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范文10篇

国有企业范文篇1

一、债权债务管理在国有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国有企业资金的良好运作。国有企业运营过程中，通常会有较多的债务关系。实际上，债权债务既是企业对外的负债，同时也是企业经营运转的成本来源。因此，对债务进行管理相当于对企业的资金进行管理。只有合理的运用企业的资金，才能有助于保障企业的良好运作，进而为企业创造出较为丰厚的利润。在国有企业的经营运转之中，会涉及到多种类型的资产，如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等。其中，债权债务属于流动资产。流动资产等流通情况对企业的整体经营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当债权债务的流通速度越快时，企业的效益往往越高。由此可见，债权债务管理在国有企业管理中十分重要。（二）有利于防范不良债权的产生。在国有企业的债权债务之中，当出现不良的债券时，会对企业的经营运转带来负面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变革，国有企业债权债务管理方式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得多样化，尤其是在互联网兴起和普及之后，支付宝微信等多种在线支付方式的出现，不仅给企业的资金管理带来了方便，同时也使资金的风险增强。当资金出现风险时，就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管控。反之，如果管控力度不足，很容易造成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券的产生。因此，在资金的流通过程之中，应该对流通交易的细节做好把控和监管，以便及时发现风险，合理避免风险，并第一时间解决风险问题，尽量避免不良债券的不良影响。（三）为决策层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国有企业运转之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既是资金，财务管理是进行资金管理的重要举措，在企业的经济之中必不可缺。而同时，国有企业有许多项目计划需要领导阶层来安排，为了制定更适合企业发展的项目决策，企业高层应该充分了解企业的经营现状，而了解企业的财务管理就是其中必要的内容，而在企业的财务管理之中，债权债务是重要的组成之一。由此可见，强化对国有企业债权债务的管理，对企业高层的经营决策十分重要，当管理进行的科学而合理时，有利于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并且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二、国有企业债权债务财务风险防范存在的问题

（一）债权债务的防范意识不强。国有企业的经营运转之中，存在许多的经营风险，同时也面临着和其他企业之间的竞争。因为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较为激烈的竞争，部分国有企业为了获得表面上的高利益，往往冒着很大的风险。通常，国有企业的债权债务防范意识不强。国有企业在资金流通，尤其是在收款之前应该进行充分的评估，确定付款人是否有能力并且能够偿还债务，只有有条件偿还债务的付款人，才可以对其采取赊账。反之，如果评估表明付款人无条件偿还债务，国有企业则不应该予以其赊账。然而，国有企业为了账面的高营业额，会忽略评估的重要性，而使不具备赊账资格的人赊账，也因此造成企业经营中许多资金无法收回，对企业的经营造成较大的损失。（二）债权债务的防范水平有待提升。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债权债务的防范意识不强，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债权债务的防范水平有待提高。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已经能够具有一定的防范意识，但是整体防范意识仍旧比较落后，而且防范的方式也较为落后。国有企业存在较多的债权债务，国有企业有专人负责追讨债权债务，要想成狗追讨债务需要有适当的方法，并且在适当的时间成功的几率越大。当前，部分国有企业为了顾及债务人的面子，也担心破坏客户关系，直到最后一刻才开始追债。而且，有时候在合适的时间，也因为各方面的理由错过了追债，由此一来，国有企业的债权债务问题日积月累越来越严重。（三）债权债务的防范机制不健全。国有企业的经营涉及到的环节较多，债权债务作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国有企业应该对此建立健全的防范机制，严抓每一步的管理，才能做好完整的债权债务财务风险防范。然而，实际上，当前多数国有企业，在防范机制的建立上有许多需要提高之处。部分国有企业，建立了防范机制，也设立了防范部门，但是在管理上不到位，使防范机制和防范部门无法发挥出应用的作用。部分国有企业，甚至尚未建立防范机制和防范部门，平时对风险不予考虑，直到面临风险时才开始想举措。并且，互联网在当今支付中越来越重要，也需要越来越多的维护，而国有企业对此的维护力度也尚不足够。

三、提升国有企业债权债务财务风险防范水平的措施

（一）加强债权债务的会计核算。国有企业的债权债务管理属于财务管理的一部分，因此，其中涉及到较多会计管理的内容。同时，国有企业涉及到的债权债务范围较宽，在具体的管理上应该细分管理，使不同的会计管理运用到合适的环节之中。在国有企业的债权债务管理中，应该充分把握债务的还款时间，并且应该选择适当的时间进行追债，这些都需要会计核算来合理把控。会计核算应该是科学的，国有企业应该确定其会计核算的流程，将债务债权相关的收支清晰记录，并且预见性的预防和控制可能存在的风险，在综述及其他风险发生时第一时间给予管控。（二）及时有效的清理债权债务。国有企业如产生不良债务，将对企业的经营运转造成不良的影响。实际上，完全避免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有非常大的难度，但是在国有企业的日常经营中，及时做好债权债务的清理十分重要，可以较大幅度的降低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国有企业在涉及到赊账时，双方应该签订好合同，明确好双方相关的各项细则条款。并且，国有企业应做好充分的预防工作，事先确定好债务的追缴方式，并且保留债务期间的所有证据，以备发生不良债务时合理保护企业的利益。（三）改善部门之间协调性。国有企业涉及到的环节较多，需要不同部门共同的参与和配合。如果各个部门之间掌握的财务信息不尽兴共享互换的话，就会显著增加企业出现财务风险的概率。实际上，当前国有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性仍有待改善，各部门在信息的同步上存在滞后性。对此，国有企业可尝试构建企业网络体系，及时收集并同步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并且能够使各部门之间的问题第一时间得到解决，避免时间上的滞后和浪费。同时，国有企业也应该在企业内部选拔专人负责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通过及时沟通和交流的方式增强企业部门之间的协调性，从而使国有企业的经营取得更好的效果。（四）完善债权债务管理体系。为了使国有企业的债权债务得到良好的管理，应该建立健全债权债务管理体系。因为国有企业经营之中涉及到的环节较多，在管理体系的建立时应同时充分考虑相关的维度。对于当前国有企业中已经建立的管理体系，应该检查其是否满足债务债权防范要求，如果难以满足要求应该对其进行改善，使之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于当前乃至今后的市场需求。企业的发展需要考虑到的内容较多，在对债务债权进行监管的同时，也应该对国有企业的员工进行监管，使其能够更好的发挥出岗位的作用。

四、结束语

当前国有企业债权债务财务风险防范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债权债务的防范意识不强，债权债务的防范水平不高，债权债务的防范机制不健全。因此，造成企业经营中许多资金无法收回，对企业的经营造成较大的损失。对此，为了提升国有企业债权债务财务风险防范水平，应该加强债权债务的会计核算，在具体的管理上应该细分管理，使不同的会计管理运用到合适的环节之中。及时有效的清理债权债务，较大幅度的降低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改善部门之间协调性，使不同部门共同的参与和配合来完成企业经营。完善债权债务管理体系，使其满足债务债权防范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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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芳.试论铁路企业债权债务管理相关问题与应对措施[J].新经济,2016(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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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范文篇2

关键词：国企改革国有企业投资并购

1国有企业投资并购的基本问题

1.1国有企业并购的基本含义及类型。企业并购主要包含了企业的兼并与收购，主要是在国有企业法人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借助于资金补偿等方式来实现兼并与收购。从投资并购的最终目的来看，主要是为了增强国有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使得国有企业的发展能够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一般情况下，国有企业并购主要包含以下类型。1.1.1横向并购。横向并购的对象主要是同一产业或者行业，在并购上存在生产经营产品种类的同一性或者相似性。从横向并购的实施效果来看，并购扩大了企业的整体规模，使得企业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赢得竞争优势。但是，横向并购的实现同样也会带来一定的行业垄断等问题，不利于市场的良性发展。1.1.2纵向并购。纵向并购的对象为与企业某个特定生产环节相关的企业之间的并购，从纵向并购的实现过程来看，其多发生于采购环节。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有些企业为了与原材料供应商之间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或者要保证企业生产中原材料供应的及时性所实施的一系列并购活动。从纵向并购的实施效果来看，国有企业实现了产业链、价值链等整合，保证了企业采购的效率与质量。1.1.3混合并购。混合并购的对象为不同行业、领域之间的并购，此并购过程主要是企业为了扩大自身的生产经营规模、实现多元化发展而进行的。混合并购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总体竞争力，改变了企业原有的单一的产业结构，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显现了企业的现代化发展。1.2国有企业并购的特点。1.2.1与外来资本的有效融合。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一些外来企业逐步进入市场，加剧了市场的竞争，使得各个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由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受到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其发展模式较为固定，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外来资本的进入使得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并购等实现与外来资本的融合，从而为国有企业注入新的发展活力，实现国有企业的创新发展。1.2.2强强并购趋向明显。强强并购主要是双方企业为提高市场竞争力、占据有利的市场份额而发挥各自的优势所进行的并购活动，强强并购有效避免了竞争，推动了企业经营活动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双方的利益共享。有关数据显示，制造业并购活动的出现最为频繁，其推动了各个制造企业的长远发展。1.2.3企业并购地域分布不均衡。在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地域不平衡性，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内陆地区，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等，其具有内陆无法比拟的市场与资源优势，企业的发展速度快，再加上其本身的地理位置优越，为并购活动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前提。在国企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投资并购表现为突出的地域分布不均衡特征，阻碍了一些地区的发展。

2国有企业投资并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估值与报价差距。国有资本并购其他企业时估值与报价差距大，造成难以审批，甚至优质标的流失。国有企业被并购时，估值的偏差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国有资产流失，严重阻碍了国有企业的长期发展。从广义上来看，国有资产主要包含了国家的财产、物资与债券，其流失主要包含了交易性流失与体制性流失两种。前者主要是交易过程中对于资产评估不准确所引发的，属于人为造成的流失。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是不断探索的发展过程，存在着制度不完善等行为，这就加剧了国有资产的流失现象。体制流失性流失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本身的体制问题所引发的，使得在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存在着资源浪费等。与交易性流失相比，体制性流失主要是由制度缺陷所引发的，因此，其无法追究个人的责任，因此，其对于国有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更大。2.2并购交易中的风险。国有企业投资并购具有风险与收益共存的特点，在并购过程中的风险具有客观存在性，并且随着投资并购活动的开展，企业发展中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风险难以预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对于并购风险的识别与预防至关重要。国有企业并购风险主要包含决策风险、运作风险与资源整合风险等。其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运作风险。投资并购的谈判阶段由认识偏差等造成。(2)隐藏诉讼风险。主要是被收购方在并购过程中故意隐藏法律诉讼，使得收购方也就是国有企业面临着一定的财务风险等。(3)经营风险。主要是由于投资并购后资源整合不充分所引发的。(4)资产与财务风险。主要是由资产评估不准确等引发的。(5)欺诈风险。主要表现在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等方面。

