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权范文10篇

健康权范文篇1

（一）健康

什么是“健康”？当今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宪章导言所下的健康定义：“健康是指人的躯体、精神、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首先，它强调健康是由三个“维度”组成，包括躯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躯体层面的健康是健康的最基本层次。人是具有高级神经活动（思维、心理活动）的生命体，这种高级神经活动的内化表现为人的心理活动；高级神经活动的外化，则表现为与所处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并由此产生环境对个人身、心的影响。第二，该定义强调健康是一种状态，是躯体、精神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是客观存在，可以用客观的指标对健康状况进行测量；另一方面在价值层面，健康是一种信仰、一种理念，提倡人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第三，健康状态是动态的。可以通过个人和集体努力、社会的适当干预，使个人或者人群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提升，达到更高的健康水平。

健康是伴随一个人生命全过程的最重要的资本。有健康才有生命，才有个人的一切！因此，尊重人首先应当尊重人的健康，剥夺健康就是剥夺人的生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健康权是人的基本人身权利。

（二）健康权

健康权（即健康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身权利，受到国际法和各国法律的普遍保护。我国民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健康权是生命健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侵害生命健康权的侵权行为通常也分为三种情形：侵害生命权，即致人死亡；侵害身体权，即伤害身体完整性；侵害健康权，即损害健康，致人患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侵害健康”应当涵盖侵害躯体健康和侵害精神健康。因侵权导致被侵害人精神损害或者更为严重的情形——导致其发生精神疾病，应当属于侵害健康权的行为。

法律上的“权利”是指由法律所赋予的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障的一种力量，即所谓“法律上之力”［1］。这种力量具有支配标的物和支配他人的能力，并与“特定利益”要素相结合。健康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良好的健康可以给个人带来谋生和体面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劳动能力和个人发展潜力。公民享有健康带来的上述各种好处就是公民健康权的特定利益要素。因此，健康权是特定公民依法享有健康利益的法律上之力。

健康权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是与生俱得的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利益。因此，健康权受到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各类法律规范的严密保护。法律支持、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就必须课以相对人以相当的拘束，即相对人的任何行为和活动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这种法律上的拘束就是相对人的义务，就是健康权的“法律上之力”所在。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步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精神健康权越来越受到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案件提了出来，以致于成为一个时期的社会热点。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关于精神健康权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问题首先成为民事司法中的一个难题。针对这种情况，200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2］。是否可以认为，这标志着国家对公民精神健康权的确认？但是，关于侵权精神损害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医学问题。侵权行为是否造成被侵害人实质性精神损害、损害的程度、损害对被侵权人身心健康带来的后果、以及如何赔偿精神损害等，都需要法学界与医学界的进一步沟通。

二、健康权与公共卫生

健康权与公共卫生的关系，实际上是公民个人健康权与公众健康权益的关系问题。从公民个人角度来说，个人首先应当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珍惜健康。如果自己不珍惜健康将自食其果，别人很难对你损害自己健康的行为负责。然而，如果你的行为或者活动对他人的健康利益构成侵害，甚至造成健康损害后果，就构成了对他人健康的侵权。吸烟有害健康，可导致多种严重疾病，这早已被医学科学所证实。吸烟者个人不愿意放弃吸烟，别人只能给予忠告，不能强制其戒烟。但是，如果在公共场所吸烟，烟对公众健康可能造成危害，这时的个人吸烟行为就转化成为公共卫生问题。为了保护公众健康（公众的健康利益），特别是保护儿童、老人、孕妇等脆弱人群和特殊人群的健康，一些国家和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民以食为天”，家家户户每天都在加工制作食品供自己和家人食用，这本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但是，如果某人准备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向公众提供食品，就必须受到《食品卫生法》的约束。因此，食品生产经营对一般人来说是禁止性义务，只有那些依法经过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符合食品生产经营条件并取得卫生许可的人才能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传染病防治也是这样，为了控制传染病蔓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对某些感染严重传染病的病人必须实行隔离治疗、限制自由活动或者禁止其从事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工作。虽然传染病患者本身是受害者，本人并没有过错，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健康利益，法律不得不作出上述对传染病人的禁止性义务规定。如果病人拒不隔离治疗或者故意传播疾病造成他人感染，便构成了对他人健康权的严重侵害，应当承担《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政法律责任；根据违法性质和危害后果严重性，违法人还可能被追究其他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等）。近年来有不少媒体报道，有的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和个体小企业，为了个人谋取经济上的利益不雇工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危害。这显然是一种十分恶劣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行为。根据我国《劳动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企业主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更可悲的是，在有的案例中，不但工人患上了职业病，老板自己也得了职业病。然而，不能因为老板自己也是受害者而免除其应当承担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法律责任。正是因为人们在从事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过程中其行为可能对他人、对公众健康带来影响而造成公共卫生问题，才给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适当干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留下了合理空间。什么是“公共卫生”？通俗地讲，就是“公众的卫生”或者“公众的健康”。公共卫生将公众，确切地说将一定时间、空间的特定社会人群作为一个整体，观察公众健康状况的变化及其与周围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的相互关系，采取各种政策的和技术的措施，通过法治和规劝（教育）等干预手段，预防、控制和消除不利于健康的因素和健康危害隐患，达到保护和增进公众健康的目的。由于公众健康是公众的共同利益，具体到每一个公民来说又是公民个人的健康权，所以保护公众健康就成为各国政府、社会和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即使是在WTO贸易规则中，也允许各国政府为了本国国民的健康利益，制定比其他国家和国际标准更为严格的技术法规，壁垒其他国家达不到本国卫生标准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说明了政府在公共卫生管理领域角色的重要性。

三、健康权与经济发展

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有差异。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和发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要受到本国国情和经济能力的制约。而且，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必须突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得到了国民共识的一定期间内，可能不得不牺牲部分其他方面的利益包括健康利益，而求得尽快发展。因此，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孤立地谈公民健康权益保护问题。

关于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同观点。有些发达国家认为，当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要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得到普遍实施。WTO规则只规范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是不够的，应当增加有关社会条款。它们主张，所有的贸易竞争者应遵守相同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的最低国际标准，尤其是在劳工保护和环境保护方面。如建议制定国际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标准，避免成员国为了降低产品成本，无视劳工保护，采用低工资、雇佣童工、以及让工人在缺乏健康和安全保障的工作环境中劳动来获取更大的经济和贸易利益。如果缔约国不遵守国际最低标准，将被认为是“社会倾销”，可能受到包括中止贸易特权、施加配额等惩罚。这些意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站在公平、正义立场上提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提出的社会条款要求，就将失去本国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反对在WTO中建立任何形式的社会条款，认为“社会条款”是发达国家企图抵消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较低竞争优势的阴谋，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由于发展程度不同、生活水平不同，劳动成本当然也会不同。通过自由贸易实现资源的比较优势，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而可以增进人类的幸福［3］。这正是WTO等全球与区域性经济贸易组织的宗旨。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提高劳动工作环境条件，逐渐实现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出的各种权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2001年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是我国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所采取的重要步骤，是我国政府向世界各国作出的庄严承诺。同年12月我国又被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员。对于国际上这方面动态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并根据我国的国情采取相应政策和对策。为了适应我国入世的需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进行了法规清理工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10月中国政府制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这是一部保护劳动者健康，预防、控制职业病的法律。法律进一步明确了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和用人单位保护劳动者健康的义务。职业病防治法的颁布实施无疑是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我国政府对劳动者健康的保护水平。但是，考虑到我国国情和经济承受能力，职业病防治法提出首先控制粉尘、放射性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导致的严重职业病危害。而对于职业活动中可能产生的与职业有关的其他疾病，暂时不能纳入职业病防治法的强制管理。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将通过调整职业病名单，扩大职业病防治法的调整范围。这正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创造条件而逐渐实现的要求。四、健康权的法律保护

健康权的保护涉及多个法律部门。首先，国家政府在公民健康保护方面负有责任，我国宪法对此有多项规定。如第二十一条关于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的规定；第四十五条关于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以及第四十二条关于国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的规定等等。宪法的规定必须通过各有关部门法使之具体化。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健康权作为公民人身权利的重要权利之一，在《民法通则》中有比较详细的规定。民法的本质是为一定社会商品经济关系服务的［4］，民法调整人身关系，是因为人生关系可能成为取得财产权利的前提。因此，民事法律在保护公民健康权方面有以下特点：①规范民事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健康权保护，有较强的针对性。②以纠正侵权行为为重点。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不得对另一方主体的健康权构成侵害。③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双方可以在不违背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甚至包括健康保障方面的约定。④民不告，官不究，被侵害者如果不起诉（由于缺乏知识、信息不对等或其他原因），就难以得到民法的保护；⑤采用经济赔偿的方式使被侵害人得到补偿。⑥损害赔偿一般是事后的，即只有在侵权的健康损害后果发生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民事赔偿。

刑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力度最大。通过刑事惩罚措施，使侵害人受到法律应有的严厉制裁。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构成犯罪的刑事责任和刑事处罚是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与保护健康权有直接关系的规定有：刑法第六章第五节关于危害公共卫生的罪刑规定，包括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传播危险、非法组织他人卖血、非法采供血和制作血液制品、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以及非医务人员非法行医造成对人体健康的严重损害及其死亡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第三章第一节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或有关健康标准的药品、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产品造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者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严重疾患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对于健康权的保护力度虽然大，但是只有那些严重侵害健康权行为才能构成刑事犯罪，受到刑事法律的惩罚。而且，这类情况一般都已产生健康损害后果，因此对侵害者的刑事处罚和对被侵害者的保护都是事后的救济措施。

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要依靠行政法律制度。这是因为行政法律制度有以下特点：首先，行政法律规范的实施由政府行政各主管部门推动，这是行政法律规范实施的有力保障。第二，政府的行政执法是事前的，也就是说行政法对于社会的规范是预防性的。行政法的预防性规范作用主要通过政府的行政执法来实现。如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实行事前卫生许可制度，对于不符合生产经营食品卫生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发放卫生许可，禁止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从源头上杜绝了有害食品对公众健康的损害隐患。第三，行政法对健康权的保护具有主动性和纠正违法行为的及时性特点。法律规定政府有关执法部门根据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依法主动对管理对象进行监督，及时发现侵害公众健康的隐患，并对违法行为予以纠正，预防健康损害后果的发生。行政部门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就是行政不作为，将承担监管不力的行政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比通过司法救济的保护效率更高。第四，行政执法具有专业性强的特点，行政部门对主管职责范围内的业务精通，因此可以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督管理措施，对健康权益的保护到位。第五，行政法向社会提供了更为广泛的保护网络。政府执法部门对社会的经常性监督和对违法行为的纠正，不是仅仅针对特定侵权主体和被侵害对象的个案处理，而是立足于对整个社会公众的健康保护。对于在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即使民不告，官也究。这就是政府公共卫生管理要达到的目的。民法和刑法则主要是针对特定当事人的侵权与被侵权、伤害与被伤害，及其相应法律责任的追究。与保护公民健康权益有关的行政法律规范主要是卫生行政法律规范。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分为：一是规范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和人员从业（执业）行为和卫生服务活动，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之间的卫生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二是规范药品和其他医疗卫生产（用）品的产、供、销活动，调整政府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与医药产（用）品生产经营者之间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三是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从事经济与社会活动中（包括公民在工作、生活、学习或其他活动）发生的与保护公众健康、维护市场经济公共卫生秩序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通称为公共卫生法律规范。如《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职业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等。目前我国已9部卫生行政法律，20余部卫生行政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将逐步改变我国公民健康权的保护状况，提高全体国民的健康水平。

注：

1、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页。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

健康权范文篇2

一、健康与健康权

（一）健康

什么是“健康”？当今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宪章导言所下的健康定义：“健康是指人的躯体、精神、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首先，它强调健康是由三个“维度”组成，包括躯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躯体层面的健康是健康的最基本层次。人是具有高级神经活动（思维、心理活动）的生命体，这种高级神经活动的内化表现为人的心理活动；高级神经活动的外化，则表现为与所处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并由此产生环境对个人身、心的影响。第二，该定义强调健康是一种状态，是躯体、精神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是客观存在，可以用客观的指标对健康状况进行测量；另一方面在价值层面，健康是一种信仰、一种理念，提倡人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第三，健康状态是动态的。可以通过个人和集体努力、社会的适当干预，使个人或者人群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提升，达到更高的健康水平。

健康是伴随一个人生命全过程的最重要的资本。有健康才有生命，才有个人的一切！因此，尊重人首先应当尊重人的健康，剥夺健康就是剥夺人的生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健康权是人的基本人身权利。

（二）健康权

健康权（即健康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身权利，受到国际法和各国法律的普遍保护。我国民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健康权是生命健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侵害生命健康权的侵权行为通常也分为三种情形：侵害生命权，即致人死亡；侵害身体权，即伤害身体完整性；侵害健康权，即损害健康，致人患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侵害健康”应当涵盖侵害躯体健康和侵害精神健康。因侵权导致被侵害人精神损害或者更为严重的情形——导致其发生精神疾病，应当属于侵害健康权的行为。

