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资本十篇

监管资本篇1

关键词：银行；资本；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9-0049-02

一、国际银行资本监管的发展历程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银行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管制放松，金融混业在银行业出现，形成了大的金融集团和控股公司。资本管制、准入限制、利率等限制都取消或者放松了，市场化程度和国际化趋势越来越高，但是银行危机业随之潜伏而来。各国的监管企业在努力寻求有效的监管工具，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

资本业就随之进入监管者的眼中，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这里所指的资本是不同于会计资本的经济资本，即商业银行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下，为了应付未来一定期限内资产的非预期损失而应该持有的资本金。经济资本是一种虚拟的、与银行非预期损失等额的资本。由于商业银行资本金具有高杠杆的特征，其对风险控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吸收包括经营亏损在内的风险损失，避免银行破产；另一方面，充足的资本有助于树立公众对银行的信心，促进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

资本监管是银行监管的核心，银行必须持有超过一定的资本比例，以减少单个银行破产的概率，提高银行业整体稳定和金融安全。下面主要介绍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国际银行资本充足率统一标准《巴塞尔协议》的发展过程。

1.巴塞尔老资本协议

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正式公布了资本监管协议，俗称老资本协议。协议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是确定监管资本的构成，即核心资本、附属资本、次级资本三部分；二是规定了资产的风险权重，即根据不同的资产性质和类别，将资产分类0%、10%、20%、50%、100%五个权重，用于计算加权资产；三是将表外业务纳入监管范围；四是规定了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即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在该协议公布之后的几年里巴塞尔委员会又根据市场发展进行了几个修订，如1996年的关于市场风险资本监管的补充规定等。总之，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出台使得国际上对银行风险的关注度大大提升，使监管者开始对银行进行动态监管，有利于各国银行的国际比较，有利于商业银行的公平竞争。但是1988年老资本协议仅仅考虑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没有考虑其他风险，如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其采用的OECD俱乐部做法明显不合理，即对经合组织成员国分配0%的风险权重，对非组织成员国（如中国）给与100%的歧视性风险权重。

2.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发展日新月异，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老的资本协议对商业银行的约束有效性已经大大降低，巴塞尔委员会认为，必须对老的资本协议进行大规模修正。

2004年6月，十国集团的央行行长和银行监管负责人一致同意公布《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资本监管制度的新框架，并承诺在本国建议实施这一新制度。这里提到的资本监管制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新资本协议的创新点就是建立了“三大支柱”的新资本监管制度：

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银行必须拥有足够的资本，以应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针对信用风险评级，新协议创新地使用了两种方法，即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标准法主要采用在外部评级机构做出外部评级的基础上计提资本，新协议取消了经合组织法，引入外部评级来区分不同的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是新协议的核心内容，通过计算银行的预期损失(EL)和非预期损失(UL)来推测银行的潜在经济损失，从而计提应具有的资本。

第二支柱：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银行对资本充足率达标负有主要责任，对充足水平进行评估，确保保持相应的资本水平；监管当局应检查和评估银行的资本评估和战略，以确保银行达到监管要求的能力；监管当局应不满足于商业银行的最低资本要求，应要求银行持有高于最低标准的资本；为防止银行资本充足率降低到最低要求以下，监管当局应提前采取干预措施，若银行不能保持或恢复资本水平，监管当局应该要求其迅速采取补救措施。

第三支柱：信息披露。要求银行对其风险概况和资本进行严格的信息披露。监管当局应制定一些措施来要求银行遵守信息披露规定，这一点旨在提高市场参与者的能力，阻止银行不合理地承担风险。

3.新资本协议实施现状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适用范围是所谓的国际活跃银行（Internationally Active Banks），以及银行集团。按照新协议确定的时间表，十国集团2007年初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高级方法可以推迟到2008年初实施。根据欧盟规定，不属于十国集团的欧盟成员国也必须在2007年初实施新资本协议；非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的发达市场，如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为提升银行竞争力，维护地区金融稳定，将同步实施新协议。日本与2007年3月开始实施。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度、巴西、俄罗斯等都表示，将在2006年后的几年内实施新协议。金融稳定学院的调查结果表明，全球近100个国家/地区表示，在2006年后的几年里陆续实施新资本协议。新资本协议取代1988年资本协议成为新的资本监管国际标准是大势所趋。

二、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发展过程：

我国的银行业监管起步于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实施后，从法律上赋予了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审批金融机构和业务、进行稽核检查监督、要求金融机构按规定报送报表、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等一系列的监管权利。但从法律界定的职责和监管实践来看，这一时期银行业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市场准入和合规检查。

1994年开始，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我国开始探索风险监管的新方法。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广贷款质量五级分类，信用风险渐渐成为监管的重点。但是，由于缺乏成体系的监管思路，风险监管并未全面推开，监管人员对风险监管的理念只是有所了解，尚未深入人心。2003年4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提出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监管理念，在加强银行合规监管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风险防范和化解上。为了加强监管信息系统建设，2003年11月4日，银监会启动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信息系统（“1104工程”）的建设工作，致力发展一套切合中国实际的的风险为本的监管模式。2004年，银监会在借鉴美国和香港做法的基础上，在外资银行监管中率先引入了风险为本的概念，搭建了由了解机构、风险评估、有针对地确定监管规划和资源分配、实施现场检查和ROCA/CAMELS+评级、采取监管措施和持续监管等一系列步骤组成的框架，从监管方式上初步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也为我国建立有效的银行业监管体系做出了有益尝试。

三、中国对巴塞尔新协议的态度和实施现状

2007年2月，中国银监会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明确了实施新资本协议的目标、指导原则、实施范围、实施方法及时间表，构建了未来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的总体框架，标志着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工作由前期的研究论证阶段进入实际准备阶段。

由于新资本协议主要是针对十国集团成员国的国际活跃银行，因此对非协议针对范围内的银行没有约束力，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我国银行业总体资本充足率还比较低，业务规模、风险管理水平、国际化程度还不能明显跟上国际银行业的标准，我国银行业目前采用的还是“两步走”和“双轨制”来应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两步走”就是先执行好1988年资本协议，商业银行应该首先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要求，大力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在过渡期结束时（2007-01-01），保证大多数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或者超过8%的水平，与此同时鼓励大银行开发内部评级体系，当条件成熟时采取内部评级法进行资本监管。

“双轨制”就是将来对商业银行资本监管不搞“一刀切”，具备条件的大商业银行采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进行资本监管，对其他银行，继续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实施资本监管。

中国银监会目前的工作主要是促进银行深化改革，加强风险管理，力争2010年大型银行实行新协议。银监会将于2008年底前，陆续有关新资本协议实施的监管法规，修订现行资本监管规定，在业内征求意见。于2009年进行定量影响测算，评估新资本协议实施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在实施新协议之前，对大型银行全面审查其方案，验证银行的资本计算模型，审批银行提出的实施方案。新资本协议银行从2010年底起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如果届时不能达到银监会规定的最低要求，经批准可暂缓实施新资本协议，但不得迟于2013年底。

四、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影响和对今后银行资本监管的建议

实施新资本协议是一项目系统而复杂的工程，至少包括：起草“三大支柱”相关的监管规章、组织商业银行进行定量影响测算、考察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接受银行的申请等。总的来说，新资本协议更具有风险敏感性、更符合市场创新发展需要的监管制度的意义相当重要，但是实施过程中对商业银行体系风险管理制度的完善作用更为重大。通过新资本协议的实施，银行将按照新资本协议的要求，更加精细地追踪、识别、计量、管理风险。

新资本协议带来的有利因素：统一了全球银行的数据格式；统一了全球银行的风险管理制度；统一了风险计算模型。另一方面也对银行业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对管理信息系统改进消耗大量资源对中小银行不利；风险敏感度提高可能加剧宏观经济的周期性问题。

新协议实施过程中应该平衡好五方面的关系：审慎原则与资本水平的关系、简易性与风险的敏感性的关系、灵活性和监管套利的关系、遵循新资本协议和现行监管法规的关系、资本水平和风险管理水平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刘明康.推动新资本协议实施 提升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J].中国金融,2007,(2).

[2] 王胜邦.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变迁：历史考察 [J].新金融,2007,(4).

[3] 罗平,王胜邦.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国际经验 [J].中国金融,2004,（14）.

[4] 王胜邦.推动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发展的路线图――解读《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J].中国金融,2007,(10).

监管资本篇2

关键词：信托业；监管；混业模式；资本金要求；净资本

一、国际信托业监管方式

在美国以及英国，信托业从最初发源就与银行紧密相连，大多所谓的信托公司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商业银行，大的银行集团都有信托业务部或经营信托业务的子公司；在日本，一直以来银行也对信托业进行监管。

（一）英国

现代信托业起源于英国，并在英国形成了信托制度和发达的信托业务。它们对英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目前，个人受托业务占英国信托业的绝大部分，业务占比达到八成。法人受托业务基本上由银行和保险公司这两种金融机构来兼营，在英国，没有专营机构来处理法人受托业务。该项业务绝大部分由英国四大商业银行经营，业务范围主要包括集合投资计划、年金信托和单位信托。

1997年之前，英国的信托业监管借鉴金融监管的经验，实行的分业监管的模式，自律组织的指导协调发挥着重要的监督职能，是单层多头监管模式的代表。分业监管存在效率低下的弊端，为了克服上述弊端，1997年在英国，废除了多头金融监管体系，成立了金融服务监管局来对英国的信托业实行统一监管。通过这次改革，信托业的行业协会的影响力仍然很大。在英国，信托业的行业协会主要指投资管理协会，主要是由年金管理公司和银行、保险公司、投行的资产管理部门以及资产管理公司来构成。

（二）美国

美国信托业监管的特点体现为“双层多头”。“双层”指监管机关和立法依据，可分为联邦监管、联邦立法和州监管、州立法两个层次。“多头”指信托机构和众多监管主体，在联邦这个层面，由通货管理署、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机构组成监管机构，州监管机构主要指各州银行管理部门。这些监管机关的依据是联邦或州立法，从而对所辖注册信托机构进行监管，形成了复杂的交叉管理关系。

为了协调多头监管造成的体制和法律上的冲突和矛盾，1979年美国成立了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来对美国的信托业进行统一监管，并制定了适用于美国的信托评价体系。

该信托评价体系从五个方面对美国的信托活动进行评级。这五个方面指：

管理信托资产的能力；

运作资产、控制风险和审计的充分性；

收益的质量和水平；

对制约性文件、现行法律（包括自营和利益冲突方面的法规）的遵守程度；

信托资产的管理。

（三）日本

日本信托业属于“集中监管”的体制，一直以来监管权非常集中，日本信托监管机构一直对日本信托业的发展进行着引导和监管。现在，日本信托业的监管机构是归属金融厅监管局下辖的银行一部与城市银行、长期信用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同属一类。

在日本存在信托业协会，属于业内的自律组织，但该协会并没有监管职能，完全是民间机构。协会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向公众普及信托知识、增强社会公众的利益、促进信托行业内的沟通交流以及加强信托研究。

二、混业模式下国际信托业资本监管状况

国际上信托业基本是作为银行业中的一个业务类别而存在，在资本监管方面，附属于大银行的信托业务部门、信托公司或者同时经营银行业务的信托银行均遵循银行业资本监管规范和报告要求；在银行集团合并报告中，也将信托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进行合并报告。在巴塞尔体系下，信托业务作为银行的一项表外业务遵循表外业务资本要求的规定，而对大量规模较小的信托经营机构的资本监管相对较为简单。

（一）美国信托业对于资本金的规定

美国每个州对于信托机构的资本金要求是不同的，但是普遍起点不高，并且要求非常灵活，具体情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资本要求与地区经济发达程度成正比

美国对信托从业机构的资本金要求不高，呈现的特点是该州的经济越发达，则该州的资本金要求就越高。像美国经济发达的爱荷华州和德州，资本金要求分别是150万美元和100万美元：而对于经济不太发达的内华达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资本金要求分别是30万美元和25万美元。

2、资本要求与业绩水平和业务类别挂钩

明尼苏达州规定最低资本金为50万美金，在此基础上，需要增加20%左右的附加资本，这个比例根据信托机构的业绩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果在某年内，信托机构的业绩达到了监管的要求，则按照规定对信托机构增加附加资本。

在阿拉斯加州，信托机构的资本金是30万美元，会根据信托机构的业绩水平来追加10万美元的附加资本。明尼苏达州规定对资本金的要求是1万美元，信托机构只办理办理遗嘱、遗产管理等业务。

3、资本要求与所在地的人口挂钩

在马塞诸塞州，资本金的要求和信托机构总部所在地直接相关。如果当地人口超过5万，资本金不能低于20万美元，人口低于5万人的，资本金要求为10万美元。对于1993年9月以前取得许可证的信托公司，阿拉斯加州根据总部所在地的人口数量，进行最低资本要求的规定。加州规定，如果信托机构总部设在超过10万人的城市，信托机构除缴纳正常资本金，还要向州银行管理局多交存20万美元作为附加资本金，还要将信

托资金总额的5%作为风险资本准备。

美国在信托机构资本金要求方面具有灵活性，这个来源于美国联邦制度规定。各州有管理属于本州经济事务的额外立法和司法权力，这种合理性值得我们借鉴。

（二）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对于资本金的规定

1923年，日本的《信托业法》第二条对信托机构规定，必须具备100万日元（其购买力相当于2000年的5亿日元）以上资本额；中国台湾《信托业设立标准》第三条规定，机构的实收资本必须达到50亿新台币；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守则（1997）》规定，受托人或代管人的实收资本非分派资本储备最少为一千万港币或等值外币。中国大陆《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3亿元；经营外汇业务的信托投资公司在其注册资本中，应拥有不少于1500万美元的外汇。

