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业银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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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商业银行范文

[论文摘要]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主导力量，也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改革重点和难点。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后宏观经济环境及其调控格局的变化，随着我国2006年全面开放银行业的日期日益临近，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竞争环境日趋加剧。国有商业银行如何更快更强发展，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已是关系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

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破”与“立”两大难题

长期以来，金融改革在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相对滞后，而金融改革中又以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最为滞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权结构单一，管理体制落后、僵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虽然我国国有银行在商业化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基本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其特征表现为：一是产权结构单一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到目前为止，均是国家独资的单一产权结构。尽管目前国家已派出监事会进驻国有商业银行，但仍然难以发挥理想的监督效果。二是治理结构落后。行政化管理是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一大特征，其机构设置均是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其内部也是按行政级别进行管理，形成了一套牢不可破的“官本位”制度。这种落后的治理结构，使其运作效率大大低于公司型治理结构的效率。导致其服务优质客户的积极性大打折扣，金融产品创新动力减弱，从而使国有商业银行运作效率低下。

（二）资本充足率不高，依然存在高风险。近年来，国家采取了若干重大的改革和政策措施，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1997年调低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所得税税率，从55％的所得税外加7％的调节税下调至一般工商企业的33％的税率，提高了国有商业银行自我积累一部分资本金的能力。1998年国家财政向工、农、中、建4家国有商业银行补充了2700亿元资本金，使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了显著的提高。2003年底，中央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外汇储备资金，拉开了内部改造国有商业银行的序幕。上述举措，无疑对提高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有极大的帮助。然而，与国际准则要求相比，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总体上还依然偏低，远未达到8％的法定最低要求，高风险依然存在。

（三）不良资产包袱重，业务经营乏力。据专家测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应保持在5％以下。这一比例的高低与国家宏观经济周期及宏观经济条件密切相关。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远远高于5％，1995年为21.4％，以后逐年有所增加，2000年末为29.2％。2001年底，虽通过努力，不良贷款比例净下降3.81个百分点，但仍高达25.4％，大大高于国际警戒线的水平。由于不良资产包袱过重，其大部分精力花在不良贷款的化解上，而业务经营日益乏力，盈利水平较低。如2001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账面利润共计230亿元，以资产总额计算，资产利润率只有0.21％，与国际水平相差5－6倍多。这些利润都是为提足呆账准备之前的利润，如果按国际接轨的方法，即把呆账准备提足，那么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将是负值。

（四）服务功能趋同，缺乏金融创新优势。多年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断扩宽自己的业务服务范围，改善服务功能，无疑相比于过去的专业银行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与跨国银行集团，国际银行业相比，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服务的主要内容，表外业务服务空间狭窄，占业务收入较小。据测算中间业务收入在银行全部收入中的比重仍然不到10％，与国外银行40%～50％比例相差甚远。国际银行也不全单纯是经营传统理念上的银行业务，而实质上是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公司，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几乎是合三为一，其业务服务功能齐全。这对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而言，当然是望尘莫及，且受到自身的体制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限制，金融创新能力不强。

（五）机构庞大，经营战线过长，管理乏力。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专业银行演变而来，机构基本上是按行政区划分设置，工行、中行、建行机构延伸至县城，少数延伸至乡镇，农行几乎将机构都设立到了乡镇。尽管近几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采取了一些缩减机构、裁撤冗员的积极步骤，但仍未改变经营战线过长、管理乏力的境况。这暴露在因宏观经济的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越来越大，贫困落后的地方经济发展缓慢，而沿海经济发达的地方，经济快速增长，这势必要求对金融资源的调整分配。

（六）科技服务手段落后，资源配置低下。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对现代信息管理手段的革命，是世界市场经济各国共同重视的发展战略。我国商业银行的电子化、网络化水平还处于一个低水平发展阶段，这主要表现为分散化、小型化、重复化、短期化和单一化等特点。各国有银行的网络优势、规模优势、资源优势、信息优势等还未真正发挥占领市场的作用。至今，国内还没有完善的企业征信评价系统、个人征信系统等，许多宝贵的客户信息资源流失到外资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配置资源方面也显得落后，如重复购建计算机硬件，在机型、网络技术等方面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能形成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支行等“四统一”。

（七）负债过于依赖公众存款，经营受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大。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负债）于公众存款占比重仍在80％左右，且居民储蓄存款呈迅猛增长势头，据统计，2003年底，全国居民储蓄存款达到11.07万亿元，同比增长17.38%。这一方面反映居民投资渠道不多，对股票证券市场投资信心不足，选择商业银行确保安全；另一方面反映我国商业银行依然把吸收公众存款作为融资的主渠道。国有商业银行对资金的运用主要是贷款，业务收入主要是存贷利差，深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虽然近年来混业经营的呼声很高，但短期内实行混业经营的可能性较小。

（八）内控水平落后，缺乏先进的风险管理系统。从国有商业银行多年来的内审情况分析，其内控制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暴露出案件和风险的发生。这说明我国银行业的内控水平落后，与国际银行业相比有很大差距。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对内部风险的控制和管理，主要处于手工操作或是手工操作的电子化模拟阶段，如电子报表系统。风险管理的内容大多还只是简单的比例管理；所采用的数据大多是静态数据（财务数据）；采用的分析方法也主要是账面价值分析法，而较少采用市场价值分析法；分析的重点主要针对信用风险，特别是对信贷风险的分析。而国外商业银行对内部风险的管理，充分考虑风险的组合多样化效果。在管理方法的选择上，强调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将各类风险的管理纳入统一的管理框架与标准之下。在技术方面，国外商业银行已能充分适应计算机、通信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并且正在开发能适应互联网环境下的风险管理系统。

（九）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匮乏，人力资源管理缺乏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激励约束机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改革中发展，不断地吸收了一批较高层次的专家级经营管理队伍，一般员工文化素质也较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随着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日显对金融业高级管理人才大量需求的迫切性，如金融工程管理人才。金融工程是与金融创新紧密相连的，正如国外经济学家所言“金融工程是金融创新的生命线”。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从人事任免到业绩考核，仍在较大程度上停留在行政管理方法上。人才使用重视不够，不能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缺乏一套切实可行的激励约束机制。此外，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的转轨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造成了近几年出现一些优秀的人才流失现象。上述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诸多问题，加之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约束，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将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如法人治理结构、股份制改造上市等改革措施，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因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面临着两难的境地——“破”与“立”，既要加快步伐与国际惯例接轨，又要考虑中国的国情。因此，我们必须持慎重的态度，从客观实际出发，积极的探索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之路。

二、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对策思路

加快和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需要。目前，以中央对两家国有银行的注资为起点，新一轮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已经启动，预计一系列围绕国有银行改革的举措必然会相继推出，并将使国有银行改革成为2004年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笔者认为，要搞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必须通过五大途径来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要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建设步伐，从“行政指挥型”转变为“机构服务型”。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其重点是建立保障资本价值最大化和明确所有者、经营者的权、责、利关系的机制。同时从组织结构上进行改革，建立符合市场竞争和发展的机构服务体系。国家与国有商业银行是单纯的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一切按公司法则行事，国有商业银行要对国家所有者负责，维护国家的利益。国有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者，应以实现价值最大化为经营根本目标，必须在权、责、利三个方面得到充分的保障。国家应尊重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自主权，即使是必要的行政干预和宏观调控，也应按照市场经济法则行事，确保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依法行政。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从形式上分为董事会、执行层和监事会等，形成相互监督制约的机制，有利于提高所有者对银行的监督效率，降低监督的成本。

（二）要大力调整国有商业银行的融资结构，发挥股权融资的作用，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为配合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调整国有商业银行融资结构是一项积极的举措。国有商业银行应仿效国外商业银行融资的做法，重视发挥股权融资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应重视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国有商业银行在完成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工作后，上市是必然的趋势。上市有利于增强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能力。如何上市，目前存在两种看法，一是先部分上市，然后创造条件整体上市；另一种是一步到位，实行整体上市。

（三）要尽快解决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化解问题，建立和健全银行经营运作安全控制体系。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已严重阻碍着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加快解决这一顽症。一是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应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非信贷资产和表外业务风险实行全面监测和考核，督促其加强对不良资产的管理。二是国有商业银行应运用好国家现有的优惠政策，改善审慎经营，增强自我消化风险的能力。应注重对不良资产和不良贷款的准确分类，实施分类分户管理，并据此按照审慎会计原则提足损失准备金，做实利润账，讲求资本充足。三是国有商业银行应切实落实风险管理制度，提高新增贷款质量。四是要加强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合作，进一步推进不良资产的处置。五是要加大资产保全力度，依法处置不良资产。目前各国有商业银行虽然普遍重视信贷资产的保全工作，但与要求实现的目标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因此，要更进一步发挥信贷资产保全部门的作用，加大不良资产回收与处置力度。

（四）要加快研究制定混业经营策略，及时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随着金融的防火墙逐渐被推倒，混业经营已是大的趋势。我国加入WTO以后，为了适应与外资银行竞争的需要，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混业经营问题，已是摆在我们面前亟须研究的课题。受我国金融企业法律和其它客观环境的制约，虽然还不能马上从分业经营转变为混业经营，但从知识积累和人才储备来看，应是我国金融业内人士的着眼点，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在先。国有商业银行要积极参与证券、保险业的合作，熟悉证券、保险业的运作机制，大胆地进行金融产品的创新。

国有商业银行范文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性变革，是继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一般来说，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工商企业在产权制度、组织管理体系、资源配备方式、员工激励与约束机制、风险控制体制等方面，具有基本的一致性，因而国有工商企业既有的改革经验与教训，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基本选择路线，从“放权让利”来独立化工商企业自己的利益开始，到国家控股前提下产权结构多元化的改造，再到充分地运用中国的资本市场，运用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形式，将国有工商企业变革为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直到今天，国有工商企业改革仍然在继续，未来大体的格局，是国有股份进一步减少（国有股减持暂停并不意味国有股不再通过其它的方式减少）⑴。国有工商企业这种改革的走向，基本是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的基本路线。从时下一些改革的理论讨论和运作考虑来看，建设新型的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进而上市，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认识⑵。

那么，国有商业银行目前处于何种阶段呢？它大体处于产权结构多元化的准备阶段，以及运用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形式进行内部构造的改造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国有商业银行所面对的内部治理体系改革，以及产权结构多元化准备，均是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承担的。它遭遇到了国有工商企业改革过程中都涉及过的“改革悖论”问题。所谓“改革悖论”，简单地说，就是指国有商业银行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或经济组织，它既是改革主体又是改革对象之间明显的“内在矛盾”⑶。如果将国有商业银行“人格化”，国有商业银行这个“人”现在进行的改革或改革准备，也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显而易见，当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不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时，“悖论”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如此的改革必定涉及到商业银行自身特殊的利益和员工（包括管理者，下文若无特别区分或说明均同此义）的利益，这种改革意味着银行自身和员工利益的某种牺牲或放弃，“改革悖论”也就生成了。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产品是货币资金及相关的金融服务，牵涉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又与财政政策的操作密切相关，而且资产规模庞大，制度体系复杂，组织机构纵横交错，层级多样化，员工数量多且依附性强，其原有体制的顽固性和改革的艰巨性更大，“改革悖论”所体现出来的深度与复杂性，更为突出。在国有工商企业的改革中，鉴于产权结构变革安排的相对迅速与上市公司形式的强烈约束，特别是工商企业受行业、产品特殊性的限制，容易受市场力量的冲击（如产品没有销路、全行业亏损严重等）而被迫较快进入重组进程，大量规模及结构远不如国有商业银行复杂的国有工商企业，也就很快转换了存在方式，“改革悖论”随即就消失或至少表面消失在变革的过程之中，问题并不怎么突出。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这个“改革悖论”就远没有那么容易轻松地淡漠化或消失，它是当下一个回避不掉的“真实问题”，也是一个确定改革下一步制度安排的主要问题，它将深刻地影响到整个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全部过程。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理解这种“改革悖论”并关注这种“悖论”的演化前景或走向，对于现代企业理论具有重大的价值。当然，在改革类似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超大型工商企业集团中，“改革悖论”的理解亦是价值连城的。

