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体系范文10篇

监管体系范文篇1

近年来,资本市场会计信息欺诈、失实现象泛滥,导致政府对会计监管的力度不断加强。如何构建一个有力、有效的会计监管体系,以减少造假事件的发生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

一、会计监管体系的概念

有关会计监管体系的概念,目前尚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监管体系是涉及监管主体与监管客体之间、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监管主体与其他相关组织之间、监管客体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关系定位。笔者这里借鉴监管体系的概念,试着给会计监管体系下一定义:会计监管体系是包括会计监管目标、会计监管主体、会计监管客体、会计监管原则诸要素在内的统一的整体。它主要包括了三部分的内容:

(一)会计监管体系的特定功能,即会计监管目标的指向

会计监管目标有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之分。总体目标是为了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实现帕累托最优以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具体目标是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增强会计信息的含量或者保证会计目标的实现。

(二)会计监管组成要素包括会计监管的主体、会计监管的客体、会计监管的手段以及会计监管的原则

会计监管主体是会计监管活动的实施者,会计监管目标的实现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会计监管主体的行为是否有效、是否完善;会计监管的客体包括了会计监管的对象和内容,具体指企业会计行为过程中的参与者及其活动和行为。可以说,会计监管的对象和内容是会计监管活动的核心,从逻辑关系上看,因为有了监管的对象和内容,所以才需要实施监管;会计监管的手段是会计监管的方法、程序、工具的总和,是会计监管主体和会计监管客体的中介。在会计监管体系中,会计监管手段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会计监管的效率和效果。一般认为,会计监管手段主要有会计准则(制度)监管、会计法律监管、会计伦理监管等。其中,会计伦理监管(或称会计职业道德监管)属于软约束,其他的监管手段属于硬约束。在会计监管体系中,它们的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缺一不可的;会计监管原则是会计监管活动中遵循的准则,主要包括了经济效率的原则以及过程监管和结果监管相结合等原则。

(三)会计监管诸要素的内在关系

具体来讲,内在关系包括了会计监管要素之间的组织体系和运行体系,是会计监管体系运行的内在机制。组织体系是会计监管体系建立的问题,包括了会计监管主体、客体、手段等要素的组合,以及相关法律体系的出台;运行体系是会计监管体系运行的问题,即如何保障和规范会计监管体系的正常运转。

二、会计监管体系构建视角Ⅰ:会计信息流程

众所周知,会计信息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因此它是一种商品。作为商品,其流程要经历生产、销售以及消费三个环节。会计监管的流程也包括会计信息的生产、销售及消费等环节。下面介绍一下笔者从会计信息流程的角度所构建的会计监管体系,如下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整个会计监管体系分为会计监管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等环节。

(一)在生产环节

会计监管主要表现在会计准则(制度)的约束、会计信息生产环境的净化及会计信息生产者——会计人员综合素质的培养。1.会计准则(制度)作为会计信息生产制造的模板,规定了会计信息产品的结构和质量标准,其是否公允、合理,直接影响到会计信息产品的质量。2.会计信息的生产环境包括了法律制度、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有如生产的规章制度及产品的图纸、原料、厂房等。法律制度是相关的会计法律制度,如《会计法》,它规定了会计信息生产者如何生产及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责任;公司内部治理机构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则从生产组织的角度保障了会计信息产品顺利有序地生产。这些因素的健全和完善与否都直接地影响到了会计信息产品的生产及质量状况。3.会计信息的生产者——会计人员是会计信息产品的直接生产者,这也就决定了会计人员处于各方利益的核心。因此,要生产出“优质”的会计信息产品必须有优秀的会计人员。这就要求会计人员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和较好的法律意识及道德修养。

在生产环节与销售环节之间,会计信息的质检员——注册会计师也起到了严格把关的作用。其素质的高低也直接影响了会计信息的质量状况。一个好的质量检验员是不会让“假冒伪劣”产品有容身之地的;相反,素质很差的质检员则会成为造假者的“帮凶”。近年来,国内外资本市场所发生的一系列会计欺诈造假事件也正说明了这一点。(二)在销售环节

会计监管主要表现在对企业会计信息的销售者——企业管理当局的法规约束及会计信息市场监管者的严格执法。在现代资本市场的条件下,会计信息的销售者从根本上决定了会计信息产品的质量。因此,只有对其进行严格的法律约束和职业道德的引导,才能保证其所提供会计信息的质量。当然,监管者的严格执法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在消费环节

会计监管主要表现在对会计信息的消费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有力保护。通过加强对其保护,以唤醒其关注会计信息质量的意识。如果消费者均关心产品的质量,对产品的售出者施加压力,就会改善产品的质量;如果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并不关心,那就谈不上产品质量的改善,也就谈不上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

三、会计监管体系构建之视角Ⅱ:会计监管主体之间的关系

目前,学术界比较赞同的是“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管体系,该体系是由单位内部会计监管、注册会计师的社会监管及政府实施的监管等三部分构成。它是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会计监管经验和“安然”等系列会计舞弊事件导致对依赖注册会计师的会计监管体系遭到责难的背景下提出的,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所规定的。在该体系中,上市公司及中介机构内部的会计监管具有自律性,是我国会计监管体系的基础;社会审计监管具有鉴证性,是我国会计监管体系的重要补充;政府部门监管具有权威性,是我国会计监管体系的主导。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网络型的会计监管体系。程安林在对我国会计监管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一个四层次的网络型监管体系。第一层次是国家法定监管,监管的主体是政府部门;第二层次是行业自律监管,监管的主体是非政府组织;第三层次是部门自身监管;第四层次是社会监管,主要是社会公众通过参与市场过程中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新闻媒体通过对监管对象披露会计信息的评价等手段,对会计运行过程中的各种会计行为进行社会性监管。在各层自行其责的基础上,应正确处理监管体系各层之间的关系。

四、会计监管体系构建之视角Ⅲ:会计监管体系的内在机制

在学术界,从该角度对会计监管体系进行探讨是很普遍的现象,最早也是最直接的研究当属张俊民关于会计监管体制的论述。他指出会计监管体制主要包括会计工作领导体制、会计法制管理体制和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三个方面的内容,而决定这种监管体制的内在基础是一定条件下的社会权责结构。其中,会计工作领导体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集中型领导体制;另一种是分散型领导体制;会计法治管理体制则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种法系分别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则分别和集中型领导体制与分散型领导体制相适应,并在两种体制下表现出不同的做法和特点。当然,还有诸多的学者从该视角构建了会计监管体系,徐经长提出:会计监管体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会计监管的规范体系;二是会计监管的运行体系。规范体系解决的是会计监管规范建立的问题,而运行体系解决的是如何执行和实施会计监管规范的问题。两者相互影响、彼此制约,并在会计监管活动中共同发挥作用。刘永泽提出:会计监管体系应该包括会计监管立法体系和会计监管执法体系两个方面。会计监管的立法体系解决的是会计监管的法律建设问题,它是实现会计监管的手段和工具,通常由立法机关负责制定法律,由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准则、行政规章制度,由自律性组织制定其行规;会计监管的执法体系需要从会计监管活动中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来体现,它主要包括会计监管主体、会计监管对象以及会计监管范围等问题。毕秀玲则提出了政府会计监管目标的实现机制:组织机制和运行机制。组织机制是一种有关监管权分配的结构性制度安排。根据结构决定性理论,结构决定功能,应重视选择结构的安排而不是结果本身,因此,监管的组织机制是决定监管效率的最根本原因;运行机制包括了制定会计规范、强制性审计和事后惩戒等一系列的监管措施。会计规范设定了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标准,强制性审计提供了会计信息质量状况的鉴定意见,而事后惩戒则对于会计信息披露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实施制裁并向利益受损者提供经济补偿。

监管体系范文篇2

从监管体系看，金融监管分为统一监管与多边监管。多边监管以美国为代表，统一监管以英国为代表。美国是一种典型的“多边监管”模式。次贷危机表面上是美国银行利率上涨导致房地产价格下跌引发的资金链断裂造成的，其深层原因却在于美国的“多边监管”体制的缺陷。美国的多边监管，纵向上是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双重监管，在联邦层面主要包括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储蓄管理局、信用合作社管理局等七个机构；横向上则是各专业机构的分业监管，对商业银行的监管由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三家机构共同负责，对证券业的监管由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对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的监管由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监管，对储蓄贷款协会和储蓄贷款控股公司的监管由储蓄管理局负责，对信用合作社的监管由储蓄管理局负责〔1〕。次贷危机极大地暴露出美国多边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即监管疏漏与监管重叠并存。一些跨机构、跨市场、跨部门的穿透产品（如次贷证券化）拆除了各类市场之间的藩篱，形成了一体化的联动市场和产品链，多边金融监管难以对这样的产品进行有效监管。危机后，美国成立了跨部门的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以扭转以往监管疏漏、协调不力和监管职权受限的困境。英国经历过从多边监管向统一监管的转型。1997年之前，英国实施分业金融监管，9家金融监管机构九龙治水，不仅协调成本高，而且缺乏一个足够权威的机构来应对危机。以致当危机来临时，监管部门无法通过协调一致行动。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就因其新加坡分行投资业务失控，监管部门因协调困难错过了应对危机的最佳时机。1997年，英国开始实施统一的金融监管，设立英国金融监管局（FSA）；2000年英国通过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标志着英国金融统一监管体系的正式形成。该法堪称英国金融业的一部“基本法”，该法规定英格兰银行不再兼有银行监管职能，只承担货币政策职能，对金融行业的监管职能由金融服务管理局全面承担。2009年英国在《改革金融市场》中提出，拟建立金融稳定理事会，负责防范系统性风险，以维护金融整体稳定。英国的统一监管模式对全球金融改革有着广泛的影响。据统计，目前世界上采用统一监管机构模式的国家有56个。在这次危机中，采取统一监管的英国、日本和德国受损较小，这也充分说明了统一监管模式的优越性所在。我国现行的金融系统，与美国以及英国早期（1997年之前）有较多相似之处。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了“分业＋分段”监管模式，“一行三会”各司其职，缺乏政策协同性，协调成本高，容易形成政策叠加或政策背离。如2010年9月，为有效盘活信贷资源，人民银行指导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推出全国银行间市场贷款转让平台，但同年10月，银监会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转让业务为由，造成该业务实质停滞。2014年8月，银监会又单独打造推出功能相同的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人为造成信贷转让市场分割。不同金融行业在金融业创新和交叉监管上缺乏协作和配合，监管套利层出不穷。“一行三会”之间虽然有“金融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但各监管部门之间协调难度大，一旦出现跨机构、跨市场、跨行业的交叉金融风险时，由哪个监管机构来负责很难确定。这种分业监管体制与国际上金融监管已形成的统一监管趋势相背离。为了克服在分业监管体制下的弊端，有必要建立统一监管体制。统一监管符合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发展趋向。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协调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不仅能解决“一行三会”的协调统一问题，而且从体制上根本解决了“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弊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与原有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相比，在统筹协调方面，职能完整，这标志着中国的金融监管基本框架从分业到统一的转型。