三、国内信托业资本监管历程和基本模式

（一）历次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

2001年1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颁布《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2002年6月5日央行修订了《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2007年1月24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银监会）颁布了《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并废止了央行颁布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

无论是2001年到2002年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还是《信托公司管理办法》，都对信托（投资）公司有最低资本要求，并对开展相关风险业务如投资、融资租赁、同业拆借、贷款和担保等业务的资本要求进行了规范，虽然资本监管的体系尚不完整，但也基本确立了信托经营风险与其资本挂钩的机制，在控制信托业务风险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以净资本为核心的监管体系建立

在借鉴国内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以风险资本和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监管体系的基础上，银监会2010年8月颁布《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以及之后的银监发[2011]7号文《进一步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通知》、11号文《关于印发信托公司净资本计算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和14号文《关于做好信托公司净资本监管、银信合作业务转表及信托产品营销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等一系列相关资本或业务监管规范的陆续推出，为国内信托业确立了以净资本、风险资本和风险控制指标为核心要素的资本监管框架。

该框架以净资本指标为核心，实现了对信托公司潜在风险特别是流动性风险的动态量化监控：该框架辅以风险资本核算，实现了对信托公司大量信托业务（表外业务）通过不断调整风险系数进行动态风险计量，监控信托业务的系统性风险；该框架对风险控制指标的规范，使信托公司的净资本水平与其业务准入、监管措施挂钩，使信托公司各项业务风险与其风险拨备相匹配，使信托公司在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的双重约束下，共同防范超出资本实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的盲目扩张行为，特别是高风险业务的盲目扩张。

同时，建立了资本监管体系和信托公司分类评级体系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关联关系。监管评级体系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合规管理、资产管理和盈利能力等五个方面将信托公司分为六个级别，同一级别中又分为A、B、C三档。不同评级的信托公司净资本计算中的风险扣减系数和风险资本计算中的风险系数执行不同的标准。

四、国内信托以净资本为核心的资本监管的基本思想和重要意义

（一）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资本监管体系。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监管部门已经充分认识到，通过加强对净资本为核心指标的监管，对于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控意义重大。欧美主要国家和亚洲的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都迅速建立起以净资本为核心监管指标的监管体系。中国首先对于商业银行进行净资本监管，2006年通过颁布《证券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

对证券公司实施了净资本监管。通过这种监管办法收到了非常好的监管效果，有效地抑制了证券公司的风险，使监管机构的思路和理念向金融机构和社会进行了非常好的宣传和传播。

（二）通过净资本管理弥补信托监管工具自身的缺陷。中国的信托业发展迅猛，行业资产规模持续膨胀，公司业务模式不断转变，业务创新不断开展。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信托业的监管环境已经逐步优化。2007年以来，信托公司资产规模扩张非常迅猛，平均管理规模达到400亿，一些信托公司规模扩张超过净资产规模的50倍，最高的规模达到净资产接近200倍。然而，大多数信托公司的内部风控和管理能力并没有随资产规模的扩大而相应的提高和改善，单体信托业务风险依然大量存在。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监管当局对于目前的银信、信政和房地产信托业务下发了风险提示，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在年底，银信业务规模仍然高达1.32万亿元，规模为近年来最高。

上述事实充分表明，由于目前中国信托公司普遍缺乏基本的风控意识和风险管理能力，监管当局必须以净资本为核心监管指标对信托公司加强监管和约束。

（三）监管当局重建风险防控体系，提高监管效率。

监管当局新办法的出台，推动国内的信托公司加快建立和完善公司内部的风险防控体系。监管机构通过加强对净资本等核心指标的监控，对信托公司加强压力测试等多种手段，实现了对信托公司风险的有效监控。此外，监管当局对于信托公司也加强了事前的风险监控，加强了监管的针对性，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监管机构通过运用差异化的风险系数对信托机构进行引导，信托公司也会选择差异化的发展方式，使监管机构的意图更加坚定的落实。通过一系列措施，使信托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得到了架构，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监管效率。

（四）加强分类监管，推动信托公司创新发展，提高监管效率。

监管资本篇3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论证，近日中国银监会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对国内现行的银行资本监管规则进行了全方位、根本性的改造。从2004年银监会基于1988年资本协议（巴塞尔协议I）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2007～2010年一系列实施新资本协议（巴塞尔协议II）的监管文件，到《办法》的实施，我国的资本监管制度的演进顺应了国内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内在要求，实现了国内资本监管规则与国际标准在更高层次上的趋同，确立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新标杆，将对我国银行体系改革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意义：中国需要更稳健的银行资本监管框架

本轮金融危机中我国银行体系所受的冲击较小，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有限和我国宏观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态势。无论从现阶段国内银行业客观存在的风险，还是中长期内银行业改革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来看，完善银行业资本监管制度、提高资本监管标准的稳健性，不仅是我国作为G20成员兑现国际承诺的需要，而且对于深化银行业改革、推动银行业科学发展并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深化银行业市场化改革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为防止危机的扩散，欧美国家政府被迫出手救助银行体系，对银行债务提供保证、向银行体系注资甚至将大型银行国有化，政府信用实际上成为防止银行体系崩溃的最后一道屏障。据此，有观点认为，市场化的银行体系过度承担风险酿成了危机，银行资本乃至资本监管对于防范危机的作用非常有限，政府部门的支持是治理金融危机的最有效机制，我国应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银行体制，放缓银行体系市场化改革进程。

实际上，本轮危机期间欧美国家为救助金融体系付出高昂的公共成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各国财政援助的直接成本占GDP比例约为3%，但直接财政成本严重低估了危机对公共财政和宏观经济造成损害——危机的真实社会成本。若不能解决政府承担危机成本潜在的道德风险，就无法保证银行体系的长期稳定。“巴塞尔协议III”大幅度提高资本监管要求的目的就是确立资本在商业银行损失吸收机制中的核心地位。强大的资本（普通股）实力增强了单家银行吸收损失能力，使得银行能够顺利度过市场过度波动或经济衰退等压力时期，并且有助于缓解单家银行为防止资本充足率过度下降而采取去杠杆化（市场压力时期倾销资产）带来的负外部性，从而保证银行体系核心经济功能的持续发挥。银行资本（特别是普通股）的重要性是在银行持续经营过程中吸收不确定性并平滑波动，普通股作为市场化、常态化、自主性的损失吸收机制具有不可替代性，与政府部门为挽救银行体系被迫承担危机成本的机制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从国内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实践来看，虽然国有主导的银行体制对于确保我国未发生金融危机发挥了核心支撑作用，但中央政府为五家国有银行财务重组支付了昂贵的财务成本。1999年5家银行剥离不良资产1.4万亿元，股改期间剥离资产2万亿元，合计3.4万亿元，按最乐观的估计直接财务成本不低于2万亿元，占当时五家国有银行资产的比例不低于10%。过去几年中，经过财务重组、公开上市和持续的资本积累，国内银行体系彻底摆脱了“技术破产”的阴影，财务实力显著增强，资本充足率明显提高，银行体系的规范性、稳定性和市场化不断增强。总体而言，由于国有银行体制未有根本性变化以及缺乏制度化的市场退出机制，政府信用实际上依然是银行缓冲风险的最重要制度安排，政府信用滋生的道德风险实际上是一种范围更大、更加制度化的预算软约束，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对政府信用的依赖。随着多层次的银行体系逐步确立，商业银行产权日趋多元化，以及利率、汇率等基础金融变量的市场化改革，强化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建立以资本为主导的、市场化的损失吸收机制，有序推进银行体系的“去政府信用”，让银行真正地为其冒险行为承担成本，将为国内银行业市场化改革注入新的动力；通过建立与市场化经营环境相适应体制和机制，使银行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

推动银行业转变发展方式

本轮危机之前，发达国家普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金融杠杆不断累积的过程，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主要表现为政府债务规模的攀升，英美主要体现在家庭部门负债上升，金融杠杆不断累积形成的超级债务循环推动了资产市场的繁荣和经济增长。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深刻地揭示出，过度运用金融杠杆推动经济增长的代价是巨大的：债务是一种缺乏灵活性的融资机制，过高地运用金融杠杆是危险的，债务累积产生资产泡沫可能蛰伏很长时间；一旦市场的债务容忍度发生变化，债务合约的刚性、脆弱性和不可逆性暴露无遗，就会对经济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正在经历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给全球经济复苏前景蒙上了阴影。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货币化进程，受特殊银行体制、融资结构以及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我国银行业的资产扩张速度长期高于经济增速，带动银行业资产（信贷）占GDP的比例不断攀升。2004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实施以来，银行资产扩张速度开始受资本约束，国内银行业信贷运行呈现出“信贷扩张与资本补充相互推动”的新特征，表现为“资产（信贷）扩张——资本补充——资产（信贷）再扩张——资本再补充”的循环。2005～2011年，银行业贷款年均增长19.5%，资产规模扩大了3倍；规模、速度和市场份额主导的银行业发展模式未发生根本性调整。虽然我们政府部门和家庭部门的杠杆程度仍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但近几年银行信贷高速扩张带动企业部门财务杠杆明显上升，上市公司中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达59%，房地产行业资产负债率达到72%，较2007年上升10个百分点左右。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正面临新的约束条件，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所依赖的内生性条件正在改变，劳动力成本优势因为人口红利的结束逐步消失；主要经济体的去杠杆化过程导致出口乏力，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也难以为继。刘世锦等认为，2015年左右我国将进入增长速度自然回落的时间窗口，中长期内GDP增速将回落至6%～8%的中速增长区间。面临新的宏观经济环境，银行业若延续高速扩张的业务模式，将扩大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紧张态势。假设2012～2016年间，GDP年均增速为8%，CPI为4%，资产（信贷）增速为20%（过去5年的均值），2016年底我国银行业总资产与名义GDP的比例将接近300%，贷款与名义GDP比例将接近150%，由此可见，若延续银行业粗放式增长的路径，宏观金融风险将明显上升。

实施更加审慎的资本监管，严格设定银行资产扩张的边界，打破“信贷扩张与资本补充相互推动”的粗放循环，有助于完善商业银行资本约束机制，改变“规模和速度”主导的发展模式，限制商业银行资产过度增长，引导商业银行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走低资本消耗、内涵式、集约式、高效经营的道路，更加有效地推动实体经济增长，并控制宏观金融风险的不断积累。

顺应全球银行体系一体化的趋势

过去三十年间金融全球化的趋势越演越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进一步融合，全球金融体系的关联性显著上升。虽然本轮金融危机暴露出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即金融风险在全球范围的迅速蔓延，但总体而言，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逆转。G20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巴塞尔协议III”实施的主要目的就是增强全球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银行体系在全球银行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11年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全球前1000家大银行中，我国101家银行上榜。我国上榜银行的核心资本、总资产以及2010年度利润占前1000家银行的比例分别为11.4%、10.8%和21.1%。同时，国内大型银行国际化进程明显提速，境外业务快速扩张。2011年，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境外资产分别增长64.66%、26.15%、67.74%和38.37%，利润分别增长18.14%、40.34%、64%和38.81%；中国银行境外资产和利润的占比均超过20%；与此同时，在华外资银行的业务也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2011年底总资产超过2万亿元，在一些业务领域所占市场份额较高。

银行体系的国际化对我国实施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资本监管制度提出了现实要求。一是提升国内大型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新的资本监管国际标准将成为各国监管当局和市场参与者评价单家银行稳健性的重要标杆，《办法》的实施将为国内银行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创造有利的前提条件，也有助于提升国内银行的国际声誉，降低国际融资成本，使其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二是增强银行体系应对更大范围负面冲击的能力。银行实施国际化经营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享受全球增长红利和多元化收益的同时，也面临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以及风险传染等不确定因素，强化资本监管制度，壮大银行业资本基础，将为国内银行积极稳妥地实施国际化经营奠定基础。三是维护银行体系的公平竞争。国内资本监管标准与国际规则趋同，一方面有助于防止国外监管当局对我国银行进入当地市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证国内各类银行以更加审慎的、一致的监管标杆为基础开展公平竞争。

内容：国际一致性与国内特殊性统筹兼顾

资本是银行承担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巴塞尔委员会强调，“巴塞尔协议III”只是银行资本监管的最低标准，各国监管当局应该根据本国银行业的实际风险状况，提高资本监管标准，以确保银行资本能充分覆盖风险；考虑到不同国家银行体系存在的差异，巴塞尔委员会也给予各国监管当局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以增强资本监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办法》按照“规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在达到国际最低监管要求的前提下，按照审慎监管的要求，根据国内银行业实际对部分监管标准进行了调整和细化，确保资本能够前瞻性地捕捉风险和充分覆盖风险。

《办法》的核心要求与国际标准一致

“巴塞尔协议III”作为国际公认的监管规则，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为不同经济体的商业银行提供相对公平的外部强制性纪律和规则，消除经济体之间囚徒博弈的困境，引入同行评议压力有助于避免不同经济体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层面的讨价还价，为降低国别风险溢出效应和为系统性风险提供保障。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办法》对国内现行资本监管规则进行了调整，使得核心监管要求达到了“巴塞尔协议III”的新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总体框架的一致性。参照“巴塞尔协议II”的框架，《办法》构建了涵盖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和资本充足率信息披露的资本监管“三大支柱”，并且在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过渡期安排方面与“巴塞尔协议III”的规定保持一致。

