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院范文10篇

国际法院范文篇1

1关于问题的“法律性质”(legalnature)

现行国际法院咨询意见制度，首见于国际联盟时期的《国联盟约》及《常设国际法院规约》。《国联盟约》第14条规定“行政院应筹拟设立经常国际审判法庭之计划，交联合会各会员采用，凡各造提出属于国际性质之争议，该法庭有权审理并判决之。凡争议或问题经行政院或大会有所咨询，该法庭亦可抒发意见”。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与诉讼管辖的重要区别在于，咨询案件仅涉及抽象的和特定领域里的法律问题，而诉讼案件几乎涉及国家之间实际出现的一切问题。这一点可以从其法律依据中得出结论。关于咨询管辖，《联合国宪章》第96条第1项规定：“大会或安全理事会对于任何法律问题得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联合国其他机关及各种专门机关对于其工作范围内之任何法律问题得随时以大会之授权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国际法院规约》第65条第1项规定：“法院对于任何法律问题如经任何团体由联合国宪章授权而请求或依照联合国宪章而请求时得发表咨询意见”。而对于诉讼管辖，《联合国宪章》第94条第1项规定：“联合国每一会员国为任何案件之当事国者，承诺遵行国际法院之判决”；《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1项规定：“法院之管辖包括各当事国提交之一切案件，及联合国宪章或现行条约及协约中所特定之一切事件”。实践证明，国际法院向来致力于将诸多案件单纯化及法律化。现行法院与常设国际法院相比，咨询管辖范围由“国际性质之争议”缩小为“任何法律问题”，现行国际法院显然在咨询案件方面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在本案辩论中以色列认为，大会征求的咨询意见不是针对《联合国宪章》第96条第1款和《国际法院规约》第65条第1款含义内的“法律问题”。按照这两个公约，一个问题若要构成“法律问题”，就必须合理地具体，否则法院就不能给予答复。而本咨询程序中的请求，不可能相当合理肯定地确定要求法院咨询的问题的法律含义，理由有二：首先，他们认为，关于建造隔离墙的“法律后果”问题，只允许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即要么法院裁定建造隔离墙是非法的，然后就此非法行为的法律后果提出意见，或者法院应推断建造隔离墙是非法的，然后就这一推定的非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发表意见。其中每种解释都会导致不应由法院采取的行动。其次，他们认为，向法院提出的问题不具有“法律”特征，因为问题不确切，很抽象，例如问题中没有具体说明是要求法院审理以色列的行为给哪一方带来的法律后果。

关于案件的“法律性质”，历来是法院咨询案审理过程当中焦点比较集中的问题，有时甚至受到当时国际政治的很大影响。如1948年“关于接纳联合国会员国的条件咨询意见案”或1950年“大会在接纳会员国之权限咨询意见案”就带有当时美国与苏联两大阵营对抗下的冷战格局的烙印。

显然，以色列方面提出的抗辩理由非常牵强，不经推敲。首先，大会提出的问题虽然可能牵涉到对某些政治问题进行评判，但这并不能作为否定问题“法律性质”的理由。正如法院在“世界卫生组织与埃及间关于1951年3月25日协定的解释问题”案所作的咨询意见中称：“无论某一问题的政治方面为何，法院都不能拒绝承认该问题的法律性质，此法律性质使法院得以行使它重要的司法职能，即评价各国可能从事的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法加于它们的义务”。在政治的考虑尤为突出的情况下，某一国际组织可能更需要从国际法院获得有关可适用于所争论问题的法律原则，而促使其向法院提出问题的动机可能具有的政治性质，和给予的意见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都与法院对这种问题确立管辖权无关。笔者非常赞同Koroma法官的意见：“向法院提出的问题既不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本身，也不是冲突的解决方案，而是在被占领土上建造隔离墙带来的法律后果。换言之，现行法律是否允许某占领国单方面改变被占领土的性质？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法律问题，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可从法律角度作出回答，而且不一定需要具备双边争端裁定的特点。”①本案中联合国大会提请国际法院就以色列修建隔离墙问题发表咨询意见，显然是从法律角度拟写的，涉及了国际法中的问题；按其性质而言，可以根据法律给予答复；而且确实也很难在法律依据以外给予答复。其次，认为“问题不确切，很抽象”而否认其“法律性质”也不妥。国际法院的判例清楚地表明，法院提供咨询意见的目的是指导联合国自己的行动，②即只提供指导性意见，不需要明确具体细节。具体国际争端的法律问题方面往往是抽象的。需要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案件往往也包括事实问题，但只要案件涉及国际法问题，无论它是否以法律用语来表述，它们原则上是法律性质的问题，即使联合国大会或者有关机构没有要求国际法院对当事方的权利和义务做出裁判，国际法院就对案件有管辖权。

2自卫与“危急情况”

在辩论中，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称，以色列修建隔离墙是一种自卫措施，而联合国安理会曾明确承认各国有权在对恐怖主义袭击进行自卫时使用武力，因此当然也承认了为此目的采用非武力措施的权利。同时，以色列还试图援用“危急情况”来排除其修建隔离墙行为的违法性。

《联合国宪章》第51条③承认在一国对另一国进行武力攻击的情况下存在自卫之自然权利。但是，以色列并未称对它的攻击可归责于一个外国。以色列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行使控制权，正如以色列自己所说，它认为成为修建隔离墙的原因的威胁来自领土内部而不是领土外部。这一情况显然不符合宪章第51条的规定，也不符合安理会提出的受到恐怖袭击的情形，因此，以色列无论如何不能援引这些规定来支持它正在行使自卫权利的主张。这也是法院断定《联合国宪章》第51条在本案中不具相关性的重要理由。

本案所涉及的一些公约含有对保障权利的限制条款或克减规定。由于这些条约本身的条款中已对此类考虑作出了规定，可以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就这些条约而言，是否可援引习惯国际法所承认的危急情况，作为排除正受到挑战的措施或决定的不法性的理由。然而，正如法院在有关加布奇科沃-毛罗斯项目案(匈牙利/斯洛伐克)中指出的那样：“危急情况是习惯国际法承认的一项理由”，“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得到接受”；危急情况“只有在某些严格规定的条件下才可以援引，必须以积累的方式满足这些条件；至于这些条件已否得到满足，不能只由所涉国家作出判断”。④国际法委员会也认为，受到挑战的行为“是该国保护基本利益，对抗某项严重迫切危险的唯一办法”，⑤而沿所选择的路线修建隔离墙显然不是以色列保护其利益、对抗严重迫切危险的唯一办法。因此，以色列不能以自卫权或危急情况为由排除修建隔离墙的不法性。在本案中，R.Higgins法官提出的两个观点值得商榷，他认为，第一，宪章第51条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有在国家发起武装攻击的时候才可以用自卫的手段；第二，不主张因为武力的使用源自被占领领土就否认这是一国对另一国的武装攻击。他的意思是，即使巴勒斯坦人在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仍然有保护本国国民的权利。”⑥关于第一点，笔者认为，自卫是指一个国家受到攻击时，它有权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以防卫自己不受攻击，击退进攻者并将进攻者赶出国境。国家的自卫权源于《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授权。根据该条，武力攻击事实之客观存在是行使自卫权的前提(首要)条件。《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任何国家受武力攻击(armedattack)时，在安理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条文规定“受武力攻击时”，这意味着：必须有武力攻击之客观事实存在，方能使用相应之武力进行反击(自卫)。换一个角度说：谁首先使用武力攻击他国，谁就构成对他国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的侵害，这是被侵害国可以使用相应武力进行自卫(反击)的合法根据。1873年加罗林号事件中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非常恰当地说明了自卫的基本因素。他认为必须是“刻不容缓的、压倒一切的、没有选择其它手段的余地、没有考虑的时间”，而且该行为应该不包含“任何不合理或过分，因为以自卫的必要为理由的行为必须为该必要所限制并明显地限于该必要范围之内”。⑦显然，以色列并未受到来自巴勒斯坦派遣的部队或雇佣兵的攻击，不存在“刻不容缓、压倒一切”的情形，而且正如R.Hggins法官所说，“虽然这堵墙看来是减少了对以色列平民的攻击，但所选的墙的建筑路线给与这些攻击没有相干的巴勒斯坦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自卫一说是站不住脚的。关于第二点，在许多情形下，自卫并不包括自卫的国家侵犯另一个国家领土主权的行动，因为采取自卫行动的国家其自卫行为限于将入侵者驱逐出其本国领土。我们回过头再来看《联合国宪章》对自卫的规定，第51条其实是第2条第4款的一种例外情形，也就是说，《联合国宪章》的制定者首要关注的是第2条第4款：“各会员国在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办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以及国际习惯法推论，我们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自卫包括了在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办法”侵害他国领土时对该国作出的行动，即使是在受害国采取了某种对抗措施的情况下。虽然，可能在一些情况下，自卫行动包含有对另一个国家领土的侵犯，例如，一个国家可能受到来自另一个国家领土的攻击，如跨界开枪，受攻击的国家可以有权采取自卫行动，即使为了抵御这种攻击可能包含对其他国家领土的侵犯和使用武力（这种情形可以归结为“刻不容缓的、压倒一切的、没有选择其它手段的余地”）。在本案中这种情形显然是不存在的。

3法院与安理会的职能关系问题

国际法院范文篇2

联合国国际法院（以下简称“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联合国宪章》第十四章、《国际法院规约》和《国际法院规则》是国际法院的主要法律文件。其中《联合国宪章》第十四章对国际法院的性质、当事国、咨询意见等做了原则性规定。而《国际法院规约》则是对《联合国宪章》第十四章的具体化，《国际法院规则》是《国际法院规约》的具体实施细则。

国际法院的组织国际法院由15名法官组成。法官来自不同的国家，但不代表任何国家，更不受其本国政府制约。法官由安理会和大会同时但分别独立进行选举，候选人只有同时在这两个机关获得绝对多数票以后才能当选。法官任期九年，可以连选连任。国际法院设正副院长各一名，由国际法院法官自行选举产生，任期3年，可以连选连任。国际法院下设书记处，设书记官长，副书记官长和其他工作人员，书记官长在国际法院院长指导下工作。书记处处理国际法院的一切日常行政事务工作以及国际法院随时委托其执行的其他职务。

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分为对人管辖权和对物管辖权。对人管辖权是指谁可以成为国际法院的诉讼当事方。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只有主权国家才能成为诉讼当事国，具体有三种情况：1，联合国会员国是国际法院规约的当然当事国。2，非联合国会员国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成为《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3，既非联合国会员国亦非规约当事国，可以根据安理会的决定成为诉讼当事国。国际法院的管辖权以当事国的自愿接受为前提。国际法院的对物管辖权，是指什么事项可以成为国际法院管辖的对象。国际法院的对物管辖权非常广泛，包括了当事国各方提交的一切案件及联合国宪章、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规定的一切事件。它甚至超越了国际公法的范围，延伸到了国际私法的领域。

国际法院适用的法律国际法院适用的是国际法，《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对国际法的内涵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即：1，国际条约或公约；2，国际习惯法；3，文明国家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4，作为确定法律原则补充资料的司法判例和权威国际公法学家的学说；5，公允及善良原则。

国际法院的程序国际法院的程序依下列步骤进行：1，起诉。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提交请求书起诉，二是以提交特别协定起诉。2，书面程序和口头程序。书面程序进行四轮辩论。口头程序进行两轮辩论。3，评议及宣判。此外，国际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还常常有下列特别程序：1，临时保全措施。2，第三方参加。3，反诉。

