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条件范文10篇

监管条件范文篇1

论文摘要：近年来在多个领域政府监管屡屡失灵。本文对乳品行业质量监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为：初次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公众对政府治理效果具有良好预期，消费者对违规企业的信任能迅速恢复；但财税分权的制度设计决定了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利益的高度契合，质检机构纵容、偏袒、保护违规企业是经济生活的常态，只有爆发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危及社会公共安全时，政府才会对违规企业进行运动式打击；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爆发导致消费者不断修正对政府治理的预期，最终导致消费者对政府和企业都丧失信任。政府监管频频失控比市场自发调整对消费者信任的损害更为严重。

一、引言

近年来在衣食住行领域，“房价居高不下”，“假药”、“假疫苗”、“毒奶粉”事件轮番爆出。治理机制有多种，但由于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转轨路径依赖，公众对政府依然具有强的依恋情结，所以每当爆发大的公共安全事件时，公众都把有效治理的重望寄托于政府，一系列的行政性治理手段也会应运而生，但政府治理效果并不显著。以近几年频繁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为例，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央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颁布了新的乳品标准、下发了《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成立了以国务院副总理领导下的食品安全委员会等措施，但是2008年的“三聚氰胺”的阴霾尚未褪去，2009年底、2010年“三聚氰胺”事件再次卷土重来。

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对于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政府能否真正彻底治理？如政府不能有效治理，这将会对消费者信任修复起什么作用？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以乳品行业“毒奶粉”的治理为例，探寻政府在不同阶段所出台的政策措施对消费者信任修复、乳品行业发展的阶段性影响、最终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适应性预期与政府调控效果的关联性分析

预期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经济主体对与其决策有关的未来经济变量所作的预测或估计。预期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变量，在现代经济研究中，它经常作为一个内生变量被纳人到经济模型中。预期根据形成机理的差异分为静态预期、外推性预期、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按照适应性预期理论，经济主体在对经济变量进行预期时，不仅会考虑他们以前对该变量所作的预期，而且还会对他们过去的预期误差进行修正。以价格预期为例，pte=pt-le+η（pt-l-pt-1e）

式中，pte代表经济变量p的预期，η为适应系数（0<η<1）。该式表明，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所作的预期是在上期预测的基础上，通过修正上期预测误差而实现的。经济主体可以不断地通过学习、积累预期经验，调整预期使之接近于实际情况。如果被预期变量一直处于平衡变化中，[论文之家:]修正机制将有助于形成正确预期；反之，如果被预期变量发生了系统性变化，经济主体的预期将会发生失灵。

适应性预期与政府调控效果的关系为：只有公众预期的价格和实际的价格变化不一致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起到作用；如果两者相一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失效。如图1中的C点，如果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为6%，而公众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只有3%，在短期内由于企业和工人并不能观测到其他人的价格变化，企业会觉得价格上升是来自公众需求的增加，同时由于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企业会增雇工人，增加产品供给。

图1：适应性的政策效果

本文以实证的方式，以乳品行业的政府调控为例，说明由于政府目标函数局限，政府并不能对食品行业进行长期、有效的监管，只能在食品安全事件爆发的高发期通过运动式的、间歇式的打击使得食品安全事件暂时得以遏制，食品安全事件将频繁发生；只要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不变化，政府治理效果必将处于平衡变化中；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将导致公众不断调整对政府治理效果的预期，最终公众将不再相信中央政府的食品监控，进而陷入对乳品行业、政府的低度信任陷阱；由于政府无效的治理，公众对乳品行业的信任将坠人更低层次。

三、政府监管效果与消费者适应性预期的逐步调整

（一）初期公众对政府监管具有良性预期，政府监管促成消费者信任的迅速恢复

2008年9月“三聚氰胺”事件首次公开曝光。在事件初期，消费者对国产乳品企业的信任降至冰点，消费者拒绝购买任何国产乳制品，各大知名企业由巨额盈利转为巨额亏损，一度面临破产、被收购的威胁。严重的产品质量危机后，消费者信任修复本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自2009年的第三季度开始，国产乳品行业竟然起死回生，多家企业出现了过10亿元的净赢利（表1），消费者重新恢复了对国产乳品企业的信任。

表1：大型乳品企业的净利润（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奶业年鉴》（2010）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消费者信任修复是外界诸多因素通过影响消费者心理而起作用的。从2008年9月到2009年9月，各相关利益主体都作出了反应。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追究三鹿企业领导的刑事责任、在全国开展查处销毁问题奶粉的专项活动、启动行政问责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成立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企业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公开生产视频邀请公众监督、加大产品质量宣传、开办自己的牧场、整顿奶站向奶站派驻质检员、企业领导的公开道歉和承诺、扶持奶农鼓励奶农更换奶牛品种等）。

表2：样本特征信息

为了确保每个多重量表测量特性概念的充分性与适当性，本文在做主成分分析之前，还做了模型内部一致性信度与效度检验。（1）KMO检验。KMO检验是取样适当性度量参数，KMO值越大表示越适合进行因子分析。KMO检验结果为0.875（表3），大于学者Kaiser给出的0.5取值标准，适合因子分析。另外，从巴特利球形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0来看，非常显著，适合因子分析。（2）信度检验。信度检验是为了测度量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经检验所有变量以及整体模型测量量表的克隆巴赫内部一致性系数a都大于有关研究建议的可接收水平0.7，显示了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表3：KMO检验和巴特利球形检验

根据主成分分析方法的原理，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计算出了各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与各指标变量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4为计算得到的影响消费者信任修复的主成分方差贡献率，前四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达到86.095%，所以原来的15个变量反映的信息可由前四个主成分来反映。通过删除各变量的因素载荷阵表中loading≤0.5的小载荷量后，变量与因素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清晰，然后，通过直角转轴法把载荷阵表中交叉、重叠的变量剔除后，可清楚地看到第一、第二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达到了67.600%（表4），这说明2008年食品安全事件后，消费者对大型乳品企业的信任能得以迅速修复，第一、第二主成分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表4：影响消费者信任的主成分方差贡献率

在主成分分析中，问项（可测变量）的相关系数的大小可以表示可测变量的重要性。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反映了问项对所研究目标的贡献，该值越大说明问项与所研究问题的关系越密切。本研究的第一主成分为：中央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主抓领导负责制和《食品安全法》及新标准的颁布。它表示了在2008年食品危机后，中央政府向公众展示了中央政府强力打击的决心。长期的集权制管理体制使公众依赖于相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强力打击的决心和态势给了公众食品暂时安全的预期。

表5：旋转成分矩阵

（二）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决定了监管的局限性和公众预期变量的平衡性

中国的食品监管检测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但绝大多数产品的检测是由地方政府质检机构进行。在检测技术可得的条件下，检测结构是否严格检测，检测结果真实、可靠、及时的前提条件是各级政府质检机构以消费者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在财政分权的财税体制下，两级监管机构的目标函数都与消费者利益最大化不相吻合。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质检机构的目标函数是通过执法投入和执法方式的变化使总成本最小，即min：c=h（e，u）+c（h（e，u），u）+e（其中h同时考虑到损害者、受害者利益和损失后，事件所造成的净损差，e为执法投入，u为执法方式，g为地方经济增长率，c为总成本），而处于官僚层级结构中的地方质检机构的目标函数则是职务晋升。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绩效成为官员晋升的最重要影响变量，即地方短期GDP增长率的最大化是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max：g=g（h（e（u）））。

（三）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促成公众预期不断调整，公众信任水平走低

l、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导致公众不断调整预期

通过分析可知，自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首次爆发后，消费者信任迅速修复的主要推动力是政府的大力打击，是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与公众祈求食品安全目标并不一致，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利益高度契合，宽松的食品安全监管必为常态，食品安全事件必将频繁发生。2010年初期和2010年7月份“三聚氰胺”奶粉再次流入市场就是见证。反复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使消费者对政府治理食品安全效果的预期不断降低。

2、公众调低预期导致消费者对企业信任进一步降低的验证

消费者购买国产奶粉、进口奶粉的愿望的前后变化可验证消费者信任的再次走低。笔者在2010年的4月份和2010年7月份（最近的一次“三聚氰胺”事件后）两次对消费者对进口奶粉和国产奶粉的购买愿望、奶粉品牌的更换频率、如果国外知名企业进驻中国生产液态奶且价格相同，消费者更换液态奶的愿望三项内容做了调查。

表6：消费者对奶粉的购买愿望（单位：%）

从消费者对奶粉购买品牌的更换状况对消费者信任走低进行验证。持续购买是衡量消费者忠诚度的最重要的指标。2010年4月份的数据显示，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首次发生后，消费者在国产与进口、国产与国产奶粉品牌的更换率大幅度上升，经常更换品牌的比例竟然高达41.46%，而经常更换品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竟然是“还不相信奶粉的质量，经常更换可以避免风险”，其比例高达74.47%（表7）。这么高的更换率充分说明了消费者内心深处潜在的不信任。2010年7月份的数据显示消费者经常更换的比例又上升为53.2%。

表7：对国产奶粉和进口奶粉的更换比例（单位：%）

从消费者液态奶的更换愿望对消费者信任走低进行验证。目前液态奶由于还没有国外企业进行本土化生产，并没有形成实际竞争，是大型乳品企业赢利的主要支撑点。消费者可能是考虑到液体奶的保鲜技术、并没有切实体验到国外本土化生产的液态奶等原因，所以目前消费者愿意更换的愿望比例并不是很高，在2010年4月份的调查中，有30.02%的消费者表示愿意经常换成国外的液态奶，在2010年7月份的调查中，该比例上升为41.06%（表8）。这说明频繁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导致消费者内心最深处的安全也被触动了。

