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能源范文10篇

国际能源范文篇1

2005年，采掘行业的FDI存量约为7550亿美元。尽管采掘行业在全球流入FDI存量中所占份额在20世纪90年代有所下降，但在2003年大宗商品出现繁荣以来，该领域的FDI得到恢复，其所占份额在2005年增至9％左右。从绝对数量上看，第一产业的FDI这些年来一直保持增长，从1990年到2005年增长了4倍。发达国家仍是流入采掘行业的FDI最重要的来源，但它们在全球总量中的比例有所下降，从1990年的99％下降到2005年的95％。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体已经成为重要的对外投资国。以中国为例，采矿业在2003年和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分别占48％和33％。发展中国家一直是采掘业FDI的重要目的地。1999年到2000年，发展中国家采掘业FDI存量估计值增长了9倍，2000年至2005年又增加了一倍以上。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2004至2006年，流入采矿以及石油行业的FDI达到1340亿美元，其中1020亿美元流入发达国家，近27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50亿美元流入东南欧以及独联体国家。

根据国际能源署估计，从现在到2030年，能源行业大概需要22至28万亿美元投资，其中至少一半是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电力部门。

能源投资的特点

能源领域的外国投资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能源投资，尤其是涉及开采活动的投资牵涉自然资源的主权问题。能源行业——如石油和天然气——经常被看作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行业。从社会角度上看，它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行业，因为能源作为一种基本商品，必须能够被大众包括穷人和边缘化人群负担得起。同时，能源生产也会引起很多环境方面的关切，与能源有关的活动还会对卫生、安全和人权等带来影响。此外，能源行业往往还会出现市场失灵问题，包括信息不对称和自然垄断。

从公司的角度看，能源项目往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因此最初促成投资决定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不可能在整个项目的生命周期内始终保持不变。该行业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且已经投入的资产不能轻易地用于其他经济活动。此外，能源项目通常都是“巨无霸”，往往涉及巨额的资金。能源领域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特点

由于上述原因，能源行业比其他很多经济活动更容易引起国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家干预。政府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包括行业监管(如从治理市场失灵或追求其他政策目标的角度)，或者作为市场参与者积极地发挥作用(如作为电力的公共供应方)。

这些敏感性以及政府的干预也往往反映在各国针对能源领域制定的FDI政策上。绝大多数富有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外国投资进入采掘行业。这些限制措施可能针对外国投资准入，也可能针对运营阶段。一些国家完全禁止FDI流入石油和天然气领域。还有一些国家只允许外国投资者拥有少数股权。

此外，近几年出现了一种趋势，就是对于流入与能源有关的行业的FDI采取了更多的限制。有些国家重新把能源行业收归国有，还有一些国家正在考虑这样做。另外一个发展趋势是，一些东道国要求与外国投资者重新谈判投资合同。这可以由不同的原因引起，如履行合同的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投资者未能履行约定的义务(如向农村地区提供电力等公共服务目标)，或者是为了让东道国获得更有利的利益分配方案。很多外国投资者已经被迫退出投资项目或大幅减少持有的股份。这些变化在一些拉美国家特别突出。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越来越有影响力，或重新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另一方面，许多国家仍然依靠引进FDI发展能源行业。除其他方面的好处之外，外国公司能够帮助这些国家勘探自然资源或者提供相关服务。相应的，只有东道国提供了有利、稳定的投资环境，外国投资才会流入。这包括对该领域的外国投资进行开放，对已经设立的投资企业提供公平、非歧视性待遇，包括保护投资不被没收或不遭受其他政治风险等。法律框架的可预测性、稳定性和透明度同样至关重要。这些涉及投资保护的问题经常通过国际投资协定来处理，也就是说在为充满风险的长期能源项目吸引外国投资时，这些国际投资协定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国际投资协定中与能源有关的问题

从一些投资协定中也可以看出，政府对于能源投资非常敏感。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和企业司对部分投资协定所做的一份评估显示，为了给监管保留一定的政策空间，以确保在能源领域取得最好的发展成果，一些国家在它们的协定中纳入了所谓的“保留”条款。该评估涵盖了约1／3的目前仍生效的双边投资协定。加拿大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其次是美国。与能源有关的特别保留条款往往出现在允许预先设立的协定中，从中反映出各国对于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国内能源行业的敏感性。例如，加拿大的双边投资协定为执行《西北地区和育空石油及天然气协定》(NorthwestTerrito-riesandtheYukonOilandGasAccords)(加拿大一巴巴多斯双边投资协定)的措施保留了灵活性。美国的一些双边投资协定为那些获得在陆地联邦土地上开发矿产资源的租赁合同的公司的某些所有权限制措施保留了灵活性(萨尔瓦多一美国双边投资协定；卢旺达一美国双边投资协定)。从技术上说，这些保留条款一般都是针对协定中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条款。

与土地所有、租赁及使用权有关的保留条款对能源政策也非常重要。与上述例子类似，与土地使用有关的保留条款往往也是针对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条款。这样的例子在许多双边投资协定中都能发现，如美国、黎巴嫩、阿曼、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都有类似的条款。此外，加拿大的双边投资协定中也含有关于土地所有权的保留条款，而且它们往往十分明确，有时甚至规定了具体的土地类型，如海边的土地等。

各国有时也会综合使用以上措施。例如，有的保留条款规定，东道国保留限制外国人或外国公司利用本国土地和自然资源进行投资活动的权利(突尼斯一美国双边投资协定)。一些保留条款包含了互惠要求，规定外国投资者在本国享受特定权利必须以本国公司在该国享有同等／对等待遇为条件。在与突尼斯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美国特别指出，“在公共区域从事采矿的权利取决于(突尼斯)给予美国投资相应的互惠权利……”。

一些双边投资协定不是通过保留条款为能源领域的外国投资政策保留灵活性，而是通过一般例外条款，它类似于世界贸易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中的一般例外条款。有时，双边投资协定中既有保留条款，也有例外条款。在特定条件下，这些条款允许采取与保护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尽管这些条款在贸易与投资特惠协定(PTIA)中最为典型，一些双边投资协定，如加拿大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一些南南双边投资协定(约旦—新加坡；厄立特里亚一乌干达)，也有类似的例子。

贸易与投资特惠协定中的另外一个典型的特点也能在一些双边投资协定中看到，该特点与所谓能源行业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存在的特殊性有关。一些贸易与投资特惠协定认为，需要保持一定的政策空间以确保能够适当提供公共服务。特别是这些协定的“服务”章节通常都含有一个条款，将“政府机构提供的服务”放在协定约束的范围之外。哥伦比亚的一些双边投资协定试图在能源投资领域采取类似的做法。例如，哥伦比亚的两个协定把能源列为“公共服务”之一，允许哥伦比亚在该领域保留现有的国民待遇限制或者增加新的限制(哥伦比亚一秘鲁双边投资协定；哥伦比亚一英国双边投资协定)。

总之，双边投资协定在确保外国投资者获得公平、平等待遇，以及在被没收或国家政策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获得赔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双边投资协定也反映出这个领域的敏感性。如果在签订协定前经过慎重谈判，双边投资协定能够让缔约国在不过度限制它们在与能源有关的问题上的国内发展权的情况下，承担国际保护责任、满足国际保护标准。除双边投资协定之外，其他国际投资协定也表明，各国对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准入和运营都设置限制。联合国贸发组织200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对部分国际投资协定(美国一智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G3、加拿大一智利、安第斯条约、南方共同市场、OECD国民待遇工具)进行了评估并发现，总体上看，石油、天然气行业的保留条款一般在发展中国家更流行(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能源、石油和天然气相关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在主要发达国家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中也存在。

投资者与国家在与能源有关的FDI方面的争端日益增多

虽然国际投资协定提供的保护对能源投资者来说非常重要，但是从东道国角度看，这也可能成为一个敏感问题。能源行业内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数目相对较高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截至2008年底，与能源有关的争端超过了80起，在所有已知的基于协议的争端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了29％。2007年和2008年每年新提交的有关能源的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大约有13起。从行业分布来看，与电力有关的争端数量最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多(44起)，其次是石油生产项目(17起)、天然气供应与经销(12起)和碳氢化合物特许权(7起)。

以电力行业为例，有关发电(包括电厂的建设和运营)和送电投资的争端在增加。例如，一些投资者指责东道国的行为违反了协议义务，如：未能成功签署投资合同，没有移交土地，歧视性待遇，干预关税制度(如与阿根廷有关的几个案例)，撤销经营许可，不为所发的电力付费，没有执行电价和未能阻止偷电行为，终止合同和没收等。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厄瓜多尔撤销了它以前的承诺，不同意按照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的程序调解石油、天然气及其他矿产等自然资源开采方面的争端。

全球金融动荡及其对国际投资规则的影响

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越来越清楚地显示了它对投资流动和投资政策的影响。2008年标志着始于2004年的新一轮国际投资增长周期的结束。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与2007年1.9万亿美元的历史最高记录相比，2008年全球FDI预计下降15％。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2008年第四季度全球FDI出现了大幅下降。跨国并购金额在2008年也急剧下降了29％。

随着经济危机对跨国公司的全面影响持续显现，2009年全球FDI预计将进一步大幅下降。根据一季度有关跨国并购的初步数据判断，流入所有三类国家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过渡经济体(东南欧和独联体国家)——FDI都急剧下挫。2008年以及2009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和过渡经济体吸收的FDI不断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吸收的FDI只到2009年第一季度才急剧下滑。例如，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吸收的FDI同比下降了2l％，韩国的FDI下降了38％。

尽管实际上所有行业在2008年都受到跨国并购下降的影响，石油、采矿以及农业食品业似乎是个例外。有趣的是，采矿以及石油行业的全球跨国并购金额实际上有所上升，从2007年的106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260亿美元。

这次经济危机最终会如何波及能源产业并对流入该产业的FDI造成哪些影响，以及各国可能会做出哪些政策反应，仍有待观察。例如，尽管采矿和石油行业的并购数量仍略有增长，但石油价格的下降(由于需求疲软以及大宗商品繁荣期的结束)最终是否会导致流入勘探及相关活动的FDI出现下降仍是一个问题。面对FDI下滑，有关政府可能会重新评估国际投资协定作为吸引FDI的工具的有效性。

另外一个可能对流入能源领域的FDI造成影响的政策反应是各国政府采取的拯救和刺激措施。如果这些措施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它们可以支持能源行业尤其是可持续能源生产的发展。这方面另外一个例子是这次危机触发的国家紧急应对措施。由于其中部分措施可能限制跨国公司的活动，影响投资流动，因此它们也可能在将来引起新的投资争端。另一方面，如善加利用，国际投资协定也能帮助防止保护主义倾向抬头。

