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法范文10篇

国际人权法范文篇1

关键词：国际人权法人道法区别

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是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的国际公法的两个分支。国际人道法是一套由条约或习惯确立的国际规则，专门解决在国际性武装冲突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直接产生的人道问题。它保护那些受到或可能受到武装冲突影响的人员和财产，限制武装冲突各方自行选择作战方法和手段的权利。国际人权法即人权的国际保护，一般是指促进和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普遍尊重和实现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1]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关系，在国际上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广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看，它包括人权法，人权法只是代表一般人道主义法的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另一种观点正相反，认为人道主义法是派生于战争法的法律。而人权法是构成和平法重要部分的法律，优先于国际人道主义法。[2]但是从这两种法律逐渐发展的过程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并且这种联系和作用还在发展。

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这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主要作用和根本宗旨都是在努力保护人的生命、健康与尊严。其主要区别在于：

一、在历史和法律构成方面的渊源不同

国际人道法先于国际人权法而产生，如若以国际条约或公约作为国际人权法的标志的话，则和平时期的人权要从《世界人权宣言》开始，也就是说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而国际人道法的历史则要长得多，因为从历史上看，战争法是国际法中最为悠久的部分。国际人道法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主要条约渊源是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及其1977年的《第一附加议定书》。它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主要条约渊源是《日内瓦公约》之共同第3条和1977年的《第二附加议定书》。而国际人权法的主要条约渊源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灭种公约》（1948年），《消除种族歧视公约》（1965年），《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1979年），《禁止酷刑公约》（1984年）以及《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主要的地区性条约包括：《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1950年）、《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1948年）、《美洲人权公约》（1969年）以及《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1981年）。[3]

二、具有不同的内容

国际人权法的含义更为广泛，它包括公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所应享有的权利与应承担的义务，而国际人道法则一般限于战争或武装冲突时交战国、中立国、参战人员以及平民的权利与义务，因此也被称为战争法或武装冲突法，如有关国际人道法的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内容，包括战斗人员一旦由于生病、负伤、沉般或主动放下武器，就必须被给予战俘地位，受到人道主义待遇，不得使用生物、化学、细菌武器及某些类型的枪弹，占领国在占领领土内必须保障平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等。国际人道法不仅涉及到人权内容，而且包括海牙公约等一系列战争法的规则。[4]同样，国际人权法也涉及到了不受国际人道法调整的和平时期生活的某些方面，例如，出版自由、集会权、选举权和罢工权。

三、具有不同的法律保护对象和约束对象

国际人权法所关注的，是违反人权的行为，保护个人免遭政府专横行为的影响。国际人道主义法所关注的则是战争和武装冲突中的受害者。国际人道法约束武装冲突的所有参与者：在国际性冲突中，所有相关国家都必须遵守人道法；而在国内冲突中人道法既约束政府，也约束与其交战的团体或相互作战的各个团体。因此，国际人道法规则既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非国家参与者。国际人权法就政府与个人的关系设定了一些约束政府的规则。[5]虽然越来越多人认为，非国家参与者，特别是当它们履行类似政府功能时，也应遵守人权规范，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有争论。

四、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和时期

从两种法律适用范围来看，国际人道主义法所保护的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群体的生存权，国际人权法适用范围是除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的以外的人的社会、经济、文化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武装冲突发生时，而不论该武装冲突是国际性还是非国际性。由于国际人道法针对的是一种特殊情形——武装冲突，因此，不允许对其规定进行任何克减。国际人权法原则上在任何时期均适用，既适用于平时也适用于发生武装冲突的局势。然而，一些国际人权法条约允许政府在公共紧急情况危及国家存亡时克减某些权利。但是，此克减必须与即将发生的危机相称，其提出不得基于歧视，并且不得违反包括国际人道法规则在内的其它国际法规则。某些人权是决不能予以克减的。特别包括生存的权利、禁止酷刑及不人道处罚或待遇、奴隶及奴役，以及法律原则及法律没有追溯效力。这是各国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是冲突或内乱时都必须尊重的权利，被喻为人权的“核心”。[6]

五、执法主体和效果不同

国际人道法的执法主体包括参加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国家、武装力量，以及参加救护的组织及个人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各国红十字会，主要任务则是为了保护和救助。国际人权法的执法主体是各国政府，主要是靠主权国家政府的意志，靠国际社会道义上的力量，靠国际社会的鼓励、规劝、监督、批评、谴责和制裁等。国际人权法执行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恢复正义或制裁非正义。从两种法律的最终效果来看，国际人道主义法是在武装冲突或其他暴力发生的情况下，保护人类免受威胁和危险，以保护人的安全和尽可能地保护人的生活环境，因此，被认为是“维持现状”法律。而国际人权法，则是通过在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等方面愿望的完全实现，给人的个人发展的可能性提供一个国际保证，因此，被认为是“促进人们共同幸福”的法律。[7]

目前，在国际社会中，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对人保护方面已自成一种体系，有自己的法律基础、适用范围和执行机制。它的规则，在发生武装冲突和其他大规模暴力行为时以特殊方式对人实行保护，是必可少的。没有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将是不充足、不完全、同时也不符合人们的需要。再者，依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做的工作，同样也促进和体现对基本人权——生命权、生存权和安全权——的尊重。[8]红十字国际大会在积极推进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同时，多次宣布对人权法的关注，并敦促本运动通过参与消灭种族主义、种族歧视、酷刑的努力以及加强对儿童的保护来开展并扩大这个方面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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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田士臣.国际人道主义法与国际人权法之比较[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2,(02).

国际人权法范文篇2

关健词：国际法；国内法；人权条约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题是国际法领域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难点，它不仅牵涉到国际法的性质、国际法的渊源、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的主体等国际法上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而且也与法律的一般概念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探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离不开某个具体条约的具体分析，即某个具体条约在国内法上的适用可能与另一个条约在国内法上的适用在范围与效力等方面有所不同；1同时也更离不开历史发展的现实情境，因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在很大方面制约着国际法的效力。纯粹的理论领域的讨论虽然是必须的，但会流于空洞，不但脱离了国际法的文本，也脱离了现实国际社会。本文试图从国际法一个分支———国际人权法理论与实际入手，讨论在具体的国际人权条约中，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2

一、国内法对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人权公约的义务是任意而非强制的

现代人权思想诞生于18世纪西欧的“启蒙时代”。基于自然法意义上的天赋人权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并且在18世纪末的美国和法国革命中起了关键的作用。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时由国民议会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正式采用了“人权”的字眼，并且是人类有史以来对人权概念的最全面和系统的论述。《宣言》指出，人权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而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府存在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宣言》还列出各种主要的人权，如人身自由，不受任意逮捕，无罪推定，信仰、思想、言论、出版等自由。然而，随着19世纪实证主义法学的兴起，天赋人权转化为由国家宪法和法律认可并保护的公民权利。与此同时，18世纪是西方殖民主义进一步扩张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是不可能承认和尊重被殖民者、被征服者具有与之平等的人权的。人权思潮在19世纪的西方是相对衰落了。

尽管有关人权的个别领域、个别问题在此之后也有所成就，但人权问题广泛引起国际社会的关心，并且全面进入国际法领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在战争期间灭绝人性的暴行震憾了整个人类的良心，在哲学界和法学理论界又唤起了自然法的复兴，《世界人权宣言》及随后的两个人权公约也应运而生。

所谓自然法是指来自自然并由自然（有时是上帝）来规定的标准或规则，它具有天然的正义性与权威性，它优先于任何实在法或任何社会的约定的标准，是道德判断的神圣之源。建立在自然法法理学基础上的人权观，是人道主义与自然权利概念的结合。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人之作为人具有自主、自尊、自私、自卫之类的本性，而这个本性就是人生存的权利，是人的尊严之所在。另一方面，由于人的本性相同，故只要是人，无论是黑人白人男人女人都拥有平等的自然权利。卢梭认为：“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权利平等及其所产生的正义概念乃是出自每个人对自己的偏私，因而也就是出自人的天性。”[1]《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即明确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第二条规定：“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可见，人权是人之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这一权利是道义上的应该如此，而非法律上的可以如此。因此，人权在本质上是道德权利，是理想中的权利，而不是法定的权利、现实存在的权利。[2]正如格劳秀斯所指出的：“自然权利乃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它依据行为是否与合理的自然相谐合，而断定其为道德上的卑鄙，或道德上的必要。”[3]是自然法赋予了自然权利以永恒的价值，同时也赋予它以道德的正义。米尔恩对国际人权法将自然法意义上的人权当作全人类普遍遵循的人权标准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在他看来，这种普遍的、绝对的、无差异的人权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标准，是以绝对代替差异，以共性代替了个性，抹杀了人权的历史性、社会性与民族性。我们姑且不去讨论米尔恩观点的正确与否，但我们可从他的评述中进一步确认，国际人权在法理学上是作为一种道义上的应然状态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种实然的法律状态而存在的。事实上，米尔恩不同意自然人权哲学所谓人权绝对的普遍性，却同样认为，低度的普遍的人权应是以道德为根据的，是道德意义上的权利。1[4]

认识到国际人权首先是作为一种道德权利而存在对认识国际人权条约与缔约国国内法的关系十分重要。因为，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在效力上是有区别的。甲对乙享有一项法律权利，是指乙对甲负有可以依靠强制来履行的义务，所以某人享有法定权利就是享有对特定的法律相对人提出要求并由法律保障实施的权利；甲对乙享有一项道德权利，虽然也意味着乙对甲负有某种义务，得这种义务不是必然的，必须实施的义务，不必然具有法律的效力。沿着这一理论思路，我们可知，国际人权公约要求各缔约国所履行的义务在理论上是非必然的、非强制性的。

自然法意义上的国际法的人权是应然的而不是实然的，它为主权国家保障人权提供了一个价值目标。但是，在国际法的实际执行体系中，这一价值导向的权利，并不只是作为理论上的或理想性权利存在，而是被冠以实在法的形式出现，成为国内法的标准与准则。根据国际条约法，缔约国应严格执行公约的义务，违反公约义务的缔约国应承担国际责任，显然，“将人权价值追求的终极理想混淆为现实人权，以致形成了文件中人权观念与人权规范的内在矛盾。[5]正是理论与实际的内在矛盾，造成了人权背景下国际法效力问题的争论。

二、国际人权法执行体系中国内法优越于国际法

如果说建立在自然法法理学基础上的国际人权决定了人权公约不具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各缔约国的义务是任意性的，人权国际法在理论上无法以法律的名义撼动国内法的话，国际人权法文本则在诸多条款明确规定了国内法优于国际法，或国内法在特定的领域可以超越国际法。

1、国际法明文规定国家负有保护人权主要责任。《人权宣言》的序言指出，实现《宣言》宣布的共同人权标准，“需要通过国家和国际的渐进措施，……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

。”国家与国际都需采取渐进措施时，哪一个更重要呢？《曼谷宣言》进而指出：“国家负有主要责任，通过适当基础设施和机制来促进和保护人权，并认为必须主要通过这种机制和程序来寻求和给予补救。《突尼斯宣言》也指出，”实施和促进人权的职责主要在于各国政府。“《美洲人权公约》序言载明，缔约的目的是”以公约的形式来加强或补充美洲国家国内法提供的保护“。《个人团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同样规定各国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负有首要责任与义务。“因此，人权的国内保护机制和程序是首要的、行之有效的，人权的国际保护机制和程序是第二位的，是对国内保护机制和程序的补充。[6]

2、人权公约执行体系中，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超越国际法。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各缔约国有权对某些条约内容提出保留，被缔约国声明保留的公约内容不得对缔约国产生任何法律上的影响。因此各国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两个人权公约时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某些内容提出保留或解释性声明。这些保留与声明大至有三种类型，但保留比较多的一种类型就是：公约的内容与保留国的法律相抵触。当缔约国的法律的内容与国际公约相冲突，而本国既不愿修改本国法律，也不愿将自己置于公约之外时，保留条款为国内法提供了便利。[7]所谓各自的需要无外乎是各国根据自己的政治制度、文化差异和经济条件，将国际人权法中触及到国家根本利益的那一部分制约解除。可见，国家对人权公约某些条款拥有保留权，实际上就是规定了国内法对国际法的优越权。

3、国际机构干预国内法行动的有一定的尺度与限度。按照《联合国宪章》设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根据联合国主持制定的有关人权条约设立的专门性人权机构以及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设立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其权能都是有限的。其一，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只有在缔约国承认人权委员会的权力时，该委员会才能行使它的管辖权。其二，个人在申诉国家的侵害时，其申诉程序受到严格的控制。人权受到侵犯的个人，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应当首先在其本国或当地国家寻求补救，只有用尽当地救济未果者才可寻求外交保护或国际保护。即使如此，国际人权事务委员会也是将有关申诉资料回给于有关国家，最终补救实施者还是国家。其三，人权事务委员会接受和审议一缔约国对另一缔约国不履行公约义务的指控的职权也是任择性的，并且委员会也只有在议定有关事项已按照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求助于和用尽了现有的国内救济办法后方能受理。

欧洲、美洲都设立了人权委员会和人权法院，但这些机构也同样受到管辖权等程序上的限制，当事国赋予他们的权力也是有限的。即使是欧洲人权的当事国发生了侵犯人权的事件，欧洲人权法院在受理起诉后也只能作出原则性判决，而有关国家如何处理具体问题和如何补偿当事人，则属于有关国家的内部管辖事项。从1953年《欧洲人权公约》生效到1990年近40年的时间里，欧洲人权委员会所收到的来自缔约国的指控案件仅为18件，其中受到指控的缔约国只有4个，如此之少的原因，一方面有审理时间过长的考虑，更多的则在于各国对国际政治关系的考虑远远多于人权问题的考虑。相比之下，个人申诉的案件具有相当的份量。据统计，截止1989年12月31日，到欧洲人权委员会秘书处登记的个人申诉案件有15911项，但由于严格的条件限制，欧洲人权委员会实际宣布受理的案件只有670项，占总数的4.2%.[7]种种迹象表明：国际人权审判举步维艰。

总之，在国际人权法领域，“不仅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承认国际条约优越于本国宪法，而且相当多的国家甚至认为国内法优越于或等同于国际法”。[8]

三、人权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复杂性与发展趋势

人权自然法意义上国际法对国内法效力的缺失，人权执行体系中国内法优于国际法，都与国家主权原则相一致，符合《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各国互相承认和尊重对方的主权、不干涉对方的内政等原则，体现了主权的权威性与绝对性。这样说并不表明国际法对国内法失去了任何意义上约束力，尤其是在现实的国际政治关系框架内国际法与国内法在人权保护上实际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国际法的法律效力是相对的，不能违背联合国基本原则而用强制的手段对国家内部人权状况指手划脚，因为国内法上的人权说到底是一个的内政问题，并和它的主权相关，只有在有关国家成为缔约国之后，国际法才能通过国内法而对人权的保护起作用。此种情况下，国际人权法无疑可以在人权保护的深度与广度上作为国内人权的价值引导、规则与标准，但却不能作为国内人权保护必然的当下实现的法律规范。另一方面，国内人权法需要国际人权法的监督与制约。就专制国家而言，其国内法不具有道德的合理性和法律上的正当性，国际法可以通过干涉和制裁的方式，有效地遏制专制国家对人权的践踏迫使它保障人权并逐步向民主化过度。在人民主权的国家，一般来说，国内法具有道德基础和合法性，理论上讲，它是以保障人权为职责的。国际法的监督作用在此则可以使之更趋完善。但是无论是专制国家或民主国家，国家本质上仍然是人权的异化。因此，限制国家权力的首要目的就是保障个人的自由不受国家的任意侵犯。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复杂性的又一个表现在：国内法与国家的主权相关。就人权而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在某种条件下就转变成了人权与主权的关系问题。如果坚持国际法大于国内法效力、坚持人权大于主权，将有违国际法主权高于一切的基本原则，并打破联合国宪章所营造的国际关系准则，会对国际秩序带来强烈的冲击。这在现实中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一者，国际社会对严重违反人权或由于内战、动乱等缘故而出现人权受到严重侵害的国家实施制裁（包括经济的和军事的）和国际救济。如联合国对南非种族隔离的制裁，1992年联合国授权美军到饱受内战和饥荒蹂躏的索马里救助饥民，1994年授权法军到发生了五十万人被屠杀的卢旺达设立安全区等，这种出于人道主义的正义干涉有效地阻止人权的恶化。另一种结果是，强权国家可以借维护人权对别国内政进行粗暴的干涉，如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属下的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在1991年通过一个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等。

这里还涉及到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权的双重标准问题。一个国家可以因自身的利益对自己国家与别的国家采取不同的人权标准，或者是对两个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标准对待。如美国不能容忍南斯拉夫塞族对阿族人权的践踏，却对以色列对巴基斯坦人的大肆屠杀处之安然。这说明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实际利益仍然是潜伏在国际法领域的重要的杠杆。

坚持主权大于人权，一般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的最后一道道义上的盾牌。但主权绝对原则则可能导致对国内人权状况的忽视。

