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单位范文10篇

国有单位范文篇1

关键词国有企业市场退出障碍市场退出机制国企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有所不为，要建立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国有企业存在着较多市场退出障碍，直接影响国有企业改革战略目标的实现。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也明确提出要完善企业的市场退出机制，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实施破产。本文以中央有关精神为指导，沿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对这一问题作以探讨。

一.国有企业市场退出障碍的存在及其影响

1.国有企业市场退出障碍是客观的存在

我国国有企业存在市场退出障碍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观念的问题。在亏损国企摆脱困境过程中，政府力求扭转亏损国企的局面，对很多应退出市场的国企仍是增加贷款和政策扶持，“死马当活马医”，有些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层等既得利益者也不愿让该退出市场的国企退出。二是机制的问题。因为缺乏一个完善的退出通道，国企中积淀下来的许多历史问题，还有国企退出市场后人员安置和不良债务的处理等问题很难解决。强制性退出只能造成很多社会问题，有较大的政治风险。大面积退出要受国家财力的限制。

由于国有企业市场退出障碍的存在，这些年积淀了一大批早就应该退出市场的国有企业（蒋黔贵，2000）。根据国家经贸委的数据，2000年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建设兵团申报的企业关闭破产项目就有1045户，需要核呆1107.27亿元；需要关闭破产的资源枯竭煤炭、有色、核工业铀矿山有124户，涉及职工141.6万人，仅安置职工需中央财政新增补贴93亿元。可见，国有企业的市场退出障碍很严重。

2.国有企业市场退出障碍构成了我国通货紧缩的微观基础

由于低效率企业无法及时从市场中退出，而且还要增加贷款维持其存在，这样只能造成低效重复投资、产品供给能力相对过剩，从而一般价格水平下降，同时真实利率上升，企业负债加重，还本付息压力加大，经营更加困难。企业职工收入及收入预期随之下降，总需求也下降，宏观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失灵。如此形成一个内生性的，自我加强趋势的通货紧缩过程。由于有效退出机制的缺乏，现行的资产重组的结果可能是好企业也被坏企业拖垮。从整体规模上看，就是国有经济的整体效率积累性地恶化。造成我国当前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亏损（余永定，1999），而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在适度提高总需求的条件下，通过低效企业的退出自动恢复市场的赢利性（赵农，2000）。

3.国有企业市场退出障碍严重影响了国企改革与脱困

在竞争性市场领域中，企业要面临各种风险。由于决策失误、管理有漏洞等原因，企业可能产生亏损。国有企业也是如此。但是市场退出障碍的存在使国企亏损面有不断加大的趋势，而且在联合、兼并、收购等资产重组中很可能让亏损企业拖垮盈利企业，形成亏损蔓延的趋势。政府为了救助亏损企业，向银行施压，继续向亏损企业贷款，有时名义上是对盈利产品的打包贷款。但实践证明，把这种有限的信贷资源贷给亏损企业，造成盈利企业信贷额度相对减少，间接减少了盈利企业的利润，而亏损企业的亏损却仍在继续，并形成一种黑洞式的亏损源。这就构成国企效益的整体性下滑，国企改革与脱困的成绩也被抹杀。数据表明，1994~1999年，国企整体效益在加速下滑。

4.国有企业市场退出障碍的存在阻碍了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

自由退出是对被错误配置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的基本条件。一个社会如果缺少自由退出条件，就缺少了纠正错误决策的机制，就缺少使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领域向生产率较高的领域转移的途径，从而不可能接近帕累托佳境。这样看来，自由包含着巨大的社会财富（盛洪，1999）。退出障碍造成大量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被配置到各种低效率部门，用来生产无市场无发展前景的产品，由于这类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一般小于1甚至接近于0（蒲宇飞，1999），所以企业竞相降价并没有带来需求的上升。这种对大量资源的占用，事实上是要从非国有经济转移资源并作为对国有经济的补贴，在现实中主要体现在银行坏帐、资本市场上的“坏股”，非国有经济的“综合税赋”事实的不断提高（樊纲，2000）。

1998年，非国有部门创造了73%以上的工业总产值，63%的GDP，100%以上的新增长（见《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也就是说，国企占用70%左右的银行信贷资源，但在工业总产值中的贡献不足30%，GDP不足4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20%。可以说，国企改制（破产、出售、合资、股份制改造、股份合作制等）和国企职工的离职、下岗意味着“资源的释放”（樊纲，2000）。该退出市场而未退出的国有企业，正如经济机体中的积瘤耗费着资源，还恶化着机体的生命力。“切除积瘤”已经是国企改革的当务之急。

5.国有企业市场退出障碍的存在阻碍了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当前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是工业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由以前的增量调整为主转向增量与存量调整有机结合、以存量调整为主。也就是从以前的帕累托最优原则向卡而多最优原则转变，这样势必伤及一些部门或个人的利益，调整的难度加大。在企业组织结构方面的调整是要以市场为导向，运用优胜劣汰机制进行主动退出和积极调整，这可分为三种情况：关闭破产一批，做大做强一批，搞专搞精一批（王万宾，2000）。

不论是衰退产业的调整、过度重复建设后果的消化，还是市场经济中的优胜劣汰，把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都需要一个好的退出机制。退出障碍严重，是企业体制和整个经济体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严重，某些领域存在过度竞争的重要原因。消除退出障碍，是经济结构调整中最为棘手的问题。如果能在这个问题上有大的突破，产业调整、企业重组和人员流动就会有根本改观，整个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将会得到显著改进（刘世锦，2000）。

可见，国有企业市场退出障碍事实上已成为整个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障碍，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完善企业的市场退出机制是消除退出障碍的对症药方。

二.国有企业市场退出机制的现行模式

如果否认国有企业市场退出机制的存在，那便是一种错误的理解。自从1986年1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来，国企退出市场是有法可依的，只是这些年在具体的执行中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经过十多年实践的摸索，国家已经颁布和下发了有关关闭破产的法律、政策法规共25个，而且在操作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做法，可以说国有企业市场退出机制初具雏形。

1.国有企业市场退出机制的含义

市场退出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企业关闭破产，不再向市场提供商品。二是指企业被兼并、收购或重组后失去市场竞争主体地位，变成别的企业的一个生产单位，但还在向市场提供商品。我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退出就是关闭破产，而且关闭有较多的行政命令倾向，由市场优胜劣汰选择的市场退出应该只能是破产。在有色行业资源枯竭性矿山关闭破产工作中，一开始叫关闭，但缺少法律依据，操作有难度，后来正式改为破产，以后就把关闭和破产不严格区分，统一叫关闭破产，就是国家以行政命令关闭停产后，实施破产，其实质就是破产。

国有企业市场退出机制的含义则较广泛，应有两层含义：一是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国有企业的出售、兼并、破产构成的退出机制；二是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一套机制。我们这里讨论的应是第一层含义，而且国企出售、兼并、重组等在实践中并不十分成功，在理论上不一定是严格的市场退出，所以现行退出机制主要以破产机制为主。第二层含义是以第一层含义为基础的更广义的退出，可以用来完善现有的退出机制。

2.如何选择从市场退出的国有企业

选择的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国民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总体要求，二是市场选择，优胜劣汰。

由于我国国企退出障碍的存在，使大批该退出市场的企业没有实现退出。如果单纯按市场选择退出，现有的退出机制没法全部实现这一目标，只能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总体安排，分轻重缓急，分步骤有序退出市场。在退出机制不断完善的同时，实现计划性退出向市场选择退出转变。

3.对实施国企市场退出的具体操作

党和政府处于组织领导的地位。在关于资源枯竭矿山实施关闭破产的中办发［2000］11号文件中规定，矿山企业关闭破产工作，由国家统一制定政策，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和监督检查，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有关部门负责政策衔接和协调服务。由于国企的许多历史积累的矛盾错综复杂，“解铃还需系铃人”，党和政府是必然的组织领导者，只有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才有可能处理好各种历史遗留问题，真正消除退出障碍。目前政府部门对国企的市场退出工作很重视，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把兼并破产工作放在2000年下半年八项工作的第二位。各级政府部门也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在全力做好兼并破产工作，在实践中去完善市场退出机制。

司法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履行自身职责，维护法律的尊严。主要有破产申请的受理，破产宣告和成立破产清算组，进行破产清算，在职工安置后召开债权人会议等。司法部门与政府部门密切配合，共同依法实施破产。破产申请要先经企业主管部门同意，然后提交人民法院。法院受理后按法律条文进入有关程序，并在开庭宣告破产同时成立破产清算组。清算组负责破产企业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清算组成员由人民法院从企业主管部门、政府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中指定。具体操作以法律条文和有关政策文件为依据。

