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十篇

国有企业篇1

关键词：国有企业;委托——;问题;激励约束机制

委托——制是伴随企业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而出现的一种资产经营方式，其本意是促成经营人才的人力资本与股东的实物资本的最佳结合，以求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发展和获取利润最大化。但委托人(所有者)和人(经营者)之间往往存在责、权、利等方面的矛盾和信息的不对称，因此人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可能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从而产生了“问题”。一、我国国有企业问题的成因

问题是“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制企业共有的特征，对于转制中的我国国有企业来说，问题同样客观存在。而且国企的委托——关系中存在诸多导致问题的体制性诱因，因此问题尤为严重和复杂。国企效益欠佳、亏损面大，在很大程度上是问题的存在所致。因此，分析和研究国企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委托——关系链过长。国企的委托——是沿着全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企业经营者这样一个层层委托、层层的关系链进行的。过长的委托——关系链必然导致信息传递的迟缓和失真，尤其是在各层人具有虚报和隐藏信息的动机时，初始委托人要获得真实的信息就更加困难。

2.委托——关系不规范。(1)产权界定不明晰。委托——关系的建立应以明确界定产权为前提，但国企的所有者是全体人民，不是一个人格化的利益主体，国企所有权是虚置于委托——关系链的各个层次之中的，因此国有资产经常被经营者当作无主资产任意支配，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2)委托——关系的形成非市场化。传统的国企的委托——关系完全是依靠行政管理机制形成的，企业经理人员都具有政府官员的身份，对其奖罚和评价都与行政绩效挂钩而非经营绩效，因此他们追求的都是行政目标而非资产收益最大化。承包制和股份制的推行打破了行政权威，经营者的任命有了董事会任命、投标中标任命、职代会选举任命等多种形式，但行政任命仍是目前任命经营者的最主要的形式。(3)中间人“角色冲突”。除初始委托人和最终人外，国企的委托——关系链的中间层次都既是上级人又是下级委托人。中间人不拥有剩余索取权，也不承担多少经营风险和责任，因此自然缺乏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以及激励约束经营者的动力，甚至可能与经营者合谋，共同对付上级委托人。

3.激励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一是国企经理人员的收入普遍较低，与其个人才能、贡献及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很不相称，因此他们的个人价值无法通过成功经营企业得以实现;二是以往对国企经理人员的奖惩和评价都与行政绩效挂钩，近年来虽逐渐开始与经营绩效挂钩，但考核指标的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性和有效性还有待加强;三是现有的激励方式的长期激励效果较差。

4.监督约束机制不完善。(1)缺乏内部监督约束机制。国企的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往往由一人兼任，董事会与经理层高度重合，这使得法人治理结构中至关重要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之间的制衡关系无法形成。在这种状态下，公司内部人就易于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或雇员谋利而有损所有者的利益，因此国企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尤为严重。(2)缺乏外部监督约束机制。目前，我国市场机制还不成熟，还无法有效发挥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约束作用，主要因为：一是非市场力量对企业经营行为还有一定的干预;二是国企中占最大比重的国有股不能流通;三是委托人难以从经理市场上获得关于人的足够信息，无法筛选人。

二、我国国有企业问题的解决思路

为解决现代公司制企业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进行了种种探索。他们在研究方法上不尽相同，但实质是一样的，都致力于设计一套有效的人激励约束机制，旨在使受自我利益驱动的人能以委托人的利益目标为行为准则，使问题最小化。我国国有企业在经历了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和股份制试点等改革之后，已经进入到建立现代公司制企业制度阶段。因此国企应借鉴西方的人激励约束机制，设计适合于解决自身问题的有效对策。

1.明晰国企产权，减少委托——层次。目前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设立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为设计新型有效的国企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营造了良好的外部体制环境。在此基础之上，应进一步明确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职能，进一步理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与国企之间的关系，使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真正成为国有资产的代表，站在初始委托人的立场上，为各级人设置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实现对国有资产的有效监督和管理。2.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有效的激励应包括：(1)基本工资与福利，用于保障企业经营者的基本生活;(2)与短期效益挂钩的奖励;(3)与长期效益挂钩的奖励。长期激励的比重应相对较大，这样有利于促使企业经营者努力改善企业的长远盈利能力。目前采用的长期激励多为远期薪金，即根据企业生产经营周期的不同，以不低于一年为时间跨度确定经营者的报酬。但仅依靠远期薪金是不够的，如年薪制相对于企业的长期经营行为来说还是具有短期性，因为重大战略实施或长期投资的效益有时至少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显现。因此可以考虑给予经营者部分剩余索取权，使其更关心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和长期发展。如股权激励可使经营者的收入报酬与企业利润最大化尽可能一致，而且是长期的动态正相关关系，因此可采用多种形式的股权激励，如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股票赠与计划等。3.建立和完善内部监督约束机制。(1)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法人治理结构是指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经理人员组成的，用以协调企业成员利益和关系的一种权力相互分离和制约的机制，这种相互制衡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监督约束机制。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首先，要确保各个企业机构职权的独立性，使所有权、决策权、经营权和监督权四权分立，“三会一总”各司其职，各权力要素具有各自的重心和边界，相互制衡。其次，要保证权利与责任的对称，使任何权利都无法摆脱责任的约束。(2)充分发挥职工或职代会的监督作用。企业制度的创新不应导致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的弱化，而应使国企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形成的这一传统继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企业职工在经营者的管理之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经营状况和经营者行为有所了解，同时企业经营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职工的利益，因此不应忽视职工或职代会的监督作用。为保证职工参与的经常性与全面性，应对职工代表进入监事会和董事会做出制度安排。(3)规范财务制度，发挥财会人员的监督作用。严格规范的财务制度能有效防止企业经营者的贪污、挥霍公款等行为;财务部门及时准确提供的财务报表有助于委托人了解企业经营状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信息不对称。因此，财务必须是公开的、透明的，财务部门应具有独立性，不能完全由经营者控制。高级财会人员的任用也应由委托人和人共同决定，其收入应由所有者给付的监视费和奖励与经营者给付的工资两部分组成。此外，还应使监督工作经常化和制度化，以及时发现问题。

4.建立和完善外部监督约束机制。(1)利用产品市场的竞争机制约束人行为。目前我国产品市场还存在竞争不充分的问题，因此必须打破条块分割、诸侯经济的局面，严禁地方保护主义，消除部门壁垒，着力构建全国统一的产品市场，并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规规范产品市场的秩序，实现价格信息获取的市场化，以促使企业经营者努力降低成本，从而减小经营者用扩大成本开支来满足个人效用的可能性，进而降低成本。(2)利用资本市场的竞争机制约束人行为。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必须健全规范资本市场的法律体系，以规范市场运作;还必须分散股权，扩大市场规模，以防止大户操纵，抑制过度投机行为。这样股价才能真正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成长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信息不对称。(3)利用经理市场的竞争机制约束人行为。我国的经理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要加快其发展，一方面要破除人才流动的种种限制，另一方面要为经理阶层的成长提供适宜的条件。为此，首先要改变过去企业经营者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干部任免式用人机制，引入竞争和淘汰的机制，让市场来选择优秀的经营者，以促进经理人才的合理流动，达到经理人才资源的最优配置，形成经营者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市场竞争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所有者选择经营者时，主要是根据其过去的经营业绩来判断其人力资本的价值和经营能力的高低的。在职的经营者会面临被竞争者取代的威胁，因此严重偏离所有者利润最大化假定的行为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其次要建立经理人信息库。经理人信息库应包括个人基本情况、资格认证状况、具体经营业绩等，并登记在册，随时供企业选择。(4)建立和完善社会和法律约束机制。社会约束是指社会中介组织(如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资产评估中心、银行等)、经理人自律组织(如行业协会等)、社会舆论、社会道德等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与约束。法律约束是指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企业经营者的权利和责任。目前我国约束经营者行为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公司法》、《证券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对经营者的权利和责任都有明确的规定，但还应注重法律法规的实施效果，加强立法监督，设计有效追究经营者责任的手段。

