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发展范文10篇

国际发展范文篇1

关键词：金融发展；国际贸易；金融机构

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并对国民经济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介绍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现状，从而深入分析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两者相互影响与渗透，而且两者缺一不可。金融的快速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推动国际贸易，而国际贸易对金融的发展起重要的调节作用。由此可见，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两者之间的关系相互影响、相互支撑。

1.金融发展为国际贸易提供了运转资本

资金为一个国家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资金的支持除了国民经济的生产总值之外，通过外部的融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渠道。通过金融的快速发展，能有效刺激资本市场经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由此可见，金融发展为国际贸易提供了良好的运转资本。

2.金融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结构的合理调整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越来越完善，那对外的贸易也会越来越畅通，同时也促进了国际贸易结合的合理化调整。美国的金融发展位居世界前列，同时美国的国际贸易也处于主导地位。例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最初我国的国际贸易是经劳工、资源输出为主，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在增加商品输出的同时，技术性的输出也在逐渐增加，这种转变有效证明了金融的发展有助于调整国际贸易过程中的结构。

3.金融发展影响国际贸易的力量对比变化

国际贸易的金融发展，主要是指国际贸易之间的融资、借贷和风险保障等，通过提高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有助于更好为国际贸易服务，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有效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发展的现状

1.贸易规模迅速扩大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国际贸易发展快速增长，据相关数据得出，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我国的国际贸易总量达到了25639.4亿美元。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的规模已超过国际贸易的总量，从而使我国的国际贸易顺差也越来越大。

2.国际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随着我国改革开展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除了在总量上有很大的发展之外，对调整国际贸易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对外出口的商品是一些初级产品，工业制品很少。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业制品占出口商品的比重逐渐增加，而工业制品历来在整个的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由此可见，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体现了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作用。

三、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相互影响

1.金融发展规模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金融体系的建设，其基本功能之一就是为国际贸易提供完善的清算、结算工具，保证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商品的流通、劳务的输出和金融资产贸易的实现，金融发展规模的建设，有效提高了国际贸易过程中的交易效率。与此同时，还能降低贸易过程中的经济成本。由此可见，金融发展规模对国际贸易有特殊影响。另外，金融的发展还能够提供安全可靠的金融市场，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分配。

2.金融发展结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方面，是金融体系特有资源配置功能，有助于提高国际贸易过程中的总量，同时对优化结构也有积极地促进作用。纵观金融市场的发展，完善的金融结构体系，其对外贸易出口的知识型比密集产品总量较大，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出口的一般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由此可见，良好的金融发展结构能有效改善国际贸易的金融环境。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的良好发展，有助于在企业的融资活动中形成监督与控制机制，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难题。通过金融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监督与控制体制，能有效促进国际贸易的良好发展。

3.金融发展效率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通过提升金融机构的效率，可以有效提高投资的转化效率，从而为国际贸易产业的结构调整与扩张提供坚实的资本基础。因此，金融发展效率对提高国际贸易的总量和优化结构都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四、结语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尽管我国的国际贸易总量与结构都有了很好发展，但在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因此，要重视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和相互的影响，通过深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断加强我国国际贸易的良好、持续发展。

作者:夏璐 程兆兆 单位: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张蕾,王昊哲.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文献综述[J].经营管理者,2010(23).

国际发展范文篇2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交流及经济活动日趋频繁，垮国纠纷也逐渐增多。国际商事仲裁作为解决垮国纠纷的有效手段之一，凭借它的高度意思自治性，法律适应的随机性，裁决执行的有效性，被广泛应用。本文从国际商事仲裁机构，数量地域分布，法律选择适应，立法动态诸多方面阐明了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趋势，并从国际商事仲裁的特征分析了发展趋势的原因。

一，概述

仲裁方式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本1889年。英国人为了解决本国商人和欧洲国家商人在国际贸易中的纠纷，颁布实施了第一部仲裁法。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尤其是二战之后，伴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商事仲裁体系，使国际商事仲裁成为解决垮国纠纷的有效手段之一。近年来，国际商事仲裁呈现了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例如，国际商院仲裁院2000年度报告统计标明，自1987年至2000年共受理各类案件11，362件，是建院以来53年总和的5倍。

二，国际商事仲裁的现状

自世界上第一部仲裁法诞生之后，首次立法确立了国际贸易纠纷中的仲裁制度至今，世界各国大都制定了本国的仲裁法。为了更好地协调本国的仲裁法，致使国际商事争议得到有效地解决，国际社会先后制定了多项区域性和全球性国际公约及文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58年联合国主持制定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公约。

（一）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及种类

按照国际商事仲裁的组织形式，国际商事仲裁基本分为两大类：临时仲裁（adhocarbitration)和机构仲裁(Institutionarbitration）。目前，世界上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及种类如下表：

序号

名称

英文缩写

种类

备注

1

国际商会仲裁院

ICCCA

国际性常设

我国96年加入

2

斯德哥尔歌摩仲裁院

SCCCA

国际性常设

3

伦敦国际仲裁院

LCA

国际性常设

4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ICSID

国际性常设

国际法人

5

美国仲裁协会

AAA

地区性常设

6

中国经贸仲裁委员会

CIETAC

地区性常设

7

香港仲裁中心

HKIAC

地区性常设

8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SIAC

地区性常设

（二）中国涉外仲裁机构及立法

中国大陆有两个涉外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受理中外当事人之间，外国当事人之间的商事纠纷。自1999年以来，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每年受理案件200件以上，已成为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之一。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是我国唯一受理涉外海事纠纷常设机构。另外，在香港设有香港仲裁中心，该中心受理国际商事争议和香港区内的争议案件。

中国大陆在1995年制定实施仲裁法。在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员会第六届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决议，中国正式加入1958年联合国主持制定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公约，同时作出两项保留，使中国国内仲裁制度和国际仲裁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都有自己的仲裁规则，当事人也可以选择采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香港仲裁中心受理国际商事争议采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受理香港区内的争议案件适应自己的仲裁规则。另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96年文件规定，各地组建的民商事仲裁委员会可以凭当事人协议受理国际商事争议案件。

三，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趋势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交流及经济活动日趋频繁，垮国纠纷也逐渐增多。国际商事仲裁作为解决垮国纠纷的有效手段之一，越来越受重视。笔者认为有以下发展趋势：

（一），案件数量呈几何增长趋势

国际商院仲裁院2000年度报告标明，自1987年至2000年共受理各类案件11，362件，是建院以来53年总和的5倍。香港仲裁中心作为地区性常设机构，2001年受理国际商事争议和香港区内的争议案件是301件，是建院之初的30倍，1999年起，每年受理国际商事争议和香港区内的争议案件超过200件。2000年受理国际商事争议和香港区内的争议案件超过298件。自1999年以来，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每年受理案件200件以上，仅次于国际商会仲裁院，跃居世界各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第二位，已成为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之一。

（二），仲裁机构由传统欧洲型向亚太型转变

纵观以前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大多数在欧洲。如国际商会仲裁院ICCCA总部在巴黎，斯德哥尔歌摩仲裁院SCCCA总部在瑞典，伦敦国际仲裁院LCA总部在伦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中心WIPOAC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亚太地区国际商事仲裁也异常活跃。世界上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机构都在亚太地区设立办公室。亚太地区各国家先后设立自己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如新西兰仲裁调解机构，澳大利亚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日本商事仲裁协会等12家。有些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已成为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之一。如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已成为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之一。另外，国际商会仲裁院ICCCA在1983年亚太地区当事人仅占3.2%，2000年则上升到15.1%，若包含澳大利亚在内则达到到16%

（三），法律选择适应由传统大陆法系向英美法系转变，呈现出多元化法律适应和选择发展趋势

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区别于司法诉讼制度的根本特征在于法律适应和选择。司法诉讼制度中法律适应和选择依法院地确定已经成为现代国际私法中的公识和普遍性原则。但是当事人选择仲裁解决国际商事争议不仅可以选则仲裁程法和仲裁规则，而且可以选择实体法，甚至可以第三国法律来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选择适应由传统大陆法系向英美法系转变，呈现出多元化法律适应和选择发展趋势。以国际商会仲裁院ICCCA为例，2000年报告标明选择英美法系最普遍，其次是大陆法系，相比以前中东国家的法律选择适应增长较快。相反，东南亚国家的法律选择适应有所下降。

（四），立法趋势由分散式立法向统一实体法转变，国际社会制定全球性国际公约及法律文件

世界各国大都制定了本国的仲裁法，采取分散式立法方式确立了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为更好协调本国的仲裁法，致使国际商事争议得到有效地解决，国际社会先后制定了多项区域性和全球性国际公约及文件，加强统一实体法立法。2002年6月21号联合国国际商法委员会召开第35次会仪，通过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以此有效地解决国际商事纠纷。按照这部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的有关规定，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商事纠纷可以提请调解人予以调解，达成一致协议。该协议对当事人有效而且申请执行机构强制执行。只是根据该商事调解示范法第14条的规定，采取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有效强制执行。这部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又称之为“准国际仲裁法”。1999年，联合国国际私法委员会在海牙第19次外交会议上，在1968年布鲁赛尔民商事管辖和执行区域性国际公约的基础上，起草和修改了海牙民商事管辖和执行全球性国际公约，更好地协调了国际仲裁法，有效地解决国际商事争议。但是由于英美等国和其它国家在专属管辖的范围，异国执行程序和措施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未达成一致协议，海牙民商事管辖和执行全球性国际公约仍未生效。中国先后两次派代表参加会议，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四，国际商事仲裁发展趋势的原因分析

国际商事仲裁为什么如此受欢迎，案件数量呈几何增长速度，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由于国际商事仲裁的特征所决定的。

（一），广泛的国际性是有效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基础

由于已有100多个国家加入了1958年联合国主持制定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公约，使得仲裁裁决承任与执行有了可靠的基础。如1958年联合国主持制定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公约第二条规定，各缔约国应承认仲裁裁决约束力并执行之。

（二），高度意思自治性是有效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优势

国际商事纠纷当事人享有各方面的选择自由，具有高度意思自治性。首先，可以自由选择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组织形势：即可以自由选择临时仲裁（adhocarbitration)又可以机构仲裁(Institutionarbitration）。其次可以自由选择仲裁的地点，一般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总部所在地，也可以自由选择分支机构所在地，甚至可以自由选择第三国来解决国际商事争议。如国际商会仲裁院ICCCA在2000年度报告记录的国际商会仲裁院受理的8件中国涉案纠纷，均在香港审结。

（三），执行的强制性是有效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保证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对当事人有效而且具有强制执行力，和法院判决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可以根据国际公约或互惠原则强制执行。如我国1995年制定实施的仲裁法和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都对此作了专门规定。

（四）仲裁裁决的权威性是正确处理国际商事纠纷的前提

国际商事仲裁仲裁员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人士组成。因此，国际商事仲裁员专家化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另一特色，有很强的权威性。如国际商会仲裁院ICCCA在2000年度报告中标明812名仲裁员分别来自58个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五，小结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交流及经济活动日趋频繁，垮国纠纷也逐渐增多。自1889年，英国人为了解决本国商人和欧洲国家商人在国际贸易纠纷，颁布实施了第一部仲裁法至今，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尤其是二战之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商事仲裁体系，使国际商事仲裁成为解决垮国纠纷的有效手段之一。近年来，国际商事仲裁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世界上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如国际商会仲裁院，多分布在欧州。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亚太地区国际商事仲裁也异常活跃。世界上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机构都在亚太地区设立办公室。亚太地区各国家先后设立自己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如新西兰仲裁调解机构，澳大利亚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自1999年以来，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每年受理案件200件以上，已成为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之一。

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案件数量呈几何增长速度，仲裁机构由传统欧洲型向亚太型转变，法律选择适应由传统大陆法系向英美法系转变，呈现出多元化法律适应和选择发展趋势，仲裁立法由分散式立法向统一实体法立法转变，国际社会制定了全球性国际公约及法律文件。国际商事仲裁发展趋势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国际商事仲裁的特征所决定的，即广泛的国际性，高度意思自治性，执行的强制性和仲裁裁决的权威性决定的。