三.现行国企市场退出机制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现行的国企市场退出机制中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要解决：一是历史遗留的矛盾如何解决；二是破产后各种资源如何配置。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要解决好，下面分五点来说明。

1.全力做好职工安置工作

这包括做好职工思想工作和按政策把职工安置好。国有企业，特别是历史较长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多，社会影响大，做不好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国企部分职工思想观念陈旧，总认为大中型国企不会破产，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再加之这些年企业效益下滑，收入低，储蓄少，而自身忽视学习，缺乏在市场竞争的知识技能，所以很可能对破产一时接受不了，便很容易把对企业领导的埋怨，对政府有些官员的不满，以及自身对前途的担忧等复杂情绪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不良情绪的蔓延，很容易引发群体性上访，静坐等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好还有可能从破产企业蔓延到非破产国企，形成一种传播放大机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对国企职工从上而下的周密细致的思想工作务必做好，要充分发挥党群组织的作用，把问题消化在萌芽阶段。必要时也要采取果断措施，以防事态扩大。

就企业破产的原因，破产政策法规等问题要向职工有一个明确的说明。把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工作作为整个破产工作的核心。对政策法规中没有涉及到的特殊问题要及时研究，拿出相应的政策。

2.资产清查与变现

这项工作关系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资产清查必须严格仔细，清查后的资产要入库、查封，同时注意保存、保养完好。资产变现，也包括债权追索，要组织专人下力气做好。资产变现后主要用于安置职工和清偿债务。资产变现通过公正评估、公开拍卖、公开竞价等方式，达到变现的公正、公开和卖到最高价。资产变现工作容易受行政命令左右，搞暗箱操作，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研究和实行科学变现方法是一项重要的课题。由于职工只关心自己安置费用和政策问题，不易形成对破产清算组的监督，上级政府部门也难以实行有效监督。利用资产变现犯罪，发“国难财”者必须严惩。

3.债务清偿

债务一般由几部分组成：欠政府税收、欠银行贷款、欠国企债务、欠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债务等。关键是要处理好清偿敏感性债务问题。敏感性债务主要是指欠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债务，一般来说每家债务额小，涉及户数很多。由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以及国企领导层与民营和私营企业的一些关系，这种敏感性债务量能占到较大的比例。敏感性债务偿还比例可以影响这些中小企业的生存，甚至个人财产的存灭。处理不好也易引发不良的社会问题。欠国企、银行、政府债务可以在政府的统一协调下解决。

4.企业的社会职能部门移交地方管理

企业办的学校、医院、房产、公安等部门，应在政府协调下成建制移交地方政府管理。但由于地方政府也面临机构压缩、精减人员，这项工作在实际中并不顺利，需要在政府的统一协调下找到可行的办法。可以在将富余人员剥离后再移交，但要有严格的政策依据。

5.资产重组与资源的再配置

出售的资产，以及带资安置职工的资产等可以在政府协调下，以资本为纽带，组成新的非国有企业，生产在市场上适销对路的产品。

具有专门技术的职工可以在人才市场或劳动部门指导下重新就业。缺乏专业技术的职工在政府再就业工程中进行培训，再找就业机会。

四.国企市场退出机制的完善与发展

一种合理的社会机制是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从实践中不断摸索出来的，不是在纸上写出来的。国企市场退出机制的完善与发展还要依赖于全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实践和理论分析。

1.加强宏观经济战略的指导

国企市场退出机制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应该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角度来完善退出机制，把部分国企退出市场与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结合起来，主动退出，以退为进，以退促进，少数国企的退出换来的是资源向更好的企业配置，带来的是整个经济的良性发展。国企的退出市场不能局限于关闭破产机制，还要发展成为效益好的国有经济成分从某些竞争性行业实现战略性退出，形成一个广义的国企市场退出机制。

这就要求加强对宏观经济战略研究和对国企市场退出机制的研究，深入实际，把实践经验及时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加快国企市场退出机制的完善与发展。

2.进一步完善法律环境

198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仍没有通过修正案，需要抓紧通过并付诸实施。随之《公司法》也需要完善，还有《国有资产法》、《中小企业促进法》、《社会保障法》等需要出台。近年来出台的二十余项政策法规也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只有法律环境不断完善，才有可能建立完善的退出机制，才有可能实现由政府主导退出向市场主导依法退出转变，才能利用法律武器惩治破产犯罪，悍卫国有资产。

3.进一步完善社会政策环境

主要包括完善有关财税制度、金融体制、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建立国企改革专项基金。

在财税制度上要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支持国企改革和调整的稳定的资金渠道。国企破产退出需要大量的财政补贴，这个障碍不消除，国企退出市场机制只是一句空话。在财政补贴上力度可以更大一些，因为国企在历史上有过巨大的贡献，改革总要付出成本，而且多消灭一个亏损源，社会总财富会上升。

在金融体制改革上，要通过货币政策手段，调整信贷结构，促进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实行国企兼并破产政策，企业关闭破产涉及的银行呆坏帐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债权，应由有关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核销（蒋黔贵，2000）。在银行坏帐准备金比率可以根据国有经济的总体信用水平适当提高，以确保核呆资金来源。

社会保障体系是重中之重，社保体系不健全，仍是一个重要的退出障碍。要通过财政收入、国有资产变现、发行特种国债、开征社会保险税等多种方式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好用好社会保障基金。尽快在企业之外建立独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多种保险管理和服务社会化。在现有国企实行只负责就业工资支付而不负责失业生活保障，消灭“下岗”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提前消除企业的市场退出障碍，以便及时退出。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曾提出将国有企业退出中获得的收入建立专项基金，用于国企在战略性调整中解决计划经济留下的种种困难问题。虽然破产国企不可能在退出中还会有大量收入（财政、银行不补贴、不核呆已很难得），但通过盈利国有企业退出所得建立专项基金的设想仍有必要，这样可以更快地消除退出障碍，推进退出机制的完善，总的产出仍会大于投入。现在不投入，只能越亏越多，损失更大。

4.利用资本市场的发展来完善退出机制

资本市场充分发展使大型企业的退出更易于操作。利用资本市场可以拓宽退出机制的思路，实现直接退出与间接退出相结合。

公司上市后可以实现间接退出。对于不能马上退出的国企，可以通过在资本市场的操作，逐步转让股权，最后完全退出。这样可以平稳退出，减少社会的震荡，而且变现价值较高，还可以充实到专项资金中专用于解决退出障碍问题。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做法属于广义的国有经济成份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可以用来完善退出机制。

5.利用中介机构来完善退出机制

在这一方面大有可为。如果有充分发展的市场中介服务机构，破产操作的很多具体工作都可以委托中介机构来做。由于中介机构的市场服务性质，可以避免暗箱操作，简化破产清算工作，便于实现公正、公开、高效。资产清查、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可以交给资产评估机构来做；资产变现可以拿到产权交易市场和公开拍卖市场去做；破产企业职工再就业可以到人才市场和劳务市场协助解决；甚至随着实践的积累，很多具体操作可以请教专业咨询公司。这样的话，退出机制使更加完善了，便于最大限度地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

6.综合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功能，建立全方位的国有企业市场退出机制

政府机构（政策、财税、社保）、党群组织、法律机构（立法、司法）、金融体系、资本市场、市场中介机构等都在国企市场退出机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各种社会组织在完善市场退出机制时要统一认识，以国有经济改革大局为重，使退出机制不断地规范化、法制化、市场化，成为公正、公开、高效，真正能为人民和国家利益服务的易于操作的国有企业市场退出机制。

国企市场退出机制不单单是退出企业的具体操作，更多的是创造一个国企易于退出的环境，企业经营现状好坏不用考虑，而更多地考虑如何解除企业的社会职能性负担，如何化解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纠缠不清的政府与企业以及企业与职工的依存关系，如何消除国企市场退出的障碍，如何转变国企干部职工的陈旧观念。否则合资、出售、兼并、上市退出等措施不能有好的效果。这里所说明的是不光有三维空间的退出机制，而且有时间上的前瞻性，形成一种四维空间机制，不但要完善，而且要发展国有企业市场退出机制。

主要参考文献：

张曙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1999）：《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

蒲宇飞（1999）：《持续刺激：治理通货紧缩的新思路》，《经济研究》1999年第4期。

董辅礽（1999）：《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杨目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正视通货紧缩压力，加快微观机制改革》，《经济研究》1999年第7期。

余永定（1999）：《打破通货收缩的恶性循环》，《经济研究》1999年第7期。

张春霖（1999）：《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经济研究》1999年第8期。

樊纲（2000）：《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

董有德（2000）：《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过度进入与企业并购》，《经济学家》2000年第2期。