国有企业篇2

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乏成功的倒子。四川长虹，青岛海尔，是中国国有企业最为成功的代表和典型。然而更多的国有企业却是效益低下，产品积压，连年亏损，职工下岗。为什么同样的国有企业，却有兴有衰呢？我们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解决国有企业亏损的问题，不能不对此有所深思。

中国国有企业的兴与衰，说到底，社会制度、公有制、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等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其实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无论成功的国有企业，还是亏损的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教科书灌输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对国有企业的兴与衰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事实证明，国有企业并没有因为这些因素而普遍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具有竞争力。同样国有企业也并不是因为这些因素而普遍亏损。相反地，我们应看到，在目前的国有企业中，企业领导个人的素质、能力、品德往往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企业领导个人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一心为公，视职工为兄弟，关心职工胜过关心自己，严格管理，正直做人，带动职工团结一心，刻苦钻研，勤于思考，企业就能够发展、兴盛起来，甚至还可以使亏损企业起死回生、扭亏为盈。如果企业领导个人道德败坏，损公肥私，争权夺利，欺下瞒上，肆意挥霍，贪污腐化，不懂业务，不善管理，任人唯亲，漠视职工生活，那么再有发展前途的国有企业也会败在这些败家子的手中。于是就可能出现富了方丈穷了庙现象，企业倒闭，职工下岗。

由此可见，目前决定我国国有企业兴与衰的关键仍在于人治而不在于体制（或者说是法制）。就拿四川长虹和青岛海尔来说吧。据说，八十年代中期四川长虹的品牌可能还不如西安黄河的彩电品牌影响大，四川长虹也不如西安黄河的实力强。然而，四川长虹正因为有了倪润峰，今天才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一彩电品牌。而西安黄河，没有了倪润峰，今天却在亏损的国有企业队伍中徘徊。假如当初西安黄河有了倪润峰，那么完全有可能今天的中国第一彩电品牌是西安黄河而不是四川长虹。同样，假如海尔集团没有了张瑞敏，那么海尔也绝不会是现在的海尔！假如当初张瑞敏到了其他的国有企业，那么完全有可能崛起另外一座海尔式的国有企业。又假如让琼民源、红光实业这样的股份公司的那些败家子们老总去经营四川长虹、青岛海尔，那么四川长虹、青岛海尔恐怕也在劫难逃。

中国的国有企业之所以很少能象长虹、海尔一样发展壮大起来，其原因之一，还在于国有企业还较多地存在一种摘桃子现象。所谓摘桃子现象就是当某一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经过辛勤工作，苦心经营，使国有企业出现生机或取得极大的成绩时，往往便可能由于不遂其上级领导之意或者其他种种原因而被免职或调离，其多年来辛苦工作、苦心经营的果实轻而易举地被领导委派的其他企业负责人轻意摘取。而一个新的、平庸、无能、唯上甚至腐败的企业领导往往又会把一个优秀的国有企业旦夕之间搞垮。这样的企业败类却没有任何体制或制约措施阻止他再调到另一个国有企业继续当领导，甚至还会平步青云。所以摘桃子的现象愈多，能够发展、兴盛起来的国有企业就愈少，而亏损企业却愈来愈多。幸运的是，四川长虹、青岛海尔没有被人摘桃子，所以才有今天的长虹和海尔。

这种种的事实说明，今天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与壮大，还过份地依赖"能人"。然而，即使是在国有企业中培养和成长起来的一些"能人"，也很少有能够善始善终者。据报载，1987年国家有关部门评出的全国首批"金球奖"国企优秀企业家，十多年后的今天，硕果仅存只剩三人还在职。除调离岗位的外，有的人还走上犯罪的道路，典型的如于志安。象倪润峰、张瑞敏这样的"能人"对国有企业的发展与壮大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但我们并不能完全依赖"能人"。"能人"什么时候、什么社会制度都有。"能人"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都可能成功。所以这并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我们应建立制度优势，体制优势。这种制度优势、体制优势应在于：（1）能够把最优秀最出色的企业家吸引并推选到国有企业的领导岗位上，使形形的"能人"愿意并能够为国有企业贡献力量；（2）能够必然地调动起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主人翁意识，使职工关心企业，努力工作；（3）有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及时避免和制止损害国有企业利益的行为；（4）保证企业的决策行为有序、高效、科学；（5）那些平庸、无能、唯上、腐败的国有企业领导能够及时被淘汰。只有建立起这样的国有企业制度或体制，才能使更多的国有企业发展和壮大，也才能减少国有企业的亏损与衰落，最终建立起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制度。缺乏这样的体制或制度，那么个别国有企业的发展与壮大只能是幸运，更多的国有企业亏损和衰落则不可避免。

国有企业篇3

这种强烈的国际对比促使学界、商界、政界不得不思考如下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欧美模式有何不同？中国这种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

国家资本主义

与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以国有企业为例，政府参与投资的企业占整个中国股市价值的80％以上；而且2011年进入全球500强的57家中国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

如今，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都比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存在着更多的国家干预，这些市场经济被笼统地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笔者与香港科技大学李系、刘学文两位教授的一项研究从国家资本主义的角度解释了如下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平均利润率很低，工资待遇很差，而近十年来国有企业的平均经济利润率节节攀升，反而超过了私人企业？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国企与私企之间的垂直结构。2000年以后，国有企业仍垄断上游的一些关键性产业和市场，而下游的产业绝大多数允许私营企业进入竞争并对外开放。由于中国目前存在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加上贸易开放，使得符合中国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下游企业得以大量出口，经济迅速增长。同时，下游产业对上游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迅速增长，而国有企业恰恰垄断了这些上游产业，所以国有企业的赢利得以快速增长。

很多人将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高利润完全归因于垄断和补贴，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对于上游的国有企业而言，垄断和补贴在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上世纪90年代都普遍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之前的国有企业平均利润率相对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这么低？

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和开放，尤其是1992年“邓南巡”以后，下游的符合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民营和外资企业得以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在政府“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政策下，除了烟酒，很多下游产业中的国企都失去原先的垄断地位，并且由于它们承担了额外的社会性和政策性的负担，加上产权引起的各种公司内部治理问题，所以竞争不过民营和外资企业，纷纷亏损、倒闭、转制，从而将国企的整体平均利润率拉低了。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市场的竞争进一步推动了下游的低效率国有企业的退出和转制。所以这段时间里，国有企业整体上从短期来讲是改革和开放的受害者。

国企增长之谜

但当亏损的国企从下游产业基本退出完毕后，剩下的位于上游的垄断性国企能从充满活力的下游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得到好处，转而成为改革和开放的受益者。国企和私企的关系也从先前的同行业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变成上下游之间互补性更强的共生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假如没有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和强劲的外需，对于下游企业的产品需求就只能限于本国的消费能力，那么下游的产量就会远低于现在的水平，从而对上游的国有企业的产品和服务需求也就会大大降低，国企就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富。

反之，中国对出口实行各种鼓励性的政策，并积极投资道路、港口等基础性设施，这不仅有利于下游企业的出口和扩张，也间接有利于上游的垄断性国企。更进一步地，给定中国的高储蓄率和低消费，假设中国政府把钱借给外国的消费者能立即换来大量外需，那么中国上游的国有企业就可以从这种资本项目的不平衡中获得更多好处。

另外，上游国有企业之所以可以持续地高赢利，与中国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密切有关。中国是一个尚未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人口大国，仍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廉价劳动力为上游国有企业的垄断定价创造了更大空间。

反之，假如中国是一个人口小国，那么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一定会迅速拉升劳动力成本，而为了保持最终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上游的国有企业就无法对它所提供的中间产品和服务再征收那么高的垄断价格，利润就会大幅减小。