由此看来，人权可以抵制国家主权的滥用，主权可以限制以人权为借口的霸权，而受联合国授权的国际干预，或者正义的“人道主义干预”又可以给人权提供国际性的保护以免遭

主权的侵夺。问题是如何区分何者正义的，何者是非正义的，以及正确把握其间的界限。

国际法的基础来源于国际社会，国际间经济关系的变化是国际公法变化与发展的现实依据。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国际法制的逐步一体化。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形成了国际经济秩序法，国际间贸易、投资、金融等微观国际经济交往法改变了以往国际关系主要是政治外交关系的传统。国际间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国家经济间的越来越重的互相依赖性，使得国际间的经济制裁成为敦促国家保障人权一个可行的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在目前以色列侵占巴基斯坦、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的状况下，欧盟动议中止其与以色列的一切经贸往来，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国际政治在国际法中起着的杠杆作用。独立的主权国家是国际法得以存在的政治条件。国际公法是调节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法律。没有了主权国家，国际公法也就无需存在。但是随着人类对自身权利的越来越多的认识，人的理性程度的越来越高，人的主体性在众多关系中日益突出，人们越来越形成一种共识，即任何国家、组织不得以维护集体之名誉而损害人的自然权利，主权的相对价值日益明显，而个人作为国际法主体的思潮正在兴起。事实是，当人权公约中规定了个人可以超越国家直接向国际社会提出申诉这一权利时，已在表明一种姿态：作为人类，必遵守一个共同的规则，这就是人类普遍的规则，也是自然法则。在人权这一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特殊关系的国际法领域，国际法的效力正凸现它的自然正义的理论意义。因此，不管争论的结果如何，在现实国际关系中，国际人权法对国内法的制约性因素正在增多，制约的力量也在增强。这也是国内人权保护逐步向国际人权法所描绘的人权的理想境界发展与完善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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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建文.国际人权法的基石[J].法学研究，1999.（2）。

国际人权法范文篇3

西方国家一般将法律文献资源分为两种：一次文献（或称原始文献）和二次文献[4].原始文献通常指由国家强制执行而被记载下来的有关人们行为规范的规则，这里专指人权法庭或各国法院的报告、决定以及政治文件（包括条约、公约、报告、法律等），主要为国际性人权机构和区域性人权机构颁布的人权文件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二次文献通常指对法律原则的讨论和分析，是解释性和分析性法律文献，这里专指专著、专著中的有关论文、法律报刊上的文章、工具书等。本人拟从这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

一、原始文献（primarysources）

（一）国际性人权机构-联合国（UnitedNations）

无庸置疑，联合国是国际人权法的主要渊源之一，其包含的全球性国际人权公约是国际人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国际人权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德黑兰宣言（《德黑兰宣言》），自决权利（《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等），防止歧视（如《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包括种族灭绝罪行（如《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等），婚姻、家庭以及儿童与青年（如《儿童权利公约》），国籍、无国籍状态、庇护、难民和非公民（如《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等等。联合国主要是依靠其设置的一系列人权机构来达到维护人权的目的的。这些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联合国宪章成立的人权机构（Charter-basedbodies），包括联合国大会、人权委员会、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并依据投票多数通过原则采取行动；一类是基于某一具体条约而成立的人权机构（Treaty-basedbodies），包括人权事务委员会、禁止酷刑委员会、经社文权利委员会、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和儿童权利委员会，以监督国际人权条约的实施情况，只适用于签定该条约的国家和地区并根据多数人意见一致原则[5].

联合国有关人权方面资料的最重要的来源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网站（URL：www.unhchr.ch）。该网站涵盖了联合国有关人权事务的所有信息，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三种语言，是研究联合国人权文件和信息的最佳选择。在Charter-basedBodiesDatabase和TreatyBodiesDatabase两大数据库中可以查找上述两类联合国人权机构颁布的文件，如工作文件（workingdocuments）、记录摘要（Summaryrecords）、会议报告（Thesessionalreports）等。还可以从SiteMap网页www.unhchr.ch/map.htm上，可以检索人权机构（人权委员会、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经社文理事会、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条约监督机构以及其它相关的联合国机构）、法律文件（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其它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人权专题（OHCHR颁布的有关人权专题的文件并且按英文字母A-Z顺序排列表）以及出版物、联合国有关会议和活动、国际人权（有关人权的国际合作、区域性战略和各国索引）等。还可查询人权文件全部目录表和新闻。但搜索方式比较简单，缺乏有效的检索指南。该网站也可以从联合国主页中进入。

联合国达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URL：/Depts/dhl/）包含非常有用的资料。有书目检索UNBIS（包括联合国出版物和文件的目录以及纽约总部达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所藏的非联合国出版物的目录）、发言索引、表决记录、联合国资料文号数据库（UN-I-QUE）、联合国文献研究指南（包括人权、裁军、和国际法等专题）、参考书目等内容。

联合国文献中心（URL：/document/）是检索联合国有关人权文献的最主要来源。包括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的文件和决议以及秘书处特选文件，介绍联合国会议和活动情况，链接国际法院、托管理事会，还提供UNBIS和UN-I-QUE查询等内容。

另外，在联合国官方网站（URL：/）中的HumanRights网页（URL：/rights/）上，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世界人权宣言、条约、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反对种族主义世界会议、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以及文件搜索指南等内容。点击条约进入联合国条约库（UNTreatyCollection）主页/English/treaty.asp，可以查到联合国条约集中的条约全文、联合国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以及还未出版的最新通过的多边条约等非常重要的联合国文件，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提供多种检索方式），只是要收费。可以通过网上订购（URL：/English）。在联合国新闻中心（URL：/News/）的网页上，可找到有关人权的新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于1951年1月1日在日内瓦正式办公，1951年7月通过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54年4月22日生效）。在其主页（www.unhcr.ch/cgi-bin/texis/vtx/home）上可直接检索新闻、UNHCR过去保护难民活动的有关情况、难民法律的发展变化等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在Research/Evaluation中有CountryofOrigin和Legalinformation两个数据库，CountryofOrigin包括UNHCR文件以及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报告，Legalinformation包括有关难民政策的文件及各国立法。并提供多种检索方式，十分方便。UNHCR还有一个图书馆（www.unhcr.ch/cgi-bin/texis/vtx/biblio），从中可以查到其收藏的5，000份文件（书籍、文章和报告），涉及UNCHR文件、有关难民的材料、法律文件、相关文件及参考资料等和国际法等全部文献。

联合国法院的官方网站为www.icj-/（同时提供英文、法文、西班牙等文种）在basicdocument中可查到联合国宪章、国际法院规约、法院章程等文件，在Decision中有1946年以来国际法院判决的案件以及提供咨询意见的案件的情况，并可以根据争议案件所在国家的字母顺序进行检索。另外，国际法院所有判例的全文均可从Westlaw公司（URL：/signon/default.wl？newdoor=true）中的INT-ICJ数据库或Lexis公司（URL：/lawschool/）中的LegalResourcesIndex中查到，只是要收费。有关国际法院最新判例的情况还可在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的网站（URL：www.lawschool.cornell.edu/lawlibrary/）中找到。

（二）区域性人权机构

1.欧洲理事会（CouncilofEurope）

欧洲理事会是根据《欧洲理事会章程》于1949年8月成立的，是一个区域性的政府间组织。宗旨是努力促成其成员国之间的一体化，以达到保卫和实现作为它们的共同传统的理想和原则并推进其经济和社会进步的目的。欧洲理事会颁布了两个重要的人权条约，即《欧洲人权公约》（1950年11月签定于罗马）和《欧洲社会宪章》（1961年10月在都灵通过）。为保障人权条款的实施，欧洲理事会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19条、第56条创设了两个人权机构-欧洲人权委员会（1955年）和欧洲人权法院（1958年）。欧洲理事会广泛地参与人权领域内的各项活动以及人权出版活动[6].

在欧洲理事会官方网站（URL：www.coe.int/portalT.asp）内容极为丰富，有英文、法文和其它文种等多种语言。其文献检索（DocumentarySearch）栏目中可以查找人权判例法、欧洲条约（URL：www.echr.coe.int/Hudoc.htm）。链接了欧洲议会、欧洲人权专员、欧洲人权法院等有关人权问题的网址。在HumanRights网页（URL：www.coe.int/T/E/Human_rights/）上可以看到有关人权的最新动向、人权会议、人权活动及其相关专题等内容。在treatyoffice网页（URL：htp://conventions.coe.int/treaty/EN/cadreprincipal.htm）上有欧洲条约数据库，包括欧洲条约集，欧洲理事会或欧盟的成员国或非成员国参加的欧洲公约以及各参加国的保留或声明等内容。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官方网站（URL：www.echr.coe.int/）有所有欧洲法院未决案件、已决案件的判决或裁定以及法院组织法、欧洲人权公约等。

2.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sofAmericanStates）

美洲国家组织（OAS）由北美洲、南美洲和中美洲的32个国家组成，源于1890年4月在美国建立的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1948年4月通过了《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并更名为现在的名字。美洲国家组织颁布的人权文件除上面两个以外还有1969年11月美洲国家间大会通过的《美洲人权公约》（1978年7月正式生效）和1988年11月通过的《美洲人权公约：附加议定书》（增加了经济、社和文化权利）。美洲国家组织中的人权机构主要是其下属的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和根据《美洲人权公约》设立的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7].

在美洲间国家组织的官方网站（URL：/）的主页上Document栏目中的legalservice提供了《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等有关美洲国家组织机构的法律规定、多边公约及其它文件以及条约的查询（1948年以后的条约，多种检索方式）等内容。还有关于美洲国家大会会议主题的索引及所做的决议和宣言以及查询美洲各国的宪法、选举法全文并有各国法院、议会网站的链接。从美洲国家组织机构中可以找到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的网页（URL：/DefaultE.htm），其内容包括该委员会的情况、新闻（如最新的关于恐怖主义和人权的报告）以及美洲国家人权系统的基本文件、历年的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的年度报告（1970-2001）、发言，委员会出版的案例等。在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的官方网站www.corteidh.or.cr/上有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英文等文字，主要介绍关于法院的情况、案例、最新的判决以及新闻等内容。

3.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ofAfricanUnity）

非洲统一组织（OAU）是联合国系统内的政府间组织，由五十个非洲国家的政府组成，还包括岛国科摩罗和马达加斯加。其人权文件是1981年通过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为促进人权和民族权在非洲得到保护”又于1987年11月在非洲统一组织内部设立了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8].

在非洲统一组织的官方网站（URL：www.africa-）上有英文和法文两种版本。内容不太多，更新也不及时。主要是关于参加国的简介、AU的新闻检索（可检索到有关人权的AU新闻）、相关链接和论坛等。在SouthAfricanChairmanshipoftheAfricanUnion官方网站（URL：www.au2002.gov.za/）上可以找到有关OAU/AU的主要文件及背景材料、会议发言及有关情况（如德班2002年峰会资料）等并可以进行检索。

4.阿拉伯国家联盟（LeagueofArabStates）

阿拉伯国家联盟是一个由21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组成的政府间组织，成立于1945年。该联盟于1968年9月成立了阿拉伯人权委员会，1994年9月通过了《阿拉伯人权宪章》[9].

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官方网站（URL：/arableague/index_en.jsp）内容不太多，比较陈旧。文件库中有关于阿盟的文件、条约、联合国中有关阿盟的文件（仅有1989年6月叙利亚作为阿盟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的人权报告）等内容。

（三）人道主义法（HumanitarianLaw）

人道主义法是否属于国际人权法，理论界尚有争论。通常又称之为“战争法”，包括禁止使用的作战武器和作战方法、对武装冲突受难者的人道主义保护、中立制度以及惩戒战争犯罪等内容。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如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1977年《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等所有限制作战方法和武器的使用的条约；一类是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如1977年《日内瓦公约地二附加任意议定书》、1954年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第4条等。其主要机构有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国际迁徙组织、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事处、国际红十字、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10].

从联合国的主页（URL：/）上的Humanitarianaffairs栏目进入ReliefWeb网页（URL：www.reliefweb.int/w/rwb.nsf）后，在resources中可查到这些人道主义机构的具体名单、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研究中心以及非政府组织（NGO）情况等信息（URL：www.reliefweb.int/w/contactDir.nsf/contactDirHome？OpenForm）。这些机构的报告、文件等内容可在人道主义图书馆（URL：www.reliefweb.int/w/lib.nsf/LibHome？OpenForm&Count=25）中找到并可进行搜索（要注册）。国际迁徙组织和国际红十字是最重要的人道主义救援组织。国际红十字（ICRC）的官方网站（URL：/）内容非常丰富，其IHC数据库（URL：/web/eng/siteeng0.nsf/iwpList2/Humanitarian_law：IHL_in_brief）简要介绍了人道主义法的历史发展、与人权法的关系、主要的人道主义文件（公约及议定书全文）、ICRC出版物、国际惯例法以及ICRC的主要活动、热点问题、新闻等。

二、二次文献

要想获得有关人权资源的二次资源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方式是从Westlaw（URL：/signon/default.wl？newdoor=true）、NexisLexis（URL：）这两大商业网站获取，因为其包含了大量的专业期刊文章。当然，某些人权组织（或中心）的网站，特别是某些大学图书馆网站也包含了许多有关人权的二次资源[11].其信息量非常大，更新及时，有大量有效的链接，一般是免费的，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1明尼苏达大学人权图书馆（URL：www1.umn.edu/humanrts/）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关于人权问题的专业图书馆。其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大，分类细致，检索非常方便、迅速、准确（有非常强大的搜索引擎和布尔检索方式），并同时提供法文、俄文、日语、西班牙语和伊斯兰语等多种语言的版本，是研究国际人权法必不可少之得力工具。网站主要内容有：各种人权文件和材料（HumanRightsDocumentsandMaterials），其中包含联合国通过的文件、全球各个国家、地区有关人权的条约、机构等材料，人权教育、人权研究指南及参考书目（BibliographiesandResearchGuide），美国有关人权的文件、难民和庇护的资料以及超过3，600个人权网站链接（分文件、组织、地区和专题四大部分）。第二，人权搜索引擎（HumanRightsEngines）可搜索该网站以及多个人权网站上的文件。第三，各种有关非洲、北美洲、西太平洋/亚洲人权的镜像站点（MirrorSites）。第四，其它人权信息，如有关在线人权教育和培训资源目录（OnlineCatalogofHumanRightsEducationResources），培训和工作机会以及人权监督培训手册等。

2.澳大利亚法律信息学会的网站（URL：www.austlii.edu.au）上不仅有本国的法律，还包含英联邦其它国家的法律、判例等法律资源。最有特色的就是其WorldLIIDataBases数据库，资料非常丰富.按分类可检索到人权资料（URL：/catalog/303.html），其中包括全球30多个国家的人权资料、各国际或洲际人权法院和判例、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法律期刊、人权报告、人权研究中心以及联合国有关活动等内容。还可以分成若干专题如儿童权利、难民问题、土著人权利、妇女权利等进行检索。对于初学者来说，最有价值的是人权研究指南和参考书目（URL：/catalog/304.html）。

3.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图书馆（URL：www.lawschool.cornell.edu/lawlibrary/）的在线资源非常丰富。其法律资源百科全书（URL：www.lawschool.cornell.edu/lawlibrary/Finding_the_Law/default.htm）包罗万象，尤以外国和国际法资源著称。既可以检索美国法律（联邦法和各州法律），也可以按专题和国别来检索有关人权资料。

4.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图书馆（URL：www.law.nyu.edu/library/）的在线资源极为丰富，同样以外国法和国际法律资源数据库（Foreign&Int‘l.Databases）著称。在人权网页上（URL：www.law.nyu.edu/library/foreign_intl/human.html）包括来源于美国国务院的2001年各国人权报告（countryreportsonhumanrightspractices）、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人权资源目录（AAASDirectoryofHumanRightsResources）、亚洲人权委员会（AsianHumanRightsCommission）、欧洲人权委员会网址（CouncilofEuropeHumanRights）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CourtofHumanRights）、SwedishDataInspectionBoard、欧盟人权数据库（TheEuropeanUniondatabaseonHumanRights）、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Inter-AmericanCommissiononHumanRights-OrganizationofAmericanStates）以及其它相关站点。

5.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BoraLaskin图书馆（URL：www.law-lib.utoronto.ca/resguide/humrtsgu.htm）提供了关于人权的国际保护方面的研究指南以及相关网站的链接。该图书馆最有特色的是其妇女人权资料数据库，可以搜索有关文章（有的有全文）、专著、文件（国际公约等）和相关网站，也可以按专题进行搜索。

6.澳大利亚人权中心（URL：/）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主办的研究性机构。其中为国际人权律师提供的国际权利研究指南对了解国际人权的理论框架和实务都是大有裨益的。主要包括：澳大利亚人权杂志的部分内容（1994年-1999年全文）、与澳大利亚难民法有关的资料以及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的研究指南等。还链接了关于人权和平等权的判例、澳大利亚条约图书馆、重要的人权条约及其它相关站点等。