赵农（2000）：《制度性退出壁垒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经济学家》2000年第5期。

张曙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2000）：《核算性扭曲、结构性通缩与制度性障碍——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经济研究》2000年第9期。

唐祖军（2000）：《深化国企改革新探》，《中国经贸导刊》2000年第1期。

盛华仁（2000）：《在全国经贸委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经贸导刊》2000年8月第15期。

国有单位范文篇2

关键词：国有资产管理；国有企业；产权；关键；改革

一、引言

从1979年以来，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关键是产权制度的改革。

产权是一种与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利，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侧重于对财产实体的动态经营和财产价值的动态实现。产权是交易双方权、责、利的划分，它只能形成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的所有权之间的交易，或简称为“交易中确定的权利”。产权作为一束权利，是指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这些权利可以在一定程度和一定空间上进行分离。比如，在公司制企业，产权表现为股权、法人财产权、日常经营管理权等一组权利束。

以产权为依托，对财产关系进行组合、调整的制度，就是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是即定产权关系和产权规则结合而成的且保证其实现的制度。合理的产权制度具有界定和规范财产关系，提供激励，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形成稳定预期等功能。

企业产权是指企业内部产权结构的安排，企业产权理论不是将企业简单地看作以权威、计划来配置资源的组织形式。企业中董事与经理，经理与工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仍然是一种交易，这与市场交易，市场契约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企业内部产权结构安排，同样对企业的效率产生重大的。

所谓改革产权制度，是指要清晰产权，界定产权边界和产权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清除原来模糊不清的状态，建设有利于资源优化配制的财产约束机制。

二、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

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是现代企业的社会基础条件和基础条件。明确产权关系应当成为企业改革的焦点。而我国国企改革方向，则应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权属关系明晰，利益清楚的公有产权制度。

在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国对国有制产权的改革已大大拓宽了视角，实现了在不改变国有制基础上的多种形式的改革尝试，包括：改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统一的国有制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国有制；改单一的国家所有制为国家控股或参股，其他经济成分参与资本组合的混和所有制等，大大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但是，在改革中出现一些，主要表现在：

1、产权主体虚设，产权边界模糊。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支配的财产是国家的。

因而就形成“花的不是自己的，不花白不花；捞的不知是谁的，不捞白不捞”，从而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上市公司毫无限制地扩股融资，发新股卖掉的产权是国家的、集体的或其他什么机构的，对公司没有成本，而融来的钱则是用的好坏都一样，于己有利而不承担责任。

2、产权关系不顺。其表现为政府（国有大股东）的行政管理和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双重职能不清和错位，往往用非规范的行政干预，造成前者冲击后者，使企业成为政府行为的牺牲品和附属物。其结果是所有者（或其代表）对其所拥有的“自己”财产关切度低到了公有财产无人真正负责的最低限度，造成了巨大的国有资产的惊人流失。而真正关心企业利益和效益的中小股东，其合法权益却得不到保护。从以上看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以防止在产权改革中流失国有资产。

三、理顺国资管理体制

搞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涉及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极具挑战性和探索性。国有资产数量大，分布广，行业多，近几年重组流动情况复杂多变。据统计，截至2002年底，全国15.9万户国有及国有控股非类企业拥有资产总额(权益加负债)为17.84万亿元(包括非国有资产)，实现利润3764亿元，上缴税金6795亿元；由国资委监管的196户中企业拥有的资产总额（包括非国有资产）为6.93万亿元，其中所有者权益（含少数股东权益）为2.54万亿元，2002年实现利润2384亿。国有资产如此庞大,如何理顺监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牢牢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二中全会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系列决定上来，切实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当前，必须紧紧抓住出资人到位这个关键，理顺各方面关系。主要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1、落实国有资本的管理、监督和经营责任。国家由管企业转向管资本，建立责权明晰的国家所有权委托体制，形成对每一部分经营性国有资产可追溯产权责任的体制和机制。

2、国有经济布局和企业结构要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政府从直接管理庞大的国有企业群，转变为控股重要企业和持有股份。国有资本由覆盖各行业、各领域，向国家必须控制的行业领域集中，减少国有资本涉足企业的数量。

3、政府设出资人机构，与公共管理职能部门分开，受政府委托集中统一行使国家所有权。行使公共权利的部门不再承担出资人职能，形成政企（资）分开的体制基础。

4、实行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分离。出资人机构受国家委托拥有股权，依《公司法》以股东方式行使出资人权利、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在公司治理框架下自主经营、自负赢亏，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出资人机构不越权干预。

四、理顺国资管理，深化国企产权改革

十六大报告在谈到体制改革时，把“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指出：“国家要制定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对于改变国有的低效率状况，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是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关系的创新构造。从传统意义上的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监管部门，决定了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与国有企业关系的实质，就是出资人代表与所出资企业、出资人的所有者权益（股东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之间的关系。这种建立在产权关系基础上的资产监管，既要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又要有利于搞好国有企业。

一方面，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要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但决不能成为“婆婆加老板”，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关键是要做到职能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不缺位，就是保证出资人代表到位，保证出资人代表各项权利充分行使和所有者权益的充分实现。不错位，就是要牢牢定位于履行出资人职责，不行使公共管理职能，以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方式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监管管理。不越位，就是要严格限定以股东方式履行出资人职责，充分尊重企业法人财产权和日常经营管理权。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作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依法享有法人财产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同时必须接受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监管，不得损害所有者和其它出资人的权益。要按照产权明晰的要求，规范法人治理结构，深化内部结构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在落实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下，实行产权分离。

最后，要完善国资监管的政策法规体系。《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明确了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对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并对管理的程序、责任、权利和义务等做出了原则规定，但是诸如国资委和其他中央部门之间国资管理的职能划分和衔接、国务院和地方国资委之间的关系、重要子企业重大事项管理、企业授权经营等一系列都需要进一步细化。只有在健全的法律体系下，国企产权改革才能得到安全的保障。因此，制定并完善相关的配套法规已成为当前国资工作的重要。

国有单位范文篇3

关键词:管理者权力;薪酬;内部人控制

一、管理者权力概述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壮大,现代企业制度衍生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所有者与管理者目标函数不一致引发了问题,管理者薪酬激励通常被视为减轻问题的一种重要公司治理机制。但是薪酬激励并不一定减轻企业的问题,管理者权力可能弱化公司治理使得薪酬机制成为问题的来源(卢锐,2008)。

管理者权力在企业的战略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很多学者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管理者权力难以计量,很少有关于它的实证研究。Finkelstein(1992)认为,权利对研究高管团队是至关重要的,并提出了管理者权力的定义:管理者实现的关于董事会制定的薪酬决策的意愿的能力。他从权力来源的角度给管理者权力设立了四个维度:结构组织权力、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以及声誉权力。结构组织权力和所有权权力是通过降低来自企业内部的不确定性从而获得的权力。Finkelstein(1992)的四维权力模型为管理层权力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按照产权理论的分析框架,契约性控制权分为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管理者得到的一般是特定控制权,是在契约里明确规定的契约双方在不同情况下享有哪些权利和义务,以及如何履行这些权利和义务的权力;而所有者则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留给了自己,剩余控制权是指那种事前没有在契约里明确界定如何使用的权力,是决定资产在最终契约所限定的特殊用途以外如何被使用的权力(黄群慧,2000)。权力可以派生出收益,控制权不仅可以影响一个企业的绩效,更构成了企业家努力和贡献的一种回报(周其仁,1997)。人的行为是由动机决定的,而动机又受需要的支配。因为管理层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当物质需要得以满足并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它将不再成为主导需要,此时非物质需要占据主导地位。管理者权力正是满足这部分非物质需要的来源,并且它还可以为管理层重塑货币性补偿。

二、管理者权力与薪酬的关系

激励是为了更好地促使管理者努力工作以实现企业目标。尽管管理者权力逐步得到重视,但在研究激励机制时,更多的是通过简单地研究管理者薪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设计出高管的薪酬制度,管理者权力对薪酬的影响被忽视了(吕长江,2008)。事实上,管理者权力与薪酬都给企业的管理者带来约束与激励的效果,从而影响着企业的绩效。当薪酬不足以补偿管理者的劳动成果时,理性的管理者自然而然会转向通过利用管理者权力来寻求补偿。他既可能采取正当途径,也可能通过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来转移企业资源从而获取收益。这种收益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薪酬的缺失,是对管理者的一种货币性的补偿。然而更多时候管理者对控制权的追求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对自己努力成果的货币性补偿。当他们权力增大时,如果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对权力加以限制,会使权力收益和货币性激励之间不再是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而可能出现同向增长。

