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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6 18:42:14

国有经济

国有经济范文篇1

1.给定社会和经济结构，什么是政府不能采用的经济政策。

2.政府可选的经济政策工具实现经济目标的时滞和逼近程度的分布。

3.作发展中经济里，国有企业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工具，它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作用如何。

这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如下：首先要确定与经济系统和政府目标不相容的政策工具，只有在确定了政策工具的可行集后才能讨论政策的效果。讨论不可行的政策的效果是无意义的。由于国有经济控制力大小是由政策工具实现政策目标的程度和时滞来衡量的，因此研究政策工具的“威力”和“等待时间”就是理所当然的。国有经济作为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政策工具，它的重要性一直是有争议的。它的存在会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决定国有经济前途的主要考虑因素。

从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来看，第一个是最具思辩色彩的，第二个则完全是实证的问题，第三个则要通过演绎提出一些将由实证分析来证伪的假说，因而本文只分析第一、三两个方面，提出一些分析，由后续研究来作实证研究。

第一节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定义及实现控制的可行集

现代政府都被认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经济职能：维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实现物价平稳和充分就业、推进收入公平分配。为了实现这些经济职能，政府被赋予一些控制经济的权力和实施这些权力的条件。控制在这里的含义是完全技术性的。它是指给定社会和经济结构，政府根据其效用函数，确定政策目标，即要经济系统要达到的状态变量。通过改变控制变量的值来改变经济系统的状态，从而实现其政策目标。因而控制力就是指政府通过改变控制变量来改变状态变量从而达到政策目标时的时滞和实际逼近程度。当政府采用一些政策使某些目标很快很好的实现时，可以将之定义为控制力大，反之则小。当然这里的快慢和逼近程度是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来提供判别准则的，比如一个民选政府希望在大选前实施的经济扩张计划能在大选前奏效，从而为在选举中获胜创造条件。于是政府自然有对经济控制力的标准。但这不在本研究范围内。本文假定这些判别标准是外生的。

很显然，不同的经济系统中政府的可选政策工具箱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不同的经济系统对政策变量的响应是不同的。首先要对经济系统的不同作出说明。经济系统的分类是极其多样的，可以说只受到研究者想象力的限制。本研究遵循发展经济学的传统，将经济系统分为发达的工业化经济系统和二元经济系统。发达工业化经济系统中市场机制发达而且广泛。一项政策对经济的冲击将以市场的方式，在难以计数的经济实体之间，以极其复杂的方式被经济系统所吸收，产生一些后果。研究者需要极其复杂的工具才能粗略地判别一项政策与其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在复杂的经济系统中，因为各种储能单元的存在，如库存、情绪对人们的判断的影响、信息收集与处理的局限性等，对一个经济冲击的响应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人们有时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尤其是当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因此政策的后果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当一个经济系统处于平稳运作的，对政策的后果的判定相对要容易一些。

在许多国家，政府曾经或正在使用国有企业作为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手段。由国有企业代替市场机制来实现同样的目标一方面要求政策制定者准确地知道在市场环境下一项政策的结果。如果不知道后果，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同样的目标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要求政策制定者能准确地控制国有企业来实现同样的结果。但是，发达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高度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人们只能用一些高度综合的指标来粗略地评估经济的运行情况，比如利率、通货膨胀率、国民收入增长率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用国有企业来实现政府的经济目标，则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必须很大才有可能影响到这些指标。这只是必要条件。这里，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指相对于它们所供应的市场而言。首先，如果单个国有企业的规模很小，显然是市场的接受者而不是领导者。如果大量的小型国有企业处于相互替代的市场上，那么除非禁止竞争，否则，国有企业也只能是市场的接受者。如果国有企业规模小，但处于生产的不同阶段，那么，它们实质上是一个巨型国有企业的生产车间而已。因此，要想通过国有企业来控制经济，国有企业首先要有很大的市场权力，即相对市场的规模要很大。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时，市场权力最大。但是，市场权力不等于经济控制力。 

在发达经济中，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通过难以计数的市场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如果政府不是通过采用一些依赖市场机制的政策，而是通过创造国有企业来实现经济目标，那么就首先必须对整个经济实行国有化。比如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就只可能在政府雇用全部劳动力条件下实现。给定一个经济中有非自愿失业者，政府通过创造一些国有企业来吸收这些劳动力，显然这些国有企业的劳动效率要低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否则这些劳动力早被私人企业所吸收了。而国有企业也不可能拥有特殊的高效率生产技术。假设政府垄断了这样的技术，因为政府开发这些技术的经费来源于税收或发行国债，但却不向社会公开这样的技术，那么这是违反社会公平的。当然，这不包括国防技术。不过没有政府会吸收街头的失业者去生产核武器或激光制导炸弹来减少失业。那么这将使为生产同样多的产出而需要更多的投入。从而资源价格上升。这将迫使一些处于边际上的企业破产，将所雇佣的劳动力抛向失业队伍，这样政府又必须创造另外一些国有企业来吸收这些劳动力。很显然，这些劳动力的劳动效率是要低于新的平均水平的。这又将导致对资源的争夺。最后只剩下这两种情况：要么是全部经济被国有化，要么只剩下少数十分有效率的私有企业，使之可以在资源被如此浪费的情况下仍能生存。当然后面这种假设只在规模报酬递减情况和效率分布函数是不连续的情况下存在。

首先，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一个很大的规模区间中，没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或不经济[1]。其次，效率分布函数是几乎处处连续的。这里的效率指投入产出的效率。尽管经济学家对资本和利率的定义争吵不休，但在现实中，财务状况决定了企业的存亡。因此可以用资本收益率或多个类似的指标的加权平均值来测度企业的效率。显然融资成本、原材料价格、税收、产品市场等都会使企业的这个指标变动，而且经济环境决定了一个企业的最低生存效率。当企业的效率指标长期低于这个最低生存效率指标时，企业就会由于耗尽自有资源而死亡。效率指标的分布是一个随机过程。它的样本函数显然是非负的，单调增的，而且在有界闭区间上取有限值。单调增的性质很容易理解。效率指标越高，低于这个指标的企业的数目越大。因此，效率分布函数是有界变差函数。那么，这个函数除了在一个黎贝格零测集外导函数存在而且黎贝格可积。于是分布密度函数几乎处处连续而且有限。换句话说，效率分布函数只有至多可数个不连续点。事实上，由前面的推理，国有企业吸收的是效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劳动力，而且国有企业劳动力没有被解雇的压力，劳动效率更低，因此，国有企业无法以市场方式与私有企业竞争。政府必须增加税收或通过发行国债来为国?衅笠悼魉鹑谧省7裨蚬衅笠到蛭木∽杂凶试炊劳觥U庋黾恿俗试吹某杀尽＝⒐衅笠档贾伦畹蜕嫘手副瓴欢仙仙筒欢嫌兴接衅笠灯撇略鍪б怠W詈蟮慕峁牵衅笠蹈涣怂腥ǎ鄹袼酱蟠筇岣吡耍鱿陆盗恕?nbsp;

全部经济实现国有化以后，就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取消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否则竞争必然会导致一些企业失败破产，解雇劳动力。这就违背了充分就业的初衷（充分就业不是完全就业）。而一旦取消竞争，就必须实现完备的中央计划，否则就会出现未出清的市场。只要不严禁私人企业，那么就会有在国有化条件下自愿失业的劳动力组建私人企业满足市场出清的要求。这就会在私人与国有企业之间形成竞争。只要这种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存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那么生产可替代产品的国有企业之间就会存在差异。因此，要么通过在国有企业之间转移支付来抹杀这种差异，要么就得面对这种差异所导致的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前一种选择就是让发达的市场经济转向苏联模式，这是难以想象的，而后一种选择将彻底瓦解以国有企业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经济问题的努力。

同样的推理可以同于创造国有企业以实现经济增长的情况。因此，在发达市场经济中是不能用国有企业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因而国有企业不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可选政策工具。

在二元经济系统中，经济由占比例较低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和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经济部门所组成。实际上，这是二元经济的特征定义。二元经济的绝对规模较小。在其中经济活动的复杂程度较低。在现代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是很简单的，仅仅是传统部门提供给现代部门品种很少的一些初级产品，换回维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同时现代部门与国外的联系也局限于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后在国内销售或出口。制造品的品种也很少。除了在与原宗主国有密切联系的领域，与大规模复杂工业生产相伴随的商业、金融、保险、法律等制度很幼稚。而且这些活动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中，广大农村尚处于近似于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中。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很难以市场机制的方式作用到整个经济中。针对现代部门的经济政策很难通过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边界。而除了通过那些直接影响传统经济赖以存在的初级产品，政府对传统经济的作用也是很小的，更何况是国际市场而不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决定这些初级产品的价格和需求数量。

在二元经济中，市场机制就很难成为政府政策的工具了。二元经济的政府还有另外的难题。它们必须发展本国经济以维持政权，但极度缺乏资本、技术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国内几乎不存在能动员人们的储蓄并将之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机制（实际上二元经济的一个特征就是储蓄率低），能动用的资本中一大部分是靠出口初级产品换回的外汇，除去进口必需的资本品和消费品，便所剩无几。更困难的是，除了在少数大城市，二元经济缺乏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于是在这样条件下，政府就必须承担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作用，把极其有限的资源分配到经济发展的重点上去。当然，为了实现同样的目的，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二是由政府指定受偏爱的私人企业去发展这些项目。政府通过授予垄断权、优惠贷款等方式予以支持，并获得相应的政治支持。前一种是拉美模式，后一种是东亚模式。

的确，在经济还处于幼稚阶段时，通过创立国有企业，政府可以直接命令企业生产，尽管产出不一定合意。这使政府有一种安全感和自主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府认为国家急需的产品的供给。当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对国有企业和政府实施经济职能的方式的态度就有了变化。拉美模式坚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限制和打击私人资本的发育，搞进口替代，这使得市场机制发育十分缓慢。政府所承担的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职能迟迟不能得到转移，反而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成为各派争夺的肥肉。这进一步导致了经济中寻租现象的盛行，反过来又进一步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发育。这样的结果就是资源浪费严重，劳动效率低，通胀严重。

而东亚模式则采取了鼓励私人资本发育的态度。本文不探讨这种模式背后的文化、政治根源。尽管私人资本也要通过非市场方式来争抢有限的资源，但是它们之间的竞争更多是市场性的，是培育市场机制的行动，而且政府支持的贷款是一个硬约束，迫使私人资本提高效率。这与拉美模式通过滥印钞票来为国有企业创设与生存融资所形成的预算软约束有本质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东亚模式采取了出口导向，把企业拉到国际市场上去锻炼，这进一步刺激了国内市场机制的发育。拉美和东亚的经济发展成果有很大的差异。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不同的经济系统决定政府的政策可选集不同。如果是发达市场经济，那么政府的政策工具就必须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而绝不可能是国有企业。如果是二元经济，在度过了最初求生存的阶段后，政府或者选择依赖国有企业，或者选择鼓励私人资本和市场机制发育。在经济复杂程度不高时，直接控制国有企业的确可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可以说国有企业在实现政府经济目标方面有很上乘的表现。这时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的经济控制力最强。但随着经济复杂程度的增加，政府要通晓的经济关系越复杂，而且链越长，成本越高。即使每个国有企业都实现了分配的具体目标，但是最终产品可能得不到市场的欢迎（除非所有产品都实行分配，取消货币），那么产值这个目标达到了，而别的指标却达不到。这在苏联经济史上司空见惯[2]。因而实际上政府的通过国有企业的经济控制力大大降低了。反过来，如果政府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和私人资本，虽然政府不能直接决定经济指标，但是在政府创造稳定的环境的条件下，政府所希望的目标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实现。

对于上述论点，还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作一解释。由于经济复杂程度的提高，产品质量的维度也在增加，那么这增加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考核的难度。比如说，对钢产量的度量就已经超出了原苏联中央计划部门的计算能力。钢种类上千。每种钢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质，外形等等都不同。对于一个综合钢铁企业，它生产上百种钢。要是按所有的维度来考核其经理，这是最理想的，但是却不可能实现。那么就只能以“吨”作为其绩效的衡量标准。于是经理就会注重产量而非质量。这也先解释了为何前苏联产品质量低劣。而大多数拉美国家国有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差强人意，也就可以理解了。即使按考核标准，政府的经济目标都达到了，那么是否就可以说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就大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否则苏联现在还会生龙活虎，拉美各国也不会大刀阔斧地私有化其国有企业。