尚需继续改革

行文至此，我们自然要问：世界经济危机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使得中国的外需相对下降，另外，近两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如果不继续改革，国有企业的高利润会持续下去吗？进一步地，中国的这种具有垂直结构特点的“国家资本主义”增长模式可持续吗？中国会不会也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再高速增长？

根据我们的“垂直结构”分析框架，答案很清楚：若不进行结构性改革，上游国企的高利润便不可持续，而要使上游国企继续维持高利润有三种途径：

一是不要轻易放弃外需，这就必须让产业结构顺应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向附加值更高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方向以合适的速度不断地升级；二是保持内需的高增长，特别是要提重偏低的消费内需，这就需要提高广大劳动力的收入，健全养老医疗等保障体制；三是提高上游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

如何使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提高生产率？是否必须私有化？一方面，上游某些产业的垄断地位并非完全因为所有制导致，而是自然垄断。所以，即便将这些企业私有化或允许新的私人企业进入，这些产业最终仍可能保持较高的垄断性。而且其中有些产业的确涉及国家安全，需要政府的参与或监管。此外，正如西方很多国家抱怨的那样，中国的大型国企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商业竞争中经常名正言顺地得到股东政府的支持而占据很多额外优势。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垂直结构”绝不意味着分属不同产业的国企和私企从此不再具有排他性的竞争关系。相反，国企和私企不但在附加值链条上分蛋糕，而且还要在资本、劳动等要素市场上竞争。

国有企业篇4

国有企业属于全体国民所有，全体国民是国有企业的当然股东。被投资企业向股东分红，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国民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有权利要求企业分红。

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社会分红”理论认为，在一定地域内，政府从投入国有企业或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中获得利润后，应将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全体公民，以体现企业或资源的全民所有性质。①尤其在我国，随着私有化的推进，当今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又分化为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三个子阶层。整个劳动者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90%左右（发展型10%、温饱型70%、贫困型10%），中产阶级占7%左右，国家管理人占2.1%，资本家占0.3%以内。②对贫困型、温饱型劳动者而言，他们尤其需要国有企业向他们分红，享受股东的待遇和权利，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所必须的。贫困型、温饱型劳动者连基本的生存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其生理、安全的低层次基本需求尚未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他们如何和谐的生活？社会如何和谐？在这种情况下讲和谐社会有何意义？

据报道，2006年国有企业利润超过9600亿元人民币，③2007年国有企业利润超过16200亿元人民币。④国有企业负责人和员工普遍都享受了一般劳动者不可企及的高工资、高福利待遇，并且国有企业的利润之所以在近几年大幅度的持续增长，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大多处于各种形式的垄断行业，对诸多国有资源和经济要素享有垄断经营的权利，单方面决定其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一名国资委官员曾坦言：“这个4500亿（央企2004年利润）是怎么来的？大概其中40%的利润靠涨价。”⑤而涨价的部分，最终都被全体国民承担。这对在非国有企业工作的人员是极不公正的。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员工因控制、掌握了国有资产而获得高工资、高福利，而其他国民则一无所获，这显然是不合理、不公正的。因此，国有企业必须也应当向全体国民股东直接分红。考虑到货币使用的边际效应，对资本家阶级来说，如黄光裕、张茜等人，每年分给他（她）500元钱，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对贫困山区的农民、城市下岗工人等人来说，500元钱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能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问题。因此，直接分红应当向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倾斜，想必其他强势阶层的人对这区区几百元钱应该不会太在意吧。本人以为发展型劳动者阶层以上的人员均应自动放弃分红，以使国家有一点“家”的味道而和谐一点。

二、将国有企业净利润部分直接用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公共支出。

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一般都要求将国有企业的红利转给财政部门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国有企业应当向全体国民分红，这种分红一是直接分给国民股东；二是将其转交给财政，直接用于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国有企业净利润，不应与其他财政收入混在一起用于财政支出，应当专款专用。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2075年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人民币。⑥有专家提出，用国有企业的净利润弥补这一缺口，从长远考虑，也可逐渐将所有的企业国有资本划转给社保基金持有，由社保基金行使国有资本的股东职责，并以此建立全国统一的覆盖包括农村居民的全国性基础养老金保障制度。⑦国有企业净利润用于社会的养老保险，在数额上有保障，且十分的公正。

三、国企分红，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且有利于国企的发展。

国有企业向全体国民股东分红，使国企承担应当向全体国民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国有企业目前多数处于具有优势垄断地位的行业，如电信、银行、石化、石油、能源等。国企利润只有向全体国民股东分红，才能说国企占有优势的垄断行业地位是有一定道理和公平的，因为国有企业的利润属于全体国民股东共有，而私营企业的利润属于投资者个人。同时，国企向国民股东分红，其利润越高，对国民的分红也就越多，这必将促使全体国民共同关心、监督、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

国有企业篇5

“跨国企业出力多少与中国市场在它心目中的地位和份额的通盘考虑有关”,一位专家分析。而中国这个10亿消费者的大市场没有人能够忽视,于是记者走访了一些跨国企业,看看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要问误会有多深

“冤枉”两个字应该是跨国企业几乎共同的心声。

“我在地震当天就直接与百事可乐的副总裁联系”,第二天,他们就捐了100万,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被误解”,中国红十字会爱心企业联盟的副秘书长宗丽娜很奇怪百事为什么会在“黑名单”中。而记者确实也在13号收到百事的捐款新闻稿及图片。

其实从地震发生的那一天起,百事就从未远离赈灾行动:当天位于震区最近的百事公司在成都的团队,自发调集了60,000瓶饮料和60,000袋食品,亲自驱车连夜将物资分别送达了都江堰受灾最严重的聚源中学及都江堰工商技术学院受灾现场。

而同样被指为国际铁公鸡的宝洁公司截至到5月19日,对此次地震的紧急捐款捐物已经累计超过1500万元。另一家争议企业英特尔截止5月22日,为支持中国抗震救灾捐款总额已达4500万人民币。其中国大区总经理杨叙及英特尔董事会主席克瑞格•贝瑞特将相继至成都慰问灾区人民,并参与重建。

深受大家诟病的韩国公司也没有落后,三星集团大中华区总裁朴根熙15日签发对地震灾区的综合支援政策:包括捐款3000万元+全体员工募集的资金;派遣三星119救援队、救助犬、医疗队伍到现场;全体人员的献血活动+无偿维修灾区家电产品;韩国三星集团支援相当于100万元的紧急救助品5000套和被褥15000个等。

另一家韩国企业LG集团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四川地震地区捐款1700万元人民币,现代起亚汽车集团携旗下独资及合资企业,通过中国红十字总会向地震灾区捐款1260万元人民币。

灾情发生后的几小时内,麦当劳中国也展开了支援行动,四天中,麦当劳供应了超过34,000份食物。第二轮的援助计划为1000万元人民币。此前已有150万的善款捐赠。

诺基亚早在12日当天,就向当地政府、救援队伍和受灾群众捐助了5000套手机,并组织6辆售后服务车,派出210名服务人员前往灾区,帮助他们与外界联系。目前,诺基亚捐款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员工捐款156万元人民币。出资资助环球医生组织组建了一支25人的医疗队进入灾区。

跨国企业太多,不可一一胜数,但是从最受指责的几家企业中可以得出结论,跨国企业没有逃避。

解决问题是关键

既然外企无亏大节,为什么误会这样深呢?关于“慢”应该确有其事,跨国企业机构庞大,虽然一般来讲,他们的中国分公司都会有一些机动的紧急事物的款项,但是却需要上报总部批准,这显然需要一段时间。另外,跨国企业总部一般都有专项基金,但是按照国际惯例不可以直接捐到中国的慈善基金组织,而要通过美国的红十字转交过来,这个流程更长一些。而宗丽娜告诉记者,百事基金也向美国红十字会捐款,转过来后财务表没拿到,具体数额还不清楚,基本可以这样说,这是纯义务的,不能只讲外国人在中国赚钱,也要看到带来的机会,这是互相的资源合作,并不是单方面的利用。

