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控股企业范文10篇

国有控股企业范文篇1

此次问卷调查是为课题“十五期间河北省国有亏损企业托管经营战略研究”之用。问卷设计，以河北省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亏损企业为调查对象，拟制若干题目及备选的可能答案供被调查者选择，或由被调查者根据实际情况针对问题自拟答案。题目内容包括亏损企业的名称、概况、经营、管理、人力资源、亏损原因等方面，主要围绕企业亏损的表现及造成亏损的直接、间接原因设计题目，然后将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登记整理，数据存入计算机，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在着眼深入分析河北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的亏损情况的前提下，真正弄清亏损原因，力求探索一条有效的解救之路。

二、被调查企业基本构成情况

此次问卷发放采用随机抽样方式。石家庄市20户，保定市15户，邯郸市17户，承德市1户，张家口市1户，廊坊市2户，唐山市3户，秦皇岛市2户，邢台市3户，沧州市11户，衡水市3户。在这78户中已改制的企业67户，占85.90%，未改制的企业11户，占14.10%。河北省国有亏损企业大多进行了改制，但亏损局面并未彻底改变。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河北省国有亏损企业多集中在中小企业，尤其是国有小型企业中。

三、被调查企业职工数量变化情况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时20多年，但本次调查主要为课题服务，因而在时间（期）的选择上，只选择了三个有代表性的阶段性时间，即1997年、2000年、2001年。选择1997年，是因为当年发生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河北省国有企业有受之影响之条件，同时，由于全球性经济衰退，国内外市场均受冲击。1997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8年新一届中央政府组成之后，即把实现三年两大目标作为本届政府最重要的任期目标之一，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到2000年底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两大目标的任务基本实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走真正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就应当客观地看到，任何企业发展过程都是其产生、发展壮大、消亡的过程，国有企业也不例外，所以，三年脱困之后，所存在的亏损企业出路如何，必须慎重研究。据此，从1997年、2000年、2001年三个不同时期分析研究国有亏损企业，但以2001年出现亏损为准。企业出现亏损的一个表现是，员工人数的变化。从对被调查的78个河北省国有亏损企业职工人数的统计分析看，河北省国有独资企业平均职工人数呈下降趋势，而河北省国有控股企业平均职工人数却呈上升趋势，到2000年，河北省国有控股企业的平均人数将近于1997年人数的2倍。而同期河北省国有独资企业平均人数变化并不很大，说明改制后，国有控股企业人数比例增大，企业曾有过经营效益良好时期，但冗员的因素，加人不加资，或加人少加资，均可成为其引亏的人为因素之一。国有独资企业发展为国有控股企业，也易加大国有控股企业的人数。

从规模看，河北省11市的被调查企业，三个不同时期，人数均在千人左右，上下浮动不大，仍数中小企业范畴。不同区域的被调查企业职工人数在1997年、2000年、2001年三个被调查年份中整体数量变化成缩减趋势。

四、被调查企业职工文化程度构成情况

被调查企业职工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从产权类型看，被调查的国有独资企业，有学历、学位的人数占企业总人数10.46%，国有控股企业略高一些，占26.15%，但均不足1/3。二者的平均水平低于1/4，仅占21.31%。高学位人数更少。国有控股企业制度的特殊性，利于吸引人才，高学历、高学位人数明显高于国有独资企业，但被调查企业职工文化程度构成的总体水平偏低，必然易造成缺乏利用先进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条件。

从规模类型看，大型企业拥有高学历、学位的人数比例较低，中型企业较高，小型企业处于中等水平，但不足1/5。小型企业拥有专科、本科的人数比例分别为13.67%、4.61%，而拥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分别是0.25%、0.40%。

从区域分布看，河北省11市国有企业专科、本科学历人数比不等，比例高者（如邢台市）达42%（专科）、13%（本科），比例低者（如沧州市）分别为9.9%（专科）、3.54%（本科）。总体上，河北省11市国有企业职工文化程度中，专科学历人数比高于本科学历人数比。很多城市国有企业职工中硕士、博士学位拥有者为0，学历、学位层次不高。

五、被调查者在企业中担任的职务情况

此次问卷调查的被调查者，在其所在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有41人，超过一半，占52.56%，其中部门负责人有33人，党委书记5人，总经理3人，他们对经营管理环境熟悉，对企业亏损原因认识深刻，对解决亏损企业的建议的提出也很中肯。

六、被调查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情况

根据问卷设计,我们希望从产权类型、区域类型了解1997年、2000年、2001年河北省国有亏损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情况的变化。从产权类型看，河北省国有独资企业1997年人均收入5398.13元，国有控股企业人均收入5141元，河北省国有企业平均收入5269.57元。至2000年底，三年脱困基本完成时，国有独资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有明显提升，但国有控股企业却有小幅下降，总体平均水平是人均5257.5元。至2001年，无论国有独资企业还是国有控股企业均明显减少收入。国有独资企业职工收入人均4762.43元，比2000年减少近1000元。国有控股企业职工工资也呈缩减趋势，但减幅略小于国有独资企业，2001年是4298元，比2000年人均减少498元，近500元。从不同区域分布的被调查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情况看，11市1997年、2000年、2001年均呈减缩趋势，但有减幅不等情况。

七、被调查企业工业总产值变化情况

统计结果显示，被调查企业工业总产值因受各种因素影响有一定的波动性，但总体并不乐观，尤其是国有独资企业的产值2000年较1997年下降13%，成为企业亏损的一个明显标志。

不同规模被调查企业，工业总产值变化情况呈明显下降趋势。大型企业在1997年工业总产值为4800万元，虽在2000年有所增长为5600万元，但在2001年却出现了急剧下降的情况，2001年大型企业工业总产值仅为1800万元，相当于只完成了2000年其工业总值的32%。中型企业的变化情况虽不如大型企业变化那么大，但二者变化的总体情况一致，即2000年有增值，至2001年明显下降。小型企业自1997年至2001年整体上工业总产值呈明显下降趋势，未出现再增值情况。

从区域分布情况看，被调查企业工业总产值平均值变化情况呈两种变化趋势，一是总体上有增加趋势，如石家庄市、承德市，但增幅不大。二是总体呈下降趋势，如邯郸市、张家口市、廊坊市、唐山市、秦皇岛市、邢台市、沧州市、衡水市，降幅明显。如唐山市被调查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平均从1997年的956.67万元降到2001年的245万元。河北省11市中有9市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平均明显降低。

八、被调查企业利润变化情况

被调查企业利润变化情况，呈递减趋势。从产权类型看，国有独资企业1997年企业利润是105.78万元，至2000年开始，出现亏损，虽亏损额不是很大（亏损额28.86万元），但至2001年并未改观，亏损加重（亏损额为136.82万元），2001年亏损幅度是2000年的4.74倍。国有控股企业1997年、2000年利润分别为790.25万元、648.66万元，虽都属盈利年份，但呈下降趋势，一年后，至2001年，国有控股企业出现亏损，亏损额为747.9万元。与2000年相比较，2001年国有控股企业亏损幅度为2.15倍。

从规模类型看，被调查的大、中、小型企业利润变化情况在1997年、2000年、2001年三个年份中总体均呈递减趋势，2001年三类型企业呈现不同程度的亏损情况。其中，中、小型企业亏损明显。小型企业2001年亏损额91.47万元，是2000年利润额0.214万元的427.43倍，亏损严重。中型企业稍好一些。2001年中型企业利润-592万元，是2000年利润额-180.56万元的3.2倍。

九、被调查企业上缴政府利税变化情况

统计显示，河北省11市被调查企业利税变化情况整体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石家庄市、邯郸市、张家口市、廊坊市、唐山市、秦皇岛市、邢台市、沧州市、衡水市利税情况下降明显。

十、被调查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变化情况

从产权类型看，被调查企业固定资产净值逐年增加，应利于企业发展，而实际情况说明，所增加的固定资产的投入并未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从产权类型看，2001年被调查企业中国有独资企业固定资产净值，比1997年增加了15.73%，2000年更高，为20.91%，增加额是1997年的0.2倍。从规模类型看，被调查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变化情况是，大、中型企业呈上升趋势，小型企业呈下降趋势。大型企业1997年、2000年、2001年分别为100000万元、110000万元、110000万元，中型企业三个年份分别是5622.5万元、5925.21万元、7512万元。大、中型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但效益未增。小型企业三个年份的固定资产净值分别为1837.14万元、1695.36万元、1571.99万元，逐年减少，易导致国有资产有流失问题，因而有必要从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且经济效益提高的角度寻找有效的管理模式。

十一、被调查企业主业类型情况

数据显示，亏损企业多是主业为基础产业和制造业的小型企业。不同产权类型的被调查企业，主业类型除高新技术产业外，其他类型企业均有一定数量的占有情况。其中，所占比重较大的是制造业和基础产业。这在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呈相同显示。国有独资企业中主业属制造业的企业有19户，占被调查企业的24.36%，基础产业的企业有11户，占被调查企业的14.10%。国有控股企业中主业是制造业的有17户，占被调查企业的21.79%，基础产业的企业有11户，占被调查企业的14.10%。两者累加共58户，约占被调查企业的74.35%。在不同规模类型的被调查企业中，主业是制造业的企业以小型企业为多，有29户，占被调查企业的37.18%，且小型企业中主业是基础产业的有17户，占被调查企业的21.79%。

从区域看，河北省11市被调查企业中，亏损企业的主业集中在制造业和基础产业上，没有一户是高新技术产业。主业是制造业的企业，石家庄市9户，占石家庄市被调查企业的45%；保定市8户，占53.33%；邯郸市5户，占29.41%；承德市1户，占100%；廊坊市1户，占50%；唐山市1户，占33.33%；秦皇岛市2户，占66.67%；沧州市6户，占54.55%；衡水市2户，占66.67%。主业是基础产业的企业，石家庄市3户，占石家庄市被调查企业的15%；保定市4户，占26.67%；邯郸市8户，占47.06%；廊坊市1户，占50%；唐山市1户，占33.33%；秦皇岛市2户，占66.67%；邢台市1户，占33.33%；沧州市1户，占27.27%；衡水市1户，占33.33%。