因此，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也许会促使世界各国认真考虑国际投资协定以及它们对能源领域的影响。

结束语

国际投资协定以及相关判例法的不断演变突出表明，确保发展中国家理解缔结此类协定的意义并能够利用这些协定处理潜在的投资争端十分重要。这在能源领域尤其如此。在这一领域，完善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包括那些国际层面的政策，能够为实现能源产业所能带来的发展利益做出巨大贡献。

国际能源范文篇2

关键词：国际生物能源发展；中国；对策

1世界各国生物能源计划

世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造成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原油价格的攀升，高油价成了除石油出口国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国家的发展困惑。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涨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各国寻求能源替代方案。

美国：2005年的新能源法规定，到2012年前汽油中生物燃料使用量需要达到75亿加仑，目前的植物种植结构以及扩张的速度表明酒精生产能力在2007年8月便可以超过75亿加仑的目标，比法律规定的要求提前了5年。乙醇提炼厂在美国各地开始布点建设，生产酒精使用的玉米在高油价利润的驱动下，生产能力空前地膨胀起来。2007年8月，用作酒精生产的玉米用量预计是34亿蒲式耳（86.4百万公吨），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8％。据预测到2016年酒精的产量将达到120亿加仑，界时乙醇使用量将占到汽油使用总量的8%。到2016和2017年度生产酒精的玉米使用量将超过玉米总产量的30%。生物柴油中大豆油使用量最高将达到7亿加仑每年，占到大豆油产量的23%，但是只占到整个美国高速公路2%的柴油用油量。从纤维中提炼油料也将逐步进入能源更新计划。

EU-25:欧盟计划在2010年前，运输燃料中必须包含5.75%的生物燃料，并对生物原料种植给予补贴。欧盟委员会已经指示加紧生物燃料的生产，但是按照预测，在2010年前只能达到预定标准的2/3目标，甚至到2016年前才能勉强达标。按照计划，生物燃料的2/3是生物柴油，其余1/3是酒精。菜籽油几乎是所有欧盟国家生物柴油的原料，由此使得欧盟内油菜种植面积和菜籽产量都出现快速地增长。同时，欧盟还从东南亚进口大量的棕榈油以及用棕榈油生产的生物柴油。

巴西：在巴西，90%的乙醇都用作燃料，据统计，该国乙醇的消费量已占到全国汽车燃料消费量的43%。随着油价高涨，巴西的乙醇出口增速越来越快，2005年该国乙醇出口为24.3亿升，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扩大至80亿升。甘蔗是巴西各大酒精提炼企业的主要原料，在南部巴西，一些本来种植谷物和油料作物的土地被改种甘蔗，生物燃料总生产量将从目前大约5200万加仑增长到2016年的9200万加仑。中西部地区原有的生产大豆土地将被改种甘蔗。

加拿大:加拿大计划在2010年前，汽车用油中的5%来自生物燃料，一些省份都有了自己的生产目标计划。总体规划，酒精生产量从2006、2007年的1100万加仑增长到2010年的2.11亿加仑的数量。主要原料为产自安大略湖流域的玉米和马尼托巴湖流域的小麦。另外，在加拿大西部地区建立了以油菜籽为原料的生物柴油生产厂。因为油菜籽面积的扩大，小麦、大麦和夏季休耕地的面积被压缩。根据计划，加拿大生物柴油的生产能力将从2007、2008年的1300万加仑增长到1010年的5800万加仑。

阿根廷：按照阿根廷的总体规划，几年后生物柴油生产量将从2005、2006年的700万加仑增长到5900万加仑。阿根廷有一个出口征税体系，在鼓励生物柴油生产方面，出口生物柴油享受比出口起生产原料如玉米、大豆更低的税率。从这点讲，阿根廷的生物柴油产业将会有更大的增长机会，为了保证生物柴油生产厂的高生产率运转，阿根廷还打算从南美其他国家进口大豆等产品。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世界棕榈油价格的上升使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扩大了棕榈的种植，并且他们不仅进出口棕榈油，而且也出口以棕榈油为原料生产的生物柴油。

2国际生物能源发展对我国的影响分析

2.1对粮食进口价格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我国油类消费和食品加工行业对大豆和豆油的需求都在逐渐增长，从2006年9月31日至2007年10月1日，国内大豆消费量突破863万吨，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消费市场，占全球大豆总消费的四分之一。2006年我国大豆净进口2827万吨，是国内产量的1.77倍，进口依存度高达64%，2007年我国净进口超3000万吨大豆。国内大豆油价格一路攀升，并且通过大豆油和部分饲料的价格传导形成了CPI指数持续走高的重要推动源。由于受到替代效应的影响，所有油料作物及其制品价格都呈现上涨趋势。包括芝麻油、棕榈油、亚麻油、棉籽油、色拉油、棉籽、棉粨、葵花子油、葵花子、花生仁、花生油等。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欧盟等国家尝试用菜籽油制作生物柴油使得菜籽油价格与石油价格的联动作用增强而大幅上涨。国际生物能源发展影响最大的作物是玉米，美国玉米乙醇的生产正耗用越来越多的玉米，并且减少了国际市场上的玉米供应，造成国际市场玉米供应减少及价格上升。国际市场玉米价格跟燃料乙醇价格变动成近乎完全正相关关系，我国目前玉米生产受到国际价格的影响，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还有相当数量的出口。玉米价格的上升对我国养殖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玉米中有72%用作饲料量，玉米价格的居高不下直接造成养殖成本高位盘整，猪肉价格无法下降。我国玉米产量中75%用作饲料，玉米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影响肉禽乳蛋类价格的上涨，特别是随着我国居民饮食构成的结构调整，饲料粮价格的上涨将直接推动我国CPI指数的居高不下。

其次，小麦的生产价格也一度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而上涨，统计显示，国际市场小麦价格逼近十多年来最高水平。据世界银行报告，世界粮食价格自2006年至今已经上涨了约20%，其中特别是玉米、小麦等价格暴涨。2007年澳大利亚、南美等粮食出口地纷纷开始提高了粮食出口价格，亚洲进口小麦的价格自2006年9月以来已经上扬了约20%。目前，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已触及十多年来最高水平。

2.2粮价上涨与CPI指数

我国传统四大主要粮食中，除了大米外，小麦、玉米、大豆的价格都受到了国际发展生物能源的影响。特别是大豆和玉米价格的上涨成为近期国内食用植物油和饲料价格快速上涨的最主要诱因。而饲料成本的上升，使得畜牧产品价格将长期居高不下，特别是猪肉价格上涨直接推动了相关食品成本的上升，从2007年6月份开始，肉价所带动的CPI上涨就超过了4%。此外，植物油价格的上涨也是推动CPI指数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和猪肉价格上涨一起推动整个食品产业链条生产成本的上升。

2.3粮食的国际政治博弈与我国的粮食安全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粮食形势，世界各国领袖与政府高层官员于2008年6月3日到6月5日期间在位于罗马的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总部举行高峰会议，商讨解决饥饿与贫穷问题之道及增加农业生产的计划。其中谈到了生物能源问题，入会的相关国家在各自利益的立场上表现出了利益的对抗。美国农业部长谢弗在峰会开始前表示，全球粮食价格的暴涨中，只有百分之三应归咎于生物燃料的生产和使用。而慈善团体乐施会则指该比率接近百分之三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迪乌夫在峰会上说美国将大量本应供人类食用的谷类用于生产汽车燃料令人难以理解。巴西总统卢拉也为生物燃料做出辩护，反而称它们可以成为对付粮食危机的“重要工具”。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潘基文说，到2030年，粮食产量需要增加百分之五十，才能满足需求。按照这种测算，在现有的世界粮食生产体系下，有学者计算过，除非农作物品种发生革命性变化，否则增产50%几乎完全不可能。在粮食供求趋紧的情况下，粮食将成为一种重要的国家间政治谈判砝码和国家战略资源。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后备耕地资源紧缺，一旦粮食贸易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将会对我国国家安全产生较大的挑战。特别是目前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都被垄断性地控制在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四大跨国粮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手中。这些出口公司一旦受到出口国政府的操控，很容易使我国的粮食进口受到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此外，如今高粮价已经引起了一系列国家的动荡，今年菲律宾大米紧缺对东南亚地区甚至我国国内产生的恐慌，埃及宣布禁止大米出口以维持国内工业，阿根廷对粮食出口两度增加关税等。粮食的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

按照传统的观点，一个国家粮食进口量占国家粮食使用量5%以下可以视为粮食供给安全，10%为警戒线标准，高于这个水平视为粮食供给不安全。从粮食进口重量和国内使用粮食总量的比较还很难看出我国粮食供给出现什么安全问题。但是问题是，这个标准不应该成为我国的标准，由于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和消费国，我国粮食需求的微小变化都会对国际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我们应该研究进口数量占到国际可贸易量的比例来确定粮食供给安全。粮食供给的安全不仅仅从总量上，而且还需要从结构上加以分析，从近年来的粮食进出口情况看来，我们发现大豆、玉米存在较大的不安全性。油脂产品进口依存度不断上升，已经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其中食用植物油的进口依存度达52%。3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国家应该加大对国内大豆产业的扶持，增加大豆种植面积，同时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对大豆产业采取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相结合的方法。此外，国家应该推广实行最低价收购政策，在农业生产中引入农业保险，保障农民收入的稳定预期，提高农民种植积极性。同时加大农作物新品种研究推广，加大对国内油脂产业的扶植力度，拓宽油脂产品的在广度和深度上的研究，加大新油源的开发力度，对米糠油、玉米油、油茶籽油以及特种油脂进行深度开发。

第二，开展粮食外交，注意农业生产的国际化合作，在粮食供给方面形成结构性互助联盟。将粮食的稳定进口作为我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在世贸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内，积极推动有利于我国国家利益实现的粮食贸易规则的制定。

第三，设立预警机制，加强对国际粮食市场行情的分析监控，提高应对市场变化能力；及时监测相关粮食产品进口走势及市场反应，提高国内相关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对我国粮食的国际依赖作出有效地分析，使得我国的粮食进口不会对国际粮食价格产生危机性影响。

国际能源范文篇3

关键词：国际生物能源发展；中国；对策

1世界各国生物能源计划

世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造成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原油价格的攀升，高油价成了除石油出口国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国家的发展困惑。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涨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各国寻求能源替代方案。

