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范文10篇

国进民退范文篇1

关键词：国进民退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近期发生的几起国有企业收购民企的事件，让“国进民退”成为人们讨论关心的话题。多年前发生的“国退民进”的讨论，似乎还在耳边，那国迸民退的出现，是历史的倒退？还是社会的进步？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特别是该现象产生的原因，只有弄清楚它为什么会出现，知道现象背后的东西，我们才能正确认识“国进民退”，这也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择业观。

对于目前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不同的学者对此现象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主要在以下二个方面存在分歧：一是国进民退的存在程度问题，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曾表示，是否“国进民退”有待考证，他认为在工业方面并未看到“国进民退”现象’相反民营企业市场占有率还在上升。也有学者认为这只是局部现象，不是当前改革发展的主流。但赵晓认为的确存在“国进民退”现象，并且指出中国经济模式不是走向越来越成熟、标准、规范的市场经济，而是开始走向一个怪胎，民营经济越来越边缘化。二是“国进民退”中的进退问题，高尚全认为无论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关键不在进与退，而是按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的。在市场经济中进退是正常现象，问题是有没有垄断、竞争和歧视。也有学者认为现在国有经济不仅在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上游行业比重呈现上升趋势，并向下游扩张，形成产业链垄断的态势。同时在本轮经济调控中国有经济进一步向竞争性领域扩张，以“做大做强”为名，由政府主导兼并一些民营中小企业，特别是在煤炭、钢铁、航空、房地产、金融等领域尤为明显。

在面对各方言论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这一现象，笔者认为考察该现象发生的原因是非常有必要的，综观当前形势和我国的国情，可能存在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使得许多中小企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有30万家以上中小企业处于倒闭和半倒闭的边缘，十几万中小企业已经倒闭。因此，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营企业整体竞争力的下降。另一方面，为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虽然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明显，但是，据多数民营企业家反应，这些救市措施都偏向了国有企业，他们没有获得同等的待遇，这些经济资源向国有企业的集中，更进一步壮大了国企的势力，相对地，民营企业则变得更弱。最终结果是，造就了“国进民退”的趋势。

二是国有企业改革成效的反应。国有企业改革历经32年，虽然有些问题依然存在，但是不能否认它所取得的成绩。这是一条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曲折道路，历经了三个阶段：扩大经营自主权阶段、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阶段、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阶段。现在我们正处在第三个阶段。经过这三个阶段，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表现为：国有企业逐步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国有经济运行效率显著提高；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断优化；国有经济分布范围适度收缩，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国有企业数量明显下降，但实力进一步向大型企业集中。国有企业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必然推动了“国进”，它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符合这“三个有利于”，则应该是我们所倡导的，所支持的。

三是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还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转型时期，人们还没有完全解除传统思想的束缚，又要面对更多的新事物新现象，所以不能够正确认识这些新现象也是情理之中的。这主要表现在对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所有制问题上。例如，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市场上都应该是平等竞争的主体，不应该存在所有制歧视，但很多官员和民众始终没有破除所有制的偏见，在政策制定和日常经济管理活动中，过分偏袒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而对民营企业给予冷落和限制。

国进民退范文篇2

摘要:从历史的维度看,“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一直贯穿于中国的历史。作为问题的表象,两者背后均隐含着国家对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与建构。2008年以来,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国进民退”问题再次凸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既要明确其本质,更要研究其可能引致的风险。否则,就会影响未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和建构,影响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进民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可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30年,“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一直交织博弈,政府与市场不断争夺经济领域的制高点。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放权让利”以及对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的激励,使民营经济在不断得到承认又被不断否定的螺旋式过程中得到了发展。1978—1989年,随着所有制理论禁区逐渐被打破,私营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然而,在1989—1991年的宏观调控中,民营经济发展曾一度陷入了停滞。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民营经济发展再次得到鼓励,1992—2004年期间,民营企业并购了一批处于破产边缘的国有企业,成为国有企业的“救赎者”。但是,以“铁本事件”为标志,2004年以后民营经济发展不断放缓,国有企业则是高歌猛进。

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大型国有企业更是赢家通吃,不断进军一般性竞争领域。如中粮入主蒙牛、中化收编民营化肥厂、五矿和中钢兼并民营钢厂、航空业中民营航空全军覆没、高速公路行业中民营资本被集体清退。近期山东钢铁与日照钢铁的重组以及山西等地煤矿的整合把“国进民退”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从理论上讲,作为一种现象,“国进民退”并无好坏之分,如果这种现象是市场导向、公平竞争的结果,那么,“国进民退”无可指责;但如果这种现象建立在制度歧视、资源错配的基础上,那么,“国进民退”将会导致全体国民福利受损。现在的问题上,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近期中国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

一、“国进民退”的本质与风险

(一)“国进民退”的本质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国进民退”主要表现为国有经济在某一或某些产业领域市场份额的扩大,以及民营企业在该领域市场份额的缩小甚至退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或者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强理解为“国进民退”。无论如何,“国进民退”都意味着经济的“逆市场化”取向。一般而言,“国进民退”很少表现在所有的行业和所有的经济领域,它只是集中在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近期人们之所以对“国进民退”感觉强烈,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国有经济在重要的基础性行业占据主导地位,且集中度越来越高,如石油石化、钢铁、金融、电信、铁路等,其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引人注目。二是这些行业都是利润丰厚的垄断行业,危机背景下利润的逆势剧增,引起了社会的普遍质疑。三是国有企业不仅垄断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进军一般的竞争性行业,而且从实体经济领域日益向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等虚拟经济领域扩张。

笔者认为,在经济转轨进程中,“国进民退”不仅仅是一种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简单博弈,更不仅仅是相关经济指标的此消彼长。其本质上反映我们对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偏爱和迷信。根据鲍莫尔的观点,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指的是国家把增长作为核心经济目标,但试图通过优先发展特定企业或特定行业来实现经济目标。其显著特征是,政府主导市场运行,是政府而不是私人投资者决定哪些行业甚至哪些企业应当增长。在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中,政府掌握着很多引导经济增长的手段,最重要的是政府对银行拥有的直接和间接所有权,从而政府可以分配信贷。此外,政府可以提供直接补贴或税收激励、批准贸易保护或利用其他调控措施来选择“赢家”。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在亚洲国家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源于我们对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的选择和推进。

从中国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看,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以央企为代表的中国经济中强大的国家力量,不仅有力地保证了国家重大经济政策如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的执行,而且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经济安全,使那些提供公共产品和国防产品的部门控制在国有资本之下。

新一轮“国进民退”的形成,既有全球危机之影响,也有深刻的历史渊源。笔者认为,其深层原因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传统文化的影响。目前,许多人将“国进民退”归因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传统思维没有改变。即一些政府部门和部分官员始终没有破除所有制的制度偏见,在政策设计和日常经济管理活动中,过分偏袒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而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给予冷落和限制。这种认识是对的,但也不是太完整。放眼中国大历史,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自始至终与政府存在着密切联系,政府操控国家经济、操控国有企业的偏好根深蒂固,这是千百年来中国独有的“国家主义经济”的必然结果,它根源于长期的传统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

二是对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的迷信。改革开放30年中国选择的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使得许多人盲目地认为,它仍然能保证未来中国经济的成功。笔者认为,前30年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的成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⑴十年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崩溃;⑵国民皆穷使得全体国民思变;⑶政治强人能够克服体制内的既得利益,等等。

目前,这些条件已经大大减弱。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史,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除了在危机时刻,基本上不是主要依赖政府的“高明”决策。通常是在政府“无所作为”的情况下,通过激活民间资本的活力,才保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三是政府的机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这个过程中,政府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较差,投资者面对的政策环境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民营经济在与国有经济的博弈中始终难以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制度障碍始终难以消除,民间资本的效能也始终难以释放。

四是政府的应对危机策略。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政府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这些政策措施的积极效应是明显的。但是,由于这些策略措施都偏向了国有企业,这就促使各种经济资源再次向国有企业集中回流,导致“国进民退”愈演愈烈。

(二)“国进民退”的风险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出现一定的“国进民退”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对有效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也是必要的。事实上,金融危机后的欧美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国进民退”都必须以解决市场失灵为前提,而且,“国进民退”只能作为一种权益之计而不能成为长期的制度安排。“国进民退”现象长期存在可能带来的风险不可小视。

一是“国进民退”可能加剧社会不公平。为什么有些行业只能由国有企业经营,而民营企业不能进入?为什么只有国企能够得到大量贷款和财政资金,而民营企业得不到?笔者认为,政策歧视和政府强制只会降低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只会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平,进而损害整体经济的效率。

二是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对竞争性行业的垄断,弱化市场竞争,助长经济运行的泡沫化。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应对全球危机,积极实施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方面,国有企业功不可没。

与此同时,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从国计民生领域向竞争性领域不断扩展,从实体经济领域向虚拟经济领域迅速延伸,也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国进民退”可能助长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因为,“国进民退”趋势的加剧,必然会使民间资本收缩甚至撤出在加工、制造、资源、重化工和风险投资等领域的投资,而转向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加剧中国虚拟市场的泡沫化。

三是导致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加剧经济的非法治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些提供公共物品和国防产品的产业是需要政府垄断的。除此之外,政府垄断越广越久,将增加更多的腐败和低效。

不可否认,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但我们不能以市场失灵为由,强化国家干预,奉凯恩斯主义为圭臬。需要提醒的是,“国进民退”还有可能破坏国家的法治建设。众所周知,法律的核心精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里的平等不仅仅是自然人的平等,法人同样应该平等。但是,国企的股东是国家,而国家掌握着立法权、执法权和法律解释权,这就造成民企和国企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

四是影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和建构。这是最根本或最大的风险。我们不能用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否定自由竞争市场这一行之有效的基本经济运行模式。市场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方向,这一点是坚决不能动摇的。否则,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问题就会陷入迷失,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的进程就会被拖曳,我们将会为之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和改革成本。

