说是处于信仰“真空”状态。所有的贪污腐败、男盗女娼等社会丑恶现象以及这些人个体精神世界所遭受的种种痛苦折磨,都与祟高信仰的缺失有关。因此,重构价值信仰体系,坚持有精神取向的生活方式,是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精神生活范文篇2

调查对象是环翠区和文登市城区3个办事处和好中差3个基层镇中的27个村,问卷重点调查300人,其中女性177人,男性123人;55—59岁准老年人33人,60—69岁的181人,70岁以上的86人,分别占被调查人数的11%,60.3%,28.7%;文化程度高中以上62人,初中78人,小学83人,小学以下77人,分别占调查人数的20.6%,26%,27.7%,25.7%。

一、老年人精神生活的主要形式及参与情况

1、书报学习类。能经常读书阅报的老年人108人,占调查总人数的36%;能经常看电视的289人,占96.3%,平均每天占用的时间约1.5小时。老年人关注的内容依次为:新闻、保健健身、法律和文化生活。在新闻类节目中老年人对军事、政治表现出较高的敏感性,并对历史人物和革命战争片十分感兴趣。老人们认为通过这类活动获取了新知识,增加了生活乐趣,是了解社会,适应社会的重要途径,表露出老年人较高的政治觉悟、爱国热情及其怀旧情结。同时,老年人认为目前存在着有组织的活动少、阅读的书目来源少、相应之间的交流少的“三少”问题。

2、娱乐活动类。经常参与等以娱乐为主活动的有107人,占35.6%,日均占用时间约2小时。

3、健身活动类。能经常参与健身活动的老年人119人,占39.7%;日均占用的时间约2小时。老年人喜欢的项目与其需要的运动量、技巧、性别、年龄相关,依次为太极类(包括太极拳、剑、扇)、操类、木兰类、舞类、球类。各类项目中,65岁以上的男性老年人偏好太极类且练习的时间长;木兰类、舞类以女性老年人为主,年龄结构低龄化;操类因简单易学有自由性,且动作要求不严见效快,为大众性健身项目,为初学者、刚刚加入健身队伍的准老年人及70岁以上的老年人所喜欢。

4、老年旅游。被调查老年人群中,有外出旅游经历的123人,占41%,累计外出旅游453人次,其中外游3次以上的62人,占有旅游经历的50.4%。组织形式:集体组织的258人次,子女携助的116人次,老年人独自的79人次,分别占57%,25.6%,17.4%。资金来源:集体资助为主的217人次,子女资助为主的112人次,老年个人为主的124人次,分别占47.9%,24.7%,27.4%。可以看出由子女携助与老年人独自旅游的人次较集体组织的低14个百分点,而资金方面老年人个人和子女资助高于集体资助的4.2个百分点。组织方面集体占优势,资金方面个人有潜力。

5、文艺类。所调查的单位共建立老年同乐处5处,并以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自发组织为主,43%的老年人认为应加强老年戏剧组织建设。

问卷调查的人群中,已参加老年大学(学校)的23人,占7.6%,要求强化老年教育或强烈要求上老年大学的139人,占46%,认为参加有困难或不知道有老年大学(学校)的28人,占9.3%。53%的老年人认为所在单位组织老年人学习不经常,但92%的老年人认为自己能积极参加各类学习教育活动。老年人想学习的科目有法律、国内国际形势、卫生保舰实用技术、绘画书法等。

二、显著的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当前城乡老年人的精神生活需求增长较快,并呈现较显著的三大特点。

1、老年人对精神生活重要性的认识明显提高。84%的老年人认为,精神生活充实、心情愉快是提高生活情趣,促进身体健康的重要保证。

2、精神生活需求向高层次发展的趋势明显。主要表现在:一是老年外出旅游成为新热点。问卷调查的300名老年人普遍认为外出旅游是丰富老年精神生活的一个新领域,并将有大的发展。二是老年人有较强的参与老年大学(学校),接受再学习再教育,提高自身素质的欲望。

3、老年人的精神生活状况与所在单位老龄工作开展的好坏、增强老年人抵制迷信邪教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具有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作用。调查的10个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搞的好的村,均为全市(市、区)全镇(办事处)老龄工作的先进单位,老年人均无参与“”邪教组织,并且大部分是“倡导科学,反对邪教”的积极分子。

(二)城乡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出现较好的发展态势,但同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

1、在精神生活的层次、丰富程度、覆盖面和参与的积极性等方面,城乡差别大。农村老年人仍以麻将、扑克等娱乐类活动为主,部分老年人将日常体力劳动与健身活动等同起来,部分老年人在参与活动时存有“不好意思”等思想障碍。读书看报、健身活动、外出旅游、参与老年大学等方面农村老年人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率明显低于城区。

2、现有组织力量没有充分发挥,市及各市区老年体协与老龄工作部门相互独立,两个组织的配合及作用的发挥,主要依靠两个部门对这一工作的认识与相互间的联系,缺乏统一的工作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和工作措施等,工作效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3、对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理想,老年人活动场所、器材等硬件建设成为影响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的重要因素。

三、几点思考与建议

这次调查较客观地反映出当前我市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面对现状,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与建议:

(一)提高认识,突出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在老龄工作的位置。首先,要提高对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的领域、层次性和整体性的认识。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是老龄工作的重要部分,在“六个老有”的总体工作目标中有充分的体现,可以说“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为”都涉及到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的内容。比如说老有所为,虽然在形式上是老年人自身知识技能体能的继续开发,与社会各项建设事业相关,但就老年人自身而言,老年人参与的主要目的和收获是体现自身价值的过程,是精神生活享受的高层境界。因此,要建立老年人精神生活的大概念、大框架,拓宽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的领域和涉及面。其次,要增强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具有推动老龄工作巨大作用的再认识。当前,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由于受生理、心理、居住分散等因素的影响,普遍存在组织观念差、参与意识弱的特性。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老年人健身和老年文艺活动,把分散的老年人吸引到一起,使老年人既锻炼了身体,增强了体质,又强化老年人集体协作精神;通过组织老年人共同读书阅报和学习,既使老年人增加了知识,又为老年人相互谈心和感情交流提供了机会;通过组织老年人外出旅游等活动,既使老年人看到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开阔了眼界,又调节了老年人的情绪,增加了生活情趣。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成为激发老年群体活力,培养活跃的老年群体,为开展老龄工作提供坚实的人力基础的一个有效的启动点;成为提高老年人思想境界、增加抵制迷信邪教等不健康思想侵蚀能力和引导老年人积极参与两个文明建设的良好载体。因此,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硬”的工作方针,在开展基层老龄工作中,当前要把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摆到突出的位置,抓紧抓好。

(二)强化组织网络建设,形成齐抓共管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的强大合力。健全的组织是做好工作的基矗针对老龄及老年体协组织在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工作中,相辅相成,紧密相关,且两者与老年群体的要求相比,组织力量较弱的现状,实际工作中必须做好老龄与老年体协相结合的文章,探索新的联动机制,逐步形成“大老龄”的工作格局,使两股细绳拧成一根大绳,使加强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的指导思想更鲜明,工作目标更明确,工作措施更得力,构筑起一个坚实的组织基矗

精神生活范文篇3

[论文内容提要]本文以奥运,电视的各种现实与想象的身体介入为视野,论述了奥运与电视及身体的构成关系,并指出,在这场身体盛会及盛会的呈现中,我们不能为了某种单一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竞赛本身的指标而忽视了中国人现实与想象的身体经营。

虽然,在真实的生活中,大多数中国百姓还没有机会现场目睹奥运赛事,但运动员与相关机构中的很多人很早就参与奥运活动了。更多的人都是通过各种媒介的传播来获知奥运相关信息的。在2008年的奥运期间仅通过电视转播,“根据增长率推算,在北京应该能够达到40亿人口的全球覆盖”。其中,国内的总收视率大概也会攀升到30%左右的新高度。

本文的写作隐含了奥运与电视的同构关系,同时也隐含了它们与身体的同构关系。下面将从4个方面检讨其构成关系:一、物质性的生产关系——身体通过对外在于身体的其他目的的追求,建立了与奥运·电视的联系;二、偏重物质的身体之再生产关系——身体通过它直接的再生产方式,与奥运。电视建立了联系(竞技运动与全民健身运动);三、精神性的想象关系——身体通过它对所拥有的文化属性的指认,与奥运·电视建立起巨人身体的国家形象的联系;四、偏重精神的身体之享受关系——身体通过它全部的在场(比赛现场)和它部分的在场(电视现场)与奥运·电视建立起实在的欣赏关系与消费关系。

