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范文10篇

公共领域范文篇1

人类的现实生活包括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两个方面。公共活动领域问题的实质就是共性问题,对公共活动领域的关注也就是对公共性的关注。对人类活动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性问题加以思考,是哲学最重要的使命。关注公共活动领域是哲学的一个必要的维度。所谓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不应仅仅是向私人生活回归,更重要是向公共生活回归。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通过政府改革来解决公共性问题或危机为标志的公共活动领域的当代转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哲学公共活动领域公共性

前言

近一些年来，公共性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一些专家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分别研究了关于公共性的诸多问题，从理论上为我国公共性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然而迄今为止，对于公共性还较少系统的、总体的研究，或者说还较少哲学的研究。换句话说，也就是，哲学关于公共性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为了能对这种状况的改变有所帮助，本文想就公共性的本质内涵，哲学研究公共性的意义，我国现阶段公共性的问题和特点，以及如何为我国公共性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等问题来谈自己的一些体会。下面从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一公共领域的本质内涵与哲学之关系

1.公共领域的理论

1.1.1汉娜•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论

阿伦特认为古希腊城邦的公共生活组织是人类政治活动的典范，因此她所援引的公共领域理论资源主要来自于古希腊的政治经验，她的公共领域的概念也即经常被人们称为“古典型的公共领域”。她建议把它解释为人的三种最基本的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这三种活动都是极为基本的,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于拥有生命的世人的三种基本条件。”

阿伦特认为人类的三种基本生存状态:劳动、工作和行动，分别对应着人与自然、人与文明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劳动是相对于人体的生理过程而言,每个人的自然生长、新陈代谢及其死亡,都要受到劳动的控制和制约，劳动是人的生命本身,其目的是维持人的生命。

总的来说在阿伦特的理论中,政治属于行动领域,虽不完全等同于公共领域，却是公共领域中重要的一个方面。阿伦特认为在开展政治活动的公共领域中，作为平等主体的人们应该讨论、沟通，这是一种人存在的真正的生活状态。阿伦特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张，公共领域逐渐被私人领域取代而出现萎缩，只有劳动而无行动，只有行动而无政治，因此在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论中，她最关心的是如何把政治行动起来，她主张只有把公共领域恢复为实践政治的理想模式，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进步作用。但是由于阿伦特没有进一步思考如何使公共领域在代议制民主制度内部建制化问题，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其公共领域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对于这种局限性的突破则由哈贝马斯来完成。

1.1.2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区别开来。私人领域包括狭义的市民社会,亦即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区域。除此之外,私人领域还包括婚姻家庭的内在领域。公共领域则包括政治公共领域和文学公共领域。文学公共领域以文化产品市场和“城镇”(town)的出现为基础,以俱乐部和新闻出版为形式,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将社会的需要与国家相连接。政治公共领域则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进化而来。公共领域在整体上介于私人区域和公共权威区域之间。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具有政治功能，他将经济市民变为国家公民,均衡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的利益获得普遍有效性,于是,国家消解成为社会自我组织的媒介。在这个时候,公共领域就获得了政治功能。哈贝马斯的政治公共领域有以下特征:第一,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内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它的首要基本特征。第二,公共领域发挥自己政治功能的前提条件是政务活动的公开化和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因此公开性和开放性是政治公共领域坚持的基本的原则。

1.1.3公共领域内涵

近代社会的公共性思想主要以一种消极或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古典自由主义的内容来看，虽然是在自由的旗帜下包含着各种相互冲突的政治哲学，但大多数自由主义理论家以“自然权利说”和“契约论”为核心，就“有限政府”及其职能进行了多方面地探索和论证。无论是自然权利说，还是契约论，都是为了权力制约、市民利益、和公民的权利保障寻求历史前提和逻辑起点，而权力制约、市民利益、和公民的权利保障又是法治的根本和核心。因此，可以说近代社会把政府的公共性看作一种法律责任和义务。

公共领域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规定:

(1)公共领域位于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张力带,行使着对公共权力批判监督的责任;

(2)公共领域是由尽可能多的人参与、表达社会意愿的一个公共空间,各种观点和意见能在其中相互碰撞、展开理性讨论;

(3)公共舆论是公共领域的核心,公共领域通过公共舆论形式发挥自己的作用。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各国公共领域的发育与成长的路径千差万别,就此而言,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自然要扎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们承认,在关于我国社会自主力量问题的讨论中,借鉴了西方公共领域的话语,但这是以批判、超越的方式借鉴的,我们特别强调这一话语对我国社会现实的有效性。因此,我们主要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现代化过程着眼,立足中国特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强调中国公共领域的自然生成性特质,努力营造公共领域问题研究的中国语境。

2.公共领域与哲学

哲学和其他任何学术、科学一样,不应当也不可能只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活动和自私自利的享受,不能只关心私人活动领域。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是私人性的,而是公共性的,是对人类生活及其转型的自觉反思,是对人类存在的现实的和终极的意义或价值的探索。哲学的真正本性就在于关注公共性,即关注公众、关注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

这是研究公共领域必然落脚的问题，也是我国探讨公共领域问题的主要价值取向。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共领域理论只是西方语境下的一个特殊话语范式，主要针对的是西方社会，并不适合用来分析中国的社会和发展道路，中国也不具备产生公共领域的现实社会和文化条件。更有学者直接指出，现实条件下建构起来“公共领域”都是“伪公共领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文化和社会条件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无法建构起公共领域，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推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社会生活的深远变化。必然导致公共领域的发生。