十二、被调查企业下岗（失业）人数变化情况

不同产权类型的被调查企业，下岗（失业）人数变化情况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国有独资企业1997年下岗（失业）人数百分比为3.03%，2000年百分比增长到19.24%，至2001年突增为37.12%。国有控股企业1997年为1.47%，2000年为1.62%，2001年为2.12%。相比较，国有控股企业的增幅虽低于国有独资企业，但就其自身而言，仍呈增长趋势。不同规模被调查企业，三个被调查年份1997年、2000年、2001年职工下岗（失业）人数变化情况整体呈增加趋势，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由1997年的0人增至2001年的4000人，增幅较大。中型企业由1997年的319人增至2001年的862人，下岗人数增加6.20倍。小型企业职工下岗（失业）人数由1997年的47人增至2001年的236人，增加了5.02倍。

十三、影响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主要障碍受选情况

数据显示，不同产权类型的被调查企业，影响其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障碍，从受选情况看，集中在资金短缺、缺少优秀的管理人员、缺乏严格完善的管理制度、缺乏开辟市场的能力因素上，其受选率分别为39.7%、38.5%、33.3%、50%。而不合理的税收因素均未选择，说明政府的税收制度与政策是规范合理的。在国有独资企业中，认为资金短缺是造成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的有23个，受选率为29.4%，认为缺少优秀的管理人员是造成企业亏损原因的有16个，受选率为20.5%，认为缺乏严格完善的管理制度是造成企业亏损原因的有10个，受选率为12.8%，认为缺乏开辟市场的能力是造成企业亏损原因的有24个，受选率为30.8%。在国有控股企业中，认为资金短缺是造成企业亏损原因的有8个，受选率为10.3%，认为缺少优秀的管理人员是造成企业亏损原因的有14个，受选率为18%，认为缺乏严格完善的管理制度是造成企业亏损原因的有16个，受选率为20.5%，认为缺乏开辟市场的能力是造成企业亏损原因的有15个，受选率为19.2%。国有独资企业与国有控股企业中对于政府干涉过多受选率较低，分别为7.7%和0，说明政企分开的职能作用已产生了一定效果，同时也说明，国有企业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指导。

统计数据显示，影响不同规模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主要障碍受选情况是：大型企业选择的因素集中在缺乏优秀的管理人员和缺乏开辟市场的能力上。中型企业认为影响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障碍集中在缺乏优秀的管理人员和缺乏严格完善的管理制度上。小型企业认为影响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障碍集中在资金短缺、缺乏优秀的管理人员、缺乏严格完善的管理制度、缺乏开辟市场的能力因素的选择上，在64个小型企业中选择这些障碍的个数分别为29、24、17、34，受选率分别为37.2%、30.76%、21.80%、43.60%。这说明在小型企业中资金短缺和缺乏开辟市场的能力是影响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

十四、被调查企业市场占有情况

不同产权类型的被调查企业，市场占有情况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这是企业亏损的一个明显标志。国有独资企业1997年、2000年、2001年市场占有率分别为21.27%、15.94%、9.28%，递减速度较快，仅几年时间，至2001年，市场占有率仅占1997年市场占有率的43.58%，相比之下，失去1997年所拥市场的56.42%份额。国有控股企业1997年、2000年、2001年市场占有率分别为21.62%、18.76%、16.5%，市场占有率呈递减速度缓于国有独资企业，但整体上也呈削减趋势。

十五、被调查企业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百分比情况

数据统计显示，被调查企业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程度极低。不同产权企业中，国有独资企业中有1户，国有控股企业中没有。不同规模企业中，只有大型企业有1户，其他中、小型企业中都未达到国家先进水平，这说明，被调查企业产品98.74%缺乏国际竞争力。

十六、被调查企业生产设备相当于“九五”时期国际先进水平情况

不同规模、不同区域被调查企业2001年生产设备水平相当于“九五”时期国际先进水平的平均在28.70%左右，其中最低的为15%，这说明，被调查企业在设备更新方面虽有一定投入，但平均水平不高，相当于“九五”时期国际先进水平的生产设备不足被调查企业生产设备的1/3。生产设备水平偏低是造成企业亏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十七、被调查企业规章制度建立情况

在不同规模被调查企业中，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的企业有48户，占61.6%，未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的企业有30户，占38.4%，说明企业建立完善严格的规章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十八、亏损企业最主要标志受选情况

被调查者认为，亏损企业最主要标志集中在负债过高、产品积压过多二选项上，其受选率分别是75%、50%。另外，认为产品积压是企业亏损的明显标志与前面的第十四点调查结论一致，市场占有率下降的同时，企业的产品自然卖不出去，造成大量积压，其恶性循环的结果则使企业负债率越来越高。

十九、被调查者对企业亏损主要原因外部环境因素受选情况

统计显示，不同规模类型的被调查企业，对企业亏损主要原因外部环境因素受选率较高的，集中在国家政策性因素、行业普遍不景气、技术更新快而企业跟不上等三个因素上。在大型企业中，认为国家政策性因素是主要外部环境因素，受选率100%，说明政府适度引导和给予一定优惠政策不可缺少。中型企业认为，行业普遍不景气、技术更新快而企业跟不上是主要影响因素，其受选率分别是57.14%和28.57%，说明这些企业如只在本行业中寻找帮助解困者已不现实，技术落后的可考虑跨行业托管经营；同时，这些亏损企业由于高负债，缺乏技术更新资金实力，更需要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企业扶持一把。

不同区域被调查企业，对企业亏损主要原因外部环境因素受选率较高的集中在国家政策性因素、行业普遍不景气、技术更新快而企业跟不上三个因素上。11市被调查者是随机选出，在各地分布自然不等，但其受选因素上却近乎一致，说明其结果有明显的代表性。对于外部环境因素中，石家庄市、张家口市被调查者数量虽不等（分别为20和1），但均认为国家政策性因素对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非常重要，说明国有企业发展肯定离不开政策指导。石家庄市、保定市、邯郸市、承德市、廊坊市、秦皇岛市、沧州市、衡水市认为影响企业发展、造成企业亏损外部环境因素是行业普遍不景气，其受选率分别是69.23%、37.5%、28.57%、100%、50%、100%、60%、33.33%，说明从行业外寻找发展成为必然。石家庄市、保定市、邯郸市、承德市、廊坊市、秦皇岛市、沧州市、衡水市认为技术更新快而企业跟不上是影响企业亏损的外部因素，其受选率分别为38.46%、62.5%、28.57%、50%、50%、100%、80%、66.67%，说明解决企业亏损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想办法对这些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二十、企业亏损主要原因内部环境因素受选情况

数据统计显示,不同规模的被调查企业，对亏损主要原因内部环境因素受选率较高的，集中在研发力量薄弱，无法适应市场需求上,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对该因素的受选率分别是100%、50%、68.75%。除这个因素外，大型企业认为企业领导不力（受选率100%）、组织机构臃肿、官官相护（受选率100%）也是导致企业亏损的内部环境因素。中型企业认为企业经营理念过时（受选率33.33%）、企业领导不力（受选率33.33%）、组织机构臃肿、官官相护（受选率33.33%），是导致企业亏损的内部环境因素。小型企业认为企业经营理念过时（受选率34.38%）、企业领导不力（受选率50%）、职工素质低、凝聚力差、人心涣散（受选率62.5%），是导致企业亏损的内部环境因素。历史性原因，如设备老化，企业包袱过重（受选率34.37%）是导致企业亏损的主要内部原因。根据统计情况看，小型企业引发亏损的内部原因涉及面要多于大中型企业，这说明，如单纯从企业内部进行简单的改革，解决不了实质问题，迫切需要从企业外部引入强有力的作用力，来扭转小型企业的亏损局面。

不同区域被调查企业，对导致企业亏损主要原因内部环境因素受选率较高的集中在研发力量薄弱，无法适应市场需求上,这与不同规模类型的被调查企业高受选率因素吻合。石家庄市、保定市、邯郸市、廊坊市、唐山市、邢台市、沧州市、衡水市被调查企业受选率分别是61.54%、57.14%、100%、50%、50%、66.67%、40%、100%，11市该因素平均受选率为47.76%，这说明被调查企业技术力量薄弱，缺乏市场竞争力，必须借助技术改进以达到提高企业竞争力目的，才能开拓市场，生产出适销对路产品。除技术因素外，11市被调查企业对导致企业亏损内部因素受选率较高的是企业领导不力，11市平均受选率是39.46%,说明解决企业亏损，必须考虑寻找得力的领导者和有效的领导方式。

国有控股企业范文篇2

关键词：廉政监督;国有控股;经济效益;监督

一、引言

国有控股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命脉与支柱，国有控股企业的经济效益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利用国有控股企业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引导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国有控股企业自身的特殊性，在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过程中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如何把握廉政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找出国有控股企业经济效益提升的新路子是当前国有控股企业面临的重要任务。为此，通过经济效益审计手段，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客观、科学的评价企业廉政与否，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廉政监督及企业经济效益的基本概述