二、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短板

在监管方法上，金融监管分为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传统监管理论认为，单个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就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危机以来，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个体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并不意味着系统稳定。缺少宏观审慎监管难以应对系统性风险，这也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风险防范要有一个连接点，在微观审慎监管制度安排下，由于监管机构的过度划分，使得各家监管机构都关注自身职责范围内的风险，这样会在金融体系内产生负外部性。于是，需要从宏观的视角运用审慎政策工具，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理念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国际清算银行就提出来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开始广泛运用到金融领域。次贷危机则在制度上将“宏观审慎监管”引入国际金融监管框架。2009年以来，历次G20峰会都将宏观审慎政策纳入公告文件。危机以来，宏观审慎政策理论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框架改革的重要依据，并成为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的主要发展趋势。“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国际清算银行认为，宏观审慎监管不仅是从系统性角度出发，对金融体系进行风险监测，而且对单一金融机构的风险敞口也起到防范作用。宏观审慎监管是微观审慎监管的拓展和互补，不是简单的加总（二者区别见表1）。〔2〕那么，谁来行使宏观审慎监管呢？国际上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成立专门的机构来行使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在IMF的调查样本中，有1/3的国家成立一个专门协调中央银行与其他监管机构的协调委员会。如美国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主要负责监测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潜在的风险。英国成立一个新的金融政策委员会，并将微观审慎监管整合进英格兰银行，负责监测系统性风险。欧盟也成立了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负责监测整个欧洲的金融体系稳定性。第二种模式，是由中央银行承担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能。从历史演进看，中央银行是在不断应对金融危机中产生的，具有天然的稳定金融体系的责任。2010年，IMF对50个国家进行了调查，有50%的国家对微观审慎监管与中央银行进行了整合，专门成立了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美国尽管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但美国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责主要集中在美联储，美联储在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中有其独立的席位。在韩国、瑞士、爱尔兰、秘鲁则没有专设金融稳定委员会机构。在国内，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应该成为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部门，一直是个争论的焦点。《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有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职责，但该法律并没有明确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而中国人民银行下设金融稳定局，又说明中国人民银行完全拥有进行宏观审慎监管的条件。理论上，“三会”负责微观审慎监管，是控制金融机构个体风险，“一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是为了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但在实践中，央行作为名义上的监管协调者，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央行暂不具备对金融市场进行全方位监管的职能，在与“三会”协调过程中，二者常有冲突。因此，有必要强化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的突出地位和作用。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由中央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这对于识别、评估、处置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深远意义。

三、加强行为监管：补“双峰”监管理念的短板

从国际监管改革趋势看，行为监管的作用日趋重要，即要体现“双峰”监管。所谓“双峰”监管，就是将金融监管机构分成两个，一个是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一个则是保护消费者，即“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的“双峰”。“双峰”理念是英国经济学家迈克•泰勒（MichaelTaylor）在1995年提出的。泰勒形象地比喻，审慎监管像医生，目标是治病救人，发现了问题会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医治；而行为监管则类似于警察执法，发现违法、违纪行为后会立即处罚，对当事人严肃问责（二者的不同特点见表2）。“双峰”监管模式起源于英国，却由澳大利亚率先践行。在2008年以前，澳大利亚就成立了两个跨部门的监管机构：一个是“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专门针对金融机构的商业行为规范进行监管；另一个是“金融稳定委员会”，专门针对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监管。与澳大利亚专门成立两个独立双峰机构不同，荷兰选择中央银行来行使审慎监管职能，行为监管则继续由金融市场管理局负责。由于权力配置与机构设置完全契合双峰理论的特征，故称之为“经典双峰”。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后，在全球33个发达国家中，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金融机构盈利水平保持稳定，是没有出现任何金融机构倒闭或需要政府救援的国家，这与其最早采取“双峰式监管”密不可分。鉴于澳大利亚、荷兰等实行“双峰”监管的国家在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危机后，如何体现“双峰”监管理念，各国都在探索。2007年英国政府开始对本国金融危机时的表现进行反思，英国财政部认为，三方金融监管模式的缺陷是英国未能预测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3〕，于是从2013年4月开始启动“双峰”监管改革。与澳大利亚和荷兰的“经典双峰模式”（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模式完全契合双峰理论的要求）不同的是，英国实行的是“准双峰”模式，即以中央银行为主导，在英格兰银行内下设审慎监管局（PRA），并单独设立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直接向英国财政部和议会负责，即PRA与FCA双峰的机构层级低于英格兰银行，其最终确定的监管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方式有别于澳大利亚。危机后，美国也朝着一种修改的“双峰”监管模式改进，成立全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以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免受金融不当行为的侵害。有人甚至提出“双峰”监管模式可能会是未来最理想的监管结构。表2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的不同特点“双峰”监管的优势是职责权限划分明确，将行为监管主体和审慎监管主体分离。由一个金融监管机构负责相关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即“左眼监管安全”；由另外一个独立的机构负责商业行为和消费者保护问题，即“右眼监管服务”。既避免功能重复，又消除监管漏洞，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冲突和恶性竞争。当金融稳定目标与消费者保护目标发生冲突时，“双峰”监管模式明确规定，审慎监管机构首先应该以金融稳定为主。从国内实践看，2011年以后，“一行三会”都在各自领域设立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形成一种分业体制下“内双峰”监管体制。在这种“内双峰”监管体制下，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的关系密切程度远甚于监管当局与金融消费者，消费者保护目标仍是弱于审慎监管，很难从根本上保证消费者的权益。发生在2015年的中国股灾说明，单一行业的消费者保护部门没有能力来维护和稳定市场信心。当银行资金流入股市，场外配资快速增长，风险集中爆发时，监管部门却无法全面掌握融资的真实状况，也就无法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这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强行为监管，但并没有提到要成立新的部门来落实。建议可整合目前“一行三会”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功能，在金融监管制度安排上将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区别对待，确保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随着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设立，我国并不需要像英国一样对金融监管框架做出大调整，可以考虑在央行内部设立行为监管部门。由于央行不负责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能着眼于整个系统、系统内各方关系，在行为监管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四、强化功能监管：补“机构监管”的短板

从监管职能划分，金融监管分为“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两种方式（二者的不同特点见表3）。表3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不同特点“机构监管”是以金融机构法律地位来来区分监管对象，是由不同的监管当局对不同的金融机构分别实施监管，是由企业的法律属性决定其相应的监管机构。这是历史上金融监管的主要方式。它是对一家金融机构从生到死的全过程“纵向”监管，由于设制了“greatwall（防火墙）”，避免了各金融机构间的风险传导。但“机构监管”由于监管标准难以统一，无疑会造成监管差异，甚至诱发监管套利，不利于公平竞争。由于机构监管模式很难对跨行业的金融创新产品实施有效监管，监管部门往往用行政手段来限制金融创新的发展。另外，机构监管对于金融控股公司不能实行有效的监管，由于受各个机构法定授权的限制，监管只能在母公司层面行使。对于金融控股公司拥有较多跨行业子公司，则由不同部门监管，这样实际上是分割了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由于没有一个监管部门拥有全部信息，也就没有一个权威部门对系统性风险进行监控。“功能监管”能够弥补“机构监管”的不足。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认为，由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功能监管是以商业行为来判断监管边界，是以金融产品的性质及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来设计的，不论这种功能由何种性质的机构行使，不必考虑企业的法律地位。是一种对穿透式产品实行“横向”全链条式的监管，能够防止监管套利，实现公平竞争。与“机构监管”模式相比较，功能监管的优势在于：不仅能够有效地判断金融创新产品监管权责的归属问题，而且由于标准的统一，提高了监管的公平性。但是，功能监管会提高管理成本，加重监管负担。而且，“良好区分产品边界”是功能监管的前提，随着创新产品不断增加，越来越难以界定产品的边界。因此，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各有其优势和局限性。随着混业经营的发展，为加强功能监管提供了合理逻辑，但机构监管仍有存在的必要。20世纪80年代，美国最早提出了“功能监管”概念，但第一个付诸实践的是新加坡。巴西、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功能监管的典型代表。美国直到1999年才确定功能监管的框架，但采取的是“机构监管+功能监管”的伞型监管模式，即美联储负责监管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又根据功能特点划分不同监管机构的职能范围。这种监管体制不是纯粹的功能型监管，因为保留了较多“机构监管”的痕迹。在“伞型监管模式”下，美国的监管仍是各自为政，其弊端在次贷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2008年以来，美国在《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蓝图》和“金融白皮书”中，提出“伞+双峰”的新型监管模式，由审慎金融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和整个金融市场稳定监管三个部分构成。其中，美联储作为市场稳定监管者，充当“伞骨”，两个监管机构充当“双峰”来执行目标型监管职能。〔4〕目前，我国实行的是机构监管。但近年来，随着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对于一些横跨不同金融领域的“穿透式产品”，由谁审批、由谁监管？容易出现监管真空地带。而功能监管能有效避免“监管真空”与“交叉监管”同时并存的现象。综上所述，任何一个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选择，都要与其经济金融发展阶段相适应，做到风险全覆盖。世界多个国家已经证明加强综合监管、宏观审慎管理、功能监管以及行为监管，是一种有利于系统性风险防范的金融监管基本框架，这也是中国在金融开放进程中亟需补强的制度基础。但是，制度变迁是有路径依赖性的，我国从分业分段监管到加强统一监管、从注重微观审慎监管到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从只注重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到兼顾消费者权益保护、从机构性金融监管到功能性金融监管等转型，不会一蹴而就，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金融系统要按照党的以及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健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和现代金融监管体系（见图1），防范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斌彬.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述评———多边监管抑或统一监管〔J〕.法商研究，2010（3）.

〔2〕苗永旺，王亮亮.金融系统性风险与宏观审慎监管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0（8）.

〔3〕英国财政部.一个新的金融监管方向：改革蓝图〔EB/OL〕.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1403/consult_finreg_new_ap－proach_blueprint.pdf.