一、物质性的生产实践

在西方,关于身体的物质性有两个主要的理论端口,一个是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论述为代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另一个是现象学的,以梅罗·庞蒂为代表:“从现象学的眼光来看,身体的暧昧含混、本性具足……身体是具体的,正如生命是具体的一样”。我们这里的理论指向是马克思的,即,一切围绕奥运·电视而产生的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它们表现在以奥运经济为主题的直接的经济活动——门票的销售、奥运会电视转播权、国际赞助、奥委会特许经营权、奥运会供应商、国际奥委会纪念币铸造、邮票发行等权利的转让与营销等等和间接的经济活动——一系列有关奥运的基础性场所的建设、安全体系的建立、科技开发、食品输送、环境保护、交通道路的开辟、旅游开发等等。“2000年第27届悉尼奥运会被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称为‘最好的一届奥运会’,也被舆论称为‘最赚钱的一届奥运会’。悉尼奥组委获得直接盈利7.65亿澳元,仅举办会议的16天会期就带来8.8亿美元的旅游收益……通过筹办奥运会,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建设,改善了生态环境,促进了交通、旅游、房地产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从而大大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提高了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这些为奥运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物质性的实践活动,其身体的组织与实施方式,基本上是按照现代化的市场经济逻辑进行的。这些劳动着的身体,除了受一般劳资关系的支配外,它还有可能被扭曲,成为一种异化的劳动。当然,这些劳动着的身体还会受到另外一种力量的支配,这就是为举办国、举办地的荣誉而争光奉献。在这样一种支配关系下,身体便以最大的劳动强度,甚至有部分义务的性质,换来了本地乃至本国经济效益的最大增长,而这也恰恰是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积聚资源的最好时机。对这样的身体贡献,我们必须给予表彰与弘扬。

二、偏重物质的身体再生产

所谓身体的再生产,其目的是明确的,一切身体活动的开展都建立在对身体的发育、发展、强健、匀称乃至和谐的基础之上。这也是奥林匹克精神对一个人的社会身体的要求。因此,在中国我们便看到有这样两个系统的“身体计划”在推进。一个是“奥运争光计划”,一个是“全民健身计划”。前者是专业性的、少数人的,后者是业余性质的、多数人的。但遗憾的是,这种源自顾拜旦“要想有100人参与体育运动,必须有50人参加竞技运动,要想有50人参加竞技运动,必须有20人进行专门训练,要想有20人从事专门训练,必须有5个具有超凡技艺能力的人才。”的理念,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总不是那样圆满,有时甚至以极端不协调的方式体现出来。

首先,是奥林匹克运动本身存在的问题。即“单调的身体练习,事实上很难带动人们持续性练习的动机,当然也不易带动社会群众的互动交流;……从积极进取的角度来看,强调‘更快、更高、更强’的奋斗精神,值得鼓励的。……而从健康的角度‘更快、更高、更强’之追求,未得实利,先得其害;在参与对象方面,只着重青年,忽视了终生教育的观念,不利其他年龄层民众之带动,难以促进整个社会之身心和谐发展”。

其次,导致这种身体直接再生产的不平衡发展,也受制于社会时代的影响。在“”时期,我们几乎停止了对专业选手的培养,而倡导全民皆兵的准军事化训练。新时期以来,我们又为了急于赢得世界的认可,而对奥运争光格外重视,加之消费主义、商业主义的侵蚀,人们更加看重金牌的分量。全民健身计划的落实相对显得乏力。

最后,这种身体再造的不相融性,如果往深里说,还由于专业性的身体再造具有明显的优越感和不可比拟性,它与一般劳动者的身体分离之后,便被打上了某种特权阶层的烙印。

正是源于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受两种不同利益的驱使,所以,要有机地协调它们是很困难的。对此,2008年奥运新理念“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提出,应该是一种努力。也就是说,在专业身体的再生产中,科学的而不是其他为了“争金夺银”所采取的蒙昧的、不公正的方法(包括那些服用违禁药品、原始野蛮的训练方式以及比赛评判的人为差错等),从而使这种专业的身体再生产进入良性的轨道。而“绿色”与“人文”,除了为这个赛事服务外,更主要是让这种赛事赢得更广泛的、更持久的效益。它无疑有利于我国政府“全民健身运动”计划的普及。因为,一个经济上强大的国家,她的人民不可能还在为身体的衰弱而忧心如焚。“根据新华社近日的中国人群健康检测报告中显示,有7成以上的被测者处于亚健康的患病状态,可见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仍然是一个令人堪忧的问题。而在下一代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小胖墩’、‘小近视眼’,也成为民族体质发展的隐患”。

三、精神性的想象

我国体育权威人士魏纪中说过一句话:“体育最没有政治色彩,但最具有政治功能”。对此,我的意见恰恰相反:体育容易具有政治色彩,但却缺少政治功能。我的说法是把体育即“身体之教育”放在近现代以来而立论的。说体育容易具有政治色彩是因为身体的缘故,是因为对身体的文化想象的缘故;而说它缺少政治功能,是因为此时的身体对于政治(即强力控制)已远没有古代重要了。从古奥运的渊源一端可以看出,至少是因为战争而需要强健的身体的。而一则有趣的报道也可以作为进一步的证明,“瓦德西(八国联军统帅)听到攻入山西的德法军队竟全军尽没,震怒之后,就想:欧洲不是认定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吗?怎么还这样历害?他以德国人的认真严谨,命令德军法处长格耳,派出军医官26人、下士52人,分别把守北京的13个城门。凡有18至60岁的中国男子出入城门,都要强行拘留,对他们进行体检。结果令瓦德西大吃一惊,每百名中国男子,竟有95人符合德国军人的体检标准!”。由此,我们可以说,是想象性的身体政治,而远非实际的政治与身体关系在近现代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人的神经。细细思量,在这100多年来对身体的困境中,我们的精神性想象大致经历了这样3次漫游:第一次,是从一个源于严复的比喻性用法开始,经过“体育救国”,再到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为止。它想象的是用强健的身体去谋求国家的独立与解放。

“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助人事于超距赢越之间,以是求强,则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而正是此一比喻性用法,不仅被后来的殖民主义者所强化,也被中国人自己所默认。结果中国人的形象便被锁定在男的“抽大烟”、女的“裹小脚”,被锁定在一系列的不文明的举止上,被锁定在愚昧的“求神问卜”上等等。因此,摆脱“病夫”这一想象性的指称,也就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反抗列强和改变自身积贫积弱现实的巨大心理动力。从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中所表现出“动以营生,此浅言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的思想,到1956年无不自豪地宣布:“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泳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用身体这个部分喻体来指代国家面貌的改变,其思维定式几乎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第二次,是新中国建立的30年,尤其是“”时期。它想象的是政治对身体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共产党的制胜法宝,正是用强大的思想武器武装了军队,武装了人们的头脑,甚至武装了人们的身体。“人的身体特征被赋予了特定的、明确的政治内涵并被纳入价值等级秩序……革命者的身体被突出塑造为生产性的身体,而生产性的身体则基本被工农兵所垄断。这样,人的身体类型与等级划分严格对应于其政治一阶级的类型和等级划分。”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话语下建构的身体形象,创造了中美外交史上“小小银球”转动世界的神话。

第三次,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的连连胜利开始,持续的足球热情,国内外各类体育赛事的“争金夺银”,以及到现在即将举办的奥运会等。它通过对体育强国的不断诉求,试图寻找民族复兴与中华崛起的内在联系。这一次的话语建构是积极开放的,它以民族复兴为契机继而转化为经济强国,再转化为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相互和谐的世界大国形象。栾开封在一篇题为《体育与我国的综合国力》的文章中,曾有过确切的表达:“在(27届)奥运会期间,我深刻体会到……体育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象征。通过这届奥运会,中国给世界一个更加美好的印象”。

四、偏重精神的身体欣赏与消费

著名诗人于坚在谈到写作时,曾说道:“我认为最基本的写作是身体性的写作,身体性的写作也就是世界性的写作,世界是从身体开始的。”如果我们再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其实这种写作也隐含了对身体的欣赏与消费。这无疑是想说明,我们的身体不仅仅是隐秘的,而且正是在对体育的欣赏与消费中,身体这个元素是如此的明亮和高调。再进一步,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体育盛会所展示的恰恰是人类群体的、公开的、宏大的社会叙事,它与其他文艺形式那种主要关乎个体的、隐秘的、微观的个人叙事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而这也是我们论述体育中身体欣赏与消费的逻辑前提。

