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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化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3 19:07:53

国有化范文篇1

国有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自本世纪中叶以来，拉美及中东国家纷纷对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实行国有化,国有化由此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对于投资国来讲,国有化风险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安全性以及投资利益的保护，对于东道国来讲,国有化风险关系到东道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对于跨国公司来讲,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向、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性战略的实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本文拟就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国有化风险以及风险防范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有化风险

所谓国有化是指一个主权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的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性行为。

根据国家的主权原则,一个主权国家对其境内的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有化,属于主权国家的国家行为，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体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国有化措施是行使其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必然结果,是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一种重要手段。东道国对外资实行国有化措施,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支持。联大1962年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宣言》规定：“收归国有、征收或征用应以公认为远较纯属本国或外国个人或私人利益为重要之公用事业、安全与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联大1974年

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第2条规定:“每个国家有权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征收或转移……。”西方发达国家也被迫承认东道国的国有化权利,如1951年6月19日英国政府向伊朗政府递交的照会宣称:“陛下的政府代表自己和该公司承认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原则。”1956年8月在伦敦举行的苏伊士运河会议上，德国、英国和美国政府联合声明:“对埃及政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而享有充分的主权权利,包括对外国人的资产实行国有化不持任何异议。”

本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很少看到国有化的事例,但是,自本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国有化的高潮。据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对外资实行了国有化,共发生了1954件国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国有化412件,60年代为406件,70年代约1136件,可见国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为219件,中东为464件,非洲为826件,拉美为454件〔1〕。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化的行业有半数以上集中在采矿、冶炼、石油、农业等部门。从国别来看,英美两国受国有化的影响最大,1960～1964年期间,在所有报道国有化的事例中,英国子公司半数以上主要分布在农业、银行业和保险业。70年代,美国子公司日益成为国有化的主要目标,受影响最大的是石油和采矿、分支银行、公用事业和运输业,大型子公司承受国有化的压力最大。就美国子公司看,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其没收的比率比资产少于100万美元的小型子公司大50倍。1960年到1979年之间,在被国有化的342家美国子公司中,有158家发生在拉丁美洲,占46%,而52家被国有化的英国子公司中,则有419家发生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尽管东道国实行国有化的权利在国际社会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问题在于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权利的同时是否应附加条件限制对此,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西方发达国家习惯上将国有化划分为两种:合法的国有化和违法的国有化。并且认为合法与违法的标准就是看国有化是否具备以下这些原则:

1.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许多国际条约中也把“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作为征用合法性的要求。1962年联大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宣言》中规定征用要以“公用事业、安全或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在许多国家的宪法里也有类似的规定。

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则。国有化和征用必须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也是国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则,可能会涉及到国家责任。

3.不违反条约义务的原则。即国有化应受国际条约和国家承担的契约义务的限制,违反条约义务的国有化是非法的,这是“条约必须恪守”的国际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4.支付公正补偿的原则。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补偿作为判断国有化合法性的一个标准。

5.不歧视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无不正当歧视,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时,必须对其境内所有的外资同等对待,不得对特定的某一国家的外资实行国有化,这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所要求的。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事件严重威胁着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影响到东道国吸引外资的环境,因而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直接的、一次性的剥夺投资者的国有化,已为以间接的方式逐步影响投资者利益的间接国有化所取代,呈现出间接国有化即当地化的发展趋势。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严重威胁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损害了其根本利益,因而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中最主要的风险之一,国有化措施对投资安全和利益的影响还在于是否在国有化之后给予充分的补偿。国有化之后是否给予补偿?应给予何种补偿?补偿的根据何在?对此,国际社会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和原则:

1.全部赔偿原则。即赫尔原则,这是美国国务卿赫尔(Hull)在1938年提出来的,认为实行国有化的国家有义务以“充分、即时、有效”的方式对财产被国有化的外国投资者支付全部赔偿。这一原则是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以保护既得权益和反对不当得利为法律依据。

2.不予补偿的原则。东道国采取国有化措施之后,不存在对被征收财产的外国投资者进行补偿的国际法律义务,因而不必予以补偿。这一原则的主要根据是国家主权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既然国有化是东道国行使主权的行为,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应由国内法决定,采取国有化措施是维护自己主权的权利,不应予以补偿。至于在一定情况下,基于外交政策的考虑或出于国际礼让,或其它外交上的原因,可给予一定补偿,但不是法律义务。

3．适当补偿的原则。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说和主张,比较符合实际。关于适当补偿原则的根据存在着分歧,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一原则的合理根据是公平互利原则和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在国有化补偿的实践中,一般都是采取适当补偿的原则,特别是通过“一揽子协议”(lumpSumExpreement)给予部分补偿,如伊朗征用美资石油公司,是补偿原金额的10%,战后东欧国家国有化的补偿额都是部分补偿。我国在国有化的实践中也采取适当补偿的做法,如1979年中美政府达成的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中,我国同意支付8050万美元作为对解放初被国有化的美国资产的补偿,这只相当于被中国收归国有的美国总资产的41%〔3〕。

二、国有化风险的防范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要保证投资的安全,必须对国有化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风险的防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母国方面

跨国公司的母国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的风险防范主要有:

第一,建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保证制度。这是跨国公司母国为了保护与鼓励本国的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法制度建立这一制度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对本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包括国有化风险)提供法律保证,以达到促进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地位的目的。这种保证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二是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护。

其一,一般来讲,各国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都对汇兑险、征收险和战乱险三种政治风险进行保险,由资金雄厚的有政治后盾的国营公司或政府机构充当承保人,并且一般只限于经东道国批准并符合母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合格投资。

各国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对投资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及其运作程序所作的规定基本相同,主要包括:(1)跨国公司向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申请投保,经审查批准后,双方签订保险合同,投保人履行定期交纳保险费的义务。(2)一旦发生承保范围内的风险事故,由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根据保险合同向海外投资者赔偿损失。(3)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取得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者的所有权和请求权,向造成该项投资损失的东道国求偿。

其二,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证。如美国的《对外援助法》,日本的《输出保险法》等等。

第二,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签订的保护投资的双边条约。母国为了对海外投资者面临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通常与东道国缔结双边投资条约,为国有化风险提供条约,使其成为两国政府的共同保证,以与其国内法的保证相互配合,加强其保证的效力。而东道国为了吸引外资,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也给外资以安全感。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关于国有化的规定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国有化的方式;二是关于国有化的条件。几乎所有的双边投资条约都规定国有化必须遵守的某些条件,如公共利益、非歧视性、补偿和司法审查。如日本与埃及1977年的协议规定:缔约国各方国民和公司的投资和收益,在缔约地方的领土内不得实行征收、国有化、限制或具有相当于征收、国有化和限制效果的其他措施,除非符合下列条件:

(1)该措施是为了公共目的采取的并符合正当法律;(2)该措施不是歧视性的;(3)给予及时、充分和有效的赔偿。荷兰、德国、美国、英国的样板条约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规定。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与上面的规定基本内容也是一致的。如我国与瑞典1982年的投资协定第3条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只是为了公共利益,按照适当的法律程序,并给予补偿,方可实行征收或国有化,或采取任何类似的其他措施,补偿的目的,应使该投资者处于未被征收或国有化相同的财政地位。征收或国有化不应是歧视性的,补偿不应无故迟延,而且应是可兑换的,并可在缔约国领土间自由转移。”〔4〕

第三,母国通过参加多边条约和多边投资保险机构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国有化风险保证。

1985年世界银行年会通过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条约保证,该公约在其承保的险别中规定,该机构承保征收和类似措施的风险,即“由于东道国政府的责任,而采取的任何立法或行政措施,或懈怠行为,其作用为剥夺保权人对其投资的所有权或控制权,或剥夺其投资中产生的大量效益,政府为管理其境内的经济活动而通常采取普遍适用的非歧视措施不在此列”。

为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世界银行1988年4月12日成立了多边投资保险机构。该机构的业务之一就是在“接受投资的国家的议会组织或政府剥夺投资人的所有权或应有的经济利益遇到风险时”,以及“对接受投资的国家政府取消合同投资者无处申诉,申诉被无故拖延和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时”,“凡加入这一机构的国家其公民代表的法人机构可以申保,这一机构则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承保”〔5〕。

由于多边投资保证机构和保险机构承保对外直接投资国有化风险,因此,当跨国公司成为该公约或机构的成员之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控制,国有化赔偿问题可能会成为国际求偿的对象,这样就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保证,有利于促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发展。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在控制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促进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

(二)东道国方面

防范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对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双方都有好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向利润丰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占领更大的市场,推行全球性战略;而对于东道国来说,可以从大量的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选择吸收高质量符合本国发展要求的投资,更好地利用和掌握外国资本中的先进技术,并且可以消除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之间的不信任感,有利于双方的友好合作,推动国际经济向前发展。

为了保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合法权益,许多东道国都通过宪法或外资立法对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明确规定只是在法律限定的条件下才实行征收或国有化,并给予补偿,以此来维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关于国有化保证的国内立法,各国的实践均不相同。有的国家只通过宪法作出国有化保证。如印度宪法规定:“除非根据规定对取得资产给予赔偿外,对任何财产不得进行强制取得或征用。”埃塞俄比亚宪法规定,除非基于政府根据特别征用法所定条件的命令,并通过司法程序协商,确定支付公正补偿,对任何人的财产不得进行剥夺。墨西哥宪法规定:“除非为了公用并支付赔偿,不得征收私人财产。”阿根廷、马来西亚、菲律宾、南斯拉夫等国的宪法也明确规定,征收财产必须为了公共利益,通过法律手段和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平”、“公正”或“充分”补偿。中国宪法第18条规定:中国允许外国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中国法律规定在中国投资及从事其他活动,它们的合法利益和权利受中国法律保护。

除了在宪法上的保证之外,许多国家还在其外资立法中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保证,保证的范围通常还较为广泛。印度尼西亚外资法规定:“除非国家利益确实需要并且合乎法律规定,政府不得全面地取消外资企业的所有权,不得采取国有化和限制该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措施。”在采取上述措施时,“政府有义务进行赔偿。赔偿金额、种类以及支付的方法,按国际法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埃及关于外国资本投资及自由贸易区法规定:“除通过合法程序,项目不得被收归国有或征用,投资也不得被没收、扣押和查封。”苏丹1980年的《鼓励投资法》规定:“除非为了公共利益,依据法律并对投资者支付公正补偿,不得实行国有化,补偿的价值是在国有化时对投资者的财产估价后的时价。”泰国1970年的《投资促进法》则保证不对所鼓励投资的企业的活动实行国有化。我国的外资立法对国有化也有规定,1986年颁布的《外资企业法》第5条规定:“国家对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资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6〕