三、国有企业管理者激励的现状与问题

与现代公司制企业不同,中国国有企业管理有其自身存在的制度背景和固有的特点,主要归集为以下三点:

1.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国有企业没有最初的企业契约,所有者缺位,作为控股股东主体的国家是虚拟人,因此没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对管理者的控制权进行监督。

2.缺乏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国企的高管具有官员型企业家的特点。政府行使对企业管理者的任免权,而非通过经理市场和控制权市场来实现控制权的配置和转移,是一种“控制权的行政配置”(黄群慧,2000),构成了由政府行政授权为基础的委托关系链,具有典型的“官本位”激励,容易造成“唯上”现象。

3.管理层拥有实质上的控制权。国企股份化的结果之一是政府逐渐放松了对企业剩余控制权的控制,使企业自主决策的权利范围被大大拓宽了。因此控制权从股东转向管理者。但与此同时,政府仍然牢牢把持着剩余索取权不放,希望保证国企性质以及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不变(郝晓彤,2004)。没有剩余索取权与之相匹配的剩余控制权是一种廉价的权利,进而导致管理者可以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企业的利益,与企业目标偏离。

从某种角度而言,国有企业是在政府的“庇护”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国企的管理者不同于现代企业制度中严格意义上的管理者,他更像是一种行政官员。近几年来,国企经营效率低下及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等问题令人担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现阶段对国企高管的激励约束机制仍存在某些问题。如:

1.激励薪酬制度单一。国企的高管薪酬主要分成三大块: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中长期激励收益。但中长期激励近几年备受争议,因此国企较少提及。管理者一般只能从基本年薪和与绩效考核相关的年薪中获得货币性补偿。很显然,单一的激励制度并不能起到激励的效果,无法调动管理者的积极性。由于近几年国企经营不佳,国资委强调要将高管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挂钩,希望改善国企现状。国企高管薪酬普遍较低,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管理者会在机会主义的驱动下通过管理者权力实现货币性补偿和获取权力收益。因此,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管理者权力几乎成为唯一有效的激励机制。当在采取措施设法约束管理者时,如果只从“看得见”的薪酬入手而忽视“看不见”的权力收益,国企的问题会更加恶化。

2.管理层权力约束力度不足。薪酬和管理者权力都是企业对管理者进行激励的一种手段,管理者权力是影响薪酬激励的重要因素。但是在国企里,管理者权力往往并不受到约束,这可从两方面体现。从内在约束来看,由于国有企业所有权的缺位,所有者是虚拟的国家,国企并没有有形的股东对管理者的控制权进行约束,也没有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对其监督。特别是国企在经过大规模股份制改造后,本属于所有者的剩余控制权逐渐转向了管理者。管理者实际上既拥有特定控制权又拥有剩余控制权。特定控制权在契约里有明确的规定因而较好监督。但剩余控制权没有明确的界定,如何发挥完全取决于管理者。另一方面,从外在约束的角度看,企业任免管理者一般是基于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的逻辑来进行的。但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没有经过市场的挑选,他们大都是由代表出资人的政府部门或党委直接任命的,因而不必担心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被市场淘汰的风险。为了追逐更多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他们为之努力的不是实现企业的发展而是如何更好地做到“唯上”。

3.国企考核体系不完善。国有企业管理者薪酬与经营绩效考核挂钩这一制度本身欠缺合理性。由于国有企业的制度背景比较特殊,对国企业绩考核的主体不是董事会而是政府部门,管理者本身就是政府任免的,这种裙带关系的存在使政府难以公平公正地评价国有企业的绩效。此外,中国财政部采取一套固定的评价体系,即国有资本金绩效评价体系来评价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虽然这种方法比较客观,但是由于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的绩效是不一样的,政府没有针对每一个国有企业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而是采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度量是不科学的。用这种办法考核出的结果来规定管理者的薪酬水平自然让管理者不满,起不到激励的效果。

四、政策与建议

基于上述对国企管理者激励现状与问题的分析,可得出如下建议:

1.建立多元化的激励制度。要建立有效的激励制度,企业首先必须要设定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组织目标,并将组织目标和管理者目标有效地结合起来,使组织目标包含较多的管理者的个人目标,使其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为组织目标的实现,这样才会收到较好的激励效果。此外,国企应该不断放宽对剩余索取权的控制,赋予管理者一定的购股权,允许管理者持有本公司一定数量的股票,建立工资、奖金、股票期权三位一体的报酬体系,让管理者所持有的控制权能够和剩余索取权相应的结合在一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管理者的行为。

2.监督和约束管理者权力。管理者权力是影响薪酬激励的重要因素,它可以使得薪酬激励本身成为问题。特别是近几年,管理者权力不受约束所引发的国企问题层出不穷。因此,国有企业有必要关注管理者权力对薪酬的影响,不断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对管理者的权力进行约束和监管。同时政府要放宽对管理者的任免权,并逐步完善职业经理人市场。只有把国有企业真正放在市场这个大环境下,才有利于激励机制效用的发挥。

3.不断完善考核体系。由于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经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面对众多的国有企业,作为所有者的政府很难低成本地观察到国有企的经营业绩,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与考核结果不相吻合。基于此确定的薪酬标准就不能对管理者起到激励效果。目前中国许多企业已经开始推行经济增加值(EVA)管理方式,国资委也可考虑对央企考核引入经济增加值指标。此外,政府还应加强对薪酬制度的信息披露,以便起到激励与监督的双重效果。

参考文献:

[1]SydneyFinkelstein.Powerintopmanagementteams:Dimensions,MeasurementandValidation[J].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

1992,(35).

[2]MichaelFirth.CorporateperformanceandCEOcompensationinChina[J].,JournalofCorporateFinance,2006,(3).

[3]周其仁.“控制权回报”和企业家控制的企业”——“公有制经济”中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案例研究[J].经济研究,1997,(5).

[4]吕长江.国有企业管理者激励效应研究——基于管理者权利的解释[J].管理世界,2008,(11).

[5]郝晓彤,唐元虎.企业控制权收益的激励效应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2).

[6]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7]卢锐.管理层权力,薪酬与业绩敏感性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当代财经,2008,(7).

国有单位范文篇4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国有单位是指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监管范围内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关机构、事业单位等。

第三条国有独资或控股的专门从事证券业务的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受让上市公司股份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第四条国有单位受让上市公司股份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规定及本单位的发展规划和年度投资计划，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有利于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有利于加强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并做好投资风险的评估、控制和管理工作。

第五条国有单位受让上市公司股份应当严格按照《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等法定义务。

国有单位受让上市公司股份应当做好可行性研究，按照内部决策程序进行审议，并形成书面决议。

第六条国有单位受让上市公司股份可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购买、通过协议方式受让或其他合法途径进行。

第七条国有单位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价格应根据该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场价格、合理市盈率、盈利能力及企业发展前景等因素合理确定。

第八条国有单位受让上市公司股份按本办法有关规定需要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批准的，按以下程序办理：国有单位为中央单位的，其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由中央单位逐级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国有单位为地方单位的，其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由地方单位逐级报省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九条国有单位在一个会计年度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净受让上市公司的股份（所受让的股份扣除所出让的股份的余额）未达到上市公司总股本5%的，由国有单位按内部管理程序决策，并在每年1月31日前将其上年度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报省级或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达到或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5%的，国有单位应将其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方案事前报省级或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后方可组织实施。

国有单位通过其控制的不同的受让主体分别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受让比例应合并计算。

第十条国有单位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受让上市公司股份需要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其报送的材料主要包括：

（一）国有单位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方案及内部决议；

（二）国有单位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国有单位的基本情况、最近一期财务审计报表；

（四）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最近一期的年度报告和中期报告。

第十一条国有单位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受让股份的原因；

（二）受让股份是否有利于加强主业，是否符合企业发展规划；

（三）受让股份的价格上限及确定依据；

（四）受让股份的数量及受让时限；

（五）受让股份的资金筹措；

（六）受让股份后对企业经营发展的影响分析；

（七）关于上市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和重组计划（适用于受让股份后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

第十二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收到国有单位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备案材料后，应在10个工作日内对该事项出具备案意见。国有单位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方案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后方可组织实施。

第十三条国有单位通过协议方式受让上市公司股份并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应当聘请在境内注册的专业机构担任财务顾问，针对本单位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方式、受让价格、对本单位及上市公司的影响等方面发表专业意见。

财务顾问应当具有良好的信誉及且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第十四条国有单位通过协议方式受让上市公司股份后不具有上市公司控股权或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通过协议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由国有单位按内部管理程序决策；国有单位通过协议方式受让上市公司股份后具有上市公司控股权的，应在与转让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逐级报省级或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批准。