7.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有一个关于人权和人道主义事务研究的信息资源指南（URL：www.columbia.edu/cu/lweb/indiv/lehman/guides/human.html）。主要内容有：研究指南、索引和摘要、参考书目、背景材料、年度报告、人权组织、原始资源以及人权杂志等。

8.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AdvancementofScience）的官方网站（URL：/）是一个比较好的综合性网站。链接了全球上百个人权组织以及因特在线的许多电子出版物。还可以查询在线人权资源目录（URL：/dhr/search.php）。

9.人权因特网（HumanRightsInternet）是全球最大的人权信息交流中心。1976年在美国建立，现总部在加拿大的渥太华，与全球5，000多个人权组织和个人保持联系。在HRI的网站（URL：www.hri.ca/welcome.asp）中，非常有学术价值的是HumanRightsDatabank.其中包含了联合国人权机构、人权论坛、E-DocCentre中心等内容并可以进行检索。E-DocCentre是电子文件中心，内容比较全，既可以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社文权利国际法和人权保护、联合国及相关机制、人权和技术等专题检索也可以根据国家地区进行查找。

以上都是国外在线人权资源状况，下面简要介绍一下中国这方面的情况[12].在中国，要想利用因特网查找人权资料，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

1是从电子法律、法规库中可查到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文件等，如国家法规数据库（URL：140.112.200.14：168/）、北大法律信息网（URL：/）中的法规中心等收费网站或在中国法律资源网（URL：/）、国法网（URL：/pg/index.php）、法律图书馆（URL：www.law-/）之类的专业网站免费获得。有的法律专业网站如北大法律信息网中的法律文献首页（URL：/article/）、论文帝国（URL：/）、法律图书馆（法律论文资料库，URL：www.law-/lw/）等法律专业网站中查找。

2.从政府机构的官方网站可查到有关内容.如外交部网站中有一个条约法律库（URL：/chn/c32.html）有部分相关内容。

3.电子出版物如中国学术期刊网（URL：/）是获得二次资源的最主要途径。CNKI收集了从1994年到如今的5，300多种中国期刊全文，累积全文600多万篇，题录600多万条，网上数据每天更新。可以通过标题、关键词或任意词检索人权资料，使用非常方便，是研究者必不可少之工具。但是要收费（可在网上免费查询目录）。

4.从有关研究机构、团体举办的网站上获得。目前就笔者所知，国内上网的人权研究机构不多，仅为北大北大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URL：/）。[13]包括人权新闻、人权机构、人权文件、人权案例、人权教育等文章，内容不是太多，比较简单。主要是联合国通过的人权公约及其人权保护机制。有价值的是其中连接了一些国内人权组织（主要为妇女人权保护机构）。如全国妇联（/index.jsp）有一个维权视角，介绍了有关妇女人权新闻、案例等内容。

相较于每天数以亿计的不断更新的在线资源，我这里介绍的网站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冰山一角。其目的是试图勾勒出国际人权法在线资源的大致轮廓，以为查找和研究提供便利。

（此文已在《黑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上发表）

注释：

[1]田士臣：国际人道主义法与国际人权法之比较，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2]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

[3]MarciHoffman：ASILGuidetoElectronicResourcesinHumanRights，/resource/humrts1.htm；HylaBondareff：HumanRightsResearchGuide，ls.wustl.edu/Infores/Library/Guides/humanrights.html；TheRightsInternationalResearchGuideforInternationalHumanRightsLawyers，/other.html；InternationalLawGuideIII：InternationalProtectionofHumanRights，www.law-lib.utoronto.ca/resguide/humrtsgu.htm；ElisaMason：UpdatetoAnnex：HumanRights，CountryandLegalInformationResourcesontheInternet，/features/rsd_bib2.htm.

[4]其含义与中国的不同。一次文献在中国指直接记录事件经过、研究成果、新知识、新技术的文献，包括专著、调查报告等，也包括国家颁布的政策、决定、法令及指示等；二次文献指对一次文献进行加工整理并按一定方式编排成系统的便于查考的文献，如目录、题录、索引、文摘等。

[5]www.unhchr.ch/data.htm，/introduction.php.

[6]国际人权文件与国际人权机构，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第928-931页。

[7]同上，第937-938页。

[8]同上，第924-927页

[9]同上，第921-923页。

[10]田士臣：国际人道主义法与国际人权法之比较，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11]这些网站一般同时包含大量的一次资源和二次资源，但因其提供的文件不是正式的PDF格式（大多为超文本格式HTML），所以为方便起见，暂将这些网站划分至此。

国际人权法范文篇4

国际人权法是指国家之间关于尊重保护人权以及防止惩治侵害人权行为的原则和制度，它主要是由一系列保护人权的条约组成的，人权的实施途径主要是通过国内法实施的。国际人权条约一经国家签订，根据条约必守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国际人权法就对内国具有约束力，因而国际人权法在一定程度也就促进对内国的人权保护，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人权观念、人权意识必将随着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渗透到各内国，对内国的人权法制建设，人权观念提升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我国历来主张重义务、轻权利、强奉献、弱报酬的国度，在历史上尽管不时迸发出不少人权的思想火花，但基本上是没有人权的国度。是一个权利意识，主张体意识受到严重束缚的民族，女性的权利更是如此。女子必须遵守三纲五常的礼教，遵守在家从父、出家从夫、夫死从子的闺训，要遵守女儿经，在婚姻关系上男子可以一妻多妾，妇女只能从一而终，男子可以七出三不去，有较大的婚姻自主权，而女子基本上无婚姻自由权可言。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尽管深深相爱，但最多只能演绎一场爱情悲剧。同时在中国古代女子也无教育权可言。“女子无才便是德”上学读书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祝英台女扮男装去杭城读书，也只是少女对学堂生活的一种幢景。尽管历史也有一些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但她们也只能以伪装成男子的身份来行使权利：花木兰代父从军。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句名言：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女性的权利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与弱者联系在一起的。尼采这个疯子有句名言：你要到女人那里去吗？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这活脱脱是描写我国古代夫权主义者，可以说：从政治、家庭、社会角度看，中国古代妇女都是无权利、无地位、无人权可言。

但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妇女的权利从家庭到社会，政治权利得到极大的解放。随着我国加入世界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妇女的权利更是得到极大的提升，女士优先已成为一些社交场合的最基本的礼貌习惯。《妇女政治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更是对我国妇女权利的张扬起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国制定了相关的《保护妇女儿童条例》、《婚姻法》、《劳动法》、《宪法》对妇女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家庭权利都作了相应的规定。

国际人权法范文篇5

关键词：国际人权法人道法区别

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是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的国际公法的两个分支。国际人道法是一套由条约或习惯确立的国际规则，专门解决在国际性武装冲突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直接产生的人道问题。它保护那些受到或可能受到武装冲突影响的人员和财产，限制武装冲突各方自行选择作战方法和手段的权利。国际人权法即人权的国际保护，一般是指促进和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普遍尊重和实现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关系，在国际上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广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看，它包括人权法，人权法只是代表一般人道主义法的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另一种观点正相反，认为人道主义法是派生于战争法的法律。而人权法是构成和平法重要部分的法律，优先于国际人道主义法。但是从这两种法律逐渐发展的过程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并且这种联系和作用还在发展。

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这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主要作用和根本宗旨都是在努力保护人的生命、健康与尊严。其主要区别在于：

一、在历史和法律构成方面的渊源不同

国际人道法先于国际人权法而产生，如若以国际条约或公约作为国际人权法的标志的话，则和平时期的人权要从《世界人权宣言》开始，也就是说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而国际人道法的历史则要长得多，因为从历史上看，战争法是国际法中最为悠久的部分。国际人道法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主要条约渊源是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及其1977年的《第一附加议定书》。它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主要条约渊源是《日内瓦公约》之共同第3条和1977年的《第二附加议定书》。而国际人权法的主要条约渊源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灭种公约》（1948年），《消除种族歧视公约》（1965年），《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1979年），《禁止酷刑公约》（1984年）以及《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主要的地区性条约包括：《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1950年）、《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1948年）、《美洲人权公约》（1969年）以及《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1981年）。

二、具有不同的内容

国际人权法的含义更为广泛，它包括公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所应享有的权利与应承担的义务，而国际人道法则一般限于战争或武装冲突时交战国、中立国、参战人员以及平民的权利与义务，因此也被称为战争法或武装冲突法，如有关国际人道法的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内容，包括战斗人员一旦由于生病、负伤、沉般或主动放下武器，就必须被给予战俘地位，受到人道主义待遇，不得使用生物、化学、细菌武器及某些类型的枪弹，占领国在占领领土内必须保障平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等。国际人道法不仅涉及到人权内容，而且包括海牙公约等一系列战争法的规则。同样，国际人权法也涉及到了不受国际人道法调整的和平时期生活的某些方面，例如，出版自由、集会权、选举权和罢工权。

三、具有不同的法律保护对象和约束对象

国际人权法所关注的，是违反人权的行为，保护个人免遭政府专横行为的影响。国际人道主义法所关注的则是战争和武装冲突中的受害者。国际人道法约束武装冲突的所有参与者：在国际性冲突中，所有相关国家都必须遵守人道法；而在国内冲突中人道法既约束政府，也约束与其交战的团体或相互作战的各个团体。因此，国际人道法规则既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非国家参与者。国际人权法就政府与个人的关系设定了一些约束政府的规则。虽然越来越多人认为，非国家参与者，特别是当它们履行类似政府功能时，也应遵守人权规范，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有争论。

四、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和时期

从两种法律适用范围来看，国际人道主义法所保护的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群体的生存权，国际人权法适用范围是除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的以外的人的社会、经济、文化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武装冲突发生时，而不论该武装冲突是国际性还是非国际性。由于国际人道法针对的是一种特殊情形——武装冲突，因此，不允许对其规定进行任何克减。国际人权法原则上在任何时期均适用，既适用于平时也适用于发生武装冲突的局势。然而，一些国际人权法条约允许政府在公共紧急情况危及国家存亡时克减某些权利。但是，此克减必须与即将发生的危机相称，其提出不得基于歧视，并且不得违反包括国际人道法规则在内的其它国际法规则。某些人权是决不能予以克减的。特别包括生存的权利、禁止酷刑及不人道处罚或待遇、奴隶及奴役，以及法律原则及法律没有追溯效力。这是各国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是冲突或内乱时都必须尊重的权利，被喻为人权的“核心”。公务员之家

五、执法主体和效果不同

国际人道法的执法主体包括参加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国家、武装力量，以及参加救护的组织及个人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各国红十字会，主要任务则是为了保护和救助。国际人权法的执法主体是各国政府，主要是靠主权国家政府的意志，靠国际社会道义上的力量，靠国际社会的鼓励、规劝、监督、批评、谴责和制裁等。国际人权法执行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恢复正义或制裁非正义。从两种法律的最终效果来看，国际人道主义法是在武装冲突或其他暴力发生的情况下，保护人类免受威胁和危险，以保护人的安全和尽可能地保护人的生活环境，因此，被认为是“维持现状”法律。而国际人权法，则是通过在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等方面愿望的完全实现，给人的个人发展的可能性提供一个国际保证，因此，被认为是“促进人们共同幸福”的法律。

目前，在国际社会中，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对人保护方面已自成一种体系，有自己的法律基础、适用范围和执行机制。它的规则，在发生武装冲突和其他大规模暴力行为时以特殊方式对人实行保护，是必可少的。没有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将是不充足、不完全、同时也不符合人们的需要。再者，依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做的工作，同样也促进和体现对基本人权——生命权、生存权和安全权——的尊重。红十字国际大会在积极推进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同时，多次宣布对人权法的关注，并敦促本运动通过参与消灭种族主义、种族歧视、酷刑的努力以及加强对儿童的保护来开展并扩大这个方面的工作。

参考文献：

[1]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2]汪火良。论国际人道法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适用[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5，（01）。

[3]王虎华。国际人道法的定义[J].政法论坛，2005，（02）。

[4]赵乐。加强实施国际人道法的思考[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06）。

[5]黄列。国际人道法概述[J].外国法译评，2000，（04）。

[6]田士臣。国际人道主义法与国际人权法之比较[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2，（02）。

国际人权法范文篇6

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地位的上升是国际法院与法庭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在传统的国际法上,国际司法机构是一个只有主权国家才具有诉讼权利的领域,但近几十年国际司法机构的快速发展使这种状况大为改观。现在,国际审判已经不再仅仅是由国家所垄断的事务,因为越来越多的国际法院与法庭允许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个人的参与。在一些国际司法机构,与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有关的案件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这既是国际法治的突出成就,也反映了国际法的新发展。本文拟对这一新的发展进行分析。

概说: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的地位的几种情形

笔者认为,在广义上,目前世界上运行中的国际司法机构有100余个,而狭义上的即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司法机构则只有数十个。1本文将集中对狭义上的国际司法机构进行分析。在门类繁多、规则各异的国际司法机构中,个人的地位正在取得日新月异的进展。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的地位之开端。1.国际捕获法院。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迈出的第一步,是1907年第12号海牙公约规定个人可以对本国捕获法院作出的影响其权利的裁决在国际捕获法院提起上诉,或提起其他诉讼。这一规定虽然涉及的领域狭窄,但也构成了国际法中的一大变革。然而,这一努力最终在实践中失败了,一是因为该公约从未获得批准,二是因为那时国家可以禁止其国民提起个人诉讼,或者代替个人上诉,表明在国际程序中国家仍占主导地位。2.中美洲法院。根据多边条约建立的第一个真正投人运行的常设国际法院是中美洲法院。1908年由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等5国建立的中美洲法院有权受理个人对其本国之外的其他缔约国提起的诉讼,不论个人所属国家是否支持,该人在证明已经用尽当地救济或有证据表明没有获得公正司法的情况下均可起诉。这是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迈出的第二步,即针对国家提起诉讼并向国际司法机构直接起诉。中美洲法院在其运行的10年中共审理了10个案件,其中5件是纯粹的国际争端,另5件是由个人提起的,但其中4件被宣判为不予受理,1件在实体审理阶段败诉。

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的地位,主要情况大概有以下

几种:一是作为享受国际权利的主体,在国际诉讼案件中作为申诉人或者原告出庭。突出地表现在4类法院中:在欧洲人权法院等区域性人权法院和国际组织行政法庭两类国际司法机构中,个人作为申诉人或者原告,主要是要求国际司法机构保护其权利。个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法院中也多具有起诉权,某些超国家的司法机构如欧盟法院体系是此类法院的突出代表。在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海底分庭中,个人所具有的诉讼权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二是作为承担国际责任的被告人。对于个人所犯的某些严重国际罪行,应当追究其国际责任并对之予以惩罚。如个人在前南法庭、卢旺达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等均作为被告人受到审判。三是个人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国际法庭的诉讼,或者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向法庭提交报告,或者向法院提供情况等。接受个人诉讼的国际司法机构主要有:欧洲人权法院、非洲人权法院;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行政法庭;欧盟法院体系、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法院、安第斯共同体法院、西欧联盟法院、中美洲法院、东南非共同市场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分庭等。在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院以及国际和国内法院混合的国际刑事性司法机构,个人是作为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比较传统、不接受个人诉讼的司法机构有:国际法院、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庭、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核能机构法庭、独联体经济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等。以下将分述个人在不同的国际司法机构中的不同地位。个人作为区域性人权法院的申诉人具有中心地位二战以后,联合国宪章关于人权的规定,由(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两公约所构成的“国际人权宪章”的深人人心,极大地改变了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而对国际入权宪章执行最有力的,当数区域性的人权机制。与传统的国际司法机构不同,建立区域性人权法院的目的不是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国际争端,而是作为个人面对其国家对其特定的个人权利的侵害而寻求人权」的国际保护的一种机制。诬在此类案件中,通常是个人诉其本国政府。个人在区域性人权法院中的地位是最为突出的,其中又以个人在欧洲人权法院中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在该院,个人有直接提出申诉的权利。