3国有企业投资并购制约因素

3.1企业并购法律规定不明确。国企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投资并购要获得良好的效果，必须要有良好的市场环境的支持。国有企业的投资并购还涉及诸多的法律法规等。虽然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我国陆续出台了有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是依然存在着法律法规制度的不完善。比如，一些立法的可操作性不强、权威性不足，对于并购过程中的一些不规范行为不具有法律的约束意义；并购法律法规缺乏统一性，不同的法律法规存在内容上的交叉性。总之，法律规定的不明确导致国有企业投资并购中没有相对完善、统一的法律参照，严重影响了并购的顺利进行。3.2资产评估不合格。国有企业的投资并购中，资产评估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我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评估中，缺乏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导致在国有资产的评估上存在评估方法不科学、结果不准确等问题，造成了投资并购过程中被并购企业及其员工的权益损失。一般情况下，资产评估不合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评估机构不规范，资产评估市场混乱，一些评估机构的资质不足。(2)评估方法不科学。资产评估方法的选择上，没有结合被并购企业资产的实际情况来选择。(3)实际值与评估值存在较大的偏差，主要是评估过程中个人因素的影响。3.3并购交易操作不规范。并购活动中，收益与风险并存，因此，为有效应对并购过程中的风险，国有企业必须从平台建设、法律完善、组织协调等角度出发，保证并购的顺利进行。从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投资并购的现状来看，存在着明显的并购交易操作不规范现象，主要表现在：(1)并购审批制度不完善，我国现行的并购审批制度混乱，可操作性差，无法满足市场经济下企业并购的要求，使得在并购过程中无法对有关的并购过程起到法律约束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其监管职能。(2)产权关系界定混乱。企业出资者与企业资产的关系责任划分不清晰，使得在并购过程中常常存在着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等。(3)产权交易市场处于发展初期，存在严重的行政干预行为。

4国企改革背景下的国有企业投资并购的对策建议

4.1战略目标的整合。以某国有旅游企业的投资并购为例，被并购对象为一小型旅游企业，在并购过程中，企业之间要实现战略目标的整合，重组整合以分析双方的优势与劣势为基础，实现在并购过程中的资源互补，保持战略目标的一致性，厘清整合以后双方要达到的发展目标，并确定并购以后双方的战略定位等。以该国有旅游企业为例，在并购以后，国有企业要积极推行全域旅游，构造城镇化扩展模式的旅游发展思路，并购双方要携手打造旅游全产业链，投资完善与旅游相关的交通、基础设施等项目，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从而提升旅游项目的总体价值。4.2管理整合。在并购以后，国有旅游企业要积极推行管理整合。一般情况下，并购整合工作往往在新任经理的带领下进行，但是有些新任经理在并购以后往往更为关注企业的利润率与市场占有率等指标。因此，对国有企业投资并购而言，必须积极引进专门的整合经理人，保证管理整合的效率与质量。重组整合过程中，企业要尽量压缩委托成本，避免企业管理层的冲突与矛盾，保证企业各个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加强旅游企业并购双方的沟通与协调，避免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各种问题。4.3发挥政府作用。由于国有企业的性质较为特殊，其在投资并购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调整政府在国企投资并购中的角色定位，使得政府能够在投资并购中发挥其服务性指导作用。国有企业的投资并购行为涉及的是国有资产，因此，必须有政府的参与，比如，政府可以在投资并购过程中加强对区域相关企业信息的整合，为国有企业的投资并购提供信息服务，使得国有企业可以在投资并购中具有信息优势。4.4人力资源的整合。国有企业的投资并购会扩大企业的规模，使得企业的管理范围进一步扩大，企业的产业链逐步延伸，而这一系列的变化都必须依赖专业的管理人才，才能够保证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因此，投资并购模式下，必须加强人力资源的整合，在并购初期，为保证并购活动的顺利开展，往往实施的是集权管理，保证权力的集中化，使得在并购过程中整合活动等可以顺利进行，提升并购企业的管理能力。在并购以后，人力资源整合的实施可以优化企业的人才结构，使得并购后企业可以充分发挥人才的优势，提升企业的整体发展水平。

5结语

国有企业的投资并购是国有企业融入市场的重要途径，各个国有企业要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积极进行投资并购，改变企业传统的产业结构，实现国有企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创造发展契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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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娟.国企改革背景下的国有企业投资并购研究[J].财会学习,2019(14).

国有企业范文篇3

尊敬的党组织：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阶段，做为国有企业的一名共产党员，我认为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越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越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国有企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企业发展的历程表明，党建工作始终是国有企业的独特政治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现企业科学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从党的十六大召开以来，国有企业党的建设进行了许多新的探索，企业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有了新的提高，在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服务中心工作、凝聚职工群众、推动企业科学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主动适应深化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要求，主动适应参与国际化竞争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新特点，主动适应企业党员职工队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发生的新变化，不断提高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水平，为实现国有企业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证。

国有企业作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参加单位，在学习实践活动中进展顺利、扎实有效，有力地推动了企业的科学发展。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抓好整改落实后续工作，把巩固和发展学习实践活动成果作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特别要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上多下功夫，努力把企业党组织建设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强战斗堡垒。并要以发展为中心开展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抓好党建促进企业发展，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创新优势和科学发展优势。要确立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政治核心地位，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要把领导班子建设作为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核心任务，深化企业人事制度改革，提高企业领导人员能力素质，加强管理监督、保证廉洁从业。要抓好企业生产经营一线党支部和党员队伍建设，广泛开展以“四强四优”为主要内容的创先争优活动，巩固和拓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动员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为推动企业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国有企业肩负着光荣使命和艰巨任务。国有企业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保持国有企业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当前首要任务，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优化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作为强大动力，以推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作为重要手段，以完善公司治理作为关键措施，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作为根本保证，努力促进国有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国有企业范文篇4

关键词：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府职能;风险管理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国有企业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黄金时期”，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国有企业抓住时机，扩大投资规模，改善投资结构。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不断加快“走出去”步伐的同时，在海外频繁遭遇各种阻力和限制，常被质疑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有强烈政治目的。面对指责和质疑，我们应当做的是进行理性的分析。因此，本文以我国的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国有企业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知识，着重研究国有企业在外现状和制约因素，并给出相关的建议，为以后的企业在外进行投资提供经验。

一、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21世纪以来，以我国国有企业为主导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的特点。如今，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拥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个别企业在某些方面也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象征。(一)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得成绩。如果说1992年的改革开放使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2001年加入WTO使中国走进了世界。那2013年的“一带一路”战略无疑使中国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目光，2013年~2016年中国对世界的直接投资净额明显呈上升趋势；对亚洲、北美洲的投资净额增加；由于非洲战乱频发，近年来减少了对非洲的境外直接投资，说明了我国已经有意识到境外安全对投资的重要性了。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深化，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大致呈上升趋势，对外合作金额和完成营业额逐年上升，说明，我国很多企业已经适应了境外的投资环境，同时能很好地完成承包工程业务，为企业带来了经济效益。同时，劳务合作派出人数几年来一直呈稳定趋势，这也增加了我国的就业机会。(二)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问题。虽然我国的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没有全面考虑境外投资安全。一个境外的投资项目，最关键的就在于投资国能否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而中国目前在对外投资承包工程上的主要市场如中东、北非地区局势依旧动荡，这些地区的不稳定因素给我国的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其次，没有考虑一些能源项目发展对投资国环境的不良影响。由于我国多数的国有企业大多数以资源类企业为主，这就使企业在对外投资建设中往往忽略能源资源利用等对投资国环境的影响。部分国家为了防止境外投资对本国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在环保、属地化经营、市场准入等方面对外国投资项目和企业的要求和限制日益增多。如：文莱能源部要求外国石油公司更多通过本国公司进行采购和维护，同时要求中国企业增加对本国的就业贡献。最后，部分国家受到“中国威胁论”影响。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部分国家对华政策开始发生转变，他们认为中国如今的快速崛起会对本国造成不利影响。一些国家常以保护本国命脉产业为由，出台各项法律并在各个层面设置多种审查，企图阻断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而这些不利的源头莫过于“中国威胁论”。部分外媒恶意诋毁中国制造，对中国商品进行各种猜忌，惧怕市场竞争。构筑各种贸易壁垒阻止中国商品进入该国市场。可是他们却忽略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个国家在商品制造过程中互利互惠的事实。

二、制约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主要原因

虽然，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存在问题的原因具体可以从外部原因与内部原因两个角度分析。(一)制约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外部原因。1. 国有企业投向国的政权不稳定。一方面，由于非洲的政治动乱问题，我国在非洲的一些投资项目被迫停掉，而这些项目给我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另一方面，政治危机会对我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产生了严重影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不断发生。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出口的商品质量越来越高，这就使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市场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商品的抵制力度。同时，特朗普的上台也给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一定的影响。美国时间2018年3月22日下午，特朗普正式宣布将对中国的多项产品征收关税，其中主要针对智能科技和通信产品，以及其他涉及知识产权纠纷的领域。特朗普宣布征收关税将涉及到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这是现代历史上美国总统对中国开出最大的一笔“罚单”，这也标志着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正式打响！特朗普这一举动为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2. 投向国经济环境危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经济基础脆弱。在东南亚，尤其是泰国，由于本国经济实力不强，无法抵挡过高的利率，从而使本国的经济项目上长期存在着逆差，本国自己无法调节汇率。同时，由于1997年的房地产的泡沫问题，泰国的一些金融机构还未从阴影中走出。由于受到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泰国的金融体系更加脆弱。3. 舆论效应。我国国有企业在境外投资中往往忽略了与当地民众、媒体的沟通。这就可能会使某些当地激进组织或者敌对势力利用这个问题给我国投资项目上带来一些不良影响。如中国在参与缅甸最大的水电项目时就曾遭到恐吓。这就严重损坏了我国企业在国外的利益。不仅如此，由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多是矿产、能源等方面，许多投资国政党为了迎合当地选民，不惜一切地推出保护本国资源的条令，这也给中国的对外投资扩张带来了不利影响。(二)制约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内部原因。1. 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单一。随着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愈演愈烈，各个国家的对外投资方式也逐渐多元化。但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仍然以跨国并购、追求独立或控股为主。可是实际上对于股权来说，现在大部分的国际企业的股权由于上市，基金投资参与等原因非常分散，所以我们只要能拥有对公司的控制管理权就可以。如果担心未来会发生恶意收购的局面，大可以和公司其他股东进行协同效应，或者寻求专业的金融机构进行股权保护。因此，应尽力做到对外投资方式的多元化。2. 国有企业在外投资的管理不完善。我国国有企业在境外投资时往往忽略了整合之后的企业管理。基本都是从人才角度出发，仅保留原来的高层或者直接吞并整个团队并进行垂直化管理，这就忽略掉了企业的管理制度、规模、结构等，只一味地照搬照抄国内企业制度或者一些跨国企业公司制度，没有从实际出发，没有考虑投资国当地的投资环境。3. 企业缺乏对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清晰认识对外直接投资是否适合企业的发展、企业有没有能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国市场如何、应采用哪种方式进行投资等，这些问题都决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因此，我国企业在投资前应全面地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因素，努力提高自身的风险防范能力，从而提高竞争优势。