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的一致性。按照“巴塞尔协议III”的要求，《办法》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包括最低资本要求、储备资本要求和逆周期资本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以及第二支柱资本要求四个层次，体现了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思路。在各级资本要求设定上，《办法》达到了“巴塞尔协议III”要求，但与已经“巴塞尔协议III”资本监管规则的瑞士、瑞典、新加坡、印度以及英国相比，我国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在国际同业中处于较低水平。

资本定义的一致性。强化资本工具的损失吸收能力是资本监管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为此“巴塞尔协议III”将监管资本分为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两大类，一级资本又细分为普通股和其它一级资本。“巴塞尔协议III”明确界定了各级资本工具的合格标准，并从严设定了资本扣除和调整项目。相对而言，由于我国长期重视资本质量监管，“巴塞尔协议III”关于资本工具的新要求对国内银行影响较小。《办法》按照“巴塞尔协议III”的新要求，明确了各类资本工具的合格标准，同时对国内银行已经发行的不合格的资本工具给予10年的过渡期；《办法》适当调整了国内现行资本定义，使其比“巴塞尔协议III”规定更为严格，取消了核心资本占总资本比例不得低于75%的规定以及从资本中扣除预分未分利润等规定，调整了未实现损益等处理方法，有利于国内银行提高资本充足水平。

风险加权资产计算方法的一致性。风险加权资产的计算是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度的基础。汲取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巴塞尔委员会大幅度提高了资本充足率的分母——风险加权资产的审慎性。为满足“巴塞尔协议II”和“巴塞尔协议III”关于风险加权资产计算的要求，《办法》对现行风险加权资产计算方法进行了较大调整。一是扩大了风险覆盖范围，所有银行都必须计算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风险加权资产；二是放弃了“一刀切”的风险加权方法，允许商业银行采用差异化的方法计算风险加权资产，为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提供激励；三是根据“巴塞尔协议II”的要求，调整了信用风险权重体系，提高了权重法下信用风险资本要求的风险敏感性；四是对资产证券化业务、场外衍生交易等复杂业务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做出了前瞻性的规定，推动商业银行审慎开展金融创新。

《办法》考虑了国内银行业实际

适当提高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办法》规定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要求为5%，略高于“巴塞尔协议III”规定的4.5%最低要求。一是核心一级资本的损失吸收能力最强，可以随时无条件的在银行持续经营条件下吸收损失，适当提高监管标准有助于平滑银行经营过程中波动，提升银行经营的稳定性。二是由于我国长期重视资本质量监管，商业银行资本构成中绝大部分是核心资本，核心一级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超过80%，绝大多数商业银行已经达到7.5%的核心一级资本监管要求（5%的最低要求＋2.5%的储备资本要求），适当提高核心一级资本监管要求对国内银行的压力较小。

审慎确定第二支柱资本要求的角色。巴塞尔委员会原则上要求，监管当局有权在第二支柱框架下提高单家银行的资本要求，但各国的监管实践存在很大差异。《办法》清晰界定了第二支柱资本要求在总资本要求中的定位，在第二支柱框架下银监会有权根据单家银行的风险及风险管理状况以及系统性风险，提出额外的监管资本要求，该要求与第一支柱下的资本要求，构成对单家银行的总资本要求。设定第二支柱资本要求时重点考虑我国银行业所面临的特殊风险，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房地产行业风险、产业结构调整相关风险以及中长期贷款风险等，避免将这些特殊风险直接纳入风险加权资产计算框架可能导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的局面，保证资本充足率计算结果的国际可比性；同时维护资本监管的审慎性，确保所持有的资本能够充分覆盖所面临的重大风险。

重新界定商业银行分类标准。现行资本监管规则中有关分类监管的规定主要针对未达到最低资本要求的商业银行。近年来国内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显著提高，所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均高于8%的最低资本要求，导致资本监管的有效性有所下降。为此，《办法》对现行的银行分类标准和分类方法进行调整，与《办法》规定的多层次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相一致，依据资本充足率水平将商业银行分为四类，将满足最低资本要求但未达到其他层次资本要求的商业银行细分为三类，并明确了每类银行的监管措施。随着资本充足率水平下降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建立了激励相容的监管机制，扩大资本约束的力度，增强商业银行管理资本的主动性和资本监管的有效性。

部分技术指标设计体现我国特色。《办法》充分运用巴塞尔委员会给予的国别自裁权，按照宽严相济的原则，基于国内实践和相关政策，明确了相关监管标准的定义和指标值，主要包括：一是结合国内贷款损失准备水平较高的实际，突破了“巴塞尔协议III”关于超额贷款损失准备计入二级资本上限的规定，为国内银行审慎计提贷款损失准备提供激励。二是严格界定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门实体的定义；三是提高了加按揭贷款的风险权重，抑制住房市场的投机行为，并增强银行业应对房地产市场波动的能力；四是合理界定微小企业的定义和风险权重，以及信用卡授信承诺的信用转换系数，适度降低资本要求的同时促使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

实施：严监管标准与长过渡期有机结合

强化资本监管标准有助于提高银行体系稳健性，降低银行业危机的概率，从而减少产出损失，也有利于降低非危机期间经济波动幅度，增强实体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同时，提高资本监管要求也有经济成本，由于股本成本高于债务，提高资本要求将导致银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上升，银行为维护股本回报率，将提高贷款利率，引起贷款有效需求下降，导致经济产出损失。巴塞尔委员会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稳定状态下综合考虑综合权衡收益和成本后，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从7%提高到10%甚至更高，经济收益都将大于成本，超过10%后净收益开始下降，高于15%后可能会出现产出净损失的情形。

巴塞尔委员会的定量影响测算结果表明，欧美国家大型银行按照“巴塞尔协议III”新标准计算的资本充足率大幅度下降，存在很大的资本缺口。考虑到欧美国家经济复苏乏力，若立即达到“巴塞尔协议III”的资本要求，将不可避免地抑制全球经济复苏进程，设置过渡期安排是稳步推进新资本监管标准实施的重要环节。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宏观经济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提高1个百分点，4年半后（18个季度）GDP增速最多下降0.19%，提高资本监管标准不会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重大冲击。据此，巴塞尔委员会决定自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巴塞尔协议III”，同时引入为其6年的过渡期，2019年初商业银行应全面达到新监管标准。

从国内经济增长趋势和银行业实际来看，《办法》实施对我国的影响与欧美国家存在明显不同。一是《办法》对国内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影响有限。由于国内银行资本质量较高、并以传统业务为主导，按照新规则计算的资本充足率约下降0.6～0.8个百分点左右，总体平均而言，国内银行已经达到新的资本监管要求，执行新资本监管要求短期内不会形成较大冲击。二是未来几年国内银行前期信贷快速增长潜在金融风险将逐步暴露，为此银行业应增强应对潜在风险的能力。三是提高资本监管要求对国内银行行为的影响主要不是通过信贷利差渠道，而是信贷供给量渠道；若银行不能持续地补充资本，信贷增速将下降，鉴于银行信贷在支持实体经济增长中扮演的特殊角色，提高资本监管标准必须考虑对信贷和实体经济增长的约束效应。总体而言，《办法》实施对国内银行业和实体经济增长的短期不大，长期影响不容忽视，银行业应积极适应经济增长、监管环境的变化，转变发展方式，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监管资本篇4

据报道，证监会近期启动《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的修订工作，并向部分证券公司下发征求稿，此举对证券行业影响非常深远，若付诸实施，将标志着证券行业监管放松再次加速。

《管理办法》拟下调券商三项风控指标等：1.“净资本/净资产”≥40%”调整为“≥20%”；2.“净资本/负债≥8%”调整为“≥4%”；3.“净资产/负债≥20%”调整为“≥10%”。在证券行业逐渐从“轻资产”转向“重资产”业务模式背景下，着力于“负债”、“资产”两端松绑的政策将为行业拓宽长期发展空间。

瑞银证券非银行金融行业分析师潘洪文认为，《管理办法》与原规定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净资本要求减半，净资本计算口径改变，突出表现在净资本/净资产比例下限减半，资本金监管放松力度大；而且，以前规定长期股权投资扣减比例为100%，该比例过高不合理，扣减比例下降将释放净资本，同时引导资金更多投入创新业务，因为目前多数创新业务通过子公司经营且记为长期股权投资。此外，净资产/负债比例降至10%：杠杆率上限由6倍提升至11倍，目前融资渠道受限杠杆远没到6倍。

财务杠杆上升空间打开

2013年以来，证券行业“重资产”业务快速增长，对负债、资产的管理要求也逐渐提高，如两融业务、股票质押融资、约定式购回，以及将要推出的新三板做市、期权业务等。截至2014年6月，融资融券余额同比增长83%，达4064亿元，两融业务收入占比由2013年的12%大幅提高至2014年上半年的18%，重资产业务占比正在逐渐提高。

从业务发展看，近年来“重资产”业务不断增加，计划于8月底正式上线的新三板做市，同样具有明显的“重资产”特征。

证券行业逐渐从“轻资产”转向“重资产”的业务模式，将促进券商通过债务融资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此次风控指标的修订，拟将负债占净资产比例的理论上限从5倍大幅提升，未来存在巨大提升空间。负债端上限提高，有利于提升财务杠杆，也契合行业业务模式转型趋势。

目前证券公司的债务融资工具中，除收益凭证以外，其他债务融资工具都有规模上限的限制，且短融、公司债、同业拆借对证券公司作为发行主体均有不同程度的资质要求。

从近两年的政策推进节奏来看，债务融资工具方面的约束松绑正在加快。以公司债为例，自2013年3月证监会对证券公司公司债的限制放松以来，目前19家上市券商中已有11家获批发行公司债，募资总额达1064亿元，占2014年上半年证券行业净资产的13%。配合本次财务杠杆上限的提高之后，可以预期，未来监管部门在各项债务融资工具方面的约束有望逐渐松绑和拓宽。

资产端约束降低

证券公司在进行金融资产配置、设立子公司时需要扣减净资本，由此导致投资业务和子公司较多的券商受净资本约束最为明显。

以中信证券为例，公司主要业务的开展均受到公司净资本规模的限制。截至2013年年底，中信证券净资本/净资产的比例已达48.54%，已逼近监管红线。本次降低净资本占净资产、负债比例，将显著提高券商资产配置的灵活性。

监管资本篇5

关键词：资本管理；多重视角；银行监管；高度化

中图分类号：F8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8-0046-04

一、资本管理：多重视角下的冲突分析

各主体资本管理的偏好不尽相同，形成了多重银行资本管理的视角。具体来说,主要有四大利益相关主体(马滕,2004)，即银行司库、监管者、风险管理者和股东，形成各自对资本的利益要求。

司库是指负责为银行筹集资本的个人或者部门。从司库角度看，需要解决哪些资本可用、哪些工具可筹集到资本、怎样让可用资本金以满足银行各方的要求、筹集到的资金该如何投资等。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获得的资本的可用性、成本以及由此产生现金收益的投资。

从监管当局的角度看，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金融体制的安全性、稳健性和公平性，关心银行是否拥有足够的资本以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免受损失。因此，对监管者来说，资本的范围较为狭窄，只包含合格的实缴资本，即监管当局设立的金融机构必须满足资本充足标准的合格资本。

从风险管理者的角度看，他们对资本的构成和资本的比率并不给予特别关注，而只是关注需要多少资本来吸收风险，即银行头寸的风险组合（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等）上的潜在损失。因此，对风险管理者来说，资本含义是风险资本。风险资本被定义为在给定的置信区间内，用于弥补给定时间内资产价值与其他头寸价值潜在损失的金额。

从股东的角度看，他们最关心的是银行业务所创造的收益率，关注收益有没有恰当地补偿投资的风险。因此，资本的范围只限制在与股东有关的科目上，即资产负债表的股东权益、未分配利润、股本溢价账户等。资本水平影响着股东对收益的要求，银行持有的资本越多，就越难满足股东所要求的权利。由于股东衡量风险时只是观察实际收益的波动，而不是对风险敞口进行自下而上的分析，因此，当银行持有较高的资本以吸收预期非预期损失时，股东会要求与资本相匹配的收益。

综上所述，各主体关心的都是银行资本这一客体对象，具有一致性。而冲突性则表现在不同的主体对资本的要求不同：这种比较见表1：

二、资本管理：发展趋势与中国实践

（一）资本管理的发展趋势：对资本实施全面管理

1.监管资本建模：在不违背监管规定的基础上，对内部经济资本配置实施管理。

图1描述了可用资本（A）、监管资本（R）和经济资本（E）三者的可能组合。由于监管资本是监管当局的要求，如果可用资本A低于监管资本要求，监管者将对银行采取监管措施，即A≥R。故可获得资本量A，法定资本量R和经济资本量E的可能排列只有上述三种。在组合（1）和组合（3）中，经济资本需求量大于监管资本需求量，因而对这两家银行而言，监管资本是无关紧要的。而对于组合（2），银行的监管资本要求大于经济资本需求量，因此，管理者必须面对如何在不违背监管规定的基础上，对内部经济资本配置实施管理。通常，银行在监管资本的限制下，努力使经济资本的收益率最大化。银行的可用资本首先在各项业务中进行配置，并使各部分之和等于可用资本总量。然后通过风险调整收益率（内部资本模型）来评价各项业务的业绩，并且允许各项业务扩大规模直至达到监管资本上限。