二我国现阶段的公共领域的哲学问题反思

1.公共领域是人自由权的化身

康德认为,从公共性的要求来看,政治与道德、公共权力与民众公意应该是一致性的。这样公共性就意味着权力不是无限的,公共权力的运用须遵循公共权力的先验而肯定的原则,也就是先验的公意。只有如此,政治权力才是合法的,才有广泛的公意基础。这是由人类自由地运用理性的天然本性所决定的,也是人类自由地进行意愿表达和自由决定自己行动的天赋权利。

当一个系统中的一切异质性因素都被消灭干净的时候,这个系统也就趋于稳定和静止,可是同时它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当一个社会的一切资源和空间都被政治国家所垄断时,这个社会的秩序就完全地被政治国家所控制。可是,同时,来自于社会自身的创造力也就不可能再被政治国家所接受,甚至不被它所允许。

2.公共领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公共领域是一个相对性的关系范畴,它与市民社会、政治国家是相对应而存在的。一个人,当他在家庭和经济领域中进行私人的自主活动时,他是社会中的“私人”或“市民”;当他进行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活动时,他是社会中的“公人”或“公众”;当他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他就是政治国家的“公民”。

公共领域是理念层面的公共领域,是从其描述性意蕴中剥离出来的本质内涵。与公共领域的描述性意蕴强调它的实体性存在不同,公共领域的分析性意蕴则否定它是一个拥有固定边界的物质性空间,而认为它是在与政治国家和私人领域的相对关系中获得自身规定性的相对性的关系范畴,是一种抽象性的存在。

在马克思看来，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形成的。也就是说，市民社会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是一个摆脱了政府干预的自由放任的纯经济领域。当然，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封建的政治国家的性质是相冲突的。因此，只有在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后，市民社会才被真正确立了起来。对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专制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务，即真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都是人民脱离自己政治共同体的各种各样的表现。

3.专业领域本身并不就是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所在

哲学专业研究的真正任务在于锻造哲学思维的方法论武器，以便在哲学面对公共领域的复杂问题时能够有一把更犀利的理性的解剖刀。历代杰出的哲学家，都是从具有专业水准的深人的哲学研究中找到新的更有力的哲学思维方法，因而才能在面对公共领域的问题时帮助和引导公众突破陈旧的思维模式，达到对事物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更深刻的理解，启迪智慧和创造能力，推动认识与实践的发展。

4.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别就是公和私、集体与个人的区别，是自由和必然的区别，是永恒和瞬间、有限和无限的区别。公共领域在一定意义上是比私人领域更富有意义的范畴，人类如果仅仅停留于私人领域，仅仅具有私人性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阿伦特指出：“独处的贫乏在于他人的缺失；就他们而言，私人并没有出现，因此就像他并不存在一样。不管他做了些什么，对别人来说都毫无意义，毫无影响，对他至关重要的东西对别人来说则无足轻重。”发生在私人领域内的活动是为了满足个体生存意志和获得生活必需品的活动，而公共领域则为人的个性、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因此，公共领域是自由王国和永恒世界，与私人领域的必然王国形成鲜明对比。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互联系，互相依存，在政治哲学中，说公共领域是“公共的”，并不意味着它与私人领域绝然对立，恰恰相反，它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哈贝马斯指出，私人领域当中包含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因为它是由私人组成的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主要指涉及私有财产和私人生活空间，它是为个人生命的维持和避开公众注意的隐私需要而提供的一个可靠的隐蔽场所，它为人们提供了进入公共领域的物质性条件，以使人达至更高的存在。同时，公共领域不可能、也不会要求取代和覆盖所有私人领域，私人领域的存在是公共领域存在的前提和条件，“一个人假如不能拥有一所房屋，他就不可能参与世界事务，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只有当私人们聚集到一起，把属于私人领域的感觉和意见拿来相互交换，形成某种共识的时候，公共领域才得以形成。如果一旦公共领域取代和覆盖了所有的私人领域，则公共领域本身也行将灭亡。

由于人的实践活动领域可分为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因而人的活动所应遵循的原则是利他性(或公共性)和自利性。每一个领域需要不同的原则，一旦错位就会给该领域造成消极影响或损失。一般说来，私人活动领域以自利性为行事原则，体现一种个人本位主义，即每个人可以是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以个人利益为根据来对一切进行理解、判断和选择;在公共活动领域以利他性或公共性为行事原则，体现一种“公共人”品质。作为“公共人”，不能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相反要谋取公共利益最大化，有时甚至为了公共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尤其是像国防保卫、消防、公共医疗等公共领域的工作人员，时刻都要准备为了他人和民众利益献出自己的生命。

5.公共领域虚拟空间的构建

因社会组织自主性欠缺，难以进行自由的组织化利益沟通与协商来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一直以来都不存在公共领域。表面上看这种说法有道理，但终究似是而非。中国历史上的确不存在公共领域，当下却的确已存在公共领域。但当下公共领域主要不以“现实”的形式呈现，而是主要以“虚拟”的形式呈现——这是它的存在遭到忽视的主要原因。中国公共领域的虚拟性源于其基础的虚拟性：在体制改革和信息化过程中，从网络、公共电视、平面媒体等生发出来的虚拟社会组织。

