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全球化范文10篇

教育全球化范文篇1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进行的生产组织和市场扩展活动、巨额资本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快速流动、国际经济组织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区域经济波动对全球经济体系的传导和冲击以及纷纷建立的一体化经济区域等一类具有全球性特征的重要经济现象逐渐引起人们密切的关注，并被概括为“经济全球化”现象，包括生产全球化、市场全球化、投资全球化等各个方面1，2。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在政策制定时必须考虑的重要背景，同时也为人们在大的历史尺度上透视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把握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

用“全球化”的分析框架观照其它领域的人类活动是“经济全球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事实上，目前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已经不限于经济活动，除“经济全球化”以外，在“全球政治”、“全球文化”、“全球战略”、“全球主义”、“全球问题”等方面都有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3，4，5，6，成为二十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学术研究规范。

比较而言，教育界对“全球化”现象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无动于衷：我们既没有看到一篇关于“教育全球化”或“全球教育”方面的专题研究报告，目前一些关于WTO与中国教育的研讨也仅仅限于就事论事而缺乏学理探究，本文作者在“全国第二届教育政策高级研讨会”所做的专题发言“教育全球化与开放基础教育市场的政策框架研究”7至今也未得到学界的积极回应。难道是教育活动中不存在“全球化”的问题吗？或者是“全球化”的分析框架不适合于研究此类教育现象？还是此类教育现象不具有研究价值？看来都不是。本文将依据充分的事实对上述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希望因此吸引更多的研究者进入这一研究领域。

本文对“教育全球化”的研究包括现象、历史和机制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教育全球化”给国家中长期战略安全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在“教育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政策创新问题。

二、“教育全球化”的主要形态

比照“经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教育全球化”现象可归纳为以下三种主要形态：教育资源（要素）的跨国流动；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教育活动；

下面分别予以讨论。

1．教育资源（要素）的跨国流动留学（留学生）是此类“教育全球化”现象的典型代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瑞典、挪威等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日本、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来华频频举办各种“教育展”，受到媒体广泛关注，并因此成为“大专辩论赛”的主题。8，9，10另据官方统计，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赴美留学生超过三十万11，去其他国家留学人员也相当可观。

无论中外，留学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12。只是以往大都将其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现象来看待，现在则还注意到它所具有的经济功能：

1994年，世界大学生6100万，其中留学生占2%，达130万人。二战以后，在美国就读的留学生历来为世界之最，1994年，在美国就读的留学生达50万人，为美国经济提供了近100亿美圆的市场容量；1992年，澳大利亚教育创汇7。5亿美圆，成为该国第一大出口商品，而在1986年仅3400万美圆，五年增长20多倍。目前，澳大利亚在北京、香港、新加坡、汉城、台北、曼谷、雅加达、吉隆坡等地开设了连锁教育中心，今年教育出口收入可望超过20亿美圆。

39所高校走出国门招生《经济日报》00/09/26就在国外高校纷纷来中国招生之际，中国高校也将走出国门，瞄准国际留学市场。10月28日、29日，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39所国内高校将聚集韩国，举办“中国留学说明会”。据介绍，接受外国留学生一直是我国对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同时也是高校加强国际合作和提高国际知名度的有效手段，还可补充高校教育经费的不足。去年我国共接受了来自142个国家的近4万名自费留学生。（柯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支持1999年高校大扩招的诸多理由中，“减少因高中生出国留学导致的教育资源流失（向国外学校交纳的学杂费估计达100亿人民币）”，也是一个重要的理由。

除了留学（留学生）现象以外，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援助（包括资金和物资）、校际合作（互换教师与课题合作等）、教材输出、制度模仿等等，都可以纳入“教育资源（要素）跨国流动”的概念框架中分析。

2．全球性的教育现象教育一向被认为是需要保持本国特色也必须保持本国特色的国内活动，但从“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来看，这些所谓的特色正在逐渐减少，而在各国教育活动中相似和相同的方面却越来越多。

首先是教育观念。世界各国虽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关于教育的基本观念却越来越趋于一致。比如教育宗旨，正在形成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共识；在其他方面，由生理科学、心理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以及自然科学各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正在构筑起关于教育活动的核心观念：认知发展阶段理论；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终身教育理论多元智力理论；需求层次理论；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产业理论；等等

正是在观念层面的融合与趋同为制度层面的模仿和新技术的扩散提供了共同的基础。

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在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义务教育制度。自200年前德国最先创立义务教育制度后，目前义务教育制度已经在全球得到普及，尽管各国在义务教育的年限上有较大的差异，但它的基本原则，比如普及性原则、强制性原则等都得到普遍遵守。

其它如学校制度、学位制度等都有非常相似的制度架构。

再看教育内容。尽管世界各国的课程和教材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异，但由于知识本身所具有的统一性，使得世界各国的教育内容在学科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常见的“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课程框架以及“工具、知识和教化”课程框架等等。

在教育手段方面，综合运用电视技术、卫星技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现代远程教育，正在世界各国得到推广和普及，并且正在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更具有全球性特色的教育活动形式。

可以肯定，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世界各国教育体系之间的交流会更加便利，各国教育活动中相似和相同的现象也会越来越多。

3．全球教育——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教育活动在迄今为止的人类教育发展史上，无论是一国政府还是教育研究人员，都还没有自觉地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分析、研究和规划一国的教育体系，教育也一向被认为是国家主权垄断的领域。但是，这种认识目前已经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而我们的政府和研究人员却都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

挑战之一来自美国的教育实践。我们注意到，对美国教育的评价常常表现出令人困惑的矛盾：她的基础教育经常受到美国国内和国外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从五十年代的课程改革到九十年代制定“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都是建立在对美国基础教育的否定评价之上的。尽管如此，美国却有全球最优秀的大学和最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她的经济发展也未受到那个“低劣的”基础教育的困扰，这是传统教育理论难以解释的。但是，如果我们摆脱传统教育理论把一国教育体系限制在该国疆界内的思维定势，同时注意到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入国这样一个显见的事实，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美国教育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教育资源配置的开放式的高效率的全球化教育体系，以此分析上面所说的矛盾也就不难得到合理的解释。

以美国教育为代表的“全球化教育体系”是“教育全球化”现象中“全球教育”的一个典型代表。

挑战之二来自晚近发展起来的基于互联网的“网络教育”。

在基于互联网的“网络教育”中，师生关系、教学互动机制、教学激励机制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等都表现出与传统教育完全不一样的特点，“稳定的师生关系、面对面的交流、在一个确定的空间和时间内进行教学活动”这些传统教育中的基本特征在“网络教育”中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开放性和学习者选择权”并因此成为异军突起的新型教育活动类型和传统教育的强劲竞争对手。

美国有44%的高等学校向全社会提供各种远程教育，接受远程高等教育的学生约占全日制在校学生的32%，此外，还有21%的高等学校计划在今后3年内开展远程教育；学历学位教育是美国高等学校远程教育的主要形式，163.2万名远程教育注册学生中，有143.3万名攻读学历或学位课程，其中本科生为108.2万名，研究生为28.1万名；学费与在校学生相仿；远程教育开设的学历、学位课程数达到4.9万个，基本覆盖了美国高等学校的所有学科和专业；到1998年，以互联网为主要手段开展远程教育的高校占60%左右，比3年前增长了3倍，其余学校也将在3年内开始利用互联网开展远程教育；

31所教育部远程教育试点重点高校名单（2000年）第一类：既可招收参加全国高考和成人高考的生源，也可学校自主考试录取，招生条件由学校自主决定招收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无锡轻工业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湖南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东北农业大学,重庆大学天津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第二类：只招收参加成人高考的生源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兰州大学上海交大成立国际教育学院（中国教育报道/中国教育先锋网/2000/10/22）为适应社会发展和我国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趋势，上海交大国际教育学院日前正式挂牌成立，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日本、韩国、孟加拉、巴基斯坦、加蓬、尼日利亚等三十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代表，市教委留学生办公室领导、交大领导以及办学人员出席了成立仪式。上海交大近三年来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步伐，在校学位生一九九九年比一九九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二○○○年比一九九九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六；长期汉语生的增长尤为瞩目。

虽然“网络教育”目前还主要用于向国内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服务，但它显然已经具备了向全球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服务的技术潜力和制度潜力，在此基础上实现的“全球教育”将是二十一世纪最激动人心的教育变革。

随着全球越来越多的学校进入互联网，教育服务正在超越国界。跨国教育的影响将对传统的教学方式产生怎样的影响？语言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语言。单语言学生，特别是非英语学生将面临严重的问题。但语言不是主要问题，互联网上也提供诸如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的服务，并有专门机构从事翻译工作。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跨国教育不仅涉及语言问题，而且涉及各国的文化和经济。经济问题对于富裕地区的教育机构，它们会聘用世界各地的教师以促进本地教育发展并减少其在教师薪水上的开支。网上教育比传统的学校教学方式的费用更少，这也将促进跨国教育的发展。文化问题跨国教育者将需要在网上处理各种有关信仰、世界观、政治等的问题，不同国家的学生和学者将会对经济、地理、历史、政治等问题有不同见解。文化差异将令教育者不得不决定网上跨国教育的内容及授课方式。影响各种地区的教育机构将面临来自世界范围的竞争，教育机构将需要适应跨国文化交流的问题，来自多文化环境的教育机构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优势。

毫无疑问，“网络教育”也是“教育全球化”现象中“全球教育”的另一种重要类型。“全球教育”中的第三种类型以“国际文凭教育”为典型代表。“国际文凭教育”是在国际文凭组织（英文全称是InternationalBaccalaureateOrganization，简称IBO）所属学校中进行的教育活动，她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IBO的成立首先满足了现代化移动家庭的子女教育需求，学生可以跟着父母自由地从一个国家的一所IB学校转入另一个国家的另一所IB学校学习同样的课程，学业不受影响。因其具有先进的国际化教育思想和严格统一的考试制度，IBO逐渐成为一个对于国际化教育有影响的机构，并在全世界迅速发展。

IB学校培养出来的国际化人才受到了世界各国高等院校的欢迎，从而使国际文凭组织得以与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名牌大学建立了稳定的协约关系。这些大学不仅乐于接收国际文凭的持有者，而且有许多名牌大学还向成绩优异者提供奖学金或跳级学习的优惠待遇。据了解，目前除中国外，全世界的名牌大学几乎都与IBO签订了协议，在其招生简章中都声明：凡IB持有者，可免试入学。

经过30多年的努力，国际文凭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员学校已由最初的十几所发展到今天的1000多所，遍及世界近100个国家，其文凭被1000余所大学所认可，其中包括哈佛、剑桥、牛津等名牌大学，并且有更加扩大的趋势。据悉，目前在中国，国际文凭组织的成员学校还不多，仅有北京、上海、郑州、香港等地7所IBO成员学校。北京作为IBO成员学校较为集中的地区，目前共有3所IBO成员校：55中、丽都国际学校、汇佳学校。55中和丽都国际学校只招收外国学生，而汇佳学校作为仅有的可招收中国学生的IBO成员校，为保证教学质量，每年的招生数量也很少，主要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对学生的英文水平与学习态度要求都很高。学生经过3年的学习后，如取得国际文凭组织颁发的国际文凭，就等于是取得了通往世界大学的“通行证”。（《市场报》2000/7/23）

与此相似的还有各种国际性行业组织和跨国公司的证书考试，其中IT行业中最著名的如“微软”、“IBM”、“HP”的工程师认证等等。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些国际知名大学纷纷到世界各地开设分校，这与国内大学在远程教育的旗帜下到异地开设网络教育或远程教育分院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美国MBA课程全球化《纽约时报》09/26美国大学的企管硕士(MBA)课程走向全球化。例如芝加哥大学就在新加坡设立分校，地点就在新加坡总统府对街，约有84名新生于上周加入其首度在当地开办、为期两年的企管硕士班。这些新生大多是三十多岁的企业主管，他们象征美国知名大学向外扩张的梦想。新加坡是芝加哥大学在九十年代于西班牙巴塞罗那设立分校后的第二个海外据点。杜克大学也从上个月开始在德国法兰克福授课，并将于明年1月在当地成立分校。哈佛大学则已在香港及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硏究中心，并计划在欧洲比照办理。西北大学及宾州大学则与知名顾问公司麦肯锡合作，将于明年在印度的海德拉贝德设立印度商学院。一些欧洲顶尖的学院也有类似的动作。伦敦商学院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将合开MBA课程。另外，位于法国枫丹白露一所有四十年历史的商学院，从今年开始，就在距离芝加哥大学新加坡分校不远处，提供MBA课程。芝加哥大学新加坡分校副校长艾潘说，“若想要成为一流的商学院，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全球各大主要城市布点。”对这些大学而言，新的尝试也包括实验中的远距学习(distantlearning)，即利用网际网路来授课。新的MBA课程介于传统的校园学习及成本较低的纯线上教学之间。也就是说，海外分校的学生花一、两周的时间与专程从校本部飞到当地教学的教授上课，之后这些学生暂时离开校园约一个月的时间、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并完成作业。他们可利用电子邮件提出构想并对住在数千哩外的教授提出问题。基本上，这些学校断定，在其他国家有很多经理人对取得本国学校授与的MBA学位并不感兴趣，而宁愿付出高昂的学费以取得美国名校的学位。对校方而言，除了有形的收益外，也有无形的好处。在美国，强劲的经济成长及二十多岁的人口相对较少，使过去两年大部份顶尖学院一般MBA课程的申请人数下滑，如果没有国外学生、特别是来自亚洲的申请者的持续增加，跌幅会更大。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把“教育全球化”现象概括为

A．教育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流动

B．全球性教育现象

C．全球教育

三大主要类型，在每一种类型中又进一步辨认出若干种典型的表现形式。通过这一梳理，原来纷繁复杂的“教育全球化”现象显示出了它们的共同特征——“全球性”——与两个以上非特定国家相关，当然这是一种唯象的描述。“教育全球化”的本质，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以不同形式不断扩大教育资源的共享程度并且不断增加不同教育体系的共同因素以形成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的全球教育体系的过程。追溯教育活动中“全球性”发展的历史并分析其形成机制，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教育全球化”的认识。

三、“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在“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之前，世界各国的发展因受到地理障碍的阻隔而处于各自独立的孤立发展状态，各国的教育也因此表现出广泛的差异性。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展、现代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的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展，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教育体系也在相互交流中不断取长补短，显示出强烈的趋同性。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的全球性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从而为“教育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对“教育全球化”历史进程的考察表明，构成“教育全球化”的微观基础是一国教育体系的变迁，变迁的动力来之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变迁的基本方向是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精英走向大众、由集中走向分散、由单一走向多元。与此同时，一国教育体系变迁的微观过程又与全球教育体系之间发生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由此逐渐形成了以一国教育体系的变迁与传导为演化动力的全球教育体系。

否存在一个“全球教育体系”？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看法。反对者认为，不但不存在一个“全球教育体系”，甚至什么“西方教育体系”之类的跨国界概念也根本不存在，实际上存在的只是“美国教育体系”、“英国教育体系”、“法国教育体系”等等。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尽管国家是人类教育活动的重要边界，一国之内的教育活动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也与他国有很大的差异，但这种表面上的差异并不能掩盖不同国家的教育活动在观念、内容、手段、技术、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基础，况且不同国家教育活动的相互影响已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这就好比我们不能因为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和不同国家经济活动的差异性而否认全球经济体系的存在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在教育活动中的重要性而否认“全球教育体系”的存在。显然，本文所持的是后一种观点。

在“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国家教育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三种主要的动力模式——“要素流动”、“模式复制”和“资源共享”，分别对应上面所说的三种主要的“教育全球化”现象。依据不同历史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动力模式，我们可将“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工业革命以前，“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要素流动”，可以称为“观念传播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留学生成为一国教育体系和另一个教育体系相互作用的主要媒介，期间也还出现过一些频繁和规模较大的留学生交流现象，比如西方的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末期以及中国的战国时期等，但由于这种交流始终停留在民间层次，故并没有对不同的教育体系的变迁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二阶段，从工业革命开始到二战结束，“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模式复制”，可以称为“西方主导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借助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在全世界进行扩张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发展中国家竞相模仿的榜样，以现代学校制度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教育制度也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法宝在世界各国得到推广，中国和日本的教育发展史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第三阶段，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至今，“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资源共享”，可以称为“全球体系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增加，相互依赖性增强，一国教育体系的预设功能已经可以部分借助于其他国家的相关资源来实现，包括资金、师资、教学仪器设备、等等，共享全球教育资源已经从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一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协调并且在高等教育中依赖性逐步增加的“全球教育体系”正在形成。

综观“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断扩大的西方文化影响是这一历史进程中最显著的特点，今后是否会有所变化，目前还难以预料。伴随“教育全球化”不断扩展的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要求一国教育体系对世界应有更大的开放性，否则，由教育形成的国民素质将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另一方面，教育体系更大的开放性必定会使本土文化对国民的影响力相对下降，这种文化冲突既有可能侵蚀发展中国家政治权力的基础，也常常引起人们对破坏文化多元化生态环境的焦虑和担忧，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通常在维护国家教育主权的旗号下尽可能小的开放国内教育市场。

四、“教育全球化”的动力机制

根据本文所作的历史考察，“教育全球化”既是当今世界的基本事实，也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一基本事实和基本趋势的历史合理性是什么，即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结果和趋势。

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或历史潮流，一定是对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基本需求的反映，因此，如果“教育全球化”确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反映了人类教育发展的历史趋势，那么，在它的背后一定能够找到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以此反观“教育全球化”现象，它满足了什么样的人类基本需求呢？对此我们可以从个人（家庭）和组织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个人（家庭）在教育活动中追求的价值目标第一是为了获得生存优势，它具体表现为与更高学历相关的身份优势和与更新、更专门的知识相关的人力资本优势；第二是为了参与知识创造，以满足人类普遍的好奇心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第三是为了获得精神和肉体的享受，以满足身心愉悦的需要，但它与第二种价值追求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追求的是教育的结果，价值的实现存在与教育活动之外，教育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后者目标的实现则存在于教育活动之中。因此，不难发现，如果我们承认以上三个方面的价值追求是个体接受教育的基本动力，并且承认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文化的特殊性，那么，更自由的国际交流和分享不同文化形成的教育资源就会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与个体在教育活动中追求多种价值目标不同，组织在教育活动中追求的价值目标只有一个，即获得生存优势。而当组织的生存优势是通过组织中个体的人力资本和作为整体的组织资本来体现时，接下来的分析与前面对个体的分析就会有同样的结论——更自由的国际交流和国家之间的教育资源共享将会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这一点可以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得到全部或部分的验证。