第二节国有企业作为经济政策工具对经济控制力的影响

上一节已经明确定义了国有经济控制力是政府使用政策变量实现政策目标时的时滞和逼近问题。对于发展中经济而言，国有企业是一项可选政策工具。它对于发展中经济政府控制力的影响是必须深入研究的。

对国有企业这种影响力的研究首先要回答五个方面的问题：

1、为什么政府要设立国有企业？

2、为达到同样的目标，政府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3、在什么条件下必须由政府创立国有企业来达到既定目标？

4、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方式和效果如何？

5、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效果如何？

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目的和动机是复杂的，往往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综合作用结果。本文不能过多分析设立国有企业的政治动机和利益，只指出，公共支出是无须偿还的，因而是各派政治利益集团争夺的对象。在特定的政治传统下，设立国有企业是分配预算收入的一种方式。下面主要分析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规范性经济动机。

正如前一节所分析的，在经济初建之时，国民经济所能动员的资源是极其有限的，这些资源首先要用于维持国民的生存。而在这种经济系统中，市场机制要么被毁坏殆尽，要么从未存在过，那么政府就必须作为资源的分配者，来实现上述生存目标。这在二战后的德、日和遭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是普遍的做法。在非洲新独立的原殖民地也都采取了这种做法。也就是说，在市场机制不存在时，政府分配资源的方式在满足人类最基本生存需要方面在这时是最有效率的，因而政府的经济控制力也最大。

在战后的西欧，也曾盛行过国有化的做法。比如具有社会民主传统的法国在本世纪有三次重大的国有化运动，七十年代后期的国有化运动登峰造极。法国政府在密特朗执政期间，通过国有化运动控制了工业企业营业额的40%，出口的34.6%，投资额的23%，在历经多次私有化运动以后，法国国有企业仍雇佣了全部非农业劳动力的23%，创造了28%的增加值，40%的投资，30%的出口，连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也分别在40年代末和70年代两次掀起国有化高潮。

法国大规模国有化的根源一方面有社会民主传统和中央集权的传统，另一方面和自由主义的英国一样：国内资本市场运作与政府经济目标背离。法国在二战中作为主要战场，英国也遭受纳粹的狂轰滥炸，基础设施破坏严重，因而不约而同地在战后马歇尔计划实行时，大规模地建设国有企业，而且都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其经济学上的理由已经分析过了。在七十年代，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开始，原来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再适应经济的需要。在当时固定利率和固定汇率的约束下，私人资本认为投资到基础设施中去所承担的巨大风险无法得到补偿，于是私人资本对基础设施不感兴趣，纷纷进入欧洲资本市场或进入当时的拉美国家以获取高额回报。因此，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英法两国在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基础设施方面由市场引致的投资不足。私人资本的利益与政府自认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产生了矛盾。实际上这是一个公共产品融资的问题。很显然这可以由政府来为之融资。但是由于在欧洲资本市场上的收益率与投入到基础设施中的经风险调整的预期收益率的差别是如此之大，即使加上政府补贴，也不能说服足够多的私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于是只能由政府亲自出马，设立国有企业。

当然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设立国有企业的原因不完全是由于私人资本回避这些领域，尽管这是政府在此领域设立国有企业的充分条件。从维持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的角度，基础设施领域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应该是在满足一定标准后价格尽量低的。但是在这些领域，由于技术上的特性，企业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私人资本一旦进入了，就会利用这种优势，来取得高额利润。也就是说，政府对这些领域必须进行管制的事实使这些行业的风险调整后的预期收收益很低。这才是私人资本回避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政府要管制这些领域。形成垄断并不是政府进行干预的充分条件。全世界的邮政都是垄断，在美国和欧盟，民用飞机制造现在也是这样，而政府并不动用反垄断法去攻击这些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基础设施和高技术领域对经济作用不一样。比如电力、煤气、自来水、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如果听任它们充分发挥其垄断优势，那么社会生产的一个很大的份额将落入这些领域。但这些领域的产品和服务是无收入弹性的，而且本身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其产品和服务品种单一，质量标准稳定。实际上，在西方，煤气、供水、电力标准在过去一百多年没有太大的变化。把社会增加值一个很大的份额交给这种没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从经济的持续发展来看显然不是有效率的。因此政府必须管制使之只能刚刚能够提供符合标准的产品和服务。当一国资本丰富时，在政府给予适当的优惠时，私人资本也可能愿意进入这些领域。比如美国，资本丰富，利率较低，因而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也占有很大的比例（一般超过60%）。相对而言资本稀缺的国家，如欧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往往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来提供产品和服务。邮政服务由政府提供是同样的道理。一封信函的运输价值是无法与其所承载的社会和个人价值相比的，家书抵万金，谁能说清这些关系呢？正是如此，按商业运作的企业会发现将一件信函送到其目的地的费用却无法通过商业途径回收时，它便会退出这个市场。的确，最初的通信就是按商业规则来进行的。但社会的发展表明，政府必须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通信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公共产品，因而政府必须提供之。因此，大家看到信函的运输是政府垄断的，因为没有别的企业会进入这个领域，而包裹的运输却是竞争性的。

即使是在上述情况下，如果信息是对称的，那么政府也可以通过向私人资本提供足够的补贴来引诱之进入这些领域。然而我们却看到这是很难做到的。要提供足够的补贴，那么政府必须就企业所提供的服务（产品）的边际成本、质量和数量进行量化。考虑到这些企业行为的外部性，那么这种计算将更复杂。这样政府很难准确地估计出应支付给企业的补贴。在信息经济学中，委托—问题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人说真话，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考虑到这些领域的投资是专用性的，那一旦投资形成，便成为沉淀成本，投资者要撤出只能蒙受巨大损失。那么在私人资本和政府之间就形成一个二阶段动态博弈。第一阶段私人资本根据政府所承诺的优惠条件和所提出的要求作出投资决策，第二阶段政府根据私人资本的绩效作出对承诺的全部或部分兑现。已如博弈论告知的，在这种博弈中双方的行为将是动态不一致的。比如，给定投资者决定投资，那么由于许多与绩效评估和补贴估计相关的衡量指标难以被第三方所认知，那么政府就有动机通过宣布私人资本绩效不合格而削减对私人资本的补贴。只要补贴加上运营收入能抵消变动成本，私人资本就不得不继续生产。预期到这样的结果，私人资本就不会进入。因此，在诱使私人资本进入沉淀成本巨大的领域时，这种博弈的唯一均衡只能是私人资本不进入和政府不提供补贴，尽管投资者进入和政府提供补贴是帕累托最优的。

由于国有企业在何种条件下必须由政府设立来实现政府的经济目标是如此的重要，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命题：

国有企业合理存在性命题：只有在提供政府重复采购的某种商品所需的投资具有高度资产专用性，而且约束当事人各方的合同是不完备时，才会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即高资产专用性，不完备合同和重复采购是国有企业合理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满足这三个条件并不是说国有企业不能存在，而是说它的存在是不合乎经济学的效率原理的。

为了从经济学意义上理解这个引理，首先要把政府理解为一个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它是否决定在某个领域建立国有企业就可以理解为政府这个企业是否向这个领域纵向一体化或多角化。

首先资产专用性这个概念不同于专用设备，一台加工螺旋浆的设备是专用设备，但它不一定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一般来讲，资产专用性是指资产所有者的投资只能通过特定交易所产生的租金回收的这种性质[3]。比如一套被设计专门处理某个矿山的矿石的设备就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反过来，一台通用型机床就无乎没有资产专用性。一旦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那么投资者只能期望与这投资相关的特定交易能持续下去。因为他从其他交易中的收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部份差异就是经济学中的租金。准确地讲，这就是可掠夺的租金，因为交易另一方可以通过威胁中止交易来迫使投资方接受一个刚够弥补变动成本的价格来获取租金的绝大部分。

合同的不完备性是由于四种交易成本所造成的，一是签约双方不能预见未来的全部情况。二是无法用精确的方式规定未来各方的权责。三是监督契约执行成本很高。四是强制执行契约的成本很高。这是因为由于所涉及问题极复杂的，局外人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金钱来了解各方的立场和实际情况，并作出判断：重复购买的含义是自明的。

我们只需证明不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不合乎经济学效率原理的，即此时政府可以采用市场方式来更有效地实现同样的目标。

实际上前面我们已经多角度来论述了这个命题。现在只须从定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说明。根据资产专用性的定义，当投资不是资产专用性的，投资者可以从其他交易中获益并收回投资。因而该交易存在竞争性交易，那么存在着一个竞争性市场。那么显然政府作为某项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者将面临相互竞争的供给方，因而除非政府具有特殊的技术使它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好的质量自行生产此项服务或产品，否则政府应该从市场上采购。然而如果政府有更好的技术，那么它不向社会提供此项产品或服务，就是损害了社会福利。假设政府拥有这样的技术，那么政府应该纵向一体化。那么除非是规模效益递减的，提供此项服务或产品的国有企业将或者垄断市场，或者与私人资本竞争。如果是垄断，那么政府应该动用反垄断法来起诉该国有企业。如果是国有企业和私人资本并存，只向国有企业采购则违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样应受到制裁。如果政府同时向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采购，说明即使完全由私有企业来供应也不会形成供方垄断。因此，只要不存在资产专用性，就没有国有企业合理存在的必要性。

如果不存在不完备合同，那么私人资本的所作所为都是可以合理地测度的，那么政府可以准确计算出应给予的补贴，政府因而也无正当理由必须设立国有企业来提供此项产品。

如果不存在重复购买，那么显然更没有正当理由设立国有企业来一次性生产这种产品。

必须注意的是，这三个条件仅仅是必要条件，即使满足了这三个条件也不一定就必须设立国有企业。美国军火工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满足这三个条件，但美国政府采用的是长期契约而不是纵向一体化来提供这种产品，这并没有影响到美国国防。

至此我们已经研究了三个问题：

1、为什么政府要设立国有企业？

2、为达到同样的目的，政府是否有其他途径？

3、在什么条件下，政府必须创立国有企业来到达既定目标？

既然在一定条件下国有企业是政府控制经济的工具，那么就必须回答两个问题：

1、政府如何才能控制国有企业？

2、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的效果如何？

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应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国有企业按前面所定义的合理方式存在时；另一种是国有企业被过多地设置时。如果国有企业合理地存在，那么按定义，政府要实现的目标只能由国有企业来实现，因而就无从谈起控制效果的好坏。这时的判别准则只能是政府提出绝对的标准。这就是说在讨论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的效果好坏时，是在各选择中进行比较的结果，因而只有在国有企业被过多设立时方能有意义。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和通过国有企业对经济控制的效果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是相互联系的。为此，从过多国有企业设立的经济后果开始分析。

国有企业的设立首先是融资问题。从资金来源看只有两种，一是由财政拨款，或发行国债筹资。二是由政府直接贷款或是由政府担保国有企业组建机构获得贷款。即使由财政拨款建立的国有企业在进入营运后，也要依靠银行贷款作为周转资金。因此一旦开始建设新的国有企业，那么一方面公共支出增加，另一方面银行信贷也增加。根据内生货币和外生货币理论，以财政拨款或国债融资建立的国有企业，它的融资是以政府的征税权力为抵押的，只不过是收入在不同阶层和不同时间的重新分配。这种国有企业因而可以被称作内生的。根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时存在“李嘉图等价”，对经济的冲击将是微小的。这就是说，如果政府建立内生型国有企业，而且这些国有企业具有平均水平的效率，那么对经济的冲击在储蓄率、利率和产出方面是很微小的。显然，如果政府设立这种国有企业，它对经济的控制不会比市场做得更好。当然如果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率，那么的确会提升经济的增长。但只有在市场很不完善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没有理由私人资本为什么不采用同样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这也指出了国有企业合理的分布。即在私人资本无法从事的大规模、高技术领域。比如政府认为为它需要一座年产40万吨乙烯的化工企业。但是就大陆当前的实际情况，私人资本是无力提供的，于是只能由政府来提供。这样政府就可以提升经济增长。但问题是政府应该努力培育私人资本，使之在复杂的经济建设方面越来越有能力自主，而不是采取压制私人资本，以保持自己的独尊地位。对于经济建设，这种武大郎心态是不行的。

