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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学范文10篇

时间：2023-08-25 17:14:28

国有经济学

国有经济学范文篇1

一、国有经济探源及内涵

探求和追问国有经济存在的理论依据，首先我们必须诉诸于对国有经济产生历史的考察。

（一）西方国家国有经济产生的历史渊源

西方国家发展国有经济由来已久，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有官办工厂。英国早在1657年邮政总局就属国有。15世纪下半叶，西欧许多国家把采矿业、冶金业、金属加工业掌握在自己手中。意大利政府办了瓷器厂等，甚至连罗马的教堂也有官办的制造厂。［1］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是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在辅助功能上；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日益尖锐，自由市场经济的盲目性体现出来后，发展国有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干预就成为必然的现象。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无一例外地发展国有经济，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和巩固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最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资料，70年代中期，包括美国在内的70多个国家当中，国家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平均为16.5％，不包括美国在内的近50个国家中，国有经济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9.5％；80年代，多数西欧国家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仍达20％以上，在1984—1993年的10年间，美、日、德、英、法和意大利的政府投资在国内固定资本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平均分别为15.6％、23.8％、11.6％、17.2％、16.2％和16.7％。［1］在西方发达国家，国有经济的起源在于国家行为，国有经济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性是国家要弥补市场的不足。国家通过国有化或直接投资建新企业的方式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目的是期望它作为一种国家调节经济的政策工具发挥作用，应该说西方发达国家国有经济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根据客观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

（二）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产生的历史渊源

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产生有其特殊性，可以说是先有国有经济的理论指导，后有国有经济的实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是：无产阶级首先获得政权，“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及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P272）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国家占有生产资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环节，要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就必须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历史必然性是国有经济的逻辑基础，大规模的国有经济使得计划经济可能执行。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大力发展国有经济，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

所以从国有经济的起源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国有经济的动因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有经济是为实现某些社会政策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形式，主要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其政策目标，也可以说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方式，是弥补市场缺陷的一种手段。西方国家对国有经济在历经国有化和80年代的私有化之后，国有经济的作用更加体现在避免市场失灵上。而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把国有经济当成普遍实行的经济制度，计划经济的发展最终要求全社会都实行国有经济，把国有经济作为克服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从而保证在社会主义社会有计划、按比例地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手段；并且片面地把计划下的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在一定时期甚至否认了商品经济的存在。

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阶段性，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商品经济不但不可能取消，而且还必须大力发展，在生产力发展多层次的情况下，盲目地推行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不能最优地配置资源，必须通过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与其他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形式，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所以对国有经济怎样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存在理论依据何在，以及如何评价国有经济的历史和现实，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共产党领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的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三）我国国有经济的内涵

国有经济是公有经济的组成部分，是指资产归国家所有的经济成分（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1年10月10日公布的《关于统计上划分经济成分的规定》的第四条指出：公有经济是指资产归国家或公民集体所有的经济成分，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第五条指出：国有经济是指资产归国家所有的经济成分。）。在我国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把国有经济直接等同于全民所有制经济，认为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采用国家所有的形式，到目前为止人们在观念和文献中经常把两者等同起来。简单从概念上来讲两者的区分比较明显，但是由于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作为全体人民的代表，行使和表达全民的意愿，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国有经济等同于全民所有制经济（注：也有学者认为用全民所有制的概念是对国有制概念的一种倒退。参见参考文献［3］。）。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以及对西方产权理论的深入了解，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引起了广泛重视，也有学者按照委托理论认为国家也是人。本文在概念使用上认同“资产归国家所有的经济成分”这一定义。国有经济在宏观上包括一切归国家所有的资产，因为所有制关系从广义上说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有制关系体现为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中的关系，所以国有经济在广义上包括人们在国家所有的经济成分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上关系的总和；在狭义上主要指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并不等同于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在微观上的一种表现形式。把国有经济局限于国家所有的企业资产，我们认为这只是对国有经济的狭义界定，因为即使在微观上国有经济也不仅仅局限在国有企业的资产上，还包括国家所有的其他形式的资产，比如大型公有设施、国防物资等。这些资产属于社会再生产的共同的外部条件，具有广泛的外部经济效益，因而它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同样属于国有经济的范围。我们认为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上双重界定国有经济，才能更好地理解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只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对国有企业改革，更是明确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我们探讨国有经济的内涵，对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加以区分在具体企业之中也十分必要（注：关于国有企业的不同定义，参见参考文献［4］（P1）。）。比如从以下的规定来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区别很明显，“国有绝对控股是指在企业的全部资本中，国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大于50％的企业；国有相对控股（含协议控制）是指在企业的全部资本中，国家资本（股本）所占的比例虽未大于50％，但相对大于企业中的其他经济成分所占比例的企业（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由国家拥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协议控制）”（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关于统计上国有经济控股情况的分类办法》。），这两类企业都可以称为国有企业，但是国有经济是单指这两类企业中的国有经济成分而言的。

二、东西方国家国有经济存在的共性理论依据

从国有经济的起源来看，东西方国家国有经济建立的最初原因是不一样的，但是国有经济产生之后，作为一种世界性普遍存在的现象，从国有经济发挥的功能来看都有其共性和不可替代性。国有经济作为一种不同于一般所有制形式建立起来的特殊所有制形式，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无论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经济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存在形式都有其共同性的理论依据。

（一）国有经济提供公共产品理论

众所周知，完全的市场调节存在弊端，也就是在提供公共产品领域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当前西方经济学的通行说法是公共产品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即在给定的生产条件下，向一个额外消费者提供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某人对公共品的消费并不影响别人同时消费该产品及其从中获得的效用；二是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即某人在消费一种公共品的时候，不可能将他人排除在外，或者排除的成本很高。［5］（P530）由于这两个特点，公共产品无法收费，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理性经济人”的私人企业不愿生产或无法生产，政府不得不通过国有经济的形式把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承担下来，如国防、法制、环保等等。另外具有上述两个特点中一个或者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上述特点的产品我们称之为“准公共产品”，同样需要国有经济来提供，如输电、煤气、供水、教育等等。这些产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具有“拥挤性”，在未超过拥挤点的范围内，每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因此增加额外的消费者，不存在竞争性和排他性问题，具有规模经济的特性。超过拥挤点之后，新增加的消费者的边际成本开始上升，产生了竞争和排他的问题。由于此类产品的双重特性，政府和私人在理论上讲虽然都可以提供，但是私人提供，或者由于私人收费的成本过大，或者由于巨额沉淀成本或固定成本的存在，会导致浪费性的重复建设，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所以对于准公共产品而言，国家以国有经济的形式来提供准公共产品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

（二）国有经济存在于自然垄断行业理论

自然垄断行业是经济学上的传统概念，早期的概念与资源的集中条件有关，主要是指由于资源条件的分布集中而无法竞争或不适宜竞争所形成的垄断。现代经济学对传统观点认识有所深化，认为对自然垄断的恰当定义必须建立在成本弱增性（Subadditivity）而不仅仅是规模经济的基础上。认为即使规模经济不存在，或即使平均成本上升，但只要单一企业供应整个市场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的成本之和，由单个企业垄断市场的社会成本最小，这样的企业仍然是自然垄断行业。存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行业有以下两个特点：（1）进入壁垒高；（2）沉淀的成本大。［6］尤其是第二个原因为国有经济进入自然垄断行业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创建初期的高成本，使得私人企业望而却步，但由于这些行业对经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必然要由国家来提供。在各国的历史上以及大多数国家的现实经济中，自然垄断行业中国有经济都占有很高的比重。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对自然垄断行业认识的深化，国有经济不一定是其惟一的提供主体，而且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经济的具体形式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要引入竞争机制、尽量减少因为垄断定价享受高额利润导致效率低下的问题等等。但是由于成本的弱增性是在企业形成之后，只要存在着成本弱增性就会为自然垄断提供依据，因为只要单一企业生产的所有产品的总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之和，国有经济存在于最初由其建立的垄断行业之中有其“路径依赖性”［7］，并且符合经济效率原则。