1.廉政监督及企业经济效益基本概念及内涵。廉政监督制度指的是由具有廉政监督职能的机构、法规以及社会团体等所构成的制度。监督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于规范权力使用，防止腐败现象发生和稳定社会阶层关系等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企业经济效益是指企业借用现有的资源进行生产提供的效用满足的程度。所以以廉政监督为基础的企业经济效益指的就是以纪检监察工作开展对国有控股企业经济效益的分析与评价，以保证企业在廉洁、顺行的生产环境下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取得全面的提升。2.以廉政监督为基础的企业经济效益研究的基本特点。与其它经济效益研究相比较，以廉政监督为基础的企业经济效益研究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首先其具有针对性，监察部门针对企业行政管理当中存在的职能模糊、效率不高、人员流动以及资源浪费等问题进行监督，从治标着手查找原因，最终达到治本的目的；其次具有全面性，一方面是范围及对象的全面性，监察机关能针对监察对象的所有行政管理活动开展监察；另一方面是过程的全面性，从调研立项到立档归宗，监察机关可以实施全过程监督；再次是具有多样性，纪检监察可以针对任何企业的任何职能以及任何工作内容进行监察。3.以廉政监督为基础的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影响以廉政监督为基础的国有控股企业经济效益的因素有多重，其一是国有控股企业的惩防体系，如企业的监管力度是否到位，惩处力度是否得当、监督管理约束力是否有效等均会对企业生产经营及经济效益产生直接影响；其二是企业经营管理权的行使，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正确使用能够实现经济收效，提高企业长久效益；其三是企业监督的有效性，企业监督管理体系是规范企业合理生产，规范企业行为，获取经济收效的保障；其四是企业领导人自身的修养，企业领导人对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的制定，企业的长久可持续发展以及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发挥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三、廉政监督对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提升的重要启示

1.强化企业内部审计监督，加强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企业内部的一些单位，如办公室采购、财务管理、销售经营等部门是关乎企业廉政建设的重要部门，所以应该加强对企业内部这些重点单位的审计监督，保证企业有效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能，而审计的重点就是发挥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作用，保证资金合理有效的使用。如企业收入反映完整与否，经费支出是否合规，债权债务真实与否等。此外，还要加强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尤其是对于集中掌握资金且具有资金二次分配权力的部门要严格检查，保证专款专用，堵塞企业财务管理的漏洞。2.强化企业效能监察，实现企业生产降本增效。企业生产经营的永恒主题就是降低企业成本，增加企业效益。对于国有控股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务必要充分地发挥监察部门的职能，严把企业成产经营成本关口。有效的监察是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保障。一是要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监督监察对象对成本控制履行的过程；二是要对企业生产经营与管理的每个步骤进行逐项监察，特别是对于生产经营管理中的薄弱之处与关键环节进行全面监察；三是要对整个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全方位的综合监察，保证监察对象改进管理，提高效能，从而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3.加强企业党风廉政建设，提高企业廉洁管理意识。国有控股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对于加强企业党的建设，促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加强企业党风廉政建设，提高企业廉洁管理意识可以间接地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强化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一方面要着力在企业党员干部中强化党风廉政教育工作，将企业党风廉政建设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要全面深入落实企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度，使企业各部门将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到实际生产经营当中去，从源头上预防与治理企业监督管理行为，促使企业廉政监督工作纵深发展。

四、以廉政监督为基础的国有控股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有效策略

1.健全并完善国有控股企业监督控制制度及体系。国有控股企业只有健全监督控制体系，才能够在利益冲突管理中实现有效的调整，防控企业风险。国有控股企业要健全并完善监督控制制度及体系，一是要健全国有控股企业纪检监察同政府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控制制度，企业纪检监察是企业实现正常、稳定经营的前提，而政府监督是对企业行政管理行为的监督检查，二者的有机结合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保障；二是要强化企业廉政队伍建设，一方面要改进企业纪检监察制度，强化纪检监察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强企业行政责任人的经济审计；三是要健全并完善党内民主以及党内监督制度。2.强化国有企业廉政监督，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国有控股企业廉政监督，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一是要建立并健全国有控股企业惩治及预防腐败体系，一方面要不断修订及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并着力实现制度的全面覆盖，另一方面要将制度切实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发挥其作用，此外还要完善冲突调节机制；二是要实现企业廉政监督方式的信息化及现代化，准确把握市场经济发展动态，加强廉政监督宣传力度；三是要完善企业决策制度以及企业内部监督控制体系。3.强化国有控股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国有控股企业作为我国众多企业的领导者，作为其它众多企业所效仿的对象，不仅需要努力创效，而且还要注重经济效益，并不断尝试涉足那些真正的自然垄断行业以及民营资本不愿意进入的行业。国有控股企业作为特殊的企业，其肩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只有注重这种社会责任的建立及明确，国有控股企业才可以在经营管理中把握自身定位，勤廉为民，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

作者:孟杰 单位:厦门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江红.加强国有企业效能监察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J].北方经济,2011,(20):53-55.

国有控股企业范文篇3

国家经济转型和企业改制后，既给党的建设工作提出了必须创新的课题，同时又为党的工作制度、工作“载体”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环境和前景。面对新的形势，京水建设公司党委坚持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以人为本”，把握创新定位、确立创新理念、力求创新突破，实现党政工领导班子成为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府的工作任务的核心；党员和党的干部成为推动企业改革发展、完成各项工作目标的旗帜；广大员工群众成为提高和发展企业生产力、创造和谐企业的主力。

一、深刻理解“两个意见”精神，围绕“两个意见”创新党建工作制度。公司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关于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的意见》和国资委《关于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意见》以及城乡党委的要求，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工作实际创新党建工作制度，在巩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的基础上完成“把党员的先进性教育向党的先进性建设转变”；“把党员的管理措施向制度化和长效机制上转变”。在完成“两个转变”过程中积极推进党建工作制度创新。

1、把“支部建在项目上”。公司党委结合改制后实行的动态项目管理制度，制定了凡是新成立的工程项目部，施工超过一年时间的，在组建项目部的同时把支部建设一同考虑，改变了过去新项目成立后由于没有党支部组织，对党员管理教育、尤其对流动党员不好管理教育的现象。“支部建在项目上”既为完成各项工程施工任务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保障，又在施工生产实践中加强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2、成立劳务公司支部。将短期项目部的党员和流动党员集中管理。短期项目部经理担任党小组长，实现了所有党员都与组织有紧密联系。

3、加强理论学习。按照党的先进性建设工作要求，以党委中心组为中心，以高层领导干部和基层党支部为重点，进行以“执政为民”、“反腐倡廉”、“法规法纪”、“八荣八耻”等专题培训内容的教育。由于培训组织、内容、时间和具体要求到位，党员、干部未发生任何违法乱纪问题。

4、进一步完善党务、政务公开制度。目前，公司在“局域网”、宣传橱窗均设有“党务公开专栏”和“厂务公开专栏”，使公司党务、政务工作始终置于党员和广大员工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如：党委对拟接收的预备党员广泛征求党内外同志意见已公开两期。“两个公开”制度，对保持党的先进性，促进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5、结合公司实际，探索党员教育模式。以往的党员教育，基本上是以文字材料为主的“党课教育”和“谈心”、“谈话”形式。目前，党委除坚持传统的党课教育和谈心谈话教育形式外，主要是以基层支部为单位，结合党建工作的形势和任务，组织党员干部观看专题录相节目、以及购买学习书籍等。为进一步巩固党员先进性教育成果，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今年在党员中开展了“谈体会、提建议”的‘1十1’”活动，即：“谈个人保持先进性体会，提一条对党组织建设的建议”。利用现代传媒教育手段和现代教育模式进行党员教育，既有活力又有吸引力。

二、认真探索以《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为主要内容的党员干部的管理监督工作办法。公司纪委结合治理商业贿赂工作，根据《**年京水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分工》做到任务目标、责任主体、具体措施、落实期限“四到位”，结合“四到位”要求进行自查自纠。同时，制定相应规定加大审计工作的力度，对项目解体、干部离任等进行认真审计。为杜绝基层单位设置“小金库”问题，纪委深入基层进行宣讲和检查，先后对四个子公司和项目部财务人员进行调整，对党员干部队伍的廉政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以“三个支点”为党建工作载体，持续推动党委、行政、工会合力开展的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行政营造‘大家庭’的温暖”、“党委体现组织思想工作的价值”、“工会突出‘娘家’作用”，己成为公司党委开展党建工作，为企业改革发展做好服务工作，持续推动企业文化建设的坚实“载体”。

1、围绕和谐，行政营造“大家庭”温暖。在公司改制过程中，做到“有情操作，真情善后”，对下岗分流的30余名员工全部解决了重新就业问题；公司高层领导春节前举行了公司改制后第一次新春团拜会等；使员工在思想形成了“大家是我家，我要爱大家”和“在**我代表京水建设人，在外埠我代表**首都人”的意识。这种意识和实践，又形成了“干一项工程，树一座丰碑，交一方朋友，创一片市场”、“与京城百姓共建碧水蓝天”的京水建设人的理念。

2、围绕服务，党委体现组织思想工作的价值。公司党委把所有的组织思想工作都看作是服务，并在服务过程中体现组织思想工作价值。凡在危急和重要关头党委都明确地向党员、干部公布“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处理问题，并具体向党员干部提出了“危险关头我敢上，困难时刻我能行”的行动口号。做到了“组织到位、措施到位、资金到位”。

在持续推动以“三个支点”为载体的公司文化建设工作中，党委依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一直在努力探索宣传思想工作的新途径，不断提升服务工作水平。目前，公司主办的《开拓》报（设置有“工作报导”、“一线采风”、“公司视点”、“党建之声”、“经济窗口”“京水建设之歌”、“员工文化生活”等栏目）、宣传橱窗、以及黑板报，己成为公司重要的文化建设刊物和宣传思想工具。“局域网”、电子屏幕己成为员工了解国内外重大新闻和公司重大工作活动信息的不可缺少传媒手段。而公司各部室编办的《电子杂志》则成为企业内部沟通信息、交流工作的重要途径。