更多的国有企业是靠贷款或增发货币来建成的。那么这种做法就是将资源从那些不能相应提高自己资源价格的弱势集团掠夺过来，比如那些依靠养老金生活的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国有企业我们称之为外生性的。显然外生性国有企业是通胀性的。首先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规模只受信贷规模，最终只受中央银行贷币供给限制。而大力发展国有企业的都是发展中经济，其银行体系是国有的，或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因而创立国有企业的冲动往往导致政治压力膨胀，使中央银行贷币政策松动。其次贷款建国有企业有群动效应。一旦政府开始使用贷款兴建国有企业，那么各方面都会努力证明自己项目的重要性，纷纷抢夺信贷资源。大量的项目同时开工，必然对经济造成通胀压力，尤其是通胀的预期压力攀升更快，从而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

下面分析在外生型国有企业丛生的环境中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按定义，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高于平均水平。即使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中很大比例是长期贷款，但它们总是要偿本付息的。一旦政府被迫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比如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或国际收支赤字），那么国有企业的短期融资成本显然上升。这一方面减少了营业收入中可以用来偿还长期负债本金和利息的部分。这是因为企业需要短期融资来提供周转资金；另一方面，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从总体上减少支出，这将导致国有企业营业收入的增幅下降，甚至使之绝对下降。显然，除非政府对外生型国有企业注入资本，那么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将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上升。如果政府因为政治原因不允许国有企业破产，那么它就必须为外生型国有企业的亏损融资。但是政府之所以建立外生型国有企业，是因为它缺少足够的财政收入来为之融资，因而对国有企业的这种补贴显然也不可能主要由财政支出来融资。因而政府要么利用国债融资，要么放弃紧缩的货币政策，用通货膨胀来融资。在用国债融资的情况下，政府必须用更高的利率（紧缩的货币政策意味着更高的利率）来发行国债，这样将进一步减少私人资本的投资愿望。即使购买国债的居民有正的财富效应，私人支出也要下降。注意到政府的任何一种为国有企业亏损融资的方式都是收入再分配，即政府把不小于亏损的那部分收入分配给了与国有企业亏损直接相关的群体。事实表明国有企业的亏损是导致少数居民富裕的原因之一，那么采用补贴亏损的方式显然将违背政府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目标，除非它宣布它是为少数人谋利的。如果这部份人用获得的补贴来购买政府国债，那么他们将有正的财富效应，这是因为首先这部份人所用来购买国债的正是所分到的国有企业亏损。其次，日后这些国债的偿还将由全社会的纳税人来支付，因此这部份人将更富裕。相应地另外的人将更贫穷。这部分人所占人口的比例低，而且从一个社会角度来看，其支出占社会总支出的比例也不应该超过其它人的，否则这个社会就是在制造和维护两极分化而且是毫不掩饰，那么建立国有企业就是为实现这种目标。但是我们不认为讨论这种政府的经济控制力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将讨论限制在一个受其公民支持的民主政府上，那么外生型国有企业显然将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背离其原先的目标。在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下，将有更多的外生型国有企业被设立，从而要求更猛烈的膨胀性货币政策，显然这是不可选的。因此，货币政策在丛生的外生型国有企业是失控的。

通过财政政策的控制力在这种情况下也将大大削弱，给定外生型国有企业丛生的条件，政府的公共支出的自由空间会很少。这是因为，如果政府可以自由地增加其支出，那么在上述分析的结果下，政府没有理由不增加对国有企业的资本注入。假设政府突然有能力增加其支出，可能性有二：一是政府获得国外援助。二是政府增强了税收征管，使在名义税率不变情况下，税收可大大增加，而且还假设政府并不将新增收入注入外生型国有企业以增加其资本。

对于政府加强税收这一种情况下，显然实际税率将上升。一般而言，这将使那些无法再逃避税收而且处于边际的企业退出，这当然会包括一些外生型国有企业。如果政府不允许这些企业破产，那么就必须对这些亏损企业进行补贴。这自然会降低公开支出增加的刺激作用。若政府允许这些国有企业破产，情况则比致复杂。首先，公共支出增加是由于实际税收增加，那么私人的可支配收入下降，从而使消费减少，进而使投资减少。即使消费者消费惯性使消费不变，那么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必然使储蓄下降，同样也会使投资减少。公共支出增加无非会有两个后果，一是政府规模扩大，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这将增加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增加投资，创造更多的国有企业。一方面一部份企业由于实际税率的增加而破产，使产出下降，另一方面消费加投资增加，将提高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假设总产出增加。这时中央银行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不放松银根，那么生产的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增量将推高利率，这将使那些以借款为基础的外生型企业陷入破产从而使经济陷入衰退。另一方面，如果放松银根，则将进一步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从而使经济进入通胀螺旋中。如果税收的增加导致总产出下降，这更说明财政政策失效。当然，在实践中会存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方法，但是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钢丝杂技。

国有经济范文篇2

一、整体性原则，即从国有经济的整体出发，搞好搞活国有经济。

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调整与改组的目标，就是要收缩战线、集中精力、保证重点，从整体上搞好搞活国有经济，而不是要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因此，国有经济调整与改组途径的选择。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都要体现整体性原则。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立足存量资产的调整，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国有经济必需进入的领域，依托新的体制和机制，以更大力度发展国有经济，在国有经济不必进入的领域，坚决地退出来。加大改革力度，推动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促进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的建立和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主导性原则，即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不是不要国有经济，而是要去其枝叶，壮其主干；不是削减国有资本的绝对量，而是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到那些急需发展的领域，集中到那些关系到国家战略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业，以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及其特定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产业的控制和发展；对竞争性产业中非国有经济力量的控制和引导；对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物质环境所产生的带动作用。此外，国有经济还承担着一些体现制度特征和国家利益的特定功能，这包括：保证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实施；在那些关系国家竞争力的高风险领域进行投资，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等。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应有利于上述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和特定功能的实现。

三、规模化原则，即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的规模水平。

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实力，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和象征。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就是要在放开放活国有小企业的同时，收缩战线，扶持重点，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改善国家对国有经济的管理，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因而在实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过程中，要坚持规模化原则，要有利于国有经济规模水平的提高。

四、流动性原则，即有利于促进国有经济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

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但是，由于国有经济存量资产在归属方面的部门化、地区化和管理方面的实物化，致使国有资产难变现、难流动、难重组。国有经济不能随市场态势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国有资产存量难以通过流动和重组得到优化，这既影响国有经济的效益，也影响国有经济功能的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其资产能否顺利地流动。因此，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必须遵循流动性原则，要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实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化管理，促进国有资产存量能够随市场态势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不断流动和重组。

五、创新原则，即有利于建立一个促进国有经济调整的新机制。

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是多方面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对其进行调整，不能仅着眼于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状态，而应在这一过程中，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建立一个促进国有经济不断调整和优化的新机制。通过新机制的建立，推动企业的优胜劣汰，使优势企业能够迅速扩张，劣势企业能够及时被兼并和破产；通过新机制的建立，使国有经济能够及时进入必需进入的领域，及时退出不必进入的领域。因此，对存量国有资产的调整，必须遵循创新的原则，着眼于新机制的建立，使增量国有资产的进入，不是对不合理的存量布局进一步强化，而是一开始就依托新的机制，具有自我调整和优化功能。

国有经济范文篇3

一、国有经济探源及内涵

探求和追问国有经济存在的理论依据，首先我们必须诉诸于对国有经济产生历史的考察。

（一）西方国家国有经济产生的历史渊源

西方国家发展国有经济由来已久，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有官办工厂。英国早在1657年邮政总局就属国有。15世纪下半叶，西欧许多国家把采矿业、冶金业、金属加工业掌握在自己手中。意大利政府办了瓷器厂等，甚至连罗马的教堂也有官办的制造厂。［1］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是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在辅助功能上；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日益尖锐，自由市场经济的盲目性体现出来后，发展国有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干预就成为必然的现象。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无一例外地发展国有经济，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和巩固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最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资料，70年代中期，包括美国在内的70多个国家当中，国家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平均为16.5％，不包括美国在内的近50个国家中，国有经济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9.5％；80年代，多数西欧国家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仍达20％以上，在1984—1993年的10年间，美、日、德、英、法和意大利的政府投资在国内固定资本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平均分别为15.6％、23.8％、11.6％、17.2％、16.2％和16.7％。［1］在西方发达国家，国有经济的起源在于国家行为，国有经济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性是国家要弥补市场的不足。国家通过国有化或直接投资建新企业的方式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目的是期望它作为一种国家调节经济的政策工具发挥作用，应该说西方发达国家国有经济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根据客观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

（二）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产生的历史渊源

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产生有其特殊性，可以说是先有国有经济的理论指导，后有国有经济的实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是：无产阶级首先获得政权，“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及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P272）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国家占有生产资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环节，要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就必须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历史必然性是国有经济的逻辑基础，大规模的国有经济使得计划经济可能执行。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大力发展国有经济，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

所以从国有经济的起源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国有经济的动因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有经济是为实现某些社会政策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形式，主要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其政策目标，也可以说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方式，是弥补市场缺陷的一种手段。西方国家对国有经济在历经国有化和80年代的私有化之后，国有经济的作用更加体现在避免市场失灵上。而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把国有经济当成普遍实行的经济制度，计划经济的发展最终要求全社会都实行国有经济，把国有经济作为克服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从而保证在社会主义社会有计划、按比例地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手段；并且片面地把计划下的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在一定时期甚至否认了商品经济的存在。

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阶段性，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商品经济不但不可能取消，而且还必须大力发展，在生产力发展多层次的情况下，盲目地推行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不能最优地配置资源，必须通过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与其他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形式，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所以对国有经济怎样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存在理论依据何在，以及如何评价国有经济的历史和现实，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共产党领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的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三）我国国有经济的内涵

国有经济是公有经济的组成部分，是指资产归国家所有的经济成分（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1年10月10日公布的《关于统计上划分经济成分的规定》的第四条指出：公有经济是指资产归国家或公民集体所有的经济成分，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第五条指出：国有经济是指资产归国家所有的经济成分。）。在我国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把国有经济直接等同于全民所有制经济，认为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采用国家所有的形式，到目前为止人们在观念和文献中经常把两者等同起来。简单从概念上来讲两者的区分比较明显，但是由于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作为全体人民的代表，行使和表达全民的意愿，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国有经济等同于全民所有制经济（注：也有学者认为用全民所有制的概念是对国有制概念的一种倒退。参见参考文献［3］。）。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以及对西方产权理论的深入了解，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引起了广泛重视，也有学者按照委托理论认为国家也是人。本文在概念使用上认同“资产归国家所有的经济成分”这一定义。国有经济在宏观上包括一切归国家所有的资产，因为所有制关系从广义上说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有制关系体现为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中的关系，所以国有经济在广义上包括人们在国家所有的经济成分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上关系的总和；在狭义上主要指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并不等同于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在微观上的一种表现形式。把国有经济局限于国家所有的企业资产，我们认为这只是对国有经济的狭义界定，因为即使在微观上国有经济也不仅仅局限在国有企业的资产上，还包括国家所有的其他形式的资产，比如大型公有设施、国防物资等。这些资产属于社会再生产的共同的外部条件，具有广泛的外部经济效益，因而它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同样属于国有经济的范围。我们认为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上双重界定国有经济，才能更好地理解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只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对国有企业改革，更是明确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我们探讨国有经济的内涵，对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加以区分在具体企业之中也十分必要（注：关于国有企业的不同定义，参见参考文献［4］（P1）。）。比如从以下的规定来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区别很明显，“国有绝对控股是指在企业的全部资本中，国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大于50％的企业；国有相对控股（含协议控制）是指在企业的全部资本中，国家资本（股本）所占的比例虽未大于50％，但相对大于企业中的其他经济成分所占比例的企业（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由国家拥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协议控制）”（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关于统计上国有经济控股情况的分类办法》。），这两类企业都可以称为国有企业，但是国有经济是单指这两类企业中的国有经济成分而言的。