2.四种资本观的统一：动态资本配置过程。

资料来源：马腾（2004），P233

股东与监管者的资本要求约束着管理者的偏好，管理者在其偏好约束下，根据目标风险组合进行风险管理和司库运作。风险管理的资本要求、管理者的管理偏好和银行监管者的规则与限制进而决定了司库的资本管理。这种四种资本观统一的动态过程如下：首先管理者决定可用资本；其次，对可用资本设定目标回报值，为业务部门分配资本；再次，测量资本回报和回顾绩效；最后，根据回报和绩效，来对可用资本量进行决策。如此反复达到四种资本观的统一。

3.全面的资本管理模型：收益波动法。

收益波动法的核心思想是将风险带来的未来可预计的损失量化为当前成本，与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一道，直接对当前盈利进行调整，衡量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大小，并且考虑为可能的最大风险做出资本准备，进而衡量资本的实际使用效益，使银行的收益与所承担的风险直接挂钩，与银行最终的盈利目标相统一，为银行各个层面的业务决策、绩效考核、目标设定等多方面的经营管理提供重要的、统一的标准依据。其特点是改变过去主要以权益收益率或股东回报为中心考察经营业绩和进行管理的模式，加入了风险因素。

资本实施中的程序是：①评价银行的总体风险承受能力；②将资本分配给各项业务；③优化可用资本；④衡量资本使用和收益（实际获得的收益是在持续的基础上测算的）；⑤当环境变化，业务超过原定目标或原定目标无法完成时，有必要对资本计划进行适当的调整；⑥按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指标通过经营管理提高收益和效率，进一步评价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在这样一个综合的资本管理模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1)资本需求量的总水平主要由内部风险资本模型决定，但其他因素也应考虑在内；(2)对各项业务的资本配置基于内部风险资本模型；（3）应视监管资本要求量为一个限制，而不是创造业绩的障碍；（4）由上到下看待风险的两种观点之间存在持续的信息反馈循环，以确保站在股东的角度用风险资本方法管理和控制识别到的风险。

（二）中国资本管理的实践

1.中国资本管理的“被动”而非“主动”。主要表现在：（1）大多数银行缺乏资本管理意识，对于资本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不少银行既没有设立独立的资本管理部门，也没有指定专门的部门承担相应的管理职责，使得资本管理工作进展缓慢。（2）资本管理的目标单一。绝大多数银行的管理目标只是满足外部的监管要求，因此，资本管理工作仅仅停留在定期计量和通报资本充足率的层面。（3）资本管理的短期行为比较严重。主要表现为没有制定持续性的资本计划和相应的资本管理办法，仅仅是在资本充足率告急的时候，才开始采取措施去稳定和提高资本充足率。（4）资本管理的技术手段相当落后。目前国内的商业银行普遍没有建立相关的资本管理系统，甚至对监管资本比率的计量手段都相当落后。

2.单一性而非多重性的金融监管目标。监管者通常面临两难处境：一方面，需确保银行持有足量的资本来承担其可能遭遇的风险；另一方面，用来衡量资本充足性的方法却难以准确地衡量真正的风险（Gowland,1990）。因此，西方国家的金融监管是兼顾安全、效率和存款人利益三项目标，并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对监管目标的侧重点进行相应的调整。而从中国实际情形来看，缺乏在市场竞争机制下形成的商业银行，由于没有多重视角的资本管理约束，在面临多样化的市场与市场竞争的外在环境，银行在管理的治理机制、管理的方法、管理的工具与管理的能力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银行监管目的是单一的维护金融稳健。虽然表面上起到了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健的目的，但是由于其保护垄断的意向，为国有银行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作用下选择高风险经营创设了条件，导致金融风险的加剧和累积，按其资本利润率或者资产收益率看，经营效率相当差。

3.合规监管而非风险监管的金融监管重心。我国金融监管的重心是“合规”监管。主要是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实施监管，这些因素在评定金融机构的风险度方面所占权数也较大；而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等所进行的监管力度不大，在评定金融机构整体风险度时，这些因素所占的权数较小。忽视了监管的技术合理性或内在规定性。从国际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来看，金融的混业经营状况打破了有关法律、法规的界限，金融监管的重心由“合规”转向了对经营风险的控制。这既强调了市场约束与创新的作用，又注重了金融业的安全性。既能够实现金融监管的目标，又能够保证不与金融机构的利益目标发生实质性冲突。

三、资本管理视角下的银行监管高度化

（一）微观主体改造，强化所有者权益是监管高度化的前提

在现代公司制的情况下，资本可以看作是银行出资人的风险质押资金，出资人必须按照规定，以出资额为限对银行承担有限责任，以此来使存款人的存款价值得到保护。具体来看，商业银行的资本大致具有以下功用：第一，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是改变银行的动机使之从事低风险活动的一个办法。第二，资本可以限制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空间，区别显示银行的市场声誉。第三，资本可以防止银行破产倒闭。第四，资本可以减少银行在经营中出现问题(比如弥补亏损和计提呆帐准备)时的转换成本。国家与国有银行之间的隐合约就趋于变成一种特殊的“保险合约”，或者说事实上的国家信誉担保。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作出要求的最终目的在于，以银行的资本来限制其过度放款，来保证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但是，在“担保代替注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问题就显得根本不重要了。金融监管的主要对象是金融机构，因此可认为金融机构是金融监管的基础。微观主体的改造是必须的，这包括：（1）产权制度改革。以产权主体多元化和产权关系明晰化为内容的产权制度改革，有助于强化股东资本管理的利益要求，是提升银行绩效的根本保证。是建立有效金融制度特别是有效金融监管的基础之一。（2）金融业管理水平提高。帕斯康（Bascom,2002）认为，发展中金融市场的风险至少削弱了五项关于完善的银行管理的原则：（1）避免对任何单一借款者或经营活动的集中贷款；（2）确保贷款抵押品不受削弱借款者能力因素的干扰；（3）谨慎地向非熟悉领域的扩展；（4）控制银行资产负债的不对称；这是关于流动性及相关的期限缺口管理。（5）了解所有交易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改革政策中包括明确的关于银行运作和借款者方面的目标，以及当这些目标未实现时银行立法和监管者必须采取的措施，那么将有助于加强银行的管理。

（二）金融监管体系和手段合理化，兼顾资本各方利益是监管高度化的基础

发展中金融市场银行监管的效率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因素：建立一套可靠的、及时的对银行整体状况、经营和风险管理体系的评估体系；统一和自主的银行监管体系的存在；有法律条文（laws and regulations）明确规定监管的职能和责任，并赋予监管者充分的权力来实施这些法律条文。发展中金融市场的银行监管体系还包括司法改革以及司法改革措施的有效实施。司法改革应着重于：（1）建立牢固的、强化银行监管体系的法制基础，包括制定这些市场中银行经营的审慎准则；（2）在并表监管的基础上对有关金融实体实施监管；（3）提高最低资本要求，制定风险资本充足标准；（4）强化银行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权力，规定银行流动性的标准和规程，界定财政、保险及其他部门在银行监管结构中的职能。

（三）金融监管重心与方式转变，实施资本全面管理是金融监管高度化的策略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对银行业实行机构性监管，金融监管着重于一般性行政检查和管理，重在对市场准入、业务经营范围和行为的监管（何德旭，2003）。其中的问题突出表现在：重市场准入管理、轻持续性监管，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对金融创新工具的监管尤为不足，而且，机构性监管措施滞后于市场发展，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有问题银行，缺乏与国内其他监管当局的协调配合，监管过度与监管不足同时并存，从而不能进行有效的金融监管。因此，金融监管的重心向风险监管转变。监管机构主要关注的将是银行业务领域的风险。在原有监管基础上增强了三个方面的风险监管：注重监管的持续性、加强银行机构内部系统的评估和对经营风险的控制。将风险监督框架分为四个部分：金融机构风险评估、制定风险监督计划、执行监督计划并报告结果、判定并公布银行的整体情况并陈述监管思路。在风险评估中，检查人员判断各种风险的水平和风险的变化方向，然后将各类风险的识别、测量、监督和控制进行合并，从而形成监管的框架。只要有重要的新信息，风险评估就及时更新，相应的监管计划也及时更新，并反映金融机构风险评估中的重大变化。

银行监管在注重风险监管的基础上，要与金融监管方式的合理化相结合。包括：（1）在加强内部控制建设的同时，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2）建立一套全面的监管信息系统。包括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和真实性责任追究制度。（3）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体系。（4）创造条件实施实时监管。实时监管是指监管当局通过电子监控网络系统实时、动态、全面地收集金融机构在业务处理过程中资产、负债、资本金变动情况、大额现金流动、资金清算及经营效益等业务运行中的信息，对金融运行过程进行动态、实时、持续全过程的监管。（5）完善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

（四）资本管理多重视角的激励相容是银行监管高度化的方向

激励相容监管，是指建立符合而不是违背投资者和银行经理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监管。其核心是将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纳入监管的范畴，以实现监管的公共政策目标：（1）融合银行的内部管理。根据不同银行的复杂程度、管理水平、外部环境、经营业绩等，确定不同的监管要求，真正做到“客户化监管”，从而极大地提高监管的有效性。（2）融合市场约束。市场力量的充分有效信息披露，形成对银行经营管理的市场约束，具有全面性、客观强制性，因此市场是“最佳风险管理者”。监管当局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制定银行信息披露的标准，并强制银行按照所制定的标准进行披露。（3）强化功能性监管。功能性金融监管是以金融功能观为基本理论依据确定相应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功能监管者相互配合，共同识别单个金融实体的风险以及整个金融持股公司的整体风险。功能性监管有两大优势：首先，监管具有统一性。在分业监管条件下，金融监管机构各自为政，相互之间的协调、沟通比较困难，监管成本增加，金融监管机构一体化(即统一监管)应比分业监管更为有效。其次，监管具有全面性。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趋势下，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能够全面覆盖各类金融机构，堵住金融监管漏洞。从而能有效地解决混业经营条件下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归属问题，避免监管职能的冲突、多重监管和监管“盲区”现象的出现。

参考文献：

[1]Chris Matten.Managing Bank Capital（2000）: Capital Allocation an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John Wiley &Sons,Ltd

[2]Gowland, D. (1990).The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in the 1990s[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3]陈甬军，晏宗新.中国银行业改革绩效与管制次序分析.中国经济问题,2003；6

[4]何德旭.金融监管：世界趋势与中国的选择”，管理世界,2003；3

监管资本篇6

一、关于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进展情况

调研发现，天津、上海浦东两地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已取得较大进展，围绕深化国企改革，从国资管理、国资布局、国有企业分别确立了目标，加快国企股份制改造，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完善国资监管等，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国有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得到明显提升。

（一）天津市进展情况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天津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天津新一轮国企改革，以建立市场化机制为核心，以“三个一批”为抓手，以发展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为途径，以科学分类监管为关键，着力推进国有资本由分散向集中转变、企业产权由单一向多元转变、国资监管由管资产向管资本为主转变，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竞争力和带动力。

调整重组一批，培育品牌优、效益好、行业先进的大集团。2013年以来，完成10个重组项目，市管集团减少14家，涉及的资产和营业收入分别占市管集团的近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涉及职工12.3万人。

放开搞活一批，打造体制新、机制活、竞争力强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分两批推出200多户国有企业，在产权交易中心集中挂牌推介，广泛征集合作伙伴。2013年以来，281户国有企业实现以混合所有制为主的股份制改造，预计引进社会资金320亿元。

清理退出一批，构建低效资产盘活、调整、退出的工作机制。去年以来，共退出低效企业260户，妥善安置职工1.3万人。

在“三个一批”的基础上，研究制订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改革的指导意见》推动国企深化改革。建立监管清单制度，未列入监管清单的事项，全部由企业自主决策。转变国资监管方式，将国有企业划分为竞争类、公共服务类和功能类三类分类监管。

截至2014年7月底，天津市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到4.5万亿元。2014年1―7月，市属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2.2%（比全国高13.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8%（比全国高13.2%）。预计到2017年底，市管企业减少四分之一以上，国有资本行业布局收缩一半，600户低效企业退出，培育形成品牌优、效益好、行业领先的“十大集团”，90%的国有资本聚集到金融、高新技术、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和民计民生等重要领域。核心骨干企业80%以上实现股权多元化，其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到较大比重。

（二）上海浦东新区进展情况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国资改革的精神以及上海市“国资改革20条”意见，浦东新区在2014年2月召开了国资国企工作会议，进行改革宣传和动员，并确定了具体工作目标。4月，成立“国资国企改革课题领导小组”，作了《深化浦东国资国企改革中长期战略研究》报告，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拟订了浦东“国资改革18条”意见。根据改革意见，改革的重点聚焦在国资布局结构、国资合理流动、开发区体制机制、混合经济发展、国企法人治理、国资监管模式、企业领导人员管理等七个方面。国企改革意见将在充分咨询论证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于11月份正式实施。

其中，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国有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中，浦东将推动企业开放性市场化重组，通过开放性增资、股权转让、与资本市场对接等多种形式，在竞争类企业中引入战略投资者。同时，推进竞争类企业市场化业务上市发展，加大物流、环保、农业、高科技及金融投资等优势产业、新兴产业领域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的培育力度;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企业整体上市、核心资产上市或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机制市场化。另外，还将探索设立产业基金，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发起设立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房地产基金等产业基金，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浦东开发建设。