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主要内容及其逻辑后果

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国有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资金和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其企业组织形式的规定，决定了它必定有自身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在其内部，每个员工则有既独立于国家，又独立于银行本身的经济利益；至于作为“出资人”的国家，天然地具有自己资本保值和增殖的要求，它的利益是不可侵犯的。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实际上是集中“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相对独立或对立经济利益的集合体，它与所谓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中的“股东、公司及员工”三方利益共存并无二致。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改革悖论”，也就是在变革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或体制时，各种利益关系调整中，调整主体与客体的一体化所带来的难以调和或根本不可能调和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既是利益的调整者，又是利益的被调整者。理论上看，它具有逻辑上的不可操作性，正有如“罗素悖论”中“理发师可以给所有人理发，却不能给自己理发”一样的矛盾⑷，“改革者”改革“改革者”是内在“自我性”强烈对立的；但实际上，它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真实存在，我们必须在真实世界中发现“生活的逻辑”对于形而上逻辑的修正或补充。当然，最终是为了给予真实世界某种运行的理解及理解下的运作方式选择。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改革的主体又是改革的对象，即改革要改革“改革者”。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任务是由出资人“国家”提出来的，由于国家出资人具体代表的不明确，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任务设计和下达的多元化现象，许多国家相关部门都或明或暗地介入到了其中。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由中央银行为主来领导、指导并组织设计。这样的改革制度安排，严格讲来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按照一般惯例，中央银行并不是出资人的“天然代表”，它只是商业银行的监管机构和特殊服务机构（服务如再贷款、再贴现、证券回购等），并没有改革商业银行制度体系的职能规定，它作为改革的制度设计和领导主体是不尽完整合理的。这种不合理，直接导致了中央银行在商业银行的改革中，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地位，加上财政部门等介入的多元性或不纯粹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主体在改革任务设计与下达方面并不清晰明了。相反，商业银行自身倒是从改革设计到操作，都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改革主体与改革对象的合一性明显外在，中国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无一不是明明白白的“改革主体”。一提到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各界普遍认定就是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事情。相比之下，一般的国有工商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的企业，虽然也有这种“改革悖论”，却由于经营产品或服务的物理特殊性，外在的“主管部门”相对明确，如石油企业就有石油主管部门，改革主体与改革对象至少有某种形式上的分离。国有商业银行不同于一般国有企业之处，便是这种两重身份的重叠性清晰可辨。

第二，改革借助的力量又是改革要弱化或消灭的力量。在改革主体与客体合一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要借助的力量，主要是商业银行内部各个层次的合格管理者和相当一部分经营者，没有他们决策、参与和支持改革，改革要取得进展是无望的。与此同时，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大目标基本清晰，即要改造为国有控股银行的情况下，除了最高层管理者和部分高层管理者在心态上认定自己就是改革的力量，从而具有相对稳定性外，其余大量参与改革者，或强或弱地具有改革未来与自己职业生涯关系上的疑虑甚至于恐慌感。事实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未来对于现有改革参与者而言，是极不确定的。其中相对清楚的是，相当一些改革的力量，会在未来的银行组织体系中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国有商业银行基本的改革设计已经表明，股份制商业银行构架不能够容纳时下体制中的某些内部机构及人员。今天改革借助的力量，并不必然地转化为未来经营管理的力量，改革内藏着借助力量与弱化力量同一的冲突。

第三，改革的制度对象又是改革要借以实施的制度基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中心内容是制度的变革，但这种制度变革所要借以实施的制度基础则是原有的。换言之，改革必须借助于原有的制度框架来摧毁这个框架。举例说，国有商业银行的激励约束制度变革，它是对现行的激励约束制度体系的否定，却要以现行的激励约束制度体系为基础来激励如此的变革，并维持日常的业务运转。国有商业银行以往的激励制度，经济收入平均化的程度相对大些，改革的选择大多在以经济效益为评价目标，拉大个人收入差距的问题上。因此，这种制度的变革，必定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在改革的过程中，以相对平均主义的制度基础来改造平均主义的制度体系，迅速彻底地以新的激励约束制度取代原有的体系，存在着原有制度与新制度之间的对立，平均主义的制度体系不存在足够大的激励改革的力量，毕竟许多人享受过并继续享受着平均主义的好处，未来激励制度所带来的利益变化至少会危及平均分配下一些员工的“既得量”。一般而言，在这样的变革中，新制度的变革通常难以彻底或旧制度的许多因素会继续存活于新制度之中，导致改革的性属中庸化。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导引出来的一种逻辑后果，是商业银行内部分裂为“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两大阵营，“改革者”在改革设计中尽量保证其利益的基础上，按照“国家”设计的改革基本框架来推行改革。在历史自然认同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者就是改革者的前提下，国有商业银行高层的管理者大多进入到“改革者”队伍中，他们视改革将使其受益而得到激励，至少他们认定改革不会抛弃他们或减少他们的利益，因而积极主动地领导、组织、参与并推进改革；基层的经营者、操作者则大多归列在“被改革者”的队伍里，他们对改革的前景认识，集中在自身职业和收入的稳定性方面，大多担心职业岗位的丧失和收入的减少，“被改革者”的基本意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主动加入改革的行列中来。在现实情况下，这样不同改革阵营中的人，在潜意识中有着共同的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群体分裂的首肯：“改革者”或管理者天然性地代表国家或出资人，并代表商业银行，“被改革者”或经营者仅仅代表自己。正是这种深层潜意识的存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才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相对顺利地进行，大量的“被改革者”最多只会去力争一些个人基本利益方面的补偿，而不得不认同或屈服于“被改革者”的命运。

显而易见，如此阵营的分裂，产生出了新的不同利益团体对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进程，甚至于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取决于这样的利益调整或处理得当与否。“改革悖论”的这种逻辑后果是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提出的一道必须回答的考题。当然，“改革悖论”从理论逻辑上讲也会造就“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之间的中间游离性群体，这一点，我们后面结合实际情况时再加以讨论。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导引出来的另外一种逻辑后果，是作为“改革者”的高层管理群体在矛盾与对立之中，自然而然地要去平衡或圆融各种利益关系，经常在国家、商业银行、员工群体和个人自身利益问题上选择某种能够“走得通”的道路来推进改革。鉴于这一群体代表着国家、商业银行、员工群体和他们个人自身利益，利益代表的多元性，决定了他们个人作为“经济人”的冲动通常会有某种自我约束来减弱，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并不最终表现在自己纯粹的经济收入上，而是表现在管理岗位的稳定及提升，职业声望的增加以及社会地位及形象价值、被尊重层次提高、员工拥戴等方面。因此，将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任务落到这一群体身上，在经济利益分配问题上，通常会有一股内在的力量约束个人经济利益无限度的扩张。除非少数个别人彻底舍弃国家利益代表、商业银行利益代表和员工群体利益代表的地位，将自己混作于一个完全纯粹“经济理性”的单个人，仅仅代表自己的利益来垄断改革。这时，他们已经不再是国家和商业银行利益的代表了，改革不过是纯粹谋取或窃取其他主体利益的工具而已。在这一点上看，国有商业银行的高层“改革者”阵营，实际上是多元利益的平衡器。

可见，一般情况下，“改革悖论”将带来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阵营分裂和“改革者”对于各方面利益的圆融。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也存在着两种与这样后果相对应的可能情况，一是国有商业银行更多地关注银行和员工自身的利益，改革也就是银行自身与国家最大程度地争利，它带来的内部阵营分裂是弱小型的，不论是管理者还是经营者，他们大多是与国家争利的“改革者”，都试图要得到改革的最大利益，这时，商业银行体现出来的更多是个人“经济人”理性下的自由选择意识，自身利益高于一切，淡视国家利益的存在，这种情况在现代企业理论中被认定为“机会主义”的极端存在方式⑸；一是作为“改革者”的高级管理群体，强烈或过分突出“出资人”国家的利益，弱小化或淡漠化商业银行自身和员工的利益（包括高级管理群体他们个人的利益），形成商业银行和员工群体与他们的分离和强烈对立，这时的改革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银行和员工，牺牲银行和员工的利益来实现单一性的国家利益，在这样的改革中，“改革者”人数相对较少，他们的意识里有着更为深厚的“社会人”对于国有产权制度的认同或敬畏，完全将自己等同于国家“出资人”或“出资人”的绝对代表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两种情况的出现是相对极端性的，它们能够丰富我们的认识，也是重要的研究题目，但本文不做过多的讨论。

三、理解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刚性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从一般理论上讲，是国有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不清晰所形成的。这种理解有某种真理性。试想，如果国有产权主体或代表主体清晰，相应地改革主体明确，“改革者”与“被改革者”有明显边界，改革的设计和任务下达单一纯粹，国有商业银行从管理者到经营者，都不过是如此改革的客体或对象，“改革悖论”就不会出现。在这种理解之下，解决“改革悖论”的关键就在于清晰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由这种主体来决策、设计、组织和推进改革，而不是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进行改革。实际上，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进程，大体就是基于这种“改革悖论”理解的，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的清晰，成为了改革的制度安排中几近唯一的选择⑹。

现实问题则远不是这样简单，至少国有商业银行的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由表面经验来看，我们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外部来寻找某种国有产权的单一代表是不困难的，这只要建立某种组织机构体系，并赋予相关的职能就能够实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我们就有过并还存在着“国家投资公司”、“国有资产管理局”等等的机构，它们都是国有资本的代表者，对一些特定的国有资产项目或企业行使着产权主体的权力。按照这种设计，国有商业银行外部建立一个国有资本的所有者代表机构，问题似乎就得到了解决。现实的情况是，建立任何一个代表国有资本的机构，它都不可避免地产生这个机构自身的特殊利益；在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本产权赋予的权力时，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对机构自身利益的追求或保护，形成又一重对于纯粹国家利益的对立。比如说，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外再成立一个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机构，由它们来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本的权力，并在国有商业银行需要改革时自然而然地成为“改革者”，却由于自身特殊利益的存在，在管理或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时，毫无疑问地要加入机构自身利益的考虑，更不用说这种机构中管理者个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对立了。因此，在国有商业银行外部找一个代表国家资本的机构，与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代表国家资本行使其产权赋予的权力，本质上讲并没有什么两样，这种国有资本代表机构也有“国家、机构本身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与矛盾”。特别地，这种多增加一层机构来管理国有商业银行的做法，必定大大增加管理中的成本耗费，不是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成本，就是增加社会的税收负担。正因为如此，这样格局下最为经济的合理选择，就是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代表国家行使资本的权力。有意思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么多年来，还没有建立过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独立的国家资本管理机构，这应当是一种近似于天然的经济理性选择。从这个角度看，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外要找到国有资本的纯粹代表者或纯粹的“改革者”，其实是很困难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于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假定，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独立、纯粹、并且没有自身利益的国有资本代表能够找到，“改革悖论”是不是就自然消失了呢？不是。当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某个主体能够代表国家来行使产权赋予的权力时，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及管理层、经营层的个人都被清晰地列到了“被改革”的队伍中，这时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边界明显化。鉴于国有商业银行系统内、外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信息掌握的差别，外在的“改革主体”根本不可能舍弃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独立地操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中的管理层及部分经营者，必定被拉入到“改革者”的阵营中来，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银行内部的力量成为改革的主要力量，原有的一些制度也就成为支撑改革的基础。加之，过于清晰的“改革”与“被改革”的边界，会形成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各个层次利益的同一化，自动地聚合成抵制改革的巨大力量，任何外部机构决策、设计、组织和推动的改革在这样巨大力量的阻止下要取得进展是不可能的。仅就此而言，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具有不可消除的刚性，它源自于国有商业银行这个企业组织自身对于内部信息掌握的绝对性，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外部组织对于内部信息掌握的不完全或不完整性。这一点，现代信息经济学理论对此有精到的理解⑺。前面我们已经涉及到，中国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没有一家不是自身处于改革的核心地位的，改革的决策、设计到组织推进，均有着明显不过的“自己改自己”的意味，它反映出来的是“外人改内人”的绝对自然性信息障碍。当然，我们也时常听到来自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抱怨，认为“想要改的改不了，因为许多改革并不取决于自己如何改”，此时的国有商业银行也就充分地表现出了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对立性――它是改革者，也是被改革者。

这样看来，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具有顽强不去的特点，它是由国有资本代表者不可能独立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外并纯粹化形成的，也是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掌握系统内的信息无法由外在的机构掌握所决定的。换言之，没有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参与的改革，根本不可能取得进展，更不用谈成功了。而国有商业银行只要介入到了“改革阵营”之中，“改革悖论”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我们对待它，就不能够期望通过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的清晰来消灭。这种理解也留下了一个潜在的推论，所谓那种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清晰的商业银行，由于股东（国家）、银行和个人利益的绝对存在，及股东（国家）外在于商业银行自身形成的对于银行内部信息掌握的天然缺陷，股东（国家）通常要在管理成员方面寻找自己的“代表”，这样一来，商业银行自身代表的利益也就相应地多元化了，它进而引致出了不同利益集中于一体之下的“改革悖论”。只不过，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清晰的商业银行，那时源自于“出资人”的主要任务不是“改革”而是业务运作，“改革悖论”也就成为现代企业制度中运作的另外一种“悖论”了。它实际就是现代企业理论中至今也没有很好解决的“委托－”关系。

四、寻找“改革悖论”中的激励力量及对改革效能的评估

前面已经谈到，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设计，从理论认可到实际运作准备来看，是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建设成为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相对于纯粹的国有资本而言，股份制改造后资本多元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同“出资人”或“出资人代表”地位的独立化（至少是形式上的独立化），为淡化“改革悖论”或转化“悖论”的内容提供一种产权结构变化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在“改革悖论”存在的前提下，在改革任务刚刚起步时，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改革的“矛盾主体”，如何获得推进改革的动力，积极主动地进行改革，最终建设出相对理想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这里，我们必须寻找改革的激励力量，以及稳定国有商业银行现行业务基本运作的激励力量。