美国：2005年的新能源法规定，到2012年前汽油中生物燃料使用量需要达到75亿加仑，目前的植物种植结构以及扩张的速度表明酒精生产能力在2007年8月便可以超过75亿加仑的目标，比法律规定的要求提前了5年。乙醇提炼厂在美国各地开始布点建设，生产酒精使用的玉米在高油价利润的驱动下，生产能力空前地膨胀起来。2007年8月，用作酒精生产的玉米用量预计是34亿蒲式耳（86.4百万公吨），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8％。据预测到2016年酒精的产量将达到120亿加仑，界时乙醇使用量将占到汽油使用总量的8%。到2016和2017年度生产酒精的玉米使用量将超过玉米总产量的30%。生物柴油中大豆油使用量最高将达到7亿加仑每年，占到大豆油产量的23%，但是只占到整个美国高速公路2%的柴油用油量。从纤维中提炼油料也将逐步进入能源更新计划。

EU-25:欧盟计划在2010年前，运输燃料中必须包含5.75%的生物燃料，并对生物原料种植给予补贴。欧盟委员会已经指示加紧生物燃料的生产，但是按照预测，在2010年前只能达到预定标准的2/3目标，甚至到2016年前才能勉强达标。按照计划，生物燃料的2/3是生物柴油，其余1/3是酒精。菜籽油几乎是所有欧盟国家生物柴油的原料，由此使得欧盟内油菜种植面积和菜籽产量都出现快速地增长。同时，欧盟还从东南亚进口大量的棕榈油以及用棕榈油生产的生物柴油。

巴西：在巴西，90%的乙醇都用作燃料，据统计，该国乙醇的消费量已占到全国汽车燃料消费量的43%。随着油价高涨，巴西的乙醇出口增速越来越快，2005年该国乙醇出口为24.3亿升，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扩大至80亿升。甘蔗是巴西各大酒精提炼企业的主要原料，在南部巴西，一些本来种植谷物和油料作物的土地被改种甘蔗，生物燃料总生产量将从目前大约5200万加仑增长到2016年的9200万加仑。中西部地区原有的生产大豆土地将被改种甘蔗。

加拿大:加拿大计划在2010年前，汽车用油中的5%来自生物燃料，一些省份都有了自己的生产目标计划。总体规划，酒精生产量从2006、2007年的1100万加仑增长到2010年的2.11亿加仑的数量。主要原料为产自安大略湖流域的玉米和马尼托巴湖流域的小麦。另外，在加拿大西部地区建立了以油菜籽为原料的生物柴油生产厂。因为油菜籽面积的扩大，小麦、大麦和夏季休耕地的面积被压缩。根据计划，加拿大生物柴油的生产能力将从2007、2008年的1300万加仑增长到1010年的5800万加仑。

阿根廷：按照阿根廷的总体规划，几年后生物柴油生产量将从2005、2006年的700万加仑增长到5900万加仑。阿根廷有一个出口征税体系，在鼓励生物柴油生产方面，出口生物柴油享受比出口起生产原料如玉米、大豆更低的税率。从这点讲，阿根廷的生物柴油产业将会有更大的增长机会，为了保证生物柴油生产厂的高生产率运转，阿根廷还打算从南美其他国家进口大豆等产品。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世界棕榈油价格的上升使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扩大了棕榈的种植，并且他们不仅进出口棕榈油，而且也出口以棕榈油为原料生产的生物柴油。

2国际生物能源发展对我国的影响分析

2.1对粮食进口价格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我国油类消费和食品加工行业对大豆和豆油的需求都在逐渐增长，从2006年9月31日至2007年10月1日，国内大豆消费量突破863万吨，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消费市场，占全球大豆总消费的四分之一。2006年我国大豆净进口2827万吨，是国内产量的1.77倍，进口依存度高达64%，2007年我国净进口超3000万吨大豆。国内大豆油价格一路攀升，并且通过大豆油和部分饲料的价格传导形成了CPI指数持续走高的重要推动源。由于受到替代效应的影响，所有油料作物及其制品价格都呈现上涨趋势。包括芝麻油、棕榈油、亚麻油、棉籽油、色拉油、棉籽、棉粨、葵花子油、葵花子、花生仁、花生油等。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欧盟等国家尝试用菜籽油制作生物柴油使得菜籽油价格与石油价格的联动作用增强而大幅上涨。国际生物能源发展影响最大的作物是玉米，美国玉米乙醇的生产正耗用越来越多的玉米，并且减少了国际市场上的玉米供应，造成国际市场玉米供应减少及价格上升。国际市场玉米价格跟燃料乙醇价格变动成近乎完全正相关关系，我国目前玉米生产受到国际价格的影响，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还有相当数量的出口。玉米价格的上升对我国养殖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玉米中有72%用作饲料量，玉米价格的居高不下直接造成养殖成本高位盘整，猪肉价格无法下降。我国玉米产量中75%用作饲料，玉米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影响肉禽乳蛋类价格的上涨，特别是随着我国居民饮食构成的结构调整，饲料粮价格的上涨将直接推动我国CPI指数的居高不下。

其次，小麦的生产价格也一度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而上涨，统计显示，国际市场小麦价格逼近十多年来最高水平。据世界银行报告，世界粮食价格自2006年至今已经上涨了约20%，其中特别是玉米、小麦等价格暴涨。2007年澳大利亚、南美等粮食出口地纷纷开始提高了粮食出口价格，亚洲进口小麦的价格自2006年9月以来已经上扬了约20%。目前，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已触及十多年来最高水平。

2.2粮价上涨与CPI指数

我国传统四大主要粮食中，除了大米外，小麦、玉米、大豆的价格都受到了国际发展生物能源的影响。特别是大豆和玉米价格的上涨成为近期国内食用植物油和饲料价格快速上涨的最主要诱因。而饲料成本的上升，使得畜牧产品价格将长期居高不下，特别是猪肉价格上涨直接推动了相关食品成本的上升，从2007年6月份开始，肉价所带动的CPI上涨就超过了4%。此外，植物油价格的上涨也是推动CPI指数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和猪肉价格上涨一起推动整个食品产业链条生产成本的上升。

2.3粮食的国际政治博弈与我国的粮食安全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粮食形势，世界各国领袖与政府高层官员于2008年6月3日到6月5日期间在位于罗马的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总部举行高峰会议，商讨解决饥饿与贫穷问题之道及增加农业生产的计划。其中谈到了生物能源问题，入会的相关国家在各自利益的立场上表现出了利益的对抗。美国农业部长谢弗在峰会开始前表示，全球粮食价格的暴涨中，只有百分之三应归咎于生物燃料的生产和使用。而慈善团体乐施会则指该比率接近百分之三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迪乌夫在峰会上说美国将大量本应供人类食用的谷类用于生产汽车燃料令人难以理解。巴西总统卢拉也为生物燃料做出辩护，反而称它们可以成为对付粮食危机的“重要工具”。

国际能源范文篇4

金融化是指国际经济活动日益以金融活动为中心，以金融关系为纽带，以金融政策为协调工具，从而把金融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来推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与趋势。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性导致全球股票市场波动剧烈。这个时期股市之间的联动增强和连锁反应鼓励投资者再次使用大宗商品来规避风险，同时决策者实施健全和严格的规定以避免对商品和金融资产造成不良影响。大宗商品金融化导致商品指数基金将巨量的资本投资在商品期货市场，通过扩大资产组合来分散风险。伴随着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的上升，各种商品指数基金投资额迅速膨胀[1]。从2003年到2008年，购买商品指数相关衍生品的总价值由150亿美元增长到2000亿美元。然而指数投资作为金融投机的形式，会引起不必要的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从而导致过度的价格波动。金融商品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的投机投资造成了“商品泡沫”，使得商品价格高于其基本价值。大宗商品资产中，能源产品（主要是石油、与石油相关的天然气等）是关系到全球经济命脉的重要资源性商品，能源金融市场的产品从传统型能源产品为基本标的迅速向低碳金融、可再生能源的相关领域扩展，能源金融衍生品市场得到快速发展，一系列衍生工具的出现实现了能源市场多元化的投资战略。Fattouh发现，在2003年以后石油市场的投机和金融化引起石油现货价格的波动[2]。Irwin和Sanders发现，被动的指数商品投资引起商品期货价格的巨大泡沫[3]。Henderson认为，金融机构的行为和对商品的需求，对商品期货市场价格形成有显著影响。从政策导向来看，对能源市场金融化存在以下争论：商品期货市场结构变化与非商业参与者的交易；投机的作用；短期波动的影响；非能源商品价格和石油价格之间的联系；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活动对期货市场潜在的破坏性影响。2009年，第二届中国金融国际研讨会上讨论了关于能源和金融共同合作的问题，其理论基础是：随着环境、能源以及商品衍生市场的快速增长，能源与金融的相互作用已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能源商品越来越接近金融商品。这些新的事实要求能源定价模型也随之发展和完善。来更好地解释衍生商品的风险溢价、能源价格变化的经济和金融影响因素。

2能源市场金融化和风险溢出

2.1能源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国际市场交易的多种大宗商品中，能源类商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大量文献讨论了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Karanfil和Li通过研究160个国家在1980—2010年间的数据，发现电量的增长与地区差异、国家的收入水平、城市化率和管理风险有高度相关性，大多数国家的电力消费与GDP实证结果呈双向因果关系。赵进文、范继涛将近年来发展的非线性STR模型技术具体应用于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内在结构依从关系的研究中发现GDP增长绝对下降时，能源消费比GDP有更快的下降速度[4]。其实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不尽相同，即使是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其内在的依从关系也不尽相同。

2.2能源市场金融化和风险溢出效应

对于各种经济主体来说，金融压力会直接影响经济活动和投资者、消费者的情绪，从而可能会提高能源投资的风险。Soytas和GuptaR等学者基于不同市场情景的考虑观察WTI油价和克利夫兰金融压力指数之间的波动传播[5]。研究表明，原油和金融市场之间的收益和波动溢出效应显著。有趣的是，金融危机已经改变了风险转移机制：2008年之前的波动溢出因果关系检验支持风险从油价转移到金融压力，而2008年之后的模式则是相反的。因此笔者建议，如果不同时考虑能源和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用来分析石油和金融冲击对经济活动影响的模型可能会导致误导性的结果。金融风险溢出效应是指某一金融市场的波动不仅受到本市场历史波动程度的影响，还可能受到其他相关市场波动一定程度的制约[6]。作为国际贸易的商品之一，石油价格受许多全球因素的影响。Kashcheeva和Tsui研究了国际政治的变化是否影响石油的进口，因为需要多样化的石油进口来源以确保能源安全，多样化投资和能源衍生市场可以减轻石油进口的政治风险[7]。笔者基于1986—2008年时期的所有美国石油进口公司层面的数据集，通过商业和金融贸易证明了石油进口受到政治变化的影响。Bunn和Yusupov利用价格形成风险的基本模型表明了岸上和离岸的风险或收益随着时间变化是逐渐减弱的[8]。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特别是当可再生能源产量和电力价格是负相关关系时，能源政策有利于绿色证书的流通，从而可以提供更充分的激励措施。

