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模式范文10篇

监管模式范文篇1

关键词会计监管会计监管模式监管体制

中图分类号F231.6文献标识码A

会计监管是伴随着会计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着，会计监管的实质可以归结为一项制度安排或是一种管理活动，它是指会计监管主体对被监管单位或经济组织的会计活动过程及其结果进行的再监督和再管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是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监管模式则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不断博弈的结果。会计监管是我国会计界一直讨论的热点问题，当前还没有一个完整和统一的观点。

1会计监管的基本模式及评价

会计监管模式从总的方面来看，可分为行业自律、政府监管以及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独立监管模式等三种模式。

（1）行业自律模式。该模式是指注册会计师协会通过建立一套自律监管机制，对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和审计质量实施的监管。该模式对会计行业的监管主要是依靠民间会计职业团体进行的，政府部门基本上不参与行业监管。行业自律模式在会计职业团体机构完备的西方国家得到广泛的应用，加拿大、澳大利亚、1999年之前的英国和2002年之前的美国采用的都是这种监管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可以避免政府部门对行业监管过度介入，增大全社会的管制成本，出现政府失灵；其缺点是容易造成对市场会计监管的放纵，从而出现市场失灵。

（2）政府监管模式。该模式主要依靠政府部门对会计活动进行监管，会计职业团体的主管部门是政府部门，会计职业团体中一般设有政府代表以贯彻国家的方针政策，有的会计职业团体甚至是一个半官方的组织。完全独立于政府部门的会计职业团体不发挥监管作用，通常仅仅是对会员提供专业上的指导和帮助，采用该模式的国家有法国、德国、日本等。这种模式的优点是能够按市场机制运作，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又可有效地避免市场失灵；有法定的权威和强制力，可以对违法的被监管者依法实施制裁。其缺点是很难真正界定政府会计监管和市场会计监管的范围，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会不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出现政府失灵。

（3）独立监管模式。独立监管模式由独立于政府和会计职业的机构依照授权对会计行业进行监管，该机构中会计行业之外的成员应占多数，政府部门不直接进行监管，但可通过对独立监管机构的管制间接发挥作用。目前采用这种模式的代表是美国。2002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监管模式。根据该法案，美国组建了公众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CAOB），代替AICPA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监管机构，PCAOB是一个独立于政府部门和会计行业的机构，其委员的3／5来自会计行业以外的人士。独立监管模式的优点在于该机构相对于行业自律监管模式具有更高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相对于政府监管模式来说则是具有更高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独立管制可以对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市场的全部领域实施管制，且灵活性要高于政府管制；独立管制可以解决政府管制不当的问题，能促使其有效克服官僚化问题，从而具有高于政府管制的管制效率。但是独立监管模式也存在着独立监管的经费来源不容易解决、政府和自律组织对独立监管机构是否支持和支持程度会如何等问题。

2我国会计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当前的会计监管模式可以说是政府监管模式，国家财政部门、审计机构、证监会、工商局、税务局等部门都有监管权。这种监管模式形成了政府监管分散、社会监管乏力、内部监管薄弱的局面，造成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2.1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尤其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是和我国现存的所有制结构相联系的，产权问题是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的症结所在。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中国有股占有绝大比例，这就使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国有企业的股东、董事会、监事会都是国有产权的代表，但又不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造成国有企业产权主体虚置的状态。就内部监控体系而言，国有企业也按照规定设置了审计委员会，但由于其地位的不独立，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不首先规范公司行为，会计行为就不可能自动优化，也容易出现监管不力的状态。

2.2会计监管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我国政府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来实施监管的，近年来，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会计法》为主体，以相关行政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会计监管法规体系。该体系从原则性规范到操作性规范，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但同时必须承认我国在会计监管法律法规的建设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1）会计监管配套的法律法规不完善。政府会计监管的法规性文件包括会计信息的质量控制体系和法律责任体系。我国质量控制体系等法规存在着系统性不强、制度准则并存等诸多问题，健全的法律体系应该是行政、刑事、民事三者并重，缺一不可。我国目前的状况突出表现为对行政、刑事责任的追究，而忽视对遭受损害的投资者的民事赔偿，虽然《证券法》规定了民事赔偿责任优先承担的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现有法律缺乏适当的诉讼机制，致使投资者的损失实际上得不到赔偿。

（2）会计法规之间的协调存在问题。从会计监管的法律环境看，部门立法、部门分割，相互交叉或存在遗漏和抵触现象，没有一个规范的体系，致使监管部门很难对会计违法行为定性。2.3会计监管体制不健全

监管主体不清，监管机构重叠，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多头监管现象普遍存在。国家财政部门、审计机构、证监会、工商局、税务局等部门都对注册会计师行业有监管权。但由于各自职责不清，造成了监管主次不分、监管不力，如国家审计部门可以对会计师事务所下达审计检查书，财政部门在国家有要求的情况下也对会计师事务所实施检查，而注册会计师协会作为行业组织机构又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日常检查。可以看出，我国的政府会计监管实质上是多方位监管。这种多方位监管容易出现的两个问题是:一是各部门之间的职能重叠交错，多头监管，导致监管部门的职能异化，以至于不分主次，将会造成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困难，最终导致无效的监管；二是会造成政府监管效率低下，使违法者产生侥幸心理，助长会计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

3我国会计监管模式的具体构想

会计监管模式的选择应该植根于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而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监管的模式。笔者认为，当前适合我国的监管模式是政府监管为主导、行业自律为辅的模式。采用政府监管为主导的模式，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权威性，利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来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对违规行为做出有力的约束和惩处。

3.1加强公司内部控制的监管

由于内部控制的优化是建立在公司治理结构优化的基础之上，我国应继续推进公司治理结构优化探索，必要时强制推行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建设。要进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改变当前国有股股权一股独大的局面，实现国有资产结构的战略调整。在优化产权的基础上改革企业管理机制，在内部控制监管实践中，来自企业内部的监管更是重中之重。首先，客观存在的外部人士与内部人士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监管效果和监管质量的差异；其次，外部监管由于环境和条件所限，其监管行为往往发生在事后，而内部监管可以在事中进行监管；最后，内部监管实质上是一种自我监管，整个的监管都是建立在自我监管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一个有效的自我监管机制，整个监管无从谈起。结合我国实际，可采取如下对策：要求所有企业必须建立内部审计机构；内部审计机构必须由审计委员会直接领导，并向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报告工作；内部审计部门应加强对企业内部控制的评审；强化公司审计委员会制度，改变目前对建立审计委员会的非强制性要求，可以考虑将建立审计委员会的要求写进《公司法》。

3.2建立、健全会计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

注重会计准则制定的前瞻性和提高公众参与会计准则制定的积极性。同时应把会计报表信息造假法律责任个人化，特别是加大直接责任人的个人法律责任，充分发挥法律在会计监管中的震慑作用。提高会计报表信息的透明度和及时性，加强对现金流量表及表外信息披露的监管，扩大表外披露的范围。健全的会计监管法律体系应是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并重、三者不可或缺的。民事责任追究是治理造假的有力措施，执法必严对于会计舞弊是一种真实可信的阻吓力量。因此，应借鉴《2002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抓紧修订、完善《注册会计师法》及与行业监管有关的会计、证券、司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其中，《注册会计师法》应特别就下列问题做出明确规定: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体系；政府各监管部门的责权范围及其协调机制；行业协会的性质、职能、机构建设和自律管理机制；市场准入条件及限制、市场公平、平等竞争及反垄断；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的民事赔偿责任及职业责任保险等。加大对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3.3以政府监管为主，加强行业自律

《2002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正式颁布并生效，表明美国证券市场会计信息监管时代的来临。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单纯的行业自律并不能有效遏制上市公司虚假信息披露。同时由于我国政府监管模式的种种问题，决定了我国应构建以政府监管为主导，以行业自律管理为补充的会计监管体系。政府监管要与行业自律实行优势互补。行业自律要积极配合政府监管，与政府监管的要求形成有机的统一，弥补政府监管在信息反馈和知识存量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政府监管部门也要对行业自律工作予以支持和引导，积极推进行业自律管理体制建设，强化自律组织的技术援助功能，引导会计职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我国必须按照《会计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分清各自的权限，增强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独立性。财政部门、审计部门、证监会与会计师事务所没有依附关系和利益关系，地位独立，并且有法定的权威性和强制力，具有其他组织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应该由他们承担会计监管的主要职能。其中财政部门作为主管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政府机关，应当依法履行其行业准入及退出资格认定、市场秩序维护、监管标准制定、审计质量检查、违规处罚等职责及权限，同时应负责统一协调政府各监管部门之间及其与行业协会间的关系；审计部门作为政府综合性经济监督机关，应当依法履行其对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及执业质量进行监督检查的职责，并具有最终审计监督权；证监会作为最高证券监管机构，应当履行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独立审计的质量进行监管检查，并对违法造假者予以惩戒等职责及权限。

3.4借鉴美国公共监管体制，强化高层管理人员责任

严格按《会计法》的要求约束高层管理人员的行为；禁止注册会计师向同一客户提供内部审计服务和咨询服务，从制度上保证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开展会计诚信教育，通过诚信教育，让会计人员懂得诚信是会计师必备的职业操守和立足之本，承担责任是一切公共职业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

参考文献

1柴珐.关于完善我国注册会计师管理体制的思考[J].中国注册会计师，2003（8）

2任明川.安然事件与会计监管[J].中国注册会计师，2002（8）

监管模式范文篇2

关键词:金融监管模式;改革;启示

一英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

金融监管模式是指一国关于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监管法规的结构性体制安排20世纪末,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适应经济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先后对金融监管模式作了重大改革,尤以英国最为典型,其改革对全球金融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改革前的分业监管体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型化多样化电子化为特征的金融创新,改变了英国传统的金融运作模式发生在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之间的业务彼此渗透,使英国金融业多元化混业经营的趋势加强越来越多的非金融机构也开始经营金融产品和业务,混业经营的日益发展,使英国成为全球金融业混业经营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论文