现代奥林匹克的发展,尤其是当代电视及新兴媒介对奥运会的全面介入,使人们可以在多种向度上展开其对身体的欣赏,并由此构成新一轮的体育消费热潮。这里,作为主体的身体与作为客体的身体构成了3种交互形式:一是现场的,即拥有门票进入场内,可能对比赛产生间接影响的身体调动。它的特点在于,亲身参加了一场类似于巴赫金狂欢化的游戏活动;二是通过电视及其他媒介的调动,并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它的特点是一种有距离的审美观照和娱情益智活动;三是由此形成的广义的体育消费,即现场的消费或现场外的体育旅游消费、电视及其他媒介消费、长远的体育消费等。它的特点是主、客一体的享受与身体之再生产活动。如果说,第一种情况,主体身体的参与,是在社会理性的组织下完成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便成为身体标签的两面。因为,这时的主体身体作为竞赛双方各自的后援被完全带人了“战争”;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因为距离的出现,或者因为大众传媒必须坚守貌似的公正性,或者因为媒介受意识形态的支配和潜在商业规则的制约,客体的身体展示必须以吸引主体身体的眼球为要义。因为,只有这样,它才会进一步滑向如鲍德里亚所说的对体育符合的消费;至于第三种情况的出现,应该是基于前两个阶段任务的出色完成而产生的对人们生活方式的直接影响。“体育消费是人们参与体育活动和观赏体育表演的一种现代消费方式。”,这种由消费而形成的体育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据资料记载,目前世界体育产业的年总产值已达4000多亿美元,并以每年20%的幅度增长;世界体育消费则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以32%的增长速度逆势而上……(中国的体育产值)每年也在1500-2000亿人民币”。当然,在由欣赏转入消费,或者就在欣赏的同时,一种按照后现代景观安排与引导的身体欣赏与消费也许已经从自由走向了不自由的境地。

精神生活范文篇4

关键词:校园文化;大学生;精神生活

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生活的质量逐渐成为衡量生活质量和水平的主要标志。就大学生而言,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发展与提高既是个人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也是大学精神和校园文化的体现。校园文化是大学生精神生活的软环境。它对丰富大学生精神生活,对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是非常重要的。

一、高校校园文化的内涵

关于校园文化,于晓阳定义为“高校校园文化是指学校全体师生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它是一种管理文化、教育文化和微观组织文化”[1]。白同平认为“大学校园文化的基本结构包括校园物质文化、校园文化活动、校园规章制度、校园精神、校园价值取向等”[2]。高校校园文化是以大学优秀的人文教育环境为基础,以学校师生为主体,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目的,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生活环境。积极和谐的校园文化将对生活其中的每个成员产生影响,在点滴中实现对大学生的教育。校园文化通过对大学生精神的引领、思想的塑造、能力的培养、个性的展现来促进大学生社会化,全面提升大学生各项能力,为社会培养有用之才。

二、当代大学生的精神生活现状

1.精神生活总体健康向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曾对我国最著名的二十所大学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做了《经济全球化中国和平发展的新道路》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当代大学生对我国各项基本政策整体上是认可并充满信心的。他们学会更加理性的对问题进行分析,在各类书籍中汲取知识,并更多的以现代化的手段去了解世界,对社会的现状以及各类问题的认识逐步成熟。从这方面看,当代大学生的精神生活总体是健康积极的。

2.精神生活雅俗并存。每所大学都有各具特色的专业课程和的校园文化活动,大学生活更加自由和开放,这些要素都令大学生的眼界得以开阔,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例如“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体育健身周”等活动都是大学生积极参与的。但是也存在通宵上网、沉迷网络游戏、上课看小说或是电视剧等不良活动。“晚上不睡,早上不起”、旷课迟到等不良现象屡见不鲜。这些不利于健康的活动都是与构建大学生高尚的精神生活的相背离的。

三、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影响与塑造

1.“三观”的塑造。育人是校园文化的基本功能,当代大学生要在大学中接受教育并在校园文化的影响下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自身全面发展。现代社会的环境纷繁复杂,校园环境也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大学生正值思想活跃的时期,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同时他们也因缺少社会经验与阅历缺少一定的辨别能力。因此建设积极和谐的校园文化,并注重宣传传播,能够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2.思想的塑造。校园文化会给大学生的思想产生较大的影响,学生的思想以及思维方式会因为不同的高校、不同的学科有所不同。树立积极的校园文化,在大环境和大方向的方面给予学生正确的引导。

3.心理特征的塑造:校园文化潜移默化地左右着大学生的身心发展。一方面,高校定期开展各类有益学生身心健康的校园文化活动,从而满足学生们的身心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人际关系是大学生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人际关系处理好才能营造出良好的周围人际环境,才能帮助学生没有顾虑的完成日常的学习和生活。校园文化活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它可以很好调节大学生心理状态并改善他们的人际交往环境。

四、如何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

1.构建良好师生关系。当代大学生个性得到较大发展,他们需要在校园和社会中得到关注和认可。当他们的心理状态得到理解和满足时他们也会将自己得到的关注与爱给予别人。高校老师应该给大学生更多的平台,学会尊重他们、理解他们、认可他们,形成的校园文化才能更加的蓬勃向上。

2.发挥学校自身优势。每一所高校都拥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所在,那么如何发挥出自己独特的优势从而建立良好的校园文化。例如我校发挥中医院校优势,举办各类中医药类有关活动,意在培养大学生的中医药思维,营造良好的中医药文化,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培养出优秀的中医药人才。

3.注重人文精神。大学生高尚的情操应该在优良的校园文化环境中来培养。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人的一生中会有对生活的许多体会,这些体会加上人对事物发展以及为人处世的心得体会相结合形成每个人的人文素养。因此,人文素养的熏陶是校园文化构建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因为它能更强烈激发大学生群体性共鸣,从而培育出一种真正的大学精神。

4.注意校园环境的建设与美化。校园环境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学校的物质基础是对学生精神世界施加影响的手段,是培养他们的观点、信念和良好的习惯的手段。”高校应该为大学生营造一个宽松、和谐、充满人文关怀的氛围,使大学生在校园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美好的校园里实现自己的梦想,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中健康成长。[3]

作者:朱克 陈强 单位:辽宁中医药大学

参考文献:

[1]于晓阳,徐淑红,周芳.校园文化建设新趋向[M].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05.

精神生活范文篇5

1.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所产生的失落感导致奋斗目标的迷失

大学生在高中时对于大学都有自己的憧憬。但是,到了大学后,现实和自己想象的有差距,于是产生失落感。进入大学后,相对松散的管理模式,使部分大学生们想要充分地享受相对自由的空间。对所在学校或所学专业不满意,开始变得消极。对于新的生活目标表现出迷茫,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有的同学便投入到游戏中,去寻求刺激,补偿心理的失落。

2.学习压力大目的性不够明确,自律意识有待加强

社会转型时期,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有些抵抗力较差的学生容易受不良思想的侵袭。有的学生原来作为当地的佼佼者,得益于赞许的目光。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发现同类者甚多,学习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他们的学习目的性不够明确,近年来,大学校园内的“考证热”、“外语热”、“计算机热”持续升温,尤其是“考研热”已达到白热化程度。他们认识不到专业学习对自己今后发展的重要意义;有厌学情绪,对学习既没有兴趣,也体会不到学习的乐趣;学习责任心不强,碰到一点困难和挫折,就出现退缩和逃避行为;学习习惯不良,自控能力差;逃课和抄袭作业时有发生,有的还考试作弊。

3.父母的过分溺爱,行为习惯有待养成

现在大学生中独生子女增多,父母对独生子女的溺爱、优越的物质生活环境和许多隔代教育所产生的弊端显露,诸多原因造成部分大学生行为习惯的低龄化,缺乏与年龄和社会要求相适应的生活能力和良好的习惯。

4.大学新校区校园文化建设得不到传承

大学新校区的校园文化建设存在问题主要是文化沉淀上的缺乏,文化传承上的断层。有些学校往往是老生在老校区,新生在新校区,或者是一校多区。这就导致学生之间缺少应有的联系,使新校区的学生失去了天然的大学“启蒙导师”的关心和帮助,造成文化传承的断层,从而得不到优秀校园文化的熏陶,最终导致新校区校园文化成为“空中楼阁”。