二、何种市场经济体制更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

传统观点认为,发达国家经济的成功是市场经济的成功。但是,市场经济不成功的案例亦比比皆是。市场经济从来就不只是具有单一的体制形态,就其对经济增长而言,这些模式有“好”“坏”之分。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过,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离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如何避免坏的市场经济,建立起好的市场经济,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改革深化的主题。笔者认为,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满足以下条件:第一,不存在政治垄断。有经济学家证明,在不存在政治垄断的自由市场中,劳动分工的一般均衡水平和综合生产力高于存在政治垄断的自由市场中的水平。坏市场经济具有除了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场,但政府垄断的部门不能自由进入,尽管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可以公开自由定价,或间接自由定价(贪污受贿),但垄断的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

政府垄断部门也可以获得大量垄断利润,但其他部门受剥削而收入低,因而限制了市场容量的扩展,有害于经济增长。政府垄断不仅造成了贪污腐化,更重要的是,它降低了经济的商业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可以被利用的内生比较优势以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

第二,不存在政府机会主义。从西方社会经济变迁的经验看,早期英国的成功源于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建立,这种制度有效地限制了当权者的机会主义。英国的经验表明,只有对政府的机会主义进行有效地限制,经济才能发展起来。好的市场经济是以政治上没有垄断为基础的。

第三,建立了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收入分配不公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当然,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是互为因果的,收入分配公平使得经济发展快,经济发展快又使得收入分配公平。这是好的市场经济的特点。其实,由于分配不公而导致的贫富悬殊,其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追求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是好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在,因而,为各种利益群体的公正利益博弈制定有效的规则和程序,是好的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问题。

第四,法治健全。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法治健全是好的市场经济的关键。需要注意的是,法治健全并不等于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和健全,关键在于法律与权利的关系是否得到有效界定。不解决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法律条文无论如何完善,均没有意义。

第五,明确公正的交易规则。这些交易规则能够对所有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形成约束,能够保证市场交易的公平,不能形成任何政府掠夺行为。

三、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与建构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创造的经济史上的“增长奇迹”,根源于中国选择了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该模式与现代西方的凯恩斯主义、东欧转轨国家和俄罗斯的市场化模式、东南亚国家的国家主导型模式和南美洲一些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迥然不同。其显著特征是在市场化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放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领导下,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和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尽管这种体制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目前这一经济体制的框架还不是很完整,不仅市场体系还发育不全,而且市场体制的质量不高。而且,在司法体制、政府廉洁度、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方面还比较落后,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的排名中也相当低。因此,中国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确立起好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总体方向是,由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逐步过渡到大企业型市场经济和企业家型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一)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尽管30年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瞩目,但我们也有理由对中国的未来表示担忧。一方面,中国在加快实现大国崛起,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经济垄断严重、腐败问题累积,等等。

在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虎视眈眈”。它们更多地关注着如何遏制或者消化它们所认为的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也许,用“内忧外患”来形容当下的中国似乎有点极端,但它的确反映了中国目前的境况。历史地看,从忧患意识到富有成效的改革,每次都需要深刻的思想大解放。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成功,要归功于思想解放。但是,面对已有的成就,体制内越来越多的人缺乏忧患意识。一些干部醉生梦死,专注腐败,私利至上,毫无政治责任感。这就导致了近些年解放思想只有呼声,没有结果,许多官员对思想解放无动于衷。更令人担忧的是,越来越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思想解放的强大阻力,改革越来越难。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的知识群体也越来越缺失忧患意识。历史上,这个群体是最富有忧患意识。20世纪80年代,这个群体是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的先锋。但是,现在这个群体要么被整合进体制内部,要么被经济利益所溶解,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变成了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并变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这种条件下,思想解放变得更加艰难。笔者认为,如果思想危机依然继续,改革就会难以找到新的突破点,就会难以进一步深化。因此,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必须首先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仍然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第一要务。

(二)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最近30年来,中国通过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港台的劳动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逐步实现了工业化。但是,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没有被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所取代。

相反,它们逐渐被固化为一种国家主导型重商主义的体制,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的配置权,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在许多领域保持着垄断地位。

从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来看,中国无疑是政府反应最快、干预力度最强,同时效果也最为明显的国家。但是,经济国家主义过于强大造成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它对中国经济的正面功能,甚至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威胁。如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腐败和寻租比较猖獗的国家。再如,收入分配严重不公。

政府机会主义导致非生产性活动大量滋生。政府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许多企业家开始将资本从实业领域转移到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开办新生意的势头明显放缓,有的企业家甚至干脆将资产转移到海外,放弃了创业和经营活动。因此,未来中国改革的重心必须从技术模仿向制度模仿转变,把一些国家主导的领域逐渐向民间资本开放,切实引入竞争机制,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结构型改革重点应定位于:一是有效监督国营企业,使国有企业接受社会和民主监督,经营和财务信息应向社会公开;二是给国有企业划界,对国有资本的扩张应给予限制。

三是促进竞争,政府对某些行业和企业的政策扶持不能代替市场竞争。

(三)不断健全社会法治法治是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但法治建设也是一个漫长的历程。西方发达国家都经过了一二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逐步完善法治的,中国也不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建立起良好的法治体系和法治环境。对于中国来说,建设法治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推进。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可供选择的时间已经不多,对于一个年增长率高达8%—9%的经济体来说,法治建设时间的机会成本很高,面对印度等周边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未来的中国的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四)夯实民营经济成长的制度基础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促进企业家型市场经济的成长,而促进企业家型经济的成长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从中国现有的制度、体制和政策基础来看,要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必须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政府应当降低创业的“正式手续”成本,建立可实施的破产制度。有效的破产保护对促进企业家创业极为重要。如果没有这样的保护,企业家如果失败除了要面对因宣布破产而导致的社会恶名,还将失去自己的一切,结果很多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人就不愿承担创业的风险。二是生产性企业家活动应该得到应有的回报。对企业家型市场经济来说,仅仅使企业家易于开始其创新活动是不够的。

企业家必须获得成功的回报。在这方面,有几个制度很重要:有效实施的法治、知识产权保护、合理的税收以及促进特定环境中的模仿回报。此外,政府要奖励创新,支持研发,将发明商业化,并对模仿进行奖励。三是制止非生产性活动。这里的非生产性活动包含不合法的以及合法的再分配或寻租行为。

不合法的活动包括偷窃和各种形式的贿赂和腐败,它会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显著的破坏性影响。合法性的再分配或“寻租”行为,主要是指游说政府为少数人而不是全社会的利益提供特殊的好处。这类活动的一种典型形式就是打着产业重组的旗号通过所谓的并购活动对市场进行垄断,有意破坏市场竞争。

四是保持成功企业家的创新势头。一旦企业家成功了,就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使他们继续保持创新势头,而不是转向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为此,要反对垄断,不断开放贸易和对民间资本、国外资本开放投资市场,摒弃各种投资藩篱。除了以上四个条件外,塑造一种鼓励创业和创新的文化,建立一种崇尚创新的教育体制和模式,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以及建立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对促进经济增长也是至关重要的。

(五)积极培育大企业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有赖于建立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但是,目前的最大危险是缺乏企业家精神的国有企业(央企)体制得以固化和扩大。这种体制的特点是僵化、有限的激励以及极少的突破性创新。从现实观察,政府的许多政策是限制民营企业的进入,为特定的国有企业提供补贴,这使得竞争规则向被选中的国有企业倾斜,使潜在的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失去机会;政府实行的各种行业特定的监管规则,使国有企业逃避了竞争;政府保持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国际竞争者难以对国有企业形成竞争压力。对于中国来说,如果想要实现更快的增长,除了更多的创新,别无选择。但是,国有企业通常更擅长增量改善而不是根本性突破。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培养和发展一批创新型的、高速增长的,能够引致经济革命性变革的企业。

(六)释放企业家精神企业不是从天而降的,它们是由企业家们承担着通常是不可估量的风险而创建和培育起来的。培育企业家精神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一种最好的战略。为了保证企业家精神能够得到充分释放,一方面要加快建立起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另一方面,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各级政府支配经济资源和对企业活动进行干预的权力。

参考文献

[1]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卡尔·施拉姆.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2]郑永年.下一个甲子中国需要怎样解放思想[J].联合早报.2009—09—29.

国进民退范文篇3

一、准确判断和把握“时”是求“进”的前提

与时俱进的“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指客观世界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即一定的时代和时代特征。

坚持与时俱进，根本目的在求“进”，即求发展。但是，我们切不可忽视对“时”的准确识别、判断和把握，因为这是求“进”的前提。

对“时”的识别与判断准确与否，关系着甚至决定着事业的成败、进退，这是中国革命、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历史早证明了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如果没有党和同志对中国具体国情的准确把握，对敌我双方政治、军事和经济态势的准确判断，闯出一条农村乌黑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就不会有革命大踏步的前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没有党和邓小平同志对新的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的准确判断和科学把握，得出“和平与发展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一系列的基本路线的制定和贯彻，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社会主义事业曾一度错误地判断了“时”，特别是错误地估计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才有那场历时十年的灾难的发生，“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惩的挫折和损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那么，当前的“时”是什么呢？细读“十六大报告”，我们就会从中发现有三个基本估计：一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单行本第46页）；二是“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性主义初级阶段”（单行本第三者8页）；三是“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单行本第44页）。

这三个基本估计，足以使我们在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头脑更加清醒。一段时间以来，在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中，特别是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咄咄逼人的架势，我们有些同志有点沉不住气了，于是就对时代的主题依然是和平与发展产生怀疑；面对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大好形势，有些同志头脑开始发热了，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的情绪有所抬头，忘记了我们仍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十六大”报告单行本第18页）的基本国情；在海峡两岸关系问题上，面对李登辉的“两国论”继而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的出笼，以及形形色色的台独闹剧的纷纷表演，我们有些同志对两岸关系的基本态势和基本走向有些迷惘了。而我们只有准确把握住当前的“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更加坚定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坚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心。

二、党的历史方位就是党在“时”中的方位

“十六大”报告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单行本第11页）。什么叫党的历史方位？它与“时”是什么关系？党的历史方位，简单说，就是党在历史坐标中的位置，包括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从纵向看，是党在自己所处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位置，从横向看，是党在历史发展的各别阶段的客观世界中的位置。因此党的历史方位就是党在“时”中的方位，就是“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把握时代特征和党的任务”（“十六大”报告单行本第11页）。