然而,直到1998年之前,英国实行的仍然是以政府监管和自律组织自律相结合的分业监管体制在分业监管时期监管机构分别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房屋协会等机构的监管职能,同时自律组织发挥了较大作用,三个证券自律组织分别负责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咨询机构的执业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在英国分业监管使得一个金融机构同时受几个监管机构同时监管的现象大量存在,不仅成本增加,效率降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间容易产生争议,分业监管体制的弊端显现无余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分业监管有效性的降低,特别是在巴林银行事件后,英国国内要求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朝野上下对改革金融监管模式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

2.英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主要内容有:

第一,成立新的金融监管机构,决定由10家机构合并,组成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这10家机构包括证券与投资管理局(SIB)证券期货协会(SFA)私人投资监管局(PIA)投资监管组织(IMRO)格兰银行的审慎监管司(SSBE)注册互助委员会(RFC)房屋协会委员会(BSC)互助合作委员会(FSC)由贸易工业部划转到财政部的保险监管司以及伦敦交易所的英国发行上市监管部(UKLA)1997年10月,证券投资局更名为金融监管局(FSA),1998年起,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责移交给FSA,FSA依法行使监管权力FSA虽然要全面负责对拥有一百多万员工的英国金融业的监管,但其机构并不庞大,现有雇员仅二千多人,这主要依靠其先进的监管手段,因此使得监管机构降低了成本,效率却反而有所增加

第二,制定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英国曾实施过较长时期的自律式监管体制,改革放弃了伦敦金融市场行业自律管理体系,重建全行业的金融服务监管体系;2000年6月,英国女王正式批准了《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这是英国自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部关于金融服务的法律,它于2001年12月1日正式实施后,取代了此前制定的一系列用于监管金融业的法律法规,堪称英国金融业的一部“基本法”该法明确了新成立的FSA和被监管者的权力责任及义务,统一了监管标准,规范了金融市场的运作

第三,制定新的金融监管规则根据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的授权,FSA已经制定并公布了一整套宏观的适用于整个金融市场被监管机构的监管条例,主要内容有:(1)被监管者经营业务一定要诚实;(2)被监管者一定要尽职细心地以应有的技能开展业务;(3)被监管者在适当的风险管理机制下,一定要负责和有效地采取适当的谨慎态度组织和管理其业务;(4)被监管者一定要保持适当的金融资源和财力以应付可能的危机;(5)被监管者一定要遵守相应的市场行为准则标准;(6)被监管者一定要公平对待其客户,并对客户的利益给予应有的考虑和重视;(7)被监管者一定要对其客户的信息需求给予应有的重视,提供给客户的信息应该明了公平不能误导;(8)当被监管者对其客户的资产负有责任时,一定要做出适当的安排以保护这些客户的资产;(9)被监管者必须以公开及合作的态度接受法的监管,及时向FSA通报必须报告的情况

第四,确立新的金融监管理念FSA成立之初就表示将要采取崭新的监管方式,FSA负责人也十分强调FSA管理的“崭新性”与昔日英格兰银行证券与投资管理局等9个金融监管机构不同的是,FSA在监管中特别强调以下环节:节约有效地使用资源进行金融监管;管理层是否尽职尽责;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尽可能不压抑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力;鼓励被监管的金融机构之间开展有序的金融竞争;保持英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及其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特征另外,在监管目标方面,FSA将通过积极关注金融发展动态,实现瞻前监管,帮助客户达成公平而合理的交易第五,建立新的金融监管制衡机制由于在新监管体制下,FSA拥有的权力非常之大因此,英国成立了专门的金融监管制约机构“金融服务和市场特别法庭”(FSMT),并于2001年12月1日与FSA同时开始运作该法庭主要审理发生在FSA与被监管机构之间且经双方协商难以解决的问题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该法庭对金融监管案件的审理采取闭门(对公众保密)审理公开审理两种方式,并以公开审理为主“金融服务和市场特别法庭”的成立,无疑能够促使FSA认真进行监管,有助于提高英国金融监管甚至整个金融业的法制水平此外,鉴于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密切联系及相互影响,监管职能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去后,法律规定英格兰银行与FSA负责人交叉参加对方的理事会,实行互相介入,以保证二者之间的有效协调这种安排能保证FSA负责的金融监管与英格兰银行负责的货币政策,在重大的宏观层面上的决策能够保持较强的互通性

到2001年12月,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的正式生效,标志着历时4年的金融体系改革基本完成

二新形势下金融监管创新的启示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为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2003年4月28日银监会的挂牌成立为一度关于央行拆分的争论画上了句号,我国由此成就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新格局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通过生效,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管理体制将进一步完善确立

伴随着新形势下金融监管体制的不断创新,我国金融监管从无到有发展很快,但是毕竟历史短暂,目前的监管远远不能适应金融业迅速发展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甚至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监管抑制”,与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水平更是不能同日而语特别是在加入WTO后,我国在融入国际社会的道路上又向前大大迈进一步,以“分业”为背景的中国金融业将直面以“混业”为背景的金融集团,今后中国的金融业将更加国际化,金融风险防范的任务更重借鉴英国等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笔者对新形势下金融监管创新总结出以下几点启示:

1.金融分业经营和监管已成为非主流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银行保险证券的界限逐渐模糊,出现了混业经营的趋势,金融分业经营和监管已经成为了非主流的趋势

对我国而言,虽然目前仍是一分业经营为主,但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金融业走向综合经营成为金融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和现实选择实际上我国金融业也已经出现了混合经营的苗头,金融保险证券业务已经不同程度交叉,金融业混业经营成为了大势所趋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怎么样适合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趋势已成为完善金融监管职能的首要任务

2.营造金融混业经营的法律环境实行效能监管金融业的任何变革和创新都离不开法律制度的革新法律环境的营造因此如何营造中国的金融混业经营法律环境是一个重要问题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交叉经营业务出现即在分业监管的体制下正在滋生混业经营的现实,从而金融监管及金融法律法规提出了新的挑战加入WTO后,我国的银行市场开放将是全方位的金融市场国际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在金融开放的条件下外资银行机构不断进入,不仅会改变中国现有的金融机构,还会使现有的金融运行规则发生变化2003年12月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管法》的出台,以及2003年4月28日银监会的挂牌成立无疑都是中国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有效改革创新新修改的商业银行法增加了对商业银行加强监管的内容,同时对有关条文做出修改,以适应当前商业银行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需要

“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新格局无疑是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又一次重大变革然而在现行分业监管过程中大多采取了机构性监管,实行业务审批制方式进行管理这样当不同金融机构业务交叉时,一项新业务的推出需要经过多个部门长时间的协调才能完成,比如开展股票质押贷款业务,需要在银行监管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之间协调,而不同部门对于同一业务的风险控制和管理意向存在较大差异,就会产生较高的协调成本此外有的新业务成为交叉性业务,如储蓄保险同时具有储蓄功能和保险功能对于这些新业务,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因此在我国金融监管逐步由分业监管走向混业监管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学习借鉴英国先进的监管经验实施金融效能监管以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缺位,努力精简监管机构的人员配置,“一行三会”既要各尽其责各行其是也要相互配合提高效率,使得监管机构运作不但降低了成本,效率反而有所增加于是我国完善金融监管所思考的问题不是如何跟上全球金融业混业监管的浪潮而是如何在自有体制下改革和完善我们自己的分业监管模式,提高效率现阶段内如何做到效能监管便成为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过程中首要思考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1.尹灼.英国新金融监管体系述评.农村金融研究,2004,(1):51-55.

监管模式范文篇3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实施以来，作为国际银行业最重要的游戏规则，它正在深刻地重塑着全球银行业的风险管理理念和市场格局，而其所蕴涵的监管理念的变化也正在被欧美发达国家的银行监管当局实践和运用着。新协议的最大变革之一就是将监督检查列为了三大支柱之一，对监管机构提出了更为严格、积极主动的要求，促使监管当局积极参与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完善和评估等过程，实现从规则监管模式(rule-basedapproach)到过程(process-basedapproach)监管模式的转变。目前，随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临近，包括美国货币监理署在内的发达金融市场的监管当局都已不同程度的开展了模型的验证阶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银行业界缺乏实施新协议的明确时间框架，监管当局尚未确立过程监管模式的审慎监管理念和相应对策是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因而，实质上过程监管模式的确立关系到的不仅仅是审慎监管理念的构建，更与我国银行业能否遵循国际银行业的游戏准则从而在国际银行业界谋求发展空间密切相关。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笔者将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过程监管模式在国内的研究情况进行文献综述，以求对过程型监管模式有一个全面深入的概述，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国内学者对过程监管概念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过程监管的研究还比较粗浅，仍停留在对过程监管进行一般性的介绍，包括定义、特点、优势及与传统监管方式的比较。

胡怀邦(2005)对过程监管做了比较具体的阐述，他认为过程监管是风险性监管的监管程序，“与传统的监管方式相比，风险监管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个别指标或瞬间结果的考核，而是面向整个银行经营业务全过程的跟踪监控，是一个首尾相接、循环往复的连续跟踪监控过程，通过‘了解被监管机构——风险评估——策划监管工作——确定现场检查范围——实施现场检查——辅以连续性的非现场检查——进一步了解被监管机构’这样一个前后相继、螺旋上升的监管循环，对被监管机构营运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进行考量评价，整个过程坚持‘盯住风险’的原则，紧紧围绕被监管机构的风险状况而展开，始终强调的是对风险的分析、评价、预测、预警，并通过优化监管工作流程，提高监管工作的时效性、预见性和前瞻性，同时还通过审慎监管会议、联席会议、监管例会、监管咨询书和预警通知书等形式，加强信息的反馈工作，对风险及时进行‘窗口’提示，疏通监管意图的传导机制，提高监管效率。”[1]