主要参考书

1，韩德培，国际私法新论，1997年，武汉大学出版社。

2,MichaelPryles,TheGrowthofInternatonalArbitration,

国际发展范文篇3

随着国际间的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国际贸易的物流化发展已经成为了国际经济贸易的主库趋势之一。虽说贸易和物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两者其中却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从我国的角度来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有了飞跃性的进步，尤其是在对外交流上，摒弃了落后的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也促进了对外经济的发展，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了顺应社会要求，贸易物流化成为了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自从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对外经济又有了新的发展，2002年到2008年短短6年之间，我国的外贸平均值增长幅度高达26%，远远超出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谓是市场潜力巨大。但随着国际物流在我国的发展逐渐体系化发展，其中自然会产生各式各样的问题，从国际形势上讲，我国拥有着巨大的市场，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发现我们的市场中所存在的问题并展开有效的解决计划，最大化的开发我们的市场，这就需要我们明确的认识问题。

二、我国物流化贸易发展的问题

(一)物流系统效率低，物流成本高

现今的社会上，凡事效率都是第一位的，我国的经济虽然发展迅速，但从本质上来说，我国的经济体制相比发达国家还相当落后。通常发达国家的物流经济已经常年的保持在了一个稳定的增长线上，直观的表现就是即使我们的物流增长率再高，在经济能力上也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物流效率低，而且物流成本高。

(二)物流基础设施尚待完善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内的科技效率在诸多领域都存在着很大的潜力，物流贸易中也不例外。物流贸易的发展基础就是其设施必须尽可能的完善，才有可能创造更高的利益和效率。按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计算的运输网络密度，我国仅为1344.48公里／万平方公里，而美国为6869.3公里／万平方公里，德国为14680.4公里／万平方公里，印度为5403.9公里／万平方公里。这方面，我们不仅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较大差距，如果按人口计算则差距更大。

(三)物流技术装备水平低

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最明显的劣势就是我们的技术水平与效率远低于发达国家。同时企业物流信息管理水平和技术手段比较落后，缺乏必要的公共物流信息平台，订单管理、货物跟踪、库存查询等物流信息服务功能较弱，制约了物流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提高。

(四)标准化建设滞后

之所以称为物流化贸易，其根本原因就是物流是多行业的跨区域经济系统，这就使得物流经济在操作的基础上，必须体现出的全面性与规范性，而现今我国在物流经济的基础上却是只重量而不重建设，这样的建设在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太多道德负面作用，但从长期上讲，缺乏合理的建设规划会使得物流经济很容易进入瓶颈期。

(五)我国物流业管理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障碍

在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传统模式影响下，许多部门政企尚未实现真正的分开，从而形成了多部门管理的基于部门利益的分割状态，使得管理的能力因分割而受到局限和制约，造成管理水平的提高较为缓慢。各个行业从上到下一统到底，行业之间、部门之间管理体系分割，各种物流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缺乏必要的协调，造成物流基础设施的配套性、兼容性差，导致系统功能不强。

三、我国国际物流贸易的发展策略

从前文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国际物流化贸易虽然发展迅速，但其发展效率多半是建立在先前较低的发展率上的，所以并不具备明确的代表性，我国的物流贸易发展可以说依然问题多多，但同时也证明了其潜力巨大，所以如何把我们的潜力变成实际的效率，就成为了物流发展的关键问题，而发展必须首先有策略，那我们就从策略入手，分析一下怎样的策略可以促进我国国际贸易物流发展，应该如何坚持下去。

(一)发展总体思路——统筹规划，从供应链角度看待问题

加快建立全国、区域、城镇、企业等多种层次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物畅其流、快捷准时、经济合理、用户满意的社会化、专业化现代物流服务网络体系是我们的总体规划。物流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在统一协调，科学规划的指导下，各个有关部门分别按照系统发展的要求开展技术、经济和管理等专业化的研究与合作，进行物流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并加强物流需求管理，如此才能使我国物流业发展走上健康轨道。

(二)加强统一领导，建立必要的政府部门间协调机制

我国加入WTO已多年，各地方、各有关部门应根据WTO协议要求，加紧建立健全有关法规，加快清理废除残存的不利于物流发展的法律规章，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分割，规范市场流通秩序和流通企业的经营活动。国家经贸委等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也要加强对有关部门和地方的协调，在物流企业的工商登记、办理证照、统一纳税、交通管理、查验通关等方面提供便利，为现代物流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三)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服务，培育社会化的物流市场

发展第三方物流的途径是：通过鼓励合资、合作、兼并等整合措施，扩大现有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经营规模；通过建立现代物流行业规范，促使小于规模经济的物流企业转型；通过修订和完善各种法规和政府行为，打破现有各种市场条块分割的制约，促进第三方物流企业跨地区、跨行业发展；以提高服务质量，降低物流成本为核心，推动物流企业的管理和技术创新。

国际发展范文篇4

国际刑法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在国际法方面，含有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国际法下的国际罪行部分，如侵略罪、反人道罪、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等等；在刑法方面，它除了刑法上的实体法和诉讼法以外，还有比较法，如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比较，以及各国的司法制度的比较，等等。此外，国际刑法在其实践的过程中还时时刻刻涉及到国际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为敏感的问题，即国家主权问题。比如：国际刑庭为了索取证据和查清案子而向有关国家或政府官员送达传票或命令；国际刑庭要求有关国家提供线索合作，以锁定和抓获被法庭起诉的嫌疑犯，并在将其抓获了以后押送到法庭；为了审理案子的需要，国际刑庭必然要求将出庭证人所在地的国家当局同意他（她）出来、又要求法庭所在地国家同意他（她）入境；以及当被告被定有罪后，国际刑庭又需要有国家自愿同意、将其关押在该国的监狱里服刑，等等。

联合国成立了国际刑事法庭

1993年，联合国安理会成立了前南斯拉夫刑事法庭，第一次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将有关国际刑法的原则和理论付诸实施。

第二年11月，又成立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是一个有着800万左右人口的国家，1994年4月和7月，占全国人口总数80％的胡图族对占人口总数14％的图西族进行了大屠杀。被屠杀的卢旺达人总共达到了80万左右，连德国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犹太人也没有那么快。这一事件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卢旺达政府自己要求成立国际刑事法庭，以通过惩治罪犯来达到民族和解的目的。这样，联合国安理会先后成立了两个国际刑事法庭。以后，联合国又成立了东帝汶国际刑事法庭、塞拉里昂特别刑事法庭等。去年，联合国还就成立柬埔寨刑事法庭问题与柬埔寨政府签定了备忘录。

人们可能会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纽伦堡军事法庭和东京军事法庭。这两个军事法庭在性质上虽然也是国际法庭，但它们与联合国的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有很大的不一样。主要的区别在于它们成立的机制不同。纽伦堡军事法庭和东京军事法庭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成立的，审判的对象是二次大战中的德国和日本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嫌疑犯，或者叫战争罪犯。起诉检察官在起诉状中都采用“代表某国政府对某某的起诉”的措辞，因此在学术界和国际法上时常被称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而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不是这样。它们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的，不是一个战胜国的法庭。所以，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代表整个国际社会的。

除了联合国成立的刑庭以外，近年来与国际刑法发展有关的，还有英国法庭对皮诺切特引渡一案的审理，以及安排在荷兰审理的洛克比案等等。

“普遍管辖原则”在历史上的第一次运用

谈到国际刑法的新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时在2001年6月18日作的一个判决，这是国际法历史上、或国际关系史上第一次适用“普遍管辖原则”。这个案例在国内几乎不为人所知，但它在国外传得很历害，其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上的意义也很深远。

普遍管辖权，是指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国际法，对违反国际法的罪行，特别是对构成危害人类共同利益的少数特定的国际犯罪，行使管辖权和予以惩罚。所以，普遍管辖权与刑法上传统的领土管辖、保护管辖或国籍管辖原则，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由于普遍管辖权突破了地域、利益保护和国籍这三种传统管辖的因素，在国际法上历来受到严格的限制。

“普遍管辖原则”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领域中，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一种理论，这个从来没有的历史，在去年6月被打破了-6月18日，比利时由其国内刑事法庭下了一个判决，裁定被起诉的4个卢旺达人犯了战争罪。

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1993年，比利时国内立法机构通过了一个法律，授权比利时国内司法机构可以对违反1949年关于国际人道法四个公约的事件进行起诉。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正发生在1994年。事发后，很多卢旺达人逃亡国外。比利时以前是卢旺达的殖民国家，逃亡到比利时就有这个案子里的4个被告。他们是教父和修女。卢旺达是一个宗教信仰很浓厚的国家，教堂被公认为庇护所。但1994年大屠杀发生时，人们往往对教堂也实施进攻。这4个被告把那些被追杀的图西族人引进教堂里，然后马上又去报告当地的武装部队和胡图族的人，把教堂包围了起来，并往里面扔手榴弹等，结果里面避难的人死得非常惨。当时，我作为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检察官，到卢旺达当地去调查过。只见教堂里的尸体是一堆堆堆起来，真是惨不忍睹。这4个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起诉，其中两人被判有罪。

比利时的判决打破了国际刑法上一贯采用的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原则-这个罪行发生地在卢旺达，被起诉的四个人国籍又是卢旺达，被他们杀害的是卢旺达人，与比利时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比利时的法庭实践普遍管辖权的原则，用本国的法律审理与自己国家或国民没有任何联系的案子，这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是联合国安理会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力又是从《联合国宪章》来的。《联合国宪章》可以说是现代国际社会的根本大法。当然，联合国安理会作为一个机构，本身也不能凌驾法律之上。联合国安理会要成立国际刑事法庭或采取其他措施，也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实事求是地说，《联合国宪章》里并没有明确授权安理会可以成立国际刑事法庭。但是，国际刑事法庭对此的解释是，虽然联合国宪章里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它在第41条规定了联合国安理会为恢复世界和平与安全可以采取的一些制裁措施。虽然这些措施中没有成立国际刑事法庭一条。然而，规定中用了“包括”（including）这个词，表示这里的措施没有详尽的意思，因此，从逻辑上分析，在必要的时候，联合国安理会可以采用“包括”中没有列举到的措施。这没有明确的措施也可以理解为包括成立国际刑事法庭。

《联合国宪章》第25条还赋予联合国安理会一个很大的权力，即对于联合国安理会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下通过的决议，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必须接受并履行。这一条很厉害。由于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成立的，所有联合国的成员国都必须予以合作。这为国际刑事法庭的运作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条件。

关于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

成立国际刑事法院最初是1989年由两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来的。当时的初衷是为了禁毒。但提出以后，联合国接了过去，准备成立一个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罪行的自然人进行审判的常设国际刑事法院。1994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提出草案，交给联合国第六委员会进行审议。同年的联大会议上讨论并成立了关于“成立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机构。以后，在1998年7月，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了关于成立国际刑事法院外交会议。我作为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正式代表，作为国际刑法的专家，参加在美国纽约和意大利罗马的会议，从法律技术的角度（不是政策的角度考虑）帮助各国代表团起草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规定，有60个国家批准这些规约，它就能生效。经过国际上的一些非政府组织、西方国家纷纷做工作，到去年底今年初，有57个国家批准了。以后的几个月，就一直停留在57个国家这个数字上。但到了今年4月11日这一天，一下子就有9个国家批准，因此，7月1日这天，世界上出现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即国际刑事法院。该法院的属事管辖权方面，和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几乎一样，涉及战争罪、反人道罪和种族灭绝罪。成立以后，如果绝大多数缔约国同意，还会加上侵略罪。但在某些方面，国际刑事法院和联合国目前的两个国际刑事法庭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性质上属于临时性的。它们的成立就是为了分别审理与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有关的案子，审完以后它就解散了。而今年7月1日开始运作的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常设的机构。一旦设立，它就将一直存在下去。

另外，在它们有关属地、属时管辖权方面，也有很大的区别。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管辖权方面，是都有一定的限制的。这从它们的名称就可看出来。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全称很长，叫“联合国起诉1991以来在前南斯拉夫国家领土内犯下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嫌疑人的刑事法庭”。它把法庭的管辖权限定得清清楚楚。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也一样，它的全称叫做“联合国起诉1994年以内在卢旺达境内所发生的或者由卢旺达国民在邻国境内所发生的有关严重违反种族灭绝罪行以及其他国际人道法罪行的刑事法庭”。所以，卢旺达国际刑庭的管辖权，也仅限于1994年之内，在1994年1月1日以前或1994年12月31日以后发生的，法庭管不了；罪行发生地被局限在卢旺达和邻国以内；犯罪的自然人，只能是在卢旺达领土内的或邻国的卢旺达公民；而所审理的罪行，则和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一样，被限制在国际人道法的范畴内。