2.3碳金融与风险和环境监管

最近20年来，社会大众越来越关心污染对气候变化、环境质量以及人类健康的破坏性影响。这些风险促使世界各国政府设定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创造环境监管机制来激励经济主体主动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减少他们的碳密集型业务的相关风险。碳减排目前是许多企业长期战略的一部分，但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已作出决策，能有效地达到这个目标。除了管理碳排放业务和组织成本，部分学者也关注碳减排计划（CERP）的盈利能力。Fouilloux采取实物期权模型的集成框架，基于三种不同的规模探讨了CERP投资决策的特点，一是奈特不确定性；二是碳价格与市场投资组合的相关性；三是项目的有限寿命。笔者发现不确定性和风险导致了绿色投资的加速。这一发现将激励企业实施绿色投资，同时鼓励政策制定者提供适当的激励措施来支持绿色投资。自2005年欧洲联盟排放交易体系建立以来，企业获得或购买温室气体的排放配额，金融投资者和投资组合管理者也是碳衍生品市场的参与者。近期文献中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关于碳金融和环境监管方面的，包括碳价格的动态变化、市场效率和与碳排放有关的几个能源市场之间的联系。通过使用标准的ARMAX-GARCH模型，结合伴随附加跳跃过程的潜在价格波动，得出在第一阶段由于碳津贴额的急剧增加导致大量负收益和价格的突然波动，然而在第二阶段，随着银行允许发放津贴，这种不稳定的影响消失了。这些研究结果是有效管理碳风险的关键，因此需要适当的模型来捕捉碳价格的波动。

3结论

国际能源范文篇5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能源消费和CO2排放量的急剧增加。中国是人均能源资源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1992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3年，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能源进口国家。据预测，2020年中国原油缺口将加大到2．5亿吨以上。紧缺的能源资源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1］。解决高能源消耗问题，实现经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在2005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40％至45％。加入WTO后，中国国际贸易自由化不断深入，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和世界其他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量已居世界第三位。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5616．3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顺差达2954．7亿美元。这不仅使中国逐渐依赖贸易伙伴的生产体制和消费模式，也影响着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及能源消费。能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国际贸易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能源消费的增加，即蕴含能源进出口。由于中国的环境污染为典型的能源消费型污染，出口贸易的增长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污染的增多。以铝业为例，目前技术条件下生产1吨铝耗电15000度，中国净出口70万吨铝，仅从直接能源消耗的角度分析就相当于出口100多亿度电。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位于产业链低端，55％的出口贸易属于附加值较低的加工贸易，而且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仍占较大比例，以往的数据统计并没有将蕴含能源进出口计入其中。能源环境约束已经成为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对进出口贸易的能源消费影响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可以为制定相关节能政策和产业发展指导政策提供依据。通过加总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直接能源消耗和间接能源投入，生命周期分析可以分析产品和服务中蕴含的能源［2－3］。由于生命周期分析方法需要进行实地调研和收集详细的中间产品能源消费数据，工作量巨大。现有研究中多采用投入产出技术对产业生产中的蕴含能源消费问题进行分析。投入产出技术可以不考虑各类产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和长度，使用Leontief逆矩阵来计算一个部门的完全需求［4－6］。李坤望和孙玮发现，中国普通非能源商品贸易中隐含的能源输出量远高于能源产品的直接贸易量［7］。齐晔等人采用日本作为进口国代表，计算了中国进口商品的能耗系数，研究得出了中国隐含能净出口的上下限［8］。Gay、Proops、Lenzen和Machado等人的研究则将进口矩阵纳入到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他们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亚、巴西、德国都是二氧化碳排放出口国，即这些国家进口品所蕴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小于其出口品中的CO2排放量［9－11］。Glen和Edgar等人对挪威进口商品的研究发现，其导致的CO2排放量的一半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这些进口量只占挪威总进口量的10％［12］。能源投入产出分析的应用体现了对经济增长背后的资源环境消耗的定量测算，从而也可以对进出口贸易背后的能源消耗进行系统的分析。随着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国际二氧化碳谈判、国内能源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等都亟待学界对国际贸易与能源环境之间的交互影响进行更为深入地研究，特别是对国际贸易背后的能源消耗进行系统地测算分析。投入产出表可以采用实物量单位或者价值量货币单位编制。已有研究中，实物量和价值量难以反映在同一张投入产出表中。为分析出口贸易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尤其需要分析不同因素对出口蕴含能源的影响，需要将能源部门的产业（投入产出表中行方向数据）同时采用实物量和价值量表示，但上述研究在能源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中没有考虑到中国能源系统中最终消费和中间投入之间的不同价格，也没有深入分析出口蕴含能源的影响因素。

二、中国国际贸易的演进态势及其能源环境影响的定性分析

1980年，中国出口贸易总额全球排名为第26位，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国际贸易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进出口总值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猛增到2008年的25616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2001年以后，中国国际贸易年均增速高达26％，是全球国际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2010年，中国出口贸易排名全球第一，外贸进出口总值为29727．6亿美元，比2009年同期增长34．7％，进出口贸易顺差为1831亿美元。中国的制造业产出占到了全世界的19．8％，高于美国（美国为19．4％），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加工生产基地。中国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带动了能源消费的迅猛增长。尤其是200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重型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以量取胜的工业制造品的出口。中国是一个人均能源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人均能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受制于资源禀赋，中国能源需求与本国供应之间的缺口不断扩大，日趋依赖进口各类资源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中国初级产品占进口总额中的比例由1990年的17％，增长至2008年的31％。从直接能源进出口量分析，中国自1997年开始成为净能源进口国家。2001年开始，直接能源进口量快速增长而直接能源出口量略呈下降趋势，净能源进口量快速增长。这说明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增长，其中进口能源中以原油和成品油为主。2008年，原油进口量占直接能源进口量的67％，中国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达到创纪录的51．3％。从直接能源进出口量分析，中国已经成为净直接能源输入国。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言，其国际贸易的增长意味着大量工业产品可以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生产。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使得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可以更多地依赖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进口，提高服务业在其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例，从而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其国内经济活动与生态资源环境的矛盾。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能源、环境法规政策的相对宽松和不完善，而自由贸易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出口型生产往往对社会和环境成本考虑不足，国际贸易扩大导致的产出增加会带来能源消费的增长和环境的恶化。因此，国际贸易可能产生这样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影响：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转移高能耗、高污染排放型产业至其他国家以减少其能源消费并保持其环境承载力；一个国家也可能由于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高能耗、高污染，增加了其能源消费总量并使环境受损。进一步而言，通过国际贸易，一些国家可能间接出口了能源资源和环境承载力，而另一些国家则可能进口能源资源和环境承载力。

出口贸易高速发展使中国能源消费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由于中国的环境污染为典型的能源消费型污染，出口增长在促进中国消费增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污染的增多。开发、利用能源所产生的环境约束不仅已经成为能源战略和能源决策中越来越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中国国际贸易的高速发展可以为中国的环境保护积累必要的经济基础，通过进口高能耗污染密集型产品可以直接降低本国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程度，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及进口先进的机械设备会促进国内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发展。因为受制于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担当的加工装配者角色①，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加速消耗了大量的稀缺性自然资源，导致“掠夺性”资源开采问题。与出口贸易带来的能源消费增长一致，出口行业所排放的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也相应增加，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②，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和初级产品相比，工业制成品生产中的环境影响不仅包含着原材料的开采与加工，还包括其本身加工过程中所排放的废水、废气与固体废弃物。由于工业制成品占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一直上升，2009年，其比例达到95％，故本文选择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分析国际贸易的环境影响效应。1990—2010年，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由462亿美元上升为13965亿美元，年均增长17．6％。同期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由1990年的57797万吨增长至2010年的240944万吨，增幅达4倍。工业固体废物和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呈同步增长态势。工业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从1990年的1033万吨增长至2006年的2235万吨，年均增长5％。其后由于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③中制定了降低单位GDP能耗20％、在2005年的基础上到2010年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10％的政策，中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在2010年减少至1864万吨。因此，从整体上分析，中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在2006年之前随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呈同步增长态势，但“十一五”期间由于政府管制呈下降趋势。另外两项环境指标，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由于国家以造纸等行业减排为重点，采取各种环境政策积极推进高污染行业的清洁生产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中国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并未出现和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同期增长的趋势。1990—2010年间，中国的工业废水排放量没有明显的增长趋势，1990年排放量为236亿吨，2010年为238亿吨。这说明从工业废水排放量这一环境指标来看，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的增加并未对工业废水排放产生显著的影响效应。工业COD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变动趋势一致，仅在1997年达到峰值，此后则呈下降趋势。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中，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排放量约占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50％，电力是工业生产制造的基础，因此从整体分析中国二氧化硫排放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与中国的出口贸易规模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关系。从两项环境指标（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COD分析）来看则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需要对中国国际贸易和能源消费及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做更为深入的系统分析。