监管体系范文篇3

[关键词]中国；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在战后欧洲的金融发展中，德国堪称稳健发展的典范，而德国的金融监管更是独领风骚。2002年5月1日，德国把德意志联邦银行和保险监管、证券监管机构合并，成立统一监管组织———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成立，标志着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变化。而在我国，随着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沿用了近50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宏观调控和银行监管“大一统”的管理模式正式结束，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的体系已基本确立。因此，研究中德两国同在21世纪初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正确认识和比较两国金融监管体系，将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和完善。

一、中德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1.金融监管模式不同。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机构设立的类型主要是分立与整合两种类型，中国的“一行三会”监管体系即中国人民银行（PBC）、中国银监会（CBRC）、中国证监会（CSRC）、中国保监会（CIRC），体现了严格分立的监管模式。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是伴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逐步完善，最先人民银行从经营与监管合一转变到放弃经营功能，成为一个超脱的金融监管主体；而后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进一步得到完善。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多次进行了重大改革，终于形成目前的人民银行承担货币政策制定工作，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各类银行、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些机构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709家城市信用社、近34万家农村信用社、200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以及153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负责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的分业监管格局。在德国，随着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银行和保险业务间的区别正逐渐消失，银行、金融服务机构、保险公司一体化金融产品不断涌现，那些能够在市场上容易有效地扩大产品范围的银行、金融服务业以及保险机构间就形成了跨行业联合集团。与此相适应，成立现代一体化监管结构也就成了必然。同时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结构考虑到了行业区别：为银行监管、保险监管和证券监管/资产管理成立了独立的组织部门。而那些跨行业任务则由从传统监管功能分离出来的几个交叉业务部门执行。因此，2002年5月1日成立的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集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资产管理（BAWe）为一体，代表了完全整合的监管模式。它整合先前的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BAWe）的办公机构为单一金融监管机构并且集监管银行业、金融服务业、保险服务业功能为一身。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一个联邦机构，由隶属联邦财政部的部长通过公共法掌管。具有法律特性。两个办公室分处波恩和法兰克福，大约有1000个雇员，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监管2700个银行，800个金融服务机构和超过700个保险机构。新的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明显有利于监管局间的信息交换、有利于组织间的协同作用，有利于增强德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巩固了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

2.中央银行参与金融监管的程度、方式不同。按照授权，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不在各州设立下属机构，各州银行日常经营活动的具体监管，就由德意志联邦银行在全国9个地区设立的办事机构和这些办事机构下属的118家分行承担。不过，这些分支机构只是代为承担银行监管的日常事务，并负责将监管的情况向金融监管局报告，由其做出最终决定。同时，央行是全国惟一有权对金融机构行使统计权力的机构，这使得金融监管局无权单独向金融机构征集任何形式的统计信息，不过因行使监管所需的必要信息，可从央行那儿获得。而央行对涉及金融机构资本金与流动性方面的信息所做的报告，也会向金融监管局提供。同时中央银行以三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对金融部门的审慎监管。一是中央银行通过监测金融机构的风险类别并对其进行审计；二是中央银行通过参加监管当局的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为改善监管发挥作用；比如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下设管理委员会，主要由内含联邦财政部、中央银行及其他监管部门的21名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由联邦财政部人员担任主席。管理委员会监管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管理层，决定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预算并建议如何完成专项监管任务；三是中央银行与监管当局共享信息、技术、工作人员和行政管理等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央银行能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参与金融监管。在中国，中央银行专司制定货币政策。其原先的银行监管职能交由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监管部门———银监会完成，对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也分由证监会、保监会管理。三者并列，处于同一层次。在金融监管信息的获得方面，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具有自己独立的分支机构从平级的银行、证券、保险业机构采集、汇总信息，并逐级上报最高机构。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具有向金融机构征集信息的权利。由于侧重点不同，央行获得监管信息和其他三个机构获得的监管信息很多时候并不对称。

3.金融监管目标不同。虽然两者都把保证本国金融业稳定作为金融监管最高目标，但存在着监管目标具有统一性和分散性之分。一般而言，金融监管的目的有三个：维持金融安全稳定和良好的金融秩序；防止金融业的垄断以保持金融效率；保护投资者存款人的利益。监管是要兼顾安全、效率和存款人利益三项目标，并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对监管目标的侧重点进行相应的调整。而中国在这方面与德国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德国，金融监管的主要目标首先是保证德国整个金融业的正常稳定运行，由此派生出保证金融资产安全和保护客户和投资者的利益。而在中国，银行、保险、证券拥有比较独特的金融活动，有各自的收益和风险特征，其监管目标存在差别，因此有不同的监管目标，不同于统一的监管机构在监管目标上具有统一、清晰的重点，比如在我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三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证券业监督管理的目标，就是促进证券市场规范健康稳定发展。要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为证券公司的发展、壮大积极创造条件。由此可见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不具有统一性。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依法维护金融市场公开、公平、有序竞争，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护存款入、投资者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银行、证券、保险等监管机构要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充实监管力量，转变监管理念，切实把工作重心从审批事务转移到对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上来。必须从健全监管法规、严格监管制度、改进监管方式、强化监管手段、完善监管体制等方面，全面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4.金融监管方式和手段不同。德国金融监管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依赖非政府力量来监管银行，而较少使用政府直接监管措施。在放松对金融业管制的同时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德国金融监管当局放宽了对资金来源渠道、业务范围、经营地域、利率水平等方面的管制措施，而同时从总体、宏观方面对金融业加强了监管。实现了从常规性监管到风险性监管的转变，重视内控制度建设，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以防范金融风险，实现安全与效率并重的监管目标。而我国金融监管的形式一般有三类，一是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管。它是中国目前使用最主要的监管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分为两种方法，即金融行政管理和金融稽核管理；二是中央银行或监管部门委托监管，可以委托银行进行内部的稽核监管，也可以是委托外部的第三方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或咨询评估机构；三是行业自律管理，建立银行业同业协会进行行业协调和监管。针对上述不同的监管形式，形成三种不同的监管手段，即法律或法规的监管手段、行政监管手段和自律监管手段。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制订了以中央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为代表的一系列的银行法规，但是由于长期行政化管制形成的路径依赖，中国的银行监管手段依然主要是行政监管手段。这种行政监管手段，主要体现在银行市场准入限制、价格管制、分业监管等方面，其核心是行政审批制和行政管制。

二、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1.应该实施混业监管还是分业监管要依据一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水平来决定。目前我国已经加入WTO，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讲，应实行混业监管。但从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状况来看，目前尚不具备混业监管的条件。银行、保险、证券拥有比较独立的金融活动，有各自的收益和风险特征，监管目标上也各有差异，将不同的监管目标统一到一个监管机构内，使统一的监管机构在监管目标上可能没有像专业化的分立监管者那样有清晰的重点，可能会带来不同监管目标的冲突等难以处理的问题。另外，统一的监管机构规模庞大，内部分工不当，可能会滋生官僚主义等现象。因此，笔者认为现阶段，分业监管基本适合中国国情。但也不能忽视目前分业监管体制实际运行中存在着诸多缺陷，如缺乏有效金融监管的条件、多元化监管主体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与合作、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技术）与行业发展不匹配、金融监管缺乏完善的实务操作系统等；分设多个监管主体行政成本大，而且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成本也是很大的弊端。另外，德国的混业监管也是从分业监管经过较长的时期发展而来的。因此，应该实施混业监管还是分业监管要依据一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水平来决定。

2.中央银行即使不直接负责金融监管，也应该广泛参与金融监管过程，以保证金融监管目标的一致性。中央银行专司制定货币政策，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行使对金融业三个领域的管理，这确实在客观上强化了金融监管，主观上避免了某种道德风险。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二者目标密不可分。中央银行同时承担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职能，拥有监管信息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优势，还有作为最后贷款人的风险处置优势等。另外中央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和巴塞尔委员会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些对于及时交流执行金融监管国际准则的新情况，对于金融业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也是大有裨益的。因此笔者认为中央银行即使不直接负责金融监管，也应该广泛参与金融监管过程。可以通过参加对监管机构的监督、管理；承担具体的监督任务；以及与监管机构共享资源参与金融监管过程。制定货币政策，真正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实现统一金融监管目标。

监管体系范文篇4

关键词：平台经济；双重监管；政府监管；平台监管；分类监管

一、引言

2018年8月，滴滴平台“温州女孩”事件再次将平台监管问题变为了热议的中心。平台经济下，平台企业已经在实际的经营活动中担当起了市场监管者的角色（Hagiu&Wright，2015；Rochet&Tirole，2006）。然而，现有的市场监管结构仍然是以政府机构的监管为主（李凌，2015），并没有为平台企业的监管提供相应的政策空间和实施机制。正是由于现行的监管框架难以容纳政府机构和平台企业两个监管主体，才造成了平台经济中常出现的过度监管或是监管空白的现象，进一步的导致了平台经济的运行出现了诸如出行服务类平台的安全问题、商品交易类平台的假冒伪劣问题以及互联网金融类平台的欺诈跑路问题。对于平台经济的监管，我们曾提出“政府机构监管平台企业，平台企业监管市场”的双重监管体系（Yong，Hua，Hangetal，2017；王勇和冯骅，2017）。这样的双重监管体系一方面可以理清两个监管主体的监管关系和监管侧重，减少过度监管或是监管空白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可以使政府机构和平台企业两个监管主体分别取长补短提高监管效率。本文将针对政府监管平台企业的这一环节，讨论政府如何对平台企业施以监管，才能使平台企业所运营的市场更加规范繁荣。具体的，政府对平台企业进行监管不能一概而论，不能用一套办法管理所有的平台企业。不同类型的平台企业有着自己的特征，因此，政府的监管也需要根据平台企业的经营特征和逐利特性（王勇和邓涵中，2017）进行分类监管。接下来，我们将平台企业分为商品类交易平台、服务类交易平台和互联网金融平台三类，对政府监管的不同侧重进行讨论。

二、商品类交易平台

商品类交易平台主要指的是可提供网络购物的平台，比如国内的淘宝、天猫、京东、当当等。这类平台市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假冒伪劣问题。虽然政府部门、平台企业一直在为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做出努力，但假冒伪劣商品仍然充斥着我们的网购生活。2018年2月，中国消费者协会《2017年“双11”网络购物价格、质量、售后服务调查体验报告》，指出“海淘”商品涉嫌仿冒较多，非“海淘”商品服装质量问题相对突出。而淘宝网也因为涉嫌销售假冒商品，再度被美国列入“恶名市场”黑名单。对于假冒伪劣问题的长久不治，主要还是因为政府部门和平台企业都有着自身的监管局限性。然而，如果二者能够建立联动，将监管资源合理分配，则定会大大改善这一问题。接下来，将从事前监管、事中监管、事后监管三个层面，梳理平台企业监管和政府机构监管的定位和重点。事前监管。政府部门的事前监管主要是设定平台企业的准入门槛。政府部门需要对平台企业的资质进行审核，判断平台企业是否有能力搭建市场、运作市场以及监管市场，继而进行备案等，防止出现欺诈钓鱼平台，浑水摸鱼以假乱真蒙骗消费者。平台企业的事前监管主要是限定与审核市场用户的准入，一方面，平台企业需要对市场中的卖家进行审核，查验卖家的经营牌照、经营范围以及经营规模等资质，另一方面，平台企业需要对市场中的用户进行审核，比如推动实名制注册与交易，避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用户扰乱市场。事中监管。政府部门的事中监管主要是对市场的抽检，避免平台企业出现监管松懈、内部腐败的情况，帮助平台企业克服监管的局限性。平台企业的事中监管主要是使用大数据的手段，甄别假冒伪劣商品，识别存在潜在机会主义行为的用户，比如，根据商品的生产地点、运送路径等甄别假冒商品，根据用户历史行为数据，为交易对象提供参考与警示。事后监管。政府部门的事后监管主要是对市场中机会主义行为的用户进行惩罚，对平台企业施加连带责任惩罚。平台企业的事后监管主要是对市场中机会主义行为的用户进行惩罚，同时做好交易的善后工作。此外，政府部门和平台企业还应不断完善举报投诉机制。对于用户之间等纠纷，可由平台直接处理；对于投诉平台企业，涉及平台监管松懈与内部腐败问题的，应建立直接与政府部门沟通的渠道。对于监管的重点。政府部门的监管侧重应为：事后监管>事中监管>事前监管；平台企业的监管侧重应为：事中监管>事后监管>事前监管。首先，弱化事前监管，是鼓励行业发展与创新，提高审批效率的一种方式；其次，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平台企业重事中，政府部门重事后，这样更有利于强化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促使平台企业承担起监管者的角色；最后，这样的监管布局有利于分别发挥政府部门和平台企业的优势资源，避免形成监管资源浪费和监管空缺，也避免了政府部门过多干预平台企业的经营，有利于政府部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改革。