个人在强势和有效的欧洲人权法院中的地位。

个人在欧洲人权法院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在欧洲理事会框架下1950年通过、1953年生效的欧洲人权公约建立了由欧洲人权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三机构组成的监督机制。根据公约的规定,欧洲人权法院只能受理由欧洲人权委员会和缔约国所提交的案件,而个人的申诉只能提交欧洲人权委员会。委员会受理个人申诉须以被控缔约国声明其承认委员会受理该申诉的权限为条件,因而属于非强制性管辖。1994年生效的公约第9号议定书修改了有关法院管辖权的条款,规定除委员会和缔约国外,个人、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团体也有权向法院提起申诉,但个人仅限于已向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者。1998年ro月31日生效的公约第11号议定书对公约的监督机制进行了彻底改革,取消了欧洲人权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在裁决人权申诉方面的职能,将原来的非常设的欧洲人权法院变为常设的新的欧洲人权法院。修订后的公约规定,任何自然人、非政府组织或个人团体认为自己根据公约所享有的基本人权或自由受到来自国家公权力的侵害时,均有权直接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缔约国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此项权利的有效行使。因此,欧洲人权法院在个人申诉方面的管辖权逐渐扩大,而且越来越具有强制性。当然,法院受理此类申诉是有一定标准的,如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和在最后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起诉等等。人权法院作出的判决是最终的,并具有拘束力。不过,由于涌至法院的个人申诉大量增加,而法院办案能力有限,以至于积案上升,办案速度减慢,从而引发了欧洲人权机制20(抖年的新一轮改革。法院受理个人申诉之后,要求个人必须由法定人出席庭审。欧洲理事会为此设立了法律援助方案,以帮助无法聘请法定人的个人申诉人。法院还可允许任何与案件的结果有关系的人员(包括非政府组织)作为法庭之友参与案件,并向法庭提交书面意见。个人在非洲和美洲人权法院中的不同地位。个人在即将成立的非洲人权法院的地位类似于欧洲人权法院在公约第9号议定书生效后的情形。在缔约国声明接受非洲人权法院对个人控告国家的案件的管辖权的情况下,个人有权直接将对缔约国的控告提交给非洲人权法院。法院的管辖权是任择性的。同时,个人提交的申诉状还必须满足有关条件产实践中,各缔约国在接受法院对个人申诉的管辖权问题上态度并不积极,到2以又年l月1日,只有布基纳法索一个国家作了接受法院对个别诉讼管辖的声明。于1979年开始运作的美洲人权法院无权受理个人申诉。只有缔约国和美洲人权委员会有权向法院提交案件,个人在美洲人权法院不享有诉讼主体地位,也不享有直接起诉权,但可以通过美洲人权委员会间接地将案件提交给人权法院,个人申诉者的人可以出席法院的审理,而且法院也通过修改诉讼规则等方法,不断加强个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个人也无权请求法院作出咨询意见。不少学者认为,个人诉诸国际司法是有效地执行国际人权法的关键所在,美洲人权法院在此方面既远远落后于欧洲人权法院,也与即将建立的非洲人权法院存在差距。个人控告国家,特别是个人直接与其所属国就违反人权的情势对簿公堂,是欧洲人权保护机制在国际人权法治化和司法化方面迈出的一大步。个人在欧洲人权法院的显赫地位是其他国际司法机构所难以望其项背的。法院虽然具有对国家间指控和个人申诉两种案件的管辖权,但由于种种原因,国家间指控案件实际上极少发生,法院所受理的绝大多数案件均为个人诉国家的个别诉讼。在法院审理的大量个人申诉案件中,有相当数量的案件以个人胜诉告结。法院不仅判决谴责有关缔约国违反公约规定的人权,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判决缔约国给予受害的个人以“公正的补偿”。对于法院作出的裁决,各国的执行率很高。通过这种途径,法院极大限度地加强了在整个欧洲理事会46个成员国中的人权保护。个人与国家处于完全平等的诉讼地位,以及该管辖权的强制性,也使得欧洲范围内的国际人权保护机制成为其他区域人权机构,包括美洲人权法院和非洲人权法院努力的方向。欧洲人权法院作为强势和有效的国际人权保护司法机构是成功的,而个人申诉管辖制度不能不说是其取得这些成就的关键原因之一。国际公务员在国际组织行政法庭的出诉权主要国际组织行政法庭的建立是允许特定类型的个人直接进人国际法庭的重要步骤。在给个人以出诉权的国际司法机构中,具有70余年历史的国际组织行政法庭既是其中较早的,也是实践极为丰富的。1927年建立的国际联盟行政法庭和1932年建立的国际农业协会行政法庭居于先行者之列。其他向个人开放的法庭,极少有像国际组织行政法庭这样发展时间长、法庭数量多、司法连续性强、成案丰富的情况。»目前建立的国际组织行政法庭有近20个,主要有联合国行政法庭、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世界银行行政法庭等,以及亚洲发展银行、国际货币基金、非洲发展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理事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洲国家组织、欧洲航天局、美洲发展银行等的行政法庭等。有权利用国际组织行政法庭的国际公务员数以10万计,而且不断增加。这些行政法庭普遍给予有关国际组织公务员和其亲属以起诉权。有的国际行政法庭还允许法庭之友,即与案件结果有实质联系的个人或者团体等向法庭提出意见和建议。不但处理行政事务,而且开始审查可能影响工作成员权利与职责的基本因素的行政政策并对其予以限制,并对带有歧视和其他不规范情形的立法予以审查。国际组织行政法庭与区域性人权法院相似,都与国际人权法的发展有关,只是在国际组织行政法庭具有出庭权的个人是特定的,即国际组织的公务员或其亲属等,法庭的目的之一在于保障国际公务员的个人权利,并防止出现独断专横。这些法庭通过大量的司法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各国际组织内部法律体制的形成和完善。个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法院中具有重要地位区域经济一体化是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在欧洲、非洲、美洲等区域一体化组织中,为了保护共同市场的顺利运行和争端的及时解决,若干组织设立了司法机构。在经济一体化高度发达区域的司法机制中,个人的参与程度较高,其突出的代表是在欧盟的诉讼程序中。

个人在欧盟法院体系中所具有的原告地位。

欧共体最初是经济一体化组织,现在已走向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全面一体化。欧共体法院是1952年12月在卢森堡开始运作的,其后历经数次大的改革,目前已形成了由欧共体法院、欧共体初审法院和专门法庭组成的法院体系。其中欧共体法院逐渐具有联邦制下最高法院的特征,其不仅具有民事法院、行政法院等职能,而且具有宪法法院的某些权限。目前欧共体法院管辖的案件可分为三类:针对共同体机构的诉讼,针对成员国的诉讼和先行裁决案件。在所有针对共同体机构的诉讼包括无效行为之诉、不作为之诉、行为合法性之诉和赔偿损失之诉中,个人都享有起诉权。因此,成员国的国民,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如果认为欧共体机构作出的直接的、专门的涉及其本人利益的行为不符合条约的规定,或者欧共体机构根据条约应该作出某种行为而没有作出,即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且在提出上述两种诉讼时可以附带对欧共体的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向法院提出争议。如果欧共体机构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有过错并造成损失,个人还可以向法院提出赔偿要求。。欧共体法院、欧共体初审法院均曾对欧盟公务员的诉讼享有管辖权。最近,根据(尼斯条约》的规定,2仪又年n月2日欧盟部长理事会决定设立专司审理有关欧盟公务员诉讼案件的专门法庭。个人可以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法院作为原告。欧洲经济区协议由欧盟成员国和3个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共同签订。该协议的前言规定了个人享有的权利和保障这些权利的司法辩护权。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法院成立于1994年1月1日。根据1992年《关于设立监督局和法院的协议》(即《欧洲经济区协议》)的有关规定,任何自然人和法人认为监督局对个人怠于履行职责的,均可向联盟法院起诉。即使监督局的裁决是针对其他人作出的,但如果对某个人的影响是直接的和个别的,他也可以就此提起诉讼,也即在一定条件下第三人也享有出庭权。但个人不享有咨询意见请求权。安第斯共同体法院紧跟欧共体法院的模式。个人可以向1979年建立的安第斯共同体院提起违法之诉、撤销之诉、不作为之诉和解释之诉。但安第斯共同体一体化程度较低,该院的作用也较有局限性。东南非共同市场法院审理的案件绝大多数涉及个人。东南非共同市场法院设立于1998年。根据《建立东南非共同市场条约》的规定,任何定居在成员国的个人可申请法院审查理事会或者某一成员国制订的法令、规章、指令和决定是否违反条约的有关规定,但前提是用尽当地救济。法院对共同市场和其雇员之间就雇佣条件和雇佣合同的其他条款、职员规则和秘书处有关规章的解释和适用产生的争端有管辖权。法院对任何人针对共同市场及其机构的雇员履行职责的行为提起的诉讼也有管辖权。该法院较有特色的一点是个人根据有关协议可以向法院申请仲裁。东南非共同市场法院自运作以来共作出了7个裁决,其中6个与个人有关。个人在新的中美洲法院具有广泛的地位。新的中美洲法院建于1992年。该院对于成员国所提交的纠纷,除了少数案件,如边界纠纷等之外,均具有管辖权。法院对于私人当事方之间的争端,以及私人当事方与共同机构之间的争端,尤其是有关撤销影响该私人的裁决的争端,以及有关遵守条约和其他规则的争端具有管辖权。私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可以在若干事项上向法院提起诉讼,包括就不遵守司法裁决事宜提起诉讼。该院也起到了裁决职员和共同机构之间纠纷的行政法庭的作用。上述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司法机制的安排多出于促进与自由贸易、竞争和投资相联系的市场良好运作的需要。正是这一需要,导致了其司法机制的运作中所具有的承认或正在承认个人作用的这一根本特征。这一特征也取决于有关国家的传统和谅解,所以不同的国际司法机构彼此间大不相同。

个人在全球性的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获得起诉权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仅设立了对解释或适用公约的争端具有管辖权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同时在海洋法法庭中设立了由11名法官组成的、专门处理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争端的常设国际海底争端分庭。公约规定一国可自由用书面声明的方式选择适用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仲裁法庭或特别仲裁法庭解决有关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因此海底分庭不属于可自由选择的程序,也即除非缔约国就此作出保留,就接受了海底分庭的管辖。海底分庭的管辖权包括:作为合同当事各方的缔约国、管理局或其企业部、国营企业以及自然人或法人之间关于下列事项的争端:对有关合同或工作计划的解释或适用;或合同当事一方在海底区域内活动方面针对另一方或直接影响其合法利益的行为或不作为;管理局同缔约国、国营企业或由缔约国担保的自然人或法人之间关于指控管理局应依有关规定负担赔偿责任的争端。据此,自然人和法人获准成为国际诉讼当事方,享有完全的国际诉讼能力,有权主动开启诉讼程序并获得国际赔偿。海洋法法庭作为世界性的专门国际司法机构,其海底分庭允许个人把有关区域内活动的争端提交给它,这在国际司法实践中是一个创举。但是,个人在分庭上并不能取得与国家同样的地位。如自然人或法人被起诉,其担保国有权参加司法程序;如自然人和法人起诉他国,被告国可以请该自然人或法人的担保国出庭,否则,被告国可以不出庭而由具有被告国国籍的法人出庭,以保证在分庭上进行诉讼的当事方之间的对等。。牲国际海洋法公约中明确规定国家以外的实体,尤其是自然人和法人成为分庭的当事方,在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领域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卿旦只有国际海底局大会或理事会可请求海底分庭作出咨询意见。目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有149个,批准公约第n部分(即海底区域开发)执行协议的国家有122个。虽然截至目前海洋法法庭海底分庭尚未受理案件,但公约有关个人诉权的规定仍值得高度关注,因为分庭是第一个在全球层面向特定个人开放的司法机构。通过国际刑事司法机构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在国际法的框架下,个人不但享有权利,而且负有义务,并应对其所犯罪行承担直接责任。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明确规定战争罪应受刑事处罚。二战以后1945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都明确规定,犯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者应负个人刑事责任尸垂之后进行的纽伦堡和东京审判首开以国际司法机构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先河。但由于两个法庭均为二战的战胜国所设立而非国际社会所建立,其合法性屡遭质疑。1993年和1994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分别在荷兰海牙和坦桑尼亚阿鲁沙设立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对在前南境内和卢旺达领土及其邻国犯下战争罪、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自然人进行调查和审判。这是国际社会设立的追究个人包括国家领导人刑事责任的特设国际刑事法庭,其设立和运作是国际刑事司法的新开端护卢旺达法庭与前南斯拉夫法庭的建立结束了纽伦堡和远东军事审判后大约半个世纪以来国际上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罪犯不受惩罚的历史,¾再次肯定了犯有违反国际法犯罪行为的人应承担个人责任并受到惩罚的原则。劲两法庭通过其密集的审判活动,促进了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和国际刑法的发展。1998年7月18日通过、2002年7月l日生效的《建立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罗马规约》)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设性的国际刑事法院。法院有权调查、起诉和审判那些实施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行为人。法院的管辖对象仅为犯有严重国际罪行的自然人,并且在国家不愿或不能对这些犯罪行使管辖权时,法院才能行使补充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对传统的国际法和国际司法机构规则在诸多方面有所突破。首先,在接受法院的管辖权方面,规定缔约国批准规约就使法院自动获得相应管辖权,无需缔约国另行同意或接受,这与国际法院的那种需要由国家另行声明接受管辖权不同。其次,在行使管辖权方面,它将可能对非缔约国国民进行调查和起诉。第三,法院检察官自行起诉的权力很大。¿国际刑事法院的最终建立,填补了国际法律体系的空白,是国际刑法、国际人道法尤其是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历史性突破,是20世纪下半叶国际法的重大进展,对于改变犯有严重国际罪行的犯罪个人逍遥法外的状况,威慑潜在的甚至身居高位者的严重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还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结束武装冲突。法院也弥补了特别法庭在地域和时空方面的局限性,弥补了国内刑事司法机构不愿或不能作为的弊端,是保障人权和个人基本自由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目前法院已经接受了有关方面提出的情势,开始办理案件。

国际人权法范文篇7

一、传统国家责任制度在国际人权法上面临的困境

与在国内法上相同，在国际法上如果违反了法律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只是承担责任者主要是国家不是个人，因此称为“国家责任”。如果一个国家违反了习惯国际法规则或不履行条约义务，它就违反了国际法并因此被认为是做出了国际不法行为。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是关于国际不法行为的确定、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国家责任如何实施的国际法律制度。[2]国家责任制度是国际法上的重要制度，它关系到国际法能否得到有效实施这一关键问题。但是，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主要解决国家之间对等关系中产生的由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做出国际不法行为而承担的责任。这种一国对另一国承担的国家责任因国际不法行为严重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一般的国家责任和构成国际罪行的国际刑事责任。前者可能在国家违反了它承担的条约义务结果对他国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发生，也可能在外国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发生。后者一般发生在一国对他国发动侵略战争或在战争中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下。[3]

20世纪70年代国际人权法的迅速发展为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提出了新问题：国家对于侵犯其本国国民人权的行为是否应承担国际法上的责任呢?可以肯定地说，自从国际法体系中产生了国际人权法这个分支，国家如何对待其本国国民的问题就不再是纯属国家国内管辖事项了。国家基于国际人权条约和国际习惯法规则在国际上承担尊重其本国国民人权的义务，如果违背了这些义务就可能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并因此而承担相应的国际法上的责任。

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对整个国际法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正在发生着人们难以预料的影响。

国际人权法的出现结束了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家之间对等关系的法的历史，对以国家为核心范畴的传统国际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国际法还主要是调整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对等关系的法律。无论是依照国际习惯法规则还是依照国际条约的规定，与一个国家享有的国际权利相对应的是另一个国家的国际义务。如果一个国家违背了它的国际义务，受害的一方一般是另一个国家。根据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受害的一方，即受害国，可以援引违背国际义务国的责任。[4]在国际法上，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作为受害国都有权援引做出国际不法行为的另一国的国家责任。国际法就是通过这种国家之间对等关系的相互制约来加以实施的。

但是，在国际人权法上，国家基于国际人权条约或关于人权的国际习惯法规则承担的国际义务主要是尊重和保护在自己管辖之下的本国国民的人权。[5]这就意味着当国家违背了有关人权的国际义务后，受害的一方不是另一个国家，而(主要)是它本国的国民，这意味着上面所说的国家之间的对等关系在这里(基本)是不存在的，也意味着国际人权法是不能靠国家之间相互制约的力量来加以实施的。国际人权法对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那些一直有效地适用于国家之间对等关系的国家责任制度及其相关话语在国际人权法中遇到了适用上的困难。[6]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传统国家责任制度在国际人权法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种困境主要是由于这样的事实造成的，即主权国家内部的个人所享有的人权是国际人权法的唯一标的物，而且只有个人或作为集体成员的个人才享有人权，[7]这就使国际人权法，从制定到实施，不得不考虑个人的因素。

与任何其他国际法的分支相比，个人在国际人权法上的地位都是很特殊的。首先，虽然国际人权法同样是主要由国家参与制定，但是与其他国际法的分支不同的是，国家通过制定国际人权条约或形成相关国际习惯法规则，在国际上承诺尊重和保护个人的人权。国家在通过上述方式制定国际人权法时虽然也有很多的争论或分歧，但都与国家利益没有直接关系，一般都是哲学、宗教、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纷争。[8]无论如何争论的核心都是个人有哪些人权和应当如何去保护它们。其次，虽然国际人权法的实施也是主要依靠国家自身的行为来实现的，但是有效地适用于其他国际法领域的实施措施，如自卫、反措施等，根本不可能用于实施国际人权法。[9]如前所述，不能适用的主要原因是在国际人权法中不存在国家之间的对等关系。国际人权法的实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第一，国家在国际和国内(主要是后者)“自觉”地履行其基于国际人权条约和国际习惯法规则而承担的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国际义务，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所谓“自觉”遵守是外部政治和经济、甚至军事压力的结果。[10]第二，个人在国际机构对侵犯其人权的国家(主要是自己的本国)提出申诉。由于国际人权法不能依靠国家之间相互制约的力量得到实施，[11]同时由于国际人权法没有赋予个人以在国际上与国家平等的地位，个人在国际上没有制约国家的地位和力量，因此，当个人的人权因为其本国违反国际人权法而遭到侵犯时，他们唯一可能依靠的就是国际人权保护机构。为此，国际上建立了允许个人向自己本国提出控告的国际人权保护机制。[12]个人可以不通过本国直接诉诸国际人权保护机制来寻求国际求偿。个人的这种国际求偿能力是相关的国际人权条约或条款赋予的，或者说是国家通过接受相关的国际人权条约(一般为“任择议定书”)或相关条款(一般称为“任择条款”)赋予的。虽然，个人的这种能力还有很多的局限，但是在国际公法的范畴里，这是个人只有在国际人权法领域才具有的能力。[13]总之，个人在国际人权法上的地位使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国际法的新分支具有明显的特殊性。