金雪军、李红坤(2005)将过程监管定性为对资本充足性的监管方式。作者通过对比规则监管和过程监管来阐述过程监管的内涵。他们认为，规则监管制定了被监管企业必须遵守的规范性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用以评估银行必须持有的资本金数量的简单机械公式的应用，它针对所有的机构是一致的、标准化的；过程监管则抛弃了标准化的想法，也不认为定期的报告制度对评估银行的金融健全性是充分的，它强调过程的完整性代替资本金计算的标准化和定期报告制度。因此，在很多方面，这两种监管方式是完全对立的，体现在：(1)过程型管更难于实施，因为银行在其内部体系上具有多样性以及在评估资本配置机制的充分性时涉及到相机抉择；(2)过程监管包括由个别银行用其专有信息所决定的一些措施，而这些措施很可能是银行出于竞争的考虑不愿意公开的；(3)由于评估这些过程有赖于特定机构的专有信息，因此往往难以重复和验证，从而在透明度上不如规则监管；(4)从设计和实践的角度来讲，过程监管的目的并不在于使所有银行都服从一个统一的风险计量框架，因而其结果在银行之间不具有可比性。[2]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到，过程监管是一个抽象的监管模式的概念，它包括两个重要的监管元素：一是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二是创新的监管工具——VAR监管方法等。下面笔者对就这两个监管元素在国内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三、国内学者关于过程监管理念和工具的研究综述

1.关于银行激励相容监管理念的研究

国内学者主要在理论层面对激励相容的新银行监管理念进行研究，体现为对激励相容监管理念的内涵进行深入分析，对激励不相容的危害进行阐述，设计我国监管激励相容的机制，对我国引入监管激励相容理念提出构想。

首先，激励不相容的监管会带来一系列危害(何自云2004、陈正勇2004)：使监管失效；给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监管服从成本；产生非常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金融创新。[3]徐卫国(2005)则细分了多种激励不相容的监管方式所带来的危害，认为，(1)严厉管制导致激励功能基本丧失，带来监管权力寻租、服务效率低下，金融创新被严重遏止；(2)负向激励诱发违法违规行为，一是对违轨者惩处过轻，导致“劣币驱除良币”，二是对经营者约束不够，导致道德风险；(3)监管越位导致“三大支柱”人为割裂，使监管效率难以提高，监管成本居高不下。[4]

在我国，由于监管部门长期以来片面强调监管技术和监管手段的引进，忽视了监管环境和监管文化的建设，激励不相容的监管思维和做法普遍存在。鲁志勇、于良春(2005)以预先承诺制为理论基础，讨论了激励相容监管机制的设计，并以中国银监会实施的监管收费为例，对这一机制在我国银行业规制中的应用进行了案例分析，他们认为，从激励相容的角度看，这种操作程序不符合激励相容的要求。[5]蒋海等(2004)则运用博弈论的理论框架探讨了我国金融监管激励缺失的主要原因，认为当前的金融监管制度安排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导致的监管当局提供有效监管激励的缺失及金融机构普遍的道德风险是造成金融监管失灵的主要原因。[6]

因此，建设我国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是必须的。何自云(2004)、陈正勇(2004)认为，激励相容监管的核心要素是：在监管中融合银行的经营管理目标；在监管中融合银行的内部管理；在监管中融合市场约束。蒋海等(2004)提出了形成激励相容监管机制的主要措施与制度安排：(1)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推进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建设；(2)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形成合理的监管制度安排；(3)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与监督。徐卫国(2005)提出了我国银行监管激励相容的构想，包括创新方面，建立金融创新激励机制、实施监管事先承诺制度、不断完善银行差别监管；约束方面，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发挥外部评级作用、强化行业自律监督；相容方面，监管部门与银行必须在理念、行为和文化等领域达成共识。

2.对西方各类银行监管方法的介绍和分析

刘宇飞(1999)，黄智猛、吴冲锋(2000)，郭亮(2004)，围绕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演进，介绍了到目前为止西方针对市场风险监管所提出的三类监管方法，即标准方法(SA)、内部模型法(IMA)和预先承诺方法(PCA)，分析了VAR方法在内部模型法和预先承诺方法中的运用，并探讨了各类方法的优点、缺陷及其在实践操作中的困难。

赵永伟(1999)则侧重于对内部模型法和预先承诺法的比较，作者论述了预先承诺法与内部模型法各自的特点，分析两种方法下银行内部的问题和银行声誉所产生的扭曲效应，得出通过构建最佳的激励相容方案可以消除扭曲效应的结论。[7]

陈珠明、陈建梁(2001)对金融机构资本监管的激励相容机制——预先承诺制的有约束最小化预先承诺制模型进行评价后，给出了其修正式，研究了最优资本金的配置，不同类型银行和金融机构持有资本量之间的关系，最后构造了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PCA模型。[8]

金雪军、李红坤(2005)亦对各类监管方法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探讨了它们在我国的适用性。作者认为，标准化监管在我国银行监管中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内部模型法应成为对内控制态度严谨的银行进行监管的首选方法，是今后一段时期内银行监管的发展方向；预先承诺法的监管理念更加合理，然而由于具体操作方法有待改进，在发达国家尚处试行阶段，在我国更难施行，但应密切关注。

3.VAR方法在我国风险监管中应用的研究

吴文英(2004)认为，引入VAR方法可以完善我国银行监管法规中的审慎经营原则。首先，作者分析了我国监管法中审慎经营规则及其实际运用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对于监管者，法律条款规定的弱操作性，导致了低效监管；对于被监管者，无法摆脱信用风险的危机，没有恰当关注市场风险，并遏制了金融创新。因此，通过引入VAR方法和相关补充理论，可以完善银行监管法规中的审慎经营原则。作者进一步指出，通过引入VAR方法完善我国银行监管法规中审慎经营原则，应该做到：(1)在监管法案和原则上强调基于VAR方法的风险监管方法；(2)在银监会内设立独立性相对较高的风险控制部门；(3)设立风险管理基金；(4)根据VAR的构想，配套改革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使其控制标准数量化、科学化

钟毅(2004)从技术的角度，利用VAR模型构建一个市级风险监管信息系统。他分析了系统开发的需求、主要技术、目标和设计原则，并规划了系统功能的七大模块，从而设计了一个完整的市级风险监管信息系统方案，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由于VAR模型存在种种自身的局限性，利用压力测试来弥补VAR的不足十分必要。杨军、朱怡(2004)、杨鹏(2005)对压力测试及其在各国包括中国的实践进行了一般性的介绍，最后给出压力测试在我国金融监管中应用的对策建议：(1)敦促各银行建立压力情景所需的风险因子模型；(2)先行了解实务界现行的需求与做法，制定适合本国银行业使用的规范；(3)加强情景分析和模拟分析；(4)推动银行对大额贷款人的还款能力进行压力测试；(5)考虑将分析结果作为银行财务报告的项目之一。

四、国内学者关于金融监管从规则监管到以风险为目的过程监管的转变的研究综述

1.过程监管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困难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二支柱强调了监管者的日常监督及帮助银行进行风险管理自治的角色。黄辉(2006)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执行支柱二面临多方面的挑战：(1)执行支柱二的有效性从根本上取决于监管者的权力和能力，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监管体制中政府因素过多，作为被监管的银行并不惧监管者；监管者的业务水平也有待加强。(2)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尚不健全，可能增加系统风险。(3)在中国，银行业本身的结构也将严重影响监管标准的执行，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性质，使监管的独立性大打折扣。[10]

朱军林(2003)认为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在发展中国家实行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要素，包括健全的法制体系、完善的金融信息披露制度、独立的监管机构、规范银行内部关联贷款等。

2.我国如何实现从规则监管到过程监管的转变

在由规则监管向规则监管及过程监管并重的转变过程中，唐双宁(2001)认为我国应该：(1)调整监管思路，实现从“事后化解”到“事前防范”的转变；(2)以防范风险为基础，建立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早期预警系统；(3)确定监管周期，实施动态、持续监管。

王兆星(1999)提出我国要逐渐由过去粗放型监管方式向风险目标监管方式转变，做到：(1)使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成为有机的整体，成为监管连续过程的、相互补充的两个重要环节；(2)强化现场检查的计划性、协调性和连续性，尽快实现监管的常规化、制度化和程序化；(3)通过加强和完善非现场监测，充分发挥其预警功能，使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从事后发现和化解风险尽快转向事前预警和预防风险；(4)建立每家被监管银行的综合档案，以实现连续性的跟踪监管。

刘代学(2003)主要通过借鉴香港风险为本的监管制度，提出了对内地银行监管工作的启示：(1)转变监管理念，积极培养先进的监管文化，建立正确的监管取向；(2)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健全规章制度，编制一步具有约束力和比较具有操作性的《银行监管政策手册》；(3)改进监管方式，提高监管工作效率；(4)合理确定监管者的责任，明确区分监管工作奋斗目标和监管职责；(5)建立一套现代化的、科学高效的数据采集、处理和供应系统；(6)建立一套有利于监管人员迅速成长的人事教育制度。

胡怀邦(2005)在深入分析过程监管的内涵后，提出对于我国银行业监管而言，要从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实际出发，以有效控制风险为基本导向，选择合适的监管制度，制定适当的监管政策，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真正贴近中国银行业风险实际的监管模式：(1)监管机构应实现良好治理，完善监管主体；(2)在对被监管机构风险状况及管理水平进行考核评价的同时，积极推动商业银行的各项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和内控体系；(3)监管要注重转轨过程中的特殊风险类别，如体制性风险；(4)逐步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的透明度，重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约束机制；(5)高度重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密切结合。