三、服务类交易平台

服务类交易平台主要指的是通过互联网提供服务的平台，在此更多的指O2O（OnlinetoOffline）的线上线下服务平台，比如国内外卖行业的美团、饿了么等，出行行业的滴滴出行、神州专车等，健康服务行业的春雨医生、宜生到家等；以及其他提供类似服务的行业。这类平台市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人身财产安全的保证与服务质量层次不齐的问题。对于外卖行业，最受到重视和关心的便是饮食卫生情况。以杭州为例，根据杭州市2017年11月、12月对三个外卖订餐平台中3万余商家的巡检，发现违规商家仍占比9.7%。主要问题便是商家有照无证、无照无证。针对这一严重的问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在2017年11月10日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范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行为，明确了平台企业、平台入驻商家、送餐员的责任义务，以及相关食品监测和地方性法规等衔接。对于出行行业，最受到重视和关心的便是出行安全请况。比如，自网约车行业兴起至2017年，每年都仍有乘客、司机出现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当然，更多的仍是乘客受到司机的威胁。而这些情况，是在政府部门出台网约车政策后，仍然出现发生的问题。因此，出行行业的监管仍需要持续的关注。对于健康服务行业，最受到重视和关心的便是人身财产安全，其次是服务水平难以衡量。这里的人身财产安全不仅是指消费者，也包含服务人员。以上门按摩服务为例，顾客通常会担心技师或与他人串通抢劫等，或是技师水平层次不齐操作失误致使受伤；而上门服务对技师也是一种高风险的工作，尤其是女技师，同样会担心服务时会遭遇勒索、绑架或者其他意外。服务类交易平台的事前监管是政府监管的重中之重。政府部门的事前监管主要是设定平台企业的准入门槛，对平台企业的资质进行审核，判断平台企业是否有能力搭建市场、运作市场以及监管市场，继而进行备案等，防止出现不合规、钻漏洞的平台，浑水摸鱼以假乱真蒙骗消费者，比如假借健康服务为由提供色情服务的平台。此外，政府部门也要对平台市场的准入门槛作出要求，防止平台企业为了跑马圈地而降低准入门槛，带来安全隐患。服务类交易平台的事前监管也是平台企业监管的重中之重。平台企业的事前监管主要是限定与审核市场用户的准入。一方面，平台企业需要对市场中的服务人员进行审核，查验其资质以及进行背景调查，将不合格的服务人员排除在市场之外；另一方面，平台企业需要对市场中的顾客进行审核，比如推动实名制注册与交易，避免潜在的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顾客对服务人员带来安全隐患。此外，在背景调查方面，平台企业应积极的与政府部门、与同行企业建立互联互通的机制与渠道，使背景调查更加的真实、符合实际情况。比如，可将服务人员的部分信息与政府部门的信息进行比对，查处服务人员是否有违法犯罪的前科等。事中监管。政府部门的事中监管主要是对市场的抽检，其中更多的是对服务人员的抽检，避免平台企业出现监管松懈、内部腐败的情况，帮助平台企业克服监管的局限性。平台企业的事中监管主要是使用大数据的手段，甄别存有潜在危险的服务人员，识别存在潜在机会主义行为的用户。比如，根据用户短期反馈、服务人员的劳动强度等指标，可以判断服务人员的近期表现与是否存在会影响工作的情况；再如，可以根据用户提供的服务地点与服务要求等，判别此次服务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后监管。政府部门的事后监管主要是对市场中机会主义行为的用户进行惩罚，对平台企业施加连带责任惩罚。平台企业的事后监管主要是对市场中机会主义行为的用户进行惩罚，同时做好交易的善后工作。此外，政府部门和平台企业还应不断完善举报投诉机制。对于用户之间等纠纷，可由平台直接处理；对于投诉平台企业，涉及平台监管松懈与内部腐败问题的，应建立直接与政府部门沟通的渠道。对于监管的重点。政府部门的监管侧重应为：事前监管>事后监管>事中监管；平台企业的监管侧重应为：事前监管>事中监管>事后监管。首先，强化事前监管。相比商品类交易平台，服务类交易平台中的用户可能会受到直接的人身、财产安全的威胁，因此，服务类交易平台需要做出提前预防，在事前监管阶段就阻止机会主义行为的用户流入市场，避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其次，平台企业重事中，政府部门重事后，这样更有利于强化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促使平台企业承担起监管者的角色；最后，这样的监管布局有利于分别发挥政府部门和平台企业的优势资源，避免形成监管资源浪费和监管空缺，也避免了政府部门过多干预平台企业的经营，有利于政府部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改革。

四、互联网金融平台

互联网金融平台主要指的是通过互联网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在此更多的指网贷平台，比如蚂蚁金服、陆金所、人人贷等。互联网金融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平台经营不善和非法集资诈骗。2015年7月，人民银行等是部门联合《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鼓励金融创新，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明确监管责任，规范市场秩序。同年，互联网金融停业及问题平台数量骤增，高出2014年4倍之多，达到1287家。同年12月，爆出了轰动全国的“P2P第一案”：e租宝非法集资案，涉案金额762亿元。与此同时，诸如不良“校园贷”等恶性事件也频频被爆。2015年12月28日，银监会等四部委《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拉开了P2P网贷行业监管序幕。在之后的两年里，国家各层都密切关注P2P领域，先后《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意见》、《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个体网络借贷》、《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备案登记管理指引》、《关于做好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整改验收工作的通知》等文件，以及出台了P2P备案登记制度。2016年，停业及问题平台数量的增长率从327%降到了33%，2017年，停业及问题平台数量降到了643家。可以说，政府部门对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监管还是卓有成效的。政府对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监管的主要方案是采取极其严格的准入政策和信息披露政策，即重视事前监管和事中监管。我们对这一监管方案是相当赞同的。接下来，将从事前监管、事中监管、事后监管三个层面，梳理平台企业和政府机构监管的定位和重点。事前监管。政府部门的事前监管主要是设定平台企业的准入门槛。政府部门需要对平台企业的资质进行审核，判断平台企业是否有能力搭建市场、运作市场以及监管市场，继而进行备案等，将以非法集资、恶意诈骗为目的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排除在外。此外，政府部门也要对平台市场的准入门槛作出要求，防止平台企业为了跑马圈地而降低审核标准。平台企业的事前监管主要是限定与审核市场用户的准入，一方面，平台企业需要对市场中的出借资金的用户进行审核，评估其风险承受能力，劝导理性投资；另一方面，平台企业需要对市场中的借款项目进行背景调查、资料查验等审核，并给予一定的投资评级，防止虚假项目在平台上坑害用户。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事中监管是政府监管的重中之重。政府部门的事中监管主要是督促互联网金融平台披露真实信息，并根据所披露信息对其运营情况进行评估，及时叫停、处理问题平台，避免平台发生诈骗行为、管理人员跑路行为等，对于经营不善的平台也应积极指导，保障投资者的权益。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事中监管是平台企业监管的重中之重。平台企业的事中监管主要是使用大数据的手段，甄别项目的违约风险并及时更新。对于项目风险较大的项目，应及时提示投资者，甚至直接叫停项目，防止平台出现系统性风险，导致平台的运营困难。事后监管。政府部门的事后监管，一方面是完善平台企业的退出机制。比如，督促平台企业成立退出工作小组，制订报备退出计划和方案，以及监督平台企业资金清退工作，实现平台企业的平稳退出。另一方面是追究问题平台的责任，对相关责任者施以惩罚。平台企业的事后监管主要是及时与政府部门建立联系机制，制定、执行合理的退出方案，减少投资人的损失。对于监管的重点。政府部门的监管侧重应为：事中监管>事前监管>事后监管；平台企业的监管侧重应为：事中监管>事前监管>事后监管。首先，强化事前、事中监管，尤其是强化事中监管。一方面，通常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准入门槛就比较高，在准入阶段审核通过平台企业的资质等都不会存有太大问题。但是，由于借贷金融的高风险，加之平台企业具有极强的逐利特性，更多的时候问题发生是在平台企业经营的过程中，因而事中监管极其重要。另一方面，相比其他类型的平台，互联网金融平台通常涉及资金量巨大，涉及投资人员也会相当广泛，一旦出现体现困难、跑路、停业等情况，则将会波及其他众多公司、人员，甚至其他行业，易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必须将问题控制住事前和事中两个阶段，避免酿成祸患。其次，事后监管虽然侧重较轻，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良性事后处理能够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能够尽量挽回、减少投资者的损失。最后，对于互联网金融平台，政府部门不能完全的采取放任的态度，可以适当的干预平台企业的经营，及时叫停风险较大的经营方式，避免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五、总结

本文主要针对“政府监管平台企业，平台企业监管市场”这一双重监管体系中政府监管平台企业这一环节，探讨政府如何区别平台企业，对不同类型的平台企业施以不同侧重的监管。研究发现，对于商品交易平台，政府应注重事中事后的监管，需要重点抽检商品质量，对平台企业施加较重的连带责任；对于服务类交易平台，政府应注重事前监管，需要重点规范准入标准，对平台企业的资质审核环节加以监管；对于互联网金融平台，政府应注重事中的监管，需要对其运营行为进行监管。

参考文献：

[1]HagiuA．andWrightJ．，Multi-sidedplatf-orms[J]，InternationalJournalofIndust-rialOrganization，2015，（43）：162-174．

[2]RochetJ．C．andTiroleJ．，Twosidedmark-ets：Aprogressreport[J].TheRandJournalofEconomics，2006，37（3）:645-667．

[3]李凌．平台经济发展与政府管制模式变革[J]．经济学家，2015，（7）．

[4]王勇，邓涵中．论企业的交易属性[J]．经济学家，2017，（2）．

监管体系范文篇5

[关键词]金融科技;监管科技;智慧监管;金融生态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金融产业融合不断加深,金融科技模式应运而生。在经济新常态及疫情冲击背景下,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为金融产业创新和经济的再次腾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金融科技的发展与广泛应用推动了传统金融业务的移动化、线上化与智能化发展,并以此为基础衍生出了许多新的金融业务模式与经营方法。但在互联网信息技术赋能下,金融科技又会产生新的金融风险,且新型金融风险的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更大,对金融科技监管提出了更多要求[1]。伴随着金融科技创新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金融产业日益呈现出金融产品交易种类和结构复杂化特征,与之相关的金融监管信息非对称性问题日益凸显[2]。例如,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剧,金融机构在技术创新掩盖下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使得监管机构无法准确掌握金融机构实际经营状况[3]。因此,金融科技产业创新的发展迫切需要监管科技(RegulationTchnoloegy)的发展与支持。

二、我国金融科技监管问题与难点

(一)监管方式与政策法规较为落后缺乏前瞻性,风险管控难度较大

金融科技产业发展的背后依托的是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其商业模式复杂多边,不同金融科技模式之间的关联性较强,彼此之间存在海量的信息流,客观上对监管机构形成了监管壁垒[4]。对于金融科技企业的金融业务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监管机构表现出了监管空白问题。例如,在传统金融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会基于存款派生链条来界定监管对象。但金融科技利用技术也可进行信用创新,且可存在于存款派生链条之外,而逃避监管[5]。此外,法律法规的不成熟也为金融科技监管造成了现实阻碍。例如,在第三方支付模式中,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第三方支付早已不再局限于境内之外,国外支付业务规模也在显著增长。而在现有的法律监管体系下,跨境第三方支付的法律规范并不完善,无法完全套用境内第三方支付规则,目前仍存在无法可依的困境[6]。