“时”就是党所处的历史环境，就是党面对的客观世界。“时”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党思考和处理一切问题就必须“适时”、“应时”，这就叫实事求是，就叫“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8页），就叫与时俱进。在当前，党思考和处理一切问题，都必须从这样的历史方位出发：“我们党经历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的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十六大”报告单行本第11页）。

三、党审视自己就是审视自己同“时”的关系

“十六大”报告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用时展的要求审视自己”（单行本第17页）。这里的“时展”，就是“时”。审视什么？从根本上说，就是审视党是否摆正了自己在一定的“时”中的位置，是否正确处理了双方的关系。

如前所述，“时”就是发展变化着的客观世界，因此，党正确处理自己与“时”的关系，最根本地体现在当好“三个代表”上，因为“三个代表”最集中地体现了党同客观世界的全部关系：党是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是党同物质文明的关系问题；党是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是党同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代表，是党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根本的政治关系问题。

党必须当好“三个代表”，这个主题是绝对不能改变的。如果改变了，党就失去了先进性，从而也就失去自身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而存在的全部价值。但是，在不同的“时”的条件下，“三个代表”的具体实现形式和表现形式又是不尽相同的，具体反映在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制定和贯彻不同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提出和完成每一个阶段性的任务等方面。

总之，党“审视自己”，就是审视自己同“时”的关系，最集中地表现在审视自己是否当好了“三个代表”，审视自己是否与时俱进地贯彻了“三个代表”，及时纠正那些不符合“三个代表”根本要求的任何思想、制度和行为，保证党永远走在“时”的前列。

四、“俱进”就是始终站在“时”的前列，推动“时”的发展

我们仅仅客观地反映“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共产党人不仅要认识世界，更要能动地改造世界，不断推动“时”的发展。因此，准确把握“时”的根本目的还在于求“进”，即求发展。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的：“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单行本第12页）。

正因为求“进”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因此，在求“进”的过程中有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要处理好“进”和“退”的关系。

“进”和“退”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又可以相互转化。就以经济建设而言，我们吃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亏还少吗？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从现象看，我们在许多方面“退”了，但实质上却是“进”了。

正确处理“进”、“退”关系，我们必须做到：在总体发展方向和工作思路上，只能进不能退，退是没有出路的。但在特定条件下处理某些具体问题，做到有进有退，有时退是为了更好地进：暂的奶是为了长久的进；局部的退是为了全局的进；小步的退是为了大步的进。究竟是进还是退，完全取决于“时”，取决于我们对“时”的把握。

目前要特别警惕头脑发热、盲目冒进的情绪，因为越是在取得的伟大成就面前，越是在大好的形势面前，人们越容易产生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急于求成。

第二、要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按规律办事的能力。为求不断进步，我们必须善于总结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总结经验就是求规律。“十六大”报告要求我们必须“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单行本第51页）。从哪里认识规律？只能从一定的“时”的条件下的实践中去认识，从共产党执政的实践中，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去认识，从不断总结这些实践的正反经验中去认识，别无其他途径。

我们必须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牢固树立按规律办事的意识，不断提高按规律办事的能力，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的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贪污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等。

国进民退范文篇4

一、准确判断和把握“时”是求“进”的前提

与时俱进的“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指客观世界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即一定的时代和时代特征。

坚持与时俱进，根本目的在求“进”，即求发展。但是，我们切不可忽视对“时”的准确识别、判断和把握，因为这是求“进”的前提。

对“时”的识别与判断准确与否，关系着甚至决定着事业的成败、进退，这是中国革命、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历史早证明了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如果没有党和同志对中国具体国情的准确把握，对敌我双方政治、军事和经济态势的准确判断，闯出一条农村乌黑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就不会有革命大踏步的前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没有党和邓小平同志对新的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的准确判断和科学把握，得出“和平与发展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一系列的基本路线的制定和贯彻，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社会主义事业曾一度错误地判断了“时”，特别是错误地估计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才有那场历时十年的灾难的发生，“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惩的挫折和损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那么，当前的“时”是什么呢？细读“十六大报告”，我们就会从中发现有三个基本估计：一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单行本第46页）；二是“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性主义初级阶段”（单行本第三者8页）；三是“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单行本第44页）。

这三个基本估计，足以使我们在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头脑更加清醒。一段时间以来，在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中，特别是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咄咄逼人的架势，我们有些同志有点沉不住气了，于是就对时代的主题依然是和平与发展产生怀疑；面对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大好形势，有些同志头脑开始发热了，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的情绪有所抬头，忘记了我们仍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十六大”报告单行本第18页）的基本国情；在海峡两岸关系问题上，面对李登辉的“两国论”继而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的出笼，以及形形色色的台独闹剧的纷纷表演，我们有些同志对两岸关系的基本态势和基本走向有些迷惘了。而我们只有准确把握住当前的“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更加坚定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坚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心。

二、党的历史方位就是党在“时”中的方位

“十六大”报告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单行本第11页）。什么叫党的历史方位？它与“时”是什么关系？党的历史方位，简单说，就是党在历史坐标中的位置，包括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从纵向看，是党在自己所处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位置，从横向看，是党在历史发展的各别阶段的客观世界中的位置。因此党的历史方位就是党在“时”中的方位，就是“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把握时代特征和党的任务”（“十六大”报告单行本第11页）。

“时”就是党所处的历史环境，就是党面对的客观世界。“时”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党思考和处理一切问题就必须“适时”、“应时”，这就叫实事求是，就叫“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8页），就叫与时俱进。在当前，党思考和处理一切问题，都必须从这样的历史方位出发：“我们党经历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的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十六大”报告单行本第11页）。

三、党审视自己就是审视自己同“时”的关系

“十六大”报告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用时展的要求审视自己”（单行本第17页）。这里的“时展”，就是“时”。审视什么？从根本上说，就是审视党是否摆正了自己在一定的“时”中的位置，是否正确处理了双方的关系。

如前所述，“时”就是发展变化着的客观世界，因此，党正确处理自己与“时”的关系，最根本地体现在当好“三个代表”上，因为“三个代表”最集中地体现了党同客观世界的全部关系：党是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是党同物质文明的关系问题；党是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是党同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代表，是党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根本的政治关系问题。

党必须当好“三个代表”，这个主题是绝对不能改变的。如果改变了，党就失去了先进性，从而也就失去自身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而存在的全部价值。但是，在不同的“时”的条件下，“三个代表”的具体实现形式和表现形式又是不尽相同的，具体反映在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制定和贯彻不同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提出和完成每一个阶段性的任务等方面。

总之，党“审视自己”，就是审视自己同“时”的关系，最集中地表现在审视自己是否当好了“三个代表”，审视自己是否与时俱进地贯彻了“三个代表”，及时纠正那些不符合“三个代表”根本要求的任何思想、制度和行为，保证党永远走在“时”的前列。

四、“俱进”就是始终站在“时”的前列，推动“时”的发展

我们仅仅客观地反映“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共产党人不仅要认识世界，更要能动地改造世界，不断推动“时”的发展。因此，准确把握“时”的根本目的还在于求“进”，即求发展。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的：“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单行本第12页）。

正因为求“进”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因此，在求“进”的过程中有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要处理好“进”和“退”的关系。

“进”和“退”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又可以相互转化。就以经济建设而言，我们吃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亏还少吗？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从现象看，我们在许多方面“退”了，但实质上却是“进”了。

正确处理“进”、“退”关系，我们必须做到：在总体发展方向和工作思路上，只能进不能退，退是没有出路的。但在特定条件下处理某些具体问题，做到有进有退，有时退是为了更好地进：暂的奶是为了长久的进；局部的退是为了全局的进；小步的退是为了大步的进。究竟是进还是退，完全取决于“时”，取决于我们对“时”的把握。

目前要特别警惕头脑发热、盲目冒进的情绪，因为越是在取得的伟大成就面前，越是在大好的形势面前，人们越容易产生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急于求成。

第二、要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按规律办事的能力。为求不断进步，我们必须善于总结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总结经验就是求规律。“十六大”报告要求我们必须“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单行本第51页）。从哪里认识规律？只能从一定的“时”的条件下的实践中去认识，从共产党执政的实践中，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去认识，从不断总结这些实践的正反经验中去认识，别无其他途径。

我们必须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牢固树立按规律办事的意识，不断提高按规律办事的能力，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的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贪污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等。

国进民退范文篇5

提要：本文从“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讨论出发，论证国有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同样具有竞争优势，并指出国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的竞争地位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国有企业要承担比非公有制经济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更重的税收负担。因而，提出对垄断国企与竞争国企需分开监管，并需要加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改革税收征管制度等建议，试图让竞争性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地位。

一、引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学术界对“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讨论尤其激烈。一些人认为，自2004年以来，我国“国进民退”的趋势正在加剧，“国进民退”是政府主导下的新一轮国有经济大举扩张，是改革的倒退。典型的案例有中粮入驻蒙牛、山东钢铁并购日照钢铁、山西煤炭的重组事件、央企纷纷进入房地产市场、政府四万亿注资大部分被国企分享。针对这些案例，有些人对“国进民退”目前的发展趋势表示担忧，认为当前国有企业不仅仅在关乎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自然垄断行业拥有绝对垄断地位。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也正在挤出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二、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性质和作用

这次“国进民退”争论背后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对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存在必要性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是如何定义的呢？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继续对国有经济改革做出要求：“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三、国有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优势

理论上，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能够证明国有经济只能存在于一些所谓的自然垄断行业，而不能够在竞争性领域有所发展。事实上，国有经济除了在石油石化、铁路交通运输、电网电力以及公共服务等行业具有垄断优势以外，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如汽车、金融业、装备制造业、建筑、房地产等行业，国有企业同样具有竞争力。2009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从2003年的6家增加到30家。

四、国有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竞争地位现状考察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至少在大规模经营领域，无论是创新激励机制还是资源配置，国有经济都具有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与非公有制经济实力大体相当。因此，国有经济完全有资格与非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但是，由于采取了公有资本的实现形式，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使公有制在收入分配中的自由度缩小，导致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不合理的税收负担，造成国有企业在履行社会义务上的不平等。

（一）国有经济要比非公经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根据国资委的《2009年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的定义，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为实现自身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遵循法律、道德和商业伦理，自愿在运营全过程中对利益相关方和自然环境负责，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履行国家责任，切实贯彻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维护国家利益是国有企业的内生目标。