二、东西方国家国有经济存在的共性理论依据

从国有经济的起源来看，东西方国家国有经济建立的最初原因是不一样的，但是国有经济产生之后，作为一种世界性普遍存在的现象，从国有经济发挥的功能来看都有其共性和不可替代性。国有经济作为一种不同于一般所有制形式建立起来的特殊所有制形式，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无论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经济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存在形式都有其共同性的理论依据。

（一）国有经济提供公共产品理论

众所周知，完全的市场调节存在弊端，也就是在提供公共产品领域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当前西方经济学的通行说法是公共产品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即在给定的生产条件下，向一个额外消费者提供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某人对公共品的消费并不影响别人同时消费该产品及其从中获得的效用；二是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即某人在消费一种公共品的时候，不可能将他人排除在外，或者排除的成本很高。［5］（P530）由于这两个特点，公共产品无法收费，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理性经济人”的私人企业不愿生产或无法生产，政府不得不通过国有经济的形式把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承担下来，如国防、法制、环保等等。另外具有上述两个特点中一个或者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上述特点的产品我们称之为“准公共产品”，同样需要国有经济来提供，如输电、煤气、供水、教育等等。这些产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具有“拥挤性”，在未超过拥挤点的范围内，每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因此增加额外的消费者，不存在竞争性和排他性问题，具有规模经济的特性。超过拥挤点之后，新增加的消费者的边际成本开始上升，产生了竞争和排他的问题。由于此类产品的双重特性，政府和私人在理论上讲虽然都可以提供，但是私人提供，或者由于私人收费的成本过大，或者由于巨额沉淀成本或固定成本的存在，会导致浪费性的重复建设，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所以对于准公共产品而言，国家以国有经济的形式来提供准公共产品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

（二）国有经济存在于自然垄断行业理论

自然垄断行业是经济学上的传统概念，早期的概念与资源的集中条件有关，主要是指由于资源条件的分布集中而无法竞争或不适宜竞争所形成的垄断。现代经济学对传统观点认识有所深化，认为对自然垄断的恰当定义必须建立在成本弱增性（Subadditivity）而不仅仅是规模经济的基础上。认为即使规模经济不存在，或即使平均成本上升，但只要单一企业供应整个市场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的成本之和，由单个企业垄断市场的社会成本最小，这样的企业仍然是自然垄断行业。存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行业有以下两个特点：（1）进入壁垒高；（2）沉淀的成本大。［6］尤其是第二个原因为国有经济进入自然垄断行业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创建初期的高成本，使得私人企业望而却步，但由于这些行业对经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必然要由国家来提供。在各国的历史上以及大多数国家的现实经济中，自然垄断行业中国有经济都占有很高的比重。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对自然垄断行业认识的深化，国有经济不一定是其惟一的提供主体，而且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经济的具体形式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要引入竞争机制、尽量减少因为垄断定价享受高额利润导致效率低下的问题等等。但是由于成本的弱增性是在企业形成之后，只要存在着成本弱增性就会为自然垄断提供依据，因为只要单一企业生产的所有产品的总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之和，国有经济存在于最初由其建立的垄断行业之中有其“路径依赖性”［7］，并且符合经济效率原则。

（三）国有经济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

国有经济作为国家所有的经济成分，能够更好地实现政府的经济职能。“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对经济袖手旁观。现代经济中，政府针对市场机制的缺陷肩负起了很多任务……，政府对于市场经济主要存在三项职能。它们是：提高效率、增进平等以及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增长。”［8］（P27－28）国有经济特别是其微观典型形式国有企业，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上的调控。绝大多数国家为了实现扩大社会就业、缩小地区差距等宏观经济目标都建立了国有企业，“国家建立国有企业的根本目的通常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因此从逻辑上讲，企业如果不负有特定的社会目标，就不必是国有企业……从历史和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来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是负有特殊社会目标的产业，国有企业越有存在的必要，比重通常也越高。”［9］（P61）在市场经济中国家建立国有企业可以实现市场机制自身不能达到而且政府也难以用其他的间接干预手段来实现的某些社会政策目标（注：私有制和公有制中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所区别，参见参考文献［9］（P38）。），国有经济更加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特别是在一个国家进入经济的萧条时期，通过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尤为重要。据有些学者研究［10］，同国家干预经济的其他手段相比，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国家干预有一些独特的优点：第一，建立国有企业的成本较低；第二，国有企业是对付垄断的有效办法；第三，国有企业是一种比较灵活的政策工具，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第四，国有企业是政府贯彻其政策意图，实现其经济计划的有效工具；第五，对涉及国家主权、国家机密的产业不能仅仅从经济上考虑，在这方面，国有企业有较高的可靠性。以上理由为国有经济通过国有企业的形式来干预和调控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国有经济有利于国家安全和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理论

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控制力量之一，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保证国家安全，国家必须采取包括建立国有企业在内的各种方式来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作为国有经济控制力量的国有企业，是国家可以掌握的应付突发事件和重大经济风险的重要力量。而且国有企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主干力量。为建立和发展国家战略性产业和有力地支持高技术产业的成长，各国政府都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作为这些产业的基本力量和先行者，这些国有企业往往体现了国家战略产业核心技术水平和产业国际竞争力。另外国有企业是现实条件下非国有企业不易进入的特殊产业的替代生产者。在各个国家的各个发展时期，总有一些特殊的生产活动是不宜由非国有企业来承担的，例如，印钞制币、特殊矿产的开采、生产特殊的药品、制造特殊的武器等等。对于这些行业一般都采用国有经济的形式，即通过国有企业来提供。

三、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存在的特殊性理论依据

我国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的一种回归和修正，但是调整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西方国家国有经济的规模和比重。东西方国家国有经济的存在有其共同的理论依据，但是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国有经济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完全相同，作为一个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国有经济有其特殊性的理论依据作为支撑。

（一）国有经济作为经济基础并保持控制力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

从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起源来看，国有经济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如果说经济因素决定所有国家选择国有经济的形式来弥补市场失灵，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构造者在进行国有经济制度选择的时候，其理论依据主要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立国有经济是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理解。正是源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与社会化的矛盾的不可调和，国有经济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我国不发展国有经济，不可避免地将遇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个前提并没有消失，因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P373）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除了所有国家的共同原因外，还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保证，从事生产经营的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实物质基础。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我国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必须有一定的规模和比重，国有经济才能发挥经济基础的功能。随着非公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国有企业在充当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同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保证就成为迫切需要。这就决定了我国国有经济存在着与西方发达国家国有经济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决定了我国国有经济不但在质上要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而且在量上也要超过仅作为调控工具所要求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来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对国有经济的认识，我国经历了片面追求规模、追求数量的阶段到对国有经济“质”的重视。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1）国有经济的作用既要通过国有独资企业来实现，更要大力发展股份制，探索通过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来实现。（2）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3）国有经济应保持必要的数量，更要有分布的优化和质的提高。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为国有经济进一步的战略调整和深化改革提供了方向。我国要保证国有经济控制力不是制度之外强加的，而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发挥，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为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促使我国经济健康、合理、快速地发展。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不是简单的规模多大、比重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其他行业和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加强重点，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国有经济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总量将会继续增加，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分布更加合理，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会有所减少。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这种减少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国有经济发挥控制力的理论不仅为国有经济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国有资产管理、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指导方向。

（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形式有利于执行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

我国的国有经济存在的理论不仅在于意识形态上的要求，发展经济的现实也要求大力发展我国的国有经济。国家直接投资发展国有经济能够更好地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在经济上、技术上赶超先进国家的任务。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政府从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和整体发展的需要出发，制定恰当的政策，调动各种有效资源，集中投入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领域，实现国民经济的飞跃性发展。建国之初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2］（P982）从“一五计划”开始，以156个重点项目为龙头，国家有计划地建设了一大批骨干企业，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提高了重工业比重，发展内地工业，并使国有工业企业成为强大的主导力量，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林毅夫认为，国有企业及其特殊的治理结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产物，“为了避免非优先部门同优先部门竞争低价格的资源，确保有限的资源用于‘赶超战略’所规定的优先项目，在资金、外汇、劳动力、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的配置机制上，计划和行政控制代替了市场。为了压抑竞争和防止稀缺资源游离出优先发展部门，国家垄断了银行、对外贸易和物资分配系统。”［13］也就是说我国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是由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需要。还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融资体制。也就是说之所以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是因为需要国家筹集经济发展的资金用于经济发展和赶超。［14］也有学者认为，政府替代企业家职能也是发展国有经济的必然选择。我国建国之后，国家要促进经济发展，最稀缺的要素就是企业家，但是历史没有提供在短期内供应足够数量企业家的条件，以国有经济的形式建立国有企业，以政府来代替企业家就成为必然的选择。［4］（P9－10）应该说建国以后，我国发展国有经济有其合理性，并且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现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快速发展经济，实现经济的腾飞和对发达国家赶超的任务仍然存在，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来主导产业发展。通过国有经济的形式举办国有企业的产业依据已经得到理论和实践证明。美国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AlbertO.Hirschman）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时提出了产业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重要概念。他认为“后向联系比前向联系具有更高的重要性”。［15］（P90）政府应当选择产业间依存度尤其是后向联系的依存度较高的产业，作为其创办国有企业的战略选择。这样可以通过国有企业的活动来刺激其他产业的发展。我国推行工业化初期一直强调重工业的重要性，并且在这些部门基本上实现了国有国营，这对我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国有经济在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现在和未来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对政府确定需要扶植的幼稚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一定时期内国有经济要积极主动地进入，待形成优势产业后，视重要程度可继续发展，或是退出。对有些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国有经济可积极进入，实行控股。通过这种进入—退出—再进入，优化国有资产存量，实现国有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功能。所以说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理论是国有经济存在的一个特殊的理论依据。

四、结论

以上我们探求和追问国有经济存在的理论依据，我们注意到考察东西方国家国有经济存在的理论依据既要考虑一般性又要考虑特殊性。任何制度的形成，都有特定的理论作为依据或指导思想，国有经济作为一种存在形式，无论东西方国家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种共性也可以说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在某些领域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作用所致。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国有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形成和演化受生产力发展水平、政治经济体制、文化历史传统等多方面的影响，国有经济承载的目标具有多元性，所以国有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存在的理论依据更是有其独特性：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要发挥经济基础的作用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控制力；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要以国有经济的形式来执行国家主导下的产业政策，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当然国家对于产业的支持和主导的具体形式要进行研究，尤其是“入世”以后，更要改变以前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来支持我国产业的发展。基于以上原因，在评价我国国有经济的时候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与实践，也不能对我国国有经济进行僵化的理解。对国有经济如何正确评价就成为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理论和现实问题。仅仅从利润的指标来评价国有经济，认为我国国有经济效率低下，国有经济应该退出竞争领域，国有经济战线应该全面收缩，本身就具有不合理性。应该看到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正是由于国有经济承载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外部成本，如果把国有经济的多重目标都作为成本，国有经济的效率当然就会降低了，特别是如果我们仅仅以利润作为效率指标的话。相反应该把国有经济承载的多重目标都作为国有经济的产出，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待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也不能仅仅以提供公共产品、弥补市场失灵作为国有经济存在的惟一理论依据，这样会导致国有经济规模过小，不能发挥国有经济作为经济基础的作用，失去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我们认为国有经济因为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应该保持一定的比重和规模，但是这种比重和规模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发挥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是一个标准也是一个指导原则。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自身的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的任务更为迫切，只有这样，国有经济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功能和作用，证明自身不但有其理论的合理性还有其现实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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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林毅夫.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学的发展［A］.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国有经济范文篇4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学术界对“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讨论尤其激烈。一些人认为，自2004年以来，我国“国进民退”的趋势正在加剧，“国进民退”是政府主导下的新一轮国有经济大举扩张，是改革的倒退。典型的案例有中粮入驻蒙牛、山东钢铁并购日照钢铁、山西煤炭的重组事件、央企纷纷进入房地产市场、政府四万亿注资大部分被国企分享。针对这些案例，有些人对“国进民退”目前的发展趋势表示担忧，认为当前国有企业不仅仅在关乎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自然垄断行业拥有绝对垄断地位。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也正在挤出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二、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性质和作用