（三）国有经济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

国有经济作为国家所有的经济成分，能够更好地实现政府的经济职能。“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对经济袖手旁观。现代经济中，政府针对市场机制的缺陷肩负起了很多任务……，政府对于市场经济主要存在三项职能。它们是：提高效率、增进平等以及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增长。”［8］（P27－28）国有经济特别是其微观典型形式国有企业，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上的调控。绝大多数国家为了实现扩大社会就业、缩小地区差距等宏观经济目标都建立了国有企业，“国家建立国有企业的根本目的通常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因此从逻辑上讲，企业如果不负有特定的社会目标，就不必是国有企业……从历史和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来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是负有特殊社会目标的产业，国有企业越有存在的必要，比重通常也越高。”［9］（P61）在市场经济中国家建立国有企业可以实现市场机制自身不能达到而且政府也难以用其他的间接干预手段来实现的某些社会政策目标（注：私有制和公有制中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所区别，参见参考文献［9］（P38）。），国有经济更加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特别是在一个国家进入经济的萧条时期，通过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尤为重要。据有些学者研究［10］，同国家干预经济的其他手段相比，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国家干预有一些独特的优点：第一，建立国有企业的成本较低；第二，国有企业是对付垄断的有效办法；第三，国有企业是一种比较灵活的政策工具，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第四，国有企业是政府贯彻其政策意图，实现其经济计划的有效工具；第五，对涉及国家主权、国家机密的产业不能仅仅从经济上考虑，在这方面，国有企业有较高的可靠性。以上理由为国有经济通过国有企业的形式来干预和调控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国有经济有利于国家安全和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理论

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控制力量之一，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保证国家安全，国家必须采取包括建立国有企业在内的各种方式来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作为国有经济控制力量的国有企业，是国家可以掌握的应付突发事件和重大经济风险的重要力量。而且国有企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主干力量。为建立和发展国家战略性产业和有力地支持高技术产业的成长，各国政府都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作为这些产业的基本力量和先行者，这些国有企业往往体现了国家战略产业核心技术水平和产业国际竞争力。另外国有企业是现实条件下非国有企业不易进入的特殊产业的替代生产者。在各个国家的各个发展时期，总有一些特殊的生产活动是不宜由非国有企业来承担的，例如，印钞制币、特殊矿产的开采、生产特殊的药品、制造特殊的武器等等。对于这些行业一般都采用国有经济的形式，即通过国有企业来提供。

三、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存在的特殊性理论依据

我国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的一种回归和修正，但是调整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西方国家国有经济的规模和比重。东西方国家国有经济的存在有其共同的理论依据，但是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国有经济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完全相同，作为一个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国有经济有其特殊性的理论依据作为支撑。

（一）国有经济作为经济基础并保持控制力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

从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起源来看，国有经济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如果说经济因素决定所有国家选择国有经济的形式来弥补市场失灵，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构造者在进行国有经济制度选择的时候，其理论依据主要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立国有经济是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理解。正是源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与社会化的矛盾的不可调和，国有经济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我国不发展国有经济，不可避免地将遇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个前提并没有消失，因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P373）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除了所有国家的共同原因外，还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保证，从事生产经营的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实物质基础。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我国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必须有一定的规模和比重，国有经济才能发挥经济基础的功能。随着非公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国有企业在充当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同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保证就成为迫切需要。这就决定了我国国有经济存在着与西方发达国家国有经济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决定了我国国有经济不但在质上要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而且在量上也要超过仅作为调控工具所要求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来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对国有经济的认识，我国经历了片面追求规模、追求数量的阶段到对国有经济“质”的重视。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1）国有经济的作用既要通过国有独资企业来实现，更要大力发展股份制，探索通过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来实现。（2）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3）国有经济应保持必要的数量，更要有分布的优化和质的提高。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为国有经济进一步的战略调整和深化改革提供了方向。我国要保证国有经济控制力不是制度之外强加的，而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发挥，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为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促使我国经济健康、合理、快速地发展。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不是简单的规模多大、比重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其他行业和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加强重点，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国有经济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总量将会继续增加，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分布更加合理，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会有所减少。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这种减少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国有经济发挥控制力的理论不仅为国有经济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国有资产管理、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指导方向。

（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形式有利于执行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

我国的国有经济存在的理论不仅在于意识形态上的要求，发展经济的现实也要求大力发展我国的国有经济。国家直接投资发展国有经济能够更好地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在经济上、技术上赶超先进国家的任务。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政府从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和整体发展的需要出发，制定恰当的政策，调动各种有效资源，集中投入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领域，实现国民经济的飞跃性发展。建国之初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2］（P982）从“一五计划”开始，以156个重点项目为龙头，国家有计划地建设了一大批骨干企业，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提高了重工业比重，发展内地工业，并使国有工业企业成为强大的主导力量，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林毅夫认为，国有企业及其特殊的治理结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产物，“为了避免非优先部门同优先部门竞争低价格的资源，确保有限的资源用于‘赶超战略’所规定的优先项目，在资金、外汇、劳动力、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的配置机制上，计划和行政控制代替了市场。为了压抑竞争和防止稀缺资源游离出优先发展部门，国家垄断了银行、对外贸易和物资分配系统。”［13］也就是说我国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是由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需要。还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融资体制。也就是说之所以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是因为需要国家筹集经济发展的资金用于经济发展和赶超。［14］也有学者认为，政府替代企业家职能也是发展国有经济的必然选择。我国建国之后，国家要促进经济发展，最稀缺的要素就是企业家，但是历史没有提供在短期内供应足够数量企业家的条件，以国有经济的形式建立国有企业，以政府来代替企业家就成为必然的选择。［4］（P9－10）应该说建国以后，我国发展国有经济有其合理性，并且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现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快速发展经济，实现经济的腾飞和对发达国家赶超的任务仍然存在，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来主导产业发展。通过国有经济的形式举办国有企业的产业依据已经得到理论和实践证明。美国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AlbertO.Hirschman）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时提出了产业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重要概念。他认为“后向联系比前向联系具有更高的重要性”。［15］（P90）政府应当选择产业间依存度尤其是后向联系的依存度较高的产业，作为其创办国有企业的战略选择。这样可以通过国有企业的活动来刺激其他产业的发展。我国推行工业化初期一直强调重工业的重要性，并且在这些部门基本上实现了国有国营，这对我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国有经济在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现在和未来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对政府确定需要扶植的幼稚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一定时期内国有经济要积极主动地进入，待形成优势产业后，视重要程度可继续发展，或是退出。对有些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国有经济可积极进入，实行控股。通过这种进入—退出—再进入，优化国有资产存量，实现国有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功能。所以说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理论是国有经济存在的一个特殊的理论依据。

四、结论

以上我们探求和追问国有经济存在的理论依据，我们注意到考察东西方国家国有经济存在的理论依据既要考虑一般性又要考虑特殊性。任何制度的形成，都有特定的理论作为依据或指导思想，国有经济作为一种存在形式，无论东西方国家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种共性也可以说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在某些领域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作用所致。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国有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形成和演化受生产力发展水平、政治经济体制、文化历史传统等多方面的影响，国有经济承载的目标具有多元性，所以国有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存在的理论依据更是有其独特性：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要发挥经济基础的作用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控制力；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要以国有经济的形式来执行国家主导下的产业政策，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当然国家对于产业的支持和主导的具体形式要进行研究，尤其是“入世”以后，更要改变以前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来支持我国产业的发展。基于以上原因，在评价我国国有经济的时候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与实践，也不能对我国国有经济进行僵化的理解。对国有经济如何正确评价就成为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理论和现实问题。仅仅从利润的指标来评价国有经济，认为我国国有经济效率低下，国有经济应该退出竞争领域，国有经济战线应该全面收缩，本身就具有不合理性。应该看到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正是由于国有经济承载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外部成本，如果把国有经济的多重目标都作为成本，国有经济的效率当然就会降低了，特别是如果我们仅仅以利润作为效率指标的话。相反应该把国有经济承载的多重目标都作为国有经济的产出，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待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也不能仅仅以提供公共产品、弥补市场失灵作为国有经济存在的惟一理论依据，这样会导致国有经济规模过小，不能发挥国有经济作为经济基础的作用，失去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我们认为国有经济因为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应该保持一定的比重和规模，但是这种比重和规模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发挥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是一个标准也是一个指导原则。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自身的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的任务更为迫切，只有这样，国有经济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功能和作用，证明自身不但有其理论的合理性还有其现实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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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学范文篇2

关键词市场经济人力资源充分就业自愿失业人口流动就业陷阱

人力资源在任何社会都是第一资源，任何社会发展都首先取决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高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高低的根本标志就是就业或失业程度，就业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正相关，失业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负相关，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和政治学家们把充分就业(FullEmployment)视为人力资源与其它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状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当人力资源充分就业时，其它一切非人力资源也同时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整个国民经济的实际产出接近或等于潜在产出，经济产出状态处在生产可能性曲线(production-possibilitycurvePPC)的最大边缘，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处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由于充分就业状态以及由此表征的整体经济运行状态处在人们期望的最优状态，实现充分就业就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大关键问题，政府就有责任有义务在充分就业领域大有作为，充分就业就成为政府职能结构中最重要的构成要件，也是任何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首选目标。1978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认为：“市场经济的目的并不是要使一些人饿死，而是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如果失业人士没有人照顾，政府就得负起照顾的责任。”[1]