而关于捐款比例不多的问题,应该说这是外企一惯的做法,并非针对中国。从美国的善款统计上可以看到,个人捐赠仍然是美国捐赠款项的最大来源,他们所捐赠的款项2005年达到1990亿美元,占美国全部捐款的76.5%,而公司和企业的捐款2006年只占美国全部捐赠款项的5.3%,总额为137.7亿美元,这还是在比前一年增加了22.5%的情况下。用郭士纳的话说:一次个人捐款活动募集的资金就有可能毫不费力地比所有公司所进行的慈善捐款数额还要多。

跨国企业通常喜欢亲自主持一些慈善项目,比起定期从自己的预算中划拨一部分资金用于慈善活动,散发到各种慈善机构来讲,当然那是艰苦的工作,但也是务实的,因为前者是一种低绩效的行为。

“如果美国的所有公司都能够思考,如何将自己独特的技能和资源应用到解决社会问题上,那么其给社会带来的效益,可就远远超过现金捐款的很多倍了”。郭士纳曾经这样说。这种观念今天已经被跨国企业广泛接受,因此尽管在款额上他们并不出众,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做的少。

诺基亚公司除了前期的帮助还决定,再斥资6000万元,与中国青少年教育基金会和国际计划共同开展的“手牵手计划”公益项目中,在四川建立农村学前儿童教育与养护中心,为灾区儿童提供养护及心理康复服务,重建在此次地震毁坏的诺基亚希望小学。

其实大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已经很多年了,基本上已经与中国血脉相连,HP中国一位员工告诉记者:中国HP的工会市场部在地震的第一时间通过邮件通知大家关于赈灾捐款的消息,在HP的楼道里,电梯中都张贴有相关的宣

传单。

国有企业篇6

关键词: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革;现代企业制度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5-0030-02

1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现状和意义

1.1 国有企业改革的现状

截止2008年末,我国企业法人单位495.9万个,比2004年增加170.9万个,增长52.6%。国有企业14.3万个,国有企业资产总额47.7万亿元,国有企业年利润将近1万亿元,2008年央企共上缴2006、2007年的红利500多亿元,国有企业经济发展取得骄人成绩。 正如同志曾多次指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处于“关键时期”、 “攻坚阶段”。目前国有工业占工业总资产的一半,占用约三分之二的工业贷款,却只创造三分之一的工业总产值,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和关系到国家的竞争力。中国的国有企业曾遍布中国的各行各业,从航空航天到能源开采加工零售,从交通运输到日用消费品领域,高达30多万个,虽然近几年国家通过兼并重组、国退民进、股份化改造、租赁等国有资产改造方式,逐渐淡出非竞争性行业,大大减少国有企业的数量。但是截止2008年末,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仍有国有企业14.3万个,国有企业资产总额47.7万亿元。

表1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企业法人单位及资产总额

资产总额(万亿元)比重(%)单位数(万个)比重(%)

内资企业186.3 89.7 477.4 96.3

国有企业47.7 23.0 14.3 2.9

国有独资公司15.5 7.5 1.1 0.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整理。

但是由于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各方利益博弈和国家政策选择等历史原因,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模糊、责权不分、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错综复杂、管理混乱、薪酬与激励体制落后等问题严重阻碍国有经济发展,国有企业应有的活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阻滞中国成为国际经济强国的现代化进程。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分析,1997年中国500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销售收入和总利润还不及美国同样500家大企业的前3家之和,有资料显示,在统计的7.24万个国有独立核算的企业中,亏损2.83万个,比例是39%,效益低下或暗亏的是2.14万个,比例是29.5%。调查显示,目前中央企业中没有建立专利及相关文献检索制度的企业占47.3%;在中央企业承担的科研项目中,申请专利的比例仅占24.6%;2006年,中央企业申请专利和申请发明专利数量分别仅占全国申请总量的2.6%和3.4%,授权专利和授权发明专利数量分别仅占全国授权总量的2.8%和3.1%,截至2006年底,所有中央企业累计拥有专利3.8万项,还赶不上国外一些大的跨国公司一家企业拥有专利的数量。

1.2 国有企业改革的意义

(1)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是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搞活国民经济的题中之义。建国以后对官僚资本的改造,民族资本的接收是国有企业形成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起来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现代化体系建设以及对民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公有化改造,形成了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中占绝对控制地位的局面。我国国有企业的数量和投资比例大,资产的历史沿革和生成中使得国有企业曾经达到是社会资本控制和管理的唯一形式,从而形成了资本的构成单一,经营活力僵化,严重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益,妨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到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因此,必须通过一系列措施改善现有资产组合状况,改善资产质量,提高经济效益,巩固所有制地位。

(2)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是国有企业应对市场经济改革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选择。中国入世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外国资本的涌入,国有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发生了严重变化:市场竞争化程度提高,除少数垄断行业外,国企不可替代地位消失,因此必须通过国企改革,改革其经营制度,选取合适的经营方式,转换企业内部经营机制,并深化其他配套改革,尽可能地增强企业的活力,提高经营效益,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政府职能出现重大转变主要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政府与国企关系出现重大调整,控制国家投资的总体规模、方向和重点,适当减少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避免国家“父爱主义”;对外开放后,外资不断涌入,跨国企业大肆在中国跑马圈地,国有企业相对资金雄厚,必须通过改革增强国际竞争力,提高国际化经营能力。放眼国际大环境世界各国的各大跨国公司、财团进入纷纷抢摊中国市场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成为市场中的竞争伙伴。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压力要求国有企业必须要适应市场环境,学会并增长参与竞争的能力,要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改革是正确的选择。

2 现代企业制度理论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现代企业制度是够由企业改革的方向,并把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2.1 产权清晰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曾斩钉截铁的说:“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因而,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 所谓“产权清晰”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具有明确的产权主体。二是具有清晰的产权边界。三、是具有合格的产权行使能力。

在公有制主体地位下,国有资产属于全民所有制,由各级人民政府委托国有资产经理人管理国有资产,但当前我国部分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模糊,无人格化的产权主体,甚至有人利用国家产权界定的契机侵吞国有资产。因此必须坚持国有资产产权改革,坚持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权职能分开;坚持国资所有权行政管理与所有权经营管理分开;分级委托、分类管理。

2.2 政企分开

在理顺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清晰产权的基础上,实现政府与企业职能分离,建立新型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在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中,必须坚持用国家法律条文来规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尽量避免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而是以经济、法律、行政等间接宏观调控手段为主,如取消政府与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和企业的行政级别;规范国家和企业的税利分配关系;把国有企业承担的政府和社会职能分离出去。

2.3 责权明确

所谓“责权明确”,即是通过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公司制度、法人制度和有限责任制度,明确国有企业出资人和经营者各自的权利和责任,明细财产权和应尽的法律责任,彻底改变国家预算约束软化的问题,避免国家父爱主义。

2.4 管理科学

所谓“管理科学”即是在前几项的基础上,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形成科学管理制度:改革企业领导体制,建立科学规范的公司治理;建立企业新的用工制度;加快企业财会制度建设;改进企业党组织的组织方式、活动方式和工作方式,加强自身建设;健全企业民主管理制度;通过制度设计,解决国有企业委托―问题,完善激励机制建设。

3 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选择

3.1 路径选择一: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职业经理人制度

由于国有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是种委托―关系,因信息不对称,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而当前部分国有企业经理人往往是党政部门任命,是政府的“准干部”, 管理缺乏科学性,仅凭个人经验和领导权威做出决策和管理企业,尚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未形成一套法律、文化和制度的安排。而且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市场并不发达,职业经理人市场也才刚刚兴起,国有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管理国有企业,经营国有资产更是鲜有所闻。所以中国政府应致力于发展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完善金融市场,督促国有企业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是有关所有者、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权力分配和制衡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表现为明确界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员职责和功能。而通过发达的外部经理人制度招聘具有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的职业经理人管理国有企业,激发国有企业活力,提高资产运行效益,从而提高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