由此可见，由于“教育全球化”适应了组织和个人获得生存优势和其它一些基本的价值追求，因此，只要人类基本需求不改变，“教育全球化”就不会停止它的步伐。

五、“教育全球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作为“全球化”浪潮组成部分的“教育全球化”在二十一世纪将会对世界各国现行的教育体系产生更加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已经是毋容置疑的了。是洞悉先机，主动适应和充分利用由此形成的教育超常规发展机遇，使中国教育实现快速发展，还是因循守旧，画地为牢，迟疑于世界潮流之外，对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中长期战略安全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始于1999年的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大扩张是中国教育政策发生战略性转变的重要标志。1999年，以刺激消费为直接动因的高校扩招虽然最终并没有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什么作用（关于这一点，目前还缺乏有权威性的研究报告，但根据经验可作如下分析：由于高校扩招伴随高校学杂费上涨，由此建立的未来支出增长预期必定迫使十倍甚至百倍于扩招学生家庭的其他家庭采取更为保守的即期消费策略，两相抵消，其效应之不明显应早在预料之中），但为推动这一政策出台所开展的关于“教育产业”、和“教育产业化”的讨论，却促成了一个非预期的观念成果的推广：在考虑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时，规模上的政策基点应置于满足公众的教育需求上，结构上的政策基点则应置于满足社会的人才需求上，前者称为“入口平衡论”，后者称为“出口平衡论”，同时考虑两个方面的需要称为“综合平衡论”。在计划经济中，当教育需求与人才需求发生矛盾时，总是“入口平衡”服从“出口平衡”，而在市场经济中二者的主从关系正好颠倒过来，“入口平衡”始终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出口平衡”方面的政策目标则通过家庭、学校和政府之间的相互选择来实现。因此，原来为刺激经济回升的短期教育扩张政策就演变成了着眼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实力的中长期教育扩张政策。遗憾的是，由于人们长期受计划经济“出口平衡论”的思想束缚，对于当前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和高等教育的持续扩张还大多抱有怀疑、焦虑和抵触的心态，反映了一种狭隘的、就教育论教育的小教育观。

教育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网络和全球化时代，其作用除了由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所揭示的以外，还有一种对国家民族生存、安全日益重要的作用——创造生存空间——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在传统的国家安全理论中，一国（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受国家物理疆界的约束，因此，国土纷争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扩展国家、民族生存空间最重要的斗争形式。但是，二战以后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形成导致国家安全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国家民族之间生存竞争的主导模式已经由对国土资源的争夺转变为对经济资源的争夺，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已经更多地取决于她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支配资源的能力而不再取决于国家疆界内的资源多少，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现代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加以考察，而其中两个关键性的因素——在组织层面的国家创新能力和在个体层面的全球生存能力则都与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教育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内在逻辑。

中国号称地大物博，但如分配于其庞大的人口，则人均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在这样的资源禀赋下，只有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利用全球资源才能保证国家民族的长期战略安全，同时必须通过大力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才能在全球市场上拥有足够的份额，由此可见，加入WTO乃是关系国家民族生存的必然选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大力提倡创新教育则是扩展国家民族生存空间的必由之路。

在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讨论中，人们关注的焦点是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方法，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为什么要转轨？其重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国家创新能力，这一点目前已经比较明确，但为什么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只有认识到它的最终目的在于扩展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才能为这种国家意志找到形成社会共识的基础，从这个角度去看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必然得出扩展教育规模，提高教育层次逐步普及高等教育乃是推行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内在要求的重要结论。这一结论虽然与当前政府的教育扩展政策一致，但它们的出发点却是不同的。

把扩大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的层次结构看成是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内在要求有两个理由。第一，国际经验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高层次、高学历人才的流出要大大的多于流入，导致符合外向经济要求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这也为中国的经验所证实，因此需要通过增加教育产出以弥补因人才流出导致的国内人才短缺。第二个理由没有第一个理由那么直截了当，但却更为重要。分析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不难发现，无论在哪一个国家的失业人员中，在数量上，高学历者要少于低学历者；在寻找重新就业的机会上，高学历者要大大优于低学历者，因此，扩大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层次对于减轻就业压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知识经济中，一种极其重要的公民素质——全球就业能力——跨国就业和跨文化就业是与公民的学历层次紧密相连的，显然，公民的这种全球就业能力对于扩展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是极其重要的，而要使这种能力成为公民的普遍素质，没有大规模的教育扩展和教育层次的普遍提高是不可能实现的。

认清了扩展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层次对国家民族扩展生存空间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之后，回过头来再来考虑中国在“教育全球化”中应该选择的战略和对策就有了全新的思路。

在传统思维中，我们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如何保护国内的教育市场和防止文化侵略，而在新思维中，我们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如何最有效的利用全球教育资源快速扩展我们的教育规模和提高全民的教育层次，因此必须进行前面而深刻的教育政策创新。

六、“教育全球化”与教育政策创新

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政府在各个领域推行市场导向的改革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但由于教育与意识形态之间事实上的紧密联系，以及我们对这种紧密联系的片面认识，使得政府的教育政策经常左右摇摆，缺乏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的挑战，必须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教育政策创新，否则就有可能丧失“教育全球化”给我们提供的教育超常规发展的难得机遇，从而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把学校当成与西方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主要阵地，并且认为只要政府严加控制学校中的思想阵地就一定能够保证学生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这是所有落伍观念中影响最大的一种，也是导致政府在教育领域没有采取更积极和更宽松教育发展政策的主要观念障碍。事实上，除非我们重新回到二十年前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状态，否则永远不可能再现当年单一意识形态的社会状态。一些好心的人们希望在经济上继续加深加快市场取向的改革的同时，政治上回到以前的“纯洁”状态。姑且不说这种想法已经被所有希望如此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击得粉碎，就是抽象地讨论这种可能性，认为政治和经济可以不协调发展的观点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在当前知识经济、社会多元化和互联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的开放度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如果还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学校来左右学生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那不是别有用心的话，就一定是太天真了。现在退一步说，即便政府实现了对学生意识形态的控制，就如“”前和“”中的情形，是否就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社会状态？是否就是一种健康的社会状态呢？毫无疑问，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必要担心民间和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大陆的教育服务市场呢？再退一万步，我们的留学生单枪匹马进入西方资产阶级的海洋我们都不怕，国际资本（资产阶级的细胞）到国内来办学（进入无产阶级的海洋），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建立更加健康和更加开放的心态才能抓住“教育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教育发展机遇。

第二种落伍观念是认为只有政府的集中管理才能保证教育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才能保证学校教育的质量，才能保护受教育者的利益。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考察建国以来的教育发展历史不难发现，恰恰是政府集中计划管理最严厉的时期，教育发展最缓慢，公众受教育权利受到的侵害最大，教育发展最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大量薄弱学校的存在就是明证。而在政府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由于放松了对教育发展的计划管制，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教育的积极性和民间参与教育发展的积极性，才极大地改善了教育供给，缓解了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大大提高了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两相比较，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如果我们再考察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历史，政府除了在强制推行义务教育制度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政府对教育的管制有助于保证学校教育质量和保持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

“教育是公共产品，非由政府提供不足以保持足够的数量，义务教育尤其如此，应由政府负完全责任，民办教育应主要进入非义务教育领域。”这也是一种是似而非的认识。根据现代公共政策的实践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除了极少数公共活动领域外，如政府、议会、国防、军队、警察等显示、表达国家意志和公共权力的活动，其它无论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都应该由市场提供或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才能更有效率也更公平。这一结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是一种常识，但在我们这个还在转型过程中的国家，由于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灌输的“私即恶”的的传统观念，以及以此为经济伦理基础的政府对公共产品领域的垄断和全面管制，不断强化人们对民营部门的不信任感，使理论界在担心政府推卸义务教育责任的潜意识驱使下，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视而不见，对民办教育在增加教育供给，包括增加义务教育供给方面的积极贡献和巨大潜力心怀疑虑，寻找种种理由反对和限制开放教育市场，由于这种观点披着学术的外衣，又扛着公平和正义的旗帜，确实有着很大的市场，但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除了以上三种在教育领域中广泛流行的反对和怀疑进一步开放教育市场的主要观点外，“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是1999年末开始流行起来的一种权威说法，似乎一提“产业化”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把教育推向市场，就是要政府放弃她应承担的教育投资责任和教育宏观管理责任，虽然提出这种观点的同志也许是出于担心政府以“产业”为由放弃和推卸她的责任，但这种逻辑混乱的提法其实质也是反对继续推进市场导向的教育政策创新。

综上所述，在计划经济和封闭环境中形成的关于教育的若干认识目前已经严重脱离当前国际国内的社会发展现实，正在成为大力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思想枷锁，只有继续解放思想，突破一切已被人类社会实践证明是过时的教条和抛弃一切未经实践检验的虚幻的信条，积极推进以“全面开放教育市场”为特征的教育政策创新，才能抓住“教育全球化”给我们提供的发展机遇，也才能在“教育全球化”的挑战中审时度势，做出正确的战略抉择。

“全面、主动、积极和尽快开放一切教育服务领域，积极鼓励国外资金投资中国教育”应该成为我们迎接“教育全球化”挑战时实施教育政策创新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穷国办大教育”、“我们以占世界X%的公共教育经费支撑数倍于此的义务教育规模”，以往我们这样陈述时，在痛感教育经费不足的同时，开始只是寄希望于政府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后来这成为我们鼓励民办教育的一个重要理由和一个主要的出发点。现在看来，民办教育的大发展在增加教育供给、改善教育结构方面确实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教育市场的开放在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同时也并没有损害和侵蚀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力，至于对全社会教育机会的增进则更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现在我们设想，如果有同样数量的国外资金进入国内教育市场，对于加快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不是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吗？在这个过程中，谁是最大的受益方呢？当然是中国的教育，是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在相当程度上是利用外资的结果，利用外资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我们在有意无意间把教育排除在利用外资，特别是大规模利用外资的视野之外，这在知识经济时代显然是一个需要调整的重大政策战略。

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不需要设置禁入领域，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一切教育服务领域都可以允许外资进入，但应该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设置不同的市场准入规则，以控制市场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在部分开放还是全面开放的问题上，只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来华办学者都必须也必定会遵守中国的法律，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担心他们会挑战中国政府对学校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呢？只要这个担心不成立，选择全面开放当然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要有紧迫感。虽然教育服务并没有列入我们加入WTO承诺开放的时间表，但决不能因此缺乏紧迫感，甚至以为奇货可居。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国家发展而言，资金在任何时候都是稀缺资源，国际上也决没有无限丰富的资金在等待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恰恰相反，在发展中国家纷纷抢乘知识经济这班时代列车时，大家都面临共同的问题：发展教育和资金稀缺的矛盾，由此可以预见，争夺国际资本用于本国教育发展将很快成为各国引进外资的重点，如果我们不能解放思想，为外资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提供最宽松的市场环境和尽快建立良好的政策支持体系，我们将会失去这即将来临的千载难逢的良机。

目前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国教育市场的问题上，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晚开放、如何少开放，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种文化侵略而不是一种文化交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是消极、回避、抵制和限制外资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我们总担心开放教育市场会给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带来麻烦，这既是一种缺乏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我们因此错过发展中国教育的绝好机会，我们也许将会犯下比当年制定错误的人口政策更严重的历史性错误。在由知识经济已经清楚展示的历史规律面前，这一判断绝非危言耸听。公务员之家:

对外资进入教育市场全面实施“国民待遇”应该成为我们吸引外资政策的主要特征。

“国民待遇”本是一国政府在对外开放时给予外国企业与本国企业同等待遇的一种国际惯例。中国在二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外资企业设置了过多的障碍，而在税收政策方面则是对外资企业提供了大大优于本国企业的优惠，这些都违反了“国民待遇”的基本精神，其实施结果也往往是南辕北辙。

教育全球化范文篇2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进行的生产组织和市场扩展活动、巨额资本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快速流动、国际经济组织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区域经济波动对全球经济体系的传导和冲击以及纷纷建立的一体化经济区域等一类具有全球性特征的重要经济现象逐渐引起人们密切的关注，并被概括为“经济全球化”现象，包括生产全球化、市场全球化、投资全球化等各个方面1，2。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在政策制定时必须考虑的重要背景，同时也为人们在大的历史尺度上透视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把握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

用“全球化”的分析框架观照其它领域的人类活动是“经济全球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事实上，目前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已经不限于经济活动，除“经济全球化”以外，在“全球政治”、“全球文化”、“全球战略”、“全球主义”、“全球问题”等方面都有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3，4，5，6，成为二十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学术研究规范。

比较而言，教育界对“全球化”现象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无动于衷：我们既没有看到一篇关于“教育全球化”或“全球教育”方面的专题研究报告，目前一些关于WTO与中国教育的研讨也仅仅限于就事论事而缺乏学理探究，本文作者在“全国第二届教育政策高级研讨会”所做的专题发言“教育全球化与开放基础教育市场的政策框架研究”7至今也未得到学界的积极回应。难道是教育活动中不存在“全球化”的问题吗？或者是“全球化”的分析框架不适合于研究此类教育现象？还是此类教育现象不具有研究价值？看来都不是。本文将依据充分的事实对上述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希望因此吸引更多的研究者进入这一研究领域。

本文对“教育全球化”的研究包括现象、历史和机制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教育全球化”给国家中长期战略安全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在“教育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政策创新问题。

二、“教育全球化”的主要形态

比照“经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教育全球化”现象可归纳为以下三种主要形态：教育资源（要素）的跨国流动；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教育活动；

下面分别予以讨论。

1．教育资源（要素）的跨国流动留学（留学生）是此类“教育全球化”现象的典型代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瑞典、挪威等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日本、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来华频频举办各种“教育展”，受到媒体广泛关注，并因此成为“大专辩论赛”的主题。8，9，10另据官方统计，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赴美留学生超过三十万11，去其他国家留学人员也相当可观。

无论中外，留学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12。只是以往大都将其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现象来看待，现在则还注意到它所具有的经济功能：

1994年，世界大学生6100万，其中留学生占2%，达130万人。二战以后，在美国就读的留学生历来为世界之最，1994年，在美国就读的留学生达50万人，为美国经济提供了近100亿美圆的市场容量；1992年，澳大利亚教育创汇7。5亿美圆，成为该国第一大出口商品，而在1986年仅3400万美圆，五年增长20多倍。目前，澳大利亚在北京、香港、新加坡、汉城、台北、曼谷、雅加达、吉隆坡等地开设了连锁教育中心，今年教育出口收入可望超过20亿美圆。

39所高校走出国门招生《经济日报》00/09/26就在国外高校纷纷来中国招生之际，中国高校也将走出国门，瞄准国际留学市场。10月28日、29日，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39所国内高校将聚集韩国，举办“中国留学说明会”。据介绍，接受外国留学生一直是我国对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同时也是高校加强国际合作和提高国际知名度的有效手段，还可补充高校教育经费的不足。去年我国共接受了来自142个国家的近4万名自费留学生。（柯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支持1999年高校大扩招的诸多理由中，“减少因高中生出国留学导致的教育资源流失（向国外学校交纳的学杂费估计达100亿人民币）”，也是一个重要的理由。

除了留学（留学生）现象以外，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援助（包括资金和物资）、校际合作（互换教师与课题合作等）、教材输出、制度模仿等等，都可以纳入“教育资源（要素）跨国流动”的概念框架中分析。

2．全球性的教育现象教育一向被认为是需要保持本国特色也必须保持本国特色的国内活动，但从“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来看，这些所谓的特色正在逐渐减少，而在各国教育活动中相似和相同的方面却越来越多。

首先是教育观念。世界各国虽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关于教育的基本观念却越来越趋于一致。比如教育宗旨，正在形成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共识；在其他方面，由生理科学、心理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以及自然科学各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正在构筑起关于教育活动的核心观念：

认知发展阶段理论；

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终身教育理论

多元智力理论；

需求层次理论；

教育目标分类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

教育产业理论；

等等

正是在观念层面的融合与趋同为制度层面的模仿和新技术的扩散提供了共同的基础。

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在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义务教育制度。自200年前德国最先创立义务教育制度后，目前义务教育制度已经在全球得到普及，尽管各国在义务教育的年限上有较大的差异，但它的基本原则，比如普及性原则、强制性原则等都得到普遍遵守。

其它如学校制度、学位制度等都有非常相似的制度架构。

再看教育内容。尽管世界各国的课程和教材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异，但由于知识本身所具有的统一性，使得世界各国的教育内容在学科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常见的“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课程框架以及“工具、知识和教化”课程框架等等。

在教育手段方面，综合运用电视技术、卫星技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现代远程教育，正在世界各国得到推广和普及，并且正在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更具有全球性特色的教育活动形式。

可以肯定，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世界各国教育体系之间的交流会更加便利，各国教育活动中相似和相同的现象也会越来越多。

3．全球教育——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教育活动在迄今为止的人类教育发展史上，无论是一国政府还是教育研究人员，都还没有自觉地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分析、研究和规划一国的教育体系，教育也一向被认为是国家主权垄断的领域。但是，这种认识目前已经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而我们的政府和研究人员却都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

挑战之一来自美国的教育实践。我们注意到，对美国教育的评价常常表现出令人困惑的矛盾：她的基础教育经常受到美国国内和国外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从五十年代的课程改革到九十年代制定“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都是建立在对美国基础教育的否定评价之上的。尽管如此，美国却有全球最优秀的大学和最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她的经济发展也未受到那个“低劣的”基础教育的困扰，这是传统教育理论难以解释的。但是，如果我们摆脱传统教育理论把一国教育体系限制在该国疆界内的思维定势，同时注意到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入国这样一个显见的事实，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美国教育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教育资源配置的开放式的高效率的全球化教育体系，以此分析上面所说的矛盾也就不难得到合理的解释。