一、主流经济学对充分就业的理解

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自然经济体系中，人口发展模式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高出生率被高死亡率所抵消，人口规模长期处于超稳定状态。自然经济体系中的经济缓慢发展与人口缓慢增长之间互为解释变量，一方面是经济缓慢发展导致人口缓慢增长，主要原因在于缺乏食物供应和医疗保障，经济不发展压迫了人口不发展，导致人口数量少和人口质量低；另一方面人口不发展又导致经济不发展，人口是一切生产力要素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主体性要素，数量少和质量低的人口压迫了生产力发展，刺激人口增长是前工业社会世界各国加快经济增长和提升国家实力的首选对策。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由于资源配置模式的根本改变，制度创新和和科技创新速率的加快，社会经济获得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在人口质量得到显著提升的同时，人口数量也获得了“爆炸式”扩张。人口发展模式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的特征，导致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发生失衡，劳动供给长期超过劳动需求，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口，并给社会发展带来了若干的动荡和冲击，生产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压迫了人口发展。人们对过去从未有过而现今又长期存在的大量失业人口最初是感到困惑，尔后是感到深深的不安，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各界的人们，几乎比关注任何其它问题都更为关注失业人口或过剩人口问题。因为失业导致人力资源配置的浪费，使一部分人群无业可就，失业人口在经济、政治和心理等方面都受到伤害，他们的就业权利被无情的市场机制所剥夺，有可能给社会发展带来某些动荡、冲突、摩擦、骚乱和不安。因此，实现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充分就业，消除和弱化劳动力市场失灵，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于1970年荣获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殊荣的第一个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保罗·A·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1915--)认为：“充分就业(Fullemployment)----一个有多重含义的术语。历史上曾被用于描述不存在(或仅存在最少量)非自愿失业情况下的就业水平。今天，经济学家用最低可持续失业率{Lowestsustainablerateofunemployment(LSUR)}概念来描述可以长期持续的最高的就业水平。”[2](P11)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1946)把失业分为摩擦失业、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三种失业类别，把充分就业定义为消灭了非自愿失业的就业状态。现代经济学家通常把失业分为由于经济周期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周期性失业和由于结构性变动原因引起的结构性失业，把充分就业理解为消灭了周期性失业的就业状态。我们可以把充分就业理解为：

第一，充分就业是指凡是愿意并有能力工作的人都得到了一个较为满意的就业岗位，与之相对应，失业是指愿意并有能力工作的人没有得到就业岗位，失业是想得到就业岗位而被动地失去了就业机会，那些有工作能力而又不愿意工作的人不被视为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失业，因而通常叫做自愿失业，那些处在法定劳动年龄段两端(如18岁——60岁)之外的人口也不认为是失业人口。

第二，充分就业者在工作岗位上能够做到有效率的工作，人力资源能够得到优化配置，也就是通常说的几个人的工作几个人干，如果两个人的工作三个人干，也被认为是有一个人失业，这就是经济学家通常说的“隐形失业人口”或“潜在过剩人口”。

第三，充分就业并不是人人都有就业岗位，在充分就业状态下仍然存在一定数量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即因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劳动年龄和需求偏好变化而引起的职业转换过程中的暂时性失业，这种失业具有一定的自然合理性，属于劳动力人口的正常流动，是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动态调整过程，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充分就业被认为是人力资源有效率配置的优化状态。

第四，充分就业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被认为是存在自然失业率的就业状态，自然失业率是长期均衡的失业率或充分就业的失业率，这时的经济运行周期处在高涨或繁荣阶段，失业补助、社会救济、福利开支、社会保障、生活水平、心理状况、人口规模、运行质态、社会认同等等，都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状态。

第五，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自然失业率的具体数值，各国政府可以依据具体情况来确定本国特定时期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以美国这个现代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为例，20世纪50-60年代的自然失业率为3.5—4.5%，即95.5—96.5%的劳动力人口就业率就是充分就业状态；20世纪70年代的自然失业率为4.5—5.5%，即94.5—95.5%的劳动力人口就业率就是充分就业状态；20世纪80年代的自然失业率为5.5—6.5%，即93.5—94.5%的劳动力人口就业率就是充分就业状态。[3](P190)[4]

第六，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中实际失业率若大大高于自然失业率，则表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疲软，经济运行质量有待改进和提升，实际失业率接近或等于零则不可能，至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存在的实际失业率接近或等于零的情形，实际上是客观存在的失业人口或过剩人口在非效率性过度就业状态下被“阴形失业人口”或“潜在过剩人口”所掩盖，不仅在事实上没能解决失业人口问题，反而又长期损失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应有效率，以此为标志的政治优越性也缺乏可持续性。

二、失业人口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

市场经济是流动性的效率经济，并不象计划经济那样每个劳动力都会从政府计划那里得到一个就业岗位，也不会在得到就业机会以后终生固定在某一个就业岗位上。市场经济奉行的是人力资本与其它资本高度匹配的效率性就业，劳动力的就业和再就业只有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运作才能得以完成。由于人口的增长惯性和生命特征，劳动力人口一旦被“生产”出来就是必须给予高度人文关怀和法律保障的长期存在的社会人群，而不能象其它物资产品那样一旦被证明为没有市场需求的废次品，或者是遇到严重供过于求的经济危机就可以销毁，因此，除高级专门人才市场以外，一般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总是供过于求。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和市场经济所特有的人口规律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就是供过于求的劳动力作为失业人口而存在，这是一切市场经济的常态。失业人口又必定处于不断寻找就业岗位的流动性状态，失业人口流动就更必然是一切市场经济的常态，也是市场经济高效率运行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几乎没有工作流动性。一个人在年轻时被分配到一家企业，常常一直工作到退休。如果赶上运气不好你被分配去从事一项你不喜欢的工作，那么这种烦恼会困扰你的一生。┅┅在政府控制着劳动市场的情况下，个人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你不能拒绝接受命令。对劳动市场的控制为政府进行大量的政治控制提供了条件。┅┅然而，作为补偿这种制度也有某些优点。尽管可能存在着很高的“隐蔽性”失业，但几乎没有存在失业的证据。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一个厂商发现它不在需要某一工人时，它就会辞退他。竞争迫使厂商这样做。当市场运转良好时，被一家企业解雇的工人会在另一个需要他的地方找到工作。这种对劳动连续不断的再配置是经济效率的本质所在。然而，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企业不会因经营亏损而受到处罚，企业没有解雇工人的激励。企业没有将利润最大化的激励，但有很强烈的避免“引起麻烦”的动力。解雇工人被认为会引起麻烦。对于这种制度而言，在工作保障方面的收益是以经济效率的损失为代价的。┅┅社会主义具有更稳定的工作保障，但具有更低的效率。”[4](P370)

中国是一个当今世界上基数规模最大和增长惯性较强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多、增长惯性强、人口质量低和人口结构失衡，被公认为现代中国人口的显著表征。这是现代中国一切国情当中最大的国情，也是中国一切特色当中最大的特色。传统计划经济框架下以巨大效率损失为成本代价的非效率性过度就业，严重阻抗了中国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历史已经证明，计划经济制度是中国的“发展陷阱”，中国必须尽快完成从传统计划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革命”。由传统计划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过程，同时也就是长期累积的大量原有隐型失业人口日益显型化的社会表征过程，我们完全有必要用现代市场经济常态的观点看待和对待失业人口问题。充分就业状态并不排斥适度规模的失业人口存在，与自然失业率相一致的适度失业人口是现代市场经济高效率运行的根本解释变量，在某种意义上说，适度规模的失业人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效率性强力引擎。

三、充分就业的人本意义和发展价值

充分就业既是微观居民户家庭实现收入最大化所追求的理性预期，也是宏观政府调控的首要政策目标。充分就业的重大工具意义和终极目的价值在于：

首先是权利保证。在充分就业状态下，每个劳动者都找到了他或她所期望找到的就业岗位，劳动者在就业岗位上实在地证明了自身所拥有的自主决策、自愿选择、自由流动、自动就业和自我发展的真实权利，劳动者的可行能力得到了体现、证明和运用，其自身的内在需求偏好获得了满足，有可能实现符合个人意愿的全面发展。

其次是经济支撑。在充分就业状态下，劳动者个人有了可靠的工作保障，找到了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居民户家庭能够实现收入最大化，有可能实现个人或居民户家庭在各个方面的最大化发展，劳动者一旦因失去就业机会而处于失业状态，也将同时失去个人和家庭发展的经济支撑。