我国目前的国际投资保险制度不同于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为了外国或港澳地区投资者在我国境内的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颁布了《外国投资保险(政治风险)条例》,将外国投资的政治风险列为重要的财产保险内容,对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的政治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三)跨国公司

从微观的视角来考察,对国有化风险进行防范时,跨国公司本身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跨国公司对国有化风险的防范可以三个阶段来进行,一是投资前期,二是投资中期,三是投资后期。不同阶段的风险防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1.投资前期阶段。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前期阶段,主要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评估投资的风险程度并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跨国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是对具体的对外投资项目所作的可行性分析,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首先要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这是从宏观上对东道国的投资风险所作的可行性研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国别评价报告”,说明东道国在国有化风险方面所具有的客观状况。

在“国别评价报告”中,在对国有化风险进行分析时,要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第一,东道国国内法即外资立法中关于国有化风险的保证状况。第二,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是否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边协定中是否有国有化风险的保证条款,保证的内容和范围如何。第三,东道国是否参加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是不是公约的成员国,是否承担公约所要求履行的国际法义务及其保证责任。投资前期阶段的风险防范的目的是将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尽可能避免风险,防患于未然。

2.投资中期阶段。

投资中期的风险防范主要是指跨国公司根据在其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严重影响投资安全性与收益性的事件与因素,随时采取调整措施,以保证对外直接投资目标的顺利实现。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变化,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因此,跨国公司要建立起一套富有弹性的调整手段,具体办法有:

第一,投资主体的调整。即跨国公司采取与东道国当地政府或企业共同投资,建立合资企业,这是一种积极的调整手段,通过投资主体的分散从而使投资风险也分散,因为共同投资要求投资主体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将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合资者身上,从而可以避免当地政府采取不利的政策,将风险分散。

第二,投资对象的调整。即跨国公司将投资的地域、行业、产品等分散化或多样化,这种调整方式的实际应用价值较大,如美国在东南亚的一家跨国公司,投资初期集中在油脂制造业,随着当地国有化呼声的高涨,该公司迅速将一部分投资转移到其他行业,从而避免了国有化的风险。

第三,投资方式的调整。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互换。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是常用的两种投资方式,前者以购买股份和成为合资企业投资者等形式投资,按资产产权比重定期分红,取得股息收;后者以银行信贷、企业、商业信用等方式投资,这可获得稳定的利润。当国有化风险增大时,跨国公司将股权出卖或转为银行信贷、母公司的买方信贷等债权形式;而当债务危机增大时,跨国公司又将其贷款转换为股份投资,这种转移尽管有一定困难,但可以减少风险。二是进行投资币种的转换,即跨国公司为了防范风险将其投资币种转换为当地货币。

第四,投资战略的调整。即跨国公司推行当地化的投资战略,增大跨国公司的当地化程度。本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求实行外国投资当地化,即“逐步国有化”,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使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并使国有化风险大大降低。

第五,投资经营策略的调整。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能否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投资经营策略,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当跨国公司与当地政府发生冲突时,跨国公司应从长远利益出发,尽量与东道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宁可牺牲眼前利益,采取积极合作的政策,这有利于避免国有化的风险。

3.投资后期阶段。

当国有化风险严重危及跨国公司的生存,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时,只能从东道国撤退。抽回投资采取撤退的战略,必然会造成许多经济损失,应当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尽可能地减少损失〔7〕。

注:

1〕〔3〕〔4〕〔6〕参见姚梅镇主编:《比较外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764、803～804、785、784页。

〔2〕〔英〕尼尔·胡德和斯蒂芬·扬著、叶刚等译:《跨国公司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314～316页。

国有化范文篇2

论文摘要二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先后掀起两次国有化高潮。战后国有化运动是英国工党“社会主义试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英国二战后形成的“共识政治”的产物。国有化加重了“英国病”，造成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工业关系的紧张。1979年5月上台的撒切尔政府，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试图摒弃凯恩斯主义，从而开始了举世瞩目的“撒切尔革命”。

英国以私有制立国，但在私有经济中也存在国有的成分。早在1657年，英国便成立国有的邮政总局，在全国发行邮票，经营全国的邮政业务。1933年，政府还建立公有的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并在1939年兼并长期接受国家资助的帝国航空有限公司等。从总体上看，这些举措还称不上是真正的国有化。英国国有企业的空前发展，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自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工党先后掀起两次举世瞩目的国有化高潮。

国有化是英国工党“社会主义试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5年7月，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首相，开始推行以经济计划化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改革政策，以求推进英国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国有化即是这一改革的主要内容，由此掀起战后英国第一次国有化高潮。

从1945年到1951年，艾德礼政府先后通过8个国有化法令，将英格兰银行、煤矿（1945）、航空（1946年）、电报和无线电通讯、运输、电力（1947年）、煤气（1948年）和钢铁（1951年）等行业实现国有化。1951年10月，保守党的丘吉尔政府上台，这一历时6年又3个月的国有化高潮才告结束。在历经五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之后，70年代，英国经济同其它发达国家一样进入“滞胀”时期。1974年3月，再次上台的威尔逊工党政府把国有化作为摆脱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在英国掀起第二次国有化高潮。与第一次国有化高潮相比，这次国有化所涉及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到汽车、船舶、机床、火箭等生产部门，甚至包括电子、宇航等尖端技术产业。如1977年7月，建立了由英国国内最大的19家造船公司组成的英国造船公司，控制全国商船制造业98%的份额。这次国有化高潮着重挽救陷入经营困境的私人企业，并且借助国家力量来促进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实现企业的现代化。

经过两次国有化浪潮，到1979年，国有企业在英国国民经济中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英国大小国有企业共有16283家；国有企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5%；就业人数占总劳动力的8.1%；固定资本约占全国固定资本总额的15.3%，大致与私营制造业固定资本总额相等。由于国有企业多是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又由于它们在本行业中往往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到1979年，在煤炭、造船、电力、煤气、铁路、邮政和电讯等部门，国有企业的比重达到100%，钢铁和航空部门达到75%，汽车制造和石油工业部门也分别达到50%和25%。

关于英国工党实行国有化的动机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工党推行国有化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1］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英国两次国有化高潮都由工党领导，除了经济因素外，还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英国国有化的推行一直受到工党所信奉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驱使，是其“社会主义试验”的一部分。

早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提出生产资料国有化的思想。工党的先驱组织如1868年成立的英国职工大会也都支持国有化的主张。1887年，对英国工党思想影响最大的费边社发表著名的《基本纲领》，主张“把土地和资本从个人和阶级所有制下解放出来”，“向公有制过渡”。公有化主张成为后来进入议会的工人代表提出国有化的主要依据之一。1918年2月，工党在费边社主要领导人悉尼·韦伯的协助下起草了工党的新党章，并获得工党大会通过。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国有化的第4条条款。该条款明确指出，在“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以及对于每项工业或服务业实行公共管理或监督的最有效的制度的基础上确保体力或脑力劳动者得到他们勤勉劳动的全部果实，以及可行的最公平的分配”［2］。新党章的通过使工党拥有了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1945年4月，工党发表《让我们面对未来》的竞选纲领，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政党”，并许诺在执政后推行国有化。1945年7月26日，以艾德礼为首的新政府成立，以国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政策成为其进行社会改革的四大政策之首。①

然而，第一次国有化浪潮之后，工党在1951年、1955年、1959年3次大选中接连失败。围绕国有化问题的争论，不仅成为工党和保守党之间、同时也成为工党内部斗争的一个焦点。以比万为代表的工党左翼认为，艾德礼的改良主义措施并未触动英国社会基础。他认为必须通过议会斗争掌握国家机器，铲除私人所有制，才能最终建成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以莫里森为首的中间派则主张“保护现存成果，有限度地进一步实行国有化”。以盖茨克尔和克罗斯兰为首的右翼则把国有化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任何进一步的国有化都必须遵循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只有当非国有化不能促进经济发展时才实行国有化，“我们的目标不是100%的国家所有”。1959年工党再次在大选中失败，当时的工党领袖盖茨克尔认为，正是党章第4条的内容吓跑了中间选民，于是要求修改党章第4条。但遭到党内左派和工会的强烈反对。盖茨克尔被迫让步。1960年10月，工党年会又一次无条件地肯定了党章第4条。此后，1963年当选为工党新领袖的哈罗德·威尔逊并未向党章第4条发起挑战，在1964年大选中，工党在名为《新英国》的竞选宣言中，强调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突出的是计划化而不是国有化。但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英国的失业和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这使工党左翼力量逐渐加强。在整个70年代，工会力量不断向左转，认为“第4条款不仅是理论而且是一项事业，是我们能够把新精神和活力输入我们经济生活的基础”，并在《1973年工党纲领》中提出，如果工党执政，将把25家最大的制造公司，北海油田和其它能源、码头、造船、飞机制造业以及半国有的罗伊斯——罗尔斯公司收归国有。这一纲领是工党历史上最左的一个纲领，最终引发英国第二次国有化高潮。

国有化是英国二战后形成的“共识政治”的产物

纵观英国战后整个国有化过程，总的来说较为顺利，特别是第一次国有化高潮。1951年10月，丘吉尔保守党政府执政后，几乎完全继承和保留了包括国有化政策、福利国家和充分就业在内的工党政策，从而形成战后英国著名的“共识政治”。英国学者达顿这样概括“共识政治”的特征：工党以实现福利国家为满足，不再追求更长远的“社会主义”目标；保守党认可福利制度，接受有限的国有化方案，承认某种程度的“计划经济”。［3］这表明两党在这一时期的价值取向出现趋同的趋势。

为什么保守党政策会向左转与工党形成“共识政治”的局面呢？

经济政策总是在一定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制定的。二战后，随着英国社会阶级矛盾的发展和客观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英国官方的经济理论由局部均衡理论转变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进而与工党所信奉的民主社会主义相结合，这成为形成英国战后“共识政治”的基础，而国有化政策的推行则是这一转变的一个直接后果。