然而，同样是个人，妇女在这个新分支中的地位却由于性别的原因与男子有很大差别。妇女的权利作为人权在国际人权法中只处于相当边缘的地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因为国际人权法只是从反歧视的角度试图让妇女得到并享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妇女由于性别的原因所需要的特别的保护被国际人权法忽略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妇女受到的暴力不是以性别为特征时，她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在国际人权法上得到与男性同样的保护。但是，当暴力是以性别为特征时，特别是当暴力发生在私人领域(例如家庭暴力)时，国际人权法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例如，美洲人权法院受理的第一个案件就是涉及不以性别为特征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1981年7月，哥斯达黎加有关当局以与一个恐怖组织有联系为由授权拘押三名妇女。其中之一，维维亚娜·佳拉尔多(VivianaGallardo)，被控谋杀一名哥斯达黎加保安人员。三名妇女被关在牢房里并有保安看守，等待审讯。一个名叫宙斯·巴拉诺斯·奎萨达(JoseBolanosQuesada)的保安头来到牢房，用机关枪扫射并穿透牢房门，杀死了维维亚娜并打伤了其他同牢房的人。这个案子涉及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国际公约明文禁止的。这种禁止酷刑和司法外处决的规定是普遍适用于男人和女人的。换言之，这种并非以性别为特征的对妇女的暴力常常可以通过解释现存国际人权文件很好地得到解决。[14]

但是，许多以性别为特征的暴力行为在国际法上并没有被视为可归因于国家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例如，性侵犯和家庭暴力，绝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是妇女。但是在国际人权法上几乎没有作为侵犯人权的行为加以规定。迄今为止，除了1994年美洲国家间组织通过的《防止、惩罚和消除对妇女暴力公约》外，尚无关于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普遍性国际公约。现存的国际人权公约中也没有相关的规定。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为例，该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宗旨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的，即只要可以保证妇女能够享受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和地位就不存在歧视了。所以，在该公约关于歧视的定义中不包括对妇女的暴力行为。[15]

第二个原因是国际法上的公/私两分法把妇女权利的保护基本排除在外。国际人权文件传统上被解释为保护那些易受国家公务人员在公共场所侵犯的人权，而不是那些易受私人在私人生活中侵犯的权利。国际法所规范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仅仅是军队或警察做出的行为。然而，实际上，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常常是在私下由非国家行为者做出的。国际法上的这种公/私两分法，如果严格的适用于国际人权法领域就会使许多形式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逃避国际人权法的规范。在这样的形势下，给“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下一个定义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关于“对妇女暴力行为”的定义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法律上的定义是什么?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至少有三个国际文件对此下了定义。在国际妇女人权运动逐步走向深入的形势下，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于1989年第8届会议上看到了1979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存在的缺陷并通过了一项关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一般性评论，建议各缔约国在它们实施该公约情况的定期报告中包括下列情况：1、关于保护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免受一切形式的暴力(包括性暴力、家庭虐待和工作场所的性骚扰等)的现行立法情况；2、为消除这些暴力而采取的措施；3、现存援助遭受性侵犯或者性虐待的妇女受害者的机制；4、各种形式的对妇女暴力事件和妇女受害者的统计数字。根据这项一般性评论，“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指那些包括一切形式的发生在家庭和工作场所或其他生活领域的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16]虽然这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描述，但是它包括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暴力发生的场所并不仅限于公共生活领域。该委员会于1992年又通过了一项一般性评论，在评论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指：“针对妇女的并仅仅因为她是妇女的暴力行为或严重过分影响妇女的暴力行为(包括身体的、精神的)或者对妇女造成性伤害或痛苦的行为，或者这种行为的威胁、胁迫或其他剥夺自由的行为。”[17]这个定义虽然稍微多了一些描述，但是仍然是不全面的。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给“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下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定义：“为本宣言的目的，‘对妇女的暴力’一词是指以性别为基础的、导致或可能导致妇女在身体上、性或心理上受到伤害或痛苦的暴力，包括这种行为的威胁、胁迫或蛮横剥夺自由，无论发生在公共或私人生活领域。”该《宣言》第2条进一步规定：“对妇女的暴力得理解为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行为：(甲)发生在家庭中的肉体上、性和心理上的暴力，包括殴打、在家庭中对女童的性虐待与嫁妆相关的暴力、婚内强奸、割礼和其他对妇女有害的习俗、非配偶的暴力和与剥削相关的暴力；(乙)发生在一般社会上的肉体上、性和心理上的暴力，包括强奸、性虐待、工作中或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拐卖妇女和强迫；(丙)无论在何处发生的，由国家做出或纵容的肉体上、性和心理上的暴力。”[18]

此外，1994年美洲国家间组织通过的《防止、惩罚和消除对妇女暴力公约》第1条规定：“任何以性别为基础的造成死亡或身体、性或心理伤害或痛苦的，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人生活中做出的对妇女的行为或作为。”该公约第2条进一步规定：“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应理解为包括下述肉体、性和心理上的暴力行为：甲、发生在家庭或家庭单位或在任何其他人际关系之间，无论行为者是否与该妇女分享或曾经分享同一居所，除其他外包括强奸、殴打和性虐待的行为；乙、任何人在社会上做出的，除其他外，包括强奸、性虐待、酷刑、拐卖人口、强迫、绑架和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医疗或其他场所的性骚扰行为；以及丙、在任何场所发生的由国家做出或纵容或其人做出的行为。”[19]

由于上述几个文件中的描述或定义要么属于条约机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或联合国机构(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没有法律拘束力的文件，要么虽然具有法律拘束力，但却仅适用于美洲国家的缔约国之间，不具有普遍性，因此，迄今尚无具有普遍接受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定义。但是，这几个文件中的描述或定义对于各国制定相关的法律，特别是对于发展这方面的国际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描述或定义中的下述因素值得认真考虑：

首先，以性别为基础。无论是谁、在什么场合或以什么手段对妇女进行的任何暴力都是因为她是妇女。“以女性性别为特征”或“专门针对妇女做出”是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定义的基本要素。针对所有人的或针对某个民族或种族做出的暴力行为，即使受害者中可能有妇女，也不是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其次，不分公共还是私人场所。美洲《防止、惩罚和消除对妇女暴力公约》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中的定义都强调对妇女暴力可能发生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由于对妇女暴力行为更多地发生在私人生活中并且更多地由私人做出，这些定义不区分公共和私人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的重要性在于把私人生活中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包括在定义中。它对于像中国这样具有较长封建社会历史而且女性在历史上普遍长期处于受歧视的地位的国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清官难断家务事”是与之对立的旧观念，也是解决私人生活领域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思想障碍。

再次，不分肉体还是心理或精神。对妇女肉体的暴力行为是通常人们理解的暴力行为，其中包括殴打、强奸和其他伤害肢体的行为。心理或精神上的折磨，例如用语言羞辱、谩骂、长时间的刺激等；又如迫使妇女目睹不堪入目的画面或情景等，由于这些行为不是直接对肉体造成伤害，似乎与暴力的概念难以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行为间接地对妇女的身心造成的伤害可能更严重。因此，无论是肉体的还是心理或精神的暴力行为，只要产生对妇女的伤害或使其遭受痛苦就构成对妇女的暴力行为。[20]随着反对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工作在我国的不断深入，性骚扰作为常见的严重伤害妇女身心的暴力行为，逐渐被广大中国妇女所认识。但是，身心伤害在取证上的确存在很多困难，如果没有相应的保护妇女权利的证据法，妇女的权利很难得到保障。[21]

最后，不分私人还是国家行为。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和美洲《防止、惩罚和消除对妇女暴力公约》中的定义都包括私人和国家做出或纵容的行为。前者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它可能是个人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的行为。但是后者则需要一些解释。国家做出或纵容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般应该是指由国家策划的种族灭绝或反人道罪的行为，例如为灭种而对妇女实行强迫绝育、强迫怀孕、集体强奸等行为。目前亚洲一些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帮助二战时期受日军蹂躏的“慰安妇”进行国际求偿的活动就涉及国家做出或纵容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问题。[22]

由于直接由国家做出或纵容做出，或者由国家公务人员(军人、警察监狱看守)直接实行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可以根据传统的国家责任制度归因于国家行为，由国家承担责任，本文将侧重于探讨私人在公共或私人生活领域做出的行为是否构成或引起国家责任的问题。

三、对妇女暴力行为引起国家责任的问题

国际不法行为有两个缺一不可的构成要素：首先，它必须是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其次，它还必须是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这是传统国家责任制度上的一个普遍接受的原则。让我们尝试着将这个原则适用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看看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一)关于违背国际义务的要素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不是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当我们考察一个国家是否违背某项国际义务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国际法上是否存在该项义务，具体地说，这是国际条约义务还是国际习惯法上的义务?在上面分析“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定义时已经指出过，迄今为止，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关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国际文件只有1994年美洲《防止、惩罚和消除对妇女暴力公约》，这是一个区域的国际公约。当然，该公约的缔约国如果违反该公约的规定或不履行公约义务，就是违背国际义务。如果考察世界上其他国家做出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否违背国际义务就要看该国是否根据国际习惯法承担了国际义务，因为尚不存在任何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专门禁止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世界性国际公约。然而，是否存在这样的国际习惯法呢?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从世界多数国家的刑法来看，禁止强迫和拐卖妇女是世界多数国家都接受的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但是这仅涉及公共生活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中的两种形式。更多的使世界各国妇女普遍受到伤害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没有得到任何国际习惯法的规范。对妇女的暴力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现象。无论在政治经济都比较发达的国家，还是在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社会，对妇女的暴力都无例外地存在着，[23]严重地影响着妇女们的生活，使他们不能与男性平等的享受她们应该享受的人权。这种现象与当今国际人权法迅速发展的情况是极不相称的。目前，国际人权法领域的学者，主要通过下述方法来确定国家是否承担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有关的国际义务。

第一，通过解释现存国际公约确定国家的一般性义务。恩莎妮·艾文(AnthonyP.Ewing)认为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可以被视为对整个《美洲人权公约》一般的违反。以性别为基础的暴力是与妇女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低下或从属地位相联系的。[24]由于在普遍发生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国家里，妇女在家庭和社会地位低下，妇女的人权在制度上不能得到保障，一些国际人权法学者强调国家基于一般国际人权公约承担的一般性义务：保证其国家制度能够保障人的尊严得到尊重，因为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对人的尊严原则的违背。恩莎妮·艾文坚持认为，既然美洲人权法院可以将强迫失踪现象界定为“侵犯人权的综合形式”，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也可以做出同样的分析。[25]由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对一般国际人权公约所保护的许多人权的侵犯，从国家依据这些国际人权公约承担的义务可以推导出禁止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一般性义务。肯耐斯·罗斯(KennethRoth)对这种推导国家一般性义务的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种方法对整个人权事业的弊端。[26]这种方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确定国家的具体国际义务，因此国家责任的形式和实施都无法确定。相比之下，第二种方法比较客观一些。

第二，通过分解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使国家根据现存的国际人权公约承担具体国际义务。为此目的，琼·菲茨帕特利克(JoanFitzpatrick)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分为七种形式：即1、家庭暴力；2、阴蒂割除；3、以性别为基础的警察和保安人员的暴力，包括对受羁押的妇女施行酷刑；4、武装冲突中的以性别为基础的暴力；5、对难民妇女和要求避难者妇女的暴力；6、与和色情相关的暴力；7、在工作场所的暴力，包括性骚扰。琼·菲茨帕特利克认为，“每一种形式都是条约规定、国际政府间组织的决议、国际上研究和辩论的主题。因此，承认这些暴力行为是国际社会合法关注的人权问题的任务已经完成。剩下要迎接的挑战是探索为什么现存的规范和国际政府间组织的行动没有成效和为将来拿出有效的策略来。”[27]有效地利用现存的国际规范为禁止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服务，这也是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策略。该委员会1992年通过的第19号一般性评论，除了给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做了界定外，还通过解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简称公约)的相关条款，将它界定的各种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视为违背该公约的行为，从而使各缔约国承担具体的禁止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国际义务。[28]该委员会指出，公约第6条要求缔约国采取措施制止一切形式的贩运妇女和剥削性的行为。关于公约第11条消除在就业方面对妇女的歧视，委员会认为，以性别为基础的暴力严重影响妇女的平等就业权利，例如，公共场所的性骚扰行为。关于公约第12条消除在健康方面对妇女的歧视，委员会认为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使妇女的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女性的割礼属于有害妇女健康的习俗。关于第14条消除对农村妇女的歧视，委员会指出由于许多农村存在妇女地位低下的旧观念，农村妇女易遭以性别为基础的暴力；当农村女童离开农村到城镇就业时更易遭受这种暴力。关于第16条(和第5条)消除在有关婚姻和家庭关系的一切事务上对妇女的歧视，委员会强调家庭暴力是对妇女暴力的最富隐蔽性的一种行为，包括殴打、强奸、其他形式的性侵犯、精神上的和其他形式的行为。这些家庭暴力使妇女的健康受到威胁，也妨碍了她们平等地参与家庭和公共生活的能力。

总之，虽然国际上尚无关于消除对妇女的暴力的国际公约，但是根据现存国际人权公约国家同样可以承担相关的国际义务。

(二)关于“可归因于国家”的要素

确定某一行为客观上属于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仅仅满足了国际不法行为的第一个要素，也即客观要素。另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是，这种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必须在主观上属于国家行为或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也即主观要素。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否属于国家行为或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呢?回答是肯定的。但是，由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多数发生在私人生活中，例如家庭里或不同的私人关系中，我们可以按照前面关于定义和客观要素的分析思路，从两个方面对这个肯定的回答加以解释。

首先，某些形式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明显属于国家行为。例如，上述琼·菲茨帕特利克列举的7种形式中的第3种，“以性别为基础的警察和保安人员的暴力，包括对受羁押的妇女施行酷刑”，又如二战时期日本军队中的所谓“慰安妇”现象，以及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内战中的卢旺达军队和总统卫队的士兵对卢旺达妇女的集体强奸，都是国家行为或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因为它们有些是国家领导人指示或鼓励的行为。[29]由于这些行为比较容易视为国家行为，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不过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国际不法行为构成国际罪行，国家应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这个问题在后面讨论国家责任的形式时一并加以探讨。

其次，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许多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由私人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或社会上做出的，例如在上述琼·菲茨帕特利克列举的7种形式中，除了第3种外，都是个人以私人身份做出的。但是根据可归因于国家要素的传统要求，这些行为都不能视为国家行为。如何将这些行为与国家联系起来从而满足国际不法行为中可归因于国家这一要素呢?这是一直困扰国际人权学者的问题，也是传统国际法规则为把妇女问题承认为国际法上的问题带来的最大障碍之一。[30]

一些学者试图用传统国际法上适用于国家对等关系中的规则来解决这个问题。根据这项规则，由于国家的不作为，私人的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可能转化为国家行为。例如，在一国管辖下的私人攻击驻该国外国使馆的行为本身不属于国家行为，但是国家在明知将发生上述情况却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这种私人行为就成为国家不作为的起因，使这种不作为转化为国家行为。国家的不作为转化为国家行为的情况还可能在下述情况下发生：还以私人攻击外国使馆为例，在事件发生后，国家不进行调查，对肇事者不予以处罚，对受害者不予以补偿，国家的每一种不作为都可能转化为国家行为。这个转化的规则能否适用于国际人权法中私人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呢?换言之，在国家管辖下的私人(主要是其本国国民)侵犯人权的行为，具体地说，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能否成为国家不作为的起因并使其转化为国家行为呢?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个问题做出否定的回答。美洲人权法院的实践证明这是可能的。[31]但是，在转化为国家行为后，或者说在确定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后，国家应承担什么形式的国家责任?这些责任怎么才能实现呢?这是我们下面将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三)关于国家责任的形式和国家责任的承担方式