法律上的“权利”是指由法律所赋予的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障的一种力量，即所谓“法律上之力”［1］。这种力量具有支配标的物和支配他人的能力，并与“特定利益”要素相结合。健康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良好的健康可以给个人带来谋生和体面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劳动能力和个人发展潜力。公民享有健康带来的上述各种好处就是公民健康权的特定利益要素。因此，健康权是特定公民依法享有健康利益的法律上之力。

健康权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是与生俱得的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利益。因此，健康权受到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各类法律规范的严密保护。法律支持、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就必须课以相对人以相当的拘束，即相对人的任何行为和活动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这种法律上的拘束就是相对人的义务，就是健康权的“法律上之力”所在。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步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精神健康权越来越受到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案件提了出来，以致于成为一个时期的社会热点。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关于精神健康权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问题首先成为民事司法中的一个难题。针对这种情况，200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2］。是否可以认为，这标志着国家对公民精神健康权的确认？但是，关于侵权精神损害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医学问题。侵权行为是否造成被侵害人实质性精神损害、损害的程度、损害对被侵权人身心健康带来的后果、以及如何赔偿精神损害等，都需要法学界与医学界的进一步沟通。

二、健康权与公共卫生

健康权与公共卫生的关系，实际上是公民个人健康权与公众健康权益的关系问题。从公民个人角度来说，个人首先应当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珍惜健康。如果自己不珍惜健康将自食其果，别人很难对你损害自己健康的行为负责。然而，如果你的行为或者活动对他人的健康利益构成侵害，甚至造成健康损害后果，就构成了对他人健康的侵权。吸烟有害健康，可导致多种严重疾病，这早已被医学科学所证实。吸烟者个人不愿意放弃吸烟，别人只能给予忠告，不能强制其戒烟。但是，如果在公共场所吸烟，烟对公众健康可能造成危害，这时的个人吸烟行为就转化成为公共卫生问题。为了保护公众健康（公众的健康利益），特别是保护儿童、老人、孕妇等脆弱人群和特殊人群的健康，一些国家和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民以食为天”，家家户户每天都在加工制作食品供自己和家人食用，这本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但是，如果某人准备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向公众提供食品，就必须受到《食品卫生法》的约束。因此，食品生产经营对一般人来说是禁止性义务，只有那些依法经过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符合食品生产经营条件并取得卫生许可的人才能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传染病防治也是这样，为了控制传染病蔓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对某些感染严重传染病的病人必须实行隔离治疗、限制自由活动或者禁止其从事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工作。虽然传染病患者本身是受害者，本人并没有过错，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健康利益，法律不得不作出上述对传染病人的禁止性义务规定。如果病人拒不隔离治疗或者故意传播疾病造成他人感染，便构成了对他人健康权的严重侵害，应当承担《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政法律责任；根据违法性质和危害后果严重性，违法人还可能被追究其他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等）。近年来有不少媒体报道，有的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和个体小企业，为了个人谋取经济上的利益不雇工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危害。这显然是一种十分恶劣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行为。根据我国《劳动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企业主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更可悲的是，在有的案例中，不但工人患上了职业病，老板自己也得了职业病。然而，不能因为老板自己也是受害者而免除其应当承担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法律责任。

正是因为人们在从事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过程中其行为可能对他人、对公众健康带来影响而造成公共卫生问题，才给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适当干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留下了合理空间。什么是“公共卫生”？通俗地讲，就是“公众的卫生”或者“公众的健康”。公共卫生将公众，确切地说将一定时间、空间的特定社会人群作为一个整体，观察公众健康状况的变化及其与周围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的相互关系，采取各种政策的和技术的措施，通过法治和规劝（教育）等干预手段，预防、控制和消除不利于健康的因素和健康危害隐患，达到保护和增进公众健康的目的。由于公众健康是公众的共同利益，具体到每一个公民来说又是公民个人的健康权，所以保护公众健康就成为各国政府、社会和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即使是在WTO贸易规则中，也允许各国政府为了本国国民的健康利益，制定比其他国家和国际标准更为严格的技术法规，壁垒其他国家达不到本国卫生标准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说明了政府在公共卫生管理领域角色的重要性。

三、健康权与经济发展

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有差异。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和发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要受到本国国情和经济能力的制约。而且，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必须突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得到了国民共识的一定期间内，可能不得不牺牲部分其他方面的利益包括健康利益，而求得尽快发展。因此，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孤立地谈公民健康权益保护问题。

关于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同观点。有些发达国家认为，当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要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得到普遍实施。WTO规则只规范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是不够的，应当增加有关社会条款。它们主张，所有的贸易竞争者应遵守相同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的最低国际标准，尤其是在劳工保护和环境保护方面。如建议制定国际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标准，避免成员国为了降低产品成本，无视劳工保护，采用低工资、雇佣童工、以及让工人在缺乏健康和安全保障的工作环境中劳动来获取更大的经济和贸易利益。如果缔约国不遵守国际最低标准，将被认为是“社会倾销”，可能受到包括中止贸易特权、施加配额等惩罚。这些意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站在公平、正义立场上提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提出的社会条款要求，就将失去本国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反对在WTO中建立任何形式的社会条款，认为“社会条款”是发达国家企图抵消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较低竞争优势的阴谋，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由于发展程度不同、生活水平不同，劳动成本当然也会不同。通过自由贸易实现资源的比较优势，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而可以增进人类的幸福［3］。这正是WTO等全球与区域性经济贸易组织的宗旨。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提高劳动工作环境条件，逐渐实现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出的各种权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2001年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是我国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所采取的重要步骤，是我国政府向世界各国作出的庄严承诺。同年12月我国又被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员。对于国际上这方面动态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并根据我国的国情采取相应政策和对策。为了适应我国入世的需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进行了法规清理工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10月中国政府制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这是一部保护劳动者健康，预防、控制职业病的法律。法律进一步明确了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和用人单位保护劳动者健康的义务。职业病防治法的颁布实施无疑是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我国政府对劳动者健康的保护水平。但是，考虑到我国国情和经济承受能力，职业病防治法提出首先控制粉尘、放射性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导致的严重职业病危害。而对于职业活动中可能产生的与职业有关的其他疾病，暂时不能纳入职业病防治法的强制管理。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将通过调整职业病名单，扩大职业病防治法的调整范围。这正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创造条件而逐渐实现的要求。

四、健康权的法律保护

健康权的保护涉及多个法律部门。首先，国家政府在公民健康保护方面负有责任，我国宪法对此有多项规定。如第二十一条关于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的规定；第四十五条关于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以及第四十二条关于国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的规定等等。宪法的规定必须通过各有关部门法使之具体化。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健康权作为公民人身权利的重要权利之一，在《民法通则》中有比较详细的规定。民法的本质是为一定社会商品经济关系服务的［4］，民法调整人身关系，是因为人生关系可能成为取得财产权利的前提。因此，民事法律在保护公民健康权方面有以下特点：①规范民事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健康权保护，有较强的针对性。②以纠正侵权行为为重点。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不得对另一方主体的健康权构成侵害。③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双方可以在不违背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甚至包括健康保障方面的约定。④民不告，官不究，被侵害者如果不起诉（由于缺乏知识、信息不对等或其他原因），就难以得到民法的保护；⑤采用经济赔偿的方式使被侵害人得到补偿。⑥损害赔偿一般是事后的，即只有在侵权的健康损害后果发生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民事赔偿。

刑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力度最大。通过刑事惩罚措施，使侵害人受到法律应有的严厉制裁。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构成犯罪的刑事责任和刑事处罚是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与保护健康权有直接关系的规定有：刑法第六章第五节关于危害公共卫生的罪刑规定，包括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传播危险、非法组织他人卖血、非法采供血和制作血液制品、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以及非医务人员非法行医造成对人体健康的严重损害及其死亡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第三章第一节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或有关健康标准的药品、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产品造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者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严重疾患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对于健康权的保护力度虽然大，但是只有那些严重侵害健康权行为才能构成刑事犯罪，受到刑事法律的惩罚。而且，这类情况一般都已产生健康损害后果，因此对侵害者的刑事处罚和对被侵害者的保护都是事后的救济措施。

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要依靠行政法律制度。这是因为行政法律制度有以下特点：首先，行政法律规范的实施由政府行政各主管部门推动，这是行政法律规范实施的有力保障。第二，政府的行政执法是事前的，也就是说行政法对于社会的规范是预防性的。行政法的预防性规范作用主要通过政府的行政执法来实现。如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实行事前卫生许可制度，对于不符合生产经营食品卫生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发放卫生许可，禁止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从源头上杜绝了有害食品对公众健康的损害隐患。第三，行政法对健康权的保护具有主动性和纠正违法行为的及时性特点。法律规定政府有关执法部门根据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依法主动对管理对象进行监督，及时发现侵害公众健康的隐患，并对违法行为予以纠正，预防健康损害后果的发生。行政部门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就是行政不作为，将承担监管不力的行政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比通过司法救济的保护效率更高。第四，行政执法具有专业性强的特点，行政部门对主管职责范围内的业务精通，因此可以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督管理措施，对健康权益的保护到位。第五，行政法向社会提供了更为广泛的保护网络。政府执法部门对社会的经常性监督和对违法行为的纠正，不是仅仅针对特定侵权主体和被侵害对象的个案处理，而是立足于对整个社会公众的健康保护。对于在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即使民不告，官也究。这就是政府公共卫生管理要达到的目的。民法和刑法则主要是针对特定当事人的侵权与被侵权、伤害与被伤害，及其相应法律责任的追究。

与保护公民健康权益有关的行政法律规范主要是卫生行政法律规范。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分为：一是规范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和人员从业（执业）行为和卫生服务活动，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之间的卫生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二是规范药品和其他医疗卫生产（用）品的产、供、销活动，调整政府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与医药产（用）品生产经营者之间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三是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从事经济与社会活动中（包括公民在工作、生活、学习或其他活动）发生的与保护公众健康、维护市场经济公共卫生秩序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通称为公共卫生法律规范。如《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职业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等。目前我国已9部卫生行政法律，20余部卫生行政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将逐步改变我国公民健康权的保护状况，提高全体国民的健康水平。

注：

1、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页。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

健康权范文篇3

一、健康与健康权

（一）健康

什么是“健康”？当今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宪章导言所下的健康定义：“健康是指人的躯体、精神、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首先，它强调健康是由三个“维度”组成，包括躯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躯体层面的健康是健康的最基本层次。人是具有高级神经活动（思维、心理活动）的生命体，这种高级神经活动的内化表现为人的心理活动；高级神经活动的外化，则表现为与所处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并由此产生环境对个人身、心的影响。第二，该定义强调健康是一种状态，是躯体、精神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是客观存在，可以用客观的指标对健康状况进行测量；另一方面在价值层面，健康是一种信仰、一种理念，提倡人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第三，健康状态是动态的。可以通过个人和集体努力、社会的适当干预，使个人或者人群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提升，达到更高的健康水平。

健康是伴随一个人生命全过程的最重要的资本。有健康才有生命，才有个人的一切！因此，尊重人首先应当尊重人的健康，剥夺健康就是剥夺人的生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健康权是人的基本人身权利。

（二）健康权

健康权（即健康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身权利，受到国际法和各国法律的普遍保护。我国民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健康权是生命健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侵害生命健康权的侵权行为通常也分为三种情形：侵害生命权，即致人死亡；侵害身体权，即伤害身体完整性；侵害健康权，即损害健康，致人患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侵害健康”应当涵盖侵害躯体健康和侵害精神健康。因侵权导致被侵害人精神损害或者更为严重的情形——导致其发生精神疾病，应当属于侵害健康权的行为。

法律上的“权利”是指由法律所赋予的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障的一种力量，即所谓“法律上之力”［1］。这种力量具有支配标的物和支配他人的能力，并与“特定利益”要素相结合。健康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良好的健康可以给个人带来谋生和体面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劳动能力和个人发展潜力。公民享有健康带来的上述各种好处就是公民健康权的特定利益要素。因此，健康权是特定公民依法享有健康利益的法律上之力。

健康权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是与生俱得的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利益。因此，健康权受到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各类法律规范的严密保护。法律支持、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就必须课以相对人以相当的拘束，即相对人的任何行为和活动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这种法律上的拘束就是相对人的义务，就是健康权的“法律上之力”所在。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步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精神健康权越来越受到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案件提了出来，以致于成为一个时期的社会热点。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关于精神健康权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问题首先成为民事司法中的一个难题。针对这种情况，200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2］。是否可以认为，这标志着国家对公民精神健康权的确认？但是，关于侵权精神损害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医学问题。侵权行为是否造成被侵害人实质性精神损害、损害的程度、损害对被侵权人身心健康带来的后果、以及如何赔偿精神损害等，都需要法学界与医学界的进一步沟通。