表8：对外国液态奶的更换愿望比例（单位：%）

四、实现公众良性预期的监管条件的构建

（一）中央政府应进行一些根本制度改革，改变公众预期的系统环境

信任重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信任危机后低信任度的企业除了应受到政府的严厉惩罚外，还应受到市场的惩罚，即长时间退出市场；高信任度的企业能够享受品牌、或信任溢价。市场强的硬约束才能使企业重视质量，对企业形成正向激励。要实现地方政府对违规企业的有效监管、从根本上减少食品安全事件，必须在财税制度、官员考核方式等诸多方面进行彻底改革。

监管条件范文篇2

论文摘要：近年来在多个领域政府监管屡屡失灵。本文对乳品行业质量监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为：初次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公众对政府治理效果具有良好预期，消费者对违规企业的信任能迅速恢复；但财税分权的制度设计决定了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利益的高度契合，质检机构纵容、偏袒、保护违规企业是经济生活的常态，只有爆发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危及社会公共安全时，政府才会对违规企业进行运动式打击；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爆发导致消费者不断修正对政府治理的预期，最终导致消费者对政府和企业都丧失信任。政府监管频频失控比市场自发调整对消费者信任的损害更为严重。

一、引言

近年来在衣食住行领域，“房价居高不下”，“假药”、“假疫苗”、“毒奶粉”事件轮番爆出。治理机制有多种，但由于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转轨路径依赖，公众对政府依然具有强的依恋情结，所以每当爆发大的公共安全事件时，公众都把有效治理的重望寄托于政府，一系列的行政性治理手段也会应运而生，但政府治理效果并不显著。以近几年频繁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为例，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央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颁布了新的乳品标准、下发了《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成立了以国务院副总理领导下的食品安全委员会等措施，但是2008年的“三聚氰胺”的阴霾尚未褪去，2009年底、2010年“三聚氰胺”事件再次卷土重来。

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对于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政府能否真正彻底治理？如政府不能有效治理，这将会对消费者信任修复起什么作用？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以乳品行业“毒奶粉”的治理为例，探寻政府在不同阶段所出台的政策措施对消费者信任修复、乳品行业发展的阶段性影响、最终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适应性预期与政府调控效果的关联性分析

预期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经济主体对与其决策有关的未来经济变量所作的预测或估计。预期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变量，在现代经济研究中，它经常作为一个内生变量被纳人到经济模型中。预期根据形成机理的差异分为静态预期、外推性预期、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按照适应性预期理论，经济主体在对经济变量进行预期时，不仅会考虑他们以前对该变量所作的预期，而且还会对他们过去的预期误差进行修正。以价格预期为例，pte=pt-le+η（pt-l-pt-1e）

式中，pte代表经济变量p的预期，η为适应系数（0<η<1）。该式表明，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所作的预期是在上期预测的基础上，通过修正上期预测误差而实现的。经济主体可以不断地通过学习、积累预期经验，调整预期使之接近于实际情况。如果被预期变量一直处于平衡变化中，修正机制将有助于形成正确预期；反之，如果被预期变量发生了系统性变化，经济主体的预期将会发生失灵。

适应性预期与政府调控效果的关系为：只有公众预期的价格和实际的价格变化不一致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起到作用；如果两者相一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失效。如图1中的C点，如果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为6%，而公众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只有3%，在短期内由于企业和工人并不能观测到其他人的价格变化，企业会觉得价格上升是来自公众需求的增加，同时由于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企业会增雇工人，增加产品供给。

图1：适应性的政策效果

本文以实证的方式，以乳品行业的政府调控为例，说明由于政府目标函数局限，政府并不能对食品行业进行长期、有效的监管，只能在食品安全事件爆发的高发期通过运动式的、间歇式的打击使得食品安全事件暂时得以遏制，食品安全事件将频繁发生；只要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不变化，政府治理效果必将处于平衡变化中；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将导致公众不断调整对政府治理效果的预期，最终公众将不再相信中央政府的食品监控，进而陷入对乳品行业、政府的低度信任陷阱；由于政府无效的治理，公众对乳品行业的信任将坠人更低层次。

三、政府监管效果与消费者适应性预期的逐步调整

（一）初期公众对政府监管具有良性预期，政府监管促成消费者信任的迅速恢复

2008年9月“三聚氰胺”事件首次公开曝光。在事件初期，消费者对国产乳品企业的信任降至冰点，消费者拒绝购买任何国产乳制品，各大知名企业由巨额盈利转为巨额亏损，一度面临破产、被收购的威胁。严重的产品质量危机后，消费者信任修复本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自2009年的第三季度开始，国产乳品行业竟然起死回生，多家企业出现了过10亿元的净赢利（表1），消费者重新恢复了对国产乳品企业的信任。

表1：大型乳品企业的净利润（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奶业年鉴》（2010）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消费者信任修复是外界诸多因素通过影响消费者心理而起作用的。从2008年9月到2009年9月，各相关利益主体都作出了反应。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追究三鹿企业领导的刑事责任、在全国开展查处销毁问题奶粉的专项活动、启动行政问责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成立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企业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公开生产视频邀请公众监督、加大产品质量宣传、开办自己的牧场、整顿奶站向奶站派驻质检员、企业领导的公开道歉和承诺、扶持奶农鼓励奶农更换奶牛品种等）。

表2：样本特征信息

为了确保每个多重量表测量特性概念的充分性与适当性，本文在做主成分分析之前，还做了模型内部一致性信度与效度检验。（1）KMO检验。KMO检验是取样适当性度量参数，KMO值越大表示越适合进行因子分析。KMO检验结果为0.875（表3），大于学者Kaiser给出的0.5取值标准，适合因子分析。另外，从巴特利球形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0来看，非常显著，适合因子分析。（2）信度检验。信度检验是为了测度量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经检验所有变量以及整体模型测量量表的克隆巴赫内部一致性系数a都大于有关研究建议的可接收水平0.7，显示了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表3：KMO检验和巴特利球形检验

根据主成分分析方法的原理，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计算出了各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与各指标变量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4为计算得到的影响消费者信任修复的主成分方差贡献率，前四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达到86.095%，所以原来的15个变量反映的信息可由前四个主成分来反映。通过删除各变量的因素载荷阵表中loading≤0.5的小载荷量后，变量与因素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清晰，然后，通过直角转轴法把载荷阵表中交叉、重叠的变量剔除后，可清楚地看到第一、第二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达到了67.600%（表4），这说明2008年食品安全事件后，消费者对大型乳品企业的信任能得以迅速修复，第一、第二主成分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表4：影响消费者信任的主成分方差贡献率

在主成分分析中，问项（可测变量）的相关系数的大小可以表示可测变量的重要性。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反映了问项对所研究目标的贡献，该值越大说明问项与所研究问题的关系越密切。本研究的第一主成分为：中央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主抓领导负责制和《食品安全法》及新标准的颁布。它表示了在2008年食品危机后，中央政府向公众展示了中央政府强力打击的决心。长期的集权制管理体制使公众依赖于相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强力打击的决心和态势给了公众食品暂时安全的预期。

表5：旋转成分矩阵

（二）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决定了监管的局限性和公众预期变量的平衡性

中国的食品监管检测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但绝大多数产品的检测是由地方政府质检机构进行。在检测技术可得的条件下，检测结构是否严格检测，检测结果真实、可靠、及时的前提条件是各级政府质检机构以消费者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在财政分权的财税体制下，两级监管机构的目标函数都与消费者利益最大化不相吻合。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质检机构的目标函数是通过执法投入和执法方式的变化使总成本最小，即min：c=h（e，u）+c（h（e，u），u）+e（其中h同时考虑到损害者、受害者利益和损失后，事件所造成的净损差，e为执法投入，u为执法方式，g为地方经济增长率，c为总成本），而处于官僚层级结构中的地方质检机构的目标函数则是职务晋升。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绩效成为官员晋升的最重要影响变量，即地方短期GDP增长率的最大化是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max：g=g（h（e（u）））。

（三）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促成公众预期不断调整，公众信任水平走低

l、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导致公众不断调整预期

通过分析可知，自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首次爆发后，消费者信任迅速修复的主要推动力是政府的大力打击，是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与公众祈求食品安全目标并不一致，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利益高度契合，宽松的食品安全监管必为常态，食品安全事件必将频繁发生。2010年初期和2010年7月份“三聚氰胺”奶粉再次流入市场就是见证。反复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使消费者对政府治理食品安全效果的预期不断降低。

2、公众调低预期导致消费者对企业信任进一步降低的验证

消费者购买国产奶粉、进口奶粉的愿望的前后变化可验证消费者信任的再次走低。笔者在2010年的4月份和2010年7月份（最近的一次“三聚氰胺”事件后）两次对消费者对进口奶粉和国产奶粉的购买愿望、奶粉品牌的更换频率、如果国外知名企业进驻中国生产液态奶且价格相同，消费者更换液态奶的愿望三项内容做了调查。

表6：消费者对奶粉的购买愿望（单位：%）

从消费者对奶粉购买品牌的更换状况对消费者信任走低进行验证。持续购买是衡量消费者忠诚度的最重要的指标。2010年4月份的数据显示，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首次发生后，消费者在国产与进口、国产与国产奶粉品牌的更换率大幅度上升，经常更换品牌的比例竟然高达41.46%，而经常更换品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竟然是“还不相信奶粉的质量，经常更换可以避免风险”，其比例高达74.47%（表7）。这么高的更换率充分说明了消费者内心深处潜在的不信任。2010年7月份的数据显示消费者经常更换的比例又上升为53.2%。