三、积极促进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个企业想要发展壮大，都必须适应企业所在国的实际国情。可以说，企业的外在发展离不开政府，这就需要政府能够发挥好自己的职能。同时企业自身也应该明确自己的位置。(一)灵活运用经济手段。在经济运行上，可以说政府的一些行为直接影响经济领域和市场空间，政府需在领导时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准备，给予企业的相关经济扶持。财政上应扩大财政方面的支持，加大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财政预算，根据一定需要，通过财政转移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对国有企业实行财政补助；税收上应完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管理，逐步实行合理的优惠政策。如：关税优惠政策、所得税减免政策等。还要加强投资保险，进行定期评估、调整、完善、扩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信用保险额度。(二)完善政府监管职能。在政府体制上，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投资环境，我国政府应该建立一部适合我国实际情况同时又能与国际接轨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该法能给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主体、财政财务等进行明确的规定与要求，能更好地保证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另外，政府需在原有的管理体制上作出相应的改变，在执行相关职能时应更多地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同时积极引导企业，给予企业相关的政策扶持。(三)提升企业自身实力。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时，必须熟悉投资国的环境，遵守投资国的金融规则和法律法规，同投资国的人力资源与营销舆论网络进行友好的合作，尽力争取到当地政府的支持，较好地利用当地政府给予外来企业的优惠政策。另外，在进行投资活动时，主动融入当地社会，因地制宜，找到一条适合自己企业发展的道路。(四)完善境外安全预警机制。在风险预警上，由于当前世界战争动乱与政治阻碍频有发生，谁也无法保证企业投资国境内会发生哪些威胁。为此我国应建立健全的风险预警控制体系，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管理，以保障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利益。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各类的管理人员、技术人才等都陆续外派出国，如何保护这些外派人员的人身安全就成了重中之重。因此，我国应做好境外的人员安全管理，加强对境外的安全预警与防范，完善好各类应急处理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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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范文篇5

参考对执行力含义的理解，国有企业执行力就是由企业领导者发起并最先掌握，国有企业的各个管理层次、各个经营决策单位、各个岗位的职工贯彻执行经营者制定的战略决策、方针政策、制度措施、方案计划和实现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能力。简单地讲，国有企业执行力就是企业各级执行主体按照规定的标准，以一定的速度完成各种任务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应该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企业执行力的强弱程度将直接制约着企业的经营目标能否得以顺利实现。

2国有企业执行力存在的问题

2.1国有企业高层领导者决策水平不高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属性，现阶段不少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仍是通过行政任命或行政选拔的，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经营管理能力和权利，管理好坏与管理者本人经济利益也不存在密切联系，大大降低了高层领导者在管理方面的激励效果。另外，在许多经营管理者认为自己的角色定位就是描绘企业远景、定好策略，在战略制定后很少有领导者重视战略的执行问题，甚至是一些管理者在执行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不合理、缺乏人文关怀的制度，对职工没有激励作用，反而引起反感。

2.2国有企业中层管理者执行战略决策不科学中层管理者担负着执行和管理的双重角色。企业决策层制定的战略方案需要得到中层的严格执行和组织实施。在国有企业中，大多数中层管理者仅仅满足于简单地执行上级的决定，而不是科学地分析实际情况，提出更加合理的执行方案。另外某些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的制度和中层组织环节的脱节、缺失，或者是部门之间的壁垒重重，导致了组织结构与企业核心经营环节不配套，出现“责任者缺位”的现象。

2.3国有企业员工的执行能力不足在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中，依靠外在的力量将市场竞争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引入了国企之中。但是国有企业职工的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却没有完全与之相适应或同步。现代经济社会和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要求企业员工必须快速地适应和提高自身素质。然而在企业内部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员工培训机制，使得员工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对执行力不够重视，在对企业目标和任务的理解上难以统一，在具体执行时各行其是，难以形成有效的合力，进而影响企业整体的目标执行力。

2.4国有企业缺乏执行力文化的塑造企业文化是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是促进企业执行力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优秀的先进企业文化有助于企业形成强大的执行力，没有执行力文化的企业就没有内在的自觉执行力。目前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非常重视企业文化对员工的影响，但是很少有企业注重培养企业执行力文化。因此，国企改革不仅要注意正式制度层面的改革和建设，还要注意职工观念、意识等文化层面的转变。只有使企业职工的这些观念意识差距消失，国有企业才有可能最终成为真正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

2.5国有企业缺少科学的监督考核机制执行力的生成和养成是以切合实际的激励约束机制为依托和载体，没有一个好的激励约束机制，肯定没有执行力。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尚缺乏科学的监督考核机制，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是没人监督，二是监督的方法不对。前者是只要做了，做的好与坏没人管。或者是有些事没有明确规定该哪些部门去做，职责不明确，所以无法考核。常见的如有些企业中的管理重叠、交叉，导致有事情的时候没人负责。

3提升国有企业执行力的对策建议

3.1分层次培养国有企业员工的执行力执行的关键在人，针对国有企业执行力现状的分析，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努力提升我国国有企业各层次员工的执行力。如果每一位企业员工都能够真正接受“执行”的企业文化，根据各自的岗位特点，提高自身的执行能力，共同培育企业的执行力，企业的战略目标就一定能够顺利的实现。对高层管理者来说，要注重营造企业的执行文化；对中层管理者来说，要切实保证战略的执行效果；对基层员工来说，要通过培训提高战略的执行能力。

3.2构筑优秀的国有企业执行力文化要想让企业达成执行力，将企业塑造成一个执行力组织，就必须首先在企业内建立起一种执行力文化，执行力文化将成为一种新的企业竞争力。构筑优秀的国有企业执行力文化，需要从理念领先入手，引入先进的思路、模式、方法，促进企业经营理念和运营模式的转变，通过流程重组，建立以市场为导向、客户为中心、效益为目标的经营模式，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从而全面提高企业执行力。

3.3建立国有企业激励和约束机制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是企业最强的执行力。因此要激发和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必须做好绩效管理工作，构建企业激励和约束机制。具体来说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建立严格的绩效考核机制，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和考核内容，通过对员工工作业绩的考核，正确评价其工作努力程度；二是建立奖罚分明的激励机制。根据业绩考核结果，奖优罚劣，末位淘汰。使工作业绩突出的员工得到奖励，业绩较差的受到惩罚；三是在配套的激励机制基础上，建立合理的约束机制，否则员工只想得到好处，其行为就会偏离组织目标。

3.4建立国有企业执行力的科学流程明晰的业务流程是提升执行力的关键。在企业内部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流程，如采购流程、销售流程、新产品开发流程、售后服务流程等。建立执行力的科学流程，需要重视以下几点：一是提炼关键业务流程，通过对关键业务的流程进行设计，来保障整体业务的流畅运作；二是确定流程核心内容，保证业务流程流动顺畅；三是构建合理的组织结构，明确流程运作部门，给各部门在业务流程中的职能进行定位，使各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四是确定流程评估标准，保障业务流程运作的效率和质量。

3.5建立完善的国有企业员工培训体系在知识经济时代，工作中所需的技能和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加快，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提高对社会的应变能力，从而提高执行力。因此，企业必须建立系统而科学的培训体系来维系员工的发展。只有卓有成效的培训才能使员工有效地执行企业的经营策略。为了使员工个人的执行能力达到企业的要求，一方面要把好招聘关，另一方面要对企业员工进行持续的职业化训练，促进员工和企业执行力的提高。

4结束语

企业执行力的提升，是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它既是企业员工综合素质的体现，也真实地反映出企业管理的实际水平。面对拥有成熟管理模式、雄厚资金实力的外国企业的强大竞争和冲击，国有企业要巩固市场地位，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就必须尽快打造和提升其自身的执行力。

参考文献：

[1]阙波.关于国有企业执行力提升的研究.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3.

[2]白仁文，贾鼎.我国企业执行力与对策研究[J].中国商贸.2009(7):40-42.

国有企业范文篇6

我们选择“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这样的公有制企业是为了“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从体制上宣布个人不得拥有任何生产性资源的合法权利。因此，企业的物质资本、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归国有和集体，并且这个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公有产权主体是不能分割到个人产权而只能以公有主体这样高度抽象整体性存在，从而彻底消除了生产资料被个人占有的任何可能性。这样的企业体制，我们姑且不论其组织运作效益成本如何，在计划经济里是有内在的必然性和逻辑性的，但一旦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这种不可分解到个人产权的公有产权企业体制就会同市场机制发生矛盾。当然，在改革开放最初阶段，体制深层矛盾是被掩盖着，或者说我们通过把引进的西方现代企业各种理念、制度、规范直接或间接嫁接到这种公有制产权体制上，促进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但同时把那种不可分割到个人产权的公有产权同市场本质格格不入的矛盾暂时掩盖了或忽视了，只有到了深化改革阶段和市场发展较为成熟阶段，深层次矛盾才会逐渐暴露出来。

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观点看，不容许拥有个人产权的公有产权企业，如国有、集体和乡镇企业大批进入市场是令人困惑和奇怪的（在西方成熟市场中，也只有少量纯公有制企业进入市场，而大部分进入市场的公有制企业其产权都是能最终层层分解到作为自然人的个人产权上的企业，最典型的如大型上市控股公司、机构投资企业等），但从改革开放进程看，这是发展我国市场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问题在于我们没有触动企业公有产权这一复杂问题，而在公有制层面上进行了种种改革，从承包制到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董事制、总裁制、年薪制等。结果，伴随着其他非公有制企业进入市场，我国市场的竞争性发展起来，市场法规也开始完善起来。反过来，市场的竞争性和法制的建立却使大批公有制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衰亡倒闭，大批职工下岗待业，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容许拥有个人产权的非公有制企业或产权可分解到个人的公有制企业却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发展起来，吸收越来越多的人就业。