第十五条国有单位协议受让上市公司股份需要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批准的，其报送的材料主要包括：

（一）国有单位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请示及内部决议文件；

（二）关于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受让股份价格的专项说明；

（三）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四）国有单位基本情况、上一年经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

（五）上市公司基本情况、最近一期的年度报告及中期报告；

（六）财务顾问出具的财务顾问报告；

（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协议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参照本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

第十六条国有单位协议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经批准后，应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批复到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国有单位协议受让上市公司股份需要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批准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复文件是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上市公司股份过户手续及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上市公司章程变更的必备文件。

国有单位范文篇5

在我国，国有控股公司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形式之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是现代企业制度密不可分的三个内容，从近几年来的实践经验看，在对国有控股公司的管理过程中由于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弱化，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状况屡有发生，不仅对投资方的国有单位（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国有独资或控股公司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而且最终也给国有财产造成流失。现就如何加强对国有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与监督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加强内部控制与监督的必要性

在国有控股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情况下，国有单位作为控股公司的主要出资者（所有者），其主要职能是通过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进行决策、激励和监督，以间接管理为主。而作为经营者的以总经理为首的经理层，其主要职能则是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以直接管理为主。在对国有控股公司的管理过程中往往存在一种倾向，就是认为所有者应尽量少地干预经营者，尽量扩大经营者的权利。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思想误区，事实上在市场经济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资本家，他可以把企业的日常经营权交给所聘用的经营者，但他绝对不会放弃对企业重大问题的控制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也不会放弃对企业经营者的日常经营状况的监督权。在这种日常监督之下，一旦发现问题就会及时采取措施，把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另一方面，由于在经营管理中存在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则公司的决策机制和激励机制也会形同虚设，法人治理结构从根本上讲不可能有效，公司长远的健康发展也会失去基础。

从近几年来国有单位对其控股公司的管理实践来看，存在两种倾向：一是把控股公司作为下属单位来对待，董事长、总经理以及公司经营班子等全部由国有单位任命，控制过死。造成总经理权力过弱，公司缺乏活力；二是对控股公司流于管理，没有进行控制与监督，使总经理权力过大，董事会形同虚设，权力失衡。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公司的发展。

二、内部控制与监督的内容

1．作为国有控股公司控股方的国有单位对公司进行内部控制与监督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会和董事会的有关决议、公司内控制度以及国家有关法规等。根据公司法，公司的组织机构和职能为：

股东会。公司法第38条规定了股东会所行使的职权。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因此作为国有控股公司的控股方，国有单位是通过股东会的形式，采取制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委派和更换公司董事长、董事、监事人选等方法，通过控制董事会和监事来完成对公司的控制和监督的，使公司按照控股股东方的经营思想和方向去发展，这是公司法赋予控股方的权利，而控股方在享有上述权利的同时，它所承担的义务就是除采取上述方式外，不得直接干预公司的经营活动，否则就是违法行为，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董事会。公司法第46条规定了董事会的职权。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由于公司董事会中董事的人数是按股权比例设置的，因此董事会实际上也是由控股方控制的。同时董事会通过对公司经营者人事权的控制即聘任和解聘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对经营权的控制即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对财务的控制即制定公司的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等来实现对公司的控制。董事长一般由控股方委派。

总经理。公司法第50条规定了总经理的职权。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全面主持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通过拟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和基本管理制度、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提请聘任或解聘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等来实现对公司的管理。如果说董事会的决策主要是关于控股公司的整体战略部署的话，则总经理的决策内容主要是有关战略实施的决策，并更多地与公司直接有关。

2．对国有控股公司来说，其最终目的和动力是追求最大利润。控制的目的是为了权利制衡，使决策机制更加科学，监督的目的是使控制机制更加有效，同时也必须充分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比如说年薪制、期股等。对公司进行内部控制与监督的内容与公司的组织机构和职能密切相关。首先，这种内部监督是单向分层次的，即只能是股东会对董事会进行监督、董事会对总经理进行监督。

国有控股公司控股方的国有单位对公司董事会的监督内容有：（1）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的执行情况；（2）年度财务预、决算；（3）其他股东会审议批准事项的执行情况。其监督形式有三种，一是通过股东大会；二是通过公司监事履行对公司的监督职责；三是有权决定对公司董事长的任期审计以及通过董事会对公司进行审计。在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公司控股方的国有单位负责人往往在日常工作中干预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正常工作的行为是错误的。对于控股方的战略意图，应由委派到公司的股东代表通过股东会的方式去体现，这不仅是公司法的要求，而且也是对其他小股东的尊重。否则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在决策形式上就没有区别，不仅有体市场经济规律，而且当公司由此而遭受经济损失时，其他股东有向控股方股东提出赔偿损失的权利。

董事会对总经理的监督内容有：（l）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的执行情况；（2）年度财务预、决算的执行情况；（3）目标责任制考核情况；（4）其他董事会制定的有关方案执行情况。其监督形式有：一是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公司进行审计；二是委托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对财务部门进行审计监督。在实际管理过程中，董事长直接干预总经理的正常管理工作的做法是错误的。

其次，控股方国有单位负责人、公司董事长（一般是控股方股权代表）和总经理之间不是上下级关系。依据公司法，控股方国有单位负责人和公司董事长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即委托公司董事长代表国有单位在股东大会上和公司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应当说没有直接关系。董事长的职责是召集和主持公司董事会，但董事长并不能代表董事会，总经理是向董事会负责，而不是向董事长负责。公司董事会和总经理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在进行内部监督过程中，弄清上述关系，有利于正确行使监督权利，分清经济责任。

三、对国有控股公司的日常监督

由于作为委托人的国有控股单位与作为受托人的经营者在经营管理信息的获取方面处于不对称的状态，为防止经营者操纵会计行为以提供虚假信息，委托人采取各种方式加强对公司经营管理信息的监督是非常必要的。这种监督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的一种权利制衡。

公司董事长应由国有控股单位委派，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会计法的规定，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试想，如果对公司没有有效的日常监督措施，负责就没有基础。在实际工作中，作为国有控股单位对公司的日常监督方式有：（l）委派财务总监。其主要职责是对公司董事会所做出的各项重大经营管理决策、财务决策的合理、合法性进行监督，对总经理执行董事会决议的情况进行监督，并有权对董事会、总经理做出的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予以纠正。这种监督方法具有直接、及时和与公司经营管理措施同步，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的优点，缺点是加大了监督成本；（2）充分发挥公司监事或监事会的作用。根据公司法第54条的规定，监事或监事会有权检查公司财务，并对董事、总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的违法、违规、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以及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纠正。这种监督方式的优点是节约监督成本，缺点是监督具有滞后性。

四、对国有控股公司的内部审计监督

国有单位范文篇6

关键词：准国家工作人员贪污罪认定思考

依据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准国家工作人员”包括三种主体: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对于上述主体，在司法实践中和理论界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争论。

一、关于“国有”的理解

准国家工作人员的第一、第二种类型均涉及到所谓“国有”的认定，对此存在全部国有说、部分国有说等不同的理解。“全部国有说”认为，刑法第93条中所涉及的“国有”只能是全部国有，而不能是主要国有或部分国有，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是指全部由国家投资、设立或者兴办，人员由国家的人事和劳动管理部门聘用，并由国家提供全部经营或者活动费用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1]“部分国有说”则认为，由国家控股的公司、企业或事业单位等，即可视为国有。或者认为，如果该单位的经费大部分由国家提供的，则该单位即为国有。其中，所谓的控股又可分为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前者要求国有投资占该单位总投资的51%以上，而后者则仅要求国有投资占该单位总投资的35%以上。

从一定程度上讲，贪污罪主体范围的限定表明了刑事立法在打击贪污罪时的侧重，也反映刑法对某一类社会关系的特别关注，代表着刑法的价值取向。应当指出，这种范围的限定或者选择绝非随意，它深刻地反映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成员整体观念的发展。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贪污罪的渎职认识更加深刻，贪污罪的独立成章以及读职罪主体限定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范围等这些刑事立法的变化，都充分说明对于这一类的渎职犯罪，刑事法更具针对性。况且，历来从严治吏的思想以及坚决打击公务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的呼声，在刑法修订过程中己经形成将贪污罪主体限制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中的立法要求。只不过“考虑到国有公司、企业的管理人员经手管理着国家财产，以权谋私、损公肥私、化公为私的现象比较严重”，才原则上维持了原刑法的规定，而将上述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作为准国家工作人员对待。