再次是精神满足。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劳动者在找到就业岗位的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归属，自身将不再处于社会游离状态，不再被社会所抛弃和边缘，其心理将不再因失业而被扭曲，原有的失业心理也会得到及时矫正，对未来将不再徘徊、彷徨和迷惘，就业者有了自己期望的社会定位，证明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其精神需求会得到满足。

第四是和谐发展。充分就业状态下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都得到了最优化配置，实际经济产出GDP接近或等于潜在产出，经济运行曲线处在生产可能性曲线的的边缘附近，经济周期处在繁荣和高涨阶段，国民经济蛋糕已经做到最大，即使收入分配比例保持不变，个人家庭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也都会获得相应增长，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处在动态和谐的健康运行状态。

第五是消解冲突。充分就业状态证明了政府决策和政府政策的公正性及有效性，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已经实现，社会公众对政府机构的满意度得到提升，政治支持率会得到提高，政府也能够用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支撑社会全面发展，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工作的劳动力人口都各就其业，社会发展过程中潜藏的某些动荡、冲突、摩擦和骚乱等不稳定因素得到及时消解，既不会出现纵向的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社会剧烈摩擦，也不会出现横向的社会各阶层或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巨大矛盾冲突。

正是由于充分就业状态既满足了微观层面的公众需要，又满足了宏观层面的政府需要，是政府和公众理性预期目标的最佳耦合状态，因此，社会各界持各种不同政见的人们可以反对一切，但惟独没有人反对充分就业。充分就业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最优发展状态，归根结底是首先并最终有利于人的发展，充分就业具有巨大的人本主义发展意义和民本主义发展价值。充分就业首先有利于人口发展，其最大受益者是社会公众，只有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首先获得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中国社会可持续进步才能从根本上获得可持续性的动力支撑。如果只有官僚阶层获得最优发展，城市人口获得次优发展，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不能获得发展，城乡人口在二元结构状态下割裂“发展”，中国将会出现可持续性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恶增长现象”。

四、“充分就业陷阱”

首先是“国有经济陷阱”。长期以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人们一直把国有经济作为中国经济的主导成分，把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空间落脚为国有经济发展，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依赖国有经济，把中国经济发展首先视为国有经济发展。于是在理论上充分肯定国有经济的重要性，在实践上把各种资源向国有经济集中，国有经济享有其它非国有经济可望而不可及的政策优惠，政府决策长期向国有经济倾斜，国有经济长期垄断着各种重要资源和市场份额，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存在极其严重的不公平竞争。国有经济只有在与其它国家比较时其产权才具有清晰性，能够明确认定为归中国政府所有，就国内范围而言，国有经济的产权虚置，产权边界不清晰，理论上是人人都有一份国有资产的产权，事实上谁都不拥有国有资产,国有经济的产权安排违背了科斯定理(Coase''''sLaw)的效率要求。国有经济的后台“老板”是政府，管制性政府的低效率决定了国有经济的低效率，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经常“吹黑哨”，破坏了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国有企业负责人实质上是具体负责国有资产运作的政府官员，完全是由政府任命而不是由市场产生，既缺乏激励也缺乏约束，国有经济是有工厂和商店但没有企业，有厂长和经理但没有企业家。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安排、资产运作方式和人产生机制都决定了国有经济的低效率，国有经济基础上根本不可能建构任何意义上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并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在就业问题上，国有经济运行的非效率安排决定了人力资源配置的非效率就业，两个人的效率岗位被非效率地安排为三个人或四个人甚至更多人员就业，导致非效率的资源配置结果。当国有经济因低效率、无效率或负效率而不得不倒闭破产时，政府不是借助于市场化的效率手段，而是运用行政力量强制地进行人员分流，将破产企业的人员安排到其它尚未破产的国有企业，必将导致依次连续推倒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依靠国有经济振兴中国经济和实现充分就业，都必定是中国人口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陷阱。事实证明，国有经济占用了70%以上的资源，但只产出了30%的GDP，政府无法用行政手段进行分流安排的大量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以及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人口，也主要依靠非国有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进行吸纳。极其明智的选择就是尽快走出计划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国有经济主导的资源安排模式，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尽快走出国有经济主导的理论误区和发展陷阱，才能真正摆脱对传统发展路径的过度依赖。

其次是“乡镇企业陷阱”。乡镇企业的发明专利权属于中国，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色。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安排劳动力就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正因如此，几乎中国社会各界的所有人士，都异口同声地赞美乡镇企业，为乡镇企业歌功颂德，并把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和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创新路径之一。事实上，乡镇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过剩劳动力安排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产物。中国改革始于农村的联产计酬承包制度，农业经济改革的初步成功使中国农民深刻感受到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魅力，积累了市场化发展非农产业的经济条件和某些经验，同时也产生了用市场化手段发展非农经济的致富欲望和运作空间；乡镇政府不再拥有对农户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权，需要用市场化的手段寻求其它发展路径，以增强乡镇实力、经济财力和领导政绩，优化与县区政府以及与其它乡镇的博弈能力；城市中长期奉行国有经济垄断，各种稀缺资源、政府决策倾向和主要市场份额几乎都被国有企业独占，缺乏城市化的发展空间；二元户籍制度使城乡割裂发展，二元经济结构产生了巨大的路径依赖性，城市不对农村开放，农民享受不到同等的国民待遇；农民的劳动力成本低廉，农业土地管理制度存在非市场化的显著缺陷，粗放型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素质和科技含量要求低下，也没有产品质量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严格要求等。由上述各种原因导致在20世纪后20年中国乡镇企业在农村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中国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一大独特历史景观。于是很多人就依据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历史现象作出判断，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乡镇企业发展，也因此而倡导和主张“城镇化”尤其是“小城镇化”的理论主张及政策导向。在中国政府于2001年12月11日入世后，乡镇企业必然内含的诸多弊端日益凸显，乡镇企业存在着土地资源严重浪费、缺乏严格劳动保护、科技含量低下，经济粗放增长、环境保护恶化、阻抗城市化进程，延续二元格局等(在作者的其它文章中另有专述)。将乡镇企业这一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历史现象加以长期化、普遍化和战略化，实在是理论上的极大误区和发展上的巨大陷阱，将会使中国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付出极大代价。我们的结论是：在20世纪的后20年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正确的，那是一个乡镇企业的正面效应时代；如果在21世纪再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则是错误的，这是一个乡镇企业的负面效应时代。

再次是“三农陷阱”。中国农业人口迄今仍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口增长也主要是农村人口增长，农村中存在大量的潜在过剩人口。从表面上看，他们还有地可种和有活可干，还可以依靠农业经济活动而维持生计，还没有成为无地可种和无活可干的显型失业人口。但从经济效率要求的人地匹配比例分析，中国人多地少，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已不为农业所需要，起码有15000——20000万农业劳动力在事实上已经成为潜在过剩劳动力或隐型失业人口。如何使农业中存在的隐型失业人口由非效率就业转化为效率性就业，已经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问题。能否在农村中通过发展农业经济而使过剩的中国农民实现效率性就业，已经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经济发展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关键所在，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我们不能就依此而认为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可以在农业领域中就地消化吸收一部分过剩农业劳动力。我们认为，土地是从事农业经济活动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是有限的，土地具有高度的稀缺性，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化进程中，用于农业经济活动的土地只会减少，绝对不会增加，维持动态平衡也极其困难。中国首先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在2050年以前将会以其特有的惯性而持续增长，人多地少已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中国的人地矛盾已经比较尖锐，随着农业耕地日益减少和农业人口日益增加，中国的人地矛盾将会日趋尖锐。我们据此而认为，依靠大力发展农业经济的办法无法解决农村过剩人口的就业问题。中国农业需要采用先进技术和规模经营，中国农业需要产业化的发展路径，中国农业需要实现现代化，即使农业劳动力人口不再增加，农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也会逐步减少。经济发展是实现充分就业的根本创新路径，中国农业需要发展，农业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减少，这三种表述都是正确的。因此，农业发展只能增加农业过剩人口而不会减少农业过剩人口，大力发展农业经济是在“三农”框架内解决充分就业问题的“发展陷阱”，是一条充分就业的死胡同。靠发展经济而实现充分就业的正确命题，只有在全国一盘棋的意义上理解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只有依靠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过剩人口问题，具体的说，只有靠发展工业经济、城市经济和服务经济等发展路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只有靠在城市中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方法，才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才能将中国“三农”问题彻底“沉没”，舍此别无它途。

参考文献：

[1]经济学消息报社编：《追踪诺贝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M]，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年出版P145。

[2](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著：《经济学》[M]，萧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P11。