这次“国进民退”争论背后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对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存在必要性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是如何定义的呢？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继续对国有经济改革做出要求：“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三、国有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优势

理论上，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能够证明国有经济只能存在于一些所谓的自然垄断行业，而不能够在竞争性领域有所发展。事实上，国有经济除了在石油石化、铁路交通运输、电网电力以及公共服务等行业具有垄断优势以外，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如汽车、金融业、装备制造业、建筑、房地产等行业，国有企业同样具有竞争力。2009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从2003年的6家增加到30家。

四、国有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竞争地位现状考察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至少在大规模经营领域，无论是创新激励机制还是资源配置，国有经济都具有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与非公有制经济实力大体相当。因此，国有经济完全有资格与非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但是，由于采取了公有资本的实现形式，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使公有制在收入分配中的自由度缩小，导致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不合理的税收负担，造成国有企业在履行社会义务上的不平等。

（一）国有经济要比非公经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根据国资委的《2009年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的定义，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为实现自身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遵循法律、道德和商业伦理，自愿在运营全过程中对利益相关方和自然环境负责，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履行国家责任，切实贯彻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维护国家利益是国有企业的内生目标。

（二）国有经济要比非公经济承担更多的税收负担。现代经济庞大的公共开支是由财政预算支付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国有经济是国家税收的纳税大户，国有企业交纳的税款在逐年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全国国有经济上缴税金突破2万亿大关。其中2002～2009年，中央企业上缴税金从2，915亿元增加到11，475亿元，年均增长21.62%，累计向国家上缴税金5.4万亿元。2009年中央企业完成向社保基金转持国有股55.3亿股，对应的市值为429.68亿元。国有企业为我国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同时国有企业的税负却比非公有制经济重很多。

第一，国有经济与其他非公经济相比税负是不公平的。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根据历年《中国税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研究国有企业税收问题，得出如下结论：2003～2008年，国有企业的税负大大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国有企业税负6年均值达到27.7%，是私有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5.16%）的5.29倍，是其他企业税负最高的股份公司税负平均值的2倍。因此，我国还需要深化财税改革，为国有企业创造公平的税收环境。

第二，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纳税管理也有显著差别。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全体人民所有，上缴税赋是国企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国有企业偷税漏税的动机较小，并且国有企业核算正规，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工作一般比较容易执行。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偷税漏税的问题则比较普遍。民营企业的私有性质决定了这些企业主观上存在偷税漏税的动机，并且由于我国的民营经济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规模较小，核算不正规，客观上存在征收管理上的难度。我国目前的税收管理手段还比较落后，税收管理存在很多漏洞，也给了民营企业可乘之机。

五、国有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仍存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国有经济是具有竞争优势的，能够创造出经济价值；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由于公有制经济的本质特征，国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承担了不对等的社会责任和税收负担，竞争力受到限制。因此，我国必须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建设，努力消除这种不对等竞争现状。

第一，建立垄断国企与竞争国企分开管理的监管模式。国有资本的性质和功能不同，决定了对国有企业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必须分开管理。对于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命脉的公用事业和军事工业等自然垄断领域行业，国有资本在这类企业中不具备完整的资本性质，应该由国家相关部门直接进行经营管理；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主要表现为政府参股或者相对控股的国有股份形式。这类企业满足《公司法》规定的企业独立法人性质，政府应该放手，按市场规律办事，由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现国有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真正意义上的分离。

第二，完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制度和法律建设。制定垄断领域和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标准。对于自然垄断行业，因为其自身兼备社会公共服务性质，因而需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它必须在可承受的亏损范围内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对于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要想保持与非公有制经济同样的竞争实力，就不应当年复一年的承担过重的社会责任，它应当与其他非公有制经济履行同样标准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的履行也需要有法律的约束。对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不仅需要通过修改所得税法来进一步充实和扩大其享有税负减免的实体权利，还要通过修改税收征管法、信贷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来为这些企业享受权利提供程序上的方便。对于逃避社会责任的企业，主要采取宣传教育手段使这些企业认识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意义，倡导企业建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但如果企业有诸如越轨运作、违规违法、拖欠工资、偷工减料、欺骗顾客、污染环境等违法行为，则需要运用法律手段予以惩罚。

国有经济范文篇5

一、所有制问题的基本理论

1.社会人的公私二像性

任何社会都是由一个个自然人组成的。过去我们总以为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而现在单个社会人或许更能代表社会基元的角色。如果一个公共设施或实体不能为任何一个社会人带来利益，那么该公共设施或实体就没必要存在，如果一个公共实施或实体只能为一个社会中的少数人带来利益（无论是否损害他人利益），那么该公共设施或实体也就难以称为“公共”二字。我们过去往往因为人口的众多而经常忽略个人在社会中的两面性特征：即社会中的个人既有自私性又具有公益性，因而就把私营企业那仅具有一点点公有性的成分也给完全抹杀了，尽管对股份企业的部分公有性我们一直坚信不疑。

（1）社会人的公私性比例模型

命题1假设一个发达社会中总共有n个人，每个人在发展机会上平等。问：该社会中的一个人的财富具有的私有性特征的比例为多少？公有性特征的比例为多少？

命题2继续命题1，如果n人社会中有系列财富property（i），i=1，k，且各份财富property（i），i=1，k的所有者人数分别为number（i），i=1，k。问：该社会的公共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例为多少？

分析：因为每个人在发展机会上平等，因而在考虑财富问题时，可以将社会量子化为一份份人的财富做累加法则，因此，不难得出上面两个命题的答案，结果如下：

答案1：一个社会人的财富具有的私有性特

（2）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公私性特征

对于国有企业，显然其私有性特征为0，公有性特征为1。私营企业根据上面命题1的答案，公有性特征是1/n（趋近于0），私有性特征是（n-1）/n（趋近于1）。集体企业介于二者之间，相当于命题2中的情形。这里，应该注意到一个非常微妙的重要差别，那就是国企和私企在公私性特征上并不是严格对称的：国企的私有性特征是严格为0，公有性特征是严格为1，而私企的公有性特征是近似为0，私有性特征是近似为1。

（3）每个人都有代表国家的权利

我们以前总是忽略个人或私企的公有性特征，那是因为人口众多的原因，假如某个社会就只有几个人，那么这时个人的公有性特征就举足轻重了。事实上，拥有数亿人口的国家，其运行也是通过不同层次的有限可数的嵌套群体来发挥作用的，在这些有限可数的群体中，任何一个群体成员的行为虽然更多的代表各自团体的利益，但因为它是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也在一定层面上也代表了群体的意志；如果把这种情况按照群体之间的嵌套关系延伸到从个人至国家这样的大尺度链条上，应该说，每个公民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代表他的国家，只是不同的人因时因地而异，就现实的个人来说，国家主席或总统最能代表其国家。可见，私营企业的血管里就包含有公有经济的血液，尽管其浓度很低。

2.系统社会的所有制格局

（1）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

命题3假设存在这样一个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社会中的各个成员各有专长，且具备充分的学习环境，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该社会所处的外部大环境不存在明显的战争威胁或生存恐慌，但一直存在必须不断开拓自然界物质资源，探索自然科学技术，解决人类自身社会问题和精神生活问题的烦恼。问：该社会的公共财富所占比例的平衡点存在吗？如果存在，平衡点的值应该是多少？浮动区域如何？如果不存在，比例值的区域如何变化？

分析：这个命题正面解决很难。不妨先判断平衡点存不存在，然后再求平衡点的浮动区域。因为是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可以参照社会系统理论方面的最新成果，如社会自组织理论、权利股份化、能力股份化、收入期权化等等细致精密的思想。显然，理想量子系统社会的公共财富所占比例这一参数的量值应该具有收敛的趋势，因为如果这一参数量值大起大落，将意味着要么成千上万的社会成员丧失财富，要么整个社会将不断地进行浪费交易成本的公共财富的私有化过程。

不妨继承命题1的社会基本模型，从单个人的公私二像性出发，来论证和计算这一问题，我们知道，一个社会人的财富具有的私有性特征的比例为（n-1）/n，公有性特征的比例为1/n，在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中，社会具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表现特征（等价于共产主义社会），这时，一个社会人的财富具有的公私性特征和该财富对其余所有社会人形成的公私性特征恰好形成了互补关系，也即，某个社会人的财富对该社会人来说是私有性特征的比例为（n-1）/n，公有性特征的比例为1/n，而该财富对其余所有社会人所起的作用来说是公有性特征的比例为（n-1）/n，私有性特征的比例为1/n，我们把单个社会人的财富所具有的这一性质叫做个人财富的社会镜象。因为在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中，任何人的财富是建立在为他人服务的基础上来实现增值的，一份财富的损失往往会带来一个价值链条的损失，当然，如果只考察个人，其财富的损失是私有性占（n-1）/n，公有性占1/n，但若延伸到上下游价值链，财富损失的私有性将会减小，公有性将要增大，直至公有性占（n-1）/n，私有性占1/n。

这样，我们就从命题1的聚焦个人的社会基本模型上升到聚焦社会价值链的系统社会模型。这里，我们需要引述社会系统中的一个辅助原理：乘积原理。

原理1乘积原理：社会系统中的关系系统具有乘积性特征

利用乘积原理，我们得出：理想量子系统社会的公共财富比率为该社会所有财富社会镜象的公有性特征比例的乘积：

附图

其中，k代表社会中子群的数目，x[，i]代表某个子群i的价值受益群体数目，y[,i]代表某个子群i的关系业务群体数目。该浮动模型较复杂，仅就平衡点值的变化特征列表1。

表1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公共财富所占比例的平衡尺度点的变化特征

附图

（2）公有经济的存在方式

依照上面的思想，系统社会的经济体系必然包含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两个密切相关的板块，其中，公有经济的存在方式主要有如下三种：国有经济形态、集体经济形态和私营经济形态，而私有经济的存在方式只存在私营经济形态和集体经济形态两种。

根据上面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的结论，公有经济比例平衡点值为（1/e=36.7％），这样，若用pr（nation）,pr（group），pr（private）分别代表公有经济的国有经济形态、集体经济形态和私营经济形态，则有：

pr（nation）+pr（group）+pr（private）=

e[-1]=0.367

可见，国有经济只是公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如果国有经济也存在比例浮动平衡点的话，其值也一定小于36.7％，具体到国有经济究竟应该具有多大的规模和比例才算合理，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关系结构。

我们可以近似地再次利用财富的镜象乘积原理得出，国有经济形态在公有经济板块中所占的平衡比例为（1/e=36.7％），这样，国有经济形态在一个社会经济体系中所占比例的平衡点值就变为，不妨把这一比例叫做广义的国有经济平衡点。一般，国有经济形态由国有企业和国家公共设施组成，国有企业是纳税人通过政府投资的有形财富，而国家公共设施是纳税人通过社会投资的无形财富，两种成分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我们可以把国企看成是国家公共设施在经济领域中的一种镜象，利用等量模型（平面镜象），可以得到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比例的平衡点值为，不妨把这一比例叫做狭义的国有经济平衡点。

（3）国家公共设施在各种经济形态之间的地位和作用

国家公共设施，即政府、人大和司法设施，就其功能来看，相当于一个特殊的国有经济实体，它消耗的是税收，生产的是内外安定、社会秩序、渠道畅通、资源效率和权利保障，其消费客户是包括国企在内的各种经济形态；因此，在各种经济形态面前，国家公共设施扮演的角色实质同一，国企和私企没什么不同。不同的是，国有经济的所有权链条要比一般企业长得多，私营企业的管理链条最短，股份企业居中，国有企业比股份企业要多经过一个单向政治信托链（公共设施链），其迂回度大，因而易于发生链条腐蚀或断裂。列下表2。