表7：对国产奶粉和进口奶粉的更换比例（单位：%）

从消费者液态奶的更换愿望对消费者信任走低进行验证。目前液态奶由于还没有国外企业进行本土化生产，并没有形成实际竞争，是大型乳品企业赢利的主要支撑点。消费者可能是考虑到液体奶的保鲜技术、并没有切实体验到国外本土化生产的液态奶等原因，所以目前消费者愿意更换的愿望比例并不是很高，在2010年4月份的调查中，有30.02%的消费者表示愿意经常换成国外的液态奶，在2010年7月份的调查中，该比例上升为41.06%（表8）。这说明频繁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导致消费者内心最深处的安全也被触动了。

表8：对外国液态奶的更换愿望比例（单位：%）

四、实现公众良性预期的监管条件的构建

（一）中央政府应进行一些根本制度改革，改变公众预期的系统环境

信任重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信任危机后低信任度的企业除了应受到政府的严厉惩罚外，还应受到市场的惩罚，即长时间退出市场；高信任度的企业能够享受品牌、或信任溢价。市场强的硬约束才能使企业重视质量，对企业形成正向激励。要实现地方政府对违规企业的有效监管、从根本上减少食品安全事件，必须在财税制度、官员考核方式等诸多方面进行彻底改革。

监管条件范文篇3

一、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挑战和问题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即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行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治环境薄弱

金融监管立法仍然滞后,立法技术亦不成熟。《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金融监管领域的基本法律至今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处于法律真空状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不协调,甚至存在严重冲突。盲目移植、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的规定大量存在。金融监管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二)金融监管目标不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目标是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又要承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目标的弱化,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这使得中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和信贷规模控制的合规性检查,并没有真正从金融运行的安全性、高效性出发,形成独立的、明确的职能。

(三)金融监管的内容和方式存在缺陷

重市场准入,轻市场退出。目前的监管大多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市场准入进行严格限制,而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上则缺少详细的可操作的市场退出规定。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时,“一行三会”的监管只能借助于行政手段来化解金融风险,违反了市场规律,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风险。

重现场监管、轻非现场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采用现场监管。现场监管虽然能够比较细致地了解、发现那些从金融机构公开的财务报表和业务资料中难以发现的隐蔽性问题。但是,它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如,风险监管不足,随意性、非规范性较大,人力不足以及重复检查并存等等。

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先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对金融业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财务帐目、资本状况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合规性监管,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强调从资本充足性和资产流动性方面进行监管,忽视了金融机构自身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等指标的监管。重视传统存贷业务,而对表外业务及其他金融创新业务监管较少。

(四)金融监管信息仍不透明

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仍处在起步阶段,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的状态。中国金融监管信息不透明主要表现在:“三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处于分割状态,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金融监管信息实行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收集效率很低;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虚报、瞒报现象屡有发生;缺乏社会监督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对金融机构报表、资料的真实性审查,等等。

(五)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监管存在“真空”

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还不健全,整个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仍按计划管理模式设置,“一行三会”虽各有分工、各有工作侧重,但是相互之间仍存在职责不清、相互扯皮的问题,有时出现职责冲突,有时出现监管“真空”,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监管的效率。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正逐步加强,原有的以机构类型确定监管对象的监管模式难以发挥作用,进而出现金融监管“真空”。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

前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已严重滞后于国际发展与实践需要。随着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化,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金融监管体制上不断做出相应调整,而我国仍采取根据既定金融机构的形式和类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式。在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日趋模糊的情况下,这种监管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国外的金融机构大都为混业经营。尽管加入WTO后对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仍可限制其经营业务,但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其境外的后援体系,其混业经营的优势仍能发挥,使我国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处于下风。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诸多业务创新已具有部分混业经营的性质,光大控股集团、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事实上也拉开了我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序幕。与我国实行的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已不适应这一趋势的发展。为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要求,我国应在现有的金融监管基础上平稳过渡,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逐步改革和完善监管体制,实现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政府机构应放弃金融监管职能,着重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做好宏观调控,这样有利于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在“三驾马车”(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基础上设立“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作为整个金融业的最高监管机构,维护整个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对各类金融业予以全面监管。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集中置于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统一领导之下,对各类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名下的子公司实施功能化监管,并定期召开由三大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加强“三驾马车”之间的联系。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则有权对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和各种争议予以界定和仲裁。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则由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直接监管,从而形成一个立体的、有层次的、有分工的、横向与纵向并重的金融监管体制。

监管条件范文篇4

论文摘要：近年来在多个领域政府监管屡屡失灵。本文对乳品行业质量监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为：初次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公众对政府治理效果具有良好预期，消费者对违规企业的信任能迅速恢复；但财税分权的制度设计决定了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利益的高度契合，质检机构纵容、偏袒、保护违规企业是经济生活的常态，只有爆发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危及社会公共安全时，政府才会对违规企业进行运动式打击；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爆发导致消费者不断修正对政府治理的预期，最终导致消费者对政府和企业都丧失信任。政府监管频频失控比市场自发调整对消费者信任的损害更为严重。

一、引言

近年来在衣食住行领域，“房价居高不下”，“假药”、“假疫苗”、“毒奶粉”事件轮番爆出。治理机制有多种，但由于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转轨路径依赖，公众对政府依然具有强的依恋情结，所以每当爆发大的公共安全事件时，公众都把有效治理的重望寄托于政府，一系列的行政性治理手段也会应运而生，但政府治理效果并不显著。以近几年频繁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为例，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央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颁布了新的乳品标准、下发了《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成立了以国务院副总理领导下的食品安全委员会等措施，但是2008年的“三聚氰胺”的阴霾尚未褪去，2009年底、2010年“三聚氰胺”事件再次卷土重来。

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对于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政府能否真正彻底治理？如政府不能有效治理，这将会对消费者信任修复起什么作用？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以乳品行业“毒奶粉”的治理为例，探寻政府在不同阶段所出台的政策措施对消费者信任修复、乳品行业发展的阶段性影响、最终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适应性预期与政府调控效果的关联性分析

预期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经济主体对与其决策有关的未来经济变量所作的预测或估计。预期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变量，在现代经济研究中，它经常作为一个内生变量被纳人到经济模型中。预期根据形成机理的差异分为静态预期、外推性预期、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按照适应性预期理论，经济主体在对经济变量进行预期时，不仅会考虑他们以前对该变量所作的预期，而且还会对他们过去的预期误差进行修正。以价格预期为例，pte=pt-le+η（pt-l-pt-1e）

式中，pte代表经济变量p的预期，η为适应系数（0<η<1）。该式表明，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所作的预期是在上期预测的基础上，通过修正上期预测误差而实现的。经济主体可以不断地通过学习、积累预期经验，调整预期使之接近于实际情况。如果被预期变量一直处于平衡变化中，修正机制将有助于形成正确预期；反之，如果被预期变量发生了系统性变化，经济主体的预期将会发生失灵。

适应性预期与政府调控效果的关系为：只有公众预期的价格和实际的价格变化不一致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起到作用；如果两者相一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失效。如图1中的C点，如果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为6%，而公众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只有3%，在短期内由于企业和工人并不能观测到其他人的价格变化，企业会觉得价格上升是来自公众需求的增加，同时由于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企业会增雇工人，增加产品供给。

图1：适应性的政策效果

本文以实证的方式，以乳品行业的政府调控为例，说明由于政府目标函数局限，政府并不能对食品行业进行长期、有效的监管，只能在食品安全事件爆发的高发期通过运动式的、间歇式的打击使得食品安全事件暂时得以遏制，食品安全事件将频繁发生；只要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不变化，政府治理效果必将处于平衡变化中；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将导致公众不断调整对政府治理效果的预期，最终公众将不再相信中央政府的食品监控，进而陷入对乳品行业、政府的低度信任陷阱；由于政府无效的治理，公众对乳品行业的信任将坠人更低层次。

三、政府监管效果与消费者适应性预期的逐步调整

（一）初期公众对政府监管具有良性预期，政府监管促成消费者信任的迅速恢复

2008年9月“三聚氰胺”事件首次公开曝光。在事件初期，消费者对国产乳品企业的信任降至冰点，消费者拒绝购买任何国产乳制品，各大知名企业由巨额盈利转为巨额亏损，一度面临破产、被收购的威胁。严重的产品质量危机后，消费者信任修复本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自2009年的第三季度开始，国产乳品行业竟然起死回生，多家企业出现了过10亿元的净赢利（表1），消费者重新恢复了对国产乳品企业的信任。

表1：大型乳品企业的净利润（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奶业年鉴》（2010）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消费者信任修复是外界诸多因素通过影响消费者心理而起作用的。从2008年9月到2009年9月，各相关利益主体都作出了反应。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追究三鹿企业领导的刑事责任、在全国开展查处销毁问题奶粉的专项活动、启动行政问责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成立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企业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公开生产视频邀请公众监督、加大产品质量宣传、开办自己的牧场、整顿奶站向奶站派驻质检员、企业领导的公开道歉和承诺、扶持奶农鼓励奶农更换奶牛品种等）。