(二)金融科技监管缺乏量化模型,严重依赖于解释文本

在传统金融监管框架下,金融监管部门对风险模型要求简便,以便于理解与验证。但随着金融科技产业的技术创新,使得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及区块链等技术大量应用在金融产品中,致使金融科技产品具有复杂内部关联性,而不在简单的因果关系,许多金融风险被掩盖在技术和算法之下,具有较大潜在金融风险,不利于金融科技监管[7]。同时,金融科技企业相比传统商业银行和监管部门,在技术已经具有显著优势,甄别信贷风险的能力更高,事实上已经承担金融科技产品的风险定价、授信评估及贷后管理等一系列核心职能,监管部门只能根据金融科技企业所提供的金融数据进行传统模式风险评估,严重依赖于解释文本。但金融科技产业与金融市场的稳定不能依赖企业内部的自我合规管理,而缺乏外部监管。因此,急需提升监管部门的监管方法、手段与工具。

(三)社会化信息数据共享平台尚未建立,监管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孤岛问题

金融科技监管需要依托于信息数据和大数据技术,但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数据已经成为各企业机构的核心资产,其保密性极强,政企间和企业间的数据难以共享,在缺乏社会统一的安全数据存储和共享平台的前提下,金融科技产业已经形成信息数据孤岛。金融科技监管的信息数据孤岛将导致金融科技监管的延迟性与监管的系统性,具体将导致监管部门无法统一金融科技监管维度,无法对金融科技企业开展高效的金融数据信息分析,并转化为监管政策与执行措施,进而减弱了金融科技监管的系统性,致使金融科技监管总是滞后于金融科技创新,无法及时消除潜在金融风险。

三、智慧监管生态体系与构建阻碍

(一)智慧监管生态体系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深入发展,金融科技依托平台模式逐渐形成了具有分工与合作结构特征的生态体系[8]。加速金融科技监管部门的数字化转型,联通其它监管部门的监管生态体系,创建围绕金融科技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的智慧型监管生态体系势在必行,具体智慧监管生态体系如图1所示,智慧监管生态体系包含监管主体和技术安全保障两部分,其作用是利用协同监管实现监管部门,对金融科技业务和市场的日常监管和行为甄别,达到预防和治理金融科技风险目标。具体而言:图1智慧监管生态体系第一,在监管主体方面,包括两大类别主体,一是政府监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等,二是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平台。其中,政府监管部门主体又包含了银保监会、税务、工商及法院和公安等,各部门之间通过协同机制达到对整个金融科技产业的监管。而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平台则是被监管对象,该体系表明金融科技企业与传统金融机构性质相同,其监管内容和方向应当保持一致,以防止金融科技企业打着金融科技创新旗号从事非法金融行为,弥补金融科技监管空白[9]。第二,在监管科技方面,主要包括可控信息技术与网络安全管理[10]。其中,信息技术主要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及物联网等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通过技术赋能和创新提升监管部门的监管科技能力,以适应金融科技创新发展需求。而网络安全管理主要涉及网络数据信息安全,相关监管部门当尽快建立金融科技数据信息标准,统一数据架构、存储形式与相关标准,以便监管部门的数据信息搜集和管理,切实保证金融科技企业的金融数据资产安全,提升金融科技监管效率[11]。

(二)金融科技智慧监管体系构建阻碍

1.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金融科技发展技术和理念存在差异,监管部门难以根据不同业务模式制定统一监管标准,突出表现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发展困境。对于传统金融机构而言,在开展金融科技业务创新时,更注重长期的风险防控,对金融风险控制更为谨慎[12]。但在金融科技产品开发与事后监管等环节存在许多技术性问题,致使因技术创新所导致的金融风险较高。而对于金融科技企业而言,在开展金融科技业务创新时,更注重技术创新和消费者服务质量,忽视了金融风险。2.金融科技法律问题突出,监管法律滞后覆盖性不足[13]。自2013年互联网金融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后,依托于互联网平台的金融科技得到长足发展机遇。但在发展过程中,金融科技风险逐渐凸显,并在2015年正式步入“监管元年”,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密集出台。但相关法律普遍属于填补原有法律缺失、法律不完备及现行监管规则下的法律冲突等类型,缺乏前瞻性与针对性。具体而言:相关监管法律对金融科技创新违规行为界定过于宽泛,执法规则不明确,导致监管人员无法可依,在具体操作层面缺乏指导性,且法律具有明显滞后性,监管工具缺乏创新,存在严重的监管空白与套利问题。3.金融科技业态复杂,监管难以协调,协同监管效果无法确定。相比于传统金融模式,金融科技业态模式更为复杂,彼此之间联系愈发紧密,但不同业态模式之间又存在显著差异性特征。对此,无法直接利用传统科层式由上至下的监管模式,而需要不同监管部门协同监管,以解决金融科技产业的“跨领域”、“跨时区”和“跨区域”等特征[14]。金融科技产业的跨领域模式特征,导致其金融产品具有游离特征,极易游离于现行监管指标体系之外。因此,需要不同监管部门保持信息沟通,以便制定更为精准和完善的监管体系指标。

四、构建高质量智慧监管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创建金融科技产业园,采取试验监管方式检验监管体系运行效果

随着我国金融科技产业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在部分地区开展了金融科技试验监管区域,即“监管沙盒”。但目前,仅有北京、上海、重庆、深圳、杭州、苏州、成都、广州及雄安新区9个地区开展了“监管沙盒”试点工作,与我国金融科技发展需求相比远远不足。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协作,以达到金融科技产业合规发展目标。具体而言:第一,在政府层面方面,需要立足于本地经济发展特征,明确金融科技产业园定位,避免盲目跟风发展,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创建具有差异化和个性化的金融科技产业园[15];第二,在企业层面方面,加强内部合规建设,处理好创新与监管关系,坚守法律红线与底线,积极接受监管部门监管。

(二)建立并完善金融科技智慧监管制度,保证金融科技监管有法可依

第一,建立金融科技信息披露制度,主要包括:审计、征信以及会计等方面的信息披露。重点对金融科技的资金使用状况透明度加强监管,减少监管部门和大众消费者与金融科技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16];第二,利用好信息技术创新,建立大数据征信体系,挖掘数据潜在价值,保证金融市场安全稳定。但金融消费者的信息数据搜集、管理以及分析必须要有相关法律支撑,规定金融科技企业在适度范围内采集数据以及合理使用数据,防止信息数据滥用;第三,整合社会闲散监管资源,创建社会评价体系,发挥金融消费者在监管环节的作用,弥补智慧监管体系不足,不断完善金融科技智慧监管体系。例如,创建公共平台,并提供消费者互动评价以及第三方机构评价等服务。利用人工智能自动搜集金融消费者反馈关键词,并建立相关解决模型,以此对金融科技企业起到监督和管理作用。

(三)提升监管部门监管能力,增加监管科技应用场景

监管科技不仅仅是一种监管工具,它更是监管理念和监管范式的升级。在金融科技快速创新的背景下,监管科技将是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实现金融产业创新发展及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保障。对此,提升监管部门监管能力,尤其是增强监管科技手段,拓展监管科技应用场景势在必行。第一,将监管科技应用在金融科技交易环节,实现交易前、中、后全方面监管。例如,在交易前,利用区块链技术将法律规范嵌入系统并建立数据库,保证交易合规性。在交易中,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数据实现自动搜集,对客户行为进行实时监控,降低人力成;第二,将监管科技利用在合规数据报送环节,减少人工干预,保证数据实时交互和数据真实性。同时,利用加密技术保证合规数据在传播过程中的安全性,保证数据不可被窃取、篡改以及破坏,增强数据安全性。

[参考文献]

[1]刘少波,张友泽,梁晋恒.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21(03).

[2]李华民,邓云峰,吴非.金融监管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J].财经科学,2021(02).

[3]许可.从监管科技迈向治理科技———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新范式[J].探索与争鸣,2018(10).

[4]申嫦娥,魏荣桓.基于国际经验的金融科技监管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8(05).

监管体系范文篇6

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所进行的所有监管举措都是为了能够让企业在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里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企业也可借此来获取更多经济收益。但是，这种看似非常有益的监管体系，实质中却存在很多矛盾。

第一，监管部门过于频繁进行重复监管，可能造成监督矛盾日益激烈的同时还降低了监管工作的实质效用。与此同时，过度的监管调控还可能致使监管加大冲突频率。全国的金融机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组织、证券部门以及各保险公司都已实行了监管，所承担的相应职责分别是通过银监会、证监会以及保监会承担。此类监管的模式都因金融控股企业的产生受到了巨大冲击。在各监督机构目的、标准体系，以及操作方法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容易造成各个监督管理部门活动存在很大偏差，倘若金融控股企业只受单一机构监管，单一监管机构的监管者自愿接受其它监管者所负责工作的可能性非常小。各个监管机构的监管目的各不相同，也可能致使监管冲突发生。

第二，各监管部门之间因监督目的各不相同，则难以在彼此之间进行协调，调节性能与效率不高。关于金融监督的问题，银监会、证监会以及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都是同一个水平。假使一家金融组织同时经营各项金融业务，比方说既从事银行业务，同时又开展保险业务或者证券业务，如果某项金融业务产生了风险，如何确定由哪家监管机构带头，选择哪家监管机构最终进行决策等实际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

第三，中国金融控股企业已经产生同时不断持续的发展，其运营方式可划分以下两种：第一种为经营性的控股公司，比如银行控股公司（即控股企业为商业银行）全资或控制部份股权，包括附属部门或子公司在银行、证券、保险、金融类型的服务性质公司以及非金融性实体。这样的金融控股企业特点表现在母公司本身，设立了银行经济业务。所管理与控制的为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部门或者子公司，各附属部门或独立的子公司自主对外进行与业务相关的活动，同时承担与之相关的民事赔偿责任风险。集团高管有决策权对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任免及其它附属权利，并对重大事项决策产生影响。现阶段，与之形式相似的银行控股企业有：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第二种是金融控股公司为纯粹性质，集团的控股企业不是银行的金融组织。全资拥有或控制大部份股份，其中包括集中在银行、证券、保险、金融服务公司和非金融服务公司的分支机构以及子公司。此类金融控股企业的特色是总部（母公司）本身并没有从事金融相关活动，但其关联公司或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控制进行独立的涉外金融服务，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集团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甚至是孙公司通过管控股权进行监管，集团公司（母公司）董事会对子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免拥有决定权，同时对子公司重大决策产生深远影响。当前，国内这类型的金融控股集团主要有中信企业、光大企业、平安企业等。我国目前实行以金融业内不同的机构主体及其业务划分而分别进行监管，很难开展对金融控股企业以及相关金融业务的监督管理。其次，金融控股企业下层设置的组织机构互相参股现象，导致法人结构难于分析，企业规模庞大以及跨国经营致使内部管理机构层次多样化，企业金融业务牵涉不同金融业务，又导致运营复杂化。从一个角度来说，致使信息的不对称性加大，给金融控股企业的外部监管也带来了许多阻碍，可能致使监管真空；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由于牵涉不同行业的监管机构，各个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方案和核心截然不同，金融控股企业通过在不同专业的金融监管体系中发觉出差异，有可能采取手段，回避监管行动，以最低的成本，最小的阻碍建立组织形式，进而增大各专业金融监管机构在对相关金融部门进行监管过程中的困难。其次，监管主体对监管对象的管控虽然能够有效的避开风险，但由于各个监管主体之中信息沟通与交流不顺畅，可能致使信息传递受阻。使得金融控股企业整体的风险不易于掌控，极易造成监管真空现象。