与中国农村改革的发动机理不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启动要求来源于国有资本所有者的“国家上层”。换言之，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的安排要求是从上至下，而不是从下至上的。如此的改革发动顺序，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并不是简单地分裂为“改革者”和“被改革者”两大阵营，还产生有游离于“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之间的中间群体，他们大多是国有商业银行分支行体制下各个层次的管理人员和部分重要的银行职业人员。在这一群体中，除了少数人自动地将自己排列在“改革者”的队伍中，因而具有改革热情外，大多对改革有某种疑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真正地列在“改革者”队伍中，享受改革最后带来的好处。从人的数量格局来看，这个群体恰恰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要依靠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改革坚定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改革的进展。所谓寻找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激励和稳定力量，首先必须对这一群体给予足够关注，并相对清晰地划列在“改革者”的队伍之中来，与最高层管理者一同受到改革未来利益保障的激励。否则，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就会在这一群体的疑虑和消极对抗中，进展缓慢或变形走样。毫无疑问，划列如此群体进入到“改革者”阵营，是国有商业银行最高管理层必须做的事情。 

其次，进入“改革者”阵营的群体仅仅依靠参与改革的良好感觉，认定其利益可以得到保障，并不必然地代表他们心怀改革的良好预期来参与改革，“改革者”改革的长期热情来源于改革的决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下，“改革者”自我未来利益的基本保障。因此，改革的决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应当有对于改革者未来预期的激励，“过河拆桥”的改革推进方案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中根本不具有实施的可能性。颇有意思的是，在国有工商企业也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完成的各项改革或正在推进的改革中，“改革者”自身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保障，而且在未来改革的一些设计中，也都有一些或明或暗的肯定，如管理人员的年薪制，管理人员的个人收入由上一级管理层掌握和调控，补充养老和补充医疗保障等都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它们是值得推崇的。

第三，强化商业银行“职业人”的地位，提倡“职业家园”的商业银行意识，淡化部分“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之间的对立，激励和稳定银行职业人的职业行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是也不可能是“推倒重来”的改革，而是要在保持目前业务正常运转之下的制度变革，如何稳定国有商业银行现有的经营管理运作力量，以支持改革的顺利进行，极为关键。作为商业银行，不论未来的资本结构如何，它首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场所，是职业人从事职业生涯取得职业收益的地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在很大的程度上并不是要剥夺银行职业人的职业场所，而是要使这种场所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效益，吸引更多优秀的职业人，并乞望成为职业人的“职业家园”，让职业人乐意长期地、高热情地在这里贡献职业才华和能力，并实现职业人自己最高的职业价值。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中，通常而论，大量的银行职业人并不容易进入到“改革者”的行列中来，但他们在商业银行中对于业务运行的稳定作用，是巨大的。从这一点上看，强调改革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这个职业场所的长远发展，强调改革对于职业人未来职业环境的更佳及“职业家园”的创造和稳固，从而让大量的银行职业人心态稳定地从事时下业务的运行来支持改革，不可不高度重视。在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银行职业人并不担心改革对自己的冲击，而是希望社会能够提供更好的“职业家园”以供选择，至少能够提供更好的职业场所实现自己最大的职业价值⑻。在这个问题上，“改革者”应当充分认识到这部分职业人存在的特殊性，切不可人为将其划列到“被改革者”的队伍中形成对立。实际上，没有银行职业人相对稳定的改革，根本不可能成功。

第四，维持“改革悖论”下国有商业银行高层管理者或“改革者”的多元代表身份，稳定“改革者”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内在多元利益的均衡调配机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核心，就是银行自身，特别是高层管理者自身身份的多元化规定――既代表国家“出资人”，代表银行这个企业，又代表员工群体及自己个人。一般认为，清晰或单纯化国有商业银行高层管理者的身份，会有利于改革和业务发展，事情恰恰不是这样。国有商业银行既作为“出资人”代表又作为经营管理者和个人利益的代表，其代表地位的多元性或不清晰性，比清晰更具有支持改革的意义与价值。这是因为，在身份上清晰化后，国有商业银行的高层管理者就会纯粹化自己的利益追求，对“出资方”的责任弱化或消失，增大国有商业银行“内部人控制”的风险问题：凡是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就积极推进；凡是不利于自身利益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就消极对待或阻止改革进程。相反，在身份的多元性格局下，不同利益的对立都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代表，利益矛盾会达到的暂时性统一，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能够在“改革主体”的内在矛盾中，相对均衡地调配，实现国有商业银行在利益相对和谐之下一定的效率与效益。就这一点说，那种认定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主体代表清晰的改革思路，或者说由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主体来行使改革的选择，可能于改革是最不利的。更何况，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的“改革悖论”具有不可消失的刚性，国有商业银行高层管理者作为多元利益的代表，是一种近似于天然的存在，维持这种身份或明确这种身份，不过是对如此刚性的认同罢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违反这种刚性的“人为”安排，只会利益强烈对立下改革的中断或失败。

概括起来看，国有商业银行是自身改革的主要力量或“主宰力量”，不重视这种主要力量或主宰力量，我们就会走入改革的误区，至少会使改革出现曲折或困难，延误改革的进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改革力量的激励与稳定，就是一道必做的“功课”。我们的政策建议结论是，国家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出资人”，国家财政部等相关“出资人”部门（或代表部门）的改革政策或制度安排必须考虑：（1）相对清晰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的改革者或改革领导者的地位，或直接明确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就是改革的主要力量，改革主要由它们自身来决策、设计和组织推进，外部的国家“出资人”（或代表）只通过基本制度的规定或安排来提供规则、标准和程序方面的指导、监督和检查，这一建议从另一面看，即是继续保持或进一步明确国有商业银行“国家、银行和个人”多元利益代表者的地位；（2）外部的“出资人”代表部门不直接介入到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改革，让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内部自行地去相对清晰“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界限，最大限度地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形成改革的共同利益预期，以争取最大的改革力量推进改革；（3）在制度上鼓励国有商业银行“职业人”群体的扩大和稳固，创造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后的“职业家园”预期或更好的职业场所预期，也就是由国家“出资人”向职业人提出一种改革利益保障机制，明确未来新的国家控股商业银行对于职业人的吸纳标准，激励部分非职业人转化为职业人，现有的职业人提高职业素养，减少部分“被改革者”的数量和“被改革者”的消极对抗意识；（4）提供更多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必需的一些外部条件，如资本金的补充，不良资产的包袱减轻等，以保证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改革主体获得更大的改革激励与热情，更好地在均衡各种利益关系中，较快地推进改革。

基于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认识，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改革主要力量来决策、设计和组织推进的改革，其改革的效能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改革中多元利益的圆融性和均衡性好。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多元利益的综合性代表，内在的利益对立与冲突包融于一体，相互钳制又相互“博弈”，各种利益均难以强烈化到剥夺或消灭它种利益的基本存在。举例说，对于国家“出资人”而言，这种多元利益的圆融性和均衡性，也就意味着至少会有最基本的所谓“国有资产流失”的底线，它能够保证国家“出资人”起码的利益受到保护。

第二，改革推进的平稳性较好，不会产生过大的改革震荡。虽然“改革悖论”下国有商业银行内部会分裂为“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对立性阵营，但这种阵营的冲突性相对平缓。除了部分“改革者”和银行职业人对于改革未来有着良好预期外，“被改革者”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商业银行自身在改革中所要代表和尊重的内容之一，因而在对待“被改革者”的利益调整时，“改革者”会更多地采取相对缓和、平稳的方式，通常根据“被改革者”所处的外部环境及他们对于银行已有的贡献、改革必须承担的成本等等，给予这些“被改革者”较能接受的利益补偿。这样一来，改革的利益预期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也就不是简单地剥夺而是合乎情理地调整，改革中的震荡相应能够最小化。

第三，为社会负担了部分改革的制度性成本，有利于社会大局的稳定。按照国际上先进商业银行的标准来改革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于历史形成的过多机构的撤并和富余员工的裁减，它需要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再就业培训及上岗制度、退休养老制度体系等予以支持。换言之，国有商业银行纯粹出于效率和效益考虑的内部治理结构改革，需要有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社会治理环境相配合，需要有改革的社会性制度成本承担方式及承担者。在我国，这些外部制度环境是很不完善的，改革的外部制度成本补偿性差，没有这些成本确定性的补偿方式，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不仅会危及自身改革的成功，更为带来社会大局稳定方面的问题。在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改革代表着多元利益的格局下，“改革者”对于撤并机构及裁减人员的合理利益补偿，能够较好地弥补改革的社会制度成本不足的问题，为稳定社会承担部分代价。

第四，改革的效率性相对较差，改革要达到目标的时间相对较长。多元利益的圆融及均衡从来都是效率的对立面，或者说，要实现利益的圆融及效率两个方面都最大，只可能在偶尔情况下会出现。在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改革承担着多元利益代表身份后，一方面，银行内部各方利益的基本保证或适度调整不能产生效率最大化的改革激励，争取各自利益最大的份额而不是首先争取改革的进程与成功，必定会耗费相当的资源其中包括时间资源；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对于多元利益的圆融或均衡，实际上是对利益冲突采取的缓和平息对策，不“休克性”地，甚至于不集中地、高强度地、高密度地解决利益对立冲突，因而降低了改革的效率，并还可能积累起一些后来相对棘手的问题。

从总体上判断，在这样“改革悖论”之下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能够赢得平稳的进程，当然有利于实现改革最终的成功，但它不可能是那种短期内迅速见效的彻底性改革。应当说，从自然演进理论来看，也从我们对于“改革悖论”的刚性认识来看，这样的改革有它自然史的规律在起作用，这正如中国其它体制改革一样，要取得最后的成功，它不能是那种“休克式”的，而必然是渐进式的。就此而论，那种认为近几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能够出现巨大突破，在几年内先股份化再上市，进而成为国际化先进商业银行的看法，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如果选择过于激烈的改革方式，不顾各种利益的现实存在和补偿机制的缺陷，试图毕其功于一役，那是非常危险的。

五、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与现代企业理论

鉴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未来目标大体定位于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上，那么，未来国家“出资人”的代表者就必定会“生长”出来，产权代表相对地清晰化，股份制银行中不同的“出资人”在形式上将成为未来商业银行的“主人”。这时，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或者说它的代表高层管理者，也就在身份的多元化方面淡出了，他们仅仅是商业银行自身利益的代表和个人利益的代表了。我们前面已经谈到，在这样的体制下，“改革悖论”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消失，股份制并不能够彻底解决“改革悖论”问题，而只会使这一问题发生某种转化。也就是说，“改革悖论”也是现代公司制度中一个重大的问题，只不过它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罢了。

这个问题的要害处在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对于信息掌握与外部“出资人”对于信息的掌握是完全不同的，加上股东们对于管理者的监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共产品”⑼，单个股东都没有积极性去做，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绝对是银行经营管理的“主体”或“主宰”力量；而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尤其是最高管理层，总是要代表或一定程度上代表股东的利益（有时就直接是股东的委派者，对于国有控股的企业来说更是如此），管理层还是脱离不了利益多元代表的地位。在不同利益的对立下，股份制银行自身或管理层要代表多元的利益，也就会形成内在的“悖论”：最大化股东的利益，就会减少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管理层的利益和员工的利益，相反则反是，多元利益代表内在的冲突出现了。可见，所谓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多方利益的“多赢”，即为股东、为银行、为管理层和为员工创造最大化价值的理念，只能是一种整体性的认识，或只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在内部利益结构问题上，要想各方利益都“最大化”其实是不可能的，代表多元利益的主体只能在各自利益的均衡上，矛盾复杂地进行调和。

由此我们推演出这样的结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存在着的“改革悖论”，在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出现后，将会变种性地存在，或许命名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运作悖论”更合适些。鉴于这种推论存在的真实性，已经存在于现代公司企业中，特别是存在于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已经完成的进程中，它显然具有丰富现代企业理论的价值。

在现代企业理论中，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基础的“委托－”理论认定，现代企业制度的所有者“控制权”与人的经营“管理权”清晰分裂并存，是一种较好的企业治理形式，因为它形成了一种权力的制衡关系；同时，由于企业经营管理中利益目标的共同性和捆绑性，股东和经营管理者以及普通员工，集合于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能够最大化地实现各方的利益，达到所谓“多赢”的目的；此外，如此治理结构，能够更好地职业化企业家的功能，实现企业家相对独立的市场地位，以企业家的职业效率更大地为企业创造价值⑽。

从我们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分析来看，在股份制企业建立之后的“运作悖论”，如果所有者和人之间的关系过于清晰，或者说，人在身份上与股东之间没有任何特殊的联系，完全是一种纯粹的“雇佣”市场关系，“悖论”也就是极为弱化的了，但它却非常容易形成人对于股东利益的强烈对立，并产生“忠诚可信”度较差等方面的问题。我们清楚，人由于对企业内部信息掌握方面的优势，他天然地具有对于企业运作甚至于企业所得利益分配方面的“内在权力”，股东实际上并无足够的力量来保证其控制权的真实实施。在这里，人是企业真正的“主人”。因此，过于在清晰的“委托－”关系中清晰“委托人－人”的身份关系，并不必然地带来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人地位的独立纯粹化，正好是抵抗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直接力量，人又正好有形成这种力量的信息获取绝对优势。其实，在现代企业理论的演进过程中，所谓的“内部人控制”理论，“道德风险”理论，都是对“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委托－”关系中过于清晰化人的自我利益代表身份带来的理论思索成果。它表明，在“委托－”关系中，人只是自己利益的代表而没有与股东共享利益的内在激励或约束，他不必在不同的利益之间去做平衡。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公司中推崇所谓的“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实现经营管理者与股东界限的模糊，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仍然有着多元化的利益代表地位。只不过，这种方式尚不是其它股东直接利益的代表，而是通过经营管理者自己也股东化来间接地代表股东方利益而已，它在利益对立方面的融合是有作用的，却也是有限的。