国有经济学范文篇3

所以，如果认为国企改制违宪了，那么，首先的问题是，它违反了哪条宪法？巩教授和陈同志的观点都是，国企改制违反了宪法第6、7条，即社会主义公有制条款、国有经济条款。当然，这个问题在一些宪法学者的眼中，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他们对于宪法“总纲”部分规定这些经济制度的内容本来就很“反感”，他们普遍认为，宪法中根本没有必要规定经济制度，甚至将现行宪法修改过于频繁的原因归结于宪法中过多、过细的经济制度条款，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当今世界纷纷从政治宪法向经济宪法、文化宪法转型的大背景下，在宪法中规定经济制度，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可予指责之处。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宪法已经规定了，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去严格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实施，与各种违宪的现象“作斗争”。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国企改制是否违反了宪法第6、7条。

巩教授认为，国有财产是不能够卖的。没有法律规定说可以卖国有财产的，它“卖”本身就是违法的。[3]这句话本身就有毛病，没有法律规定可以卖，那么，卖就是违法吗？它“违”的是哪部法？难道巩教授不知道“法无禁止即自由”的道理吗？所以，正确的设问应当是，有没有哪部法律规定，尤其是宪法上有没有规定，国有财产是不能卖的。笔者翻遍了宪法所有138条正文、31条修正案也没有看到这样的“字眼”。如果拿巩教授所列举的宪法第6、7条来看：宪法第6条规定，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体集体制。要达到违反该条款的程度，巩教授必须证明，要卖多少国有财产才能达到改变我国的经济制度的基础的地步，卖掉所有的国有财产当然属于，但是，卖一部分国有财产算不算呢？恐怕需要论证，至少该条没有规定，禁止出卖国有财产。相反，该条第2款同时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可见，我国宪法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也是允许的，而这部分私有财产并不排除从国有财产合法地“出卖”而来；宪法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同样，要违反该条款，巩教授必须证明，出卖了一部分国有财产就导致了国有经济不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或者说，政府的出卖行为违反了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的义务。

可见，巩教授简单的一句，政府的一切出卖国有财产的行为都是违宪的，不能不说是武断的。我们必须承认，从原先的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到现在的“国退民进”，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共同发展，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这主要是通过将一些经营状况不好或者不适合国有经营的企业改造成具有生机活力的私营企业来完成的，不这样，原先国有企业的垄断局面就无法改变，国有企业的“大锅饭”就无法打破，整个国民经济就无法发展壮大。因此，对于国有经济中的“不良资产”进行适度的剥离，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有力措施。对此作是否削弱了公有制基础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的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同志在90年代初论证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时就曾说，公有制的基础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是从“质”上来讲，而不是简单的“量”上的孰多孰少。改革开放之前，国有经济成分的比重倒是很高，几乎达到整个经济总量的99％，但是效率很低，利润很低，甚至亏损，入不敷出，这样的结果是“质”的下降，甚至直接拖累整个国民经济水平的倒退。任何经济体制和经济模式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而设置的，对生产力没有贡献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模式根本无法具有长久的生命力。现有阶段，虽然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下降了，但是，由于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国有经济紧紧抓住国民经济的命脉，牢固地掌握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部门和经济领域，国有经济的整体实力壮大了、增强了。那么，这算不算是一种基础和主导力量呢？我想，对此，恐怕谁也不能否认。

但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改革，并不意味着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就是合法的、合理的，这里还有一个局部和整体、长远和眼前的关系。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从长远和整体来看的，公有制和占据经济成分主导力量的国有经济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证明过了的。所以，任何以眼前的、局部的生产力的发展为由、牺牲公有制的基础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出卖国有财产的行为，都将面临违宪的指控。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有力的监督者。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国有财产往往被视为政府的“私有财产”，一些政府部门及其领导人员、工作人员恣意处分，而现有的监督手段，除了国家机关内部的监督之外（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几乎没有人敢对政府的处置行为发表异议，这一方面是出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的国有财产缺乏明确、具体的“所有人”。然而，对国有财产的处置真的就是纯粹的政府行为，与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吗？笔者认为，这里我们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国有经济等同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吗？

根据笔者的考证，我国宪法第7条所说的“国有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经济”，并非马克思本人的观点，而是我国从苏联继承过来的。对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究竟采取什么形式，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指出，他只是说：“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4]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政权根据列宁关于剥夺剥夺者和国有化的思想和计划，迅速地、强制性地、全面地把资本主义工厂、企业和银行收归国有，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经济。与此同时，改造农业中的小私有制，对农业实行“全盘集体化”。这样主要是在斯大林理论的指导下，苏联建立起了合作集体农庄所有制，并使之与国家所有制一起构成了两种基本所有制形式。斯大林的“两种公有制”模式直接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公有制的建立。

马克思既没有讲过公有制的具体形式，也没有讲过国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相反，马克思认为，“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5]在未来社会中，“同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6]可见，马克思的真实观点是，国家所有制并不是未来社会真正建立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国家继续存在，而且国家所有制也依旧保留的是列宁，列宁认为，“计算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他们在正确遵守工作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工作，并同等地领取报酬。”[7]“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8]在列宁的社会主义阶段继续存在国家所有制的情况下，斯大林又进一步将国家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联系起来，他的观点主要是，全民所有只能是抽象意义上的，因为全民很难按照一个意志活动，所以，全民不可能来具体地行使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代表全民意志的国家来代替全民行使所有权，而国家所有制实际上就是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就与全民所有制等同。这样，经过列宁、斯大林的改造，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者共同所有的财产已经转化为国家所有的财产和集体所有的财产两类。

国有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表面上虽然是名称的变化，但实际上，内涵已大大的不同。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前者排斥了“全民”作为真正的所有者的身份，同时也排除了所有者对其人——国家处置其财产的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利。正如陈永苗所说，对于国有资产全民共同所有，“每一个国民必然对抽象的所有权享有一种平等的权益，这有点像无限公司的股权。虽然这种权益是不可转让性和不可分割的，但确是不容否认的。”[9]当然，现行宪法上并没有对此作出区分，而是采用了一个“即”字就使之“相等了”，既然宪法将其等同了，那么，出于尊重宪法和进行“合宪性解释”的需要，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两者就是等同的。所以，既然国有经济就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就不仅仅是形式上是，实质上也必须符合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内涵，就必须体现其“全民性”。斯大林所说的“全民无法具体行使所有权”的观点固然有其道理，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排斥“全民”作为国有经济的“所有者地位”的理由，全民对于国有经济的所有权虽然是抽象的、整体的，但对其行使监督权也是现实的、具体的，而现在的国企改制的最根本缺陷就在于整个过程缺乏“所有者的监督”，至少是所有者代表的监督，国企改制成为政府的“私行为”，而往往的结果就是，成为政府中少数领导个人利益的牺牲品。政府与购买商相勾结，甚至政府内部“自我消化”，从而通过种种非法途径将国有财产非法地转化为私人财产。应当说，这种缺乏所有者参与和监督的国企改制就是违反宪法第7条“国有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精神的，而在改制过程中种种“非等价转让、内部交易、领导干预或者不符合转让条件的强行转让”的做法更是对宪法第12条公共财产条款规定的“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行为的直接体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出卖国有财产并不必然构成违宪，但是，由于宪法第6、7条规定了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那么，政府必须对出卖国有财产的条件进行限制，以保证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系到基础地位和主导地位的国有财产不被流失。而如果政府对此不作为，那么政府的不作为就构成违宪，因为宪法第7条规定了国家有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的义务，政府的不作为就是违反这种保护义务的体现。其次，既然宪法第7条规定了“国有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经济”，那么，国有经济的“全民性”体现在哪里？可能是需要进行宪法解释的地方，而这个问题必须交由全国人大—－作为全民的代表来决定。再次，宪法第12条规定了国家对公共财产的保护义务，而这种保护义务主要体现在“保护公共财产不被任何人、组织侵占或破坏”，也就包括对国企改制过程中国有财产的非等价出卖等种种违反市场经济法律的行为进行追究，而无论这种行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如果政府对此不作为，那么，同样，政府的不作为就构成违宪。

注释：

[1]法学家对于公共事务的作用如何？汪丁丁先生说，在美国公共政策的决策圈子里，法学家通常享有超过经济学家的话语权力，那是因为任何公共政策都首先必须处理好法律程序问题。程序基本“正义”之后，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就可以分别讨论公共政策的政治、社会、经济后果。惟其如此，西方成熟社会的学者得以保持对公共政策诸问题的冷静与批判态度。因为在稳定的社会权力格局下，不论怎样哗众取宠也无法为个人带来更多的话语权力（社会动荡时期例外）。汪丁丁：《世纪之交，义利之辩》，载《财经》2001年6月2日。