3.2 路径选择二:股份制经营和股权分置改革

在国有企业中,资产是全民所有制,国家财政对其盈亏负责,所以国有企业经理人缺乏长效激励机制,产权关系混乱,缺乏科学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经理人员关注企业短期行为,决策非科学化,对企业不做战略管理,工人生产积极性不高,大部分国有企业处于亏损半亏损状态,只有少数国有企业处于盈利状态,国家资源严重浪费,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缓慢。而一些具有前瞻眼光的国有企业经理人利用市场经济发展的契机,通过MBO( Management Buyout,管理层回购)、职工持股等方式,变相购买国有资产,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经营(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从而按股享受权利、分享权益、承担风险,提高职业经理人打理国有企业的热情,激发企业活力。如张瑞敏成功改制后的海尔集团,现已跃居世界500强前30位,柳传志成功改制联想集团,2004年联想占据中国国内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但是股份制经营适合大中型国有企业。

所谓股权分置改革,是指上市公司股东所持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份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称为流通股,而公开发行前股份暂不上市交易,称为非流通股。这种同一上市公司股份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股权分置状况,为中国内地证券市场所独有。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标志着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他被定义为“中国股市的第二次革命”。

3.3 路径选三:承包经营和租赁经营

对于中小型国有企业,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国家保持对国有资产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一部分国有资产发包给承包人经营,承包人享有资产经营权,并按协议定期向国家上缴利润,通过这种国有资产经营的经营方式,可以保证国家足额财政收入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实行承包经营,有利于强化竞争机制、风险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调动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挖掘潜力,提高经济效益。

而对于小型国有企业,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国家保持对国有资产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一部分国有资产出租给承租人经营,承租人享有资产经营权,并按协议定期向国家缴纳租金。租赁经营使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更加明确,权利与义务更加清楚,有利于实现劳动要素的优化组合。同时,租赁经营能使厂长、经理负责制真正落到实处,并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之,国企改革是一个中国政府的长期的历史使命,国家应该根据国有企业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国有资产经营方式,搞活国有经济,培育国有企业的估计竞争力,而国有企业的规范化管理和运营离不开建立科学合理的现代化企业制度,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运行质量。

参考文献

[1]吴晓波.吴晓波全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2]李中键.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3]陈朝阳.中国现代企业制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国有企业篇7

2011年10月末，包括美国在内的九国在秘鲁进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谈判。谈判中美国提议限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扶持，避免国企凭借助政府特惠待遇和补贴在与私营企业的竞争中占优。

据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美国提议，要求国有企业在采购与出售商品和服务时以商业方式进行，在重要的国家项目上不能歧视他国企业。此外，美国还要求限制政府补贴和信贷支持。如果竞争者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可申请仲裁。

这次贸易谈判的直接目标是越南，越南的国有造船企业严重亏损，并且在利用国家资金弥补亏损。不难看出，无论越南的造船业走势如何，对美国的影响都微乎其微，因此，与会的谈判人员称，美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的长期目标是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中国的大国企已经有3家进入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前十，并且在正在美国寻求发展，这一情势对美国构成了威胁。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Carol Guthrie表示，提议的规定针对所有加入该贸易协定的国家。她说：“我们的提案旨在确保在任何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竞争的领域内，都有相应的规则来保证贸易协定的目标和利益不受到竞争所在国政府补贴的损害。”

一份报告引起的恐慌

TPP并没有太多的引起公众的注意，但它很可能成为美国与韩国、巴拿马和哥伦比亚近期签署的贸易协议中的重要一部分，最终协议可能仍需要好几年才能完成谈判，而且所涉及的经济体规模较小，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很大影响。

美国之所以在这次谈判上如此坚持，是希望把谈判的结果作为未来其他贸易协定的模板，包括削减关税。TPP参与各国正在努力为其他事宜如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等设定一个基准，以后也可能还会考虑给外币规则设置标准。其他国家都必须达到标准才可以加入TPP。

美国对TPP的坚持与一份2011年10月公布的报告不无关系。据中美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11年10月的一份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报告，国有企业以及国企控制的企业的规模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40％，如果广泛考虑，则这个数字能够达到50%。报告更是裸的总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中，国家所有权作用突出。其次，国资委已经明确了一些重要的关乎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并指出，这些战略性产业将继续部分的或者大部分的受到政府控制。”这一报告毫不隐晦的指出国有企业正在并且将在很长一段时间主导中国经济。

全民皆兵

在克林顿执政期间任美国贸易代表的 Charlene Barshefsky 曾经提到过类似的情况，他说，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一些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的崛起，正在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贸易体系，当这些经济体决定“全新的行业应当由政府创建”时，这对私营企业就不公平了。

几年后，世界前十企业中出现了三个中国名字，美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政府和商界似乎已经进入了戒备状态。几个很有分量的官员都在国际论坛或者大型会议上把竞争中立和国有企业不公竞争当成发言重点。

2011年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亚太经合组织各国领导人会议上发表演讲大谈“亚太总括战略”，并强调美国外交经济政策的重心今后仍在亚洲地区。希拉里表示中国应“结束针对美国和其它外国公司的不公平歧视”，并呼吁人民币升值，以及采取更多努力防止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是竞争中立的坚定的推崇者，他曾在纽约外国记者中心举行的会上发表了长篇关于竞争中立的演说。他说过“这不是美国质疑其他国家在经营国有企业的智慧上的问题。但它确实是一个很值得美国关注的问题，关乎于这些国有企业与美国竞争对手竞争之时，双方是否处于同一平台上。”他进一步说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享有规模优势，并以此来实现抢占市场份额的目的。国有企业享有很多便利，降低税收、减少调控、国内市场的优先权和政府采购的优先权等等。人为地提高国有企业的“规模经济，降低营运成本，从而增加销售，使国有企业能够开发新技术，进而增加国有企业在本国和国际上的竞争优势。”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Lael Brainard对记者说， 美国认为中国应该放开一些对投资财政的控制。财政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更方便和便宜的贷款，让其他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竞争中处于劣势。

彼得森研究所的国际经济、贸易专家Gary Hufbauer说：“从外交政策的角度出发，美国希望让星条旗飘扬在亚洲的上空，但是美国不会让中国设计未来的经济模式。”

美国前财政部长，现任德勤跨境投资主席Robert Kimmitt说，如果国有企业按照私人公司那样经营，则它们将有更多的机会走出来，进入国际市场。在遵守国际规则，开放中国市场和企业私有化过程中，我想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有自我利益追求。他把对国有企业的恐惧比作四年前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财富基金”的担忧，怀疑他们都是为政治投资，而不是纯粹的商业目的。

2008年，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的长达一年的谈判，最后达成了圣地亚哥原则。各财富基金在广泛协商后确定的圣地亚哥原则的目标是促进资本和投资的自由流动、遵守投资接受国法规、建立透明的公司治理架构等，原则要求财富基金(SWF)在实现预期的长期资产配置和制定相应的业绩评估标准之后，披露相关信息。圣地亚哥原则让美国打消了对财富基金的担忧。如何对待国有企业应借鉴财富基金的实践方法。针对国有企业的新的多边协议能够让参与方都从中收益，如何操作国有企业和对待他国企业等事宜都应该加以规范。

TPP谈判背后的意义

让美国最感到无力的是与各国国有企业在其国内市场竞争的时候，美国公司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美国商界认为，随着国有企业的不断壮大，他们开始走出国门，进入其他国家市场，总有一天他们会进入美国。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已经让美国感到无比紧张。美国商界和政府都希望能有国际公约性质的协议来约束国有企业。