局部均衡理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创立的。局部均衡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某一供给条件下，供求关系会自动达成平衡。不论发生什么意外，如果使得生产规模离开它的均衡位置，那么市场中的某些力量会立即发生作用，使它恢复均衡，“正如同一条线所悬着的一块石子如果离开了它的位置，地心引力将立即有使它恢复均衡位置的趋势一样，生产数量围绕着它的均衡位置发生的种种动荡，具有相同的性质”［4］。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思想即是由局部均衡理论推导而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正处于极盛期的晚期，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并不奇怪。然而，局部均衡理论所提倡的通过市场充分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学说，未能经受住1929—1933年世界大危机的考验，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1936年，凯恩斯从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中通常情况下存在的就业不足问题入手，在传统经济学所划分的“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两种失业类型之外，凯恩斯提出第三种失业范畴——非自愿性失业，即失业工人愿意接受比当前实际工资低的工资，但仍找不到工作。凯恩斯认为造成非自愿性失业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所谓有效需求，是针对市场上有支付能力和购买能力的需求，只有既有购买欲望又有购买能力的需求，才是真正的“有效需求”。凯恩斯认为，社会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的大小，有效需求又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这两者又受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3个基本心理定律的制约。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引起消费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由于流动偏好引起的利息率偏高造成投资需求不足，其结果是导致商品滞销、生产过剩，引起生产缩减，这样势必造成资方解雇工人，使社会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于是非自愿性失业的出现就不可避免，危机因而产生。至于解决失业和危机的方法，凯恩斯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力量干预经济，即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消费，增加投资，尤其是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率，以弥补消费和投资需求的不足。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是维持经济稳定，总的政策手段是调节有效需求，萧条时期反萧条，通货膨胀时期反通货膨胀，因此人们也把凯恩斯主义简称为“需求管理”［5］。

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学体系，凯恩斯主义是以国民经济总量分析来代替微观的局部均衡论的个别市场和个别企业分析。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否定了剑桥学派的理论前提，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完善性、和谐性，通过供求力量自发作用就可以使经济趋于充分就业均衡。正是在这一点上，凯恩斯主义与工党所信奉的费边社会主义经济学在理论上找到了契合点。这使凯恩斯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经济学有了互相接近的可能。费边社会主义经济学主要从平等和财富分配角度，分析所有权和分配制度的合理性，认为正是现实中分配的不合理，使人们之间存在鸿沟，并把“国有化”看成是改变所有制和使生产者摆脱受束缚地位的有效措施，其代表人物有韦伯夫妇、理查德·托尼和拉斯基。

具体地说，二战后的英国，工党政府所标榜的“混合经济”目标，是凯恩斯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经济学共同倡导的。从韦伯夫妇到拉斯基，历来要求“消灭贫困”，“合理分配收入”，以及把若干部门的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使公有经济和私人经济并存。凯恩斯主义则认为，在政府调节经济的各项措施中，最重要的是财政调节手段，而财政调节手段之所以能发生作用，关键在于国家拥有越来越多的预算，预算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这样，政府的干预就能把过去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单一的私人经济变成公私部门混合生长的经济。可见，实行“国有化”最终是为了实现凯恩斯主义所提倡的经济稳定的目标。

此外，二战后，英国经济再次遭到重创，经济实力不可挽回地衰落了，人心向往工党倡导的战后新社会。同时，保守党开始反思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仅仅放弃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实行凯恩斯主义是不够的，还必须要辅助以若干的“制度”方面的改良措施。正如昆廷·霍格所说：“如果你不给人民以社会改革，他们将给你社会革命。”这就使凯恩斯主义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接近不仅具备理论上的可能性，也具有政策上的必要性，使工党和保守党达成共识成为可能。国有化加重了“英国病”

“英国病”是研究英国近现代史经常要提到的一个概念，大致认为：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英国在世界列强中的实力地位下降。二战后，工党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主要是作为社会改革和经济调整的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而被推行的，其目的在于医治“英国病”。不可否认，国有企业为50—60年代英国经济繁荣做出重要贡献，但进入70年代，国有化的弊端愈益暴露，国有化成为“英国病”进一步激化的一个主要且难以回避的因素。国有企业的弊端有三：

一是“公共性”与“企业性”的对立。国有企业是“公共性”与“企业性”的综合体。一方面，国有企业所有权归政府所有，受政府的监督和限制，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具有企业的性质，是独立的企业法人，要求获得一定的利润。这两者之间并非是天然协调的。“企业性”要求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而“公共性”要求企业以公共利益为第一目标，一旦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加强，突出企业的“公共性”的一面，国有企业将可能严重失衡而陷入困境。二是英国国有企业“先天不足”。不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在战后实行国有化时，并未把它作为一项长远的经济战略，而仅仅作为实现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的一种手段。在艾德礼执政期间，政府只是想通过国有企业来承担非赢利的社会事务，以取得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环境。工党政府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国有化计划。20世纪70年代，希思政府更是把国有化作为反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通过限制物价指数的上涨，使大部分国有企业严重亏损。三是“后天失调”。英国政府在实行国有化的过程中，在宏观和微观上，不断加强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干预，不仅掌握企业的财务权，而且名目繁多的政府指令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的非赢利性社会责任，企业内部的刺激机制和创造力逐渐丧失。有时甚至还直接介入企业的劳资谈判，常常使一般的经济性问题演变为政治风波。［6］从上世纪60年代起英国政府认识到国有企业亏损的严重性，于1961年、1967年和1978年先后颁布3个国有企业白皮书，以减轻国有企业的财政束缚，力图扭亏为盈。但这些努力都由于缺少切实可行的措施而失败。正是由于国有化存在这些弊端，随着国有化的不断推进，对英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明显。

首先，国有企业的低效率。1976年，英国国有工业总产量年均增长率仅为1.1%；1978—1981年，英国国有企业所占投资比重为16.8%，而产出比重只有10.9%。这一时期，支配英国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的糟糕表现直接限制了其它企业的发展，导致整个国家经济的停滞。

其次，国有企业挤占大量资金，加速了英国的通货膨胀。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实现政府特定的社会目标，必须维持国有企业的运营。在1973—1980年，英国政府以贷款、赠与、注销债务等形式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累计高达205亿英镑。英国政府仅对煤矿、铁路和钢铁3个国有部门的财政补贴，在1978—1979年度竟达到18亿英镑。国有企业获得的资金越多，私人企业获得的资金就相应减少，国有企业挤占了私人企业的资金。这直接造成英国制造业（除了造船和钢铁行业，其它大都是私人企业）的投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英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经常依靠扩大公共开支，人为刺激需求，结果导致巨额的财政赤字。其结果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1975年竟达到24.2%。

最后，工会势力的膨胀加剧了劳资关系的紧张。二战后的英国工会不仅人数多，而且权利大。英国工会及其活动享有合法地位，工会在劳资冲突中享有普遍的法律豁免权，工会代表有权代表工人与雇主进行谈判，即所谓集体谈判制度。如果集体谈判是在整个行业的层面上进行的，那么，行业工会和各大企业主之间达成的协议就将在全行业内执行，哪怕某一企业工会力量很小，也能从中受益。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感慨地说：“我们不能碰的机构有三个：（皇家）禁卫旅、罗马天主教会，或者是全国矿工联合会。”在英国，工会主要专注于劳资之间的讨价还价，如果工会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工会就以罢工相威胁。战后20多年，英国经济处于繁荣发展阶段，工党和保守党在共识的框架下，采取相近的经济社会政策，加上总体上各个工会也比较配合，劳资关系相对比较平稳。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着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劳资关系日益紧张起来。工会用罢工来胁迫资方大幅度增加工资以抵消通货膨胀中的损失；可劳动生产率跟不上工资的增长，结果只会造成生产力成本激增，带动物价的提高，从而进一步助长通货膨胀，而这又成为新一轮劳资双方讨价还价的起点。进入20世纪70年代，工会的权力不仅影响到政府各项政策的推行，还直接关系到政党大选的结果。在煤矿工人大罢工的打击下，1974年的希思政府在“到底是谁统治英国”的哀叹中下台；1979年4月，卡拉汉政府在大选中被撒切尔夫人击败。这一切说明，劳资关系的恶化使英国病复杂化了。

综上所述，到20世纪70年代末，困扰英国的国有化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国有化之所以加重“英国病”，造成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劳资关系的紧张，根源在于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英国战后“共识政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国家干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各种政策。因此，1979年5月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扭转英国的颓势，她试图摒弃凯恩斯主义，开始了举世瞩目的“撒切尔革命”。

参考文献：

［1］KennethO.Morgan.LaborinPower1945-1951,1986：98

［2］ChrisGook、IanTator.AnIntroductiontoItsHistoryStructureandPolitics.1980：9-10

［3］DavidDutton.BritishPoliticsSince1945.London,theRiseandFallofConsensus.1991：7

［4］R.S.Sayers.AHistoryofEconomicChangeinEngland1880—1939，1978：87

国有化范文篇3

摘要：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掀起了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的浪潮。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这是扼制危机蔓延的权宜之计，但本文从银行信用的本质、私人资本的逐利性、信息不对称和防范全球金融市场风险的角度分析，认为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是一项长期策略，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关键词：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内在经济决定

自2008年爆发了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先后掀起了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的浪潮。历来视国有化为自由市场经济的洪水猛兽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由政府注资或收购股份的措施对大型商业银行进行救助，以扼制危机的蔓延。这是暂时的权宜之计，还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这是临时的过度性措施，但本文从银行信用的本质、私人资本的逐利性、信息不对称和防范全球金融市场风险的角度分析后，认为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是一项长期策略，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一、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救助商业银行的主要措施

随着次贷危机演变成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美欧主要发达国家政府纷纷采取国有化措施对大型商业银行业进行救助。英国率先于2008年10月8日由政府出资500亿英镑认购八大商业银行和房屋贷款机构的优先股；10月13日，英国政府向皇家苏格兰银行、劳埃德TSB和哈利法克斯苏格兰银行注资370亿英镑，将其部分国有化；2009年2月27日，英国政府再次向深陷困境的苏格兰皇家银行银行注资255亿英镑；2009年3月7日，英国政府在莱斯银行中的股份从原来的43％上升为至少65％。美国紧随英国于2008年10月14日由政府注资1250亿美元购买美国九大银行的优先股；11月17日，美国政府再次斥资335，6亿美元购买21家美国银行的股份。德国政府于2008年12月12日向德国商业银行注资82亿欧元；2009年1月8日，德国政府再次向德国商业银行注资100亿欧元，使德国政府拥有了德国商业银行25％的股份；2009年2月18日，德国通过银行国有化法案，允许政府在6月30日之前将深陷危机的银行收归国有。日本政府于2008年12月19日为银行股权收购公司(Banks&apos；ShareholdingsPurchaseCorp，)所发行债券提供高达20万亿日元的担保，以帮助该公司购买银行股份；2009年2月3日，日本宣布斥资1万亿日元(111亿美元)，购入金融机构的股份，以帮助这些机构补充资本。由此可见，商业银行国有化已成为各国抵御风险、防范金融危机的有效途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二、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的经济必然性分析