表2：样本特征信息

为了确保每个多重量表测量特性概念的充分性与适当性，本文在做主成分分析之前，还做了模型内部一致性信度与效度检验。（1）KMO检验。KMO检验是取样适当性度量参数，KMO值越大表示越适合进行因子分析。KMO检验结果为0.875（表3），大于学者Kaiser给出的0.5取值标准，适合因子分析。另外，从巴特利球形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0来看，非常显著，适合因子分析。（2）信度检验。信度检验是为了测度量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经检验所有变量以及整体模型测量量表的克隆巴赫内部一致性系数a都大于有关研究建议的可接收水平0.7，显示了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表3：KMO检验和巴特利球形检验

根据主成分分析方法的原理，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计算出了各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与各指标变量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4为计算得到的影响消费者信任修复的主成分方差贡献率，前四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达到86.095%，所以原来的15个变量反映的信息可由前四个主成分来反映。通过删除各变量的因素载荷阵表中loading≤0.5的小载荷量后，变量与因素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清晰，然后，通过直角转轴法把载荷阵表中交叉、重叠的变量剔除后，可清楚地看到第一、第二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达到了67.600%（表4），这说明2008年食品安全事件后，消费者对大型乳品企业的信任能得以迅速修复，第一、第二主成分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表4：影响消费者信任的主成分方差贡献率

在主成分分析中，问项（可测变量）的相关系数的大小可以表示可测变量的重要性。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反映了问项对所研究目标的贡献，该值越大说明问项与所研究问题的关系越密切。本研究的第一主成分为：中央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主抓领导负责制和《食品安全法》及新标准的颁布。它表示了在2008年食品危机后，中央政府向公众展示了中央政府强力打击的决心。长期的集权制管理体制使公众依赖于相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强力打击的决心和态势给了公众食品暂时安全的预期。

表5：旋转成分矩阵

（二）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决定了监管的局限性和公众预期变量的平衡性

中国的食品监管检测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但绝大多数产品的检测是由地方政府质检机构进行。在检测技术可得的条件下，检测结构是否严格检测，检测结果真实、可靠、及时的前提条件是各级政府质检机构以消费者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在财政分权的财税体制下，两级监管机构的目标函数都与消费者利益最大化不相吻合。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质检机构的目标函数是通过执法投入和执法方式的变化使总成本最小，即min：c=h（e，u）+c（h（e，u），u）+e（其中h同时考虑到损害者、受害者利益和损失后，事件所造成的净损差，e为执法投入，u为执法方式，g为地方经济增长率，c为总成本），而处于官僚层级结构中的地方质检机构的目标函数则是职务晋升。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绩效成为官员晋升的最重要影响变量，即地方短期GDP增长率的最大化是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max：g=g（h（e（u）））。

（三）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促成公众预期不断调整，公众信任水平走低

l、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导致公众不断调整预期

通过分析可知，自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首次爆发后，消费者信任迅速修复的主要推动力是政府的大力打击，是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与公众祈求食品安全目标并不一致，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利益高度契合，宽松的食品安全监管必为常态，食品安全事件必将频繁发生。2010年初期和2010年7月份“三聚氰胺”奶粉再次流入市场就是见证。反复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使消费者对政府治理食品安全效果的预期不断降低。

2、公众调低预期导致消费者对企业信任进一步降低的验证

消费者购买国产奶粉、进口奶粉的愿望的前后变化可验证消费者信任的再次走低。笔者在2010年的4月份和2010年7月份（最近的一次“三聚氰胺”事件后）两次对消费者对进口奶粉和国产奶粉的购买愿望、奶粉品牌的更换频率、如果国外知名企业进驻中国生产液态奶且价格相同，消费者更换液态奶的愿望三项内容做了调查。

表6：消费者对奶粉的购买愿望（单位：%）

从消费者对奶粉购买品牌的更换状况对消费者信任走低进行验证。持续购买是衡量消费者忠诚度的最重要的指标。2010年4月份的数据显示，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首次发生后，消费者在国产与进口、国产与国产奶粉品牌的更换率大幅度上升，经常更换品牌的比例竟然高达41.46%，而经常更换品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竟然是“还不相信奶粉的质量，经常更换可以避免风险”，其比例高达74.47%（表7）。这么高的更换率充分说明了消费者内心深处潜在的不信任。2010年7月份的数据显示消费者经常更换的比例又上升为53.2%。

表7：对国产奶粉和进口奶粉的更换比例（单位：%）

从消费者液态奶的更换愿望对消费者信任走低进行验证。目前液态奶由于还没有国外企业进行本土化生产，并没有形成实际竞争，是大型乳品企业赢利的主要支撑点。消费者可能是考虑到液体奶的保鲜技术、并没有切实体验到国外本土化生产的液态奶等原因，所以目前消费者愿意更换的愿望比例并不是很高，在2010年4月份的调查中，有30.02%的消费者表示愿意经常换成国外的液态奶，在2010年7月份的调查中，该比例上升为41.06%（表8）。这说明频繁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导致消费者内心最深处的安全也被触动了。

表8：对外国液态奶的更换愿望比例（单位：%）

四、实现公众良性预期的监管条件的构建

（一）中央政府应进行一些根本制度改革，改变公众预期的系统环境

信任重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信任危机后低信任度的企业除了应受到政府的严厉惩罚外，还应受到市场的惩罚，即长时间退出市场；高信任度的企业能够享受品牌、或信任溢价。市场强的硬约束才能使企业重视质量，对企业形成正向激励。要实现地方政府对违规企业的有效监管、从根本上减少食品安全事件，必须在财税制度、官员考核方式等诸多方面进行彻底改革。

监管条件范文篇5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开放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金融的运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性日渐突出。面对金融全面开放，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提高金融机构运行和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我国金融监管需要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变革。

一、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挑战和问题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即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行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治环境薄弱

金融监管立法仍然滞后，立法技术亦不成熟。《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金融监管领域的基本法律至今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处于法律真空状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不协调，甚至存在严重冲突。盲目移植、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的规定大量存在。金融监管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二)金融监管目标不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目标是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又要承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目标的弱化，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这使得中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和信贷规模控制的合规性检查，并没有真正从金融运行的安全性、高效性出发，形成独立的、明确的职能。

(三)金融监管的内容和方式存在缺陷

重市场准入，轻市场退出。目前的监管大多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市场准入进行严格限制，而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上则缺少详细的可操作的市场退出规定。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时，“一行三会”的监管只能借助于行政手段来化解金融风险，违反了市场规律，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风险。

重现场监管、轻非现场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采用现场监管。现场监管虽然能够比较细致地了解、发现那些从金融机构公开的财务报表和业务资料中难以发现的隐蔽性问题。但是，它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如，风险监管不足，随意性、非规范性较大，人力不足以及重复检查并存等等。

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先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对金融业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财务帐目、资本状况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合规性监管，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强调从资本充足性和资产流动性方面进行监管，忽视了金融机构自身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等指标的监管。重视传统存贷业务，而对表外业务及其他金融创新业务监管较少。

(四)金融监管信息仍不透明

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仍处在起步阶段，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的状态。中国金融监管信息不透明主要表现在:“三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处于分割状态，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金融监管信息实行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收集效率很低;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虚报、瞒报现象屡有发生;缺乏社会监督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对金融机构报表、资料的真实性审查，等等。

(五)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监管存在“真空”

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还不健全，整个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仍按计划管理模式设置，“一行三会”虽各有分工、各有工作侧重，但是相互之间仍存在职责不清、相互扯皮的问题，有时出现职责冲突，有时出现监管“真空”，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监管的效率。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正逐步加强，原有的以机构类型确定监管对象的监管模式难以发挥作用，进而出现金融监管“真空”。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

前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已严重滞后于国际发展与实践需要。随着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化，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金融监管体制上不断做出相应调整，而我国仍采取根据既定金融机构的形式和类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式。在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日趋模糊的情况下，这种监管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国外的金融机构大都为混业经营。尽管加入WTO后对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仍可限制其经营业务，但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其境外的后援体系，其混业经营的优势仍能发挥，使我国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处于下风。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诸多业务创新已具有部分混业经营的性质，光大控股集团、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事实上也拉开了我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序幕。与我国实行的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已不适应这一趋势的发展。为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要求，我国应在现有的金融监管基础上平稳过渡，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逐步改革和完善监管体制，实现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公务员之家: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政府机构应放弃金融监管职能，着重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做好宏观调控，这样有利于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在“三驾马车”(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基础上设立“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作为整个金融业的最高监管机构，维护整个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对各类金融业予以全面监管。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集中置于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统一领导之下，对各类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名下的子公司实施功能化监管，并定期召开由三大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加强“三驾马车”之间的联系。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则有权对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和各种争议予以界定和仲裁。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则由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直接监管，从而形成一个立体的、有层次的、有分工的、横向与纵向并重的金融监管体制。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理念建设

在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完善金融监管内容和方法，改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社会监督，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的同时，在体制转型的基础上实现监管理念的转变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关键:金融监管活动应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预警防范转变;金融监管内容应从合规性、机构性监管向合规性与风险性监管并重、功能性监管转变;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的思路，使金融监管既要强调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又要注重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以及国际竞争力。唯有在金融监管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金融业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金融监管理念及时、科学的调整，才能在开放条件下促进金融监管的不断成熟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建华.中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2]杨有振.金融开放、创新与监管.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监管条件范文篇6