奥巴马政府正在积极推动“竞争中立”的框架，希望能在由34个富裕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通过该框架协议。“竞争中立”的目的是确保政府支持的公司不享有比私营公司更多的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美国商界支持政府向经合组织提出的关于竞争中立的建议。但他们将花更多的力气在TPP九国自由贸易谈判上。尽管中国不是TPP谈判的一参与国，但其中五个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秘鲁、智利和最严重的越南都曾有过政府主导本国经济的历史。

此外，中国和美国同是亚太经合组织的参与方，而经合组织的目的是推动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美国政府希望TPP建立的合作关系能成为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基础。

在11月的APEC峰会上美国已经上交了一个限制国有企业的“大纲”，但仍然在与商界及工会等团体咨询、商洽，希望完善协议中对国有企业提出的规则。Robert Kimmitt称这个协议将有利于中国对其国有企业进行调整，以避免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在中国重演。

日本已在11月10日加入到TPP谈判中，但正式开始谈判要等到2012年。美国政府对日本的参与表示欢迎，但是美国大型汽车企业组成的行业团体、美国汽车通商政策评议会发表声明表示反对。TPP各国还希望中国能够加入其中，或称该协定可以成为国际范例约束中国的行为。无论美国多积极，获得九个参与国的共识是很艰难的。

竞争中立，谁能独善其身？

尽管TPP参与国美国、澳大利亚、文莱、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可是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国有企业。因此，参与国都担心协议会限制本国国有企业，或者限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操纵权。

根据美国在谈判中的陈述，这次提议要求国有企业的购买和出售等企业行为需在商业基础上运行，不能在重要国家工程中歧视外国企业。对于美国的提议，越南表示反对；马来西亚也可能反对其中某些条款。

奥巴马政府的国有企业制约计划也会影响到美国自己的大型国企，例如美国邮政公司和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等。而美国政府更不愿意放弃花300亿购买的通用的股权和控制权。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贸易分析师Philip Levy认为，很难严格的界定国有企业和公共组织结构，例如教育系统。

中国的专家纷纷表示，竞争中立是美国对付中国崛起的又一个说辞。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峰认为，美国所谓的公平和平等，只是自以为是的偏见，实际上是在强人所难，不过是单方面追求美国经济竞争力的结果。

国有企业篇8

一、我国目前企业业绩评价现状

国有企业业绩评价是企业对经营者进行激励和约束的基础环节和重要内容，有效的业绩评价将有助于协调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从企业外部看，一般的业绩评价体系由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等构成，其具有衡量企业的业绩、提供企业经营的有用信息、引导企业的经营行为、激励和约束经营者的功能。

我国企业现行财务评价指标体系，主要依据1999年6月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的《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规则》及《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操作细则》，在这个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中包括十个指标，分别为：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或速动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社会贡献率、社会积累率。同时将上述指标分成四类：1-4项为获利能力指标；5-6项为偿债能力指标；7-8项为营运能力指标；9-10项为社会贡献能力指标。

这种指标体系对国有企业的业绩评价进行了规范，其重点是评价企业资本效益状况、资产经营状况、偿债能力状况和发展能力状况等四项内容，以全面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和经营者的业绩。在当时这一指标体系还是比较完整合理的，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特别是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企业中的建立，该指标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形势的迅速发展需要。

二、我国目前企业业绩评价存在的问题

1、现行国有企业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的不完整

我国现行的企业经营业绩评价体系尽管较为完整，但是一种事后评价，总指标体系的设置缺乏科学性，某些指标计量上不完善，基本指标与评议指标没能有机结合，已不能全面剖析企业业绩状况。现行指标体系由四部分指标组成，即获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社会贡献能力，而在如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的成长性，即成长能力，也是反映企业业绩状况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是股份公司，则企业的市场价值，同样是投资者与经营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该指标体系原有的四个方面的指标，虽然可以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分析评价企业获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但对人们普遍关心的成长能力和市场价值却忽视了。另外，在财务评价指标中缺乏现金流量指标。我国企业业绩评价主要以财务指标为主，但在具体的指标设置中缺乏现金流量相关的指标，这就无法准确地衡量企业的营运能力、收益质量和偿债能力，对企业未来发展状况的预测也会有失偏颇。这也是造成目前国有企业财务缺乏弹性和流动性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对现行国有企业评价指标体系作进一步的补充。

2、现行国有企业业绩评价的指标设置与计算的不合理

在获利能力指标中，现行指标体系由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报酬率、资本收益率和资本保值增值率构成，对考核企业获利能力十分重要的净资产收益率却没有被列入其中，而资本保值增值率列入企业成长能力更为合适。在偿债能力方面，已获利息倍数，也没有被列入。营运能力方面，资产周转率和流动资产周转率也未被列入。因此，现行指标设置显现出许多问题，就完整的分析指标体系而言，现行指标设置缺乏合理性。

同时在指标计算方法上也存在不合理的一方面。在现行指标体系十个指标中，有些指标的计算明显存在不科学之处。如销售利润率的计算，从现行损益表来看，企业的利润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商品销售毛利、商品经营利润、利润总额、利润净额。其中利润总额或利润净额包含着非销售利润因素，所以能够更直接反映销售获得能力的指标是毛利率、经营利润率和营业利润率，由于商品产品销售业务是企业的主营业务活动，因此，经营利润数额、水平的高低对企业的总体获利能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通过考察经营利润占整个利润总额比重的升降，可以发现企业经营理财状况的稳定性、面临的危险或可能出现的转机迹象。因此，经营利润率应是销售利润率的主要指标。

3、主要采用的是静态分析

现有的财务评价系统主要依靠的是企业的三张会计报表，而会计核算主要依据的是历史数据。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早已由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宏观的国家经济政策，微观的企业经营政策，都是处于不断改善调整的过程中，同时，科技的迅速发展,信息的瞬间传递,企业的运营环境发生的复杂变化,给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带来更多的风险和挑战。在这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里,静态分析已不能完全正确反映企业的动态经营状况，同时，静态分析也未能充分关注企业或有事项及期后事项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这点同样不容忽视。

4、未考虑作为评价基础的会计数据的真实性

目前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在我国企业中普遍存在，尤其是国有企业面临业绩要求的压力，企业往往采用调整会计政策、债务重整、资产重组、获得政府税收优惠和利润补贴等手段，粉饰会计报表，而现行业绩评价体系计算盈利能力指标时，并未考虑上述非经营性损益项目的影响。此外，资产总额是计算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等偿债能力指标以及评判企业规模的基础数据，为了准确分析企业的真实偿债能力，资产总额不应包括不实的、已形成实际损失的、已无法变现的以及仅有账面价值而无实际价值的资产。而现行业绩评价体系在运用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等指标分析企业偿债能力时，并未注意不实资产对上述指标的影响程度。

一、传统的财务评价系统明显不适应信息时代的业绩评价企业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固然有种种原因，但长期以来以单纯财务指标评价企业经营业绩的评价系统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因为评价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导向作用。如果在企业经营、公司上市中完全看财务指标，就免不了产生短期行为和弄虚作假。在信息时代，会计的信息系统功能融人管理信息系统是大势所趋，过分强调单独的会计信息系统功能而忽视会计的控制评价功能，不仅容易引发会计信息失真，而且会削弱企业的管理控制，难以使会计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

三、完善我国企业业绩评价的措施：

1、完善国有企业业绩评价指标体系。使国有企业业绩评价指标体系成为一套通用性强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既体现出资人对企业的共性要求，又照顾不同的评价主体、不同企业及企业各成长阶段的个性特点，把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结合起来，在国家文件规定的评价体系与框架下，对评价指标的结构进行必要调整和扩充。然后，在吸收平衡计分卡优点基础上，把财务指标拓展分析到为实现财务目标所需的各种非财务指标中去，最终建立一个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有机结合的适应外部评价的企业经营业绩评价指标体系。

企业经营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应由两部分组成：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共性指标构建以出资人追求所有者权益最大化，兼顾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前提，以财务层面指标为基础扩展分析到客户层面、技术创新层面、生态环保层面指标，形成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果链，系统地、全面地、综合地反映企业经营业绩。个性指标由评价主体根据企业所处行业和特点，综合考虑企业成长各阶段财务特征等因素确定，具体指标在可供选择的指标中选定。