5.心理健康问题堪忧

由于大学扩招,每年都有大量毕业生,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学生面临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高校学费大幅度增加,家庭困难学生难以支付学费,造成较大生活压力;高校扩招后,生源质量下降,部分基础较差的学生,由于不能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和要求,常常处于焦虑状态;有的学生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心理承受能力较弱,情绪容易波动,遇到挫折就一蹶不振。上述种种原因,致使大学生出现许多心理问题,导致不良、不当行为的发生。

我国高等学校提倡素质教育,主要是针对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两个片面性。其一是知识领域的片面性,表现为重专业轻基础、重做事的教育轻做人的教育、重科学教育轻人文教育。因此现阶段实施素质教育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精神生活质量是迫在眉睫的任务。教育观念的不同必将带来不同的教育效果。面对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和优胜劣汰的社会选择,对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种要求主要表现在人的素质上,它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劳动技能素质等等。诸多素质的提高需要依靠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

二、提高大学生精神生活质量的对策

1.大学生活爱国主义教育无处不在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抓住了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实际上也就掌握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制高点”。爱国主义教育是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一个主要内容。调查表明,当代大学生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对涉及到国家、民族精神的大事非常关注。在国家大事中,对于“‘神州五号’、‘神州六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北京奥运会”,“青藏铁路全线贯通”,“党十七大的胜利召开”等事件,对于涉及民族前途命运的事件,大学生们更为关心。如对于“台湾问题”,对于“我国综合国力世界排名”、“我国国际经济竞争力世界排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等问题,都表示非常关心。

2.坚持目标导引,树立学生远大理想

人既为一个现实的世界存在,更为一个可能的世界存在。人生因为理想而变得富有意义,整个人生的历史就是变理想为现实的历史,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奋斗的过程之中,没有远大志向的生活就会变得庸俗和碌碌无为。人活着是要有一定的精神,这种精神来自对理想目标不懈的追求之中。有了明确的目标,不仅能引导大学生沿着正确的人生道路前进,而且会大大激发其学习和工作热情,对学习和工作起到推动作用。为了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确立合理的奋斗目标,要深入学生中,对每一个学生做细致的了解,帮助他们正确地认识自己,并在对每一个学生素质水平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与学生共同讨论制定出适合每一个学生自己特点的发展目标。

3.从高品位的校园文化中得到熏陶

随着大学生知识量、信息量的增加,他们对校园文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校园文化要从内容上适应时代的变化,体现其社会的超前性特征,校园文化的结构不能仅仅停留于娱乐层面和活动层面,也不能流于规模。学生从清晨到傍晚,从课堂学习到课外活动,如果能沐浴在独特、浓郁的集体文化氛围中,肯定能受到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教育。这种无声而有力的熏陶和感染是单纯的课堂教育所无法替代的。

(1)校园硬件建设必须反映鲜明的文化底蕴,必须体现强烈的环境育人和学校办学特色的理念

在环境建设方面的应满足需要、完善功能、体现特色、以人为本、崇尚一流,创造一流的校园文化和育人环境。硬件建设环境的完备不仅能使师生有强烈的依托感、归属感,而且还能使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有必要的载体。不仅能激发师生爱校如家、积极工作学习的热情,也为学校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开辟了渠道。通过建设校园文化,使楼道有画语,校园有歌声,努力丰富学生的文化生活,营造一个健康文明、和谐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2)学生组织建设要与学生的非智力因素有机的结合

学生组织存在的价值在于大学生需求的现实性和意志力培养的紧迫性。我们应该依靠社会力量开展校外青年文化活动,丰富学生课余和假日文化生活,使社会文化和校园文化紧密结合。一方面,通过社会有利的文化资源来弥补学校文化资源的不足。可以经常邀请社会上的专家、学者给师生做报告或组织座谈,邀请优秀文艺团体到学校为师生演出,提高文化活动档次,让师生增长见识,接受高雅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其学会做人奠定关键的一步。可以组织学生参观优秀企业,感受现代化大生产的壮观场面,激发学生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树立为中华民族振兴而奋斗的雄心壮志。

4.加强学生思想素质教育和品德教育

爱是基础。从关怀爱护入手,消除品德问题学生对立情绪和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建立深厚的情谊。慢慢地,双方有了共同语言,又有了一个共同愿望,学生就会愿意自我衡量。这是启动学生自我教育的第一步;榜样是尺。鼓励学生了解一些生活中名人的实事和看一些好的节目如: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等,从而找到良好的品德的标准,找到自我教育中赖以衡量的那把尺子。以各种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为载体,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教育。围绕建党纪念、“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重大事件和重要纪念,我校团委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提高青年学生对党的认识以及思想政治素质,并培养了一定的技能。

5.与家长同行,积极挖掘家庭教育资源

在提高学生精神幸福感过程中,还应该重视和发展家庭教育。家长的人文情感、知识水平、家教水平、家庭成员间的亲情关系等形成的家教文化是学校教育不可替代的,也是学校隐性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学校应该每学期设立家长接待日和课堂开放日,邀请家长走进校园,走进教室,与校领导和教师进行沟通和交流,督促指导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还可以通过召开家长会、与家长通电话等多种形式,加强与家长的联系,向家长宣传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推广家庭教育的成功经验,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科学教育子女的能力。在与家长的沟通和交流中,家长的意见和建议能使教师更有针对性地教育学生。在家长的配合支持下,教师的教育也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6.从提高教师文化素养中进行渗透

精神生活范文篇6

调查对象是环翠区和文登市城区3个办事处和好中差3个基层镇中的27个村,问卷重点调查300人,其中女性177人,男性123人;55—59岁准老年人33人,60—69岁的181人,70岁以上的86人,分别占被调查人数的11%,60.3%,28.7%;文化程度高中以上62人,初中78人,小学83人,小学以下77人,分别占调查人数的20.6%,26%,27.7%,25.7%。

一、老年人精神生活的主要形式及参与情况

1、书报学习类。能经常读书阅报的老年人108人,占调查总人数的36%;能经常看电视的289人,占96.3%,平均每天占用的时间约1.5小时。老年人关注的内容依次为:新闻、保健健身、法律和文化生活。在新闻类节目中老年人对军事、政治表现出较高的敏感性,并对历史人物和革命战争片十分感兴趣。老人们认为通过这类活动获取了新知识,增加了生活乐趣,是了解社会,适应社会的重要途径,表露出老年人较高的政治觉悟、爱国热情及其怀旧情结。同时,老年人认为目前存在着有组织的活动少、阅读的书目来源少、相应之间的交流少的“三少”问题。

2、娱乐活动类。经常参与等以娱乐为主活动的有107人,占35.6%,日均占用时间约2小时。

3、健身活动类。能经常参与健身活动的老年人119人,占39.7%;日均占用的时间约2小时。老年人喜欢的项目与其需要的运动量、技巧、性别、年龄相关,依次为太极类(包括太极拳、剑、扇)、操类、木兰类、舞类、球类。各类项目中,65岁以上的男性老年人偏好太极类且练习的时间长;木兰类、舞类以女性老年人为主,年龄结构低龄化;操类因简单易学有自由性,且动作要求不严见效快,为大众性健身项目,为初学者、刚刚加入健身队伍的准老年人及70岁以上的老年人所喜欢。

4、老年旅游。被调查老年人群中,有外出旅游经历的123人,占41%,累计外出旅游453人次,其中外游3次以上的62人,占有旅游经历的50.4%。组织形式:集体组织的258人次,子女携助的116人次,老年人独自的79人次,分别占57%,25.6%,17.4%。资金来源:集体资助为主的217人次,子女资助为主的112人次,老年个人为主的124人次,分别占47.9%,24.7%,27.4%。可以看出由子女携助与老年人独自旅游的人次较集体组织的低14个百分点,而资金方面老年人个人和子女资助高于集体资助的4.2个百分点。组织方面集体占优势,资金方面个人有潜力。

5、文艺类。所调查的单位共建立老年同乐处5处,并以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自发组织为主,43%的老年人认为应加强老年戏剧组织建设。

问卷调查的人群中,已参加老年大学(学校)的23人,占7.6%,要求强化老年教育或强烈要求上老年大学的139人,占46%,认为参加有困难或不知道有老年大学(学校)的28人,占9.3%。53%的老年人认为所在单位组织老年人学习不经常,但92%的老年人认为自己能积极参加各类学习教育活动。老年人想学习的科目有法律、国内国际形势、卫生保舰实用技术、绘画书法等。