所以，国际刑事法院与现有的两个国际刑事法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普遍性。它一旦成立，对全世界范围内的罪行都有管辖权。另外，它是永久性的。

1998年7月份，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在意大利罗马被通过后，开始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规约通过以后，签署的就有130多个国家。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签了字。以色列也签了字。我们中国从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出发，暂时还没有批准《规约》，也没有签字。

从理论上讲，通过惩治来制止国际犯罪，是世界所有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一个国家是否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则要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定。各国的法律文化也不尽相同。在有关重要的问题达成共识之前，每个国家自然都有选择是否加入、或在什么时候加入《规约》的权利。我在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工作中经常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西方对我国抱有偏见。所以，在环境不合适时，我们不一定非要急着进去。

国际发展范文篇5

关键词：国际生物能源发展；中国；对策

1世界各国生物能源计划

世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造成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原油价格的攀升，高油价成了除石油出口国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国家的发展困惑。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涨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各国寻求能源替代方案。

美国：2005年的新能源法规定，到2012年前汽油中生物燃料使用量需要达到75亿加仑，目前的植物种植结构以及扩张的速度表明酒精生产能力在2007年8月便可以超过75亿加仑的目标，比法律规定的要求提前了5年。乙醇提炼厂在美国各地开始布点建设，生产酒精使用的玉米在高油价利润的驱动下，生产能力空前地膨胀起来。2007年8月，用作酒精生产的玉米用量预计是34亿蒲式耳（86.4百万公吨），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8％。据预测到2016年酒精的产量将达到120亿加仑，界时乙醇使用量将占到汽油使用总量的8%。到2016和2017年度生产酒精的玉米使用量将超过玉米总产量的30%。生物柴油中大豆油使用量最高将达到7亿加仑每年，占到大豆油产量的23%，但是只占到整个美国高速公路2%的柴油用油量。从纤维中提炼油料也将逐步进入能源更新计划。

EU-25:欧盟计划在2010年前，运输燃料中必须包含5.75%的生物燃料，并对生物原料种植给予补贴。欧盟委员会已经指示加紧生物燃料的生产，但是按照预测，在2010年前只能达到预定标准的2/3目标，甚至到2016年前才能勉强达标。按照计划，生物燃料的2/3是生物柴油，其余1/3是酒精。菜籽油几乎是所有欧盟国家生物柴油的原料，由此使得欧盟内油菜种植面积和菜籽产量都出现快速地增长。同时，欧盟还从东南亚进口大量的棕榈油以及用棕榈油生产的生物柴油。

巴西：在巴西，90%的乙醇都用作燃料，据统计，该国乙醇的消费量已占到全国汽车燃料消费量的43%。随着油价高涨，巴西的乙醇出口增速越来越快，2005年该国乙醇出口为24.3亿升，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扩大至80亿升。甘蔗是巴西各大酒精提炼企业的主要原料，在南部巴西，一些本来种植谷物和油料作物的土地被改种甘蔗，生物燃料总生产量将从目前大约5200万加仑增长到2016年的9200万加仑。中西部地区原有的生产大豆土地将被改种甘蔗。

加拿大:加拿大计划在2010年前，汽车用油中的5%来自生物燃料，一些省份都有了自己的生产目标计划。总体规划，酒精生产量从2006、2007年的1100万加仑增长到2010年的2.11亿加仑的数量。主要原料为产自安大略湖流域的玉米和马尼托巴湖流域的小麦。另外，在加拿大西部地区建立了以油菜籽为原料的生物柴油生产厂。因为油菜籽面积的扩大，小麦、大麦和夏季休耕地的面积被压缩。根据计划，加拿大生物柴油的生产能力将从2007、2008年的1300万加仑增长到1010年的5800万加仑。

阿根廷：按照阿根廷的总体规划，几年后生物柴油生产量将从2005、2006年的700万加仑增长到5900万加仑。阿根廷有一个出口征税体系，在鼓励生物柴油生产方面，出口生物柴油享受比出口起生产原料如玉米、大豆更低的税率。从这点讲，阿根廷的生物柴油产业将会有更大的增长机会，为了保证生物柴油生产厂的高生产率运转，阿根廷还打算从南美其他国家进口大豆等产品。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世界棕榈油价格的上升使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扩大了棕榈的种植，并且他们不仅进出口棕榈油，而且也出口以棕榈油为原料生产的生物柴油。

2国际生物能源发展对我国的影响分析

2.1对粮食进口价格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我国油类消费和食品加工行业对大豆和豆油的需求都在逐渐增长，从2006年9月31日至2007年10月1日，国内大豆消费量突破863万吨，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消费市场，占全球大豆总消费的四分之一。2006年我国大豆净进口2827万吨，是国内产量的1.77倍，进口依存度高达64%，2007年我国净进口超3000万吨大豆。国内大豆油价格一路攀升，并且通过大豆油和部分饲料的价格传导形成了CPI指数持续走高的重要推动源。由于受到替代效应的影响，所有油料作物及其制品价格都呈现上涨趋势。包括芝麻油、棕榈油、亚麻油、棉籽油、色拉油、棉籽、棉粨、葵花子油、葵花子、花生仁、花生油等。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欧盟等国家尝试用菜籽油制作生物柴油使得菜籽油价格与石油价格的联动作用增强而大幅上涨。国际生物能源发展影响最大的作物是玉米，美国玉米乙醇的生产正耗用越来越多的玉米，并且减少了国际市场上的玉米供应，造成国际市场玉米供应减少及价格上升。国际市场玉米价格跟燃料乙醇价格变动成近乎完全正相关关系，我国目前玉米生产受到国际价格的影响，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还有相当数量的出口。玉米价格的上升对我国养殖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玉米中有72%用作饲料量，玉米价格的居高不下直接造成养殖成本高位盘整，猪肉价格无法下降。我国玉米产量中75%用作饲料，玉米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影响肉禽乳蛋类价格的上涨，特别是随着我国居民饮食构成的结构调整，饲料粮价格的上涨将直接推动我国CPI指数的居高不下。

其次，小麦的生产价格也一度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而上涨，统计显示，国际市场小麦价格逼近十多年来最高水平。据世界银行报告，世界粮食价格自2006年至今已经上涨了约20%，其中特别是玉米、小麦等价格暴涨。2007年澳大利亚、南美等粮食出口地纷纷开始提高了粮食出口价格，亚洲进口小麦的价格自2006年9月以来已经上扬了约20%。目前，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已触及十多年来最高水平。

2.2粮价上涨与CPI指数

我国传统四大主要粮食中，除了大米外，小麦、玉米、大豆的价格都受到了国际发展生物能源的影响。特别是大豆和玉米价格的上涨成为近期国内食用植物油和饲料价格快速上涨的最主要诱因。而饲料成本的上升，使得畜牧产品价格将长期居高不下，特别是猪肉价格上涨直接推动了相关食品成本的上升，从2007年6月份开始，肉价所带动的CPI上涨就超过了4%。此外，植物油价格的上涨也是推动CPI指数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和猪肉价格上涨一起推动整个食品产业链条生产成本的上升。

2.3粮食的国际政治博弈与我国的粮食安全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粮食形势，世界各国领袖与政府高层官员于2008年6月3日到6月5日期间在位于罗马的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总部举行高峰会议，商讨解决饥饿与贫穷问题之道及增加农业生产的计划。其中谈到了生物能源问题，入会的相关国家在各自利益的立场上表现出了利益的对抗。美国农业部长谢弗在峰会开始前表示，全球粮食价格的暴涨中，只有百分之三应归咎于生物燃料的生产和使用。而慈善团体乐施会则指该比率接近百分之三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迪乌夫在峰会上说美国将大量本应供人类食用的谷类用于生产汽车燃料令人难以理解。巴西总统卢拉也为生物燃料做出辩护，反而称它们可以成为对付粮食危机的“重要工具”。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潘基文说，到2030年，粮食产量需要增加百分之五十，才能满足需求。按照这种测算，在现有的世界粮食生产体系下，有学者计算过，除非农作物品种发生革命性变化，否则增产50%几乎完全不可能。在粮食供求趋紧的情况下，粮食将成为一种重要的国家间政治谈判砝码和国家战略资源。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后备耕地资源紧缺，一旦粮食贸易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将会对我国国家安全产生较大的挑战。特别是目前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都被垄断性地控制在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四大跨国粮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手中。这些出口公司一旦受到出口国政府的操控，很容易使我国的粮食进口受到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此外，如今高粮价已经引起了一系列国家的动荡，今年菲律宾大米紧缺对东南亚地区甚至我国国内产生的恐慌，埃及宣布禁止大米出口以维持国内工业，阿根廷对粮食出口两度增加关税等。粮食的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

按照传统的观点，一个国家粮食进口量占国家粮食使用量5%以下可以视为粮食供给安全，10%为警戒线标准，高于这个水平视为粮食供给不安全。从粮食进口重量和国内使用粮食总量的比较还很难看出我国粮食供给出现什么安全问题。但是问题是，这个标准不应该成为我国的标准，由于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和消费国，我国粮食需求的微小变化都会对国际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我们应该研究进口数量占到国际可贸易量的比例来确定粮食供给安全。粮食供给的安全不仅仅从总量上，而且还需要从结构上加以分析，从近年来的粮食进出口情况看来，我们发现大豆、玉米存在较大的不安全性。油脂产品进口依存度不断上升，已经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其中食用植物油的进口依存度达52%。3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国家应该加大对国内大豆产业的扶持，增加大豆种植面积，同时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对大豆产业采取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相结合的方法。此外，国家应该推广实行最低价收购政策，在农业生产中引入农业保险，保障农民收入的稳定预期，提高农民种植积极性。同时加大农作物新品种研究推广，加大对国内油脂产业的扶植力度，拓宽油脂产品的在广度和深度上的研究，加大新油源的开发力度，对米糠油、玉米油、油茶籽油以及特种油脂进行深度开发。

第二，开展粮食外交，注意农业生产的国际化合作，在粮食供给方面形成结构性互助联盟。将粮食的稳定进口作为我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在世贸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内，积极推动有利于我国国家利益实现的粮食贸易规则的制定。

第三，设立预警机制，加强对国际粮食市场行情的分析监控，提高应对市场变化能力；及时监测相关粮食产品进口走势及市场反应，提高国内相关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对我国粮食的国际依赖作出有效地分析，使得我国的粮食进口不会对国际粮食价格产生危机性影响。

国际发展范文篇6

关键词：国际生物能源发展；中国；对策

1世界各国生物能源计划

世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造成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原油价格的攀升，高油价成了除石油出口国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国家的发展困惑。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涨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各国寻求能源替代方案。

美国：2005年的新能源法规定，到2012年前汽油中生物燃料使用量需要达到75亿加仑，目前的植物种植结构以及扩张的速度表明酒精生产能力在2007年8月便可以超过75亿加仑的目标，比法律规定的要求提前了5年。乙醇提炼厂在美国各地开始布点建设，生产酒精使用的玉米在高油价利润的驱动下，生产能力空前地膨胀起来。2007年8月，用作酒精生产的玉米用量预计是34亿蒲式耳（86.4百万公吨），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8％。据预测到2016年酒精的产量将达到120亿加仑，界时乙醇使用量将占到汽油使用总量的8%。到2016和2017年度生产酒精的玉米使用量将超过玉米总产量的30%。生物柴油中大豆油使用量最高将达到7亿加仑每年，占到大豆油产量的23%，但是只占到整个美国高速公路2%的柴油用油量。从纤维中提炼油料也将逐步进入能源更新计划。

EU-25:欧盟计划在2010年前，运输燃料中必须包含5.75%的生物燃料，并对生物原料种植给予补贴。欧盟委员会已经指示加紧生物燃料的生产，但是按照预测，在2010年前只能达到预定标准的2/3目标，甚至到2016年前才能勉强达标。按照计划，生物燃料的2/3是生物柴油，其余1/3是酒精。菜籽油几乎是所有欧盟国家生物柴油的原料，由此使得欧盟内油菜种植面积和菜籽产量都出现快速地增长。同时，欧盟还从东南亚进口大量的棕榈油以及用棕榈油生产的生物柴油。