截至2013年末，新区国有资产总量为1418亿元，同比增长10.5%。新区国有独资、控股企业656户，企业资产总额4441亿元。2013年，直属企业实现主营收入495亿元，同比增长9.1%;在财务费用增加4.7亿元的基础上，实现利润总额84.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34.5亿元;剔除各项非经营性资产后，净资产收益率近6%;同时上缴国资收益2.3亿元。

二、关于如何实现“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

（一）主要做法

三中全会提出国资监管要实现“管资本”为主的监管转变。天津市和上海浦东两地在“管资本”的监管方式上也做了一些有益探索，总结如下。

1、实施分类监管制度

在天津和上海浦东两地的国资国企改革方案里，都强调了要科学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实施分类监管，差异化管理。两地都将国有企业划分为竞争类、公共服务类和功能类三个类别。竞争类企业，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最大化和成为行业排头兵为目标，重点关注经营绩效和主业持续发展能力，着力推进混合多元，加快实现产权多元化、资本证券化、价值最大化。公共服务类企业以服务为导向，以提供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重点关注企业的成本控制和服务质量，加快实现运行效率最大化、服务质量最优化、成本管理节约化。功能类企业，以任务为导向，以完成政府重大专项任务、服务战略性任务和实体经济为主要目标，重点关注资本运作能力和风险控制。加快实现融资能力最大化、经营绩效最优化、风险区间合理化。

在对国企进行功能分类的基础上，两地还分类设置法人治理结构，分类设计考核指标体系，分类制定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和激励约束机制。

2、充分放权与有效监管相结合

结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两地把握出资人的职能定位，抓住产权下放事权，尊重企业主体地位，遵循企业发展规律，以产权管理为纽带，加强重大事项管理，重点搞好顶层设计，管好战略规划，优化资源配置，完善资本预算和公司治理。

天津市自2013年以来，市国资委对行权履职行为进行全面梳理，编制服务指南。对审核、备案、决定和检查行为的法律依据、使用对象、业务流程和时限要求作了细化。把涉及企业改制、公司设立、增资减资、评估备案管理等7个方面的有关权限下放给集团。同时，加强产权管理。编印了《企业国有产权管理实用手册》，建设“有规矩、有人员、有手段、有作为、有检查”的五有产权管理体系。推动产权监管范围由境内向境外延伸，产权管理手段由传统监管向信息化监管延伸，产权管理方式由事中审核向事前介入辅导、事后监督检查延伸。建立了产权登记、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及债券发行信息监测三个系统，实现动态、实时、全过程监管，努力做到“管少、管准、管好”。

浦东新区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好工作：一是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向资本管理、价值管理转变，减少和消除对企业内部事务的行政干预。二是强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管理，履行出资人职责。三是减少和优化审批事项，探索监管权利清单，按照法律赋予的职能和“管资本”的规律办事。

3、注重国资运营平台建设

两地都建立了国有资本运营平台，承担起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责任，从盘活资产、集中资源、整合资本的角度来统筹配置资源，进而有为，退而有序。下文将重点分析。

（二）集中反映的问题

调研组就已经研究出台的一批改革措施的主要内容进行现场提问，详细询问改革中客观存在的问题和急需破解的难题。从反映的问题来看，主要包括法律法规赋予国资监管机构的权利和职责落实得还不够到位、出资人职能作用发挥不充分、国有企业监事机构作用急需强化、国资布局分散和产业集中度不高、国有企业转型升级步伐较慢，承担改革任务的一些行业主管部门推动改革的主动性不强，对改革精神学习领会不够深入等等问题。

重点针对目前改革存在的问题，地方同志也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如浦东国资委提出要转变政府任务下达方式，完善政府投资管理体系;深化国企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激发企业干部人才队伍活力;建立完善容错机制，鼓励国有企业改革创新。

三、关于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组建情况

（一）主要做法

调研中了解到，两地都认为，建设专业化的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对国资改革至关重要，是改革的关键一步。要通过战略转型，真正打造专业化国有资本运营平台。

天津市主要结合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完善国有资本运营主体。首先是做实一批产业集团。针对有些集团是局转制过来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母弱子强，调控手段和能力明显不足的状况，天津市对产业链相连、价值链相关的集团，加快做实，推向市场，建立“五大中心”，提高管控力和资源配置能力，走产品经营与资本运作双轮驱动的路子。目前，推动20多家集团形成了做实方案。其次是改组一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对产业链联系不紧密、价值链关联度不高的集团，改组成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继组建天津能源投资集团和津融投资服务集团后，前不久组建了渤海轻工投资集团，重点投资发展基础产业、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着力培育产业竞争力。最后是完善一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天津市成立了国兴资本运营公司，完善了资本运作和资产处置平台。目前，天津市已拥有境内渤海国资公司和国兴公司，境外津联集团3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由津联控股公司统筹运作。

浦东新区认为，资本运营公司对新区国有企业改革和资本运作模式的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平台的制度设计要秉承三条理念：一要实现资本管理和企业经营的分离，这是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根本性举措和关键环节。二要在高度透明的市场化环境中，实现国资的布局优化和调整，杜绝寻租空间，防止道德风险，让几代人积累下来的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三要以公众公司为主要实现形式，推进国有企业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围绕“资本、资产、资金”三个重点，形成以竞争类资本运营为主，兼具资产管理和资金监管职能的功能格局，在国资系统内统筹配置资源和盘活存量，实现“资本、资产、资金”的良性循环，改善国有资本的分布结构和质量效益，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目前，国盛集团与上海国际集团这两家平台共同组成了上海国资管理的产业、金融“双平台”模式。

（二）集中反映的问题

通过调研了解到，上海在成立地方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方面曾经走在全国前列。1999年10月，上海市政府批准成立的一家市管综合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自成立以来，充分发挥出“三个平台一个通道”作用，即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国有企业改制改组平台、资金资产管理平台和盘活国有资产的通道，创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新思路。但是，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上海的国资经营管理改革在服务城市发展需要和实现政府阶段性任务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浦东新区反映，当前财政部门推动PPP为主的国资运营模式改革，但地方政府仍坚持政府主导的新区投资开发，要求国企发挥先锋作用。因此，在国资统包区域开发的情况下，整个国资运营模式很难改变。

四、关于新的国资管理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

（一）主要做法

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天津和浦东两地都注重指导推动国企深化内部改革，致力于建立市场化导向的体制机制。

天津市研究制定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改革的指导意见》。推动国企深化内部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制定了市管企业董事会和外部董事报告工作办法等7项制度。一是把简政放权，作为深化国企内部改革的突破点。建立监管清单制度，未列入监管清单的事项，全部由市管企业自主决策。逐级落实企业的经营权、用人权、分配权和民主管理权，加快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同时，适应企业股权结构和资本形态的新变化，以产权管理为纽带，加强重大事项管理，做到放权不放任，管好不管死。二是把完善公司治理与推进管理提升，作为深化国企内部改革的立足点。推动企业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权责，建立健全外部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加快规范的董事会建设，发挥董事会决策中心作用。推行投资项目后评价、资金集中管控和财务总监委派制。三是把推行市场化导向的选人用人和收入分配机制，作为深化国企内部改革的着力点。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推行劳动用工契约化管理，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加大对特殊贡献人员和优秀员工的激励力度，建立与企业领导人员分类管理相适应、与选任方式相匹配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试行科技型中小企业岗位分红权和项目收益分红激励。

浦东新区主要在以下三方面取得新进展：一是改革国企公司治理结构方面，根据浦东国企发展特点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在功能开发类直属企业逐步试点推广以“结构合理、决策科学、运行高效”为特征的董事会建设。原则上法人代表、董事长和总经理“一肩挑”，发挥其核心作用;引入专业尽职的外部董事，可行使“一票否决权”。在不设董事会的企业中，探索试点外派财务总监，强化财务管理和监督职能。二是改革国企资本形态方面，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有诚信、有责任、有实力的社会资本参与改制重组，加快开放性市场化企业重组步伐，促进各类资本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强化集团二层面市场竞争类企业的市场化导向，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手段，激发企业活力和竞争力。三是改革国企用人机制方面，完善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和激励约束机制，结合企业发展阶段和发展需要，完善领导干部选聘方式，将组织配置和市场配置有效结合，开发企业的干部要逐步去行政化，加大市场化选拔力度，形成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优胜劣汰、充满活力的用人、管人机制。

（二）集中反映的问题

两地在国企改革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是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些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制度不健全，改革行动迟缓，急需加快改革步伐。有些问题带有全局性，有些问题属于地方特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企不分，行政色彩强烈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个普遍性的问题，作为国企重镇的天津和浦东，该问题尤为突出。政府的意图靠自己掌控的企业实现，企业的发展取决于政府的支持，由此形成了一种“政府企业化、企业政府化”的独特现象。缺乏企业负责人国有资产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对企业负责人的考核评价基本参照行政机关人员管理办法。这一现象最大的消极后果是，企业失去了靠创新和竞争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真正的市场竞争力被大大削弱。

二是功能异化，背离战略定位问题。两地都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涉足了房地产，甚至在房地产上的投资和收益远远高于其主营业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外部利益的诱惑、政府资源的不确定性、政府项目亏损和资产固化带来的财务压力、政府监督不到位、权力膨胀等等。

三是关于选好用好外部董事的问题。当前，在推进国有企业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工作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外部董事的来源问题，可选聘外部董事的范围与过去比窄了不少，符合选聘条件的更少了，加之不准领取履职报酬，选聘外部董事的难度增加了。

五、启示与建议

从调研情况来看，天津、上海浦东两地在国资国企改革方面都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在探索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管理模式上作出了一些有益尝试。针对调研中发现的良好经验、反映的问题，以及结合我们对国资国企改革自身的思考，课题组提出未来进一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完善国资监管体制的几点建议。

（一）从“管资产”转型到“管资本”是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确立了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新体制。从“管企业”到“管资产”再到“管资本”，我国国有经济的基本存在形式将逐步从国有企业转变为国有资本，国有经济改革的重点相应地要从国有企业转向国有资本。国有资产资本化意味着国家从拥有、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转向拥有和运作国有资本，意味着顶层国有企业的整体改制。

当前，推进国资国企改革，重点要向以管资本为主的监管方式转变：首先，要尽快明确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并实施分类监管制度，实行差异化管理：分类设置法人治理结构，分类设计考核指标体系，分类制定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和激励约束机制。其次，充分放权与有效监管相结合，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向资本管理、价值管理转变，减少和消除对企业内部事务的行政干预。探索监管权利清单，按照法律赋予的职能和“管资本”的规律办事。再次，建立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从盘活资产、集中资源、整合资本的角度来统筹配置资源，进而有为，退而有序。重在建设好国有出资企业董事会，完善公司治理，不干预具体经营活动，不干预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

（二）国有资本分类改革、分类监管是当前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的聚焦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以及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国有资产监管新体制。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重要举措。本课题组认为，未来理想的国资分类监管模式应是对三类资本、三型国企，实施分型分类分业监管。

我们将国有资本分为公益类、功能类和竞争类三大类。公益类资本主要投资于提供公共服务和保障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中普遍服务的部分，保障经济安全、支持民生建设项目等;功能类资本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功能和特定功能性目标行业，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竞争类主要投资于公益类和功能类国资布局之外的竞争性行业。在对国资进行分类管理的基础上，我们将三种类型的国资分别对应三种类型的国企，即公益型国企、功能型国企和竞争型国企。

（三）充分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管资本”的领队作用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国家授权经营国有资本的公司制企业，是国资委制定的国有资本战略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实施载体，定位于国有资产的直接出资人代表，通过持有现有国有企业股权，专门以股东身份从事国有资本的经营与运作，以及存量资产的流动与重组。管资本可以通过管理资本运营公司和资本投资公司的国家资本来实现，形成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投资公司―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国资监管体系。国资委相当于裁判，国资运营平台是领队，企业是运动员。

国资委首先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把该由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行使的权力全部下放，将投资决策权、企业发展战略、经营者任免、对下属企业考核等事项交由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董事会来决定。国资委要做的，就是制定规则、加强监管、强化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考核，并通过委派的国有董事表达政府在重大决策等方面的意见。

（四）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制度是构建新型国资监管体制的重要一环

目前，因为国资委监管的国有企业多数都是国有独资，即使不是国有独资，它的股权也都是国有股权。这些企业基本上没有董事会，即使有董事会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国资委必须改变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治理，同其他出资人对所出资企业进行共同治理，方式就是建立由各方出资者组成的董事会，选派好董事会中的国有产权董事。对派出董事的工作业绩进行评估，确定其薪酬的决定规则。

而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而言，则应严格按照市场规范运作，建立完整、有序、规范的董事会制度，重大决策、重大事项等必须由董事会决定，日常经营则由经营层负责，经营层必须接受董事会的管理，但董事长不应过多干预经营层的事务，对二、三级企业的管理，也要制定好科学的管理办法、确定好管理权限，同时要接受国资委的监管与考核。至于其他层级的企业，则完全按照市场化要求设立和运行、考核与评价，具体由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董事会研究出台具体办法与措施。

（五）地方先行先试与中央顶层设计同步推进，完善改革推进机制

国企改革是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现在各个省市也都在设计自己的改革方案。今年以来，不少地方都出台了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但是地方的改革方案需要结合本地产业的发展特点、模式和空间，有针对性地制定改革方案，量体裁衣，不能照搬其他地区的方案。既然全国各地都有改革的积极性，就让各省市去先行先试，各个企业也可以积极探索适合自己企业的改革方案。同时，国务院也要尽快出台国资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以及国资委如何履行职责做一些原则性规定，吸收地方政府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法》。