关键词：环境污染；重金属危害；治理困难；联动机制

经过多年的忽视，经过多年的累积，我国重金属污染致病致癌事件已进入高发现期，污染的事件急骤性爆发，群体性事件接连涌现，给污染地区的老百姓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伤害，也鸣响了重金属污染治理的警钟。中国的环境监管似乎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本文基于对重金属污染治理的一点研究对重金属污染治理提出部分参考意见。

1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体制的严重缺陷

目前，我国环境与健康监管体制尚处于草创阶段，相关环境与健康监管机构消极怠工，尸位素餐，没有以“环境与健康”的名义积极开展工作，权责清晰、分工明确的环境健康监管体制还仅仅是一纸蓝图。重金属污染事件的积聚性高发绝对不是偶然，而且绝不是区域性问题。穿过重重表象的雾霾，我们发现，重金属污染情况极严重，但防治力量却大大不足。至今对重金属污染的防治还停留在“问题导向性”阶段，带有明显的应急性的特点，尚处于初始与探索的过程，缺乏整体性的应对措施[1]。重金属污染治理涉及的部门较多，职权交叉严重，协调起来困难重重。而更为让人担忧的是，我国以政府为权力垄断者单中心的基层环境监管结构，形成了单一、低效、固化的监管方式，这对积重难返的重金属污染治理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事实证明，重金属污染防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公共的属性决定了市场化的手段无法适用，必须由政府部门加以管理，因此，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以及协调顺畅的运行机制对解决重金属污染必不可少。那么，怎样的极富勇气的制度创新，才能有效的扭转重金属治理的艰困局面呢？

1.1环境健康监管体制的突出问题

目前在我国环境治理方面存在的多方面的问题，总得来说就是职责虚化与协调不畅[2]。

1.1.1关注度不够

环境健康监管机构对重金属污染的严重程度重视不够，环境健康风险的预防和治理还没有纳入监管部门的主要工作职责的范围，还在监管机构的工作目标、资源配置、管理制度、绩效考核之外。以卫生和环保两个部门为例：环境健康风险监管在医疗卫生系统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卫生部门主抓的面向民生的重点工作与环境健康预防治理工作基本没有交集，环境卫生在公共卫生的工作中也显得很次要。

1.1.2工作重点涵需完善

环境健康风险监管在环保系统也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在工作目标上，环保部门将工作重点放在重点污染源的“盯防”和笼统的总量减排上，不以人体健康为本，没有根据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大小来调整行政资源的配置，没有实现以健康为导向的重点地区、重点污染物的优先监测和治理。在监测工作的层面，环境监测和治理的重点是CO和SO2等常规污染物，对与人们健康密切相关的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指标的检测则考虑较少，与保障人群的健康需求还有莫大差距。

1.1.3保护的相关制度不完善

目前我国在环境治理的走的仍是“先污染，后治理”过去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引发环境问题的因素有很多，有动态因素，有静态因素，有人为的因素也有自然本身的因素。我国虽然设立了相关的管理行政机构但是却没有做好一个能保证实施的有力机构。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1.2环境保护和健康保障的功能的断裂

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很多，关系链条也很复杂。依据现有权责划分，拥有环境健康执法的权限的部门包括卫生部、环保部、农业部、水务部、国土资源部等等。这种职责的划分，看似明晰，实际操作中却往往割裂开来，造成部门之间的权限既交叉又疏漏，容易产生利益上的争抢和责任上的推诿，以致形成部门壁垒，增加执法部门间的矛盾和冲突。尽管各职能部门对自身权责有所界定和划分，但诸多职能的界定过于抽象，往往是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或“依据部门的职责”这样大而化之的划分，遇到麻烦事，大家都感觉与自己无关，也致使环境与健康的保护无所归依。树立环保部门的在处理环境问题时的“主要负责人”意识，避免问题发生后各部门相互“踢皮球”，推诿责任，使尚能补救的问题一拖再拖，得不到解决。

1.3相关法律滞后

目前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立法一直在逐步完善，但是仍然没有达成一个完备的系统，没有成为一个完善统一的体系，环境保护法在量化的指标方面做得还不够，相关的立法执法内容不平衡，部门之间出现抢着执法和无人执法的问题区域。司法建设的落后以及相关责任制不明确、授权不规范、立法不平衡的问题比较突出。

1.4管理体制创新度不高

对环境保护工作体制的根据中央的相关政策和会议精神要进行创新和改革，地方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因循守旧的现状不是一日就能改变的，我国环境保护的实施仍然要靠从高到低垂直层次的一次落实，因此造成的创新层面的缺失如今仍是环境保护工作中的短板。

2如何优化重金属治理措施

前面笔者对重金属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性、成因进行了分析，下面将具体说明如何应对重金属污染的治理问题：

2.1完善相关治理原则以及指导方案

“先污染，后治理”老路已经让我们受到了教训，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对重金属污染治理经验，从源头治理污染，防治污染范围的扩大。“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是一味追求GDP的结果，是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割裂来看的结果。正如总理所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环境[3]。要把对重金属污染治理与经济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经济与环境保护兼顾。过去“高投入，高收益”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过时，坚持绿色低碳，合理的安排对治理重金属污染的技术投入和经济成本，选择相对环保经济的方案，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2.2“自下而上”的监管

多年以来自上而下政策的层层推行忽略基层的参与性，也打击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创新性。那么首先将监督问题和公众参与的问题提进日程可以有效的改善当前的情况，让人民大众在重金属治理上也有参与感，让治理路上政府的力量不再形单影只，实现政府与公众之间资源互通互用，一方面节约了政府资源，另一方面监督可以使政府的工作更加高效。

3结束语

在对我国在重金属污染治理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在这个方面仍然存在非常多的不足，在这些不足之处我们也可以看见有很多灵活的解决方案可以采纳，本文对这些不足进行了分析，并说明了相关的必要性，并对解决方案提出了参考意见。希望能通过健全相关法律以及责任制度，能使重金属污染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

作者:李宋 单位: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环保局

参考文献:

[1]李冠杰.重金属污染条件下基层环境监管体制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

监管条件范文篇7

一、外资银行的准入

新《条例》把原外资银行法对外资法人机构外方最大股东必须是商业银行，修改为外方的控股股东或主要股东必须是商业银行。笔者曾指出原外资银行法“最大股东”存在着一定的缺陷，〔1〕而新法将其修改为“控股股东或主要股东”，并没有消除笔者所指出的缺陷。首先，设想独资银行有20个股东，每个股东只持5％的股份，它们都可以被认为是控股股东，都必须符合《条例》有关代表机构设立年限和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的要求。相反，如果该独资银行只有两个股东，分别持股51％和49％，持有外资银行49％股份的申请人(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由于其是非控股股东而免于遵守这两方面的条件。实际上，对申请人规定代表机构设立年限和总资产要求，目的在于事先考察申请人(尤其是对拟设外资银行有较多出资的申请人)的资信、实力和品行。因而，即使采用了“控股股东”这个概念，新《条例》仍然保留了原《实施细则》引入“最大股东”可能使某些出资人逃避申请前考察的弊端。其次，假设独资银行的两个股东，一个股东是商业银行，另外一个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只要前者控股，即使持股比后者多0.1％，就可以申请设立独资银行；而如果后者控股，即使只比前者多持股0.1％，也不能申请设立独资银行。但是，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前一种股权结构安排要比后一种股权结构安排对于银行运营来说更安全。

新外资银行法最显著的特点是法人导向，即如果外资银行要向中国居民提供全面的银行服务，就必须设立或改制为独资银行或合资银行，分行只能从事外汇业务和人民币批发业务。法人导向的立法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当地注册银行更能得到东道国的有效监管；二是一旦母行破产，分行所在的东道国的存款人将无法得到优先清偿保障；三是外国分行一般不参加东道国的存款保险，一旦发生支付危机，东道国的存款人不能得到保护。显然这些理由是牵强的。无论是东道国注册银行还是分行，均要受到母国的监管，而东道国也有责任监管在其本国的外国银行，外国银行是否获得有效监管，并不在于其组织形式，而在于母国和东道国监管机构的监管主动性、监管能力和监管合作。美国财政部在一份报告中已经指出，子行和分行在组织形式上的差别并不能支持谁比谁更安全的结论。〔2〕至于母行破产，分行在东道国的存款人能否得到优先偿付，取决于东道国法院在偿付存款时采取的是“单一实体”还是“独立实体”制度。如采用“独立实体”制度，东道国的存款人仍然能够得到优先偿付。认为外国分行通常不参加东道国的存款保险则有误导嫌疑，实际上，国际银行的存款保险通行做法是外国分行参加东道国的存款保险计划(但欧共体要求其成员国的分行参加母国的存款保险计划)。根据GillianGarcia的调查，67个实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中，有40个要求外国分行参加其(东道国)的存款保险制度。〔3〕但笔者并不反对对外资银行从事业务活动的组织形式进行限制，因为这种限制本来就属于我国的监管权和立法权，只要其不违背我国入世承诺即可。我国就人民币业务的承诺是申请人在我国营业3年，且在申请前连续2年盈利，除此无其他限制。在承诺中，人民币业务并没有细分为零售业务和批发业务，所以，我们要求已营业3年并连续2年盈利的外国分行只能从事人民币批发业务也没有违反我们的入世承诺，因为我国毕竟已经允许了符合条件的外国分行可以从事人民币业务，虽然只是批发业务。