3、围绕建家，工会当好“娘家”。公司工会于八十年代被**市工会授予“模范职工之家”称号。多年来，由于公司党委把工会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工会主席进入党委会，因而从政治上确保了对工会组织的领导和工会工作的开展。企业行政则对工会工作全力支持，工会活动经费按期足额拨付，并先后投资34万元固定资产共建“职工小家”；事关员工利益的事情及时与工会交换意见，在员工上岗、培训、考核、处分、解除劳动合同等方面都邀请工会代表参加，认真听取工会意见。在党政组织的支持下，工会始终把“建家”当好员工“娘家”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并做到“三个有所作为”。

①把“维护职能作为头等大事”。

②把“员工冷暖”作为要紧的大事。

国有控股企业范文篇4

（一）职工思想的多样性。新时期国有控股企业的职工队伍组成呈现复杂性，导致受到市场经济冲击的职工队伍的意识思想呈现多元化、复杂化，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下，多元思想文化的融合和碰撞，使得企业政工队伍的思想在受到社会多方面新影响后也日趋多元，企业把思想水平和政治素养工作当成摆设，认为思想水平和政治素养工作无关紧要，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进而导致在国有控股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尴尬。（二）思想认识没有与时俱进。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和推进，不管是政工队伍组织的理论研究还是政工队伍成员的思想方式与新时代、新形势的发展相比，明显滞后。从政工队伍工作的现实情况的角度来讲，大部分的政工人员认为国有控股企业，不是大国营，国营只是控股一部分，因此造成一是认为在这种国有控股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可有可无，走走形式就行；二是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解和认识停留在传统的方式上，简单地认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就是搞一些理论教育，仅限于读读报纸、念念文章，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职工的现实生活状况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根基，从而不能解决职工的困难，最终，因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与员工的实际生活联系不紧密而造成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大不足。（三）工作方式老旧。现有的工作内容、方式方法很多都是在老国营体制下形成的，这种以单一语言灌输的“政治觉悟式”的方法来解决职工思想问题，工作形式单一，缺乏创新。社会在发展，形式上“你听我说式”的教育缺乏渗透性、吸引力和感染力，许多职工抱着被强迫接受教育的态度来听，很难产生较好的效果，在这种传统枯燥的宣教形式下，国有控股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显得非常尴尬，宣传工作无法深入人心，领导和职工也无法实现有效沟通，企业难以和谐有序发展。某些国有控股企业在改革的过程中，合并或撤销了政工部门，精简了政工人员，思想水平和政治素养工作已逐渐被边缘化。思想政治工作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一是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发展的各个时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二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国有控股企业文化的基础，是构建和谐企业的强有力保障；三是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化解企业改革发展、分配方式多样化带来的各种矛盾、问题。

新时期加强国有控股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做法

（一）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对国有控股企业的保障作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衍生了国有资产与其他资产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一方面要以经济利益为中心，同时还要兼顾好国有资产控股的重要性，要充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只有拥有正确的思想导向，才能保证国有控股企业进入对的发展方向。主要措施有两点，一是要充分重视政治工作存在性，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思想政治工作在国有控股企业中的地位。二是对于政工队伍，要加强培训的力度，要跟得上政策的变化，在最大程度上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二）要不断提升政工人员的工作能力，创新工作方式。政工队伍必须时刻保持对政治工作的敏感性，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培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了解更多的政治思想工作理论。一个合格的政工干部不仅要了解这些内容，更要深入地思考，通过理论和现实的结合，实现在复杂局面前的坚定。提高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水平。作为一名优秀的政工干部，不能满足于当“消防员”，要以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广泛深入职工群众，多倾听职工群众呼声，真正了解他们在想什么、盼什么，把准职工群众的思想脉搏，运用一切现代手段，综合治理、标本兼治，为促进社会和谐作贡献。思想政治工作要不断地创新手段，保障工作能够真正出实效。首先，在工作内容方面，要拓宽服务的领域，找准结合点，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做到与企业的业务经营、内部管理等工作相结合，做到与企业各项工作整体配合。其次，要创新工作形式，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方针，要关注和了解基层职工最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采取多渠道了解职工的思想状况和需求，切实解决职工的诉求。（三）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也要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的宣贯过程，也是企业文化的建立过程。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它是企业职工的精神支柱和活力源泉。企业目标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市场价值，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增加市场的竞争力，获取最佳的经济效益。企业精神是企业家和企业广大职工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并表述为某种观念、信条与口号，逐步为职工所接受，并在实践中加以体现。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它是企业职工的精神支柱和活力源泉。在整个实施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和企业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在最大程度上让员工树立“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观念。只有使之真正成为职工的共同认识和奋斗目标，才能激发职工的进取心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激励职工实现目标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超前地圆满地实现发展的目标。（四）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管理，纳入经济考核中。现在国有控股企业的政工干部多数为兼职，要着力解决好这支队伍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水平和能力问题。政工干部兼职化会导致思想政治工作的水平降低，这就要提出工作的标准和要求。要组织好兼职政工干部，特别是书记的培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工作，要把它纳入企业的经济责任制考核当中，只有和企业的生产管理、考核工作结合起来，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企业管理的全过程，有助于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同时企业党组织和行政要将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党建工作和管理工作的重要指标，将兼职政工干部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共同考核，制定具体的量化考核指标和评分标准，切实起到促进工作质量提升的作用。

国有控股企业范文篇5

关键词：国有控股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经营业绩

股权结构对公司经营业绩有着重要影响。JensenandMeckling（1976）的研究结果发现，分离的所有权与控制权促使经理人采取多样化策略，而这种策略很可能降低公司价值。另一方面，公司大股东有动力监督并激励经理人，提高公司的业绩，即提高对企业有控制权的内部股东的股权比例，能有效地产生管理激励，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价值。Shleifer和Vishny（1997）的研究也表明，公司治理、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将通过定量的实证分析，探讨国有股比例对其控股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一、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理论分析

（一）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

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公司的股权结构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持股比例（或称股权集中度），一般分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三、五、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中小投资者持股比例，等等；二是持股股东性质，如政府机构投资者、银行持股等。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对公司经营业绩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同。

公司治理的本质是要解决因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而产生的问题。所谓问题是公司所有者为有效地监督经营者所产生的监督成本和经营者的机会主义所带来的损失。由于企业的股权结构不同，问题的表现形式也不同。在问题下，公司所有者控制机制如监督系统等将引导经理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

（二）文献综述

西方关于公司股权结构于公司绩效的研究基本上认为：股权分散导致两权分离，使得股东对经营者的监控力和能力随之下降，因此股东要承担经营者可能的“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所带来的风险，这样增加股东持股比例会导致公司价值的增加。

我国也有诸多文献研究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绩效的关系，关于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的关系问题，陈晓、江东（2000）对1995年国内A股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张红军（2000）以1997年的沪深A股为样本，发现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无显著相关关系；耿新、沈蒙康（2004）以2001年沪市A股为样本，研究得出国有股与公司绩效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前五大股东对公司业绩有显著的正影响；胡洁、胡颖（2006）的研究则得出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U型关系，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业绩表现出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可见，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呈现出不确定的关系。

众多已有的文献基本上都是以净资产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以股权结构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但是ROE是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进行首次公开发行（IPO）、配股和特别处理的考核指标，企业对这一指标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十分严重，仅用这一指标来进行经验研究显然存在缺陷；而且2006年以前，国内A股市场划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这样计算出来的第一大股东比例也不是很准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国有股作为其控股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更有动力和能力监督公司的经营行为，并激励经理人提高公司业绩，因此，本文假设国有股比例与其控股上市公司绩效正相关，即国有股比例越高，公司业绩越好。

（二）样本的选择

本文选择2006年12月31日国内制造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在国内A股市场交易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择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过去20多年，国内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制造业的成长，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40％以上，相对而言，具有比较优势；二是制造业占我国上市公司的60％以上，而且大多数是由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研究该类企业，更具有现实意义。另外，为了让样本更集中，能够比较深入地反映问题，我们只选取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文中所指的制造业的行业划分以证监会（CSRC）行业分类为依据，剔除被特殊对待（ST）的上市公司、部分数据不全以及数据明显异常的上市公司，最终的样本是111个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

样本观测值的所有数据来源于Wind金融资讯、国泰君安证券网、我们使用EVIEWS3.1软件和Office软件EXCEL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回归分析。

（三）变量的选择

1、被解释变量的选择。本文采用总资产收益率(RTA)和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CROA)来衡量公司绩效。总资产收益率是净利润与平均资产总额的百分比，反映了企业资产利用的综合效果，指标越高，资产利用效率越高。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是公司核心业务形成的总资产收益率，即主营业务资产回报率。该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总资产收益率指标被上市公司通过非核心业务进行利润操纵的缺陷。

2、解释变量的选择。本文的解释变量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L1），这是由研究对象所决定的。文中的样本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即持股股东性质为国有股。虽然持股比例包含前三大股东、前五大股东以及前十大股东等多方面的内容，考虑到第一大股东的特殊性，我们只选择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的选择。第一，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Level）即财务杠杆，反映公司的资本结构和偿债能力。在有公司税的情况下，负债可以提高公司价值，但从长期来看，高度负债伴随着较高的风险，可能会损害公司的内在价值。借鉴已有的研究，我们也选择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第二，公司规模。由于存在规模效应，公司规模也会影响公司业绩。由于衡量公司业绩的两个被解释变量用的都是平均总资产的概念，在此我们用平均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公司规模的替代变量。