(一)实行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可以提升社会公众信心

众所周知，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信用的特殊企业，一旦丧失信用，其经营则难以为继。从这个意义来说，金融危机是信用链条断裂的极端表现，而此次危机就是破坏信用的典型案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实际是以国家信用提升商业银行信用，恢复公众信心和抵御金融危机。由此可以推理，社会公众对商业银行的信心背后实际隐含的是对政府的信心。

相对于其他企业，商业银行经营的特殊性十分明显，突出的特点是经营高负债性、债权高分散性和股权高分离性，这决定了商业银行是高风险行业，不能等同于一般企业进行控制和调节，由于其风险破坏性极大，一旦危机爆发，不仅威胁金融体系的安全，而且对实体经济有很大危害。因此，对大型商业银行采取国有化不是政府一厢情愿的行为，而是由大型商业银行在一国经济金融运行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一是高负债率使商业银行天生具有脆弱性，容易引发信用风险。商业银行依靠对储户的高度负债进行经营，对商业银行而言，如果按照巴塞尔协议规定8％的资本充足率计算，商业银行的负债率要高达90％以上，大大高于非金融企业负债率。需要说明的是，商业银行的负债大部分是存款人的钱，对于这部分负债没有规定商业银行拿任何资产作抵押，从此角度看，存款人承担的风险是很大的。人们之所以愿意把钱长期存放在商业银行，完全建立在对其信任的基础上。客户的信任是商业银行的最大商誉，这些长期、稳定的存款也被称为“核心存款”，可以被银行当作长期附属资本加以使用。在银行完全私有化的条件下，一旦商业银行的金融资源配置受利益驱动出现投资风险和流动性危机，这时存款人便不再信任商业银行，“核心存款”也不再是长期附属资本，而回归为银行负债的本来面目。此时，挤提存款成为规避风险的唯一办法，货币信用危机的爆发也在所难免了。

二是债权、股权高分散性使得存款人和股东无力约束商业银行，容易引发道德风险。法律虽然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保证存款人的利益，但没有规定存款人如何有效维护自身利益。理论上，存款人的存款相当于对商业银行的债权，按理存款人可以约束商业银行的冒险行为，但由于存款人众多分散，加之信息不对称，无法组成集体联盟对商业银行形成有效的约束。从股权结构上讲，由于现代商业银行股权高度分散，股东对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难以形成有效约束，股东大会的权力形同虚设。在股票期权成为高级管理层报酬的主要来源时，高级管理层从事高风险投资，增加银行利润，甚至操纵股价便成为必然之举，极易引发道德风险。

商业银行存在上述巨大的风险隐患，对信用的影响是巨大的。当出现危机后，商业银行的信用将为零，与信用相伴的存款便有被挤兑，导致商业银行出现破产的危险。由于危机的传递和传染效应，一旦一家商业银行经营出现问题。将危及多家甚至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经济动荡和社会不稳定。此时，政府必须站出来通过注资收购股权等途径持有商业银行股份，实施国有化，以国家信用来弥补商业信用的缺失，防范出现挤提存款的风险。虽然这些救助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危机的扩散和蔓延，但政府事后挽救的成本是极其巨大的。笔者认为政府应加强对大型商业银行的事前监督、管理与控制。以合理引导资金投向，缓解商业银行的脆弱性压力。

(二)实行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可以抑制高风险投资

20世纪90年代美国总统克林顿推动国会通过金融服务新法案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放宽金融管制。金融管制的放松极大地刺激了金融工具的创新，债券远期、外汇远期、外汇掉期、利率互换、远期利率协议、货币掉期等金融衍生产品应运而生，虚拟资本的交易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而呈现相对独立的自我循环，金融稳定也随之失去了社会最终产品支持的物质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仅为3％左右，国际贸易平均年增长率为5％左右，但国际资本流动却增加了25％，全球股票的总价值增加了250％。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统计，2000年全世界虚拟经济总量是160万亿美元，其中金融衍生品年末余额约95万亿美元，股票债券存量约65万亿美元，是全世界GDP总和的5倍：全世界虚拟资本每天流动量是2万亿美元左右，大约是世界日平均贸易额的50倍。在此背景下，为获取高额利润，商业银行逐渐由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向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发展，开始大量投资于高盈利的金融衍生产品。通常来讲，两倍的杠杆率(即资产／资本)就已经非常高了，而商业银行投资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率却往往高达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使得交叉性金融风险大大增加。尽管从理论上讲单个金融衍生产品具有规避风险的功能，但总体上看，风险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金融市场，并通过金融工具的杠杆率加倍放大，使得整个金融市场面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政府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要求商业银行的安全运行，避免高风险，但商业银行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在资本逐利本性和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会乐于冒风险投资于高杠杆金融产品，因此，商业银行本身不具有抑制风险的内部机制，这要求政府必须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与管理，从而蕴含并体现了国有化性质的一个侧面。

(三)实行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可以一定程度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商业银行蕴含的巨大风险要求政府加大对其监管力度，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监管机构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于商业银行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使政府监管的效果大打折扣。

在监管实践中，商业银行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他们作为微观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难以顾及银行业整体利益。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会故意对报送资料或报表进行篡改。有意隐瞒高风险投资问题，导致监管者不能及时识别、发现问题。首先是逆向选择问题，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商业银行在接受监管时，对监管当局提供的信息报告不真实，使监管当局监管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目前商业银行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信息披露不真实，填报的数据随意性很大，监管当局汇总得出的数据真实性大打折扣。由于信息不对称，监管当局难以及时、准确地发现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处理金融风险的成本很高。其次是道德风险问题，中央银行是银行的银行，在金融监管中充当最后贷款人，当银行流动性危机爆发时可进行紧急救助。中央银行参与救助，不仅仅是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更重要的是清除因集体行为的非理性造成的金融恐慌。但是中央银行的这一举措有可能削弱市场惩戒的约束机制，助长道德风险。

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外部监管的失效要求国家通过国有化加强对商业银行的内部股权约束，实现外部监管向内部监管的转化，从而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增大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增强对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约束机制，从而抑制商业银行的高风险投资冲动，避免银行的负外部性，同时把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与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结合起来，以实现银行经营稳健与国家经济增长的“双赢”。

(四)实行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有利于抵御全球金融市场风险

在社会资源逐步向全球化配置转化的情况下，企业的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开始逐步跨国界、跨地区流动。这种经济一体化趋势在给企业带来前所未有机遇的同时，也带来很大的经营风险，从而使商业银行的信用环境恶化，借贷风险加大。尤其在金融全球化的特殊背景下，一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受外部的影响更大。此时，单个银行的资本难以抵御全球金融市场风险，虽然存款保险制度能够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公众利益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心问题。在市场存在缺陷时，必须借助政府“有形的手”，通过国家控股的方式增强银行的信用，维护公众信心，以抵御巨大的国际金融市场风险。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亚洲国家的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银行的商业信用不发达，银行国有化程度普遍较高，也正因为此，亚洲国家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如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经受住了此次危机的考验，表现出强大的抗风险能力。据2009年2月9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报道，在全球银行市值排行榜前十名中，中资银行占据了四个位置，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高居三甲。就全世界范围看，国有银行制度非常普遍，拉·波特(LaPorta)等的研究表明，尽管自1970年以来，政府在银行的所有权比重在逐步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比主流经济学家所预期的要小得多。即使在许多银行刚刚完成私有化的1995年，全世界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的平均比重仍为41.7％，即使排除前社会主义国家，也达38.7％。

三、结语

国有化范文篇4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有化风险

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则。国有化和征用必须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也是国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则,可能会涉及到国家责任。

4.支付公正补偿的原则。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补偿作为判断国有化合法性的一个标准。

二、国有化风险的防范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要保证投资的安全,必须对国有化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风险的防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母国方面

跨国公司的母国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的风险防范主要有:

其二,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证。如美国的《对外援助法》,日本的《输出保险法》等等。

第三,母国通过参加多边条约和多边投资保险机构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国有化风险保证。

(二)东道国方面

(三)跨国公司

1.投资前期阶段。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前期阶段,主要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评估投资的风险程度并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2.投资中期阶段。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变化,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因此,跨国公司要建立起一套富有弹性的调整手段,具体办法有:

国有化范文篇5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原油价格形成机制石油国有化

现货市场是国际石油贸易基准油价格形成的基础，但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功能，并能大幅提高交易的流动性。因此，通过标的原油品种的交易，期货市场已经逐步取得了形成世界原油价格的主导地位。期货市场的金融性质及其在原油价格形成中的主导作用决定了国际原油价格形成过程中资本会发挥较大作用。在原油价格从上涨到下降的周期性转变中，凭借着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美国成为原油消费国中受益最大的国家，而产油国则在油价上涨周期中受益，并通过国有化等手段来提高受益程度，在油价下降中则面临着财政收入萎缩的风险。

一、21世纪初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

国际资本流动性的变化会造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巨大震荡，这已是国际共识。国际资本流动导致商品价格波动必须具备几个条件：一是国际资本的聚集与分散呈周期性波动；二是资本聚集或分散要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三是资本要对在国际商品价格形成中起主要作用的市场产生影响。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资本对商品价格的冲击就是暂时的，如果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商品价格的波动就会产生从属于国际资本流动的特征，金融属性得到显著加强。从21世纪初以来的国际资本市场的变动情况来看，这几个条件都已经具备。

(一)国际资本的波动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呈现高度一致性。

“9·11”事件之后，为推动经济增长，美联储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1％的低利率保持了两年以上，为经济注入的大量货币资本流入房地产和资本市场，推高资产价格。同时，美国不断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金融市场创新极大地提高了资金的流动性。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他国家将贸易盈余所得的大量美元资产都转化为对美国证券的持有，美国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国际资本拥有的美国证券大约是4.338万亿美元，而到2007年中，这一数字已经激增到了9.7717万亿美元。同时贸易盈余国因贸易盈余而造成国内货币扩张也加剧了全球流动性。

在美国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日本经济刚刚结束了“停滞的十年”，而在这十多年中，日本一直采取低利率甚至是零利率政策。在欧洲，欧洲央行也将欧元2％的低利率保持了五年之久。三大经济体竞相向经济中注入货币，而这些货币都具有国际货币的功能，从而使得国际资本的流动性空前增长，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预期越来越大，并逐渐演变为事实。

为抑制通货膨胀，三大经济体开始提高利率刺破泡沫，从2007年开始，国际经济进入衰退期。伴随着前期的繁荣泡沫和金融创新，金融市场中积累了大量的信贷风险，经济衰退将这些风险暴露出来，演变成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与商品流动相比，资本流动的一个明显特征是短期内可以迅速的聚集和分散，这也就造成了2008年上半年国际资本市场还呈现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而下半年却转变为流动性不足。因国际资本流动形势的巨大转变而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进一步对全球实体经济造成了伤害，并引发了更大的经济衰退。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使得国际资本流动表现出与世界经济周期的高度一致性。