二、健康权与公共卫生

健康权与公共卫生的关系，实际上是公民个人健康权与公众健康权益的关系问题。从公民个人角度来说，个人首先应当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珍惜健康。如果自己不珍惜健康将自食其果，别人很难对你损害自己健康的行为负责。然而，如果你的行为或者活动对他人的健康利益构成侵害，甚至造成健康损害后果，就构成了对他人健康的侵权。吸烟有害健康，可导致多种严重疾病，这早已被医学科学所证实。吸烟者个人不愿意放弃吸烟，别人只能给予忠告，不能强制其戒烟。但是，如果在公共场所吸烟，烟对公众健康可能造成危害，这时的个人吸烟行为就转化成为公共卫生问题。为了保护公众健康（公众的健康利益），特别是保护儿童、老人、孕妇等脆弱人群和特殊人群的健康，一些国家和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民以食为天”，家家户户每天都在加工制作食品供自己和家人食用，这本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但是，如果某人准备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向公众提供食品，就必须受到《食品卫生法》的约束。因此，食品生产经营对一般人来说是禁止性义务，只有那些依法经过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符合食品生产经营条件并取得卫生许可的人才能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传染病防治也是这样，为了控制传染病蔓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对某些感染严重传染病的病人必须实行隔离治疗、限制自由活动或者禁止其从事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工作。虽然传染病患者本身是受害者，本人并没有过错，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健康利益，法律不得不作出上述对传染病人的禁止性义务规定。如果病人拒不隔离治疗或者故意传播疾病造成他人感染，便构成了对他人健康权的严重侵害，应当承担《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政法律责任；根据违法性质和危害后果严重性，违法人还可能被追究其他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等）。近年来有不少媒体报道，有的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和个体小企业，为了个人谋取经济上的利益不雇工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危害。这显然是一种十分恶劣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行为。根据我国《劳动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企业主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更可悲的是，在有的案例中，不但工人患上了职业病，老板自己也得了职业病。然而，不能因为老板自己也是受害者而免除其应当承担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法律责任。正是因为人们在从事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过程中其行为可能对他人、对公众健康带来影响而造成公共卫生问题，才给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适当干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留下了合理空间。什么是“公共卫生”？通俗地讲，就是“公众的卫生”或者“公众的健康”。公共卫生将公众，确切地说将一定时间、空间的特定社会人群作为一个整体，观察公众健康状况的变化及其与周围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的相互关系，采取各种政策的和技术的措施，通过法治和规劝（教育）等干预手段，预防、控制和消除不利于健康的因素和健康危害隐患，达到保护和增进公众健康的目的。由于公众健康是公众的共同利益，具体到每一个公民来说又是公民个人的健康权，所以保护公众健康就成为各国政府、社会和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即使是在WTO贸易规则中，也允许各国政府为了本国国民的健康利益，制定比其他国家和国际标准更为严格的技术法规，壁垒其他国家达不到本国卫生标准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说明了政府在公共卫生管理领域角色的重要性。

三、健康权与经济发展

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有差异。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和发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要受到本国国情和经济能力的制约。而且，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必须突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得到了国民共识的一定期间内，可能不得不牺牲部分其他方面的利益包括健康利益，而求得尽快发展。因此，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孤立地谈公民健康权益保护问题。

关于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同观点。有些发达国家认为，当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要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得到普遍实施。WTO规则只规范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是不够的，应当增加有关社会条款。它们主张，所有的贸易竞争者应遵守相同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的最低国际标准，尤其是在劳工保护和环境保护方面。如建议制定国际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标准，避免成员国为了降低产品成本，无视劳工保护，采用低工资、雇佣童工、以及让工人在缺乏健康和安全保障的工作环境中劳动来获取更大的经济和贸易利益。如果缔约国不遵守国际最低标准，将被认为是“社会倾销”，可能受到包括中止贸易特权、施加配额等惩罚。这些意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站在公平、正义立场上提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提出的社会条款要求，就将失去本国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反对在WTO中建立任何形式的社会条款，认为“社会条款”是发达国家企图抵消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较低竞争优势的阴谋，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由于发展程度不同、生活水平不同，劳动成本当然也会不同。通过自由贸易实现资源的比较优势，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而可以增进人类的幸福［3］。这正是WTO等全球与区域性经济贸易组织的宗旨。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提高劳动工作环境条件，逐渐实现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出的各种权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2001年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是我国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所采取的重要步骤，是我国政府向世界各国作出的庄严承诺。同年12月我国又被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员。对于国际上这方面动态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并根据我国的国情采取相应政策和对策。为了适应我国入世的需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进行了法规清理工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10月中国政府制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这是一部保护劳动者健康，预防、控制职业病的法律。法律进一步明确了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和用人单位保护劳动者健康的义务。职业病防治法的颁布实施无疑是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我国政府对劳动者健康的保护水平。但是，考虑到我国国情和经济承受能力，职业病防治法提出首先控制粉尘、放射性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导致的严重职业病危害。而对于职业活动中可能产生的与职业有关的其他疾病，暂时不能纳入职业病防治法的强制管理。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将通过调整职业病名单，扩大职业病防治法的调整范围。这正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创造条件而逐渐实现的要求。四、健康权的法律保护

健康权的保护涉及多个法律部门。首先，国家政府在公民健康保护方面负有责任，我国宪法对此有多项规定。如第二十一条关于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的规定；第四十五条关于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以及第四十二条关于国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的规定等等。宪法的规定必须通过各有关部门法使之具体化。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健康权作为公民人身权利的重要权利之一，在《民法通则》中有比较详细的规定。民法的本质是为一定社会商品经济关系服务的［4］，民法调整人身关系，是因为人生关系可能成为取得财产权利的前提。因此，民事法律在保护公民健康权方面有以下特点：①规范民事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健康权保护，有较强的针对性。②以纠正侵权行为为重点。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不得对另一方主体的健康权构成侵害。③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双方可以在不违背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甚至包括健康保障方面的约定。④民不告，官不究，被侵害者如果不起诉（由于缺乏知识、信息不对等或其他原因），就难以得到民法的保护；⑤采用经济赔偿的方式使被侵害人得到补偿。⑥损害赔偿一般是事后的，即只有在侵权的健康损害后果发生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民事赔偿。

刑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力度最大。通过刑事惩罚措施，使侵害人受到法律应有的严厉制裁。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构成犯罪的刑事责任和刑事处罚是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与保护健康权有直接关系的规定有：刑法第六章第五节关于危害公共卫生的罪刑规定，包括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传播危险、非法组织他人卖血、非法采供血和制作血液制品、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以及非医务人员非法行医造成对人体健康的严重损害及其死亡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第三章第一节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或有关健康标准的药品、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产品造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者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严重疾患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对于健康权的保护力度虽然大，但是只有那些严重侵害健康权行为才能构成刑事犯罪，受到刑事法律的惩罚。而且，这类情况一般都已产生健康损害后果，因此对侵害者的刑事处罚和对被侵害者的保护都是事后的救济措施。

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要依靠行政法律制度。这是因为行政法律制度有以下特点：首先，行政法律规范的实施由政府行政各主管部门推动，这是行政法律规范实施的有力保障。第二，政府的行政执法是事前的，也就是说行政法对于社会的规范是预防性的。行政法的预防性规范作用主要通过政府的行政执法来实现。如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实行事前卫生许可制度，对于不符合生产经营食品卫生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发放卫生许可，禁止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从源头上杜绝了有害食品对公众健康的损害隐患。第三，行政法对健康权的保护具有主动性和纠正违法行为的及时性特点。法律规定政府有关执法部门根据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依法主动对管理对象进行监督，及时发现侵害公众健康的隐患，并对违法行为予以纠正，预防健康损害后果的发生。行政部门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就是行政不作为，将承担监管不力的行政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比通过司法救济的保护效率更高。第四，行政执法具有专业性强的特点，行政部门对主管职责范围内的业务精通，因此可以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督管理措施，对健康权益的保护到位。第五，行政法向社会提供了更为广泛的保护网络。政府执法部门对社会的经常性监督和对违法行为的纠正，不是仅仅针对特定侵权主体和被侵害对象的个案处理，而是立足于对整个社会公众的健康保护。对于在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即使民不告，官也究。这就是政府公共卫生管理要达到的目的。民法和刑法则主要是针对特定当事人的侵权与被侵权、伤害与被伤害，及其相应法律责任的追究。与保护公民健康权益有关的行政法律规范主要是卫生行政法律规范。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分为：一是规范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和人员从业（执业）行为和卫生服务活动，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之间的卫生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二是规范药品和其他医疗卫生产（用）品的产、供、销活动，调整政府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与医药产（用）品生产经营者之间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三是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从事经济与社会活动中（包括公民在工作、生活、学习或其他活动）发生的与保护公众健康、维护市场经济公共卫生秩序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通称为公共卫生法律规范。如《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职业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等。目前我国已9部卫生行政法律，20余部卫生行政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将逐步改变我国公民健康权的保护状况，提高全体国民的健康水平。

注：

1、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页。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

健康权范文篇4

一、健康与健康权

（一）健康

什么是“健康”？当今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宪章导言所下的健康定义：“健康是指人的躯体、精神、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首先，它强调健康是由三个“维度”组成，包括躯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躯体层面的健康是健康的最基本层次。人是具有高级神经活动（思维、心理活动）的生命体，这种高级神经活动的内化表现为人的心理活动；高级神经活动的外化，则表现为与所处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并由此产生环境对个人身、心的影响。第二，该定义强调健康是一种状态，是躯体、精神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是客观存在，可以用客观的指标对健康状况进行测量；另一方面在价值层面，健康是一种信仰、一种理念，提倡人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第三，健康状态是动态的。可以通过个人和集体努力、社会的适当干预，使个人或者人群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提升，达到更高的健康水平。

健康是伴随一个人生命全过程的最重要的资本。有健康才有生命，才有个人的一切！因此，尊重人首先应当尊重人的健康，剥夺健康就是剥夺人的生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健康权是人的基本人身权利。

（二）健康权

健康权（即健康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身权利，受到国际法和各国法律的普遍保护。我国民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健康权是生命健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侵害生命健康权的侵权行为通常也分为三种情形：侵害生命权，即致人死亡；侵害身体权，即伤害身体完整性；侵害健康权，即损害健康，致人患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侵害健康”应当涵盖侵害躯体健康和侵害精神健康。因侵权导致被侵害人精神损害或者更为严重的情形——导致其发生精神疾病，应当属于侵害健康权的行为。

法律上的“权利”是指由法律所赋予的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障的一种力量，即所谓“法律上之力”［1］。这种力量具有支配标的物和支配他人的能力，并与“特定利益”要素相结合。健康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良好的健康可以给个人带来谋生和体面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劳动能力和个人发展潜力。公民享有健康带来的上述各种好处就是公民健康权的特定利益要素。因此，健康权是特定公民依法享有健康利益的法律上之力。

健康权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是与生俱得的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利益。因此，健康权受到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各类法律规范的严密保护。法律支持、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就必须课以相对人以相当的拘束，即相对人的任何行为和活动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这种法律上的拘束就是相对人的义务，就是健康权的“法律上之力”所在。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步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精神健康权越来越受到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案件提了出来，以致于成为一个时期的社会热点。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关于精神健康权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问题首先成为民事司法中的一个难题。针对这种情况，200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2］。是否可以认为，这标志着国家对公民精神健康权的确认？但是，关于侵权精神损害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医学问题。侵权行为是否造成被侵害人实质性精神损害、损害的程度、损害对被侵权人身心健康带来的后果、以及如何赔偿精神损害等，都需要法学界与医学界的进一步沟通。

二、健康权与公共卫生

健康权与公共卫生的关系，实际上是公民个人健康权与公众健康权益的关系问题。从公民个人角度来说，个人首先应当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珍惜健康。如果自己不珍惜健康将自食其果，别人很难对你损害自己健康的行为负责。然而，如果你的行为或者活动对他人的健康利益构成侵害，甚至造成健康损害后果，就构成了对他人健康的侵权。吸烟有害健康，可导致多种严重疾病，这早已被医学科学所证实。吸烟者个人不愿意放弃吸烟，别人只能给予忠告，不能强制其戒烟。但是，如果在公共场所吸烟，烟对公众健康可能造成危害，这时的个人吸烟行为就转化成为公共卫生问题。为了保护公众健康（公众的健康利益），特别是保护儿童、老人、孕妇等脆弱人群和特殊人群的健康，一些国家和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民以食为天”，家家户户每天都在加工制作食品供自己和家人食用，这本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但是，如果某人准备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向公众提供食品，就必须受到《食品卫生法》的约束。因此，食品生产经营对一般人来说是禁止性义务，只有那些依法经过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符合食品生产经营条件并取得卫生许可的人才能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传染病防治也是这样，为了控制传染病蔓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对某些感染严重传染病的病人必须实行隔离治疗、限制自由活动或者禁止其从事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工作。虽然传染病患者本身是受害者，本人并没有过错，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健康利益，法律不得不作出上述对传染病人的禁止性义务规定。如果病人拒不隔离治疗或者故意传播疾病造成他人感染，便构成了对他人健康权的严重侵害，应当承担《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政法律责任；根据违法性质和危害后果严重性，违法人还可能被追究其他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等）。近年来有不少媒体报道，有的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和个体小企业，为了个人谋取经济上的利益不雇工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危害。这显然是一种十分恶劣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行为。根据我国《劳动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企业主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更可悲的是，在有的案例中，不但工人患上了职业病，老板自己也得了职业病。然而，不能因为老板自己也是受害者而免除其应当承担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法律责任。