以美国教育为代表的“全球化教育体系”是“教育全球化”现象中“全球教育”的一个典型代表。

挑战之二来自晚近发展起来的基于互联网的“网络教育”。

在基于互联网的“网络教育”中，师生关系、教学互动机制、教学激励机制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等都表现出与传统教育完全不一样的特点，“稳定的师生关系、面对面的交流、在一个确定的空间和时间内进行教学活动”这些传统教育中的基本特征在“网络教育”中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开放性和学习者选择权”并因此成为异军突起的新型教育活动类型和传统教育的强劲竞争对手。

美国有44%的高等学校向全社会提供各种远程教育，接受远程高等教育的学生约占全日制在校学生的32%，此外，还有21%的高等学校计划在今后3年内开展远程教育；学历学位教育是美国高等学校远程教育的主要形式，163.2万名远程教育注册学生中，有143.3万名攻读学历或学位课程，其中本科生为108.2万名，研究生为28.1万名；学费与在校学生相仿；远程教育开设的学历、学位课程数达到4.9万个，基本覆盖了美国高等学校的所有学科和专业；到1998年，以互联网为主要手段开展远程教育的高校占60%左右，比3年前增长了3倍，其余学校也将在3年内开始利用互联网开展远程教育；

31所教育部远程教育试点重点高校名单（2000年）第一类：既可招收参加全国高考和成人高考的生源，也可学校自主考试录取，招生条件由学校自主决定招收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无锡轻工业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湖南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东北农业大学,重庆大学天津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第二类：只招收参加成人高考的生源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兰州大学上海交大成立国际教育学院（中国教育报道/中国教育先锋网/2000/10/22）为适应社会发展和我国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趋势，上海交大国际教育学院日前正式挂牌成立，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日本、韩国、孟加拉、巴基斯坦、加蓬、尼日利亚等三十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代表，市教委留学生办公室领导、交大领导以及办学人员出席了成立仪式。上海交大近三年来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步伐，在校学位生一九九九年比一九九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二○○○年比一九九九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六；长期汉语生的增长尤为瞩目，一九九九年比一九九八年增长?俜种坏闼模稹稹鹉瓯纫痪啪啪拍暝龀ち税俜种惆耍黄渌问降牧粞ㄑ簧⒕惩獍彀嗌⑿＜式涣魃⒅信费г毫粞龋梢痪啪虐四甑亩俣揭痪啪啪拍甑亩倨呤嗣衲暝谛A粞耸萃臣埔汛锼陌偎氖嗣ú缓唐谘M苯淮蠼徊礁纳屏肆粞逃陌煅跫碇昧诵滦陀镆艚萄璞福晟屏硕喙δ堋⒍嗝教褰淌业慕ㄉ瑁⒔徊嚼醚＠砉た啤⒐芾硌Э频淖酆嫌攀疲怀龅缱有畔⒓际醯墓こ探萄渴啤⒋唇ㄓτ煤河锝萄У奶厣赝搿⑾执貉а芯康刃铝煊颉?/P>

虽然“网络教育”目前还主要用于向国内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服务，但它显然已经具备了向全球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服务的技术潜力和制度潜力，在此基础上实现的“全球教育”将是二十一世纪最激动人心的教育变革。

互联网与跨国教育《科学时报》08/11随着全球越来越多的学校进入互联网，教育服务正在超越国界。跨国教育的影响将对传统的教学方式产生怎样的影响？语言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语言。单语言学生，特别是非英语学生将面临严重的问题。但语言不是主要问题，互联网上也提供诸如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的服务，并有专门机构从事翻译工作。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跨国教育不仅涉及语言问题，而且涉及各国的文化和经济。经济问题对于富裕地区的教育机构，它们会聘用世界各地的教师以促进本地教育发展并减少其在教师薪水上的开支。网上教育比传统的学校教学方式的费用更少，这也将促进跨国教育的发展。文化问题跨国教育者将需要在网上处理各种有关信仰、世界观、政治等的问题，不同国家的学生和学者将会对经济、地理、历史、政治等问题有不同见解。文化差异将令教育者不得不决定网上跨国教育的内容及授课方式。影响各种地区的教育机构将面临来自世界范围的竞争，教育机构将需要适应跨国文化交流的问题，来自多文化环境的教育机构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优势。

毫无疑问，“网络教育”也是“教育全球化”现象中“全球教育”的另一种重要类型。

“全球教育”中的第三种类型以“国际文凭教育”为典型代表。

“国际文凭教育”是在国际文凭组织（英文全称是InternationalBaccalaureateOrganization，简称IBO）所属学校中进行的教育活动，她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IBO的成立首先满足了现代化移动家庭的子女教育需求，学生可以跟着父母自由地从一个国家的一所IB学校转入另一个国家的另一所IB学校学习同样的课程，学业不受影响。因其具有先进的国际化教育思想和严格统一的考试制度，IBO逐渐成为一个对于国际化教育有影响的机构，并在全世界迅速发展。

IB学校培养出来的国际化人才受到了世界各国高等院校的欢迎，从而使国际文凭组织得以与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名牌大学建立了稳定的协约关系。这些大学不仅乐于接收国际文凭的持有者，而且有许多名牌大学还向成绩优异者提供奖学金或跳级学习的优惠待遇。据了解，目前除中国外，全世界的名牌大学几乎都与IBO签订了协议，在其招生简章中都声明：凡IB持有者，可免试入学。

经过30多年的努力，国际文凭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员学校已由最初的十几所发展到今天的1000多所，遍及世界近100个国家，其文凭被1000余所大学所认可，其中包括哈佛、剑桥、牛津等名牌大学，并且有更加扩大的趋势。据悉，目前在中国，国际文凭组织的成员学校还不多，仅有北京、上海、郑州、香港等地7所IBO成员学校。北京作为IBO成员学校较为集中的地区，目前共有3所IBO成员校：55中、丽都国际学校、汇佳学校。55中和丽都国际学校只招收外国学生，而汇佳学校作为仅有的可招收中国学生的IBO成员校，为保证教学质量，每年的招生数量也很少，主要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对学生的英文水平与学习态度要求都很高。学生经过3年的学习后，如取得国际文凭组织颁发的国际文凭，就等于是取得了通往世界大学的“通行证”。（《市场报》2000/7/23）

与此相似的还有各种国际性行业组织和跨国公司的证书考试，其中IT行业中最著名的如“微软”、“IBM”、“HP”的工程师认证等等。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些国际知名大学纷纷到世界各地开设分校，这与国内大学在远程教育的旗帜下到异地开设网络教育或远程教育分院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美国MBA课程全球化《纽约时报》09/26美国大学的企管硕士(MBA)课程走向全球化。例如芝加哥大学就在新加坡设立分校，地点就在新加坡总统府对街，约有84名新生于上周加入其首度在当地开办、为期两年的企管硕士班。这些新生大多是三十多岁的企业主管，他们象征美国知名大学向外扩张的梦想。新加坡是芝加哥大学在九十年代于西班牙巴塞罗那设立分校后的第二个海外据点。杜克大学也从上个月开始在德国法兰克福授课，并将于明年1月在当地成立分校。哈佛大学则已在香港及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硏究中心，并计划在欧洲比照办理。西北大学及宾州大学则与知名顾问公司麦肯锡合作，将于明年在印度的海德拉贝德设立印度商学院。一些欧洲顶尖的学院也有类似的动作。伦敦商学院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将合开MBA课程。另外，位于法国枫丹白露一所有四十年历史的商学院，从今年开始，就在距离芝加哥大学新加坡分校不远处，提供MBA课程。芝加哥大学新加坡分校副校长艾潘说，“若想要成为一流的商学院，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全球各大主要城市布点。”对这些大学而言，新的尝试也包括实验中的远距学习(distantlearning)，即利用网际网路来授课。新的MBA课程介于传统的校园学习及成本较低的纯线上教学之间。也就是说，海外分校的学生花一、两周的时间与专程从校本部飞到当地教学的教授上课，之后这些学生暂时离开校园约一个月的时间、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并完成作业。他们可利用电子邮件提出构想并对住在数千哩外的教授提出问题。基本上，这些学校断定，在其他国家有很多经理人对取得本国学校授与的MBA学位并不感兴趣，而宁愿付出高昂的学费以取得美国名校的学位。对校方而言，除了有形的收益外，也有无形的好处。在美国，强劲的经济成长及二十多岁的人口相对较少，使过去两年大部份顶尖学院一般MBA课程的申请人数下滑，如果没有国外学生、特别是来自亚洲的申请者的持续增加，跌幅会更大。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把“教育全球化”现象概括为

A．教育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流动

B．全球性教育现象

C．全球教育

三大主要类型，在每一种类型中又进一步辨认出若干种典型的表现形式。通过这一梳理，原来纷繁复杂的“教育全球化”现象显示出了它们的共同特征——“全球性”——与两个以上非特定国家相关，当然这是一种唯象的描述。“教育全球化”的本质，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以不同形式不断扩大教育资源的共享程度并且不断增加不同教育体系的共同因素以形成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的全球教育体系的过程。追溯教育活动中“全球性”发展的历史并分析其形成机制，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教育全球化”的认识。

三、“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在“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之前，世界各国的发展因受到地理障碍的阻隔而处于各自独立的孤立发展状态，各国的教育也因此表现出广泛的差异性。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展、现代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的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展，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教育体系也在相互交流中不断取长补短，显示出强烈的趋同性。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的全球性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从而为“教育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对“教育全球化”历史进程的考察表明，构成“教育全球化”的微观基础是一国教育体系的变迁，变迁的动力来之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变迁的基本方向是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精英走向大众、由集中走向分散、由单一走向多元。与此同时，一国教育体系变迁的微观过程又与全球教育体系之间发生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由此逐渐形成了以一国教育体系的变迁与传导为演化动力的全球教育体系。

是否存在一个“全球教育体系”？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看法。反对者认为，不但不存在一个“全球教育体系”，甚至什么“西方教育体系”之类的跨国界概念也根本不存在，实际上存在的只是“美国教育体系”、“英国教育体系”、“法国教育体系”等等。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尽管国家是人类教育活动的重要边界，一国之内的教育活动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也与他国有很大的差异，但这种表面上的差异并不能掩盖不同国家的教育活动在观念、内容、手段、技术、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基础，况且不同国家教育活动的相互影响已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这就好比我们不能因为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和不同国家经济活动的差异性而否认全球经济体系的存在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在教育活动中的重要性而否认“全球教育体系”的存在。显然，本文所持的是后一种观点。

在“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国家教育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三种主要的动力模式——“要素流动”、“模式复制”和“资源共享”，分别对应上面所说的三种主要的“教育全球化”现象。依据不同历史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动力模式，我们可将“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工业革命以前，“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要素流动”，可以称为“观念传播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留学生成为一国教育体系和另一个教育体系相互作用的主要媒介，期间也还出现过一些频繁和规模较大的留学生交流现象，比如西方的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末期以及中国的战国时期等，但由于这种交流始终停留在民间层次，故并没有对不同的教育体系的变迁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二阶段，从工业革命开始到二战结束，“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模式复制”，可以称为“西方主导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借助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在全世界进行扩张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发展中国家竞相模仿的榜样，以现代学校制度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教育制度也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法宝在世界各国得到推广，中国和日本的教育发展史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第三阶段，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至今，“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资源共享”，可以称为“全球体系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增加，相互依赖性增强，一国教育体系的预设功能已经可以部分借助于其他国家的相关资源来实现，包括资金、师资、教学仪器设备、等等，共享全球教育资源已经从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一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协调并且在高等教育中依赖性逐步增加的“全球教育体系”正在形成。

综观“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断扩大的西方文化影响是这一历史进程中最显著的特点，今后是否会有所变化，目前还难以预料。伴随“教育全球化”不断扩展的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要求一国教育体系对世界应有更大的开放性，否则，由教育形成的国民素质将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另一方面，教育体系更大的开放性必定会使本土文化对国民的影响力相对下降，这种文化冲突既有可能侵蚀发展中国家政治权力的基础，也常常引起人们对破坏文化多元化生态环境的焦虑和担忧，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通常在维护国家教育主权的旗号下尽可能小的开放国内教育市场。

四、“教育全球化”的动力机制

根据本文所作的历史考察，“教育全球化”既是当今世界的基本事实，也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一基本事实和基本趋势的历史合理性是什么，即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结果和趋势。

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或历史潮流，一定是对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基本需求的反映，因此，如果“教育全球化”确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反映了人类教育发展的历史趋势，那么，在它的背后一定能够找到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以此反观“教育全球化”现象，它满足了什么样的人类基本需求呢？对此我们可以从个人（家庭）和组织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个人（家庭）在教育活动中追求的价值目标第一是为了获得生存优势，它具体表现为与更高学历相关的身份优势和与更新、更专门的知识相关的人力资本优势；第二是为了参与知识创造，以满足人类普遍的好奇心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第三是为了获得精神和肉体的享受，以满足身心愉悦的需要，但它与第二种价值追求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追求的是教育的结果，价值的实现存在与教育活动之外，教育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后者目标的实现则存在于教育活动之中。因此，不难发现，如果我们承认以上三个方面的价值追求是个体接受教育的基本动力，并且承认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文化的特殊性，那么，更自由的国际交流和分享不同文化形成的教育资源就会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与个体在教育活动中追求多种价值目标不同，组织在教育活动中追求的价值目标只有一个，即获得生存优势。而当组织的生存优势是通过组织中个体的人力资本和作为整体的组织资本来体现时，接下来的分析与前面对个体的分析就会有同样的结论——更自由的国际交流和国家之间的教育资源共享将会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这一点可以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得到全部或部分的验证。

由此可见，由于“教育全球化”适应了组织和个人获得生存优势和其它一些基本的价值追求，因此，只要人类基本需求不改变，“教育全球化”就不会停止它的步伐。

五、“教育全球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作为“全球化”浪潮组成部分的“教育全球化”在二十一世纪将会对世界各国现行的教育体系产生更加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已经是毋容置疑的了。是洞悉先机，主动适应和充分利用由此形成的教育超常规发展机遇，使中国教育实现快速发展，还是因循守旧，画地为牢，迟疑于世界潮流之外，对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中长期战略安全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始于1999年的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大扩张是中国教育政策发生战略性转变的重要标志。1999年，以刺激消费为直接动因的高校扩招虽然最终并没有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什么作用（关于这一点，目前还缺乏有权威性的研究报告，但根据经验可作如下分析：由于高校扩招伴随高校学杂费上涨，由此建立的未来支出增长预期必定迫使十倍甚至百倍于扩招学生家庭的其他家庭采取更为保守的即期消费策略，两相抵消，其效应之不明显应早在预料之中），但为推动这一政策出台所开展的关于“教育产业”、和“教育产业化”的讨论，却促成了一个非预期的观念成果的推广：在考虑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时，规模上的政策基点应置于满足公众的教育需求上，结构上的政策基点则应置于满足社会的人才需求上，前者称为“入口平衡论”，后者称为“出口平衡论”，同时考虑两个方面的需要称为“综合平衡论”。在计划经济中，当教育需求与人才需求发生矛盾时，总是“入口平衡”服从“出口平衡”，而在市场经济中二者的主从关系正好颠倒过来，“入口平衡”始终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出口平衡”方面的政策目标则通过家庭、学校和政府之间的相互选择来实现。因此，原来为刺激经济回升的短期教育扩张政策就演变成了着眼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实力的中长期教育扩张政策。遗憾的是，由于人们长期受计划经济“出口平衡论”的思想束缚，对于当前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和高等教育的持续扩张还大多抱有怀疑、焦虑和抵触的心态，反映了一种狭隘的、就教育论教育的小教育观。

教育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网络和全球化时代，其作用除了由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所揭示的以外，还有一种对国家民族生存、安全日益重要的作用——创造生存空间——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在传统的国家安全理论中，一国（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受国家物理疆界的约束，因此，国土纷争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扩展国家、民族生存空间最重要的斗争形式。但是，二战以后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形成导致国家安全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国家民族之间生存竞争的主导模式已经由对国土资源的争夺转变为对经济资源的争夺，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已经更多地取决于她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支配资源的能力而不再取决于国家疆界内的资源多少，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现代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加以考察，而其中两个关键性的因素——在组织层面的国家创新能力和在个体层面的全球生存能力则都与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教育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内在逻辑。

中国号称地大物博，但如分配于其庞大的人口，则人均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在这样的资源禀赋下，只有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利用全球资源才能保证国家民族的长期战略安全，同时必须通过大力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才能在全球市场上拥有足够的份额，由此可见，加入WTO乃是关系国家民族生存的必然选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大力提倡创新教育则是扩展国家民族生存空间的必由之路。

在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讨论中，人们关注的焦点是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方法，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为什么要转轨？其重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国家创新能力，这一点目前已经比较明确，但为什么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只有认识到它的最终目的在于扩展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才能为这种国家意志找到形成社会共识的基础，从这个角度去看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必然得出扩展教育规模，提高教育层次逐步普及高等教育乃是推行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内在要求的重要结论。这一结论虽然与当前政府的教育扩展政策一致，但它们的出发点却是不同的。

把扩大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的层次结构看成是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内在要求有两个理由。第一，国际经验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高层次、高学历人才的流出要大大的多于流入，导致符合外向经济要求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这也为中国的经验所证实，因此需要通过增加教育产出以弥补因人才流出导致的国内人才短缺。第二个理由没有第一个理由那么直截了当，但却更为重要。分析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不难发现，无论在哪一个国家的失业人员中，在数量上，高学历者要少于低学历者；在寻找重新就业的机会上，高学历者要大大优于低学历者，因此，扩大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层次对于减轻就业压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知识经济中，一种极其重要的公民素质——全球就业能力——跨国就业和跨文化就业是与公民的学历层次紧密相连的，显然，公民的这种全球就业能力对于扩展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是极其重要的，而要使这种能力成为公民的普遍素质，没有大规模的教育扩展和教育层次的普遍提高是不可能实现的。

认清了扩展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层次对国家民族扩展生存空间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之后，回过头来再来考虑中国在“教育全球化”中应该选择的战略和对策就有了全新的思路。

在传统思维中，我们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如何保护国内的教育市场和防止文化侵略，而在新思维中，我们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如何最有效的利用全球教育资源快速扩展我们的教育规模和提高全民的教育层次，因此必须进行前面而深刻的教育政策创新。