现实中，虚拟的公共领域正是通过公共事件或者公共话题形成虚拟社会组织，聚合公共舆论，批判或影响政治决策，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日常参与，促进了政治的民主化，维护与增进了公共利益。

6.民众公众公共意识的淡漠

反映在公众对公共领域的问题缺乏兴趣，投票率的一降再降，公共讨论机制形同虚设，最终使“公共意见”沦为受集团控制的领域，沦为“操纵的公共性”，当不同个人的意见受到操纵时，就无所谓“私人”，同时也无所谓“公共”。因为公共性原本的意思就是让参与者均能公开地发表自己独立的意见，当人们不能或不想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制度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制度也就丧失其合法性的根据。阿伦特认为，在现代，公共领域的丧失的最明确证据莫过于人们几乎彻底丧失了对永生的本真关怀；与此同时，对永恒的形而上学关怀也已经彻底丧失了，而且前一种丧失在一定程度上被后一种丧失掩盖了。

哈贝马斯特别强调公共领域的价值，认为它正遭受商业化原则和技术化政治的侵害，使得人们自主的公共生活越来越萎缩，人们变得越来越冷漠和无情，只有重建非政治化、非商业化的公共领域，才能使人们在自主的公共生活领域重新发现人的价值和意义。社会舆论的突显和发展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舆论社会的到来(这种舆论社会是继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新的交往机制，不代表任何具体的社会形态。

三哲学对我国公共活动领域的关注

现阶段，我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在社

会物质财富极大增长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基于这一社会现实，作为一种动员社会力量、利用社会资源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良性发展的有效方式，社会运动能够也必然在当今社会发挥独特的作用。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既不能把民间自发社会运动看作洪水猛兽，也不能坐视不管。社会运动应该引起政府对有关社会问题的注意和重视，政府完全可以利用社会运动的契机，动员、整合不同的社会力量，促进相关社会问题的解决，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1.现实社会与人活动的互动性

由于人的实践活动领域可分为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因而人的活动所应遵循的原则是利他性(或公共性)和自利性。每一个领域需要不同的原则，一旦错位就会给该领域造成消极影响或损失。一般说来，私人活动领域以自利性为行事原则，体现一种个人本位主义，即每个人可以是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以个人利益为根据来对一切进行理解、判断和选择;在公共活动领域以利他性或公共性为行事原则，体现一种“公共人”品质。作为“公共人”，不能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相反要谋取公共利益最大化，有时甚至为了公共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尤其是像国防保卫、消防、公共医疗等公共领域的工作人员，时刻都要准备为了他人和民众利益献出自己的生命。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反复强调，历史活动的主体“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这样的活动主体必然是一种具体地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活实践的个人，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而与之相对，马克思所批判的旧哲学则把活动主体不是设想为“绝对精神”、“自我意识”、“唯一者”，就是设想为“人自身”。人、自然和社会之间又是一种相互形成、相互开放的关系。

现在的问题是参与公共活动的人们未能体现出利他性的原则，反而体现自利性，出现了角色需求的错乱，即以私人活动中的“经济人”角色、身份来要求自己，从而导致了公共活动领域的私人化。对此，公共选择理论除了未能提出批评外，还认为从事公共活动的人本来就是“经济人”，因此，只有通过对公共活动领域进行市场取向改革，才能相对地减少公共活动领域中谋取私利的行为。这实际上等于为那些以公谋私的人的行为提供了一种理性辩护，这样一种辩护只能导致政府的进一步失灵和公共性更严重的丧失。

2.公共活动领域价值的取向

我们研究公共政策价值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实践中坚持明确的价值取向因为价值取向是公共政策最本质的规定性从行政管理学和公共决策学的角度看任何公共政策都要作出某种选择选择是否恰当取决于对政策对象即客体的认识和价值判断是否正确如何确保政策主体对政策客体作出准确无误的价值判断是政策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是指政策主体确立的政策价值活动的方向政策价值取向决定于主体的政策价值追求而主体的政策价值追求决定于主体的利益与需要价值取向在政策过程中对目标的确立方案的选择价值的判断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本人认为公共政策应坚持下列价值取向。

社会舆论的产生和发展孕育了一种新的时代气质和文化精神，伦理道德是其最内在的精神本质。社会舆论的伦理精神是通过其基本价值导向和规范而表现出来的价值理想精神，与传统伦理精神有根本的区别，是社会舆论本质的反映。社会舆论的伦理(这里所界定的伦理不是狭义的伦理道德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总称)精神主要表现为个体伦理精神、权利伦理精神和契约伦理精神，这些伦理精神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3.“公共领域”是联系国家与社会的桥梁

“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特有的,从社会分化出来,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在这一公开的场合,他们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并将一些要求反

映至国家公共权力部门。我们可以想象:架在一条大江上的大桥,桥跟两岸的堤都有一定的联系,桥的两端在两端的江堤都有一部分延伸的地方。两端的江堤就分别是国家和社会,桥就是“公共领域”。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公共领域”是联系国家与社会的中间桥梁,不仅如此,这桥在江的两堤都有延伸的部分,“公共领域”

本身就是市民社会所特有的,从“社会”而来;另一面,“公共领域”一定程度上进入了国家公共权力部门。国家与社会是被公共领域分开的,也是被公共领域连着的,既界定国家与社会的不同区域,也使两者联系。