任月娥(2006)提出我国金融监管的改革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转变金融监管的理念，放松不适当的管制，在监管的过程中考虑监管成本与收益；(2)在行政监管的同时，要加强市场的约束力量和银行自身管理能力的培养；(3)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加强信息披露的要求；(4)建立新型的监管协调机制；(5)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加强监管的国际化合作。

五、简要评述

通过以上的文献综述，笔者发现，关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过程监管模式的研究，在每个分主题上，都有不少的文献。但考察完各个文献之后，笔者感到仍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过程监管模式本身具有实践性较强的特点，需要从各国监管当局的规则中归纳、比较、提炼出共同点，上升至理论层面的探讨，但国内文献仍缺乏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总结以及对过程监管具体内涵和实施方法、过程的归纳概括。

监管模式范文篇4

近年来，我国业出现了日益增多的纠纷、官司和“私彩”问题，并且伴随着大奖的频频爆出，惊叹、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一直饱受诟病的监管制度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事情。下面，笔者从经济法学的角度，简要谈谈对如何制定立法之监管模式的一些看法。

纵观国外业，其经营模式各有不同，但监管多由国家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执行，有的是中央直管，如:法国和西班牙的主管部门分别是其预算部和财政部，分别对负责经营的国家游戏集团和国家管理局进行监管;泰国则是成立了国家委员会，由财政部常务次长担任主任委员，财政部下属的国家“办”负责经营。有的国家是各州自行监管，如:美国加州的委员会是由3名参议员、3名众议员和3名公众代表组成，任何相关会议必须5人以上参加方可举行，任何方案通过都需要得到参会委员大多数赞成，并且委员会通过的文件必须在州政府有所备案;澳大利亚各州均成立了管理局对公司进行监管。

对比我国业，多年以来没有一部专门对性质、经营、监管等各个环节做出做出明确规定的法律，而只有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才能真正的保障发行机构、从业者和彩民的利益。经过多年努力，《管理条例》于今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虽然这是一部意义重大的法律，但社会各界对其评价不是很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缺乏配套的细则，尤其是对如何监管的规定，距离社会公众的需求还有一定距离。

加强监管的立法规定，为《管理条例》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成立专门的国家监督部门。可借鉴欧美各国业的成功经验，参照银行业的银监会、保险业的保监会模式，在行业设立一个专门监督机构。虽然也有专家指出，一方面担心监督部门会名不副实，即像现在的运营部门宣称的采取所谓“三位一体”的监管模式，那样的话还是在糊弄老百姓;另一方面担心监督机构日常开销的费用，会违背发行用于公益事业的初衷。但是，我认为“彩监会”的设立利大于弊，只要妥善解决其人员构成问题，避免自己人监督自己人的事情发生，相信还是会对监管起到积极作用。同时，监督部门的日常开销，相比由于监管不力造成的损失来说只是九牛一毛，只有成立了专门的监督机构，才能保证业的健康、高速发展。

二是加快制定行业标准。据专家介绍，国外的摇奖设备和开奖过程，其随机性均需要通过不定期的抽查检测，而在中国则仅仅靠公证员和少数彩民的现场肉眼判断，对于摇奖环节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比如技术系统、摇奖设备、设备等安全性等缺乏国家统一标准和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检测及认证。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加快行业标准的制定，目前业的专业化程度很高，但是至今仍没有对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没有行业规定和统一的国家标准，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监管模式范文篇5

关键词：社保基金；监管；国际比较；模式选择

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其社会作用越来越大。社会保险属于社会公共产品，具有强制性、保障性、福利性和社会性，是社会的“安全网”，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因此，社保基金的监管就成为了重要的环节，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997年，为了改变基金管理的混乱状况，国务院决定将社会保险基金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1998年，国务院在组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时，建立了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司，计划经过各级政府机构改革，自上而下建立起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管体系。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以劳动保障部门行政监管为主，专门监督、内部控制、法律监督以及社会监督有机配合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体系，各部门配合共同实施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

据国家审计署的对29个省区市、5个计划单列市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基金的审计结果。审计的3项保险基金2006年收入3128.46亿元、支出2203.14亿元，分别占全国当年基金收支总额的50.7%、46.5%。截至2006年底，3项保险基金累计结余2918亿元。审计结果表明，3项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情况良好，但部分资金的安全存在一定的风险；一些地方未能严格执行国务院有关规定，管理不规范的问题比较突出。审计共发现违规资金71亿元，包括扩大3项保险基金开支范围用于弥补“补充医保基金”及借给企业等；用于委托金融机构贷款、对外投资；用于购建办公房及弥补行政经费等。近些年来，国家加大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力度，逐步完善管理制度。但是，牵动大量人力、付出高昂行政成本组织了这些检查和审计，可一些严重违规和犯罪问题仍然屡禁不止。

二、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国际比较研究

（一）典型国家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简介

1、美国。美国实施的是审慎性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模式。在美国，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比较广泛，参保是强制的。最主要的社会保险项目是老年、遗属和伤残保险，同时有雇员补偿、失业保险、暂时伤残保险、铁路雇员退休计划等。美国社会保障的基本目标是向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提供适当的经济保障。对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美国政府强调“事前监管”以杜绝资金被挪用的危险。美国联邦社保基金的各个账户开设在财政部内并由财政部专项管理，征缴的款项相应存入各个基金。

2、德国。德国堪称高度发达的福利型国家，它的社会保障系统基本以保险形式体现，几乎涵盖了所有德国公民。德国社会保险共有5大分支：养老保险、疾病保险、工伤事故保险、失业保险、护理保险，其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被称为社会保障体系的3大支柱。德国包括医疗、意外伤害和养老在内的各类社会保险机构实行法律上的独立自我管理，并且由保险金的缴纳者，即投保人和雇主共同参与决策。养老保险是德国最大的社会保障系统。德国养老金不用于投资，而是由专门德国养老金保险机构来管理，全民参与监督。

3、智利。智利模式是以个人资本为基础，实行完全的个人账户制，将个人工资的10%存入个人账户并进行积累，交由私营机构进行投资管理，最终个人账户中积累的储蓄及增值收益作为个人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保险费完全由个人承担，雇主不承担缴费义务。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结构主要是以个人资本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即完全由个人缴费，实行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由私人机构进行管理，参保职工根据自己的原则可以选择任何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建立法定的资本积累账户。智利模式中政府实行间接式的监管，通过法律法规对公司进入和退出市场、投资项目和所占比例等方面进行监控，以确保其具有足够的偿付能力。

4、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几乎没有社会福利的国家，他没有任何社会福利意义上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其养老保险制度以个人账户为基础，强制储蓄，集中管理，养老保险费用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是中央公积金制度。中央公积金由政府的中央公积金局直接进行全面的管理和管制。雇员和雇主每月按雇员工资一定的比例缴费。国家通过中央公积金局依法对基金实施管理，中央公积金局既负责养老保险基金的日常支付，又负责实施基金管理和投资运营。

（二）四国社会保险管理模式的分析比较

1、从法制体系上看，各国社会保险模式都有严密的法律体系。例如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社会保险立法的国家，现今已在社会保险的5个方面分别制定了完整的法律和条例。美国于1935年通过了社会保障法案，有关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由联邦政府制定，州政府在不违背联邦法律的情况下，可以制定本州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和条例。

2、从资金筹集方面看，都是多渠道筹资，筹资形式主要有税收和缴费两种。目前世界上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社保基金的来源都是多渠道，有劳动者个人、企业雇主、基金营运增值、社会捐赠、政府预算补贴等等。其中约有60%的国家采取社会保障税的筹资形式。开征社会保障税使资金筹集从形式上更具法律强制性，同时社会保障收支成为政府预算的直接组成部分。3、在社会保险基金的运作方面，有由政府行政机关运作、事业单位运作和面向市场运作3种不同的方式。美国的社会保障税和失业保险税全部记入财政信托基金账户。除失业保险由联邦劳工局管理外，德国的社会保险都是划分不同的职业和行业以及险种分别独立管理的。智利的经济改革创造了单一资金来源的、私人管理的退休金制度。政府对私人养老金市场的各项活动，通过各种法律、法令和退休养老基金管理局，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新加坡的公积金运作，全部由中央公积金局负责。内部设有会员服务部、雇主服务部、人事部、内部审计部等。公积金局由劳工部管辖，内设董事会，为最高管理机构，负责重要的政策制定。比较重大的计划制定，要经劳工部。

三、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模式的选择

（一）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中政府的作用

政府参与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主要是基金筹集的监管，基金营运的监管和基金给付的监管。由于社会保险金市场上存在着市场失灵，政府就必须要发挥重要作用，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收缴、安全营运、基金保值增值等每一个环节都能够正常稳定的运行。因此，政府积极作用的发挥，就对于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模式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政府应当承担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险和监管模式，避免决策上的失误。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人口众多，社会保险的覆盖面还很窄，经济发达程度还不够高，国民的参保意识不强，这就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模式，使得政府能够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而又不会限制市场机制的作用。

其次，政府应当要制定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具体计划和措施，计划和措施应当体现政府的社会责任，运用各种经济、法律、行政手段，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为基金社会的正常发展提供稳定机制。

再次，政府应当制定各种社会保险的法律法规，完善基本社会保险制度架构，严格规范社会保险的建立、运行和监管。

最后，政府应当尽可能的为社会保险的长期稳定运行提供和制造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以便于社会保险能够健康有序的发展。