国资国企改革要落实工作责任，列出责任清单，明确责任部门、具体责任人和完成时间，使各项任务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地有序推进。要明确时间节点，形成倒逼机制，推动各项改革早见实效。可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进行改革，比如《公司法》里规定的由董事会任命经理层这件事，这是应该推进的事，可以先做起来。职业经理人制度也相对容易些，类似明确的、易行的改革可以先推出一些。

注：

监管资本篇7

一、引言

《证券法》关于对证券业进行审计监督的第九条明确规定：“国家审计机关依法对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进行审计监督”，重申了审计法的规定，强调了审计监督对于加强资本市场监管的重要意义。我国加入WTO已有十几年，资本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国家创新战略、实现产业升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增长方式转换、丰富社会融资和投资渠道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截至2013年底，境内上市公司数量（A、B股）共有2 489家，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106家，境外上市公司数量（H股）185家，股票总市值居全球第三位。随着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创新业务的不断推出，相继出现了一些违法违规问题。为此，证监会已对内幕交易、操纵资本市场及非法证券投资咨询等问题加强了监管，但面对面监管，力量较为薄弱，需引入监管力量，实现共同监管，因此加强资本市场审计监督成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

政府审计对于促进资本市场信息环境质量的改善，提升资本市场法治建设水平，促进上市公司依法治理和规范运作，促使提高信息披露水平和上市公司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李克强总理在视察审计署时强调，审计监督的法律地位是宪法确立的，要进一步强化审计工作，用“火眼金睛”看好国家钱财，确保公共资金节约、合理、有效使用，为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提供有力保障。这一重要指示，对促进政府审计视角下的资本市场监管，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政府审计监管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

（一）有利于加强对资本市场监管者的监督

加强对资本市场监管者的监督，提高监管效率，抑制监管腐败的有效措施之一是强化政府审计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审计作用。资本市场监管机构必须通过建立和完善内部工作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对日常工作的规范化进行监督，对违反者予以处罚。在我国，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可以要求国务院对监管者工作不当的地方予以监督或纠正。而审计署作为独立的政府审计机关，有权对证监会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检查监督。目前不论是社会审计，还是相关公司的内部审计，都并未充分发挥监管作用，因此，要使资本市场监管机构监管严格到位，离不开政府审计的强制监管。

（二）有利于提高社会审计工作质量

政府审计是代表国家及其各级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有关事项进行监督的专门机构。政府审计监督的目的是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资本市场作为公众投资场所，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利益，在社会稳定与和谐方面负有重大责任。为了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稳定和安全运行，必须很好地进行监管。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社会审计部门虽然发挥一定的监管作用，但与资本市场的社会利益既相互促进又相互矛盾。而审计职业活动是以社会的需要为前提，职业利益要受社会利益的制约，这就决定了审计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因此，注册会计师履行社会责任时，除了由注册会计师协会等专业机构和主管部门进行监督外，还必须由专门的经济监督机构进行监督。这一专门机构就是政府审计机关，因此加强资本市场中社会审计的监管也离不开政府审计。

（三）有利于减轻或消除境外杂音

自2011年3月以来，在美上市公司的“信任危机”已经引发了中美两国政府的关注。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CAOB）称，自2007至2010年初在美上市的215家中国公司中，近四分之三都是通过反向合并上市的。报道称，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正在调查一些会计师事务所，考察他们对中国客户的审计是否足够严格，因此相关监管机构调查了众多的大小会计师事务所。证监会负责人也曾表示，我国政府正密切关注中国海外上市企业因财务问题出现的股价暴跌问题，并正研究解决办法。2013年6月中美双方通过努力已经在跨境监管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仍存在分歧。若国家审计署与国外监管机构进行沟通、协商，实现共同监管，在对国外资本市场加强监管的同时，也会提升国内资本市场的运作质量，从而消除境外杂音，减少国外有关部门或人员的迷惑或质疑。

三、加强政府审计监管与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关系

（一）政府审计监管功能的发挥影响着资本市场良性发展

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两者关系密不可分，政府审计发挥功能越强，越能实现国家经济安全。政府审计关注国有资本的安全完整，关注金融风险和金融安全，关注国家财政资金的合规合法，关注社会保障资金和支农专项资金的使用，关注经济秩序和打击经济犯罪，所有这些无一不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而政府审计只有依据国家法律政策，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制约和监督经济权利，从经济安全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等诸多方面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才能真正满足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实现经济领域的公平和正义。

（二）国家经济安全程度的提升促进了政府审计监管的完善

国家经济安全的程度从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强弱，而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归根到底就是提高国家的科技、金融、市场、教育与环境竞争力以及人力资源开发能力。政府审计作为政府监管的形式之一，就是要通过政府监管的方式，从制度方面培植和提高这些竞争力，特别是在目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只有坚持科技创新，加强金融审计监管，强化审计监督，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因此，国家经济安全程度的提升促进了政府审计监管的完善，审计作为经济卫士，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置于审计工作极端重要的位置，尤其是政府审计工作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作为神圣使命，这必然会对审计监管工作的完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政府审计发挥“免疫系统”功能，改善资本市场监管环境

（一）加大资本市场违规操作的曝光惩处力度

资本市场参与人员违规操作的动因是为了攫取经济利益，如对其违法违规行为处罚太轻，则不能有效予以遏制。只有让其付出高昂的成本，产生强有力的威慑作用，才有可能减少资本市场的违规操作行为，从而标本兼治地解决问题。2012年，审计署了15家央企2010年度财务收支等审计结果公告，涉及多家上市公司在财务管理、会计核算、资产负债损益及资本运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对87名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促进被审计单位有效整改。

审计部门也可对在资本市场违规操作的上市公司，配合证监会，促其退市或对其加以惩治，让上市公司管理者切实感受到违规运作的后果或应承担的风险。对监管机构或监管人员，应通过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促进加强资本市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服务金融体系健康发展。

（二）监督社会审计组织的工作质量

监督社会审计组织的审计工作质量是国家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能，在政府进行审计工作的同时，可以将监督社会审计组织的审计工作质量有机结合起来，即政府对企业审计结束之后，将审计结果与社会审计的结果进行对比，如果审计报告存在明显失实，则应该加大对社会审计组织的处罚力度。监督社会审计组织的审计工作质量，主要是对社会审计组织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报告的真实、合法性进行披露，对不符合规定的文件，要对出具单位进行处罚，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应该承认政府审计部门对社会审计组织的舞弊行为不可能全部查到，总会有“漏网之鱼”，不论如何，对于发生的重要实质性问题，政府审计部门必须严查到底、充分揭示，这样才能实现加强政府审计监管的真正目的。

国家审计署应关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对全行业诚信状况的检查情况，了解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各事务所的信誉等级。与注册会计师协会一起通过诚信制度与经济利益挂钩的机制，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良性发展。

（三）配合证监会监管，改进自身监管方法

首先，政府审计以第三者的独立身份监督资本市场监管机构的一系列监管流程，并适当配合相关政策的制定。如：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该套控制规范对资本市场稳定有序运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审计人员充分利用计算机手段，加强对资本市场相关数据的审核校验，确保数据真实、可靠。除开展人工检查和校验外，审计署应开发针对性较强的软件，如引进云处理技术，对全国证券机构及监管机构的数据进行及时监控，重点对数据填报的规范性、真实性、完整性进行检验，发现问题及时查明原因并告知证券机构或监管机构进行修正。最后，国家审计机关应及时向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反馈其监管中发现的问题，对在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或重大风险，应当及时予以报告。

（四）充分实现资本市场审计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

仅就审计信任而言，其以整体形象取得信任。另外，政府审计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其以第三方的身份介入，即对监管机构的操作过程进行监督，又给忧心忡忡的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监管者的作用吃了定心丸。为此，审计机关应强化会计师事务所对各地上市公司的风险管理和内控系统进行监督，防止因上市公司内控失灵而给投资者造成巨额损失；同时也应督促上市公司内审机构充分发挥监督作用。还要坚持审计的独立性，审计人员应对涉及资本市场方面的舆论信息进行认真、客观分析，辨别真伪，分析本质，以判定其在审计工作中的作用。另外，政府审计部门还应配合证监会等部门加强宣传，强调投资者审慎投资、理性投资，提高资本市场相关利益人的专业知识，增强其风险意识，提高投资者对政府审计部门监督资本市场工作的认可，提升其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诚信度。

监管资本篇8

关键词：信息隐瞒 资本监管 高级内部评级法　杠杆率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9)07-044-05

一、引言

2004年6月公布的新巴塞尔协议强调了银行资本监管的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与旧资本协议相比，新资本协议除了更精细、更全面地评估银行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及操作风险等因素外，还提出更复杂、更具风险敏感性的框架、原则和方法。其中，在具体的风险度量上，新资本协议除了沿用区分不同类型资产风险权重的标准法外，还提出了两种基于银行内部自测的评级方法――基础内部评级法(FIRBA)和高级内部评级法(AIRBA)。高级内部评级法的程序是监管部门根据商业银行提供的风险报告，确定其最低资本充足率。然而，由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管部门审查能力的限制，追逐利润的商业银行可能隐瞒其真实风险，提供虚假的风险报告，以降低最低资本要求，这将导致资本充足率无法控制银行的风险水平，监管当局提高资本充足率可能强化银行的冒险动机，提高银行失败的可能性+削弱资本监管的有效性，进而危害银行体系的稳定。按照2007年2月银监会在《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指导意见》，我国将于2010年在主要大银行开始实施(高级)内部评级法，于是，如何约束商业银行的隐瞒动机，强化资本监管的有效性便是需要学术界和监管当局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监管资本篇9

【关键词】资本监管；顺周期；逆周期；传导机制

一、引言

所谓顺周期性效应是指，在时间维度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前所形成的正的动态反馈机制。而该种正向反馈机制会通过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等放大经济周期的波动程度，从而加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而巴塞尔委员会银行监管的核心内容之一便是资本监管。于1988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在瑞士的巴塞尔签订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巴塞尔协议》。随着全球经济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巴塞尔委员会于1999年6月彻底修改了资本协议，并提出了“资本监管”的三大支柱――市场纪律、最低资本充足率以及监管部门监督检查。

那么，银行业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效应是如何传递的呢？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监管影响银行信贷。由于借贷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因此在经济繁荣时，银行具有较高的放贷能力，同时也有着较低的企业违约率，所以，银行往往会乐观地低估风险，企业获得融资的可能性较大；而在发生经济危机时，相反银行会高估风险，采取较为保守的经营策略。第二阶段是信贷供给影响企业投资成本、资产价格。在经济高涨时，信贷供给大，企业外部融资成本会减小，企业的投资需求增加，因此资产价格也会随之提高。而在经济低迷时期，随着信贷规模的缩小，企业投资需求会减小，最终导致资产价格的降低。第三个阶段是资产价格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在经济高涨时，资产价格上升会导致企业信用评级较好，从而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而在经济低迷时，随着资产价格的降低，导致企业可抵押资产的价格下降，因此贷款数额会降低。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经济高涨时，资本监管较松散，信贷量高，企业投资需求高，资产价格会随之增加，资产价格的提高有可以增加企业可抵押资产的价值，从而进一步地扩大贷款数额。而在经济萧条时，资本监管会变得严格，因此信贷总额会减少，企业也会随之减少其的投资量。随着投资需求的降低，资产价格也会降低，因此企业可抵押资产的价格会降低，最终信J总量会进一步地减少。也就是说，资本监管作为银行经营的要求之一，会在“银行信贷――企业投资――资产价格”这顺周期循环之中，起到一个放大镜的作用，会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的加剧。

本文的写作思路是：首先以此从三个阶段分析了资本监管如何影响经济波动。通过对“银行信贷――企业投资――资产价格――银行信贷”这一顺周期循环的分析，本文认为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效应的确是影响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之一。进而，本文分析了我国资本监管中造成顺周期问题的一些特殊因素，其中包括中央与地方的行为差异、会计准则的影响以及资本市场的不完善这三大因素。最后本文针对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加强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注重控制流动性风险；强化关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监督；关于逆周期资本计提框架的建构。

二、我国资本监管中的顺周期问题

除了上述所述的顺周期效应形成机制外，结合我国国情，关于我国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效应的形成还有其特殊之处。也就是说，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以下三个特殊之处会使得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效应进一步加剧：①中央与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②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顺周期效应的进一步加剧；③我国会计准则的影响导致顺周期效应的进一步加剧。

第一个是中央与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尽管各个商业银行都采取的是垂直管理的形式，原则上来看，地方政府官员无法对银行信贷进行干预。但是，实际上，由于我国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晋升机制，地方政府官员在“晋升锦标赛”中，基于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目标激励，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商业银行支行进行干预，因此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贷款资金会倾向于投在更易于增加经济增长率的项目上，从而更加加剧了经济波动程度。

第二个是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顺周期效应的进一步加剧。资本监管的三大支柱之一是“最低资本充足率”。而对于银行而言，银行有三种方式满足该要求。第一个是增加资本，第二个是减少风险资产的占比，也就是贷款，第三个是增加低风险资产的占比。若在经济低迷时，信贷供给总额会减少，若此时银行可以迅速通过其他方式融资，那么银行就不必通过减少信贷量来满足该要求了。但是对于企业而言，尤其是中小企业，很难进入资本市场，通过银行贷款融资是中小企业的主要途径，因此随着银行信贷的缩减，会降低企业的投资需求，进而导致经济水平波动加剧。