4.哲学要走向大众市民

如果哲学只专注于在专业领域里深究而不走进社会这个大讲坛，不仅影响哲学的发展，而且危及哲学的生存，未来的哲学更应当关心公共领域，大力开拓公共领域的哲学。哲学表达方式不应当只是追求与科学表达方式的一致性，还可以追求与文学表达方式的一致性。面向公众领域的哲学，在表述形式上也许应该更像文学，而不是更像科学。其实，在科学走出专业领域进人公众领域，如进行科学普及教育时，最经常运用的恰恰是文学的表达形式。在这方面，哲学也需要向科学学习。从我国来说要从理论指导上说要以“以人为本”作为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以人为本”就是指把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和中心，在社会发展中以满足人的需要、提升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发展为终极目标。在改革和完善公共性事业体制时，要把满足人的需要作为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社会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如果有十个人，我们围桌而坐，每个人都表达他的意见，每个人都听别人的意见，那么一个理性的意见形成过程就能透过交换意见而进行。参与者中谁最适合将我们的观点陈述给上一级的议会，也会变得很清楚；而在上一级的议会中，我们的观点会透过其他观点的影响而获得澄清、修正，或证明是错误的。绝不是说国家中的每个住民都必须是这种会议中的成员。并非每一个人都想要或必须关注于公共事务。如此，可能会有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将一个国家中真正的政治精英聚集起来。对公共事务没有兴趣的人，只消满足于由别人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为他做决定。但每个人都要有机会参与。

5.积极开发利用网络等新媒体,以促进人民对各种议题的呼应

①要重新设计并提高搜索引擎能力,以便于它既能提供又能引导关于各种议题的理论和实践信息,并更切合人们的兴趣和视角。

②要改变传统纸质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资源平衡,建立更多具有替代性的中转媒体,并加强互联网的使用。

③要不断探索新媒体的潜力,以便建立一种旨在刺激辩论的“网络中国”。

④要创建一种“在线对话行动力量”,来加强网络论坛的积极性。

与传统大众传媒相比，网络公共领域最大的特点就是提高了公众参与政策制定、评价的热情，构筑了公众与公众之间、公众与公权力之间互动的平台，成为培养公众参与精神的新摇篮。市民社会的多元价值评判经过公共领域（自发的公共聚会场所或机构），进行公开的、自由的、理性的讨论和认同而整合为公众舆论，进而通过政治生活系统（如新闻媒介、压力集团、代议机构等）成为统治者制定公共政策及典章规则的依据和舆论督导力量。

总体上说,传媒既是一种技术性的信息承载平台,又具有特别突出的影响力,因此,以加强传媒作为构建中国公共领域的突破口,既具有可操作性,又便于衡量效果。最后,以重大社会事件如三鹿奶粉事件为切入点,加强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促进公共领域建设。我们不应该因这些事件的恶理性而感到失败,它正好说明了我国社会转型的症结所在,也指明了今后社会转型应该努力的方向。就这些事件本身来讲,也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大讨论,这种讨论正是建构公共领域所需要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诸如三鹿奶粉事件等重大社会事件不仅促进了大众媒体的发展与反思,也增强了人们的公民意识、维权精神,并极大地说明了公共领域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四结语

就中国当代公共领域的现状来说,我们认为还基本上处于零散、不健全、缺乏有机性的阶段,社会公众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民主参与、公开讨论、平等协商、有效监督的公共平台尚未成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话机制还不健全。因此,要建立一个成熟有效的公共领域,使之成为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中介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需要来自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努力。

公共领域范文篇2

[关键词]公共领域公共权力中国政治特征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公共领域”的内涵界定与分析框架

应当承认，本人确定的文章标题，是受了哈贝马斯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的启发。哈氏在该书中从公共舆论的角度阐述了西方民主制运作的社会基础的演变，这显然有别于传统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分析模式，对现代社会也更具解释力。但在确定这一标题的同时，我也面临着一个困境：在中国有无哈氏所谈论的“公共领域”？亦即，如果我将公共领域界定为社会中独立的社会舆论力量的活动范围，那么中国有无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是很有疑问的。为防止片面而僵化地运用这一概念，更为了宏观而全面地解释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活，我现将“公共领域”从最为字面的含义出发界定如下：一个社会中公共权力的活动领域。这是一个最为简洁明了的界说，但仔细分析却可以发现其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就我理解，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进行分析，亦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公共领域的分析框架。这五个方面，即公共领域的五个要素是：（1）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划分，即公共权力活动的范围；（2）在权力配置的基础上形成的公共权力结构；（3）公共权力的运行规则与制度化状况；（4）公共舆论与公共权力的互动关系；（5）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与公共权力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考察以上五个方面各自的状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得到对公共领域的总体认识。从理论上讲，以上五个方面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而密切的关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边界的明确划分是建立起合理的公共权力结构的基础，也意味着公共权力运作的规则化；同时公共领域的正常循环也离不开公共舆论的监督和推动，它也需要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支持和合法性辩护。所以说，这五个方面是公共权力活动中必然涉及到的五个层面的问题，它们共同地构成了一个社会公共领域的内部结构并决定其总体面貌。因此，本文主要选取这五个方面对我国当前的公共领域作一尝试性的分析，试图对我国的政治生活作一个较为宏观的观照，也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对中国公共权力的分析框架。