巴西：在巴西，90%的乙醇都用作燃料，据统计，该国乙醇的消费量已占到全国汽车燃料消费量的43%。随着油价高涨，巴西的乙醇出口增速越来越快，2005年该国乙醇出口为24.3亿升，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扩大至80亿升。甘蔗是巴西各大酒精提炼企业的主要原料，在南部巴西，一些本来种植谷物和油料作物的土地被改种甘蔗，生物燃料总生产量将从目前大约5200万加仑增长到2016年的9200万加仑。中西部地区原有的生产大豆土地将被改种甘蔗。

加拿大:加拿大计划在2010年前，汽车用油中的5%来自生物燃料，一些省份都有了自己的生产目标计划。总体规划，酒精生产量从2006、2007年的1100万加仑增长到2010年的2.11亿加仑的数量。主要原料为产自安大略湖流域的玉米和马尼托巴湖流域的小麦。另外，在加拿大西部地区建立了以油菜籽为原料的生物柴油生产厂。因为油菜籽面积的扩大，小麦、大麦和夏季休耕地的面积被压缩。根据计划，加拿大生物柴油的生产能力将从2007、2008年的1300万加仑增长到1010年的5800万加仑。

阿根廷：按照阿根廷的总体规划，几年后生物柴油生产量将从2005、2006年的700万加仑增长到5900万加仑。阿根廷有一个出口征税体系，在鼓励生物柴油生产方面，出口生物柴油享受比出口起生产原料如玉米、大豆更低的税率。从这点讲，阿根廷的生物柴油产业将会有更大的增长机会，为了保证生物柴油生产厂的高生产率运转，阿根廷还打算从南美其他国家进口大豆等产品。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世界棕榈油价格的上升使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扩大了棕榈的种植，并且他们不仅进出口棕榈油，而且也出口以棕榈油为原料生产的生物柴油。

2国际生物能源发展对我国的影响分析

2.1对粮食进口价格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我国油类消费和食品加工行业对大豆和豆油的需求都在逐渐增长，从2006年9月31日至2007年10月1日，国内大豆消费量突破863万吨，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消费市场，占全球大豆总消费的四分之一。2006年我国大豆净进口2827万吨，是国内产量的1.77倍，进口依存度高达64%，2007年我国净进口超3000万吨大豆。国内大豆油价格一路攀升，并且通过大豆油和部分饲料的价格传导形成了CPI指数持续走高的重要推动源。由于受到替代效应的影响，所有油料作物及其制品价格都呈现上涨趋势。包括芝麻油、棕榈油、亚麻油、棉籽油、色拉油、棉籽、棉粨、葵花子油、葵花子、花生仁、花生油等。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欧盟等国家尝试用菜籽油制作生物柴油使得菜籽油价格与石油价格的联动作用增强而大幅上涨。国际生物能源发展影响最大的作物是玉米，美国玉米乙醇的生产正耗用越来越多的玉米，并且减少了国际市场上的玉米供应，造成国际市场玉米供应减少及价格上升。国际市场玉米价格跟燃料乙醇价格变动成近乎完全正相关关系，我国目前玉米生产受到国际价格的影响，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还有相当数量的出口。玉米价格的上升对我国养殖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玉米中有72%用作饲料量，玉米价格的居高不下直接造成养殖成本高位盘整，猪肉价格无法下降。我国玉米产量中75%用作饲料，玉米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影响肉禽乳蛋类价格的上涨，特别是随着我国居民饮食构成的结构调整，饲料粮价格的上涨将直接推动我国CPI指数的居高不下。

其次，小麦的生产价格也一度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而上涨，统计显示，国际市场小麦价格逼近十多年来最高水平。据世界银行报告，世界粮食价格自2006年至今已经上涨了约20%，其中特别是玉米、小麦等价格暴涨。2007年澳大利亚、南美等粮食出口地纷纷开始提高了粮食出口价格，亚洲进口小麦的价格自2006年9月以来已经上扬了约20%。目前，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已触及十多年来最高水平。

2.2粮价上涨与CPI指数

我国传统四大主要粮食中，除了大米外，小麦、玉米、大豆的价格都受到了国际发展生物能源的影响。特别是大豆和玉米价格的上涨成为近期国内食用植物油和饲料价格快速上涨的最主要诱因。而饲料成本的上升，使得畜牧产品价格将长期居高不下，特别是猪肉价格上涨直接推动了相关食品成本的上升，从2007年6月份开始，肉价所带动的CPI上涨就超过了4%。此外，植物油价格的上涨也是推动CPI指数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和猪肉价格上涨一起推动整个食品产业链条生产成本的上升。

2.3粮食的国际政治博弈与我国的粮食安全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粮食形势，世界各国领袖与政府高层官员于2008年6月3日到6月5日期间在位于罗马的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总部举行高峰会议，商讨解决饥饿与贫穷问题之道及增加农业生产的计划。其中谈到了生物能源问题，入会的相关国家在各自利益的立场上表现出了利益的对抗。美国农业部长谢弗在峰会开始前表示，全球粮食价格的暴涨中，只有百分之三应归咎于生物燃料的生产和使用。而慈善团体乐施会则指该比率接近百分之三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迪乌夫在峰会上说美国将大量本应供人类食用的谷类用于生产汽车燃料令人难以理解。巴西总统卢拉也为生物燃料做出辩护，反而称它们可以成为对付粮食危机的“重要工具”。

国际发展范文篇7

[关键词]国际保险，国际保险关系，国际保险市场模式

一、国际保险发展趋势及变革

(一)国际保险组织形式及变化

1.股份制保险组织形式。在世界50强保险公司排名榜中，大部分为股份制保险公司，而且跨国经营的保险公司也大多为股份制形式。从发展趋势看，股份制形式的保险公司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2.合作保险组织形式。它是由需要保险的个人或单位共同出资组织起来的保险实体。合作保险组织通常也采取公司形式，它以相互保险公司的形式活跃在保险市场上。

3.个人承保经营保险组织形式。个人承保经营方式主要为英国伦敦劳合社保险市场所采用，个人承保有300多年的历史。根据劳合社法规，缴纳规定的保证金，并以其全部资产作为履行责任的担保，个人成员组合成辛迪加，接纳专项业务。不过，劳合社市场近年来也引入了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并引导个人承保商组成有限公司。

(二)国际保险业务范围及发展

1.主要财产保险。科技发展推动了运输业的发展，汽车运输保险、铁路运输保险和飞机运输保险相继产生并发展，进而成为财产保险中的主要险种，同时各险种的责任范围也得到完善。

2.保险种类延伸。社会进步和法律制度的健全，责任保险不断充实于保险领域：有的成为附加险，以法定形式承保；有的成为独立险种并加以细化，如公众责任险分为场所责任险、电梯责任险、个人责任险等。

3.保险责任范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保险责任范围也不断扩展。如飞机的飞行速度加快，载客量增加，相应的财产保险和责任保险要求也就增加，保险的责任范围扩大，形成了飞机机身险、第三者责任险、旅客和货物责任险、机场责任险及战争险等保险体系。

4.无形资产保险。新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新工业、新工艺的产生。如电力革命带来了电动机和发电机的广泛运用，于是财产保险就增添了保险机器安装和损坏风险的安装工程一切险和机器损坏险，进而扩展到无形资产的保险，如利润损失险或营业中断险的产生。

5.信用保险产生。随着国际资本的流动、资本输出规模的扩大和跨国公司的发展，投资者可能遭遇外汇风险和信用风险，尤其是国际付款方式的多样化，出口信用保险应运而生。

6.人身保险变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类寿命的延长，人身保障内容已从生命保障进入到了生活质量和医疗护理方面的保险，保障程度也体现出时代的特征——高额保险。

7.科技保险发展。随着高新技术的发明和运用，集装箱运输的推广，核电站的建设，航天卫星的发射及计算机网络的形成，又为保险展示了新的发展前景——集装箱运输保险、卫星发射保险和计算机犯罪保险相继出台。

(三)保险业务操作技术及运用

1.选择一揽子综合保险。为适应现代生活快节奏，既要实行简便易行的投保方式，又能满足投保人多种多样保障需求，保险公司提供了“一揽子综合保险”，让投保人签一份保单便能获多重保障。

2.增加保险技术选择度。即基本险的责任范围相对限制在主要风险上，然后通过各种附加险的配置或特约条款的选择，使投保人可获得针对其投保对象特定的和合适的保障。例如，商业企业在投保了企业财产保险外还可特约附加商业盗窃保险。

3.提高核保技术精确度。现代保险种类繁多，发展快，综合性强，保险核保人员需掌握多险种知识，以适应因科技进步引发的各类保险险种核保需要，如要适应火险、责任险、劳工补偿险等险种内含危险因素的变化，以及承担责任范围的调整。所以，对核保业务操作技术要求更细致，以便核保人员技术素质要求更高，不断提高核保精确程度。

4.科技领先与加强风险管理。当代保险领域的风险管理和损失控制日益显示出其先进技术的内涵。各国保险公司都能运用先进的电子计算机数据系统和电脑网络实施业务安排和管理的科学化；在损失控制中，都注重确立“防重于赔”的经营方针，并运用先进的防范技术。

(四)国际保险资金运用及效益

保险基金已成为各国资本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发达国家的保险基金不仅投向不动产，用于购买有价证券和发放贷款，还采用银行和信托存款的形式投资。有些国家为了更好地实施资金运用原则，还创设了保险资金安全运用保障服务系统。跨国投资一般能带来更大的收益，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金融风险。各国保险人都对全球的金融风险极为重视，对投资取向采取更为灵活的选择手段，投资结构也更为合理。

二、国际保险关系的发展和变革

国际保险关系是国与国之间发生的保险关系，这种关系形成的主要载体是保险资源要素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和保险经营在国与国之间的活动。

(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国际保险关系发展

1.国际保险关系范围扩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必然会带动保险要素在国际间的不断流动，许多国家和地区会不断参与进来，形成新的国际保险关系，扩展了国际保险关系的范围。

2.国际保险关系规模扩大。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所带动的保险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使参与国家或地区不断形成新的国际保险关系，促进了国际保险关系的量的增加。

3.国际保险关系层次提高。世界经济一体化推动了两国或多国间的双边和多边国际保险关系，使国际保险关系层次不断提高。

4.国际保险关系竞争加剧。世界经济一体化在带动保险要素在国际间流动的同时，也加剧了国际保险市场的竞

5.国际保险关系发展良好。世界性对外开放潮流的形成促进了保险要素在国际间的合理流动，推动了国际保险关系的发展，使国际保险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良好的发展态势。

(二)高新科技的进步与国际保险关系发展

1.高新科技进步——网络保险发展——国际保险关系新的发展。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无限增加了企业与潜在客户的接触机会，提高了交易的速度和规模，降低了咨询和交易的成本，简化了交易的环节，使快速、便捷的个性化服务和自助式服务成为可能。网络保险这种新的销售模式正促成传统的保险销售方式出现一种革命性的变化，网络这一时空的无限性特点将推动着国际保险关系的迅猛发展。

2.高新科技进步——风险国际化——国际保险关系新发展。高新科技的应用所产生的新的系统风险，如核扩散造成的大气污染等生态环境破坏风险、高新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应用所产生的系统风险等，它们通常是超越一国或数国形成区域性的世界性风险，这种风险需多家或多国保险公司联合承保，从而促进了国际保险关系新发展。

3.高新科技进步——系统风险防范技术——国际保险关系新发展。高新科技提供的先进技术条件使得各种系统风险通过由多国保险公司协作联合承保而形成复杂的国际保险形式，从而形成新的、高层次的国际保险关系，推动了国际保险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层次的提高。

三、国际保险市场发展结构及模式选择

(一)国际保险市场的一体化和多元化特征

一方面，国际保险市场具有一体化发展趋势的特征。区域性是目前国际保险市场的主要形式，而国际保险市场的一体化则是其总体的发展趋势。从世界经济的发展来看，已经出现并存在着许多的区域性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而这些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内部所形成的保险市场，就构成区域性的国际保险市场，其中尤以欧盟保险市场为代表。其实，各区域保险市场内部保险自由化和一体化的发展及其进程，以及各区域之间保险自由化、一体化的发展和互动，都会构成国际保险市场上的各种活动，从而使相对独立，但又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和相互协作的保险市场上的保险活动自由化和一体化，进而实现其协调性、规范性和公平竞争性，它需要通过一定形式的组织管理者和进行协调的法律依据和机制建立和完善国际保险市场，国际保险市场的一体化是其发展的内在客观要求。