六、“教育全球化”与教育政策创新

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政府在各个领域推行市场导向的改革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但由于教育与意识形态之间事实上的紧密联系，以及我们对这种紧密联系的片面认识，使得政府的教育政策经常左右摇摆，缺乏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的挑战，必须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教育政策创新，否则就有可能丧失“教育全球化”给我们提供的教育超常规发展的难得机遇，从而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把学校当成与西方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主要阵地，并且认为只要政府严加控制学校中的思想阵地就一定能够保证学生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这是所有落伍观念中影响最大的一种，也是导致政府在教育领域没有采取更积极和更宽松教育发展政策的主要观念障碍。事实上，除非我们重新回到二十年前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状态，否则永远不可能再现当年单一意识形态的社会状态。一些好心的人们希望在经济上继续加深加快市场取向的改革的同时，政治上回到以前的“纯洁”状态。姑且不说这种想法已经被所有希望如此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击得粉碎，就是抽象地讨论这种可能性，认为政治和经济可以不协调发展的观点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在当前知识经济、社会多元化和互联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的开放度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如果还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学校来左右学生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那不是别有用心的话，就一定是太天真了。现在退一步说，即便政府实现了对学生意识形态的控制，就如“”前和“”中的情形，是否就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社会状态？是否就是一种健康的社会状态呢？毫无疑问，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必要担心民间和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大陆的教育服务市场呢？再退一万步，我们的留学生单枪匹马进入西方资产阶级的海洋我们都不怕，国际资本（资产阶级的细胞）到国内来办学（进入无产阶级的海洋），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建立更加健康和更加开放的心态才能抓住“教育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教育发展机遇。

第二种落伍观念是认为只有政府的集中管理才能保证教育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才能保证学校教育的质量，才能保护受教育者的利益。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考察建国以来的教育发展历史不难发现，恰恰是政府集中计划管理最严厉的时期，教育发展最缓慢，公众受教育权利受到的侵害最大，教育发展最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大量薄弱学校的存在就是明证。而在政府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由于放松了对教育发展的计划管制，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教育的积极性和民间参与教育发展的积极性，才极大地改善了教育供给，缓解了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大大提高了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两相比较，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如果我们再考察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历史，政府除了在强制推行义务教育制度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政府对教育的管制有助于保证学校教育质量和保持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

“教育是公共产品，非由政府提供不足以保持足够的数量，义务教育尤其如此，应由政府负完全责任，民办教育应主要进入非义务教育领域。”这也是一种是似而非的认识。根据现代公共政策的实践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除了极少数公共活动领域外，如政府、议会、国防、军队、警察等显示、表达国家意志和公共权力的活动，其它无论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都应该由市场提供或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才能更有效率也更公平。这一结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是一种常识，但在我们这个还在转型过程中的国家，由于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灌输的“私即恶”的的传统观念，以及以此为经济伦理基础的政府对公共产品领域的垄断和全面管制，不断强化人们对民营部门的不信任感，使理论界在担心政府推卸义务教育责任的潜意识驱使下，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视而不见，对民办教育在增加教育供给，包括增加义务教育供给方面的积极贡献和巨大潜力心怀疑虑，寻找种种理由反对和限制开放教育市场，由于这种观点披着学术的外衣，又扛着公平和正义的旗帜，确实有着很大的市场，但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除了以上三种在教育领域中广泛流行的反对和怀疑进一步开放教育市场的主要观点外，“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是1999年末开始流行起来的一种权威说法，似乎一提“产业化”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把教育推向市场，就是要政府放弃她应承担的教育投资责任和教育宏观管理责任，虽然提出这种观点的同志也许是出于担心政府以“产业”为由放弃和推卸她的责任，但这种逻辑混乱的提法其实质也是反对继续推进市场导向的教育政策创新。

综上所述，在计划经济和封闭环境中形成的关于教育的若干认识目前已经严重脱离当前国际国内的社会发展现实，正在成为大力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思想枷锁，只有继续解放思想，突破一切已被人类社会实践证明是过时的教条和抛弃一切未经实践检验的虚幻的信条，积极推进以“全面开放教育市场”为特征的教育政策创新，才能抓住“教育全球化”给我们提供的发展机遇，也才能在“教育全球化”的挑战中审时度势，做出正确的战略抉择。

“全面、主动、积极和尽快开放一切教育服务领域，积极鼓励国外资金投资中国教育”应该成为我们迎接“教育全球化”挑战时实施教育政策创新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穷国办大教育”、“我们以占世界X%的公共教育经费支撑数倍于此的义务教育规模”，以往我们这样陈述时，在痛感教育经费不足的同时，开始只是寄希望于政府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后来这成为我们鼓励民办教育的一个重要理由和一个主要的出发点。现在看来，民办教育的大发展在增加教育供给、改善教育结构方面确实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教育市场的开放在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同时也并没有损害和侵蚀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力，至于对全社会教育机会的增进则更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现在我们设想，如果有同样数量的国外资金进入国内教育市场，对于加快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不是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吗？在这个过程中，谁是最大的受益方呢？当然是中国的教育，是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在相当程度上是利用外资的结果，利用外资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我们在有意无意间把教育排除在利用外资，特别是大规模利用外资的视野之外，这在知识经济时代显然是一个需要调整的重大政策战略。

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不需要设置禁入领域，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一切教育服务领域都可以允许外资进入，但应该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设置不同的市场准入规则，以控制市场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在部分开放还是全面开放的问题上，只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来华办学者都必须也必定会遵守中国的法律，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担心他们会挑战中国政府对学校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呢？只要这个担心不成立，选择全面开放当然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要有紧迫感。虽然教育服务并没有列入我们加入WTO承诺开放的时间表，但决不能因此缺乏紧迫感，甚至以为奇货可居。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国家发展而言，资金在任何时候都是稀缺资源，国际上也决没有无限丰富的资金在等待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恰恰相反，在发展中国家纷纷抢乘知识经济这班时代列车时，大家都面临共同的问题：发展教育和资金稀缺的矛盾，由此可以预见，争夺国际资本用于本国教育发展将很快成为各国引进外资的重点，如果我们不能解放思想，为外资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提供最宽松的市场环境和尽快建立良好的政策支持体系，我们将会失去这即将来临的千载难逢的良机。

目前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国教育市场的问题上，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晚开放、如何少开放，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种文化侵略而不是一种文化交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是消极、回避、抵制和限制外资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我们总担心开放教育市场会给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带来麻烦，这既是一种缺乏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我们因此错过发展中国教育的绝好机会，我们也许将会犯下比当年制定错误的人口政策更严重的历史性错误。在由知识经济已经清楚展示的历史规律面前，这一判断绝非危言耸听。

对外资进入教育市场全面实施“国民待遇”应该成为我们吸引外资政策的主要特征。

“国民待遇”本是一国政府在对外开放时给予外国企业与本国企业同等待遇的一种国际惯例。中国在二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外资企业设置了过多的障碍，而在税收政策方面则是对外资企业提供了大大优于本国企业的优惠，这些都违反了“国民待遇”的基本精神，其实施结果也往往是南辕北辙。

教育全球化范文篇3

关键词科技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教育理论与实践

1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全球化：相互促进的潮流

科技全球化是指科技活动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科技活动的成果全球共享，科技活动的影响超越国界，科技活动的规则与制度环境在全球范围内渐趋一致的发展过程。进入21世纪大科学、大技术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科技全球化更像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迅猛发展，席卷全球。科技全球化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研究问题的全球化。随着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在当代，人口、资源、污染、生态、核扩散等所谓“全球问题”的提出，正是全球化的反映。

（2）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是科技全球化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其主要特征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描述。首先，在研究者的层次上，不同国家科技工作者进行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发明、论文由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合作完成。其次，在企业层次上，跨国公司已经在大力推进R&D全球化的进程，在许多高科技领域中，各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不同R&D的机构，争夺信息，争夺人才，多方合作，建立战略联盟。最后，在国家层次上，各国政府之间以双边或多边形式进行的科技合作也日益增强。

（3）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与科技活动全球化相关的是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这是科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结果。这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规则，其中既包含科技活动的学术规范和行为标准，也包括市场规律在科技活动范畴应用的基本准则。

（4）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也就是科技活动及其产出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的趋势。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产出对不同社会及文化的影响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教育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普遍趋势，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此熟视无睹罢了。学者吴华认为，“教育全球化”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态:第一种形态是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日益壮大的留学生潮是其典型表现；第二种形态是全球性的教育现象，比如义务教育制度；第三种形态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使得独立的跨国教育体系成为可能。“教育全球化”的第一、第三种形态与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GATS)》中的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在服务消费国的商业存在；自然人的流动相契合，第二种“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基本观念全球传播和普遍认同基础上的文化融合现象。

教育全球化与科技全球化是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两股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潮流。首先，科技全球化促进了教育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中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必然带动教育资源的全球流动，促进全球性教育合作与竞争关系的发展。其次，教育全球化又促进了科技全球化。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造成了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提高了世界范围内各种科技主体的相互依赖性，从而促使各国积极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活动，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制度安排与规则制定。

2科技全球化与教育理念的发展

教育一向被认为是需要保持本国特色也必须保持本国特色的国内活动，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这些所谓的特色正在逐渐减少，而在各国教育活动中相似和相同的方面却越来越多。首当其冲的便是教育理念。世界各国虽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关于教育的基本理念却越来越趋于一致。比如教育宗旨，正在形成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共识；在其他方面，由生理科学、心理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以及自然科学各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正在构筑起关于教育活动的核心观念：认知发展阶段理论、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终身教育理论、多元智力理论、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产业理论等等。而在理念层面的融合与趋同为制度层面的仿效和教育技术的扩散提供了基础。

科技全球化对教育理念的变革产生重大的辐射，能否实现教育观念的转变，实现教育质量的提升，对于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前景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教育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是教育主体与客体都必须转换“范式”，即作为主体的教师在教学活动的视野拓展到“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学会共同生活”之后，必须自觉完成从“教书匠”到“合作者”、“指导者”的角色置换，实现教学效果最优化，以精湛高超的教学艺术和教学策略促进学生的发展与进步；而作为客体的学生也应该转变以往的追求目标，不仅完成对知识的学习和探究，更应该让自己做一个完全的人、健康的人、具有自我发展意识的人。

究其原因，“范式”的转换与科技全球化是息息相关的。科技全球化提供的环境充满了残酷的竞争和激烈的争夺，教师必须对教学活动实施灵活机动的策略，教会学生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外在情境，才能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反过来，学生也应该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寻求自我发展、自我提高、自我提升，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要将这种教育理念物化为现实，应做到：①转变教育思想，实施全面素质教育。在各层次教育中实施全面素质教育，是全面提高我国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战略措施；②按素质教育要求，加强教育教学改革。按素质教育的要求，重新设计对学生的评价指标体系等，一切着眼于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③坚持因材施教，注重个性化教育；④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在实践能力培养。3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实践的发展

在科技全球化背景下，教育活动的全球化亦日趋明显,这与科技全球化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天然联系相关。结合学者郭扶庚、吴岩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科技全球化对我国的教育活动从宏观到微观均有着深刻的影响。（1）教育全球观的树立。根据我们在教育服务方面的承诺，我国教育将融入国际教育中，直接参与国际教育的竞争。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发展必须树立全球观，应特别加强国际理解教育，使公民拥有理解、包容不同文化、习俗的胸怀和品质，树立世界公民意识。

（2）教育主权的重新界定。根据我国入世有关教育服务承诺的条款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规定，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我国教育主权并不产生根本性影响。学界一般认为，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不需要设置禁入领域，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一切教育服务领域都可以允许外资进入，但应该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设置不同的市场准入规则，以控制市场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

（3）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对教育人才培养标准提出新的要求。教育应培养熟悉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具备优良的外语水平和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国际意识、合作精神、创新能力和诚实守信的国际型专门人才以及符合国际职业资格标准的劳动力。这必将促使中国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发生新的变革。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必将逐步规范，竞争和人才流动也必将加剧，由于规则透明，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个人待遇有所上升，来华投资、就业的外国人及归国的留学生会越来越多。他们带来的资金、信息、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会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

教育全球化范文篇4

关键词科技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教育理论与实践

1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全球化：相互促进的潮流

科技全球化是指科技活动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科技活动的成果全球共享，科技活动的影响超越国界，科技活动的规则与制度环境在全球范围内渐趋一致的发展过程。进入21世纪大科学、大技术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科技全球化更像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迅猛发展，席卷全球。科技全球化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研究问题的全球化。随着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在当代，人口、资源、污染、生态、核扩散等所谓“全球问题”的提出，正是全球化的反映。

（2）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是科技全球化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其主要特征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描述。首先，在研究者的层次上，不同国家科技工作者进行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发明、论文由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合作完成。其次，在企业层次上，跨国公司已经在大力推进R&D全球化的进程，在许多高科技领域中，各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不同R&D的机构，争夺信息，争夺人才，多方合作，建立战略联盟。最后，在国家层次上，各国政府之间以双边或多边形式进行的科技合作也日益增强。

（3）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与科技活动全球化相关的是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这是科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结果。这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规则，其中既包含科技活动的学术规范和行为标准，也包括市场规律在科技活动范畴应用的基本准则。

（4）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也就是科技活动及其产出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的趋势。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产出对不同社会及文化的影响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教育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普遍趋势，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此熟视无睹罢了。学者吴华认为，“教育全球化”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态:第一种形态是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日益壮大的留学生潮是其典型表现；第二种形态是全球性的教育现象，比如义务教育制度；第三种形态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使得独立的跨国教育体系成为可能。“教育全球化”的第一、第三种形态与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GATS)》中的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在服务消费国的商业存在；自然人的流动相契合，第二种“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基本观念全球传播和普遍认同基础上的文化融合现象。

教育全球化与科技全球化是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两股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潮流。首先，科技全球化促进了教育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中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必然带动教育资源的全球流动，促进全球性教育合作与竞争关系的发展。其次，教育全球化又促进了科技全球化。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造成了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提高了世界范围内各种科技主体的相互依赖性，从而促使各国积极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活动，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制度安排与规则制定。

2科技全球化与教育理念的发展

教育一向被认为是需要保持本国特色也必须保持本国特色的国内活动，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这些所谓的特色正在逐渐减少，而在各国教育活动中相似和相同的方面却越来越多。首当其冲的便是教育理念。世界各国虽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关于教育的基本理念却越来越趋于一致。比如教育宗旨，正在形成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共识；在其他方面，由生理科学、心理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以及自然科学各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正在构筑起关于教育活动的核心观念：认知发展阶段理论、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终身教育理论、多元智力理论、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产业理论等等。而在理念层面的融合与趋同为制度层面的仿效和教育技术的扩散提供了基础。

科技全球化对教育理念的变革产生重大的辐射，能否实现教育观念的转变，实现教育质量的提升，对于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前景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教育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是教育主体与客体都必须转换“范式”，即作为主体的教师在教学活动的视野拓展到“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学会共同生活”之后，必须自觉完成从“教书匠”到“合作者”、“指导者”的角色置换，实现教学效果最优化，以精湛高超的教学艺术和教学策略促进学生的发展与进步；而作为客体的学生也应该转变以往的追求目标，不仅完成对知识的学习和探究，更应该让自己做一个完全的人、健康的人、具有自我发展意识的人。

究其原因，“范式”的转换与科技全球化是息息相关的。科技全球化提供的环境充满了残酷的竞争和激烈的争夺，教师必须对教学活动实施灵活机动的策略，教会学生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外在情境，才能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反过来，学生也应该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寻求自我发展、自我提高、自我提升，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要将这种教育理念物化为现实，应做到：①转变教育思想，实施全面素质教育。在各层次教育中实施全面素质教育，是全面提高我国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战略措施；②按素质教育要求，加强教育教学改革。按素质教育的要求，重新设计对学生的评价指标体系等，一切着眼于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③坚持因材施教，注重个性化教育；④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在实践能力培养。

3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实践的发展

在科技全球化背景下，教育活动的全球化亦日趋明显,这与科技全球化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天然联系相关。结合学者郭扶庚、吴岩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科技全球化对我国的教育活动从宏观到微观均有着深刻的影响。

（1）教育全球观的树立。根据我们在教育服务方面的承诺，我国教育将融入国际教育中，直接参与国际教育的竞争。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发展必须树立全球观，应特别加强国际理解教育，使公民拥有理解、包容不同文化、习俗的胸怀和品质，树立世界公民意识。

（2）教育主权的重新界定。根据我国入世有关教育服务承诺的条款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规定，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我国教育主权并不产生根本性影响。学界一般认为，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不需要设置禁入领域，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一切教育服务领域都可以允许外资进入，但应该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设置不同的市场准入规则，以控制市场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

（3）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对教育人才培养标准提出新的要求。教育应培养熟悉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具备优良的外语水平和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国际意识、合作精神、创新能力和诚实守信的国际型专门人才以及符合国际职业资格标准的劳动力。这必将促使中国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发生新的变革。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必将逐步规范，竞争和人才流动也必将加剧，由于规则透明，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个人待遇有所上升，来华投资、就业的外国人及归国的留学生会越来越多。他们带来的资金、信息、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会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

（4）课程教材逻辑体系的创新。人才流动全球化、人才标准国际化将要求作为教育核心领域的课程教材改革走上高速公路。教育国际化要求确立全球化课程理念，借鉴国外先进的课程理念，引进、合编、改编、借鉴国外先进的教材，增加国际竞争和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全面改革以应试、升学为特点的课程体系，构建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己任的课程体系，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力推进课程和教材的国际化程度和水平，以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5）教育发展空间的延伸。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长期存在需求与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长期处于“卖方”市场的状态之中。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升级。中国高等教育市场的潜在价值及发展空间早已被发达国家看好，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市场价值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发达国家的教育机构、企业已进入中国教育市场。只要善用这种资源，我们就能面向世界办学，培养面向世界的人才，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补充。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国内学到与国际接轨的知识。在国外教育资源走进来的同时，中国的教育也会积极地走出去。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所需的教育资源，可以来之于国内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也完全可以是国外教育机构和学校；教育服务的实施地点，可以是中国境内，也可以在中国境外，当然，我们更愿意在中国境内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不但可以增加外汇收入，而且还可以增加国内就业，也更有利于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传播目标。应该说，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有着非常重要的优势。如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取之不尽的特种教育资源，再如遍及中国各地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旅游资源，也是教育资源，可以在此基础上把教育资源与旅游资源相结合，实现教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等等。