正是因为人们在从事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过程中其行为可能对他人、对公众健康带来影响而造成公共卫生问题，才给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适当干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留下了合理空间。什么是“公共卫生”？通俗地讲，就是“公众的卫生”或者“公众的健康”。公共卫生将公众，确切地说将一定时间、空间的特定社会人群作为一个整体，观察公众健康状况的变化及其与周围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的相互关系，采取各种政策的和技术的措施，通过法治和规劝（教育）等干预手段，预防、控制和消除不利于健康的因素和健康危害隐患，达到保护和增进公众健康的目的。由于公众健康是公众的共同利益，具体到每一个公民来说又是公民个人的健康权，所以保护公众健康就成为各国政府、社会和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即使是在WTO贸易规则中，也允许各国政府为了本国国民的健康利益，制定比其他国家和国际标准更为严格的技术法规，壁垒其他国家达不到本国卫生标准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说明了政府在公共卫生管理领域角色的重要性。

三、健康权与经济发展

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有差异。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和发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要受到本国国情和经济能力的制约。而且，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必须突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得到了国民共识的一定期间内，可能不得不牺牲部分其他方面的利益包括健康利益，而求得尽快发展。因此，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孤立地谈公民健康权益保护问题。

关于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同观点。有些发达国家认为，当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要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得到普遍实施。WTO规则只规范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是不够的，应当增加有关社会条款。它们主张，所有的贸易竞争者应遵守相同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的最低国际标准，尤其是在劳工保护和环境保护方面。如建议制定国际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标准，避免成员国为了降低产品成本，无视劳工保护，采用低工资、雇佣童工、以及让工人在缺乏健康和安全保障的工作环境中劳动来获取更大的经济和贸易利益。如果缔约国不遵守国际最低标准，将被认为是“社会倾销”，可能受到包括中止贸易特权、施加配额等惩罚。这些意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站在公平、正义立场上提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提出的社会条款要求，就将失去本国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反对在WTO中建立任何形式的社会条款，认为“社会条款”是发达国家企图抵消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较低竞争优势的阴谋，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由于发展程度不同、生活水平不同，劳动成本当然也会不同。通过自由贸易实现资源的比较优势，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而可以增进人类的幸福［3］。这正是WTO等全球与区域性经济贸易组织的宗旨。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提高劳动工作环境条件，逐渐实现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出的各种权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2001年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是我国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所采取的重要步骤，是我国政府向世界各国作出的庄严承诺。同年12月我国又被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员。对于国际上这方面动态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并根据我国的国情采取相应政策和对策。为了适应我国入世的需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进行了法规清理工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10月中国政府制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这是一部保护劳动者健康，预防、控制职业病的法律。法律进一步明确了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和用人单位保护劳动者健康的义务。职业病防治法的颁布实施无疑是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我国政府对劳动者健康的保护水平。但是，考虑到我国国情和经济承受能力，职业病防治法提出首先控制粉尘、放射性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导致的严重职业病危害。而对于职业活动中可能产生的与职业有关的其他疾病，暂时不能纳入职业病防治法的强制管理。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将通过调整职业病名单，扩大职业病防治法的调整范围。这正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创造条件而逐渐实现的要求。

四、健康权的法律保护

健康权的保护涉及多个法律部门。首先，国家政府在公民健康保护方面负有责任，我国宪法对此有多项规定。如第二十一条关于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的规定；第四十五条关于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以及第四十二条关于国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的规定等等。宪法的规定必须通过各有关部门法使之具体化。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健康权作为公民人身权利的重要权利之一，在《民法通则》中有比较详细的规定。民法的本质是为一定社会商品经济关系服务的［4］，民法调整人身关系，是因为人生关系可能成为取得财产权利的前提。因此，民事法律在保护公民健康权方面有以下特点：①规范民事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健康权保护，有较强的针对性。②以纠正侵权行为为重点。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不得对另一方主体的健康权构成侵害。③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双方可以在不违背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甚至包括健康保障方面的约定。④民不告，官不究，被侵害者如果不起诉（由于缺乏知识、信息不对等或其他原因），就难以得到民法的保护；⑤采用经济赔偿的方式使被侵害人得到补偿。⑥损害赔偿一般是事后的，即只有在侵权的健康损害后果发生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民事赔偿。

刑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力度最大。通过刑事惩罚措施，使侵害人受到法律应有的严厉制裁。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构成犯罪的刑事责任和刑事处罚是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与保护健康权有直接关系的规定有：刑法第六章第五节关于危害公共卫生的罪刑规定，包括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传播危险、非法组织他人卖血、非法采供血和制作血液制品、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以及非医务人员非法行医造成对人体健康的严重损害及其死亡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第三章第一节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或有关健康标准的药品、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产品造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者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严重疾患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对于健康权的保护力度虽然大，但是只有那些严重侵害健康权行为才能构成刑事犯罪，受到刑事法律的惩罚。而且，这类情况一般都已产生健康损害后果，因此对侵害者的刑事处罚和对被侵害者的保护都是事后的救济措施。

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要依靠行政法律制度。这是因为行政法律制度有以下特点：首先，行政法律规范的实施由政府行政各主管部门推动，这是行政法律规范实施的有力保障。第二，政府的行政执法是事前的，也就是说行政法对于社会的规范是预防性的。行政法的预防性规范作用主要通过政府的行政执法来实现。如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实行事前卫生许可制度，对于不符合生产经营食品卫生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发放卫生许可，禁止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从源头上杜绝了有害食品对公众健康的损害隐患。第三，行政法对健康权的保护具有主动性和纠正违法行为的及时性特点。法律规定政府有关执法部门根据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依法主动对管理对象进行监督，及时发现侵害公众健康的隐患，并对违法行为予以纠正，预防健康损害后果的发生。行政部门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就是行政不作为，将承担监管不力的行政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比通过司法救济的保护效率更高。第四，行政执法具有专业性强的特点，行政部门对主管职责范围内的业务精通，因此可以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督管理措施，对健康权益的保护到位。第五，行政法向社会提供了更为广泛的保护网络。政府执法部门对社会的经常性监督和对违法行为的纠正，不是仅仅针对特定侵权主体和被侵害对象的个案处理，而是立足于对整个社会公众的健康保护。对于在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即使民不告，官也究。这就是政府公共卫生管理要达到的目的。民法和刑法则主要是针对特定当事人的侵权与被侵权、伤害与被伤害，及其相应法律责任的追究。

与保护公民健康权益有关的行政法律规范主要是卫生行政法律规范。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分为：一是规范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和人员从业（执业）行为和卫生服务活动，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之间的卫生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二是规范药品和其他医疗卫生产（用）品的产、供、销活动，调整政府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与医药产（用）品生产经营者之间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三是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从事经济与社会活动中（包括公民在工作、生活、学习或其他活动）发生的与保护公众健康、维护市场经济公共卫生秩序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通称为公共卫生法律规范。如《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职业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等。目前我国已9部卫生行政法律，20余部卫生行政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将逐步改变我国公民健康权的保护状况，提高全体国民的健康水平。

注：

1、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页。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

健康权范文篇5

一、健康与健康权

（一）健康

什么是“健康”？当今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宪章导言所下的健康定义：“健康是指人的躯体、精神、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首先，它强调健康是由三个“维度”组成，包括躯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躯体层面的健康是健康的最基本层次。人是具有高级神经活动（思维、心理活动）的生命体，这种高级神经活动的内化表现为人的心理活动；高级神经活动的外化，则表现为与所处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并由此产生环境对个人身、心的影响。第二，该定义强调健康是一种状态，是躯体、精神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是客观存在，可以用客观的指标对健康状况进行测量；另一方面在价值层面，健康是一种信仰、一种理念，提倡人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第三，健康状态是动态的。可以通过个人和集体努力、社会的适当干预，使个人或者人群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提升，达到更高的健康水平。

健康是伴随一个人生命全过程的最重要的资本。有健康才有生命，才有个人的一切！因此，尊重人首先应当尊重人的健康，剥夺健康就是剥夺人的生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健康权是人的基本人身权利。

（二）健康权

健康权（即健康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身权利，受到国际法和各国法律的普遍保护。我国民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健康权是生命健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侵害生命健康权的侵权行为通常也分为三种情形：侵害生命权，即致人死亡；侵害身体权，即伤害身体完整性；侵害健康权，即损害健康，致人患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侵害健康”应当涵盖侵害躯体健康和侵害精神健康。因侵权导致被侵害人精神损害或者更为严重的情形——导致其发生精神疾病，应当属于侵害健康权的行为。

法律上的“权利”是指由法律所赋予的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障的一种力量，即所谓“法律上之力”［1］。这种力量具有支配标的物和支配他人的能力，并与“特定利益”要素相结合。健康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良好的健康可以给个人带来谋生和体面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劳动能力和个人发展潜力。公民享有健康带来的上述各种好处就是公民健康权的特定利益要素。因此，健康权是特定公民依法享有健康利益的法律上之力。

健康权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是与生俱得的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利益。因此，健康权受到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各类法律规范的严密保护。法律支持、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就必须课以相对人以相当的拘束，即相对人的任何行为和活动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这种法律上的拘束就是相对人的义务，就是健康权的“法律上之力”所在。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步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精神健康权越来越受到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案件提了出来，以致于成为一个时期的社会热点。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关于精神健康权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问题首先成为民事司法中的一个难题。针对这种情况，200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2］。是否可以认为，这标志着国家对公民精神健康权的确认？但是，关于侵权精神损害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医学问题。侵权行为是否造成被侵害人实质性精神损害、损害的程度、损害对被侵权人身心健康带来的后果、以及如何赔偿精神损害等，都需要法学界与医学界的进一步沟通。

二、健康权与公共卫生

健康权与公共卫生的关系，实际上是公民个人健康权与公众健康权益的关系问题。从公民个人角度来说，个人首先应当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珍惜健康。如果自己不珍惜健康将自食其果，别人很难对你损害自己健康的行为负责。然而，如果你的行为或者活动对他人的健康利益构成侵害，甚至造成健康损害后果，就构成了对他人健康的侵权。吸烟有害健康，可导致多种严重疾病，这早已被医学科学所证实。吸烟者个人不愿意放弃吸烟，别人只能给予忠告，不能强制其戒烟。但是，如果在公共场所吸烟，烟对公众健康可能造成危害，这时的个人吸烟行为就转化成为公共卫生问题。为了保护公众健康（公众的健康利益），特别是保护儿童、老人、孕妇等脆弱人群和特殊人群的健康，一些国家和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民以食为天”，家家户户每天都在加工制作食品供自己和家人食用，这本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但是，如果某人准备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向公众提供食品，就必须受到《食品卫生法》的约束。因此，食品生产经营对一般人来说是禁止性义务，只有那些依法经过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符合食品生产经营条件并取得卫生许可的人才能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传染病防治也是这样，为了控制传染病蔓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对某些感染严重传染病的病人必须实行隔离治疗、限制自由活动或者禁止其从事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工作。虽然传染病患者本身是受害者，本人并没有过错，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健康利益，法律不得不作出上述对传染病人的禁止性义务规定。如果病人拒不隔离治疗或者故意传播疾病造成他人感染，便构成了对他人健康权的严重侵害，应当承担《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政法律责任；根据违法性质和危害后果严重性，违法人还可能被追究其他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等）。近年来有不少媒体报道，有的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和个体小企业，为了个人谋取经济上的利益不雇工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危害。这显然是一种十分恶劣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行为。根据我国《劳动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企业主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更可悲的是，在有的案例中，不但工人患上了职业病，老板自己也得了职业病。然而，不能因为老板自己也是受害者而免除其应当承担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法律责任。

正是因为人们在从事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过程中其行为可能对他人、对公众健康带来影响而造成公共卫生问题，才给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适当干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留下了合理空间。什么是“公共卫生”？通俗地讲，就是“公众的卫生”或者“公众的健康”。公共卫生将公众，确切地说将一定时间、空间的特定社会人群作为一个整体，观察公众健康状况的变化及其与周围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的相互关系，采取各种政策的和技术的措施，通过法治和规劝（教育）等干预手段，预防、控制和消除不利于健康的因素和健康危害隐患，达到保护和增进公众健康的目的。由于公众健康是公众的共同利益，具体到每一个公民来说又是公民个人的健康权，所以保护公众健康就成为各国政府、社会和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即使是在WTO贸易规则中，也允许各国政府为了本国国民的健康利益，制定比其他国家和国际标准更为严格的技术法规，壁垒其他国家达不到本国卫生标准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说明了政府在公共卫生管理领域角色的重要性。