二、国际法院的管辖权问题

国际法院虽然有“世界法院”的美誉，但它并不是超越于国家之上的司法机构，因此并不像国内法院那样具有强制管辖权。由于管辖权是国际法院审理案件的基础，而目前世界各国在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的问题并未呈现积极的姿态，所以，国际法院多年来曾经多次呼吁世界各国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国际法院允许当事国通过多种方式灵活地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具体来说有以下四种方式：1，通过发表声明接受国际法院的任意强制管辖权。所谓任意强制管辖权是指当事国可以决定是否发表声明决定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但一经声明接受，法院便有强制管辖权。目前世界上已经有60多个国家接受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2，当事国双方向国际法院提交特别协定，从而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3，通过多边国际公约中关于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的条款，从而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4，当事国以默示同意的方式允许国际法院行使管辖权。这些方法在扩大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如下：

关于国际法院的“任意强制管辖权”的问题虽然世界上已经有60多个国家接受了国际法院的任意强制管辖权，但多数国家在接受强制管辖权时附有各种各样的保留。如有的国家规定只将某些特定案件提交国际法院管辖；有的国家规定只将与某些特定国家之间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管辖。这些保留削弱了国际法院的管辖权。目前问题最大的一种保留是不将“内政问题”提交给国际法院的保留。这种保留是美国和法国首先提出的，由于目前国际社会对于什么是“内政问题”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对于什么是“内政问题”只能由美国法国等保留提出国自己说了算，这极大地削弱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另一个问题是最新出现的也是很值得研究的，即“保留的歧视性”问题。以巴基斯坦诉印度非法用武力案为例，在该案中，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接受国，但印度在接受联合国国际法院管辖权时，附有一项保留即“它只将与英联邦成员国发生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印度据此认为由于巴基斯坦不是英联邦成员国，故国际法院没有管辖权，而巴基斯坦反驳说这项保留是带有歧视性的，应视为无效。国际法院认为“保留本身往往是具有歧视性的”，故不能采纳巴基斯坦的意见。对于保留的歧视性问题还要进一步作研究。

关于国际法院的“先决反对”（preliminaryobjection）的问题先决反对是指国际法院虽然对案件有管辖权，但是由于案件的标的已经不存在或由于裁决将涉及第三方的利益，将会使裁决变得执行不能（inadmissible），从而撤销案件的行为。以刚果诉比利时案为例，在该案中刚果向世界各国发出通缉令，通缉本国的外交部长，比利时拒绝刚果在比利时通缉令，刚果为此诉至国际法院。比利时认为被通缉者在案件起诉后已不再担任刚果的外交部长一职，这样该案就不具有国际法上的利益，从而转化为一般的刑事案件，简单说，该案的标的物已经不存了。国际法院倾向于比利时的观点。再以东帝汶案为例。东帝汶原是葡萄牙的殖民地，70年代被印度尼西亚兼并。后来，东帝汶与澳大利亚签订了一个划分大陆架的协定，而葡萄牙认为该协议是无效的，理由是未得到宗主国葡萄牙的同意。为此葡萄牙将澳大利亚诉至国际法院。澳大利亚认为该案的先决问题是诉讼主体是否合法，而认定诉讼主体是否合法的关键是东帝汶被印度尼西亚占领是否合法，如果该占领是合法的，则本案的当事国是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如果该占领是非法的，则本案的当事国是葡萄牙和澳大利亚。由于本案涉及第三国-印度尼西亚的利益，将导致案件裁决成果执行不能，故澳大利亚请求国际法院驳回此案。国际法院认为澳大利亚的理由成立，裁决驳回该案。先决反对虽然会使国际法院失去对一些案件的管辖权，但也有利于国际法院司法的效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值得认真研究。

中国以前一直没有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也没有将任何争端提交国际法院，并且对于多边国际公约中关于选择国际法院作为争端解决机构的条款采取了保留的态度。但是，在中国最近加入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中国同意了该条约中关于选择国际法院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机构。

如何在国际法院进行诉讼从总体上说，国际法院审理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国际法为准绳。但对于当事国来说，掌握诉讼方法还是非常必要的。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首先，当事国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时，应当阐明两点。（1）当事国应该详细地说明诉讼事由。（2）应该尽一切可能说明国际法院管辖权的依据。前者也是当事国希望通

过国际法院诉讼达到的目的，所以诉讼请求绝对不能含糊不清或模棱两可。后者是当事国将案件提交给国际法院审理的依据，也很重要。

其次，当事国在国际法院诉讼进行中，应该讲清楚两点。（1）把事实讲清楚。（2）把法律依据讲清楚。只有在事实和法律都清楚的前提下，国际法院的法官才能作出公正的判决。

再次，当事国在国际法院诉讼过程中，还要具备诉讼人。国际法院的诉讼人与国内法院的诉讼人不同。前者是代表国家进行诉讼，后者是代表个人或法人进行诉讼。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指派本国的外交部长担任诉讼人的，英联邦国家则指派本国的司法部长担任诉讼人。

第四，当事国在国际法院进行诉讼时，要配备一个强大的律师团。因为律师团精通法律和诉讼程序，能够在国际法院的诉讼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以刚果诉比利时案为例，刚果在临时措施诉讼中指派的律师只懂刑法而不懂国际法，结果一败涂地。所幸的是，刚果及时纠正了这一做法，派出了精通国际法的强大的律师团，从而在第二阶段的诉讼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一点是很值得学习的。实际上，国际上一些著名国际法学者如劳特派特、小劳特派特、布朗利都曾担任过国际法院诉讼当事国的律师。

三、国际法院的公正性和权威性问题

国际法院成立至今以来，为保证其公正性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国际法院规约》第九条规定，国际法院法官为品格高尚并在各国具有最高司法职位的任命资格或公认为国际法之法学家选举之；如《国际法院规约》第九条规定，法官全体确能代表世界各大文化及主要法系。根据该条，国际法院15名法官在构成上考虑了各大洲的平衡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衡。再如，国际法院还引入了“专案法官”（又称“特别法官”）制度。即在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如一方当事国有本国国籍的法官，他方当事国也有权选派一人作为法官参与该案的审判；如双方当事国都没有本国国籍的法官，则双方都可以选派法官一人参与该案的审判。“专案法官”制度的引入就是为了顾及当事国籍法官的平衡性从而保证国际法院判案的公正性。又如，《国际法院规约》还规定，如果国际法院院长是争端当事国国民时，则该院长的职能由副院长代行。

国际法院范文篇3

联合国国际法院（以下简称“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联合国宪章》第十四章、《国际法院规约》和《国际法院规则》是国际法院的主要法律文件。其中《联合国宪章》第十四章对国际法院的性质、当事国、咨询意见等做了原则性规定。而《国际法院规约》则是对《联合国宪章》第十四章的具体化，《国际法院规则》是《国际法院规约》的具体实施细则。

国际法院的组织国际法院由15名法官组成。法官来自不同的国家，但不代表任何国家，更不受其本国政府制约。法官由安理会和大会同时但分别独立进行选举，候选人只有同时在这两个机关获得绝对多数票以后才能当选。法官任期九年，可以连选连任。国际法院设正副院长各一名，由国际法院法官自行选举产生，任期3年，可以连选连任。国际法院下设书记处，设书记官长，副书记官长和其他工作人员，书记官长在国际法院院长指导下工作。书记处处理国际法院的一切日常行政事务工作以及国际法院随时委托其执行的其他职务。

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分为对人管辖权和对物管辖权。对人管辖权是指谁可以成为国际法院的诉讼当事方。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只有主权国家才能成为诉讼当事国，具体有三种情况：1，联合国会员国是国际法院规约的当然当事国。2，非联合国会员国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成为《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3，既非联合国会员国亦非规约当事国，可以根据安理会的决定成为诉讼当事国。国际法院的管辖权以当事国的自愿接受为前提。国际法院的对物管辖权，是指什么事项可以成为国际法院管辖的对象。国际法院的对物管辖权非常广泛，包括了当事国各方提交的一切案件及联合国宪章、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规定的一切事件。它甚至超越了国际公法的范围，延伸到了国际私法的领域。

国际法院适用的法律国际法院适用的是国际法，《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对国际法的内涵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即：1，国际条约或公约；2，国际习惯法；3，文明国家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4，作为确定法律原则补充资料的司法判例和权威国际公法学家的学说；5，公允及善良原则。

国际法院的程序国际法院的程序依下列步骤进行：1，起诉。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提交请求书起诉，二是以提交特别协定起诉。2，书面程序和口头程序。书面程序进行四轮辩论。口头程序进行两轮辩论。3，评议及宣判。此外，国际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还常常有下列特别程序：1，临时保全措施。2，第三方参加。3，反诉。

二、国际法院的管辖权问题

国际法院虽然有“世界法院”的美誉，但它并不是超越于国家之上的司法机构，因此并不像国内法院那样具有强制管辖权。由于管辖权是国际法院审理案件的基础，而目前世界各国在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的问题并未呈现积极的姿态，所以，国际法院多年来曾经多次呼吁世界各国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国际法院允许当事国通过多种方式灵活地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具体来说有以下四种方式：1，通过发表声明接受国际法院的任意强制管辖权。所谓任意强制管辖权是指当事国可以决定是否发表声明决定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但一经声明接受，法院便有强制管辖权。目前世界上已经有60多个国家接受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2，当事国双方向国际法院提交特别协定，从而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3，通过多边国际公约中关于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的条款，从而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4，当事国以默示同意的方式允许国际法院行使管辖权。这些方法在扩大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如下：

关于国际法院的“任意强制管辖权”的问题虽然世界上已经有60多个国家接受了国际法院的任意强制管辖权，但多数国家在接受强制管辖权时附有各种各样的保留。如有的国家规定只将某些特定案件提交国际法院管辖；有的国家规定只将与某些特定国家之间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管辖。这些保留削弱了国际法院的管辖权。目前问题最大的一种保留是不将“内政问题”提交给国际法院的保留。这种保留是美国和法国首先提出的，由于目前国际社会对于什么是“内政问题”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对于什么是“内政问题”只能由美国法国等保留提出国自己说了算，这极大地削弱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另一个问题是最新出现的也是很值得研究的，即“保留的歧视性”问题。以巴基斯坦诉印度非法用武力案为例，在该案中，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接受国，但印度在接受联合国国际法院管辖权时，附有一项保留即“它只将与英联邦成员国发生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印度据此认为由于巴基斯坦不是英联邦成员国，故国际法院没有管辖权，而巴基斯坦反驳说这项保留是带有歧视性的，应视为无效。国际法院认为“保留本身往往是具有歧视性的”，故不能采纳巴基斯坦的意见。对于保留的歧视性问题还要进一步作研究。转关于国际法院的“先决反对”（preliminaryobjection）的问题先决反对是指国际法院虽然对案件有管辖权，但是由于案件的标的已经不存在或由于裁决将涉及第三方的利益，将会使裁决变得执行不能（inadmissible），从而撤销案件的行为。以刚果诉比利时案为例，在该案中刚果向世界各国发出通缉令，通缉本国的外交部长，比利时拒绝刚果在比利时通缉令，刚果为此诉至国际法院。比利时认为被通缉者在案件起诉后已不再担任刚果的外交部长一职，这样该案就不具有国际法上的利益，从而转化为一般的刑事案件，简单说，该案的标的物已经不存了。国际法院倾向于比利时的观点。再以东帝汶案为例。东帝汶原是葡萄牙的殖民地，70年代被印度尼西亚兼并。后来，东帝汶与澳大利亚签订了一个划分大陆架的协定，而葡萄牙认为该协议是无效的，理由是未得到宗主国葡萄牙的同意。为此葡萄牙将澳大利亚诉至国际法院。澳大利亚认为该案的先决问题是诉讼主体是否合法，而认定诉讼主体是否合法的关键是东帝汶被印度尼西亚占领是否合法，如果该占领是合法的，则本案的当事国是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如果该占领是非法的，则本案的当事国是葡萄牙和澳大利亚。由于本案涉及第三国-印度尼西亚的利益，将导致案件裁决成果执行不能，故澳大利亚请求国际法院驳回此案。国际法院认为澳大利亚的理由成立，裁决驳回该案。先决反对虽然会使国际法院失去对一些案件的管辖权，但也有利于国际法院司法的效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值得认真研究。