二、显著的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当前城乡老年人的精神生活需求增长较快,并呈现较显著的三大特点。

1、老年人对精神生活重要性的认识明显提高。84%的老年人认为,精神生活充实、心情愉快是提高生活情趣,促进身体健康的重要保证。

2、精神生活需求向高层次发展的趋势明显。主要表现在:一是老年外出旅游成为新热点。问卷调查的300名老年人普遍认为外出旅游是丰富老年精神生活的一个新领域,并将有大的发展。二是老年人有较强的参与老年大学(学校),接受再学习再教育,提高自身素质的欲望。

3、老年人的精神生活状况与所在单位老龄工作开展的好坏、增强老年人抵制迷信邪教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具有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作用。调查的10个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搞的好的村,均为全市(市、区)全镇(办事处)老龄工作的先进单位,老年人均无参与“”邪教组织,并且大部分是“倡导科学,反对邪教”的积极分子。

(二)城乡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出现较好的发展态势,但同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

1、在精神生活的层次、丰富程度、覆盖面和参与的积极性等方面,城乡差别大。农村老年人仍以麻将、扑克等娱乐类活动为主,部分老年人将日常体力劳动与健身活动等同起来,部分老年人在参与活动时存有“不好意思”等思想障碍。读书看报、健身活动、外出旅游、参与老年大学等方面农村老年人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率明显低于城区。

2、现有组织力量没有充分发挥,市及各市区老年体协与老龄工作部门相互独立,两个组织的配合及作用的发挥,主要依靠两个部门对这一工作的认识与相互间的联系,缺乏统一的工作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和工作措施等,工作效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3、对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理想,老年人活动场所、器材等硬件建设成为影响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的重要因素。

三、几点思考与建议

这次调查较客观地反映出当前我市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面对现状,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与建议:

(一)提高认识,突出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在老龄工作的位置。首先,要提高对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的领域、层次性和整体性的认识。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是老龄工作的重要部分,在“六个老有”的总体工作目标中有充分的体现,可以说“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为”都涉及到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的内容。比如说老有所为,虽然在形式上是老年人自身知识技能体能的继续开发,与社会各项建设事业相关,但就老年人自身而言,老年人参与的主要目的和收获是体现自身价值的过程,是精神生活享受的高层境界。因此,要建立老年人精神生活的大概念、大框架,拓宽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的领域和涉及面。其次,要增强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具有推动老龄工作巨大作用的再认识。当前,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由于受生理、心理、居住分散等因素的影响,普遍存在组织观念差、参与意识弱的特性。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老年人健身和老年文艺活动,把分散的老年人吸引到一起,使老年人既锻炼了身体,增强了体质,又强化老年人集体协作精神;通过组织老年人共同读书阅报和学习,既使老年人增加了知识,又为老年人相互谈心和感情交流提供了机会;通过组织老年人外出旅游等活动,既使老年人看到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开阔了眼界,又调节了老年人的情绪,增加了生活情趣。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成为激发老年群体活力,培养活跃的老年群体,为开展老龄工作提供坚实的人力基础的一个有效的启动点;成为提高老年人思想境界、增加抵制迷信邪教等不健康思想侵蚀能力和引导老年人积极参与两个文明建设的良好载体。因此,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硬”的工作方针,在开展基层老龄工作中,当前要把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摆到突出的位置,抓紧抓好。

(二)强化组织网络建设,形成齐抓共管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的强大合力。健全的组织是做好工作的基矗针对老龄及老年体协组织在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工作中,相辅相成,紧密相关,且两者与老年群体的要求相比,组织力量较弱的现状,实际工作中必须做好老龄与老年体协相结合的文章,探索新的联动机制,逐步形成“大老龄”的工作格局,使两股细绳拧成一根大绳,使加强老年人精神生活建设的指导思想更鲜明,工作目标更明确,工作措施更得力,构筑起一个坚实的组织基矗

精神生活范文篇7

一、苏霍姆林斯基关于“丰富人的精神生活”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的目的、教育者的职责与人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育就其性质来说就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精神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教育,就其广义的理解来说,这是一个受教育者和教育者都在精神上不断地丰富和更新的多方面的过程”。而教育的目的、教育者的职责等,在他看来也无不与人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他说到:“我们,尊敬的教育者们,时刻都不要忘记:有一样东西是任何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任何教学方法和教学方式都没有做出规定的,这就是儿童的幸福和充实的精神生活。”“知识之所以是需要的,不仅是为了劳动,而且是为了享有一种与劳动并无直接关系的、丰富多彩的、幸福的精神生活。”

(二)丰富的精神生活也是教育的手段

丰富的精神生活不仅是教育的目的,同时也是教育的手段。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和培养、记忆力的增强、思维能力的提高,乃至整个的全面和谐发展,全都离不开丰富的精神生活。苏霍姆林斯基强调,以人为的手段来促使记忆积极化,并不能保证脑的完善的机能性活动。离开对人的整个心理的、精神生活的和谐影响,发展是不可能的。同时他还指出,“培养全面发展的个性的技巧和艺术就在于:教师确实善于在每个学生面前,甚至是最平庸,在智力发展上最有困难的学生面前,为他打开精神发展的领域,使他能在这个领域里达到顶点,显示自己,宣告大写的''''我''''的存在,从人的自尊感的泉源中吸取力量,感到自己并不低人一等,而是一个精神丰富的人”。这些主张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三)丰富的精神生活对帮助后进生开发智力、摆脱落后不可或缺

丰富的精神生活对所有的学生都重要,而对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来说,这更是帮助他们开发智力、摆脱落后不可或缺的要素。不少学校和教师的错误就在于,他们认为帮助学习落后的学生最主要的是帮他们弄懂教材里的东西,以便让他们能够赶上别的同学。实际上,越是对学习困难的学生,越应该让他扩大阅读面,以丰富的精神生活开启他们的智慧。苏霍姆林斯基告诫教师,应当记住,对于每一个学习困难的儿童,不管他已经被耽误到什么程度,都应当让他在公民的、劳动的、精神的生活道路上站住脚。对学习困难的儿童是如此,而对品德相对落后的学生又何曾不是如此?

二、“丰富人的精神生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效应

(一)理论价值

1“.丰富人的精神生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观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史上曾有过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之争,后来意见趋向统一,认为应该既考虑个人的发展也考虑社会的需要。但我们的教育在实践上还是过分强调了其工具性价值而忽略了人本身,尤其忽略人的精神层面,只顾培养人力而非培养人。现代的人文教育力图纠正这种偏差,把培养身体、精神、理智、情感、情绪、感觉等都得到整体发展的人作为教育的宗旨。[2]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暗合了这一要求,他强调一种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观,注重人的精神生活的充实,这是符合现代教育发展潮流的。

2“.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彰显了学生自我教育的重要性在教育中,学生是自身发展的主体,没有他们自己的努力,一切外界的帮助都不可能有效,因为我们早已知道“内因是变化的基础”。因此,教育过程中必须将教育与自我教育结合起来。甚至可以说,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比之教育者的教育更为重要。对于这一点,苏霍姆林斯基是有深刻理解的,因而他特别重视学生的自我教育,而他的那句饱含真知灼见的话“我深信,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已经成为人们在各类文章中争相引用的经典。使后进生的精神生活丰富起来,就是努力使其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关注自身作为独特的人的价值,充分调动自身的积极主动性,并迸发出不断进步、不断完善的热情,以积极行动改变自己的落后状况。

(二)实践效应

1“.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易于导向实践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往往存在着一条鸿沟,从理论进入到实践有时并不容易。有些观点主张听起来不错,但在具体运用中却难于操作难以把握。“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听起来虽然抽象,却是一种易于导向实践的教育主张。教育者只要牢记,时刻让学生的心灵为着某种事物而激动而感动,那就是在充实他们的精神,为学生提供适合阅读的书籍,安排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设计吸引人的智力活动,带领他们接触充满奥妙的大自然,走进广阔的社会都可使他们充分领略各种美,心灵趋于丰富纯净。

2.“丰富人的精神生活”使众多后进生得到进步以“丰富人的精神生活”为指导思想去教育后进生,其实际效果如何?对此,苏霍姆林斯基如此总结:“在35年时间内,经过我的手共教育过107个孩子,这些孩子我可以有把握地把他们称为能力差的、甚至智力差的孩子。”“这107名孩子,后来都成了充分够格的有教养的人。”“他们当中有55人在十年级毕业,25人在读完七、八年级后升入中专并受到中等专业教育,17人毕业于职业学校和中等夜校,8人经过培训班而掌握了一门专业107人中,有13人受到了高等教育。”其实践真可谓成效卓著。