可见，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转化而来的“运作悖论”不仅可能存在，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也有它存在的必要。这种理解对于现代企业理论的贡献在于：（1）与既有的企业理论不同，它更强调的是“委托－”关系中，股东、人和员工等多方面利益的对立性，而不是简单地认定企业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中，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利益的共同性，这一点决定了“委托－”关系中，处于核心位置或绝对权力掌握位置的一方，有必要在身份的多元性或利益代表的多元性上保持某种非纯粹的模糊关系，以实现企业中各种利益关系的内在性均衡圆融；（2）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模式中，“人”处于企业的核心位置或绝对权力掌握位置，这也与现代企业理论中所说的所有者或委托人占核心地位或绝对权力地位是不同的，委托人的“所有权”并不直接等于“控制权”，它需要通过人身份的多元化来“代表”而不是简单地“”，“委托人”必须与“人”有着某种特殊的权力或利益联系，而不是简单的市场交易关系，企业的效益与效率才有源自于利益约束上的保障；（3）既有的企业理论认定，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对于各方都有利益的好处，其中对于股东利益或资本收益的最大化是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作为“人”的经营管理方面只是如此利益附加或依附品，惟有股东利益最大化，“人”利益才可能最大化，我们的“悖论”却认定，代为“人”的经营管理方面是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直接动力，股东或资本收益只是如此利益最大化的附加或依附品，企业的权威是属于经营管理的“人”的，而不是作为“委托人”的股东方面的。

一言以蔽之，在现代企业制度中，资本并不是企业的主宰，经营管理力量才是主宰；“委托－”关系中的“”是现代企业的权力核心，要使资本取得企业中最基本“权力”，“委托人”必须强化其与“人”的内在权力和利益联系。认识不到这一点，现代企业理论就是缺陷明显的，至少是不能反映真实实际的。由它所生成的企业制度安排实践，也就会经常地出现令人困惑的问题。

当然，对于现代企业理论而言，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可能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它是一种新的对于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和认识，尽管这种理解和认识仅仅是源自于对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特殊进程之中的实际问题。

六、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实情综合分析

为更好地理解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在这里，我们综合性地提供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一些实际制度情况及改革进程情况分析，以支持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一般性理解。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实行的是总、分、支行的组织体系构造，它依靠层级之间的授权进行经营和管理，目前资本结构单一，是纯粹国家资本的商业银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四大家国有银行，是专业分工非常清楚的非商业性资金供应机构，各自在确定的业务领域中，向国有单位或项目等提供资金来源；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承担了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的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业务和对工商企业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工、农、中、建”专业分工模式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形成；在随后各家银行之间激烈的竞争中，专业分工界限被逐渐打破，从1994年国家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开始，各家银行除了保留有各自历史形成的某种特殊业务一定优势之外，均成为了业务综合性的商业银行，并扩展了某些非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范围；1999年开始的银行不良资产剥离，为这几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了一份对外开放中国银行业的时间表，这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由此处于了制度变革的重要关口。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商业银行时下资本充足水平较差，不良资产包袱仍然很重，机构网点和员工数量庞大，社会性、行政性事务负担较多，资本回报和资产回报都相对较低，与国际先进的商业银行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从参与国际银行业的竞争，保有中国自己的高效优质的银行体系，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要求看，改革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是非常紧迫的事情了。

从改革的实际情况来看，1984年开始，国有商业银行一天都没有放松过改革，只不过，这些改革的运作被包含在业务发展和竞争之中而已。由于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这些改革措施所体现出来的综合效果并不明显。加上金融尤其是银行业一直作为中国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外部条件来看待，国家对其稳定运行的要求大大强烈于对其改革重构的推动，改革的步子相对要小得多，以致于外界对于国有银行改革的基本认识是“大大地滞后于整体的改革”。

其实，这种认识有相当大的片面性。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今天的现实格局，从国际现代商业银行的基本标准上看，它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与国际上先进商业银行的“业务对话”和交往、合作不存在任何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是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只是水平相对较低而已，这种现实存在本身就是积极改革的结果；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往国家货币资金供应者或“出纳员”的状况，经济效益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已经在治理结构中得到最突出的体现，商业银行对于国家有关部门的依附性已经消失，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成效是不可否认的，它为未来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要清楚的一个事实是，如果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认定国有商业银行开始了实质性的改革，到今天算来也不过十几年的历史，结合这样的时间长度来看国有商业银行的现状，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多么地悲观。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现在已经明确，步子正在加大，再有一定时间长度的改革积累，国有商业银行的未来必定是明媚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实际，已经有过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表现出来的经验性“悖论”，格外真实诱人，在此综合性地分析和展示它，有助于国有商业银行继续改革和取得成功。

首先，产权制度改革的准备就是以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为主体来进行的，商业银行内部的专门改革机构承担着银行产权制度变革的直接准备工作。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至今还没有迈开实质的步伐，但其准备工作已经是有些年头了的。以某国有商业银行为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该行就开始了股份制改革的研究工作，提出了银行股份制改造的一些初步建议，并确定了国际上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有选择地对该行的一些分行进行综合性的诊断和评估，分析股份制改造必须具备的条件及完成这些条件准备所需要的时间等；近年则加快了股份制改造的深入研究与准备工作，还就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等问题，与知名的投资银行机构进行广泛的合作，在充分分析各种情况的基础上，按照国际化商业银行的标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设计了多种选择方案。在这些准备工作中，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的“改革者”，实际上就是商业银行自身，或者说是银行的最高管理层，它表明了国有商业银行这个组织机构作为国家资本“出资人”代表的某种地位认定，为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产生提供了直接自然的基础；同时，它也将为未来的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指明确切的“改革者”。

其次，国有商业银行激励制度的变革，突出了商业银行自身利益与员工个人利益的存在，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多元利益代表者的地位显在化。国有商业银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最初是以原有国家机关性质的工资等级分配体制为改革对象的，原有的分配方式显然不适合商业银行经营的实际。在收入分配激励制度的改革中，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的地位得到了强化，国有商业银行向国家有关部门争取最为迫切的权力，就是工资总额控制权的突破，商业银行试图说服有关部门按照效益增加的情况和纳税要求，自行决定工资总额，而不是工资总额不论效益情况如何，维持某种总体水平，或按某种比例人为地限制增长。这一点，充分体现出了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利益和员工利益的本性，即与国家“出资方”利益的对立性，国有商业银行多元性利益代表的地位外在化了。熟悉国有商业银行分配体制或激励体制变化情况的人们都清楚，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对工资总额的控制权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但原有工资总额水平及管理方式的突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疑，商业银行自身与员工个人利益的存在和强烈化，赋予了商业银行高层管理者身份的复杂多样性。这种身份的复杂多样性，能够较好地在商业银行内部圆融各种利益的对立与冲突，今后改革应当对此肯定。

第三，国有商业银行之间激烈的业务竞争，已经不再纯粹是原有体制之下的银行最高层对于“政绩”要求的结果，而是追加了浓厚不化的各个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利益的诉求，它通过不同的国有商业银行独立化的自身利益在的认定，解释了每个国有商业银行都是自身利益代表的基本立场，进一步说明在一家商业银行的多重利益对立中，自身利益是绝对存在着的，商业银行不可能为了某种虚幻的理由，舍弃掉如此的利益追求。曾经有相对激烈的观点认为，国有商业银行由于“父亲”的同一，所有的业务竞争不过是“取悦父亲”，以“政绩”的显赫来获得“父亲”的某种特殊的认可，以实现自身尤其是最高管理层的非经济性利益⑾。说实话，这种认识至今仍然是有道理的，但已经不那么全面了，代表各家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特别是经济性利益的业务竞争，已经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展示。毫无疑问，只要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竞争有着自身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仅仅只代表国家“出资人”的认识就不正确，它为“改革悖论”提供了一重强有力的支持。仅就此点看，将所有的国有商业银行都合为一体的改革设想，也许是很差的选择，因为在只有一家国有商业银行（或国家控股）的情况下，自身利益的独立化而没有内在的竞争力量，取得利益的方式就容易走形，以往要通过激励竞争才能得到的利益，如今则只要实际效益或效率没有下降或没有多么大提高的格局下就能得到，这显然是不可以的。

第四，国有商业银行机构网点的改革，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内部阵营分裂为“改革者”和“被改革者”的状态，“改革悖论”产生的逻辑后果有直接的经验背景支持。以某国有商业银行为例，由于历史形成的冗员过多和机构数量庞大，撤并机构，减少人员就成为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得不进行的重大内容之一。该行拥有2万多个基层机构网点，这些机构网点部分仅仅从事储蓄存款业务，部分则有贷款等直接形成收益的业务。其中大约十分之一的机构网点按照某种资金价格水平核算，本身都不能够保本，也就是自己养不活自己，这些机构网点当然在撤并之列，相关人员需要分流重新安排；如果全部的机构网点承担上级行某种比例的管理费，如按规定分摊25％的上级行管理部门的全部费用，大约会有五分之一的机构网点在保本点之下；如果按照50％分摊上级行的管理费，四分之一强的机构网点在保本点之下；如果按照100％的比例分摊上级行管理费，大约一半的机构网点都是亏损的。显而易见，分摊的上级行管理费用比例越大，能够保本并有盈余的机构网点就会越少，这就表明，国有商业银行机构网点的撤并，一方面要减少机构网点数量，减少基层机构网点的人员，同时，又必须要与管理层的部分管理人员减少相配合。否则，仅仅减少基层的经营性机构网点，剩余的机构网点就会要承担更多的管理费用，能够保本并有盈余的机构网点会更少。对于一家商业银行来说，基层机构网点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生产者”，而上级行许多部门都只是“消费”管理费用的“消费者”，如果只对基层机构网点改革而不改革管理层，银行的未来发展就会出现“生产者”不够而“消费者”太多的格局。这样，国有商业银行从基层机构网点开始的改革，也就有了两个层面上的阵营分裂：一是各层的“管理者”自动自觉地将自己划在“改革者”的队伍里，基层机构网点的“操作者”则划在“被改革者”的队伍里；二是各层的“管理者”内部开始二次分裂为“改革者”和“被改革者”阵营。从现实格局来看，阵营的分裂还处于第一层次为主的阶段上。不论这样的分裂如何演进，国有商业银行在“改革悖论”下的内部分裂是真实存在着的，它使得形而上的逻辑判断不能“自圆其说”的事情，也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不可能自身改自身的事情，有了生活逻辑的经验解决。

第五，国有商业银行裁减人员的改革，在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下，推进具有相当程度的难处，它是国有商业银行这个利益“矛盾体”带来的自然结果。尽管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分裂出了“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但在裁减富余人员的改革中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对待这些“被改革者”大多只能采取相对“中和”的方式，真正下岗分流者数量有限。时至今日，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正式员工中，通常所谓“买断工龄”而被“改革掉”的员工数量并不多，大多通过提前退休、内部退养、降低收入水平等方式来解决富余人员的问题，这实际上只是解决岗位不出力或占着岗位无法让有用之才出力的问题。有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基层行尝试性地“大动作”进行下岗分流的改革，结果受到巨大的阻碍而难以实质地推进。听听近些年鼓噪得相当多的人员分流下岗之声，再看看实际分流下岗人数，让人不能不感叹如此改革之难太大。这当然与银行这种经营货币资金的企业具有更强大的生存力，因而更值得依附方面的原因；更多的，则是国有商业银行集中了多元利益的对立，从高层管理者到中层管理者，他们可以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及方式，让“被改革者”的收入与其实际贡献挂钩，多干多得，少干少得，但要砸掉这些员工的“饭碗”，而自己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这些员工的“饭碗”根本利益，两者之间不能不发生剧烈的冲突。他们担心，如此过激的改革，会带来自己代表多元利益的损失更大，形成对社会稳定性国家利益的冲击，对能够稳定在银行继续从业员工利益的冲击，并对自身改革前途的冲击，权衡各方，结果是中庸性的改革，取代了较为激烈的下岗分流形式。

第六，国有商业银行淡化行政级别的改革，重视职业人的价值开始，意味着商业银行对于企业本性的回归和真正企业文化的萌发，这是在“改革悖论”中商业银行自身以改革来支持改革最有力量的方面，它淡化了改革的利益对立，给予了改革扩展的较大空间。商业银行中的“职业人”是存在于各个层次的，它与“改革者”或“被改革者”并无直接的通约性。也就是说，如果某个职业人代表着“出资人”，他就能够在“改革者”的队伍中；如果某个职业人不代表“出资人”，他就不能够在“改革者”的队伍中，或许会划列在“被改革者”的队伍中但也或许不会。对于绝大多数职业人来说，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改革是针对这个职业场所的吸引力来的，而不是针对职业人来的。事实上，职业人的职业生涯更多地取决于本职业的市场供求情况，而不是取决于某个职业场所的内部改革与变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改革成了吸引真正高素质职业人的行动，并大大地催促了银行职业人的成长，企业性质的职业人数量在增加，如信贷经理、客户经理、财务高级管理者、银行工程师等，已经在银行的员工数量中占有了一定的比例。正是吸引和培养职业人的变革，使得改革过程中职业人的利益预期向好，他们自动自觉地加入到了支持改革的队伍中来，企业中的职业人主体强大起来，相应地，职业人所期望的“职业场所”或“职业家园”的文化开始萌发。但不无遗憾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职业人数，尤其是高素质的职业人数仍然较少，内部改革对立性的力量还是较为明显，企业的本性还没有浓烈到理想程度。