（二）国有经济要比非公经济承担更多的税收负担。现代经济庞大的公共开支是由财政预算支付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国有经济是国家税收的纳税大户，国有企业交纳的税款在逐年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全国国有经济上缴税金突破2万亿大关。其中2002～2009年，中央企业上缴税金从2，915亿元增加到11，475亿元，年均增长21.62%，累计向国家上缴税金5.4万亿元。2009年中央企业完成向社保基金转持国有股55.3亿股，对应的市值为429.68亿元。国有企业为我国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同时国有企业的税负却比非公有制经济重很多。

第一，国有经济与其他非公经济相比税负是不公平的。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根据历年《中国税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研究国有企业税收问题，得出如下结论：2003～2008年，国有企业的税负大大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国有企业税负6年均值达到27.7%，是私有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5.16%）的5.29倍，是其他企业税负最高的股份公司税负平均值的2倍。因此，我国还需要深化财税改革，为国有企业创造公平的税收环境。

第二，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纳税管理也有显著差别。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全体人民所有，上缴税赋是国企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国有企业偷税漏税的动机较小，并且国有企业核算正规，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工作一般比较容易执行。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偷税漏税的问题则比较普遍。民营企业的私有性质决定了这些企业主观上存在偷税漏税的动机，并且由于我国的民营经济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规模较小，核算不正规，客观上存在征收管理上的难度。我国目前的税收管理手段还比较落后，税收管理存在很多漏洞，也给了民营企业可乘之机。

五、国有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仍存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国有经济是具有竞争优势的，能够创造出经济价值；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由于公有制经济的本质特征，国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承担了不对等的社会责任和税收负担，竞争力受到限制。因此，我国必须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建设，努力消除这种不对等竞争现状。

第一，建立垄断国企与竞争国企分开管理的监管模式。国有资本的性质和功能不同，决定了对国有企业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必须分开管理。对于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命脉的公用事业和军事工业等自然垄断领域行业，国有资本在这类企业中不具备完整的资本性质，应该由国家相关部门直接进行经营管理；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主要表现为政府参股或者相对控股的国有股份形式。这类企业满足《公司法》规定的企业独立法人性质，政府应该放手，按市场规律办事，由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现国有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真正意义上的分离。

第二，完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制度和法律建设。制定垄断领域和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标准。对于自然垄断行业，因为其自身兼备社会公共服务性质，因而需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它必须在可承受的亏损范围内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对于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要想保持与非公有制经济同样的竞争实力，就不应当年复一年的承担过重的社会责任，它应当与其他非公有制经济履行同样标准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的履行也需要有法律的约束。对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不仅需要通过修改所得税法来进一步充实和扩大其享有税负减免的实体权利，还要通过修改税收征管法、信贷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来为这些企业享受权利提供程序上的方便。对于逃避社会责任的企业，主要采取宣传教育手段使这些企业认识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意义，倡导企业建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但如果企业有诸如越轨运作、违规违法、拖欠工资、偷工减料、欺骗顾客、污染环境等违法行为，则需要运用法律手段予以惩罚。

第三，完善税收征管的法律法规建设。深化财税改革，完善我国税法建设。首先，加快“费改税”的改革进程。将国有企业的一些强制性收费项目转化为特殊的税种，如环境税、资源税、社会保障税等，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规范税外负担；其次，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的职责，切实为国有企业减负；再次，政府需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从而减轻国有企业的“暗负”问题；最后，税收征管部门也需要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税收管理，加大对偷税漏税的处罚力度，加强纳税知识宣传，提高民营企业纳税意识。

第四，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和诚信建设，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决定了加强企业诚信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企业诚信不仅关系企业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且关系到市场体系的正常秩序和运作效率。

主要参考文献：

[1]国务院资产管理委员会.国资委2009年回顾.国资委网站，2010.4.

国进民退范文篇6

提要：本文从“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讨论出发，论证国有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同样具有竞争优势，并指出国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的竞争地位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国有企业要承担比非公有制经济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更重的税收负担。因而，提出对垄断国企与竞争国企需分开监管，并需要加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改革税收征管制度等建议，试图让竞争性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地位。

本文为安徽社科规划项目“安徽省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课题（课题编号：AHSKF03-04D03）；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子课题（课题编号：07AJL011）

一、引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学术界对“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讨论尤其激烈。一些人认为，自2004年以来，我国“国进民退”的趋势正在加剧，“国进民退”是政府主导下的新一轮国有经济大举扩张，是改革的倒退。典型的案例有中粮入驻蒙牛、山东钢铁并购日照钢铁、山西煤炭的重组事件、央企纷纷进入房地产市场、政府四万亿注资大部分被国企分享。针对这些案例，有些人对“国进民退”目前的发展趋势表示担忧，认为当前国有企业不仅仅在关乎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自然垄断行业拥有绝对垄断地位。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也正在挤出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二、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性质和作用

这次“国进民退”争论背后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对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存在必要性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是如何定义的呢？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继续对国有经济改革做出要求：“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三、国有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优势

理论上，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能够证明国有经济只能存在于一些所谓的自然垄断行业，而不能够在竞争性领域有所发展。事实上，国有经济除了在石油石化、铁路交通运输、电网电力以及公共服务等行业具有垄断优势以外，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如汽车、金融业、装备制造业、建筑、房地产等行业，国有企业同样具有竞争力。2009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从2003年的6家增加到30家。

四、国有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竞争地位现状考察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至少在大规模经营领域，无论是创新激励机制还是资源配置，国有经济都具有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与非公有制经济实力大体相当。因此，国有经济完全有资格与非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但是，由于采取了公有资本的实现形式，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使公有制在收入分配中的自由度缩小，导致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不合理的税收负担，造成国有企业在履行社会义务上的不平等。

（一）国有经济要比非公经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根据国资委的《2009年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的定义，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为实现自身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遵循法律、道德和商业伦理，自愿在运营全过程中对利益相关方和自然环境负责，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履行国家责任，切实贯彻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维护国家利益是国有企业的内生目标。

（二）国有经济要比非公经济承担更多的税收负担。现代经济庞大的公共开支是由财政预算支付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国有经济是国家税收的纳税大户，国有企业交纳的税款在逐年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全国国有经济上缴税金突破2万亿大关。其中2002～2009年，中央企业上缴税金从2，915亿元增加到11，475亿元，年均增长21.62%，累计向国家上缴税金5.4万亿元。2009年中央企业完成向社保基金转持国有股55.3亿股，对应的市值为429.68亿元。国有企业为我国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同时国有企业的税负却比非公有制经济重很多。

第一，国有经济与其他非公经济相比税负是不公平的。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根据历年《中国税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研究国有企业税收问题，得出如下结论：2003～2008年，国有企业的税负大大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国有企业税负6年均值达到27.7%，是私有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5.16%）的5.29倍，是其他企业税负最高的股份公司税负平均值的2倍。因此，我国还需要深化财税改革，为国有企业创造公平的税收环境。

第二，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纳税管理也有显著差别。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全体人民所有，上缴税赋是国企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国有企业偷税漏税的动机较小，并且国有企业核算正规，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工作一般比较容易执行。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偷税漏税的问题则比较普遍。民营企业的私有性质决定了这些企业主观上存在偷税漏税的动机，并且由于我国的民营经济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规模较小，核算不正规，客观上存在征收管理上的难度。我国目前的税收管理手段还比较落后，税收管理存在很多漏洞，也给了民营企业可乘之机。

五、国有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仍存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国有经济是具有竞争优势的，能够创造出经济价值；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由于公有制经济的本质特征，国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承担了不对等的社会责任和税收负担，竞争力受到限制。因此，我国必须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建设，努力消除这种不对等竞争现状。

第一，建立垄断国企与竞争国企分开管理的监管模式。国有资本的性质和功能不同，决定了对国有企业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必须分开管理。对于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命脉的公用事业和军事工业等自然垄断领域行业，国有资本在这类企业中不具备完整的资本性质，应该由国家相关部门直接进行经营管理；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主要表现为政府参股或者相对控股的国有股份形式。这类企业满足《公司法》规定的企业独立法人性质，政府应该放手，按市场规律办事，由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现国有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真正意义上的分离。

第二，完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制度和法律建设。制定垄断领域和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标准。对于自然垄断行业，因为其自身兼备社会公共服务性质，因而需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它必须在可承受的亏损范围内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对于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要想保持与非公有制经济同样的竞争实力，就不应当年复一年的承担过重的社会责任，它应当与其他非公有制经济履行同样标准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的履行也需要有法律的约束。对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不仅需要通过修改所得税法来进一步充实和扩大其享有税负减免的实体权利，还要通过修改税收征管法、信贷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来为这些企业享受权利提供程序上的方便。对于逃避社会责任的企业，主要采取宣传教育手段使这些企业认识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意义，倡导企业建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但如果企业有诸如越轨运作、违规违法、拖欠工资、偷工减料、欺骗顾客、污染环境等违法行为，则需要运用法律手段予以惩罚。

第三，完善税收征管的法律法规建设。深化财税改革，完善我国税法建设。首先，加快“费改税”的改革进程。将国有企业的一些强制性收费项目转化为特殊的税种，如环境税、资源税、社会保障税等，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规范税外负担；其次，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的职责，切实为国有企业减负；再次，政府需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从而减轻国有企业的“暗负”问题；最后，税收征管部门也需要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税收管理，加大对偷税漏税的处罚力度，加强纳税知识宣传，提高民营企业纳税意识。

第四，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和诚信建设，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决定了加强企业诚信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企业诚信不仅关系企业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且关系到市场体系的正常秩序和运作效率。

主要参考文献：

[1]国务院资产管理委员会.国资委2009年回顾.国资委网站，2010.4.