[2]陈永苗：《国企改制是良性违宪吗？》，载世纪中国网站。

[3]185名学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185学人呼吁书》，载光明网2004年12月17日。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列宁选集》第3卷第545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国有经济学范文篇4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对信贷配给现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韦兹。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金融深化论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论（以下简称S-W模型）中，论证了由于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在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贷市场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由此产生。信贷配给的出现,与利率的刺激效应和逆向效应有关。从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缺乏辨别顾客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使得银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接受较高利率的顾客在获得贷款后,必然追逐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应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借贷市场上均衡信贷配给可以实现。S-W模型强调了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逆向选择作用，存在着比瓦尔拉均衡更稳定的信贷配给均衡，它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可以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ScreeningDevices）来选择贷款对象（避免高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我国的信贷配给及其两重性

笔者对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利率变化和存贷差额数据进行统计并观察，发现有以下两个变化：从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持续7年出现存差，而且存贷差额呈递增趋势，从1996年的743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亿元。这两种变化完全符合麦金农和肖M-S模型中的信贷配给特征，说明在我国信贷配给现象确实存在。但笔者认为我国信贷配给的形成原因有两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贷配给的成因，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动员金融资源向有特权阶层的企业配给资金的麦金农和肖式的“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很显然，第一层信贷配给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行为。

我国信贷配给第一个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国的金融体制依附并服务于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要优先考虑对国有经济的扶持与发展，在国有经济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出现困难时，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也就不足为奇了。（2）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不光担负经济任务还有许多社会功能：国企必须对地方经济增长，雇员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问题负责，同时履行许多“政治任务”。经济转型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要企业甩掉这些“包袱”，轻装上阵，其中包括：下岗分流冗员，医疗、住房等福利费用的削减等等。那么这部分改革成本在国家出于安定团结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现代化企业的建立要求他们随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但在国企效益好转有盈余资金支付这些开支前，政府作为他们的所有者，肯定要从资金上加以支持。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财政无力负担或“赤字”财政亦无成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转而求助于金融体系，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信贷扶持。

我国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场主体型”信贷配给，它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微观主体行为的增强。这一点可从我国近年来金融机构存差日益扩大，银行“惜贷”看出，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授信对象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加强。但是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主体行为增强主要表现在：对非国有经济信贷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第二个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大幅削减人员，精简机构，消化不良债权，为早日上市融资创造条件。这样，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场行为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们需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决定贷款时必须考虑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营经济融资信息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民营经济数量大，情况千差万别，难以达到“完全信息”。中国私营企业共有150万个，占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的99%，且分布的行业、地区，自身规模、产品状况等情况十分复杂，这就限制了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无从获得。例如：竞争力、成长性等决定银行授信行为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息，当前对民营经济的评估不仅缺乏，而且信息的确难以获取；三是很多民营经济成立的时间短，其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信用度和信用史无法给银行以可靠的保证，使银行对民营经济授信“望而却步”。

三、结论及建议

1．中国国内的金融体制仍然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体制，正如麦金农等描述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那样，这种体制一开始产生就表明它是为了高度集中金融资源，保证政府有效地动员全国金融资源来支持“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而实行的一种“计划分配式”信贷配给制度。直到目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国内金融体系替国有企业融资的格局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加强。这样的金融制度安排如何能够保证国有企业高效益，且实际上能够体现出“集中资源干大事”的效率——对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整个国家都是有益的，但实际情况不令人乐观。

2．目前在我国尽管仍然存在存、贷利率的国家严格管理，但商业银行改革继续推进的结果是：信贷主体开始追求自己效益的最大化。一部分代表现代部门的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其技术和效益处于领先地位，它们在间接融资过程会得到银行优先考虑；而那些缺乏市场和技术，更缺乏企业家和效率的国有企业，除了政府的强迫干预外，它们从金融机构融资的比例将日益减少。

参考文献：

1．杨咸月，何光辉．金融自由化、金融抑制与信贷配给．上海经济研究，2000，（1）．

2．Joseph．E．StiglitzandAndrewWeiss，（1981），CreditRationinginMarketswithImperfectInforma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June，393-410．

国有经济学范文篇5

数据公布后，人们如释重负。应该说，这次宏观调控突出的特点就是未雨绸缪，中央政府吸取了1993年调控的经验，及时地采取了果断措施。宏观调控的实施使经济在短期内基本实现“软着陆”.而且最难得的是央行最终仍未动用加息手段。这说明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尚不需要采取全面性的货币紧缩措施。它既避免了现在就付出加息的政策成本，也为今后使用加息手段留下了空间。

理论界与政府部门都已认识到调控成果只是初步的、不稳定的。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依然偏高。现行的调控措施是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宏观调控。从经济学上考察，这种混合型政策工具是非优化的，其运用的不足在于：

1.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客观上要求更多地运用市场手段调控经济。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为了防止经济的全面过热，又不得不借助于行政手段。而行政手段的介入加大了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控制力量，特别是增加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使人感觉旧体制的遗留痕迹依然存在，与市场化改革的取向不符。

2.以行政干预的办法为经济降温，极大地造成市场机制与行政干预之间的冲突。在当前市场机制已经对资源配置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行政手段的使用既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方向相矛盾。又可能会伤害民营经济的健康成长。总之，它对经济增长中有效率的部分产生不利影响。

3.在此次调控中，中央银行已经使用了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三大调控工具，央行手中只剩下惟一的武器——利率。货币政策的优点是避免对经济有过强的直接干预，但它们只是引导性的，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市场主体要有灵敏的反应度。我国现在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甚至包括不少民营企业）对资金的需求经常是不计成本的。因此，在目前的经济结构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足。另外，当前货币政策目标的多重性也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

从长期看很自然诱导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运行中的波动现象是经常发生的。既然已经认识到上述政策工具的弊端。那么，下一次再发生经济过热或过冷时。政府是不是为了解燃眉之急依旧是程咬金“三班斧”呢？如果不是的话，政府又何以应对呢？

为了充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认识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与体制。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迄今为止，我国经济结构与体制的现状是，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取得较大进展，但国有经济仍然占有支配性的重要地位。非国有经济得到飞速发展，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大为放松，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开始发挥作用，但市场的发育程度还不足以担负起独自调控经济运行的职能。按照过渡经济学的观点，我国当前还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指出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相比，我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其特征包括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存在。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也不自行承担投资责任和经营风险。《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出版已经十年有余了。从那之后中国经济的运行状况和此次经济过热的特点看，中国经济的“第二类非均衡”属性仍未消除。它说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客观需求。由此也不难理解目前混合型政策工具的应用，它虽然是非优化的，但却是现实的选择。

经济转轨时期宏观调控模式的构建与改革路径的选择有着重大关系。这里对比一下中国与前苏联及东欧的改革模式很有意义。在20余年的改革历程中，我国选择了“渐进式”道路。这种道路的特点是，旧体制的分解与新体制的建立是逐次推进的。而前苏联及东欧的经济转轨不同于中国经济。它们选择了哈佛大学教授SACHS倡导的“休克疗法”。这种方法一步到位，在很短时间内就打破了旧的经济结构，实现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经济的自由化。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在前苏联及东欧过渡时期的改革中，过度注重新体制的建设而相对忽视了经济发展，市场化改革后普遍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等不稳定问题。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受到较大影响。在付出了相当的经济与社会代价后，可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宏观经济逐渐走上稳定增长轨道。相比之下，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则更加重视经济增长与体制变革二者之间的平衡，宏观经济并未由于体制转换受到明显的影响。但“渐进式”道路的过程比较漫长。时间越长因体制改革滞后对经济健康成长的负作用就越大。在经济运行出现波动时调控政策的选择与执行质量也因此受到影响，就如同此次遇到的情况一样。时至今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在中国建立起来。

比较中国与前苏联及东欧改革模式的孰优孰劣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依据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原理，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既然中国改革前期选择了“渐进式”模式，那么后期也只能延续走“渐进式”道路了。虽然与1993年相比，此次调控中市场机制已经能够显现出作用。但毋庸讳言，我国的经济转型时期尚未结束，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为了实现宏观调控措施从行政手段为主向市场手段为主的转型，我们必须依据市场经济原则，借鉴前苏联及东欧的改革经验，面向未来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制。为此，需要在以下重要方面继续做出努力：

1.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构建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

从经济结构上看，尽管我国国有经济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但国有经济的分布仍然太广、比重仍然太高，国有经济仍然是投资主体。目前，我国608个工业小类中，国有企业涉足604类，占99.3%其中，大中型国有企业涉足553类，占87.7%。2002年，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比重为48.3%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43.4%。发达国家国有经济比重一般在5%左右。显然，国有经济的战线过长妨碍了真正意义上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因为无论是宏观意义上的国有经济，还是微观意义上的国有企业都有财务“软约束”的性质，市场调控手段的效果很有限。因此，必须继续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收缩国有经济的分布战线，把国有经济的比例降至一个适当的水平。同时，相辅相成地促进民营经济成长。通过产权制度和股份制改造，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国有资本同民间资本进一步融合，从源头上构建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