经验表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改革者”的地位是清晰的，银行的最高管理层实际上是国家、银行自身、员工个人利益的多元代表者，他们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分裂为“改革者”与“被改革者”阵营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圆融着各方的利益，尽量地缩小着“被改革者”的阵营或“被改革”的力量，并积极地通过对职业人的吸引和培养，创造出对于改革的最大支持力量，艰难地演化着改革的进程，冲击旧有的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我认为，这种改革主体与客体合而为一的选择，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选择，由此生成的“改革悖论”也就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

注释：

⑴参见：范黎波、李自杰，《企业理论与公司治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

⑵赵海宽等，《“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及上市”主题文章》，《现代商业银行》2002年第8期

⑶陈彩虹，《破解“变异”的国企改革》，《中国改革》2001年第9期

⑷徐德清，《趣味逻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

⑸参见：（美）哈罗德．德姆塞茨，《企业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

⑹参见：吴淑琨、席酉民，《公司治理与中国企业改革》，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⑺参见：张维迎，《信息经济学与博奕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

⑻陈彩虹，《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职业价值及提升和创新》，载李守荣、杜华主编：《21世纪银行家论坛》，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

⑼（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证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国有商业银行范文

1.资本金不充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最低要求平均在10%以上。近年来，经过政府注资、引资与股票市场IPO的大规模募资后，交行、建行、中行的总资本充足率平均值为12%，也只不过略微超过银监会监管要求8%的最低线而已。低双数位的资本充足率对于这些大型银行来说并不太高，从银行业未来健康发展的需要出发，应该说刚好达到一个审慎适当的水平。况且这12%还不包括农行，农行在四大行里资本充足率是最低的。

香港的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高达16%，新加坡的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4%，在OECD国家，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也是在10%以上。按照国际标准衡量，12%这一代表了中国银行业的最高资本充足率并非过高。

2.盈利水平较低。以人均利润来作比较，国有商业银行与国外银行有天壤之别的差距。在美国排名前四位的银行依次是花旗集团、美洲银行、大通曼哈顿集团和第一银行公司，其人均利润分别是50130美元、47070美元、82280美元、50380美元；在法国排名前四位的银行是农业信贷集团、巴黎国民银行、兴业银行和国民互助信贷银行，人均利润分别是43730美元、33180美元、34270美元、26250美元。而我国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人均利润分别是740美元、180美元、2100美元和3150美元。可见，赢利水平低是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一个大问题。

3.国有银行产生不良资产的机制依然存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虽已起步，但现状不容乐观。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质量问题70%是由于外部环境造成的，公司治理结构的缺失是造成国有商业银行乃至中资银行竞争力差距的根本原因，它限制了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提升。尽管这些年我国政府先后对国有商业银行系统采取了三次重要的重组措施，旨在降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提高资本充足率，可也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国有商业银行的抗风险能力还有赖于其经营机制的转变和公司治理的提升。

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利益分析

1.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实现银行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制度保障。中国银行业公司治理长期以来存在明显缺陷，例如，董事会制度不健全，董事会未能真正履行决策和监督职责；董事会与管理层的职责缺乏严格界定，董事会对管理层缺乏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没有建立完善、有效的独立董事制度和审计稽核制度，“内部人控制”问题突出等。从理论上讲外资参资入股中资银行后，董事会的履职和专业性将会得到明显加强。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后，境外战略投资者通常会派驻董事参与董事会的决策和监督，行使股东和董事的权利，对管理层形成有效制约。

2.能够进一步强化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约束机制。境外战略投资者能够促使我们加强管理，加快改进不足之处。比如建行的许多机构和网点，是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购置的，当时并不要求有完备的产权手续。而进行股改首先产权就必须明晰，这就要求完全按法律制度办事，必须有明确的产权，并且经过中介机构的确认。特别是在详尽严格的尽职调查面前，有任何问题都会暴露出来，这就迫使国有商业银行尽快完善手续，改进管理，此外别无选择。这样对我们工作的标准提高了很多，对管理要求也提高了很多。当然，这也正好促使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朝国际水准的商业银行方向去发展。

3.有助于国有商业银行在境外成功募资上市。境外战略投资者在投资前通过调查，了解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投资价值及潜在的投资风险，提高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程度和公信力，增进了市场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了解，有助于国有商业银行在公开募股过程中的股票营销。由于引入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具有很高的市场声誉，其入股增强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和信心，客观上对国有商业银行起到了信用增级的作用，提升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形象，这为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较理想的新股发行定价并顺利实现境外上市，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风险分析

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风险集中在国家金融安全上，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1.外资银行通过股权合作的方式逐渐熟悉并带走国内最优质的市场或客户，而将风险较高的客户留给中资银行。国有商业银行掌握了中国最主要的公私客户资源和大量优秀的人力资源，这些都是国有商业银行创值能力的核心因素。并且国有商业银行拥有巨大的销售网络，其网点遍布全国城乡，这些网点大多占据了各商业中心的黄金地段。外资银行通过股权合作的方式逐渐熟悉并带走国内最优质的市场或客户，这无异于引狼入室。花旗银行开拓中国市场的手段就很耐人寻味。它一边在华开办自己的业务，一边积极入股中资银行，它是在花钱培养自己的竞争对手吗?其所有参股对象之间其实也是竞争对手。

从国际经验看，外资银行进入一国后，获取盈利的一个主要策略就是争取高端客户。在华外资银行一直以来都将大企业客户和高端客户作为重点的服务对象，此类客户不仅是对银行利润贡献最高，也是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互相竞逐的焦点区域。外资银行通过其母行可以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方便快捷的全球金融服务，并为高端客户量身定制收益率较高的理财方案，分流相当一部分中资银行的高端客户。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外资金融机构大量投资入股中资银行，这些银行不但拥有较为优良的资产，而且掌握着中国最好的银行客户资源并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通过参股(甚至控股)与合作，外资银行就可能向这些优质客户销售中资银行不能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投资银行服务、现金管理等。结果是，竞争能力弱于外资银行的中资银行则可能需要更多面对风险较高的客户或盈利空间较小的业务。

2.外资股权合作只是手段，获利才是目的。除优质客户流失会冲击民族银行业外，外资将来还可能会釜底抽薪。所有资本都是逐利的，外资进入中国看好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如果有一天中国经济出现低谷，外资极有可能选择大规模退出，这对“不经济”的中国经济而言，岂不是雪上加霜?银行中外股东日后还可能出现控股权之争。相关法规规定，单个外国投资者参股国内银行的比例上限为20%，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部分股权集中在汇金公司，因此，外资还不是最大股东，话语权有限。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不再集中在汇金公司手中，股权一旦分散，外资机构很可能成为国有商业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另外，我国不少大银行在境外上市，其股价变动很难预测，我们缺乏对海外资本市场的控制力。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不能轻易出让。实际上，中小商业银行引入外资是很必要性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引入外资要慎之又慎。金融业全面开放，中小商业银行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中小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可以吸收国外成熟的经验。中小商业银行即使被外资控制，也不会给中国金融安全带来威胁。

3.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初衷与结果不一致。不良资产的形成是有历史原因的，这与银行的定位有关：国有商业银行为中国改革付出了太多成本。中国的银行不可能像西方国家的金融业那样完全市场化，这是和中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据央行于2003年完成的一项调查分析，由于行政干预形成的银行不良资产占不良贷款总额的8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仅占总额的20%。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一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研究报告显示，中国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的优劣，70%以上取决于金融运行的体制环境。国有商业银行引入外资的种种初衷是好的，但由于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承担着特殊职能，因此，经营情况的改观绝不是将股份转让给外资那么简单。上海银行引入外资后，公司治理情况并不乐观。自1999年以来，该行先后引入汇丰银行等外资股东，外资股份比例达到18%。因外资的引入而设立董事会，后来又设立了监事会。但是，实际运行效果与原来差别不大，行长级领导还是由组织部门任命和管理，董事会仍然没有选择经营班子的实际权力。同样，也有不引入外资却经营得有声有色的银行。招商银行既没有境外战略投资者，也没有到境外上市，却是国内外公认的一家好银行。招商银行成立以来，创造了足以令中国骄傲的银行业奇迹，并连续四年荣膺“世界25家最佳资本利润率银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如果不成功，将对整个国家经济安全产生巨大影响。后果是灾难性的。

4.国有商业银行深层次风险并没有完全隔离。中国的许多改革，风险分配和利益分配一直都处于不对称之中。财政体制改革(如1994年的分税制)如此，现今的金融改革也是如此。没有完善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配套体系，最终的风险承担主体一直都是政府垫底，更确切地说是全民垫底，这对于以风险资产定价为核心竞争力的商业银行来说并非好事。最重要的就是很难有完整的和健全的风险意识、风险管控动机和行为。

战略投资者在进入中资银行中，风险和收益并非完全对称。中资股东往往是第一重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如开发客户的风险，而即将借助开发的各种中间业务则在银行的风险结构中是第二重风险，是第一重风险过滤后的风险。跨国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目的和意图很明确，对中资银行高端业务和客户“窥伺”以久，信用卡、零售银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等跨国金融机构主要参与的几乎都是中资银行调整赢利结构、资产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业务，是未来增值潜力很大的中间业务。从披露的谈判结果看，跨国金融机构在谈判中自己要得到的东西是很明确的，发展空间和风险把握也是可以描述的；相应地中资银行要得到的不能说不清晰，但几乎都是原则性较强的，表述起来较为模糊的东西，可测度不够，目标的易达性和目标的风险性处于不确定状况。

四、发展方向：利用内资，自我保护

中国金融业开放要有大国意识。只有先对自己负责，保护自己的安全，才能对世界负责。通过对比分析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利弊，笔者以为与引入外资相比，更希望国有商业银行利用民间资本。

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问题上，在政策上对中资和外资是平等对待的，目前，国内民营资本进入中国银行业并不存在法律障碍和政策歧视。在银监会依法监管的金融机构当中，商业银行法并没有禁止民营资本参与商业银行的设立，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民营资本历来是这一机构的重要资金来源。此外，对于非银行金融机构来讲没有限制民营资本参与金融机构的规定，事实上，目前国内民营资本在中国银行业比重不断提高，银行业总体上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为主的格局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应当说，一个民族国家为了根本利益和长期利益，应当保有“自己的”银行，却并不一定非要有“国有的”银行。在当今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国有”性质的银行几乎不存在，那些“私有”或“民有”的商业银行其实都有着明确的民族国家归属感，美国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德国商业银行是“德国的”，尽管它们都没有国有资本的背景。从这一点讲，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后，保有“自己的”的银行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是一定要保有“国有的”商业银行，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国有的专业银行转向商业银行后，占住了整个银行业市场的最大份额，中国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还只有很短的历史，2000年在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中，这些银行的资产份额只有7%左右。从其发展走势来看，它们会有一个较好的发展前景，但近期要达到相当的资产规模超过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量，那是不可能的。这样，“国有的”银行就有必要在历史的基础之上，通过向市场经济制度要求的体制转化，承担起中国“自己的”银行的历史使命。

经验告诉我们，纯粹“国有的”商业银行运行效率存在着问题，它源自于国有产权清晰之下产权主体的空白，在纯粹“国有的”格局下，它是不可能“有解”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通过产权的多元化来改造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提高运行效率。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并非不能够让渡一部分给国内的“民间资本”，以利于根本利益与一般利益、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有机结合。股份制改造国有商业银行势在必行，在国家对商业银行绝对控股的前提下，实现产权结构上的多元化。当时机成熟时，“国有的”资本也可以战略性考虑增大对国内资本的让渡，使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到商业银行界内，更好地提高“我们的”商业银行运行的效率。

参考文献：

[1]沈翠红，乔希蕾.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利弊评析及建议[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6，(10).

[2]刘振宇.国有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理论研究[J].特区经济，2005，(12).

[3]将松.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引进战略投资者[J].北方经贸，2006，(9).

[4]陈少松.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探析[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6，(1).