第三个是我国会计准则的影响导致顺周期效应的进一步加剧。对于银行来讲，其资产可分为两种，其分别为交易账户资产和银行账户资产。由于交易账户采取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方式，因此在经济繁荣时，账面利润会随之增加，银行资本增多，信贷的进一步扩张推动经济的更加高涨。而在经济低迷时，账面损失会增多，最终导致信贷总量的缩减。而银行账户的顺周期性具体来说是，由于经济高涨，银行坏账较少、减值准备较少，因此银行的风险意识较低，会扩大银行的信贷总量，进而推动经济进一步高涨。而在经济低迷时，银行的防控意识较高，信贷总量缩小，进一步阻止经济复苏的出现。

三、关于减少我国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效应的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关于减少我国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效应的政策建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关于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资本监管的框架构建问题；②减小资本监管带来的顺周期效应的措施。

（一）关于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资本监管的框架构建问题

2008年，雷曼兄弟的倒闭象征着美国次贷危机逐渐蔓延至全球，成为一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而此时正值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筹备的时期。当时的金融危机让各国都开始注意到资本监管的顺周期问题，也就是在原来的巴塞尔协议框架下，经济繁荣时，资本监管松，信贷总量充足，经济会进一步地发展；而在经济萧条时，资本监管会严格，信贷是紧缩的，在这一情况下，经济会进一步萧条。因此，巴塞尔协议Ⅲ为了减缓银行资本监管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即资本监管的顺周期问题），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最终形成了资本监管的三大支柱（也就是本文所述的市场纪律、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三点）。

另外，该协议还确定了资本监管的逆周期框架。具体来说，该框架包括六个方面。第一、降低最低资本充足率标准所带来的顺周期性。第二、采用的拨备计提方法应该更有前瞻性。第三、为防止经济下行时可能带来的损失，银行应该引入留存资本缓冲。第四、为防止信贷扩张过度带来的损失（也就是可能发生的坏账之类），银行应该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第五、对于银行流动性风险，银行应该加强监管（巴塞尔协议Ⅲ提出了两个指标：流动性覆盖率与净稳定资金比率）。第六、使用杠杆率指标来监管银行杠杆融资的总量。

（二）减小资本监管带来的顺周期效应的措施

在2009年，中国加入了巴塞尔委员会，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在2010年9月。时任银监会主席的刘明康在某次公开讲话中，提出了资本监管要注意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流动性比率以及杠杆率以上这四个指标。具体来讲，为了减少资本监管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文提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建议。

1.加强资本充足率监管

关于资本充足率监管这个方面，我国已经提出了资本充足监管要求：一是最低资本要求；二是逆周期资本要求；三是储备资本要求；四是第二支柱资本要求；五是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具体来讲，一是，最低资本充足率中的核心一级、一级资本以及资本的充足率分别最低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以及百分之八。二是，储备资本占比最低为百分之二点五，逆周期资本占比应该在零到百分之二点五之间，而且上述两项资本应该都是要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的。三是，对于第二支柱资本，银监会可以行使自己的权限来判断风险以及监督检查，进一步地，通过结合最终检查结果，银监会可以对某些特定银行制定特殊的资本要求。四是，银监会还制定了百分之四的杠杆率标准。

2.注重对流动性风险的管理

建立一个由多个流动性风险警戒指标构成的多指标系统，具体来讲包括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流动性覆盖率，该指标至少要大于百分之百；二是净稳定融资比率，同流动性覆盖率，该指标的最低值也为百分之百；三是流动性比率，即银行的流动性资产与流动性负债的比例；四是存贷比，即银行贷款总额与银行存款总额的比例；四是流动性缺口率，即在90天内表内外流动性缺口和与90天内到期表内外流动性资产总和的比例。另外还有核心负债依存度、客户存款集中度等一些与流动性风险有关的指标。

3.强化对贷款损失准备的监督

关于强化对贷款损失准备的监管方面，首先是要求两个指标要达标，即第一个贷款拨备率的最低值为百分之二点五，第二个是贷款拨备覆盖率至少为百分之一百五十。另外，相关的银行监管部门，可以结合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对这两项指标进行合理的调整。同时，银行监管部门可以结合商业银行的业务特点、信贷质量等，有针对性地对单个银行的指标标准进行适当地调整。

4.努力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逆周期监管框架

巴塞尔协议提出可以根据“信贷余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与其相应的长期趋势值的偏离额来确定是否计提逆周期资本以及计提多少的问题。但是，根据我国的经济实际来看，在进行资本框架的搭建时，以下几个问题不可被忽视。

第一个是计提逆周期资本能否降低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即该行为的适用性问题。因为银行通过计提逆周期资本，只是可以降低由于银行信贷规模扩大可能带来的一些坏账损失，这只是由于信贷规模扩张所出现的系统性风险。但是如果企图通过计提逆周期资本来解决其他的一些风险，当然是不可行的。

第二个是关于逆周期计提指标的确定。我国应该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巴塞尔协议中的“信贷余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基础，将更多的指标纳入考虑范围，仔细研究这些指标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从而确定一个更符合我国国情的计提指标。

第三个是考虑到指标可能出现的滞后效应，具体包括政策的滞后效应、经济的滞后效应等。通过将可能出现的滞后效应考虑在内，相关的一些机构可以更准确的确定逆周期资本计提的时间和数额。

四、结论

在经济高涨时，资本监管较松散，信贷量高，企业投资需求高，资产价格会随之增加，资产价格的提高有可以增加企业可抵押资产的价值，从而进一步地扩大贷款数额。而在经济萧条时，资本监管会变得严格，因此信贷总额会减少，企业也会随之减少其的投资量。随着投资需求的降低，资产价格也会降低，因此企业可抵押资产的价格会降低，最终信贷总量会进一步地减少。也就是说，资本监管作为银行经营的要求之一，会在“银行信贷――企业投资――资产价格”这顺周期循环之中，起到一个放大镜的作用，会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的加剧。

我们可以看到，资本监管通过影响信贷规模这一中介因素来影响整体的宏观经济的波动，可以说，资本监管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顺经济风向而动的，但是如此，就会导致宏观经济更为不稳定。例如发生于2008年的次贷危机，其而后又蔓延至全球造成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一事件便可以反映出“顺经济风向而动”的弊端。因此，我国应该在巴塞尔协议Ⅲ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适合于中国的实际经济情况的资本监管框架，以减少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效应对经济的影响。

针对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是加强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第二是注重控制流动性风险，三是强化关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监督，四是关于逆周期资本计提框架的建构。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

[2]王晓明.银行信贷与资产价格的顺周期关系研究[J].金融研究，2010，（03）

监管资本篇10

中图分类号：F83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1004207

一、引 言

我国金融业虽然名为“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金融集团、控股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多个行业，开始向实质性的混业经营阶段发展。由于监管相对落后，有可能导致金融集团利用不同行业资本监管制度的差异进行监管资本套利。从而，在实际风险水平并未减少的情况下，降低监管资本的总体要求。目前我国的金融集团主要包括五种模式：第一，银行主导型，如中国工商银行控股了租赁、基金、证券和投资等多个行业的子公司；第二，保险公司主导型，如安邦集团，拥有保险全牌照，控股成都农商行，并在2014年又控股了世纪证券；第三，央企主导型，较为知名的包括中信集团、华润集团、光大集团等；第四，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主导型，在收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过程中，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已经控股了大量不同行业的金融机构；第五，地方国资主导型，如上海国际集团控股浦发银行和国泰君安证券，并在2014年分别整合了旗下的上海信托与上海证券。此外，民间资本也具有金融集团的雏形。在监管方面，为了应对分业监管的困境，2013年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设立了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14年3月银监会下发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集团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希望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切入点，尝试混业监管。2014年8月银监会下发《商业银行并表管理及监管指引（修订征求意见稿）》，希望借以规范银行集团内部的不规范行为。

二、相关文献述评

1关于金融集团的研究

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2012年所的《金融集团监管原则》，金融集团是至少从事了银行、证券、保险三类业务中的两类的金融控股公司。关于金融集团的优势，易志刚和易中懿[1]基于共生理论与经济资本理论，运用共生模型与TVaR模型，通过计量分析证明综合经营共生模式具有优越性与先进性。张涤新和邓斌[2]构建了风险控制权配置模型，证明金融集团可以通过分权和集权的调控来应对内外部冲击，有助于更好地防范风险。此外，通过对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金融机构的实证分析，指出金融集团的盈利能力明显高于独立银行，而风险水平则明显小于独立银行。李明刚[3]指出科层制与内部市场是金融集团内部资源配置的两种主要手段，合理运用可以获得协同效应，但需要进行必要的利益补偿与风险分担。关于金融集团的问题，杨琳[4]指出我国金融集团的问题，主要包括定位不清晰、监管法律体系不完善、监管模式不明确以及监管要求不全面。田静婷[5]分析了我国金融集团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并介绍了台湾《金融控股公司法》的经验。关于金融集团的监管，朱亚培[6]、付强[7]以及胡燕[8]比较了《金融集团监管原则》2012版、1996版以及1999版的区别，并介绍了欧美国家对于金融集团的监管经验。张晓朴等[9]从风险并表管理、业务条线的垂直管控、关键岗位派驻人员三个方面，介绍了国际经验，并提出了我国金融集团并表管理的建议。于小晖和吕可[10]将金融集团的风险分为基础性风险和感染性风险，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金融集团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2关于监管资本套利的研究

Jones[11]最早系统地论述了监管资本套利，其研究成果被国内学者广泛应用，并直接导致了此后对于巴塞尔协议的修订。Drago和Navone[12]指出，即使是修订后的新巴塞尔协议，也存在监管资本套利的空间，并讨论了标准法下情形。Fleischer[13]指出，监管资本套利源于交易的经济实质与监管认定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产生于监管制度的不完全性，其无法对交易的经济实质给出足够精确的界定。宋永明[14]分析了监管资本套利在美国次贷危机中的重要作用。沈庆??[15]指出虽然采用了新巴塞尔协议，但我国依然会存在监管资本套利，分析了经济资本小于监管资本的必然性，提出了监管资本套利的若干可选策略。沈庆??[16]研究了监管资本套利对于经济均衡的影响。张桥云等[17]分析了资产证券化对于监管资本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监管套利。黄国平[18]证明可以将经济资本看做是金融机构愿意为持有美式卖出期权而支付的价格，可以将监管资本看做监管部门要求金融机构为其所持有的美式卖出期权而支付的价格。研究表明，如果经济资本能够考虑到系统性风险，那么就可以实现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的趋同，从而消除监管资本套利。马庆强与沈庆??[19]分析了跨国保险集团内部存在的监管资本套利行为，以及对于保单持有人福利的影响。

3研究述评与本文的创新之处

目前国内外对于监管资本套利的研究，基本都是针对一个主体和一个制度框架而进行的。这种研究范围的设定，与特定时期的制度环境具有内在联系，因为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监管资本套利的爆发式增长，都出现在分业经营的制度框架之下。但是随着混业经营的出现，制度环境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新的制度环境必将导致新的监管资本套利策略的出现，也将带来理论关注点的转移。

本文考虑到：（1）金融集团下属的不同金融机构，由于处于不同的行业，将面对不同的监管要求，会被要求使用不同的风险度量模型；（2）由于市场的分割，不同行业的金融机构，其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的成本不尽相同；（3）子公司之间可以通过交易进行风险的转移，而金融集团通过股权控制，可以实现集团利益的最大化。

笔者与马庆强和沈庆强[19]的论文以Lu等[20]的论文也运用了类似的研究思路，考察了两个主体和不同制度框架下的最优监管资本套利策略，但研究对象的是保险集团中的再保险策略。本文对此做了进一步拓展，将研究对象拓展到了金融集团，研究结论更具一般性。传统的针对单一主体、单一制度框架的监管资本套利研究成果，在混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下依然成立。本文的贡献在于将制度范畴扩大到了一个更为一般的情况之下，上文所列的已有研究成果许多可以与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融合，从而形成新的更为一般化的研究结论。

三、金融集团监管资本套利的影响分析

金融集团的监管资本套利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包括增加了集团内部的传染性风险，导致财务信息失真与财务误导，降低了资本监管制度的有效性以及加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1增加了集团内部的传染性风险

我国目前实施的是分业监管模式，对于防范混业经营可能带来的问题缺乏足够的监管手段。金融集团通过对子公司之间风险的重新配置，降低了监管资本要求，实现了监管资本套利。但风险的配置需要借助子公司之间的交叉性金融活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风险在金融集团内部的传染，增加了风险。金融集团内部，不同子公司之间的跨行业的交叉性金融活动，一方面是进行监管资本套利，另一方面也服务于其他监管套利目的，以及盈余管理目的。这导致了目前我国金融机构之间极为丰富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增加了传染性金融风险。

2导致财务信息失真与财务误导

由监管资本套利所导致的交易，并不具有真实性的经济实质。无论是实质性的金融交易从一个子公司转移到另一个子公司，还是子公司之间订立的旨在转移风险配置的交易合约，抑或仅仅是财务报告制度的特殊处理，都会导致财务信息与交易实质的背离，导致财务失真与财务误导。即产生了由监管会计向财务会计领域的偏误传导，对于监管部门以及投资人来说，可能会被失真的财务数据误导，进而做出不正确的投资决策监管决策。