结合科技全球化看中国教育发展是全球化时代必须具备的战略思维能力。一种不设上限的教育发展新观念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确定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新基点。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应延伸思维半径，以全球主义的精神进行教育观念和制度上的创新。过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必须加以重新审视，对不适应全球化的教育观念、制度、内容、方法等辩证地进行变革。

参考文献

1林慧岳，易显飞.科技全球化对R&D的影响及对策[R].课题研究报告，2003

2吴华.“教育全球化”与中国教育发展的全球战略[N].中国教育先锋在线，2004-01-30

3李如密，孙元涛.新世纪教师教学艺术策略[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01

教育全球化范文篇5

从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90年代以来,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支撑,以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运动为先导,人类开始进入“全球化”的新时代，“全球化”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学术话语也同时被广泛认可和使用。伦敦经济学院前院长吉登斯教授认为，全球化主要与时空的伸延过程有关。全球化可以被理解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增强，这些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把相距遥远的地方连接了起来：本地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由发生在许多英里以外的事情建构而成的，反之亦然。2故全球化首先指全球交往体系的形成。在该交往体系中，时空的边界进一步拓宽，个体和集体的生活领域也大大开放，个体的一举一动与全球发展处于紧密联系之中。全球化的维度一般包括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环境全球化、军事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六个方面。法学教育全球化这一概念近几年才被提出，学界对它的关注、讨论都还不多。笔者认为法学教育全球化既不能简单归入法律全球化的范围之内，也不能简单划到文化全球化中的教育全球化的麾下。法学教育全球化应属于一个边缘问题，笔者试图从语义分析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详细阐释。（一）法律全球化法律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和公共事务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是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主要趋势。法律全球化是近代以来法律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在历史上法律的跨国发展(国际化)是法律发展和法治文明的重要方面和基本标志，源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冲突、交流与合作。法律全球化的基本标志概括为三项:世界法律的多元化、世界法律的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的法治化。3法律全球化在目前仍是一个进程、一个过程、一种趋势，但同时也已经成为当今法律的发展趋势。而法学教育既是法律发展的重要方面，又是法律发展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律的发展取决于法学教育发展的程度。适应经济和法律的全球化趋势，法学教育的全球化自然也被提上议程，成为法律全球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教育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是教育中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人们对它的研究尚显薄弱，目前很难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对教育全球化最广义的理解为：一种社会存在，是人类社会的教育不断跨越时空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与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的共同行动，同时不断获得和深化现代性的过程。4教育全球化的本质，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以不同形式不断扩大教育资源的共享，并且不断增加不同教育体系的共同因素以形成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的全球教育体系的过程。法学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下的一员，自然也被并入教育全球化的潮流之中，具有教育全球化的一般特性。但是，它同时又是法律全球化中的一员，因而必须兼顾这种双重身份，成为一个具有自身独特涵义的边缘概念。（三）法学教育全球化综上所述，笔者将法学教育全球化定义为：是指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的法学教育影响、合作、互动愈益加强，使得具有共性的法学教育样式逐渐普及推广，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或趋势。当然，必须承认法学教育全球化并不是各国所有法学教育内容的全球化，那些不具有涉外性、国际性的教学内容（如：涉及各国自身法律文化传统的内容）不可能、也根本没有必要“化”为“全球性”法学教育。同时，法学教育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内法学教育的消失，而只是意味着各国之间的法学教育呈现多样化、多元化，各国的文化互动不断加强，一种无边界教育理念产生，而这种无边界教育必须、也只能是建立在各国教育“和而不同”的基础之上的。

二、法学教育全球化主要媒介

法学教育全球化作为文化全球化下的一个分支，其过程和结果都体现了一种法律文化的互动。实现这种法学教育文化互动的媒介，历史上主要包括：人口迁移、跨国传教、留学、跨国贸易、聘请外国专家、法律翻译等等。到了全球化时代，笔者认为文化互动的媒介主要有学术人才的流动、跨国公司的推动和英语工具的使用。

（一）学术人才的流动全球化时代留学已经不再是本国学生接受外国教育的唯一途径了，很多的世界级大学都开始建立自己的海外分校，直接在当地接受学生入学授课；随着网络的普及，远程教育等新教育形式的出现开创了跨国教育的新篇章。因此，我想用“学术人才的交流”这一概念代替原有的“留学”概念，它更能准确表述跨国教育的情况。学术人才的流动包括留学和学术教育机构的跨国化两个方面。1、留学从有留学生开始，留学就是文化传播和流动的重要路径，留学生是构成全世界教育均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全球化最为直观的现象，是跨文化的知识携带者。留学也就成为了促成法学教育全球化的主要媒介。在近现代，西方的法律文化之所以能够蜂拥而入中国，中国派往欧、美、日诸国学习的法学留学生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据统计，从晚清至民国时期，留学国外的法学留学生有4500多人。5进入全球化时代后，留学生人数更是迅猛增长。1978-2003年底，25年间中国内地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70.02万人，留学回国17.28万人；2003年度，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11.73万人，年度留学回国人员总数2.01万人。6法学留学生之所以会在法学教育全球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学留学生归国后大多在政治、法律和法学教育、研究领域担任重要职务，深刻影响乃至主宰本国法律和法学的发展。目前，在中国的法学教育界，几乎所有出名的法学专家、教授都有在国外留学或者至少是访问学习的经历。大量的学者和科学家为了从事研究或教学暂时旅居国外，对学术工作而言，这意味着大量的学术移民。全球化鼓励这种流动，而且会确保这种流动持续增长。随着学术系统的日益接近，学位逐渐在国际范围内广为接受，移民规则越来越有利于那些高技能人才的流动，同时大本身也越来越向全球杰出人才开放，可以预计全球人才教育市场将继续不断壮大。留学这种法学教育全球化的途径存在如下问题。首先，留学现在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往发达国家输送留学生，而大多数留学生都是自己付费上学，这样就为东道国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同时也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种榨取。据估计，某些发展中国家用于海外留学的费用比该国所获得的国外援助还要高。7其次，留学生不仅获得法学专业领域的训练，还吸收了留学国的法学学术系统的规范和价值观。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往往热衷于用他们在国外习得的方式来改造本国法学教育，而这样的行为往往被证明可能是不现实也不可行的（如中国引进美国J.D.教育而设立的法硕教育的失败）。因为虽然留学生起到了国际学术文化载体的作用，但这种文化反映的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法律规则和价值观，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最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与理工科教育不同，前者带有很强的“本土”色彩，尤其是法学作为一门实用性学科，除了立志投身学术研究的学生或者是选修国际类法律课程（如国际经济法）的学生可以在海外学习中获得实用性提升外，其他想要从事实务的学生前往海外深造的作用其实真的不大。因为实务中适用的通常是本国的法律，没有任何海外学校能比本土学校更了解它们。82、学术教育机构跨国化长期以来，大学一直深受跨国界的文化环境影响。当今世界各国的大学，除了开罗的艾资哈尔大学（Al-AzharUniversity）以外，均起源于共同的渊源——中世纪欧洲大学，特别是有教授治校传统的巴黎大学。9由于殖民统治的缘故，非西方世界很多地区也输入了欧洲的大学模式。即便是那些没有经历过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国家——如日本、泰国、埃塞俄比亚和其他一些国家，也接受了西方学术模式。这种情况也存在于中国，尽管中国业已建立坚实的本土学术传统，但中国大学仍表现出了国际性和中世纪欧洲大学传统的特征，譬如院校的基本结构和教学方向。美国大学结构在全球影响深远，表征着世界各地大学特征的基本结构，但其自身也是熔铸了各种国际影响的混合物。最初的来自英国的殖民地学院模式，与19世纪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理念及美国式的服务社会观念相结合，形成了现代美国大学模式。通过一些创造性的方式，外国模式与美国国情紧密结合起来。随着欧盟迈向在“共同欧洲空间”（commonEuropespace）内寻求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协调，外来影响再次凸显出来——学位结构、课程学分制和其他改进中的成分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不断演化的学院校模式。这些都说明了，大学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全球化教育的缩影。全球法学教育市场是以一系列跨国法学教育创举的形式出现的，从不同国家法学院之间的联合办学到一国法学院在国外设立分校不等。各种跨境法学教育投资项目包括应用互联网和其他远程教育方式传输课程。许多营利型公司和机构已经积极投资于跨国教育，不少传统大学的法学院也在从事这种活动。当前，一些高等教育项目的输出是全球趋势的标识。少数高声誉大学在全球一些地方设立了分校，一般都是开办包括法学在内的热门专业。在新加坡，有一种很有意思但又不常见的跨国高等教育形式，即邀请一些世界著名大学或其院系，到新加坡开办项目。那些被新加坡政府精心挑选出来的大学在受到激励后，前往新加坡办学。类似地，吉尔吉斯斯坦、卡塔尔、保加利亚和其他国家也建立了一些由美国支持的大学。这些学校基本上源自本地的倡议，与美国的大学保持着密切联系，一般都得到了美国专家的指导，并且获得了美国方面的认证。它们使用的教学语言是英语，课程也来自美国。而一些地区由于曾为殖民地的历史原因，一直以来都会受到原宗主国法学教育机构的影响，如英国的伦敦大学就在香港开设海外法律学位课程，定期安排英国教授来香港授课。10这些联合办学的跨国教育机构，使得许多学生可以不必选择出国的留学教育就能获得外国法学院的学位教育。但有时候，外国学位课程仅仅是由本地院校“授权”开办。外国大学出让其名称和课程，对当地院校机构或商业公司提供一些（非常有限的）指导与质量监督。新设机构获得了对本地学生授予外国院校学位的权限。这些授权协议导致了大量的赝品和批评。11英国媒体的一些批评文章尖锐地指出，英国高等院校特别是那些名声一般的院校，纷纷加入海外教育市场，严重地损害了英国高等教育的“好名声”。与此同时，“买方”也就是付费的海外学生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标准的英国学位，殊不知这些学位实际上不可与英国国内院校的教育水准同日而语。

教育全球化范文篇6

关键词:中医药；高等教育；全球化；现状；策略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在现代化卫生保健领域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同时也是传统医学体系中的典型代表之一[1-2]。中医药教育走向世界是中医药全球化的重要基础，必须引起各方重视，但在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中仍然存在难以摆脱不合理管理体制机制束缚的问题，中医药人才严重匮乏。除此以外当前中医药院校教育中仍然无法摆脱“中医人才中不中、西不西”的问题，影响本专业人才的综合质量。在这一背景下，为面向中医药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与人才支持，就必须积极探索将中医药引入医学全球化系统中的方法与路径。因此，在中医药全球化发展的浪潮影响下，高等教育如何适应这一发展趋势并走向全球化的发展道路，这一问题备受各方人员的关注与重视。

一、中医药高等教育全球化发展机遇

近年来，国家政府以及相关机构逐步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扶持力度，加之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进而使得中医药领域逐步走入全球化发展的崭新层面，与西方医学理论的交流、协作也更加密切，这一点通过中医药受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中可见一斑。有调查数据显示[3]：国际社会近年来针对中医药专业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中医药在国际医疗卫生舞台上的覆盖面不断扩展，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有大量的中医药专项合作协议，并将中医药技术快速推广至疾病预防与治疗的各个领域中。除此以外，随着中医药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医药教育的社会需求也日益增加。有关报道中指出，近十余年以来，国际上的中医院校和培训机构逐步成立，不同规模的中医药教育在世界各地相继开展，国际主流教育学界也开始高度重视中医药教育的全球化目标实现，大量国家与地区的正规大学中已经创办了各种类型的中医药本科教育专业，中医药对外教育也逐步自传统模式下的散、乱、小状态向着主流化、规范化、学历化、本土化的方向繁荣发展。正是由于中医药专业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因此对中医药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中医药高等院校作为面向社会培养并输送专业性、复合型中医药人才的重要阵地，必须做好对全球化趋势的应对工作，将中医药专业的发展作为生命科学领域一个全新的增长点，从而为中医药专业的快速发展赢取更加广阔的前景与市场。

二、中医药高等教育全球化发展挑战

现阶段全球化的发展多局限于经济层面，东西方文化领域的融合程度仍然比较有限，各个国家与地区缺乏学术专业的交流沟通[4-5]。具体到中医药专业发展的角度上来说，当前中医药专业所涉及到的国际性科研合作项目较少，所开设课程覆盖不够全面，从事中医药高等教育工作的教师队伍素质水平参差不齐，加之本专业现代化科学技术建设方面存在一定缺陷，进而导致国际舞台上对中医药重要医学价值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与全面，进而也对中医药高等教育人才在全球化趋势下的培养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除此以外，中医药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在外语水平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们的外语实力尚无法适应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需求，导致中医药教育难以以多种形式、多种类型的渠道深入开展。特别是中医药教育事业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异常密切，在中医药领域中大量的中医专业术语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哲理，对这些词汇的理解存在比较大的难度，因此在展开全球一体化教育的过程中难以将这些关键词汇的渊源传播推广出去，由于难以秉其全意，从而导致中医药关键理念的传播与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更为关键的一点问题在于：在推进实现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进程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医药教育全球化发展的需求，就必须重视解决中医药标准化方面的问题。但中医药理论客观上来说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因此即便近年来在中医标准化进程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推进速度仍然比较迟缓，严重滞后于教育事业一体化的发展。中医药高等教育在理论以及实践教学两个部分的标准化建设均存在一定的难度，从而对中医药教育国际化以及本土化进程产生了不良影响。

三、中医药高等教育全球化发展策略

1.重视对复合型、外向型人才的培养。在积极应对教育教学体制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背景下，中医药高等教育必须面向国际市场培养一批具有市场性发展眼光且科学技术水平高的专业性、复合型人才[6]。为满足这一目标，从专业设置的角度上来说，中医药高等院校应当瞄准多元化的发展诉求，促进专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使专业设置与配置更好的为教学、研究、医学、社会服务。同时，教育教学的整体体制应当自应试模式逐步过渡至素质模式，以此为中医药高等院校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动力，使其能够在国际化发展市场中赢得竞争实力。从这一角度上来说，中医药高等院校必须着眼于对师资力量的提升，稳定教师队伍水平，将外语语言、传统文化等内容纳入教育体系中，使学生对外语语言的应用能力以及对传统文化内涵的领域得到更深入的发展[7]。

2.在中医药高等教育标准制定中体现主动权。在将中医药推向全球的过程中，为了实现中医药中传统文化理念与全球医学领域发展标准的结合，必须着眼于标准化机制的建设。统一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标准机制，才能够使本专业领域相关的人才流动更加通畅[8]。作为我国医学领域传统文化教育中的“精髓”，中医药教育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为积极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医药高等教育中必须主动制定标准，规范市场，以促进教学质量以及办学水平的提升。同时，还应当重视对中医药专业相关理论的创新发展，将原本生僻枯燥的中医药理论应用现代化的语言进行阐释与融合，从而方便学生对中医药知识点的理解。此外，高等院校还应当结合全球化背景下中医药理论发展需求，展开标准化的教材编写工作，严格落实已制定标准，从而确保中医药高等教育以一种健康且规范的方式积极发展。

3.促进办学体制的开放化发展。在高校办学体制开放化发展的过程中，学生能够同时接受东方、西方文化的感染与熏陶，在校园中实现东西方不同科技、学术的交流与沟通。那么，如何促进中医药高等教育中办学体制的开放化发展呢？笔者认为应当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策略：其一，将外资与外智引入教育教学体系中，形成多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达到所谓的不出国门留学的理想状态；其二，鼓励有条件与资质的中医药高等院校积极探索“走出去”的方法，与国际舞台上的知名医学院校强强协作，展开科研、教学等方面融合策略的探究工作，以加速国际化进程。

4.根据中医药事业发展需要对专业结构进行优化。在中医药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发展中，必须积极顺应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与特点，对办学观念进行优化，拓展教育教学事业，以“三个面向”为基本原则，力求能够在办学思路、办学模式、发展定位等方面实现进步。在学科专业结构的优化方面，应当尝试对中医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相关专业设置范围进行拓展，以“大中医药”为基本范围，纳入包括药品、化妆品、保健用品、康复保健、临床医疗、预防医学、种植加工等在内的相关产业，着眼于培养可适宜于不同专业需求的中医药高等人才，更好地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才市场多向性需求相契合。

5.从医疗体制改革入手培养所需人才。从近年来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与具体实施方案上来看，中医与西医并重发展已成为非常重要的工作方针与基本指导思想之一，同时在有关深化医疗体制改革的文件中明确指出并肯定了中医药专业在重大疾病防治、卫生服务、以及公共卫生领域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在全球化经济发展趋势背景下，国家政策针对中医药专业的发展形势是非常光明的。在这一背景下，为深化对人才的培养，可关注如下几点措施：其一，深化中医药高等教育人才对“治未病”理论的认识，培养预防专业与中医药技术相结合的专业人才[9]；其二，深化对中医药领域专科型人才的培养，进一步凸显中医药在重大疾病防治中的意义与优势；其三，加强对专业交流型人才的培养，使中医药与西方医疗理念的进一步融合与协作[10]。

6.正确处理中医药教育全球化中现代与传统的对应关系。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千百年发展中所蕴含并积累起来的宝贵的医学财富，吸取了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的众多精华与精髓。中医药成果以及中医药传承与发展都深刻地体现了民族特色。但在将中医药教育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结合的背景下，全球化、现代化的技术内容势必会对传统中医药文化产生一定的冲击与影响，尤其是对其成果与教育教学经验、内容所产生的震动及挑战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医药教育事业为了谋求长期的发展，就必须在教育教学体系方面积极面向世界，应对全球一体化的挑战。但如何才能够在全新的社会环境以及教育背景中充分发挥中医文化科学技术的特长与优势，避免这些特长与优势被全球化的浪潮所淹没，这一点必须引起中医药教育人员的高度关注与重视。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在中医药教育继承传统并传播文明的过程中，必须以前人的成果为基础，创造全新的知识与文化，以创造并形成极富民族特色且有鲜活生命力的全新中医药科技文化，以实现对自身发展实力与竞争力的提升价值。本文系统分析了全球化发展视阈下中医药高等教育工作所面临的机遇，同时也客观阐述了在中医药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挑战，进而结合全球化影响，对促进中医药高等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策略进行论述，包括重视对复合型、外向型人才的培养；在中医药高等教育标准制定中体现主动权；促进办学体制的开放化发展；根据中医药事业发展需要对专业结构进行优化；从医疗体制改革入手培养所需人才这几个方面，望能够引起相关人员的重视。

作者:李欣 单位:天津中医药大学

参考文献:

[1]文庠，薛洪汇，吴勉华，等.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医药院校教育[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13，20（2）：99-102.