三、能源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与能源投入产出模型

投入产出表是根据投入产出理论，以平衡表的形式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投入与产出间的数量联系，具有揭示部门之间密切联系的特点［13］。运用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可以根据部门之间的平衡关系建立投入产出数学模型为：X＝（I－A）－1Y（1）其中X为各部门总产出，A为中间投入矩阵，Y为最终消费矩阵，包括国内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出口和库存增加。若在投入产出表中将能源部门的产出采用价值量和实物量两种指标表示，即编制能源投入产出表，则可以利用能源投入产出模型计算能源的直接和间接进出口量。利用能源投入产出模型分析能源消耗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可以揭示非能源进出口产品部门与能源部门之间的密切联系，研究结果可以更加全面地为能源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提供参考。在能源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中，由于根据各类能源平均价格计算出的实物量和《能源统计年鉴》上的数据有较大差异，为消除这一影响，前人研究中多采用各类能源的平均价格来确定投入产出表中各能源部门的中间投入和最终消费的实物量数据（见公式2）。其中IMi为各部门的进口量。但这一方法存在着中间投入和最终消费之间能源价格有差异的问题，而且在中国各种能源转化过程中，中间能源投入如火力发电用煤等也并非使用市场价格。因此，本文使用《能源统计年鉴》上的数据直接确定最终能源消费量和各能源部门之间的中间投入实物量，采用平均价格计算其他非能源部门中间投入的能源实物投入量，以减少价格差异的影响。其中Ejy为各类能源的最终实物消费量。pj为各类能源作为中间投入的平均价格，单位为：万元／吨标准煤。Eij为各部门的直接能源消费量。本文在国家统计局编制的1992、1997、2002、2005年和2000年不变价序列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历年《能源统计年鉴》上的能源消费量数据，编制了52个部门不变价能源投入产出序列表，其中能源部门分为一次能源部门和二次能源部门，一次能源部门包括煤炭、天然气、石油、水电四个实物部门，二次能源部门包括成品油、焦炭、火电、燃气与热力四个实物部门，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在投入产出表价值量表中属于一个部门，本文根据1997年122个部门投入产出表中石油开采业和天然气开采业的数据和《能源统计年鉴》中分行业能源消费量的数据确定比例将其拆分。在能源投入产出表中，e是各部门能源直接消耗系数，即直接能源强度，由各部门的直接能源实物消费量和总产出之间的比例来计算（单位：吨标准煤／万元）。在国际贸易中，能源的直接出口量Eex（direct）就是各种能源出口量之和。非能源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消耗了能源，也间接地消耗了蕴含中间投入中的其他中间产品的能源。能源的间接出口量就是出口于国外的非能源商品中所蕴含的能源量。本文研究采用完全能源强度来计算产品的含能量，完全能源强度e（total）也即完全消耗系数由直接能源强度和间接能源强度相加组成，可以通过直接能源强度乘以列昂惕夫逆矩阵来计算（见公式7）。在中国进口贸易蕴含能源的计算中，由于进口产品来自不同的国家，理论上应该根据进口产品的产地将进口商品进行划分，使用对应国家的能源投入产出表计算获得的完全能源强度来计算进口贸易蕴含能源量。但是由于不同国家的数据可获得性较差，数据收集和处理困难，精确地按照进口来源国的投入产出表编制能源投入产出表，计算进口产品的蕴含能源难以实现，缺乏可操作性。本文采用进口品和国内产品无差别且完全竞争的假设计算进口产品蕴含能源。在国际贸易的能源消费影响效应分析中，虽然进口商品是在国外生产的，进口商品减少了国内生产相同商品所需消耗的能源，因此，可以利用投入产出分析中的技术同质性假设，即假设进口产品生产技术和本国产品生产技术相同，利用国内完全能源强度计算进口产品中的蕴含能源。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的进口产品主要来自欧盟、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技术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远高于中国，因此，利用完全能源消耗强度来计算进口产品蕴含能源会产生测算结果偏高的问题。故本文使用相同的完全能源强度计算进口品中蕴含能源进口量Eim（indirect）。

四、中国间接能源出口量分析

本文通过编制1992—2007年实物价值型能源投入产出序列表，根据能源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了52个部门产品的直接能源强度、完全能源强度，据此计算了出口贸易中的蕴含能源量。根据表1中的测算结果可知，尽管中国在1996年之后成为能源净进口国，但在1992年，中国的出口蕴含能略高于进口隐含能，为蕴含能源的净出口国，净出口额仅为0．03亿吨左右。1997年，中国的进口蕴含能源和出口蕴含能源都增长迅速，由于贸易顺差，蕴含能源的净出口额已经超过0．14亿吨标准煤。200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继续增长，尽管贸易顺差相对1997年较小，受出口结构的影响，蕴含能源的净出口额增长为0．24亿吨标准煤。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和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中国2007年的蕴含能源的净出口额高达1．24亿吨标准煤。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利用国内技术系数计算进口蕴含能源，因此所得到的净出口蕴含能源并不是实际的净出口蕴含能源。这一结果从另一个角度表示对外贸易的能源环境影响，即由于对外贸易，中国增加的能源消耗和减少的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1997年的能源直接进口量为0．97亿吨标准煤，出口量为0．75亿吨标准煤，净进口量为0．22亿吨标准煤。同期，中国通过非能源品进口而间接进口了3．24亿吨标准煤，即若中国不从国外进口这些非能源产品，那么国内生产和提供这些产品需要增加3．24亿吨标准煤。与此同时，中国通过非能源品的出口也出口了3．38亿吨标准煤，高于进口的能源含量。因此，尽管中国通过贸易直接进口的能源高于出口的能源量，但通过非能源品贸易而间接进口的能源量小于间接出口的能源量。随着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通过非能源品贸易产生的间接能源进出口也不断增加。由于贸易顺差，中国是蕴含能源的净出口国，且净出口规模随着顺差的增加而不断扩大。2007年，中国的能源直接进口量增长至3．5亿吨标准煤，出口量略有增长，为0．97亿吨标准煤，净进口量高达2．53亿吨标准煤。但同期中国通过非能源品进口而间接进口了10．24亿吨标准煤，远小于通过非能源品的出口（13．75亿吨标准煤），净蕴含能源出口为3．5亿吨标准煤。由此可知，由于贸易顺差，大量出口非能源商品，尤其是高能耗商品，中国间接向国外输送了大量的能源，但将能源消费过程中产生的CO2排放和污染排放留在了中国。可见各部门单位产值对能源的需求普遍出现上涨，且增幅较大，产品节能措施的制定刻不容缓。根据本文编制的能源投入产出表，可以分析44个非能源部门蕴含能源进出口情况。图1表示中国1992－2007年中国非能源部门的蕴含能源进出口情况。图1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从蕴含能源进出口的产业分布上可以看出，制造业部门是蕴含能源进出口的主要载体，其蕴含能源进出口占总额的70％以上。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金属制品业这两个资源密集型高能耗产业的蕴含能源出口是中国蕴含能源出口的主要产业。这说明中国不仅通过这两个产业出口了大量蕴含能源，也间接出口了大量铁、铜等自然资源，即产生了蕴含资源出口。纺织业和服装、鞋、帽制造业这两个直接能源能源强度相对较低的产业，由于中间投入的生产过程消费了大量能源，其完全能源强度则相对其他产业较高。因此，这两个产业由于出口额较大，其蕴含能源出口占中国非能源产品蕴含能源出口总额的比例高达10％以上，大于其出口金额占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从蕴含能源的纵向变化分析，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促使各部门蕴含能源量均有显著增长。从蕴含能源的进口产业分布分析，医药制造业、锅炉及原动机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产业是蕴含能源进口的主要产业。由于中国进口贸易的增长，进口蕴含能增加的部门主要是农业、采矿业以及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蕴含能源进口则有所减少。由于本文采用进口品和出口品生产技术和直接能耗一致的假设，而中国技术水平和能源效率比较落后，因此中国进口品中实际蕴含的能源量应比上述计算结果小。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确实存在大量进口能源产品和其他资源性产品，但随后以制成品的形式间接出口能源和其他资源，即中国虽然从国际市场上购买能源和资源品，但将进口的能源以制成品的形式再出口。此外，由于贸易顺差，中国还通过非能源产品出口的形式间接出口了本国的能源和其他资源。

国际能源范文篇6

在缺乏一套管理国际投资关系的多边规则的情况下，现有的国际投资体系已经演变成为由诸多双边区域投资协定以及其他处理投资问题的国际协议组成的高度分散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网络。这些协议与各国的法律和具体的投资合同构成了投资者运营能源项目的法律基础。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UNCTAD)最新数据，2008年共签署了新的59个双边投资协定，全球双边投资协定总数达到2695个。在2008年新签署的59个双边投资协定中，涉及的发展中国家有46个，涉及的发达国家有38个。目前，全世界有5600多个国际投资协定，基本覆盖了包括能源在内的所有经济活动。这些协议采取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做法，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一些领域仍存在制度上的空白，而另一些领域则存在有关内容相互重叠且不协调和不一致等问题。这为政府和企业处理国际投资关系带来了挑战。这要求我们必须反思如何加强国际投资决策领域的多边协调与合作，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FDI)为增长和发展做出持续的贡献。这一挑战在能源领域的FDI中尤为突出。

国际能源投资趋势

2005年，采掘行业的FDI存量约为7550亿美元。尽管采掘行业在全球流入FDI存量中所占份额在20世纪90年代有所下降，但在2003年大宗商品出现繁荣以来，该领域的FDI得到恢复，其所占份额在2005年增至9％左右。从绝对数量上看，第一产业的FDI这些年来一直保持增长，从1990年到2005年增长了4倍。发达国家仍是流入采掘行业的FDI最重要的来源，但它们在全球总量中的比例有所下降，从1990年的99％下降到2005年的95％。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体已经成为重要的对外投资国。以中国为例，采矿业在2003年和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分别占48％和33％。发展中国家一直是采掘业FDI的重要目的地。1999年到2000年，发展中国家采掘业FDI存量估计值增长了9倍，2000年至2005年又增加了一倍以上。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2004至2006年，流入采矿以及石油行业的FDI达到1340亿美元，其中1020亿美元流入发达国家，近27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50亿美元流入东南欧以及独联体国家。

根据国际能源署估计，从现在到2030年，能源行业大概需要22至28万亿美元投资，其中至少一半是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电力部门。

能源投资的特点

能源领域的外国投资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能源投资，尤其是涉及开采活动的投资牵涉自然资源的主权问题。能源行业——如石油和天然气——经常被看作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行业。从社会角度上看，它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行业，因为能源作为一种基本商品，必须能够被大众包括穷人和边缘化人群负担得起。同时，能源生产也会引起很多环境方面的关切，与能源有关的活动还会对卫生、安全和人权等带来影响。此外，能源行业往往还会出现市场失灵问题，包括信息不对称和自然垄断。

从公司的角度看，能源项目往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因此最初促成投资决定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不可能在整个项目的生命周期内始终保持不变。该行业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且已经投入的资产不能轻易地用于其他经济活动。此外，能源项目通常都是“巨无霸”，往往涉及巨额的资金。

能源领域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特点

由于上述原因，能源行业比其他很多经济活动更容易引起国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家干预。政府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包括行业监管(如从治理市场失灵或追求其他政策目标的角度)，或者作为市场参与者积极地发挥作用(如作为电力的公共供应方)。

这些敏感性以及政府的干预也往往反映在各国针对能源领域制定的FDI政策上。绝大多数富有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外国投资进入采掘行业。这些限制措施可能针对外国投资准入，也可能针对运营阶段。一些国家完全禁止FDI流入石油和天然气领域。还有一些国家只允许外国投资者拥有少数股权。