中国以前一直没有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也没有将任何争端提交国际法院，并且对于多边国际公约中关于选择国际法院作为争端解决机构的条款采取了保留的态度。但是，在中国最近加入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中国同意了该条约中关于选择国际法院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机构。

如何在国际法院进行诉讼从总体上说，国际法院审理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国际法为准绳。但对于当事国来说，掌握诉讼方法还是非常必要的。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首先，当事国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时，应当阐明两点。（1）当事国应该详细地说明诉讼事由。（2）应该尽一切可能说明国际法院管辖权的依据。前者也是当事国希望通过国际法院诉讼达到的目的，所以诉讼请求绝对不能含糊不清或模棱两可。后者是当事国将案件提交给国际法院审理的依据，也很重要。

其次，当事国在国际法院诉讼进行中，应该讲清楚两点。（1）把事实讲清楚。（2）把法律依据讲清楚。只有在事实和法律都清楚的前提下，国际法院的法官才能作出公正的判决。

再次，当事国在国际法院诉讼过程中，还要具备诉讼人。国际法院的诉讼人与国内法院的诉讼人不同。前者是代表国家进行诉讼，后者是代表个人或法人进行诉讼。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指派本国的外交部长担任诉讼人的，英联邦国家则指派本国的司法部长担任诉讼人。

第四，当事国在国际法院进行诉讼时，要配备一个强大的律师团。因为律师团精通法律和诉讼程序，能够在国际法院的诉讼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以刚果诉比利时案为例，刚果在临时措施诉讼中指派的律师只懂刑法而不懂国际法，结果一败涂地。所幸的是，刚果及时纠正了这一做法，派出了精通国际法的强大的律师团，从而在第二阶段的诉讼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一点是很值得学习的。实际上，国际上一些著名国际法学者如劳特派特、小劳特派特、布朗利都曾担任过国际法院诉讼当事国的律师。

三、国际法院的公正性和权威性问题

国际法院成立至今以来，为保证其公正性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国际法院规约》第九条规定，国际法院法官为品格高尚并在各国具有最高司法职位的任命资格或公认为国际法之法学家选举之；如《国际法院规约》第九条规定，法官全体确能代表世界各大文化及主要法系。根据该条，国际法院15名法官在构成上考虑了各大洲的平衡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衡。再如，国际法院还引入了“专案法官”（又称“特别法官”）制度。即在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如一方当事国有本国国籍的法官，他方当事国也有权选派一人作为法官参与该案的审判；如双方当事国都没有本国国籍的法官，则双方都可以选派法官一人参与该案的审判。“专案法官”制度的引入就是为了顾及当事国籍法官的平衡性从而保证国际法院判案的公正性。又如，《国际法院规约》还规定，如果国际法院院长是争端当事国国民时，则该院长的职能由副院长代行。

国际法院范文篇4

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CourtofJusticeICJ）从成立至今，已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它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这一逐渐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结晶。国际法院产生之前，国家之间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主要是谈判、调停、和解和仲裁。仲裁方式有其便利快捷的优势，但国际社会要求采用比仲裁更具强制力的司法程序以和平解决争端的呼声愈加强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创立了“常设国际法院”，此后在1922年至1940年，该法院就国家间的29个案件做出了判决，并发表了27项咨询意见，几乎都得到了执行。常设国际法院的司法权威得到了普遍认可，但该法院的活动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被迫中止。二战后的1945年联合国成立，国际法院随之诞生，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国际法院的职能有两项：一是解决国际争端：即通过行使诉讼管辖权，处理关于国家之间争端的案件。因此，国际法院不能受理一个国家与一个国际组织间或两个国际组织间的争端，也不能处理书记官处收到的私营实体或个人提出的书面或口头请示书。二是发表咨询意见，即通过行使咨询管辖权为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等国际机构提供法律咨询意见。从国际法院的管辖范围来看，它是具有明确权限的民事法院，没有刑事管辖权，无法审判个人刑事犯罪（如战犯）。国际法院不是国家司法机构可以上诉的最高法院，不是个人提出最终申诉的法院，也不是任何国际法庭的上诉法院，但在其具有管辖权的案件中，国际法院具有最终仲裁裁决的权力。

常设国际法院作为国际法院的前身，与国际法院之间保持了很大的连续性，国际法院规约与常设国际法院规约几乎完全相同。1945年10月，常设国际法院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决定将其档案和财产移交国际法院，国际法院也将设在海牙和平宫；1946年4月，常设国际法院正式解散。自此，国际法院成为唯一一个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国际性司法组织。

另一方面，国际法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国际法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在立法形式上，条约已经成为主要形式，但是在条约和习惯之外，大量的无拘束力的国际协定、联合国大会决议及国际会议宣言也闪亮登场。[1]国际法的普及推广，也使国际法院的地位得以进一步提升。

二、国际法院改革势在必行

1.全球化带来新挑战

在国际社会，伴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国际争端的复杂性也大大增加，国际争端的种类明显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环保、裁军、领土争端和人权等问题一起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如1948年《人权宣言》缔结以来，国际间达成共识，即人生而具有的权利和自由不容践踏，而违反这些共同的权利和自由，不再是各国内部不容干涉的事情，而成了国际法关注的领域。再如《儿童权利公约》、《严禁酷刑条约》等，都为调整各国间关系、谋求人类共同利益,起着积极作用。当然，这些凝聚着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公约在二战结束时，并未立即出现，而是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国际法院对其中的很多还没有管辖权，那么如何面对这些复杂的国际争端，是其不能回避的问题。

2.其他区域性或国际性法院的出现对国际法院的影响

国际海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前南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等国际性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等区域法庭的增加与扩散，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法院的权威构成了冲击[2]。至今在国际体系中，共有90多个机构被国家授予解释国际法的职责[3]。

国际性法庭的增多无疑是有利于国际社会的，这意味着扩大了国际法管辖的范围，也扩大了可裁判范围，有利于解决复杂的国际争端，也推动了国际法朝有利的方向发展[4]。但是,由于这些国际性或区域性法庭之间不存在组织结构关系，因此可能不能保证国际司法体系统一性；虽然这些法院的管辖权大多具有专门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要与国际法院的管辖权相重合，从而导致“挑选法院”和“法庭判决相互抵触”的问题。这种管辖权的冲突必将危及国际司法体系未来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3.联合国正在改革之中，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的国际法院有义务参与其中

联合国改革的步伐在近些年来不断加快，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的一分子，也要改革自己不完善的地方，整个国际法院改革的目标应当定位在维护联合国体系的一致性，增强法院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提高法院的工作效率。60余年间，虽然国际法院完成的改革不多，但有关改革方案和建议却不胜枚举，涉及的主要问题有诉讼管辖及诉讼主体的扩大、任择强制管辖的接受及其保留范围、咨询管辖权主体的扩大、特别（临时）分庭的设立和专案法官的选派等[5]。总体来讲，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不显著。

总之，全球化的挑战与更多区域性和国际性法院的出现以及联合国改革的要求都使得国际院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转

三、推动国际法院改革的现实途径：扩大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

1.诉讼管辖权不足以应付日趋复杂的国际争端显示

在国际社会，大量法律问题的解决因为关系到个国家的利益或者单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已经超出国家诉讼模式的范围，利用诉讼管辖权根本无法解这些问题。加强国际法院的作用就要从国际法院的两项权能入手，国际法院的职权主要有两个部分，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和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前者是指国际法院审理争端当事国提交的诉讼案件的权利，是国际法院具有司法性质的职能。由于国际法院并非世界范围内的上诉法院，无权通过判决方式对其它国际性法庭的判决加以裁判；诉讼管辖权的行使受到众多羁绊，最根本的是国际法院没有强制管辖权，只要有一方国家不同意，则诉讼管辖就成了无源之水，而国际法院六十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因很多时候关系到某些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并不愿意接受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因此，我们从国际法院的另一管辖权——咨询管辖权入手就成为不二的选择。

2.提高国际院审理案件的公正性与效率性，促使更多的国家愿意选择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

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是建立在国家自愿选择的基础上，因此，主观方面，要提高各国家接受管辖的意愿，客观方面，国际法院也要改革自身的机构设置，在保证审判公正性的前提下，提高审理程序的效率性。正如联合国唯一一位华人国际法院院长史久镛大法官所说，加强国际法院的作用，以此解决各国间的争端，是以各国政府自愿接受为前提条件的。所以,只有各国政府共同认识到将纠纷提交给中立司法机构，是有效消除旧怨、重建和平的最佳途径,国际法院才能发挥起促进和平、发展的作用。

3.提升国际法院权威，促使有申请咨询意见权利的机构充分行使其权利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有权提请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有联合国机关、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其他机构等共22个单位。在联合国建立以来的六十多年里，国际法院共受理了27件咨询请求，涉及领土纠纷、武力的使用、去殖民化、外交关系、庇护权、国籍、过境权和经济权利等方面。

虽然案件涉及面比较广，但数量并不是很多，究其原因，主要是有些组织机构出于某种考虑不愿加以利用。如出于某种政治考虑，担心“法院的手伸得过长”进入其“势力范围”及其成员国出于维护自身长远和根本利益的考虑担心咨询管辖权被滥用。

4.扩大有权申请国际法院咨询管辖的主体范围

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程序在推动国际法发展和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它是一个尚未经充分利用的宝贵办法。目前，有权申请国际法院行使咨询管辖权的主体，除了专门机构之外，大量的其他全球性或地区性国际组织未被授予申请权。国际社会在该问题上也作出过很多努力，如国际法协会（InternationalLawAssociation）1956年曾建议，授权其他国际组织包括区域性国际组织以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权利。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委员会的辩论中,美、英、阿联酋、埃塞俄比亚等国,也极力主张把授权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组织范围扩大,包括所有专门机构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联合国年鉴》1970）。

摘要：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在维护国际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是国际法院的两项权能之一，在以国际法院改革为背景,在保证国际法院审理案件的公正性与效率性的前提下，探讨加强国际法院作用的现实途径，即扩大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的范围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国际法院；联合国；咨询管辖权；诉讼管辖权

参考文献：

[1]范志明.构想出来的和平—国际法院概览[J].域外撷英，2003，（3）.

[2]纽约大学国际法律与政治.（NewYorkUniversity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andpolities）1999，（31）.

[3]ShaneSpelliscy,theproliferationofinternationaltribunals:aclinkinthearmor.Availableat：web.lexis-/uni-

verse/doclistp_m.