国进民退范文篇7

一、退城进区的目的和意义

（一）退城进区是完善城市功能和改善城市环境的客观需要。实施退城进区，可以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优化整体布局，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和水平，提升城市品位和形象，为中心城区发展服务业创造条件，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和城市繁荣。为“双百双宜”城市建设打下基础。

（二）退城进区是企业壮大发展的良好机遇。实施退城进区，可以置换资金，利用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更大的空间，破解老城区发展容量的限制，有利于实施技术改造，提升企业技术水平。

（三）退城进区是优化工业发展布局和推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措施。实施退城进区，在加快优势产业发展的同时淘汰落后，有利于优化全市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提升产业层次。

（四）退城进区是促进企业集聚的有效途径。实施退城进区，能够引导企业按照专业分工实现有目的的集聚，逐步形成具有特色的产业园区，加速产业集聚，壮大优势产业，有利于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

二、退城进区的范围和对象

（一）退城进区的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和《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年）》等相关法律和规划要求，退城进区范围包括：202省道以东、龙山路以西，煤师院以南、刘桥矿铁路专用线以北和县市边界以北（不包括纺织城、排水公司、辉克药业等）。

（二）退城进区的对象。

1、根据《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居民聚居区内的污染工业企业，对居民生活产生较大影响、不适宜留在城区内进行生产活动的工业企业。

2、在城区内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为了做大做强主动提出搬迁申请的工业企业。

3、在城市总体规划中，现工业用地性质与规划不符的工业企业。

三、退城进区的总体安排和操作办法

（一）总体安排。

1、基本思路。“退城进区”的基本思路是：按照“从内到外，从易到难，政府引导，企业实施，有序组织，分步搬迁”的原则，到2009年底，用两年的时间逐步把各类工业企业从规定城区内搬出，进入经济开发区或特色工业园区。

2、进度安排。2008年重点对象是已经做好各项搬迁准备工作，并在开发区或工业园区购置了土地的企业；2009年重点对象是规定城区内必须搬迁的其它企业。

（二）操作办法。

1、凡列入退城进区范围内的企业要制订搬迁方案、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技术改造建设项目要做好搬迁费用预算，确定搬迁时间表，并向市经济委员会提出申请。

2、市经济委员会根据企业申请，组织财政、土地、规划、环保等有关部门对搬迁方案进行评估论证，批准实施。

3、退城进区企业根据市经济委员会的批复向市土地发展中心申请收储。

4、工业用地收储后，土地发展中心在二周内完成实地测量评估，并做好招拍挂的前期工作。

5、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发展中心向市规划局提出被收储土地的再利用和规划设计条件申请，市规划局在一个月内做好规划相关工作，市土地发展中心按规定组织拟出让地块的招、拍、挂。

6、自收储并评估后，市财政局在三周内按土地评估价的40%价款，预先支付给企业作为搬迁费（企业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占用费）。市经济委员会会同相关部门解决企业搬迁中的项目建设、资金拨付等问题，使企业搬迁工作按计划实施。

7、土地交易契税由受让方承担，土地交易手续费由搬迁企业和政府按比例承担。

四、政策和措施

（一）土地收益分成政策。

1、在实施退城进区的规定时间内，取得合法土地使用权的退城进区工业企业用地，在符合城市规划的前提下，由市土地发展中心统一收储，依法进行招拍挂，土地出让总价款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根据原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方式，按成交总价款依以下比例标准分别给予补偿。

2、根据国家政策，从土地出让总价款中按规定比例提取业务费，收储基金，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金、廉租房保障金和农发资金。上述资金提取后，从政府补偿比例中予以补偿。

3、企业用地被用于抵押的，补偿费首先用于解除抵押。

4、对企业原有用地被规划为公共设施用地的，按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给予补偿。

5、2009年以后一律不再享受以上补贴。退城兑现政策的时间以市经济委员会批准之日为准，相关退城进区企业应在一年内搬迁完毕，2010年底对列入计划、搬迁没完成的企业不再给予补贴，非企业原因造成的除外。

6、2007年度已批准退城进区的企业，其分配比例仍按原批准比例执行，其余政策按本意见执行。。

（二）用地供给政策。

1、优先安排用地指标。根据退城进区工业企业的用地计划，要在每年省下达我市用地计划的指标中，优先安排退城进区工业企业的用地指标。退城进区企业申请国土资源局收储原使用土地的，可在园区内以协议出让方式取得与原使用土地面积相当的土地。

2、规划支持。所有退城进区的工业企业在原老城区内的工业用地，由规划部门核定用地性质。若原企业工业用地被规划为市政公共公益设施用地，由财政、国土、规划等部门按照相关规定，结合企业实际，研究提出相应的补偿标准，经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3、环保支持。对符合环保专项资金使用范围的退城进区企业，积极争取和优先安排国债资金及省市级污染防治、环境保护奖励资金。

（三）工业园区支持政策。

1、退城进区企业、在保证原税收基数不变的基础上，新增部分享受进园区税收优惠政策。

2、退城进区企业按照产业集聚发展要求到开发区、产业园区落户的，退出区和落户区5年内实现的新增税收按5:5的比例分享。

（四）服务保障措施。

退城进区企业涉及供水、供电、供气、交通运输的，由相关职能部门按照规定和承诺，提供优质服务保障。为给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及时引导金融机构调整资金投向，加大对搬迁扩建项目等重大工业项目的融资支持力度。

（五）限制措施。

1、对已列入市人民政府确定的搬迁改造计划的工业企业，必须按期搬迁，否则依法限制其生产经营活动，直至关闭企业。

2、搬迁企业必须超前在开发区、工业园区购买生产用地，纳入其发展规划，扩大建设规模，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提升企业竞争力。

国进民退范文篇8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学术界对“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讨论尤其激烈。一些人认为，自2004年以来，我国“国进民退”的趋势正在加剧，“国进民退”是政府主导下的新一轮国有经济大举扩张，是改革的倒退。典型的案例有中粮入驻蒙牛、山东钢铁并购日照钢铁、山西煤炭的重组事件、央企纷纷进入房地产市场、政府四万亿注资大部分被国企分享。针对这些案例，有些人对“国进民退”目前的发展趋势表示担忧，认为当前国有企业不仅仅在关乎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自然垄断行业拥有绝对垄断地位。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也正在挤出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二、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性质和作用

这次“国进民退”争论背后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对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存在必要性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是如何定义的呢？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继续对国有经济改革做出要求：“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三、国有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优势

理论上，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能够证明国有经济只能存在于一些所谓的自然垄断行业，而不能够在竞争性领域有所发展。事实上，国有经济除了在石油石化、铁路交通运输、电网电力以及公共服务等行业具有垄断优势以外，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如汽车、金融业、装备制造业、建筑、房地产等行业，国有企业同样具有竞争力。2009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从2003年的6家增加到30家。

四、国有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竞争地位现状考察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至少在大规模经营领域，无论是创新激励机制还是资源配置，国有经济都具有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与非公有制经济实力大体相当。因此，国有经济完全有资格与非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但是，由于采取了公有资本的实现形式，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使公有制在收入分配中的自由度缩小，导致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不合理的税收负担，造成国有企业在履行社会义务上的不平等。

（一）国有经济要比非公经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根据国资委的《2009年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的定义，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为实现自身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遵循法律、道德和商业伦理，自愿在运营全过程中对利益相关方和自然环境负责，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履行国家责任，切实贯彻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维护国家利益是国有企业的内生目标。

（二）国有经济要比非公经济承担更多的税收负担。现代经济庞大的公共开支是由财政预算支付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国有经济是国家税收的纳税大户，国有企业交纳的税款在逐年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全国国有经济上缴税金突破2万亿大关。其中2002～2009年，中央企业上缴税金从2，915亿元增加到11，475亿元，年均增长21.62%，累计向国家上缴税金5.4万亿元。2009年中央企业完成向社保基金转持国有股55.3亿股，对应的市值为429.68亿元。国有企业为我国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同时国有企业的税负却比非公有制经济重很多。

第一，国有经济与其他非公经济相比税负是不公平的。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根据历年《中国税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研究国有企业税收问题，得出如下结论：2003～2008年，国有企业的税负大大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国有企业税负6年均值达到27.7%，是私有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5.16%）的5.29倍，是其他企业税负最高的股份公司税负平均值的2倍。因此，我国还需要深化财税改革，为国有企业创造公平的税收环境。

第二，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纳税管理也有显著差别。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全体人民所有，上缴税赋是国企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国有企业偷税漏税的动机较小，并且国有企业核算正规，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工作一般比较容易执行。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偷税漏税的问题则比较普遍。民营企业的私有性质决定了这些企业主观上存在偷税漏税的动机，并且由于我国的民营经济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规模较小，核算不正规，客观上存在征收管理上的难度。我国目前的税收管理手段还比较落后，税收管理存在很多漏洞，也给了民营企业可乘之机。

五、国有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仍存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国有经济是具有竞争优势的，能够创造出经济价值；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由于公有制经济的本质特征，国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承担了不对等的社会责任和税收负担，竞争力受到限制。因此，我国必须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建设，努力消除这种不对等竞争现状。

第一，建立垄断国企与竞争国企分开管理的监管模式。国有资本的性质和功能不同，决定了对国有企业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必须分开管理。对于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命脉的公用事业和军事工业等自然垄断领域行业，国有资本在这类企业中不具备完整的资本性质，应该由国家相关部门直接进行经营管理；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主要表现为政府参股或者相对控股的国有股份形式。这类企业满足《公司法》规定的企业独立法人性质，政府应该放手，按市场规律办事，由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现国有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真正意义上的分离。

第二，完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制度和法律建设。制定垄断领域和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标准。对于自然垄断行业，因为其自身兼备社会公共服务性质，因而需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它必须在可承受的亏损范围内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对于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要想保持与非公有制经济同样的竞争实力，就不应当年复一年的承担过重的社会责任，它应当与其他非公有制经济履行同样标准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的履行也需要有法律的约束。对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不仅需要通过修改所得税法来进一步充实和扩大其享有税负减免的实体权利，还要通过修改税收征管法、信贷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来为这些企业享受权利提供程序上的方便。对于逃避社会责任的企业，主要采取宣传教育手段使这些企业认识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意义，倡导企业建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但如果企业有诸如越轨运作、违规违法、拖欠工资、偷工减料、欺骗顾客、污染环境等违法行为，则需要运用法律手段予以惩罚。