（四）模型的设定

根据已有的研究，考虑相关因素的影响，我们提出以下模型：

RTA=C1+β1×L1+β2×Level+β3×Ln(Asset)+ε1

CROA=C2+γ1×L1+γ2×Level+γ3×Ln(Asset)+ε2

其中，C1、C2指常数项；β1、β2、β3、γ1、γ2、γ3代表回归参数；ε1、ε2代表回归残差。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我们用EVIEWS软件对所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第一，总资产收益率均值为4.65％，说明整个制造业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均绩效水平；最小值为8.67％，最大值为26.62％，方差为0.29％，表明各公司绩效之间并没有存在很大的差距；第二，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均值为14.78％，反映了制造业行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核心业务的平均绩效水平；最小值为0.51％，最大值为47.99％，方差为0.77％，相对于总资产收益率，各公司差距大一些；第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值为42.24％，说明了制造业行业国有股的平均水平；中国论文联盟最小值为8.70％，最大值为82.12％，标准差为2.22％，说明各公司的股权集中度离散程度不是很大；第四，资产负债率均值为48.58％，可见整个制造业行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处在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其方差为3.16％，反映了各公司承担的风险差距也不是太大；第五，资产规模的均值为12.28，方差为1.4，可见各公司规模差距不是太大。

（二）相关关系分析

利用相关系数表，我们发现，资产负债率与公司业绩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规模与公司业绩呈现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RTA的影响要明显大于对CROA的影响，公司规模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L1与Level的相关系数为-0.021733，与Ln（Asset）的相关系数为0.225477，Level与Ln（Asset)的相关系数为0.324780，可以初步判断这些回归元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

（三）回归分析

1、实证结果。我们采用EVIEWS3.1，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0LS）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RTA=－0.077435+0.029882×L1－0.136680×Level+0.014471×Ln(Asset)

（0.031200）×（0.026951）（0.004156）

（0.957151）**（－5.071505）（3.481829）

F=11.02864P=0.000002

R^2=0.214768D-W=1.875966

CROA=0.114477+0.0331138*L1－0.124734*Level+0.006505*Ln(Asset)

（0.056977）（0.049186）（0.007585）

（0.581602）（－2.535997）（0.857631）

F=2.395884P=0.072258

R^2=0.036673D-W=1.968249

注：*表示标准差；**表示T统计量。其他变量同。

从上述结果来看，RTA与CROA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F检验，回归方程显著。模型并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通过怀特检验法，发现在5％、10％或25％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都不存在着异方差性；D-W值显示，模型也不存在序列相关性。由此，总体看来，本文所建立的模型及相关的结果是比较准确的。回归方程还显示，RTA与CROA两者的解释变量的符号相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业绩的影响都不显著；而资产负债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T检验；公司规模对RTA的影响在5％的水平下显著，而对CROA的影响并不显著。

2、回归系数分析。第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系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拟和系数为正，符合本文假设。从回归的数据来看，第一大股东对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的贡献要稍大一些，每提高1％的持股比例，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则可以平均提高0.0331138，而总资产收益率则平均提高0.029882。这说明国有股作为第一大股东增加持股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高，特别有利于提高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但是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即国有控股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其控股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在统计上并没有明显的一致性。这可能在有些国有控股企业中，由于产权不明晰，还存在着严重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委托人无法对人进行有效的监管和激励约束，从而影响公司业绩。第二，资产负债率系数。资产负债率拟和系数为负且显著，这表明公司的负债对其经营业绩有负面影响。资产负债率每增加1％，资产收益率将减少0.136680，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减少0.124734。总资产收益率比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受到的影响大一些。这可能由于企业集中精力于其核心业务的发展，即使提高资产负债率，核心业务的报酬也不会出现巨额减少。第三，公司规模系数。公司规模拟合系数为正，对总资产收益率显著，而对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则不显著。可见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能够提高总的资产报酬率，但可能由于一些公司引进了其他业务，而没有加强核心业务的发展，使得核心业务的报酬没有明显增加，从而整体上核心业务资产报酬率并未呈现明显的规律性。

四、结论与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从现有的数据来看，在资产负债率以及公司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国有控股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有助于提升其控股公司的经营业绩，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但并不显著。但本文只是针对单个制造业而做的分析，且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性质和地位的特殊性，政策因素对其的影响，以及其他一些非财务指标也会影响公司绩效，本文并没有将这些因素量化纳入模型中来，因此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分析还有待深入。

参考文献：

1、范琦.中央企业持股比例对其控股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J].当代经济科学,2007(6).

2、陈晓,江东.股权多元化、公司业绩与行业竞争性[J].经济研究,2000(8).

3、耿新,沈蒙康.我国上市公司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3).

国有控股企业范文篇6

一、找准位置，坚持把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作为党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公司党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党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有效方法与途径，坚持把“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作为党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切实解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面临的实际问题，保证企业党建和经济建设共同发展。公司党委始终把促进企业改革发展稳定，作为加强和改进企业党建工作的目标和衡量标准。在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着眼于解决企业改革发展中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以改革的精神全面推进企业党的建设，形成了企业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一是实行党政班子成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在认真研究《公司法》的基础上，采取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等办法，规定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分管部分行政工作，党委书记出任公司董事，工会主席兼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公司四名行政班子成员中有三名进入党委班子，将党建工作很好的融于中心工作的各个环节，加大党组织直接为生产经营服务的力度。形成公司党建工作与行政工作齐抓共管，两项工作一起做，两个成果一起出，相互支持，相互协调，齐头并进。使思想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同频共振，做到“三同”。同部署：安排年度、季度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一起下任务，一起签订承包合同，党委书记和厂长（经理）共同承担责任；同运行：各级行政部门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自觉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各项业务工作中，各级政工部门和政工干部参加生产、经营、管理等各种专业性会议，多渠道、多层次了解掌握生产经营管理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同考核：年终总结评比，政工部门和生产经营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共同组成评审委员会，对思想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一起考核，一起表彰。二是认真处理好“新三会”和“老三会”的关系。公司认真处理好“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代会）的关系。坚持职代会制度，向职代会报告生产经营、财务决算和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等重大决策，特别是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工作方案、改革措施，必须经职代会讨论通过后施行。董事会每年定期召开两次，听取上半年工作报告，制定本年度经营和工作目标以及考察警察班子工作情况等。监事会每年不少于两次，检查公司财务，召开座谈会，了解董事会决议落实情况，并将工作情况向股东大会报告，认真履行监督职责。新老三会各使其职，各负其责，为公司的发展壮大，健康运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为企业生产经营、改革发展把关定向。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是党中央、国务院各项方针政策和重大部署在国有企业得以贯彻落实的根本保证，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促进国有企业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需要。公司党委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并坚持注重摆正位置，做到参与不干预，参与不添乱。把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集中在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积极围绕企业生产经营这一中心任务开展工作。真正为公司行政工作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为切实做好把关定向工作，党委坚持把参与重大问题决策作为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基本途径，注重从领导体制和制度上对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进行规范，坚持健全和完善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保证机制，制定了《党委例会制度》、《党政班子议事规则》等规定，明确了党委的主要任务、职责以及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范围、程序和基本途径。坚持凡属重大问题、中层以上干部任免、重要建设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都由党、政班子集体研究决策。重大问题决策前，企业党委提前调研，超前谋划；决策中，积极参与，出谋划策，当好参谋；决策后，运用多种手段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调动各方面力量，化解矛盾，排忧解难，扫清障碍，确保决策顺利实施。有效提高了决策的制度化、民主化和科学化，使企业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改革方向，经济实力不断发展壮大。

二、全面推动，以发挥两个作用为重点，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

公司党委结合企业的生产实际，按照中央和省市委有关精神要求，全面推动企业党建的各项工作，切实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1、始终把提高思想理论建设摆在工作首位，积极运用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干部职工。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新的实践需要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来指导。在新时期，公司党委始终把加强思想理论建设作为一项首要的工作，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广大干部职工的头脑，不断提高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断提高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和决心，为开创工作新局面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首先，加强班子成员的理论学习。只有高素质的领导才能带出高素质的队伍。因此，公司党委首先从自身做起，加强学习，很好的坚持了中心组学习制度。认真学习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做到学以致用，强调学习效果。同时结合公司生产经营、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认真学习了市场经济、法律、金融、现代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通过认真系统的学习，班子成员的综合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其次，把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广大干部职工落到实处。公司党委提出建立“学习型”组织，在公司上下营造“比、学、赶、帮、超”的学习氛围。紧紧围绕全面领会和实践“三个代表”要求，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稳定这一中心，通过培训骨干，互帮互学，结合实际、分步实施，宣传典型等5个环节，抓好紧密结合公司生产、紧密结合公司学风建设、紧密结合干部职工思想作风建设的“三结合”，坚持以自我教育为主、正面教育为主、业余时间为主的“三为主”，取得了显著成效。切实提高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综合素质，密切了干群关系，夯实了企业稳定的基础。初步探索出了一条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企业坚持党的建设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2、贯彻落实党管人才原则，大力加强企业经营者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整体素质。企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选好配强公司的经营者队伍，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公司党委把加强经营者队伍尤其是中层干部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努力提高企业经营者的思想政治业务素质，不断优化经营者队伍结构，增强各级层次领导人员驾驭全局、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几年来，公司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精神，积极探索落实党管人才原则的新方法。坚持“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的选人用人原则，选人用人坚持“五不”：不经过民主推荐的干部不培养；不经过重点培养的干部不考核；不经过考核的干部不汇报；不经过党政领导协商一致的干部不上会；不经过党委常务会讨论通过的干部不任用。逐步建立健全了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选人用人机制，真正打破了干部终身制、铁交椅。为适应企业发展需要，公司党委先后采取了干部竞聘上岗、干部大范围交流、末位淘汰等措施，使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勇于创新、充满朝气的年轻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干部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专业结构更趋合理，有力的促进了公司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也确保党管干部原则的有效落实。