2.从体制上推进政府改革，实现政府的全面转型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政府改革成了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最具有全局性、深刻性的关键问题。对宏观经济进行有效调控也需要政府的全面改革。当前，我国政府改革滞后于经济市场化变迁的客观要求，政府职能设置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符合。主要表现在：政府工作中经济建设所占比重过高，而对于社会目标与公共服务关注不够。2003年春天爆发的SARS危机直接暴露出我国政府在公共卫生和医疗、尤其是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中的欠账太多，说明政府的现状离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还相距甚远。在经济领域，政企不分、政府代替市场决策的问题依然存在，我国重大投资项目的审批权长期以来都掌握在国家手里，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和微观经济运行仍然管理过多、过细。值得欣慰的是，这种状况也在变化之中。刚刚颁布实施的《行政许可法》与《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政府在自身改革与建设方面做出的两大重要举措。各级政府应当以此之贯彻为契机，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按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1）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2）由投资财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3）由靠行政命令直接调控经济向靠市场间接调控经济转变。

3.明确事权划分，以法律为基础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是宏观调控能否奏效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地方政府在此次经济过热中扮演了比中央政府更重要的角色。2004年头两个月，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了12.1%，而地方项目投资却猛增了64.9%。因此，此次宏观调控很大程度上针对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例如，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土地管理，清理开发区。然而据报道，宏观调控在一些地方遭受到反弹。有观点认为，中央出台的一些措施已经脱离宏观调控范畴，直接干预了地方经济的运行。

1994年财政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在财政上的独立性和压力同时增大。各地政府都把扩大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由于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市场中都已经有了很强的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利益。地方政府投资中虽有盲目冲动的一面，但也不能由此一概否定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中间合理的成分。地方城市建设、经济结构调整都需要高投资来支持。

国有经济学范文篇6

关键词：信贷配给；金融抑制；金融约束；信贷配给双重性

一、信贷配给及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的理论研究

二、我国的信贷配给及其两重性

三、结论及建议

参考文献：

国有经济学范文篇7

关键词：信贷配给；金融抑制；金融约束；信贷配给双重性

一、信贷配给及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的理论研究

二、我国的信贷配给及其两重性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构成上看出，笔者首先把全国的企业类型分为两大类：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然后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中的信贷又细分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信贷额，这样计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间的数据，我们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国内贷款总额增长了将近2倍，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从中获得贷款额比例很不均衡，虽然非国有经济获得贷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国有经济从国内贷款中还获得了56.26%的份额，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国有经济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通过银行转贷给对国企的预算内资金。我国信贷配给第一个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国的金融体制依附并服务于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要优先考虑对国有经济的扶持与发展，在国有经济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出现困难时，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也就不足为奇了。（2）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不光担负经济任务还有许多社会功能：国企必须对地方经济增长，雇员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问题负责，同时履行许多“政治任务”。经济转型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要企业甩掉这些“包袱”，轻装上阵，其中包括：下岗分流冗员，医疗、住房等福利费用的削减等等。那么这部分改革成本在国家出于安定团结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现代化企业的建立要求他们随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但在国企效益好转有盈余资金支付这些开支前，政府作为他们的所有者，肯定要从资金上加以支持。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财政无力负担或“赤字”财政亦无成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转而求助于金融体系，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信贷扶持。

三、结论及建议

国有经济学范文篇8

关键词：制度；改革；非国有经济、国有企业；转轨经济；经济结构

在我国，过渡经济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就是研究怎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本文首先阐述了转轨经济的相关理论，然后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动态分析。

一、过渡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体制与体制转轨

（一）制度的一般含义及其类别

美国新制度学派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其所著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明确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一些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诺斯的说法只是其中一种，其他的定义还有如：制度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还有人把制度定义为通过传统、习惯或法律约束的作用力来创造出持久的、规范化行为的社会组织，等等。

这些定义，都是不同作者在研究不同的问题或问题的不同侧面时对制度的理解，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度的内涵。

我所理解的制度，就是由当时在社会上通行或被社会所采纳的习惯、道德、戒律、法律（包括宪法和各种具体法规）、规章（包括政府制定的条例）等构成的一组约束个人的社会行为，从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规则。具体说来，主要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制度总是社会性的，约束个人的行为说到底是为了调节人际关系，因而制度总是某种社会的行为规则。在鲁宾逊的孤岛上，在"星期五"出现之前，事实上不存在制度，因为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二，制度是对个人（或一个组织，一个团体）行为（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的一种约束，是对个人行动空间及其权利、责任和义务的一种界定。第三，作为社会性的制度，因其基本功能是协调人际关系，从而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制度可以分为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或称为有形的制度与无形的制度。在前面我将习惯、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与宪法、法律、规章条例等都统统称为制度。

但从发挥作用的方式上看，它们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宪法、法律、规章条例等，属于正式的或有形的（成文的）制度；而习惯、道德、意识形态等，则属于非正式的或无形的（不成文的）制度。首先要明确的是，无论是法律、规章还是习惯、道德，都是制度。因为就其基本功能来说，都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一种规则，都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某种约束。

（二）"帕累托改进"与"非帕累托改变"

经济学理论上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的概念。

它是指这样一种情况：这时所考察的经济已不可能通过改变产品和资源的配置，在其他人（至少一个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别人（至少一个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反之，所谓"帕累托无效率"，指的就是一个经济还可能在其他人效用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产品，使得一个或一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在存在"帕累托无效率"的情况下，若进行了资源重新配置，确实使得某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而与此同时，其他人的效用却没有降低（至少是不变），这种重新配置就称为"帕累托改进".在"帕累托改进"情况下，由于没有一个人状况变坏，只有某些人状况变好，因此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进。而若在某种经济状态下，一种重新配置导致某些人状况变好，另一些人状况变坏。由于个人之间的效用无法比较，我们无法确定总社会福利水平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这种情况就被称作"非帕累托改变"（请注意这里所用的概念不是"改进"，而只是"改变"，它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

（三）改革的一般情况："非帕累托改变"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从总体上来说，经济体制改革一定是为了对我们的现状进行有益的改进，以提高我们整体的经济福利。改革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都会使一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或者是受到暂时的损害。"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改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参照系，使我们能够对各种情况的特征进行比较。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体制变革这样的较大规模的变动时期，我们遇到的更多的情况，恐怕正是"非帕累托改变"；因而对于现实生活来说，可能"非帕累托改变"更有重要的意义。

比如，在个人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分配体制下，既没人努力劳动、认真管理，也无人关心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样的资源必然只能生产较低水平的物质产出。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在某种理想的资源最优配置情况作为参照系，来论证这时经济是多么的缺乏效率，浪费了多少资源，论证它们如何地应该加以改革，改革之后社会经济效率将会获得如何的提高，使大家获得怎样的好处。但问题在于，在上述两种利益分配关系已经形成、确立的前提下，同样会出现若不使某些人的利益受损，就不可能使另一些人获益，也不可能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情况。

人们当然总是希望改革是无人反对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恰恰在于：任何一种体制改革，说到底都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改变，总会有一些人的利益要受损；没有人受损，就不可能有人受益；或者，现在不受损，将来就不会受益。这就是说，体制改革的一般情况在理论上都属于"非帕累托改变".改革中的各种难题，改革所遇到的各种阻力，正是由此产生的。

（四）"补偿"的作用及其局限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存在一种方式，能在资源配置发生改变之后，将新增加的收益在所有相关的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或再分配，从而使得任何人都不受到损失（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损失），那么不论最初分配情况如何，都可以说这种改变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就是福利经济学中所谓的"补偿原理".改革的困难来自受损失利益集团的阻挠，并因这种阻挠而造成种种经济损失，那么，很显然，如果能对受损失的人进行某种形式的补偿或"赎买"，减小他们受损失的程度，以使改革的阻力减少，其减少额大于付出的赎金，就是合算的。

毫无疑问，补偿或"赎买"可以说是消除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许多阻力的一种基本思路。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在体制转变过程中维持既得利益。通过这种补偿，实际上就把"非帕累托改变"转换为"帕累托改进"，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的方式。

只要改革本身确实是盈利的，能够提供足够的新增收益，对受损失的人进行补偿就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值得的。当然，在肯定补偿措施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地认识到补偿作用的局限性。