[2]刘殿刚，顾赤.全球化视野下中医药院校的英语教学[J].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16（2）：119-120.

[3]官翠玲.中医药文化建设路径探析[J].医学与哲学，2013，34（21）：75-77.

[4]李明月，陈波，王卫，等.中医国际教育改革的意义探析[J].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14，36（7）：647-649.

[5]刘殿刚，顾赤.全球化视野下中医药院校的英语教学[J].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16（2）：119-120.

[8]李春燕.论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医文化认同的构建[J].环球中医药，2012，5（11）：834-836.

教育全球化范文篇7

比照“经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教育全球化”现象可归纳为以下三种主要形态：教育资源（要素）的跨国流动；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教育活动；

下面分别予以讨论。

1．教育资源（要素）的跨国流动留学（留学生）是此类“教育全球化”现象的典型代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瑞典、挪威等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日本、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来华频频举办各种“教育展”，受到媒体广泛关注，并因此成为“大专辩论赛”的主题。8，9，10另据官方统计，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赴美留学生超过三十万11，去其他国家留学人员也相当可观。

无论中外，留学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12。只是以往大都将其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现象来看待，现在则还注意到它所具有的经济功能：

1994年，世界大学生6100万，其中留学生占2%，达130万人。二战以后，在美国就读的留学生历来为世界之最，1994年，在美国就读的留学生达50万人，为美国经济提供了近100亿美圆的市场容量；1992年，澳大利亚教育创汇7。5亿美圆，成为该国第一大出口商品，而在1986年仅3400万美圆，五年增长20多倍。目前，澳大利亚在北京、香港、新加坡、汉城、台北、曼谷、雅加达、吉隆坡等地开设了连锁教育中心，今年教育出口收入可望超过20亿美圆。

39所高校走出国门招生《经济日报》00/09/26就在国外高校纷纷来中国招生之际，中国高校也将走出国门，瞄准国际留学市场。10月28日、29日，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39所国内高校将聚集韩国，举办“中国留学说明会”。据介绍，接受外国留学生一直是我国对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同时也是高校加强国际合作和提高国际知名度的有效手段，还可补充高校教育经费的不足。去年我国共接受了来自142个国家的近4万名自费留学生。（柯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支持1999年高校大扩招的诸多理由中，“减少因高中生出国留学导致的教育资源流失（向国外学校交纳的学杂费估计达100亿人民币）”，也是一个重要的理由。

除了留学（留学生）现象以外，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援助（包括资金和物资）、校际合作（互换教师与课题合作等）、教材输出、制度模仿等等，都可以纳入“教育资源（要素）跨国流动”的概念框架中分析。

2．全球性的教育现象教育一向被认为是需要保持本国特色也必须保持本国特色的国内活动，但从“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来看，这些所谓的特色正在逐渐减少，而在各国教育活动中相似和相同的方面却越来越多。

首先是教育观念。世界各国虽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关于教育的基本观念却越来越趋于一致。比如教育宗旨，正在形成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共识；在其他方面，由生理科学、心理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以及自然科学各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正在构筑起关于教育活动的核心观念：

认知发展阶段理论；

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终身教育理论

多元智力理论；

需求层次理论；

教育目标分类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

教育产业理论；

等等

正是在观念层面的融合与趋同为制度层面的模仿和新技术的扩散提供了共同的基础。

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在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义务教育制度。自200年前德国最先创立义务教育制度后，目前义务教育制度已经在全球得到普及，尽管各国在义务教育的年限上有较大的差异，但它的基本原则，比如普及性原则、强制性原则等都得到普遍遵守。

其它如学校制度、学位制度等都有非常相似的制度架构。

再看教育内容。尽管世界各国的课程和教材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异，但由于知识本身所具有的统一性，使得世界各国的教育内容在学科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常见的“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课程框架以及“工具、知识和教化”课程框架等等。

在教育手段方面，综合运用电视技术、卫星技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现代远程教育，正在世界各国得到推广和普及，并且正在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更具有全球性特色的教育活动形式。

可以肯定，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世界各国教育体系之间的交流会更加便利，各国教育活动中相似和相同的现象也会越来越多。

3．全球教育——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教育活动在迄今为止的人类教育发展史上，无论是一国政府还是教育研究人员，都还没有自觉地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分析、研究和规划一国的教育体系，教育也一向被认为是国家主权垄断的领域。但是，这种认识目前已经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而我们的政府和研究人员却都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

挑战之一来自美国的教育实践。我们注意到，对美国教育的评价常常表现出令人困惑的矛盾：她的基础教育经常受到美国国内和国外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从五十年代的课程改革到九十年代制定“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都是建立在对美国基础教育的否定评价之上的。尽管如此，美国却有全球最优秀的大学和最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她的经济发展也未受到那个“低劣的”基础教育的困扰，这是传统教育理论难以解释的。但是，如果我们摆脱传统教育理论把一国教育体系限制在该国疆界内的思维定势，同时注意到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入国这样一个显见的事实，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美国教育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教育资源配置的开放式的高效率的全球化教育体系，以此分析上面所说的矛盾也就不难得到合理的解释。

以美国教育为代表的“全球化教育体系”是“教育全球化”现象中“全球教育”的一个典型代表。

挑战之二来自晚近发展起来的基于互联网的“网络教育”。

在基于互联网的“网络教育”中，师生关系、教学互动机制、教学激励机制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等都表现出与传统教育完全不一样的特点，“稳定的师生关系、面对面的交流、在一个确定的空间和时间内进行教学活动”这些传统教育中的基本特征在“网络教育”中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开放性和学习者选择权”并因此成为异军突起的新型教育活动类型和传统教育的强劲竞争对手。

美国有44%的高等学校向全社会提供各种远程教育，接受远程高等教育的学生约占全日制在校学生的32%，此外，还有21%的高等学校计划在今后3年内开展远程教育；学历学位教育是美国高等学校远程教育的主要形式，163.2万名远程教育注册学生中，有143.3万名攻读学历或学位课程，其中本科生为108.2万名，研究生为28.1万名；学费与在校学生相仿；远程教育开设的学历、学位课程数达到4.9万个，基本覆盖了美国高等学校的所有学科和专业；到1998年，以互联网为主要手段开展远程教育的高校占60%左右，比3年前增长了3倍，其余学校也将在3年内开始利用互联网开展远程教育；

31所教育部远程教育试点重点高校名单（2000年）第一类：既可招收参加全国高考和成人高考的生源，也可学校自主考试录取，招生条件由学校自主决定招收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无锡轻工业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湖南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东北农业大学,重庆大学天津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第二类：只招收参加成人高考的生源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兰州大学上海交大成立国际教育学院（中国教育报道/中国教育先锋网/2000/10/22）为适应社会发展和我国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趋势，上海交大国际教育学院日前正式挂牌成立，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日本、韩国、孟加拉、巴基斯坦、加蓬、尼日利亚等三十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代表，市教委留学生办公室领导、交大领导以及办学人员出席了成立仪式。上海交大近三年来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步伐，在校学位生一九九九年比一九九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二○○○年比一九九九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六；长期汉语生的增长尤为瞩目，一九九九年比一九九八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四，而二○○○年比一九九九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二点八；其他形式的留学生包括学位生、境外办班生、校际交流生、中欧学院留学生等，由一九九八年的二百二十三名到一九九九年的二百七十八名，今年在校留学生人数据统计已达四百四十八名（不含短期学生）。同时交大进一步改善了留学生教育的办学条件，添置了新型语音教学设备，完善了多功能、多媒体教室的建设，并进一步利用学校理工科、管理学科的综合优势，突出电子信息技术的工程教学强势、创建应用汉语教学的特色，开拓同声传译、现代汉学研究等新领域。

虽然“网络教育”目前还主要用于向国内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服务，但它显然已经具备了向全球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服务的技术潜力和制度潜力，在此基础上实现的“全球教育”将是二十一世纪最激动人心的教育变革。

互联网与跨国教育《科学时报》08/11随着全球越来越多的学校进入互联网，教育服务正在超越国界。跨国教育的影响将对传统的教学方式产生怎样的影响？语言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语言。单语言学生，特别是非英语学生将面临严重的问题。但语言不是主要问题，互联网上也提供诸如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的服务，并有专门机构从事翻译工作。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跨国教育不仅涉及语言问题，而且涉及各国的文化和经济。经济问题对于富裕地区的教育机构，它们会聘用世界各地的教师以促进本地教育发展并减少其在教师薪水上的开支。网上教育比传统的学校教学方式的费用更少，这也将促进跨国教育的发展。文化问题跨国教育者将需要在网上处理各种有关信仰、世界观、政治等的问题，不同国家的学生和学者将会对经济、地理、历史、政治等问题有不

同见解。文化差异将令教育者不得不决定网上跨国教育的内容及授课方式。影响各种地区的教育机构将面临来自世界范围的竞争，教育机构将需要适应跨国文化交流的问题，来自多文化环境的教育机构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优势。

毫无疑问，“网络教育”也是“教育全球化”现象中“全球教育”的另一种重要类型。

“全球教育”中的第三种类型以“国际文凭教育”为典型代表。

“国际文凭教育”是在国际文凭组织（英文全称是InternationalBaccalaureateOrganization，简称IBO）所属学校中进行的教育活动，她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IBO的成立首先满足了现代化移动家庭的子女教育需求，学生可以跟着父母自由地从一个国家的一所IB学校转入另一个国家的另一所IB学校学习同样的课程，学业不受影响。因其具有先进的国际化教育思想和严格统一的考试制度，IBO逐渐成为一个对于国际化教育有影响的机构，并在全世界迅速发展。

IB学校培养出来的国际化人才受到了世界各国高等院校的欢迎，从而使国际文凭组织得以与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名牌大学建立了稳定的协约关系。这些大学不仅乐于接收国际文凭的持有者，而且有许多名牌大学还向成绩优异者提供奖学金或跳级学习的优惠待遇。据了解，目前除中国外，全世界的名牌大学几乎都与IBO签订了协议，在其招生简章中都声明：凡IB持有者，可免试入学。

经过30多年的努力，国际文凭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员学校已由最初的十几所发展到今天的1000多所，遍及世界近100个国家，其文凭被1000余所大学所认可，其中包括哈佛、剑桥、牛津等名牌大学，并且有更加扩大的趋势。据悉，目前在中国，国际文凭组织的成员学校还不多，仅有北京、上海、郑州、香港等地7所IBO成员学校。北京作为IBO成员学校较为集中的地区，目前共有3所IBO成员校：55中、丽都国际学校、汇佳学校。55中和丽都国际学校只招收外国学生，而汇佳学校作为仅有的可招收中国学生的IBO成员校，为保证教学质量，每年的招生数量也很少，主要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对学生的英文水平与学习态度要求都很高。学生经过3年的学习后，如取得国际文凭组织颁发的国际文凭，就等于是取得了通往世界大学的“通行证”。（《市场报》2000/7/23）

与此相似的还有各种国际性行业组织和跨国公司的证书考试，其中IT行业中最著名的如“微软”、“IBM”、“HP”的工程师认证等等。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些国际知名大学纷纷到世界各地开设分校，这与国内大学在远程教育的旗帜下到异地开设网络教育或远程教育分院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美国MBA课程全球化《纽约时报》09/26美国大学的企管硕士(MBA)课程走向全球化。例如芝加哥大学就在新加坡设立分校，地点就在新加坡总统府对街，约有84名新生于上周加入其首度在当地开办、为期两年的企管硕士班。这些新生大多是三十多岁的企业主管，他们象征美国知名大学向外扩张的梦想。新加坡是芝加哥大学在九十年代于西班牙巴塞罗那设立分校后的第二个海外据点。杜克大学也从上个月开始在德国法兰克福授课，并将于明年1月在当地成立分校。哈佛大学则已在香港及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硏究中心，并计划在欧洲比照办理。西北大学及宾州大学则与知名顾问公司麦肯锡合作，将于明年在印度的海德拉贝德设立印度商学院。一些欧洲顶尖的学院也有类似的动作。伦敦商学院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将合开MBA课程。另外，位于法国枫丹白露一所有四十年历史的商学院，从今年开始，就在距离芝加哥大学新加坡分校不远处，提供MBA课程。芝加哥大学新加坡分校副校长艾潘说，“若想要成为一流的商学院，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全球各大主要城市布点。”对这些大学而言，新的尝试也包括实验中的远距学习(distantlearning)，即利用网际网路来授课。新的MBA课程介于传统的校园学习及成本较低的纯线上教学之间。也就是说，海外分校的学生花一、两周的时间与专程从校本部飞到当地教学的教授上课，之后这些学生暂时离开校园约一个月的时间、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并完成作业。他们可利用电子邮件提出构想并对住在数千哩外的教授提出问题。基本上，这些学校断定，在其他国家有很多经理人对取得本国学校授与的MBA学位并不感兴趣，而宁愿付出高昂的学费以取得美国名校的学位。对校方而言，除了有形的收益外，也有无形的好处。在美国，强劲的经济成长及二十多岁的人口相对较少，使过去两年大部份顶尖学院一般MBA课程的申请人数下滑，如果没有国外学生、特别是来自亚洲的申请者的持续增加，跌幅会更大。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把“教育全球化”现象概括为

A．教育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流动

B．全球性教育现象

C．全球教育

三大主要类型，在每一种类型中又进一步辨认出若干种典型的表现形式。通过这一梳理，原来纷繁复杂的“教育全球化”现象显示出了它们的共同特征——“全球性”——与两个以上非特定国家相关，当然这是一种唯象的描述。“教育全球化”的本质，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以不同形式不断扩大教育资源的共享程度并且不断增加不同教育体系的共同因素以形成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的全球教育体系的过程。追溯教育活动中“全球性”发展的历史并分析其形成机制，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教育全球化”的认识。

2、“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在“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之前，世界各国的发展因受到地理障碍的阻隔而处于各自独立的孤立发展状态，各国的教育也因此表现出广泛的差异性。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展、现代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的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展，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教育体系也在相互交流中不断取长补短，显示出强烈的趋同性。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的全球性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从而为“教育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对“教育全球化”历史进程的考察表明，构成“教育全球化”的微观基础是一国教育体系的变迁，变迁的动力来之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变迁的基本方向是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精英走向

大众、由集中走向分散、由单一走向多元。与此同时，一国教育体系变迁的微观过程又与全球教育体系之间发生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由此逐渐形成了以一国教育体系的变迁与传导为演化动力的全球教育体系。

是否存在一个“全球教育体系”？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看法。反对者认为，不但不存在一个“全球教育体系”，甚至什么“西方教育体系”之类的跨国界概念也根本不存在，实际上存在的只是“美国教育体系”、“英国教育体系”、“法国教育体系”等等。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尽管国家是人类教育活动的重要边界，一国之内的教育活动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也与他国有很大的差异，但这种表面上的差异并不能掩盖不同国家的教育活动在观念、内容、手段、技术、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基础，况且不同国家教育活动的相互影响已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这就好比我们不能因为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和不同国家经济活动的差异性而否认全球经济体系的存在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在教育活动中的重要性而否认“全球教育体系”的存在。显然，本文所持的是后一种观点。

在“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国家教育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三种主要的动力模式——“要素流动”、“模式复制”和“资源共享”，分别对应上面所说的三种主要的“教育全球化”现象。依据不同历史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动力模式，我们可将“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工业革命以前，“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要素流动”，可以称为“观念传播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留学生成为一国教育体系和另一个教育体系相互作用的主要媒介，期间也还出现过一些频繁和规模较大的留学生交流现象，比如西方的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末期以及中国的战国时期等，但由于这种交流始终停留在民间层次，故并没有对不同的教育体系的变迁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二阶段，从工业革命开始到二战结束，“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模式复制”，可以称为“西方主导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借助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在全世界进行扩张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发展中国家竞相模仿的榜样，以现代学校制度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教育制度也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法宝在世界各国得到推广，中国和日本的教育发展史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第三阶段，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至今，“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资源共享”，可以称为“全球体系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增加，相互依赖性增强，一国教育体系的预设功能已经可以部分借助于其他国家的相关资源来实现，包括资金、师资、教学仪器设备、等等，共享全球教育资源已经从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一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协调并且在高等教育中依赖性逐步增加的“全球教育体系”正在形成。

综观“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断扩大的西方文化影响是这一历史进程中最显著的特点，今后是否会有所变化，目前还难以预料。伴随“教育全球化”不断扩展的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要求一国教育体系对世界应有更大的开放性，否则，由教育形成的国民素质将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另一方面，教育体系更大的开放性必定会使本土文化对国民的影响力相对下降，这种文化冲突既有可能侵蚀发展中国家政治权力的基础，也常常引起人们对破坏文化多元化生态环境的焦虑和担忧，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通常在维护国家教育主权的旗号下尽可能小的开放国内教育市场。

3、“教育全球化”的动力机制

根据本文所作的历史考察，“教育全球化”既是当今世界的基本事实，也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一基本事实和基本趋势的历史合理性是什么，即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结果和趋势。

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或历史潮流，一定是对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基本需求的反映，因此，如果“教育全球化”确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反映了人类教育发展的历史趋势，那么，在它的背后一定能够找到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以此反观“教育全球化”现象，它满足了什么样的人类基本需求呢？对此我们可以从个人（家庭）和组织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个人（家庭）在教育活动中追求的价值目标第一是为了获得生存优势，它具体表现为与更高学历相关的身份优势和与更新、更专门的知识相关的人力资本优势；第二是为了参与知识创造，以满足人类普遍的好奇心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第三是为了获得精神和肉体的享受，以满足身心愉悦的需要，但它与第二种价值追求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追求的是教育的结果，价值的实现存在与教育活动之外，教育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后者目标的实现则存在于教育活动之中。因此，不难发现，如果我们承认以上三个方面的价值追求是个体接受教育的基本动力，并且承认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文化的特殊性，那么，更自由的国际交流和分享不同文化形成的教育资源就会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与个体在教育活动中追求多种价值目标不同，组织在教育活动中追求的价值目标只有一个，即获得生存优势。而当组织的生存优势是通过组织中个体的人力资本和作为整体的组织资本来体现时，接下来的分析与前面对个体的分析就会有同样的结论——更自由的国际交流和国家之间的教育资源共享将会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这一点可以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得到全部或部分的验证。