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形式主要有终止不法行为、赔偿、恢复原状、道歉、国际求偿等等。[32]此外，对于构成国际罪行的国际不法行为，例如因发动侵略战争而构成反和平罪，国家要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一般情况下，实际承担责任者是个人而不是抽象的国家。关于后者，前面提到的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的集体强奸行为，属于国际罪行，应该由相关的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目前，主要是通过诉诸临时建立的国际刑事法庭的方式，使相关的个人承担这种责任。可以受理这类案件的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很快就要在荷兰的海牙建立起来了。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7条的规定，强奸、性奴役、强迫、强迫怀孕、强迫绝育、或同样严重的其他性暴力，都是该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罪行。[33]

当私人做出的各种形式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转化为国家行为后，由国家承担什么形式的国家责任?目前尚无足够的国际司法实践支持我们的研究。我们只能从现存的国际人权保护机构关于一般人权案件的判决或决定做一些推论。美洲人权法院的一些司法判例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这些判例中，物质和精神赔偿是比较普遍的国家责任形式，一般是金钱赔偿。但是，具体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案件，恩莎妮·艾文经推论认为，仅靠金钱赔偿是不够的，法院还要命令相关国家采取其他具体措施以保证受害者享受被侵犯的权利并对暴力行为造成的后果予以补救，包括对实施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者进行刑事和民事制裁的立法措施，实际地惩治罪犯，使妇女免受暴力的积极预防措施，对受害者提供支持和服务，对执法人员和政府的行为者进行妇女权利方面的培训，以及编辑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相关的统计数据等。[34]后面这些非金钱的补救措施，除了惩治罪犯外，都太笼统，涉及有关国家的立法和行政政策，难以落实。比较具体的非金钱的补救措施还应该包括终止被指控的违背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无论如何，国家在国际人权法上承担的国家责任形式与在其他国际法上的责任形式不同。首先，当国家是国际不法行为的受害者时针对做出国际不法行为国所采取的诸如自卫或反措施在国际人权领域是不可能采用的。其原因在前面已做过分析，在此不与赘述。其次，由于国家与个人在国际人权法上的特殊关系以及国家、个人与国际人权法这三者间的复杂关系，[35]不仅国际法上国家责任的传统形式有些不能适用，而且有些在国际上采取的不属于国家责任形式的措施，在这里可能是更合适的国家责任形式。当国家自愿接受了某个国际人权机构受理个人对它提出控告的权力后，只要满足了有关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条件(例如，用尽当地救济)，接受该人权机构对相关案件的审理就是国家责任形式的一部分。使缔约国承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国际义务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已经有了一个关于个人申诉制度的议定书。根据该议定书，参加该议定书的缔约国随时都要听任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审理作为它违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规定的受害者的个人对其提出的申诉。最后，由于违背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国家接受国际舆论的谴责(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谴责严重侵犯人权的联合国会员国)、接受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在违背国际人权法更加严重以致到了危及世界或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程度时，接受依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而采取的军事制裁等等，都是在国际人权法领域做出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应该承担的国家责任的形式。这些国家责任的实现方式主要是诉诸国际人权保护机构、国际组织机构和国际舆论等。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尚无专门规定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普遍性国际公约，但是仍然可以通过解释现存的国际人权公约，特别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规定，找到国家承担国际义务的法律依据。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无论由国家或政府官员还是私人、在公共或私人生活中做出，都可能成为或转化为国家行为。但是当国家因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而承担国家责任时，其责任形式都与在国际法的其他领域承担的责任形式不同。实现国家责任的方式也比较有限。[1]原载于《中外法学》2002年第3期。

[2]PeterMalanczuk,Akehurst’sModer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w,Routledge,LondonandNewYork,1997，p.254.

[3]国家的刑事责任不仅因为做出对另一个国家造成伤害的国际不法行为而引起，而且这种国际不法行为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它违反了具有“对一切的”(ergaomnes)性质的义务，造成了对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伤害，因犯有国际罪行而引起。国家的刑事责任是一个一直困扰着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复杂问题。它使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的国际法上国家责任制度的编纂工作一直拖延到2001年才刚刚通过二读。参见联合国网站(/law/ilc/reports/2001/2001report.htm)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报告；因为构成国际罪行的国际不法行为都是因为违背了国际强行法规则，所以在经过国际法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上二读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案文》中，因犯有国际罪行而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问题是在第三章“严重违背依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承担的义务”的题目下加以规定的。

[4]《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案文》第42条，联合国网站/law/ilc/reports/2001/2001report.htm.

[5]在国家管辖之下的外国人的人权当然也应尊重和保护，但是他们的权利根据传统国际法也可以得到保护，因为外国人的本国可以通过实行外交保护权对其在外侨民实行保护。换言之，外国人的权利通过调整国家之间对等关系的传统国际法即可得到保护。

[6]例如“国际不法行为”、“国家责任的形式”、“反措施”、“国家责任的免除”(特别是其中的“同意”)等等，在国际人权法中是很难适用的。

[7]必须指出，有时个人的人权是作为团体的成员享有的，例如少数者团体，土著人等等。

[8]例如关于拥有财产的权利，参见托马斯·伯根索尔：《国际人权法概论》，潘维煌、顾世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页22。

[9]例如，当一国侵犯了其本国国民的人权，另一国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侵犯本国国民的人权，作为反措施。

[10]根本上是人权政治化将人权问题转化为国家之间对等关系中的问题的结果。

[11]根本原因是：第一，国家权利和利益不是国际人权条约的标的物；第二，国家通过参加国际人权条约得到的基本上是尊重和保护本国国民人权的义务，而且所有缔约国都承担同样的义务；第三，个人只是国际人权条约的直接受益者，他们没有得到可以与国家抗衡的平等地位，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关系，在国际人权法上也是如此。所以个人无法在国际上，像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那样，通过自助的手段(例如自卫或反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12]除了联合国有关机构建立的1235程序和1503程序之外，一些国际人权条约，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建立了个人申诉制度。参见PhilipAlstonandJamesCrawford,TheFutureofUNHumanRightsTreatyMonitoring,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AnneF.Bayefsky,TheUNHumanRightsTreatySysteminthe21stCentury；白桂梅等编著：《国际法上的人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58—196。

[13]虽然个人在欧盟法中或国际投资法中也具有国际求偿能力，但是那些都是特殊或仅限于经济领域的情况。

[14]AnthonyP.Ewing,“EstablishingStateResponsibilityforPrivateActsofViolenceAgainstWomenUndertheAmericanConventiononHumanRights”,26Colum.HumanRightsL.Rev.751(Spring,1995)atp.751。

[15]随着妇女人权运动的深入发展，根据该公约建立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于1989年通过了一个“一般性评论”对此定义做了修订性解释，使其包括对妇女的暴力行为。03/03/89.CEDAWGeneralrecom.12.(Generalcomments)。

[16]03/03/89.CEDAWGeneralrecom.12.(Generalcomments)，联合国文件号为A/44/38。

[17]Violenceagainstwomen:.30/01/92.CEDAWGeneralrecom.19,A/47/38.(GeneralComments)。

[18]联合国大会文件：A/RES/48/104,23February1994,见于www.unhchr.ch/huridocda/huridoca.nsf/.

[19]美洲国家间组织网站：/jurdico/english/Treaties/a-61.htm，从该网站可以看到该公约英文、法文、西班牙和葡萄牙全文。

[20]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将强迫婚姻、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和在家庭内的经济依附也作为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但是根据美洲公约的定义，除非这些行为是妇女遭受伤害或痛苦就不属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见前注〔13〕，页761。

[21]中国第一个全国首例性骚扰案一审于2001年12月21日在西安审结，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以缺乏证据为由驳回原告童女士的起诉。参见华南报业网/news/xwzx/gnxw/200112/23/56569.html.

[22]2001年12月8日在日本东京设立的一个并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庭——模拟法庭就二战期间日本强征亚洲妇女充当性奴隶的行为进行审讯。来自亚洲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慰安妇”代表到法庭旁听。参见龙虎网转载《南京晚报》文章/mag8/200011206/colart28550.htm。以上这些因素是上述国际文件中比较一致的东西。从国际和国内立法的角度考虑，这些文件中有一个不同点值得在这里加以说明。这就是，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也包括那些“可能造成伤害”但实际上尚未造成伤害的行为。因为根据该《宣言》第1条的规定，“导致或可能导致妇女在身体上、性或心理上受到伤害或痛苦的”行为也属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然而，根据美洲《防止、惩罚和消除对妇女暴力公约》的定义，间接的作为或不作为不能被解释为对该公约的违反。见前注〔13〕，页762。

[23]吴高臣：“家庭暴力的现状及对策”，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中心编《当代中国妇女权益保障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页298—314。

[24]见前注〔13〕，页765。

[25]见前注〔13〕,页765—766页。

[26]KennethRoth,DomesticViolenceasanInternationalHumanRightsIssue,inRebeccaCook,HumanRightsofWomen:NationalandInternationalPerspectives,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Philadelphia,1994年,页332。

[27]JoanFitzpatrick,TheUseofinternationalHumanRightsNormstocombatViolenceAgainstWomen,inRebeccaCook,HumanRightsofWomen:NationalandInternationalPerspectives,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Philadelphia,1994年,页533。

[28]Violenceagainstwomen:.30/01/92.CEDAWGeneralrecom.19,A/47/38.(GeneralComments)，第10—23段。

[29]由于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实体，国家的任何行为都必定是由个人代表国家或由个人行使国家权力时做出。“可归因性”是确定某行为是否国家行为的基本标准。根据2001年在国际法委员会通过二读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4-11条的规定，一国的机关(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的行为、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个人或实体的行为、受国家指挥或控制的行为等等，均为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参见联合国网站(/law/ilc/reports/2001/2001report.htm)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报告。

[30]HilaryCharlesworthandChristineChinkin,TheBoundariesofInternationalLaw:AFeministAnalysis,JurisPublishing,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页148。

[31]美洲人权法院确定这样的原则，即私人或身份不明的人的行为可以在国家不能根据美洲人权公约的规定做出反应时归为国家行为。当一个侵犯人权的非法行为因为是私人或身份不明的人做出的行为而最初不能直接归因于国家时，这种行为可能导致国家的责任。这不是非法行为本身引起的。而是因为缺乏国际公约中规定的适当的预防或对不法行为进行适当处罚的不作为。见前注〔13〕，页772-777。

[32]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页150-160。

[33]联合国网站：/law/icc/statute/refra.htm。目前已经有52个国家批准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按照该规约的规定，再有8个批准，即共60个国家批准了该规约，它就可以在第60份批准书交存到联合国秘书长后的60天之后开始生效，届时国际刑事法院就正式建立了。从现在各国批准该公约的进程来看，今年或者2003年年初就有希望了。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参见高燕平著《国际刑事法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页82-131。WilliamA.Schobas,AnIntroductiontotheInternationalCrminalCourt,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年,页54-70。

国际人权法范文篇8

(一)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内在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与教育人、培养人、塑造人相结合的原则，把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作为工作目的，把培养“四有”新人作为根本任务，所有这些都包含着尊重人权，发展个性，维护人格平等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服从和服务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即人类的解放，而人类的解放就是人权的彻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要进行时事教育、国际形势教育和民主法制教育，而人权又是这些教育工作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可见，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无疑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这表现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一切权力最终是为了实现、发展和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项权利。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在政治生活方面，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这就清楚地表明，人权属于政治文明的范畴，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发展人权事业就是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而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公民的民主政治教育。公民政治素质、政治能力的提高，政治意识的强化有助于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青年学生代表着社会中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他们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引领着社会大众的人权意识。因此，加强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可以增强和提高他们的民主法治意识和人的基本权利义务意识，从而树立科学的人权观念。只有拥有了更多具备人权信念的人才，才能更好地维护法治以及保障人权的发展，也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从而形成尊重他人权利、维护自身权益、积极履行公民义务的社会舆论和社会风尚。

(三)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是依法治国方略成功实施的精神源泉。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人权与法治密不可分，人权要实现，必须得到法律的肯定，用国家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我国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我国宪法对我国公民应享有的人权作了全面的规定。在宪法的指导下，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来保护人权，基本上形成了人权的法律保护制度。反过来说，人民的法治观念和权利意识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思想条件。法律制度再好，如果人民群众缺乏法治观念，就难以实施，就谈不上法治。而人权教育可以提高人民的法治观念，形成保障人权实现的社会舆论和社会条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我们不仅要通过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和维护司法公正来树立国民对法律和法治的信心，还要通过法律教育来培养国民知法、守法和依法维护权利的观念。因此，通过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使学生具备民主、平等、公平、依法办事的观念和法律意识，成为自觉维护法律的高素质公民，这对于依法治国方略的成功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四)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是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理论基础。人权观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产物，国与国之间在人权问题上有分歧是必然的。但是，一些西方国家把人权作为实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工具，宣扬“人权无国界论”、“人权高于主权论”、“人道主义干涉合法论”等，以实现其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对别国进行渗透，颠覆他国政权的目的。其实质无非是借助经济全球化这一客观态势，逐步侵蚀、削弱与否定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为他们在全球的扩张寻求合乎情理的外衣，从而达到“和平演变”的险恶用心。因此，在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向学生介绍当前有关人权的真实背景，揭露西方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干涉我国内政的实质，宣传我国在人权保护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并通过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教育，让学生培养明辨是非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对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的判断力，从而成功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战，积极维护国家主权。

二、思想政治教育中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的途径和措施

(一)加强人权法教育，提高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的水平。人权意识同民主法制意识有着天然的联系，人权教育同人权法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大学生的社会主义人权意识的增强，有赖于人权法课程的学习。如果仅仅是抽象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而对具体的法律条文不了解，这种人权观教育是失败的，是没有理论深度和实际操作性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人权法课程应当形成自身的体系和结构。人权法课程应当以人权为主线，以法律为主体，结合其他学科的相关内容，从人权思想和理念人手，通过对人权观念到道德、法律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充分揭示法律对确立人权、保护人权和保障人权实现的作用，并且详尽阐述这些法律的规定和原则。具体来看，人权法课程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关于人权法的研究对象、范围和为什么学习人权法的理论阐述(人权与国际政治、外交政策、经济发展的关系，人权与法律、道德和自由的关系，东西方文化传统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等)；关于人权和人权法的基本理论(人权和人权法的概念、起源和发展，人权理论的主要流派，人权的主体和客体及个体人权和集体人权的关系，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相互关系，人权的存在形态及应然权利、实然权利和法定权利之间的关系等)；中国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法(包括我国法律对不同主体权利保护的原则、我国政府在保障人权实现方面的功能和作用、现代国际人权法的主要原则和内容、国际人权组织及其功能等)。

通过以上课程的学习，可以让学生系统地认识我国和国际法律是如何保障和保护人权的，从而提高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的水平，使人权法教育成为高等学校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要环节，使大学生能够正确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维护校园稳定，在潜移默化中积极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加强权利义务教育，提升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的道德境界。中国《宪法》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可见，公民在法律上既是权利的主体，也是义务的主体。《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主要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劳动的义务，受教育的义务，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依法纳税的义务等。党和政府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进一步指出：“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要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民主权利，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取正当物质利益。引导每个公民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积极承担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把权利和义务结合起来，树立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与社会主义权利义务观教育的基本精神是统一的。马克思指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人权就是在这种权利与义务的辩证关系中得到体现的。“一方面，每个人享有人权意味着所有其他人有义务不侵犯他的权利，同时他也有义务不侵犯所有其他人的权利。另一方面，当每个人自己所享有的人权受到侵犯时，所有其他人都有义务予以援救。同时当每个人看到其他任何人的人权遭到侵犯时，他也有义务前去援救。”我们认为，没有义务的权利只能是特权，没有权利的义务只能是奴役；只有权利和义务的不可分离的结合，才是真正的人权；个人人权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有限制的，它的限制标准就是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与义务。我们只有大力加强高校学生的权利义务观教育，才能真正提升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的道德境界，让大学生既有保护自己权利的意识，也有尊重他人权利的胸襟，成为维护社会道德的中坚力量。

国际人权法范文篇9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原先受抑于两极对峙的国际司法制度焕发出新的生命。可以说,国际司法机构的迅速增加及其作用的加强是近15年来国际法领域最重要的进展之一。这一发展过程呈现出以下的一些新的趋势。

一、当代国际司法制度的新发展

(一)国际法院和法庭的数量迅速增加20世纪90年代,国际司法制度迎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首先是在国际司法领域,联合国于1993年6月和1994年11月,分别设立了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此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地相继设立了塞拉利昂、东帝汶、柬埔寨国际刑事法庭。尽管这些刑事法庭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设立,但是在国际刑事领域,为一个普遍性和常设性的具有强制管辖权的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998年160个国家讨论和通过《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依据该规约在2002年建立的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全球性的国际刑事法院,尽管其管辖权仅限于种族灭绝、反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等,但《规约》的通过和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本身就是国际法在刑事领域司法化的有力例证。随着国际社会组织化的发展,各类国际组织所成立的各种司法或者准司法争端解决机构进一步推动了国际争端解决的司法化趋势。在国际海洋法领域,1996年在汉堡设立了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国际公法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国际经贸领域,独联体、东南非共同市场都设立了区域内的经济法庭。北美自由贸易区有独特的准司法性质的争端解决机制。最为独特、最具创新性的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该机制衍生出的一系列举措成为多边体制内争端解决的新的范式。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国际社会中20个有影响的司法或准司法机构中,至少有15个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建立的。