第四，很难对金融行业的创新采取行之有效的监管，开始于二十世纪中叶的金融革新，促使金融行业发生了质的飞跃。但是，金融创新却开始与金融监管放松同时发生；风险管控与风险监督无法跟上飞速发展的金融创新，导致风险管控与监督滞后。例如发达国家的一些次贷危机，就是金融创新速度与风险监管速度发展不一致而造成。分析金融工具创新之所以难于被监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金融工具创新是从零开始的过程，现创段开发出对创新金融工具的监管规定和体制难以从一开始就做出科学合理的预测，警惕并加以防范；

(2)新的金融工具投入使用，通常需要丰富的经验，通过很行时间运作方能显现其优势与劣势，致使金融监管只能针对事后，对事前无法判断与执行。

(3)因金融机构自身责任所致，监管当局未将金融工具创新的风险管控纳入直接监管范围，综合以上各种原因，金融工具创新作为金融机构进一步调整金融杠杆率的有效手法同时，也是金融监管过程中需攻克的困难。

二、我国金融行业监管体系面临问题的解决对策

想要解决上述问题，就要从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此转变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要依照金融行业实际发展状态进行持续改进。最理想的选择是设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委员会，但是这项选择的落实需要通过长时间的过渡才能生效。中国目前执行“一行三会”（即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业管理制度，大致上与当下金融市场发展需求相吻合。但还没有明确分工责任，存在监管重复、监管漏洞、监管套利、监管成本过高而监管效用过低等问题，金融控股企业的监管责任不明确以及监管力度不够等问题尤其显著。各个监管部门之间缺少信息交流与沟通、资源共享、团队配合。在维持金融监管体制基本不变的态势下，创新与改进十分必要。

第一，对各监管组织的权利与责任要准确落实，加强沟通与合作以及组织之间信息交流，强化监管协调作用，各个监管机构彼此配合，协同合作。不断改革与完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监管联合会议体制”。遇到重点难点监管问题集体协商，以实现各监管部门最终统一建议，进行科学、有效的决策。

第二，将现阶段对金融机构监管的重点调整为功能监管，实现联合监管计划成为一个统一整体。

第三，合规性监管及风险性监管方法两者结合，视风险性监督为全局引导并带动合规性检查的发展。对银行与金融机进行合规性与风险性等级评价，设立信用等级制度，使银行与金融机构对其运营与风险程度判断以及管控迈向更高层次发展。

第四，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是监管工作主体，制定与发展相关的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法规，组织金融监管对金融控股企业的母公司（总公司）根据企业的功能直接监管，对母公司下设的金融企业一并开展业务监管。还可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总公司，实现对集团下属公司的内部管理活动。

三、结语

监管体系范文篇7

1.1会计监管的含义

会计监管是政府或会计职业团体对会计工作的干预，以确保会计工作合理、有序，真实地进行。会计监管本质上要求其必须具备经常性、全面性和连续性的特点。

1.2政府会计监管的含义

第一，从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的角度来讲，政府会计监管是指政府作为各利益集团（国家、人民）的代表对企业是否认真履行其社会责任而进行的监督、检查及具有建立会计市场诚信的责任，以及对会计师事务所、会计从业人员的工作情况的监督和检查。

第二，从政府作为投资者的角度来讲，在国有企业中，国家作为出资者拥有企业的绝大部分股份，国家作为委托人要考核受托人的业绩，考查其是否存在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要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从这一角度来讲，政府会计监管是对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生成过程及生成结果进行的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

第三，从政府作为社会服务者的角度来讲，由于其性质的特殊性和自身所具有的极高的信用度，政府的职能部门在一定程度上也承担了会计监管责任，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评估为一般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起到了指导作用。

第四，从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构来讲，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其也有自己内部的会计预算、决算和核算制度。为了保证政府预算资金的有效运用，防止资金被滥用和公共物品外部效应的出现，政府有必要对其职能部门本身的会计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

1.3二者的关系

由于政府地位独立、与被监管者没有依附关系和利益联系，同时它具有法定的权威和强制力，可以对违法的被监管者依法实施制裁，所以政府在会计监管方面与其他监管者相比有很大的优势。

综上所述，政府会计监管就是政府为了保护市场各参与者的利益，促进资本市场和经济的有序发展和运转，通过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指导或强制会计主体进行会计信息的生产和披露的行为。

2政府会计监管的主体、对象和范围

2.1监管主体

根据《会计法》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为各单位会计工作的监管检查部门，对各单位会计工作行使监督权，对违法会计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笔者认为，政府会计监管主体的设定，应当在转变监管职能的基础上充分体现效率原则，避免职责重叠和交叉监管。具体建议是：对市场主体的会计监管主要通过法律委托会计中介机构承担，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对会计中介机构的再监督；财政部门作为会计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主要任务是负责统一制定会计标准和监管规则，以规范会计行为和监管秩序，并侧重于对国有单位的会计监管（包括对会计中介机构的再监督）。

2.2监管对象

政府会计监管主要监管什么?从有关法律规定来看，由政府部门实施的会计监管，其内容既包括会计行为，也包括会计信息，还包括从事会计工作的相关人员，比如是否按照规定取得会计凭证、设置会计账簿，会计差错的更正方法是否符合规定，任用的会计人员是否具备会计从业资格等，都是政府部门的监管对象。对上述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规范和控制，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2.3监管范围

根据《会计法》的规定，财政部门可以依法监管各单位的会计账簿设置情况，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的真实和完整，会计核算制度的合法性；会计从业人员的资质，依法对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指导。政府会计监管的范围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对社会公众利益有重要影响的单位（如公众公司、金融机构等）。二是国有单位。我们应当更加关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会计信息质量情况。

3政府会计监管的特点分析

3.1政府会计监管的优点

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以强制力作保障规范和约束市场活动参与者，保证社会公平和有序竞争，会计活动的参与者以及会计信息当然也是政府监管的对象之一。政府在会计监管中主要承担两项职责：一是制定会计标准和监管制度，二是组织实施会计监管，惩处会计活动中的违法者，保证会计秩序规范运行。由于会计信息的特殊性和会计市场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会计市场不能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行，表现为会计市场失灵。会计市场的不完善，政府就有必要介入会计市场，以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3.2政府会计监管的缺陷

3.2.1政府垄断会计规范制定权导致政府行为的低效率

政府会计监管的必要性使政府享有了会计规则的垄断制定权。垄断与竞争是相背的，绝对的垄断对竞争的限制会导致低效率。在政府的垄断权无法消除的情况下，应采取一定的替代方式予以弥补，如政府行为应接受法制的规范和公众的监督。由于政府的特殊地位，我国的现实问题是:立法给予了政府会计规范的制定权，却没有明确政府会计规范制定低效或无效时应承担的责任，政府的权力与责任是不对等的。

3.2.2政府监管目标的多元取向导致政府角色的冲突

政府的监管目标是多元的、难以测度的。特别是在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往往既是资产所有者又是管理者，政企难以做到真正分离。以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而言，政府集会计信息提供者、使用者和监督者于一身，要同时兼顾各方不免会疲于应对。政府的多元利益目标取向使其存在深刻的角色冲突，使政府有可能利用其社会管理者的垄断权力来谋取其所有者的利益，维护政府部门的自身利益而不是社会公众利益，以致违背公平的市场交易原则。

3.2.3政府会计监管部门之间的不协调性导致会计监管效率的下降

政府会计监管的政策应是集体协调的结果。群体的力量在有效机制的约束下能取得“1+1>2”的效应,否则是负面的抵消效应。但现今证监会与财政部之间的关系在立法上并未理顺，存在着权力上的重叠与交叉。权力上的界定不清,导致了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其直接后果是不协调甚至矛盾的“红头文件”纷纷出台，朝令夕改、变通性解释大量存在，使企业会计处于疲于应付、无所适从、各行其事的局面，必然造成会计监管效率的下降。

3.2.4政府监管分散

按照会计法的规定，财政、审计、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管、保险监管等部门，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监督检查，即多个政府部门负有会计监管职责。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这些政府部门在企业监管上的分工不明确，职责重复，没有统一标准，实务中各自为政，从而导致重复监管，甚至在会计监管问题上相互冲突，弱化了政府会计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4政府会计监管的效果

4.1政府会计监管的适度性

在我国政府会计监管上，监管过度和监管不足并存，二者都会导致会计监管的低效，因此不应盲目地将出现的会计信息虚假问题简单地归为监管不足而不断地强化监管，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监管不足和监管过度的领域，分别采取措施辩证施治，这样才有利于适度监管目标的实现。

4.2政府会计监管的效果分析

我国的会计监管机构之众、采取的监管方式之多、制定的监管标准之繁、耗费于监管的财政支出之巨、政府赋于会计人员的责任之重，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但会计监管的收效却甚微。一个“安然”事件能引起美国政界的动荡，能迫使美国政府重新反思其监管体制,能导致世界“五大”会计公司之一的安达信濒临破产。而在我国相继出现深圳原野、红光实业、琼民源、银广夏等恶性案件，会计违规行为愈演愈烈，有谁评价过我国的会计监管体制?有谁思考过我国会计监管力度不够，还是监管过了头?很多人倾向于前者。但笔者认为，我国的会计监管是监管不足和监管过度并存。如对因上市公司会计操纵而导致的股东损失至今仍没有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追究，这是监管不足的表现；而对上市公司不断地进行多头重复性检查，则是监管过度的表现。相对于监管不足，过度的会计监管会泯灭会计主体的自主性和本来应有的信誉机制，处于高压下的企业或者成为任人摆布的木偶(守法者)或者奋起而抗之，寻求自我利益的实现(违法者)，二者都是市场无效的表现。政府监管越多，政府官员设租越多，被监管主体寻租越多，双方获取的利益越大，诚实守法的会计人员越无立足之地，法制和监管部门的权威越低，公平和正义的理念也将消失。其直接导致的后果是，企业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不是致力于新增价值的创造，而是挖空心思地寻求包括滥用会计政策在内的寻租方式以对既有财富进行重新分割，社会的发展呈现为停滞甚至倒退。

适度的会计监管有利于其他监管主体功能的正常发挥，弥补政府会计监管中存在的缺陷。政府的适度监管有利于职业界的自觉管理、企业的自主运作、市场的自发调节，弥补政府监管存在的缺陷，最终形成政府、市场、企业和职业界之间的良性循环。

监管体系范文篇8

关键词：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监管体系

食品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食品的安全是保障人们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基础。如果食品出现安全问题，将会直接对人们构成危害。所以为了能够保障食品的安全，我国构建了相应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以及监管体系，依据这两种体系来实现对食品安全的保障。然而，我国的这两种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发展上还存在落后的局面，在实际的应用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就需要采用合理的措施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下面本文就主要针对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及监管体系进行深入的研究。