三、健康权与经济发展

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有差异。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和发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要受到本国国情和经济能力的制约。而且，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必须突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得到了国民共识的一定期间内，可能不得不牺牲部分其他方面的利益包括健康利益，而求得尽快发展。因此，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孤立地谈公民健康权益保护问题。

关于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同观点。有些发达国家认为，当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要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得到普遍实施。WTO规则只规范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是不够的，应当增加有关社会条款。它们主张，所有的贸易竞争者应遵守相同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的最低国际标准，尤其是在劳工保护和环境保护方面。如建议制定国际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标准，避免成员国为了降低产品成本，无视劳工保护，采用低工资、雇佣童工、以及让工人在缺乏健康和安全保障的工作环境中劳动来获取更大的经济和贸易利益。如果缔约国不遵守国际最低标准，将被认为是“社会倾销”，可能受到包括中止贸易特权、施加配额等惩罚。这些意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站在公平、正义立场上提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提出的社会条款要求，就将失去本国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反对在WTO中建立任何形式的社会条款，认为“社会条款”是发达国家企图抵消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较低竞争优势的阴谋，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由于发展程度不同、生活水平不同，劳动成本当然也会不同。通过自由贸易实现资源的比较优势，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而可以增进人类的幸福［3］。这正是WTO等全球与区域性经济贸易组织的宗旨。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提高劳动工作环境条件，逐渐实现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出的各种权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2001年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是我国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所采取的重要步骤，是我国政府向世界各国作出的庄严承诺。同年12月我国又被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员。对于国际上这方面动态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并根据我国的国情采取相应政策和对策。为了适应我国入世的需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进行了法规清理工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10月中国政府制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这是一部保护劳动者健康，预防、控制职业病的法律。法律进一步明确了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和用人单位保护劳动者健康的义务。职业病防治法的颁布实施无疑是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我国政府对劳动者健康的保护水平。但是，考虑到我国国情和经济承受能力，职业病防治法提出首先控制粉尘、放射性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导致的严重职业病危害。而对于职业活动中可能产生的与职业有关的其他疾病，暂时不能纳入职业病防治法的强制管理。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将通过调整职业病名单，扩大职业病防治法的调整范围。这正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创造条件而逐渐实现的要求。

四、健康权的法律保护

健康权的保护涉及多个法律部门。首先，国家政府在公民健康保护方面负有责任，我国宪法对此有多项规定。如第二十一条关于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的规定；第四十五条关于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以及第四十二条关于国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的规定等等。宪法的规定必须通过各有关部门法使之具体化。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健康权作为公民人身权利的重要权利之一，在《民法通则》中有比较详细的规定。民法的本质是为一定社会商品经济关系服务的［4］，民法调整人身关系，是因为人生关系可能成为取得财产权利的前提。因此，民事法律在保护公民健康权方面有以下特点：①规范民事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健康权保护，有较强的针对性。②以纠正侵权行为为重点。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不得对另一方主体的健康权构成侵害。③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双方可以在不违背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甚至包括健康保障方面的约定。④民不告，官不究，被侵害者如果不起诉（由于缺乏知识、信息不对等或其他原因），就难以得到民法的保护；⑤采用经济赔偿的方式使被侵害人得到补偿。⑥损害赔偿一般是事后的，即只有在侵权的健康损害后果发生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民事赔偿。

刑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力度最大。通过刑事惩罚措施，使侵害人受到法律应有的严厉制裁。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构成犯罪的刑事责任和刑事处罚是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与保护健康权有直接关系的规定有：刑法第六章第五节关于危害公共卫生的罪刑规定，包括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传播危险、非法组织他人卖血、非法采供血和制作血液制品、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以及非医务人员非法行医造成对人体健康的严重损害及其死亡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第三章第一节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或有关健康标准的药品、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产品造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者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严重疾患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对于健康权的保护力度虽然大，但是只有那些严重侵害健康权行为才能构成刑事犯罪，受到刑事法律的惩罚。而且，这类情况一般都已产生健康损害后果，因此对侵害者的刑事处罚和对被侵害者的保护都是事后的救济措施。

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要依靠行政法律制度。这是因为行政法律制度有以下特点：首先，行政法律规范的实施由政府行政各主管部门推动，这是行政法律规范实施的有力保障。第二，政府的行政执法是事前的，也就是说行政法对于社会的规范是预防性的。行政法的预防性规范作用主要通过政府的行政执法来实现。如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实行事前卫生许可制度，对于不符合生产经营食品卫生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发放卫生许可，禁止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从源头上杜绝了有害食品对公众健康的损害隐患。第三，行政法对健康权的保护具有主动性和纠正违法行为的及时性特点。法律规定政府有关执法部门根据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依法主动对管理对象进行监督，及时发现侵害公众健康的隐患，并对违法行为予以纠正，预防健康损害后果的发生。行政部门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就是行政不作为，将承担监管不力的行政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比通过司法救济的保护效率更高。第四，行政执法具有专业性强的特点，行政部门对主管职责范围内的业务精通，因此可以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督管理措施，对健康权益的保护到位。第五，行政法向社会提供了更为广泛的保护网络。政府执法部门对社会的经常性监督和对违法行为的纠正，不是仅仅针对特定侵权主体和被侵害对象的个案处理，而是立足于对整个社会公众的健康保护。对于在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即使民不告，官也究。这就是政府公共卫生管理要达到的目的。民法和刑法则主要是针对特定当事人的侵权与被侵权、伤害与被伤害，及其相应法律责任的追究。

与保护公民健康权益有关的行政法律规范主要是卫生行政法律规范。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分为：一是规范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和人员从业（执业）行为和卫生服务活动，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之间的卫生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二是规范药品和其他医疗卫生产（用）品的产、供、销活动，调整政府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与医药产（用）品生产经营者之间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三是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从事经济与社会活动中（包括公民在工作、生活、学习或其他活动）发生的与保护公众健康、维护市场经济公共卫生秩序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通称为公共卫生法律规范。如《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职业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等。目前我国已9部卫生行政法律，20余部卫生行政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将逐步改变我国公民健康权的保护状况，提高全体国民的健康水平。

注：

1、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页。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

健康权范文篇6

一、健康与健康权

（一）健康

什么是“健康”？当今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宪章导言所下的健康定义：“健康是指人的躯体、精神、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首先，它强调健康是由三个“维度”组成，包括躯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躯体层面的健康是健康的最基本层次。人是具有高级神经活动（思维、心理活动）的生命体，这种高级神经活动的内化表现为人的心理活动；高级神经活动的外化，则表现为与所处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并由此产生环境对个人身、心的影响。第二，该定义强调健康是一种状态，是躯体、精神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是客观存在，可以用客观的指标对健康状况进行测量；另一方面在价值层面，健康是一种信仰、一种理念，提倡人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第三，健康状态是动态的。可以通过个人和集体努力、社会的适当干预，使个人或者人群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提升，达到更高的健康水平。

健康是伴随一个人生命全过程的最重要的资本。有健康才有生命，才有个人的一切！因此，尊重人首先应当尊重人的健康，剥夺健康就是剥夺人的生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健康权是人的基本人身权利。

（二）健康权

健康权（即健康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身权利，受到国际法和各国法律的普遍保护。我国民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健康权是生命健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侵害生命健康权的侵权行为通常也分为三种情形：侵害生命权，即致人死亡；侵害身体权，即伤害身体完整性；侵害健康权，即损害健康，致人患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侵害健康”应当涵盖侵害躯体健康和侵害精神健康。因侵权导致被侵害人精神损害或者更为严重的情形——导致其发生精神疾病，应当属于侵害健康权的行为。

法律上的“权利”是指由法律所赋予的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障的一种力量，即所谓“法律上之力”［1］。这种力量具有支配标的物和支配他人的能力，并与“特定利益”要素相结合。健康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良好的健康可以给个人带来谋生和体面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劳动能力和个人发展潜力。公民享有健康带来的上述各种好处就是公民健康权的特定利益要素。因此，健康权是特定公民依法享有健康利益的法律上之力。

健康权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是与生俱得的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利益。因此，健康权受到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各类法律规范的严密保护。法律支持、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就必须课以相对人以相当的拘束，即相对人的任何行为和活动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这种法律上的拘束就是相对人的义务，就是健康权的“法律上之力”所在。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步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精神健康权越来越受到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案件提了出来，以致于成为一个时期的社会热点。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关于精神健康权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问题首先成为民事司法中的一个难题。针对这种情况，200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2］。是否可以认为，这标志着国家对公民精神健康权的确认？但是，关于侵权精神损害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医学问题。侵权行为是否造成被侵害人实质性精神损害、损害的程度、损害对被侵权人身心健康带来的后果、以及如何赔偿精神损害等，都需要法学界与医学界的进一步沟通。

二、健康权与公共卫生

健康权与公共卫生的关系，实际上是公民个人健康权与公众健康权益的关系问题。从公民个人角度来说，个人首先应当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珍惜健康。如果自己不珍惜健康将自食其果，别人很难对你损害自己健康的行为负责。然而，如果你的行为或者活动对他人的健康利益构成侵害，甚至造成健康损害后果，就构成了对他人健康的侵权。吸烟有害健康，可导致多种严重疾病，这早已被医学科学所证实。吸烟者个人不愿意放弃吸烟，别人只能给予忠告，不能强制其戒烟。但是，如果在公共场所吸烟，烟对公众健康可能造成危害，这时的个人吸烟行为就转化成为公共卫生问题。为了保护公众健康（公众的健康利益），特别是保护儿童、老人、孕妇等脆弱人群和特殊人群的健康，一些国家和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民以食为天”，家家户户每天都在加工制作食品供自己和家人食用，这本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但是，如果某人准备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向公众提供食品，就必须受到《食品卫生法》的约束。因此，食品生产经营对一般人来说是禁止性义务，只有那些依法经过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符合食品生产经营条件并取得卫生许可的人才能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传染病防治也是这样，为了控制传染病蔓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对某些感染严重传染病的病人必须实行隔离治疗、限制自由活动或者禁止其从事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工作。虽然传染病患者本身是受害者，本人并没有过错，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健康利益，法律不得不作出上述对传染病人的禁止性义务规定。如果病人拒不隔离治疗或者故意传播疾病造成他人感染，便构成了对他人健康权的严重侵害，应当承担《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政法律责任；根据违法性质和危害后果严重性，违法人还可能被追究其他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等）。近年来有不少媒体报道，有的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和个体小企业，为了个人谋取经济上的利益不雇工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危害。这显然是一种十分恶劣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行为。根据我国《劳动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企业主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更可悲的是，在有的案例中，不但工人患上了职业病，老板自己也得了职业病。然而，不能因为老板自己也是受害者而免除其应当承担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法律责任。

正是因为人们在从事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过程中其行为可能对他人、对公众健康带来影响而造成公共卫生问题，才给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适当干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留下了合理空间。什么是“公共卫生”？通俗地讲，就是“公众的卫生”或者“公众的健康”。公共卫生将公众，确切地说将一定时间、空间的特定社会人群作为一个整体，观察公众健康状况的变化及其与周围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的相互关系，采取各种政策的和技术的措施，通过法治和规劝（教育）等干预手段，预防、控制和消除不利于健康的因素和健康危害隐患，达到保护和增进公众健康的目的。由于公众健康是公众的共同利益，具体到每一个公民来说又是公民个人的健康权，所以保护公众健康就成为各国政府、社会和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即使是在WTO贸易规则中，也允许各国政府为了本国国民的健康利益，制定比其他国家和国际标准更为严格的技术法规，壁垒其他国家达不到本国卫生标准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说明了政府在公共卫生管理领域角色的重要性。

三、健康权与经济发展

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有差异。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和发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要受到本国国情和经济能力的制约。而且，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必须突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得到了国民共识的一定期间内，可能不得不牺牲部分其他方面的利益包括健康利益，而求得尽快发展。因此，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孤立地谈公民健康权益保护问题。