通过完善国有企业业绩评价指标体系，使新指标体系中财务层面的评价指标与非财务层面的评价指标有机结合，清楚地揭示各个层面之间的因果链关系，有效地克服单一财务指标所导致的企业行为短期化、业绩静态化、评价片面化。

2、统一指标计算方法。为了客观地评价企业财务状况，也为了能在不同企业之间进行比较，各项指标的计算必须统一，同时其统一标准应以能客观反映和充分说明该项指标的含义，增强指标的可操作性。

3、增强企业动态经济状况分析

国有企业业绩评价指标体系，不应该仅仅只是考虑对历史数据的静态分析，还应包括反映企业动态经营状况的指标，这样才能更加客观评价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比如说应该考虑或有事项预计损益和日后事项损益等项目对绩效评价的影响。通常，企业只考虑或有事项带来的损失，对于将来可能产生的收益，根据谨慎性原则不作预计，但在企业经营中，有时却会对业绩评价带来重大影响，因此，不应只考虑或有损失，而应该综合考虑或有损益。另外，计算业绩评价指标依据的企业会计资产负债表日至计算分析的实际时点期间，企业可能会发生重大的日后损益事项，这种重大损益事项足以影响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公正评价，因此，考虑这些因素，可以看作是对企业静态财务数据的动态修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因分析数据的历史性因素所造成分析结果的误差。

国有企业篇9

一、覆盖了对金融和非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

自国资委于2003年成立之后所通过的法规或规章，比如《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下文简称“3号文”）等，均未将金融类国有企业纳入其中（3号令虽然是国资委与财政部联合，但不论是国资委还是财政部均认为该规定不能直接适用于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该法所体现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其一是第11条第二款“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授权其他部门、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以兜底的方式囊括了国资委之外的其他监管部门；其二是第76条“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与监督，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在肯定了金融类国有企业监管的一般性特征的同时，为金融类企业的特殊立法规定留出了缺口。

二、定义“企业改制”，弱化对次级企业的直接监管

《企业国有资产法》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创新，就是明确定义了“企业改制”，仅含三种情形：一是国有独资企业改为国有独资公司；二是国有独资企业或公司改为国有控股公司或非国有控股公司；三是国有控股公司改为非国有控股公司。除此之外，不影响控股地位的国有资产转让行为均不属于“企业改制”。该法定义“企业改制”当然具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之一可能就是加强对涉及控股地位等国有股权转让的监管，同时弱化对不涉及控股地位等国有股权转让的监管。但这一点在该法中并没有明文支持，有待后续规定的进一步明确。

另外，对于次级企业监管的弱化，则早在2003年国资委3号文中就有了体现。该文规定，所出资企业决定其子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其中，重要子企业的重大国有产权转让，需要同级国资部门会签财政部门后批准。可见，对于企业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国有股权，一般来说不再需要行政审批，而只需要作为其股东的一级国有企业同意即可。

三、以完善公司治理的方式保护企业国有资产

注重以完善公司治理的方式来实现对企业国有资产的保护，可以算是《企业国有资产法》又一个较突出的特点和创新了，其17条第二款便规定国家出资企业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

该法的第34条和40条规定，重要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的合并、分离、解散、申请破产等，以及企业改制，在“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在做出决定或者向其委派参加国有资本控股公司股东会会议、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代表做出指示前，应当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这表明，涉及国有企业分立、合并、解散、破产、改制等重大行为的，政府审批行为在时间上先于股东大会决议。而在此之前的各项文件均无此规定，相反，3号文甚至要求政府审批的报批文件中就包括公司内部决议文件。

此外，《企业国有资产法》还专节规定了与关联方交易的限制性条件，也是保护国有资产制度上的一项创新。并且其72条规定，在涉及关联交易、国有资产转让等交易活动中，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该交易行为无效。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公司法》第22条的身影，可以说，这是《企业国有资产法》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同时，与《公司法》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

四、《企业国有资产法》框架下的国有产权转让问题举要

（一）转让方式

国务院于2003年和2005年分别转发的国资委文件《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中，也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改制包括“转让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国有股权或者通过增资扩股来提高非国有股的比例”，并且需要履行审批、评估、公开交易等程序性要求。

可见，以认购增资形式稀释国有股权的，属于转让国有资产的形式之一。在实际操作中，非国有资产认购国有企业的增资扩股导致国有股权比例下降，同样适用国有资产转让的相关规定。

（二）转让批准

在目前阶段，国有资产转让的批准主体包括各级监管部门和所出资企业，即一级企业。其中，对于各级政府直接出资的一级国有企业，由该级政府的国资监管部门批准；对于其间接持股的次级企业，由该一级企业批准，而不再由国资监管机构直接审批。当然，符合特定条件的还需要报同级政府批准。

（三）清产核资

《企业国有资产法》所述“企业改制”并非2002年《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所称改组国有企业，后者并没有国有产权转让前后的控股要求，范围更大。而此前相关规定要求进行清产核资的范围也较新法为广。其中3号文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事项经批准或者决定后，转让方应当组织转让标的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开展清产核资。

在上述情况下，上位法的“企业改制”与下位法的“国有企业改组”的内涵和外延如何协调，不符合“企业改制”的国有资产转让是否有可能免去清产核资程序等等，这些问题也许还有待进一步的解释。

（四）资产评估

资产评估，通过提供客观价值标准的方式防止国有资产的贱卖，是从交易价格角度保护国有资产的有效方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第47条对资产评估的规定为：“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合并、分立、改制、转让重大财产，以非货币财产对外投资，清算或者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规定应当进行资产评估的其他情形的，应当按照规定对有关资产进行评估。”目前，非金融类国有企业资产评估适用的办法是2005年国务院国资委的《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根据该办法，国有资产评估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相结合的制度。

国有资产评估的备案制，整体上来说实行“谁批准，谁备案”的制度，即由国务院国资委批准的经济行为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由国务院国资委负责备案；经国务院国资委所出资企业（即中央企业）批准的经济行为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由该所出资企业（中央企业）备案；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所出资企业的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分工，由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行规定。

而金融类国有企业的资产评估，目前仅有2001年财政部颁布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根据笔者向财政部金融司咨询的结果，有关金融类国有资产评估的规定正在制定中，而实践中基本上还是参照国资委的文件操作。

需要注意的是，经过评估并经认可或核准的价格为交易价格的依据，当交易价格低于评估价格90%的时候，必须暂停交易，待获得原批准机构同意后方可继续交易。

（五）公开交易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54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遵循等价有偿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以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所公开进行。此前，在2002年《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2003年3号文、2004年《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2006年《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办发［2003］96号（转发）和国办发［2005］年60号（转发）等诸多文件中均明文规定了公开市场交易制度，并且规定选择产权交易所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

需要注意的是，不论《企业国有资产法》还是上述其他文件，均在要求公开交易的情况下，为协议转让国有资产留出了缺口（需要履行特别的批准程序）。2006年《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列出了允许协议转让的条件：

（1）关系国民经济关键行业的，转让后仍保持国有控股；（2）如果转让行为发生在所出资企业内部，则转让方和受让方应为所出资企业或其全资、绝对控股企业。

但是实践中，符合了上述两个条件之一，并不意味着一定可以协议方式转让，还需要“按照转让方的隶属关系，中央企业由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地方企业由省级国资监管机构批准”。所以在转让国有产权的实践中，仍然要以公开市场交易为原则，以协议转让为例外，因为审批部门对协议转让的批准非常谨慎。

（六）变更登记

国有企业篇10

关键词：新形势；企业档案；流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进行，现代企业制度得到建立和发展，国家的社会环境、传统发生了制度创新，尤其是在现如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企业档案的流向给国有企业的档案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课题，是档案管理员应该深思和研究的方向。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占得一席之地，大多数国有企业都纷纷重组改制，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了，那么这些产权发生变动甚至是破产的国有企业的档案该何去何从呢？因此，新形势下企业档案的流向问题成了讨论的热点。