通过考察立法原义及立法的社会背景，“全部国有说”并未将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作扩大解释，而“部分国有说”无论是绝对控股说还是相对控股说都无法圆满说明其确立标准的依据，而且事实上造成了主体的泛化，一定程度上使国有单位和委派型准国家工作人员所在的非国有单位之间的界限极其模糊，导致在实践中难以准确认定。由于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在某些犯罪中又是一个从重处罚的情节，况且在存在职务侵占罪的前提下，如此扩大解释显然在其他领域又造成一些责任追究过分严厉的不公平后果，而直接侵害了公民的

正当权益，也有违于罪行法定原则。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坚持“全部国有说”。事实上，司法机关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5月22日审判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中明确指出:“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二、若干概念界定

有关该条款的理解，还涉及到其他相关概念的准确定位。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准国家工作人员，首要的是弄清什么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及社会团体的概念，结合上述对“国有”的理解，笔者认为:

1.所谓国有公司，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应当是指公司财产完全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司，包括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有2个以上50个以下国有投资主体共同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国有企业单独作为发起人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相应地，非国有公司即是指公司财产不属于国家所有或者不完全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司，包括私营公司、外商独资公司、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的公司、由国有投资主体与非国有投资主体共同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共同作为发起人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所谓国有企业，是指财产完全属于国家所有的，从事生产经营或者服务活动的非公司化经济组织。相应地，非国有企业就是财产不属于国家所有或不完全属于国家所有的从事生产经营或者服务活动的非公司化经济组织。

3.所谓国有事业单位是指受国家机关领导，所需经费由国家划拨的非生产经营性部门或单位，如医院、科研机构、体育、新闻、广播、出版等单位。相应地，非国有事业单位即是不占国家编制，不由国家划拨经费、依法登一记的从事于科研、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广播、出版等事业活动的单位。

4.所谓人民团体是指由若干成员为了共同的目的而自愿设立的，经过政府核准登记并由政府划拨经费的各种社会组织，如各派、各级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群众性组织。相应地，社会团体则是不由政府划拨经费，依法登一记的社团组织。

从以上概念的诠释可以看出，对国有单位以及人民团体的理解，都必须具体结合单位的性质以及职能等方而来进行界定，绝非可以依据学者个人的理解来进行扩大解释，否则，就有可能使得刑法的相关规定形同虚设，并导致法律制裁的过宽过滥。

三、关于“委派”的理解

按照刑法的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也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处。那么，怎样来正确界定“委派”呢?我们认为，这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所谓委派是指委任和派遣，即由上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派出并代表该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在被委派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委派前，上述主体是否是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在所不论，他们可能原来就是在上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一类被委派的人在原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通常仍保留其原有身份、级别或待遇等。但也可能是为了委派需要，而由上述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临时招聘或雇佣之后加以委派，代表受聘单位在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活动，即先受聘后委派，即这些人员必须先与国有单位有正式的法律关系，同调动和重新就业不同，如果某人从原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调出至一非国有单位，与原单位并无关系，其原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待遇等也并未保留，而同非国有单位其他职工一样，或者直接受非国有单位聘用而在该非国有单位中工作，或者由国有单位以非国有单位名义招聘的工作人员等等，都不可能构成上述类型的国家工作人员。

其次，这里的委派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其一，委派的有效性。即委派必须由上述国有单位出面明确表示委派的意思，而不是私人委派。单位出面委派的方式一般是通过书面文件表示的，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通过口头表示的。受委派的人也应该明确表示接受委派。只有这样，双方的权利义务才是明确的。当然，在生活实践中，有时委派是由单位的负责人出面表示的，但也必须是以单位的名义而不是代表个人进行委任的，这样的委派才是有效的。如果不是单位委派的，而仅仅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无效的委派，“受委派人”不能认为是国家工作人员。其二，委派的合法性，即委派的单位只能在其合法权限范围内就地委派，即对委派的事务具有委派权。如果超越委派权限，这种委派就不具有合法性，“受委派人”不能被认为是国家工作人员。其三，委派的隶属性，即委派关系成立后，委派人与受委派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也就是说，受委派人要接受委派人的领导、管理、监督，两者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服从与被服从，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隶属关系，而不是民法下的平等委托、关系。其四，委派内容的特定性。委派的内容(也就是委派的目的)仅限于受委派人到非国有单位代表委派的国有单位从事公务活动，即从事领导、监督、管理等活动，而不是直接从事生产、劳动、服务等劳务活动。如果受委派人从事的是劳务活动，则受委派人不能认为是国家工作人员。

再次，委派主体为国有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需要注意的是，在立法上，并未将人民团体作为委派主体之一，这是立法的一大缺陷。人民团体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一样在宪法上地位是并列的，其工作人员也与国家机关以及其他国有单位工作人员一样均是国家工作人员，况且在实践中存在大量人民团体委派至其投资设立的非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情况。显然，这一规定存在着明显的漏洞，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对于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的人员就不能被认定为这一类型的国家工作人员，但是按立法原意，上述人员则应当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对待。

最后，委派去向是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范围一般包括集体所有制企业，具有国有资产股份的中外合资、合作公司、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非国有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等。

四、关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关于“其它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一概括性规定的正确理解，应当着眼于法条中列举性规定所表明的共同特征，只有从这共同特征出发理解概括性规定，才能保证法条规定的前后一致性与内在协调性。基于此，作为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括性规定，“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内含着与法条列举性规定相同的特征，即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是从事公务。由此出发对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围界定必须紧紧把握这一本质特征。

从事公务是行使国家管理职权的一种体现，非正常地从事公务(包括主动的和被动的，前者如贪污、贿赂;后者如聚众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就会使国家管理职能遭到破坏。同时，一定的人从事公务，就使得这些人获得某种相应的特定的身份。立法机关为了保护在从事公务中所体现的国家管理职能不遭受破坏，就必须对涉及具有上述特定身份的人的犯罪加以具体规定。相应地，这种具有从事公务的特定身份的人便与一般人员区分开来，即成为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1997年刑法典第93条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列举性规定比较鲜明地反映出立法机关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时对国家管理职能的考虑。当然，国家管理职能是多方而的，包括政治职能、行政职能、经济职能等多个不同的领域。

基于以上思路，在界定其他的准国家工作人员时，就应当紧紧抓住“从事公务”这个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只要某些人员通过从事特定的公务活动体现了国家管理职能，并且其非正常的公务活动会破坏到国家管理职能，这些人员一般就要视为“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

对从事公务这一活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划分:第一，从获得“从事公务”资格的依据上看，可以分为法定的从事公务、受委派从事公务、受委托从事公务。法定的从事公务是指取得从事公务的资格是基于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法律、法规而进行的选举、任命或是考核录用等;受委派从事公务是指从事公务是基于委任或派遣;受委托从事公务是指行为人取得从事公务的资格是基于有关单位的委托而产生的。第二，从所从事的公务发生的单位看，包括在国有单位从事公务和在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

由于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而从事公务的内涵在于代表国家行使国家管理职能，从事公务本身并不应受取得从事公务资格的方式的限制，也不应受在何种单位从事公务的限制，所以只要能认定行为人是在代表国家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领导、监督，只要行为人的这种公务活动具有法律依据，那么无论其是被任命从事公务还是受委派或委托从事公务，也无论其是否在国有单位从事公务，都应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另外，行为人无论具有其他的什么身份，只要其依法从事公务，就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基于以上分析，1997年刑法典93条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一般情况下应当包括:(1)中国***的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3)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但仅指其履行代表职务期间);(4)人民陪审员;(5)各派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6)依法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至于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成员是否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由于情况比较复杂而不能简单看待，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并非我国的一级行政机关，而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其职责主要是管理一个村、一个居民点的集体性事务。但除此以外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还经常协助行政机关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代行一些行政管理事务。因此，不能简单地从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成员这一外在身份来判断是否为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而应当从该委员会成员是否依法从事公务这一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出发来判断。详言之，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成员如果从事的仅是集体组织的事务，例如管理村中或者社会居民的集体财产，就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但是如果其受行政机关委托，代行政机关从事一定的行政管理事务(例如发放救灾款)，在此情况下，这实际上是依法受委托而从事公务，对其可视为刑法第93条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有鉴于此，针对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成员能否成为国家工作人员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0年4月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解释》作出了肯定性规定，这就是: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1)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2)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3)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4)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5)代缴税款;(6)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7)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该解释使用的是“村委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的称谓，这从法理上可以挖掘三层具体的含义:一是指村一级的基层组织。村一级的组织设立的企业、生产组织等不属于该解释中所称村基层组织;二是村基层组织还应包括村党支部委员会。首先，***的执政党地位是宪法规定的，村党支部是依照党章建立的，是合法的村基层组织。其次，村党支部经常受政府委托与村委会共同协助政府完成行政管理事务;三是村基层组织的性质只能是依法成立的组织。因此，村民为生产成立的互助组织等不属于该解释中所称的基层组织。