3、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的作用。在工作中，群众看党员，党员靠支部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只有把党支部和广大党员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才能团结带领广大职工群众创造企业一流的业绩。公司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在注重发挥党委政治核心作用的同时，在企业的发展总充分发挥了各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每一名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强化和完善党支部的各项内容，使其与生产工作紧密相连、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凝成一个绳，团结一条心。公司党委按照精干、高效、协调的原则，本着“三个有利于”，既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促进企业改革与发展，有利于凝聚干群心，设立党组织的工作机构和配备专职党务工作者。根据工作需要，党委设立了党办、组织部、宣传部三个工作部门。同时为做好监督工作，还设立纪委。实现了监督的全程化，使事后监督变为源头监督、过程监督和结果监督。全面加强和改进了作风建设，较好的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在公司各车间和党员比较多的处室共设立了13个党支部，并选派政治素质高、工作作风硬、业务能力强、群众基础好的同志担任专兼职支部书记，专职比例为85%。有效地保证了党委各项决议的顺利贯彻落实。在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上，为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开展了“四学”、“三比”、“两争”、“一公示”活动。“四学”就是学理论、学业务、学管理、学科技；“三比”就是比思想工作作风、比业务技能、比创新成果；“两争”就是争当科技创效先锋、争创优秀党员责任区；“一公示”就是每月依据考核标准对每个党员进行考核公示，并与月度浮动工资和奖金、支部评议、评先树优挂钩。在干部党员中积极开展了以修旧利废、技改技措、扶贫济困送温暖、绿化美化等为主题的“共产党员工程”活动。三年来，共实施“共产党员工程”31项，其中修旧利废、技改技措项目共实现经济效益280万元。在公司的生产经营中，每遇到急、难、险、重的任务时，总是党员冲在前，为广大职工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目前公司上下出现了党委牵头抓总，党支部分工实施，党员冲锋在前，职工积极上进的良好的局面。

三、以人为本，不断提高新形势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水平

公司党委充分认识到，公司要发展，调动全员是关键。为此，党委号召各级党组织以实现最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开展的依据，切实加强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企业的改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展有序。为努力打造一支“四有”职工队伍，首先，利用板报、广播、图书馆等宣传阵地，宣传公司的经营理念，积极开展了“讲文明、树新风”、“窗口文明优质服务竞赛”等活动，使职工专业技术技能培训工作有效开展。第二，大力宣传《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广泛开展了道德建设实践活动。第三，以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为载体，举行了各种知识竞赛、体育比赛、征文比赛、演讲比赛、文艺汇演等，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通过几年的努力，公司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成效显著，职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

2、充分发挥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工会组织的作用。中央企业各级党组织进一步提高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科学水平，充分发挥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组织的作用，坚持把企业改革发展的重大方案和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宜都事先交职代会审议。坚持做到未经职代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不出台、不实施，未经职代会讨论决定的大事不拍板、不定格。深化厂务公开工作，充分保障广大职工依法参与企业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通过实行厂务公开，加强了企业的管理和改革，完善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促进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

国有控股企业范文篇7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实施“云岭先锋"工程，大力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决定》（云发〔2003〕22号）精神，全面加强我省国有独资及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实现“五好五带头"的目标要求，促进企业改革发展和稳定，特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充分认识在国有企业中实施“云岭先锋”工程的重要意义

多年来，全省各级党委和企业党组织高度重视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收到了明显成效：对国有企业党建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困难企业扭亏脱困和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得到进一步推进；关停、破产企业党建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企业党建工作规章制度得到进一步规范和落实。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个别企业对加强和改进企业党建工作，发挥党组织作用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还不足；少数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决策、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实施保证监督职责尚未完全落实到位；一部分企业党组织工作方法和活动方式还局限于传统的形式，不能完全适应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发展需要；有些企业领导人员和部分党务工作者素质不够高，精神状态不够好，思想和工作方式方法跟不上已经发展变化了的形势；一些停产、关闭破产企业党组织隶属关系没有及时理顺，部分下岗、退休和解除劳动关系职工中党员的组织关系未能及时接转，存在一些“挂空"党员。

在国有企业中全面实施“云岭先锋"工程，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企业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为深化企业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维护企业和社会的稳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党委和企业党组织，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省委七届五次全会《决定》精神，不断增强做好党的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用扎实的党建工作保证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

二、进一步明确实施“云岭先锋"工程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

在国有企业中实施“云岭先锋”工程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实施“云岭先锋”工程，大力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决定》精神，紧紧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加强和改进企业党建工作，使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有新举措、凝聚职工群众有新办法、促进改革发展稳定有新成效，使党员成为适应新形势、学习新技术、掌握新本领、创造新业绩的先锋。为确保实现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促进企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企业党组织要努力实现“五好"目标：

1、领导班子好。建设一个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善经营，会管理，团结协作，廉洁奉公，开拓进取，得到职工群众拥护的领导班子。

2、队伍素质好。建设一支能够在企业改革、发展中经得起困难和风险考验的党员队伍和职工队伍。

3、制度建设好。建立一套适应现代企业制度，有效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及时解决自身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利于维护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和促进生产经营任务完成的工作制度。并且形成保证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工作机制。

4、工作业绩好。企业改革、发展和稳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5、群众反映好。党群关系密切，党组织得到群众拥护。

共产党员要做到“五带头”：带头学习讲政治、带头干事谋发展、带头创新建佳绩、带头服务比奉献、带头自律树形象。在国有企业中，党员的带头作用具体体现在六个方面：

1、要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发挥作用。面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任，企业广大党员要站在改革的第一线，关心、理解、支持改革。要模范带头做好职工群众的思想工作，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企业深化改革和促进发展上来，用实际行动参与到深化企业改革中去，为发展生产、搞好经营献计献策。

2、要在加强国有企业的科学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发挥作用。党员要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学习新技术、掌握新本领，成为企业促进科学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骨干，并通过党员带动周围职工群众做好各方面工作，使企业的产品质量、工作质量、服务质量得到切实保证。

3、要在企业面对困难、摆脱困境中发挥作用。在困难企业中，党员要带头振奋精神，克服困难，努力奋斗。尤其是停产、关闭、破产企业，党员和党员领导人员，要大力弘扬艰苦奋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奉献精神，同职工群众同甘共苦，凡是要求职工做到的，党员和党员领导人员必须带头做到。在困难的紧要关头，党组织和党员一定要在全体职工中树起一面旗帜，凝聚人心，共渡难关。

4、要在遵纪守法方面发挥作用。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时期，要带头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党的纪律。自觉地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和言论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时时处处不忘党性要求。

5、要在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中发挥作用。要积极主动地做职工群众的思想工作，帮助职工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掌握身边职工群众的思想动态，做职工群众的朋友，当好党组织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6、要在廉洁自律树形象方面发挥作用。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人员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从自身做起，以廉洁勤奋的良好形象和表率作用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三、着力抓好关键环节，确保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实施“云岭先锋”工程，全面推进企业党组织建设，要突出抓好以下几项重点工作：

（一）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

1、要在领导体制上确保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是党组织与法人治理结构的结合部，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切入点。要在企业内部形成目标一致、职责明确、程序合法、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现代企业领导体制，为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创造条件。按照中央的有关要求，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公司的党委负责人要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及工会中的党员负责人，依照党章及有关规定进入党委会；条件具备的企业，党委书记和董事长一般由一人担任。

2、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工作机制和保障制度。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是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重要职责和基本途径。企业党组织在参与决策的工作中，必须做到“三个增强”：增强参与决策的规范性，明确参与重大问题的范围、程序，确保党组织的意见在重大问题决策中得到充分体现，并且发动党员、团结带领职工，保证决策的实施。增强参与决策的稳定性，要建立健全企业党组织参与决策的相关制度，确保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负责人定期向党组织报告工作，确保需要提请职代会审议的重大问题事先经过党组织讨论；确保重大问题决策前能够征求基层党支部和党员意见，并经党政联席会或党委会、党委扩大会讨论，再提交董事会决策。增强参与决策的权威性，企业党组织领导成员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群众，集思广益，集中广大党员和职工群众的聪明才智，以便在参与重大问题决策时，提出有见地、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3、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队伍、党员队伍和党务工作者队伍。把党管干部原则和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结合起来，逐步加大经营管理者竞争上岗的范围，积极探索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市场配置的有效途径，并加强培养教育，努力造就一批政治强、懂经营、会管理的企业领导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创新党员发展教育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努力把党员培养成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骨干，把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骨干培养成党员，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党员队伍和员工队伍；同时建设一支精干高效的企业党务干部队伍，不断强化企业党建工作力量。在深化企业改革过程中，企业党的工作机构可并不可撤，人员可减但要精。

（二）认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在企业改革发展中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

认真组织开展以“做改革先锋、当技术能手、比工作业绩、争创新标兵”为主题的比学赶超活动。通过开展活动，把党的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紧密结合起来，丰富党组织的活动内容，不断探索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新的形式和方法，充分发挥党员在参与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方面的带头作用。开展主题活动，一定要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从企业的实际出发，坚持和发扬过去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如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等，同时积极探索新的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一定要突出特色，根据企业的不同特点，根据企业改革和生产经营的发展变化，不断更新活动内容，并长期坚持；一定要与生产经营活动紧密结合，要使各项活动能切实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为企业改革发展服务，要把促进企业改革和生产经营的发展作为检验党组织战斗力的主要标准，作为党组织和党员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

（三）高度重视做好停产、关闭、破产和困难企业的党建工作，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

切实加强困难企业党员思想教育工作，把思想教育与解决实际困难结合起来，为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模范带头作用创造条件。引导党员带头维护企业和社会的稳定，协助企业积极主动做好非党群众的思想工作，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和隐患，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基层。