国际法院范文篇5

首先，我先讲一下国际法院管辖权。管辖权包括两方面：一是咨询管辖权、二是诉讼管辖权，其中咨询管辖权是指有资格提出诉讼的国家。国际法院只能审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端。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只有理约国的会员国有这种权利。那么理约国非会员国能否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可以，但必须借助安理会关于国际法院规约的条件。例如瑞士，瑞士不是理约国的会员国，但他就借助了安理会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有资格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不等于国际法院有管辖权。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还记得南斯拉夫危机时美国炸了我们的大使馆吧，当时我们国内很多人都主张把这个案子交给国际法院来裁决，这样就造成了两国紧张的局势。中国做为理约国的会员国有权向国际法院起诉美国这一行为，但问题在于中国能否提出诉讼，提出诉讼的条件就涉及到法院管辖权的问题。法院管辖权行使的前提必须是当事国双方自愿，大家考虑一下，如果中国对美国起诉法院的管辖权在什么地方？换个说法，如果被起诉方不同意国际法院该如何解决呢？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例条第六款如果双方对管辖权发生异议将由双方自行解决管辖权问题。那么一个诉讼当事国怎样表达对法院管辖权的问题，当事国决定法院管辖权有几种办法：第一种是借助法院规约第三条第二款即强制执行管辖权；第二种是当事国双方签订专门协定；第三种是制定解决争端的条款。第一种办法就是说当事国可以事先发表声明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执行，假定当事国双方都事先发表这样一份声明，那么事情就比较好解决了。在中美使馆这个问题上，如果中美同时发表过类似声明，那么我们说国际法院就有权执行管辖权。但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发表声明时都持有一定的保留，并且国际法没有规定保留范围。例如美国曾经发表过在内政争端方面不接受管辖权，甚至美国还对内政这个词做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内政即由美国来决定的事。大家不难看出，事实上美国对内政这个词的解释就是对国际法管辖权的完全否认。因此在国际法院中有一部分法官认为这是非法的，而另一部分法官认为国际法对这方面的规定是不明确的，那么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第二种办法是当事国双方在谈判无效的情况下将案件交给国际法院裁判，双方通过裁判达成共识并签订协议。一般情况下这种方法是最好的。第三种办法就是如果当事国对公约中规定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性发生分歧时可以通过国际法院进行裁决，但这只是公约的附加条件。例如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最后就有类似的条款，但这个公约的特点是如果你参加就没有保留权。大家都知道，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一个旧的化学武器的问题。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留下的化学武器问题根据公约日本就必须帮助中国解决，如果双方发生分歧可以通过国际院进行裁决。这里还有第四种办法，关于第四种办法有一个例子：英国与阿尔巴尼亚曾经在一次海上事故中产生争端。当时英国的船只在靠近阿尔巴尼亚领海的海域内被阿的水雷击中沉没，英国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但阿认为国际法院没有执行管辖权的依据。而国际法院对阿的拒绝也做出了回答，国际法院的依据是：阿曾经在这之前对安理会关于在规定海域内有意阻挠别国船只航行并涉嫌武力攻击的国家，交予国际法院裁决的声明表示支持，而英国正是根据这一声明对阿进行起诉地，因此根据这一点国际法院认为有管辖权。

法院的管辖权分为这几种方式，但这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当事国双方是通过特殊协议将案件提交给国际法院的，否则他们不会接受国际法院的裁决。因为他们都会强调管辖权的问题，这里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法院没有管辖权；第二种情况是法院有管辖权但不允许法院来解决。

有这样一个例子能够反映第一种情况。大概在去年，巴基斯坦向印度提出诉讼。因为印度在印巴边界上用导弹击落了巴基斯坦的一架海军飞机，当时巴基斯坦在国际法管辖权方面的依据是根据印巴两国曾经在借助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方面发表过联合声明。但印度方面认为当时在作联合声明时他们是有保留地。其中声明中有这样一条：“曾经参加过英联邦的国家，不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因此印度认为国际法院没有管辖权。印度这种说法事实上是针对巴基斯坦的，因为印度曾经在印巴冲突中由于同时与巴基斯坦接受管辖权而遇到过这方面的教训。为此印度立即在事后修改了声明中的一些条款，例如刚刚提到的那一条。巴基斯坦方面对印度提出的说法给予了反驳，巴认为印度的这些条款是对巴的歧视。但法院是怎样解决地呢？法院认为印度的保留是有根据的，因此法院宣判印度胜诉。说到这里大家肯定会问为什么要判印度胜诉。因为国际法院与一个国家的法院有着本质的区别。国家法院是由直接政府控制地，因此在审理案件时不会考虑自身有无管辖权。而国际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考虑到公正性以及一些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因此必须依照国际法和一些相关的国际公约来受理。

另一种情况有这样一个例子。伊朗曾经起诉美国，原因是在两伊战争时美国炸毁了伊朗在海上的几个钻井平台，要求美国为此赔偿。管辖权的依据是什么？因为伊朗并没有接受法院的强制管辖权，而美国因为在尼加拉瓜案件上的失败也退出了强制管辖权。1949年伊美之间曾经建立了《合并通商友好条约》，伊朗提出美国违背了条约的规定。而美国反驳伊朗，说这不涉及到自由通商法的问题，这与中立法和战争法有关，因此美国认为法院没有管辖权。那么法院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法院认为这个案件与自由通商法有着直接的联系，因为伊朗的海上石油平台有很多石油管道是与其他国家相连地，这就说明伊朗和其他国家有石油生意。那么法院认为这个案件触及了自由通商法，因此法院就有管辖权。但法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始审理此案，因为当事国双方都想再等一等。

通过以上这两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并不是由当事国单方面提出诉讼或认同才能执行地。因为这涉及到当事国双方的认同协议以及对法律适用性的认可。

下面我想讲一讲国际法中的实体法部分，对于这部分我想结合卡塔尔和巴林的案件来给大家做一下说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中东问题。从海洋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国际问题，而且通过这个案件更加丰富了海洋划界方面的很多法规。如果具体分析这个案件，我想就需要地图了，所以今天我只能原则性的给大家讲一讲。大家知道三十多年来，由于国际法对于海洋划界的法规较少，因此国际上类似的争端层出不穷。最初国际上对于海洋划界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等距离的方法、另一种是依据公平的原则进行划分。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现在海洋法可以区分领海划界、大陆架、捕鱼区以及专属经济区。但是国际法院目前又把大陆架、捕鱼区、专属经济区的相关法规进行了完善。下面就卡塔尔和巴林的地理位置进行说明。巴林是波斯湾中南部的一个岛国，卡塔尔是卡塔尔半岛南部的一个国家。两国东西部接壤、北部相对，因此这个案件就涉及到两国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划分。当时卡塔尔在诉讼中要求国际法院对整个海域单一分界线进行划分，国际法院认为两国海域的南部是接壤的，而两国的领海是

重叠的。两国的领海总共24海里，但许多地区没有超过24海里，所以大部分都是重叠的。因此南部存在一个划分领海的问题，不存在划分经济区的问题，而北部存在划分经济区的问题。

首先讲一讲划分领海的问题，在划分领海时国际法院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两国领海的海岸起点应该在哪？关于海洋划界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以正常基线为准；第二种是以领海基线为准。在1951年之前，国际上在领海划分问题上一直采用正常基线。直到1951年以后，由于英国的一些渔业方面的案子，国际上才开始采用领海基线。正常基线只适用于那些海岸线变化不明显的地区，领海基线是在1958年才正式启用。1982年的理约国海洋法公约还规定了此基线不得脱离海岸线的总体走向，此基线以内的水域必须与大陆紧密的接触，使此基线以内的水域能够成为内水。国际法院在卡塔尔、巴林这个案子上第一次使用82年的这项条款，并且国际法院在判决这个案件时也特别强调了这项条款属于习惯国际法。为什么法院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巴林已经签订并批准了这一条款而卡塔尔还没有签，这项条款对单方是无效地。在基线这个问题上，巴林认为在他主岛东部的海域上包含了许多小岛以及重要资源，这些岛屿、资源与巴林的主岛形成了群岛。巴林从这个问题上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巴林有权将这些群岛连接在一起，这样可以扩大他的领海。但是国际法院不同意巴林的观点，一方面国际法院承认了巴林群岛组成部分的观点，但国际法院认为这些组成部分并不是在海岸线以内，也没有紧靠海岸线的岛屿。并且巴林的情况并不符合1982年的海洋法公约。如果巴林有权划分领海，那么只有一种情况：按照海洋法公约宣布自己是群岛国，但这之前巴林并没有宣布过自己是群岛国，因此法院决定使用正常基线在巴林和卡塔尔之间划定一条等距离分界线做为临时分界线。这个案件的判决并不是只对巴林领海的划分，事实上是对巴林卡塔尔两国领海的划分。海洋法公约规定对两国领海的划分不仅仅靠正常基线的方法，如果涉及到历史原因或其他特殊情况那么有必须采用不同的原则对领海进行划分。一般情况下使用正常基线划分是在双边条约的前提下进行地，但这个案件是国际法院在历史上第一次被要求在两国领海之间划一条分界线。

国际法院在划分两国领海时分两个步骤。首先在两国领海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然后再依据一些特殊原因进行调整。当时国际法院把这两国之间所有的小岛甚至是珊瑚礁都进行具体分析，但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也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在两国之间的海域中有很多退潮时露出海面的部分。按照海洋法规定，如果退潮时露出海面的部分在一个国家主岛的领海宽度以内，那么这些部分就可以做为测量领海宽度的自然基准。反之，如果这些部分在领海宽度以外，那么就不能做为测量基准。但巴林和卡塔尔有一个特殊情况，两国领海的退潮露出水面部分有些是重叠的，从原则上讲两国都有权以这些部分为基准进行领海宽度测量，这只是从一方面来看。但从划分界限来看，两国相互对立的权利已经抵消了。这时巴林提出了很早以前就已经取得了拥有退潮部分的权利，事实上巴林是在这个问题上把卡塔尔的测量权排除了。国际法院没有接受巴林的这一观点，因为国际法院认为两国领海重叠的部分按照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不能由其中任何一方独占或拥有，不能因重叠的部分对划分领海造成不公平的结果。

在这个案件中，法院认为巴林附近有一个很小的岛，长度有12米、宽度有4米，退潮时露出水面的高度只有4米。但法院也允许巴林把它做为一个特殊的分界点，使巴林的领海能够穿过小岛的东侧。这样就扩大了领海的范围，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岛呢？做为分界依据对巴林来说确实有它的重要性，从对面领海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十分公平的。中线原本是穿过小岛的，这样做也是对中线的调整。

国际法院范文篇6

关键词：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

一、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的背景与意义

国际刑事法院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追究个人国际犯罪刑事责任的常设国际刑事司法机构。该法院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规约》)及其相关文件为国际法渊源，被誉为“国际法领域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最具有创新意义和最令人振奋的发展”。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管辖权所不同的是，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确立了管辖权补充性原则，即将国际刑事法院司法管辖权作为特定情形下对国家司法管辖权的补充，避免形成凌驾于国家主权的国际司法特权。该原则涉及规约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是国际刑事法院与国家主权之间发展合乎国际法基本规范关系的基本准则，同时也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中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该原则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将直接关系到国际刑事法院的声誉和效能，决定着法院在追究和惩治“受到国际关注的最严重犯罪”个人刑事责任的正义性和正当性，成为规约序言中所宣示的“决心保证永远尊重并执行国际正义”精神之试金石。