参考文献：

[1]高铭喧、马克昌主编:《刑法热点疑难问题探讨》(下册)，中国人民公安人学出版社2001年版。

[2]王作富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下)，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

[3]申勋潮、江启疆:《论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载杨敦先等主编:《新刑法施行疑难问题研究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

[4]吕励:《关于国有控股制公司中贪污罪的界定》，载《法学与实践》，2006年01期。

国有单位范文篇7

一、全区城镇单位劳动就业基本情况

20*年，全区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末人数为14165人。其中，在岗职工年末人数为14148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42人；年末单位从业人员劳动报酬为3025.2万元，同比增长13.0%，其中在岗职工工资总额为30238.8万元，同比增长13.1%。年末，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1329元，同比增长12.0%。按注册类型来看：

（一）国有单位年末单位从业人员为9834人,与去年基本持平。年末，单位从业人员劳动报酬为23471.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9%；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4005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2%。

（二）集体单位年末单位从业人员为1270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0人，年末单位从业人员劳动报酬为1586.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2616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4%。

（三）其他单位年末单位从业人员为3061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20人，劳动报酬为5193.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7%，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6492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8%。

二、城镇单位劳动就业和职工收入的特点

（一）国有单位平均工资水平仍高于集体单位和其他单位。

20*年，其他单位从业人员劳动报酬为5193.4万元，增长16.7%，增长最快；其次为国有单位劳动报酬23471.4万元，增长12.9%；集体单位增长最慢，劳动报酬为1586.9万元，增长4.0%。不同注册类型单位的工资仍保持差距，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高，集体单位平均工资最低。国有单位平均工资为24005元，同比增长13.2%，国有单位平均工资是全区平均数的1.13倍，而集体和其他单位仅为全区平均水平的59%和77%。

（二）其他单位从业人员继续增加。

在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稳定增长的同时，不同注册类型的单位增长不一，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基本持平，集体单位有所增长，而其他单位增幅最高，所占比重达到93.8%。其他单位从业人员继续增加的原因，一是国有、集体单位改制；二是人们就业观念的转变，不再紧盯着国有单位，而把目光转向中小企业，使后者成为就业主体。

（三）不同行业的工资水平差距较大。

20*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是电力、燃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平均工资58142元，是全区平均水平的2.73倍；金融业平均工资47165元，是全区平均水平的2.2倍。年内，批发业、零售业和餐饮业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低于1万元，平均工资分别为9985元、9550元和9500元，仅为全区平均水平的40%到47%%左右。

（四）劳务派遣工工资水平高于集体单位。

劳务派遣用工形式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而派生出来新生事物。今年首次对这一群体的报酬情况进行了统计。初步统计，这一群体平均工资水平为16479元，比城镇集体单位高出3863元。

三、几点建议

一是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促使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的全面提升。在传统的纺织、治金、建材等行业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加快促使一批企业形成规模技术优势，迈入产业利润链高端。同时，进一步加大再就业培训力度，为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宽松环境。

国有单位范文篇8

一、加强内部控制与监督的必要性

在国有控股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情况下，国有单位作为控股公司的主要出资者（所有者），其主要职能是通过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进行决策、激励和监督，以间接管理为主。而作为经营者的以总经理为首的经理层，其主要职能则是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以直接管理为主。在对国有控股公司的管理过程中往往存在一种倾向，就是认为所有者应尽量少地干预经营者，尽量扩大经营者的权利。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思想误区，事实上在市场经济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资本家，他可以把企业的日常经营权交给所聘用的经营者，但他绝对不会放弃对企业重大问题的控制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也不会放弃对企业经营者的日常经营状况的监督权。在这种日常监督之下，一旦发现问题就会及时采取措施，把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另一方面，由于在经营管理中存在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则公司的决策机制和激励机制也会形同虚设，法人治理结构从根本上讲不可能有效，公司长远的健康发展也会失去基础。

从近几年来国有单位对其控股公司的管理实践来看，存在两种倾向：一是把控股公司作为下属单位来对待，董事长、总经理以及公司经营班子等全部由国有单位任命，控制过死。造成总经理权力过弱，公司缺乏活力；二是对控股公司流于管理，没有进行控制与监督，使总经理权力过大，董事会形同虚设，权力失衡。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公司的发展。

二、内部控制与监督的内容

1．作为国有控股公司控股方的国有单位对公司进行内部控制与监督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会和董事会的有关决议、公司内控制度以及国家有关法规等。根据公司法，公司的组织机构和职能为：

股东会。公司法第38条规定了股东会所行使的职权。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因此作为国有控股公司的控股方，国有单位是通过股东会的形式，采取制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委派和更换公司董事长、董事、监事人选等方法，通过控制董事会和监事来完成对公司的控制和监督的，使公司按照控股股东方的经营思想和方向去发展，这是公司法赋予控股方的权利，而控股方在享有上述权利的同时，它所承担的义务就是除采取上述方式外，不得直接干预公司的经营活动，否则就是违法行为，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董事会。公司法第46条规定了董事会的职权。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由于公司董事会中董事的人数是按股权比例设置的，因此董事会实际上也是由控股方控制的。同时董事会通过对公司经营者人事权的控制即聘任和解聘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对经营权的控制即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对财务的控制即制定公司的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等来实现对公司的控制。董事长一般由控股方委派。

总经理。公司法第50条规定了总经理的职权。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全面主持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通过拟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和基本管理制度、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提请聘任或解聘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等来实现对公司的管理。如果说董事会的决策主要是关于控股公司的整体战略部署的话，则总经理的决策内容主要是有关战略实施的决策，并更多地与公司直接有关。

2．对国有控股公司来说，其最终目的和动力是追求最大利润。控制的目的是为了权利制衡，使决策机制更加科学，监督的目的是使控制机制更加有效，同时也必须充分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比如说年薪制、期股等。对公司进行内部控制与监督的内容与公司的组织机构和职能密切相关。首先，这种内部监督是单向分层次的，即只能是股东会对董事会进行监督、董事会对总经理进行监督。

国有控股公司控股方的国有单位对公司董事会的监督内容有：（1）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的执行情况；（2）年度财务预、决算；（3）其他股东会审议批准事项的执行情况。其监督形式有三种，一是通过股东大会；二是通过公司监事履行对公司的监督职责；三是有权决定对公司董事长的任期审计以及通过董事会对公司进行审计。在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公司控股方的国有单位负责人往往在日常工作中干预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正常工作的行为是错误的。对于控股方的战略意图，应由委派到公司的股东代表通过股东会的方式去体现，这不仅是公司法的要求，而且也是对其他小股东的尊重。否则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在决策形式上就没有区别，不仅有体市场经济规律，而且当公司由此而遭受经济损失时，其他股东有向控股方股东提出赔偿损失的权利。

董事会对总经理的监督内容有：（l）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的执行情况；（2）年度财务预、决算的执行情况；（3）目标责任制考核情况；（4）其他董事会制定的有关方案执行情况。其监督形式有：一是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公司进行审计；二是委托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对财务部门进行审计监督。在实际管理过程中，董事长直接干预总经理的正常管理工作的做法是错误的。

其次，控股方国有单位负责人、公司董事长（一般是控股方股权代表）和总经理之间不是上下级关系。依据公司法，控股方国有单位负责人和公司董事长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即委托公司董事长代表国有单位在股东大会上和公司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应当说没有直接关系。董事长的职责是召集和主持公司董事会，但董事长并不能代表董事会，总经理是向董事会负责，而不是向董事长负责。公司董事会和总经理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在进行内部监督过程中，弄清上述关系，有利于正确行使监督权利，分清经济责任。

三、对国有控股公司的日常监督

由于作为委托人的国有控股单位与作为受托人的经营者在经营管理信息的获取方面处于不对称的状态，为防止经营者操纵会计行为以提供虚假信息，委托人采取各种方式加强对公司经营管理信息的监督是非常必要的。这种监督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的一种权利制衡。

公司董事长应由国有控股单位委派，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会计法的规定，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试想，如果对公司没有有效的日常监督措施，负责就没有基础。在实际工作中，作为国有控股单位对公司的日常监督方式有：（l）委派财务总监。其主要职责是对公司董事会所做出的各项重大经营管理决策、财务决策的合理、合法性进行监督，对总经理执行董事会决议的情况进行监督，并有权对董事会、总经理做出的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予以纠正。这种监督方法具有直接、及时和与公司经营管理措施同步，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的优点，缺点是加大了监督成本；（2）充分发挥公司监事或监事会的作用。根据公司法第54条的规定，监事或监事会有权检查公司财务，并对董事、总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的违法、违规、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以及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纠正。这种监督方式的优点是节约监督成本，缺点是监督具有滞后性。