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在市场中，不可分解产权到个人的公有制企业竞争不过那些非公有制企业和可分解产权到个人的公有制企业？其实这一问题，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早已从宏观、微观资源配置角度，法律、产权制度角度，企业家信息和激励等角度解释过。按照他们的看法和理论，市场就是交易，是资源技成本效益进行的自愿或自由交易，但这种交易有效性在于承认个人合法产权，而且即使为节约交易成本而组织成集合体——企业也可最终追溯到这个集合体的个人合法产权（这也是我国公有制企业同成熟市场中的公有制企业不同的地方，前者不可分解到个人产权，后者可分解到个人产权）。强调个人合法产权在于个人对隐含了成本、效益的信息和激励在法律上制度上对委托人有保障和承担责任以及对人约束和监督，这就是所谓的个人产权的市场合约性。

可见，个人产权市场合约在于个人是财务资本、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最终委托人，凭借自身拥有的这些资本，通过自由选择与他人或企业订立市场合约，作为要素所有者进入市场合约或企业合约。然而，在消除个人产权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这样的公有制企业里，个人不能充当公有企业财务、物资甚至自身人力资本的最终委托人，而只有像国家、政府或行政部门这样的人，个人只不过是在“全民、集体”人人要有就业岗位的名义下，由这样人计划安排和行政指令调派去劳动和平等分享公有资产，个人间不存在产权差异。这时，公有制企业内部因没有生产要素所有者或最终委托人而不需要合约，其外部也因一切资源归公，可由更大一行政级别人来指令调派更多要素，而不需要合约。

公有制企业的非市场合约性在市场发展不完善的初期，同强调个人产权合约性的市场机制的矛盾并不突出，甚至是掩盖着的，但随着市场成熟完善，越来越强调个人产权市场合约性同公有制的非市场合约性之间的矛盾变得很尖锐，不可调和。这时的公有产权犹如周其仁所言的“无主财产的公共过道”很容易被讲个人产权的私人当事人占据和掠夺，因为公有产权不像个人产权，是没有最终委托人的财产界限，任何人都无权排斥其他人使用它，大家都可以为使用这一财产而自由竞争，而且公有产权所强调的国家意志、集体意志对个人意志的排他性权利（荣兆样，1996）成为一种摆设，而个人产权蚕食公有产权可成为事实上的权利。只要公有产权是一种如同公共过道，追溯不到最终所有人或委托人的无主财产的话，就会发生个人产权事实上花样百出地蚕食公有财产，国有、集体资本流失，官员腐败就不可避免。从市场强调作为自然人的个人产权市场合约性角度看，公有产权中的国家所有、集体所有、政府所有的财产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有主财产而事实上的无主财产，这里公有财产无主性就是指公有财产无法分解到作为自然人的个人产权上。

根据巴泽尔、张五常和周其仁等人的研究，人本身具有经济价值，强调个人产权合法对市场的重要性在于人的知识、技能、努力、负责、创新、对市场机会敏感等具有生产性、资本性和市场价值，而且这一切总是附着在自然人的个人身上，只归个人调用，并且个人总是财务、物质资产的实际潜在控制者。因此，市场经济视个人产权在法律、制度上合法为根本基础，从而充分发掘了作为自然人的个人的各种经济价值。例如，个人同企业结合就是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一个激励性市场合约。然而我们看到，像国有企业这样的公有制企业所有制虽然根本否认了个人产权在公有产权中的合法权利，但它无法否认或消除作为自然人的个人总是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的实际所有者和控制者。我们知道，国有企业财产，包括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或集体，但这个公有产权仍然是由作为人的许多个人在实际控制和管理经营，如董事长、总经理、书记、厂长等。他们并不因被委托当公有产权的人，就消失了个人产权，从个人产权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高尚或卑微的私人利益和动机在国有企业里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在事实上决定着国有企业的运作、经营和效益。

显然，公有产权不承认个人产权在公有产权中的合法地位，导致作为个人的国有企业领导人的个人产权严重扭曲，如该拿的钱不能拿，不该拿的钱拿了；再如企业财产反正是国家的政府的不是他个人的，拿到市场去冒险，搞好了，能捞就捞，搞赔了，他个人也不可能赔。这犹如一场或一场不需付代价的冒险。这就是公有产权下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只能代表政府或某一行政部门的意志，而不能代表许许多多作为“全民”或“集体”自然人的个人对利润和效益的追求，但这时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却还是需要一个个具体自然人作为人当厂长、当经理等，而不能是政府、行政部门本身去当厂长、经理。这些人一方面在体制、制度上只对政府或某一行政部门负责，而不是真正对企业、市场负责，因为公有产权非市场合约特点必然是政企无法分开，反映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就是政府行政部门人的组织人事任命和对人、财、物资源配置干预控制，尽管资源配置可能失败，如项目亏损和投资低效，给政府权利带来损害，但政府任期和资源投资周期是不对称的，任何政府部门都不会因为考虑资源配置未来状况而放弃现期控制权稳定和扩大；另一方面，这些人又是一个个具体的自然人个人，因而又都有个人产权，可是他们的个人产权在公有产权中没有合法地位，也无法在市场中订合约，那么他们对个人产权满足、追求就必然以扭曲、非法等各种的私下交易合约得到宣泄，而公有产权否定个人产权合法性导致没有一个个具体自然人个人有动力、有激励去对公有产权负责和去监督、约束人。

本来，企业家就是一种稀缺的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产生于市场合约，对它的选择、任用、配置都有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范、制度。实践证明，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都需要企业家来经营，而企业家只能是以个人为载体的自然个人，他必然有个人产权的要求，并且个人产权在市场中是合约化的。但作为公有制企业的国有企业目前还基本上依赖一套政府行政化人事管理制度，尽管已有了明显改进，但仍不能真正做到市场化，问题就出在个人产权在深层次体制上还不能突破公有产权。

按照科斯的“市场交易无非是产权交易”观点，个人产权的确立是市场化的深层基础，那么，我们要为原来公有产权无法分解到个人产权合约的国有企业寻找到一个替代性产权制度安排，那就是公有产权能分解到个人产权。做到这点，首先就是人力资源的个人产权化，是一个个具体人为载体的自然人的市场化合约，才有公有产权的市场合约；是他们一个个具体自然个人在承担市场交易成本、风险以及索取市场交易利润、回报，然后才是公有制企业的交易成本、风险和利润、回报。我们应该从人力资源产权可转化为非人力资本产权这一层面上理解和解释我们的“建立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二、政府及行政部门转为消极所有者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一方面，我们试图改变政府对企业的直接间接行政干预和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实现政企分离；另一方面，由于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各种既得利益及习惯势力的制约，我们又试图要保证公有制主体地位，在保证公有产权前提下实现政企分离显然使国有企业改革充满矛盾，历程缓慢、艰难。事实证明，要化解矛盾，加快改革首先是政府如何作为，如何有所为有所不为，如何从企业的积极所有者转变为消极所有者。我国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不断出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突破公有制约束的改革尝试，在于这些地方各级政府在企业改制上很好地扮演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角色，把自己转变为消极所有者。这首先就是政府机构改革，好政府差政府都会改革，但差政府无法像好政府那样容忍大规模精简机构改革。这样，市场、企业、企业家就很容易区分政府好坏，政府是真的转变成消极所有者，还是模仿一下机构改革样子欺骗市场、企业和企业家，仍维持原来政府机构规模，甚至扩大原来规模，然后利用职权进行事后寻租。

坦率地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不遗余力，试图把公有产权国有企业改造成现代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积极引人和使用了一套套现成的成熟发达市场经济中的市场规则、企业规范和制度，如公司法人治理制、董事制、上市或不上市股份制等，但效果并不理想，国有企业依然在亏损，资产在流失，于是有了政府出几千亿元冲销企业环账，搞数千亿元规模债转股，严格的财务监控，加强企业党组织政治监督等举措，虽然这些举措对缓解国有企业债务和经营很有效，但并没有触及公有产权制度缺陷源头，谁能担保国有企业环账不再大量产生？谁能担保国有企业领导人不出手捞一笔，不和政府官员沆瀣一气去流失公有资产？正是公有产权中没有个人产权这个制度缺陷使得国有企业改革先天不足，常陷入表层改革，把发达市场经济中各种成熟的制、公司制、股份制直接嫁接到公有制上，以不变应万变，这显然不切实际，其结果是许多改革隔靴搔痒，图有其名，许多国有企业改造成了并不规范的股份制企业。殊不知发达市场中成熟的制、公司制、股份制都源于个人产权市场合约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发展结果，而不是政府干预、强制的结果。因此，实施公有产权中从没有个人产权到有个人产权，承认、容纳个人产权在公有产权中的合法性是国有企业彻底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转变为消极所有者的关键一步。本来，政府作为积极所有者，行使积极所有权干预企业经营，是要保护政府、行政部门作为公有产权的所有者的利益，这时政企是无法分离的。一方面是因为企业一旦被下级经营，政府或行政部门担心作为企业内部人的人会不会损害政府、行政部门作为所有者的利益（其实真正所有者利益是全民或集体）；另一方面更是因为担心丧失控制的权力和地位，这控制权和控制地位直接影响政府和行政部门的权力大小和实施强度。所以，要政企分开，要使政府、行政主管从对企业有控制权的积极所有者转变为只有收益权而没有控制权的消极所有者（周冰、郑志，2001），是非常困难的，这意味着权力和地位丧失，除非有相应的利益补偿，一般不会主动转变。

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产权主体是成为积极所有者还是消极所有者，有各种原因，比如他因厌恶风险、缺乏经营能力等原因而通过市场合约把产权委托给人经营，这里其实并不存在我们常讲的“两权分离”，还是市场交换关系，即科斯讲的“市场交易无非是产权交易”而已。委托人个人产权是他的企业财务资产，而作为人的经理个人产权是他的管理经营知识，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个人产权市场交易合约关系，或者说是不同的私人财产交换关系，只是采取了诸如年薪制、期权制等不同一般的交易合约或交换方式而已，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正是为了突出个人产权，界定所有权，而不是模糊所有权。看来，我们以前误解了“两权分离”的真正含义，我们自然就不能指望国有企业“两权分离”改革思路会带来政企分离。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有制企业实现政企分离首先在于政府、行政主管从公有产权的积极所有者转为消极所有者。一般来说，积极所有者如果没有相应的利益补偿都不会主动放弃原有的控制权，自觉成为一个消极所有者。探索和设计一种公有制产权容纳个人产权并允许个人产权市场合约交易的替代政府或行政主管的企业积极所有者的产权制度安排就成为必要。