国进民退范文篇9

一、加工贸易税收管理的基本情况

随着外贸经营权的逐步放开，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退税政策的统一，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也在大幅上升，到2006年我省由外经贸部门审批备案的加工贸易生产企业已达11560户，是2004年统计的加工贸易企业户数的3倍多。而加工贸易总额及退免税额也呈现较快的增长，2006年江苏省共实现加工贸易类出口总额1408亿美元，其中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作海关统计）实现退免税总额为344亿元，另外从海关特定监管区域（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中心（B型）、保税物流园区）开展的加工贸易（进料加工）实现的退免税总额约63亿元，共计实现退免税总额407亿元。常州一般贸易比重占70%，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达682户，2006年常州地区企业实现加工贸易类出口总额21.75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45.19%，其中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实现出口总额19.41亿美元，退免税总额8.53亿元；来料加工复出口货物实现出口总额2.34亿美元，免税销售收入14.32亿元。加工贸易的发展对我市乃至全省经济的快速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

加工贸易出口的方式也在不断深化。从直接进料或来料加工复出口，到加工贸易企业以结转的保税产品开展深加工复出口，从保税区外企业的相互结转到保税区内外企业间的结转，其结转加工的环节也在大大增加，少的2至3个环节，多的可达5至6个以上环节，有的还跨市县甚至跨省市深加工结转。从税收上来说，目前加工贸易复出口货物的税收政策存在两种模式，一是来料加工实行免税政策，二是进料加工实行免抵退税政策。实行免税办法的，其出口货物及收取的加工费免征增值税，对与之有关的国产料件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而转为生产成本；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在存在征退税率之差的情况下，应将增值额乘以征退税率之差部分转入成本。

目前税务部门对加工贸易企业的税收管理主要体现在退税部门对于加工贸易手册（包括进料加工登记手册和来料加工登记手册）日常登记和核销管理的监管工作中，其登记和核销的质量将直接影响税务机关对加工贸易出口企业的管理效能和退、免税质量。

二、加工贸易税收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和难点分析

改革开放至今，加工贸易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但随着加工贸易业务的快速发展和出口方式的新变化，加工贸易税收管理工作呈现出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难点。

（一）海关电子信息缺失影响加工贸易手册核销的效率和质量

加工贸易手册核销需要企业提供进、出口报关单的全部明细信息，尤其是进料加工贸易手册核销，进、出口报关单上的金额将直接参与计算手册的实际分配率（即实际进口总值/实际出口总值），进而影响每本手册项下的全部出口货物报关单相应的免抵退税额和不予抵扣税额。而在当前的操作模式下，海关不能将每本手册项下企业进、出口货物报关单的完整信息以及进料加工手册进、出口料件、成品的各种补税、结转、退运信息传递给国税部门，国税部门需要的这些信息，只有通过企业提供大量纸制资料并报送相关电子数据来实现，但上述工作无疑一方面会增加企业的日常工作量和办税成本，另一方面企业所提供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度也有待商榷，这些都会影响手册核销的质量和效率。

（二）国税部门对正在兴起并日益完善的加工贸易计算机联网监管制度未出台统一的操作管理办法，致使各地退税部门对企业申报的加工贸易电子账册的登记、申报和核销管理无据可依

1、加工贸易电子账册的登记管理。从加工贸易手册登记的原理来看，企业应按照每本加工贸易手册上合同约定的进、出口总值计算确定计划分配率，但采用电子账册后，由于企业一般都是按年度办理手册登记手续，而企业在办理手册登记时又确实无法预估当年度的全部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即使预估的金额也很不准确，这就严重影响了加工贸易计算机联网监管手册计划分配率的确定，进而影响企业当年度该手册项下的全部退税申报，手册核销环节实际分配率与计划分配率的差异越大，影响该电子手册核销当月的免抵退税额和不予抵扣税额的数额就越大。

2、加工贸易电子账册的核销管理。国税部门对加工贸易企业的手册核销监管主要以海关提供的加工贸易登记手册和进出口报关单信息为基础，而一直以来海关又不能将企业进口报关单全部信息传递给国税部门。在纸制手册存在的前提下，国税部门尚可根据纸制手册和企业报送的需进一步核实的进口报关单电子数据，对企业进行日常的手册登记、核销管理，正常退税。但实行电子账册后，由于进出口报关单的金额、数量巨大，企业无法提供正确的进口报关单全部电子数据，而国税部门又无法共享到上述进口报关单电子信息，致使国税部门对实行电子账册管理的加工贸易企业无法监管和进行手册核销。此外，目前各地海关对加工贸易计算机联网监管模式的掌握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海关还不能按要求对联网监管企业的电子账册贯彻阶段性核销制度，提供的信息数据也不够准确和完整，这些都给国税部门对实行电子账册的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退税管理带来了诸多困难。

（三）企业进料加工深加工结转性质的业务进入海关特定监管区域，贸易方式无法报成“进料深加工”，而都视同出口报成“进料对口”

由于出口退税政策性强，而上级的文件中又没有明确详细的操作办法，在实际工作中不少特殊的出口退税业务找不到相关的依据，往往缺乏可操作性，也不利于开展税收执法工作。

目前，在常州地区很多企业反映公司结转到海关特定监管区域（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中心（A型、B型）、保税物流园区、出口监管仓）做进一步加工的出口产品，实际为进料深加工结转贸易性质，且在海关办理了相应的结转审批手续，但海关认为区外企业出口到区内的货物应视同出口，不需办理手册结转手续，因此海关对于所有进入其特定监管区域的进料加工出口货物报关单上的贸易性质均确认为“进料对口”，而不是“进料深加工”。这就给国税退税部门对上述业务的免税、退税认定带来了诸多困难。例如企业出口到保税区的深加工结转业务，如果确实是深加工结转性质且海关签发的出口货物报关单上的贸易性质也为“进料深加工”，那按现行政策规定，出口企业应开具外销发票，该出口货物享受免税政策；但如果海关签发的出口货物报关单上的贸易性质为“进料对口”，运输方式为“非保税区”，那么根据国税发[1995]92号文件规定，自1995年7月1日起，对非保税区运往保税区的货物不予退(免)税。由于货物在上述情况下进入保税区是拿不到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联）的，所以按照规定企业非但不能享受深加工结转的免税政策，还要视同内销征税，从而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企业同样上述业务如果出口到出口加工区，海关同样不出具“深加工结转”性质的出口货物报关单，而是出具“进料对口”性质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联），这样企业原本应该享受免税的出口货物反而可以享受出口退税，在实际操作中，很多企业由于不知道上述情况，有时即使拿到“进料对口”性质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联），也不知道要申报退税，而是按深加工结转的贸易性质申请免税。

（四）来料加工免税操作流程不顺畅，征退联动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当前退税部门出具的《生产企业来料加工贸易免税证明》只能作为企业申请工缴费免税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由于该免税证明上只反映出口企业从事的来料加工贸易手册号和总的进出口金额，但不反映对应每笔出口货物的工缴费发票号码和金额，因此这样的免税证明其实形同虚设。只有在来料加工手册核销环节出具的《生产企业来料加工贸易免税核销证明》上才能反映出口企业每本来料加工手册项下对应的出口货物明细（包括出口发票号、出口报关单号、出口商品名称、计量单位、出口数量以及出口人民币金额），但目前的免税核销证明上还少了出口发票号对应的工缴费金额，以致征管分局对企业免税出口额中实际应转出的进项税额无法准确掌握，如果该手册还跨年度，则这部分进项转出额更难以掌握和控制，只凭企业的自行申报。此外，从事来料加工业务的出口企业财务人员与其税收管理员对来料加工的税收政策和原理缺乏了解，导致进项税额转出做账不够及时准确。

（五）国税机关对加工贸易管理手段不严密，与相关部门业务衔接不够紧密，导致加工贸易企业有可能进行过度“税收筹划”

加工贸易管理涉及外经贸、海关、工商、税务、外汇管理等多个部门，但各部门相互间信息不能共享，也没有畅通的沟通渠道，各道管理环节衔接不够紧密，对加工贸易的社会共管未能形成合力。因此一些企业针对加工贸易在操作管理上的缺陷和政策漏洞进行过度税收筹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加工贸易退（免）税政策的贯彻落实效果。这种情况，最突出的表现是计划分配率失实和手册核销的滞后。目前，我省进料加工退（免）税管理一般使用实耗法，可以说计划分配率完全由企业自行确定。因此一部分出口企业为减少进项税额转出金额，故意提高计划分配率。从2004年，国家改革出口退税机制后，在实践中明显感到计划分配率有所提高。计划分配率的高估和到期手册不及时进行税收核销，不仅影响退税机关手册核销进度，而且给企业无偿占用税收资金、进行税收调整提供了空间。

（六）原始粗放的监管模式无法适应加工贸易的发展要求

为完善加工贸易监管，相关部门采取了各项措施，但基本的监管框架并没有根本改变，只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修修补补。国税部门曾对进出口企业实施分类、分级管理，但是这种风险管理模式仍显原始和粗浅。首先，它仅仅从企业的规模、性质、货物种类等方面做了一些简单规定，虽然便于理解操作，但是没有完全涵盖风险管理的重点。其次，各部门风险管理的规定大多是自上而下的，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各行政监管部门不能因地制宜做出调整。就国税而言，退税部门对加工贸易手册的审核主要依赖于企业的申报资料，“就单审单”。但不少企业的资料缺乏真实性、完整性，再加上相关部门间加工贸易企业信息不共享，因此根本无法深层次掌握这些企业的生产经营、财务核算等情况，税务干部感到执法责任重，工作压力大。

三、提高加工贸易税收管理效能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扩展“口岸电子执法系统”，增加数据来源，完善使用功能。目前“口岸电子执法系统”出口退税子系统只能为国税部门提供“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出口报关单电子信息，但在实际工作中，进口报关单电子信息、来料加工出口报关单电子信息（包括加工贸易进、出口报关单上的加工贸易手册号信息）、退运货物报关单电子信息以及进口补税货物等方面电子信息的缺失，也给国税部门的正常退税工作带来诸多难题，尤其是在实行加工贸易计算机联网监管电子账册以后，国税部门对各加工贸易出口企业的电子账册登记，核销等方面的日常监管主要依赖于海关提供的完整、准确的进、出口报关单电子信息及各种补税、结转、退运信息。而上述所有加工贸易手册核销在计算上的技术问题，如有完整海关电子信息的支持，都将迎刃而解。因此建议将海关所有进口、出口、补税信息及外管核销信息，外经委审批、登记信息全部纳入“口岸电子执法系统”，实现包括外经贸主管部门、海关、外汇管理、税务等部门间的相关信息充分共享，达成各部门对加工贸易出口企业的齐抓共管。