(二)受案率急剧增加据笔者统计,国际法院在1947至2006年12月共受理案件132件(诉讼案件107件,咨询案件25件),其中52件是在20世纪90年以后的16年间受理的,约占40%。必须注意的是,这样的受案率是在新的国际司法机构不断出现,原有其他的司法机构的受案率大增的背景下发生的。原有的司法机构如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法院受案率的增长情况更是惊人。从1952年到2002年,欧洲委员会向欧洲法院提交2090件案件,其中1366件(约65%)是在1990-2002年的13年间提交的,而成员国法院向欧洲法院提交案件4834件,其中2543件(约61%)的案件也是在13年里提出的。欧洲人权法院更加突出,从1959年起至2002年共登记259891案件,做出判决3442件。其中,约81%(210769)的案件和96%(3304)的判决是在1990-2002年做出的。中美洲人权法院在1979年建立,到2002年共计做出判决97项,17项咨询意见和148项临时措施,其中,88项判决和7项咨询意见以及所有的临时措施都是在1990-2002年间做出的[1]916。而仅仅成立10余年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已经受理争端348起[2]。如此高的受案率甚至给这些司法机构带来沉重的负担,基本上都出现了案件积压的现象。

(三)国际司法机构的管辖权不断增强国际司法机构的管辖权不断地增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批准包含司法解决争端条款的条约,国家即使是任意选择的情况下,也接受法院的管辖权。截至2006年7月31日,有192个国家为《国际法院规约》缔约国,其中67个国家根据《规约》第三十六条第二项向秘书长交存声明,承认法院的强制性管辖权。此外,约300份双边或多边条约规定,在解决这些条约的适用或解释所引起的争端方面,法院具有管辖权。欧洲人权公约的缔约国从1989年的23个增加到如今的46个,WTO拥有140多个成员国,即使是国际刑事法院这样成立不久的司法机构,“大多数国家都表现出某种不可思议的积极性”[3],现在也有了100个成员国。1993年,非洲联盟决定在2003年建立一个新的非洲法院,31个国家已经签署了关于法院的权力和职能的协定[4]。另一方面,国际司法机构管辖权的强制性在增强。新成立的司法机构如国际刑事法法院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权是强制性的,是一揽子协议的一部分,并不许保留。原有的司法机构则将自愿选择管辖转变成强制性管辖。如欧洲人权法院,在1953年建立时法院的管辖权是自愿选择管理,后来1994年对欧洲人权公约的第11部分进行了修订,规定法院的管辖权是强制性的,而且赋予个人的诉权。从1994年开始由国家签署,直到满40个欧洲国家批准才生效,但是1998年就满40个国家,现在46个国家[1]912。欧盟法院对国内法院受理的案件经请求享有先行裁决权,而国际刑事法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对非缔约国的强制管辖权。

(四)法庭的专业性不断增强从国内司法的发展来看,法庭的专业化分工是司法制度不断完善的标志之一,例如知识产权、海事海商、国际贸易等都需要有专门经验和知识的法官。从国际法院到现今的人权、海洋、经贸和刑事法庭,再到国际法院的环境分庭。国际司法机构正从普遍性转向特殊性,国际司法也正经历着专业化的过程。法庭的专业化要求国际法官不再像过去那样充当“全能法官”,而是具有特殊知识和经验的法律专家,做出更具专业性的、令人信服的裁决,来满足不同的需要。

(五)国际司法的诉讼主体增多传统的国际法将国家视为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主体,而是否具有国际求偿权是界定是否是国际法主体三个条件之一。正因如此,常设法院和国际法院都将国家作为唯一的诉讼主体。新的发展趋势是,国际组织、企业和个人等的非国家行为体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司法机构所接纳,成为它们的诉讼主体。欧洲法院和所有的人权法院都受理个人提起的诉讼,而一定情况下,海洋法法庭也受理个人和企业的诉讼。所有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仅以个人作为追诉的对象。诉讼主体上的变化体现了国际法本身的发展,既扩大了国际司法的管辖范围,同时也为以国际司法来保障个体人权提供了可能。诉讼主体的增多,还体现在国际司法不再仅是“欧洲人的游戏”,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国际法院,发展中国家已经取达国家而成为主要的诉讼参与国。国际海洋法法庭是发展中国家力主创立的。而国际刑事法院的100个成员国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中美洲人权法院和非洲人权法院的成员国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家。这些都表明,国际司法正逐渐赢得发展中国家的信任,成为国际社会广泛使用的争端解决方式。

二、国际司法蓬勃发展的原因分析

(一)冷战的结束为司法的勃兴提供了和平的环境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东西方关系得到缓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趋淡化,横亘于国际关系中的两极对抗已不复存在,而大国政治因素正是国家寻求司法救济的最大障碍。两极世界的终结使世界更加的多样和精彩,使国际组织的建立、争端解决的选择有了更为自由的、多样的选择。另一方面,当战争的阴云不再笼罩时,和平时期才能凸现出司法的功能。正如波利蒂斯所言:“司法制度是以和平为先决条件的。当交战国的激情和精神笼罩在一种敌对的氛围中时,法官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法官唯一的武器——法律,在面对武力时则价值全失。”[5]苏联的解体使得国际社会介入前南冲突成为可能,才有了前南刑事法庭的建立,也使沉寂了10多年的海洋法获得了足够多的国家的批准,也间接地促进了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成立。

(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经济的深度融合、全球问题的不断出现都进一步催生对国际司法的需49第3期王林彬,秦鹏:晚近国际司法制度的新发展求。一方面,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国际法的领域也在不断地扩张,尤其是在传统国际法中的薄弱甚至空白的领域,如人权、刑事司法、环保、知识产权及服务贸易等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国际规范的密度、数量和复杂性的增加需要国际司法机制去负责解释和执行。另一方面,国家间联系日益密切也意味着增加了冲突的机率,需要相应的司法机构来消解冲突。最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之一,欧盟、非盟和美洲国家组织等的一体化进程导致了一些区域性的司法机构的设立,如欧洲法院、安第斯共同体法院、中美洲法院等。区域一体化往往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使成员国更愿意将彼此的争端交付给共同的司法机关来解决[6]。

(三)国际社会的组织化为国际司法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在一定意义上,国际组织的大量涌现是国际司法机构产生的直接原因。国际组织一般是为了特殊的目的而成立,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国际组织往往会在组织内部设立司法机构以满足特定领域的需要,这也导致了法庭的多样性和专业化。而且,几乎所有的国际司法机构都是依托国际组织而成立,管辖的范围也与国际组织密切联系,其裁决的执行也常借助组织的力量来得到保障,这使国际组织内的争端解决有其自身的前提和组织特征[7]。

(四)对国际司法的信任度的增加尼古拉斯•博利蒂斯曾说,诉诸司法问题,归根结底是个信任问题[8]19。对国际司法的信任主要体现在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在国际层面上看,以国际法院为代表的原有的司法机构正日益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受案率有了明显的增加。“正在增加的案件表明了对法院的信任在增加,这种信任源于对法院的全面了解,不是狭隘地将地方法律适用于全球的机构,而是代表全社会公平的适用法律的司法机构。”[8]19而基于地区利益的一致性和更高的认同感,以及法庭本身的专业化,区域性的司法机构在区域立法和争端解决中正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内层面,路易斯•亨金认为各国对司法的信任是国际司法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我们正生活在法官的时代,“宪政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包括了对法制的接受和独立的司法越来越成为法治的实质部分,公正的司法日益成为法律救济的核心。在国内被迫接受“司法至上”的政府会发现更容易同意司法解决或其他公正的、在国家间的第三方裁决[9]。也就是说,国内社会对司法制度的认同促进了国际司法的发展。

(五)国际社会对国际人权保障的日益关注促进了国际司法制度的发展如果说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公约的生效形成了全球性的人权标准,那么大量的人权条约及其监督条约的实施机制,则为专门性的人权司法或准司法机构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全球范围内,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而设立了一个准司法性质的“人权委员会”¹,依据《消除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公约》和《联合国反酷刑公约》而分别设立了“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和“反酷刑委员会”º,这些人权委员会都执行着一定的裁决职能。在地区层面,根据区域性的人权公约,先后建立了欧洲人权法院和中美洲人权法院,非洲则在非洲人权委员会的基础上新近成立了非洲人权法院。在国际刑事司法领域,“国际刑事司法的发展与国际人权运动是平行发展的,它们具有相同的宗旨和理念。”[10]当“人类最关注的最严重的犯罪”震撼人类社会的良知的时候,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建立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受害者的基本人权。在一定程度上,国际刑事法庭就是特殊的人权法院。在国际人权运动的推动下,国际司法机构传统意义上的管辖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司法机构承认个人的诉讼主体地位。1996年成立的海洋法法庭将个人纳入诉讼主体范围。而经1998年改革后的欧洲人权法院被赋予了受理个人申诉的完全的强制性管辖权。国际法院由于管辖权上的限制,人权保护并不属于其主要的职能范围,但是,受国际人权法的影响,新近受理的一些案件,如“灭种公约”案、“核武器咨询”案、“东帝汶民族自决”案、“国际人权调查员的豁免”案,以及“美国起诉政府高官危害人类罪并执行死刑”案等都表明,国际法院也正在更多地介入人权事务之中。

国际人权法范文篇10

个人诉愿制度是国际人权保护机制之一种。它目前已经为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人权条约所承认。比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任意议定书》、《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美洲人权公约》和《欧洲人权公约》等都对个人诉愿制度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在传统国际法上，个人不被视为国际法主体，因此，它不能直接依据国际法享受权利、承担义务，而个人请愿制度在广泛的范围内得以确立与适用，至少表明个人在国际人权程序法上享有根据国际法律规范寻求救济以采取行动、维护或恢复自己的人权的能力。在个人的国际法地位尚有巨大争议，个人尚未被普遍认可为充分的国际法主体之前，讨论个人诉愿制度的诸问题是颇具挑战性的任务。笔者不揣浅陋，运用比较法、实证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这些问题在文章中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恳请行家批评指正。

二个人诉愿制度研究

2.1个人诉愿权之国际合法性

个人诉愿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利。它以权利主体享有合法的国际程序能力为前提。国际人权实施制度起步阶段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大多数国家主张人权属于国内管辖事项。因此，个人不得以自己的人权遭受侵犯为由向国际人权条约监督机构请愿。反之，国际人权机构也不得受理，否则，它就构成干涉一国内政。事实上，联大很早就坚持如下观点：有关侵犯人权的事项不属于《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的国内管辖事项的范围。如今不能再像以往的学说那样漠然主张：一国如何对待其国民构成本质上的国内管辖之事项。就本质上属于国家保留范围之事项的确定而言，国际法并未提供普遍接受的标准。此外，国际机构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实践非但不允许各国自己决定国内管辖之事项的范围反而强调国家对其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应负的责任。

从区域层面来看，欧洲人权法院在就“比利时语文——初步反对主张案”作出的判决中直接论述了国内管辖权问题。比利时以语言管制——该案争讼对象属于各国排他性管辖之列且非为《欧洲人权公约》及其《议定书》的调整范围，但构成“比利时法律秩序保留范围”为由提出初步反对主张，反对国际法院对此案的管辖权。法院对此回复称：与“正常情况下属于缔约国国内法律秩序的事项”有关的《欧洲人权公约》及其《议定书》是“旨在为缔约国与其管辖下之人的相互关系规定某些应予遵守的”国际标准的国际性文件。由于欧洲人权法院对所有关于解释和适用上述文件的案件均拥有管辖权，因此它得出如下结论：在此案中不得把保留范围的抗辩视为具有初步反对法院之管辖权的性质。欧洲人权法院明确宣布：不得把国内管辖的观念作为阻碍法院管辖此案的初步反对主张，而且相关的监督制度原则上不存在上述观念。在涉及人权案件的国际法律程序的发展中的这一重大步骤是区域层面所首先采取的。

在联合国两大人权公约漫长的准备过程中，国内管辖的观念表现出巨大的抵抗力和恢复力。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联大第三委员达成如下谅解：在人权保护领域，国家在充分行使其主权时必须遵守的有关国际控制的规定不得视为各国国内管辖之事项。国内管辖事项的抗辩之逐步弱化促进了日益增多的国际人权保护程序的设立。个人诉愿权获得其国际法上的合法地位。

尽管国际法之父的早期著作对人类的深切关注已是历历在目，但是只有现代国际法才开始授与个人以国际程序能力。早期实践对个人在国际法上的诉愿权的形成和明确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不过，国际社会历经很长时间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接受如下观点：国际法并不存在直接针对个人或直接授予个人国际诉权的一般的禁止性规则；在逻辑上也不存在产生此类国际法准则的障碍。一旦个人的诉权为条约所承认，就能防止国家以管辖豁免原则为据提出抗辩。即使条约未作规定也不得作出下述结论：此种空白表明一般的禁止性规范的存在。

在传统国际法上，个人在遭受外国侵害时往往借助外交保护制度以寻求人权的恢复。后来，人们逐渐采取其它人权保护形式，如允许个人参与人权诉讼.这使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国家的束缚.个人向国际组织提起请愿的权利形成较晚，直至最近才初具雏形。其实与国际诉权直接相关的应是向国际组织诉愿的权利。

直接承认某些个人或个人组成的团体寻求人权救济的启动权或其它类似的直接诉愿权的早期国际法实践在“一战”前主要有：1）莱茵河航行制度；2）1907年第二届海牙和平会议设立的国际捕获法院；3）1907—1917年间运作的中美洲法院。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联盟曾澄清道：少数者之请愿权仅具通知性，而且国联之受理行为不具司法性。由于这些请愿仅仅构成信息之来源，其本身并不会引起任何法律诉讼。再者，有关受理条件的规范缺乏法律应有的严格与一致性，它反而关注纯形式上的事项。国联1922年到1937年在上西里西亚的特殊实践很可能是当时在国联保证下的最为发达的少数者保护制度。因为有关个人被赋予诸多可供利用的救济措施。

其它请愿制度，兹举常设国际法院在1928年发表的但泽问题的咨询意见为例。法院认为：条约能够直接向个人赋予权利。这一观点已成为权威意见。到20世纪30年代，诸如斯塞勒（Scelle）和曼德耳斯塔姆（Mandelstam）之类的国际主义者把少数者保护制度视为承认和保护人权的普遍化历史进程的过渡性实践。在“两战”期间，还有其它的实例，比如，国联委托统治下的领土上的居民的请愿制度。上述实践显然表明：它们与传统的外交保护裁然不同的是，前者承认并授予个人直接向国际机构请愿的权利。个人请愿权使个人或其中某些类别的人与国际法律秩序发生密切联系且有助于说明个人能够行使直接源于国际法的权利。

此外，还有其它的国际法实践，例如工人和雇主联合会就违反国际劳工公约向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提交“陈述书”的制度以及国家间针对违反公约的“诉愿”制度。自1919年以来，这些制度原来均载入了《国际劳工组织章程》。在联合国时代，继国联委托统治制度之后的托管制度把两类“申请”区分为：由托管领土上的居民或其它当事人提起的请愿；由联合国会员国、联合国机构及专门机关就托管理事会有关的活动向托管理事会提交的来文。个人请愿可以是口头的或书面的，包括两类：关于一般问题的请愿和严格意义上的请愿。后者是对所受冤屈的控诉并且提请托管理事会采取行动的请愿。此类保护个人人权的早期实践曾一度局限于某些种类的个人，如，国际劳工制度下的工人、少数民族成员、委任统治及托管制度下的领土的居民。“二战”过后不久，人权保护普遍化进程中的新动向旨在减少受保护之人的无资格状态，逐步克服传统外交保护中某些属人理由如国籍联系之限制。上述新动向朝着个人人权保护的普遍化进程迈进——只要是人即受保护，且由承担了保证个人的某些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当事国强制实施。在国际人权法上逐步确认个人的国际程序能力虽然遇到过一些阻力，不过，几十年前国际主义者的优先目标乃是重构一个从国际一级承认个人之诉讼能力的国际法。随着联合国两大人权公约及其任意议定书、其它全球性和区域性人权条约的缔结与生效实施，承认个人请愿权的国际程序倍增。这是有目共睹的。

早在1966年通过联合国人权公约之前，区域一级即已承认个人请愿权。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规定的诉愿权旋即被视为公约保护机制的“核心”部分。《公约》的早期适用阶段很快就令人信服地证实：个人诉愿诉权对发挥人权保护机制的实效至关重要。它使个人超越了国际法对个人地位的传统控制。