关于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同观点。有些发达国家认为，当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要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得到普遍实施。WTO规则只规范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是不够的，应当增加有关社会条款。它们主张，所有的贸易竞争者应遵守相同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的最低国际标准，尤其是在劳工保护和环境保护方面。如建议制定国际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标准，避免成员国为了降低产品成本，无视劳工保护，采用低工资、雇佣童工、以及让工人在缺乏健康和安全保障的工作环境中劳动来获取更大的经济和贸易利益。如果缔约国不遵守国际最低标准，将被认为是“社会倾销”，可能受到包括中止贸易特权、施加配额等惩罚。这些意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站在公平、正义立场上提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提出的社会条款要求，就将失去本国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反对在WTO中建立任何形式的社会条款，认为“社会条款”是发达国家企图抵消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较低竞争优势的阴谋，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由于发展程度不同、生活水平不同，劳动成本当然也会不同。通过自由贸易实现资源的比较优势，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而可以增进人类的幸福［3］。这正是WTO等全球与区域性经济贸易组织的宗旨。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提高劳动工作环境条件，逐渐实现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出的各种权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2001年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是我国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所采取的重要步骤，是我国政府向世界各国作出的庄严承诺。同年12月我国又被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员。对于国际上这方面动态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并根据我国的国情采取相应政策和对策。为了适应我国入世的需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进行了法规清理工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10月中国政府制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这是一部保护劳动者健康，预防、控制职业病的法律。法律进一步明确了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和用人单位保护劳动者健康的义务。职业病防治法的颁布实施无疑是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我国政府对劳动者健康的保护水平。但是，考虑到我国国情和经济承受能力，职业病防治法提出首先控制粉尘、放射性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导致的严重职业病危害。而对于职业活动中可能产生的与职业有关的其他疾病，暂时不能纳入职业病防治法的强制管理。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将通过调整职业病名单，扩大职业病防治法的调整范围。这正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创造条件而逐渐实现的要求。

四、健康权的法律保护

健康权的保护涉及多个法律部门。首先，国家政府在公民健康保护方面负有责任，我国宪法对此有多项规定。如第二十一条关于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的规定；第四十五条关于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以及第四十二条关于国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的规定等等。宪法的规定必须通过各有关部门法使之具体化。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健康权作为公民人身权利的重要权利之一，在《民法通则》中有比较详细的规定。民法的本质是为一定社会商品经济关系服务的［4］，民法调整人身关系，是因为人生关系可能成为取得财产权利的前提。因此，民事法律在保护公民健康权方面有以下特点：①规范民事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健康权保护，有较强的针对性。②以纠正侵权行为为重点。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不得对另一方主体的健康权构成侵害。③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双方可以在不违背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甚至包括健康保障方面的约定。④民不告，官不究，被侵害者如果不起诉（由于缺乏知识、信息不对等或其他原因），就难以得到民法的保护；⑤采用经济赔偿的方式使被侵害人得到补偿。⑥损害赔偿一般是事后的，即只有在侵权的健康损害后果发生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民事赔偿。

刑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力度最大。通过刑事惩罚措施，使侵害人受到法律应有的严厉制裁。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构成犯罪的刑事责任和刑事处罚是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与保护健康权有直接关系的规定有：刑法第六章第五节关于危害公共卫生的罪刑规定，包括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传播危险、非法组织他人卖血、非法采供血和制作血液制品、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以及非医务人员非法行医造成对人体健康的严重损害及其死亡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第三章第一节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或有关健康标准的药品、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产品造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者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严重疾患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对于健康权的保护力度虽然大，但是只有那些严重侵害健康权行为才能构成刑事犯罪，受到刑事法律的惩罚。而且，这类情况一般都已产生健康损害后果，因此对侵害者的刑事处罚和对被侵害者的保护都是事后的救济措施。

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要依靠行政法律制度。这是因为行政法律制度有以下特点：首先，行政法律规范的实施由政府行政各主管部门推动，这是行政法律规范实施的有力保障。第二，政府的行政执法是事前的，也就是说行政法对于社会的规范是预防性的。行政法的预防性规范作用主要通过政府的行政执法来实现。如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实行事前卫生许可制度，对于不符合生产经营食品卫生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发放卫生许可，禁止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从源头上杜绝了有害食品对公众健康的损害隐患。第三，行政法对健康权的保护具有主动性和纠正违法行为的及时性特点。法律规定政府有关执法部门根据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依法主动对管理对象进行监督，及时发现侵害公众健康的隐患，并对违法行为予以纠正，预防健康损害后果的发生。行政部门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就是行政不作为，将承担监管不力的行政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比通过司法救济的保护效率更高。第四，行政执法具有专业性强的特点，行政部门对主管职责范围内的业务精通，因此可以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督管理措施，对健康权益的保护到位。第五，行政法向社会提供了更为广泛的保护网络。政府执法部门对社会的经常性监督和对违法行为的纠正，不是仅仅针对特定侵权主体和被侵害对象的个案处理，而是立足于对整个社会公众的健康保护。对于在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即使民不告，官也究。这就是政府公共卫生管理要达到的目的。民法和刑法则主要是针对特定当事人的侵权与被侵权、伤害与被伤害，及其相应法律责任的追究。

与保护公民健康权益有关的行政法律规范主要是卫生行政法律规范。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分为：一是规范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和人员从业（执业）行为和卫生服务活动，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之间的卫生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二是规范药品和其他医疗卫生产（用）品的产、供、销活动，调整政府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与医药产（用）品生产经营者之间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三是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从事经济与社会活动中（包括公民在工作、生活、学习或其他活动）发生的与保护公众健康、维护市场经济公共卫生秩序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通称为公共卫生法律规范。如《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职业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等。目前我国已9部卫生行政法律，20余部卫生行政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将逐步改变我国公民健康权的保护状况，提高全体国民的健康水平。

注：

1、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页。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

3、中国人大新闻：《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其实施》，人民日报网络版，2001年5月10日

健康权范文篇7

一、健康与健康权

（一）健康

什么是“健康”？当今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宪章导言所下的健康定义：“健康是指人的躯体、精神、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首先，它强调健康是由三个“维度”组成，包括躯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躯体层面的健康是健康的最基本层次。人是具有高级神经活动（思维、心理活动）的生命体，这种高级神经活动的内化表现为人的心理活动；高级神经活动的外化，则表现为与所处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并由此产生环境对个人身、心的影响。第二，该定义强调健康是一种状态，是躯体、精神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是客观存在，可以用客观的指标对健康状况进行测量；另一方面在价值层面，健康是一种信仰、一种理念，提倡人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第三，健康状态是动态的。可以通过个人和集体努力、社会的适当干预，使个人或者人群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提升，达到更高的健康水平。

健康是伴随一个人生命全过程的最重要的资本。有健康才有生命，才有个人的一切！因此，尊重人首先应当尊重人的健康，剥夺健康就是剥夺人的生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健康权是人的基本人身权利。

（二）健康权

健康权（即健康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身权利，受到国际法和各国法律的普遍保护。我国民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健康权是生命健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侵害生命健康权的侵权行为通常也分为三种情形：侵害生命权，即致人死亡；侵害身体权，即伤害身体完整性；侵害健康权，即损害健康，致人患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侵害健康”应当涵盖侵害躯体健康和侵害精神健康。因侵权导致被侵害人精神损害或者更为严重的情形——导致其发生精神疾病，应当属于侵害健康权的行为。

法律上的“权利”是指由法律所赋予的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障的一种力量，即所谓“法律上之力”［1］。这种力量具有支配标的物和支配他人的能力，并与“特定利益”要素相结合。健康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良好的健康可以给个人带来谋生和体面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劳动能力和个人发展潜力。公民享有健康带来的上述各种好处就是公民健康权的特定利益要素。因此，健康权是特定公民依法享有健康利益的法律上之力。

健康权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是与生俱得的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利益。因此，健康权受到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各类法律规范的严密保护。法律支持、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就必须课以相对人以相当的拘束，即相对人的任何行为和活动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这种法律上的拘束就是相对人的义务，就是健康权的“法律上之力”所在。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步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精神健康权越来越受到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案件提了出来，以致于成为一个时期的社会热点。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关于精神健康权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问题首先成为民事司法中的一个难题。针对这种情况，200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2］。是否可以认为，这标志着国家对公民精神健康权的确认？但是，关于侵权精神损害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医学问题。侵权行为是否造成被侵害人实质性精神损害、损害的程度、损害对被侵权人身心健康带来的后果、以及如何赔偿精神损害等，都需要法学界与医学界的进一步沟通。

二、健康权与公共卫生

健康权与公共卫生的关系，实际上是公民个人健康权与公众健康权益的关系问题。从公民个人角度来说，个人首先应当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珍惜健康。如果自己不珍惜健康将自食其果，别人很难对你损害自己健康的行为负责。然而，如果你的行为或者活动对他人的健康利益构成侵害，甚至造成健康损害后果，就构成了对他人健康的侵权。吸烟有害健康，可导致多种严重疾病，这早已被医学科学所证实。吸烟者个人不愿意放弃吸烟，别人只能给予忠告，不能强制其戒烟。但是，如果在公共场所吸烟，烟对公众健康可能造成危害，这时的个人吸烟行为就转化成为公共卫生问题。为了保护公众健康（公众的健康利益），特别是保护儿童、老人、孕妇等脆弱人群和特殊人群的健康，一些国家和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民以食为天”，家家户户每天都在加工制作食品供自己和家人食用，这本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但是，如果某人准备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向公众提供食品，就必须受到《食品卫生法》的约束。因此，食品生产经营对一般人来说是禁止性义务，只有那些依法经过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符合食品生产经营条件并取得卫生许可的人才能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传染病防治也是这样，为了控制传染病蔓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对某些感染严重传染病的病人必须实行隔离治疗、限制自由活动或者禁止其从事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工作。虽然传染病患者本身是受害者，本人并没有过错，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健康利益，法律不得不作出上述对传染病人的禁止性义务规定。如果病人拒不隔离治疗或者故意传播疾病造成他人感染，便构成了对他人健康权的严重侵害，应当承担《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政法律责任；根据违法性质和危害后果严重性，违法人还可能被追究其他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等）。近年来有不少媒体报道，有的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和个体小企业，为了个人谋取经济上的利益不雇工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危害。这显然是一种十分恶劣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行为。根据我国《劳动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企业主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更可悲的是，在有的案例中，不但工人患上了职业病，老板自己也得了职业病。然而，不能因为老板自己也是受害者而免除其应当承担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法律责任。

正是因为人们在从事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过程中其行为可能对他人、对公众健康带来影响而造成公共卫生问题，才给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适当干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留下了合理空间。什么是“公共卫生”？通俗地讲，就是“公众的卫生”或者“公众的健康”。公共卫生将公众，确切地说将一定时间、空间的特定社会人群作为一个整体，观察公众健康状况的变化及其与周围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的相互关系，采取各种政策的和技术的措施，通过法治和规劝（教育）等干预手段，预防、控制和消除不利于健康的因素和健康危害隐患，达到保护和增进公众健康的目的。由于公众健康是公众的共同利益，具体到每一个公民来说又是公民个人的健康权，所以保护公众健康就成为各国政府、社会和每一个公民的

义务。即使是在WTO贸易规则中，也允许各国政府为了本国国民的健康利益，制定比其他国家和国际标准更为严格的技术法规，壁垒其他国家达不到本国卫生标准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说明了政府在公共卫生管理领域角色的重要性。

三、健康权与经济发展

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有差异。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和发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要受到本国国情和经济能力的制约。而且，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必须突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得到了国民共识的一定期间内，可能不得不牺牲部分其他方面的利益包括健康利益，而求得尽快发展。因此，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孤立地谈公民健康权益保护问题。

关于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同观点。有些发达国家认为，当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要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得到普遍实施。WTO规则只规范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是不够的，应当增加有关社会条款。它们主张，所有的贸易竞争者应遵守相同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的最低国际标准，尤其是在劳工保护和环境保护方面。如建议制定国际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标准，避免成员国为了降低产品成本，无视劳工保护，采用低工资、雇佣童工、以及让工人在缺乏健康和安全保障的工作环境中劳动来获取更大的经济和贸易利益。如果缔约国不遵守国际最低标准，将被认为是“社会倾销”，可能受到包括中止贸易特权、施加配额等惩罚。这些意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站在公平、正义立场上提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提出的社会条款要求，就将失去本国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反对在WTO中建立任何形式的社会条款，认为“社会条款”是发达国家企图抵消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较低竞争优势的阴谋，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由于发展程度不同、生活水平不同，劳动成本当然也会不同。通过自由贸易实现资源的比较优势，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而可以增进人类的幸福［3］。这正是WTO等全球与区域性经济贸易组织的宗旨。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提高劳动工作环境条件，逐渐实现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出的各种权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2001年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是我国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所采取的重要步骤，是我国政府向世界各国作出的庄严承诺。同年12月我国又被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员。对于国际上这方面动态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并根据我国的国情采取相应政策和对策。为了适应我国入世的需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进行了法规清理工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10月中国政府制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这是一部保护劳动者健康，预防、控制职业病的法律。法律进一步明确了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和用人单位保护劳动者健康的义务。职业病防治法的颁布实施无疑是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我国政府对劳动者健康的保护水平。但是，考虑到我国国情和经济承受能力，职业病防治法提出首先控制粉尘、放射性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导致的严重职业病危害。而对于职业活动中可能产生的与职业有关的其他疾病，暂时不能纳入职业病防治法的强制管理。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将通过调整职业病名单，扩大职业病防治法的调整范围。这正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创造条件而逐渐实现的要求。