另一方面，国际保险市场又具有多元化发展趋势的特征。国际保险市场是基于各国保险活动的国际化、自由化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跨国界保险活动的场所或领域。由于各国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其它国家保险经营与保险服务主体的进入，使各国国内的保险市场本身与国际保险市场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融合。而整个国际保险市场在融合中又会体现出地区性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国际保险市场在保险供给与需求，以及在法律体系、监管等方面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二)国际保险市场的结构和内容

国际保险市场由市场的主体、客体和价格三部分组成。市场主体是指国际保险市场上交易活动的参与者，包括国际保险市场上的供给方、需求方和中介方；市场客体是指保险市场上供求双方具体交易的对象，由于保险是为了在风险损失发生时给予补偿或给付的经济活动，因此在保险市场上交易的客体是保险经济保障；市场价格是由国际保险市场上的供求双方所决定的。但是，影响国际保险市场上价格水平的因素还有很多。当然，国际保险市场上供给的力量通常对于价格水平的影响要更明显一些。

国际保险市场的管理者主要是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虽然国际保险市场是跨国界的，但参与国际保险交易的双方或中介人都分属于不同的国家，要接受所在国政府以及相关法律的监管和约束。况且作为国际性的保险业务交换不仅要获得准许，而且还受制于保险本身内在运行规律的要求。其实，在国际经济贸易的交往中已经形成了不少国际法规、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并得到了国际保险界.的认同，为维持国际保险市场的正常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保险行业自律组织、保险人协会、同业公会、经纪人协会等在加强市场管理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保证了各经营主体在国际保险交易中的规范化运作。

在国际保险市场上，一些国际性保险组织在加强保险专业技术的研究和指导，组织成员国定期交流推广新技术和新经验，推动国际保险市场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交易行为的规范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国际海上保险联盟组织主要研究海上保险的各种技术问题，以提高海上保险业务技术水平；国际信用和投资保险联盟是从事信用和投资保险业务研究的行业性国际组织，它们专门拟订为各国共同接受的信用保险经营原则和保险条款，并协调各国信用保险的费率和条款。

国际保险市场包括原保险市场、再保险市场和自保市场。原保险市场是指经营直接业务的保险公司所形成的保险市场，国际原保险市场还包括这些原保险公司在国外开办的从事直接业务的海外分支公司。其实，在国际保险市场上，还有不少原保险公司从事相互的再保险业务，所以，原保险市场和再保险市场事实上并非是完全分离的。再保险市场是由各种专业再保险公司、兼营再保险公司和再保险集团公司等组成。自保市场主要是指一些自营保险公司。这是按承保方式的分类。如果按业务性质划分，国际保险市场包括寿险市场和非寿险市场。按照承保方式还可以将寿险业务分成个人寿险(1ndividual)和团体寿险(Group)。各种非寿险产品的交易都是在非寿险市场中进行的，具体包括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责任保险、财产保险、信用和保证保险等。

(三)国际保险市场变化的模式选择

按照市场结构细分理论，可以将国际保险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四种类型。完全竞争的国际保险市场是指在国际市场上存在数量众多的保险公司，存在大量的买方和卖方，资源流动自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参加保险市场的交易活动自由，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充分发挥作用，保险行业协会在保险市场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垄断竞争的国际保险市场中，少数大公司在国际保险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垄断公司与垄断公司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寡头垄断的国际保险市场是指在国际保险市场中仅有几家保险公司，这几家保险寡头瓜分垄断绝大部分保险业务。完全垄断的国际保险市场是指国际保险市场完全由一家保险公司所控制。可以认为，目前的国际保险市场属于寡占的市场——国际保险并购浪潮导致了国际保险市场中超级航母的出现，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并购实现了强强联合，这不仅反映在保险业内部产寿险业的各大公司的兼并重组，而且还反映在保险业与其他金融行业如银行业、证券业的融合。在此基础上，国际保险市场上出现了金融超市，它汇集了巨大的资本和庞大的分支机构体系。而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国际保险市场结构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国际保险市场中大小公司并存的垄断竞争模式。

国际发展范文篇8

二战后，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待外资的态度大体经历了两次转变，即从开放到限制再到自由化。

二战后的最初十年，发展中国家几乎无限制地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投向本国自然资源及关键性产业的开发,以发展民族经济。从上世纪6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转而采取了限制性、甚至歧视性的外资政策，他们既意识到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及可能带来的利益，同时又认为国家对外资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发展，发达国家掀起了投资自由化浪潮，促使发展中国家推行了以国际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中心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逐渐开放国内市场，实行自由化倾向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近年来许多国家均修订了其外资法,扩大了对外国直接投资实行自由化的程度。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跨国公司异常活跃，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强大推动力量。各国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增强综合国力，都无不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外资的进入，并按着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外资进入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外资政策。②

二、国际投资对国际法原则的深化

（一）国家主权原则

国家主权原则既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在国际投资领域内，国家主权原则具体体现三个方面：

1．自然资源所有权。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确立的重要的国际法原则，它规定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如《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决议》、《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特别是《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等。

2．经济战略决策权。国家有权确立其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这是国际法上的自决权③的表现。在国际投资领域，国家可以决定鼓励、允许、限制、禁止引入外资的具体行业，并计划引入资金的规模。

3．经济行为管理权。国家不仅在宏观上设计一种制度模式，还在微观上具体进行管理。每个国家有权按照其法律和规定并依照其国家目标和优先次序，对在其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外国投资加以管理和行使权力，任何国家不得被迫对国外投资给予优惠待遇。

（二）公平互利原则

公平互利原则是国际经济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在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一原则是我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历来主张的平等互利原则的发展。现代的国际社会，其经济秩序应当从原来的“平等互利”向“公平互利”转化，它应当普通适用于国际投资各种法律关系。④

三、国际投资的国际法规制

国际法上对国际投资行为的规制生具体现为双边投资协定、在世界银行集团和WTO框架下的多边投资法律规则体系和联合国及世界银行所作出的关于国际投济的指导性文件。

1．双边协定。由两个国家对投资问题进行系统的谈判，并将双方的权利义务以条约的方式确定下来，是解决国家间投资管制法律规则不一致的良好途径。

2．区域性投资规范。制定区域性国际投资规范的努力早在二战结束即已开始。20世纪8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一体化空前发展，区域国际投资法制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东南亚国家联盟、安第斯集团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亚太经合组织都制定了一些具有一定影响的区域投资法律文件。⑤

3．全球性规范。投资的增长和投资争议的增加使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都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普通性的调整国际投资关系的国际法制度。资本输出国、代表资本输出国利益的国际民间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为此作出了制定国际投资法典，建立多国间投资保证制度，成立解决国际投资争议和国际公约及机构等建议；发展中国家也为此通过七十七国集团提出了《跨国公司行动守则》的方案。

4．世纪贸易组织有关投资的协议。WTO是以多边国际贸易协议为主要内容，以世界贸易组织为组织保障，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后盾的全球性、综合性的国际贸易管理体制，可以成为是多边贸易体制或者是多边协定体制。WTO条约体系主要以调整全球贸易为主要目的，但是鉴于贸易与投资之间密切的联系，故WTO体系实际上又是一个与投资有关的多边协议群。

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投资的协议主要有三个:即《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简称TRIMS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⑥这几个协议成为关于投资的国际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有关国际投资争议的处理

正确处理国际投资争议，是调整国际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措施。有国内法制度，也有国际法制度。在处理投资争议的途径和方法上，有政治手段，也有法律手段，关于解决投资争议的途径，向来有两种手段，即政治的手段与法律的手段，国内解决与国际解决。

（一）投资争议的政治解决

1．斡旋与调停。通过政治途径解决投资争议，最常见的是斡旋和调停。在理论上两者虽有区别，但在各国实践及国际惯例上，并不严守其区别，两者的作用已逐渐融合起来。⑦

2．通过外交保护解决争议。通过投资者本国政府行使外交保护权，或同东道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或提起国际诉讼，以求解决投资争议。

(二)投资争议的司法解决

司法解决是指通过法院，运用司法程序予以救济。基于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国内救济原则，关于投资争议在当事人间没有协议采用仲裁解决时，可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但国内司法救济不限于此，投资者也可向本国法院或第三国法院申诉。

(三)投资争议的仲裁解决

用仲裁方法解决国际争议，由来已久，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合理的法律手段。运用仲裁程序解决国际投资争议及其他商事争议，经长期实践，已逐步制度化、国际化。无论是临时仲裁的安排或常设仲裁的制度化，作为一种处理商事及投资争议的法律手段，是使双方得到公平而满意的解决的。

(四)WTO争端解决机制

乌拉圭回合谈判以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也进入了WTO的关注范围。实践中关于投资的争端也会在WTO体系的争端解决机制中解决。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保证着法体系的正常运转，是保障多边贸易体制可靠性和可预见性的核心因素。

WTO争端解决规则具体包括《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及其附件、《关于实施与审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谅解的决定》、《关于服务贸易总协定某些争端解决程序的决定》、《关于按照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协定或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五部分处理争端的宣言》，以及WTO各项规定及其配套或附属协定中的有关争端解决的条款。⑧

五、跨国公司对国家主权的影响

跨国公司在各个领域里向国家主权的经济主权发出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由于拥有巨大的生产规模和庞大的管理组织体制，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跨国公司在很多行业都占据了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各个主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但需要跨国公司的技术，还需要跨国公司的资金。由于跨国公司对技术转移严格而有效的控制，往往使得技术落后的发展中东道国处于被动的依赖地位，形成经济依附性发展，削弱了国家的经济主权。

为了编织一个全球战略网，进一步获得和保障既得利益，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会使得自身的权力越过经济领域，把触角延伸到政治领域，尽量影响政府的相关政策。“跨国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尽量利用接受国给予的经济上和技术上的优待，结果却发展到想方设法来控制其资源、需求和有关知识的地步，这就损害了接受国的主权。跨国公司还企图以它们的私营企业的权限来取代各国的国家权力对于建设未来社会经济体系而进行的民主管理。”⑨比如1953年英国石油公司在帮助推翻伊朗摩萨德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4年美国联合水果公司在推翻危地马拉阿目兹政府中担当了重要角色，1973年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颠覆智利阿连德政府中施加了影响，⑩还有最近发生的韩宝事件在韩国掀起的政治经济危机等。这些都表明了跨国公司对国家对内外最高绝对权力的制约性影响。

虽然跨国公司对国家主权具有侵蚀作用，也不能片面地夸大其作用。要知道，在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中，虽然非国家行为体或者泛国家行为体异军突起，但是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跨国公司还远远没有得到与之相提并论的资格。国家主权原则的核心特征，即对内的最高性和对内的独立自主性并未改变。

六、结语

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国际投资是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重要途径，是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对国际法体系来说，国际投资有其巨大的积极影响，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只要通过正确的法律法规对其加以引导，则国际投资必将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越来越有利的影响。

注释：

①⑤吕岩峰．国际投资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第147页．

②钟阳胜．跨世纪国际投资与外资政策新变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1)．

③自决权，也称民族自决权，是集体人权的重要表现方式,在美国、苏联等国家的倡导之下,成为一个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术语,有发展中国家载20世纪中期以后广泛实践并获得国际社会认同．．

④韦经建，何志鹏．论国际经济法的公平原则．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3）．

⑥周浩荣．WTO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财经界．2008(2)．

⑦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0页．

⑧汤树梅．国际投资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页．

⑨舒绍福．跨国公司与国家主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6)．

⑩迟德强．浅析跨国公司对国家政治主权的影响．江汉论坛．2007(8)．

参考文献

[1]都亳．论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当代法学．2001(6)．

[2]余劲松．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李玉．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11)．

[4]徐箐．加入WTO与我国外资法的完善．法学．2001(1)．

[5]刘笋．论WTO协定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民商研究．2000(1)．

[6]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苗圃．略论跨国公司对国家主权的影响．法制与社会．2008(8)．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国际投资逐渐走向自由化和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投资法也随之有了巨大的发展，从而对整个国际法体系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国际发展范文篇9