(二)资本向发达国家集中，资本集聚冲击商品市场成为可能。

国际金融市场快速发展，金融创新日益活跃，可交易标的的种类和总量不断扩大，金融市场对流动性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强。证券投资已经成为国际资本进入金融市场的主渠道，在规模上已经超过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证券投资是指以在境外公开市场流通的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为投资对象的投资行为，主要包括国际债券投资和股票投资两种。不同于国际直接投资和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跨境投资，国际证券投资的流动性强，而且偏好资本市场发达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尽管美国多年来在国际贸易的经常项目下一直表现为巨额赤字，但其具有绝对优势地位的金融市场却吸引了远超过贸易赤字的国际资本的流入，从而弥补了经常项目逆差，维护了国际收支平衡。国际资本的这种流动格局推动了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市场的繁荣，强化了现有金融市场的格局。目前美国几乎占到了全球资本净流入量的70％。而英国和法国等也是重要的资本净流入国。大量的资本流入并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为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上涨创造了条件。但在美国的次贷危机逐步转化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后，资本也迅速撤离了发达国家市场。流动性中断必然导致畸高的资产价格难以为继，资产价格的暴跌也会对国际经济产生持续的负面冲击。

(三)美国、欧洲和日本是世界上主要的金融交易中心。

资产价格的膨胀必须要有充足流动性的支持。目前，全球金融衍生品的规模高峰值达到了415万亿美元，是世界GDP总量的20多倍，这其中的大部分交易都是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完成的。

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构建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美国国内也形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金融市场，世界主要大宗商品的交易都受到美国资本市场的影响。美国拥有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等国际性的期货交易所，进行各种金融工具的期货交易，主要交易品种有货币、利率、股票指数的期货交易。由于美国在本世纪初放松了对金融创新的管制，美国期货与金融衍生品交易数量增长很快。从总体交易情况来看，金融期货交易的规模已经走在商品期货交易的前面，占整个期货市场交易量的80％。根据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统计数据，1998年美国的交易所内期货和期权合约交易量总共大约为6.3亿手。到2007年，交易量达到32亿手，增长了四倍多，占全世界交易量的50％左右。2008年，成交量继续快速增长，1月至7月成交量已经超越2007年全年的17.3％。美国的期权交易则从1997年的5亿手，增加到了2007年的25亿手以上。2007年，美国金融期货和能源期货交易量同比增幅超过27％，农产品期货和金属期货分别增长23％和38％。

此外，英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期货交易所，与美国一起左右着世界商品和金融期货的走势。伦敦拥有排名世界第四的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2007年该交易所的交易量达到了9.49亿手(单边)，同比增长29.95％，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期货和期权交易所，以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为核心的价格体系涵盖了世界原油交易量的65％。

总体来看，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基本囊括了世界主要的期货交易所，通过期货交易所，资本的大量流人和流出发挥着左右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作用。

二、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原油价格形成机制

资本流动性、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和美国期货交易所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形成中的核心地位成为本轮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制度基础。国际原油价格形成机制也是这一制度安排的产物。

目前，国际原油价格的形成通常采用如下的公式进行计算P=A+D

其中：P为原油结算价格；A为基准价；D为升贴水

这种算法就是选用一种或几种参照原油的价格为基础，再加升贴水。公式中的升贴水综合考虑了运距、运力、支付方式等，由交易双方协商决定，因此公式中基准价就成为国际原油价格形成的核心，能够影响基准油价，就能够影响国际原油价格的均衡位置。

在国际原油定价体系中，定价参照的基准油有很多种，比较重要的有布伦特油(Brent)、西得克萨斯轻质油(WTI)、阿曼和迪拜原油等。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的WTI价格是其他两个市场的风向标，欧佩克的油价则作为Brent油延伸而与WTI同向浮动。WTI原油实物交割很少，因而更具金融色彩，而Brent原油交易则具有一定的实物特征。由此，这两个品种互相补充、互相依赖，前者提供价格指导，后者提供现实保证。有关研究表明，国际石油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主要来自期货市场，从长期来看，期货市场在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发现中的作用占99％以上，现货市场不足1％。这一研究结论也证明了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已经在国际原油价格形成中居于核心位置。

经过五年时间，WTI期货日交易量的规模达到了国际原油日产量的规模，而达到两倍规模用了十二年，达到3.5倍用了一年，达到六倍仅用了一年。2007年布伦特(Brent)原油期货共成交5973万手，接近WTI期货交易量的一半，即这两个期货的日交易总规模几乎达到国际原油日产量的九倍。如果将其他原油期货交易量加在一起，规模会更大。2008年1－5月的WTI期货日交易量规模较2007年又上升了16％，与此相伴的是原油价格的暴涨。很明显，在国际原油价格形成中WTI无疑居于核心位置。

WTI是国际原油价格形成的核心基准油，但它并没有完全客观地反映国际原油供求情况、国际地缘政治、季节波动等因素对油价的影响，而是更多地叠加了美国国内的供求情况、季节波动、天气变化、战略储备变动等因素。这一判断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对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四种WTI期货合约价格的连续时间序列数据，以及在美国俄克拉马荷州库所交割的WTI现货价格研究显示，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在短期内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可能有所偏离，但在长期走势和波动情况上具有良好的协整关系。WTI现货原油仅在美国交易，如果期货价格偏离了美国的原油市场情况就有可能出现供给过剩或者供应不足，现货价就必须与期货价脱钩以实现市场的出清，这种假设与上述实证研究结论是矛盾的。因此，WTI价格走势含有较多的美国因素是一个客观存在。

这个结果就为美国影响国际原油价格走势提供了可能。美国影响WTI期货价格，甚至是国际原油价格的具体机制可以分为这样几个层面：

首先是美元计价体系。二战以后，美国凭借其政治、经济霸主地位，使美元成为最重要的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美元与黄金脱钩。为了维护美元的价值和国际地位，1971年美国与沙特达成一项“不可动摇”的协议，沙特同意把美元作为石油的唯一定价货币。随后，欧佩克其他成员国也接受了这一协议。从此以后，石油美元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全球超过80％的外汇交易和超过50％的全球出口是以美元来计值的。产油国的外汇储备大部分都是美元，美元将美国与产油国捆绑在了一起，同时也为产油国向美国的利益输送提供了基础通道。在2007年以来的原油价格上涨中，美元贬值对原油价格上涨的贡献度接近30％。尽管美国经济也受到了高油价的伤害，但由于美元贬值而导致的债务减轻使美国受益更大。近期内，世界各国经济形势恶化超出预期，除日元外，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货币都出现了相对美元疲软的现象，美国俨然又成为危机时期的资本避风港。危机的策源地成为国际资本最具吸引力的地区，资本流入会为美国发行国债拯救其经济提供资金来源。由此可以看出，无论美元贬值还是升值，世界各国都要为美国的经济危机买单，贬值时向美国提供更多实际财富(减少债务)，升值时资助美国摆脱经济萧条(提供资金和低价原油)。产油国实际收益远低于名义石油美元收入，产油国和贸易净出口国以自身的美元储备为美国债务买单。

其次是美国的信息机制。美国能源部下属的美国能源信息署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收集和研究全球能源数据、信息，并对未来的预测信息。近期国际原油价格已经大幅回落，这主要是因为国际经济已经明显陷入衰退，人们对原油需求下降的预期也越来越强烈。在此期间，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原油价格的下降，美国宣布其原油库存出现意外减少，原油价格即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以阻止原油价格的下降，事出突然还是有意为之，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思考。即使是国际能源署也是以美国为首的OECD国家的能源信息机构。美国通过这些能源信息机构，配合政府的政策意图调动国际资本影响WTI价格的走势，从而使得国际能源价格按照美国希望的方向变动，以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和石油安全。尽管这一举措并不能改变油价下降的总体趋势，但其影响力仍可见一般。

最后是美国的石油储备调控。这实际上是对美国国内供需情况的直接调控。近十多年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数量与原油价格之间具有高度且稳定的正相关性，尤其是2006年以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与油价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53。2007年，在国际油价仍处于每桶65美元以上的高位时，美国宣布增加战略原油储备量，有力地支撑了油价的攀升。在今年油价超过130美元以后，美国总统布什于5月19日签署一项议案，暂时停止增加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此后，油价冲高到147美元/桶后逐步回落，再加上美国停止降息，美元逐步由弱转强，国际油价终于止升回跌。在国际油价形成中，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增加尽管只是美国的内部事务，但其影响却是全球性的，包括美国使用玉米加工乙醇而引发的粮价上涨，都表明美国在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形成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际原油价格实际上主要受到WTI和Brent原油价格的影响，而前者的金融属性又决定了其极易受到国际过剩资本的青睐。因此，本轮原油价格波动的路径非常清楚，在全球经济强劲增长带来的石油实际需求增加的支持下，美元贬值和资本在美国国内的集聚引发国际过剩资本流入期货市场，从而推动了原油期货价格的上升，而在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石油需求下降预期下，国际资本撤离期货市场回避风险和美元升值则推动了油价的大幅下降。

三、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与国有化

过去三十年里，跨国石油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的油气资源储量显著下降，已经从1970的85％跌至2007的7％。与此趋势相反，随着石油资源国有化进程的反复进行，国家石油公司掌控的世界石油资源却越来越多，目前已经超过了90％。外资企业国有化的补偿形式在外国公司同东道国之间一直存在争议。但1974年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却为资源国将外国公司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国有化提供了法理基础。《宣言》重申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每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充分的永久主权”，规定各国有权使用适合本国情况的方法，包括国有化或将股份转给本国公民等，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实施有效的控制。这一权利是国家充分的永久主权原则的体现，任何国家都不能诉诸经济、政治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压力来阻止对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地实施。

(一)国际原油价格高企引发了石油资源的国有化运动。

从石油国有化的历史来看，国有化与私有化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在高油价时期，产油国更倾向于将石油资源国有化，加强对石油资源的控制，以使本国从大幅上涨的国际油价中获得高额利润。随着油价的走低，产油国的国有化政策逐渐变弱。进入低油价时期，产油国纷纷采取私有化政策，向私人资本开放石油领域，利用外资以及外国石油公司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促进本国的勘探开发水平。这种关系表明，原油价格高涨对于石油国有化起到了主要的促进作用。