在突破国内管辖事项的传统理论之后，个人的国际程序能力得到了承认和明确。与此相伴而生的是，授予或确认国际监督机构受理和审查个人诉愿的权力。早在1969－1988年间，随着许多人权条约的生效，相应的国际监督机构成倍增加。从全球一级来看，《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规定组建人权事务委员会。《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建立了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设立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委员会。《联合国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公约》规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任命人权委员会中兼任本公约成员国代表的三位委员组成三人小组；若人权委员会中没有（或不足三位）成员国代表，则联合国秘书长应于咨商本公约全体缔约国后，指派一名或数名成员国代表参加三人小组的工作。《联合国取缔体育中的种族隔离罪行公约》设立了取缔体育中的种族隔离罪行委员会。《联合国禁止酷刑及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公约》规定设立禁止酷刑委员会职。从区域一级来看。《欧洲人权公约》设立了欧洲人权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公约》设立了美洲人权委员会和人权法院。《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设立了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委员会。上述监督机构是因人权条约本身的规定而设立的，其职能和权力受条约调整。它们构据上述条约行使其权力。

个人诉愿权在国际人权法上的确立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路。从两个世纪前发端的少数者保护制度到国联时代的委任统治领地居民的诉愿制度，再到联合国体系内的人权保护机制，从区域性到全球性人权保护制度的建立无不重视个人诉愿制度。个人诉愿权在全球性和区域性人权实施机制中都有相当程度的体现。因此，笔者认为个人作为国际人权法上的主体不仅直接享受人权条约所赋予的实体人权而且还被授予程序权利。个人诉愿权是国际人权法主体依据国际人权法所享有的合法正当的权利。

2.2个人诉愿制度的实证考察

2.2.1全球性个人诉愿制度

如果某国是《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及其任意议定书的当事国，声称权利和自由受到该缔约当事国侵犯的个人有权向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诉愿，要求实施侵犯公约所载权利的国家为其行为承担责任。这一事实是人权的国际保护领域取得巨大进展的最为明显的体现之一。人权事务委员会在秘密会议上审议个人的请愿。个人不得以匿名的形式提交请愿书且须是由任意议定书当事国管辖之下的人单独或联名递交的，否则，委员会将不予审议。按照任意议定书的规定，通常情形下，请愿书应当由声称其权利受到缔约国侵犯的个人递交。也就是说，只有直接受害人才能提交请愿书。但是，在委员会的长期实践中逐步扩大了受害人的概念。因此，有权提交请愿书的也就不限于直接受害人。如果这些直接受害的个人不能亲自递交请愿书，人权事务委员会也可审议能够证明是在代表这些个人行事的另一个人递交的请愿。与声称其权利受到侵犯的个人没有任何明显联系的第三方不能递交请愿书。反之，如果请愿书的署名人能够举证证明自己与直接受害人有显著的联系，比如，两者系夫妻、父母子女关系，则此类第三方则有权他人请愿。

如果一项请愿所涉及的同一问题正在接受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则该请愿不符合可接受性条件、不能被审议。而且，在人权事务委员会着手处理该项请愿之前，必须已经用尽所有的国内救济办法。甚至在决定一项请愿能否被接受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或它的请愿问题工作组也可以要求声称的受害人或有关国家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补充材料或意见。如果有关国家在这一阶段作出了答复，请愿人可以获得该答复的副本，以便对该答复提出自己的答辩意见。为保证程序的公正，委员会在决定一项请愿是否可接受之前可能会将请愿书发还请愿者，要求提供更多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将不会向国家转达个人所提交的任何补充材料。如果请愿人撤回了请愿请求或者以其他某种方式明确表示自己不愿继续下面的程序，人权事务委员会可以作出决定将该项请愿注销。但这种注销案件的决定不必是书面形式的。总而言之，按照《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及其任意议定书的规定行使请愿权者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请愿人所属国家已经发表声明，承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管辖权；2）请愿人已经用尽国内救济办法；3）同一事件不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4）请愿书不是匿名的，且无滥用请愿权的情形。人权事务委员会一旦确定某一请愿书为可以接受的，便可以要求有关国家对请愿书所反映的问题作出解释或澄清，并说明其是否已经采取了某种解决问题的措施。缔约国必须在6个月的期限内作出答复。随后，请愿人有机会对该国的答复发表意见；在此之后，人权事务委员会发表其最后意见，并将该意见送达有关国家和请愿人。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整个程序中平等地对待提出请愿的个人和被控侵犯其权利的国家。每一方都有机会对对方的主张发表意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决定，包括关于被宣布为可接受的并受到实质审理的请愿书的意见和那些不被接受的请愿的决定，总是在该次会议结束之后被立即公开，并在复制后被编入人权事务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年度报告。这种年度报告是由人权事务委员会通过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递交的。在通常情况下，人权事务委员会以一致同意的方式开展工作。这势必影响到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工作效率。因此，有人建议改革委员会的决议方法，采取多数同意的决策办法。迄今为止，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任意议定书开展的诉愿审查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它对个人请愿案件所作出决定中有数件决定促使有关国家修改或废除了它们的原有法律，人权遭受侵犯的受害人得到了赔偿。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意见虽然没有法律拘束力，但接受这一程序的那些国家认为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全球范围内，认为人权正在受到侵犯的个人还可以运用其它两个程序寻求救济。这两道程序分别是依据《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建立起来的。根据前者第14条的规定，声称其依该公约所享有的权利正在受到侵犯的个人或个人组成的群体可以致函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请求审议他们的诉愿。但是，他们必须首先用尽国内救济办法。如果某一国家是该公约的缔约国，但并未承认委员会接受和审议个人诉愿书的权限，委员会不能接受涉及该国的诉愿。而后者规定，声称因公约所保护的权利遭受侵犯而受有损害且已用尽所有可以采用的国内救济办法的个人可以向禁止酷刑委员会提出书面的诉愿，请求审议他们的控诉。需要指出的是，委员会不能接受涉及未承认其依据该公约第22条所享有的权限的国家的诉愿。

个人诉愿权已经是久已确立的个人依据国际人权法所享有的正当的寻求人权的国际保护的程序性权利，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这样的事实：在当今民族国家林立的国际社会，真正接受或明确承认国际条约监督机构对个人请愿的审查权的仍在少数。人权条约的监督制度原本仅仅适用于缔约当事国，对非当事国不能发生任何效力。这使得受到条约机构监督的国家为数有限。而规定个人诉愿权的条款或议定书都是任择性质的，即使为条约当事国也可以选择不承认的立场，从而避免接受条约机构的监督。因此，个人诉愿程序所能适用的国家就更少了，且并不包括所有的人权。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国家不愿意接受这一程序，主要是它们不允许国际机构对它们的人权工作进行监督。

2.2.2区域性个人诉愿制度

2.2.2.1欧洲的个人诉愿制度

《欧洲人权公约》是由欧洲理事会负责起草的，1953年9月公约生效。它除了列出一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及自由的目录以外，该公约还建立了自己的条约义务执行制度。承担这种监督责任的机构最初有三个：欧洲人权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自1980年以来，随着提交给公约机构的案件数量的持续增加，使得将案件的审理时间保持在一个可接受的限度内变得越来越困难；自1990年以来，由于新缔约国的加入，问题变得愈加严重。案件数量的持续增长导致人们长期讨论对公约监督机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公约成员国组织了多起关于重建公约制度的谈判，最后采纳的方案是：建立一个单一的专职的法院。如此改革之目的是简化结构从而缩短诉讼期限。新的运行机制——单一法院体制——1998年1月1日生效。在新的体制中，一个专职的法院取代了以前的欧洲人权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在新的机制下，部长委员会不再享有裁判权，只对法院判决的执行起到监督作用。

《欧洲人权公约》规定，法院有权审查个人诉愿。欧洲人权保护制度的特征是广泛地使用个人诉愿程序作为督促缔约国遵守公约的手段。公约对个人诉愿人的资格以及诉愿的可接受性标准有自己的要求。任何个人、非政府组织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都有资格向法院提出请愿。请愿人的年龄不受限制。即使是儿童也可以提出请愿，企业亦有请愿资格。例如，已经有报社成为若干起请愿案件的当事人。在实践中，受害人的概念不断扩大。除了直接受害人以外，欧洲人权法院还承认间接受害人、潜在受害人的概念。只受理有关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个人请愿，而不受理违反其他人权条约的诉愿。《欧洲人权公约》对个人诉愿的可接受性条件有相当具体的规定。其核心内容包括：1）必须用尽国内一切救济措施；2）诉愿必须在国内机构作出最后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提交；3）诉愿必须不是匿名的；4）诉愿的事项必须不是被其他国际程序已经审查的；5）诉愿必须不是“明显地没有理由”的。任何声称其为违反公约行为的受害人的个人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愿，指控公约的缔约国侵犯了公约所规定的某项权利。新的欧洲人权法院的程序是控辩式的和公开的。这与前面提到的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举行不公开会议审查诉愿书的做法完全相反。欧洲人权法院已经形成了相当发达的处理个人诉愿的程序。这主要包括可接受性程序和案件实质问题的审理程序。

法庭采取多数表决制对请愿的可接受性作出决定。与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协商一致程序相比，这无疑会提高决策效率。不管是肯定性还是否定性决定必须说明理由并对外公布。任何人都可以登录欧洲人权法院网站获取这些资料。法庭一旦决定接受一项请愿，它可以要求当事方进一步提交证据和书面陈述，包括提出任何“公正赔偿”的请求以及参加案件实质问题的公开审理的程序的请求。为了公正地审理案件，在特殊情况下法庭庭长可以邀请或许可任何非诉讼当事方的缔约国或与案件有关的非请愿人员提交书面意见就庭审提出不同意见。法庭的判决虽然是以多数票作出的。法庭所有的终局判决对所有被指控国有约束力。这与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一般性意见截然不同。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负有监督判决执行的责任，即由委员会检查那些被发现违反公约的国家是否采取了充分的补救措施以履行因法院判决书而起之特殊或一般的义务。

通过对欧洲人权保护机制下个人请愿制度的考察、对欧洲人权法院对个人请愿案件的受理条件、审理程序的剖析，我们不难发现它具有全球性个人请愿制度所不具有的特点：1）欧洲的个人请愿制度日益走向巩固和强化。在第十一议定书生效前，《欧洲人权公约》也设立了一个类似于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没有牙齿”的机构——欧洲人权委员会。因为它所作的最后决定并不能对涉案国家产生严格的拘束力。而改革后的人权法院把原来由欧洲人权委员会行使的可接受性审查权以及部长委员会行使的部分裁判权收归自身独自享有，这简化了机构设置、减少了职权重叠所引致的请愿案件积压现象，更加有利于个人请愿权的有效实现。2）欧洲的个人请愿制度步入了司法化进程。这是数十年来欧洲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所取得的最为引人注目的成就。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所执行的审查个人请愿的职能是专家性的。委员会成员虽然以个人身份任职，但总免不了受到提名国家的影响。而欧洲人权法院的法官则能保持充分的独立性，其公正断案的操守是不容质疑的。在法庭判决之后并非立即生效，有三个月的期限让当事人考虑是否请求将案件移交大法庭。一旦案件被成功移送，当事人还可以获得上诉的机会。经过两审终审制的实施，个人请愿权得以切实保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欧洲的个人请愿制度能够真正给请愿人带来有保证的结果。这主要归功于法院的终局判决对被指控国具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任何被判决赔偿义务的国家必须履行判决。此外，欧洲部长委员会有监督判决履行之责。涉案国将在部长委员会会议上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欧洲的个人请愿制度是十分有效的。

2.2.2.2美洲的个人诉愿制度

美洲的人权实施机制主要依靠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虽然委员会是直接行使个人诉愿审查权的机构，但是法院的诉讼管辖是以委员会受理诉愿的程序为前提的。因此两个机构分工合作，共同执行个人诉愿制度。

美洲人权委员会有三个主要职能：受理个人诉愿、起草成员国人权状况报告和建议采取强化对本地区人权的尊重的措施。美洲人权公约规定个人诉愿制度是强制性的，自动地对所有批准美洲人权公约的缔约国发生约束力。这与笔者在前面提到的全球性个人诉愿制度截然不同。因此，美洲人权制度因规定了广泛的诉愿权而不同于其他个人诉愿程序。《公约》规定，任何个人、个人团体或非政府组织，不管诉愿人是否为受害者都可以向委员会提起诉愿。这在许多直接受害者受到当地政府威胁而无法亲自诉愿的地区显得尤其重要。委员会的程序从委员会秘书处确认诉愿的可接受性开始。个人诉愿除了需要满足一些形式要件外，它还要求当事人必须首先用尽当地救济措施、诉愿所提到的问题必须不是其他国际程序正在解决的。在确认诉愿的可接受性之后，委员会着手审查诉愿的实质问题。被指控国政府和诉愿人都要向委员会提交资料和说明理由。

美洲人权法院是在委员会建立20年后开始运作的。与个人诉愿特别相关的是法院的诉讼管辖权。它是人权委员会处理个人诉愿的权力的延伸。它的存在保障了美洲的个人诉愿权的有效实现。虽然公约广泛授予个人以诉愿权，任何人都有进入美洲人权委员会的机会，但是只有缔约国和委员会才有权把案件提交给法院，个人诉愿者没有这个权利。现在，只有在确定是否给予赔偿以及给予多少赔偿的阶段，个人诉愿者才有可能走上法庭。大多数案件要经过三次庭审。如果法院确定涉案国存在着违反《美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权利的情况，法院必须判决该国保证受害方能够享受其没有享受到的那些权利，并在适当的情况下对破坏《美洲人权公约》造成的后果给予补救，对受害方给予公正的赔偿。缔约国遵守法院的判决是其承担的一项国际义务。判决中关于损害赔偿的那部分规定在有关国家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最后，《美洲人公约》要求法院向美洲国家组织全体大会提交年度报告，特别要在报告中指出那些判决未被有关国家执行的案件。

《美洲人权公约》在实施机制方面与先前的人权保护条约，如《欧洲人权公约》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存在相似之处，但是也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委员会享有相当广泛的权利，它可以考虑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针对个人权利的不可弥补的损害，包括损害个人生命或身体完整性的危险。《美洲人权公约》所建立的个人请愿制度还有以下特点：1）在美洲，只有缔约国和美洲人权委员会才有权向法院提交案件；个人请愿者只有在赔偿确定阶段才能有限地接触法院。这与欧洲制度相成巨大反差。2）只有用尽委员会程序，缔约国或委员会才可以向法院提交请愿案件。而在欧洲，从一开始个人就可以将其请愿提交欧洲人权法院，请求审理。3）美洲的个人请愿制度是缔约国必须接受的人权监督与实施机制。这与任择性质的、须待缔约国声明承认有关机构管辖权的请愿制度判然有别。这使得请愿权的主体在美洲具有相当的广泛性。

三个人诉愿制度之完善

按照个人请愿程序人权条约机构有权接受并审议条约缔约国管辖下的个人声称为该缔约国侵害条约所载任何权利的受害者的诉愿。这种诉愿一般是书面形式的。对于个人诉愿程序各主要人权公约都采取了任择性条款或任意议定书的形式。采用这种规定形式表明，个人享有的向国际监督机构提出请愿指控有关缔约国的权利尚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与接受。但在具体的人权条约所拘束的国家内的个人享有这种程序性权利是毫无疑义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主张个人具有完全的国际程序能力。个人诉愿程序之所以是国际人权保护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争议焦点因为它实质上反映了不同国家对人权的国际保护的不同看法。从本质上看，个人请愿制度是保证国际人权条约有效实施的监督手段而已。它是一种介于政治性监督和司法监督之间的自成一体的特殊监督制度。它反映了国际社会的现实和国际人权保护的基本特征。

从国际人权条约监督机构采用的个人诉愿程序来看，面对缔约国的指控或个人提出的诉愿，缔约国往往考虑的是保护自己的国际声誉，尽量开脱自己的责任。这是许多缔约国认为具体监督程序可能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而不接受此种程序的主要原因。因此，笔者主张：1）取消监督机构“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恢复国际人权条约规定的多数表决制。理由是“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妨碍了条约机构对缔约国履行人权条约义务的情况作出评判的可能性；2）条约机构在审查个人诉愿以后向有关缔约国及该诉愿者提出的意见应该具有法律约束力；3）条约机构应当与联合国体系内的人权机构加强合作，充分利用联合国的政治资源，实施全球性政治监督；4）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国际社会应以建立国际人权法院的方式部分取代国际人权条约实施的国际监督制度。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因为国际社会是一个高度分权的社会，它不具备任何超越国家主权的权威，而国际人权保护主要依靠各国在充分尊重国际人权标准的基础上在国内保护人权。也就是说，在国际人权条约的国内实施方面，国际监督机制只能发挥一种辅助或补充作用。为此，条约机构应该充分地尊重缔约国主权，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缔约国，通过对话与协商帮助缔约国更好地履行条约义务。反之，离开对话与协商，将国际监督制度演变为评判缔约国人权状况的手段和对缔约国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不仅缺乏法律依据，而且还会因失去缔约国的合作而失去在意义。所以国际人权条约实施的国际监督制度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尊重国家主权和国际合作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