在深化企业改革中要及时调整组织设置，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在企业重组改制、关闭破产和分离分流的过程中，按中组部《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党组织设置和领导关系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实施关闭、破产国有企业中加强党的工作的意见》的要求，及时调整和合理设置党组织，及时明确党组织隶属关系，及时明确和接转下岗、退休和解除劳动关系职工中党员的组织关系，做到“党的组织不能散，党的工作不能停"，绝不允许出现“有党员无组织，有组织无上级"的现象。对于已有新的就业单位的党员，要将其组织关系及时转到新的就业单位。对于去向比较集中的党员，要将这部分党员的组织关系整体移交。对于已经办理退休手续且异地居住的、已解除劳动关系的党员，其组织关系要及时转到本人居住地（社区）党组织。对于组织关系一时没有转出去、暂保留在企业的党员，企业党组织要将他们编入相关的党支部，或集中成立临时党支部，使他们能正常参加党组织生活。要充分发挥城市社区党组织的职能作用，加强对流动党员的管理。

四、切实加强领导，确保“云岭先锋”工程在企业的贯彻落实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各级党委和企业党组织要从巩固党执政基础的高度，重视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按照省委的决定，认真实施“云岭先锋”工程，把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计划，明确职责，落实到位。按照党组织隶属关系，谁主管，谁负责，建立各级地方党委对企业主管部门党组织、企业主管部门党组织对企业党委的责任体系，形成一级抓一级的工作格局。要负责制定实施“云岭先锋”工程，加强企业党建工作的规划、目标和措施，定期研究企业党建工作，搞好调查研究，抓住重点，分类指导，建立企业党建工作联系点，树立和培育典型。企业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一般参照职工工资总额的05%至2%确定，纳入企业年度预算。

（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各级党组织要运用多种形式，认真抓好宣传发动，使企业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在国有企业中实施“云岭先锋”工程的重要意义，了解和自觉实践各项目标要求。要及时总结和宣传实施“云岭先锋”工程中涌现出的先进事迹，充分调动各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逐企调研，“抓两头、带中间”。各级党组织要认真调查、分析梳理所管企业现状，按照“五好五带头”的标准进行认真对照检查，列出党组织建设好的、一般和差的企业名单。对党组织建设搞得好的，要反映其特点；对党的建设搞得差的企业，要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整改措施，明确抓落实的时限、责任人或责任部门。省管企业和各地州市管理企业的党建情况，分别由省国资委党委和各地州市党委组织部掌握，不作为评价企业工作成效的依据，并将党建工作好的和差的企业名单报省委组织部。

（四）严格考评，争创“五好”。认真组织好一年一考核，两年一评比表彰活动。按照党组织隶属关系，实行谁管理谁考评的原则，做好国有企业实施“云岭先锋”工程的考评工作。可实行企业党组织自评与上级党组织考评相结合的方式，即先由企业党组织对照考核项目进行自评，再由企业的上级党组织抽调有关人员组成考核组，对企业的党建工作进行核实考评，实事求是地对企业党建工作作出考核和评价。

国有控股企业范文篇8

第二条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工作，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和经营金融业务的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机构、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外资金融机构等。

第三条本规定所称洗钱，是指将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或者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各种手段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

第四条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照本规定认真履行反洗钱义务，审慎地识别可疑交易，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妨碍反洗钱义务的履行。

第五条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保守反洗钱工作秘密，不得违反规定将有关反洗钱工作信息泄露给客户和其他人员。

第六条金融机构应当依法协助、配合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打击洗钱活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等有关规定协助司法机关、海关、税务等部门查询、冻结、扣划客户存款。

中资金融机构的境外分支机构应当遵循驻在国家或地区反洗钱方面的法律规定，依法协助配合驻在国家或地区反洗钱部门的工作。

第七条中国人民银行是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监督管理机关。

中国人民银行设立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领导小组，履行下列职责：

(一)统一监管、协调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

(二)研究和制定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战略、规划和政策，制定反洗钱工作制度，制定大额和可疑人民币资金交易报告制度；

(三)建立支付交易监测系统，对支付交易进行监测；

(四)研究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重大疑难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与对策；

(五)参与反洗钱国际合作，指导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对外合作交流；

(六)其他应由中国人民银行履行的反洗钱监管职责。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对大额、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大额、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制度。

第八条金融机构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建立健全反洗钱内控制度，并报送中国人民银行备案。

第九条金融机构应当设立专门的反洗钱工作机构或者指定其内设机构负责反洗钱工作，并配备必要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金融机构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在其分支机构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负责反洗钱工作，并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对下属分支机构执行本规定和反洗钱内控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新设金融机构或者金融机构增设分支机构应当制定有效的反洗钱措施。

第十条金融机构应建立客户身份登记制度，审查在本机构办理存款、结算等业务的客户的身份。

金融机构不得为客户开立匿名账户或假名账户，不得为身份不明确的客户提供存款、结算等服务。

第十一条金融机构为个人客户开立存款账户、办理结算的，应当要求其出示本人身份证件，进行核对，并登记其身份证件上的姓名和号码。他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其出示被人和人的身份证件，进行核对，并登记被人和人的身份证件上的姓名和号码。

对不出示本人身份证件或者不使用本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的，金融机构不得为其开立存

款账户。

第十二条金融机构为单位客户办理开户、存款、结算等业务的，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要求其提供有效证明文件和资料，进行核对并登记。

对未按照规定提供本单位有效证明文件和资料的，金融机构不得为其办理存款、结算等业务。

第十三条金融机构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时，发现大额交易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国家外汇管理局报告。

大额资金的额度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资金交易报告的规定执

行。

第十四条金融机构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时，发现可疑交易的，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国家外汇管理局报告。

可疑交易的报告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资金交易报告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应将大额、可疑资金交易情况，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资金交易报告程序的规定，报送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国家外汇管理局当地分支机构，同时上报其上级单位。

第十六条金融机构应对大额、可疑资金交易进行审查、分析，发现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向当地公安部门报告。

第十七条金融机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期限保存客户的账户资料和交易记录：

(一)账户资料，自销户之日起至少5年；

(二)交易记录，自交易记账之日起至少5年。

前款所称交易记录包括账户持有人、通过该账户存入或提取的金额、交易时间、资金的来源和去向、提取资金的方式等。

账户资料和交易记录的保存按照国家有关会计档案管理的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国家外汇管理局经分析研究金融机构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对认为涉嫌犯罪的，应当按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规定的程序将报告等资料移送司法机关，并不得对金融机构客户和其他人员泄漏报告的内容。

第十九条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指导和组织金融机构反洗钱培训工作。

金融机构应当开展对其客户的反洗钱宣传工作，并对其工作人员进行反洗钱培训，使其掌握有关反洗钱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增强反洗钱工作能力。

第二十条金融机构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中国人民银行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取消其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未按照规定建立反洗钱内控制度的；

(二)未按照规定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门机构负责反洗钱工作的；

(三)未按照规定要求单位客户提供有效证明文件和资料，进行核对并登记的；

(四)未按照规定保存客户的账户资料和交易记录的；

(五)违反规定将反洗钱工作信息泄露给客户和其他人员的；

(六)未按照规定报告大额交易或者可疑交易的。

第二十一条经营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对大额购汇、频繁购汇、存取大额外币现钞等异常情况不及时报告的，依照《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二条金融机构在开展业务过程中，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从事不正当竞争，损害反洗钱义务的履行的，依照《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罚，对该金融机构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取消其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第二十三条金融机构为不出示本人身份证件或者不使用本人身份证件上姓名的个人客户开立账户的，由中国人民银行给予该金融机构警告，可以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该金融机构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国有控股企业范文篇9

我国当前实施的2006年版会计准则在关键环节与根本实质上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1]。然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却存在显著差异。首先，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肩负着稳定边疆、协调民族关系以及维护安定团结等特殊的政治使命，因而相对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来说，其承担的政策性负担较多，同时亦得到政府部门的更多“庇护”，由此可能会相对减少其严格执行2006年版会计准则的激励。其次，少数民族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滞后，政府对市场干预的程度更高，政企关系相对密切，尤其是国有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很高，地方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干预比其它地区更多[2]，从而使其经营绩效相对降低。这样，为了应对监管风险，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利用2006年版准则操纵会计盈余的激励可能大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再次，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效率相对较低。具体体现在：一是更多的行政制约使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公司董事会的职能弱化，导致公司治理这一会计信息质量内在保障机制的效率相对低下；二是少数民族地区比较缺乏注册会计师等审计资源，从而使注册会计师审计这一会计信息质量外在保障机制的效率相对较低；三是少数民族地区较低的法治水平导致投资者权利保护相对薄弱，从而降低了企业实施盈余管理的交易成本，增加了国有企业实施盈余管理的可能性。由此本文预期，我国国际化会计准则——2006年版会计准则的实施，对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正向影响显著大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鉴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H1：实施2006年版会计准则后，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相比，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提升的幅度更大。在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内部，由于股权结构不同，国家法人控股企业与国家控股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也不一致。国家法人控股企业系由政府间接控制，其与政府联系的密切程度可能不及国家控股企业。反之，国家控股企业由政府直接控制，因此其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与所受到的行政制约可能相对较多。这样，较之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所承担的较多的政治功能与所受到的更多的行政干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通过其国家控股企业体现出来，从而导致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之间的公司治理效率差异，可能大于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之间的公司治理效率差异，进而导致2006年版会计准则实施对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可能大于对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换言之，如果假设1成立，那么在实施2006年版会计准则对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中，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所作出的贡献可能要大于其国家法人控股企业。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H2：如果假设1成立，那么实施2006年版会计准则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提升幅度显著大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的现象，系主要由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大幅上升所造成。

2研究方法

2.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3～2011年沪深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财务资料缺失公司及研究当年新上市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2001年公布的分类标准，将制造业细分为8个行业，其它行业则按大的门类分，总共分为19个行业（由于两个制造业小行业和文化传播产业数据过少，影响计算因变量盈余管理数据时的分行业回归结果，予以合并）。但在对模型进行回归时，为了避免控制变量过多对模型结果潜在的不利影响，对样本中的公司根据1999年版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重新分类，总共分为5个行业（公用事业、房地产、综合、工业、商业）。最后获得的样本容量为12552家公司，其中2003年1065家，2004年1186家，2005年1270家，2006年1273家，2007年1330家，2008年1424家，2009年1469家，2010年1600家，2011年1935家。本文所用数据大部分来源于CSMAR数据库，其余部分系通过对该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整理后获得。