三、“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教育思想在当前后进生教育中的应用

由上所述,“丰富人的精神生活”这一思想在转变和教育后进生方面有其独到价值,值得加以应用。结合教育教学发展与改革实际,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学校要创造条件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苏霍姆林斯基特别指出,学校的精神生活应是丰富多彩的,决不应该让学习成为学生精神生活的全部。他说到:“学校的精神生活应当是如此地多方面,以致能使每一个人都找到发挥、表现和确信自己的力量和创造才能的场所。”这种思想在我们正大力推进的素质教育中也得到了体现,各级学校正努力创造条件使学校成为儿童少年的乐园,这在客观上为后进生的良好发展提供了支持环境。以丰富的校园生活为依托,后进生可在各种活动中得到锻炼,发现自身才能,加深各种体验,激发起自尊心和上进心。而这种自尊心和上进心则成为他们改变自己的强大动力,从而也为他人的帮助提供了基础。

(二)努力创设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校园文化环境作为潜在课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对学生产生的暗示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身处一个生机勃勃、环境优雅的校园中,向往美好的感情会油然而生。后进生同样也有求美求好的愿望,只是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使这种愿望被压抑或扭曲了,而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将能够唤醒或强化他们的这种愿望。绿化美化校园,建设文化长廊,努力使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会说话,处处渗透美、真、善,这将对后进生的教育起到积极的暗示作用。校园建设需要开支,但问题的关键是学校的领导者、教育者是否具有自觉意识。条件再艰苦,也可自力更生,比如,种花种草、装饰美化校园、通过勤工俭学筹集资金添置一些必要的设备等等。而同时,这种亲自参与校园建设的实践对学生(当然包括后进生)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实践活动,他们在活动中可以受到很好的教育。

(三)教育者努力使自己成为精神丰富的人

要使学生的精神生活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必须有成人的引导。而其中,教师和父母的作用尤其重要。苏霍姆林斯基强调,家长和教师(尤其是后者)自己就必须是一个精神丰富的人,如此才能以其精神的丰富性感染学生、启发学生。“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培养对劳动的爱好然而,如果教师没有把自己的学生领进自己的私人藏书室,如果没有使他在你的精神财富的源泉面前惊异地停住脚步的话,那么用任何手段都是培养不出这种爱好的”。“为了建立师生之间的友谊,(教师)必须具有巨大的丰富的精神财富。缺乏这种精神丰富性,友谊就会变成一种庸俗的亲昵关系,而这对于教育是一种危险的现象”。凡此种种,都要求教师必须勤于学习、精于探索,不断提高修养。

(四)联合家长为学生创设神生活丰富的家庭环境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家庭智力生活、精神生活的贫乏也是导致儿童学习困难、发展受阻的重要原因。为使家庭困难的学生也能在家里享受到丰富的精神生活,苏霍姆林斯基特别关心帮助他们建立家庭藏书室:“我们特别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要让那些在家庭中由于各种原因而造成没有书籍就会感到精神生活很贫乏的环境的儿童,以及那些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儿童,一定要拥有丰富的个人藏书。”所以,为孩子创造精神生活丰富的家庭环境是每位家长应尽的义务,也是望子成龙的父母们的明智选择。教师在抓后进生教育时应与孩子的父母长辈加强沟通,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再身体力行。应指导父母给孩子买书订报,自己也要读书看报并与孩子交流;引导父母有选择收看电视节目,注意节目的知识性和教育性;要求父母带孩子参加健康文明的文化娱乐活动。

精神生活范文篇8

第一,精神生活是人所特有的现象,正是在精神生活世界中,人通过对客观对象的观念把握来超越现实的物质生活世界。人总是自觉地从多种可能中选择一种善的、美的理想,来引导自己的物质生活,使之趋于合乎人的本性。因此,人的生活除了物质生活外,不能不包括精神生活。人对精神生活的本能追求,对意义世界的积极建构,既是人的本质的表现,也是人类追求和实现幸福的表现。物质生活的富足仅仅是人所追求的幸福生活的一个方面,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渴望不但不会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而降低,反而更加强烈,要求也更加提高。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原因,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包括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而且更在于精神文明的极大提高。社会主义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是其中应有之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不断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品质。

第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等,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从观念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根本标志之一。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老一辈革命家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所培育的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是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以这些精神引领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既是物质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又从本质上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精神风貌。这是追求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资本主义世界所不可能具有的,它无疑也是克服资本主义世界价值观的根本缺陷、走出现代主体性困境的正确方向。可以说,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局限性、推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乃至将来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当今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复杂境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难题。社会主义市场化之路是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探索所做出的选择。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追求利益的经济,它以个体价值实现为其内在推动力,因此市场经济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我们所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发展市场、追求物质利益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少数人发财致富,而是要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这一根本目标就决定了我们既要搞市场经济,又要克服市场经济给人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能以人的异化、以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为代价去发展生产。所以,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同时又要超越市场经济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堕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用超越了狭隘集体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真正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去引导、教育、启发人们,使人们真正树立起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努力奋斗。

精神生活范文篇9

【英文摘要】Fromthevie

以往许多研究仅仅从精神文明的角度思考精神文化,将其局限于单纯社会道德建设的视野之中,排除了对精神文化的本体论研究。从教育实践看,学校文化始终走不出“物质文化”建设的思路,基本上是一种文化环境的布置或文化活动的设计,这就是为什么学校文化丰富了,却不能把幸福和快乐带给学生的根本原因。文化观的价值转向,使学校文化理论能够建立在生命哲学的基础之上,让文化真正回到学生自己的精神生活之中。

一、精神文化的哲学本质

(一)精神文化的解释范式

关于精神文化,有两种基本的解释范式。一种是道德哲学的解释范式。近代哲学将文化的概念推向精神的高度,并提出精神文化这一概念,是出于人类对物质文化和技术文明的反思,试图从物质文明的陷阱中得到解救,表现了人类重新探寻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危机意识。斯诺关于“两种文化”的著名论断告诉人们,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尖锐对立,已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重要危机。科斯洛夫斯基则直接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这对范畴,再次表达了斯诺关于两种文化对抗的担忧,从而使精神文化获得一种特殊的时代意义和历史内涵。从这个意义上看,精神文化被看作与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价值,它强调人类文化生活的伦理和道德内涵,表现了人类对精神世界和伦理生活的重新发现。文化哲学和社会哲学对精神文化的解释大多站在这一立场之上。另一种是生命哲学的解释范式。第一次从人或生命的角度讨论“精神文化”,始于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的思想家。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斯普兰格的文化陶冶论、博尔诺夫的精神漫游说等等,为文化的精神概念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文化一词经历了古代希腊人的“教养文化”、泰勒的“总体文化”,以及新康德主义的“价值文化”等等。然而,文化的含义尽管不断得到拓展,但始终没有能真正与人的生命过程和精神生活走到一起。文化教育学派的思想家们,最早将文化与人的生命意识结合起来,使文化作为一种教育资源所具有的内在性质得到揭示。斯普兰格曾解释了之所以要以生命为起点理解文化的本质,是因为文化对人精神生命不可或缺的意义。他认为,学校文化的价值在于“唤醒生命”,而不在于传递知识。教育应当“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教育之根和文化之根的寻求,只能通过人的灵魂的唤醒才能实现。”(注:邹进.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学派[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73、99.)文化只有与精神相结合,即只有用“精神文化”这一概念才能真正表达文化的生命本质。生命哲学的解释范式,并不拒绝精神文化所具有的伦理价值,但它更关注学校文化与人的生命意志之间的对话,将精神文化视为人的一种内在生活形式。