为了正确理解促进石油国有化的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能源战略研究中心运用Logit回归方法，通过大样本数据的定量研究揭示出导致国有化产生的内在因素。从研究结果来看，油价冲击和国家石油资源的丰富程度是促成产油国有化的最主要的原因。油价冲击与国有化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也意味着产油国从这一过程中会获得更多的利益。从国家石油资源的丰富程度来看，产油国除了从国有化中获得经济利益以外，也获得了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政治筹码。例如，俄罗斯通过控制天然气出口对乌克兰和欧洲产生的影响，以及委内瑞拉减少对美国的石油出口而对抗美国的敌对态度等。对于石油资源不丰富、不能满足国内需求的国家而言，国有化只能获得部分经济利益，却不能获得政治利益。因此，国家石油资源越丰富的国家，在油价高涨中国有化的总体收益就越大，也就越有国有化的内在冲动。

(二)新一轮石油国有化的进展及其前景。

虽然石油国有化并非始于拉美国家，但拉美国家的石油国有化却是本轮国有化进程中最为密集和突出、影响最大的事件。

2004年，俄罗斯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对石油业的宏观调控，将尤科斯公司收归国有，然后通过收购的方式将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打造为俄罗斯“石油业龙头”。同时在法律上，《矿产资源法》和《天然气出口法》将石油天然气资源及其基础设施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2006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先后通过政策或法律，大幅提高对石油公司的利润分成，或者直接将油田国有化。在非洲，乍得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在中亚，哈萨克斯坦也早已开始提高分成比例和限制外国公司在原油开采中的控股权，土库曼斯坦强化了总统对资源开发的绝对控制权，并削弱了油气生产和贸易企业(各康采恩、国家公司)的权力。

原油价格的高涨和国有化给产油国带了丰厚的收益，各国普遍增加了对国内各项事务的开支，包括对经济和公共事务的投资，稳定了各国的政治状况，改善了民众福利。但是，这一良好势头也隐含着巨大的风险，即国民经济支柱的单一性和原油价格下降所导致的良好发展势头的不可持续性。产油国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具有刚性特征，扩大容易，收缩比较困难。目前，国际原油价格下降到了接近50美元／桶，而且还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而委内瑞拉的2008年财政预算是按照100美元/桶的价格编列的，情况较好的沙特也是按照50美元左右的价格编列的，2008年全年油价预计平均略低于100美元，这些产油国的预算仍基本可以得到满足。但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已经跌破40美元/桶。2009年，国际原油价格在低位徘徊乃至继续下降的可能性非常大，这就要求产油国必须大幅压缩预算开支，否则就需要大幅增加原油出口以保证预算规模，而这又反过来导致原油价格更大幅度的下降，产油国已经再次陷入了两难处境。收入的减少同样也会影响国家石油公司的投入能力，甚至是产出能力。这样一种反向循环减弱了产油国将石油国有化的内在动力，如果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低迷，产油国仍有将其石油资源私有化的可能。

(三)本轮石油国有化的本质。

从更本质的角度看，本轮石油国有化是产油国同国际资本与跨国大型石油公司的较量和对现行国际石油市场秩序的挑战。虽然跨国大型石油公司在国际石油储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但其凭借着强大的技术、管理和资本运作能力仍对世界石油市场起着主导性的作用，而国家石油公司的崛起正在改变这一局面，已经形成了与跨国大型石油公司的正面竞争和冲突。广大资源国一直依赖石油出口换取外汇，可是石油出口不仅价值量低，对带动国内经济、工业化和就业等作用微弱，而且出口价格也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没有价格上的话语权。石油国有化运动彰显了主权国最大利益原则，对于现行的跨国大型石油公司和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石油市场秩序形成了挑战。产油国正在全力发展国内完整的石油化工产业链，重点吸引外资进入下游领域是主要措施之一。此外，产油国还积极开拓新兴消费市场，降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为争取石油定价的话语权做准备。但应该看到的是，在国际原油供需紧张的时候，这样一些做法也许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一旦出现原油供给过剩，国有化措施最终还是有可能伤害到产油国自身。原油价格的快速下降表明，短期内产业的单一性决定了产油国挑战现行国际石油市场秩序仍难以取得明显进展。

四、新形势下的中国石油企业跨国发展的对策

石油国有化对现行国际石油市场秩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原油价格的迅速下降则为中国石油企业开展国际业务提供了机遇。石油国有化虽然冲击了原油的供需格局，但在原油价格高涨时，产油国处于强势地位。中国是后来的预期石油消费刚性增长的大国，因此中国企业在业务谈判中较为被动，而国际原油价格的下降则为中国扭转被动局面提供了机会，在积极有效应对国有化风险的前提下，与产油国的合作将会取得双赢。

(一)深入研究资源国动向，有针对性地调整投资结构。

加强投资选择地区政治风险的评估，从宏观上把握国有化风险。在微观层面具体分析投资方案的区域特点与国别特点，确认计划项目最易遭受国有化风险的地区、风险发生的可预见性、概率以及后果。识别潜在的国有化风险源，预测将来国有化风险可能发生的概率与时间，从而根据目标国的总体政治、经济形势和石油战略动向有针对性的投资。

(二)积极创新与产油国的合作模式，拓展合作空间。

策略性地加强与产油国的合作，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投资要统筹考虑盈利性和资产的安全性，可以采取以市场换资源，以技术、劳务换资源，油气合作与经贸合作相结合，资产互换，交叉持股等多种方式提高应对国有化风险的能力。特别是针对产油国近年来大力发展下游业务的情况，中国石油企业立足于利用国内下游业务和市场资源开展多方面合作，实现“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合作模式也非常有利于防范风险。

国有化范文篇6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有化风险

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则。国有化和征用必须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也是国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则,可能会涉及到国家责任。

4.支付公正补偿的原则。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补偿作为判断国有化合法性的一个标准。

二、国有化风险的防范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要保证投资的安全,必须对国有化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风险的防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母国方面

跨国公司的母国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的风险防范主要有:

其二,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证。如美国的《对外援助法》,日本的《输出保险法》等等。

第三,母国通过参加多边条约和多边投资保险机构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国有化风险保证。

(二)东道国方面

(三)跨国公司

1.投资前期阶段。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前期阶段,主要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评估投资的风险程度并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2.投资中期阶段。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变化,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因此,跨国公司要建立起一套富有弹性的调整手段,具体办法有:

3.投资后期阶段。

注:

1〕〔3〕〔4〕〔6〕参见姚梅镇主编:《比较外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764、803～804、785、784页。

〔2〕〔英〕尼尔·胡德和斯蒂芬·扬著、叶刚等译:《跨国公司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314～316页。

国有化范文篇7

从美中两国国有经济的扩张上来看，有一点是类似的，即为了稳定经济和宏观调控的需要，都会伴随有一定时期的国有经济的扩张，但从扩张的性质、手段来看，则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1。扩张性质上的差异

从美国历史上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救助过程来看，国有化仅仅是其宏观调控的一种临时举措，并不会改变其自由市场的理念。无论是大萧条时期的调控还是战争时期的统制经济，国有化的企业在经济恢复后重又进行了私有化。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本轮金融危机中被很多人所称为国有化救助市场经济的举措，也只是暂时之举，如从美国对银行的救助来看，第一步是压力测试，判断各家银行需要从政府获得多少资金；第二步是改变资本结构，财政部向银行注资之后获得优先股或可转换股权，这些股权没有投票权，政府不插手银行的具体管理事务；第三步是当受困银行足够强大，无需援助时，他们会偿还政府的资金，并募集私人资本。

从中国国有经济的扩张来看，虽然从统计数据上来看，国有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确实在下降，国有企业数量在减少，这也与中央提出的国企改革的目标是“抓大放小”有关，但国有经济在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上游行业比重却呈现上升趋势，并向下游扩张，形成产业链垄断的态势，而且利用这些垄断获得了超额利润。尤其是本轮经济调控中国有经济的扩张，更体现出国有企业从原有的一些垄断性领域向竞争性领域的扩张，且明确以“做强做大”为名，由政府主导兼并一些民营中小企业，这与美国扩张是暂时的，退出是明确的是不同的。

2。扩张手段上的差异

从美国历次的国有化来看，始终注意“度”的把握，如在对金融业的救助中，只购买金融机构无表决权和不可转换的优先股、政府不派出董事、不参与管理等，在利用国有化实施宏观调控时，都设计好将来退出企业的机制。从历次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来看，主要都是通过法案来实施的，这些法案的通过一方面赋予了管制机构相应的权力，保证了管制措施的实施，一方面也保证了政府在适当时候的全面退出。

中国国有经济的改革方向虽然从诸多的战略规划可看出是退出竞争行业的，如1997年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国企要“抓大放小”，2000年“十五”计划纲要“积极探索各种有效方式，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企业要由国家控股”，2005年3月国务院了“非公经济36条”，提出对个体私营经济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其投资经营垄断行业，但从具体实施上来看，一方面没有配套的对央企、民企一视同仁的制度构建，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向竞争性领域扩张的案例又在本轮调控中屡屡出现，虽然这样扩张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经济要走出本轮经济危机，首先必须靠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大型国营企业来发挥作用，但是相应的走出危机后政府的退出机制却无从谈起。从制度层面上看，在电力、电信、石化、金融等高利润行业的市场依然存在准入门槛，在金融体制环境上，国企、民企待遇有别。

在政府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所显示出的支持国企做大做强的明显政策偏好下，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倾向于大企业、大项目，倾向于“银政合作”，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情况并未因国家和监管部门的重视而有所改善。如2008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支持大型中央企业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为央企的结构性调整、重大工程建设、国际合作、节能减排和科技创新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全年向105家央企发放本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1854亿元。从国企扩张的领域来看并非只是在“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行业，并非退出竞争性领域，反而是进入，非但不是政府与企业保持一定距离，反而更多地以政府红头文件代替法规，政府以行政命令主导国企对民企的兼并。如当前国资委分管的136家央企中，逾七成企业涉足房地产业，中粮涉足能源、地产和金融，国家电网控股了两家电器设备制造类上市公司，央企建立自己的财务公司和共同的资金管理平台进行实体和金融的混业经营，山西的煤炭资源重组等。所以，中国的国企扩张是一种政策上退，实质上进，借助宏观调控增强垄断的过程。

1。美国历史上的国有化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通过国有化进行的救市政策，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史无前例。事实上，20世纪以来，美国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国有化现象。