表2几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管理链条结构

附图

国有企业和国家公共设施性质虽同，也有差别：国企提供的是物质的、具体的和经济性服务，而国家公共设施提供的则是规则的、抽象的和秩序性服务。国有企业是国家公共设施在经济领域的自我镜象（平面、椭圆/球面、双曲镜象）。

二、国有经济的各种形态

我国已经形成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股份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合资经济和合作经济等性质从公有到私有、跨度从内资到外资、形式从单一到混合的完整有机的国民经济框架体系。参考前面所有制问题的基本理论成果，我们分析如下。

1.国情分析

根据十六大报告中的结论，我国目前已经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全面建设和完善小康社会是我们下一步的任务。然而，地区财富差距也在扩大，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悬殊，胡鞍钢教授在2001年国情咨文的数据报告中按经济指标就把全国划分为7个经济区域，按收入指标把社会阶层划分为11类人群。这个划分十分准确，今后每隔十年就得重新细分一次。

2.国态参数

所谓国态参数，就是描述一国的经济社会等各种状况的宏观参数，如发展不平衡系数、恩格尔系数、国家安全系数、民族集中度、文明程度、工业化程度、信息化程度等等。这些参数对于一国的国有经济比例平衡点位置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见下表3、表4。

表3几个主要国态参数注解

附图

表4中国2002年年底国态参数表

附图

3.国有经济运动

（1）国有经济在大多数领域大规模退出运动

目前，针对我国国有经济面临的难题，大家已初步获得共识：除了国防武库市场、尖端技术市场、战略资源市场、教育产业和市政工程五大方面国家应该主导以外，其它市场都可以考虑全面退出。退多少这个问题大家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国企应该保持国民经济的40％左右，有人认为30％，还有些认为10％更好。笔者在前面所有制问题的基本理论中阐述过，对于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公有经济的比例平衡点是36.7％，国有经济的比例平衡点是13.5％，国企的比例平衡点是6.8％。但是，参考国情国态，我国国有经济比例平衡点将上扬于13.5％和36.7％之间，根据各国态参数值，目前定位在23％左右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状况，这样，国企的比例平衡点将位于11％和23％之间，过去我们政府的投资有所不当，国家公共设施在国有经济中的份额被国企挤压得太低，综合考虑目前国企的比例平衡点定位在17％的水平比较合理些，今后每隔2年，国企比例平衡点下调1％，直至20年后达到6.8％左右；同时国家公共设施由5％上调，前11年每隔1年上升1％，后9年，每隔1年下调1％。

（2）国有经济的变形形态

国有经济的变形形态，是指国家不干涉财富的所有制结构，也不涉及财富在自我增值过程中的生产关系，而通过法规、政策和措施干预财富分配过程，从而在客观结果上起到与国有经济等效的作用，这种经济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普遍。

①特许经营行业

国家为了方便有效地控制某一行业的发展状况，而特许少数企业垄断经营该行业的业务，这从客观上形成了部分与国有经济等价的经营效果，这是国有经济的一种变形存在方式，取得特权的企业必然要付出额外的代价，该代价可以看作是国有经济在该行业的参股份额。

②征收重税或税收补贴行业

国家为了限制或鼓励某一行业的发展而采取行业征收重税或税收补贴的措施，这时该行业在运行效果上相当于渗入了一定的国有经济成分，渗入的国有经济成分的量值等价于额外征收或补贴税收的总价值。

③限价行业

国家为了限制或鼓励某一行业的发展，有时采取直接干预企业产品价格的方法，这时该行业在客观效果上同样增加了国有经济份额的作用，增加的国有经济份额的大小等价于限制价格偏离自由市场价格所形成的价值差的总和。

（3）国有经济的内部平衡

国有经济变形形态的蓬勃发展不仅不说明国有经济有呈减弱的趋势，相反，却表明了国有经济运行有其独特的规律，这一规律可以用国有经济内部平衡方程来表示。

国有经济=国家公共设施+国有企业

根据前面的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一个理想社会的国有经济比例的平衡点为13.5％，考虑到目前我国国情，这一平衡点上移到23％左右，随着国情发展，平衡点将缓慢下移，最后逼近13.5％附近的区域。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或私有化运动，必然会促使国家公共设施加强其对社会财富合理导流的节制力量，因此，可以把国家公共设施看成是国有经济变形形态的化身。

国有经济=国有经济的变形形态+国有企业

可见，如果保持国有经济总量不变，国有经济只能在国企和变形形态之间交替波动运动，这种波动正好为国有经济提供了健康的周期性新陈代谢的进化过程。

附图

图1国有经济形态在两种存在形态之间的交替运行

三、如何发挥国有经济的核心作用

如果我国国有经济在大多经济领域全面退出，并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维持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23％左右的比例水平，那么，国有经济如何发挥其对国民经济的核心作用？

1.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发动机

国有经济中国企虽然只占17％的比例，但国企主宰的五大领域：国防武库市场、尖端技术市场、战略资源市场、教育产业和市政工程是任何其他经济成分难以承担而又不得不依附的。国有经济中国有经济变形形态虽然只占5％的比例，但是为了充分培育自由经济市场而战术性地放松政府管制，随着环境保护、产业提升、市场饱和、贸易冲突和国家竞争的需要，今后，国有经济变形形态的份量将逐渐增大，国企的比例将再度下调，国有经济变形形态的增大，即更多其它成分的企业必须接受国家公共设施的市场渗透和规则制约。虽然国有经济总量只占23％，但是，就在这23％的周围，还团结着一大批由国企演化过来的集团控股企业、各省各部委所属过渡而来的股份企业、外商合资企业、各集团共同创建的新型金融财团、以及一直渴望能在政府关系中争取良好感觉的民营集团。国企只占国民经济总量的17％，这会使国有企业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稀有资源，这对国有企业培养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突出其核心领导作用更加有利。国有经济中真正对国民经济起深远和领导作用的是国有经济的变形形态，即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市场法规法律和包括人大在内的泛社会组织的一切活动，它们是国民经济的无形发动机。

2.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天然平台

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都不可或缺的经济成分，20世纪后半叶，英、法、美等西方各国因效益欠佳而相继私有化了大部分国有企业，但是，在各自的国内都保留了一批难以私有化的企业，如航天企业、市政企业和科教机构，这些领域的经济表现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理论的精确描述能力，它属于系统社会动力学的范畴。国有经济板块储藏着大量的尖端技术，这些尖端技术是整个国民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繁荣的动力，是国民经济的远期指示器，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经济在我国历史上一直起着重要的支柱作用，它是稳定我国庞大经济体系的核心力量。国有经济主要承担私有经济不愿承担的、私有经济无力承担的、私有经济不称职的三个分支领域，这三个领域正好是国民经济的天然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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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范文篇6

一、我国国有经济规模的演变轨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有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与之相适应，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也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先后出现了两次方向相反的变化过程。下面描述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发展阶段（详细数据参见表1）：

第一阶段，从建国初期到1956年，属于我国国有经济的形成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前，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各根据地政府都有一些由自己管理的公营经济，主要是为战争服务的军事工业和后勤性质的工业。这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雏形。但数量不多，规模不大。在建国初期，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国有经济从无到有；而在经过民族资本的改造后，国有经济占我国国民经济的比重迅速上升，其占国内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26.2％逐步上升到1952年的41.55％，进而上升到1957年的53.69％，占据了绝对优势。

第二阶段，从1956年到1978年，这段时期是我国经济大波动时期，先是“”及随之而来的全面调整等曲折和波动，进而是“十年动乱”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极为严重的破坏。尽管如此，由于“左”的思想占了上风，使得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展趋向于全面提高国有经济比例。国有经济产值占国内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呈抛物线趋势，从1952年的43％猛增到1958年的89.2％，上升到1966年的90％后，以1966年为顶点；此后呈平缓下降的趋势，从1967年开始下降，在1967到1975年的九年间始终保持在80％以上，到1978年下降为77.84％。

第三阶段，从7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非国有经济开始得到很大的发展，并逐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改变了过去我国国民经济那种片面强调国有经济比重的所有制结构。从70年代末期以来，国有经济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由1980年的75.98％下降到1985年的64.86％，到1990年下降为56.17％，1999年下降到28.21％。但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这过去的二十多年当中，国有企业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如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国有企业的数量增加了24300家，同期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年均增加20.5％。因此，我国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并不是因为国有经济的绝对规模缩小了，而是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速度远快于国有经济，从而导致了国有经济比重的相对下降

。

二、对我国国有经济规模演变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启动工业化进程，只能依靠国家的力量，调动全国的资源进行重点建设，从而缩短经济起飞的时间，因此建立大规模的国有经济是必要的。但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国有经济在制度效率方面不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此时，政府理性的选择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缩小国有经济规模；但从以下方面考察，目前我国国有经济的规模仍然偏大，明显超出了我国国有经济存在的合理界限：

1.就国有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目前我国国有经济规模明显偏大。国有经济的基本功能之一是为了校正市场缺陷。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市场体系不够完善时期，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失灵现象比较多，发展国有经济可以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相对大一些；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趋于健全，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尤其是直接干预的必要性就要相对下降，更多的是使用间接宏观调控手段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市场迅速发展，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不断强化，许多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的市场失效产业已经得到正常的发展。这时候，以前部分由政府配置资源的行为可以完全由市场来替代，这就必然要求政府逐渐退出某些不适合其继续管理的领域。但事实上，一方面，目前我国国有经济仍然在许多市场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占据绝对优势，为其他经济主体只留下很小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在许多行业，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已经明显低于其他类型的经济主体。这些说明，我国国有经济的供给已经大于需求，只有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规模，使国有经济的供给与需求趋于平衡，才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2.从产业分布来看，我国国有经济点多面广且分布过宽。据统计，1998年末，在我国608个工业小类行业中，国有企业涉足的达599个，占98.52％，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涉足的达533个，占全部小类行业数的87.66％从资产分布来看，我国国有企业拥有资产总额为134780亿元，其中基础产业中的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56722.4亿元，占42.1％；一般生产加工业、商贸和服务业等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78057.6亿元，占57.9％。甚至在一些明显不适合政府经营的竞争性行业如家具制造业、塑料制造业、皮革制品、服装、制鞋、食品加工等行业，国有经济仍占有一定的比例。从产业组织结构来看，我国共有23.8万家国有企业，其中大型企业约占4％，中型企业约占14％，小型企业约占82％。从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来看，在23.8万家的国有企业中，国有独资企业为21.4万家，占89.9％，以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份合作企业为主要形式的多元投资主体企业为2.4万家，只占10.1％。这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布局明显违背了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资本结构的基本要求。

3.从国际间的比较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来看，我国国有经济规模明显偏大。从表2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八、九十年代国有经济发展的高潮时期，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产值占GDP的比重平均为10％左右，发达国家始终未超过10％；从投资来看，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0％-30％，最高不超过50％，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投资比重则平均为6％左右。在这两个比重上，我国不仅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

附图

图1国有经济规模的演变

三、我国国有经济规模的合理区间

在西方发达国家，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只需社会总资产10％左右的经济力量就足够了。我国国有经济规模过大，大大超过了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所需的必要量。那么，研究并制定一个合理的国有经济规模的区间，便成为事关提高制度效率、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由于影响国有经济规模的因素很多，因而一个国家国有经济规模的最优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数值，而应当是一个区间。其中，在一些行业必须实行垄断经营或者至少要占绝对优势，从而国有经济规模的下限主要由这些行业而定；而在另外一些不必要实行国家垄断经营或者国家不必要占绝对优势的行业，国家应当逐步退出，国有经济规模的上限主要视这些行业及已经确定的下限而定。

（一）我国国有经济规模的下限

为了确定一个合理的国有经济规模的下限，首先我们必须确定在哪些部门需要国家实行垄断经营或者是国有经济要占绝对的优势地位。根据国有经济的产业定位，在工业部门中国家必须实行垄断经营或者国有经济必