由此可见，由于“教育全球化”适应了组织和个人获得生存优势和其它一些基本的价值追求，因此，只要人类基本需求不改变，“教育全球化”就不会停止它的步伐。

4、“教育全球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作为“全球化”浪潮组成部分的“教育全球化”在二十一世纪将会对世界各国现行的教育体系产生更加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已经是毋容置疑的了

。是洞悉先机，主动适应和充分利用由此形成的教育超常规发展机遇，使中国教育实现快速发展，还是因循守旧，画地为牢，迟疑于世界潮流之外，对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中长期战略安全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始于1999年的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大扩张是中国教育政策发生战略性转变的重要标志。1999年，以刺激消费为直接动因的高校扩招虽然最终并没有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什么作用（关于这一点，目前还缺乏有权威性的研究报告，但根据经验可作如下分析：由于高校扩招伴随高校学杂费上涨，由此建立的未来支出增长预期必定迫使十倍甚至百倍于扩招学生家庭的其他家庭采取更为保守的即期消费策略，两相抵消，其效应之不明显应早在预料之中），但为推动这一政策出台所开展的关于“教育产业”、和“教育产业化”的讨论，却促成了一个非预期的观念成果的推广：在考虑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时，规模上的政策基点应置于满足公众的教育需求上，结构上的政策基点则应置于满足社会的人才需求上，前者称为“入口平衡论”，后者称为“出口平衡论”，同时考虑两个方面的需要称为“综合平衡论”。在计划经济中，当教育需求与人才需求发生矛盾时，总是“入口平衡”服从“出口平衡”，而在市场经济中二者的主从关系正好颠倒过来，“入口平衡”始终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出口平衡”方面的政策目标则通过家庭、学校和政府之间的相互选择来实现。因此，原来为刺激经济回升的短期教育扩张政策就演变成了着眼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实力的中长期教育扩张政策。遗憾的是，由于人们长期受计划经济“出口平衡论”的思想束缚，对于当前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和高等教育的持续扩张还大多抱有怀疑、焦虑和抵触的心态，反映了一种狭隘的、就教育论教育的小教育观。

教育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网络和全球化时代，其作用除了由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所揭示的以外，还有一种对国家民族生存、安全日益重要的作用——创造生存空间——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在传统的国家安全理论中，一国（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受国家物理疆界的约束，因此，国土纷争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扩展国家、民族生存空间最重要的斗争形式。但是，二战以后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形成导致国家安全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国家民族之间生存竞争的主导模式已经由对国土资源的争夺转变为对经济资源的争夺，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已经更多地取决于她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支配资源的能力而不再取决于国家疆界内的资源多少，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现代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加以考察，而其中两个关键性的因素——在组织层面的国家创新能力和在个体层面的全球生存能力则都与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教育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内在逻辑。

中国号称地大物博，但如分配于其庞大的人口，则人均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在这样的资源禀赋下，只有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利用全球资源才能保证国家民族的长期战略安全，同时必须通过大力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才能在全球市场上拥有足够的份额，由此可见，加入WTO乃是关系国家民族生存的必然选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大力提倡创新教育则是扩展国家民族生存空间的必由之路。

在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讨论中，人们关注的焦点是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方法，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为什么要转轨？其重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国家创新能力，这一点目前已经比较明确，但为什么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只有认识到它的最终目的在于扩展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才能为这种国家意志找到形成社会共识的基础，从这个角度去看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必然得出扩展教育规模，提高教育层次逐步普及高等教育乃是推行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内在要求的重要结论。这一结论虽然与当前政府的教育扩展政策一致，但它们的出发点却是不同的。

把扩大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的层次结构看成是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内在要求有两个理由。第一，国际经验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高层次、高学历人才的流出要大大的多于流入，导致符合外向经济要求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这也为中国的经验所证实，因此需要通过增加教育产出以弥补因人才流出导致的国内人才短缺。第二个理由没有第一个理由那么直截了当，但却更为重要。分析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不难发现，无论在哪一个国家的失业人员中，在数量上，高学历者要少于低学历者；在寻找重新就业的机会上，高学历者要大大优于低学历者，因此，扩大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层次对于减轻就业压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知识经济中，一种极其重要的公民素质——全球就业能力——跨国就业和跨文化就业是与公民的学历层次紧密相连的，显然，公民的这种全球就业能力对于扩展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是极其重要的，而要使这种能力成为公民的普遍素质，没有大规模的教育扩展和教育层次的普遍提高是不可能实现的。

认清了扩展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层次对国家民族扩展生存空间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之后，回过头来再来考虑中国在“教育全球化”中应该选择的战略和对策就有了全新的思路。

在传统思维中，我们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如何保护国内的教育市场和防止文化侵略，而在新思维中，我们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如何最有效的利用全球教育资源快速扩展我们的教育规模和提高全民的教育层次，因此必须进行前面而深刻的教育政策创新。

5、“教育全球化”与教育政策创新

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政府在各个领域推行市场导向的改革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但由于教育与意识形态之间事实上的紧密联系，以及我们对这种紧密联系的片面认识，使得政府的教育政策经常左右摇摆，缺乏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的挑战，必须在更新观念的

市场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在部分开放还是全面开放的问题上，只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来华办学者都必须也必定会遵守中国的法律，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担心他们会挑战中国政府对学校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呢？只要这个担心不成立，选择全面开放当然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要有紧迫感。虽然教育服务并没有列入我们加入WTO承诺开放的时间表，但决不能因此缺乏紧迫感，甚至以为奇货可居。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国家发展而言，资金在任何时候都是稀缺资源，国际上也决没有无限丰富的资金在等待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恰恰相反，在发展中国家纷纷抢乘知识经济这班时代列车时，大家都面临共同的问题：发展教育和资金稀缺的矛盾，由此可以预见，争夺国际资本用于本国教育发展将很快成为各国引进外资的重点，如果我们不能解放思想，为外资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提供最宽松的市场环境和尽快建立良好的政策支持体系，我们将会失去这即将来临的千载难逢的良机。

目前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国教育市场的问题上，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晚开放、如何少开放，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种文化侵略而不是一种文化交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是消极、回避、抵制和限制外资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我们总担心开放教育市场会给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带来麻烦，这既是一种缺乏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我们因此错过发展中国教育的绝好机会，我们也许将会犯下比当年制定错误的人口政策更严重的历史性错误。在由知识经济已经清楚展示的历史规律面前，这一判断绝非危言耸听。

对外资进入教育市场全面实施“国民待遇”应该成为我们吸引外资政策的主要特征。

“国民待遇”本是一国政府在对外开放时给予外国企业与本国企业同等待遇的一种国际惯例。中国在二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外资企业设置了过多的障碍，而在税收政策方面则是对外资企业提供了大大优于本国企业的优惠，这些都违反了“国民待遇”的基本精神，其实施结果也往往是南辕北辙。

教育全球化范文篇8

关键词：全球化背景;小学教育;优化方向;创新思想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之下，国外的教育思想在为我们带来全新启示的同时，也给我国小学教育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冲击。“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小学作为启蒙教育的重要阶段，对学生的基础知识、能力和品性特征的培养都具备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在当前新形势下，寻求小学教育的优化发展和创新已成了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全球化背景下小学教育的发展方向

小学是人生的基础教育阶段，也是对人的成长和发展最有影响力的重要时期。小学教育阶段所面向的对象是广大少年儿童群体，在这一时期，小学生大多较为活泼好动，好奇心较为旺盛，模仿力极强，但存在观察力和注意力较难持久集中的问题，容易受兴趣和情绪的影响转移注意力，同时心理和生理发育都在逐渐成熟和发展过程之中。因此，小学教育的发展方向需要结合小学生在注意力、观察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情绪感知能力等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基本特征，设计符合小学生可接受水平范围之内的基础知识教学。当今时代处于信息技术发展极为迅速的新时期，信息的传播和发展早已不受国界和地域的限制，全球村概念已深入人心，无论是在社会经济、文化还是教育领域，都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这给我国小学教育带来了一定的思潮冲击，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固然有积极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最本质的是构建既适应我国国情又具备全球化视野的中国特色教育体系。目前我国小学教育正不断谋求全新的优化和创新，随着新课改进程的不断推进，小学教育逐渐由技能教育转变为重视学习态度、情感素养和价值观培养的综合素养教育。在当前新形势下，如何为小学生奠定社会行为习惯和思维基础，如何建立兼具科学性和人文关怀的价值观依然是目前我国小学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

二、当前我国小学教育的发展目标

在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小学生在身心发展方面的可塑性，小学教育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突破传统教育思维的禁锢，实现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的创新，以学生更容易接受的教学方式为更高阶段的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小学教育的发展目标集中于学生的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和健康心态的综合教育，以树人为主要教育目的，以传道授业解惑为根本原则，在吸收国外先进教育经验的同时，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实现富有中国特色的小学教育优化发展。

三、实现我国小学教育优化发展的有效策略

（一）注重国学教育的启蒙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在吸收国外先进教育理念的同时，也需要注重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这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在小学教育阶段注重国学教育的良好启蒙，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优秀的传统文化信念，而且有助于培养少年儿童对于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国学教育启蒙实质上是应用国学经典展开素质教育，有助于达到道德教育、通识教育的本质目的，帮助学生更好地明晰事理，学会为人处世。另外，通过针对性地诵读和解析，有助于提高学生对于中华文学的深层次感悟能力，对学生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起到重要影响。

（二）注重创新教育的培养

传统小学教育模式以教师为主体，忽视了学生个体的差异性和主体性，同时习惯于应试教育培养的思维，忽略了学生个性化的发展，这样的模式化教育不利于学生综合素养的提高。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于学生的自我意识和创新思维能力更加注重，因此小学教育的发展需要进行相应的转变和优化，由应试教育向综合素养教育发展，由模式教育向创新教育方向转变。小学作为重要启蒙阶段，需要对学生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创新能力进行启发式培养，这需要通过教学课程的创新改革实现，从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等多方面进行优化，尊重和保护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以人为本，建立符合学生发展需求的创新教育培养模式，为学生在更高阶段的教育提供良好的创新思维和素养基础。

（三）注重社会人教育的转变

在人成长过程中的发展时期，存在自然人和社会人两个重要阶段。西方文化背景中的小学教育是注重实用性教学，育人目的在于促进其成为有用之人。与西方教育思想略有不同，我国传统小学教育注重基础知识教学，偏向于文化知识的基础普及，但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之下，我国小学教育也应进行优化发展，切实回归至教育的本质，使人具有人的本质，促使小学生由自然人向社会人进行教育转变。实现这一发展方向，需从两个方面入手：学科知识入门和品性特征养成。中学乃至大学教育注重专业入门，而小学教育则偏向于基础学科入门，同时需要针对学生培养其关于责任、方法和美的感悟这些方面的品性特征，促使小学生具备一定的道德责任感，了解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的基础方法，同时对于生命和世界的美有一定的审美能力，以此实现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渡，这一教育发展理念正应和了传统教育思想“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本质理念。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小学教育应不断寻求多元化理念的发展，应用更加开放和创新的教育思想，以人为本，以学生为真正的教育主体，通过国学启蒙教育、创新教育和社会人教育等多方面的优化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能力，促进教育树人这一重要理念的实现。

作者:夏冬梅 单位:南昌市广南学校

参考文献：

［1］李志红.全球化背景下小学教育的特质和目标［J］.淄博师专学报，2006，04：20-25.

［2］秦克铸，薛忠祥.教师教育知识基础研究课题组，全球化背景下的学前———小学教师教育知识基础研究［J］.淄博师专学报，2007，04：3-13.

［3］郭悦.全球化背景下小学教育的创新思维培养［J］.才智，2016，21：118.

教育全球化范文篇9

关键词：高等教育全球化WTO教育商业化

高等教育日益被视为一种可以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买卖的商业性产品。高等教育商业化目前已经进入全球市场。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在考虑一系列建议，以把高等教育作为其一项关注点，确保高等教育的进出口符合WTO协定的复杂规定和法律安排，并且不受大多数限制所限。在美国，教育国际贸易全国委员会（theNationalCommitteeforInternationalTradeinEducation）和一系列以营利为主的教育举办者支持这一动议。业已建立的高等教育共同体，包括美国教育理事会（theAmericanCouncilonEducation）没有对此做出承诺。WTO动议给传统的大学观，以及国家性的乃至院校内部的教育管理带来了严峻的威胁，因而需要仔细的省察。我们正处在高等教育的真切变革之中，这一变革有可能深刻地改变我们对大学角色的基本理解。这一变革的涵义是深远的，但我们对之仍然缺乏讨论和理解。特别令人担忧但又毫不奇怪的是，美国商业部服务业办公室（theUSDepartmentofCommerce’sOfficeofServiceIndustries）在幕后努力使美国和全球的高等教育商业化。

我不反对全球化作为现实或概念的存在。每一个地方的高等院校都服从全球性趋向——大众化及其影响、新通信技术的冲击、学术机构对政府的责任、全球性科研网络，等等。

许多诸如此类的发展把高等院校和院校系统全球性地联结起来。英语作为科学交流和教学的通用语言的使用，特别是当与国际互联网（Internet）结合起来后，使得交流更加便捷和迅速。跨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使得快速传播新课程和变革成为可能，并且使缺乏充足的教育举办者的国家满足其学生和国家经济的迫切需求成为可能。

几个世纪以来，大学被看作是为人们从事专业工作（法律、医学、神学）与进行科学研究而提供教育的机构。大学保存并提供，有时还扩展社会历史和文化。在19世纪，科研加入了大学的职责之中，稍后社会服务也成为大学的一项职责。高等院校主要是由政府或教会举办的。即使是私人举办的院校也具有服务的使命。高等教育被看作是“公共产品”（publicgood），给社会提供有价值的贡献，因而值得资助。

大学是学习、研究和通过运用知识为社会服务的场所。高等院校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社会压力——即拥有学术自由，更准确地说是由于它为更广泛的社会利益服务。为了保证教授们免于担心社会的制裁而在课堂或实验室从事教学或研究的学术自由，他们往往获得永久性聘任——终身制。

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今天，国际互联网和知识全球化的崛起等给更小或更穷国家的院校机构或系统带来了潜在的严峻问题。在一个划分为中心与边缘（centersandperipheries）的世界，中心变得更加强大，边缘变得日益边际化。国际学术系统不平等越来越明显了。在位于工业化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主导着的竞争日益激烈、迅速迈向全球化的高等教育场景下，学术系统或单个大学很难独立发展。传统的学术中心变得更加强大，并且越来越集中于北方的英语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及欧盟中的大国（主要是德国和法国，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

中心国家的准则、价值观、语言、科学革命和知识产品主宰、挤压着其他观念和实践。这些国家不仅是占主导地位的大学和科研设施的产地，也是在新的全球知识系统中强有力的跨国合作的家园。微软和IBM之类的信息技术公司、生物技术与制药公司（如Merck和Biogen公司）、埃塞维尔和贝特斯曼之类的跨国出版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公司，主导着知识、知识产品和信息技术的国际商业化。在全球化世界中，小国、穷国几乎不能自主，没有什么竞争潜力。高等教育全球化加剧了世界大学体系中本已很明显的不平等。

知识商业化与高等教育

伴随着日益出现的高等教育商业化，市场的价值准则渗透到了校园。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社会对高等教育态度的变化——高等教育被看作是有益于学习者或研究者的“私人产品”（privategood）。根据这一观点，使用者应该为这一服务付费，就像购买其他服务一样。知识提供变成了一种新的商业交易。公共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即政府，要么不愿要么不能为扩展高等教育提供所需的资源。人们期望大学和其他中学后教育机构自己去寻找大部分资金。大学不得不更加像商业组织而不是教育机构一样来思考。

在这一背景下，合乎逻辑的发展就是公立大学的私营化（privatization）——出售知识产品、与公司合作，以及增加学费。各类私立院校特别是营利私立院校的繁荣，是商业化的副产品。教育公司（其中一些自称大学）出售技能和培训，给顾客（学生）颁发学位或证书。研究被看作是一种可以替代的产品，而不是推进科学前沿的探究活动。

WTO的介入

在这些变革了的环境中，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私营部门中，商业驱动的人们会关注自身以确保“知识产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自由地交易。如果这些利益群体大行其道，高等教育从各方面来说都会恰似香蕉或航空公司一样服从自由贸易规则。人们应当明白，WTO规则及相关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从法律上讲是一种捆绑物。目前存在这样一种风险：与高等教育相关的规则会“处于雷达监控之下”，并且未加分析地被纳入国际协定之中。无论什么一旦成为WTO体制要求或规则的一部分，它就得服从一系列复杂规定。这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但因为会有一套新的国际准则，而且因为大学将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定位：GATS和WTO的首要目标是要保证各类教育产品和院校都进入市场。

当然，高等教育贸易比香蕉贸易更难以制度化。但是，许多组织和人们正在通过各种努力做到这一点，创建一种方针性、规则性的体制以形成高等教育的自由贸易。WTO将会帮助保证高等院校或其他教育提供者在任何一个成员国建立分支机构，出口学位课程，以最少的限制授予学位和证书，在国外教育机构投资，为其国外风险投资聘任教师，不受控制地通过远程技术建立教育和培训项目，等等。

各种类型的教育产品将会自由地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已经作为国际条约一部分的版权、专利和许可规则将进一步得到强化。对跨国性的有关高等院校、课程计划、学位和产品的贸易做出规定是很困难的。希望参加这类进口或出口者，将得到国际法庭和法律行动的援助。目前，对高等教育何去何从的裁决权完全在国家当局手中。