一、以往南北纷争的焦点：对外国投资的法律保护问题

从19世纪至二战，就国际投资的法律保护问题，一些弱小国家就已拉开了与西方列强抗争的序幕。

在国际投资法律保护问题上分别象征南北双方立场的“卡尔沃主义”和“赫尔公式”，就发韧于这一历史时期。进入19世纪，欧洲列强不断滥用外交保护权，就本国国民因东道国战乱等而遭受的财产损失，不惜动用武力，追究拉美国家的国家责任。目睹西方列强的这一霸道行径，1963年，曾任阿根廷外交部长的南美著名国际法学家卡尔沃，在其所著的《欧洲及美洲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卡尔沃主义”，主张外国人在东道国遭受损失，只能诉请当地救济，不能寻求其母国外交保护权的卵翼，因为根据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外国人在东道国只能享有与当地国民同等保护的权利，而不能取得高于当地国民的特权。〔（1）〕除外交保护权之外，以往一些弱小国家与西方列强形成的另一项国际投资纷争，就是有关征收的补偿标准问题。1938年，墨西哥政府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实行，征收境内的美资地产和石油企业。时任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墨西哥政府的外交照会中，全面总结和概括了以往美国的贯用立场，要求墨西哥政府必须给予业主以“充分、及时、有效”的补偿，即抛出了所谓的“赫尔公式”，当时，就遭到墨西哥政府的坚持反对。

然而，二战之前，一些弱小国家与西方列强在国际投资法律保护问题上的交锋，只是初步的。当时，西方列强全面控制着广大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在这些殖民地如何对外国投资加以保护的问题上，往往由宗主国定于一尊，很难听到殖民地人民的呼声。即使是一些独立的弱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仍然受到强权政治的压制，它们与西方列强之间发生的有关外资保护的争端，往往只限于一些反对外国人在东道国享有特权的具体事件，并未在整体上与西方列强形成相抗衡的局面。可见，当时，这些弱小国家在外资保护问题上所提出的挑战，尚未对西方列强在这方面的主导实践构成根本性的威胁，作为所谓“西方文明”产物的传统国际法仍然是套在这些弱小国家头上的枷锁。

二战之后，直到70年代，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有关对跨国投资的保护问题，进一步发展成为南北双方在国际投资法律领域对阵的最前沿。

进入50年代，广大殖民地在政治上纷纷独立，但本国的经济命脉仍然控制在外国投资者手中。没有经济上的主权，就难以维护来之不易的政治主权。由此，广大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建立和巩固民族经济，对外国投资采取了各种限制和剥夺的措施，从而也就引发了在外资法律保护问题上与发达国家的剧烈冲突。

首先，有关外资的待遇标准是统领各项外资法律保护制度的基本原则。就此，南北双方存在着明显的立场对立和观点分歧。发达国家固守传统的“国际待遇标准”，要求东道国给予外资的实际待遇水平必须达到国际法上的最低要求；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往往只同意给予外资最惠国待遇和有限的国民待遇，强调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不得享有特权地位。

其次，有关外资国有化的补偿标准是南北双方在外资保护领域对抗最为激烈的问题。从50年代到70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外国投资开展了席卷亚非拉的国有化运动。〔（2）〕为了遏制这一浪潮，发达国家坚持主张东道国应根据国际法给予业主以“充分、及时、有效”的补偿；而发展中国家则只愿按照东道国的国内法，给予“部分”补偿。

再次，在实践中，西方投资者往往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通过特许协议，攫取东道国大量的经济特权。缘此，发展中国家普遍认定这些特许协议为国内契约，根据合同法上的“情势变迁原则”，东道国政府有权单方面予以修改乃至废除；而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海外投资者的既得利益，抱定特许协议属“国际协定”的主张，认为从“条约必须信守原则”出发，东道国不得擅自毁约或违约。

最后，对于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法律争端，最终都需经由一定的途径加以解决，就此，发展中国家通常主张应采用东道国的当地救济手段，并适用东道国的国内法律，而发达国家往往坚持此类投资争端应通过外交保护和国际仲裁等途径加以解决，且以国际法为准据法。

总之，在国际投资的法律保护问题上，南北双方的根本分歧所在是，发达国家力图将这一问题“国际化”，以使本国海外投资者尽量摆脱东道国的国内法律管辖，同时让作为东道国的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保护外国投资的国际法义务。广大发展中国家则针锋相对，力主将对外资的法律保护“本地化”，主张外国投资者进入东道国之后，其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应根据当地法律来定夺，母国不得借口国际法干涉东道国的内部事务。

在这一时期，整个国际投资立法史基本上均围绕跨国投资的法律保护这一中心议题展开。

从50年代末开始，在联合国大会中，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本国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在外资法律保护问题上，与发达国家几经较量，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以其中最有争议的国有化补偿问题为例。1962年，南北双方在联大上势均力敌，当年第17届联大通过的《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决议》第1条第4款，对国有化的补偿采用“和稀泥”的方式，规定东道国“应当按照本国现行法律和国际法的规定，给予业主适当的补偿”。对该款中“适当”补偿的提法，南北双方通常分别按照国际法和国内法，将之解释成相对立的“充分”补偿标准和“部分”补偿标准。直到1974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获得独立，它们在联大的力量开始占据优势。当年第29届联大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2条第2款在国有化补偿问题上，则完全采纳了发展中国家的主张，规定东道国“应当考虑本国的有关法律、条例以及本国认为有关的一切情况，给予适当的补偿”。据此，对外资实行国有化，东道国有权选择是给予全部补偿，还是给予部分补偿。

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国际投资法律实践，尤其是联大通过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上述决议，对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传统国际法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并构成造就新国际法的强大趋势。为了阻挡这一趋势，发达国家势必图谋通过双边和多边的途径与发展中国家订立有关保护跨国投资的条约，以条约的规定“修正”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观点。〔（3）〕

首先，从多边投资保护条约来看。二战之后，一些国家、民间组织和国际机构致力于制定一部综合性的国际投资法典。诸如1948年《国际贸易组织宪章》、1949年国际商会《关于外国投资公正待遇的国际法典》、1957年联邦德国促进和保护外国投资协会《关于相互保护外国私人财产权利的国际公约》、1959年《阿部斯—绍克罗斯海外投资公约》、1962年经合组织《关于保护外国财产公约》，等等。这些国际投资法典草案的中心内容多为关于外资待遇、国有化及其补偿、资本转移、投资争端解决等保护国际投资的规定。〔（4）〕

然而，由于南北双方在跨国投资法律保护问题上的深刻分歧，这些显属偏向发达国家利益的国际投资法典，很难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接受，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证其国内政策的高度自由，就外国投资，通常不愿接受一般的广泛的保护性义务的约束，因此也导致了以往编纂国际投资法典的努力，无一不归于失败。只有就单一的、非实体性的国际投资保护事项缔结多边条约，才有望获得成功。例如，在世界银行主持下，先后于1965年和1985年制定了《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华盛顿公约》）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汉城公约》）。

其次，从双边投资保护条约来看。保护国际投资的双边条约，一般只对跨国投资实行具体、有限的保护，在这方面，作出妥协的范围也仅限于缔约双方，由此，可能会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认同。战后初期，美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沿用传统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保护跨国投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内容广泛，除包括投资事项外，还涵盖商务、旅游、个人权利等诸多方面。此类条约中与投资直接有关的条款均属保护跨国投资的内容，包括对外国国民及其财产的待遇、征收及其补偿标准，以及外国国民资金和收入转移等方面的条款。然而，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以实体性规则为主，为了辅之以程序性规则，美国、加拿大还另行与发展中国家签订专题性的“投资保证协定”，主要规定两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代位求偿权及其争端解决机制。

50年代以降，随着国有化浪潮的到来，内容泛泛的传统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显已不足保护发达国家海外投资的安全。有鉴于此，以当时联邦德国、瑞士、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便从传统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抽取保护跨国投资的那部分条款，予以强化和充实，并结合美、加“投资保证协定”中的程序性规则，谋求与发展中国家签订专门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此类协定的内容涉及外资的待遇、征收风险的保证、投资资本和收入的转移、战乱损失的赔偿、特许协议的效力、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代位权以及投资争端的解决等方面。同样，因南北双方在跨国投资的法律保护问题上歧见太深，以至于以往发达国家推行投资保护条约的计划，步履维艰。据统计，从1959年联邦德国与巴基斯坦缔结世界上第一个投资保护协定始，至70年代末，只有65个国家签订了170余项投资保护协定。〔（5）〕

从二战之后直至70年代，对外国投资的法律管制问题，基本上还未成为南北双方纷争直指的对象。

根据国家主权原则，东道国对外资拥有充分的管理权。实践中，这一权力也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坚持。例如，1974年联大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2条第2款明文规定，“每个国家都有权利根据本国的法律和条例，按照本国的国家目标以及本国优先权的原则，在本国的管辖权范围以内，对外国投资加以管理并行使权力。”在以往拟订的国际投资法典草案和签订的投资保护协定中，作为南北双方妥协的结果，一般均采用“公正与公平”这一总的外资待遇原则。显然，发展中国家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对外资采取的通常管理措施，不可能归之为违反“公正与公平”待遇原则的行为。就外国投资的待遇，即便满足发达国家的主张，也无非是要求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法律保护水平必须达到“国际最低标准”，对此标准以上的发展中国家管理外资的权力，发达国家基本上未提出什么异议。

然而，从经济利益上分析，假如发展中国家放松对外国投资的管制，发达国家投资者就可以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投资场所，并可自由地在东道国境内开展经营活动，这对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发达国家而言，有利而无弊。然而，以往，发达国家之所以没有把实现国际投资自由化作为一项政策目标，是因为受到以下诸多因素的制约：

70年代之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外资多采取限制的政策，此时，发达国家要强求它们放松对外资的管制，可以说是完全不现实的，此乃其一。

其二，严格意义上讲，有关外资的保护问题也是由东道国对外资采取严厉的管制措施而引起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变相征收”的行为。“变相征收”又称“间接征收”等，指的是东道国虽然没有公开宣布征收，投资财产的所有权名义上仍属外国投资者。但是，只要东道国阻碍外国投资者行使投资财产权，致使他们的投资财产实际归于无用，就可推定发生了征收风险。在国际投资法律实践中，如果东道国采取增加捐税、外汇管制、货币贬值、价值统制、拒绝批准原材料进口、强制出口、强制国产化、限制利润率、禁止解雇、吊销外国雇员的居住权等管制外资的措施，并超过了外国投资者所能承受的界限，就有可能被发达国家认定为实施了“变相征收”的行为，从而引发对外资的法律保护问题，而东道国对外资采取的通常管理措施，则当然不属于“变相征收”的范畴。以往，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发达国家任意扩大“变相征收”范围的做法，以确保本国对外资的管理权。此时，发达国家尚不能就这些东道国严厉管制措施下的外资保护问题求得“满意”的解决，又怎么可能在限制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一般管理权上取得成功？

其三，从主观上看，在本国的海外投资尚未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之前，发达国家是不会煞费苦心，要求发展中国家放松对外资进入的限制，从而把更多的本国投资送到发展中国家国有化等措施的“刀俎”之下。

最后，以往，不少发达国家本身对外资还保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即对外国投资尚未达到开放或完全开放的地步，从而也就不可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宽对外国投资的管制。例如，1982年11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关贸总协定部长会议上，美国曾意图把消除限制外国投资的特定措施（履行要求）列为会议的一大议题，结果因其他发达国家缺乏兴趣，应者寥寥，只好作罢。〔（6）〕

二、晚近南北纷争的焦点：对外国投资的法律管制问题

80年代之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全球出现了经济自由化的总体趋势，这一趋势首先从商品贸易自由化推开，逐步延伸至服务贸易和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实行国际投资自由化，消除国际投资壁垒，就是要求各国实际上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放宽对外国投资的法律管制。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晚近，开始谋求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国投资的自由化，从法律上看，其条件已经成熟。