三、替代性产权制度安排：引入个人产权的企业控制权分配

像国有企业这样的公有制企业的彻底市场化改革有赖于公有产权承认、融合个人产权，这就是说，在企业的国有、集体、乡镇所有权结构中，切入或引进以自然人为主体的所有者或最终能层层分解到自然人的法人所有者，他们是新的积极所有者，接替原来所有权实际已被行政任命的人架空的所有者来执掌企业控制权。这样做，一方面，可保证改革顺利深入，回避在我国目前还很难让人接受的市场化就等于私有化，不是把原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化成私人企业资产，而是保持原有国有资产存量或者逐步减持国有资产存量同时，引入以自然人为基础的增量资产投入企业来增加企业活力和效益；另一方面，可使企业产权制度安排改革有操作性，即可以将公有制企业里原来一批厂长、书记、经理依据一定条件和资格直接转为持股、控股的积极所有者或通过竞聘和人才市场选聘引入新的积极所有者。

按照西方经济学者看法，市场经济制度基础是私有制，而我们是在利用这个私有制来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但市场化不等于私有化，不是把国有企业化成私人所有的企业。改革实践表明，我国市场化一开始不是通过私有化实现的，而是通过逐步放松管制，无意中引发了竞争性，促成了市场发展，因此，我国市场化是在保持国有企业公有制同时大力发展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如个体经济、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等参与市场竞争。在这一竞争过程中，大部分国有企业竞争效率较低，结果形成非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上升，这反而使国民经济保持较高增长率和越来越高的市场化程度。可见，我国的市场化首先来自竞争性，是市场竞争逐步发展出非国有、私有经济（而不是把国有的化成非国有或私有的），而非国有、私有经济飞速发展在迫使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这种市场化改革从层面和企业运行层面上有许多措施，从放权到现代企业制度，但收效不大，问题还在原公有产权制度无法成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微观基础。

发达国家也有所谓的“公有制”企业或公司，但这类企业或公司绝大部分产权最终都能一层层落实到自然人身上，产权是明晰的，是由私人持股、控股或由许多投资公司、银行、基金、保险持股和控股，而这些投资公司、银行、基金、保险也是由众多的约束很硬的自然人组成，如富人、各阶层人士、离退休职工等加人才存在的。不像我们国有企业产权不可能找到自然人来落实，那么国有企业的资本增值或贬值就没人负责，没人承担风险，这就是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没有自然人来落实这一产权，人人所有，但人人却都不是所有者、投资者。其实，即使在改革中发展起来的不少民营企业产权，严格讲也不明晰，如挂靠、戴红帽子或以家庭、家族作为排他性，而不是建立在自然人的排他性上的，结果出现，企业告政府侵权，政府诉企业贪污，或者是父子、兄弟反目或分家等。因此，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在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而这一产权制度改革最终指向产权能界定到自然人个人身上，即明晰的个人产权，而公有产权在竞争和运作中可被界定为众多个人产权的集合，从而我们就为像国有企业这样的原公有制企业产权改革找到了替代性产权制度安排的根据，规范和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避免了国有企业所有权政府行政化，并为引入个人产权的企业控制权如何分配提供了制度保证。实际上在我国，原公有产权中融合、引入个人产权早已实施，如发行上市的公众股，拍卖中小国有企业给私人等，但问题在于融合、引入个人产权规模还太小，不足以影响原公有制企业所有权结构，原有的所有权行政化问题在公司治理中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整个公司运作带有很浓的行政级别色彩，如部门臃肿，人浮于事，区分干部、工人身份，追求官位，达到什么行政级别，拥有什么权力，拥有什么待遇和年薪，而并不真正承担企业支出费用、亏损和风险。由于公有产权中的国有资本目前无法也不允许直接转变为个人产权，我们只有在占统治地位的国有资本运营中积极引人所有权多元化结构，而这个所有权多元化结构更多的是以个人产权为主的非国有和私人资本参入份额，因为我国市场化首先得利于市场竞争性，而竞争性又发展出了目前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例很大的非国有和私人资本，这些是我们在原公有制企业中引入所有权多元化个人产权的主体大军，也是取代政府、行政主管构成企业积极所有者的主力。根据有关研究（方晓霞1999，刘小玄2000，刘伟、李绍荣2001），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中，具有完全个人产权的个体经济和私有企业效率最高，但规模太小，往往反映不出资本和全员劳动效率，所以把不断发展的私有企业和经济及时切入和引进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公有制企业，是迅速扩大个体经济和私有企业规模，提高全社会资本和劳动效率的良机，从而就有可能彻底消除原公有制企业所有权政府行政化问题，使企业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能真正反映产权制度安排，体现出公司权竞争，能激励和约束经理，而不像现在的国有企业，经理替换权力归政府或组织部门所有，这就可能出现经理想方设法贿赂政府或组织部门官员，以保其位置。这同成熟市场经济中的规范私有公司相比有很大不同，这里经理是通过权竞争上岗，经理努力提高企业绩效是保住自己位置的惟一途径，在这样的企业里，因产权的剩余索取权在董事会手里或干脆就在自己手里，其贿赂成本很高，高到他无法承受。当然这种权竞争除了用手投票可以形成外，还可通过股东用脚投票，抛售股票来形成或通过敌意收购来形成。

无论是目前的关于企业产权、所有制的理论研究文献或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企业产权或所有制改革实践都表明，私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绩效远好于国有企业，而且私有和非国有产权或所有制比重不断增长提高了全社会劳动和资本效率，并淡化了行政性干预。因此，在这些市场发达地区正在实践探索对国有、集体、乡镇企业的产权明晰化改制，进一步从原来产权并不十分明晰的多元化所有权结构或混合所有制改制成更多地以自然人为载体的十分明晰的产权结构，亦即：尽可能让经营者、职工和普通公众持股，并且经营者持大股，而所谓“集体股”（国有企业的“国有股”、集体企业的“集体股”、乡镇企业的“乡镇股”，我们这里都暂称为“集体股”）退出越多越好。有人把这称之为设计一种替代性的明晰产权制度安排的两大原则。这样做也完全是不得已逼出来的，因为原“国有”、“集体”、“乡镇”这些公有资产存量一开始无法明晰到以自然人为载体的个人产权上，而由各级政府和行政主管作为这些原公有资产存量所有者来控制企业，行政任命企业领导班子与市场机制背道而驰，貌合神离。各地实践探索也表明，包括国有、集体和乡镇企业的产权明晰化改制中，在原公有存量资产产权不清晰或不知产权所有者和老板是谁的情况下，关键的经营者持大股作为替代和逐步减持或退出“国有股”和“集体股”原则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能有效激励和约束经营者，全面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同时企业因产权能落实到经营者、职工、公众等这些自然人排他性基础上，就能明确所有权既对企业有控制权，又对企业有剩余索取权，从而明确关系，真正在公司治理机制中体现出权竞争，即有效的经营者选拔机制，不断有优秀人力资本进入企业。

下面就政府和行政部门转为消极所有者，逐步退出企业，而在企业产权上逐步引人以自然人个人产权为基础的新积极所有者（私人经济、竞聘的企业家、原经营者、职工、公众等）的实践探索，大致概括一下原消极所有者和新积极所有者在企业产权改制设计上对企业控制权分配博弈过程，试图为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公有制企业产权改制实践提供一个较清晰的逻辑操作框架或模式，这一博弈过程可能也是我们必须经历的一场痛苦的产权市场化改革过程。

环节1：从企业产权、所有权上着手，将政府、行政主管公有产权由积极所有权转化为消极所有权，这首先是各级政府和行政主管观念要更新，积极实施自身改革并把企业产权改革作为主要改革目标加以实施。为使企业产权改革比较顺利进行，又有利于企业发展，就必须有一个好的产权改革操作方案，所谓“好”的操作方案是指，政府、行政主管作为积极所有者放弃企业控制权转变为消极所有者，意味着权力和地位丧失，所以，政府、行政主管必须有最大限度的利益补偿，这种利益补偿可能最主要通过对企业提出的产权改革操作方案行使批准或否决权力来实现的，并通过和企业讨价还价来实现的。一开始，政府、行政主管作为公有制企业存量资产所有者或最大股东在产权改制中进入董事会，但这时的产权改制已经是以自然人个人产权为主体的产权多元化改制，政府、行政主管已不是惟一的所有者或股东，虽然还是最大股东，但这个最大股东开始已与企业之间划出了清晰的财产界限，两者的利益开始明确、分离，而且新进入的所有者、持大股的经营者、职工入股、公众持股等以自然人为基础的多元化股权大大提高了对企业资产关切度，积极参与经营决策，对政府、行政主管企业控制权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尽管这种制约程度开始并不大或不明确，但确实存在，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如企业高层领导任命，政府、行政主管不能完全自己单方面说了算，因产权这个深层体制上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带来的利益关系变化，包括国有企业的公有制企业政企就可能水到渠成地自然分离。

环节2：由于不能分解到个人产权的国有企业所有权只能归政府和行政主管，他们必然作为绝对积极所有者对企业有完全控制权，如政府、行政主管一把手一言堂任命企业高层领导。如果观念转变，在国有企业中积极切入和引进多元化个人产权来挽救国有企业日益衰败和效益低下，那么，政府、行政主管对国有企业拥有完全控制权的绝对积极所有权到连决策参与权也没有的绝对消极所有权这两极之间就存在着各种中间状态，而把多元化的个人产权切人和引进原公有产权里就形成了这些各种中间状态，这些中间状态必然影响和抵消原来的控制权。一旦新进入的多元化个人产权所有者拥有的企业所有权股份份额超过某一阀值（从实践看，对不同企业这阀值不同，从10％到50％都有可能），他就必然成为积极所有者，要求对企业有控制权，这时政府、行政主管可能从绝对大股东转化为相对大股东，甚至转化为消极大股东。我们的改革目标就是政府、行政主管成为竞争行业企业的消极大股东，对企业占有各种生产要素转变为占有其价值，而让更多的自然人组成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占有企业生产要素，控制企业的财务和人力资源，承担企业财务成本和经营风险，作为自然人的进人公有产权的持股经营者、企业家、职工、公众他们的经济利益必然依赖积极所有权和对企业的控制权。而这时政府、行政主管作为最大的消极股东其收益权更依赖法律和信用制度，特别是信用，一旦政府、行政主管重视信用（政府、行政主管控制的国有企业最忽视信用，借银行钱不还、赖账）也就能迫使经营者、企业家也重视信用，从而在市场中逐步培育出信用制度，而不是你骗我，我骗你。