1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现状

1.1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面临的问题

由于以往缺乏明确的制度保障，我国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我国成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作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领域唯一的专业技术机构，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由于成立时间较短，没有进行整体的规划与设计，技术保障能力不足，还未形成开展风险评估工作的实验室网络，只是完成了一些应急和常规的风险评估工作。(2)由于风险评估要利用现有的数据及资料对潜在风险的可能性进行科学评估，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持，特别是风险评估中的关键环节--暴露评估，而暴露评估的关键技术是有效获得和正确分析数据。但由于各职能部门沟通不畅，食品安全风险检测信息和监管信息收集机制不健全，缺乏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所需基础数据。(3)我国目前负责风险评估工作的技术人员较少，技术水平不高，无法承担我国目前大量的风险评估任务。

1.2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存在问题

近年来，国内频发的食品安全危机对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管理现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与质疑，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严重威胁着我国公民的身心健康，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依然存在多头管理、职责不清的状况。虽然我国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对不同部门标准的监管职责进行了具体划分，但依然存在职责权限划分不清的问题。落后的食品生产方式导致单一式政府监管失灵。我国二元制经济的长期存在导致了我国食品生产方式简单、粗放。主要表现在食品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小规模企业多，生产条件简陋，生产技术水平低，安全生产意识落后。

2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及监管体制中问题的策略

2.1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有效的策略

我国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上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的食品安全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面对这些问题，就需要依据相关的手段进行解决，做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使得食品能够得到安全保障。而具体的做法如下：首先，健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加强法律建设，将相关的法律体系进行完善，确立评估的对象，合理的划分风险评估的范围，尽可能的遵照相应的原则来展开风险评估。同时要对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的各项内容进行有效的补充和细化，将责任切实的落实到实处，依据法律进行责任承担。其次，要充分的针对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制进行规范化处理。严格的按照食品安全的具体需求来进行风险评估机制的构建。同时，加大对风险评估机制的改进，使得风险评估更加的精细化。使得食品安全评估能够有效的对一些突发的事件进行系统化的处理。另外，就是要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制中的各项内容进行公开，使得评估机制更加的透明化，这样有助于人们对风险评估机制的监督，使得风险评估的结果更加的公平和公正。在对食品安全进行风险评估的过程中，需要确立以食品安全为对象的责任条例，在此基础上，精确的划分各个岗位的职责，使得相关的工作人员都能够充分的明确自身的职责，积极的做好自身的工作，从而使得风险评估能够顺利的进行。

2.2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方面采取的措施

就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来说，需要充分的结合时展的要求进行体系的完善和改进。监管体系与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有着一定的关系，从这一方面来分析，如果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得到了完善，那么监管体系也能够得到相应的完善。可以说，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制的完善是奠定监管体系完善的基础。而要想能够使得监管体系更加符合新时期发展的要求，则首先就需要将原有的食品安全标准进行健全和改进，使得原有的食品安全标准更加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同时，要对食品安全标准等级尽可能的提升。其次，就是合理的加入一些新的食品标准条例，将食品标准尽可能的完善。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因为社会在的不断发展的同时，食品的种类也会不断的增加，新的标准也会相应的出现。另外，食品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也会应用到各种新的元素，针对这些元素进行安全标准的划定，并及时的将这些新的标准融合到原有的食品安全条例中，就能够针对食品进行安全保障，以减少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针对食品安全标准要有足够的认识，要加大重视的程度，并进行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入，建构相应的安全检测部门，合理的采用相应的监测技术来对新出现的食品进行检测，并将新的安全标准及时的进行制定和融合。最后，合理的针对既定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进行转型。相关部门要针对自身所具有的监管职能进行调整，使得监管职能的发挥更加具有针对性。将原有的行政部门转变为行业协会，行业协会统一展开监管，以确保食品安全监管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另外，针对食品安全监管的相关信息要进行积极的记录，确保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能够得到更为合理的应用。

通过本文的探究可以充分的了解到，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评估风险及监管体系还不够健全，其无论是在法律基础上还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到食品的安全检测，使得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因此，就需要相关的部门积极的采取各种有效的对策，有针对性的对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及监管体系中的问题进行解决，从而使得食品的安全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保障，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确保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作者:李思捷 单位:黑龙江省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参考文献

[1]何猛.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及监管体系研究[D].北京：中国矿业大学，2013.

监管体系范文篇9

[关键词]中国；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在战后欧洲的金融发展中，德国堪称稳健发展的典范，而德国的金融监管更是独领风骚。2002年5月1日，德国把德意志联邦银行和保险监管、证券监管机构合并，成立统一监管组织———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成立，标志着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变化。而在我国，随着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沿用了近50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宏观调控和银行监管“大一统”的管理模式正式结束，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的体系已基本确立。因此，研究中德两国同在21世纪初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正确认识和比较两国金融监管体系，将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和完善。

一、中德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1.金融监管模式不同。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机构设立的类型主要是分立与整合两种类型，中国的“一行三会”监管体系即中国人民银行（PBC）、中国银监会（CBRC）、中国证监会（CSRC）、中国保监会（CIRC），体现了严格分立的监管模式。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是伴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逐步完善，最先人民银行从经营与监管合一转变到放弃经营功能，成为一个超脱的金融监管主体；而后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进一步得到完善。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多次进行了重大改革，终于形成目前的人民银行承担货币政策制定工作，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各类银行、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些机构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709家城市信用社、近34万家农村信用社、200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以及153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负责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的分业监管格局。在德国，随着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银行和保险业务间的区别正逐渐消失，银行、金融服务机构、保险公司一体化金融产品不断涌现，那些能够在市场上容易有效地扩大产品范围的银行、金融服务业以及保险机构间就形成了跨行业联合集团。与此相适应，成立现代一体化监管结构也就成了必然。同时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结构考虑到了行业区别：为银行监管、保险监管和证券监管/资产管理成立了独立的组织部门。而那些跨行业任务则由从传统监管功能分离出来的几个交叉业务部门执行。因此，2002年5月1日成立的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集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资产管理（BAWe）为一体，代表了完全整合的监管模式。它整合先前的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BAWe）的办公机构为单一金融监管机构并且集监管银行业、金融服务业、保险服务业功能为一身。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一个联邦机构，由隶属联邦财政部的部长通过公共法掌管。具有法律特性。两个办公室分处波恩和法兰克福，大约有1000个雇员，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监管2700个银行，800个金融服务机构和超过700个保险机构。新的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明显有利于监管局间的信息交换、有利于组织间的协同作用，有利于增强德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巩固了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

2.中央银行参与金融监管的程度、方式不同。按照授权，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不在各州设立下属机构，各州银行日常经营活动的具体监管，就由德意志联邦银行在全国9个地区设立的办事机构和这些办事机构下属的118家分行承担。不过，这些分支机构只是代为承担银行监管的日常事务，并负责将监管的情况向金融监管局报告，由其做出最终决定。同时，央行是全国惟一有权对金融机构行使统计权力的机构，这使得金融监管局无权单独向金融机构征集任何形式的统计信息，不过因行使监管所需的必要信息，可从央行那儿获得。而央行对涉及金融机构资本金与流动性方面的信息所做的报告，也会向金融监管局提供。同时中央银行以三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对金融部门的审慎监管。一是中央银行通过监测金融机构的风险类别并对其进行审计；二是中央银行通过参加监管当局的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为改善监管发挥作用；比如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下设管理委员会，主要由内含联邦财政部、中央银行及其他监管部门的21名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由联邦财政部人员担任主席。管理委员会监管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管理层，决定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预算并建议如何完成专项监管任务；三是中央银行与监管当局共享信息、技术、工作人员和行政管理等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央银行能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参与金融监管。在中国，中央银行专司制定货币政策。其原先的银行监管职能交由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监管部门———银监会完成，对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也分由证监会、保监会管理。三者并列，处于同一层次。在金融监管信息的获得方面，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具有自己独立的分支机构从平级的银行、证券、保险业机构采集、汇总信息，并逐级上报最高机构。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具有向金融机构征集信息的权利。由于侧重点不同，央行获得监管信息和其他三个机构获得的监管信息很多时候并不对称。

3.金融监管目标不同。虽然两者都把保证本国金融业稳定作为金融监管最高目标，但存在着监管目标具有统一性和分散性之分。一般而言，金融监管的目的有三个：维持金融安全稳定和良好的金融秩序；防止金融业的垄断以保持金融效率；保护投资者存款人的利益。监管是要兼顾安全、效率和存款人利益三项目标，并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对监管目标的侧重点进行相应的调整。而中国在这方面与德国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德国，金融监管的主要目标首先是保证德国整个金融业的正常稳定运行，由此派生出保证金融资产安全和保护客户和投资者的利益。而在中国，银行、保险、证券拥有比较独特的金融活动，有各自的收益和风险特征，其监管目标存在差别，因此有不同的监管目标，不同于统一的监管机构在监管目标上具有统一、清晰的重点，比如在我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三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证券业监督管理的目标，就是促进证券市场规范健康稳定发展。要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为证券公司的发展、壮大积极创造条件。由此可见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不具有统一性。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依法维护金融市场公开、公平、有序竞争，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护存款入、投资者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银行、证券、保险等监管机构要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充实监管力量，转变监管理念，切实把工作重心从审批事务转移到对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上来。必须从健全监管法规、严格监管制度、改进监管方式、强化监管手段、完善监管体制等方面，全面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4.金融监管方式和手段不同。德国金融监管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依赖非政府力量来监管银行，而较少使用政府直接监管措施。在放松对金融业管制的同时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德国金融监管当局放宽了对资金来源渠道、业务范围、经营地域、利率水平等方面的管制措施，而同时从总体、宏观方面对金融业加强了监管。实现了从常规性监管到风险性监管的转变，重视内控制度建设，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以防范金融风险，实现安全与效率并重的监管目标。而我国金融监管的形式一般有三类，一是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管。它是中国目前使用最主要的监管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分为两种方法，即金融行政管理和金融稽核管理；二是中央银行或监管部门委托监管，可以委托银行进行内部的稽核监管，也可以是委托外部的第三方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或咨询评估机构；三是行业自律管理，建立银行业同业协会进行行业协调和监管。针对上述不同的监管形式，形成三种不同的监管手段，即法律或法规的监管手段、行政监管手段和自律监管手段。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制订了以中央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为代表的一系列的银行法规，但是由于长期行政化管制形成的路径依赖，中国的银行监管手段依然主要是行政监管手段。这种行政监管手段，主要体现在银行市场准入限制、价格管制、分业监管等方面，其核心是行政审批制和行政管制。

二、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1.应该实施混业监管还是分业监管要依据一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水平来决定。目前我国已经加入WTO，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讲，应实行混业监管。但从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状况来看，目前尚不具备混业监管的条件。银行、保险、证券拥有比较独立的金融活动，有各自的收益和风险特征，监管目标上也各有差异，将不同的监管目标统一到一个监管机构内，使统一的监管机构在监管目标上可能没有像专业化的分立监管者那样有清晰的重点，可能会带来不同监管目标的冲突等难以处理的问题。另外，统一的监管机构规模庞大，内部分工不当，可能会滋生官僚主义等现象。因此，笔者认为现阶段，分业监管基本适合中国国情。但也不能忽视目前分业监管体制实际运行中存在着诸多缺陷，如缺乏有效金融监管的条件、多元化监管主体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与合作、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技术）与行业发展不匹配、金融监管缺乏完善的实务操作系统等；分设多个监管主体行政成本大，而且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成本也是很大的弊端。另外，德国的混业监管也是从分业监管经过较长的时期发展而来的。因此，应该实施混业监管还是分业监管要依据一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水平来决定。