二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背景分析：现代化，信息化与全球化

本文是对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特征分析，其中，“当前”、“特征”是关键词。既然是“当前”，就表明以下的分析是笔者对我国现行的公共权力生活的理解和感受。既然是“特征”，就隐含了一种比较，我将这种比较的时限划定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段；相应的比较也就是：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公共领域的不同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特别是，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诸多特征，它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动和公共权力自身调整的结果。也就是说，当前我国公共领域之所以能表现出本文所论的诸多特征，是在特有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中相应产生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公共领域内部渐变的结果。

具体地讲，这一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可以从三个大方面来讲，那就是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当然，这三个方面也是相互纠结在一起的，不能截然分开；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可以分别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

1，现代化背景。这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尽管西方诸发达国家都纷纷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后现代社会”，但我国现在仍然处在现代化过程中。就现代化的判断指标来看，主要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世俗化，法治化、理性化。我国经过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现代化努力，在以上诸多指标上已经有很明显的进展。进一步可以这样概括：（1）就我国的产业结构来看，农业是最为基础性的产业，但工业发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2）我国的城市扩张和城市建设的进程也是有目共睹的，目前就对人民生活影响最深入的因素来看，也莫过于城市的经济和文化。（3）市场化自最初的羞羞答答到今日的昂首阔步，并且作为我国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全面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社会面目，对公共权力的影响自不待言；与市场化紧密相伴的是我们生活面貌和整个社会的日益世俗化，人们的各种活动都围绕着自身利益和实际问题展开，那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影像已渐成明日黄花。（4）而在现代化进程中，理性化是一个关键性的衡量尺度。我国社会的理性化程度因自身结构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而不能尽如人意，但我们还是能从我国的法治建设和法治观念的提高上得到一些安慰。我国在各项法规的制定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执法上虽然仍有很多的困境，但普通公民的法治观念较之于以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党和政府也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7页）作为我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也说明了公共权力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已经达到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2，信息化背景。我单独列出信息化的时代特征，是因为这一趋势对我国社会特别是今后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今世界范围内正掀起一场以计算机技术和光纤通信技术为先导，以加速社会信息化为宗旨的全球性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热潮。我们置身的世界已经确确实实地进入了信息社会，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方式与速度已发生了巨变；人们的生活、社会的结构、政治运行的某些方面和国际交往的途径和深度，都有了深深的变动。特别是，Internet作为一种新的大众传播媒介和交往方式，它可以极大地满足信息资源共享，突破交流中时空的限制，更使对信息的封锁面临着极大的挑战[2]。置此信息化的浪潮中，我国公共领域所受的冲击和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将在后文中继续谈到。

3，全球化背景。全球化与现代化和信息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当今世界信息传播和人口流动的便捷性，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已经是大部分人的共同感受；全球的经济互相往来，强势资本日益向全球扩张，全球公司日益取代封闭的一国范围内的企业而占据着市场的最大份额；全球文化交流和互动也空前加强，地方文化和国别文化受到了国际强势话语的冲击，文化的一体化倾向伴随着各弱势文化多元化的努力和反抗而日益明显；而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共同危机，如环境污染，国际犯罪，人权保护，等等，也使各国政府的共识增多，合作和互相监督也得到了加强；同时，全球民主化也成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国际背景。全球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事实，更是一个必然会强化的趋势。它已经对我国的公共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它对今后我国社会特别是公共领域的进一步影响也是可以想见的。

三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特征分析

我国公共领域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上文已从三个较为宏观的方面作了概括。按照本文最开头对公共领域所设定的分析框架，结合这三个方面的时代背景，可以对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特征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就我理解，我国当前公共权力的活动特征可以分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1公域与私域的界限日渐明晰化，二者之间分开的可能性增强。

对中国的政治传统来说，最致命的缺陷就是从来没有公域与私域明确划分的实践和观念。就中国现当代的政治实践来看，其对人民生活、社会正常运行的摧残，等等弊病，都是因为没有二者范围的明确界定。但在一个现代性的政治生活中，这两个领域的明确区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一国公共领域现代性的标志，更是一国公共权力理性而科学地活动的基础。我国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开的努力是一个非常缓慢非常不稳定的过程，时时受到权力不应有的冲击和阻隔；但社会大潮浩浩荡荡，社会中普通的公民也日渐认识到二者的明显不同及其划分的必要性。而市场化的自身需要及其发展正为人们认识公域与私域的不同提供现实的社会平台。

面对上述种种社会现实，我国的公共权力也在实践中逐渐注意到公域与私域的划分问题，而且有意识地在这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努力。这主要体现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向社会放权，提高社会的宽松度和扩大公民的自主活动空间上。宪法的完善及其对我国公共权力活动的规范和对公民权利予以明确保护的宣言性条款，配合这些条款的各具体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纷纷出台。尽管依然经常出现国家权力侵犯公民私人生活的现象，但较之于以前，公民私人生活的自由权利还是得到了很大的保障。而《国家赔偿法》和《行政诉讼法》等直接处理公共权力侵犯个体权利时二者间关系的法律的颁布和相应的司法实践，更鲜明而有力地说明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规范化。实际上，这亦是权力与权利、权威与自由间合理关系得以确立的开始。虽然我国离公域与私域科学而稳定的划分还很有距离，但毕竟已经走出了这一步；而且，社会特别是经过现在的知识精英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宣传，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终将更加理性化。而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公域与私域的明确划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公域出现与私域相区分的趋向是当前我国公共领域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所以首先予以说明。当然，这一点与下文将要论及的诸多方面也是不可分割的。