3降低了资本监管制度的有效性

金融集团通过监管套利，在风险并未真正改变的情况下，降低了监管资本的要求，使资本监管制度不能有效约束金融机构的风险行为，影响制度的有效性。监管资本套利也会导致其他机构效仿，如果不能及时制止，可能动摇资本监管制度权威性，从而影响资本监管制度有效执行。

4带来与独立机构的不公平竞争

金融集团的监管资本套利，依托于集团下属子公司之间的风险转移。监管资本套利方式的核心是利用金融机构之间的监管差异与市场差异。对于市场差异的利用，是金融集团由于独立金融机构之外，无可非议。但是其对监管差异的利用，则导致了与其他独立金融机构的不正当竞争。如果金融集团的监管资本套利能够为其带来足够多的利润，则有可能刺激其他独立金融机构出于监管资本套利的目的，进行集团化整合，不利于资源配置与金融稳定。

5加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充足的资本是金融机构应对非预期损失的关键。金融集团监管资本套利导致其实际资本充足率低于应有水平，从而影响了微观审慎监管。金融集团往往规模较大，如果有大量金融集团参与监管资本套利，会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资本充足率低于应有水平，导致系统性风险。此外，金融集团监管资本套利所使用的交叉性金融交易，本身加剧了风险的传染性，增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金融集团监管资本套利带来了更高的杠杆、资本充足率降低以及金融风险交叉传染，加剧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

四、金融集团监管资本套利模型

金融集团的各子公司由于分属行业不同，因而面对不同的监管制度环境。一方面，由于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股权估值模型不尽相同，所以各子公司往往面对不同的股权融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分业监管模式的存在，各子公司往往被要求采用不同的风险度量模型来确定资本充足率水平。本文构建了一个可以分析上述两点的模型，并分别讨论了三种情况下金融集团的最优监管资本套利策略。由于篇幅原因，对于VaR与CTE两种风险测度下最优资本水平的具体推导，可参考Lu等[20]与笔者的论文；对于VaR与CTE两种风险测度下最优风险转移的具体推导，可参考马庆强和沈庆??[19]与笔者的论文。本文仅展示研究思路与结论。

1基本模型的构建

假设金融集团只有两个子公司，两个子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率分别为λ1和λ2，所采用的风险度量模型分别为ψ1和ψ2。两个子公司共需承担的风险为L，风险并不必然导致损失，最终实现的损失将是0至L之间的一个数。无论最初两个子公司各需承担多少风险，我们假设金融集团可以将L在两个子公司之间进行任意的重新配置，其配置策略为Φ1和Φ2，且有L=Φ1（L）+Φ2（L）。基于两个子公司最终承担的风险，根据他们所采用的风险度量模型，其所需的监管资本分别为ψ1[Φ1（L）]和ψ2[Φ2（L）]。对于任意一家子公司而言，为被分配到的风险Φk（L）所需付出的成本将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风险发生后的真实损失，在事前可用期望损失予以度量；另一方面是因监管资本高于期望损失而增加的股权融资的成本，即：

V[Φk（L）；ψk，λk]=E[Φk（L）]+λk{ψk[Φk（L）]-E[Φk（L）]}，k∈（1，2）（1）

对于金融集团而言，其监管资本套利的目标是选择最优的风险配置策略Φ1和Φ2，使两个子公司的成本之和最小化，即：

minΦk（L）V[Φ1（L）；ψ1，λ1]+V[Φ2（L）；ψ2，λ2] （2）

由于目前各国监管当局使用最多的风险度量模型为VaR与CTE，所以本文也假设ψ1和ψ2为VaR或CTE中的某一种，以下将分三种情况讨论选择最优的风险配置策略Φ1和Φ2以及相应的经济影响。

2子公司均采用VaR模型时的监管资本套利策略

当两个子公司均采用风险模型VaR时，式（2）转化为：

minΦk（L）（λ1-λ2）E[Φ2（L）]+λ2VaRα2[Φ2（L）]-λ1VaRα1[Φ2（L）]（3）

解该最优化问题，可得：

Φ2*（L）=min[L，VaRα1（L）] λ1>λ2

[L-VaRα2（L）]+ λ1

f2（L） λ1=λ2，VaRα1（X）≤VaRα2（X），L>VaRα2（L）

min[f1（L），t1] λ1=λ2，VaRα1（X）≤VaRα2（X），L≤VaRα2（L）（4）

其中，f1（?）、f2（?）为非递减Lipschitz连续函数，f1（0）=0，f1[VaRα1（L）]=f2[VaRα2（L）]=t1，t1∈[0，VaRα1（L）]。

图1展示了当金融集团的两个子公司均采用VaR模型时，监管资本套利后，总风险L在两个子公司之间的重新配置情况。从图1（a）可以看出，如果第二个子公司面对较低的资本成本，那么在一定范围下的损失都将由其来承担。由于VaR模型具有尾部的不敏感性，如果使用VaR的公司仅仅承担尾部的极端风险，则其无须计提资本。所以第一个子公司虽然由于资本成本较高，不具有以资本支撑风险的比较优势，但其依然可以利用VaR模型的缺陷，吸收尾部风险。即两个子公司之间的最优风险配置策略是，如果最终金融集团遭遇的损失低于某一阈值时，全部损失将由第二个公司承担；当损失大于该阈值时，超过的部分由第一个公司承担。这样，第一个公司无须持有任何资本，而第二个公司持有的资本也低于由其承担所有损失所需持有的资本水平。从图1（b）可以看出，如果第一个公司具有资本成本优势，则金融集团应该采取与上述方案正好相反的监管套利策略。即当最终实现的真实损失较为有限时，由第一个公司全部承担；但如果损失超过了某一极端值，则超出部分由第二个公司承担。相当于第二个公司为第一个公司提供了一份具有免配额的保险。而由于VaR测量模型的内在缺陷，第二个公司并不需要为其提供的这样一份保险持有任何资本。从图1（c）和图1（d）可以看出，如果两个子公司的资本成本相等，则不存在尽量以哪一个公司的资本来承担损失的动机。此时应关注其模型对于尾部临界值的规定是否相同，对于正好处于两个临界值之间的损失，则可以通过监管套利的方式以降低资本要求。如果第一个公司的临界值小于第二个公司的临界值，则应由第一个公司承担临界值之间的全部损失。反之，则由第二个公司来承担这一段损失。对于其余的损失，则可以在两个公司之间任意配置，并不会影响最终计算的总成本。

图1 子公司均采用VaR时金融集团的监管资本套利策略

3子公司均采用CTE模型时的监管资本套利策略

当两个子公司均采用风险模型CTE时，式（2）转化为：

minI2∈F（λ1-λ2）E[Φ2（L）]+λ2CTEα2[Φ2（L）]-λ1CTEα1[Φ2（L）]（5）

解该最优化问题可得，当VaRα1（L）=VaRα2（L）时，有：

Φ2*（L）=L λ1>λ2，C

0 λ10

minL，VaRα1（L） λ1>λ2，C>0

L-VaRα1（L）+ λ1

minf2L，t2 λ1=λ2，C>0（6）

当VaRα1（L）>VaRα2（L）时，有：

Φ2*（L）=L λ1>λ2

[L-VaRα*2（L）]+ λ1

0 λ10

[L-VaRα2（L）]++min[f3（L），t3]λ1=λ2（7）

其中，C=λ2α21-α2-λ1α11-α1，f3（0）=0，f3[VaRα2（L）]=t3，t3∈[0，VaRα2（L）]。

从式（6）与式（7）可以看出，最优的风险配置依然要关注模型方面的临界值差异，以及资本成本方面的差异。但由于CTE模型相对于VaR模型对尾部风险更加敏感，而不是直接将尾部砍去，所以情况要更加复杂。监管资本套利的核心在于利用资本成本的差异性。总体思路是由资本成本较低的公司承担较多的风险，极端情况是，由第一个子公司或第二个子公司承担全部风险。

4子公司分别采用CTE与VaR模型时的监管资本套利策略

当第一个公司采用风险模型CTE，第二个公司采用风险模型VaR时，式（2）转化为：

minΦk[L]（λ1-λ2）E[Φ2（L）]+λ2VaRα2[Φ2（L）]-λ1CTEα1[Φ2（L）]（8）

解该最优化问题，可得：

Φ2*（L）=[L-VaRα2（L）]++min[L，VaRα**1（L）] λ1>λ2[L-VaRα2（L）]++min[f1（L），t1] λ1=λ2

[L-VaRα2（L）]+ λ1

其中，α1**=minα1*，α2，α1*=λ1α1λ2（1-α1）+λ1α1，VaRα1（L）≤VaRα2（L），f1（L）为非递减Lipschitz连续函数，且f1[VaRα1（L）]=t1、f1（0）=0、t1∈[0，VaRα1（L）]。

当金融集团的两个子公司分别采用CTE模型与VaR模型时，监管资本套利后，总风险L在两个子公司之间的新配置。由于第二个公司采用的是对尾部不敏感的VaR模型，而第一个公司采用的是尾部敏感的CTE模型，所以无论两个公司的资本成本如何，都应该利用VaR的这一缺陷，由第二个公司来承担极端损失。对于极端风险以外的风险，有兴趣的读者可与本文作者联系。

对于极端风险以外的风险，由于VaR与CTE并无本质区别，所以此时需要考虑两个子公司资本成本的差异，以及其临界值的大小。从图2（a）可以看出，如果第二个子公司具有资本成本优势，则风险应主要由其承担。但如果第一个公司的临界值小于第二个公司，则应充分利用模型对于尾部与中部处理的差异性，所以对于两个临界值之间的部分，则由第一个子公司承担。从图2（b）可以看出，如果两个子公司资本成本相同，则依然应该充分利用临界值之间的差异；其如果第一个公司的临界值小于第二个公司，对于两个临界值之间的部分，则应由第一个子公司承担。其他部分可以在两个公司之间任意配置，对总成本无差异。从图2（c）可以看出，如果第一个子公司具有资本成本优势，则除尾部以外的风险，应当由第一个子公司全部承担。

图2 子公司分别采用VaR与CTE模型时金融集团的监管资本套利策略

5研究结论

首先，由于金融集团各子公司往往面对不同的股权融资成本，且往往被要求采用不同的风险度量模型来确定资本充足率水平，所以金融集团通过风险在不同子公司之间的重新配置，可以实现监管资本套利的目的。实务中存在诸多相应的风险转移手段，本文未对此进行讨论。本部分假设这些风险转移手段是无成本的，研究了对于金融集团来说其最优的风险配置策略。

其次，本文的均衡结果并非最优比例，而是最优策略的概念。研究表明：由于VaR模型对于临界值以外的风险分布完全不敏感，所以金融集团可以利用VaR模型的尾部来承受极端风险；由于无论是VaR模型还是CTE模型，除尾部以外，其对于风险的度量具有相似性，所以金融集团可充分利用具有股权融资优势的子公司来承担风险。本部分讨论了多种情况下，金融集团的最优策略。

最后，从图1可以看出，理论研究的结论相对极端，部分情况下出现了一定幅度内的风险从一个子公司向另一个子公司的全部转移。现实中由于其他影响因素的存在，很难出现这种极端情况。但目前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的通道业务、同业业务，如果从风险转移的视角观察，确实也具有类似于模型结论的表现。考虑到两点差异性具有足够的重要性，本文的模型结论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五、结论与监管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金融集团通过将风险在不同子公司之间的重新配置，可以实现监管资本套利的目的：（1）由于分业监管的存在，不同行业的金融机构被要求使用不同的风险度量模型，而没有任何模型能够完美地描述风险，且模型之间必然存在度量逻辑的差异，所以金融集团可以利用子公司之间这种模型差异，进行监管资本套利。（2）由于市场的分割，不同行业的金融机构其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的资本成本不尽相同，所以金融机构可以利用资本成本的差异性，将风险向资本成本较低的子公司进行转移，从而实现监管资本套利。本文构建了一个风险成本最小化模型，在总体风险给定的情况下，分情况讨论了使金融集团风险成本最小化的风险配置策略。该策略便是基于上述两点差异性进行监管资本套利的最优方案。对于上述的监管资本套利行为，本文也分析了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如何遏制金融集团的监管资本套利，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过渡，实现监管制度的一致性。

制度差异性是监管资本套利产生的根源，而我国实质性的混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更容易带来监管套利的空间。目前无论是在资本层面，还是在产品业务层面，一定程度的混业经营已经成为趋势。笔者建议逐步实现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的过渡，在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基础上，尝试进行监管部门的合并与监管框架的重构。

第二，降低行业之间的市场壁垒，建立完善统一的资本市场。

对于由资本成本差异而产生的监管资本套利，笔者认为不应作为治理的重点对象，而应从市场建设上进行改革。我国的资本市场被进行了人为分割，形成了不同逻辑的定价模型，使得同样的融资项目产生不同的溢价程度。市场壁垒导致的市场分割，不利于价格功能的有效发挥和资源的有效配置。笔者建议降低相应壁垒，逐步建立完善统一的资本市场。

第三，建立防火墙制度，防范金融集团内部的交叉业务风险。

笔者认为金融集团内部的风险转移，在实现监管资本套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业务交叉，风险传染，增加了系统性风险。针对该问题，应当建立防火墙制度，控制金融集团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内容，确定可以进行重新配置的风险类型，以免带来不合理的风险配置结果。与此同时，在金融集团以外的金融机构之间的交叉性业务，也是其他类型监管套利的重点所在，应在建立防火墙制度和防范较差业务风险时一并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