须占绝对优势的产业主要包括采掘业和一部分制造业。其中，采掘业是基础产业，是社会再生产的上游产业，这一行业决定着其他行业的发展速度；同时采掘业也属于垄断性行业，进入壁垒非常高，因此必须实行国家垄断经营。制造业中的烟草工业和医药工业是比较特殊的行业，其他如电力、蒸汽、自来水生产和供应、石油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都是高壁垒行业，且都是能源、原材料工业，因此也需要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地位。

其次，为了计算出国有经济规模下限的数值，我们可以通过历年来上述需要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地位的部门的工业产值占我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进行推算。图2显示历年来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木材及竹材采运业、烟草加工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医药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煤气生产和供应业、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这16个工业部门中的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通过表3的数据和图2显示的16部门国有经济比重的变化，我们不难发现，按照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律，要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我国国有企业产值在国内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限可以定为15％左右，如果用简单加权平均法（∑每年16工业部门国有经济比重×每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每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则我们计算出的国有经济规模的下限为17％。

（二）我国国有经济规模的上限

在所有37个工业部门中，除去上述16个工业部门外，在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印刷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塑料制品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及其制品业、家具制造业、服装制造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革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机械制造业等行业，国有经济都没有必要占绝对优势。其中许多行业如饮料制造业、工艺美术品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基本上可以全部转为民营，因为这些部门都具有赢利性和竞争性的特点，其规模经济性进入壁垒处于中、低度等级，资金需要量壁垒除机械工业外也都处于中、低度等级。这就说明，这些行业不具有垄断和规模经济的特点，因而没有必要由国家来经营。国家退出这些行业，可以使这些行业的经济运行和发展更有效率。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估算出另外21个工业部门中国有经济需要保持的比重，把这一比重加到上面已经计算出的国有经济规模的下限上，即可计算出国有经济规模的上限。

通过表4的数据和图3显示的上述21个工业部门国有经济比重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按照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律，这些不需要国有经济保持绝对优势地位的工业部门只要保持国有经济比重达到10％～15％左右即可。因此，我们在这里同样运用上面的简单加权平均法计算在上述21个工业部门中国有经济的比重，计算得出的结果为：

∑每年21工业部门国有经济比重×每年国民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每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15％

所以，最后我们计算出的国有经济规模的上限为32％。

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有经济规模，在发达国家中，西欧的国有经济最发达，一般在国内生产总值的7％～15％之间，有些国家在高峰时期高达20％；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更高，平均在20％以上。发展中国家的国有经济规模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导致国有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平稳，但从总体上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国有经济规模要大于发达国家，多数国家平均在12％以上，一些国家国有经济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因此，参照国际上国有经济的发展规律及目前我国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把我国国有经济规模的区间定为17％～32％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

[1]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学习辅导讲座[M].北京：人民出版社和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王金存.政解难题—世界国有企业比较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郑海航.国有企业亏损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国有经济范文篇7

一、整体性原则，即从国有经济的整体出发，搞好搞活国有经济。

二、主导性原则，即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三、规模化原则，即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的规模水平。

四、流动性原则，即有利于促进国有经济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

五、创新原则，即有利于建立一个促进国有经济调整的新机制。

国有经济范文篇8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经济体制变革而变化。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过多次调整和改革，但这一体制仍未能充分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所以继十六大提出“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指出广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监管和经营的有效形式……”。改革的实践证明，只有进一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快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才能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原则和目标是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十五届四中全会以来，加快了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步伐。根据我国目前所有制结构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实行了国有企业的改组，推动了国有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仅1999—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通过布局调整，从23.8万户减至19.1万户，减幅达19.7%。但目前国有经济覆盖面仍很广，近20万户的国有企业分布在各个领域。据统计，在608个工业小类行业中国企涉足604个行业，占99.3%，国有经济进入的行业太多。与此同时，亏损面很大。2000年国企亏损9.7万户，亏损面达50%，亏损额高达18000多亿元。在全国国有企业中资不抵债的空壳企业多达8.5万户，占国企总数的44.5%。由于国有经济布局分散，形不成实力，发挥不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鉴于目前的状况，根据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大的要求，必须加快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步伐，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才能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

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客观条件是：国有资产产权的有效流动。这样才能实现国有经济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与退又必然涉及到产权的交易和流动问题。因为市场经济是交易的经济，交易的实质是产权的交易。而产权交易的前提是产权清晰。只有产权清晰，建立健全产权流通体制，实现产权的广泛交易，社会资源才能实现最佳配置，经济效益才能提高，国有经济战略调整要达到的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的目标才能实现。

二、国有资产产权流动的条件和途径

国有资产产权的流动包括很广的含义。本文特指国家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对国有资产行使处置和流动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对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兼并、重组、置换、出售等。国有资产产权的流动，实则是以价值形态衡量和表示的产权易主和重新组合，这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首先，产权清晰是国有资产产权流动的制度条件。只有产权清晰的各种要素，产权才能实现自由交易。这里的产权清晰是指产权客体归属的产权主体清晰，即有真正的“人格化”的所有者。在我国，个人和法人财产产权是清晰的，而国有资产则不同。从理论上讲，我国国有资产所有者是清晰的，即全体人民。但实际上又是模糊的，人人都是所有者，人人都不为其所有物负责。可以说，国有产权主体从根本上是缺位的。所以，国有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的责权利义关系界定不清或落实不到位，出了问题无人负责。特别是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也有所有者自身层次的问题，即现有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存在缺陷，尚未形成完善的国有资产委托机制。因此，我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是培育国有资产产权主体，使这一主体对国有资产具有完全的财产关切度和财产维护力度，杜绝因国有资产产权主体虚设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只有明确国有产权“人格化”代表，才能使之像私人股东一样关心国有企业。

其次，国有资产产权流动的环境条件：培育成熟和开放的资本市场。要实现国有资产的流动性，就必须进行国有资产的产权交易，而产权的交易是在资本市场进行的。国有资产产权的流动即包括以价值形态表现的各种资源、要素等实际资本的产权转让，也包括有价证券(特别是股票)等虚拟资本产权的交易，还包括以专利、晶牌等形式存在的无形资本的转让。这首先要求不断完善资本市场。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首先是市场体系的成熟与健全，包括證券市场、非证券的信用资本市场，以及特殊要素市场，还包括以价值形态表现的各种有形和无形资本市场。有了发育健全成熟的资本市场体系，各种形态的资本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其次要逐渐开放资本市场，不限制交易主体的身份，有条件地允许境外交易者进入市场交易。这样可以增大资本的流人量，提高资本流动的效率和效益，降低交易成本。同时要加强法制建设，确保交易主体通过交易获得的产权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

国有资产产权流动的微观基础条件：加强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增强其盈利性。企业是以生产商品、提供服务为手段达到盈利目的的经济实体。一个企业的资产是否具有流动性，关键在于企业获利的现状和预期。企业生产经营的优劣则决定着企业资产、产权转让价格的高低。这也要求建立科学公正的资本评估制度，客观地评估待流通的国有资产。总之，离开企业的生产经营就是离开了实际资本的有效运营，使国有资产的流动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甚至还会产生泡沫。如同本文开头所说国有企业目前亏损面大，大量企业处于微利或亏损，这已成为影响国有资产流动的重要原因。所以，要实现国有资产产权的流动，必须搞好国有企业的经营。

国有资产产权流动的途径很多。寻找和探索有效流通途径，实现国有资产的有效流动，是实现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路径保证。

(1)产权交易。对那些竞争力不强又是非国民经济命脉行业中管理不善、亏损或潜亏的企业出让产权。出让的对象(购买者)不要作限制，只要对国有资产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估，出让部分或全部产权，收回价值，从而也就实现了从不重要行业退出，有所不为，以便补充到重要的行业而有所为。我国的产权交易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近年来得到较快的发展。但目前仍存在产权关系未理顺、交易规则不健全等问题。在产权交易的同时又附有安置职工等附加条件，这必然影响产权交易。

(2)资产重组和兼并。这种方式的国有资产产权流动主要是由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等出资方具体实施。有的实施跨行业和跨地区的重组和兼并。重组和兼并的结果是兼并方企业实现了扩张，被兼并方产权变更，若兼并方是非国企，国有资产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从而实现了从所有制和行业上的退出。

(3)企业职工购买国有资产，使之具有股份合作制性质的企业。这种方式的产权流动是产权从外部人真正转移到内部人手中。购买方之间是资本合作与劳动合作的统一，在国企非国有化过程中避免了职工安置问题，不失为一种好的方式。但目前我国职工的“购买力”很低，这种方法很难推广。

（4）资产置换、引入外资。前者是对国有资产的优胜劣汰，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后者是“引狼入室”，将那些不重要行业的一些企业转让给外资，利用外资对其改造，盘活企业，实现国有资产的转让。以合作、合资方式退出某些行业，或仅参股而不起主导作用。

(5)对上市公司的国有资产通过上市流通进行“减持”。当前有不少优质国有资产产权因国有股不能流通而长期沉淀在证券市场的“储水池”里。占股票总额2／3的国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已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最大难题。曾经尝试性地推出“国有股减持”方案，但由于国有股占比重太大，人们担心一旦打开“储水池”闸门有冲垮股市的可能。所以一直实行不了。这也说明我国必须引入外资，特别是开放资本市场是何等的必要。国有股不减持不行，减持又怕打击股市，这种两难的境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长痛不如短痛，否则会更加积重难返。当然，国有股减持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复杂系统工程，应当认真研究，慎重操作。

总之，国有资产产权流动的方式很多，要根据各行业、企业的不同类型、特点采取不同的流动方式，使国有资产在流动中保值、增值，在流动中找到最好的“归宿”和位置，实现资产客体和主体的最佳配置，最终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的目标。为此又必须加强和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确保这一改革目标的实现。

三、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现状及问题

根据我国国情，对国有资产实行三层次分级管理的体制和运营模式，即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企业。第一层次的国资委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主体，是在其所属政府领导下专司国有资产职能的决策和领导机构。通过组建以国有资产经营预算为核心的约束体制，对被授权的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主体行使监督的权利。第二层次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是国资委授权的具有企业性质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代表国家对部分国有资产直接行使资产受益重大决策。这一层次主要是解决国有资产所有者“人格化”的问题。第三层次的国有全资和国有控股企业是生产经营主体，享有企业法人财产权，对国有资产管理者(第二层次)负责，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和承担风险责任。三个层次产权主体的关系是：

第一层和第二层是国有资产授权者(也是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第一层委托关系。委托人要求人以其特殊法律地位享有国有资产的管理权及产权资本经营权，对委托人的财产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目前这种委托关系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怎样界定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关系，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真正成为国有资产出资者的“人格化”代表，拥有相对应的责权利义等产权。解决的办法应该是，政府作为第一层委托人在授权过程中要以法律为保障，贯彻和确保责权利义相统一的原则，对授权的责权利义重新界定，并交给其所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政府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之间在形成具有法律效率的委托关系之后，必须严格遵守契约，不得干预国有资产的运作，真正做到政资分开、政企分开，使契约成为行政性委托转化为企业性委托的基础，使一、二层次关系经济化而非行政化，保证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成为国有资产的“人格化”代表。

第二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第三层生产经营者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股份公司国有股东与企业法人的产权约束关系。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出资者对企业行使股东权利，企业享有法人财产权利。前者对后者是产权约束关系，表现在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上。后者对前者的资产有委托经营权和实现利润最大化并承担风险的责任。按照公司法，两者均对企业财产承担有限责任。这种权利约束关系在具体实践中也有不完善之处：一是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尚未成为“人格化”的控制者，形同产权主体虚设，对其所控制的企业缺乏有效的产权约束。因此，两者之间的委托关系无法真正实现。二是由于国有产权在企业产权结构中占量的绝对优势，所以很难做到政企分开，政府从行政上干预企业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使企业法人的自主权被削弱。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减持国有股，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的董事、监事、财务总监等身份向其所控制的企业派驻产权代表。国有产权代表按照出资者的意图在企业中行使相关权利，维护出资者的利益。

上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虽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但毕竟国有资产有了“主人”，并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为国有资产的流动创造了体制基础，也为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创造了操作主体。

四、加快国有经济战略调整

国有资产的可流动性为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创造了条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建立为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提供了体制保证和约束机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国有经济调整。