2公共权力结构进一步分化重组。

这一点涉及到我国当前公共权力的内部构成状况，即其权力配置格局。众所周知，在我国，分析公共权力要充分考虑到其载体即我国公共权力组织的特殊性，这主要体现在我国的党政体制上。我一直认为，在中国，与其将共产党界定为一般意义上的政党，还不如将其理解为一种公共权力组织（它有别于下文所论的公共权力机关），即将其视为公共权力的一种载体形式。这样的解释更能契合中国政治的实际运行机制。因为，共产党组织实际上已经作为我国的社会公共权力组织而事实存在，而且是国家意义上的公共权力机关的领导核心。因此，党政间关系是讨论我国公共权力结构时必须涉及到的。我国虽然至今仍未实现规范的党政分开，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曾作出过以党政分开为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验，这一实验未能如愿，且导致了当前保守政治改革的结果，但它对我国党政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国现行的党政关系毕竟已大不同于往昔。党虽然仍然广泛地介入了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但其领导在提法上也就是在形式上偏重于政治领导（大政方针政策的决定）、思想领导（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和组织领导（向公共权力机关推荐领导干部）等三个方面[1]（25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党章已经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有利于宪法规定和保障的国家公共权力机关正常职能的发挥。所以就这一点而言，我国的公共权力结构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和权力的重新定位。

当然，公共权力的结构分化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我国公共权力机关实现了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一定分化（由于我国军事机关仍实行党的绝对领导，未有实现国家化，所以本属于公共领域的军事权力机关不在本文的谈论之列。当然，我国的军队也广泛地参与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重大的国家事业，但在其公共性上具有特殊性。本文不拟对此展开论述。），也实现了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权力上的分解。亦即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共同造成了当前公共权力的新格局。横向分权，主要体现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职能的加强、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发挥和法院检察院司法工作的一定独立性上。国家机关权力上的分配与其职能上的分工基本上实现了匹配，这相比于以前的权力一体化是一个新特征。纵向分权主要体现在中央几次向地方的放权上，中央给予地方相当的事权和其它自由权限；而分税制也为地方国家机关的自主活动提供了财政上的可能。虽然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仍然存在很多有待商谈和完善的问题，但中央和地方在国家权力的分配上实现了分散化是一大进步，这是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另一特征。

3公共权力的活动受到了更多的制度化规约。

我国的公共权力一直受非常规的隐性社会关系的影响直至操纵，这是我国公共领域生活最不健康的根本原因。但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对公共权力的活动范围、行为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应当设定一个外在的约束机制，而不是传统的依靠权力执掌者个人的人格操守和道德修养来维系。虽然我国的人治传统依然很沉重，党和政府对“德”的政治效能一直很重视甚至到了依赖的地步（例如，前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但谁也不能否认，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国法治国家的趋势也是必然的。我国的公共领域，制度化建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管在实际的公共权力运行中这些规则得到了多大程度的遵循，但它们至少在形式上得到了认可；而且民众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也愈见冷静而理性，即公共领域应遵循一定的规则，否则公民权利和社会经济生活将受到不应有的危害。从理论上讲，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公共权力持续而稳定地运作，国家公共领域才能实现从人治、策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国家的政治生活也才能实现长治久安。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公共领域的制度化建设主要体现在法治国家的建设上：就我国的法制化进程来看，我国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有法可依的法律体系；同时，一开始就注意到对立法权和立法过程的规范和限制，出台了《立法法》；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入，政府职能逐渐转变，传统的行政模式已经开始向科学行政、依法行政、责任行政和准透明行政模式转变；前文已经提到的《国家赔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出台，更是将政府与公民放在了同一法律平台山予以治理；国家的改革也是伴随着法制化对改革经验的肯定和对改革成果的巩固而向前推进的。可以说，当前我国的公共领域正处在一个制度化的趋向中，虽然制度化程度尚不令人满意。（就法治建设而言，最大的难题在于司法未能独立。）

4舆论力量在现代传媒的推动下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影响空前明显，这标志着社会力量对公共领域压力的增强。

对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来说，它虽然意味着作为公共权力的活动空间它可以为公共权力相对独立而自由的活动划定边界，但这一边界显然不能脱离社会的监督和压力。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公共领域的主题产生于社会范围内普遍性需求决定的“大局”问题，而公共权力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和解决方式就不仅仅是它自身的问题，而是在社会的关注下进行的。现代社会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从宪法上确定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在于民众的意愿和利益，其具体的实现途径，就是社会舆论的勃兴及其实际力量的展现。众所周知，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共同体极为庞大、公共事务极其复杂的社会里，人民尚未实现对公共权力执掌者的自由选举，在民众与政府这样一种长线“委托-”关系中，因为公共权力特有的垄断性和信息不对称困境，民众很难对公共权力实施直接而有效的监督。加之，现代社会提供的生活方式极为多样，民众的价值实现也有很多种途径，民众对政治普遍淡漠；除非当公共权力切实触及其自身利益时，他们才会作出反应。因此，在日常情况下，保持社会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压力，从而保证公共领域的正常运行，只有依赖于社会舆论了。尽管中国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尚受到诸多的限制，但在现代传媒的技术支持下，任何力量对舆论产生和传播的限制都已经愈显困难。这一点，在当今的中国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社会中存在着什么急需公共权力解决的问题，公共权力兑现与否和兑现的方式如何，都不可能完全在暗箱中操作。“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公共权力的任何作为与不作为都很难长时间地让民众处于“无知”的状态中。我国近些年来因为媒体的爆光而得以迅速解决的难题比比皆是；而通过现代媒体，特别是电视、互联网的推波助澜，社会关注公共事务的趋向较之于以前又有所提高，实际效果也更为明显。可以想见，在民众对公共领域的事务都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公共权力若只是听之任之，其合法性的汲取终将面临困境。而且，如果社会舆论难以对问题的解决发生作用，公民将直接采取非常规的政治参与方式来影响公共权力的活动（这在当前的我国表现得很明显。），这对公共领域来说，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所以公共领域对社会舆论的重视是必然的。