[5]王锦虹.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架构改革[J].南开经济研究，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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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业经营的内生制度约束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指定出来的追求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制度确立合作和竞争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构成一种经济秩序。（Douglassc.North，1979）制度是经济领域的内生变量(TheodoreW.Schultz,1968)，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要产生相应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产配置的扭曲实际上正是分业经营制度下的被动选择的结果。作为金融市场主体的国有商业银行丧失自身的经营选择权，只能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进行有限的资产选择。实际上，这本身与市场经济基本游戏规则相背离。根据1995年的《商业银行法》以及近年来关于禁止信贷资金入市的规定，我国商业银行通过股票市场分散自身经营风险的出路基本上被封死了。商业银行只能从事传统的存贷业务。这一方面，抑制了商业银行创新动机，另一方面，限制了商业银行的利润创造。当然也加大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随着我国近年来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商业银行在利润最大化动机和市场竞争压力下，过于集中的信贷投放，使得商业银行往往蕴涵了大量的经营风险。据统计，国有商业银行99年不良资产比率为25.3％（戴相龙，1999），2000年则为29.17％，2001年为25.36%。市场化改革的经济背景以及分业经营的监管模式，使得仅仅具备有限经营选择权利的国有商业银行处于一种事实上的“两难”境地。在中间业务开展滞后，债券市场容量有限的背景下，国有商业银行可以选择的投资只能是贷款。而贷款本身所蕴涵的风险较高。特别是在现有的信用环境下，这一点就更为突出。在强调风险，关注不良资产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的应对措施只能是收缩信贷。而“惜贷”本身有是对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背离。由此可见，分业经营的内生制度约束强化了国有商业银行资产配置的整体扭曲。

(二)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体制共存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奉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国有银行的地位无非是国家财政的出纳，没有任何事关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的要求。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国有商业银行的首要目的就是服从与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要，将国内相对有限的资金集中到国家重点建设中去。而这些重点建设的存在形式大多是国有企业。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在80年代至1993年之间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国家财政的计划指导下，执行国家信贷计划和规模控制，将资金分配给进行重点建设的国有企业。至于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安全并不是国有专业银行考察的重点。

1993年之后，国有企业年年亏损，逐渐成为国家财政的负担。（如图1-2）一方面，政府面临着职能转换的压力；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面临着体制转换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国家政府职能的转换，必须让国有企业走向市场；而国有企业的走向市场之初不能没有国家政府的扶持；而国家政府的政策扶持显然与国家政府职能转换相背离。转轨背景下的政府“两难”（dilemma）不得不寻求一种稳定中的共存，这便是国有银行的财政职能。这一职能在1998年“拨改贷”政策的实施之后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而国有商业银行一旦具备这一职能，这就内在的决定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必然服从与服务于转型中的国有企业的贷款冲动，而这种内生的冲动又刚好强化了国有商业银行资产配置的单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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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改后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框架建立现状分析

（1）股权结构与股东大会制度。通过股改，国有商业银行基本实现了产权明晰、产权主体明确，初步建立了微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产权基础。同时，各家银行也都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原则开始运作，股东大会成为银行的最高决策机构，已经开始履行职责。（2）董事会及其架构。各商业银行均设立了董事会，作为银行经营责任的承担主体。同时，股改后的商业银行均建立了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和外部非执行董事的总和已超过了内部董事，这有效制约控股股东利用其控制地位做出不利于银行和其他股东的行为，对内部董事起监督和平衡作用，减轻内部人控制带来的问题。另外，各商业银行董事会还下设了各专门委员会，其根据董事会的授权履行职责并提供专门意见。（3）监事会及其架构。改制后，各商业银行均设立了监事会，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组成。监事会负责对董事、高管履行职责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法规、银行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董事、高管人员提出罢免的决议；当董事、高管人员的行为损害银行利益时，有权要求其加以纠正。（4）高级管理层。各商业银行的行长等高级管理人员负责组织银行的经营管理活动，在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开展工作，并向董事会负责。（5）激励约束机制。在激励约束机制方面，股改后的国有商业银行对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的薪酬发放已初步与绩效考核相挂钩，通过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国有商业银行基本实现了银行人能力与权利的匹配，明确了人的责、权、利，使其收入与其责任、业绩匹配，从而使人的目标接近于委托人的目标。

二、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存在的不足

（1）国有股比例仍然过高，产权主体虚置股改后，国有商业银行虽然有吸引外部股东，但在股权结构上仍然是国有股权“一股独大”，国家绝对控股。国有股权绝对控股地位易造成两种影响：一方面是可能引发大股东滥用控制权以及关联交易问题，其重要表现就是执行政府的经济政策而可能损害银行及小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因为国有持股人的超脱性，可能使国有商业银行的董事会或者管理者不能尽职，最终导致银行、小股东或者债权人权益受到损害。同时，也正是因为国家仍是国有商业最大的出资者，所有者缺位问题仍突出。国家是一个虚置的主体，国家对其产权相关职责的行驶必然要借助国家的行政实体—各级政府与政府相关部门来实现。而政府又没有专门行使相关产权的机制，造成产权主体的虚置，产权虚置直接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治理效率低下。（2）委托链过长，内部监督约束机制较弱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委托关系中，初始委托人（全民）与国家、政府、国有商业银行（经理人）之间形成的是一个超长、多层级、相当复杂的委托链。这样过长的委托链不但导致了各个层级之间的监督功能下降，也大大扩大了监督成本。同时，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组织结构间的监督约束机制，由于存在的各种因素，其本身的监督约束能力也比较弱。首先，董事会组织成立上虽然有引进代表集团公司、国外银行家等，但各国有商业银行董事会的实际控制人仍然是代表国家的汇金公司，其他董事会代表较少参与到公司的治理当中来。其次，监事会人员是由股东派出的股东监事加上部分外部监事和职工监事共同组成的。但是职工代表监事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相对较低，还任职于行长手下，使其与董事，高管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且又缺乏保障机制，容易被董事、高管层所控制。再次，从高级管理层的产生来看，多由国家组织部门任免，与现代股份制银行的治理规则相比存在差距。按照公司治理规则，银行高管作为董事会选聘的人，其聘任和解聘应该由银行董事会独立做出决定。国有商业银行高管人员还没有脱离行政级别，与真正的公司化运作还有一定的距离。以上都表明我国银行内部监督约束机制较弱。（3）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透明度仍不高，能有效避免消极披露或隐瞒披露的监督约束机制还有待完善。我们知道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中典型的英美法系型法人治理结构的典型特征就是在于更多地依赖于公司外部市场的力量，更强调股市的流动性，而且由于公司拥有众多的小投资者，但小股东们对经理层的影响力较弱；于是，这种模式比较强调保护少数股东利益，要求公司财务数据充分公开，增强透明度。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多向国际上在银行治理方面比较成功的国家学习，加强我国银行外部监督机制的建立。（4）缺乏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和公平有效的竞争机制我国的银行长期以来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垄断，各个商业银行之间尚未形成激烈的竞争格局。这大大影响了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市场竞争途径的有效性，不利于对经理人的约束。同时，我国的银行家市场尚未形成，政府的相关部门取代了银行家市场的筛选机制，行政色彩浓厚，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大都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无法借助银行家市场的力量来促进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的改革。

三、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几点建议

（1）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国有商业银行在重组设立股份公司时，除了国家资本外，还应通过公开招募法人股、有条件吸收个人和引导国际先进的外资银行参股，形成大股东之间相互制约机制。纵观西方商业银行产权变革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股权集中模式都是越来越走向分散和清晰，商业银行的产权主体由国家、大企业、金融寡头逐渐向社会大众方向转移，产权主体越来越多元化、分散化、社会化。国有商业银行要想实现这个目标，还要不失时机地引进民营资本、扩大社会公众持股，优化股权结构。（2）进一步完善“三会”的组织运作机制严格设定内设组织结构的职责边界和议决事议程，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制度、健康的决策机制，提高经营管理层的专业化管理水平，加强监事会的职能。此外，不断提升董事会及其议员的行权能力，引入独立董事，并加强其作用。让国有商业银行在整体上建立起决策、执行和监督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衡的组织结构。（3）建立多重监督体制建立健全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部门监管、工会监督、媒体监督、所在地区评价与监督等监督体制。严格信息披露制度，使公司的信息充分披露；实施审慎的财务和会计政策，让财产申报制度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资产实名制，增加渎职暴露机制，建立起有效的外部监督约束机制，从而加强对高级管理层的监督，推动银行治理结构的完善。（4）建立和发展经理市场放松银行业务的市场准入限制和价格管制，逐渐改变我国银行业目前的强制垄断性局面，建立公平竞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市场，通过银行间的竞争机制对经营者施加压力，促使其努力提高业绩；要培育银行家市场，改进经理人员的选拔任用机制，弱化行政级别的存在。（5）加强商业银行外部环境的治理鉴于我国金融法制与监管的不成熟性，政府和社会各方面也应做好金融生态的培育与建设，为银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尽力规范金融服务市场的外部环境，为国有商业银行有效建立公司治理结构提供完善的制度环境保障。政府还可以通过塑造市场约束机制，特别是来自股票市场的约束，来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采取适当的行为制造压力迫使人努力工作，迫使其改善银行的治理状况，充分发挥市场约束机制这条杠杆的作用。（6）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巨大的组织资本、企业经营中的一种“团队精神”也是必不可少的。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一直以来缺乏企业文化，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基本的职业道德规范，导致产生一些不规范或不道德的行为。因此，除了以上几项措施外，国有商业银行应有意识地塑造奋发有为的企业文化，并适时创新。

四、结语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中最为艰巨的环节，而其关键也在于建立和完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本文在分析了目前国有商业银行权利监督体制的现状及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后，提出了几点完善意见，望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今后的深化改革有实践性的指导意义。

作者:高灼琴 杨莹 单位: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审计署驻太原特派员办事处企业审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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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倪明.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四点政策建议[J].中国经济周刊，2008(14):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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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商业银行的优势体现在：

1.网点布局已经形成

国有商业银行在国内经营几十年，其分支机构及营业网点遍布全国各地，其服务已经或曾经触及了每个单位、家庭和居民。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国经济生活的影响是深刻的，在人们心中的基础地位是久远的。它的网点优势和概念优势显而易见。

2.大部分人民币业务现今仍在国有商业银行进行

人民币是国内市场的惟一流通货币。国内客户目前大部分都在国有商业银行开户。尽管人们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服务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但由于他们与国有商业银行多年来形成的联系和文化认同感，其存款、贷款、结算、业务等事项将来仍有可能会托付于国有商业银行办理。

3.人民币资金相对雄厚

国有商业银行吸纳了国内人民币资金大头。据统计，至2001年底，全国各家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总计143617亿元，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87509.6亿元，占60.93%.这一优势在短时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

国有商业银行吸收大量存款，有正反两方面效应。它的积极方面是可以集中资金支持国家建设，实现从积累到生产的转化。它的消极方面是使国有商业银行成为国内最大债务人，承担着最大的经营风险。

4.了解中国国情

中国地域广、人口多，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民俗文化不同。国有商业银行的各分支机构扎根于当地，对当地的资源、政策、民俗以及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都相当熟悉。外资银行要在中国某地开办一项新业务，假若不咨询当地金融界人士，则胜算不大。

5.政府支持

计划经济时期，国有商业银行曾经是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惟一金融工具。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入世之后，从振兴民族经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的角度出发，政府是不会无视国有商业银行的严重困难。中国政府会在WTO框架下，从资金、技术等方面最大限度地扶持国有商业银行，增强其竞争实力，进一步提升它们在世界500强企业排位中的名次。

国有商业银行的上述优势，对外资银行来说是暂时的、相对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会逐渐失去。而国有商业银行的劣势却是明显的、严重的，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克服。

1.管理问题

（1）国有商业银行的现行体制和内部机构设置有“管本位”色彩。银行内部部门的设置和管理套用政府方式，使得银行行动力不足、反应迟钝。对处于激烈竞争中的金融企业来说，这种设置和管理方式加大了经营成本，削弱了竞争力，使国有商业银行不能全身心地投入“一线战斗”。

（2）人事任免方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理聘任制，“组织任命”成分较大。在一、二线人员比例和报酬上，一线业务人员较少，薪金低；二线管理（服务）人员太多，薪金高，影响了基层员工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3）相互制约关系松弛，稽核监督乏力。按规定，金融机构业务操作的关键环节应该置于严密监护之下，不相容的职务要实行分离控制，不容许任何人不受制约地单独完成一笔业务。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基层单位的信贷岗位审贷分离制度、会计岗位的交叉复核制度、储蓄岗位的事后监督制度等都没有很好地贯彻落实。有些重要岗位长期把持在一个人手中，没有轮岗和必要的制约措施。稽核监督软弱无力，对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漏洞不能及时发现。即使发现问题，反映给有关领导，却可能触及领导痛处。在行政干预下，稽核部门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资金问题

（1）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外部干预、自身决策措施、个人以权谋私、部门经营管理不当等原因造成了大量不良资产，给自身带来了极其沉重的包袱。据统计，截至2001年9月末，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26.6%，严重拖累了发展步伐。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将给国有商业银行带来灾难性后果。

（2）资本金不足。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人民银行8%的要求。而且，资本金还受到大量呆账的冲销，补充资本金的渠道相当狭窄，来源不足，国家财政再为国有商业银行增拨资本金的可能性已难以企望。

（3）国有商业银行在审批贷款时，通常采用信贷审查委员会制度。信贷审查委员会成员表面上投票表决时都拥有绝对平等一票，但是，信贷审查委员会的各位成员行政级别高低不同，在我国严重的官本位体制影响下，行政级别差别必然会冲淡决策的民主化氛围。下级一般不敢冒忤逆领导意志的风险而自由地陈述自己的见解。这样就难以发挥信贷审查委员会民主化决策的作用，使得信贷审查委员会所做出的决定，往往带有“长官意志”。

此外，还有设备老化和不足问题、人员问题（人员富余、离退休人员负担沉重）等。中国加入WTO后，国有商业银行长期积累下的这些弊端和不足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严重阻碍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有效运行。面对即将到来的外资银行的大举进入，国有商业银行只有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才能在入世后更加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

1.改革经营管理体制，大胆进行制度创新，着力培育符合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要求的运行机制。