2.2研究设计

本文以盈余管理程度作为因变量，盈余管理程度则用可操纵应计利润绝对值的大小来衡量[3]。可操纵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姜英兵、严婷（2012）[3]所用模型进行修正，建立模型（1）与模型（2）,变量定义见表1。

3回归结果

模型（1）、（2）中均存在比较严重的异方差问题。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其进行修正后，回归结果如表2中的式（1）、（2）所示。模型的F值均通过了检验，说明模型是有意义的。由于模型（1）中的比较基准为非国有企业（MSOE=0，且NOMSOE=0），因而β4、β5就分别代表实施2006年版准则（New=1）对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MSOE=1)、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NOMSOE=1)与非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这样，New*MSOE与New*NOMSOE的估计系数之差（β4－β5)就比较了实施该准则对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而（β4－β5)为正，且β4－β5=0的线性约束检验显著（F值42.08，P值0.0000），表明该准则的实施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提升的幅度显著大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假设1得到验证。模型（2）中的比较基准亦为非国有企业（MSOELegal、MSOEState、NOMSOELegal与NOMSOEState同时为零），相应地，β6、β7、β8、β9就分别代表实施2006年版准则（New=1）对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MSOELegal=1）、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MSOEState=1）、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NOMSOELegal=1）、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NOMSOEState=1）与非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因此，New*MSOELegal与New*NOMSOELegal的估计系数之差（β6－β8）便比较了实施该准则对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而β6－β8=0的线性约束检验不显著（F值0.01，P值0.9395），表明实施该准则对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New*MSOELegal与New*NOMSOEState的估计系数之差（β6－β9）则比较了实施该准则对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而β6－β9=0的线性约束检验不显著（F值2.04，P值0.1528），表明实施该准则对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不显著。换言之，实施2006年版会计准则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提升幅度显著大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的现象，并非由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上升幅度显著大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或国家控股企业所造成。反之，New*MSOEState与New*NOMSOELegal的估计系数之差（β7－β8）度量了实施2006年版会计准则对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而（β7－β8）为正，且β7－β8=0的线性约束检验显著（F值42.96，P值0.000），代表实施该准则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上升的幅度显著大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New*MSOEState与New*NOMSOEState的估计系数之差（β7－β9）度量了实施该准则对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而（β7－β9）为正，且β7－β9=0的线性约束检验显著（F值19.89，P值0.0000），代表实施该准则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上升的幅度显著大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综上，实施2006年版会计准则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提高的幅度显著大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的现象，系主要由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大幅上升所造成，而非源于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人控股企业的结果，假设2得到验证。公司层面控制变量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其中公司规模（Size）、成长能力（Growth）的系数显著为负；财务杠杆（Leve）、盈利能力（roe）的系数显著为正。此外，公司治理方面的控制变量——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z）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4结论

国有控股企业范文篇10

关键词：债务重组;金融生态环境;负债治理效应;产权性质负债

作为一种常见的经营手段，目前已经被许多企业所应用。深入对于企业负债的类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经营性负债和融资性负债两种类型，需要从债权人的经营性质及公司的业务活动性质两方面进行判断。所谓经营性负债，简单来说就是指来源于客户及供应商的负债，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负债，例如，预收账款、应付账款等；而融资性负债则来源于企业融资活动，例金融机构、商业银行的负债，据相关研究表明，企业所处地区的整体金融环境将会对企业融资性负债的治疗效果产生严重影响，同时，公司的最终控制人性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融资性负债治疗效果，本文将对其做出详细分析。

一、债务重组与金融生态环境、负债治理效果

现阶段，我国企业融资性负债主要来源于区域性或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长短期借款，因此，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融资性负债治理存在重要影响。可以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政府方面会千方百计的寻求办法促进企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会对于银行的经营进行更多的干预，这使得银行的经营已经一定程度上与政府的政策相挂钩，其发展不仅难以实现完全独立，更缺乏足够的优秀金融人才作为支撑。最后使整个地区商业银行的贷前风险、贷后风险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阻碍了当地企业融资负债的治理，与金融环境较好的地区相比，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债务重组与融资性负债之间的关联性更强［1］。由此可知，在整体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商业银行的经营质量更高、独立性更强，能够充分发挥“治理效果”，有效控制贷前审查及贷后风险，给予信用水平高、财务状况健康的企业更对信贷资金，最大限度保障信贷资金的安全，若这些公司出现暂时性的财务问题，商业银行经过财务审核后，也会将其判定为暂时的财务困难，还会通过合约展期、借新还旧等方式，帮助企业渡过财务困难阶段。相反，若是信用水平低、财务状况差的企业，不仅很难得到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而且在企业出现财务困难等情况时，还有可能被银行催还，甚至进行非现金资产抵债、提起法律诉讼等显性债务重组，面对来自多方的“打击”，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更是困难重重。这种现象可直接表明融资负债水平与企业财务状况的关系，即融资负债水平高的企业，信用水平较高、财务状况相对良好，发生债务重组的可能性极低［2］。

二、金融生态环境、产权性质与负债的治理效应

通过上文探讨，我们得出了生态金融环境对企业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的实际影响，基于此，下文将对企业最终控制人性质对负债治理效应的影响作出分析。对于企业最终控制人性质，首先需要判断企业是否为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具备强烈的“预算软约束”，在企业出现财务困难时，相关部门会倾向于继续向亏损企业贷款，尽可能地帮助其渡过难关，并且不主张对企业进行非现金资产抵押或提起诉讼，以此来支付员工工资及维持正常运作，可以将其称为对国有控股企业的“父爱效应”，主要存在两方面影响：第一，商业银行会适当放松对国有控股企业的贷款的风险评估及审查；第二，由于“父爱效应”影响，国有控股企业融资负债债务人会忽略对企业财务风险的有效控制，一旦出现财务问题，也能够通过政府帮助进行债务重组。这两方面的影响均会严重影响融资性负债的治理效应，对于非国产控股企业来说，商业银行贷前风险审核及信贷风险控制会更加严格，同时企业为了规避企业显性重组情况发生，会更加注重保持良好的市场声誉、加强自身财务风险管理，发挥自身所具备的正面积极的影响。因此，产权性质对于企业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影响主要表现在是否为国有控股企业方面，对于国有控股企业来说，“父爱效应”将会对企业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产生负面影响，使国有控股企业发生债务重组的可能性原因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3］。除此之外，“父爱效应”所产生的作用还会对于国有控股企业债务重组方式产生严重影响。首先，如果企业在经营发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政策的引导能够帮助其减轻一些无形的压力，在政府帮助下首先会进行一系列的隐形债务重组，例如停息挂账、合约展期、财政贴息等，在财务困难无法解决时，才会采用非现金资产抵押、提起诉讼等能够被外界观察到的显性债务重组。尽管很多时候隐性债务重组是非国有控股企业难以得到的“优待”，但是如果此类企业真的面临来自资金与财务方面的问题，没有能力或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偿还债务时，银行为了减轻经营风险，切实保障自身利益，会尽早要求企业进行债务重组，以此提升贷款回收率。在整体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父爱效应”仍然存在［4］，但与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比较，其强制程度会更弱，企业抗衡力会更强，具体内容如下：第一，在金融环境较差的地区，“父爱效应”所能体现的价值是微乎其微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当地非国有控股企业融资性负债治理也仍然难以真正的发挥作用，债务重组与融资负债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对于国有控股企业来说，一旦出现财务困难，“父爱效应”的作用就开始发挥，同时，由于金融环境较差地区本身的市场发展形势就较为落后，企业本身所具备的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也普遍较差，此时，政府对于商业银行的经营干涉力度也更强，在国有控股企业出现财务困难时，更容易进行隐形债务重组。由此可知，在金融环境较差地区，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债务重组与融资债务水平之间的正相关系可能会更加薄弱［5］。第二，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非国有控股企业能够更好的发挥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并且企业融资性负债水平可直接反映出企业的信用水平及财务状况，使债务重组和融资性负债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对于国有控股企业而言，由于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银行经营独立性强，因此在国有控股企业发生财务困难时，则更能够通过显性债务重组化解，也就是说，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国有控股企业融资性负债水平及负债重组可能性未必低于非国有控股企业。总而言之，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虽然企业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较好，但仍然存在对国有控股企业的“父爱效应”［6］。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企业债务重组与融资性负债水平之间的正相关系较弱，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企业的债务重组与融资性负债水平存在正相关系；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产权性质为非国有的企业债务重组和融资性负债水平之间是负相关系，但国有控股企业则相反，呈现为正相关系；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产权性质为国有控股的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债务重组及融资性负债水平之间正相关系较弱。通过本文的详细分析可以发现，金融生态环境是经济市场运行的“基础设施”，可有效提升企业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但在国有控股企业当中，作用会被“父爱效应”削弱，前者甚至无法抗衡后者；应对金融生态环境继续进行改善，使之真正发挥“基础设施”的治理效应，另一方面，仍然需要对国有控股企业所有权结构及政府职能、目标作出改革，最大限度降低企业债务重组发生率。

参考文献：

［1］张春海.金融生态环境、产权性质与制造业企业融资效率［J］.华北金融，2018（11）：4-9，19.

［2］王琼，耿成轩.金融生态环境、产权性质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效率［J］.经济经纬，2017，34（3）.

［3］王琼，耿成轩.金融生态环境、产权性质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效率［J］.经济经纬，2017，34（3）：87-92.

［4］田佳茜.金融生态环境、产权性质与融资效率研究——基于信息技术企业数据［D］.陕西：长安大学，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