这一动议提出的问题与高等教育观念和高等院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小国的高等院校切实相关。在一个对高等教育进出口难以进行实际的、法律的管理的当今世界，各国或单个大学如何维持它们的学术自主？如何进行认证或质量管理？在公私立非营利性高等教育（几个世纪以来的“金标准”）与新的咄咄逼人的营利性高等教育部门之间存在区别吗？资金充裕的营利性跨国高等教育机构会推动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远离商业吗？专职教授职位和学术自由能得以保存吗？有一点很明显，一旦大学被纳入WTO体制，其自主权就会严重削弱，高等教育和复杂研究就会变成服从国际条约和科层制的又一项产品。

WTO控制高等教育最大的负面影响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迫切需要这样的高等院校，它们能够对国家发展做贡献、产出适应当地需要的研究、参与加强公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行动。一旦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屈从于WTO所规范的国际学术市场，它们将会湮没在着眼于营利而非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发展做贡献的国外院校和教育项目之中。目前已在许多国家实施的认证和质量管理机制是否被允许目前尚不明确，但它们至少与跨国教育提供者有关。

谁来管理高等教育

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对其高等院校维持必要的管理。与此同时，如果大学要繁荣，就需要充分的自主权和学术自由。几个世纪以来，传统大学在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职能。在这些职能随着时间过去而变化的过程中，它并没有消失。广而言之，新动议和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挑战是从中世纪大学面对民族主义兴起和16世纪宗教改革的挑战以来最大的挑战之一。差不多一千年来，大学把自己定位为负载着核心的教育使命和对学术价值观的共同理解的机构。在大多数时期，人们将大学理解为不仅是在实际知识领域提供教育的机构，还是社会的核心文化机构。在19世纪，科学和研究加入高等院校的职责之中。社会认为大学是特殊的机构，因为其目的超乎日常商业生活之外。现在，这一切都受到了威胁。

学术共同体自身要对这些变化承担部分责任。一些大学让自己沉浸于商业活动之中，其传统的职责受到了妥协。一些名校如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建立的“营利性”分校就是这类妥协的象征。澳大利亚一所非常有名的大学即莫纳什大学（MonashUniversity）正在国外建立营利性分支机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在西班牙和新加坡建立了分院。中国的许多大学则花大力气提供有偿服务和开办技术公司。许多大学已经“上网”，向世界各地的顾客售卖其课程和学位。

大学如果要作为知识机构而生存下来，就必须密切关注教学、学习和科研这些核心职责。执着于传统的学术价值观并非易事，但日益增长的商业化的代价是相当大的。

政府和其他公共权力部门需要给予大学为实现其使命所需的支持。从长远看，不断紧缩的预算、日渐紧迫的责任制（accountability）以及要求大学根本性地改变其目标，并不能为公共利益服务。公众必须尊重高等教育的根本价值观。

教育全球化范文篇10

【摘要题】德育研究

【英文摘要】Alongwith

通过教育使个体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这是民族国家对个体发展最基本的期望，也是教育最基本的目标。世界各国，对公民资质的要求与公民教育的内容会有所不同，但对公民与公民教育问题历来都是十分重视的。公民教育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它也是民族国家得以凝聚、延续、稳定的根本所在。近年来，由于全球范围内人们频繁的跨国迁移、流动，使得公民的定位在全球化背景中超越了传统的国家定位，对民族国家的权威、认同构成了挑战。人们开始从全球化的视野重新审视公民与公民教育问题。本文简要叙述了西方社会公民教育演变的历史，并对全球化背景中的公民与公民教育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一、民族国家中的公民与公民教育

公民问题一直以来是政治和教育中的核心问题。公民作为一个古老的概念，我们可以追溯到希腊城邦时期及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形态。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思想是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因此西方民族国家对公民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施框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西方国家一直认为一个健全稳定的民主社会除了要依赖基本社会结构的公正性以外，公众的素质和态度以及行为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政治家和学者极为重视在一定政治体系中的社会成员早期学习过程中所获得及形成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认为这种早期形成的倾向很难加以改变，往往成为其政治自我及价值取向的一部分。因此培养公民道德感和认同感的公民教育对社会的凝聚和国家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公民教育是泛指培养年轻一代建立一种自诚、自省、自律的公民责任的一种教育。

西方国家对于公民教育的研究与实施是随着其对公民身份认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公民的现代形式起源于18世纪末期的法国革命，民族国家的兴起一方面抹去了诸如世袭的种姓和等级这样传统的社会阶层界限，给社会成员一个新的定位即公民身份。《新大英百科全书》对公民(Citizenship)身份的解释是指“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受这个国家的法律约束而在这个国家拥有相应的义务和权利”。早期的公民身份首先强调的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民族、社会阶层及社群属性首先要服从于国家赋予个人的普遍属性。追溯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不难发现，早期公民身份的确定具有封闭性特征，与主流文化相异的民族或原住居民不能获得公民身份。若要获得这一身份，需要在行动上表示对民族国家的效忠，放弃或贬低本民族的文化或弱势民族成员的身份，因此公民教育强调文化同质和政治忠诚。在传统的公民观下，国家作为一个地域的政治共同体与国家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是相关联的，作为国家成员的公民被共同分享的历史、价值和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大多数国家是多种族群体的混合或结合，而被分享的文化往往是主流群体的文化，少数民族群体和文化往往是被压迫和被排挤的。民族国家对文化同质性的追求，反而常常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抗和分离的运动。特别是二战以后，争取公民权利运动成为西方民族国家的一股强大的政治潮流，到70年代末期，基本确立了不分民族和社会阶层在法律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和地位。西方国家弱势群体公民权利的获得往往通过以下的途径达到的：1.因歧视引起的社会冲突，其动力来自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如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运动等；2.因归化而引起的公民数量的扩张，即外国人加入所在国国籍引起的公民人数扩张。在争取公民权利的运动中，新兴的利益集团和既有的利益集团彼此发生冲突，冲突既发生在不同的阶级群体之间，也发生在不同的种族和社群之间，因此国家十分重视公民教育对于国家稳定和安定的作用。然而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各国因为历史传统和社会现状的不同，出现了很大的分歧，有的国家继续维持原有的教育模式，而有的则开始反思过去的公民教育，开始了新的探索。随着西方民族国家形式化的民主程序架构基本完成，争取公民权利运动告一段落，关于公民身份的研究一度也陷于低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公民身份和公民教育的讨论再度引西方学者的关注，美国学者Kymlicka认为这个趋势是由两个主要原因所造成的，一个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虽然在法律上确立了每个个体的公民身份和地位，但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仍然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20世纪80年代社群主义公民观的出现就是这种社会矛盾的反映。其次，世界范围内不断发生的种族冲突和政治事件以及发达国家对劳工的需求，引发的移民、难民浪潮使个体不断在不同的民族国家间流动，形成了民族国家公民身份认定上的矛盾与冲突。早期的公民身份理论过分强调了个体在政治结构和制度系统中的地位问题，而忽略了公民对国家及其政治架构的认同。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和个人的身份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必须重新审视公民身份，以承认和包容多样化为主题的公民教育模式渐渐成为了西方公民教育的主流取向。

二、西方国家早期排斥及同化的模式

排斥及同化的公民教育模式是有其哲学基础的，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发展推动了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发展，二元化的思维模式导致了民族国家对待少数民族排斥及同化的极端政策。在政治层面上，民族国家发展早期，人们把文化的同质性看作是国家的重要特征。政治家们一方面是为了稳定国家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由于主体民族和主流文化的优越感，对于移民和少数民族以及弱势群体文化多采取排斥态度，其目的在于达到社会的同质性建构。这一理念直接导致国家制定了许多带有歧视性的法律和法规，它们虽然保护了主流社会成员的利益，但排斥了外国移民和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政治生活中享受平等地位的权利。政治家们认为，要求社会正义和保证基本人权，潜在地伴随着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当少数民族要求得到平等对待，以及给予他们表达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身份的空间时，国家却试图通过把少数民族边缘化的策略，以剥夺和限制他们的公民权利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美国学者杨(Young)从三方面探讨了国家同化政策：1.从整合的角度出发，同化策略的目的在于使先前被排除的少数民族能够顺利进入到主流社会之中。但是这些被排除的少数民族必须遵守、承认社会中主流和优势民族的文化标准，以这些标准作为社会行为准则；2.从普遍人性的理想来看，同化策略的目的在于促进个体融入到主流社会之中，这种理想是基于族群中立(group-neutral)的假设，即个人不受其民族或种族背景因素的影响，以一个平等、理性的自由人身份进入社会生活，以排除个体在主流社会中的族群和阶层差异；3.从心理的层面来看，同化策略使用的是以压制或取消族群差异的方式，对个人或族群进行同化。同化模式会使少数民族个体对自己与主流文化的差异产生强大的心理压力，少数民族弱势群体受到自我厌恶和外界排挤的双重压力，甚至会因为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而产生污名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典型的移民国家中，1970年之前主要都是同化模式，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渐渐地被多元文化模式所取代。而在西欧一些国家（英国、法国、荷兰）中同化模式占主导，而在另一些国家（德国、瑞士、奥地利）排除差异模式占主导地位。其中，德国是排斥模式的代表，法国是同化模式的代表。从7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国家的公民教育模式遇到了新的挑战，正在被新的模式所取代。

德国公民教育模式是基于排除差异的方式，它强调德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招募来的外国工人、难民以及他们的子女最终要被遣送回国，他们只是暂时性地被整合到社会中，所以提供给他们的教育采纳了双重的策略。这种策略既提供给学生维持他们的母语和国家文化的课程以便为把他们遣送回国做准备，同时也提供给学生在德国被“暂时性整合”所需要的基本的语言和文化技能。这一策略最终导致了移民子弟低入学率、低成就率、犯罪率高的现状。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简单技能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这部分人获得工作的机会也越来越少。种族主义教育政策导致了他们只能做需要简单技能的工作，贫民住宅区、低教育成就、少数民族的外表特征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耻辱的标志，代表着边缘和不可靠的身份，所以年轻移民寻找工作经常遭到拒绝，社会问题日益严重。

法国的共和模式是基于同化的理念，共和模式的中心原则是基于个人的平等，而不是基于承认文化差异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基础之上的平等。对于要成为公民的移民和他们的孩子而言，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一个强大的福利国家的保障被看作是整合的前提条件。法国的教育系统是高度集中的，教育当局要求移民要学习法语和法国文化，这是他们成功地成为公民的先决条件。教育不应该为少数民族或移民的孩子提供任何特别的准备，而是要让他们完全融入正常的法国学校和法国的社会文化之中。

这两个国家是同化及排斥策略的代表，随着时代变迁，德国和法国都出现了许多社会矛盾。近年来在法国、德国出现的极右翼势力就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事实证明无论是同化或排斥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要求，也无法从根本上调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两国都开始进行适度调整以缓和社会矛盾。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民族国家公民教育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文化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已日渐式微，其文化之魂的基督教价值体系亦遇到世俗化、多元化或后现代化的强烈挑战。值此机遇，西方公民与公民教育思想的研究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学者们开始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公民思想与公民教育，特别是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培养什么样的公民，如何培养公民日益成为国家必须应对的重大问题。多元文化论的基本观点是，不同的社会群体都有维持其独特的文化认同，享有其文化特质的权利，民主主义的多元文化公民教育能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进一步促进公民权利平等。首先，通过传递容忍文化差异的民主价值观，使人们能够包容和尊重文化差异和价值多元；其次，通过承认文化的差异并培养青少年在其生活的社会中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对文化差异的宽容和承认都是多元文化公民教育的重要部分。在公民教育观方面，多元文化教育论者还强调，合格的公民不仅能够良好地适应主流文化，而且也应该适应本民族文化和其他亚文化。教育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文明、延续文化的基本载体，也是了解多元文化的主要途径。学校在学生社会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要传递社会共同的文化和价值取向，而且也应该能够呈现多元的文化，把各种文化差异呈现出来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成为能够尊重差异，善于处理矛盾、冲突的未来公民。

班克斯(JBanks)系统地归纳了多元文化公民教育的内涵。他认为首先要反思所谓教育价值中立的原则。他认为没有中立的教育，所有的教育都有价值倾向性，某些特定的价值被确立为适用的，而另一些则被排斥在外，以此审视和检讨所谓的民主和平等的教育体系。公民教育应强调对少数民族以及弱势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积极的肯定与尊重，以减少少数民族群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进一步承认民族之间的差异，帮助社会中多样文化的延续；驳斥所谓对国家的忠诚要必须使国家在文化上同质化，认为在民主的多元民族国家中，不同民族对国家的热爱与忠诚是建立在国家肯定并尊重他的存在的基础之上的；学校不是复制社会和阶级的不平等，而是帮助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提高他们未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信心和能力，培养真正的民主和平等的意识。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有不同的学习方式，应该在教学活动中考虑来自主体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孩子不同的学习方式，并在教学过程中结合这些孩子的特点施教。

基于这样的公民教育理念，多元文化取向的公民教育模式在教育目标、内容、手段等方面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在教育目标上，学校要培养未来公民的健全的人格特质包括开放的自我，对待他人的宽容态度，与他人共享价值的能力，多元而不是一元的价值趋向，信任人类环境并对自己有信心。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适应全球化的历史转型。在教育内容上，公民教育内容中既要强调普世伦理即一种以人类公共理性和共享的价值秩序为基础，以人类基本道德生活、特别是有关人类基本生存和发展的道德问题为基本主题而整合的伦理理念，也要呈现多元的文化，使得学生在公民认同上，除了共同的国家认同之外，也能理解族群独特的文化认同。在教育的权利上，要考虑到族群成员的差异性，给予族群特殊的权利保障，使族群不同的利益、文化经验、生活态度得到公开展示的机会。在教育途径上，要着重从实践入手，培养未来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增进公民对政治体系和民主程序的了解，传授公民政治知识，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技能。强调培养学生相互尊重、理解、及处理差异问题的能力。在教育手段上，既要积极改进传统的教育手段，又要充分运用新的技术手段，使教育形式多样化，能够更有效地展示文化的多样性，提高教育效果。

澳大利亚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政策是同化的模式，政府认为他们不需要为移民和少数民族的子弟的提供特别的教育准备，认为这样可以避免社会的分裂和维持国家文化的同质性，同时也认为这体现了平等主义。公立学校教育为移民学生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和进入社会上层的可能性。而事实上，这些移民的孩子逐渐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他们的父母主要是熟练工人，而且集中在大城市的市郊。孩子所进入的社区的学校，缺乏仪器设备、活动空间以及高质量的师资，一开始他们就已经处于不利的社会经济地位了。一些中心城市的学校也有了大量的不会讲英语的孩子，而在这些孩子们之间，广泛流行他们的母语。由于不能讲英语，移民学生只能进入比较低的年级，而且学习进步非常缓慢。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后期，教育主管当局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政策，他们认为移民的孩子学习上有特别的障碍，学校应该通过设立补习班等方式，强化英文教学来帮助他们克服障碍。自由主义的模式或机会均等的模式已经被“补偿少数民族的赤字”的模式所取代。政府训练和任命了专门的老师而且宣布了一系列计划为移民子女改良学校教育。1971年联邦国会通过了移民教育法案，为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提供经费。拥护该法案的学者强调，少数民族学校是维护文化遗产和建立学生自尊的合法方式。少数民族的社区建立了他们的自己学校，州和联邦政府为专门为移民子女设立的学校提供资金，并帮助它们提高教学质量。一些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为了消除传统教育中隐含的民族优越感应该全面校订课程和学习方法，多项多元文化教育计划受到了联邦和州政府的鼓励。多元文化教育在澳大利亚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学校为了满足有特殊学习问题、特殊文化的背景孩子的需要，在学校中尽量多地讲授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学校教育的改变不仅仅表现在课程方面，学校在尝试解决文化多样性问题过程中，深刻地改变了教育的内容和整个学校与社区。由于教育水平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少数民族和移民子弟就业后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四、多元文化公民教育

多元文化主义意味着放弃了民族国家必须保持同质和只有一种文化的设想，但它仍然是在民族国家里控制差异的一种理论和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是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意识形态统一的前提下寻求认同和差异的平衡。它的基本假设是移民将会长久定居，他们的后代将既有国籍又是公民，他们在文化和政治上都会属于主流团体，都会对唯一的国家保持忠诚。但是，事实上在全球化的时代，公民身份确立的基础不仅仅是以民族国家的领土范围和政治体系为基础的。有学者甚至认为民族国家的权威以及对公民的控制在一些基本层面上已让位于其它全球化力量，这些力量包括大众传媒、一些社会运动、全球化经济或全球化文化等。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包括跨国界迁移的增加，临时性、经常性和循环性的移民的增加，廉价而方便的旅行以及通过新的信息科技可进行的长期沟通。社会出现了所谓的“跨国的群体”和“世界公民”，他们的身份并不主要附着于特定的领土，生活游离于不同的国家政治体系之间，个人复杂的社会经验所造成的自我身份的多重认同。因此他们的出现对民族国家个体归属的传统理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社会凝聚力以及独特的人格文化认同的矛盾成为民族国家无法回避的问题。民族国家所无法忽视全球性公民身份，国家未来可能不得不认可它的公民们所持的那些相互竞争、交叉性的忠诚。有学者认为全球性的变迁必然导致国家理论的重建，国家观与民族观的脱钩，这是从民族国家定位时代向全球时代转变重要特征。

当今世界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的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各民族国家的经济文化日益全球化，另一方面则是各种寻求自主性的社会运动的兴起。这些运动诉诸启蒙运动以来日渐深入人心的平等原则，但对平等的诉求并不仅仅表现在追求普遍主义的平等权利，而经常是以保存差异性为目标，存而把平等问题作为某种集体独特性的权利诉求。加拿大学者泰勒建议接受这样一种假设，即所有的文化都具有平等的价值。这就引申出了文化之间相互承认的问题，即对文化的认同是以相互的承认为基础的。因为我们的认同是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不仅会影响我们的认同，而且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多元文化的公民教育观既包含着文化的自我认同，也包含着对相异文化的承认。

多元文化的公民教育是否可以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不得而知，因为文化的相互承认是一个远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表明，强调同质的、统一的全球文化是不可取的，它的确会导致文化的冲突和文明的对峙。无论是从国家的角度还是地方社区的角度来看，只有培养从道德上、文化上对其他不同种族、地域和文化敞开胸怀的公民才能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多元文化的民族国家必须迈向更开放，接纳多种文化、民族和身份的人们共存的公民定位的理念。新的公民定位应该建立在对身份选择的宽容、对社会的不同和多样性充分承认和尊重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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