8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转而实行鼓励吸收外资的政策，对外资采取严厉管制措施的情形已鲜见，也就是说，有关国际投资的保护，已不是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仅以国有化事件为例，1975年全世界共发生此类事件53次；1985年猛然下降到1次，而从1985年至1991年，还没有发生过国有化事件。〔（7）〕与此同时，为了改善投资环境，就国际投资的保护问题，发展中国家在法律上也对发达国家作了不同程度的妥协。晚近，投资保护协定数量猛增、缔约国范围急剧扩大就是典型一例。根据统计，截止1996年6月，此类协定已达1，160项，涉及158个国家，其中近2／3是在90年代签订的。仅1995年，就签订投资保护协定172项，〔（8）〕比80年代之前20年间签订的此类协定的总数还要多。可见，外国投资已得到相当程度的法律保护。对此，发达国家已感颇有“收获”，西方学术界甚至得出了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结论：近十年来，“传统的赫尔公式在与卡尔沃主义进行的持久的思想斗争中，似乎已经占据了上风。”〔（9）〕在本国海外投资的安全有了比较充分的保障之后，于是发达国家便开始提出更高的要求，进一步推动发展中国家放宽对外国投资的法律管制，以实现国际投资的自由化。

美国充当了这方面的急先锋。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谋求国际投资自由化，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虽然目前美国的资本输入也居世界之首，但以美国的经济实力，足以使它消化和吸收大规模外资进入所带来的好处，并抵销外资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1982年1月，美国首次利用关贸总协定对别国的投资政策提出指控，指控的对象是加拿大。美国认为，加拿大按其1974年《外国投资审查法》对外国投资设置的当地成份要求和出口实绩要求，违反了总协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和禁止数量限制原则。80年代以来，其他发达国家普遍对外资采取更为开放的政策，由此便有了条件呼应美国的主张，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国投资的自由化。

为了取消发展中国家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措施，在法律上，发达国家往往采取以下两种途径：

第一，广泛推行国民待遇原则。应该看到的是，国民待遇原则的效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在外国投资者的法律地位高于东道国国民时，以往，国民待遇原则曾被一些弱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操持，成为反对西方投资者特权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当外国投资者享有的待遇水平低于东道国国民时，国民待遇标准则具有提升外国投资者待遇的功能。晚近，发达国家正试图利用国民待遇原则的这一“非歧视性”功能，来达到限制发展中国家对外资行使管理权的目的。具体而言，根据该项待遇原则，东道国不能将未对国内企业实行的那些管理措施施加于外资企业。

然而，通过国民待遇原则推行国际投资自由化，也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首先，国民待遇原则是相对待遇标准，外国投资者获得的待遇水平取决于东道国对本国国民待遇水平的高低，据此，如果东道国对国内投资者本身就施以许多控限措施，那么，这些控限措施仍可同等地适用于外国投资。以往，不少发展中国家采用计划经济，对国内企业实行严格的管制，面对这样的现实，并考虑到国民待遇原则作为相对待遇标准的上述特性，发达国家往往不敢强求发展中国家对外资实行该项待遇原则。晚近，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推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顾虑虽已大为减小，但国民待遇原则的这一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其次，根据国民待遇原则，东道国对外资企业只是“在同等情况下”才给予与国内企业相同的待遇，反之，如果内外资企业所处的情形不同，那么，东道国仍可对外国投资实行特殊的管制；再次，国民待遇原则从来就不是绝对的，该项待遇原则存有不少的例外，也就是就，东道国基于“合法的理由”，有权针对外资企业实行不同于国内企业的专门控限措施。〔（10）〕

第二，消除各种“履行要求”。由于通过推行国民待遇原则消除国际投资壁垒，存在着以上种种的局限性，而且，无论如何，单纯依靠一项抽象的外资待遇标准来清除东道国对外国投资的各项具体限制，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在发达国家看来，采取国民待遇原则，只能促使东道国消除针对外国投资的部分“歧视性”管制措施。在这同时，需要直接要求发展中国家拆除阻碍国际投资的各种“履行要求”。这里所谓的“履行要求”（performancerequirments），是指东道国要求外国投资者承担的某项或某些特定的限制性义务，实际上就是东道国对外国投资采取的一些具体管制措施，诸如当地成份要求、出口实绩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国内销售要求、当地股权要求、汇出限制、生产限制、技术转让要求、当地雇佣要求，等等。这些“履行要求”可能用于外资准入阶段，即东道国把外国投资者满足某项或某些“履行要求”作为该外资进入的前提条件；东道国也可能在外资准入时没有附加这些限制性条件，但在外资进入后的经营阶段，要求外资满足这些“履行要求”。此外，“履行要求”也可能仅作为外资获得东道国各种优惠待遇的先决条件。〔（11）〕

西方著名国际投资法学者A;A;法托罗斯（A;A;Fatouros）撰文明确指出，当前的“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这一概念，已不限于以往经合组织所主张的那样，仅指消除对外国投资的“歧视性”待遇，而是包括了直接拆除对外资进入和经营所实行的各种限制性措施，其意是指推行国民待遇原则和消除各种“履行要求”应双管齐下。而且他认为，联合国贸发会议在《1994世界投资报告》中对“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的界定，也涵括了上述两层意思。〔（12）〕

尽管目前推行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声浪很高，事实上，南北双方在放宽对外国投资管制的程度上，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观点对立的立场分歧。

勿庸讳言，在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大势下，适度放宽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对南北双方均为有利。据统计，1991年至1995年，分别有35、43、57、49和64个发展中国家修改了外资法，修改之处分别为82、79、102、110和112项，其中旨在放松或促进外国投资的分别占80、79、101、108和106项。〔（13）〕初看起来，在实现外国投资自由化方面，晚近，发展中国家的内在需求和发达国家的外部压力似乎不谋而合。然而，双方在这方面的利益并非一致。

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外资一般均采“有拒有纳、避害趋利”（avoidanceandapproach）的态度，放宽对外资管制的程度终归是有限的，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要求的那种开放系数。其原因在于，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等都比较落后，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在竞争能力上还有一定差距，需要通过对国内企业实行某些专门的法律保护，或对外资企业施以某些特殊的法律管制，即采取适度的差别待遇来弥合双方在经济实力上的落差。只有以这种“扶弱抑强”的方式造成法律上的“不平等”，才能最终实现内外资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竞争”；另一方面，从宏观上看，广大发展中国家仍需通过鼓励、限制和禁止等法律手段，积极引导外国投资，使之符合本国产业发展的目标。

根据国际法，东道国有权对外资的进入和经营行使管理的权力。为了达到实现国际投资自由化的目的，发达国家必须谋求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签订国际投资条约，以使后者承担消除外国投资障碍的具体条约义务。

南北双方在国际投资自由化程度上的观点分歧和立场对立，就表现在晚近签订的有关国际投资条约之中。

其一，在双边投资条约方面。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缔结的投资保护协定一般都明确规定，外国投资者应根据东道国的法律、政策或规划进行投资，均无要求缔约方放松对外国投资管制的条款。从80年代起，美国改变了以往依靠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保护海外美资的做法，转而推行专门性的双边投资条约计划。较之其他国家的投资保护协定，在美国式双边投资条约中，除有关于保护跨国投资的传统规定之外，还着力增加要求东道国取消对外国投资限制的条款，但由于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抵制，美国在这方面的进展甚为艰难。

首先是推行国民待遇原则。对于外资准入，欧洲国家对外签订的投资保护协定均无实行该项待遇标准的要求；即便就外资的经营活动，以往，许多欧洲国家也不把国民待遇条款视为此类协定的必备内容。〔（14）〕而美国式双边投资条约株守国民待遇原则，同时，不但将该待遇原则适用于外资经营阶段，而且适用于外资准入阶段。虽然如此，美国往往也不得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对订入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国民待遇原则作出如下限制：第一，在条约附件中均开列了可以作为该项待遇原则“例外”的投资部门，即在这些投资部门，东道国可以不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第二，一些条约规定，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应受制于东道国的法律。如美国与巴拿马、摩洛哥、土耳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等条约均属此列。其次是取消各种“履行要求”。在美国的强求下，虽然一些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一些加勒比地区国家在双边投资条约中，完全承诺取消对美资的各种“履行要求”，但仍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只在这方面承担“软性”义务，即仅规定“应谋求”（shallseekto）或“应努力”（shallendeavourto）消除有关“履行要求”。这些国家计有埃及、土耳其、海地、孟加拉国、摩洛哥、巴拿马、塞内加尔、斯里兰卡、阿根廷等国。据曾任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谈判代表法律顾问的K;J;范德费尔德（K;J;Vandevelde）称，消除“履行要求”是美国对外缔结双边投资条约的重点之一，同时又是一项特别难以达到的目标。为此，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曾专门指示，如果在谈判中发展中国家没有要求修改美国提出的关于“履行要求”的标准条款，那么美国应优先考虑与之签订双边投资条约。〔（15）〕

由于美国在推行国民待遇原则和消除“履行要求”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索价”太高，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无法接受美国式的双边投资条约。然而，现在也有一些发达国家（如加拿大和法国）开始仿效美制，在对外签订的一些双边投资条约中加入禁止履行要求的条款。〔（16）〕

其二，在多边投资条约方面。在实现国际投资自由化问题上，美国意图通过双边途径迫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就范”，毕竟是“单枪匹马”，难以全面奏效。于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便寻找更为有效的多边途径，借助发达国家的整体实力，以求得发展中国家的让步和妥协。历史经验表明，就国际投资法律问题进行专门的多边谈判，发达国家没有明显的优势，相应之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关系中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性较强，由此，在有关国际贸易的谈判场合，尤其在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发达国家往往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于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力主将投资自由化问题与贸易自由化问题挂钩，纳入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议题，通过达成“一揽子协议”的方式，一同实现它们在国际投资问题上的目标，并利用世贸组织机制有效地保证相关协议的执行。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过程中，发达国家集团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取消各种投资措施；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坚决反对将所涉的投资措施的范围扩大化。最后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协议）所禁止的只是会对国际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某些特定的投资措施，即该协议附件中所列的当地成份要求、外汇平衡要求、贸易平衡要求以及当地销售要求。〔（17）〕

与国际投资自由化有关的世贸组织下的另一个协议就是《服务贸易总协议》（GATS）。在GATS所适用的各种国际服务贸易方式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商业存在”所进行的国际服务贸易，而此类国际服务贸易必须透过在外国设立独资、合资企业或分支机构才能开展。目前，服务业的国际投资增长迅猛，现已占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一半，年流量的50％至55％。〔（18）〕在GATS项下，各成员方的义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性义务，适用于成员方的各个服务业，不论这些服务业是否对外开放，此类必须遵守的义务包括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国内规章等规则。这些规则与实现服务业国际投资自由化没有直接的关系。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与服务业国际投资自由化直接相关的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只愿承担逐步展开的义务，GATS对此仅规定了具体承诺的义务，即这些义务须经成员方双边或多边谈判达成协议后，方才实行，具体而言，只适用于成员方在承诺清单中应允开放的那些服务业。目前，在世贸组织中，成员方还在就金融、保险、运输等国际服务贸易的自由化问题继续进行谈判，1995年6月已达成了《金融服务协议》。可见，在国际服务贸易（包括服务业的国际投资）领域，南北双方的斗争还在继续。

乌拉圭回合结束后，发达国家加强了通过多边途径实现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努力。作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经合组织，计划于1997年5月达成一项“关于投资的多边协定”，该协定一方面进一步提高了对外国投资的保护水平，另一方面要求东道国对外国投资实行自由化。〔（19）〕同时该协定明确规定，它对非经合组织成员的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开放。然而，要让发展中国家接受一个内容如此广泛且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多边投资条约，只不过是发达国家的一厢情愿而已。与此同时，投资问题已成为乌拉圭回合后续谈判的一大议题，为了主导今后谈判进程，经合组织现已草拟了另一份“多边投资协议”，该协议以彻底实现国际投资自由化为旨意，推行广泛的国民待遇原则，并要求东道国取消各种“履行要求”。该条约草案已提交1996年12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世贸组织成员方首次部长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新加坡部长会议宣言》同意组成一个工作小组，对投资政策问题进行研究。可以预言，今后，在世贸组织内部，南北国家关于国际投资自由化的斗争还将继续。

其三，在区域性安排方面。除了有关双边和多边投资条约之外，在区域性安排中，发达国家也在不断推行跨国投资的自由化，虽然在区域性范围内，就国际经济法律问题容易达成妥协，但由于成员各方具体情况不同，一些成员方对外国投资的开放度终归也是有限制的。