国际刑事法院诞生至今不足5年，不仅内部机构(包括院长会议；上诉庭、审判庭和预审庭；检察官办公室；书记官处)的工作机制有待调适，而且其与世界各国(包括缔约国和非缔约国)、其他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关系也有待进一步规范和调整，因此必然需要经历一个痛苦而漫长的磨合期。管辖权是体现国家主权的必要范畴，而司法管辖(特别是刑事司法)是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管辖权与国家主权在范围上是不同的，但是两者之问的关系是密切的；一个国家行使管辖的权利是以它的主权为依据的。”但是，“在实践上管辖权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它既关系到国内法，同时也关系到国际法。”因此，研究、探讨乃至实践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原则时，应当始终秉承国际义务与国家主权均衡理念，努力达到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主权国家司法管辖权彼此互补、善意共存、精诚协作、正义至上的境界。

二、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的规定与要求

《规约》序言在不同方面体现了管辖权补充性原则。一方面，序言“重申《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特别是各国不得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而司法管辖权自主性是主权完整、政治独立的重要标志，理应受到尊重，享有优先权。另一方面，序言“强调本规约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允许任何缔约国插手他国内政中的武装冲突”，也即任何国家不得利用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威慑力和公信力，作为无端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和依据。并且，序言明确“强调根据本规约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对国内刑事管辖权起补充作用”，并“决心保证永远尊重国际正义的执行”，从而宣示：管辖权补充性原则应当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的基本准则，国际正义必须成为行使管辖权的最高价值目标。

同时，《规约》还进一步对有关操作性要求做出了明确规定。

2．1先决条件

根据《规约》第l2条的规定，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包括该国家应当是自动接受法院对《规约》第5条所述犯罪管辖权的缔约国，或者通过向书记官长提交声明，自愿接受法院对有关犯罪行使管辖权的非缔约国。由于《规约》第120条设定了“零保留”原则，如果一国通过国内法定程序批准加入规约，即可认为该国已经完全理解并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特定犯罪的管辖权。同时，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并不当然对非缔约国发生效力，而原则上应以该国自愿接受为先决条件(但有例外)，作为国家管辖权的补充。

2．2可受理性

这是管辖权补充性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最直接体现。《规约》第l7条第1款充分关注并“考虑到序言第1O段及第1条”(即补充性原则)的重要性，列举了法院应断定案件不可受理的以下若干情形：①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正在对该案件进行调查或起诉，除非该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切实进行调查或起诉；②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已经对该案进行调查，而且该国已决定不对有关的人进行起诉，除非做出这项决定是由于该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切实进行起诉；③有关的人已经由于作为控告理由的行为受到审判，根据《规约》第2o条第3款，本法院不得进行审判；④案件缺乏足够的严重程度，本法院无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充分理由。以上可以作为主权国家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抗辩理由。

2．3可受理性之质疑

根据《规约》第19条的规定，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以正在或已经调查或起诉该案件为理由提出质疑，或根据第12条需要其接受本法院管辖权的国家，有权对案件的可受理性提出质疑，也可以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质疑。如果上述国家提出质疑的，在法院依照第17条做出断定以前，检察官应暂停调查。

2．4保留与生效

虽然有学者指出：“对于不得对本《规约》作出保留(《规约》第102条)的任一缔约国来说，均属自动纳入该法院的受管对象。……从实质上看这是一种自愿强制性管辖。”但是，《规约》第124条(过渡条款)规定：“一国成为本规约缔约国可以声明，在本《规约》对该国生效后七年内，如果其国民被指控实施一项犯罪，或者有人被指控在其境内实施一项犯罪，该国不接受本法院对第8条(即战争罪——笔者注)所述一类犯罪的管辖权。”并且，在涉及法院管辖犯罪的修正案对于缔约国的生效方式上，《规约》也基本恪守了管辖权补充性原则。

三、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的完善与途径

在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机制中，检察官无疑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其核心权力是对国际刑事案件的调查权和起诉权。值得注意的是，《规约》有关条款赋予了检察官依据新事实、新证据可以就同一案件自主重复启动调查、起诉程序的权力，甚至经预审分庭同意可以修改、追加指控或代之以较严重的指控。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管辖权补充性原则。具体规定如下：

第一，根据《规约》第15条(检察官)第4款至第6款的规定，预审分庭在审查请求及辅助材料后，如果认为案件显然属于本法院管辖权内的案件，并且有合理根据进行调查，应授权开始调查。预审分庭拒绝授权调查，并不排除检察官以后根据新的事实或证据就同一情势再次提出请求。检察官自行根据有关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的资料开始调查，并对所收到的资料进行了初步审查后，如果认为所提供的资料不构成进行调查的合理根据，即应通知提供资料的人。这并不排除检察官审查根据新的事实或证据，就同一情势提交的进一步资料。

第二，根据《规约》第19条(质疑法院的管辖权或案件的可受理性)第10款的规定，如果法院根据第17条决定某一案件不可受理，检察官在确信发现的新事实否定原来根据第17条认定案件不可受理的依据时，可以请求复议上述决定。

国际法院范文篇7

关键词：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

一、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的背景与意义

国际刑事法院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追究个人国际犯罪刑事责任的常设国际刑事司法机构。该法院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规约》)及其相关文件为国际法渊源，被誉为“国际法领域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最具有创新意义和最令人振奋的发展”。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管辖权所不同的是，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确立了管辖权补充性原则，即将国际刑事法院司法管辖权作为特定情形下对国家司法管辖权的补充，避免形成凌驾于国家主权的国际司法特权。该原则涉及规约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是国际刑事法院与国家主权之间发展合乎国际法基本规范关系的基本准则，同时也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中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该原则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将直接关系到国际刑事法院的声誉和效能，决定着法院在追究和惩治“受到国际关注的最严重犯罪”个人刑事责任的正义性和正当性，成为规约序言中所宣示的“决心保证永远尊重并执行国际正义”精神之试金石。

国际刑事法院诞生至今不足5年，不仅内部机构(包括院长会议；上诉庭、审判庭和预审庭；检察官办公室；书记官处)的工作机制有待调适，而且其与世界各国(包括缔约国和非缔约国)、其他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关系也有待进一步规范和调整，因此必然需要经历一个痛苦而漫长的磨合期。管辖权是体现国家主权的必要范畴，而司法管辖(特别是刑事司法)是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管辖权与国家主权在范围上是不同的，但是两者之问的关系是密切的；一个国家行使管辖的权利是以它的主权为依据的。”但是，“在实践上管辖权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它既关系到国内法，同时也关系到国际法。”因此，研究、探讨乃至实践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原则时，应当始终秉承国际义务与国家主权均衡理念，努力达到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主权国家司法管辖权彼此互补、善意共存、精诚协作、正义至上的境界。

二、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的规定与要求

《规约》序言在不同方面体现了管辖权补充性原则。一方面，序言“重申《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特别是各国不得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而司法管辖权自主性是主权完整、政治独立的重要标志，理应受到尊重，享有优先权。另一方面，序言“强调本规约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允许任何缔约国插手他国内政中的武装冲突”，也即任何国家不得利用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威慑力和公信力，作为无端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和依据。并且，序言明确“强调根据本规约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对国内刑事管辖权起补充作用”，并“决心保证永远尊重国际正义的执行”，从而宣示：管辖权补充性原则应当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的基本准则，国际正义必须成为行使管辖权的最高价值目标。

同时，《规约》还进一步对有关操作性要求做出了明确规定。

2．1先决条件

根据《规约》第l2条的规定，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包括该国家应当是自动接受法院对《规约》第5条所述犯罪管辖权的缔约国，或者通过向书记官长提交声明，自愿接受法院对有关犯罪行使管辖权的非缔约国。由于《规约》第120条设定了“零保留”原则，如果一国通过国内法定程序批准加入规约，即可认为该国已经完全理解并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特定犯罪的管辖权。同时，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并不当然对非缔约国发生效力，而原则上应以该国自愿接受为先决条件(但有例外)，作为国家管辖权的补充。

2．2可受理性

这是管辖权补充性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最直接体现。《规约》第l7条第1款充分关注并“考虑到序言第1O段及第1条”(即补充性原则)的重要性，列举了法院应断定案件不可受理的以下若干情形：①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正在对该案件进行调查或起诉，除非该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切实进行调查或起诉；②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已经对该案进行调查，而且该国已决定不对有关的人进行起诉，除非做出这项决定是由于该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切实进行起诉；③有关的人已经由于作为控告理由的行为受到审判，根据《规约》第2o条第3款，本法院不得进行审判；④案件缺乏足够的严重程度，本法院无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充分理由。以上可以作为主权国家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抗辩理由。

2．3可受理性之质疑

根据《规约》第19条的规定，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以正在或已经调查或起诉该案件为理由提出质疑，或根据第12条需要其接受本法院管辖权的国家，有权对案件的可受理性提出质疑，也可以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质疑。如果上述国家提出质疑的，在法院依照第17条做出断定以前，检察官应暂停调查。

2．4保留与生效

虽然有学者指出：“对于不得对本《规约》作出保留(《规约》第102条)的任一缔约国来说，均属自动纳入该法院的受管对象。从实质上看这是一种自愿强制性管辖。”但是，《规约》第124条(过渡条款)规定：“一国成为本规约缔约国可以声明，在本《规约》对该国生效后七年内，如果其国民被指控实施一项犯罪，或者有人被指控在其境内实施一项犯罪，该国不接受本法院对第8条(即战争罪——笔者注)所述一类犯罪的管辖权。”并且，在涉及法院管辖犯罪的修正案对于缔约国的生效方式上，《规约》也基本恪守了管辖权补充性原则。

三、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的完善与途径

在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机制中，检察官无疑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其核心权力是对国际刑事案件的调查权和起诉权。值得注意的是，《规约》有关条款赋予了检察官依据新事实、新证据可以就同一案件自主重复启动调查、起诉程序的权力，甚至经预审分庭同意可以修改、追加指控或代之以较严重的指控。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管辖权补充性原则。具体规定如下：

第一，根据《规约》第15条(检察官)第4款至第6款的规定，预审分庭在审查请求及辅助材料后，如果认为案件显然属于本法院管辖权内的案件，并且有合理根据进行调查，应授权开始调查。预审分庭拒绝授权调查，并不排除检察官以后根据新的事实或证据就同一情势再次提出请求。检察官自行根据有关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的资料开始调查，并对所收到的资料进行了初步审查后，如果认为所提供的资料不构成进行调查的合理根据，即应通知提供资料的人。这并不排除检察官审查根据新的事实或证据，就同一情势提交的进一步资料。

第二，根据《规约》第19条(质疑法院的管辖权或案件的可受理性)第10款的规定，如果法院根据第17条决定某一案件不可受理，检察官在确信发现的新事实否定原来根据第17条认定案件不可受理的依据时，可以请求复议上述决定。

国际法院范文篇8

一、主要职能

法院的职能是双重的，根据国际法解决由国家提出的法律争议；对有关的国际组织提出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二、构成