（1）20世纪初具有浓厚国有化色彩的对经济的第一次干预。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资本以空前的速度集中和集聚，资本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1898年有20家，1900年达73家，同时在1900年美国40％的制造业产品由1％的企业生产①。超大规模的企业控制了很多小企业，垄断从运输业、通讯业和金融业扩展到了制造业、销售业以及其他经济部门。经济结构的这些变化对美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1887年《州际商业法》和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这两项法律的颁布，拉开了联邦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序幕。这次经济干预措施主要包括：一是对托拉斯进行管制。对托拉斯的管制主要是由联邦政府颁布法律条令，设立专门机构，调查垄断组织的经济行为，通过诉讼或司法的办法进行管理。二是对铁路公司进行监督。19世纪后期铁路迅速扩张，但发展过程中运费歧视、股票掺假、回扣等现象十分严重。美国国会先后通过《埃尔金斯法》（1903年）和《赫伯恩法》（1906年）打击铁路运输中的回扣之风，加强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权力，为铁路公司确定合理的运价，使得铁路运输完全处于其控制之下。三是对金融领域的管理加强。国会1913年通过的《联邦储备银行法》，初步建立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履行中央银行职能。应该说在这次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中，并没有明显的国有化现象，但对于私有企业的干预明显加强。

（2）一战期间的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美国加入一战后，为提高军工生产效率，总统威尔逊着手对部分战略性部门、企业实行国有化，先后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美国铁路公司和史密斯—韦森兵工厂收归国家管理，成立许多负责处理各类经济问题的机构，如股票委员会限制私营部门发行有价证券，战时贸易委员会管理进出口。1917年通过《粮食与燃料管制法》，授权联邦政府为企业颁发许可、征用物资，甚至直接买下工厂。一些重要军需物资则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直接成立公司来加以解决。

（3）大萧条时期的国有化政策。1932年开始的“罗斯福新政”是美国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国有化的唯一一次。罗斯福上任100天内接连出台15个法案，并设立专门政府机构强力推行。一是对金融领域的整顿与控制。其中为了重建被“大萧条”摧毁的金融体系，美国政府宣布全国银行放假，并迅即成立国有的“复兴金融公司”，用13亿美元购入大约6000家银行股票，以清除不良金融资产，确保充分的资金流转。另外制订《银行法》（1935年）大大加强了联邦储备体系的管理委员会，赋予它以直接管理全国货币、信贷和利率的权力。通过这次金融整顿，美国建立起了强有力的事实上的中央银行，把货币、信贷的管理权集中到联邦政府手里，从而结束了美国原有的自由经营银行制。二是成立国家专门机构进行控制。美国私营电力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发展到120亿美元的垄断资本，电业部门逃避国家干预，搞投机欺骗，还拒绝往农村输电。罗斯福就任总统后，要求国会通过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成立了由国家控制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并在该法中规定该局有权生产和出售电力，打击了私人电业垄断。

（4）二战期间的战时统制经济。二战爆发以后，罗斯福政府先后接管了铁矿、煤矿、铁路、卡车运输和军工产业的众多支柱企业，还下令政府接管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1942年10月，美国国会授权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冻结农产品价格、工资和租金，由价格管理局强制执行这些规定，全面接管物价体系。

（5）二战后的金融不稳定时的几次国有化。1984年，美国爆发石油证券危机，芝加哥的大陆伊力诺依银行和信托公司（当时排名美国银行第七位）被不良石油贷款拖累，濒临倒闭，美国政府惟恐对金融体系构成冲击，迅速收购了该银行80％的股份，并出手接管达10年之久；就在此前后，美国爆发储蓄和贷款危机，为稳定市场和人心，政府成立美国决策信托公司（RTC），自1989至1995年，共通过各种方式解决了747家金融机构、共3940亿美元不良资产，直到1995年其职能才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所取代。

2。美国历史上国有化后的退出

国有化范文篇8

关键词：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内在经济决定

一、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救助商业银行的主要措施

二、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的经济必然性分析

(一)实行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可以提升社会公众信心

(二)实行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可以抑制高风险投资

(三)实行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可以一定程度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四)实行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有利于抵御全球金融市场风险

三、结语

国有化范文篇9

一、“退出”的主体

关于“进”与“退”或“为”与“不为”的主体（即国企改革主体），我们认为只能是国有企业的直接所有者――政府，而不可能是国有企业的职工或企业负责人。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没能在根本上使国有企业摆脱困境，主要原因是因为政府部门在改革过程中喧宾夺主，包办了本应属于企业及其职工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深化国企改革必须纠正改革中的“主体错位现象”，政府应将改革主体的角色让给企业与职工。（1）其实，这一认识是片面的。由于国有企业进行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完善涉及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众多领域的深层改革问题；关系到工人、企业负责人乃至政府公务人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切身利益，因此，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只能以政府为主体，实行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步骤的改革，而不能象七十年代末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那样，由基层单位充当首要行动主体、实行自下而上的改革。其实，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首要主体地位的确立，不仅是由国有企业的国有制性质所决定的；而且还是提高国有企业改革效率的客观需要，因为将政府置于改革的首要主体地位，对于督促政府加快自身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换）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而为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与作用。另外，还应该看到，调整国有经济发展布局或所有制结构，必然涉及到原国有企业职工的处理与安置，换言之，由于人力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大势所趋，国有企业职工最终必定要走向市场，并与政府了断有关关系，这样，国有企业职工特别是下岗职工的过去劳动补偿问题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而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显然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当然，如果职工不走向市场，“后顾之忧”仍像过去那样由政府来统一安排、解决，则自然不存在过去劳动补偿之说。）

二、“退出”与“进入”的次序

从“进”与“退”、“为”与“不为”的先后次序问题来说，显然应该是“退出”在先，“进入”在后。一个人或一个政府什么都想干，结果必然是什么都干不好，“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要想有所得，首先必须做好有所失的准备。政府只有首先有计划地放弃一些领域，然后才能有精力或有财力进入另一些领域，因此，“退出”是“进入”的必要前提。而先“退出”必然会在一定时期内造成某些行业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对此，我们应该有一定的思想准备。我们不能事先就受一些条条框框的约束，在诸如“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不能低于多少”这类问题上纠缠不清。其实，（1）暂时的和某些领域的“退出”是将来在其他领域中能更好地“进入”的客观需要；（2）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关键在于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增强，而非简单的比重数字的增加；（3）以“国有经济的比重”来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之本身也是非常不合逻辑的或者说是很荒谬的，假设某一天我们果真达到了这一比重，而我们又不允许这一比重发生变化（即降低），那么我们便只能人为地限制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即使从实践来看，非国有经济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并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国家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但是因为我们要保证国有经济的比重，我们也只好放弃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这显然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不利于我国的生产力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

三、“退出”的领域

从“进”与“退”的范围或领域来说，是不能简单地以“企业规模大小”或“企业效益好坏”作为标准来安排国有资本的进退的。以为政府只要将国有资本从“小”企业或“效益差”的企业中抽出来，然后再投入到“大”企业和“效益好”的企业中去便实现了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的观点是不符合《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实质的。我们认为，除了《决定》中明确规定的四大领域应该保留国有资本之外，其他的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资本则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退出来。在实践中要特别防止一些地区为了追求“国企三年解困”的目标，而只将国有资本从亏损企业中退出来，至于目前效益尚可的国有企业仍采取“有所为”的做法。其实，从理论上说，进退范围的确立应该以“政府职能”的重新界定为前提，因为进退的实质是解决政府与市场（或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或“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分工问题。因此，为了保证进退顺利实施，政府必须首先对自身职能进行重新定位，明确自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对于非国有资本愿意从事并且能够从事的行业，政府应该果断地（有计划、分步骤地）将国有资本从中抽出来（这实际上即对国有企业实施“非国有化”改革）；然后再将国有资本投入到非国有资本不愿和不能经营的非竞争性行业（而这显然又从另一方面强化了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由此也可见，那种简单地认为“退出”就是否定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很不全面的）。另外，这里还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从长期来看或从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来看，国有资本到底要不要大量地投入到有利可图的竞争性行业？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主张“政府不与民争利”或者说政府在行使它的职能时，应遵循“避易就难”的原则。因为，（1）国有资本的有限性与社会（或非竞争性行业）对国有资本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我们投向竞争性行业的国有资本必然是有限的，换言之，为了保证政府“啃”那些非他去“啃”不可的“硬骨头”的需要，我们必须控制国有资本的投入方向；（2）市场商机的有限性和政府动员非国有资本进入市场的初衷与愿望，要求政府必须给非国有资本的发展留下一片“空间”，由于这个“空间”不可能是非盈利的和非竞争性的领域，因此政府只能将有利可图的竞争性行业留给非国有企业；（3）国有资本产权难以“人格化”和国有企业效率普遍低下的严酷现实警示我们必须谨慎安排国有资本的投放；（4）政府退出竞争性行业并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劳动者就业问题，非国有经济的充分发展必然会对政府税收和就业做出巨大的贡献；（5）在“国”与“家”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认为“家”是“国”之基础，没有“家”之富裕，也就没有“国”之强盛，“民富”才能“国强”，小河有水，大河才不至于干涸！四、“退出”的具体方式

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改革实质上是对国有经济实施非国有化改造（本文简称为“国有经济非国有化”），这一改革若根据国有资产是否有偿来考虑，可以分为有偿退出和无偿退出两种方式。有偿退出是指国家或政府将竞争性行业的国有资产出售或拍卖给某些社会成员与组织单位，国有资产在价值上不存在流失，但企业的国有制性质或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则发生了变化，对于这种国有资本的实际价值不发生流失、只是企业的国有性质有所变化的退出方式，本文定义为“国有企业非国有化”；无偿退出是指国家将竞争性国有企业内的国有资产全部无偿地转移或分给社会成员与有关社团组织、集体单位所有，由于这种退出方式会使国有资产净值减少，故本文将其定义为“国有资产非国有化”。