二、分行的无独立人格性

外国银行分行是母行的一部分，由其母行承担其债务偿付责任。分行的无独立人格性决定了适用于外资法人银行的约束和监管措施并不一定适用于分行，如分行初次申请经营人民币业务须在申请前连续2年盈利，分行需按照规定计提呆账准备金，在分行无力清偿债务时，银监会可责令停业，等等。要求分行在申请人民币业务前2年连续盈利的目的是考察该分行的清偿力，但是，对于分行而言，一个基本原则是母行承担偿付分行存款人存款的最终责任。这个原则意味着一个分行的清偿力并不取决于分行本身的盈利能力，而是取决于其整个银行的盈利能力。所以，在不改变现行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如果仍维持分行连续2年盈利这个条件，可将盈利考察扩展至在我国境内所有外国分行整体是否盈利，而不仅仅限于提出申请的单个分行是否盈利。同理，要求分行像法人银行那样计提呆账准备金也实无必要。外国分行吸收未来损失的能力取决于其母行的资金实力和财务支持，或者说取决于其母行的呆账准备金计提水平。银监会的监管职责不是要求分行计提多少准备金，而是要经常关注母行的资产质量和准备金水平。一旦母行的资产质量和准备金水平发生了问题，银监会应享有法定的权力对分行采取行动，包括与分行管理层面谈、道义劝说、强制分行计提准备金等。对于分行无力清偿到期债务而责令其停业，也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分行的偿付能力是和其母行相联系的，如母行经营良好，似乎很难判断分行“无力偿付到期债务”。

三、银监会监管权力的扩大

2006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银监法》，扩大了银监会的调查权限。但是，作为公权，银监会监管权力的授予和边界的确定仍要遵循谦抑原则，否则，就存在着过度干预或侵犯私权的危险性。《条例》和新的《实施细则》在许多方面如申请设立、增设分行(包括外资法人机构设立分行)、申请人民币业务、申请扩大人民币业务服务对象等，均要求外资银行遵守银监会规定的审慎性条件，而新的《实施细则》对审慎性条件的解释只是最低要求，银监会仍然有权根据个案扩大审慎性条件的范围。从新的《实施细则》的解释看，是否符合审慎性条件基本上取决于银监会的主观判断，这就意味着审慎性条件本身包含的内容越多、适用的范围越广，银监会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大。当然，笔者并不反对赋予银监会在监管活动中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在恰当的银监会问责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过度的自由裁量权所产生的危险也是可想而知的。另外，从立法技术上看，《条例》和新的《实施细则》有关符合审慎性条件的某些规定并无必要，如外资银行从事人民币业务须符合银监会规定的审慎性条件(一个幼稚但自然的问题是，难道外资银行从事外币业务不需要符合银监会的审慎性条件吗？)。事实上，这些审慎性条件是外资银行无论是申请设立还是继续存在都必须符合的，如果外资银行不能持续符合其中一项或几项审慎性条件，都有可能导致整个银行被责令停业或关闭，而不仅仅涉及是否给与从事人民币业务许可的问题，因而，对从事人民币业务再专门要求符合审慎性条件实无必要。依笔者看，既然GATS的“审慎例外”原则已经赋予了监管当局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当我们无法准确确定审慎性条件的内容和适用范围时，在立法上应少用或慎用“审慎性条件”。法律条文上过多地出现“审慎性条件”有可能被认为是“随意使用”或“滥用”，从而受到人为设置准入壁垒的指责。

新《条例》对2004年的《实施细则》所规定的“特别监管措施”作出了修正。根据新《条例》，特别监管措施的适用条件是根据外资银行的风险状况，具体措施包括“责令暂停部分业务、责令撤换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应地，新的《实施细则》也列举了特别监管措施。特别监管措施的引入及其规定方式无疑不恰当地扩大了银监会的监管权力。

首先，《条例》使用的“等”字为银监会自行创设特别监管措施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不但新的《实施细则》比2004年《实施细则》多了5种特别监管措施，而且把《条例》明确规定“责令撤换高级管理人员”修改为“责令撤换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更有甚者，银监会还在新的《实施细则》中为自己规定了一个兜底条款，即“银监会采取的其他特别监管措施”。

监管条件范文篇8

一、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生鲜乳质量安全工作

生鲜乳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事关奶业生产秩序和群众切实利益，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备受社会关注和群众关心。近年来，生鲜乳质量问题屡屡发生，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奶业的健康发展。加强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整顿和规范生鲜乳生产经营秩序，实行生鲜乳质量安全全程监管已经刻不容缓。各乡镇、各部门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障公共食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重大意义，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加强对生鲜乳质量安全的全程监管，深入查找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各项管理措施，切实保障生鲜乳质量安全，努力营造安全、放心的生鲜乳消费环境，促进奶业生产健康发展。

二、落实源头管理，加强奶牛养殖环节质量安全监管

一要加快规模化养殖步伐。各乡镇、各有关各部门要充分发挥监管职责，按照规模化养殖、标准化生产的要求，统一质量标准，明确养殖条件，引导奶牛养殖户建设养殖场、养殖小区和养殖专业合作社，全面落实标准化养殖各项措施，从源头上保障生鲜乳质量安全。对达标标准化奶牛养殖场、养殖小区和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要积极争取项目和资金，扶持其扩量上产；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要坚决予以取缔。要积极采取物质奖励、政策扶持、完善服务等措施，引导奶牛散养户以股份合作、托管饲养等方式加入奶牛养殖场、养殖小区和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逐步减少散养比重，切实提高奶牛养殖的产业化水平。

二要加强奶牛养殖场监管。县畜牧局要加强对奶牛养殖场、养殖小区的管理，严格市场准入，严把养殖场所、饲养设施、技术人员、防疫条件、无害化处理设施、生产管理制度等环节的条件审核。对符合条件的，进行登记备案并注册，督促业主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对不符合条件的，要发放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对整改后仍然达不到条件或拒绝整改的，要坚决依法予以关停。

三要加强奶牛散养户监管。各乡镇要全面清查统计辖区内的奶牛养殖散养户，组织畜牧站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长期跟踪指导和监管。对没有条件进入的奶牛散养户，各乡镇及有关主管部门要结合实际，按照《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和《动物防疫条件审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切实可行的奶牛散养户管理办法，逐户逐畜对饲养条件进行审核。对具备饲养条件的奶牛散养户进行注册登记，实行许可经营，督促其建立鲜奶质量承诺、饲料兽药规范使用、奶牛健康检查、防疫检疫、环境与设备消毒、饲养人员体检、鲜奶送检与冷藏保鲜、生产销售档案建立等制度，落实质量保障措施，达到饲养科学、管理规范、环境整洁、质量达标的要求。对不具备饲养条件的奶牛散养户，要按照相关规定坚决予以取缔。对新增的奶牛养殖户，要及时等级备案，全部纳入日常监管。

四要加强饲养过程监管。县畜牧局要制定印发奶牛标准化饲养管理技术规范，大力推广标准化饲养技术和规范化管理技术，从饲养过程的各个环节明确质量要求和操作规程，引导农户科学养殖。要督促奶牛饲养户严格执行兽药使用规范和休药期制度，禁止使用违禁药物，严防兽药残留。要加强奶牛饲料的质量检查和检测，严禁在奶牛饲料中添加有毒有害物质和使用动物源性饲料。要严格落实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措施，加强奶牛疫病防治，建立奶牛免疫检疫档案。要加强奶牛布鲁氏杆菌病和结核病等人畜共患病的监测，确保奶牛健康。各乡镇要督促经营业主加强奶牛养殖场（小区）的环境综合整治，及时处理奶牛粪便和饲养垃圾，防止养殖环境对生鲜乳的污染。要指导养殖户采取安全的挤奶方式，在奶牛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建立与牛舍分隔的管道式挤奶台，在散养户中推广使用小型挤奶机，实现全封闭挤奶，督促养殖户对挤奶和贮奶设备进行定期消毒，严防挤奶设备对生鲜乳的污染。

三、改善经营模式，加强对生鲜乳购销环节的质量安全监管

一要加快生鲜乳收购配送站建设。各乡镇要按照“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机制，根据辖区奶牛存栏量、分布状况、鲜奶产量、配送距离等情况，合理布局，配套建设生鲜奶收购配送站，实行生鲜乳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统一管理，逐步取消生鲜乳直接上市销售。按照市上要求，我县年内要建成并启用1处生鲜乳收购配送站，满足奶农生鲜乳交售和城区鲜乳消费。止2012年底，全县生鲜乳要全部通过配送站销售，严禁直接上市销售。

二要严格生鲜乳收购站的监管。生鲜乳收购配送站（以下简称配送站）必须由取得工商登记的乳制品生产企业、奶牛养殖场、养殖小区、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建办。配送站按照企业化的模式运作，专门负责收购、贮存、运输、配送、销售等工作。县畜牧、质监、工商、卫生等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对配送站建设条件和生产经营条件进行严格审查，核发相关证照，加强日常监管，建立健全生鲜乳从源头到消费终端全过程、可追溯的监管体系。各监管部门要向配送站派驻监管人员，监督落实卫生消毒、生鲜乳日常检测、质量保障、购销台账、营运交验等质量保障制度和措施。严禁在收购、冷藏、消毒、包装、运输、销售等环节中添加有毒有害物质或掺杂使假，坚决禁止配送站收购或销售药残超标、有毒有害、病牛生产等不符合乳品质量安全标准的生鲜乳，切实规范其生产经营行为，确保鲜乳质量安全可靠。