此外，近几年出现了一种趋势，就是对于流入与能源有关的行业的FDI采取了更多的限制。有些国家重新把能源行业收归国有，还有一些国家正在考虑这样做。另外一个发展趋势是，一些东道国要求与外国投资者重新谈判投资合同。这可以由不同的原因引起，如履行合同的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投资者未能履行约定的义务(如向农村地区提供电力等公共服务目标)，或者是为了让东道国获得更有利的利益分配方案。很多外国投资者已经被迫退出投资项目或大幅减少持有的股份。这些变化在一些拉美国家特别突出。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越来越有影响力，或重新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另一方面，许多国家仍然依靠引进FDI发展能源行业。除其他方面的好处之外，外国公司能够帮助这些国家勘探自然资源或者提供相关服务。相应的，只有东道国提供了有利、稳定的投资环境，外国投资才会流入。这包括对该领域的外国投资进行开放，对已经设立的投资企业提供公平、非歧视性待遇，包括保护投资不被没收或不遭受其他政治风险等。法律框架的可预测性、稳定性和透明度同样至关重要。这些涉及投资保护的问题经常通过国际投资协定来处理，也就是说在为充满风险的长期能源项目吸引外国投资时，这些国际投资协定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国际投资协定中与能源有关的问题

从一些投资协定中也可以看出，政府对于能源投资非常敏感。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和企业司对部分投资协定所做的一份评估显示，为了给监管保留一定的政策空间，以确保在能源领域取得最好的发展成果，一些国家在它们的协定中纳入了所谓的“保留”条款。该评估涵盖了约1／3的目前仍生效的双边投资协定。加拿大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其次是美国。与能源有关的特别保留条款往往出现在允许预先设立的协定中，从中反映出各国对于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国内能源行业的敏感性。例如，加拿大的双边投资协定为执行《西北地区和育空石油及天然气协定》(NorthwestTerrito-riesandtheYukonOilandGasAccords)(加拿大一巴巴多斯双边投资协定)的措施保留了灵活性。美国的一些双边投资协定为那些获得在陆地联邦土地上开发矿产资源的租赁合同的公司的某些所有权限制措施保留了灵活性(萨尔瓦多一美国双边投资协定；卢旺达一美国双边投资协定)。从技术上说，这些保留条款一般都是针对协定中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条款。

与土地所有、租赁及使用权有关的保留条款对能源政策也非常重要。与上述例子类似，与土地使用有关的保留条款往往也是针对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条款。这样的例子在许多双边投资协定中都能发现，如美国、黎巴嫩、阿曼、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都有类似的条款。此外，加拿大的双边投资协定中也含有关于土地所有权的保留条款，而且它们往往十分明确，有时甚至规定了具体的土地类型，如海边的土地等。

各国有时也会综合使用以上措施。例如，有的保留条款规定，东道国保留限制外国人或外国公司利用本国土地和自然资源进行投资活动的权利(突尼斯一美国双边投资协定)。一些保留条款包含了互惠要求，规定外国投资者在本国享受特定权利必须以本国公司在该国享有同等／对等待遇为条件。在与突尼斯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美国特别指出，“在公共区域从事采矿的权利取决于(突尼斯)给予美国投资相应的互惠权利……”。

一些双边投资协定不是通过保留条款为能源领域的外国投资政策保留灵活性，而是通过一般例外条款，它类似于世界贸易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中的一般例外条款。有时，双边投资协定中既有保留条款，也有例外条款。在特定条件下，这些条款允许采取与保护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尽管这些条款在贸易与投资特惠协定(PTIA)中最为典型，一些双边投资协定，如加拿大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一些南南双边投资协定(约旦—新加坡；厄立特里亚一乌干达)，也有类似的例子。

贸易与投资特惠协定中的另外一个典型的特点也能在一些双边投资协定中看到，该特点与所谓能源行业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存在的特殊性有关。一些贸易与投资特惠协定认为，需要保持一定的政策空间以确保能够适当提供公共服务。特别是这些协定的“服务”章节通常都含有一个条款，将“政府机构提供的服务”放在协定约束的范围之外。哥伦比亚的一些双边投资协定试图在能源投资领域采取类似的做法。例如，哥伦比亚的两个协定把能源列为“公共服务”之一，允许哥伦比亚在该领域保留现有的国民待遇限制或者增加新的限制(哥伦比亚一秘鲁双边投资协定；哥伦比亚一英国双边投资协定)。

总之，双边投资协定在确保外国投资者获得公平、平等待遇，以及在被没收或国家政策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获得赔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双边投资协定也反映出这个领域的敏感性。如果在签订协定前经过慎重谈判，双边投资协定能够让缔约国在不过度限制它们在与能源有关的问题上的国内发展权的情况下，承担国际保护责任、满足国际保护标准。除双边投资协定之外，其他国际投资协定也表明，各国对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准入和运营都设置限制。联合国贸发组织200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对部分国际投资协定(美国一智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G3、加拿大一智利、安第斯条约、南方共同市场、OECD国民待遇工具)进行了评估并发现，总体上看，石油、天然气行业的保留条款一般在发展中国家更流行(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能源、石油和天然气相关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在主要发达国家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中也存在。

投资者与国家在与能源有关的FDI方面的争端日益增多

虽然国际投资协定提供的保护对能源投资者来说非常重要，但是从东道国角度看，这也可能成为一个敏感问题。能源行业内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数目相对较高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截至2008年底，与能源有关的争端超过了80起，在所有已知的基于协议的争端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了29％。2007年和2008年每年新提交的有关能源的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大约有13起。从行业分布来看，与电力有关的争端数量最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多(44起)，其次是石油生产项目(17起)、天然气供应与经销(12起)和碳氢化合物特许权(7起)。

以电力行业为例，有关发电(包括电厂的建设和运营)和送电投资的争端在增加。例如，一些投资者指责东道国的行为违反了协议义务，如：未能成功签署投资合同，没有移交土地，歧视性待遇，干预关税制度(如与阿根廷有关的几个案例)，撤销经营许可，不为所发的电力付费，没有执行电价和未能阻止偷电行为，终止合同和没收等。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厄瓜多尔撤销了它以前的承诺，不同意按照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的程序调解石油、天然气及其他矿产等自然资源开采方面的争端。

全球金融动荡及其对国际投资规则的影响

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越来越清楚地显示了它对投资流动和投资政策的影响。2008年标志着始于2004年的新一轮国际投资增长周期的结束。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与2007年1.9万亿美元的历史最高记录相比，2008年全球FDI预计下降15％。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2008年第四季度全球FDI出现了大幅下降。跨国并购金额在2008年也急剧下降了29％。

随着经济危机对跨国公司的全面影响持续显现，2009年全球FDI预计将进一步大幅下降。根据一季度有关跨国并购的初步数据判断，流入所有三类国家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过渡经济体(东南欧和独联体国家)——FDI都急剧下挫。2008年以及2009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和过渡经济体吸收的FDI不断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吸收的FDI只到2009年第一季度才急剧下滑。例如，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吸收的FDI同比下降了2l％，韩国的FDI下降了38％。

尽管实际上所有行业在2008年都受到跨国并购下降的影响，石油、采矿以及农业食品业似乎是个例外。有趣的是，采矿以及石油行业的全球跨国并购金额实际上有所上升，从2007年的106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260亿美元。

这次经济危机最终会如何波及能源产业并对流入该产业的FDI造成哪些影响，以及各国可能会做出哪些政策反应，仍有待观察。例如，尽管采矿和石油行业的并购数量仍略有增长，但石油价格的下降(由于需求疲软以及大宗商品繁荣期的结束)最终是否会导致流入勘探及相关活动的FDI出现下降仍是一个问题。面对FDI下滑，有关政府可能会重新评估国际投资协定作为吸引FDI的工具的有效性。

另外一个可能对流入能源领域的FDI造成影响的政策反应是各国政府采取的拯救和刺激措施。如果这些措施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它们可以支持能源行业尤其是可持续能源生产的发展。这方面另外一个例子是这次危机触发的国家紧急应对措施。由于其中部分措施可能限制跨国公司的活动，影响投资流动，因此它们也可能在将来引起新的投资争端。另一方面，如善加利用，国际投资协定也能帮助防止保护主义倾向抬头。

因此，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也许会促使世界各国认真考虑国际投资协定以及它们对能源领域的影响。

结束语

国际投资协定以及相关判例法的不断演变突出表明，确保发展中国家理解缔结此类协定的意义并能够利用这些协定处理潜在的投资争端十分重要。这在能源领域尤其如此。在这一领域，完善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包括那些国际层面的政策，能够为实现能源产业所能带来的发展利益做出巨大贡献。

国际能源范文篇7

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宾朋汇聚一堂，举行**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共同探讨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大计。这是继去年波恩会议之后，国际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又一次盛会，对于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国际合作、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来宾表示诚挚的欢迎！

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几百年前，人类利用的能源主要是生物质能等传统的可再生能源。工业革命以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快速发展，逐渐成为生产生活的主导能源，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目前，全球每年生产和消费的能源总量已经超过100亿吨标准油，其中90%左右是化石能源。但化石能源不可再生，其大规模的开发利用，迅速消耗着地球亿万年积存下的宝贵资源，同时也带来了气候变化、生态破坏等严重的环境问题，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风能、太阳能、水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的认识不断深化。这些能源资源分布广，开发潜力大，环境影响小，可以永续利用，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日益受到重视，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技术水平逐步提高，成为世界能源领域的一大亮点，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改革开放27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建设和节约取得显著成就。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我们以能源产量翻一番，支撑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目前，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均居世界前列，*年能源消费总量为19.7亿吨标准煤。随着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煤炭消费比重逐步下降，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消费比重相应增加；可再生能源增长较快，尤其是风能、太阳能、沼气、水电等新型可再生能源迅速发展。*年，中国新型可再生能源利用量1.43亿吨标准煤，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左右，其规模和技术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能源需求量持续增长，资源与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面对新的形势，我们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把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轨道；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资源节约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显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到2010年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年降低20%左右。我们将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煤为基础、多元发展的能源发展方针，全面构筑安全、经济、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我们将建设大型煤炭基地，推进煤的清洁利用，加强国内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在保护生态基础上有序开发水电，积极发展核电，扩大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全面增强能源保障能力。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开发，把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作为“十一五”时期能源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我们将采取一系列举措，大力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一是提出明确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在能源供应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到15%左右。二是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开发西部地区水能资源，建设一批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加强太阳能开发利用，普及农村沼气，积极发展生物能源产业，加强可再生能源技术和设备制造的研究开发。三是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制定并实施优先上网、价格保护、税收优惠、增加投入等政策措施，鼓励和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四是制定并落实有关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可再生能源法》，确定社会各方面的责任和义务，为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提供法制保障。

女士们、先生们！

推进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是增加能源供给、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是21世纪世界发展的共同议题。当前，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加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需要国际社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借此机会，我愿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世界各国应进一步提高对发展可再生能源重要性的认识，把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制定明确的发展目标，完善法律和政策体系，健全标准、认证体系，加强有关科学技术研究，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引导和支持企业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推动世界可再生能源事业加快发展。

第二、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处于劣势，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能力不强，单靠自己力量难以克服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困难和障碍。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应当积极兑现*年波恩可再生能源大会的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多方面的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能力。