（二）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构架

社会保险基金整个监督体系可分为基金日常管理监督子系统、基金营运监督子系统和基金监督法制体系3个部分。基金管理监督系统社会保险基金日常管理是经常的、大量的，是社会保险制度整体运作的基本链条，是社保基金监督体系中最基本、最宽广的组成部分。基金营运监督系统基金营运的目的是要保障基金的效益性，通过实现效益性而达到保值、增值之目的。对基金营运进行监督就是为确保这一目的实现而采取的手段。基金监督的法制体系基金监督的法制体系是基金管理监督与营运监督得以顺利实行的法律保证，是基金监督体系的法律基础。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系统、基金营运监督系统、基金监督法制体系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体系。这3个系统侧重点不同，基金管理监督系统侧重于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管理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其目的是确保社会保险基金依法及时足额缴纳和按时足额支付。基金营运监督系统侧重于对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营运的各环节进行监督，依照低风险原则、适度高回报原则、流动性原则、最优投资组合原则，审慎投资营运，防范和化解投资风险，通过实现效益回报而达到基金保值增值的目的。基金监督法制体系为前2者得以落实的依据，是其操作的法律准绳。

（三）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模式的选择

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国社会保险的目标模式应该逐步走向全民保障，其服务形式应走社会化服务的道路，在管理上追求体制的高效、合理、长期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因此就要做到不能政出多门；保障类别和水准合理，费用支出在国家、单位、个人的承受能力以内；尽可能降低行政机构、经济波动和少数人的个人行为对社会保险体系正常运行的影响；社会保险体制不仅不能拉经济发展的后腿，不能影响国家政治的正常运转，而且还要通过积累和资金的有效管理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目前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体制存在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行政管理与基金运营一直分不开，不仅使有限的基金积累无法获得很好的收益和投资回报，而且由于缺乏制约和监督，管理不善的问题经常发生。因此，应该将监督和经营分开，在此基础上，通过更有效的手段，全面提高投资效益。

但是，仅仅将行政管理与基金经营机构分开还是远远不够的，为了确保社会保险基金能够真正地被有效使用，必须建立更有效的基金运营和监督制度。

首先，必须有严格的法律体系依据。管理机构不但要依法行政，其自身也要依法接受监督。还要建立高效的管理机构，将分散的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能统一到一个专门的机构作为政府机构依法行使各种管理只能、监督及指导职能，并对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保障及保险进行协调。

其次，管理机构不参与各种形式基金的经营活动，为了使得监管体系本身具有更强的制约机制，还应该考虑建立和发展其他的监督机构。

最后，对社会保险基金运营的监管重点应该集中于金融和财务方面。为了防止营私舞弊的行为，应该将财务公开化，并且进行绩效评估和严格的处罚制度。

总之，要坚强社保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就要加强基础管理和监督检查，保证专款专用，严禁挤占和挥霍浪费。使社会保险基金能够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广大人民收益，更好地保证和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更好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社会保障学[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0.

2、李连友.社会保险基金运行论[M].西南财经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监管模式范文篇6

一、引言

现阶段，我国的村务监管是以村集体资产为主要内容的财务性监管。现行村务监管的价值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村级财务的监管价值。和谐与小康农村建设、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管理民主”都有赖于村级财务的监管成效。本文所提及的模式是指一个系统运行所需的各组成要素间相互联系的方法方式、作用机理、制度安排、工作机构与人员配置的总和。鉴此，本文提及的村级财务监管模式是指确保村集体财务监督与管理工作所需的组织机构、制度安排、运作机理、设施与人员配置。

村级财务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大管家”，其对“三农”的影响层面与深度都是巨大的。如今，农村干群关系、村集体资产的管理矛盾、村民上访事件的背后都牵涉到村级财务问题。就现实考察，现阶段村务管理是以财务管理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村务管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价值的一个重要源泉是财务监管。村级财务监管模式是一个多因素组合的完整系统，这个系统的对外贡献主要由它自身的产出价值来体现。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村级财务监管模式自身就是一个多元组合的价值工程，是现阶段与今后一段时期村务管理中最具价值增长潜力的一极。

现今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农村将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本性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时代。可以说，我国农村正处于一场新的伟大变革时期。这场变革的愿望源自民间“农民困难、农业低效、农村落后”的“三农”困境，其推动力源于倡导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执政党和人民政府。

梳理当今农村存在的诸多矛盾，抓住基础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先行突破，就可以抓住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或关键点。所谓“突破一点，解决一片。”那么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可能切入点在哪里？经过近些年对农村经济、农村财务、农村基层政治组织建设状况的观察发现：农村经济发展、和谐农村建设、农村干群关系取向、农民上访意愿表达等事件的背后都与农村财务有着深层联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监管失序和低效是产生现今农村诸多问题的一个症结。财务问题是如今农村矛盾的重点、农民上访的热点和干群关系的焦点。而农村财务管理的效性取决于农村财务监管模式的效性。鉴于此，可以得出结论：农村财务监管模式问题是现阶段我国农村的一个基础性、全局性、关键性问题。

二、村务（财务）监管模式变迁及比较分析

（一）村务（财务）监管模式的渐进式变迁路径

梳理解放以来我国村务与财务监管组织与制度的变迁脉络，我们发现，我国的村务（财务）监管模式基本上是与党和政府对农村的方针政策、农村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及农民群体的民主参与意识觉醒度有着密切联系的。基本上呈现出从带着深刻行政计划烙印的模式向自主、开放、民主的监管模式，从单一的政党主导监管到党、政、民多维监管，从行政附属的、停留于法规文本的形式性监管到组织化、制度化、独立的实质性监督的演变路径。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演变阶段：

1、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村级财务集体化社队管理，到60年代初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管理模式。

2、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村大队与生产小队消亡后的村级财务“空壳期”，到80年代中后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出台之后的村委会主导下的村级财务管理体制。

3、从20世纪90年代乡村企业发展时期的村企合作共管，到20世纪末期的村账乡代管、会计集中办公和会计监理制。

4、从21世纪初叶的会计制、会计委派制，到今天新农村建设时期涌现的村务（财务）监督委员会、村务管理典章制、村务（财务）决策听证制、村务（财务）民主议事会和村干部民事赔偿制。

从政治与经济的另一个侧面考察，解放以来我国的村级财务监管模式经历了：从强调行政命令主导下的计划性与集体性管理，过渡到生产模式转型期的财务监管中断，再到与农村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乡村企业参与，最后到专门的代表民意、表达民主的财务监管组织制度出现。一句话，我国村务与财务监管模式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由行政主导型向民主型的渐进式演变。

（二）现行村务（财务）监管模式及其比较

综上可知，现行的村务（财务）监管模式是从过去的监管组织制度发展沿革而来的，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资产规模的扩大、村民财务监管意识的增强和国家与地方村务（财务）监管法律文件的相继出台，在全国特别是浙江那些富有“浙江精神”特质的农村地区涌现出的富有创新性的村务（财务）监管组织与制度安排。这些新生的村务监管模式对于和谐农村建设、农村经济发展、新农村目标实现和农村小康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下文以浙江为例，对现行一些村务（财务）监管典型模式进行分析与比较。

1、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财务违法成本屏障。以往，村民对一些村干部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频频上访。由于村委会的自治性质，其成员职务行为造成的集体经济损失，最严厉的处罚不过免职，启动司法救济程序往往缺乏法律依据。基于这种情形，我国部分乡村通过制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财务管理制度》等制度文本，规定村委会及其成员在村集体资产使用与处置、建设资金的筹集与使用、土地征用款的分配与使用等村务的决策与执行过程中存在主观过错，造成集体经济损失的，将以责任人的财产予以民事赔偿。这些规定以签订承诺协议形式固定下来，对过错赔偿的认定、裁量与处罚进行界定。实践表明，在以协议形式建立了“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后，村级财务管理获得了经济与社会双重的优良绩效。

2、村民主议事制度——“股东会”失灵情况下的财务监管权力救济。村民主议事制度内核是由群众提出村务及财务的热点、难点问题，然后召开由村委、乡镇政府、村民代表参加的村民主议事会议进行表决，从中形成代表多数民意的决议，最后在乡镇政府监督和推动下付诸实施。议事的内容包括：村财务收支和集体资金的安排使用等村务（财务）重大问题。民主议事制发挥了村民、村民代表以及乡镇政府对村委决策与执行的双重监督。议论事件具有代表性，议题源于“民意”，决策动用“民智”，实现了过程监督，但民主议事会组织工作的财务成本较高。在村务（财务）治理结构中，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担任着类似于“股东会”的职能，是村治中的最高权力机关。而村委会具有“董事会”性质，执行“股东会”决议，只对“股东会”负责。村民以村集体资产所有者的身份参与决策、管理与监督。民主议事制得以施行并取得成效，主要原因是在“股东会”不能正常发挥村务决策与监督职能时，一种凌驾于“股东会”之上的权力集团——乡镇政府，越过“股东会”，对村委会实施了控制与监督。实质是一种“股东会”失灵状态下的财务权力救济。

3、村级财务会计委托制——分离式财务监管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与山东、甘肃、辽宁等省份相继在保证“四个不变”（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监督权）与“五个统一”（统一财务制度、统一票据、统一审核、统一公开）的前提下采取了村级会计乡镇制度。村级会计委托制以村经济合作社或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委托人，以乡镇会计服务中心为受托人，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同意，签订财务会计契约，其实质是一种通过财务业务取得财务监督效能的监管形式，是一种异地的、与财务活动主体单位分离的监管模式。实践证明，实行村级会计委托制是规范村级财务管理的治本之策，是提高村务财务公开水平的有效载体，也是改善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举措。实行村级会计委托制，对于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维护农村集体和广大群众利益，从源头控制财务违法行为，控制村集体的非生产性开支都具有重大作用。