国际法院由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所任命的任期为9年的15名法官组成。其中同一个国家不得有两名法官。每隔3年选举其中的三分之一，可以连选连任。法官不代表他们所在国的政府，而是独立审理案件。法官必须在其所在国具有被任命为最高法院的法官所具备的资格，或者是在国际法领域内公认的法学家。法院的构成必须反映世界上主要的文明类型和主要的法律制度的特征。如果法院在审理当事国提交的某个案件时，法院中没有作为该当事国公民的法官，那么，该当事国应当任命一名法官参加该案件的审理。目前，国际法院的法官构成是：院长：斯蒂芬。M.斯威伯尔（StephenM.Schwebel美国）；副院长：克里斯托夫。G.维拉蒙泰（ChristopherG.Weeramantry斯里兰卡）；法官来自日本、阿尔及利亚、法国、马达加斯加、匈牙利、中国、德国、塞拉利昂、俄罗斯联邦、英国、委内瑞拉、荷兰和巴西。主任书记员埃杜瓦多。华伦西亚－欧斯皮拿（EduardoValencia-Ospina）来自哥伦比亚，副主任书记员约翰－让。阿纳岱（Jean-JacquesArnaldez）来自法国。

三、诉讼当事人

只有国家才能成为国际法院的诉讼当事人（2）。联合国的成员国（目前是185个），还有两个不是成员国的瑙鲁和瑞士也有权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四、管辖范围（3）

只有当有关的国家以下列方式承认国际法院有权管辖某案件，国际法院才能管辖：

1、由有关的国家签订特别的协议应当由国际法院管辖的；

2、对于国际条约的解释或者是适用产生不同意见的条约的签订国，有权将此提交国际法院。目前有几百个国际条约可以被提交国际法院审查；

3、根据《国际法院规章》的规定作出声明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的，并且对方也应当是接受国际法院管辖的国家，目前已经有60个国家（4）作出了这样的声明，其中有些国家声明对某些案件的管辖权作出保留。

当是否应当由国际法院管辖发生争议时，由国际法院决定。

五、程序

由当事国根据《国际法院规章》以及根据《国际法院规章》制定的于1978年4月14日生效的法院规则的规定向国际法院提起案件。提起案件应当以书面形式提交诉状，对方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国际法院提交答辩状，并通知法院参加口头听政的人和律师的名单。法院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和法语，不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如果使用其中一种语言都应当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在进行公开的口头听政后，法院进行秘密审议，并公开作出判决。国际法院所作出的判决是终审性的，不得提起上诉。如果有关当事国不遵守判决，对方当事人就可以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请求救济。

法院在审议案件时以全体法官出席进行审议。不过，应当事国的请求，可以设立一个特殊的审判庭审议有关案件。国际法院在1982年第一次设立了这样的审判庭，1985年又设立了一个审判庭，1987年设立了两个审判庭。简易程序审判庭的成员由国际法院根据《国际法院规章》的规定每年选举一次。在1993年7月，国际法院设立了一个由7名法官组成的专门处理环境方面案件的审判庭。自1946年以来，国际法院已经作出了66份判决。争议的内容涉及到领土边界和海上边界、领土主权、不得使用武力、不干预它国内政、外交关系、劫持人质、庇护权、国籍、监护、过往权和经济权利等等。目前正在审议的案件有9件，内容涉及到条约解释、石油钻井台、领土界限、捕鱼权等等（5）。

六、适用的法源

国际法院审议案件的依据主要是正在生效的国际条约和公约、国际惯例、法律的一般原则，并且将参照过去的司法决定和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法学说和思想。

七、提供咨询意见

提供咨询意见的程序仅仅对国际性组织而言。目前有权向国际法院请求咨询意见的是联合国的6个组织以及联合国下的16个特殊的机构。在收到请求咨询意见的申请后，国际法院将决定要求有关的国家和组织提供必要的信息或者是给他们以进行书面或者是口头陈述的机会。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的程序与审议案件的程序是相似的，所适用的法源也一样。国际法院所提供的咨询意见原则上是建议性的，对请求咨询意见的机构不具有约束力。有些请求咨询意见的文件也可以事先声明国际法院所提供的咨询意见具有约束力。

自1946年以来，国际法院总共提供了23条咨询意见，内容涉及到联合国成员资格、在为联合国服务中的损失补偿问题、西南非洲的地位问题（纳米比亚）、联合国活动的开支、联合国文件的适用等等。最近的两个咨询意见是1996年7月就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在武装冲突中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以及联合国大会对使用核武器或者是核恐吓的合法性发表了意见。

参考文献：

（1）国际法院的前身是常设国际法院，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国际联盟公约第14条的规定设立的。1921年9月14日，国际联盟大会和理事会选出了全体法官，确定荷兰海牙和平宫为法院院址。1922年2月15日，常设国际法院第一次开庭，由荷兰籍法官罗德任院长。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开始生效。该宪章第7条第1款规定，设国际法院为联合国的主要机构。1946年4月18日，国际联盟宣告解散，常设国际法院正式撤销，联合国国际法院宣告成立。

（2）根据《国际法院规章》第34条的规定，只有国家才能成为国际法院的诉讼当事人。这些国家主要分三种类型：一是联合国会员国；二是属于国际法院会员国的非联合国会员国；三是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接受了安全理事会所确定的义务的国家。

国际法院范文篇9

一、主要职能

法院的职能是双重的，根据国际法解决由国家提出的法律争议；对有关的国际组织提出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二、构成

国际法院由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所任命的任期为9年的15名法官组成。其中同一个国家不得有两名法官。每隔3年选举其中的三分之一，可以连选连任。法官不代表他们所在国的政府，而是独立审理案件。法官必须在其所在国具有被任命为最高法院的法官所具备的资格，或者是在国际法领域内公认的法学家。法院的构成必须反映世界上主要的文明类型和主要的法律制度的特征。如果法院在审理当事国提交的某个案件时，法院中没有作为该当事国公民的法官，那么，该当事国应当任命一名法官参加该案件的审理。目前，国际法院的法官构成是：院长：斯蒂芬。M.斯威伯尔（StephenM.Schwebel美国）；副院长：克里斯托夫。G.维拉蒙泰（ChristopherG.Weeramantry斯里兰卡）；法官来自日本、阿尔及利亚、法国、马达加斯加、匈牙利、中国、德国、塞拉利昂、俄罗斯联邦、英国、委内瑞拉、荷兰和巴西。主任书记员埃杜瓦多。华伦西亚－欧斯皮拿（EduardoValencia-Ospina）来自哥伦比亚，副主任书记员约翰－让。阿纳岱（Jean-JacquesArnaldez）来自法国。

三、诉讼当事人

只有国家才能成为国际法院的诉讼当事人（2）。联合国的成员国（目前是185个），还有两个不是成员国的瑙鲁和瑞士也有权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四、管辖范围（3）

只有当有关的国家以下列方式承认国际法院有权管辖某案件，国际法院才能管辖：

1、由有关的国家签订特别的协议应当由国际法院管辖的；

2、对于国际条约的解释或者是适用产生不同意见的条约的签订国，有权将此提交国际法院。目前有几百个国际条约可以被提交国际法院审查；

3、根据《国际法院规章》的规定作出声明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的，并且对方也应当是接受国际法院管辖的国家，目前已经有60个国家（4）作出了这样的声明，其中有些国家声明对某些案件的管辖权作出保留。

当是否应当由国际法院管辖发生争议时，由国际法院决定。

五、程序

由当事国根据《国际法院规章》以及根据《国际法院规章》制定的于1978年4月14日生效的法院规则的规定向国际法院提起案件。提起案件应当以书面形式提交诉状，对方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国际法院提交答辩状，并通知法院参加口头听政的人和律师的名单。法院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和法语，不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如果使用其中一种语言都应当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在进行公开的口头听政后，法院进行秘密审议，并公开作出判决。国际法院所作出的判决是终审性的，不得提起上诉。如果有关当事国不遵守判决，对方当事人就可以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请求救济。

法院在审议案件时以全体法官出席进行审议。不过，应当事国的请求，可以设立一个特殊的审判庭审议有关案件。国际法院在1982年第一次设立了这样的审判庭，1985年又设立了一个审判庭，1987年设立了两个审判庭。简易程序审判庭的成员由国际法院根据《国际法院规章》的规定每年选举一次。在1993年7月，国际法院设立了一个由7名法官组成的专门处理环境方面案件的审判庭。自1946年以来，国际法院已经作出了66份判决。争议的内容涉及到领土边界和海上边界、领土主权、不得使用武力、不干预它国内政、外交关系、劫持人质、庇护权、国籍、监护、过往权和经济权利等等。目前正在审议的案件有9件，内容涉及到条约解释、石油钻井台、领土界限、捕鱼权等等（5）。

六、适用的法源

国际法院审议案件的依据主要是正在生效的国际条约和公约、国际惯例、法律的一般原则，并且将参照过去的司法决定和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法学说和思想。

七、提供咨询意见

提供咨询意见的程序仅仅对国际性组织而言。目前有权向国际法院请求咨询意见的是联合国的6个组织以及联合国下的16个特殊的机构。在收到请求咨询意见的申请后，国际法院将决定要求有关的国家和组织提供必要的信息或者是给他们以进行书面或者是口头陈述的机会。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的程序与审议案件的程序是相似的，所适用的法源也一样。国际法院所提供的咨询意见原则上是建议性的，对请求咨询意见的机构不具有约束力。有些请求咨询意见的文件也可以事先声明国际法院所提供的咨询意见具有约束力。

自1946年以来，国际法院总共提供了23条咨询意见，内容涉及到联合国成员资格、在为联合国服务中的损失补偿问题、西南非洲的地位问题（纳米比亚）、联合国活动的开支、联合国文件的适用等等。最近的两个咨询意见是1996年7月就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在武装冲突中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以及联合国大会对使用核武器或者是核恐吓的合法性发表了意见。

参考文献：

（1）国际法院的前身是常设国际法院，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国际联盟公约第14条的规定设立的。1921年9月14日，国际联盟大会和理事会选出了全体法官，确定荷兰海牙和平宫为法院院址。1922年2月15日，常设国际法院第一次开庭，由荷兰籍法官罗德任院长。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开始生效。该宪章第7条第1款规定，设国际法院为联合国的主要机构。1946年4月18日，国际联盟宣告解散，常设国际法院正式撤销，联合国国际法院宣告成立。

（2）根据《国际法院规章》第34条的规定，只有国家才能成为国际法院的诉讼当事人。这些国家主要分三种类型：一是联合国会员国；二是属于国际法院会员国的非联合国会员国；三是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接受了安全理事会所确定的义务的国家。

（3）根据《国际法院规章》第36条的规定，国际法院具体可以管辖的案件包括：一是各当事国提交的一切案件以及联合国宪章或者是现行条约及修订中所特别规定的事项；二是各当事国对法律争议所提出的声明，包括对条约的解释，国际法的任何问题，任何违反了国际法的事实的存在，因违反国际法而应予赔偿的问题等事项。国际法院在保护人权方面也起着非常主要的作用。在国际法院所审理的案件中，如大量的案件涉及到了人权的国际保护问题。为了扩大了国际法院在保护人权方面的作用，目前已经草拟了公民个人可以直接向国际法院起诉侵犯人权的案件的动议……（4）截止1996年7月，有保留或者是无保留地承认国际法院对本国享有司法管辖权的国家已经达到60个，其中，非洲国家有15个，拉丁美洲国家有7个，亚洲有10个，欧洲和其他国家有28

国际法院范文篇10

关键字：判例国际私国际法

判例作为主要的国际法律渊源，在国际私国际法这一部门国际法中发挥着重要且特殊的作用。在英美等普通国际法国家，判例是最主要的国际法律渊源，自然也是国际私国际法的渊源。大陆国际法系国家虽然传统上不承认判例是其国际法律渊源，但是随着两大国际法系的相互融合，判例在大陆国际法系国家的司国际法实践中日趋重要，国际法官和律师援引国际法院的判决以支持自己的主张也并不鲜见。至少在国际私国际法领域，国际法国、德国、荷兰、日本等国都很重视判例的作用，在这些国家，当处理具体案件缺乏成文的冲突规范时，国际法院可以援引最高国际法院的判例作为判决依据，从而在事实上确立了判例的国际私国际法国际法源地位。