四、健康权的法律保护

健康权的保护涉及多个法律部门。首先，国家政府在公民健康保护方面负有责任，我国宪法对此有多项规定。如第二十一条关于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的规定；第四十五条关于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以及第四十二条关于国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的规定等等。宪法的规定必须通过各有关部门法使之具体化。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健康权作为公民人身权利的重要权利之一，在《民法通则》中有比较详细的规定。民法的本质是为一定社会商品经济关系服务的［4］，民法调整人身关系，是因为人生关系可能成为取得财产权利的前提。因此，民事法律在保护公民健康权方面有以下特点：①规范民事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健康权保护，有较强的针对性。②以纠正侵权行为为重点。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不得对另一方主体的健康权构成侵害。③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双方可以在不违背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甚至包括健康保障方面的约定。④民不告，官不究，被侵害者如果不起诉（由于缺乏知识、信息不对等或其他原因），就难以得到民法的保护；⑤采用经济赔偿的方式使被侵害人得到补偿。⑥损害赔偿一般是事后的，即只有在侵权的健康损害后果发生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民事赔偿。

刑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力度最大。通过刑事惩罚措施，使侵害人受到法律应有的严厉制裁。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构成犯罪的刑事责任和刑事处罚是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与保护健康权有直接关系的规定有：刑法第六章第五节关于危害公共卫生的罪刑规定，包括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传播危险、非法组织他人卖血、非法采供血和制作血液制品、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以及非医务人员非法行医造成对人体健康的严重损害及其死亡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第三章第一节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或有关健康标准的药品、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产品造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者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严重疾患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对于健康权的保护力度虽然大，但是只有那些严重侵害健康权行为才能构成刑事犯罪，受到刑事法律的惩罚。而且，这类情况一般都已产生健康损害后果，因此对侵害者的刑事处罚和对被侵害者的保护都是事后的救济措施。

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要依靠行政法律制度。这是因为行政法律制度有以下特点：首先，行政法律规范的实施由政府行政各主管部门推动，这是行政法律规范实施的有力保障。第二，政府的行政执法是事前的，也就是说行政法对于社会的规范是预防性的。行政法的预防性规范作用主要通过政府的行政执法来实现。如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实行事前卫生许可制度，对于不符合生产经营食品卫生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发放卫生许可，禁止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从源头上杜绝了有害食品对公众健康的损害隐患。第三，行政法对健康权的保护具有主动性和纠正违法行为的及时性特点。法律规定政府有关执法部门根据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依法主动对管理对象进行监督，及时发现侵害公众健康的隐患，并对违法行为予以纠正，预防健康损害后果的发生。行政部门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就是行政不作为，将承担监管不力的行政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比通过司法救济的保护效率更高。第四，行政执法具有专业性强的特点，行政部门对主管职责范围内的业务精通，因此可以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督管理措施，对健康权益的保护到位。第五，行政法向社会提供了更为广泛的保护网络。政府执法部门对社会的经常性监督和对违法行为的纠正，不是仅仅针对特定侵权主体和被侵害对象的个案处理，而是立足于对整个社会公众的健康保护。对于在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即使民不告，官也究。这就是政府公共卫生管理要达到的目的。民法和刑法则主要是针对特定当事人的侵权与被侵权、伤害与被伤害，及其相应法律责任的追究。

与保护公民健康权益有关的行政法律规范主要是卫生行政法律规范。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分为：一是规范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和人员从业（执业）行为和卫生服务活动，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之间的卫生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二是规范药品和其他医疗卫生产（用）品的产、供、销活动，调整政府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与医药产（用）品生产经营者之间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三是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从事经济与社会活动中（包括公民在工作、生活、学习或其他活动）发生的与保护公众健康、维护市场经济公共卫生秩序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通称为公共卫生法律规范。如《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职业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等。目前我国已9部卫生行政法律，20余部卫生行政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将逐步改变我国公民健康权的保护状况，提高全体国民的健康水平。

注：

1、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页。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

健康权范文篇8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它是结合国情，将要在农村长期实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社会保险性质的医疗保障制度。从权利的角度看，尊重和保障参合农民的基本权利（生命健康权）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其法理的逻辑渊源和道德支撑。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权利和法律基础

享受医疗保障是广大农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既为社会之一员，就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人权尊严及人格自由发展所必须之经济、社会及文化各种权利之实现。”《联合国人权公约》规定，“本盟约缔约国确认人人有权享有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因此，医疗保障制度是农民人权保障的主要手段之一。

生命健康权是与身俱来的，须臾不可离开的权利，是最重要的人格权，不可以变更、转让、放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人的生命具有最高人格价值，是人的第一尊严；而健康则维持着人的生理机能正常运作和功能完善发挥。拥有生命和健康是个人得以在社会上生存、享有作为人的自尊以及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公民享有和实现一切权利的基础。因此，维护和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发展必要的惠及绝大多数人的医疗卫生事业，这也是国家（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

我国宪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上述规定为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宪法基础和立法依据，也是农民生命健康权的宪法基础。同时，国家还制定了相关政策制度，以切实保护农民的生命健康权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下称《决定》）指出，各级政府要积极组织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点解决农民因患传染病、地方病等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返贫问题。对农村贫困家庭实行医疗救助；建立独立的医疗救助基金；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给予支持等。《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的通知》（下称《通知》）明确提出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和原则、组织管理、筹资标准、资金管理、医疗服务管理和组织实施等。此外，有关部门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组织领导、试点推广，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管理、拨付办法，中央财政资助中西部地区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补助资金的拨付等问题专门发文，制定了具体的措施和办法保障农民的生命健康权利。

（二）影响生命健康权实现的关联因素

虽然生命健康权是最重要的人格权，是人权保障的第一要义，但在现实中，农民在生命健康权利的保障和实现方面存在不平等现象，主要阻却因素表现为：

1.社会保障制度中农民医疗保障权利不平等。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曾有力地保障了农民的生命健康权。但80年代以降，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迅速下降，广大农民对于医疗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农民沦为毫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与此相对，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主要是面向城镇居民设计，基本上没有虑及广大农民。《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言明“国家在农村实行与城镇有别的社会保障办法”；农民的医疗保障主要是“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华社2002年2月25日公布的数据表明，约占中国总人口15%的城市人口享用着2/3的卫生保障服务，而约占85%的农村人口却只能享用不到1/3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因此，广大农民陷入医疗保障权利的贫困状态。

虽然国家针对因疾病、残疾，鳏寡孤独，劳动能力缺乏而导致生活困难的人群积极开展社会救助，以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如对农村居民中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扶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扶养义务人但扶养义务人无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未成年人保义务教育）的五保救助；对患大病的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农民家庭实行医疗救助；对因大病、重残或缺少劳动能力，导致常年生活困难的农村贫困人口进行定期、定量基本生活救助等。农村社会救助当前还面临扩大覆盖面、增加救助资金的挑战。显然，目前以扶贫济困为目的的农村社会救助并没有也不可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医疗保障需求。

2.农民经济承受能力影响生命健康权的保障和实现。在公民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中，“富者在权利的实现方面具有优势，而穷者则处于劣势”。第一，农民收入增长与其医疗保障支出的不平衡影响农民生命健康权的实现。城乡二元经济使农民处于不利地位，在医药价格猛涨的情形下，农民医疗费用远远超出了其经济承受能力。有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收入由686.31元增加到2210.34元，增长了2.2倍；同期卫生部门统计的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6.2倍和5.1倍。医疗费用的增长幅度是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2.5倍左右，也即在医疗费用的攀升幅度是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2.5倍左右的情况下，医疗费用的支出远远超出了农民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

第二，因病致贫、返贫，因贫致病现象严重。疾病与贫困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数与日俱增。农村2900万特殊困难人员中，因病致贫的比例达到50%多。有农谚称“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因病致贫的罪魁祸首是大病风险，大病对于农户的经济影响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大病治疗直接对农户形成较大的经济负担；二是大病对于农户的人力资本造成影响，对于农户的长期收入与消费会产生影响。贫困农户在大病冲击以后，将近要花8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大病前的消费水平；近要花1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大病前的生产经营投入水平，对收入的影响也是长远的。大病的患病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从198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2.84%.此外，因贫致病现象也十分严重。许多农民因难以负担医疗费用，往往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更是无力救治。一些贫困农民小病找村医，一旦确诊是大病，就是好吃好喝准备后事（丧事）。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成为影响其生命健康权利的决定性因素。

二

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大背景下，切实保障“医疗保障权利贫困”的全国半数多国民的生命健康权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大步骤和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在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先天残缺的情况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成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主体架构，担负起保障参合农民生命健康权的重任。

第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村居民“看病难”的问题，为农民生命健康权提供了组织、

制度和资金保障。从国务院新型合作医疗的部际联席会议，省、地（市）的合作医疗协调领导小组，县级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到各级专家技术指导组，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施行提供了相对完备的组织保障。同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组织领导、试点推广，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管理、拨付办法等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中央和地方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合农民每年人均补助不少于20元，农民个人每年的缴费不低于10元；定点医疗机构实行医疗费用垫付制度，减轻那么资金支付压力。这些为新型合作医疗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第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采风险型（仅保大病住院）、风险福利型（保大病＋乡村基层门诊）、保两头放中间型（保大病＋预防保健，保大病＋健康体检）等各种保障模式，对农民的大额医药费用或住院医药费用进行补助，既增加了农民对基本医疗的可及性，又拓宽了参保人的受益面，“以收定支、量入为出”，科学合理地确定起付标准、补助比例和最高补助限额，有效提升了基金的抗风险能力和监管能力。

第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规范管理，定期公布经费账目，建立家庭账户，简化报销手续，实行资金钱账分离、封闭运行，并设立风险基金防范资金透支或沉淀。向农民宣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加办法、参加后的权利与义务、合作医疗经费的筹集、使用和报销等实际问题，赋予农民知情权和监管权。与村民自治相结合，农民代表参与方案设计，接受行政部门财政、审计等内部监督，人大、政协等的独立评估，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监督体系。

第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医疗服务与医疗救助和扶贫开发相结合，解决了参合农民的医疗服务需求问题，各收入层级农民从中直接受惠；新型合作医疗独立于城镇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没有强调参合农民的缴费年限和缴费比例，与社会救助中受助对象的“零给付”义务也有区别，一定程度弥补了我国现行医疗保障制度的不足。

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对于维护和实现广大农民的生命健康权具有重要意义，但因沿循合作医疗的旧思路，在试点阶段，相关的制度设计还不够系统和规范。

第一，自愿互助与生命健康权的排他性。自由、独立和尊严是最重要的人格利益，也是保障生命健康权的终极目标。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试点中，有地方卫生部门产生强烈的冲动和欲望，要求农民积极参加新合，甚至通过强制手段强迫农民参加；有的盲目追求试点数量、赶进度；有的包干、摊派等，违背自愿原则。参保者如果没有生大病住院，那么他所缴纳的保费中的一部分将无偿地奉献给那些生大病住院的参合农民。这里体现的是传统的互助济困的道德规范。然而，这与农民个人筹资的私有财产属性不相符。如果参合农民不愿救助别人，那么这种互助就是非自愿；再如农民参加新合也并非自愿，那么农民的缴费和救助行为就是双重的非自愿！再有，参合农民的个人缴费类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都属于缴费者的个人财产，但参合农民在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还肩负救助他人的义务，是悖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二元结构，对农民显失公平。因此，在制度设计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本身就存在缺陷。

第二、关于资金筹集问题。由于农村经济相对落后，农民实际支付能力不高，筹资能力明显不足。一些地方在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过程中，参保资金的收取缺乏统一明确的法规和政策，筹资成本由地方卫生部门承担，乡（镇）财税所只负责收费工作，工作态度缺乏主动性，使得筹资工作不仅成本高，而且难度大；而一些贫困地区仍然缺乏有效的多元化筹资手段，筹资效率不高。这些因素又会刺激地方套取中央财政补助的冲动，既不利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也使得合作医疗基金不堪重负。同时，地方政府投入不足，资金收取额度也因时因地而异，集体经济投入部分也难以及时足额供应，加之农民缴纳的积极性不高，共同导致财政支出困难，补助经费难以按时发放，造成农村地区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

健康权范文篇9

一、健康与健康权

（一）健康

什么是“健康”？当今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宪章导言所下的健康定义：“健康是指人的躯体、精神、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首先，它强调健康是由三个“维度”组成，包括躯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躯体层面的健康是健康的最基本层次。人是具有高级神经活动（思维、心理活动）的生命体，这种高级神经活动的内化表现为人的心理活动；高级神经活动的外化，则表现为与所处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并由此产生环境对个人身、心的影响。第二，该定义强调健康是一种状态，是躯体、精神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是客观存在，可以用客观的指标对健康状况进行测量；另一方面在价值层面，健康是一种信仰、一种理念，提倡人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第三，健康状态是动态的。可以通过个人和集体努力、社会的适当干预，使个人或者人群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提升，达到更高的健康水平。

健康是伴随一个人生命全过程的最重要的资本。有健康才有生命，才有个人的一切！因此，尊重人首先应当尊重人的健康，剥夺健康就是剥夺人的生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健康权是人的基本人身权利。