首先，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实行该进的进，该退的退。进与退要坚持以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搞好整个国有经济为原则，通过资产流动退出非国民经济命脉行业，进入国民经济命脉行业，以便集中力量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根据我国目前情况，国有经济应加强进入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重要公共产品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样才能形成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从而坚持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也对国有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起带动作用。

其次，加大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力度。通过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规范的产权交易制度，加快国有经济的战略进退步伐，使国有经济尽快从不该进的行业撤出，集中人财物，进入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目前我国有约50%的国有企业长期亏损，要分清轻重主次，进行进退调整。撤出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并做到依法有序。进入要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产权重组以其控制力形成经济优势。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调整，实质是国有资产在价值形态上向国民经济命脉领域、重要行业的集中和流动，按照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国有经济战略调整中的进与退涉及国有资产产权问题，若产权不清会防碍流动和调整，也会在流动中流失，所以迫切需要明晰国有资产产权主体，解决国有资产产权管理问题，做到政资分开、政企分开。政府要加强国有资产产权管理，而不是直接管资产经营，必须组建并完善国资委，把行使国有产权管理机构具体落到实处。同时还要政企分开，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体系，实现政府所有权管理和企业生产经营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决策的市场竞争主体。

最后，国有资产经营机构和生产经营企业分开，国有资本投资于股份制企业，使生产企业成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公司，使国有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真正分开，最终实现政企分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从整体上管理国有资产，搞好国有资产流动，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是并行不悖的。我们必须在国有经济战略调整中强化产权制度建设，抓紧建立完善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营体系，有效推动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

国有经济范文篇9

一、我国国有经济规模的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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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我国国有经济规模演变的评价

三、我国国有经济规模的合理区间

（一）我国国有经济规模的下限

（二）我国国有经济规模的上限

图316部门国有经济规模变化与国民经济发展变化

∑每年21工业部门国有经济比重×每年国民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每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15％

所以，最后我们计算出的国有经济规模的上限为32％。

【参考文献】

[1]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学习辅导讲座[M].北京：人民出版社和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王金存.政解难题—世界国有企业比较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郑海航.国有企业亏损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国有经济范文篇10

改革以来，我们在体制上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所有制改革使我们的所有制形式和所有制结构有了重大变化。经过20年改革，我国形成了四种比较典型的所有制模式。第一种是以东北几省为代表的国有经济模式，国有经济的地位还没有动摇；第二种是以广东的前期和上海的后期为代表的外资经济模式；第三种是以江苏为代表的集体经济模式；第四种是以浙江为代表的混和经济模式。这四种模式特征清楚，对比鲜明。其中对比最鲜明的是东北的国有经济模式和浙江的混合经济模式。东北的国有经济模式在我国历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改革开放后，由于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弊端造成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历史负担沉重，所以东北地区近几年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存在许多问题，如生产效率低，下岗人员多。与此同时，浙江则不同，浙江发展很快，这与它的混合经济模式有很大关系。以温州为代表的混合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曾受到过激烈的抨击，说它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私有经济泛滥，二是商业道德沦丧，三是公益事业无人关心。20年后的今天，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了，温州不但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而且公益事业也取得长足进展，如大家集资修建公共设施，大家一致打假。从这些情况看来，国有企业多的地方，社会问题就多；相反，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发展的地方，就比较稳定。所以，所有制结构不调整，一切无从谈起。加快改革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收缩国有经济战线，既有利于坚持公有制，又有利于政府从面大线长的国有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真正转变职能。因此，中央下决心调整国有企业的战略布局，让国有资本从有些领域坚决退出来。

关于如何科学地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本文主要谈以下四个问题：

（一）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目标。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经济应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经济要控制的行业有：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产业。我将其归为两类，一类是政府不投资，则没有人愿意投资的行业；另一类是别人想投资但国家不让投资的行业。除此两类，其他行业都可以鼓励非国有资本进入。换句话说，除此两类，在其他行业国有资本都可以退出。应该强调的是，国有资本的退出只能是“适当退出”而不是“全部退出”。前一阶段流行国有资本全部退出竞争领域的说法，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政府要通过国有资本在产权市场的自由流动来实现一些特殊目标，如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等等。另外，即使在以上所说的两类行业中，国有资本也不一定要处于垄断地位，引进非国有资本也是必要的。

（二）国有经济要占优势这个理论要发展。在我看来，国有经济的调整不要有比重限制。以前我们的全民经济比重很大，我们没有发展起来，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差点被搞垮了；现在我们的非公有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国有经济减少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在前进。

（三）国有经济调整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国有资产全民所有，到底由谁来代表？由国务院代表，但国务院是个很大的概念，也管不过来，还得由各级政府来代表。但是，各级政府不能随意调整处置国有资产，必须公开、有偿。

（四）国有资产的调整要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有种说法是，借国有资产调整的机会建立经营者持大股。这要视实际情况而定。要使经营者持大股，就必须把握以下几点：一是经营者的定位不一定是原有的经营者；二是不能一股独大（当然卖给私有企业主就不要管一股独大）；三是持大股不是无偿持股；四是持大股的经营者不能享有不同于职工的非市场优惠，要优惠就一定要有根有据。

总之，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将朝着两方面的目标进行，一是大量的国有资本从漫无边际的战线和领域退出；二是形成国家控制、多元化的控股格局。

其中，对于垄断性和公益性极强的行业要注意两点。第一，国家控股就可以了；第二，个别垄断的行业国家完全控制，那些带有竞争色彩的还可以进行切割，可以放开。

二、关于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我们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搞得很早，但现在进展并不理想，搞起来的也不规范。有人前不久做过一个调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十分规范地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这也许有点片面。今后，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要在规范上做文章，主要是四个方面的规范：

（一）要建立规范的出资人制度。现在很多国有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没有权，几乎企业所有干部都由政府部门来任命，董事长不能制约总经理，总经理不能制约副总经理。建立规范的出资人制度，应把握三点：一要明晰企业内的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这个代表在一个企业一定要是自然人，而且必须通过招聘产生，必须赋予它相应的权力；二是出资人代表要按规范程序给予董事会行使国有资产投资人职能；三要建立严格、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出资人代表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尽职尽责。

（二）要建立规范的产权组织形式。我们不能仅仅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考虑，要从经济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资本主义最初的产权形态叫业主制，跟我们现在的雇主制差不多，一个人是老板，其他人是雇员，产权制度很清楚。但是这种业主制有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资本有限，不能赚更多的钱，这样就引入了股份制，扩大了资本。形象地说，如果业主制是一个人的资本主义，那么股份制就是几个人的资本主义。到20世纪50年代末又有了发展，为了进一步放大资本，资本家把一部分股权以有偿、优惠的形式给了劳动者，使股权进一步分散，又形成了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到后来，资本经营者觉得还不够，要使企业获得更大利润，股权结构还应改善，让有才华的专家学者进入董事会，成为非资产董事，即非资本董事决策企业事务。这说明资本主义的股权逐步向多元化发展。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国企改革就是要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尽量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国企改制在产权组织形式方面应把握三个原则。一是尽量不搞独资，如果必须搞独资的话，也要搞多个国有部门的联合独资，以避免形成垄断；二是尝试国家控股的多种股权设置。绝对控股尽量少，要相对控股，特别是搞“黄金股”的控制形式。黄金股这个概念来自于英国，就是通过法律规定使企业中的极少量资本，拥有特殊的权利，在重大问题上可以一票否决。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四两拨千斤；船小好调头。如果企业经营不下去了，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处置它，卖不出去就搭配着送出去。三要科学设置和有效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政府要给国有企业选派至少两名独立董事，以保持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但这方面产生了误区。一些人认为，要激励独立董事，就得给独立董事股权，因此，好多独立董事在企业持有股份。这种董事就不能叫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不能在所在企业持股。那么，怎样激励独立董事呢？现在正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一种办法是按上市公司的交易量提出一定比例的资金，设立独立董事基金，独立董事的薪金奖金从此基金中发放。这个钱还是出自这个企业。如果要搞独立董事必须把握两点，这个人一要独立，二要“懂事”。

（三）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当前我国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十分混乱，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混在一起，使法人治理结构很不规范。西方的法人治理有三层，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关系非常清楚。我国是八架马车，老三会，新三会，再加一个经理班子，一个外部监事会，关系十分复杂和混乱。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党委和厂长的关系很难协调。有些企业即使建立了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各管理层也基本上由上级任命，各层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领导、制约，最终使企业无法有效运作。近几年进行了一些探索，但还没有一套合适的办法。在目前的情况下，主要是理顺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四者关系。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体现中国特色，把党管干部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起来。这又是一个新课题。不管谁管干部，优秀的管理者必须通过市场机制选出。这有两方面好处：一是可以选到真正有才华的人；二是入选的人必须努力工作，否则有下岗的压力。但是我们的国情是党管干部，怎么把党管干部与市场机制结合？我们经过研究已经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先党委提条件并公布，再由有关部门在社会上招聘，经过筛选，剩5个或3个人时，由党委来确定。这个方案才开始试点。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必须走出几个误区，一是走出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由国家部门指定的误区，通过市场招聘产生董事长和董事；二是走出企业的资产出资人是一个机构、一个班子的误区，变出资人为自然人；三是走出董事长比总经理大的误区，两者是不同责任的主体；四是走出照搬西方模式的误区，要把西方的东西研究清楚，结合我国国情加以应用；五是走出副总经理由董事会决定的误区，还总经理应有的权利。在建立国有企业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方面，任务非常重，如果把这些都搞好了，国有企业是有出路的。

（四）建立规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第一，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必须与企业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搞好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前提是经营管理者职业化和经营管理者的选择市场化。只有职业化和市场化才能解决薪金的合理定价问题和“红眼病”问题，才能使权力与责任对等。所以，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必须和企业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使人才选拔市场化。第二，激励与约束并举，在激励的基础上，强化约束力，不能只讲激励，不讲约束。给予激励的同时，应规定工作的目标，如果达不到目标就得处罚。处罚的方式可以考虑以现有的资产进行赔偿，由于非经营因素产生的，还要负法律责任；而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企业家档案，把企业搞坏的人，要逐出企业家行列，而不是换个企业或调到行政部门当官。我曾经对一些企业家说过，中国的企业家是辛苦的企业家，辛苦在于既要办企业，还要办社会，而且还不能自主办；同时，中国的企业家也是最幸福的企业家，他把一个企业搞垮了不仅不去负责任，而且还可以去当官。这都是我们的体制的弊病，我们必须对此进行改革，使激励和约束对等，尤其是道德约束、逐出和禁入制度非常重要。第三，激励要考虑国情。一是形式上可以多样化，如采取股权激励，实行年薪制等等；二是差别不要过大，不要动辄就跟美国去比较，我们没有美国的经济实力，也还没达到美国的发展水平，要着眼国情，跟自己的老百姓比。要体现差别，但不能分化得太厉害；三是应同时考虑对非经营管理者不同形式的激励，对技术贡献者，对特别的劳动奉献者，也要进行激励，因此，激励不仅仅是对企业家，还包括企业的优秀员工。总之，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重要的不在于把财产分给个人，而在于通过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建立一种激励与约束机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种责任机制，建立为企业发展竭尽全力的责任主体。这才是我们的关键。

三、关于建立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的问题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已进行了大量探索，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探索出一条既适合国情，又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国有资产运营体系改革的难点在于既要保持国家对资产的所有权，又要使国有资产的运营充满活力。下一步国有资产的运营管理要朝下面四个方面努力。

（一）要解决目前国有资产多头管理，又无人负责的状况。目前国有资产多头管理，财政部门管理，企业工委管理，还有其他部门的管理，非常多。多头管理、集体管理却无人负责，致使国有企业不同程度都存在经济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企业家个人道德素质原因外，主要还是体制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查起来非常困难，问题背后涉及到方方面面，盘根错节。如果不从制度上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很难解决。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统一的管理机构，使责任和权利集中，避免多头管理却无人真正负责的现象。

（二）要授予各级政府国有资产处置职能，使各级政府对辖区的国有资产除特殊情况外有高度的处置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