首先，改革中的补偿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部分补偿，而不能是充分补偿。这是因为，如果对受损失的人进行了充分补偿，对于社会或社会上其他人有利的改革就将所剩无几了，许多改革事实上就会名存实亡，改革的目的就不能实现。

其次，补偿是有一定成本的。补偿操作本身就是费时、费钱的事情。补偿所涉及的面越广，补偿的成本费用就越大，这时就会有一个合算不合算的问题，导致无法给予普遍的补偿，因而无法消除所有的对改革的阻力。

这就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应该在改革的每一步上都充分地利用补偿这一缓和矛盾的方法，但最终总还是要面对一些剩下来的、无法消除事实上也不应消除的阻力，要充分估计这些阻力对于改革进程以及经济增长所能造成的损失。

（五）相对阻力与绝对阻力

所谓"相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一部分利益集团会在改革过程中受到利益的损失（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损失），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抵制或反对改革，从而构成对改革的阻力。

这里所谓"相对"的含义，指的就是获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改革在许多情况下是没有人受损就不能有人受益，社会成员可以按照改革的（潜在）获益者和（潜在）受损者的标准进行分类，这就决定了改革过程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部分人的抵制。

改革的绝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可能遭受一定的损失，从而每个人都具有抵制改革的动机。这主要指的就是因改革初期所发生的改革"阵痛"而引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因对改革在初期阶段所会引起的震荡、引起的生产下降而产生对改革的疑虑与恐惧，并因此而抵制改革。

总之，改革的相对阻力体现的是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相对差异与相互冲突，而改革的绝对阻力体现的是人们自身利益的冲突（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但同时也体现着在经济制度这个"公共物品"问题上的共同利益——改革"阵痛"对社会的总福利总是具有负面的影响。改革的相对阻力与绝对阻力只是对问题的抽象。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阻力往往是同时发生、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它们有时相互加强；而有时则相互抵消。

二、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

（一）渐进改革与经济的"体制结构"

1.渐进式改革与国有企业地位的改变

"渐进式改革"的特点，不在于其"慢"，而在于最先实行的改革不立即取消旧体制，而是在暂不触动旧体制的情况下，先发展"新体制"，然后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逐步改革旧体制。

中国过去20年，渐进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发展起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包括外资合资企业、私人企业、个体劳动、股份公司、合作经济以及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主要是以社区所有制为特征的乡镇企业）。到1997年，这个非国有经济部门已经创造出7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65%的GDP，95%以上的新增长就业和80%的经济增长。

而这就意味着，无论国有企业无效率的问题多么严重，尽管它仍占用着70%左右的银行信贷资源，但在工业总产值中它的贡献率已不足30%，对GDP的贡献率不到4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20%.也就是说，国有部门问题再严重，它从统计上说只关系到20%～30%的经济收入与经济增长。只要占70%～80%的非国有经济仍能增长并越来越发展、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中国经济就仍然能够成长。

这里的第一个政策含义就是：要想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必须着眼于发展非国有经济。另一个含义是：要判断中国经济是否还能持续增长，不仅要观察国有部门的状态，而且还要观察非国有经济发展的趋势，观察两个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变化。

2.经济的"体制结构"

我们现在就来将一个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分为两大部门，国有部门S和非国有部门N；将它们所创造的国民总产值之间的比重，定义为"经济的体制结构"，用J表示。

J0指的是在任一初始时点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改革初期）经济的体制结构。

在中国改革初期，这一指数大约为900%（90/10）左右，而现在按工业总产值算约为35%（26/74）。最近几年按工业产值计算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一直以每年高于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

体制改革的原因是因为旧体制的效率较低而新体制的效率较高。我们假定效率的差别在长期内体现在各部门的增长率的差别上。正因如此，非国有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才能不断地加大。定义gs为国有部门的增长率，gn为非国有部门的增长率，gs

这一动态关系式看上去很简单，但对于我们理解体制转轨的过程及其性质，以及我们在改革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改革进程的各种后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3."不改革"或"简单过渡"的可能性

上述公式提出了一个可能性，即"不改国企的可能性"：只要gs

在德国，在一定意义上人们其实就是这么做的：在东德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原有的企业基本被解体，同时用西德的"剩余收入"把东德的职工养起来（失业补贴）；如此持续20～30年后，原东德遗留下来的问题将不复存在。在我国的一些沿海地区，由于国有部门所占比重已经很小，非国有经济又发展较快，当地的人们往往会选择对国企"不改革"，而只是不再扩大国有企业，不再雇佣新的工人，把原有的企业或职工，通过"补贴"（包括以银行贷款形式发生的补贴）养起来，等待过一段较长时间后问题本身逐步淡化、消亡。这种"养起来"的作法，实际上也是改革。

（二）结构改变与国有部门改革条件的变化

1.国有部门本身状况的恶化与国企"改制"

国有部门情况的恶化，不一定表现为所有国有企业情况全部恶化，而是首先表现为由于"亏损面加大"及其由此引起的净亏损的加大。当亏损企业越来越多时，改革的要求开始产生。

这里所说的"改革"，实际上是指"国企改制".国企改制会对我们的上述公式产生影响：改革使gs缩小而使gn增大，因为这时一部分原来的国有企业通过改变产权关系而变成了非国有企业。这些年，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之所以高，部分原因就是一些原来的国企经过改造后被并入了非国企范畴，或是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国有企业而壮大了自己。另一种类似的情况是，由于激励机制不对称，一些人以"占国有经济便宜"的办法来发展非国有经济，甚至包括国有资产的暗中转移。这种可以称为"自发的私有化"的行为，在实际上也起到了加快国有经济改制的作用。

可见，国企改制本身，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中意味着J值的缩小，意味着效率的改进和经济的增长，这就是所谓"从改革中要增长速率"的基本含义。

2.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国有企业改革条件的改变

我们这里要着重分析的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支撑着经济的增长，而且改变着国有部门改革的条件和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它经常被人们所忽视。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对国有企业的竞争压力。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支撑了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一定的收入增长和"经济剩余"，使得政府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利用这部分收入增量来对在国有部门改革中受到损害的利益集团进行一定的补偿，这可以减少改革可能带来的痛苦，从而使改革的阻力减小。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转移一部分国有职工提供了就业机会。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既具有资本实力、又具备管理知识的新型企业与企业家，使得通过收购、兼并等较为平和、较为自然的方式改革国有企业成为可能。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国有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国内的"体制示范".在以上所有这些条件的改变中，首先起作用的是"竞争".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首先使国有企业原有的"垄断利润"下降，使其体制的无效率暴露出来，进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生亏损，成为政府的包袱而不是收入的源泉。与此同时，当非国有部门越来越显示出其提供产值、就业和税收的竞争能力，人们也就越来越具有改革的动机，对改革的阻力也就越来越小，从而使改革得以发生。

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国企职工，而改革意味着国企职工离开国企而转向非国企就业。这又分为两种基本形式："离职"（或"下海"）和"下岗".前者为自愿主动离开，后者为当发生倒闭、减员等情况时被迫离开。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离开"这件事是不可接受的，从而阻碍着改革。但到后来，不仅开始发生自愿离开，而且下岗的阻力也越来越小，变为可接受的，下岗人员也越来越多。

这里根本原因就在于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职工离开后（在非国有部门）的预期综合收益开始大于不离开时（在国企中）的预期综合收益。

3.政府改革企业的动机

国有企业过去一直是政府的权力基础（人事和经济的权力）；改革国有企业是一件十分麻烦的政治运作，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最后一刻"，任何政府和企业官员都不愿进行改革。

是否改革，取决于以下的不改革时的政府净收益和改革后的政府净收益的比较：这里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也是政府决策是体制结构J的函数——当国有企业所能提供的利税收入越来越少，所需的财政、准财政（银行坏债）补贴越来越多，停产企业"开不出工资"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麻烦，而非国有企业提供的税收越来越多，所能提供的就业越来越多，以至可以由民营企业来并购国企，从而政府为安置下岗职工所需支付的补贴可以越来越少（平均到每人较少，不一定总量较少，因为下岗职工越来越多），改革就会越来越实际地发生。而这一切，都是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

在1992年左右，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第一次超过50%.就在这一年底，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有关改革的"决定"，第一次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写了进去。在1996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国有企业第一次发生全部门净亏损，1997年上半年又是这样。

在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正式提出了"抓大放小"、"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等政策。用本文的理论模型加以观察，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道理的。它们从实践中证明了：政府决策本身是随着经济结构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政府在某一时点上做出了什么样的决策，而在于政府政策变化的趋势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政府有关改革的政策走势，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决策本身不能说有多大的前瞻性，但至少具有务实性，能对现实条件的变化做出较为及时的反应。这有利于经济走出困境、持续发展。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