笔者认为，国有资本退出时简单地采取全部无偿或全部有偿的方式，都是不可取的，二者的结合才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理性选择。首先，从“国有资产非国有化”来说，全部无偿地转让国有资本，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改革的难度与改革的成本较大。国有资本全部无偿地分给非国有组织与个人，将导致国有资源大量流失，无论从感情上讲、还是从法律上来看，这种“改革”都是不具备现实可能性的。（2）退而言之，即使假定国家和全体人民允许无偿瓜分国有资本，但这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因为这一行为暗含一个假设：国家无需介入国民经济运行，非国有经济主体可以完成一国的全部经济活动。然而众所周知，纵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尚不能实施全盘的或彻底的非国有化，更何况我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显然不可能将国家或政府完全排斥在经济活动之外。（3）我国所有制结构改革包括“退出”与“进入”两方面内容，全部无偿退出从根本上排除了国有资本进入其它领域的可能性，因此这显然不符合四中全会所确立的国有企业改革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基本指导方针。其次，从“国有企业非国有化”来看，全部有偿转让竞争性行业的国有资本则涉及下述几个问题：（1）国家过去对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没有支付全部报酬，因此现有国有资产中其实是包含这一部分价值沉淀在内的，对这一部分职工过去劳动而沉淀的价值自然不宜通过有偿渠道补还给职工。（当然，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国有职工将随着改革而走向市场、放弃他们的“国有职工”的身份，政府不再包揽职工的非货币方面的福利，如福利分房、免费教育、公费医疗、全民就业等。）（2）公众的有效购买力问题。尽管我国居民近二十年来生活水平和货币财富积累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为了应付日渐加大的教育、住房、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改革，居民似不可能将所有积蓄都转化为国有产权的购买。（3）即使总体上居民愿意且有能力买进全部国有资本，但考虑到每个社会成员的财产拥有状况不尽相同，这样全部有偿转让国有资本，将会导致低收入家庭无法购买“该他所有”的国有资本份额，这些低收入家庭将会演变为社会主义的“无产者”。可见，简单地推行“国有企业非国有化”方式并不足取。国有经济非国有化的较理想方案应是有偿出售与无偿配给相结合，这样不仅能保证国有资产不会大量流失；而且能切实维护广大职工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实际利益，进而增强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改革的热情与积极性。

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或国有经济非国有化）若按国有资本退出后新的所有者主体状况或企业所有制的性质来分析，可以分为“国有经济集体化”和“国有经济私有化”两类。前者是指原国有企业劳动者通过有偿或无偿方式获得本企业或他企业的国有资本所有权后，将隶属于个人的资产按股重新投资于该企业或他企业，实行由劳动者联合体共同占有、支配、使用并管理公共资本的新型集体经济形式，如一段时期以来各地所选择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即属于这种情况。后者是指国内私人企业主和国外厂商在国有资产产权交易市场上，通过有偿竞买、兼并控股等途径成了原国有企业的新所有者，国有企业因此转变为私有或“外资”性质。显而易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国的非国有化改革只能是以集体化为主，而不能以私有化为主。

五、“退出”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应该承认，国有经济非国有化改革确实会导致一部分国有资本量的减少或流失，但是我们认为，第一，不实施国有经济非国有化改革，并不能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因此，我们对非国有化改革就不应该“因噎废食”或过于求全责备；第二，我们绝不能反过来讲，国有资本量的减少都是由非国有化改革带来的。分析国有资本量的减少，应注意区分三种性质不同的“国有资本非国有化”：第一种是因客观国情需要、且由国家或政府主观上有计划安排进行的国有资产非国有化，如浙江部分市县为转换国有职工的“国有”身份而对在职职工进行经济补偿即属于这种情况，。第二种是国有资本的“技术性流失”，如国有资产评估时因非主观原因而引起的国家财产损失（特别是无形资产低估、漏估问题），我们认为对这一损失要进行客观分析，特别要注意其三点特征，一是非主观安排性，二是资本量损失的有限性，三是随着实践经验的丰富和资产交易水平的提高以及监管力度的强化，该项损失将呈递减之趋势。第三种国有资产损失发生在权力领域，本文称之为“权力领域的国有资产非法私有化”，如贪污、盗窃、私分、转移国有财产以及形式多样的公款消费等，应该看到这是危害极其严重的国有资本私有化，其后果不仅是造成国有资产量的减少；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很显然，这一类国有资本流失，并不是因为非国有化改革造成的。我们认为，遏制这一部分国有财产损失，除了应该加强监督机制和法律制度建设外，还应该在经济上加快体制改革，更多地运用市场手段来配置资源，而对竞争性国有企业实施非国有化改造，便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改革措施之一。

注释：

（1）钟宜彩：《谁是国企改革的主体》，载《求是·内部文稿》1999年第七期。

主要参考文献：

（1）魏杰：《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管理世界》，1999年第六期。

（2）林凌、刘世庆：《中国国有经济的布局现状与调整方向》，《经济体制改革》，1999年第三期。

国有化范文篇10

关键词：内部控制；企业文化；国有企业

1相关理论

目前，国际公司把企业文化置于公司管理很高的位置。PMiloš(2016)将企业文化定义为一系列的想法、态度、价值观以及行为模式；如果建设有针对性的企业文化，并将企业文化的实施与企业员工的绩效相结合，就能够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最终能够引导员工默契配合，朝着一个目标去努力。在企业文化上，广义分成了四个层次，最底层的是物质层文化，包括企业员工需要的物质以及创造的物质；然后是行为层文化，这是体现在日常活动中行为的综合；然后是制度层文化，这是较高层次的文化，在制度上确定了职工的道德；最高层次是精神文化，这是日积月累的企业文化的结果。精神层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2某国有化工集团企业文化现状

某国有化工集团根据长期生产经营需要以及响应国家的号召，制定了以“服务社会、追求卓越、诚实守信、严谨务实”的战略理念。首先，该公司重视员工道德价值的培养，在行为准则方面严格要求企业的员工，同时引导企业员工要有吃苦耐劳精神，要乐于为社会做出贡献。其次，在用人上，该化工集团号召前来该公司的人才应该德才兼备，注重细节，为企业持久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让自己的企业成为一棵常青树。

3某国有化工集团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查得知，57%的人认为该公司不重视企业文化，部分调查对象的理由是公司的企业文化仅仅停留在大门的布告栏上，而没有认真的宣传。30%的人认为该公司较重视企业文化，如公司领导平时注重公司企业文化建设。13%的人认为该公司重视企业文化，该部分人多为领导，他们认为自己十分注重企业文化建设。通过调查还发现，100%的调查人群认为该化工集团没有战略目标。80%的人认为管理者没有起到带头作用，该化工集团的企业文化仅仅处于物质层层面，企业文化仅仅停留贴在墙上的话语，或则让员工注意自己的仪表仪态。某国有化工集团的管理者甚至粗浅地认为通过身边话语的影响，就能让自己的员工深刻地理解公司的理念。67%的人没有理解公司所传达的企业文化的内涵。部分员工没有积极进取的精神，没有作为国有企业一份子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精神，该化工集团很多女员工平时工作懒散，一进企业就与其他女员工拉家常，安于自己的现状。男员工则显的很浮躁，只关心自己眼前的事，没有想到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并且经常出现问题，很容易出现“踢皮球”的情况。这使该化工集团没有一个积极向上的氛围。100%的调查人群认为公司的企业文化没有做到以人为本，企业文化理念提的太宽泛，不细致，不利于员工执行。通过与国内先进企业的企业文化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该化工集团在贯彻“以人为本”方针方面的缺失。

4某国有化工集团企业文化问题成因

4.1某国有化工集团管理层专业素养不高。作为一个化工集团，管理层不知道企业文化建设的新发展，新动向，忽略了接受更多的企业文化专业知识的训练。企业文化的建设本来就很难把控，没有这方面的学习，企业文化建设就不可能发挥本身的意义。4.2某国有化工集团在文化追求上存在的问题。某国有化工集团一味地追求报表的好看。即使有时候企业出现了亏损，很多情况也会隐瞒不报，只把企业好的一面报上去，而对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基层员工错误地认为多做少做，都是拿一样的工资，所以在工作上，尽量拖延应付了事。很多员工甚至外部人员都把某国有化工集团当作养老的好去处，企业很多女性工作者都把家里的事情放在首位，而把企业的事业放在后面。企业员工忽视企业工作效率，完成不了工作任务也无所谓，最终造成企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无法提高。

5某国有化工集团企业文化优化建议

5.1制定“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某国有化工集团的企业文化为：“服务社会、追求卓越、诚实守信、严谨务实”,提法很宽泛，而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某国有化工集团应该积极学习掌握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的知识，在制定企业文化时要考虑到员工的发展，不要使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来面对员工，而是团结广大员工，使他们明白自己是国有企业的一份子，应该注重集体的利益，让员工的发展与公司的发展相契合。在制定企业文化的时候，要多关注自己企业的特点，每一个企业所需要的企业文化是不一样的，某国有化工集团的管理层应该做到因地制宜。5.2丰富企业文化传播方式。企业文化建立后如果不进行传播，那么企业文化就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某国有化工集团应该注重将企业文化深入人心，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传播自己的企业文化。(1)可以建立企业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2)可以创办电子期刊展示企业风采。(3)可以开展晨会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4)可以开展各类公益类活动，向社会展示自己的企业文化，提升员工对自己企业文化的自豪感。(5)可以开展竞技类活动，诸如召开运动会，以促进员工的合作意识。5.3实行企业文化考核。为了让企业文化价值观深入人心，引导公司员工的行为，实现集团的使命，某国有化工集团应该注重企业文化的考核。企划部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主管部门，应对企业文化考核负总责，该化工集团行政部也应该协助建设和考核企业文化。考核中可以将绩效与员工的企业文化执行相结合，与员工的薪资、职位的提升相结合。通过考核，如果发现企业文化有不利于企业发展的地方，应该及时改进。企业文化要在各个层次之间进行交流，以为企业发展提供新理念。企业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是让自己公司的企业文化成为一种信仰，让管理者达到一种无为而治的状态，让某国有化工集团的员工摆脱一种懒散的状态，形成一种良性竞争，大力推动某国有化工集团的发展。

6研究结论和展望

6.1研究结论。在对企业文化的相关理论做出研究后，以某国有化工集团为例，通过对该集团的企业文化进行解析，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企业文化建设的解决方案。得出结论如下：(1)内部控制系统具有自己的特点，内部控制系统受整个社会经济和法律变迁的影响，企业文化是内部控制最基础的组成部分，一个企业内部控制能否正常的运行，必须要根据企业内部控制环境进行完善和调整。(2)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与行政单位和一般企业是有区别的，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应有自己的独特涵义。(3)某国有化工集团企业文化建设，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要循序渐进地进行，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理论的创新，不断地完善自身的企业文化。6.2研究展望。(1)总的来说，国有企业的发展是可喜的，从新中国建国到现在，国有企业队伍没有被市场淘汰，反而在不断的发展壮大之中，某国有化工集团也是在这个队列之中。现在的问题是该公司的管理要创新，应该从“要我管理”，逐步变成“我要管理”，切实使自己成为企业的主人公。(2)企业文化是企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企业长期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全体员工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企业规范、企业生存氛围的总和；是一种凝聚人心，实现自我价值，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无形力量和资本；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知识结构网络化、科学技术集成化的信息时代，企业文化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要把打造高品位的企业文化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参考文献：

[1]殷伟.企业文化软实力与核心竞争力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8(8):71-72.

[2]王泽民.构建煤炭企业文化体系,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水平[J].纳税，2018,197(17):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