三要加强鲜乳销售监管。要全面推行鲜乳运输交接制度和统一配送制度。对配送站送往乳品加工企业的生鲜乳，经营主体要随车携带生鲜乳交接单，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交接，防止生鲜乳在运输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对向当地群众直接提供鲜乳消费的，配送站必须采用国家规定的设备、工艺和卫生标准，进行彻底消毒、统一包装，经检验合格后，向固定的便民鲜乳供应销售点进行统一配送。鲜乳配送要使用具备冷藏功能的车辆，固定的便民鲜乳供应销售点要配备冰箱、冰柜，防止鲜奶变质。消毒包装的鲜乳按照乳制品质量标准落实质量安全管理，对超过保质期的鲜乳，配送站经营主体要负责收回并销毁。各配送点和销售点要建立鲜乳配送销售台帐，真实准确记录配送销售情况。

四、完善监测体系，为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提供工作合力

一要强化监管能力建设。县财政要落实专项检测经费，加快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建设，切实解决监管手段不足的问题。要实行监管机构抽检与配送站自检相结合的方式，加大监测覆盖面和抽检频次，准确掌握生鲜乳质量安全状况，为开展监管提供依据。配送站站要按照规范要求，建立检测室，配备检测设备和检测人员，对收购的生鲜乳和包装消毒乳进行质量自检。各监管部门要加强例行检测和督查抽检，重点检测三聚氰胺、皮革水解蛋白、碱类物质、亚硝酸盐、农兽药、重金属、微生物等指标是否超标。要研究制定生鲜乳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加强风险评估和预警，提高监管工作的预见性和针对性。各监管部门要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积极处理群众反应的生鲜乳质量问题，严厉查处生鲜乳质量安全违法行为，切实保障生鲜乳质量安全可靠。

二要强化监管队伍建设。各乡镇要年内要建立乡级农产品质量监管机构，配备工作人员，落实工作经费，并在各村配备农产品质量监管员。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监管人员的业务培训，配备必要的监测设施，提高监管人员的质量责任意识、业务水平和监管能力。

三要明确部门职责。畜牧主管部门负责奶牛饲养、生鲜乳生产和收购的监督管理；质监部门负责消毒包装乳和乳制品的监督管理；工商管理部门负责对符合条件的奶牛养殖业主、收购配送经营业主登记注册，并加强生鲜乳、乳制品销售环节的监督管理；食药监部门负责餐饮服务环节生鲜乳、乳制品消费的监督管理；卫生部门负责对奶牛养殖、生鲜乳收购、加工和销售等环节从业人员的健康检查，核发《健康证明》，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日常监管；商务部门负责鲜乳、乳制品固定便民供应销售点的布局、建设和监管；公安部门负责维护乳品生产秩序，查处涉及生鲜乳、乳制品质量安全的违法案件；财政部门负责落实奶牛养殖场、养殖小区、生鲜乳收购加工企业建设补贴，为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提供工作经费和检测经费；发改部门负责生鲜乳和乳制品价格监管，必要时实行价格干预；监察部门负责监督各部门职责履行情况，查处有关公务人员失职、渎职行为；农牧、工商、质监部门要共同负责饲料、兽药的生产、经营环节的管理，严格查处制售违禁兽药及饲料添加剂、经营不合格饲料兽药和无证经营等违法案件。各部门要明确职责，加强衔接，密切配合，积极开展联合执法，加强对生鲜乳生产、收购、销售各个环节的全流程监管，对在生鲜乳、乳制品中违法添加三聚氰胺、皮革水解蛋白，碱类物质、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的行为，要从严从快进行处置，涉及违法犯罪的，要移交司法部门进行处理。

五、健全监管体系，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一要加强宣传引导。各乡镇要进一步加强对生鲜乳等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落实分管领导和监管人员，完善工作制度和监管责任，督促生产经营者履行法定质量安全责任和监管责任。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张贴标语等方式，加大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加强对养殖业主、奶站经营业主的技术培训和宣传教育，引导其规范生产经营行为，自觉执行各项生产规范质量标准，切实履行乳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监管条件范文篇9

第一条为了规范海关对监管场所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监管场所是指进出境运输工具或者境内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工具进出、停靠，以及从事进出境货物装卸、储存、交付、发运等活动，办理海关监管业务，符合海关设置标准的特定区域。

第三条监管场所的设立以及海关对监管场所的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海关对免税商店的管理另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海关对监管场所实行统一编码、计算机联网和分类管理。

第五条监管场所经营企业（以下简称经营企业）或者管理者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场所设置标准》(以下简称《设置标准》，)建设监管场所，配备相应设备，并为海关提供查验场地和办公设施。

第二章监管场所的设立

第六条申请设立监管场所的企业（以下简称申请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二）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300万元；

（三）具有专门储存货物的营业场所，拥有营业场所的土地使用权。租赁他人土地、场所经营的，租期不得少于5年；

（四）经营液/气体化工品、易燃易爆危险品等特殊许可货物仓储的，应当持有特殊经营许可批件。

第七条申请企业应当向直属海关提交以下书面材料：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场所注册登记申请书》；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五）场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明复印件；

（六）存放液/气体化工品、易燃易爆危险品等特殊许可货物的，应当提供特殊经营许可批件的复印件；

（七）场所平面图和建筑设计图。

提交上述材料复印件的，应当同时提供原件供海关验核。

第八条直属海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受理、审查经营监管场所的申请。

申请企业符合法定条件的，直属海关应当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批准设立监管场所决定书》（以下简称《批准设立决定书》，）；申请企业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直属海关应当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不予批准设立监管场所决定书》，并说明理由。

第九条申请企业应当自海关制发《批准设立决定书》之日起1年内向直属海关申请验收，直属海关根据《设置标准》规定的条件对监管场所进行验收。申请企业无正当理由逾期未申请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的，《批准设立决定书》自动失效。

监管场所验收合格，经直属海关注册登记并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场所注册登记证书》（以下简称《注册登记证书》，）后，可以投入运营，《注册登记证书》自制发之日起有效期为3年。

第十条本办法施行前已经海关批准设立的监管场所，其经营企业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1年内向直属海关提交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申请材料，申领《批准设立决定书》。

经营企业应当自海关制发《批准设立决定书》之日起1年内向直属海关申请验收。直属海关根据《设置标准》规定的条件对监管场所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直属海关予以注册登记并制发《注册登记证书》。

经营企业无正当理由逾期没有提交申请材料或者没有申请验收以及验收不合格的，直属海关注销相关企业的监管场所经营资格。

因特殊情况需要申请延期验收的，经营企业应当向直属海关提出延期验收申请，经直属海关同意可以延期验收，但是最长延长期限不得超过1年。

第十一条经营企业需要变更企业业务范围、监管场所面积等的，应当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场所变更申请书》，向直属海关提出申请，并提交有关材料。

第十二条经营企业需要延续《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的，应当在《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直属海关提出延续申请，并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场所延续申请书》。

符合延续条件的，直属海关应当在《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届满前作出准予延续的决定，延续《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3年。

不符合延续条件的，直属海关应当作出不予延续的决定。

第十三条经营企业终止经营监管场所的，应当向直属海关提出书面申请，并交回《注册登记证书》。

第十四条直属海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监管场所的变更、延续与注销手续。

第三章海关对监管场所的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海关采取视频监控、实地核查等方式对进出监管场所的运输工具、货物等实施监管。

第十六条经营企业应当按照海关规定的样式制作监管场所标志牌，悬挂在监管场所入口处显著位置。

第十七条监管场所内只能存放海关监管货物。

监管场所内液/气体化工品、易燃易爆危险品、有毒及放射性货物应当带有明显标识，并不得与其他类货物一起存放。

第十八条经营企业应当依据海关监管要求设置相对独立的海关查验场地。

第十九条经营企业应当按照海关要求发送和接收电子数据。海关有权查阅监管场所的货物进出和存储等情况的纸质单证或者电子账册。

第二十条根据海关监管需要，经营企业应当在监管场所出入通道设置卡口，派员值守，并配备相应设备，与海关计算机联网。

对集中在同一个封闭区域内分散经营的监管场所，经营企业可以在进出通道设置统一卡口，并设置独立的海关集中查验场地。

海关认为必要时，可以派员实施卡口监管，核实、放行海关监管运输工具、货物。

监管条件范文篇10

[关键词]有效保险监管，监管理念，监管实践

有效的保险监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和机制，是解决保险市场失灵的手段，它既体现了法制化和程序化的监管理念，又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技术先进的监管实践活动，随着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市场和保险监管理念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和演进。

一、有效保险监管理念

(一)有效的保险监管是动态监管

目前，发达国家保险市场的保险监管趋势更多采取动态监管，即对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监管。随着保险公司外在经营环境以及公司自身的保险技术、管理水平、业务发展以及公司资产负债匹配状况不断变化，公司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风险也会不断变化，有效的保险监管也应该是动态的保险监管，即不断发展的监管理念、不断完善的监管体系、不断改进的监管手段和不断创新的监管方法，以有效防范化解保险市场出现的风险，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稳定和高效率。

(二)有效的保险监管理念体现了依法监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保险业进行监管必须依法监管。为了保险业和被保险人的整体利益，必须保持监管的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一贯性，以实现保险监管的有效性。保险监管以法律为依据，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强制性，并保持依法监管的持续性和一贯性。同时，有效的保险监管工作应严格遵照工作程序进行，既体现在监管机构内部进行程序化，也体现在对监管对象进行外部监管工作的程序化。