(二)生命意识:内在生活形式的根本特征

文化的概念几乎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的概念与人性的概念一样广阔,文化的多元定义即是文化研究的开放性(注:周勇.论教育文化研究——教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J].教育发展研究,2000,(7).)。文化概念的不断精神化,始于哲学家们不断用人性的视野看待文化问题,从而逐渐推论出文化的生命本质。在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中,无论是文化还是历史,都只不过是生命的不同表现形态,生命是理解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源。叔本华提出著名的生命认识论,把认识活动定义为生命体验,而不是“逻辑统一性”,他说,“世界当然不是指理论上可以认识到的世界,而是在生命的进程中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注: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8-29、28.)柏格森和施本格勒则将这种生命认识论运用于文化的解释之中,新儒家的方东美则直接提出“生命本体”的文化观。在他们的文化视野中,任何文化只是生命的符号形式,是不同生命形式的文化表达,抓住了生命,才抓住了文化的本质。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认为,“文化的本质理所当然就是对人类生命和精神的开发。”(注:池田大作.人生寄语[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103.)视精神文化为人的内在生活的形式,这就是站在生命立场上的文化信仰。

从某种意义上看,精神文化的确是一种平衡物质文化或技术文化的手段,具有丰富的伦理意义和道德内涵,但是,如果把精神文化看作是纯粹限制物质文明的工具,尤其是将其视为实现社会目的的手段,单纯从政治目的或伦理意义上理解精神文化建设,则可能使我们陷于误区之中。在学校文化建设中,为什么许多教师常常只关心外在的文化形式,而不关心学生的内在文化体验,究其原因就在于未能确立生命本体的文化观。这种背离生命的学校文化,必然只能走向学生精神发展、个性发展和素质发展的反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处于分裂之中的学校文化,比如,物质文化建设是审美性的,而制度文化则仍是传统的规范建设。这样的学校文化建设,不仅不能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而且也不能带给他们真正的精神幸福,反而可能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压抑和困惑。因为,离开了学生内在的生命需要,再丰富的文化生活,都不可能成为促进学生精神发展的力量。

从生命哲学的视野看,只有精神活动才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最高形式,因而也只有精神文化才真正表现出文化的生命特征。如果没有人类的精神活动,人类文化的生命特性不仅不可能得到表现,而且也将变得毫无意义。正因为如此,文化教育学派的思想家们才用生命概念重新构建教育的文化哲学。斯普兰格曾经说过,只有生命才需要用文化去陶冶和唤醒。在这里,文化一词已经不是单纯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更不是指物质文化,而是指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文化。因为他用“生命唤醒”来表达文化陶冶的实质,可见文化绝不是单纯指外在的文化形式,而是指一种内在性的精神文化。雅斯贝斯在讨论文化陶冶时,认为文化陶冶是“心灵净化”,是使“心灵深处无限开放”。如果离开人的生命意识,任何文化的思考都没有真正的教育价值,因为学校文化在本质上是学生进行生命交流的过程,而不是孤立存在的运动过程。

二、精神文化的理论架构

(一)精神文化的生命基础

最能表达生命存在的直接方式是人的体验性,因而体验为精神文化建设确立起内在的生命基础。狄尔泰最早开始在哲学视野下关照教育的生命主题,让体验在理论上获得教育的名义和身份。狄尔泰提出生命本体问题,将“体验—表达—理解”三种生命过程,视为替代传统教育的新范式,在此,体验被看作是教育的本体论起点。在狄尔泰思想中,哲学对体验的关注,是哲学关注生命的开始,正是体验这一概念,才真正改变了传统认识论远离生命的谬误。他的继承者伽达默尔则进一步细化了体验的生命特征,认为体验使人的求知过程更加靠近人的生命本身。在他看来,体验的最大生命特征是直接性,这预示着个体认识的不可替代性,“所有被经历的东西都属于这个自我的统一体,因而包含了一种不可调换、不可替代的与这个生命整体的关联。”(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87.)叔本华则把生命视为时间性的,因而生命只有在具体的体验中才有意义,生命是通过每一个体的体验而被证明存在。(注: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8-29、28.)伽达默尔还进一步确证,体验在本质上不同于“经验”,经验中更多显示的是知识的规定性,以及权威和传统的制约性,而体验则力求排除这些外在的干预,更强调个人化的精神感受。人的精神活动及其感受力是生命的根本力量,体验作为生命的直接形态,由精神文化的生命本质所规定,只要精神文化以生命发展为本质,体验就必然是教育的直接出发点,因而只有从生命体验出发的教育,才能真正反映精神文化以生命为本体的教育性质。

作为生命的基础,体验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先性。但体验不是无所不能的,体验不能否定和代替其他生命过程。体验需要教育的规约和引导,在这种引导中为体验重新安置价值本质。在生命意识已经普遍深入人心的今天,强调这一点显得特别重要。有些研究者对体验的教育价值给予过高的期望,不仅将体验视为基础性的,更视为惟一性的,把体验等同于生命本身。在他们看来,体验是完全自由的,顺从体验的指引就是尊重生命的教育。狄尔泰将体验视为教育的基础,但从没有止步于此,在他的本体论转向中,通过“表达”和“理解”进一步展开体验的生命意义,通过与学生的精神交流,完成教育的引导和规约作用。狄尔泰对体验的讨论为我们理解体验的教育意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启示。我们常常过分关心学生的自然体验,而拒绝了学生的精神体验。精神体验不同于对自然对象的直观,而是对美和善的体验,是对生活意义的体验。精神体验必然包含着体验者的道德思考,以及与另一生命主体的对话和交流,即便是自然体验,也同样包含着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以及道德和良知的选择。因此,在精神文化建设中,不仅需要对体验持更多的同情,而且需要对体验进行价值引导。学校不仅应当提供丰富的文化生活,也同样应当提高教育者的引导能力,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体验的教育意义。

(二)精神文化的本体形式

1.教育的生活世界。回归生活是现代哲学走向生命世界的基本思路,在一些学者的眼中,生活世界已经被理解为是一个研究框构(注: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84、190-191.),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通常成为批判传统教育的一般起点。然而,我们对生活世界这一概念的本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许多研究者的观念中,生活世界被诗化了。事实上,哲学中的概念仅仅提供了我们思考教育问题的一个理论起点,只有与教育活动结合之后,才能使之成为一种真正有意义的教育话语。

教育中的生活世界,虽然也有哲学概念的含义,但就教育而言,生活世界最重要的含义是尊重学生作为教育生活中精神主体的地位。正因为传统教育损害了这种主体地位,所以教育才失去生活世界的本质。回到生活世界之中,就是要让学生的精神活动和生命体验成为学校文化生活的中心。回归生活世界不是在形式上由课程学习转入日常生活,放弃了课堂和知识并不等于就是回到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本质,并不在于是课程学习,还是日常生活,而在于学生的主体精神,换句话说,也就是所谓内在的生活形式,而不是外在的生活形式。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其实质是生命的殖民化(注: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84、190-191.)。要回到生活世界中,就是要回到生命世界中,使人重新成为生活的主体。因此,所谓课堂生活或日常生活并不是生活世界的本质区别,只要学生能够作为精神主体出现在教育生活中,那么,无论是课堂生活,还是知识学习,都可以看作是日常生活,是真正的生活世界。相反,如果学生不能作为主体支配自己的教育生活,那么,即便是所谓日常生活,也失去生活世界的本质,也只能是被统治、被压迫的生活,没有生命价值的生活。

传统的文化理论,并未彻底排除生活世界的意义,恰恰相反,还非常注重学校的文化生活。然而,传统的文化观,只注重文化形式的设计,丰富的文化形式掩盖了学生的生命之声。强调学校的文化生活,不是传统文化理论的错误,关键是它只看到文化生活的外在形式,而忽视了学生作为生活主体的生命感受。丰富的文化生活,只是为了实现教育者的目的,教师往往为了“文化”而“文化”,创造了丰富的文化生活,却把学生当作文化或生活的木偶。这种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私”的文化,文化不是学生的文化,生活不是学生的生活,文化是教师的工具,生活是教师的游戏。精神文化不是要否定学生丰富的文化生活,而是要填平教育生活中的空场——生命体验。

2.学生的心灵生活。心灵是精神活动的场所,心灵的本质就是精神,没有心灵精神就失去了居所和意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观,心灵的培育要比任何文化形式的设计都更重要。心灵的概念意味着精神生活的独立性,以及精神生活所具有的不可侵犯的自由本质。德国哲学家奥伊肯认为精神生活具有特殊的生命意义,精神生活是独立于物质生活的生活世界。在他看来,精神生活不是生活世界的“一个方面”,精神生活“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而且是一个独立的“现实世界”。(注:鲁道夫·奥伊肯.新人生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260-267、9、9、72.)心灵不可以被规范,也不可以被限定,心灵是一个自由生长的主体。心灵正是以自己无限的可能性而获得生存的意义。从心灵的视野看待学校文化,文化就会显现出新的意义。比如,在传统文化的观念中,像“班级日记”这样的文化形式,往往不为教师们所重视,他们更看重的是能够展示班级名誉和个人声望的各种竞赛活动,诸如数学、物理竞赛等。但在精神文化的概念中,像班级日记这种文化形式可能比各种形式的竞赛活动更重要,更具有文化的精神价值。关心学生的“内心世界”,让学生的心灵活动得到教育的真诚关切,在精神文化建设中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