5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受社会世俗化影响日深，受多元化社会思潮冲击的程度加剧。

这里所论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指官方意识形态，在我国即是指党和政府所倡导的作为公共领域的价值目标及对其进行合法性论证的话语体系。任何社会里，当权者集团就会提出一定的目标，并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和增强自身的合法性予以理论上的表述。这其实是公共领域中最容易为人们所感知的方面，也是公共领域存在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因为一个社会的主流话语是公共领域公共性的直接体现。我国过去的意识形态主要强调了阶级斗争的核心地位和社会发展道路的狭隘意识形态之争，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情况得到了改变。虽然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但发展到今天，我国的意识形态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空泛而乌托邦，经济先导型的社会发展模式最为实际地解放并扩展着民众的各方面需求，现实中民众的追求目标也愈发具体而实际。当然，社会的这一趋势与市场化导致的世俗化是紧密相关的。就社会的文化特征而言，大众文化日益显示其无可比拟的强势地位和扩张势头，社会在各种文化生产的推动下日益走向以娱乐消费为主导的道路上，那种宏大的政治述事亦即主流意识形态虽然仍然影响着公众的日常生活，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但公众对这方面的关注度降低了，公众关注的目的也日益与自身的切身利益相结合在一起。面对着现代化带来的世俗化生活大潮，主流意识形态在仍然坚持着理想和“主旋律”的同时，日益注重对社会实际问题的表达和包容。对社会中日趋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需要，也给予了主流话语上的认可或宽容。例如从最近“三个代表”的主流话语中，我们就可以明显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在对自身的定位问题上也日趋实际，所代表的范围也愈加广泛。这说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在调整着自己的目标取向，对已经变化了的社会采取了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对“主旋律”的概括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这些都是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1]（82页）这是对“先进文化”很宽泛的解说，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是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日渐实际且更加具有包容性的体现。

另一不可忽视的方面是主流话语受到了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冲击，其在社会整体话语中的地位虽然在形式上仍然占据着优势，但对民众生活来说，他们的思想状况已日趋复杂而多样化，社会思潮中甚至存在着相当的对主流话语构成挑战的思想和信仰体系。当然，这一局面是与大众文化的流行和全球信息化导致的观念开放有关。前文已经表明，公域与私域理应划分明确；同样的，在话语领域，主流话语和社会话语、大众话语的范围也应划分明确，不能互相取代。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公众思想状况比较混乱，对主流思想和信仰的忠诚度偏低，这就构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实际挑战。

6全球化对我国的公共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公共领域的国际性关注度提高。

本文第二部分论述了全球化的背景，这一点对我国公共领域产生的影响也不应忽视。传统的民族国家的界限和对国民生活的国别约束在全球信息化（最主要的即是互联网的普及使各国事务在全球范围内很迅捷地传播因而受到国际性的关注。）和全球性公民流动的条件下已很是苍白。国际问题的范围日益扩展，也就是说原属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如人权保护、治理犯罪等问题，其国际化的特点也日渐明显；一国在处理内政问题时受到的国际关注直至国际压力（主要是国际舆论压力和国际组织的压力）也愈来愈大。在此背景下，公共领域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而对国际性共通规则的认同也使我国的公共领域向国际延伸，其中主要是人权公约，军事外交方面的国际协定。当然，国际政治对我国公共权力运作的影响主要的还是限于外交这一特殊的公共领域；而就其对我国国内公共领域产生的直接影响来说，居第一位的仍然是其对经济合作与交流方面的影响，其次才是国际舆论对我国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压力。因为，毕竟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条件下，国际化的权力与各国的主权之间仍存在很多难以协调的冲突，而我国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相对稳妥而保守的立场，即对公共权力国内自主性的保护和强调。这就使得我们目前在讨论全球化对国内公共领域的影响时，应当持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但尽管如此，当前世界的全球化程度和我国的全球化水平是空前的，而且这一点在不多久的未来将更为深远地影响到我国的公共领域，因而提出这一点作为我国公共领域的特征是有一定道理的。

以上我分六个方面就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特征进行了分析。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公共领域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日益地向着本属于自己的领域回归，在其领域内其实际的公共性也在提高。但同时，随着我国社会自身结构的变动，要求公共领域予以解决的问题也日益增多。这样，原属公共权力解决的问题可能已经回归由社会自身负责。而在一些新的领域，公共权力与社会自身又进行了新的合作，公域与私域在界限日趋明晰化的同时又体现着重新合作的趋势。当然这种合作已经不再是以公共权力任意模糊二者的界限为前提了。而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我国公共领域的内部结构也在发生着一场静悄悄的变革。这无疑昭示了我国公共领域日后的发展趋向。