(三)有效的保险监管体现更高的监管实践要求

有效的保险监管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技术先进、保证市场公平的监管实践活动。有效的保险监管，既追求市场效率又兼顾市场公平。从追求市场效率讲，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是适度的，过度监管会导致监管成本提高，影响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积极性，束缚保险业发展，影响保险市场效率提高；监管不到位会导致行业系统性风险积聚，造成保险市场的无序和混乱。因此，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即使保险市场的收益与成本差额实现最大，使保险市场效率达到最优。从兼顾市场公平讲，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能实现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实现保险监管“公平、竞争、稳定、高效率”的监管目标。

二、影响保险监管有效性若干因素分析

我国的保险监管在结合保险业发展实际基础上，充分吸纳和借鉴了ICP原则，并在监管实践中不断进行完善。但有效保险监管理念和实践却仍与预期目标存在距离。

(一)有效保险监管前提条件不充分

根据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的核心监管原则(ICP)阐述：有效的保险监管，依赖于国家良好的经济金融政策、恪尽职守的监管机构和符合行业发展实际的一系列健全完善的金融法律框架。首先，在良好的金融政策和制度环境及法律框架条件下，监管机构可以行使其职责，保证监管质量和有效性。其次，经济发展、法律规范和适应行业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为保险业发展提供了起支持作用的市场条件。第三，保险监管权威性和可信性，需要在保险市场的参与者心目中树立。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险监管的独立性：保险监管者的权威和强制力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严格的法律保护，应该具有超脱政府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制性权威，在进行保险监管工作中具有较为独立的职能和实施权利，并在法律中有明确界定；保险监管者必须有足够的监管资源，包括人员、信息技术、财政经费；保险监管必须依赖于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而这些前提条件在目前条件下都是不完全具备的，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保险监管有效性的实现。

(二)影响保险监管实施有效性的若干因素

有效保险监管，除了要具备上述前提条件外，若取得良好实施效果还需要更多基础条件。在我国实施有效保险监管的基础条件尚不充分，还有许多制约因素。

1.有效保险监管理念不成熟

我国引入有效保险监管时间不长，有效保险监管所体现的依法监管、动态监管、适度监管等先进监管理念尚不成熟，体现为：一是保险法律体系不完善，部分法律条款内容缺乏合理性，监管机构内部工作职责的界定不清晰，个别部门工作职责存在交叉，协调不够；二是受监管经验、监管技术与监管人员等多方面因素限制，保险监管偏重静态监管，监管机构和保险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现金流测试和资本充足性等先进的动态偿付能力监管方法应用少，对保险公司的风险识别、评估和管理等方面监管力度不足，容易导致行业风险积聚。三是监管不到位和过度监管。首先，由于中国保监会承担引领行业发展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的双重职责，在监管实践中，监管机构无法准确把握和正确处理二者之间关系，造成监管低效；其次，其他外部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某一内容重复检查现象时有发生，造成重复监管问题，多年来形成了“九龙治水”的局面，既无形提高了监管成本，又一定程度上影响保险公司正常经营；第三，由于保险监管是一种外部监管和行政行为，保险监管部门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二者职能错位，一旦保险公司出现问题，监管当局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容易导致将合规性监管变为对保险公司经营活动的微观直接干预。

2.保险市场约束作用不明显

市场约束是市场内生性监督机制，能对保险机构予以全方位的监督约束。我国目前保险监管实践中存在：一是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不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和透明性关系市场各方利益，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取决于投保人的信息的真实性，而由投保人的道德风险所形成的信息虚假则是行业普遍现象。二是披露信息利用度不高。市场参与者，特别是投保人对保险公司披露信息的理解程度、反映态度，影响信息披露的效果。由于保险知识缺乏、市场不成熟等原因，具有良好信息披露的保险公司并未获得实质性受益。三是信用环境软约束。由于监管不到位，某些提供虚假信息或者违法违规现象既逃脱监管处罚，也不受市场惩戒，市场参与者逆选择行为会获取最大利益，保险公司高管人员违规成本低，存在违规“冲动”。

3.市场退出机制未有效建立

是否具备适当的市场退出机制，是衡量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保证保险监管有效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条件。目前，我国保险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保险公司110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9家，但没有一家保险公司因经营困难、管理混乱、偿付能力严重不足而退出市场，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为维护稳定，不愿也不能让保险公司退出市场，面对违规行为，监管机构进行行政处罚时，考虑诸多矛盾、利益等因素，犹豫不决，监管低效。没有市场退出机制，就会形成政府对保险公司的隐性担保，实施市场退出则须动用公共资源，以尽可能让问题公司继续经营，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低效，风险进一步加剧，不断增加处置成本，最终损害保险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4.监管人员工作能力尚需进一步提高

IAIS对监管人员有具体要求：监管人员应具有足够的技能和经验，要受到有关利益冲突规定的约束。我国保险监管工作人员工作能力与有效保险监管原则要求有一定差距，体现在：一是宏观经济政治分析能力不强，影响监管政策制定和监管工作效果。宏观经济政治环境直接决定着监管政策取向和监管实践选择，也影响某段时期监管工作重点，部分监管人员总是困惑于宏观经济政治形势对保险业和保险监管的影响，缺乏对宏观经济和保险业的准确分析，没有及时监控宏观经济走势及行业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风险识别、监控和评估工作滞后，预警风险能力弱。二是监管创新能力不足，监管滞后于行业发展。虽然许多保险监管人员监管实践经验丰富，但吸收信息渠道不畅，知识更新缓慢，尤其缺乏具有保险精算知识、保险业务知识和熟练驾驭计算机能力的复合型监管人才，在应对不断创新的保险业发展，无法准确度量创新保险产品的风险和合规性，监管创新显得力不从心。

5.监管体系设置不尽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实行“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信息交流和工作沟通主要依赖监管联席会议，这就造成监管制度安排的缺陷——监管权力分散、联系会议形式松散、缺乏刚性约束，监管工作沟通和信息交流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银行、证券、保险每个行业的性质、规律和发展阶段都不相同，工作职责和目标各异，在监管实践中难免发生目标冲突；对金融控股集团缺乏监管经验，较难对其总体经营风险识别、评估和监控；分割的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设置的广度和层级不够，造成一定监管死角，特别是对保险公司基层分支机构的监管。在保险监管多层次体系中，保险公司、保险消费者、行业协会、独立第三方(如注册会计师、审计师、律师等组织)的专业监管力量和新闻媒体的多方面监管效力还没有充分发挥，没有形成强大的保险市场监督力量。

三、提高保险监管有效性的若干举措

提高保险监管有效性是保险监管部门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不仅要在监管理念上不断创新和发展，在监管实践上也要随着保险业发展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

1.形成有效保险监管文化，转变监管理念

保险监管不仅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理念。监管文化是监管理念和价值观在监管实践中的体现，具有道德规范作用。作为系统性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根植于监管人员的内心，体现在监管工作的每一个细微环节。形成有效保险监管文化，一是要正确处理引领发展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二者关系；二是要将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和动态监管的监管理念融入监管文化，形成监管人员潜意识；三是转变保险监管人员理念和意识中的计划经济和封闭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行政干预的落后理念，树立市场经济理念，杜绝对保险公司微观经营的行政干预。

2.强化保险市场约束机制

有效的保险监管，需要进一步强化保险市场约束机制——保险市场信息披露。一是加快信息披露的法规建设，尽量减少市场信息不对称，让保险消费者充分了解和掌握市场信息，提高市场监督能力；二是提高社会公众保险知识和消费意识，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普及保险知识，加强宣传，要求保险公司和行业自律组织对保险知识教育工作重视，只有社会公众的保险知识不断提高，才会最终形成有效保险市场监督；三是适度强调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结合。

3.建立有效的保险市场退出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公司破产、被兼并是不可避免的，是市场自我协调、优胜劣汰的结果，是保险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结果。保险监管部门要促进保险公司市场退出的法规建设，建立系统性保护制度(保险保障基金制)，减少公共资源浪费，但同时也要防范经营者诱发道德风险，大量拓展高风险的保险业务。

4.建立科学的监管人事制度，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

保险监管人员综合素质是实施有效保险监管的关键。由于保险监管历史较短，对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条件下保险监管理念、技术和手段的了解、认识和掌握比较有限。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应当健全保险监管机构的教育培训体系，有针对性地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种方式的专业培训，对监管人员进行教育，提高其素质：一是保险监管和保险业务知识素质，包括监管历史、国内外监管理念与实践发展方向与趋势，熟练掌握动态的、适度的监管技术和手段；二是法律法规素质，熟悉保险法律法规，以及与保险业务相关的民商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提高监管的深度和广度；三是宏观经济分析与把握能力，保险监管不是“闭门造车”，主动培养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变动分析能力，以防范化解宏观经济政策变动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四是科技信息网络技术知识，保险监管人员如果没有必备的科技和信息网络知识，则风险预测和风险识别、管控能力就会无法适应保险产品创新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五是综合素质，分析判断、调查研究、语言表达是保险监管人员必备的基本能力，特别是组织和协调能力的培养。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还要转变用人观念，拓宽选人视野，完善用人机制，充实一批业务精、政策性强的专业人才，提高监管水平。

5.推进有效保险监管创新

有效保险监管创新应当是与保险业务创新紧密相联的。首先，完善监管流程，从市场准入、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和市场退出等方面入手，对保险监管资源进行整合，体现监管的主动性和前瞻性，尽量与保险公司的业务流程相匹配，通过梳理保险公司的业务线和产品线，实施业务监控和风险追踪。二是推动保险监管方式和手段创新，尤其是提高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的技术手段，引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适时实施动态偿付能力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