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曾专门论述教育的“心灵化”问题,他把心灵化作为教育的基本取向,教育就在于向心灵的靠近,越是能够接近学生心灵的教育越是完美的教育。只有心灵的教育,才能达到精神的高度。心灵具有内在性,心灵只有靠体验和理解才能把握,没有真切的体验,没有同情和理解,心灵是不可接近的。教育只有把通向心灵之路引入学校的教育生活,才能最后达成生命教育的精神境界。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同样十分重视学生精神世界的建设,他在《学生的精神世界》、《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等著作中,系统论述了学生精神世界的培育问题。他写到,“教育——这首先是教师跟孩子在精神上的经常接触”(注: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3、28.),“人的精神生活,即内心世界是否丰富,取决于他同周围世界的实际关系是否丰富多样,取决于他同自然界和其他人的相互作用的内容与性质。”(注: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3、28.)在他看来,精神世界就是学生的心灵世界,主张用丰富的生活内容与学生的心灵世界沟通,并把心灵世界的建设看作学校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精神文化建设与物质文化建设具有不同的起点,精神文化建设从学生的心灵活动开始,重心是学生的文化体验和精神感受,以及在这种体验和感受中学生获得的快乐和意义。

三、精神文化的建设路径

(一)文化陶冶理论

文化教育学派的陶冶理论改变着学校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为精神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向。文化教育学派,不仅第一次提出“精神文化”这一概念并赋予其独特的哲学内涵,而且还第一次提出了“文化陶冶”的教育观,为学校精神文化建设提供了哲学基础。雅斯贝尔斯站在文化陶冶观的立场上,重新讨论了教育的本质问题。在他看来,陶冶的性质是“全面地展开精神运动”,就是“全面地造就人,铸造人的本质”,他写到,“人的文化的一个要素就是作为他历史性知识方式的陶冶,陶冶作为某一时代世界和宗教的历史现实性之语言是充满生命力,同时陶冶又是交流、唤醒和自我实现的中介。”(注: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北京:三联书店,1991.103.)他认为文化陶冶是教育的本质,而不是像传统理论那样,将“文化传递”定义为教育的本质。无论是知识作为一种文化,还是生活作为一种文化,其教育的功能都只在于陶冶。学校的一切,都可以被看作是文化,因为学校的惟一功能是对学生的精神陶冶,这就是文化教育学派的教育本质论。

文化陶冶论不仅用生命哲学对文化进行重新定义,而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教育本质论。文化教育学派以生命哲学作为自己的坚实基础,以“生命不可规范”这一根本原理作为建立文化陶冶论的基本依据,将这一论点贯穿于以文化陶冶为中心的教育观中,并站在这一论点上,批判传统教育的科学主义教育立场。在他们看来,由于生命的不可规范及不可预设性,因而只有文化陶冶才适用于人的生长过程。因为有了新的哲学基础,文化教育学派得以用新的视野重新考察学校文化理论,从而在本质上使教育从决定论的目的观中得以真正的解放。陶冶论远离了确定性,打开了通向生命发展的可能性和开放性的世界。陶冶论的代表德国教育家李特深情地说:陶冶“犹如人们从无底的存在深渊之不可言状的迷惑中挣脱出来,而达到广阔的平原上,心胸顿时开朗,感到宇宙万物、天地人生都在我的胸中,和我的心灵产生共鸣,形成一种水乳交融、天人合一的关系。”(注:邹进.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学派[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73、99.)在这里,陶冶实现了孔子诗教的理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注:论语·阳货.)任何外在的文化和生活,都变成学生心灵自由的力量与源泉。

陶冶论最根本的意义在于,改变了学校文化建设的根本范式,从人的生命世界和精神生活出发,把陶冶看作精神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在这一视野下,学校文化生活的外在形式和丰富内容,只是精神文化建设的一种重要资源,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只有通过学生自己的生命体验,才能使这些资源成为精神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传统文化理论虽然发现了文化的教育价值,但却因为排斥文化主体的作用,因而不能真正影响学生的精神生活。尽管学校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始终只限于“业余生活”之中。在陶冶论的立场上,学校文化生活决不仅仅是一种业余生活,只要能真正尊重学生作为生命主体的价值,都可以理解为精神文化的活动范畴。如果课堂能够给予学生真正的生命体验,就应当视为一种真正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精神生活哲学

生命哲学的另一重要代表奥伊肯提出“精神生活哲学”的概念,独树一帜地为生命哲学创立了理解生命本质的一种哲学解释观,在他看来,生命的本质不是人的感性本质,而是人的精神生活,是超越于感性直观的精神。精神这一概念,不仅解释了生活的本质,而且也解释了陶冶理论的本质。学校精神文化建设,表现于日常生活之中,但不是日常生活本身,它的根本特征是精神生活的陶冶。文化陶冶需要生命体验,但也不是生命体验本身,而是生命体验中的精神内涵,只有在精神生活中才能真正揭示学校文化陶冶的价值本质。

人的生活意义全部在于人的精神的高贵性,是精神给予生命以崇高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给予关系是不能被颠倒的。“精神产生于一个更高的源泉而不是与感官世界共生,当唯物主义者想要合乎逻辑地表述他的观点时也必须接受这一更高的境界……感官的直接性不断地越来越多地把它的优势让给精神的直接性;外部生活被按内部生活的观点来经历、来看待,而不是相反。”(注:鲁道夫·奥伊肯.新人生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260-267、9、9、72.)学校文化必须回到精神生活中来,生命体验必须在人的精神家园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则,单纯的生命直观可能会使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今天的教育无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明显出现差错,把传统教育所引起的教育问题,错误地归咎于教育对精神化的偏爱和重视,因此,以放弃教育的精神世界来寻求学校教育的变革,这是非常危险的。

(三)制度文化理性

把精神文化建设与整个学校制度建设结合起来,从整个制度文化上建立起生命本体的价值观,并真正确立起制度优先的教育原则,这是制度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分析道德本性时,将道德的基础立于社会而不是个人,他还批评了人们对卢梭自然主义的误解,认为卢梭自然主义的本质不是“个体本质”而是“社会本质”。在他看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远优先于《爱弥尔》的自然个性,(注:爱弥尔·涂尔干.道德教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420.)他首先是期望通过改善社会,然后才期望从这种改善中得到爱弥尔的自然天性。

精神生活范文篇10

当前,老干部工作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适应“两高期”特点,关注老干部新需求,把服务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关注老干部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干部在吃穿住用方面的物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随之变得迫切。“两高期”的老干部,年龄和身体因素使他们的生活空间不断缩小,人际交往明显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加渴求精神生活方面的关心与照顾。因此,对老干部的关心不能只局限在物质生活方面的服务保障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在政治上关心他们。要重视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老干部的思想,用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充实老干部的精神生活,还要针对老干部的心理特点搞好疏导,使他们始终保持政治本色,保持乐观的心态。

营造浓厚的亲情氛围。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家庭养老的功能有所弱化,留守“空巢”的老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以甘肃省军区所属干休所的老干部为例,子女不在身边的已不在少数。古人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要适应新的形势,在服务和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为老干部营造一种浓厚的亲情氛围,提供亲情化服务。要尊重老干部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满足他们的自尊需求;要主动地想老干部之所想,急老干部之所急,满足老干部多方面的需求,特别是要给老干部精神上的慰藉,努力创造条件,想方设法满足他们享受天伦之乐的需求。我们焦家湾干休所在这方面就做了一些探索。他们制作了“爱心服务卡”;定期与老干部子女沟通,提醒他们多回家看望问候父母,等等。这些做法就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受到老干部的欢迎。

在具体细致上下功夫。服务保障是否具体细致,是提高老干部生活质量的关键。老干部进入“两高期”后,自理能力越来越差,过去举手之劳的事,现在有些就显得力不从心了。有些在我们工作人员看来很简单的事,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设身处地为老干部着想,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实际困难,切实把老干部包括起居、医疗保健等各方面的需求想得更具体一些,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更到位一些,为他们服务好、保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