4、村务监督委员会——村级财务的“监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对全体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负责，按《村务监督制度》，在村集体资产管理、集体土地征用费分配与使用、集体项目收益和分配等方面对村委会工作实施监督。现实中，我国的许多农村民主理财小组由村委会主任或其成员担任组长，民主理财小组实际成了村委会辖下的一个分支机构。所谓的村务与财务监督，实质是“自己”监督“自己”，没有形成决策-执行-监督三维权力制衡的回路系统。《村务监督制度》规定，村监会可对村委会不按村务管理制度规定做出的决定提出废止建议；根据多数村民和村民代表意见，可对不称职的村委会成员提出罢免意见，依法启动罢免程序；可根据多数村民和村民代表的意见，建议村委会进行听证，村委会拒绝听证的，监委会有权向街道办事处或上级主管部门反映申请救济。村监委会作为村两委之外与村委并列的权力组织，脱离了与村委间的财权、人事权力依附，从而保证了对村委村务与财务的有效监督。监委会的功能类似于财务管理体制中的监事会。监事会是对执行机构的财务决策与目标实施情况进行控制、评价、建议的组织。监委会权力公授，从而保证了监委会不受制于村两委而独立行权，完成了我国现行村治权力结构安排中的一次伟大创新。

三、基本结论

第一，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性与趋向性判断，在现阶段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村务管理都将以村级集体资产的财务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村级财务管理已成为村务管理的一

个重要价值取向，村务管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价值主要取决于村务（财务）监管模式的运作价值。村级财务监管模式因此成了村务管理的一项价值工程，成为村务管理中最具价值增长潜力的一极。

第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村级集体积累的日益增长、新农村建设步伐的推进和农民民主参政意识的觉醒，在城镇郊区、农村工业化先行区、农村城市化区域和经济较发达村庄当中，农村财务监管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价值越来越显著，农村财务及其监管体制创新已上升为我国农村的一个基础性、全局性、关键性问题。

第三，现今在我国出现的一些村务（村财务）民主监督组织与制度安排主要是在各级政府特别是县纪委、农经站、农办、乡镇政府推动、主导下催生的。这表明当前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有效、适时组织与引导（但不是越位包办），政府重视就能见成效。但必须尊重“民意”，汲得“民智”，赢得“民心”。

第四，对农村集体积累不多的行政村，在集体经济相对比较穷困的村庄，村民对财务管理、监管模式变革的愿望并不强烈，而这样的村庄占到了70%-80%。在这种类型的村庄中，更需要村以上政府力量的介入，确保村新农村建设工程、农村公共品投资、脱贫项目、村庄与农田改造工程等财务监管具有效率。

第五，全国各省份的村务（财务）监管法制建设，必须经历从粗略到精细，从组织缺乏到组织保障、从民主与公开到与委派，实现了从属地监管向异地监管、从村委会控制下的被动监管向乡以上政府主导下的主动监管的转变。

监管模式范文篇7

关键词:监管模式偿付能力破产概率监管效率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国保险业曾出现过较大规模的偿付能力危机,90年代后期,日本保险业也出现大规模的倒闭现象。虽然近20余年,我国保险业得到迅速发展,但是由于外部经营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保险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巨额利差损的出现和保险业整体投资收益率的下降,严重地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水平。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日益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保险偿付能力是指,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履行赔偿责任的能力。对这种履约能力的监管即构成偿付能力监管。

我国保险监管模式的演进

我国保险监管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的起步阶段。保险业经历了独家垄断(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到三足鼎立(中保/平安/太保),到以完全垄断为主、寡头竞争为辅的多元市场结构。这一时期,保险市场得到充分发展,市场的主体日趋增加,但存在市场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尤其是在分支机构的设立方面,因此保险监管在审批方面花费较多精力。

第二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初步发展阶段。在1995年《保险法》颁布之后,一批股份制保险公司及中外合资保险公司相继成立,保险市场连年保持两位数增幅,但市场存在粗放经营问题,出现了大量违法违规行为,如:擅自开办新业务、擅自降低费率、抬高手续费,因此这一时期的监管以市场行为监管为主。

第三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规范化的阶段。1998年保监会成立之后,监管部门提出了“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监管模式。这种模式的提出是与当时国内保险市场的背景相关的。由于连续降息,寿险公司普遍出现巨额“利差损”,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偿付能力,偿付能力监管由此提上日程;但是考虑到保险市场还存在大量违规现象,市场行为监管还不能完全放弃。

第四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走向开放的成熟的阶段。为适应保险市场扩大开放和保险业加快发展的需要,我国从2003年开始在继续坚持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前提下,逐步向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过渡。市场行为和偿付能力双重监管具有较高的监管成本,并且,市场行为监管所可能引致的“寻租行为”都使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成为必然。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清晰看到,我国保险的监管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说,经历了“审批还是监管”到实施“行为监管”,再到实施“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的制度变迁。

监管模式的制度特征比较

目前,国际保险业的自由化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伴随这一趋势许多国家都在放松对市场行为的监管,而转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风险资本的监控。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中最主要的两种模式,一般而言,监管模式的选择是与各国保险市场的成熟程度相匹配的,对于市场成熟度较高的国家,偿付能力监管能够体现出优于市场行为监管的几项制度特征:

从监管成本上说,偿付能力监管的成本较低。在对保险监管的模式进行取舍的时候,监管的成本和效率是最重要的权衡原则。与行为监管相比,偿付能力监管显然能够节约监管成本,因为它需要的监管人员及机构较少。

从监管效率上说,偿付能力监管对市场竞争的伤害较小。在行为监管中,保险公司的费率厘定、保单条款的设计等都受到监管部门的严格限定,不利于险种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损害了市场竞争的效率。而偿付能力监管一般是通过设立偿付能力指标体系进行监控,对于偿付能力指标符合监管规定范畴的公司,保监会并不干预其正常经营。

从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上说,偿付能力监管的效果优于行为监管。众所周知,与保险消费者的利益最为密切的是,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承担赔偿和给付责任的能力,因此,监管机构通过对偿付能力的直接监管,抓住了保险经营的核心,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更为直接有效。

监管模式效率比较的模型分析

保险业有效监管的基点是:在保险公司的收益和风险之间进行平衡,维持保险业整体的稳定性和可持续经营性。由于任何监管都是有成本的,保险监管必然会对保险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例如,限制保险公司对某些风险过大项目的承保,这使保险公司风险水平下降的同时也使相应的期望收益下降。

根据一般的保险公司破产概率模型

P=αδ(r)-βE(r)

P:表示保险公司的破产概率

α,β是相关参数,且α,β>0

E(r)是保险公司资产的期望收益

δ(r)是保险公司收益的标准差

当保险资产的期望收益E(r)上升,则破产概率P下降,另一方面,当保险资产的风险上升,保险公司的破产概率上升。保险监管结构可以对δ(r)的下限做出规定,即限定保险公司经营的最低风险额度。根据保险的一般破产概率公式,有效边界曲线如图1所示。

假定保险监管机构采用严厉的监管方式,这有利于使保险的经营风险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例如,与偿付能力监管方式相比较,市场行为监管方式是更为严格的监管,因为它对保险公司的各个方面从经营管理到费率厘定都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管。假定它由此导致更低的方差δ(r),市场行为监管的均衡点如图点L所示。考虑一种极限情况,如果监管设定的δ(r)接近极限值,则对应的保险公司的期望收益也急剧下降。这是因为过度的市场行为监管严重影响保险公司正常经营,导致保险公司利润的下降,从无限区界来看,没有利润的保险经营最终将破产,即偿付能力危机。而偿付能力监管则较为灵活,放松对保险公司具体环节的管制,因此对应更高的δ(r),均衡点为M。可以看出,偿付能力监管的均衡点M比市场行为监管的均衡点L具有更高期望收益E(r)水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中各有优劣的两种模式。对于市场成熟度较高,保险公司有自身风险管理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偿付能力监管优于市场行为监管:从监管成本上说,偿付能力监管的成本较低;从监管效率上说,偿付能力监管对市场竞争的伤害较小。

监管模式的选择是与各国保险市场的成熟程度相匹配的。在对保险监管的模式进行取舍的时候,监管的成本和效率是最重要的权衡原则。有效的保险监管是在控制保险偿付能力风险与提高保险公司竞争能力之间的平衡。具体地说,是在控制保险公司经营风险额度的基础上,提高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经营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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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挪威)博尔奇.保险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美)N.L.Bewere.风险理论[M].郑韫瑜,余跃年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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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模式范文篇8

关键词:小微型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创新模式

1引言

昆山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百强县之首,外来人口众多,也带来了各地的美食文化,丰富了当地的饮食。随着网络订餐的流行,小微型餐饮店迅速增加,目前周市镇有小微型餐饮店约1000家,在中心城区办公楼附近一般经营便当、面、快餐、小吃等,大型工厂附近以大排档、小饭店等价格低廉的店为主。近年来,小微型餐饮店的食品安全管理成为监管部门的重点和难点[1],如当地特色的红油面,受到面积约束冷菜就直接放在灶台锅旁。近年来我国餐饮业食物安全事故频繁发生[2],如何规范生产者行为,提高食品安全,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济的平稳发展。

2小微型餐饮单位的特点

小微型餐饮单位主要是指经营面积60~150m2,食品处理区不小于6m2,从业人员较少,健康证不超过2张的餐饮单位,俗称“夫妻老婆店”,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2.1投入少。由于小微型餐馆面积小,硬件设施少,要求不高,投入低,从业者大多为下岗失业人员、社会闲散人员和农村进城人员,为了响应“大众创业”的国家号召,维护社会稳定,监管部门积极引导他们办理证照,合法经营。2.2风险高。小微型餐饮技术含量低,经营者关注的是投资少,势必会忽视一些必要的设备,如不配备消毒柜或消毒柜容量小。随着网络订餐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经营者的参与,使其竞争更加的激烈。为了能够尽早送到消费者手中,经营者会提前做好各类食品,再加上送餐过程中的时间和保存条件,带来了安全风险。小微型餐饮行业更新速度快,一旦经营不善,就转让或者关门。有文献报道,开业后能持续经营满12个月的仅50%左右[3]。