环节3：原公有制企业如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案设计的核心是对新进入的积极所有者的股权安排，根据各地的产权改革实践探索经验以及上市或不上市，设了国有股、法人股、集体股、企业股、经营者股、职工股、公众股等这些基本股权。因国有股要减持，原公有法人股也同集体股一样产权并不明晰，也要减持或退出，而减持和退出是一个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非常复杂问题。为简化问题和讨论方便，本文把国有股、法人股暂且都归到集体股来讨论，目的是如何尽量减持或退出集体股。对国有企业这类公有制企业原有全部净资产经过评估核定后，一般是60％以上界定给各级政府、行政主管，称集体股，是企业最大股东；根据调查，有的企业可能还设有所谓企业股，占10％左右作为企业自身积累，但有的企业并没有设企业股；30％界定给职工，作为企业积累中对职工劳动补偿，称职工基本股。基本股按工龄、岗位职务、基本工资等这些指标量化到个人，这里最关键的是岗位职务在职工基本股中占多少，既要公平，但又不能平均，像企业经营者如董事长、总经理等岗位职务肯定占较多股权，职工股的分配要向经营者和老职工倾斜，要有一定程度集中，而不是平均持有和完全分散，股权相对集中可增强较大股东即经营者、新加人投资者获取企业控制权的动力。有的企业为更好实施职工基本股，还设了职工普通股作为资产增量投入，即职工获得基本股的条件是必须出资入股，那么作为经营者就要自己出更多资金，承担更多风险，才能拿到岗位职务所要求的基本股，这是很公平的，他们有可能成为新的积极所有者来影响集体股。如果职工不入普通股，他应分得的基本股视为弃权。这些股都按“同股同权”参与企业红利分配。各地企业对集体股、职工普通股、职工基本股、企业股所拥有的表决权的大小，什么股承担不承担风险，多大风险，什么股可以保息，甚至退股并不一样，是以企业经营集团和职工为一方，各级政府和行政主管为另一方反复讨价还价，进行博奕的结果，使双方利益达到均衡。各地不少企业在产权制度改革方案设计上，前前后后制定了四五套方案，甚至七八套方案，最终才达成一致。

环节4：以政府、行政主管为一方，以企业经营者、新进入的所有者、投资者、企业职工等为另一方，双方会就原公有存量资本分配比例和新进入的增量资本分配比例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企业方面最初提出产权改革方案完全从企业自身利益考虑，如3：7的比例分配，30％是集体股，70％是经营者和职工基本股。如果政府、行政主管积极进行自身机构改革和积极支持企业产权改革，可能会同意这30％的集体股利益补偿，但可能更多的政府、行政主管会断然否决这个方案，认为政府、行政主管应该占大头，比如70％集体股。由于政府、行政主管掌握着产权改革方案的最终决定权，而且谈判中往往不亮自己底牌，所以处在主动地位，而企业方面这时在谈判中看来节节后退，从3：7，退到4：6，5：5，6：4，甚至退到7：3，但企业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政府可接受的妥协方案，才能最终实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案，企业从一开始提出占大股到后来节节让步，可能是一种公关策略和谈判技巧，目的为了最终能够使经营者、新加入的投资者、职工、公众占到一个较满意的股权比重。虽然政府、行政主管因利益补偿问题一开始持有企业大股或支配性的股份，如60％～70％，但能落实到自然人身上的30％～40％个人产权，尽管在总股本中不占优势，可已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份额，可决定董事会席位数，可有一定的表决权。政府、行政主管虽然可凭借最大股东影响董事会决策，特别是影响企业高层领导职位人事任免，但已不能完全一言堂，如果政府、行政主管凭借大股东比改革前更深人卷入企业经营决策、人事任免，不仅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得不到上级允许，而且也会妨碍政府、行政主管履行自己政府和行政职责，甚至该职。另外，企业经营者、投资者、职工、公众因利益受到政府、行政主管干预而对政府、行政主管不满和指责，最终影响政府和行政主管形象和利益。虽然一开始的30％～40％股权对企业实施真正公司法人治理可能没有多大影响，但这30％～40％股权却使原公有制财产组织形式开始转化为以个人产权为主体的多元化，而且有新的所有者介入，产生了对原公有产权加以界定的必要，正如周冰等（周冰、郑志，2001）认为，新主体投入的增量资本的产权性质与企业原有产权性质不同，新所有者与原来公有主体的性质越不相同，差距越大，对企业内部产权关系明确界定的要求越强烈，需要界定的程度也越严格、越精确。这也为今后60％～70％的集体股减持和退出提供了条件和环境。那些产权改革走在前列的企业认为，把原公有制企业改制成政府、行政主管拥有60％以上，经营者占40％的股份企业在实践中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国有”、“集体”这一块60％以上仍不明晰，仍不能从根本上调动经营者积极性，经营者仍认为，“我仍是小股东，我为国有、集体干，风险我不担，亏损国有、集体还，我还是吃大户”。所以，不少集体、乡镇这些原公有制企业开始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把集体股这一块转让给经营者，使这些企业成为真正私有民营企业，把剩余集体股一次性量化给全体职工、村民等，不设集体股，这时企业资产更加明晰，股本终极所有权为自然人的股东个人，如经营者、职工、村民等，等有条件时，可将股份合作制企业上市。实践表明，这些企业干事的人多了，混日子的人少了；勤俭持家的多了，铺张浪费的少了；管家的多了，甩手的少了；大家忙着跑项目，跑银行，跑市场；抓制度，抓管理，抓人才，企业有了真正独立和活力。

国有企业范文篇7

关键词：国有企业；绩效审计；问题；策略

一、引言

绩效审计与财务报表审计在审计方向、审计目标和评价标准方面都有所不同，国有企业各个部门经济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逐渐成为开展国有企业绩效审计的核心。开展绩效审计可以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优化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有效控制国有企业常见的腐败、低效问题。我们要重视国企绩效审计工作，以便及时发现国企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

二、国有企业开展绩效审计的意义

1977年，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INTOSAI）召开第九届国际会议，将绩效审计写入《利马宣言》。随着绩效审计理论的发展，各国相继制定或修订法律，授权审计机关开展绩效审计。目前，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最高审计机关都把开展绩效审计作为促进完善政府责任机制、提高效率和强化责任的重要工具。当前，我国国家审计机关对国有企业开展绩效审计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开展绩效审计是对国有企业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近年来，从各地审计机关对国有企业开展的绩效审计情况看，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国有企业决策失误、损失浪费和腐败等问题时有出现。比如，重大建设项目投资决策不科学，财政资金使用不透明，重大国有资产处置不合规，重大对外担保及招商引资不规范，专项资金甚至中央资金被挪用现象存在，自然资源环境保护方面不够重视等问题突出。通过国有企业绩效审计，有助于强化和提高国有企业的责任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对国有企业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能起到牵制和监管作用。（二）开展绩效审计可促进国有企业规范经营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为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政府加大了财政投入，并运用计划、财政、投资、金融等经济手段有效调节了宏观经济的运行。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和国有资金使用效果如何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传统的国有企业财务审计常常指向“钱是怎么花的”,而开展国有企业绩效审计重点是考虑“花钱的效果”。通过绩效审计可促进国有企业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公司经营管理，彻底消除国有企业客观存在的“大锅饭”、“养懒汉”现象。（三）开展绩效审计有利于国有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服务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让竞争更加激烈，国有企业要扩大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除了要不断创新经营管理手段，还要不断提高科技使用水平。通过绩效审计，可促进国有企业增强忧患意识、树立绩效观念，优化政府资源配置，提高国有企业资源使用效率和服务质量，并促使国有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市场占有份额，让长期亏损的企业学会“成长”，逐渐“断奶”。（四）开展绩效审计有利于国有企业加快改革步伐，推进遗留问题处理目前，国内很多地区的国有企业正努力探索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国有资本运作等改革，部分国有企业加大了对民生项目的投入和推进力度。开展国有企业绩效审计将进一步化解国企历史遗留问题，降低国企经营风险，增强社会对国有企业的认同感，同时，也能为国企“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

三、国有企业绩效审计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绩效审计工作起步较晚，1991年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我国才首次提出了绩效审计概念，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发展，我国的绩效审计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开展国有企业绩效审计工作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一）国有企业绩效审计的认识不到位。当前，开展较多的国企绩效审计主要还是侧重于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审计成果也一般未对社会公布，大多根据被审计单位和业务主管部门的需要而进行。部分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层对国企的绩效审计意识不强，国企机构和人员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问题难以通过财务报表审计发现和纠正。企业真正需要的专业人才缺乏制约了国企的发展，甚至在同一区域内存在不同国有企业同类业务现象突出的问题都需要引起重视，对国有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和人才结构等问题亟需开展绩效审计。（二）国有企业绩效审计评价结果应用不够。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和效率效果大多具有公共服务性的特点，用客观具体的数据来对国企绩效进行科学的审计和评价难度较大。评价国有企业经济效率的指标很多，但国企绩效审计应抓住特点、找准重点。虽然通过开展国有企业财务报表审计和绩效审计，并通过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和总资产增长率等指标能进一步衡量国有企业的资产营运状况、财务效益情况、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但国企更多关注的是经济性，而对审计提出的效率性和效果性应用还不足。（三）管理层重大错报风险加大了国有企业绩效审计难度。我们在开展国企绩效审计时主要还是以财务查账为手段，比较分析、趋势分析等技术方法应用较少，对国企风险管控问题、治理结构问题等分析不够深入，部分国有企业财务资料不够详实，评价基础的可靠性低，管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让内控形同虚设，加大了检查风险和绩效审计的难度。（四）审计人员配备现状难以满足绩效审计要求国有企业绩效审计工作技术性强，专业化程度高，工作量大，因此，审计人员除应具备财务收支审计专业知识外，还须具备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目前，我国的绩效审计人员多以财务人员为主，他们对技术经济、网络信息化、法律、环保等知识掌握相对较少，习惯于就账查账，局限于凭证和财务报表，系统性地研究和分析国企绩效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国企绩效审计需要。

四、开展国有企业绩效审计的策略

国有企业范文篇8

国有企业的改革至今已走过二十多年的历史，回顾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6年，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传统的国有企业是委托人即政府垄断了企业近乎全部的剩余权利的奢望，也没有创造剩余产品的积极性。因此国有企业势必会长期处于了低效率运行状态。由此不难看出，让渡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必然会对经营者积极性产生激励，进而有利于改变过去权力集中与外部化的状况，使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