1991年，在当时欧共体的主持下，制定了《欧洲能源宪章》，原意旨在保护欧共体各成员国在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能源投资。在此宪章的基础上，1994年又达成了另一项新的《能源宪章条约》，该条约的一类适格缔约方由原来的欧共体成员国扩大到了经合组织全体成员国，现已有49个国家签署了该条约。该条约除了对有关投资保护问题作出详细规定这外，还包括了放宽对外国投资管制的要求：在外资经营阶段，各成员方应承担“硬性”义务，即必须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同时，该条约袭用了世贸组织TRIMs协议的规定，要求各成员方取消那些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在外资准入阶段，该条约只是规定各成员方“应努力”（shallendeavourto）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原《欧洲能源宪章》曾要求成员方在这方面承担“硬性”义务，但由于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反对，改为现在的“软性”义务。美国认为这样的规定与其反映在双边投资条约和多边投资条约中的立场相左，从而拒绝签署该条约。〔（20）〕不过，现在各成员方仍在继续谈判，以便在“补充协议”中强化成员方对外资进入实行国民待遇的义务。

在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同样，既规定了有关投资保护的事项，也规定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实行投资自由化的问题。在该协定的正文中，缔约三方承诺对外资的准入和经营实行国民待遇，并取消有关的“履行要求”。但缔约一方就此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保留：首先是三方都在附件中开列了可作为“例外情形”的有关投资部门；其次，加、墨双方还在附件中列明，根据本国的有关法律，仍有权对外资实行某些特殊的限制措施。

此外，亚太经合组织也把实现本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作为其根本性目标，但这一目标的实现也并非一步到位。就此，它为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三类成员方开列了时间表，确定的最晚期限分别为2010年、2015年和2020年。

目前，全球的确出现了投资自由化的倾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投资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不能等而视之。贸易在南北国家之间是一种双向进行的国际经济合作方式，应该说它对双方总体上属互利之举，因此，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具有比较强大的趋动力；而国际投资主要呈由北向南单向流动的态势，彻底实现国际投资自由化而给资本输出国带来的丰厚“礼物”，往往只由发达国家一方独得，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无缘分享。另一方面，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作为东道国吸纳外资，能够做到“趋其利而避其害”；反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假如对外彻底开放投资大门，作为东道国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将会遭受其自身无法抗御的外来冲击。总之，因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在实行国际投资自由化方面，发达国家如以自己才有能力承受的高标准去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必然会引发双方在外国投资法律管制问题上的纷争。能够有效避免和解决这一纷争的途径只有一条，即发达国家在要求实现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同时，应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对外国投资的管理权，以求得“公平”的结果。〔（21）〕

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一方面极力推动国际投资的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并没有放弃谋求加强对外国投资的法律保护。如前所述，在对外国投资的保护问题上，晚近，发展中国家虽对发达国家在法律上作了不同程度的妥协，且在实践中也已很少对外国投资采取激烈的措施，在这方面可谓“风平浪静”。但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就此将“一劳永逸”。国际投资自由化的推行操之过急或为之过火，就有可能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外商投资的失控，从而引发它们对外资采取大规模的不利之举。有鉴于此，发达国家将会更加注重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大对外国投资的法律保护力度。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大量吸收外资，我国不断加强对外资的法律保护。迄今为止，已同74个国家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并于1988年和1993年先后正式批准参加了《汉城公约》和《华盛顿公约》。在外资待遇、国有化补偿、特许协议效力、投资争端解决等方面，我国对外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投资条约以及有关的外资立法，都对发达国家作了不同程度的妥协。〔（22）〕可以说，外资在中国已得到相当有效的法律保护。

无从避免，我国目前也面临着来自国际投资自由化方面的压力。我国巨大的现实和潜在市场，已成为吸收外资的优势所在，而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外资不但将大量进入中国，而且将与国内企业展开激烈的竞争，相应地，外商要求放松对外商投资活动实行法律管制的期望值也会越来越高。对此，我国已经逐步予以回应：对于外资准入，1995年6月，我国颁布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就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总的来看，这两个法规拓宽了外商投资的领域；〔（23）〕对于外资经营，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逐步统一内外资政策，实行国民待遇”。日后，一旦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必将遵循TRIMs协议和GATS所定规则，取消有关对外资的限制性措施。然而，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对外资实行自由化，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纲要》确定，我国今后仍将采取“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政策。这一政策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对外资实行适当的管理，具体来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仍应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其中对外资的规制和引导，当然必不可少。

【注释】

（1）参见M;彼得扎乌伊主编：《国际法：成就与展望》，1991年英文版，第179—180页。

（2）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统计，在1960年至1976年间，发展中国家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有化的事件共达1，369起。从国有化事件发生的频率来看，60年代平均每年发生47起，70年代初期至中期，每年平均发生140起。

（3）参见E;多尔泽和S;布鲁克斯：《投资保护条约：英国的经验》，《国际法和比较法季刊》，1987年第36卷第4期，第908—910页。

（4）详见提休芬：《外国投资待遇的多边途径》，《ICSID评论—外国投资法学刊》，1992年第7卷第2期，第384—427页。

（5）参见M;S;伯格曼：《双边投资条约：对美国条约范本演进和意义的评价》，《国际法律和政治学刊》，1993年第16卷第1期，第3页。

（6）参见B;S;法哈和J;塔纳主编：《对多国企业的管理：来自国内和国际的挑战》，1983年英文版，第134页。

（7）参见《1992世界投资报告》（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编），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中译版，第285页。

（8）参见《1996世界投资报告》（联合国贸发会议编），1996年英文版，第147页。

（9）引自《新世界秩序下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保护：越南——个案研究》，《哈佛法律评论》，1994年第107卷，第1996页。

（10）参见T;M;魏尔德：《1994年能源宪章条约下的国际投资》，《世界贸易法学刊》，1995年第25卷第5期，第44—45页。

（11）参见A;R;帕拉：《国家投资法典中关于外国投资的原则》，《ICSID评论—外国投资法学刊》，1992年第7卷第2期，第431页。

（12）参见A;A;法托罗斯：《努力达成一项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国际协议》，《ICISD评论—外国投资法学刊》，1995年第10卷第2期，第203—205页。

（13）参见《1996世界投资报告》，前引书，第132页。

（14）参见《双边投资条约》（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编），1988年英文版，第47页。

（15）参以K;J;范德费尔德：《美国双边投资条约：第二次浪潮》，《密西根国际法学刊》，1993年第14卷，第667页。

（16）参见《1996世界投资报告》，前引书，第134页。

（17）这些TRIMs均属“履行要求”。

（18）参见李岚清主编：《中国利用外资基础知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5年联合出版，第4页。

（19）参见《1995世界投资报告》，前引书，第xxi页、第321页。

（20）参见《美国政府声明，欧洲能源宪章会议，1994年12月15—16日，里斯本》，《国际法律资料》，1995年第34卷，第556页。

（21）参见J;阿提克：《公平与有管理的外国直接投资》，《哥伦比亚跨国法学刊》，1994年第3卷第1期，第21—22页。

国际发展范文篇10

论文摘要：文章首先从规模差异、结构差异和收支差异三个角度出发，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发展特征进行对比分析，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主要从服务贸易的增长率、服务贸易结构、服务贸易收支和竞争力系数等方面，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发展趋势进行比较研究，并得出了服务贸易发展趋势仍以发达国家为主。但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将进一步发展，地位将趋于上升。

当今世界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全球经济的重点正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贸易在一国的经济活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已日益成为一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支柱产业战略替代的工具。需要我们正确把握世界服务贸易发展特征与趋势。作为第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如何把握当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发展特征和趋势显得尤为重要。

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的主要特征及其比较

1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的规模差异。由于当代世界各国经济和服务贸业发展水平的严重不平衡，各国的对外服务贸易水平及在国际服务市场上的竞争实力十分悬殊，与国际商品贸易领域相比较，全球各地区和各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对称性更加突出。国际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和东亚三大地区。2005年，仅欧盟25国就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44.3％。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90年其服务贸易出口额为6686.05亿美元，占到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70.1％；2005年为18350.2亿美元，占到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73.6％，到2006年，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出口额达到19876.0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72.7％。而1990年、2005年和2006年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额分别为1543.5亿美元、5934.3亿美元和6697.5亿美元，分别占到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18.6％、23.8％和24.5％。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所占的份额还是相当小的。

世界服务贸易一直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而发展的。2005年在世界服务贸易中位居前10位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在2004年和2005年稳居服务贸易进出口前五名。2005年五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38％。服务贸易出口前十位国家和地区只有中国和中国香港归入发展中国家行列。

2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结构差异。本文列举了五个发达国家和五个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的服务贸易结构中，2005年的运输、旅游和其他服务贸易的比例分别为：17.8％、28.8％和53.3％；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代表国中国2005年三类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9％、39.6％和39.5％，列举的其他国家也会有同样的贸易结构。由此可知，发达国家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以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赞为代表的其他服务类型。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总体结构上存在明显的劣势。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旅游，旅游服务贸易额在其服务贸易总额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的收支差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体现在总量上处于比较劣势，而且还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的贸易收支存在大量的逆差，而发达国家存在着大量的顺差。1980～2006年。发达国家一直保持顺差状态，且顺差增加，由1980年的161.52亿美元到2006年的179.108亿美元。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收支逆差状态严重，由1980年的逆差611.27亿美元到2006年的489.45亿美元。

具体到国别(或地区)而言，服务贸易顺差国前五名的国家(或地区)除了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四个分别依次是美国、英国、西班牙和瑞士，均为发达国家，顺差分别为646亿美元、287亿美元、259亿美元和199亿美元。

二、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将进一步发展。地位将趋于提升

虽然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明显加快，在世界服务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本文将从服务贸易出口增长速度、服务贸易结构、服务贸易收支状况和服务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四个角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比较分析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

1服务贸易出口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增速迅猛。发达国家2006年的服务贸易出口额为19876亿美元，是1990年6686亿美元的Z97倍，发展中国家在2006年服务贸易出口额是1990年的4.3倍，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增长速度。从增长速度来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明显加快，发展中国家在2004～2006年，服务贸易出口增长速度分别是23.11％、16.75％和12.86％，均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

在2003年以前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都快于发展中国家，但是从2004年起，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增长率开始大大提高，且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当然这里面有发展中国家的原来的基数比较低的原因，但仍然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发展的强劲势头。2服务贸易结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均得到优化，但发展中国家转移速度慢于发达国家。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数据的获取存在一定的难度，本文将以服务贸易出口额为标准，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额进行排名，截取发达国家前五名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前五名为研究对象，对服务贸易结构进行比较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服务贸易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保持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部门稳定增长的同时，逐渐向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倾斜。首先，1990年至2005年。代表发达国家的五个国家，除了法国的旅游服务贸易占比有所增加外，其他四个国家在运输和旅游两项服务贸易方面均呈下降趋势，其中发达国家代表之一美国，其在运输服务贸易的占比分别由28.1％(1990)下降到17.8％(2005)，旅游服务贸易的占比由37.9％(1990)下降到28.8％(2005)。而以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保险等为代表的其他服务类型的占比呈现上升趋势，同样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其他服务贸易类型的占比由34.0％(1990)上升到53.3％(2005)；在代表发展中国家的五个国家中，除了韩国和中国分别在运输和旅游服务上占比有所上升外，其各类服务占比的变化总体趋势是由传统的服务贸易部门向新兴服务贸易部门转移。这都与世界服务贸易由自然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传统的服务贸易转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为基础的现代服务贸易发展趋势相吻

合。其次，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做一个比较，发达国家转移的速度快于发展中国家，例如，在其他服务占比项下，发达国家增加的幅度都保持在10～20百分点，而发展中国家的增幅仅为2～10百分点。

3服务贸易收支状况——发展中国家收支状况改善，逆差减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体现在总量上处于比较劣势。而且还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的贸易收支存在大量的逆差，而发达国家存在着大量的顺差。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逆差额呈现波动减少趋势，虽然在个别年份有所扩大，如在2004年达到最大值，逆差541.88亿美元，但发展中国家逆差总体呈现逐渐缩小的态势，从1980年的逆差611.27亿美元缩小为2006年的489.45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