2.中央银行即使不直接负责金融监管，也应该广泛参与金融监管过程，以保证金融监管目标的一致性。中央银行专司制定货币政策，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行使对金融业三个领域的管理，这确实在客观上强化了金融监管，主观上避免了某种道德风险。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二者目标密不可分。中央银行同时承担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职能，拥有监管信息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优势，还有作为最后贷款人的风险处置优势等。另外中央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和巴塞尔委员会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些对于及时交流执行金融监管国际准则的新情况，对于金融业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也是大有裨益的。因此笔者认为中央银行即使不直接负责金融监管，也应该广泛参与金融监管过程。可以通过参加对监管机构的监督、管理；承担具体的监督任务；以及与监管机构共享资源参与金融监管过程。制定货币政策，真正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实现统一金融监管目标。

3.放松对金融业管制的同时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要减少诸如银行市场准入限制、价格管制等金融行政监管的成分，简化行政审批手续，调整监管方式和程序，扩大间接监管制约功能，在放松对金融业管制的同时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一是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发挥社会中介机构（如会计、审计、资产评估事务所）的审计监督作用，加强媒体监督，鼓励和利用媒体的曝光功能，进行监督和揭露违规违法及腐败行为，发挥投资人、债权人等市场参与者的监督约束作用；二是要在金融机构建立合理的内部控制机制，合理划分内部职责和权限，建立严格的授权和审批制度，建立独立的会计及核算体制，建立内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系统；三是要建立“阳光工程”，提高信息披露、资产评估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四是要建立良好的金融自律机制。要进一步完善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和完善同业公约及规章，建立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披露制度及奖惩制度，处理好各金融监管部门间的关系。

4.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独立性，加大对违规机构及时发现、查处的力度；另一方面，在当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背景下，进一步强化监管机构之间已建立的高层定期会晤制度，经常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协调；再一方面，对业务交叉领域和从事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实施联合监管，建立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只有这样，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才能真正发挥良性作用，实现其体系构建的初衷。

[参考文献]

[1]唐双宁。银行风险分析与模型技术———中国实践与发展[R].2004.

[2]JohannesEngels.TheSupervisionofRuralCo-operativeBankinGermany[J].AssaysofMPCBI，2003，（9）。

[3]HeinzWernerMarpmann.AspectsofGermanandEuropeanBankingSystem[J].AssaysofMPCBI，2003，（9）。

[4]洪艳蓉。银行监管的海外经验概述与借鉴[J].证券市场导报，2003，（10）：24-30.

监管体系范文篇10

1引言

测绘地理信息的安全性关乎我国的根本利益，加强测绘地理信息的安全监管工作势在必行。测绘地理信息安全监管我国安全工作的重点，应采取多种措施来提升安全监管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我国疆域辽阔，落实好地理信息安全监管，能为国家安全提供保障。

2构建测绘地理信息安全监管体系的意义

1）现阶段，我国的测绘地理信息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相关信息处于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并且，在测绘地理信息领域，开始广泛使用信息技术来开展工作，这样就导致相关信息被暴露在网络上，出现了信息安全问题，所以，构建安全监管体系对于测绘地理信息管理来说是势在必行的。2）如今，测绘地理信息被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不同领域之间搭建起信息平台，这些信息平台之间的信息和数据可以互相交换和传输。在测绘地理信息领域，从提供在线化的服务到提供服务器的存储，会经历很多环节，涉及工作人员也较多，不可避免会遇到数据和信息存储方面的风险，因此，构建监管体系也就显得十分有必要[1]。3）我国机构方面的调整使得地理测绘信息领域的外延出现了一系列变化。我国撤销了测绘地理信息局，并将相对应的管理职能赋予了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这样就造成测绘地理信息的相关工作和其他的领域工作有了更加深入的联系，如矿产、国土、山水湖田等。测绘地理信息外延不断扩大，涉及的范围也更加广阔、更加深入。因此，构建安全监管体系才能够及IntelligentializeandInformatization智能与信息化时调整相关策略，来应对如今多变的形势。

3新形势下测绘地理信息安全监管体系的构建困境

3.1缺乏配套行政规章作为指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对现阶段的测绘地理信息领域的相关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尤其是信息安全方面。但测绘地理信息相关部门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并没有配套的规章制度作为支撑，很多工作的开展都是依靠工作人员的经验。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作为标准，给安全监管体系的构建造成了困难。没有配套的规章制度作为指导也降低了工作的效率，增加了成本，对于测绘地理信息领域的发展来说十分不利[2]。

3.2受到互联网冲击

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在不同的领域，现阶段的国内地理信息技术储备无法有效应对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冲击。我国的测绘地理信息工作处于瞬息万变的新环境中，在数据安全工作方面遇到很多障碍，这些障碍严重影响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的开展，也对相关的信息安全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我国在测绘地理信息领域的相关技术并不是很先进，许多核心技术都需依靠国外提供，没有核心竞争力，也不具备开发和研究技术的实力，缺乏核心技术也对软件方面的安全性造成了威胁，很容易因为技术上的缺陷而被国外相关部门钳制。

3.3缺乏技术支撑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是一项全方位的技术，涉及的领域比较多，并且专业性较强，实际操作过程中要注意很多方面的问题。如果单纯依靠人力的方式是很难排除掉全部安全隐患，这就需要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信息监管体系搜寻其中的安全隐患，并利用技术来分析这些隐患出现的原因，并采取科学的方式来解除这些隐患。但我国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相关的监管软件依旧处于初步研发的阶段，没有较强的专业技术作为支撑，发展较为缓慢。

4新形势下测绘地理信息安全监管体系的构建对策

4.1完善测绘地理信息安全行政法规

在测绘地理信息领域，相关政府部门不断完善相关的行政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在新时代，测绘地理信息领域的工作方式以及工作结构都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变，对相关的管理工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才能够保证安全体系顺利运行，提升工作效率，为信息和数据安全提供保障，满足监管工作的实际需求。具体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在测绘地理信息领域需要按照相关的规范制定出科学的法规，采用严格的法规来规范信息部门的日常工作。2）在制定相关的法规时，需结合当地测绘地理信息部门的日常工作情况做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严格区分制度规范的对象，采取针对性的策略对安全信息监管工作进行全方位把控。3）对测绘地理信息部门所涉及的不同环节进行规范化管理，保证地理信息的管理工作有序开展，利用信息和数据规避一些安全问题，提升安全监管工作的效率，发挥出最大价值。4）在具体的监督管理中，制定相应的奖惩制度，提升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在信息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需要及时处理，并对相关失责人员进行惩处，避免问题的再次出现。对于整个信息运行周期内都没有出现安全问题的部门，给予必要的奖励，以鼓舞工作人员。只有落实好了这些工作，才能够保证监管工作的顺利开展，并能够促使工作人员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得监管工作更具科学性和有效性。

4.2做好安全监管内部联动与外部联动

内部联动具体指的是在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过程中，信息管理部门的职能和其他部门职能之间实现有效联动，将测绘成果、资质审查、质量检测等内容进行合理整合，提升监管执法能力。外部联动具体指的是测绘地理信息管理部门需要和国家保密、信息以及安全等职能部门联合起来行动，实现联合形式的监管、执法以及排查，提升安全执法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加强执法广度和力度。现阶段，我国的测绘地理信息工作和其他部门之间开始逐渐有了更多的关联性，也形成了一体化的结构。因此，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所涉及的范围变得更为广阔，所承担的职责也越来越多，需要完成的工作量也日益增加。地理信息之间的交互工作变得愈发频繁，相关的管理部门需要联合起来开展工作才能够保证信息安全体系的正常运行，并避免出现其他的信息安全事故。具体来说，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落实好内部联动和外部联动工作。1）对于我国的测绘地理信息工作内部来说，需要不断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保证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畅通。在实际的地理信息监管过程中，还需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法规来完成工作，保证工作流程的畅通性。充分利用好信息技术，公开重要信息，让监管部门能够比较详细地掌握信息利用的整个过程，并明确工作过程中会涉及的内容以及不同方面，提高执法水平，保证信息的安全性。2）测绘地理信息监管工作需要和相关的安全管理机构联合起来，形成密切关联的体系，利用外部的力量对测绘地理信息部门进行有效管控。3）测绘地理信息部门在和其他部门保证沟通的顺畅，避免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一旦出现了信息传输失误的情况，势必会增加不必要的工作量，甚至于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测绘地理信息部门需严格配合其他部门开展检查工作，相互合作，相互帮助，但互不干扰内部的工作，才能节省人力、物力以及财力，有效提升安全管理工作的效率。

4.3保障测绘地理信息生产活动顺利开展

现如今，测绘地理信息领域已经广泛使用信息技术来开展工作，来收集相关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整体、分析、传输，有效提升了信息管理工作的有效性，让信息管理工作更加便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信息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了信息安全问题。如测绘地理信息部门的相关信息和数据有可能会被暴露在互联网上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增加了信息安全风险。测绘地理信息在互联网技术下运行，会让一些黑客利用更加先进的信息技术窃取一些机密信息，又或者因为工作人员操作失误造成重要数据的流失，还有可能出现内部人员为了谋取利益为窃取部门的内部信息的现象，这些安全问题频出给信息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多的障碍，甚至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针对这样的情况，相关工作人员就需要在平时的工作中采取先进的信息保护手段，构建出更加完善的安全防护网，来抵御危害行为。此外，还需要为重要的信息和数据设置一层安全的保护膜，避免出现重要信息被盗取的情况，规避信息安全风险。具体来说，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保障测绘地理信息生产活动顺利开展。1）测绘地理信息部门需要吸纳更多的专业人才，组织专业人才开展技术研发工作，比如，安全评审技术等，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技术，只有掌握了核心技术，才能够有效强化信息安全监管水平，推动信息安全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有技术作为支撑才能保证部门信息和数据的安全性。2）利用先进的专业软件对部门内部工作进行监管，不断强化内部监控能力，提升监控的效率。需要注意的是，工作人员要定期对软件进行检查和优化，不断提升应用软件的整体性能，发挥出应用软件的最大作用。3）部门内部的技术人员需要利用测绘地理信息设置安全锁，或者是设置比较复杂的安全密钥，保证信息的安全。

4.4积极引进先进的安全监管技术

测绘地理信息部门需要合理引入安全监控技术，对测绘地理信息的流动性进行全程监控。1）结合实际情况，设置相对应的预警机制，对安全监管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预警，并将被筛查出来的问题传输到监控室，监管人员在监控室接收到这些问题之后进行及时处理，有效提升问题解决的效率2）引入信息追踪技术，对相关的地理信息进行跟踪，保证信息传输的畅通性，这种跟踪技术的应用还能有效解决信息失真的问题，提升信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3）技术人员可以多应用现阶段的一些新兴信息技术，如内网监控技术、爬虫技术以及捆绑技术等，这些技术更具先进性，并且能够适用于很多场景，对测绘地理信息进行有效保护，避免出现严重的事故，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5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的战略安全中，测绘地理信息安全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测绘地理信息安全关乎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在短时间内构建出科学、有效的信息安全监管体系，保证测绘地理信息的安全性，提供更加安全、有效的信息和数据，进而推动我国其他领域工作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尔东.测绘地理信息科技创新要融入产业发展：“5G+北斗”测绘科技思享汇侧记[J].中国测绘,2021(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