首先，先谈一下国有企业产权变动中档案的流向问题。

针对国有企业产权变动中档案的流向，1998年由国家档案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联合了《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暂行办法》，在原则上对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的档案做出了处置：

1.基建档案、设备仪器档案随其实体归属；产品、科研档案（其中含专利、商标、专有技术等档案）按有关政策法规办理，没有规定的由双方商定处理；会计档案按财政部、国家档案局《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执行；法律、行政法规有特殊规定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生产技术管理、经营管理档案由双方商定，可移交接收方，亦可随党群工作、行政管理档案移交企业主管部门或寄存所在地国家档案馆；

国有企业之间兼并的，被兼并企业的档案归属于兼并企业或新设置的企业，由兼并方统一管理，单独保存。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合并，其档案处置按国有企业之间兼并的档案处理办法办理；

国有企业被集体、私营和中外合资、合作等非国有企业兼并的，其党群工作、行政管理、生产技术管理、经营管理类档案按隶属关系移交企业主管部门或寄存所在地国家档案馆，也可由企业主管部门或所在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定有关企业代为保管；

国有企业整体出售给国有企业的，其全部档案归属于买方；国有企业整体出售给集体、私营和中外合资、合作等非国有企业的，其档案处置按第1条规定办理；

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租赁的，其档案处置列入双方合同契约。承包、租赁前该企业的全部档案由发包、出租方安全保管，承包、承租方可以按有关规定查阅利用；承包、租赁期间形成的档案，由承包、承租方按国家有关规定负责收集、整理、保管，承包、租赁期满，向发包、出租方移交，并拥有使用权；

国有企业以其全部资产改组为股份制企业的，改组后的档案另立全宗，由股份制企业管理。国有企I以部分资产改组为股份制企业的，进入股份制企业的部分，其改组前后的档案分立全宗，由股份制企业管理；未进入股份制企业的部分，其档案由原企业自行管理。

有了《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暂行办法》，就能以其为根据，对国有企业产权变动中档案的流向依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因为“大连市主管企业改制的有关主管部门认为，企业由国有性质变为民营，意味着原国有资产已经全面改变性质；而转制后的企业工作与原企业具有连续性，需要经常不断地利用档案。从企业工作衔接和发展的角度出发，档案留在转制后的企业更为有利”[1]，所以我认为在根据具体情况对国有企业产权变动中档案的流向进行分析时，应该尽可能使档案留在专制后的企业。

国有企业兼并集体企业的，则集体企业的档案归国家所有；集体企业兼并国有企业，经双方商定，国有企业档案可以成为集体企业档案的一部分。但是对兼并企业档案的管理要注意的是，兼并与被兼并企业在兼并之前的档案，应各为一个全宗；被兼并企业在兼并之前的档案被兼并企业接收后，应单独管理，不能和兼并企业的档案合并在一起管理，更不能相互混淆。

整体出售给国有企业的，则档案应归属于买方；企业出售给私营企业的，经双方商定，则档案可以由买方接收。当然为了掌握出售企业的档案情况，出售企业可向主管部门或档案馆报送一套档案移交目录或移交书，以便企业主管部门或档案馆掌握出售企业的档案流向，备作查考。那些与本企业发展关系不大，但是又涉及保密或对其它方面有保存价值的档案材料，在经得买方同意的情况下，出售企业应单独整理，移交到企业的原主管部门或同级档案馆。至于涉及知识产权及专利的档案材料，在企业出卖时应作为无形资产一同出售给买方；如若买方不要的，可以移交给企业的原主管部门或同级档案馆。

其次，再谈一下国有破产企业档案的流向问题。

针对国有破产企业的流向，以上海为例，1999年由上海市档案局、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联合制发了《上海市国有破产企业档案管理规定》，在原则上对上海市国有破产档案做出了处置：

1.破产企业属产权范畴的科研、基建、设备、产品档案随产权的变更而转移；其它档案应当移交给企业主管部门管理；无企业主管部门的应当按管理权限移交给市或区县综合档案馆代为保管；

2.破产企业被拍卖的，记载国有资产的档案须经资产评估后，方可有偿转让给买方；企业党群工作、行政管理、经营管理档案及会计档案等不需转让的，由地方综合档案馆或新型档案机关接收；

3.破产企业产权出让给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不需转让的档案可移交原企业主管部门管理；

4.破产企业档案清理移交工作应当与国有资产清算移交工作同步进行。在企业资产评估中应当包括记载企业无形资产（商誉、商标、专利、专有技术等）的档案；

5.下列破产企业的档案应当由市或区县综合档案馆无偿接收：（1）企业历史较久，建国前在本市、本地区的工商企业发展史上有一定影响和地位的破产企业档案；（2）企业建国前的历史档案已经被市或区县综合档案馆接收进馆的破产企业档案；（3）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对本市、本地区经济发展曾起着重要影响并具有一定地位和作用的破产企业档案；（4）属本市、本地区首家破产的破产企业档案。

《上海市国有破产企业档案管理规定》只是提供了一些处事原则，具体问题仍需具体分析。

根据《上海市国有破产企业档案管理规定》，企业在破产以后，除作为资产转移的设备、基建档案随产权变动与实物移交外，其余档案则向企业主管部门或市或区县综合档案馆移交，不随企业的破产拍卖而卖给私营企业。但事实上，档案馆不可能完全接受破产企业的档案，这就意味着需要一个中间机构来暂时接收，而且应该是有偿的。

破产企业产权拍卖给外资企业的，其档案不能随着企业产权的拍卖而卖给外资企业。许多国有企业的档案除具有自身使用价值外，还具有社会使用价值。每一份企业档案都可能有社会使用价值，而这种价值又是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才能显现出来，这是形成档案的企业是无法鉴定和判断的，只有通过档案馆才能完成这种工作。如果将破产企业档案卖给外资企业，也意味着将企业档案的社会使用价值同时卖给了外资企业，而且，这样也不利于保密和技术安全。因此，不能将破产企业的档案卖给（或移交）外资企业，而只能由档案馆鉴定接收。

最后，再谈一下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终止时档案的流向问题。

针对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终止时档案的流向，1994年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档案局联合下发了《外商投资企业档案管理暂行规定》，在原则上对外商投资企业档案档案做出了处置：

外商投资企业终止、解散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营企业的档案交由原中方合资、合作者妥善保存，或向当地国家档案馆移交。外资企业的档案按以下情况，分别处理：

1、外资企业延长期限、分立、合并或其它事项变更的，该企业的档案向变更后的企业移交；

2、外资企业期满或依法宣告破产的，该企业的档案向上级或所属市、区、县档案馆移交；

3、外资企业因违反法律、行政规章被依法责令关闭的，按照有关机关的决定处理；

4、原企业根据需要可保存有关档案的复制件。

总的来说，外商投资企业的档案只能流向中方，要么由中方合作者保存，要么移交档案馆。

总体来说，我认为国有企业产权发生变动或是破产后的档案，大部分还是应该流向接手下来的企业，这里大部分的档案指的是与企业生产有关的档案。无论国有企业是发生兼并、出售亦或是破产，原企业的档案留在接手的企业比起留在档案馆更为有利，因为企业档案记录了原该企业生产的全面情况，留在接手下来的企业有助于其日后的生产发展。在与企业生产关系不密切的档案中，将那些需要保密的、与国家发展有联系的、具有长远保存价值的企业档案向档案馆移交，余下的企业档案可有偿流向一个中间机构。

在新形势下，对于企业档案的流向，我们只能如同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不断积累经验，尽可能使企业档案有最佳的流向，使企业档案能最好地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所用。

参考文献

[1]包晓海.破产与转制企业的档案处置问题应区别对待[J].中国档案，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