3监管难度与原因

3.1食品监管部门力量薄弱。[4]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主要由新成立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5],由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是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和质量技术监督局3个部门合并的,在日常食品监管的同时还兼负有工商和质监的职能[6]。以周市镇分局为例,外部监管干部和协管分别有15名和20名左右,管辖范围内约有小微型餐饮单位1000家,既要负责审核新开食品经营单位,还要对其他食品经营单位的日常监督管理,当前社会上新出现的职业打假人,他们既掌握食品专业知识又熟悉法律法规,他们的投诉举报使得监管人员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处理,而一旦无法达到他们的诉求,就会提起行政复议等;同时上级部门制定的追责程序增加了履职风险。使得监管人员无法做到“职业化”监管[7]。3.2食品标准高于现实状况。国家和地方制订食品安全标准的出发点是为了提高食品安全,高标准,严要求。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小微型餐饮自身的特殊性,按照标准要求无法通过现场审核,如果不给其发证,就有可能进行无证经营,如在审核中要求必须有餐具消毒柜,有的老板从其他店里借过来,等审核完毕就还回去,即使是自己的,但在实际经营中因为麻烦而闲置的情况有很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8]中针对餐饮单位的违法行为的处理,实际操作性差,警告等不会引起重视,罚款太高,小微型餐饮店无法承担,他们马上就会倒闭关门或转行以逃避处罚。3.3职业素质低和社会环境不利。从事小微型餐饮的人员由于受到经济、文化等的影响大多缺乏餐饮行业应具备的专业食品安全知识、法律知识等,出现原料把关不严、滥用食品添加剂、餐具消毒不规范、掺假等情况。受到以前不良执法环境的影响,对监督执法部门的日常监管有较强地抵触情绪[9],甚至有的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消极对抗,如督促办理从业人员健康证,就认为是乱收费,而现在办理健康证免费,卫生部门却需要开具相关从业证明,导致从业人员表面上答应,却不去体检办理。在加强保护环境,确保消防安全的前提下发展经济,也会让广大人民群众产生误解,不配合监督执法工作。由于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提高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部分媒体夸大了食品安全问题,老的食品安全问题还未完全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有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和视频误导了群众。一旦出现新的食品问题,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就会对其进行深挖线索,连续报道,吸引人们的眼球。现在只要一说到食品添加剂大部分人就认为是有害的,在茶余饭后聊到食品就想到对人体不利的物质,人们的维权意识进一步加强,使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压力巨大。

4小微型餐饮单位监管对策

[10]4.1创新监管模式,保障食品安全。在现行的机制与体制下,政府提出向社会购买服务和引入第三方机构,在保证现有食品监管专职人员的前提下不可能再增加人员了。所以要创新工作机制,多层次分工,以周市镇为例,作为镇级市场监管分局,采取网格化和条线化相结合,将整个镇区划分为5个格区,每个格区配备3名干部和3名协管员[11],条线化能够很好的与上级对接,将有限的监管力量专业化和集中化,化无形为有形,既能缩小每个监管人员的地域范围,又能实现专业化和精细化,在出现重大任务的时候又能协调合作完成[12,13]。4.2充分发挥公开公示制度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公示制度,亮证亮照,结合自查和外部监管,不定期对小微型餐饮单位进行检查,动态打分,根据最终得分评定等级,量化分级管理,如果是A级的可以减少检查频次,B和C级就至少每半年1次,提出整改意见,提供书面整改报告,D级的需要停业整改。鼓励小微型餐饮单位实现“明厨亮灶”,在店内醒目位置公布监督举报方式,对日常发现的问题可以投诉举报,一经查实将降级处理,同时建立黑名单制度,规范经营者自身行为,列入D级的单位进入黑名单停业整改,并向社会公布,整改合格后可以移除黑名单,定期更新名单。4.3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全民共建食品安全。[14]针对现在流行的网上订餐,要求加入的餐饮单位必须提供《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允许网络平台共享监管部门的查询系统,对每个证照必须严格审核,否则不予准入网络提供餐饮服务。监管部门也会对提供证照的企业进行随机抽查,发现问题的,将取消网络供餐服务,网络平台也将有连带责任,一同接受处罚。发挥网络评论功能,让每位顾客对提供订餐的单位进行评论打分,推荐好的,淘汰差的,引导正确社会舆论,提高小餐饮行业的食品安全水平和意识[15]。以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市、区、镇和文明城市为契机,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群策群力,才会提高食品安全水平[16]。小微型餐饮行业关系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需要每位公民的共同努力,齐心协力,将小微型餐饮打造成我们社会的特色产品。

5结论

监管模式范文篇9

1我国大市场监管模式形成

政府市场监管是指政府具有通过法律法规并依法对包括一般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中的一切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责和功能，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政府能否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关系到消费权益是否得到有力保障，也关系到是否能全面构建健康良好的市场经济，对国计民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为改革指明了方向。《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0号]指出，为加快县级政府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探索综合设置市场监管机构，原则上不另设执法队伍。中央决定由中编办、工商总局牵头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国家层面任务。目前，由深圳、上海、浙江、天津、辽宁、吉林、重庆两江新区、武汉东湖新区等地整合工商、质监、食药等部门，组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地方层面改革进行探索。据统计，全国31个省（市、区）中成立市场监管局的有9个，占19%，地市级成立市场监管局占23%，县级占29%，初步形成了大市场监管模式。江西省本级和南昌等7个人口较多的地市独立设置食品药品监管局，景德镇等4个人口较少的地市和全省所有100个县（市、区）全部采取“三合一”模式，整合工商、质监、食药监三个部门组建市场监管局，基本构建了大市场监管格式下对食品药品实行集中统一监管的模式。

2大市场监管模式下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SWOT分析

2.1优势分析

2.1.1形成大市场监管的合力

改革前，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实行“分段管理”，工商、质监、食药监、卫生等部门对食品不同环节进行监管，表面上监管力量配置很强，但是部门间的相互扯皮和推诿，监管的错位与失位，导致监管责任难到位，监管效果不理想[4]。改革后，工商、质监、食药监三个部门整合成市场监管局，可充分发挥资源整合的优势，提高执法效率，集中优势查处市场违规违法行为，有效规避职能缺位、错位、交叉、重叠等问题，避免市场监督失灵，做到监管到位，更有效地解决市场监管领域，特别是食品安全监管等领域存在的监管真空、监管盲点等问题[5]。

2.1.2构建完善的基层监管网络

江西省在现有的883个乡镇、街道工商分局的基础上组建市场监管分局，为县（市、区）市场监管局的派出机构，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原工商、质监、食药监等市场监管工作。改革前，我省乡镇和街办食品安全监管缺少了基层监管网底，尤其是乡镇和村级的食品监管，由于地域较广，存在大量的监管空白。改革后，全省883个乡镇的基层市场监管分局平均有行政编制7.35名，村级均配备了市场监管协管员与信息员，大大充实基层监管力量，填补了监管空白。基层食品药品监管资源的增加，将减少监管成本，更好地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更好解决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6]。

2.2劣势分析

2.2.1工作上下协调难以保持同步

改革前，工商和质监系统为全省垂直管理，原食药监系统属地方政府管理，各管各的业务。改革后，省级层面工商、质监、食药监三局依然独立运作，市级以市场监管局和食药监局两种形式运作，100个县以市场监管局运作，形成了省、市、县三级三种不同运作模式。食品药品监管工作重点在县级，难点也在县级。而县级除了要应对本级政府若干个职能部门的工作量以外，还要应付上级三个不同监管部门，导致出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情况，履职效率可能降低。同时，基层实行“三合一”模式后，旧的监管体系已被打破，新的监管体系尚未建立。虽然“三合一”机构整合已完成，但系统内价值观念、管理制度、执法程序、行政能力和平台资源等深度融合还未到位，有机融合还需要时间。特别是“五统一”（信用监管平台、风险监控平台、综合执法平台、投诉举报平台和案件管理系统，执法整治行动）的执法工作机制尚未理顺，未达到1+1+1＞3的效果，目前尚未发挥大部门、大市场、大监管、大服务、大维权的“五大”优势。

2.2.2基层监管队伍不能适应新的监管要求

改革前，乡镇分局均由原工商分局改建，监管人员以原班底的工商人员为主，每个分局5~6人管辖2~3个乡镇，这批人员原来主要负责食品流通环节监管。改革后，基层分局在人数和人员构成不变的情况下，工作职责却增加了原药监、质监部门的食品生产、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餐饮食品、化妆品监管等专业领域职能，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增加了几倍，难以开展有效的监管。据统计，江西省基层承担食品安全监管人数共计5917名，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不到50%、超过36岁达到65%以上，呈现专业化不强、素质低下、年龄老化等问题，不利于监管政策的有效执行，也制约了监管效率。

2.3机会分析

2.3.1大市场监管模式的政策环境

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次全会都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作出重大部署，十八届六中全会再次对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建设进行了强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国家食品安全“十三五规划”以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一系列规划，都对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进行了专门的部署，规划了清晰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蓝图。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的高度重视，给食品药品监管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7]。同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也明确指出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重在以监管转型推动形成有效的市场治理，由分散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型”，这也给大市场监管指明了方向[8]。

2.3.2大市场监管模式的实践环境

食品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重大的民生工程[9]。在所有民生问题中，食品安全问题是涉及面最广、群众感受最直接、容忍度最低的问题，食品安全工作做得好不好，是检验我们是不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真正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标准[10]。由此可见，食品药品监管机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特别是机构改革后老百姓的期盼高。做好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既是惠民、利民的好机会，又是出实效、展风采的好机会。

2.4威胁分析

2.4.1食品不良事件频发

近年，相继出现的三聚氰胺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恶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饮食与用药安全，不法分子制假售假违法犯罪手段日趋复杂隐蔽，添加的物质越来越不易检测，添加的手段越来越隐蔽[11]，食品药品犯罪案件涉及面广、犯罪链条长，给人民群众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