四、对国有控股公司的内部审计监督

国有单位范文篇9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是指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关机构、部门、事业单位等。

第三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国有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公司相关批复文件中对国有股东作出明确界定，并在国有股东名称后标注具体的国有股东标识，国有股东的标识为“SS”（State—ownedShareholder）。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根据省级或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复以及国有股东或股票发行人的申请，对国有股东证券账户进行标识登记。

第四条国有控股或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申请发行股票时，应向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提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关于股份公司国有股权管理的批复文件，该文件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发行的必备文件。

第五条股份公司股票发行结束后，股票发行人向登记公司申请股份初始登记时，应当在申请材料中对持有限售股份的国有股东性质予以注明，并提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关于股份公司国有股权管理的批复文件。

国有单位通过协议方式受让上市公司股份，根据有关规定需要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批准的，应及时履行申报程序。国有单位通过司法强制途径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办理国有股东身份界定手续。国有单位向登记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时，应当在申请材料中对其国有股东性质予以注明，并提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有关批复文件或国有股东身份界定文件。

国有股东因产权变动引起其经济性质或实际控制人变化的，应根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其国有股东身份的界定文件，及时向登记公司申请办理国有股东证券账户标识的注销手续。

第六条股票发行人或国有单位办理相关业务时按上述规定已注明国有股东身份，如该股东证券账户中尚未加设国有股东标识的，登记公司应当根据股票发行人或国有单位的申报以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关于股份公司国有股权管理的批复文件，在相应证券账户中加设国有股东标识。

证券账户已加设国有股东标识但股票发行人或国有单位未予注明的，以国有股东证券账户中已加设的标识为准。

第七条国有股东自本规定下发之日起30日内，应将其在本规定下发前已开设的证券账户情况（包括账户名称、账户号码、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名称、数量、流通状态等）报对其负监管职责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下一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将本地所属国有股东开设证券账户的报备情况报上一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国有单位在本规定下发后新开设证券账户的，应在开设证券账户后7个工作日内将其开设的证券账户情况按上述程序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八条省级或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国有单位开设证券账户的备案情况建立上市公司国有股东信息库，并定期（每季度末）核查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的加设及变更情况，对未加设或未及时变更国有股东标识的国有股东证券账户统一向登记公司出函办理国有股东标识的加设及变更工作。

第九条国有单位应严格按本规定办理国有股东标识的登记工作及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上报其开设证券账户的情况。

第十条对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以及股票发行实行新老划断后至本规定实施前新上市的股份公司，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权管理的批复以及新上市股份公司国有股权管理的批复，统一组织协调国有股东标识的加设工作。

国有单位范文篇10

在国有控股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情况下，国有单位作为控股公司的主要出资者（所有者），其主要职能是通过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进行决策、激励和监督，以间接管理为主。而作为经营者的以总经理为首的经理层，其主要职能则是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以直接管理为主。在对国有控股公司的管理过程中往往存在一种倾向，就是认为所有者应尽量少地干预经营者，尽量扩大经营者的权利。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思想误区，事实上在市场经济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资本家，他可以把企业的日常经营权交给所聘用的经营者，但他绝对不会放弃对企业重大问题的控制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也不会放弃对企业经营者的日常经营状况的监督权。在这种日常监督之下，一旦发现问题就会及时采取措施，把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另一方面，由于在经营管理中存在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则公司的决策机制和激励机制也会形同虚设，法人治理结构从根本上讲不可能有效，公司长远的健康发展也会失去基础。

从近几年来国有单位对其控股公司的管理实践来看，存在两种倾向：一是把控股公司作为下属单位来对待，董事长、总经理以及公司经营班子等全部由国有单位任命，控制过死。造成总经理权力过弱，公司缺乏活力；二是对控股公司流于管理，没有进行控制与监督，使总经理权力过大，董事会形同虚设，权力失衡。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公司的发展。

二、内部控制与监督的内容

1．作为国有控股公司控股方的国有单位对公司进行内部控制与监督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会和董事会的有关决议、公司内控制度以及国家有关法规等。根据公司法，公司的组织机构和职能为：

股东会。公司法第38条规定了股东会所行使的职权。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因此作为国有控股公司的控股方，国有单位是通过股东会的形式，采取制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委派和更换公司董事长、董事、监事人选等方法，通过控制董事会和监事来完成对公司的控制和监督的，使公司按照控股股东方的经营思想和方向去发展，这是公司法赋予控股方的权利，而控股方在享有上述权利的同时，它所承担的义务就是除采取上述方式外，不得直接干预公司的经营活动，否则就是违法行为，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董事会。公司法第46条规定了董事会的职权。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由于公司董事会中董事的人数是按股权比例设置的，因此董事会实际上也是由控股方控制的。同时董事会通过对公司经营者人事权的控制即聘任和解聘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对经营权的控制即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对财务的控制即制定公司的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等来实现对公司的控制。董事长一般由控股方委派。

总经理。公司法第50条规定了总经理的职权。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全面主持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通过拟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和基本管理制度、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提请聘任或解聘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等来实现对公司的管理。如果说董事会的决策主要是关于控股公司的整体战略部署的话，则总经理的决策内容主要是有关战略实施的决策，并更多地与公司直接有关。

2．对国有控股公司来说，其最终目的和动力是追求最大利润。控制的目的是为了权利制衡，使决策机制更加科学，监督的目的是使控制机制更加有效，同时也必须充分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比如说年薪制、期股等。对公司进行内部控制与监督的内容与公司的组织机构和职能密切相关。首先，这种内部监督是单向分层次的，即只能是股东会对董事会进行监督、董事会对总经理进行监督。

国有控股公司控股方的国有单位对公司董事会的监督内容有：（1）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的执行情况；（2）年度财务预、决算；（3）其他股东会审议批准事项的执行情况。其监督形式有三种，一是通过股东大会；二是通过公司监事履行对公司的监督职责；三是有权决定对公司董事长的任期审计以及通过董事会对公司进行审计。在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公司控股方的国有单位负责人往往在日常工作中干预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正常工作的行为是错误的。对于控股方的战略意图，应由委派到公司的股东代表通过股东会的方式去体现，这不仅是公司法的要求，而且也是对其他小股东的尊重。否则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在决策形式上就没有区别，不仅有体市场经济规律，而且当公司由此而遭受经济损失时，其他股东有向控股方股东提出赔偿损失的权利。

董事会对总经理的监督内容有：（l）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的执行情况；（2）年度财务预、决算的执行情况；（3）目标责任制考核情况；（4）其他董事会制定的有关方案执行情况。其监督形式有：一是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公司进行审计；二是委托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对财务部门进行审计监督。在实际管理过程中，董事长直接干预总经理的正常管理工作的做法是错误的。

其次，控股方国有单位负责人、公司董事长（一般是控股方股权代表）和总经理之间不是上下级关系。依据公司法，控股方国有单位负责人和公司董事长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即委托公司董事长代表国有单位在股东大会上和公司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应当说没有直接关系。董事长的职责是召集和主持公司董事会，但董事长并不能代表董事会，总经理是向董事会负责，而不是向董事长负责。公司董事会和总经理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在进行内部监督过程中，弄清上述关系，有利于正确行使监督权利，分清经济责任。

三、对国有控股公司的日常监督

由于作为委托人的国有控股单位与作为受托人的经营者在经营管理信息的获取方面处于不对称的状态，为防止经营者操纵会计行为以提供虚假信息，委托人采取各种方式加强对公司经营管理信息的监督是非常必要的。这种监督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的一种权利制衡。

公司董事长应由国有控股单位委派，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会计法的规定，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试想，如果对公司没有有效的日常监督措施，负责就没有基础。在实际工作中，作为国有控股单位对公司的日常监督方式有：（l）委派财务总监。其主要职责是对公司董事会所做出的各项重大经营管理决策、财务决策的合理、合法性进行监督，对总经理执行董事会决议的情况进行监督，并有权对董事会、总经理做出的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予以纠正。这种监督方法具有直接、及时和与公司经营管理措施同步，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的优点，缺点是加大了监督成本；（2）充分发挥公司监事或监事会的作用。根据公司法第54条的规定，监事或监事会有权检查公司财务，并对董事、总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的违法、违规、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以及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纠正。这种监督方式的优点是节约监督成本，缺点是监督具有滞后性。

四、对国有控股公司的内部审计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