（二）建立横向部门的衔接沟通机制，提高各行政部门的执法能力和服务水平。加工贸易管理，涉及到贸易政策、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的综合平衡，涉及到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利用外资、增加就业等。要做好加工贸易的税收管理工作，有赖于政府各部门的协调配合，有赖于商会、行业协会、报关行、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的积极参与，更需要与企业建立起紧密的伙伴关系。当前，各主管部门应成立地区性的加工贸易部际联合会，定期各部门的加工贸易最新政策和管理办法，定期组织学习交流，及时发现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共同探讨解决，逐步建立“海关主管、社会共管、企业自管”的加工贸易综合管理体系。只有加强国税、海关、外管与外经委等部门在信息共享等方面的联系合作，理顺相互的沟通渠道，才能不断提高各部门从事加工贸易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技能，更好地服务于企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三）上级国税部门应尽快出台加工贸易计算机联网监管税收管理办法，并进一步明确加工贸易各种特殊业务的税收处理办法，以使基层加工贸易税收管理人员的业务操作有据可依。对于加工贸易计算机联网监管电子账册的手册登记、退税申报以及手册核销管理，目前各地税务机关分别有各自的操作办法，但其可行性、合理性和准确性有待商榷，各涉及上述业务的出口企业对于所属退税机关的各不相同的处理办法也存在争议，因此建议上级国税部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与海关、外管等部门相互沟通、合作，制定统一的加工贸易计算机联网监管税收管理办法。此外，对于海关具体操作中与税收政策不匹配的问题，诸如企业进料加工深加工结转性质的业务进入海关特定监管区域，贸易性质无法报成“进料深加工”之类的特殊业务等，建议上级国税部门尽快明确其税收处理办法，同时加强与海关部门的衔接沟通，并及时将相关政策告知企业，以使企业的经济损失降到最小。

国进民退范文篇10

（一）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中日政治冰点的导火索

小泉自2001年上台后，先后于同年8月13日、2002年4月21日、2003年1月14日、2004年1月1日、2005年10月17日和2006年8月15日六次参拜了靖国神社。由此，中日之间的关系达到自中日正常化邦交以来最为冰点的时期。中方反复提出我国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则立场，但小泉依然是我行我素，致使双方领导高层的会晤由此出现长时间的中断。

中日政治之间达到前所未有的冰点与在日本的政治界中不断传出中国威胁论，进而具体到中国军事威胁论等等一些防华、反华的言论；日本政府一再做出伤害中韩两国人民感情的事情等等，就笔者分析有以下几个因素：

（1）历史、地理原因：岛国视野与心里的强烈不安

在研究了些日本文献与现在日本文化后，笔者深刻认识到：日本的中国威胁论等反华言论从是出于：岛国视野与心里的强烈不安。

岛国视野。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致使日本的历史文明渊源只能从领国吸收，而它的领国也只有朝鲜与中国。朝鲜又是个长期依附中国的小邦，所以日本只能在各个方面学习效仿中国。而中国文明伴随着“侵略践踏”的成长，日本的文化无法从外部的“开国”而融入新元素，形成一个长期“自闭”型的成长，进而在日本人思维中产生极端双面性：一方面是封闭性、自大性、盲目性，一方面是谦卑性、反抗性、思索性。他们的谦卑、反抗、思索形成了日本优良的品质，而封闭、自大、盲目也导致了战后日本政治体制上的保守主义、右倾化明显，进而影响日本对华的态度。

强烈的不安。这个是源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在近代史上，日本大刀阔斧的明治维新改革将日本推向一个发展的高峰，战后的经济腾飞让每个日本人从心底里有了一种自我优越感，在上文中笔者提到日本思维中有一方面的盲目性与自大性，这两种心理在80年代的日本人心中迅速膨胀，而90年代的日本经历了失落的十年，从此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而此时的中国在经历了近代史上最饱受欺凌的时期后，以惊人的速度崛起，摇身一变成为国际舞台上又一颗新星。日本人心中害怕自己在亚洲地位受到动摇。日本索尼公司前会长盛田昭夫指出：“我们日本人为生存所困扰。我们脚下的地差不多每天都要震动。除了水，我们岛上几乎什么原料也没有，适宜居住和耕地的土地不到四分之一。因此对我们来说，现有的一切都是宝贵的。”这段话形象地反映了日本对于自身的强烈不安。日本害怕一旦中国强大起来，如果日本受到外来侵略的话，拥有这个最大的条件与机会的就是中国。

（2）文化原因：忠孝与仁之间的关系

为何在世界中被大家普遍认同的法西斯的战争是非正义的；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象征的同时，日本民众却容易被右翼分子所迷惑，对首相毅然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不加以反省，更有甚者表示支持呢？

日本人的忠孝观念与中国不尽相同。了解这一次点就有助于了解为什么日本民众容易被右翼分子煽动蛊惑。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忠孝观念在日本也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但其与源头又有一定的差别。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普遍所认为的忠孝是要有前提的，而且一切的封建制度思想的最终集大成的思想就是一个字：仁。皇帝要实行仁政，否则天罡伦理不容，任何人可以揭竿而起，自立为王。在中国的历史上，针对罪恶不仁之举而大义灭亲的人可以说是称道赞颂，但是放到日本的历史中，这绝对是难以想象。

从历史上看，日本的忠孝观与他们的“报恩观”是相融合的，更加无条件化、绝对化的。在过去，“忠”就是无条件地效忠天皇，现在这是效忠自己所在的公司、企业。19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曾提出所谓“忠孝一致”，后来逐渐发展成“君臣一体”、“忠孝一体”、绝对效忠天皇的“忠君爱国”的思想，这在战后仍旧影响日本人的思维。

由此可见，中国的的忠孝观念是基于“仁”字上，而日本的忠孝已经融合成一个字：忠。靖国神社对于日本人的含义是父辈为了天皇效忠的“忠”而安息之地，并不是“甲级战犯”的安置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部分日本人，乃至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要参拜靖国神社。

（二）后小泉时代的两次访华

（1）“破冰之旅”的背后意义

关于安倍晋三的“破冰之旅”，很多人对此抱有很高的评价。诚然，此次的访华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破开了这层“坚冰”，但也应该看到这背后的含义。

从中方来看，长达十年之久的政治冷淡到政治冰冷在经济上、军事安全上、外交上等多个方面对华有一定的影响。众所周知，中日之间的政冷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从经冷到经温，给双方的经济建设带来一定的障碍。中国正处于全面经济建设的时期，任何一个经济伙伴都是成为经济强国不可或缺的盟友，日本作为和中国一衣带水的相邻国家，双方应该在经济战略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任何一方的经济都会影响另一方的经济，所以，恢复中日经济发展是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在军事上，日本处于太平洋与中国之间，介于美国在太平洋所布置的军事战略，如何捍卫中国在太平洋的安全必定要涉及到日本，那么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就显得相当重要了。从外交上看，中国是走政治大国的路线，应当具有宽广的政治胸怀与政治气度。对于日方造成的中日之间的政治冷淡，做出一定的“政治让步”对于中国树立国际形象有一定良好的积极作用。

从日方来看，政治高层的一部分的人意识到了日本如果再一意孤行，无视邻国的要求，那么其外交将会处于困难的境地，也会受到来自“盟友”的压力，最后吃亏的还是日本自己。

从经济上来看，在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促进了日本对华出口和日本经济回升。日本经济界普遍认为，“日本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日中贸易的增长对日本恢复景气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所以，经冷的后果使得原本就相当不景气的日本想要恢复到他们经济的黄金时代是难上加难。而经济的长时间不增长甚至停滞不前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日本政治界可以用“内忧外患”来形容了。从外交上来看，日本更是处于一个被动的、尴尬的境地。现在全球几大势力中，只有美国对日采取庇护式的，而今美国被伊拉克战争拖累，经济疲软，石油飙涨，根本无法拉动日本经济前行。欧洲对日本不太感兴趣，欧洲更多的将关注投入中国，毕竟一个十三亿的大国所产生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一个日本。而俄罗斯与日本关于领土问题上一直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俄罗斯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出口国和黄金蕴藏大国，根本不受日本所动。日本作为美国坚实的东方后盾，现在根本没有自己的政治形象和立足之地。所以，尽快打开日本新的外交局面是未来一代日本政府迫切的任务，也致使促成了这次安倍的“破冰之旅”。

在安倍晋三访华期间，提出希望中日双方领导高层能够恢复对华的同时，在日本高层听到一些关于靖国神社不和谐的言论。对此，中方怀疑日方此次破冰之旅的诚意到底是多少？另一方面，中方也不难看出安倍晋三内阁的言论不能保持一致，多少可以说明安倍晋三内阁并不稳定，还不足以促成中日双方关系重新回到“72蜜月期”做出质的改变。中国政府也不得不为下届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做好提前准备。

综上所述，从此次的破冰之旅，就笔者看来更偏向于中日外交之间的试探，很可能是日本政府对未来中日外交的政略试探，并没有更多的实质性的内容。

（2）福田康夫－－－亲华首相

去年年底，福田康夫访华，双方称之为“融冰之旅”。在谈到中日关系时，福田表达了自己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他表示，“我觉得春天已经到来，并希望尽可能地让这个春天长久持续下去”。在访问期间，福田康夫受到了中方高规格的接待。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和国务院总理分别与他举行了会见和会谈，双方就构筑和发展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广泛共识，并规划了两国关系未来发展。从这次良好的高层对华与中日双方安排的访问中，看出合作、感情、文化三个积极点，给人的确有“融冰”之感。

（3）后小泉时代的两位首相与小泉的关系

小泉与安倍师出同门，两人均是岸（信介）派，现今的森（喜朗）派。其政治思想属于右翼亲美一派。在对华政策上，两者均有相同之处。安倍被称为日本中生代政治家，保守色彩浓厚，曾在一些敏感的内外政策问题上发表过一些错误言论。2006年4月，身为内阁官房长官的他“秘密”参拜了靖国神社。上文笔者认为安倍的访华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改善，上任后的中韩两国访问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与民间的压力。