在组织架构上，国有商业银行应借鉴国外银行机构设置的成功模式，重新组合银行内部各部门和分支机构，剥离后勤、行政等社会性的职能部门，形成决策、管理、经营一体化。二级分行要成为“经营利润中心”；所有营业网点都应向多功能、综合化方向发展，成为“客户服务中心”。

2.努力活化不良资产

国有商业银行要认真研究不良资产问题，建立活化不良资产的激励措施。对信贷存量实行分账管理、分类考核，与有关人员奖惩挂钩。对新发生的增量贷款实行责任人制度，尽量减少新发生不良贷款。设立不良资产信息反馈系统，深人借款户了解生产、经营、财务情况，与司法部门联手制止逃废债行为。建立和完善不良资产核销体系，加大内部消化吸收力度。借鉴国外经验，研究和开发活化不良资产，转化贷款风险的新途径。

3.充实资本金

银行资本金是反映银行资本实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的指标。国有商业银行要实行产权结构多元化，进行股份制改造，积极吸收社会各界参股、入股，扩大资本金来源渠道，充实壮大资金，增加规避风险的途径，提高抵御风险能力。

4.改善服务手段，拓展业务范围

一是通过互联网将国有商业银行的服务直接输入重点企业，以更方便、更快捷、更安全的方式处理对公业务，并为客户提供金融咨询、证券投资、资金查询、理财管理、保险等多项网上银行服务。二是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业务，以环球银行金融通信系统为依托，为企业提供汇款与支票、银行资金调拨、清算、外汇、证券买卖、托收与信用证等跨国金融服务。三是抓紧金融数据通讯网的建设。要与外资银行竞争，国有商业银行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跨银行的全国性的金融数据通讯网络。尽快解决各个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清算系统和银行卡使用方面的自成体系、信息通讯网络系统重复建设的问题，以降低成本，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服务水平、经营效率及经济效益。

5.进行技术创新，提高科技应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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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市场营销的现状

西方银行界对于市场营销的重视向来与工商企业界对营销管理的重视并驾齐驱。据有关资料引述，西方银行界缓慢认识银行营销大体上经历了五个阶段：（1）营销是广告、销售促进和公共宣传；（2）营销是微笑和友好的气氛；（3）营销是金融创新；（4）营销是正确的市场定位；（5）营销是营销分析、计划和控制。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营销理念在发展中不可能如此渐进，也很难确切地依照以上五个阶段定位变革中的国有商业银行所处阶段的位置。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的国有专业银行在向商业银行转变过程中，虽然也借鉴了工商企业的营销模式，但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不可能照搬工商企业的营销模式；另一方面，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受组织体系、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认识和理解一下子还难以达到非常市场化、商业化的程度。

在经营观念上，市场化的营销观念和策略还仅仅在经济发达地区受到一定的重视。而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营销观念则相对淡漠，很难形成规范和系统的营销模式。由于市场化的营销观念和策略在国内经济生活中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商业银行间也尚未形成规范的市场竞争体系，抑制了营销观念的运用，因此也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营销业务的开拓上缺乏相应的内部动力，处于相对较低的层次上。

二、国有商业银行营销行为市场化的迫切性

在当今，“服务出存款，竞争求市场”已成为各家商业银行的共识。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日益加深，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有商业银行作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支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主导力量，其现有的营销观念与策略已经不能适应目前的经济形势。

与国有商业银行生存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的金融市场也已发生了三个方面的主要变化：一是国内同业竞争局面已经形成。交通银行、光大银行等新型股份制银行已成为商业银行行列中的重要力量。其经营机制市场化、商业化，资产总额、经营效益逐年递增。国有商业银行原有的对金融市场相对垄断的地位受到了挑战。银行业日趋激烈的竞争局面已经形成。除了新型股份制银行外，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企业在金融市场中的占有份额也逐年加大，成为国有商业银行不容忽视的有力竞争对手。二是国际金融市场竞争态势业已显现。作为世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签约国之一，我国已将银行业作为优先开放的行业清单提交相关国家和地区。自1995年中国首家中外合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成立以来，外资银行在华机构数量和业务规模等每年都有新的进展。因而，国有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外国同业竞争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三是国内金融市场需求多样化已成为现实。随着社会公众现代金融意识不断增强，以及通货紧缩局面和买方市场的形成，金融市场上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呈多样化。如何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以具有独家特色的金融服务去满足各个层次的客户需要，是国有商业银行所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

可以这样讲，面对国内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有成熟营销策略和经营艺术的国外同业，国有商业银行需要在营销观念和策略上进行深层次的变革，以适应市场的需求，求得在竞争中的生存与发展。国有商业银行营销观念的树立和营销策略的实施已刻不容缓。国有商业银行营销行为的市场化、商业化势在必行。

三、国有商业银行营销策略

（一）国有商业银行的商品力策略市场营销学通常把企业向市场提供的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一切物品和劳务称之为产品。我们不妨把商业银行提供给社会公众的金融服务称之为金融产品，如各种形式的存款、放款、结算、咨询服务等。要提高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在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强金融产品的商品力，一般采用成本控制和产品差别的手段。

具体而言，成本控制可以控制某一金融产品的市场份额，使商业银行在诸多方面节省开支，尽可能地集约化经营，从而达到降低成本，实现经营利润的最大化。比如在存款的组织上，努力提高低利率的活期存款占比，优化资产负债结构，达到成本控制的目的，产品差别则要求商业银行遵循金融产品设计上具有新颖性且符合现实需要的原则，采用现代科技新技术，使推出的金融商品具有独特的新功能，以致做到金融业务、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求。

（二）国有商业银行的销售力策略国有商业银行的销售力策略应着重于对现有金融网点的再认识及金融网点的整合重构和金融产品的服务质量。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网点建设，应本着精简、效能的原则，注意做到：改变三级管理、一级经营的旧体制，重视盈利性网点的延伸；网点位置要适中，要特别考虑交通的便利和客户的方便；对无发展前途的网点要抽资减人，或者撤并，以收缩战线，减轻经营包袱。此外，国有商业银行的全部经营活动都是通过为客户提供各种金融服务来实现的。因此，不断创新服务应作为金融企业经营的最基本要求。服务的最终标准是客户满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银行竞争，也可以说是服务上的竞争，国有商业银行如果能为客户提供全面、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做到文明、规范、热情、快捷、真诚、尽责，就能适应竞争，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从而获得长期的购买和长期的利润。

（三）国有商业银行的形象力策略形象力策略的主体是企业识别系统（CorporateIdentitysystem简记为CIS）。它是国有商业银行主体营销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始至终地贯穿于整个主体营销的实施过程中。CIS可以帮助国有商业银行树立产品形象、企业形象，提高社会公众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认识程度。它包括三个层次；即企业理念、企业行为和视觉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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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治理结构

随着中国农业银行IPO的进行，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已陆续完成了股份制改革以及上市。自2004年9月中国建设银行率先完成股份制改造之后，按照监管部门的指导，国有商业银行在遵循‘三会分设、三权分开、有效制约、协调发展”的原则上，明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的权利和责任，建立了一系列激励约束机制，初步建立起现代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我国加入WTO之后，在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其中公司治理的制度建立功不可没。但是我们还应当认识到，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和缺陷，全球金融危机也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1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

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指商业银行的股东、董事、监事和经理层之间的协调和制度安排;后者还包括了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员工、存款人、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等之间关系的协调。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人们对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问题的关注。在此背景下，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99年9月颁布了动口强银行机构公司治理》，进一步推动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to。从世界范围来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仍然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200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正式提出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概念，并初步规范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标准。此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一直是国内研究的热点。当前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研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及其分析框架对于商业银行究竟是否适用。针对这一问题，理论界普遍认为，与一般企业相比，银行具有许多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的存在使得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与一般的公司治理机制存在较大的不同。

1.1资本结构的特殊性

与一般性的企业相比，商业银行自有资本的比重明显较低。例如，现行的国际银行业资本监管标准巴塞尔协议中规定，商业银行自有资本的最低要求是达到8%，意味着商业银行的负债比例可以高达90%以上，实际上很多银行的现实状况便是如此。在这种高负债的资本结构下，商业银行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其中主要靠吸收存款。高负债经营的特点，决定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高于一般企业。由于债权人一般不主动参与商业银行的监督与管理，商业银行虽然时刻处于高负债的运营状态，面临着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却缺少一般公司治理中的监督和控制，使得商业银行债权人治理机制失效。此外，如果出现破产风险，银行股东只以其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其余大部分损失将由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承担，这使得银行股东和高管层利用短期行为损害存款人及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因此，我们在研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时，要重点关注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问题。

1.2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特殊性

商业银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存款人、监管者与商业银行管理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一般的公司治理理论主要分析股东、董事和高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商业银行的债权人、中小股东处于信息劣势，无法有效的对大股东和高管层进行约束。商业银行经营的是特殊产品且具有高风险性，这些产品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比普通的有形商品更为严重，使得存款人和监管者处于信息劣势，外部监管的作用被削弱。二是产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信贷等货币产品的质量在短期内难以观察，使得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较一般企业更难以评价，存款人或股东难以察觉，造成商业银行外部治理机制的作用比一般企业的治理机制弱。

1.3监管的特殊性

金融部门是经济的核心部门，商业银行则是金融体系的核心。与一般行业不同的是，银行业的风险具有传染性，能够波及整个经济系统，一旦银行业出现危机，对国民经济将造成十分严重的破坏，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尽管各国在不同时期对商业银行监管的范围和力度不同，但由于银行运行的脆弱性和行业的特殊性，各国政府都积极的对商业银行实施监管，且监管制度通常都十分严格。银行监管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保护存款人利益，以及防止银行系统风险的产生。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管制行为一定程度上替代和弱化了银行的法人治理机制。

2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问题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带来的股权多元化特征对银行公司治理产生了很多积极的影响。股改上市后，作为银行的所有者，股东拥有表决权、对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选举权、对公司经营状况的知情权和监察权、剩余索取权等诸多合法权利。股改前产权不明晰所造成的委托人缺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股东将公司法人财产委托给董事会管理，董事会则作为商业银行的法人代表将日常经营权委托给经理层，治理主体之间的激励约束机制大体形成。随着股权的多元化，非国有股东能够对国有大股东形成制衡，降低国有大股东的非理性行为;股东主体的明晰，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同时也明确了风险承担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预算软约束的状况，政府以其出资额对国有商业银行承担有限责任，从而促使银行经营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责任承担意识。此外，实施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措施也为国有银行带来了许多积极效应，如制衡国有股东，带来先进的公司治理理念、产品以及风险管理技术等。

然而，股份制改造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从实际情况来看，股改之后，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依然是国有产权一股独大，不但原有传统意义上的委托—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可能产生国有大股东侵犯广大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新成本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政府持股存在着两类截然不同的观点，即发展观点与政治家观点。政府股东的发展观点认为，政府持股有利于银行进行风险控制，而且可以增加公众对银行系统的信心，从而有利于银行业以及金融体系的发展。政治家观点则认为，国有银行的政府股东往往追求个人政治目标，政治家的多政治目标与多重委托等问题导致了国有银行经营效率低下。

笔者认为，政府股东带来的是积极还是消极影响，需要辩证的来看。政府持股银行多大的比例最合适，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当前，中国仍处在转型时期，法制环境、资本市场都不成熟，为了集中分配资源、宏观经济调控、维护金融稳定安全和促进经济增长等目的，政府作为国有银行最大的股东，时常对银行经营实施干预。应当认识到，在我国，政府作为银行最大股东的地位需要保持一段时期，并且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完成逐渐稀释的过程，以避免股权退出给不成熟的资本市场带来巨大震荡。目前国内较流行的观点是，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是现阶段最合理的选择。当股权过度集中在政府手中时，广大的中小股东无法发挥公司治理效用，容易造成政府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产生新的公司治理问题。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让其他拥有较多股份的股东向董事会、监事会派出成员参与公司治理，可以有效解决银行公司治理问题，也保证了国有资产的利益。在我国对投资者法律保护尚不完善的环境下，股权的适当集中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这也得到了众多研究的支持。

3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问题

3.1境外战略投资者

境外战略投资者在很多领域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并在公司治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第一家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为例，2005年6月，中国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正式签署了关于引资与合作的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银行将分两个阶段认购中国建设银行的股份，并在公司治理、财务管理、风险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向中国建设银行提供战略性协助.但是，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仅仅处于借鉴和模仿境外战略投资者公司治理模式的初级阶段。从操作层面来看，由于监管部门的限制，多数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低于10%，这样低的持股比例无法对其构成参与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有效激励，董事会席位的缺少也使得境外战略投资者在重大决策上没有决定权，其在银行公司治理中的效果正受到质疑。

3.2童事会

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董事会成员的构成包括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各自行使相应的职能。其中，执行董事是指在银行担任除董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或主席以外其他职务的董事;非执行董事是指不在银行担任除董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或主席以外其他职务的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是指不在银行担任除董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或主席以外其他职务，与银行及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影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董事。从实际运作来看，董事会成员之间的职责定位模糊，童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协调也不够顺畅。独立董事作为外部董事参与公司治理，本身是健全治理结构的良好制度。但是，国有商业银行聘请的独立董事大多为学者或行业知名人士，他们平时自身工作繁忙，对银行的内部事务介入较少，甚至参加董事会通过电话视频的方式。银行聘请的国外独立董事则对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不够了解，这些都妨碍了独立董事的有效运作。