针对传统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经营者缺乏自主权和低效率运行的弊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推动了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决定，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管理体制改革文件，并在四川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根据中央政策，政府向企业让渡了生产自主权、原料选购权、劳动用工权和产品销售权等十四项经营权。经营权的让渡意味着企业的经营者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

许多文章在回顾放权让利这一阶段的时候，认为这是一种浅层次的、带有权宜之计的改革。但，正是由于这一过渡性制度的安排，才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79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比1978年增长了10.1％，高于1957—1978年的平均增长率。国家财政收支也从1978年的财政赤字10.17亿元转为1979年的财政盈余135.41亿元。职工实际工资比上年增长了7.5％。经营权层面的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放权让利是以中央政府的利益让度作为切入点，受益者是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种利益主体。在各利益主体均获可得收益下的改革，不仅推动起来阻力小，且还会对各个经济主体产生较强的激励作用，有利于调动各个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第二，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在原国有经济体制内进行的改革，是不改变原有的所有权框架，而只在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进行的利益调整。这种调整并不涉及“姓公姓私”或“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问题，因而来自社会意识和传统观念方面的阻力较小，改革能够被全社会所接受。第三，放权让利虽然表现为中央政府利益的部分损失，但于经济总量增加，中央政府收益的绝对量也是增加的；同时，社会经济总量的增加又会带来其他社会成员收入的改善。因此，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一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受益的帕雷托改进。

第二阶段：1987—1992年，国有企业改革从经营权向所有权层面的过渡。从1986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从经营权向所有权层面过渡，但在涉及财产关系的深层改革上，同时出现了两种不同思路和对改革制度的两种不同选择。

一种思路是将国企改革仍然限制在原有财产关系之内，而进一步推进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与这种认识相对应的制度选择就是企业承包制。中央政府决策部门倾向于这种改革思路和改革方案，于是从1987到1992年，国有企业经历了两轮承包制改革。

承包制推行伊始，确实调动起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国有经济的发展。1987和1988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分别为14.1％和20.7％。企业实现利润和上缴税金1987年比1986年增长8.0％，1988年比1987年增长18.2％，亏损面也逐年下降，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在推行承包制期间，却出现了企业增效、经济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反而下降的状况。在推行承包制的第一年即1987年，伴随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却出现了低增长，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6年的20.8％，骤降为18.4％，一年下降2.4个百分点，1988年又急剧降到15.8％，比1987年又下降2.6个百分点。

承包制带来的结果招致了全国各界强烈的批评和反对。一种普遍的批评认为，在经过了放权让利之后，国家财政已无力继续让利。而承包制又向企业做了更大幅度的让利，致使国家财政收入严重流失。还有一种分析认为，承包制对企业行为的约束仍然是软的。企业只负盈、不负亏。这不仅使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而且还造成了企业承包者的行为短期化和“机会主义行为”（刘世锦，1993）。

承包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利弊分析现在仍需要认真讨论后再下结论，但有一个认识是能够形成共识的，那就是如果不进行深层的财产关系的变革，国有企业经营者行为就很容易出现短期化，且国家对经营者的监督很困难。在承包制度中，国家和企业处在一种不完全的契约关系中，政府与企业一对一的谈判成本很高，且无法对承包合同的细节逐一地加以规定。所以，企业承包者可凭借充分的剩余控制权合法或不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而出现行为的短期化和机会主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与承包制的改革主张不同，国内理论界的一些学者专家提出了深化国有企业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主张，与这种主张相对应的制度选择就是股份制。股份制改革是国有企业在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一个重要推进。其根本目的是要改变由国家垄断的企业财产制度，使国有企业内部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优化国有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为实施对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有效的激励和制约。

国有企业股份制的试点开始于1986年，但大都在国有中小企业中进行。试点的影响面并不广泛，主要问题在于非国有的财产主体介入不足，“找不到能够合作的非国有主体”是一种普遍的反映。在多元化主体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股份制试点往往在企业内部职工中展开。由于企业内部职工筹资能力的局限，股份制改革自然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而且由于当时股份制不够规范，很多试点企业的职工股份演变成为一种内部借贷，最后以还款了之。在这期间，由于承包制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及股份制的发育不足，致使国企改革一度处在摇摆和徘徊之中。改革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阶段：1992—2002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地提出了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和步骤。1994年以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在国有企业中展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是要通过产权结构的改造，使国有企业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在现代企业产权结构的制约下，政府不能再直接地控制和经营国有企业。它的意愿只能在国有企业清算和转让时依据终极所有权来实施和表达。当然，政府还可以通过其人即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或控股公司参与国有企业重大事宜的决策，但这个决策也是受所有者出资额和所持股份数额限制的。因此，在现代企业组织框架中，从发展上看，政府的意志是递减的，而股东的意愿则可得到组织和制度的保证。而且在现代公司中，权利、责任和义务是由法律规定的，并受出资额和所持股份制约。决策只能是董事会成员讨论后通过表决做出，这就可以避免长官意志和个人意志的独断专行，从而为科学决策的实现提供组织基础。但国有企业所有权层面的改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其难点仍然在于多元的，尤其是非国有财产主体供给不足。而当前存在的“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是妨碍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优化的关键所在。

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现存的问题

首先是建立产权结构多元化遇到的困难。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还是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结构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种产权结构往往会带来如下后果。（1）在国有独资公司中，由于缺乏多元股东的产权结构，形式上的公司组织仍然只不过是原国有企业的翻牌，董事会基本上是国有企业的原班人马。在“翻牌公司”里，传统国有企业的诸多弊病依然存在，当然也就难于实现权责分明和科学管理。（2）在国有控股的股份公司中，董事会一般仍由政府官员组成，董事长往往由党委书记担任，而总经理的任命也要通过组织部门认可。这种官员和企业家不分的格局，往往使公司的负责人在政绩目标和企业目标之间彷徨，难于摆脱行政的干预，也很难做出真正科学的决策。（3）在各类国有公司中，国有股东都是国有出资人委托的人，因此仍然存在真正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假如人的目标与委托人的目标发生矛盾，则国有公司很难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必然会面临较大的风险。

公司产权结构的缺陷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在一般的股份公司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往往是董事会与经理人之间的委托关系。由于公司的经营和管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职业经理人，经理人掌握着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因此如何激励和监督经理人的问题则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国有公司的治理结构则由于产权结构的缺陷而显得更为复杂。首先是国有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一般都是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代表而不是所有权人本身，因此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关系，或者说股东对董事会的监督就成为一个首要的难点。比如，最近在资本市场上连续披露出来的上市公司以虚假盈利信息欺骗股民的问题，就是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和行为短期化的一种表现。第二是国有公司的董事会和经理人在控制权的配置上，一般是董事会的权利大于经理人。在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企业中，董事长兼负决策和经营管理权于一身；在董事长与总经理分离的企业中，总经理的经营管理权限往往又会受到董事长的制约。因此不论怎样，很难形成合理的权力分配。此外，国有公司中的监事会成员与董事会统一由政府委派，因此实际上往往形同虚设，甚至可能成为与董事会“串谋”的伙伴。在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企业中，董事会、经理人和监事会往往被原来企业中的“三驾马车”分摊，党委书记担任董事长，厂长担任总经理，而工会主席则担任监事会主席。设想的制衡格局很容易被内部控制格局所替代。说到底，许多国有公司出现的问题都源于这种“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所致。

其次是传统观念和陈旧的意识形态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阻碍问题。传统的观念和陈旧的意识形态对国有企业的阻碍主要表现在对国有企业产权让渡的认识上。早在80年代中期，中国就开始了对国有小型企业进行出售和拍卖的尝试。但时至今日，国有企业的产权让渡仍然处在举步维艰的状态。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重要的障碍是来自于传统的观念和陈旧的意识形态。第一个观念障碍是关于国有资产流失和坐失的关系问题。保护国有资产的基本方式应该是运动，而不应该不动；不动的国有资产无法实现保值和增值，实际上就意味着损失。在运动的过程中，国有资产也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流失。只要流动的收益大于流失的收益，流动就是必要的。因为害怕流失而不敢流动，结果反而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坐失。坐失的损失同样是不可估量的。第二个观念障碍是只转让亏损企业，不转让盈利企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策只允许转让一些微利亏损的国有企业产权。而对于盈利的企业，一是政策没有表示允许，二是即使政策允许也不会被转让。因为政府还指望它为其创造收益。在这种条件下，国有企业没有抓住市场需求较强、企业价格较高的出售时机。而当市场需求降低，企业又出现大面积亏损的时候，想出售也卖不出去了。与上述主流的政策导向相反，一些省政府抓住十四大以后经济高涨，外企、私企兼并收购国有企业的需求上升时机，及时地将较好的国有企业出售变现。一方面，将国有企业转变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政府减轻了负担；另一方面又卖了个好价钱，实现了国有经济的保值增值。第三个观念障碍，是一种“唯评估论”。国有资产在市场的转让中，如果交易价格低于评估价格，是否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流失？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评估价格往往是资产供给方的一种预期价格，或者叫做供给参考价。它必须在市场上与资产的需求方洽谈，方能达成双方认可的市场价格实现交易。搞市场经济就要遵循市场规则，在一个规范的市场中。交易价格是公平而且合理的。把评估价格作为衡量国有资产是否流失显然是不恰当的。市场价格是受供求规律影响的。在当前国有资产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格局中，经济越是不景气，国有资产越是亏损，企业的价值就会越低，市场价格也会越低。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

三、所有权结构改革深化的对策选择

继续深化所有权结构的改革是解决国有企业现存问题的主要课题。但要完成这一步骤仍需要采取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以期通过依赖性路径取得报酬递增的结果，并藉此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1、继续降低进入国有企业的门槛。国家所有权结构的根本改变要有多元化投资主体的进入。因此，继续降低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应是一个可行的对策。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国有企业的资产已经跌到底线，几乎无利可图，因而无人会问津。但其实问题不在于外部进入者，而在于人们的观念。最近发生的东方资产经营公司以500万元盘活6000万元不良银行资产的案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国有经济的决策层所给出的政策制度，是影响进入者数量的决定性因素。当然，对于不同的投资环境以及优质快捷的服务是较之税收优惠更为重要的条件；对于国内民间资本来说，价格和税收的减让还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企业内部的经营者和职工来说，则可以以干股和期股等形式将其逐渐培养成为企业的所有者也不失为可供选择的途径。降低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是为了实现国有企业股权的多元化，而股权的多元化除了融资的目的外，更主要的是通过股权的结构多元化来解决国有企业的责任主体、科学决策和风险分担等一系列制度性和机制性问题。