（二）健康权

健康权（即健康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身权利，受到国际法和各国法律的普遍保护。我国民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健康权是生命健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侵害生命健康权的侵权行为通常也分为三种情形：侵害生命权，即致人死亡；侵害身体权，即伤害身体完整性；侵害健康权，即损害健康，致人患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侵害健康”应当涵盖侵害躯体健康和侵害精神健康。因侵权导致被侵害人精神损害或者更为严重的情形——导致其发生精神疾病，应当属于侵害健康权的行为。

法律上的“权利”是指由法律所赋予的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障的一种力量，即所谓“法律上之力”［1］。这种力量具有支配标的物和支配他人的能力，并与“特定利益”要素相结合。健康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良好的健康可以给个人带来谋生和体面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劳动能力和个人发展潜力。公民享有健康带来的上述各种好处就是公民健康权的特定利益要素。因此，健康权是特定公民依法享有健康利益的法律上之力。

健康权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是与生俱得的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利益。因此，健康权受到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各类法律规范的严密保护。法律支持、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就必须课以相对人以相当的拘束，即相对人的任何行为和活动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这种法律上的拘束就是相对人的义务，就是健康权的“法律上之力”所在。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步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精神健康权越来越受到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案件提了出来，以致于成为一个时期的社会热点。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关于精神健康权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问题首先成为民事司法中的一个难题。针对这种情况，200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2］。是否可以认为，这标志着国家对公民精神健康权的确认？但是，关于侵权精神损害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医学问题。侵权行为是否造成被侵害人实质性精神损害、损害的程度、损害对被侵权人身心健康带来的后果、以及如何赔偿精神损害等，都需要法学界与医学界的进一步沟通。

二、健康权与公共卫生

健康权与公共卫生的关系，实际上是公民个人健康权与公众健康权益的关系问题。从公民个人角度来说，个人首先应当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珍惜健康。如果自己不珍惜健康将自食其果，别人很难对你损害自己健康的行为负责。然而，如果你的行为或者活动对他人的健康利益构成侵害，甚至造成健康损害后果，就构成了对他人健康的侵权。吸烟有害健康，可导致多种严重疾病，这早已被医学科学所证实。吸烟者个人不愿意放弃吸烟，别人只能给予忠告，不能强制其戒烟。但是，如果在公共场所吸烟，烟对公众健康可能造成危害，这时的个人吸烟行为就转化成为公共卫生问题。为了保护公众健康（公众的健康利益），特别是保护儿童、老人、孕妇等脆弱人群和特殊人群的健康，一些国家和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民以食为天”，家家户户每天都在加工制作食品供自己和家人食用，这本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但是，如果某人准备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向公众提供食品，就必须受到《食品卫生法》的约束。因此，食品生产经营对一般人来说是禁止性义务，只有那些依法经过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符合食品生产经营条件并取得卫生许可的人才能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传染病防治也是这样，为了控制传染病蔓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对某些感染严重传染病的病人必须实行隔离治疗、限制自由活动或者禁止其从事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工作。虽然传染病患者本身是受害者，本人并没有过错，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健康利益，法律不得不作出上述对传染病人的禁止性义务规定。如果病人拒不隔离治疗或者故意传播疾病造成他人感染，便构成了对他人健康权的严重侵害，应当承担《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政法律责任；根据违法性质和危害后果严重性，违法人还可能被追究其他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等）。近年来有不少媒体报道，有的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和个体小企业，为了个人谋取经济上的利益不雇工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危害。这显然是一种十分恶劣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行为。根据我国《劳动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企业主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更可悲的是，在有的案例中，不但工人患上了职业病，老板自己也得了职业病。然而，不能因为老板自己也是受害者而免除其应当承担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法律责任。

正是因为人们在从事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过程中其行为可能对他人、对公众健康带来影响而造成公共卫生问题，才给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适当干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留下了合理空间。什么是“公共卫生”？通俗地讲，就是“公众的卫生”或者“公众的健康”。公共卫生将公众，确切地说将一定时间、空间的特定社会人群作为一个整体，观察公众健康状况的变化及其与周围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的相互关系，采取各种政策的和技术的措施，通过法治和规劝（教育）等干预手段，预防、控制和消除不利于健康的因素和健康危害隐患，达到保护和增进公众健康的目的。由于公众健康是公众的共同利益，具体到每一个公民来说又是公民个人的健康权，所以保护公众健康就成为各国政府、社会和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即使是在WTO贸易规则中，也允许各国政府为了本国国民的健康利益，制定比其他国家和国际标准更为严格的技术法规，壁垒其他国家达不到本国卫生标准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说明了政府在公共卫生管理领域角色的重要性。

三、健康权与经济发展

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有差异。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和发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要受到本国国情和经济能力的制约。而且，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必须突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得到了国民共识的一定期间内，可能不得不牺牲部分其他方面的利益包括健康利益，而求得尽快发展。因此，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孤立地谈公民健康权益保护问题。

关于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同观点。有些发达国家认为，当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要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得到普遍实施。WTO规则只规范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是不够的，应当增加有关社会条款。它们主张，所有的贸易竞争者应遵守相同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的最低国际标准，尤其是在劳工保护和环境保护方面。如建议制定国际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标准，避免成员国为了降低产品成本，无视劳工保护，采用低工资、雇佣童工、以及让工人在缺乏健康和安全保障的工作环境中劳动来获取更大的经济和贸易利益。如果缔约国不遵守国际最低标准，将被认为是“社会倾销”，可能受到包括中止贸易特权、施加配额等惩罚。这些意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站在公平、正义立场上提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提出的社会条款要求，就将失去本国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反对在WTO中建立任何形式的社会条款，认为“社会条款”是发达国家企图抵消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较低竞争优势的阴谋，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由于发展程度不同、生活水平不同，劳动成本当然也会不同。通过自由贸易实现资源的比较优势，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而可以增进人类的幸福［3］。这正是WTO等全球与区域性经济贸易组织的宗旨。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提高劳动工作环境条件，逐渐实现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出的各种权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2001年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是我国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所采取的重要步骤，是我国政府向世界各国作出的庄严承诺。同年12月我国又被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员。对于国际上这方面动态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并根据我国的国情采取相应政策和对策。为了适应我国入世的需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进行了法规清理工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10月中国政府制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这是一部保护劳动者健康，预防、控制职业病的法律。法律进一步明确了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和用人单位保护劳动者健康的义务。职业病防治法的颁布实施无疑是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我国政府对劳动者健康的保护水平。但是，考虑到我国国情和经济承受能力，职业病防治法提出首先控制粉尘、放射性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导致的严重职业病危害。而对于职业活动中可能产生的与职业有关的其他疾病，暂时不能纳入职业病防治法的强制管理。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将通过调整职业病名单，扩大职业病防治法的调整范围。这正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创造条件而逐渐实现的要求。

四、健康权的法律保护

健康权的保护涉及多个法律部门。首先，国家政府在公民健康保护方面负有责任，我国宪法对此有多项规定。如第二十一条关于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的规定；第四十五条关于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以及第四十二条关于国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的规定等等。宪法的规定必须通过各有关部门法使之具体化。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健康权作为公民人身权利的重要权利之一，在《民法通则》中有比较详细的规定。民法的本质是为一定社会商品经济关系服务的［4］，民法调整人身关系，是因为人生关系可能成为取得财产权利的前提。因此，民事法律在保护公民健康权方面有以下特点：①规范民事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健康权保护，有较强的针对性。②以纠正侵权行为为重点。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不得对另一方主体的健康权构成侵害。③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双方可以在不违背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甚至包括健康保障方面的约定。④民不告，官不究，被侵害者如果不起诉（由于缺乏知识、信息不对等或其他原因），就难以得到民法的保护；⑤采用经济赔偿的方式使被侵害人得到补偿。⑥损害赔偿一般是事后的，即只有在侵权的健康损害后果发生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民事赔偿。

刑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力度最大。通过刑事惩罚措施，使侵害人受到法律应有的严厉制裁。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构成犯罪的刑事责任和刑事处罚是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与保护健康权有直接关系的规定有：刑法第六章第五节关于危害公共卫生的罪刑规定，包括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传播危险、非法组织他人卖血、非法采供血和制作血液制品、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以及非医务人员非法行医造成对人体健康的严重损害及其死亡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第三章第一节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或有关健康标准的药品、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产品造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者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严重疾患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对于健康权的保护力度虽然大，但是只有那些严重侵害健康权行为才能构成刑事犯罪，受到刑事法律的惩罚。而且，这类情况一般都已产生健康损害后果，因此对侵害者的刑事处罚和对被侵害者的保护都是事后的救济措施。

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要依靠行政法律制度。这是因为行政法律制度有以下特点：首先，行政法律规范的实施由政府行政各主管部门推动，这是行政法律规范实施的有力保障。第二，政府的行政执法是事前的，也就是说行政法对于社会的规范是预防性的。行政法的预防性规范作用主要通过政府的行政执法来实现。如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实行事前卫生许可制度，对于不符合生产经营食品卫生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发放卫生许可，禁止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从源头上杜绝了有害食品对公众健康的损害隐患。第三，行政法对健康权的保护具有主动性和纠正违法行为的及时性特点。法律规定政府有关执法部门根据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依法主动对管理对象进行监督，及时发现侵害公众健康的隐患，并对违法行为予以纠正，预防健康损害后果的发生。行政部门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就是行政不作为，将承担监管不力的行政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比通过司法救济的保护效率更高。第四，行政执法具有专业性强的特点，行政部门对主管职责范围内的业务精通，因此可以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督管理措施，对健康权益的保护到位。第五，行政法向社会提供了更为广泛的保护网络。政府执法部门对社会的经常性监督和对违法行为的纠正，不是仅仅针对特定侵权主体和被侵害对象的个案处理，而是立足于对整个社会公众的健康保护。对于在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即使民不告，官也究。这就是政府公共卫生管理要达到的目的。民法和刑法则主要是针对特定当事人的侵权与被侵权、伤害与被伤害，及其相应法律责任的追究。

与保护公民健康权益有关的行政法律规范主要是卫生行政法律规范。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分为：一是规范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和人员从业（执业）行为和卫生服务活动，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之间的卫生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二是规范药品和其他医疗卫生产（用）品的产、供、销活动，调整政府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与医药产（用）品生产经营者之间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三是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从事经济与社会活动中（包括公民在工作、生活、学习或其他活动）发生的与保护公众健康、维护市场经济公共卫生秩序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通称为公共卫生法律规范。如《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职业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等。目前我国已9部卫生行政法律，20余部卫生行政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将逐步改变我国公民健康权的保护状况，提高全体国民的健康水平。

注：

1、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页。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

健康权范文篇10

2005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文艺晚会主持词

开始部分：

男：又是一年春风绿，又是一年3.15，3.15是百姓心声的愿望，它体现了执法者的努力，对于消费者而言，它是节日，对于经营者来讲，它是考验，对于政府来讲，它是行动！

女：不错！今年3.15的年主题是“健康维权”也就是要维护消费者生命健康的权益！这里的健康指我们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还有消费者的心理健康！！

男：2005年是奋力打造“实力辽阳、平安辽阳、诚信辽阳”战略目标的开局之年，引导消费者、服务经营者、构建消费者和经营者的信用平台，也是今年3.15的内容之一。

女：市委，市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于3.15都给预了充分的重视，今天到场的主要领导有：

男：还有：

女：下面请讲话

男：现在我们提倡和协社会，它是靠法制、靠机制、靠协调进行理性维权的新思维，它表达了消费者、经营者、政府部门相互携手、打造安全、健康、和协的新生活的愿望！经营者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环节！下面请主办单位代表讲话。

演出部分：

女：愿我们的生活质量更高、愿我们的日子开门红。：《开门红》歌伴舞。

男：把娱乐和实用结合在一起，做聪明的消费者，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指导消费者的消费，是全社会共同的职责。

女：在今年辽阳市工商局举办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百题万人有奖竞赛活动。它分别评出了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下面有请宣布获奖名单！

男：下面有请观众抽出今天的特等奖

女：有请歌手献歌！

男：维护消费者权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要利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身的权益是每个消费者都应具有的常识。下面我要向大家提出几道问题，请您来回答！

女：下面请市消委会宣布获得2003---2004年维权十佳先进个人名单。

男：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们在你身后；当你无助的时候，他们在你左右，他们是旁人，但他们也是朋友！让我们将下面的歌献给这些维权的战士！英子的歌！

女：辽阳市工商局、市消委会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提高消费者识假辩假能力，在全社会营造打假维权氛围的工作中，付出了他们艰辛的劳动！下面请工商局有关领导宣布2003---2004十大侵权案件！

男：每到3.15，我们都翘首以待，虽然有些沉重，但它毕竟是我们的希望！也许此时的歌会让我们轻快起来！！歌手献歌！

女：下面继续现场问答，请观众做好准备，有纪念品相送！

结束部分：

男：让我们全社会共同的联合起来，把3.15活动不断的引向深入

女：保护好我们的权益，买的放心！吃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