2.4.2舆论宣传不到位

公众自我防范意识不强，对食品安全风险、危险以及维权等方面的知识欠缺。大多数消费者购买食品时仍然以价廉作为优先选择，使得“优质优价”的市场杠杆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12]。江西省2013年的民间调查表明，在遭遇不洁食品侵害时，多数消费者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其中46.5%表示“以后不再购买该食品”，23.2%“无可奈何，自认倒霉”。只有28.7%“打12331电话向有关方面投诉”，且多数被调查者对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知晓程度不高，如《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知晓率仅为24.8%。

3大市场监管模式下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策略分析

随着大生产、大流通格局的形成，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新型市场监管体系，大力推进大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已成趋势[13]。处于深刻转型发展时期的我国，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在一定时间内还会突出存在，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难度都要大、要求都要高。为此，江西应在推行大市场监管模式下建立与党中央提出的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全面构建大部门、大市场、大监管、大服务、大维权的新格局。

3.1理顺关系，构建统一、权威的食药监管模式

改革前，我省县级食药监局行政编制平均7.7名。改革后，市场监管局行政编制平均55.2名，监管力量大大增加了，但监管对象多，监管工作任务重，特别是食品药品专业监管的人员不足。因此，市场监管局不是简单的机构合并，必须优化资源配置，整合行政流程，提高监管效率。一是加快推动新机构的整合融合。按照程序科学合理、责任明确到位、效率整体提高的原则，完善监管机制、优化监管流程、改进监管方式充分发挥发挥好工商“广”、质监“精”、食药监“专”的优势，尽快形成整体合力。二是强化食品药品监管。食品药品属性特殊，对食品药品的安全监管，不只是市场秩序的维护，更在于质量安全的保障，专业性、技术性、系统性都很强。如何保持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系统性、专业性、技术性是关键。新成立的市场监管局，要在领导职数、内设机构的设置和编制配备上侧重食品药品岗位，如江西省贵溪市配备一正七副，设置了食安办专职副主任、食品稽查总监、药品稽查总监，占副职职数的近一半，这无疑强化了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三是落实“四有两责”，强化政府食品药品安全责任。“四有”即有责、有岗、有人、有手段，“两责”即日常监管责任、监督抽验责任，将“四有两责”作为考核市、县政府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点内容，制定考核评价指标，强化考核机制，问责机制和奖惩机制，以形成压力，激发动力，切实强化属地管理的责任。

3.2集中监管资源，强化监管效率

市场监管资源整合后，可大大增加食品药品监管资源特别是基层监管资源，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监管协调成本[14]。针对当前江西省监管人员素质不高的情况，需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监管能力。一是加大对现有人员的培训力度。集中开展“执法能力提升年”活动，采取“请进来、走出去”，举办培训班、“食品药品监管实务巡回大讲堂”、外派学习、跟班学习、专业竞赛、技能比武、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提高监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监管水平。二是加快建立食品药品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充分发挥各方力量，整合资源，形成合力，重点解决制约监管人才发展的突出问题，加快构建以职业化检查员为主体、兼职检查员为补充、专兼结合、一专多能的检查员队伍建立，力争在职称评聘、工资待遇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对食品药品现场检查、技术审评队伍予以倾斜。三是着力健全完善食品安全督查工作机制。加大对各地政府、各有关部门的督促检查力度，确保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有责任、有岗位、有人员、有手段”，履行日常监管和监督抽检两个职责。四是推进基层规范化建设。从硬件建设标准化、人员配备专业化、日常监管制度化、执法程序法定化、执法行为规范化四个方面严格建设标准，尽早解决乡镇监管分局食品药品执法装备配备、专业人员不够、办公场所及设施不足等问题，最终建立起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

3.3创新监管手段，推行互联网+监管模式

新的市场体制下，大量的市场主体出现后，产生了许多新的监管问题，监管工作由年审向年报制转变，由拉网式检查模式向双随机抽查模式（抽查市场主体，随机抽调监人员）转变，由处罚向信用监管、分类监管转变，要不断创新监管手段，切实缓解人少事多矛盾。一是充分发挥好县级市场监管局垂直管理乡镇派驻机构模式的优势。进一步强化乡镇街道政府对食品药品安全负责总责的责任，县级要和乡镇（街道）要建立经常性沟通联络机制，共同解决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实现双重管理模式优势互补。二是加大对市场监管和质量安全的保障和工作力度。努力克服分级管理模式弊端，通过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制衡，以及加大公众权利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制约，为食品药品监管执法创造良好执法环境，防止产生新的地方保护主义。三是推行市场网格化监管工作机制。加快食品药品监管信息化建设步伐，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技术，构建覆盖省、市、县、乡的“四级四网”（业务内网、政务外网、互联网和移动网），提升监管的现代化水平，构筑起各方责权分明、职责落实、反应迅速、全面监管的市场动态网格化监管体系。

3.4强化稽查职能，健全技术保障

监管模式范文篇10

(一)现行监管体系内中央各部委间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央各部委在承担煤矿安全监管责任中，职能分配不够明确、清晰、合理，导致容易出现重复管理和互相推脱责任的现象。比如，国土资源部和安监局下设的煤矿办都具有监管矿山越层、越界开采的职能。这就在实际工作中很容易产生管理重复、责任不明的情况。没有形成科学系统的监管体系，导致分散的监管体系不能发挥合理的作用，甚至出现阻碍了安全问题的协调和解决的现象。不同政府机构间没有对责任进行明确的划分，造成协调工作很难顺利进行。而条块分割也导致了责任逃避和冲突现象的发生和执行力度的降低。

(二)国家利益与现有监管体系间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执法权力大部分由地方政府行使，这使得地方政府为了局部的经济发展，盲目地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地方保护主义也随之盛行。这种不考虑长远利益的做法不仅加大了煤矿安全隐患，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和发展目标。我国煤矿安全监管体系设立的目的是:通过监管部门对煤矿行业的安全监察和管理，实现煤矿企业的安全生产。而在实际工作中，现行的监管体系经常出现对行业监察和行政管理不到位的现象。

(三)煤矿企业和监管体系间存在的问题

1．现有监管体系令煤矿企业行政负担加重

现有的监管体系中经常出现多个部门采用相同的一套监察管理模式或方法。而对于煤炭企业来说，就需要应对不同部门相同的模式的监管，这不仅费神费力，也容易影响到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例如，当国家新的文件条例时，企业就会收到多个部门下发的文书，然后按程序回复，这不仅令企业行政负担加重，而且监管收效甚微。

2．现有监管体系令企业经济负担加重

目前，我国煤矿监管体系中，往往由多个监管部门对煤矿企业进行安全培训，但培训内容基本相似，培训地点多数为风景名胜地区，这导致培训花费高，而效果也不够理想。同时，企业在接待不同监管部门重复的监察内容过程中也增加了企业的开支。

二、目前我国煤矿监管体系改进的措施

(一)正确地认知垂直管理模式在煤矿监管体系发挥的作用

垂直管理的目的是通过中央政府摆脱地方政府保护和干预，对相关领域的行政事务进行直接的控制，以保障行政执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从而，政令畅通，管理有效。政府垂直管理也是我国目前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重要法律制度。而在煤矿监管体系中采用垂直管理模式，一方面，能够更加明确各个职能部门的责任，从而减少或避免重复管理和相互推脱责任现象的产生。另一方面，解决了地方政府对管理煤矿企业经验不足甚至缺乏的问题，不能使中央根据基层实际情况做出科学准确的决策。还能够实现对资源进行有效合理的利用和配备，以增强企业实力。

(二)对现有监管体系进行调整，强化国家煤矿安监局的垂直管理

在我国国家煤炭部取消后，煤矿安全的管理方针也发生了转变，这使得煤矿企业改变了原来完全被监管的地位，在安全生产方面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也使得国家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大的监管权力，而这种监管体系中，国家监管权力的分散也导致了煤矿安全监管效果不令人满意的情况发生。所以，必须对现有监管体系进行调整。

1．现有煤矿监管体系调整方案

首先，调整我国现有煤矿安全监管方针，变“地方监管、国家监察”为“地方协助、行业管理、国家监察”，从而建立科学的、系统的煤矿安全监察模式。其次，调整现有的国家各部委的煤矿安全垂直监管权限，原来的各自为战的情况实现合并到国家煤矿安监局，由国家煤矿安监局统一实施。最后，国家煤矿安监局要对地方政府煤矿安全生产实施垂直统一的管理，比如，国家煤矿安监局对驻各级政府的煤矿生产安全监察局实行特派制度。

2．采取有效措施来保障调整后的监管体系的有效运转

第一，要严格把控煤矿安全生产市场准入，以加强源头管理。这就要求各级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煤矿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行使权力，并深度完善行政审批责任制、规范行政许可行为，真正地做到“按章”、“按律”办事。第二，对煤矿事故责任人或部门要加大惩处的力度，并提高因事故伤亡的赔偿标准。除此之外，还要将原来的行政处罚制度改为刑事责任追究制度，对煤矿事故责任人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三，要建立和完善安全责任制。这就需要不断地强化行政首脑责任制，因为各级地方政府煤矿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是其所在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负责人。所以，一旦煤矿事故的发生是由其行政行为导致的，主要责任须由行政首脑承担。除此之外，还要追究参与决策的决策者的连带责任。第四，要建立和完善煤矿事故举报奖励制度。通过奖励举报人鼓励社会各界加入煤矿安全生产监督中，不仅会发挥群众的力量，还会营造“生产安全，人人有责”的良好社会氛围。除以上四点之外，在一些事故频发的县级煤矿企业监察管理上，可以采用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直接监管的方法。这样不仅可以降低管理困难，还可以优化县级煤矿企业发展环境。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