第三、加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各国应当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扩大国与国之间可再生能源投资、技术和贸易合作。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中国政府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鼓励国外企业投资于高效清洁利用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领域；鼓励国外企业在生物质能发电、生物液体和固体成型燃料、大容量风力发电、光伏电池、地源热泵供热与制冷、太阳能利用与建筑一体化、可再生能源装备制造等方面，与中国企业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投资与技术合作。中国在水能、太阳能和沼气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我们愿与其他国家进一步加强这些方面的经济技术合作。

女士们、先生们！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保护地球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和目标。这次大会有1000多名代表参加，这么多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和其他各届人士聚集一堂，为共同探讨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也为我们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提供了一次重要机会。让我们广泛交流，加深了解，扩大共识，加强合作，共同创造一个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美好和谐世界。

国际能源范文篇8

在许多拉美国家严格限制和审查外国直接投资时,秘鲁政府采取了对外开放政策,通过放宽对外商的限制来吸引投资。为促进在石油勘探和开采领域的投资,秘鲁政府专门通过了一部新的石油法(232331号法律),该法的亮点是为石油企业利润再投资提供税收优惠。然而,当秘鲁新任总统加西亚(Garcia)上台后,单方面终止了税收优惠政策,并在当年声称,“外国石油公司滥用前任政府给予的税收优惠政策,现任政府要求享受该政策的外资石油公司补缴减免的税款,同时将税率由原来的41%提高到68%;还要求外国石油公司增加在石油勘探领域的投资,取消与三家最大外国石油公司(包括Belco)签订的产品分成合同,并要求就合同内容进行为期90天的重新谈判。”经过谈判,有两家公司与秘政府达成了新的协议,而Belco石油公司却拒绝按照秘政府要求增加投资、拒绝补缴税款、拒绝接受新的税率。随后,该公司在秘鲁的全部资产被征收,由秘鲁国家石油公司接管。

Belco石油公司曾在美国投保了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政治风险保险,在资产被征收后,该公司向AIG提出2.3亿美元的索赔,这是当时金额最大的一笔政治风险索赔案件。在对Belco石油公司进行赔偿后,AIG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对秘鲁政府索赔金的追偿。最终,秘鲁政府与AIG签订了总额为1.847亿美元的赔偿协议。一个月后,AIG获得了秘鲁政府3000万美元的第一笔赔偿款。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投资者处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中,需要随时关注业务拓展中面临的各种特定风险,要使投资取得成功,就必须在投资决策和业务经营过程中,全面考查存在的各种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风险。

二、石油合作项目政治风险的来源

项目的政治风险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表现为国家风险,即项目所在国政府由于某种政治原因或外交政策上的原因对项目实行征用、没收,或者对项目产品实行禁运、联合抵制、中止债务偿还等;另一类表现为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稳定性风险,即项目所在国在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税收制度、劳资关系、环境保护、资源主权等与项目有关的敏感性问题的立法不健全、管理不完善、经常变动等。

评估境外油气项目时,投资者不仅要考虑项目的地质风险和市场风险,更要全面评估潜在的政治风险。这是因为,油气作为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日益成为国家间博弈的政治工具,很多国家在油气项目上都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和利益纠葛,特别是在能源行业已经私有化或者上游能源行业实现私有化的国家。因此,一旦投资者通过地质勘查认定某地区有商业油气储量,并认可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就应着手评估各种方案伴随的政治风险,并找到可行的风险规避措施。

政治风险经常来源于东道国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在项目协议签署后的改变。如美国Belco石油公司在秘鲁遇到的困境。位于动荡国家或冲突地区的项目,一般面临较高的政治风险,最典型也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尼日尔三角洲地区。禁运和内战也常常导致项目因无法获得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或电力缺乏而中断。

油气行业具有项目金额大、投资周期长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对该行业长期进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产油国不断加强对资源的控制、地缘政治因素等也使油气行业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

民族主义、极端主义及恐怖主义活动已经成为跨国经营面临的另一主要风险,这种政治风险不是仅局限在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随着能源价格的持续高涨,一些政府改变了游戏规则,他们重新选择了短期机会主义路线,通过重新审查项目合同、税收优惠或特许权协议等损害投资者权益的方式来增加政府收入,这种隐蔽的做法也称“蚕食性征收风险”。

经验表明,诸如分散投资、存货管理、套期保值(Hedging)等传统商业风险管理方法用于政治风险管理的效果很差。加强对政治风险的理解,并将其纳入企业管理信息系统是摆在投资企业面前的首要问题。

三、政治风险的主要表现

1、单纯征用

征收是指东道国政府未经适当法律程序采取国有化、没收、征用等行为,剥夺被保险人或项目企业对被保险投资项目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或剥夺被保险人或项目企业对被保险投资项目资金的使用权和控制权,且东道国政府对上述征收行为给被保险人造成的损失未给予及时、有效的补偿。损失金额一般是被保险人投资的净账面价值,在确定账面价值时,会计准则的选用十分重要。

一般而言,征收风险承保范围可以包括以下情况,并在保单上列明征收固定资产和银行账户及征收动产。

(1)征收固定资产和银行账户。众多公司以全资子公司或合资公司形式在海外拥有资产。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政府一般会给予投资者特许权或者签署其他特定协议,这种特许权协议和其他协议或合同成为投资者海外运营的基本保障。当政府更迭或投资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时,投资者位于东道国的资产就面临东道国政府的选择性或歧视性征收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项目的运营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股东或者提供贷款的银行就处于征收的风险之下。

(2)征收动产。油气公司经常在海外项目现场配置大量贵重的专业化可移动设备,比如钻井平台、勘探船等,当项目建设完毕后这些设备将被运送回国或者送到另外一个项目现场,这样,油气公司就需要提前获得东道国政府关于运送和转移这些设备的许可。如果这种许可被撤销,那么油气公司就面临不能转移设备的潜在损失。保险公司一般承保投资者设备被封锁在东道国的损失,特别是当东道国发生战争或政治暴乱时油气公司不得不放弃项目和相关的设备。同样,保险公司一般也承保由于类似事件导致的油气公司存货的损失。单纯征用在以下三种情况下视为合法行为:一是征用是为公开的目的进行的;二是征用不是歧视性的、武断的;三是征用伴随着立即有效和足够的补偿。

2、没收

这是一种东道国政府从项目中剥夺财产的风险,财产剥夺没有任何补偿。国有化是将整个工业项目融入国家总体重组计划的一种没收。

3、报复性充公

这是政府对外国资产实施直接的控制,是对投资者或其政府非礼行为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政府不会向投资者提供任何补偿。

4、政府禁令

东道国从多方面影响投资者的经营,不仅造成投资者对投资的失控,而且使项目失去赢利的机会,使投资者的决策完全依赖于政府的要求和政策,而不是根据市场情况。

5、东道国政府毁约

东道国政府不履行项目协议中的有关承诺,这种承诺可能是多方面的,有的承诺建设一些基础设施,如道路、管道和出口终端等。有的包括劳工协议和取消一些政府法规和杂费等。

6、政治动乱

政治动乱包括战争、革命、颠覆、政变、内乱、破坏和恐怖活动或政治暴力。由于东道国可能发生上述现象,从而导致资产的损坏、毁灭和失踪等损失。

7、汇兑限制

汇兑限制是指投资者不能将当地货币兑换为指定货币(一般为美元)或其他可以自由兑换货币或投资者母国货币并汇出东道国而导致的损失。汇兑限制包括:过分拖延(一般设定一个具体的时间段)、当地法律或法规的变更、汇兑条件的变更等。

四、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

政治风险具有覆盖面广、辐射力强、造成的损失大和不可抗拒等特点,所以在海外投资石油项目时,应加强对政治风险的管理。对资源国的政治风险,要在认识风险的基础上对政治风险做出评估,根据风险的特点及风险的大小制定防范措施。

1、分类评估法

在国际市场中,随着更多油气生产者的进入,进行政治风险评估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根据伦敦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四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如瑞士和奥地利政府。

(2)低政治风险: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如西欧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如委内瑞拉。

(4)高政治风险国家: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如阿富汗等。

2、预先报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3、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如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虽然世界各国的政治风险表现形式和程度会有很大差别,但还是有一定规律的。西方国际投资学家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政治风险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和新独立的国家。从行业来看,采掘业是易被国有化的行业之一。目前我国石油公司得到或可能得到的境外新开发油田的投资项目,大多集中在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被东道国国有化的风险必须予以考虑,并应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

五、政治风险的防范措施

1、政治风险准保险

国外投资抵御政治风险的方法很多,应尽量减少投资者风险性资产,增大投资者对可能引发财产没收事件的控制能力,减少东道国政府进行没收和充公的机会,或者减少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价值。这些方案尽管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事实上却很难达到目的,因为这些措施与东道国的利益都是对立的,而东道国法律的存在降低了这些措施的有效性。

然而,抵御政治风险还有其他更加微妙的方式,目的就是不让政府参与项目,这种方式在西方被称为“软性政治风险保险”。具体方法包括:与当地公司成立合资企业、争取多边机构参与项目、确保项目的“辛迪加贷款者”来自更多的国家,包括东道国银行。

安全问题也是政治风险防范所考虑的重要内容,如果东道国不能保证项目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那么东道国就不能说服投资者相信其政治环境可靠。尽管项目在地质前景和合同条款上很具诱惑力,但整个投资要重新评估。

2、国家间条约

如果东道国政府和投资者的母国政府签订某种国家间条约,那么政治风险将会大大降低。世界上比较流行的签约方式有两种:即双边投资条约(BIT)和商业经济条约。双边投资条约可以向投资者保证东道国政府给予他们非歧视性待遇(国民待遇),没有公平的市场价值补偿东道国政府不会没收其财产,并同意将纠纷送交中立仲裁场所解决。商业经济条约也保证给予投资者非歧视性待遇并保证其财产不被没收,但同时还保证货币的可兑换性和利润的汇出。

这些条约是东道国政府履行其义务的有效机制。实际上,一旦侵犯了条约中投资者获得保证的权力,其行为不仅违反通行的国际法标准,而且违反了与投资者母国签订的条约。换言之,如果东道国政府企图侵犯投资者的权力,条约的存在就增加了东道国政府对利害关系的平衡。然而,上述条约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投资者的权力还要由其他形式的保护措施来保证。

3、政治风险保险

(1)出口信贷机构的政治风险保险。以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为代表探讨一下出口信贷机构的政治风险、保险业务开展的情况。OPIC是美国政府下属的独立机构,为支持美国的投资和出口,它为美国海外的项目提供政治风险保险、贷款、贷款担保和咨询服务等业务。OPIC的保险业务依靠政府的信贷和自身的储备支持。