但是在我国现行的司国际法体制下，判例不是国际法律的渊源，不能作为国际法院处理案件的国际法律依据，而只有指导、参考作用，是为“间接渊源”，兼之国际私国际法的立国际法又尚欠规范、完善，因此带来了很多问题。为此，已有不少学者呼吁加强对国际私国际法判例的研究，有学者还提出“在必要时，应该允许国际法院通过判例来弥补成文国际法的缺漏”，1笔者对这种大胆的提国际法深表赞同，依笔者拙见，我国应该建立国际私国际法判例制度，并且也已经具备了此项建立的基础。

一、建立我国国际私国际法判例制度的理论基础

由于各部门国际法的调整对象各各不同，调整手段各具特殊性，故在考虑建立国际私国际法判例制度的理论基础时，不能不顾及国际私国际法这一部门国际法的个性。成文国际法的局限性、判例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判例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趋势等本身并不必然成为此项建立的全部理论依据，而更多的，是应当考虑判例对国际私国际法的特殊功用。

（一）判例是国际私国际法原则、制度、规范的生长点

正如英国著名国际法社会学家梅因所说，判例先于习惯，司国际法先于立国际法。这一事实表明，司国际法具有独立于立国际法的品格，在一定意义上，国际法是由国际法的完成者即国际法官创造出来的：从成案到先例，从先例到规则，再从规则到原则，或许这就是国际法典形成的过程，它符合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逻辑。司国际法判例不仅是国际法的最初表现形式或渊源，而且是国际法赖以生长的依托点，只有通过它，并通过既相似又有差别的反复出现的同类案件，这种特殊的解决纠纷的原则和方国际法才能日益成熟并变成一项正式的国际法的规则。对于国际私国际法，更是如此。国际私国际法虽说是国内国际法，但是它所调整的是涉外民商事国际法律关系，要解决的是不同国家间的管辖权冲突及国际法律冲突，正因为如此，没有哪一个部门国际法像国际私国际法那样涉及极为广泛而且复杂的生活领域，也没有哪一个部门国际法像国际私国际法那样容易受到政治事件和经济活动的影响，因此，为了扩大对外交往，同时最大限度的维护本国的利益，必然需要确定有关管辖权和国际法律选择的规则，以及适用外国国际法的各项制度。而相关的规则、制度及规范，只能在各国对外民商事交往过程中逐渐产生、发展并成熟，经过司国际法实践经验的累积固定下来，最终才上升为国际法律。像最密切联系原则，就是由美国的两个经典案例——1954年的“奥顿诉奥顿”案（AutenV.Auten）和1963年的“巴贝克诉杰克逊”案（BabcockV.Jackson）发展而来。在一些大陆国际法系国家，判例对于许多重要制度在本国的确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国际法国为例，1878年国际法国最高国际法院审理“福尔果案”（Forgocase）后，反致制度即在国际法国得以确立下来，而1878年国际法国最高国际法院的“鲍富莱蒙诉比贝斯科案”（BauffremontV.Bibesco）和1922年国际法国国际法院的“弗莱案”（Ferraicase），则使国际法律规避制度得以确立并初步完善。事实上，在这些大陆国际法系国家，许多成文的国际私国际法规则就是直接由判例发展而来的。有的国际法国学者甚至认为，国际法国国际私国际法就是以《国际法国民国际法典》第3条为基础，并采用国际法院判例建立起来的。2

在前两个世纪，判例对国际私国际法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许多重要的原则、制度、规范都是由判例发展而来，而在今后，它依然会发挥这样的重要作用。现今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网络的大行其道......都为传统国际私国际法带来了挑战，从管辖权的确定到国际法律的选择，出现大量的立国际法空白。而判例正是规则的先行者，只有依靠判例，才能找到合适的做国际法，像美国就通过一系列的网络纠纷案奠定了新一轮的规则。我国国际私国际法的立国际法和理论研究相对落后，可以说与我国不重视判例的地位和作用、未加强相关研究有关。今后，我们不但要借鉴别国的成功立国际法，更要注重培养本土的判例资源，只有建立起我国国际私国际法的判例制度，才能真正使其受到足够重视，从而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二）判例是国际私国际法规范的重要补充

因为国际私国际法的调整范围十分广泛，成文国际法难免会出现空白或者漏洞，又因为它调整的是涉外民商事国际法律关系，容易受到各国政治外交和经济生活的影响，故较之一般国际法律部门，它对立国际法灵活性的要求更高，所以，对于国际私国际法而言，无论怎样强调成文国际法，判例对规范的重要补充及完善作用都不容小觑。比如在国际法国，《国际法国民国际法典》中仅有寥寥数条规范涉及到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和国际法律选择，于是在很多时候不得不倚仗国际私国际法判例的作用，国际法官也可以援引最高国际法院的判例作为判决的依据。

我国现行的国际私国际法立国际法散见于单行国际法规和《民国际法通则》的第八章，从整体上讲，立国际法分散且过分简单，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我国对外民商事交往蓬勃发展的需要了。一方面既没有如瑞士般概念明确、条理清晰、结构严谨的国际私国际法成文国际法体系，另一方面又不像英美等普通国际法国家及国际法、德、日等大陆国际法系国家那样，用判例来弥补立国际法的不完全性和国际法律漏洞（Gapsinlaw），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我国国际私国际法立国际法上司国际法解释大量充斥、司国际法实践主要依靠司国际法解释的局面。可以说，司国际法解释在我国现行的国际私国际法立国际法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这些司国际法解释，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内容上都已经远远超过了相关立国际法，其所涉领域，既包括实体国际法的方方面面，也包括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其所含内容，既包括了国际私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如调整范围、反致、公共秩序保留等，也包括了国际私国际法分则的内容，如涉外合同、侵权、婚姻、继承等；究其性质，既有对现行国际法律国际法规所作的补充性修改和说明性解释，也有“立国际法性”解释。司国际法解释行为本无可厚非，但是，至少在国际私国际法这门学科，目前这种由它独当一面的状况，却带来了一些问题：

1、前述“立国际法性”解释实际上已具有“创造”国际法律的功能，而且在国际私国际法上为数不少。如《民国际法通则》中只有9条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国际法律适用，而《最高人民国际法院关于适用〈民国际法通则〉若干问题的解答》****有12条“解释”属于这种性质3。这些“解释”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司国际法解释，它们行使了创设国际法律的功能，甚至创设了一些本该是由立国际法规定的基本规范。虽然其他国际法律部门也存在类似情形，但这一现象在国际私国际法领域却异常明显、异常突出，这种“立国际法性”解释违反了立国际法与司国际法相分离的制约原则，其合国际法性也应受到质疑。

2、相关司国际法解释的适用存在一些问题。除开其中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或相互矛盾、难于操作者不谈，一些司国际法解释的适用时效性也没有引起立国际法者的注意。新《合同国际法》已经生效，根据国际法律规定，《经济合同国际法》、《涉外经济合同国际法》和《技术转让合同国际法》同时废止，但在司国际法实践中最高人民国际法院对《涉外经济合同国际法》的解释却仍在适用，而且还是对新《合同国际法》的重要补充，而立国际法对在这种情况下司国际法解释是否“自动失效”缺乏明确规定，实在叫人费解。

3、司国际法解释成为我国国际私国际法的重要补充，理应具有相应的公开性，但它多以“意见”、“解释”、“批复”、“答复”、“通知”等形式出现，文件格式非常不规范，且多为司国际法机关办案的内部文件，处于一种“保密”状态，这种“保密性”、“内部性”使司国际法解释缺乏应有的公开性。这种非公开状况给司国际法实践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加上我国已经加入WTO，应当履行其关于“透明度”原则的义务，首当其冲的会向处理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冲突国际法规范提出要求，所以，解决相关司国际法解释的这种不公开、不规范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司国际法解释在国际私国际法上的这种独特地位及其带来的前述问题，虽说是由相关立国际法不完善直接造成的，但是如果我国把判例确立为国际私国际法的渊源，就可以用判例填补立国际法的空白和漏洞，从而在相当程度上缓解司国际法解释所带来的问题。

（三）实行判例制度有助于推进国际私国际法的统一化进程

虽说国际私国际法首先是国家的国际法，是民族的国际法，各国的国际私国际法立国际法一定是各有特色，但它们的调整对象和所要完成的任务毕竟是相同的，国际性仍是国际私国际法的基本特征，而且这种特征正日益显著起来。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后，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彼此的依赖程度愈益加深，任何国家都不能也不愿只凭主权国家的身份专断的去处理涉外民商事关系（包括立国际法及司国际法活动），而倾向于从有利于本国对外交往、加强国际合作的角度思考、处理问题，从而为国际私国际法的统一化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般来说，判例本身并不能直接实现国际私国际法的统一，但是即便撇开英美国际法系国家不谈，大陆国际法系国家国际法院的司国际法判决，对于国际统一私国际法的发展也不无重要意义。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条第1款就规定：“在解释本公约时，应考虑到本公约的国际性质和促进其适用的统一......。”这意味着，各国国际法院在适用本公约时，应该顾及其他国家国际法院适用该公约的情况，以便能满足公约所规定的对公约解释的这一要求。4这也就是说，大陆国际法系国家国际法院适用统一国际私国际法所做出的判决，对于统一国际私国际法的正确适用及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国家的国际法院在实践中都考虑了外国国际法院适用统一国际私国际法的判决，如荷兰、保加利亚等，其中以波兰最高国际法院在1975年所作的一项解释《华沙国际航空运输公约》的“瓜达拉加拉议定书”的判决最为典型。5

在我国现阶段，除《最高人民国际法院公报》上刊载的典型案例、教学参考案例及国际法律职业人员参考案例外，案例一般散见于各国际法院的判决书中，公开程度非常低，除了当事人、律师及国际法院内部人员外，一般不予公开。但是，一旦我国确立了判例在国际私国际法中的国际法源地位，则必将以公开、规范的形式司国际法判例，这就有助于其他国家了解我国的相关司国际法实践，从而有助于推动国际私国际法的统一化进程。

（四）实行判例制度有助于加深对外国司国际法判例的理解，从而正确有利的适用外国国际法

通过冲突国际法选择准据国际法予以适用，是国际私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我国来说，如果冲突规范指引的准据国际法是外国国际法，而该外国国际法又以判例为主要国际法律渊源，则必然要求我国承认其判例的渊源作用并直接援引有关判例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而正确深入的理解外国判例是合理适用外国国际法的前提，尤其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要解决区际国际法律冲突问题，更不得不考虑香港国际法律承认判例的问题。

现在我国国际法院的判决，多是陈述案情、采纳证据材料、说明违反何种国际法律的何条规范，如此种种，均是对国际法律明定要件的重复，即便是最高人民国际法院公布的案例，也多是对疑难案件的批复，缺乏创设性，与英美国际法系国家的判例根本有云泥之别，而判例之所以成为一种国际法律渊源，就是因为判例阐明了某些在成文国际法中隐含的甚至缺乏的国际法律规则或者原则。一旦我国建立国际私国际法判例制度，将会加强对外国判例制度的系统研习，并将会推动相关司国际法文书改革，在判决书中重点强调国际法律的知识、解释和推理，阐明国际法律理由，这都有助于加深对外国司国际法判例的理解，从而做到知己知彼，不但能在涉外民事交往中正确有力的维护我国的利益，还能妥善的解决我国的区际国际法律冲突问题。