3.3监事会

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中，监事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监事会的职能界定不明晰，部分职能与董事会下设的专业委员会职能重叠;监事会对外部董事难以形成有效制约，其作用被削弱.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引入了职工监事，其比例约占监事会的30%，但绝大部分职工监事往往在本银行中担任中层以上职务，其普遍代表性还有待加强。

3.4党委会

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背景和经济环境，决定了穿三会一层”(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之外，党委会在我国国有银行决策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是不同于西方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一个很大区别。例如，由于党管干部引发而来的党委会具有国有商业银行人事任免的决定权，党委会成员与决策层人员重合，甚至出现党委会代替董事会进行重大事项决策，多数国有商业银行由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这样的现实使得如何正确看待党委会在银行决策及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成为完善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之一。

4公司治理优化的对策建议

4.1调整股权结构

股权结构决定了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基础。国有股权的一股独大虽然在经济发展初期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步伐的深入，政府作为绝对控股股东所引来的所有者缺位、效率低下、过分干预等弊病逐渐凸显出来。我国的现实国情决定了国有股权不可能也不应当在短期内完全退出，而是让政府持股比例降到一个合适的水平。要实现这一点，应当深化股权分置改革，实现国有大股东及国有法人股逐步减持，逐步实现股票全流通;引进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相对具备更专业的投资以及监督管理水平，在参与银行公司治理时比分散的中小股东更能获得激励，同时其积极地参与银行决策也解决了中小股东往往只能用脚投票的问题;增加决策层人员持股比例，利用股权激励降低成本，使银行股权结构更加多元化。

4.2健全内部治理机制

在董事会建设方面，由于国有商业银行董事会绝大部分由国有股和法人股董事成员构成，使得委托人不明确，关系复杂，这对董事会发挥职能十分不利，因此，应结合股权结构的调整来完善董事会制度，保证董事会的独立性，让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均能有效参与银行治理，提高专业委员会的能动作用。在监事会建设方面，强化以监事会为中心的监控体制建设，进一步明确监事会的职责，提高监事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并确保监事的知情权。党委会其政治核心地位毋庸置疑，应把党委会的职责权限以及和决策层之间的关系界定清晰，尝试对人事任免制度进行改革，更多的引入市场机制，让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参与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对境外战略投资者，适度放宽过于严格的限制，让其更有激励参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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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使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得不对西部地区不多的业务量进行无序竞争，在丧失规模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丧失了区域经济效益，在竞争的压力下，各金融机构展开储蓄大战，不但增加了营业成本，而且有限资金在各金融机构的分散经营下，难以发挥应有的规模效益。

再次，在总行制订的政策面向全国的情况下使各级分行在适应当地经济状况开展业务时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严格按照总行的政策，许多新的业务将难以开展，在目前金融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将直接威胁其生存；如果不按总行的政策，通过各种变通的方式进行操作，又与加强内控，防范风险的原则相违背。应该说，在我国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这种机构设置有其必然性，也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这种制度设计与新体制的不相适应逐步显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的改革就在所难免。

机构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一般来说，国有商业银行按经济区划设置分支机构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国有商业银行的一级直属分行按经济区划设置，二是指国有商业银行的二级分行也应按经济区划设置。这种按经济区划设置分支机构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

(1)有利于银行支持当地经济的发展，缓解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有增大的趋势，而增大的区域不平衡又成为制约整体经济发展的瓶颈，一般来说，一定的经济水平要求一定的金融水平与之相适应，并要求一定的金融政策与之相匹配，按经济区划设置分支机构可以使经济区划行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制订针对性的措施，以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2)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减员增效。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庞大的职员队伍不但增加了成本支出，而且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并容易产生各种攀比、扯皮现象，国有商业银行的减员增效势在必行。但按行政区划设置分支机构使各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遍及全国，在保持如此众多分支机构的情况下的大量减员是很难实现的，一条重要的渠道就是精简分支机构，对业务量达不到一定要求的分支机构进行撤并，机构的撤并必然伴随着人员的精简。

(3)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效益的提高。按经济区划设置分支机构可以使各经济区划行制订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寻找并发展本地区的效益增长点。另外，对归入撤并行列的二级分行，其撤并所导致的收益的减少一般小于其成本的减少，这将直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

(4)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加强对信贷风险的防范。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需要不同的金融政策，不同的金融政策具有不同的金融风险，需要不同的防范风险的措施，按经济区划设置分支机构可以使经济区划行采取适合本行业务特点的防范风险措施，以最大限度地防范风险。

(5)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推进。按经济区划设置分支机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涉，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按自主经营的经济主体地位进行改革。

(6)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的配合。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目前已经完成了机构改革，实现了按经济区划设置机构的目标，国有商业银行的相应改革有利于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职能的行使。

应注意的问题

按经济区划设置分支机构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说是一种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实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国有商业银行与此相配套的改革措施，具体来说，

(1)改变“一刀切”式的管理方式，赋予各经济区划分行更大的制订政策的权限，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对金融的需求，创新金融业务，总行制订的应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政策。

(2)总行上收某些大型或特大型、跨省或跨国集团公司的贷款审查审批权，同时下放中小企业的审批权限。总行和分行的业务定位为：总行主要负责批发业务，分行主要负责零售业务(主要指对一些中小企业的贷款和金融服务)。

(3)以贷款质量和盈利能力作为区划分行的主要考核指标，以此约束区划分行在制定本区划政策时有可能增加的风险。

(4)总行政策的制定和操作手段的实施要从制度设计上保证各地区有平等的参与权和表达权，以体现不同区划的利益，总行的某些政策应允许各区划分行有决定是否执行的权利。

(5)制订差别性的区划政策，体现不同区划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如何降低经济不发达地区向总行的贷款利率，提高经济不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资金拆借利率，降低同等级企业在不发达地区的贷款浮动幅度等。

按经济区划设置分支机构是一项涉及面相当广泛的改革，在操作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一级分行的设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各有自己的特点，在一级分行的设置方面应根据各行的特点，由各行自主决定，其设置地点可以和人民银行一致，也可以不一致，基本原则是应将金融业务基本趋同的地区划为一个区划行，以利于业务的管理。

2、二级分行的设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应根据二级分行所在地经济发展的情况和该行二级分行在当地金融业务中所占的份额来确定是否设置二级分行，现在撤并的地区也可以根据以后的实际需要重新设置，基本原则应遵循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规律，即设置二级分行所带来的收益应大于设置后所增加的成本。

3、二级分行撤并后部分地区金融业务空白的弥补。按经济区划设置分支机构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可能要从某些地区全部撤并，从而形成了这些地区金融业务的空白，其弥补方式可考虑将原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改组为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这一方面使国有商业银行收缩了战线，发挥其优势，集中精力从事大中城市金融业务的开拓，另一方面也通过这些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当地公有或非公用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原分支机构的设施、设备和人员，减轻精简人员的就业压力。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必须采取股份制，建立严格的利益约束机制，必须接受人民银行的监管，严格控制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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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国际化;改革

截至2008年底,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先后完成了引进战略投资者、股份制改造和中港两地上市等重大改革,为国有商业银行的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商业化、制度化和市场化打下了坚实的产权制度基础。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化,国际化已经成为各主要商业银行改革的重点。

一、国有商业银行国际化是历史的必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间的经济竞争也日益激烈。金融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成为重要的竞争领域。

1.国际化经营是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在全球地位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在中国开办工厂、设立分支机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经营上“走出国门”,采购全球化、销售全球化、服务全球化,还有不少企业设立海外机构,中国也正在更多地产生自己的跨国公司。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以及中外之间密切而频繁的经济往来,对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企业希望在国外也能享受和国内一样本地化的服务,并通过银行与国内的总部建立便利的资金结算和往来;开展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希望银行能利用国际化的产品为其实现交易资金的成本锁定;拥有大量私人财富的个人客户,希望银行为其进行全球化资产配置,以降低投资的系统性风险,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固守着国内市场,单纯经营人民币产品,或者仅仅利用现有的产品和手段已远远不能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业务需要,加快国际化发展成为银行适应新形势和实现新战略的必由之路。

2.国际化经营是商业银行竞争加剧的必然要求。在其他行业发展、竞争全球化不断深化过程中,商业银行也正越来越多的面临来自外资银行强有力的竞争,比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他们设置了遍布全球主要城市的经营网络,创造了标准化的产品,开发了全球统一的计算机交易和管理系统,拥有精通本地语言及英语的国际化人才,深谙不同国家的法律及市场特点,能够为客户提供国际化的便利服务,因此成为许多跨国企业的首选合作银行。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刚刚完成制度的变革和调整,与国外商业银行在商业化、国际化方面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参与国际竞争的外在压力和实现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已经现实地、迫切地摆在我国商业银行的面前。

二、国有商业银行国际化改革存在的问题

在国有商业银行已经进行的各项改革中,每一步都体现出国有银行的国际化战略方向: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邀请国际著名咨询公司协助进行银行内部管理机制改革,按照国际化标准进行会计制度改革和财务报表公示,收购海外金融机构、加快到其它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等。然而,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许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首先,人才培养跟不上机构扩张速度。以工商银行为例,在短短五年时间,该行即实现了香港、澳门、印尼、南非、美国、澳洲、卡塔尔、阿联酋等地区和国家经营网络的拓展和新建,但国际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并未同步进行,造成一方面海外分行人员紧缺,另一方面国内提供不出合适人选、只能让业务过关但语言不过关的员工赶鸭子上架的尴尬情形。

其次,管理机制改革缓慢,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国际市场环境。国内商业银行的政府机关作风依然比较严重,商业化程度和对市场的敏感度还不够高。虽然面对金融全球化的巨大挑战,和生存的压力,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受习惯性思维的束缚和部分员工自我利益保护,国有商业银行在管理机制上进步缓慢,尚待进一步的更新和突破。

第三,产品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无法适应客户日益增长的业务需要。由于了解国际发达金融市场产品运作的员工十分稀缺,同时银行内部管理机制低效导致创新能力受到抑制,国有商业银行表现出产品创新能力不足以及创新速度难以跟进客户需求的现象。尤其是国有银行长期以来在行政垄断的护佑下,可以稳定地获得利差收入,创新动力严重不足。以“客户为中心”长期以来只是一句口号,缺乏实际措施,无法满足客户多样化的产品需求。

第四,国际化意识尚未深入人心。目前,各银行国际化经营的意识大多还停留在演讲、文件、讲话的层面,尚未真正深入中层和基层员工,而这些人正是银行进步和改革的根本推动力。如果无法让他们了解国际化改革的必要性和改革方向,来自高层的决策和指令将无法得到正确的实施,从而导致改革结构与预期的方向丧失或偏离。

国际化改革是国有商业银行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不可避免的选择,是对旧体制、旧思想的颠覆,对新制度、新思想的建立,这个过程充满困难和挑战。但这个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经济体都经历了这个过程,任何一个在全球金融业排名靠前的金融机构都经历了这个过程。国有商业银行在参与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必须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充满智慧和创造性推进这一进程。

三、国际化过程中必须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国际化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战略选择将是一个持续改革、全面改革的过程。在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一方面给了我们很多发展的启示和警醒,另一方面也给了我们巨大的发展机遇。国有商业银行应该积极着手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第一,意识国际化。商业银行经营的国际化首先是经营意识的国际化。国有银行的管理层必须深刻认识国际化经营对于国内银行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进行国际化改革就不可能在全球金融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就不可能满足经济全球化后国内企业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中资银行就将在未来的国际金融竞争中处于“客户边缘化、利润微薄化、人才低端化、产品陈旧化、能力萎缩化”的境地,这与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日益增大的影响力,在世界经济中日益增长的份额是不相称的。

第二,机构国际化。经营国际化的前提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开设相应的经营机构,中国银行以服务奥运会为契机,交通银行以服务世博会为契机,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都通过积极收购等方式在海外设立经营机构,这使银行服务终端延伸到全球主要经济发达城市,为国内及当地客户提供便捷和本地化的金融服务,为业务的国际化奠定基础。但这一过程将是持续和长期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银行的海外网点与中资企业的海外经营如何有效对接,需要进行积极探索。

第三,管理国际化。要实现庞大跨国机构的顺利运转,管理机制和制度必须更加具备灵活性和规范性,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情况和各国的政策环境。由于国际商业银行的业务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利率风险、汇率风险为代表的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远大于国内经营,各国监管要求也与国内有很大不同,国际化银行的管理体制必须与之相适应。

第四,系统一体化。在机构国际化的基础上,只有实现交易和管理信息系统国内外的一体化,才能真正实现产品和管理的国际化。现在多数银行通过外包实现业务的信息化,而且业务系统大多只基于人民币业务,这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业务国际的需要。

第五,人才国际化。国际化的管理离不开国际化的人才。在国际化改革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应重点引进具备多语能力、业务熟练、熟悉国外金融环境和制度、了解外国客户心理和文化特点的专业人才,有针对性的进行培养并配置到适合的岗位,使其成为银行国际化改革过程中最直接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第六,产品国际化。目前,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的国际业务比重在全行业务中占比非常低。面对跨国资金结算、外汇交易、国际投资等业务需求的日益增长,为客户提供更多更好的国际化产品,以及提高自身国际业务的创新能力将是国有商业银行国际化改革中核心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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