2、健全和深化国有企业的退出制度。目前在国有企业退出问题上，需要有一定的观念突破和制度创新。首先是退出的范围的领域。按照一般的认识，在公共物品生产领域，如国防设施、邮电、铁路、道路桥梁等；特殊产品生产领域，如稀有金属的开采及冶炼，造币以及涉及国家机密的高科技等，还需要通过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产权形式来予以控制，以保证国民经济整体的有效运作。除此之外的大多数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都应该在竞争中自由进出。在现实的运作中，一些曾经被认为关系国计民生而必须国家垄断的领域已发生了改变。在通讯、道路桥梁等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在基础产业如钢铁、石油探采等，都已开始有国外投资者进入。实践证明，国家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有效控制，应主要以政策引导为主，并不一定由国家直接经营国有企业。一个有效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可能会产生比直接经营国有企业更大的效果。其次是国有企业退出的战略步骤选择。传统的思路往往是等到国有企业不行了才想到退出，而“靓女”是舍不得“先嫁”出去的。这种等苹果烂了才想到处理的思维方式，只会使国有企业处于一个被动的不可把握的竞争环境中。国有企业一般是由政府决策进行投资和扩张的，而相对较高的赋税又使国有企业发展的后劲不足。在这种两头做不了主的情况下，企业既无法实施自己的经营战略和发展战略，又无法决定自己的退出战略。此外还有国有企业职工的职业转换的下岗安置问题。由于国有企业一般都是处于传统的大工业领域，吸纳国有企业职工的数量多，工人专业化分工细，对于大工业的依赖性强。一旦下岗，转换职业的能力较弱，安置起来也困难更大。当前，一些资源型企业面临着资源枯竭、企业衰落的特定阶段。有的城市和城市中的人口都依赖煤炭资源生存，而一旦资源枯竭，整个城市的产业和人口都会面临生存危机。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在国有企业的退出过程中更要注重策略的选择。应在企业或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中包含对企业或产业生命周期的预测，及预防衰退，强化竞争能力的战略安排，包括退出时的资金储备。

国有企业范文篇9

一、进一步认识加强和改进市属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

市属国有企业是我市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改进市属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既是促进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对于加快我市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市市属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总的情况是好的，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进一步强化，围绕企业改革和生产经营开展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企业两个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但也必须看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属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中还存在一些情况和问题：有的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缺乏必要的措施和保证；有的企业党组织的工作方法和活动方式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处于被动状态；有的企业党务干部队伍力量薄弱，党的工作难以有效开展，尤其是在停产、关闭和破产企业中，少数党组织工作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在企业改制和改革过程中，一些企业党组织设置和管理方式发生了变化，有的隶属关系改变，但管理措施还不到位，有的企业党组织对党员和职工的教育管理工作薄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改革、发展与稳定，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市属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增强新形势下做好企业党建工作的责任感。

二、进一步做好市属国有企业改制改革过程中党组织设置工作

目前，市属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快，但部分企业主管局室在市直机关机构改革中改为行业协会、商业总会，对原下属企业不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这些变化都给市属国有企业党组织的管理带来了新的情况。因此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要求，认真研究新情况，切实做好企业改制改革过程中党组织调整和设置工作，明确好隶属关系。

机构改革中更改为行业协会、商业总会的原企业主管部门管理的国有企业尚未进行改制改革的，党组织关系划归市委企业工委管理。已经实行改制改革的企业，其党组织关系实行属地管理，其中属基层党委的企业党组织关系一般由所在县（区）党委管理，属支部（总支）的企业党组织关系一般由所在地的乡（镇、街）党委管理。在实行属地管理之前，其上级主管单位党组织要继续做好有关工作。

企业实行改组、改制、联合、兼并或其他形式改革后，企业的组织形式发生变化，企业党组织要按照党章规定，根据企业的规模、党员人数和工作需要，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同步组建、改建或更名党的基层组织。

实行兼并的企业，同一地区内被兼并企业党组织一般由兼并企业党组织管理。实行跨地区兼并的，被兼并企业党组织一般由所在地党组织管理；需要由兼并企业党组织管理的，由兼并企业党组织与被兼并企业所在地党组织协商确定。

实行承包、租赁或股份合作制的企业，企业党组织隶属关系一般保持不变；需要改变隶属关系的，由有关方面与企业上级党组织协商确定。

实行关闭的企业，在启动关闭程序初期，企业党组织要做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组织不宜撤销。待人员分流安置完毕和各项善后工作结束后，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企业党组织可予以撤销。

实行破产的企业，在进入破产程序至破产终结期间，党组织要继续履行职责，企业破产终结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撤销原企业党组织；在破产过程中分离重组的企业，应同步组建新的企业党组织，破产结束后，再撤销原企业党组织；对于被其他企业收购或接收的破产企业，党组织的调整可采取撤销和设立相互衔接的方式进行，即在收购或接收前，由拟收购或拟接收企业选派党的工作联系员提前进驻破产企业，协助开展党的工作，待收购或接收后，原企业党组织再随企业法人的注销而撤销，同时成立新的党组织，由收购或接收企业的党组织统一领导。

三、进一步强化市属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国有企业范文篇10

（一）国有企业的特点和优劣势

中国国有企业有两种，一种是国有全资企业，另一种是国有控股企业。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特殊企业而存在，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殊性质和功能，在国有经济中居于特殊地位，发挥特殊作用。

1．具有特殊的产权制度。这种产权制度的优点是，可以克服一般企业产权所有者的局限性，具有更大的承担风险能力，投资和决策的领域更宽广；其缺点是，权利义务关系，特别是所有者、决策者、经营者、劳动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复杂、模糊，难以仅用一般的民事法律来规范。

2．可以超越单纯的商业利益目标。优点是，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国有企业来实现一定的社会政策目标。其缺点是，由于国有企业被赋予超越商业利益之外的其他目标，就可能削弱其市场竞争力；当同一产业中存在其他竞争企业时，国有企业往往表现得缺乏竞争力。

3．有特殊的融资渠道，包括财政拨款、国家银行贷款、国家向国际金融市场进行主权性融资（发行主权债券、接受外国政府贷款）等。优点是，在经济发展中，国有企业靠强大融资功能，成为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有力推动力。其缺点是，按如此特殊的方式进行融资所建立的国有企业，如果没有有效的方式来确保资产安全，国有企业的资产流失就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而如果实行严格的决策程序虽然有助于保卫国有资产的安全，但为此却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限制了企业的自主决策权也就降低了企业责任自负的义务；限制了国有企业利用一般企业可以采用的某些灵活的市场竞争方式和手段。

4．具有较高的信誉和稳固性。优点是，在所有的国家，国有企业的破产倒闭都不像一般民营企业那样简单，能够保持较强的市场地位。其缺点是，国有企业具有很强的"退出壁垒"，这导致两个不利的后果：一是减弱了国有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竞争压力和危机意识，企业效率不高。二是使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更为困难，国有企业对市场变化的适应性不强。

5．与政府有天然的“血缘”关系。优势是，国有企业往往由政府特许经营一定的业务领域，通过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垄断，可以获得垄断经营的优势。当国有企业遇到重大的不利影响时，可受到政府的特别关照，与政府谈判时有较便利的条件和谈判地位。但是，有垄断的条件，当然不会太重视市场。垄断国企做大易，做强难，抗风险能力差几乎是通病。

（二）外资企业的特点和优势

商务部透露，截至2005年5月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25378个，合同外资金额1161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844亿美元（国家统计网2005年外资统计数据）。外商投资遍及制造业、服务业、农业、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外资企业在资本、管理、人才、技术和业务创新占有明显优势。

1．优厚的报酬、灵活的分配机制、公平的用人机制以及良好的培训机制等，对于国内的经营管理人才有很大的吸引力。

2．健全的管理体制、科学的决策机制和灵活的经营机制，使其具备较强的化解风险和业务开拓的能力。

3．很多国际大型企

l一、三类企业优势比较

（一）国有企业的特点和优劣势

中国国有企业有两种，一种是国有全资企业，另一种是国有控股企业。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特殊企业而存在，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殊性质和功能，在国有经济中居于特殊地位，发挥特殊作用。

1．具有特殊的产权制度。这种产权制度的优点是，可以克服一般企业产权所有者的局限性，具有更大的承担风险能力，投资和决策的领域更宽广；其缺点是，权利义务关系，特别是所有者、决策者、经营者、劳动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复杂、模糊，难以仅用一般的民事法律来规范。

2．可以超越单纯的商业利益目标。优点是，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国有企业来实现一定的社会政策目标。其缺点是，由于国有企业被赋予超越商业利益之外的其他目标，就可能削弱其市场竞争力；当同一产业中存在其他竞争企业时，国有企业往往表现得缺乏竞争力。

3．有特殊的融资渠道，包括财政拨款、国家银行贷款、国家向国际金融市场进行主权性融资（发行主权债券、接受外国政府贷款）等。优点是，在经济发展中，国有企业靠强大融资功能，成为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有力推动力。其缺点是，按如此特殊的方式进行融资所建立的国有企业，如果没有有效的方式来确保资产安全，国有企业的资产流失就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而如果实行严格的决策程序虽然有助于保卫国有资产的安全，但为此却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限制了企业的自主决策权也就降低了企业责任自负的义务；限制了国有企业利用一般企业可以采用的某些灵活的市场竞争方式和手段。

4．具有较高的信誉和稳固性。优点是，在所有的国家，国有企业的破产倒闭都不像一般民营企业那样简单，能够保持较强的市场地位。其缺点是，国有企业具有很强的"退出壁垒"，这导致两个不利的后果：一是减弱了国有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竞争压力和危机意识，企业效率不高。二是使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更为困难，国有企业对市场变化的适应性不强。

5．与政府有天然的“血缘”关系。优势是，国有企业往往由政府特许经营一定的业务领域，通过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垄断，可以获得垄断经营的优势。当国有企业遇到重大的不利影响时，可受到政府的特别关照，与政府谈判时有较便利的条件和谈判地位。但是，有垄断的条件，当然不会太重视市场。垄断国企做大易，做强难，抗风险能力差几乎是通病。

（二）外资企业的特点和优势

商务部透露，截至2005年5月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25378个，合同外资金额1161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844亿美元（国家统计网2005年外资统计数据）。外商投资遍及制造业、服务业、农业、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外资企业在资本、管理、人才、技术和业务创新占有明显优势。

1．优厚的报酬、灵活的分配机制、公平的用人机制以及良好的培训机制等，对于国内的经营管理人才有很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