二、建立我国国际私国际法判例制度的现实基础

（一）国际法、德、日等国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国借鉴

判例在现代大陆国际法系国家的国际私国际法中，已经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国际法国国际私国际法学家巴迪福就认为，国际法国的国际私国际法（冲突国际法）是以国际法国民国际法典第3条为基础，并采用国际法院判例而建立起来的。德国、日本的现代国际私国际法也重视判例的作用。6日本著名国际私国际法学家池原季雄主编的《涉外判例百选》，精选了一百多个日本处理各种涉外民事关系的判例，对每一个判决及其国际法律依据作了仔细的分析，自1967年在《陪审员》杂志增刊发表以来，很受日本国际私国际法学界和审判机构的重视，将它作为处理涉外民事国际法律问题的重要参考依据。7他还认为，判例类属“其他国际法源”，对那些《日本国际法例》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过于简单、不便适用的问题，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另外，荷兰也很重视对判例的汇编和研究，国际法院在处理具体的涉外民事案件时，如果没有成文的冲突国际法规定，可以援引最高国际法院的判例作为判决依据。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荷兰缺乏正式的“遵循前例”规范，司国际法实践的状况是比较混乱的。为了改变这种混乱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荷兰司国际法工作者协会中成立了一个“国际私国际法工作小组”，负责为国际法官们判案提供咨询，并努力制定出标准判例，有关国际离婚判决的一系列规范就是这样被设计出来的，而且还促成了1981年荷兰《国际离婚国际法》的起草与颁布。8

19世纪以后，大陆国际法系国家不再讳言判例的优点，并在司国际法实践中积极推崇判例的作用，而英美国际法系国家则日益重视制定国际法和国际法典编纂，这充分表明了两大国际法系正日益渗透、取长补短，而关注、引进WTO主要成员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判例国际法制度，对于踏入WTO门槛的中国，更是意义非凡。现今国际法国、德国、日本、荷兰等国建立起国际私国际法判例制度的成功实践，不但表明了我国建立国际私国际法判例制度的可行性，而且还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最高人民国际法院公报》上刊载的相关案例发挥着类似判例的作用

最高人民国际法院于1985年创办了《最高人民国际法院公报》，不但批复、解释，还公布案例。迄今为止，该公报已刊登各类典型案例数百个，涉及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海事等各个方面，其中不乏国际私国际法方面的案例。又根据最高人民国际法院有关文件的精神，这些案例仅仅只是案例，只能起到一个指导、借鉴的作用，而不具备国际法律效力。

不过，这些由最高人民国际法院审判委员会精选出来的案例，一般都附有详细的案情介绍、判决理由及结果，蕴含了丰富的国际法律意义，不少案例还解释、补充了成文国际法规则，创设了国际法律规则，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判例”的特征。而且这些案例都经由最高人民国际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体现了我国的最高审判水平，比诸判例国际法国家的判例毫不逊色，同时也表明了最高人民国际法院对其审判结果的认可态度，所以地方各级人民国际法院在审理相同或类似案件的同时，往往会遵循这些案例所体现的原则和规则，做出判决。实践表明，各级国际法院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也多主动遵循了所公布的相关案例。可以得出结论，我国最高人民国际法院有意用案例来指导各级国际法院的审判工作，而在实践中也确实收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这些案例多少具备了一些“判例”的特征，发挥了类似“判例”的作用，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国并非缺乏判例生长的土壤。

（三）建立我国的国际私国际法判例制度，还是我国现阶段国际法官素质有待提高这一状况的必然要求。

现阶段，我国国际法官的素质结构比较复杂，尚未实现司国际法审判人员的专业化。不但拥有本科、硕士学历的审判人员较少，而且这些较高学历层次的人员分布很不协调，目前我国最高人民国际法院的国际法官具有比较高的学历层次，而大部分基层国际法院的国际法官有相当部分还没有受过系统的国际法学教育，难以胜任高难度的审判工作，审判质量也难以保证。因此，提高国际法官素质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不能否认判例制度对国际法官的素质有更高的要求，因为它要求国际法官不仅要有熟练的业务技巧和深厚的理论修养，而且还能善于运用国际法律意识来裁判案件，并能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对社会发展的预测来创新判例，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司国际法判例，至少是国际私国际法判例的理解和运用，对于提升广大国际法官的素质、提高审判质量不无意义。原因在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国际法》及其《意见》的规定，除了争议标的额大，或者案情复杂，或者居住在国外的当事人人数众多的涉外案件由中级国际法院审理外，一般的涉外民事案件均由基层国际法院审理。而涉外民事案件的审理，不但涉及到涉外因素的认定、准据国际法的选择，还涉及到适用外国国际法的一系列制度，案情往往也比一般国内同类案件复杂，对国际法官的素质要求相应的也更高。如果我国把创制国际私国际法判例的权力交由最高人民国际法院，由相对高素质的国际法官做出相关的司国际法判例，则这些判例体现了他们对条文的理解、细化，便于审判人员把握适用；另一方面，国际私国际法规范相对抽象，而相关的判例却是有效联系这些规范和案件事实的桥梁和纽带，其判决书中翔实的国际法律推理具有天然的指导和教育功能，使人不但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此外，按照最高人民国际法院的判例审理相同或类似的案件，能够有效的提高审判效率、节约审判资源，而且能相对正确、合理的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从而更好的维护本国的利益、提升我国司国际法机关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影响力。

三、关于建立我国国际私国际法判例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判例在国际私国际法中的地位

笔者认为，建立国际私国际法判例制度是应该的，但应该顾及我国的国情。我国秉承大陆国际法系的传统，以成文国际法为主要国际法源，我国历史上的所谓“判例制度”也与英美国际法系的判例相去甚远，而且我国缺乏较高素质的司国际法职业人员（包括国际法官和律师），所以在我国全面引进英美的判例制度是不现实的，可能招致如英美国际法系国际法典化运动般的失败结局，但是大陆国际法系早已开始引进判例制度的实践，我们大可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纵观国际法、德、日等国的实践后，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在国际私国际法上，我国应当仍以制定国际法为主，而以判例为辅，判例仅在国际法无明文规定、或成文的冲突规范太简略不便适用、抑或适用成文国际法可能导致个案不公正的情况下使用。我国可以明文规定，判例是国际私国际法的重要渊源，如有上述情形出现，国际法院可以援引判例作为审理依据。

（二）制定判例的主体

有关主体的确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尽管我国《最高人民国际法院公报》了不少案例，且其中一些案例创设了国际法律规则，在实践中发挥着类似判例的作用，但即便就是这些案例，也与判例有很大区别。在判例而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能从判决书中提炼出解释、补充或创设国际法律规则的意旨，如1889年纽约州国际法院关于里格斯诉帕尔默的判例中9，为了早日获得遗产而杀死自己祖父的继承人，被国际法院判决不得继承遗产，国际法官所阐述的国际法律规则是一个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10，揭示出这个国际法律规则后，以后援引该判例的案件就不限于遗产继承案，而可以适用于多方面的案件。目前在我国此项工作尚未展开，一旦要建立国际私国际法判例制度，必然要求由专门的机构来完成此项工作。依笔者愚见，应该经最高权力机关授权，由最高人民国际法院设专门机构制定国际私国际法判例制度，理由有以下两点：

1、如前所述，涉外民商事案件往往错综复杂，而且涉及外国国际法适用的一系列制度及程序，对国际法官的素质要求比国内案件更高，最高人民国际法院汇集了众多优秀审判人员，不但能相对正确合理的处理案件，而且更能胜任相关判例所要求的国际法律推理、解释。

2、再看其他大陆国际法系国家的实践，国际法国设破毁院（下设五个民事部和一个刑事部），由调查国际法官提供案例，各部认定案例，破毁院公布案例，日本在最高国际法院专设判例委员会11，而荷兰则是由“国际私国际法工作小组”创制国际私国际法标准判例，不难发现，它们都专设机构专司制定判例的职能。我国是大陆国际法系国家，建立判例只能采取循序渐进、逐步推行的做国际法，绝不能一蹴而就，那种各级国际法院均拥有“创例权”的做国际法是不现实不可取的。因此，借鉴这些国家的机构设置，结合我国实际，可以考虑由最高人民国际法院设立专门的国际私国际法判例委员会，专司制定国际私国际法判例的职责。

（三）制定判例的程序

地方各级人民国际法院虽然不能拥有“创例权”，但也是判例制定中的关键一环。一方面，他们对于判决已经发生国际法律效力的案件，可以附注本院意见，定期、逐级将裁判文书报送上级国际法院审查、筛选，最后由最高人民国际法院国际私国际法判例委员会从中遴选出有典型意义的案例，讨论通过；另一方面，他们向最高人民国际法院请示批复的案件，如果国际私国际法判例委员会认为有必要也可以加以讨论。在讨论中，必要时可以征求有关专家、学者及立国际法机关、司国际法机关人员的意见，制定出判例。判例一经制定，即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如若出现错误或者因社会发展变得过时，则需要及时予以撤销或变更，撤销是经过一定程序而宣布无效，而变更则是用新判例取代旧判例，在我国，这种撤销权和变更权都理应交由国际私国际法判例委员会行使。

另一方面，应该大力提倡由学者对国际私国际法判例进行民间汇编。日本的权威学者编纂了《判例六国际法》的《判例国际法律汇编》，以供国际法官和司国际法者使用并适时修订补充的经验，可为我国借鉴。我国国际私国际法学会多年以来笔耕不辍，积极修订并完善了国际私国际法示范国际法，目前第六稿也已问世，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充分展示了我国国际私国际法学者的学术实力与学术热情。今后，我国学者大可尝试编纂国际私国际法判例，从而既为国际法官审理案件提供借鉴，又可以为判例委员会制定判例时提供参考。

此外，该判例委员会除了关注国内的典型案例，还应该收集、借鉴海外典型案例，吸收其精髓，为我国相同或类似判例的制定提供宝贵的经验。

（四）判例的形式

判例应该以规范、统一的方式予以公开，可以以《最高人民国际法院公报》作为判例的基本载体，面向国内外发行，其他诸如《人民国际法院报》等可以转载，刊载判例时注明“由国际私国际法判例委员会讨论通过”即可。另外，每年应由最高院将判例汇编成书，并在国内外公开发行。

在我国，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积极展开对判例制度的研究，但是判例制度毕竟是新鲜事物，需要大胆的尝试，也需要循序渐进。判例在国际私国际法上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而且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建立国际私国际法判例制度的基础，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国际法、德、日等国的成功经验，发动多方力量一起努力，争取早日建立国际私国际法判例制度。

郝芸

1郝芸，女，（1978-），重庆市人，西南政国际法大学2000级国际国际法研究生

参考文献：

1李双元.国际私国际法（冲突国际法篇）[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6：39.

2韩德培.国际私国际法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9：36.

3参见林燕平.对我国国际私国际法司国际法解释现象的国际法理分析[J].国际法学.2000，5：27.

4李双元.中国与国际私国际法统一化进程（修订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1：389.

5参见4,390.

6余先予.冲突国际法[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1：19.

7同上.

8参见袁泉.荷兰国际私国际法研究[M].北京：国际法律出版社，2000，8：11-12.

9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国际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