福田康夫被日本媒体称之为亲华首相，是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长子，曾担任森喜朗内阁和小泉纯一郎内阁官房长官。他重视对中关系，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辞去内阁官房长官一职。不同与安倍的访华，福田对中日关系做出实质性的改善。此次的暖春之旅初以达到成效，双方对此都有高度评价。

安倍的下台福田的上台对于中日之间的关系是件好事，日本政坛也暂别小泉政治的影响，右倾得到一定的制衡，但其主力仍不可小觑。福田政府的岌岌可危很可能让右倾亲美派再次抬头，走入更加右倾的格局。

二．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逐步推进，世界的格局已经有两极化逐渐演变为“一超多极”的格局。冷战后的结果：苏联的解体，使得美国不言而喻地成为了世界头号大国。然而，近几年的世界格局又在悄然生息地发生变化。

全球可分为几大势力：美国独霸美洲为一方势力；中国作为崛起的一个新兴力量为一方势力；普京上台后俄罗斯呈现了向上的势头，作为曾经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仍旧不能小觑，其为一方势力；欧洲各个国家形成了欧洲联盟在世界的舞台上也占有一席，其为一方势力；而日本作为亚洲中间的“西方资本主义”代表，它在世界扮演的角色颇为微妙，将它划为一方势力。在这大致明确的五方势力“关系”之中，最为复杂、暧昧不明的是：中日美三方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新保守主义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舞台上的主流，日本在政治上呈现一片右倾的景象。小泉纯一郎于2001年上台后，中日之间出现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冰点”阶段，不断发生的伤害中韩两国人民感情的事情，日本政府却仍旧无动于衷，将自己的政治形象破坏得一干二净。在日本形势越来越岌岌可危的时候，历经小泉、安倍、福田三任内阁。如果日本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军事大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未来的日本首相任重而道远。

三．未来对日政策多元化

日本政坛的风起云涌让中日关系多变。长达十年的中日高层的冷淡时期，让中国与邻国之间的七大问题迟迟没有进展，于是有人就提出对日新思维的想法，希望能在艰难的中日关系中寻求一个突破口。（一）对日新思维

在中日关系处于冰点的时候，有人提出对日新思维，主张中国政府不要再拘泥于过去。什么是对日新思维？2003年，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访日归来后在北京《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文章，认为中日应超越历史问题。稍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宏发表文章，提出中国外交革命与对日新思维，认为中国对日政策应着眼于整体外交战略，做出某些调整，其中包括为了舒缓对美外交的压力，不妨考虑在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问题的态度上适当做出一些调整。上述两种论点被总称为“对日新思维”，当时在中国国内受到了一定的压力。

在后冷战时代这个大背景下，国际互动格局特点呈现：“互动频密，敌我难分，各种势力无不对潜在敌对方保持高度警觉，但又注重接触，希冀在探索式的互动中视对方政策取向来调整自身政策；唯因如此，政策误判率极高，决策者每每将互动中的临界行为视为实质策略，并制定相应措施，由此导致恶性循环。”中日之间以往的外交事务中，中国政府过多地看到了中方对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错误态度加以强烈谴责，致使中日之间的政治降至冰点，经济也从“热”到“冷”。从现今的大力加强经济建设的政策来看，其对中国在亚洲的外交、政治、经济是绝对没有好处的，故提出了对日新思维。但在对待对日新思维的时候，应当正确理解中国的定位以及对日战略多个层面上的的分界线。

中国的定位是一个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对日新思维的核心思想即是在中国退让一步的情况下，达到政治的和谐、经济的发展。如果将这个问题放到深层的战略层面上，那笔者就有一个问题：这对于中国的定位有所相背。作为一个政治大国，如果对于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中国政府都能够退让，其会影响中国的政治形象和政治威信。作为一个军事大国，如果一个曾经具有军国主义思想的民族对于错误历史的认识中国政府能够容忍，等于默许其正确性，中国的军事正义将无处立足。

所以，在看待对日新思维上必须要理清楚一个概念，即是所谓的对日新思维是一个战略性的改善，还是一个实质性的改善。在国际关系上，战略性改善与实质性改善是相互交融的，并不相互排斥。从德法两国在战后的情况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先战略后实质、先实质后战略、实质与战略并进。由于历史的原因，中日之间无法像德法那样实施先战略后实质，而当今的政治也使得先实质后战略的方法行不通。所以，笔者主张不全盘接受对日新思维，而是采取战略与实质并进的方法：可退则退，以退为进。

（二）未来对日新式方针

（1）紧密的经济关系牵制日方高层

有一美国学者提出的中日之间的问题并非全然是历史遗留问题，这和笔者的想法不谋而合。中日之间一直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很大一部分是源于政治外交工作没有做好而导致的。后冷战世界格局相当鲜明地表明全球的根本动向与战略制定的基础是各方的经济利益。

2008年5月5日的《参考消息》中的国际论坛上，周永生（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指出：中日交往不妨回避、搁置两国立场不一致的问题，努力扩大共同利益面。经济密切交往，可以增进相互的理解和共同点。

中日之间在地区上没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很容易在后冷战的世界格局下产生冲突与矛盾。那么，扩大双方共同利益面，在经济上拉紧双方的关系，那谁也反不了谁。如同中美关系那样，由于双方在经济上极度依赖对方，只要任何一方做出破坏性动作，最终会两败俱伤。借于各自的利益考虑，经济的确会牵制住一方过大的政治、军事动作。

（2）转换战略施压的角度

邱震海老师提出，若是中日关系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其根本方法是破除日本区域战略性的框架。而所谓的区域战略性框架指的就是：日美同盟。笔者曾经看过一本关于日美之间的“合作”中间的民众心态的书，作者是一位离任的驻美日本大使。他指出，日美同盟这一战略性的决策将在未来50年甚至100年不变。其原因可归咎于日本民族性中一种：依附强者，却又时刻准备着挑战强者的心态。所以，破除区域战略性的框架就目前而言难度系数巨大。

在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中，中国与美国关系处在一个半暗不明的外交状态，这对中日关系取得突破发展来说是相当有利的。既然日本仍然在某些方面追随美国、依附美国，那么中国政府可以趁此反之利用，以中美关系促中日关系的发展，用美国政府来牵制住日本政坛的对华举动。

（3）反思中国的外交战略，重点做好国际公关工作

上述，笔者提出战略与实质并进的方法：可退则退，以退为进。对日新思维上，涉及到对于历史问题就笔者认为可以做出一定的退让，当前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目前最主要的就是经济建设。所以，中国政府应当着眼于未来中日的经济贸易交流、发展的问题，但就原则性的退让我们不应当采取。历史问题的退让，东海问题的回避也只是暂时的，乃是权宜之计，归根结底的最终目标是解决横亘在中日之间的七大问题。在“退”的同时，要促进中日的发展，进而使得“退”成为“进”的前曲。在福田内阁仍就掌权的时候，利用福田是亲华派的人士这个契机，达成中日两国之间长期僵持的领土问题、能源问题、战后赔偿问题等等。在实质方面，中国政府依然要敦促日本认清历史、承认历史。

日本如此无视领国的谴责，做出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中韩两国国民感情的事情。慰安妇案件，民间赔偿问题，东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对于尚处于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如果和日方交涉起来存在一定的困难，笔者认为是否能转换下角度，主要地还是从谈判与交涉入手，并且利用国际媒体的舆论、压力来敦促日本对于二战中各个问题的正确认识，以及对于中国东海问题与钓鱼岛这两者问题可以用世界权威组织、专业人士认定，或者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笔者对于中国的国际公关工作认为相当欠缺，世界正出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发展经济的确应当放在首要位置，但是如果一味只给世界的舞台看到自己单方面的经济发展，很容易会造成世界各国对于中国认识的欠缺并且对于中国的印象只停留在他们曾经知道的中国，这对于中国处理国际事务是相当不利的。所以，中国政府应当多做国际公关，利用曾经参与过二战国家的媒体给予日方压力。然而，从3.14的西藏打砸抢事件可以看出中国在国外的公关工作是让人担忧的，一些西方的别有用心的媒体做出移花接木的不真实的报道，西方的人民却轻易相信这些报道。这值得中国政府好好反思中国在国际上的宣传是否到位，在各国人民心中是否树立了一个正确的强大起来的中国人形象。

四．未来中日走向是春暖洋溢中的坎坷之路

就目前的中日关系与日美关系的发展而言，无论怎么看，中日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将成为中国成为大国、强国路上的一道阻碍。在双方没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基础上与美国背后复杂的心里，更是使得中日关系是前途渺茫。笔者一直期望中日之间能够出现新的景象，并在未来的道路上共同进步。然而，就笔者浅薄地认为，中日关系在短期内的前景并不“乐观”，引用中国前驻日本大使徐敦信的态度为“谨慎的乐观”，很有可能出现回暖后继而又回到冰点的这种循环模式。对于横亘在中日之间的七大问题，并不如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的外交、战略问题一般简单。它涉及到历史，文化观念，区域利益与世界政治格局的走向等等。

面对未来的中日关系，笔者认为应当采取的军事理论：战术上重视它，战略上忽视它。展开来说，战术上，中日关系对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外加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应当极力发展两国双边外交与贸易经济的往来，不但在政治高层形成良好互动，也同时应当在民间消除双方的隔阂。战略上，可以采取绕开直接的中日关系，直奔美国这个主题。只要在中美关系上处理好，对于中日关系，可以用美国的手来施压，就像美国拿日本作为幌子插手台海问题一般。

近日，主席在日本签署了中日第四个政治战略文件，打开了中日外交史又一新篇章。然而亲华政府的福田内阁支持率不断下降，未来中日走向仍旧迷雾重重。

【摘要】：本文简单论述上个世纪末小泉纯一郎执政的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政治冰点背后的原因，以及安倍晋三的“破冰之旅”和福田康夫的“融冰之旅”的意义。并且对于未来中日之间关系处理提出新的方针，展望未来中日之间的前景。

【关键词】：中日关系后小泉时代对日新思维破冰之旅融冰之旅

【参考文献】

1.《中日关系二十讲》刘永江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冷战后日本的保守主义与政治右倾化》张广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