其征用险包括“简单征用”和“爬行征用”,但是不包括因投资者原因所引起由政府采取的合法行为而造成的损失。对于股权投资,征用发生日期的账面价值决定赔偿金额;对于贷款,赔偿只涉及未偿还的本金和贷款的累计利息。

OPIC的保险有一套合法性方面的标准。一是投资者必须是美国的公民和团体,或者是由美国公民或团体拥有95%以上股权的外国企业。二是投资项目必须是新的项目、扩建项目或者现有项目的私有化。三是在投保日期上,必须在实际投资或投资承诺之前进行。四是OPIC的政治风险保险可能不适用于没有和美国签订投资协议的国家。另外,东道国政府必须批准OPIC对项目的保险。

(2)多边机构的政治风险保险。世界银行于1988年成立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通过提供投资担保来防范战争内乱、财产征用、货币转移和东道国违约等风险,从而鼓励外资流入发展中国家。该机构的资本为10亿美元,成员国有152个。

MIGA的条款内容主要有:有效期长达15年,对股权资本和贷款都进行担保。对于股权,MIGA的担保范围是90%的投资和80%的投资收入;对于贷款,MIGA负责90%的贷款本金和贷款期内的累计利息。担保费用因部门、项目和业务种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3)私营保险市场。在英美等国,私营保险市场发展迅速。私营的保险公司一般将政治风险分为两类:资产险和合同险。资产险保的是征用、没收和设备的重新占用。合同险保的是由于合同中断而发生的损失或政治动乱引起的其他风险。公务员之家

私营保险的优点在于它更灵活,它根据投资者的需要量体裁衣,可在短时间内谈判成功,可严格保密,不受政治因素的制约。相比之下,由政府补贴的保险公司,例如OPIC和MIGA,它们的保险金额低、保险范围广、有效时间更长(可长达20年)。

4、自我管理

如果投资者希望达到控制和管理政治风险的目的,而又不愿意支付政治风险保险的费用,那么他就需要强化自我管理措施,通过战略合作或细致计划防止损失发生。通常自我管理要注意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在做出投资决策前评估政治风险。在当今瞬息万变的政治环境下,采用以往简单估算一个损失金额来评估政治风险的做法已经过时,这种方法忽视了政治风险的复杂性和动态变化特征。在做投资预算时,将风险量化是必要的,然而政治风险在不断变化,不能用一个特定的、静止的值来反映。正确的政治风险评估源于提出正确的问题,这些问题既要考虑到前期的投资决策,也要考虑到以后的持续运营。评估过程不但要听取熟悉项目所在地状况的学术型专家的意见,还要结合技术型专家的意见。这些专家会提供详细的资料来帮助投资者提出正确的问题,深入分析,优化各种假设条件,以制定正确的投资决策。尽管这些工作会占用一部分时间和资源,但是考虑到可以使潜在的政治风险最小化,并增强项目成功的可能性,这些支出完全值得。另一方面,要注意与东道国签署的各种协议和合同。尽管这些协议和合同并不能阻止东道国改变法律或政策,但是可以在出现争议时以此为依据通过国际仲裁等方式获得赔偿,很多时候东道国会承诺放弃主权豁免。

投资者自我管理政治风险的一种强有力的方法就是寻找一个多边机构参与到项目中来,比如让国际金融公司(IFC)、国际开发协会(IDA)、亚洲开发银行(ADB)、泛美开发银行(IADB)和非洲开发银行(AFDB)等机构投资入股或提供债权资金。显然,东道国政府在征收一个存在世界银行财务利益的项目时会三思而行。

国际能源范文篇9

关键词：低碳经济；国际贸易规则；影响；对策

一、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规则内容的拓展

低碳经济快速发展对国际贸易规则的首要影响，表现在发达国家借助自己相对成熟的新能源应用体系，利用相对先进的产业技术，在国际贸易的各项经济活动中将低碳概念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比如，目前衍生出的如“碳标签”“碳关税”“碳国际标准”等。这些新型低碳概念的背后，实际上是将一些欠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碳减排方面相对滞后的国家，排除在外，从而实现其提高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维护国际贸易经济利益的目的。

（二）促使新兴产业的产生与发展

《京都议定书》中明确提出了“排放权交易”，这个概念促进了新兴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排放权交易”允许无法完成减排任务的国家从已经完成减排任务的国家购买碳排放权。这样实际是把碳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商品，使其在国际贸易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由此会催生各国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强烈诉求，从而推动本国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效益降低能耗。

（三）导致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

现阶段，国际贸易低碳化首先将推动改变人类能源体系，传统的化石能源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和环境污染，会逐渐被更加环保、更加清洁的新能源替代。其次是低碳技术和清洁能源应用体系在发达国家发展相对更加成熟，这也成为他们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维护国际贸易竞争先进地位的工具，长期领先欠发达地区。

二、我国的应对措施

（一）创新发展低碳技术

当务之急是要大力发展低碳技术，加大对新能源技术开发、应用的投入，为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提供必要的技术基础保障。制定合理的低碳技术发展路线，短期目标应以降低能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主，长期目标则要着眼于氢能、核能、风能和太阳能等一系列低碳清洁能源的技术研发。通过不懈的努力，努力做好自主创新，另外是善于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积极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构建我国自主的新能源开发应用体系。

（二）构建低碳贸易发展机制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理应在全球能源体系革新、推动全球环境保护中承担重要责任。当前，我国已经积极参与到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和全球环境治理，承担责任和义务，争取在国际碳交易和碳金融体系的应有利益，包括碳金融产品的定价权和交易权。这些权益的取得，需要我们积极倡导，联合有共同利益诉求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到国际碳交易、碳金融和碳标准规则的制定中来，努力谋求低碳思维下国际贸易规则制定话语权，从而保证在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下参与国际贸易竞争占有一席之地。

（三）优化低碳产业结构

相比发达国家高技术、高精尖、高附加值产业而言，我国处于国际贸易产业链的低端，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量较大，在低碳贸易中处于劣势地位，成为发达国家设定贸易壁垒的受害者。对此，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调整出口产业结构、增加技术创新和提高产品附加值的紧迫性。通过实施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和出口退税政策，加大对低碳产业出口产品的政策扶持力度，在国内继续推进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努力实现环境与资源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大力开发低碳能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总量飞速发展，但伴随经济发展的同时是对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尤其是在我国其他能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煤炭长期在我国能源体系和工业生产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大量的煤炭消耗，给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污染。因此，在低碳经济成为未来主流的情况下，我国亟待开发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加大绿色能源体系的构建和推广应用力度，如风能、核能、太阳能，降低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的消耗，为低碳能源的推广应用提供广阔的空间。

三、结束语

总之，应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能源发展战略，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掌握主动权，在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生态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同时，使其成为优化产业升级的动力，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提高国际贸易竞争力。

作者:王晶怡 单位: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工商管理系

参考文献：

国际能源范文篇10

一、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低碳经济在环境与发展思想不断进步的理念主导之下不断向前发展，经过长时间对于低碳能源技术的开发，低碳能源在技术上开始不断突破，节约能源的同时，带动着社会经济快速蓬勃地发展着。低碳经济的中心思想是节约高碳能源的使用，降低非再生能源的排放量。例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非再生能源。低碳经济发展，为社会上的经济，以及周边环境的保护协作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低碳经济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多方面性，表现最突出的一项便是对当今国际贸易格局的规划的影响力。

（一）低碳经济的发展使得当前国际贸易格局和规则面临洗牌

在倡导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创建无污染环境为大前提的情况下，国际贸易的格局，以及对于节约能源的规划都随着低碳经济的提倡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贸易中对于低碳能源的使用，目前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包括我们所熟知的三种非再生能源在被国际商品贸易严格限制使用的前提下，却仍然占据着能源利用的主导地位，在能源商品结构中利用新兴技术进行低碳能源开发的产品在整个能源商品结构上占多数，利用新技术进行的低碳能源开发过程，经受着严厉的监督，而相对于高碳能源生产规模上所面临的下降局势来看，在若干年后，当前国际贸易格局很可能会被低碳能源开发所占据，令很多单一进行高碳能源开发的企业面临瓦解的风险。对于国际上很多工业化工程比较完善的国家来说，低碳理念早已在其国家流通，碳排放量的降低，造就了很多在节能以及低碳经济方面的相关技术人才。而对于很多相对来说工业化工程还在发展中，甚至刚刚起步的国家来说，应加剧减少并控制非再生能源的排放量，倡导使用低碳能源的新技术理念。

（二）低碳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国与国之间的相关的技术交流和合作

增进丰富国际贸易的范围及内涵，是倡导以低碳技术为核心理念的重点目标，伴随国际化低碳经济的发展逐渐变得成熟，也带动起了全球有关低碳能源的开发以及应用，这个浪潮被称为低碳经济的新技术创新。在研发新技术期间，各国纷纷投入大量相关技术的人才进行关于低碳能源的研究以及开发应用，工业工程较完善的国家利用自身优势，在新技术研发上遥遥领先于发展中和刚起步的国家。因此，国际贸易开始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交流，同时也为了更近一步丰富还未完善的国际贸易市场。

（三）低碳经济可能导致新的贸易壁垒的出现

关于对低碳经济贸易扩展的实施计划，一些新的开发低碳经济贸易的国家伴随着国际贸易的新规则出现了进一步发展，但是同时也为国际贸易规则带来了多边与单边的双向规则。双向规则所引导出的矛盾造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相关贸易的交流矛盾将再次升级，大大增加了国家与国家间有关贸易出口问题的困难度，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他们在国际贸易上迈出新的一步安装了更高的新门槛。

二、低碳经济环境下国际贸易规则的重构

（一）提高发展中国家低碳经济竞争力

对于低碳技术给国际贸易所带来的格局改变，对于低碳经济的相关现有规则进行部分调整，为巩固国际贸易中注重低碳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要积极面对贸易规则的随时改变，建立自身的贸易战略，以守护自身利益为重点，积极参与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交易。

（二）国际贸易指定制

积极鼓励发展中国家学习国际贸易多变的多边形交易规则，发达国家在面对发展中国家时要对自身的多边贸易规则进行重新制订，为了更好地进行贸易交易，渗入到当前国际贸易格局，而发展中国家也要以积极面对的心态多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交流以及沟通，消除贸易上相互之间的壁垒。

发展中国家要积极参与自身与国际贸易之间的交流以及发展，而发达国家要注意发展中国家随时带来的关于资源产业结构，还有国际贸易结构上的变化。对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在重塑国际贸易的过程当中，不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要做到积极参与其中，学习对自己国家发展有利益的规则，从而提升自身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

作者:田琪 单位:鲁中中等专业学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