四中国政治的“变”与“常”[1]：应当补充的话

应当补充说明的是，前文的所有分析都有一定的限度，亦即它是对我国公共领域的某些层面和范围内特征的抽象和概括，超出体现着这些特征的公共领域限度，这些特征就不再是我国公共领域的特征，因为我国公共领域的某些性格是一贯的，并不是因为前文所述的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而出现的新特征。由于本文所论的是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特征，这就预设了一个前提，这些特征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中出现的，它有别于我国公共领域过去的性格。在看到这些特征的同时，也不应盲目乐观，我们更应看到我国公共领域中惰性的沉重。这就是我国政治生活中一成不变的“特色”和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公共领域的相对滞后性。这些问题也是相当复杂的，本文限于篇幅已无力对此详加论述了。在此，我只提以下四点：其一，中国现在虽然已经出现了公域与私域分化的趋向，但这更多的仍然是形式上的；熟悉中国实际“政治”过程和社会生活的人都知道，本来属于公共领域的事情，公共权力的运作却受到了私人关系的支配；任何一个不回避中国问题的人都会说，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仍未产生。所以前文所说的公共领域也是一个理想的分析模型，是有一定限度的。其二，在中国的政治传统和当今的政治实践中，公共权力入侵经济领域、社会自治（如居民自治和村民自治）领域和公民私人生活领域的现象一直严重存在。如果说中国政治有很难改变的惰性的话，这就是最应当提到的一点。虽然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对这一点也构成了一定的挑战，但到目前来看，其影响程度依然有限。众所周知，这与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有着深厚的联系，中国的文化传统讲究私人关系的非理性规则，政治精英或知识精英或许有着强烈的理性化诉求和努力，但在强固的社会传统和社会化力量面前，其努力的成效仍然很有限。这就意味着我国公共领域若真正实现现代性，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其三，社会舆论中非理性化（如简单的二元化思维方式、情绪化，等等）特征，特别是泛道德化的倾向依然严重，阻碍着一个理性健康的社会舆论的形成；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虚假的意识形态泡沫依然如幽灵般在公共领域和社会上空徘徊，这同样阻碍了一个真实而健康的公共领域的形成和一个理性而健康的社会的建立。对这一点，我想已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解释，因为这是很容易被感知的中国特色。其四，主要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城乡差别，东部与中西部的差别，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的巨大差别，都使得我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共同体内公共领域中目标的确定和实现有相当的难度。在此情况下，谈论我国的公共领域实际上有很大的风险，因为这样很容易忽视我国的发展差距而成为纯粹的“理论模型”了。本文当然也不例外。

所以，本文即使已将我国的公共领域界定为公共权力的活动领域，但因为我国公共权力的特殊性和其它的相关社会因素，我国的公共领域在体现出前文所述的诸多特征时，仍受着自身顽固性的羁绊或影响。而这些，本文在讨论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特征时将其先行设定为不变的背景；但若想对我国的公共领域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认识，提及这些也是必要的。公务员之家

注释：

[1][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2]参见：李永刚.网络扩张对后发展国家政治生活的潜在影响[J].战略与管理1999，（5）：68-72.

[1]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公共领域范文篇3

公共领域的建构可以说是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最主要的成就之一。它"第一次将一般群众突显在历史之中，正当化了民主政治"（Friedmann,1987;夏铸九，1994）。然而，西方社会发展至今，科技理性几乎控制了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一份公共领域之建构尚未完成的乡愁。那么，什么是促使公共领域发生变革的根源与动力？信息时代的来临对这一尚待建构的"现代事业"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公共领域能否借助信息技术而重获新生？信息社会能否因倚重公共领域而获得福祉？信息时代的公共领域与传统的公共领域又有什么不同？对此，笔者将循着批判分析的研究理路，对公共领域在信息时生的结构转换和功能变迁以及这些变迁所产生的社会意义予以阐发。

一、概念探讨

（一）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首先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它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的控制"（哈贝马斯，1998）。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最先出现于17、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后来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私人在阅读报刊过程中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松散且开放的弹性社团，他们以俱乐部、咖啡馆、沙龙甚至报刊本身为媒介，在市场经济与行政国家之间展开调节（哈贝马斯，1999a）。随着资本主义和国家科层化的发展，国家建立并控制社会生活的权力日益膨胀,

自由的程度日益下降，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就在于振兴公共领域(乔纳森·H·特纳,

1987:219-256)。由此，如何才能使近代西方"得而复失"的公共领域"失而复得"就成为一个令西方学者颇为关注的问题。

当代公共领域研究在理论上的发展和在实践中的运用，大都伴随着将其剥离哈贝马斯所作论述的具体语境，并将之加以移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公共领域的概念产生众多的歧异是非常自然的。一方面，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历史分期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的公共领域具有迥异的内涵--比如，古希腊"城邦型"与封建时代"代表型"公共领域之间就存在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同一历史时期的公共领域也可以划分成许多不同的类别--诸如"科学的公共领域"、"文学的公共领域"以及"政治的公共领域"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把公共领域放到整个人类的历时空间和共时空间中考察，我们还是有可能把握其普遍性因素的。笔者将之归纳为以下两点：

1．公共领域的存在基础

有价值的社会理论总是同时表现出它的批判锋芒和它对未来的理想，因而流派纷呈的公共领域学说大都指向了共同的终极理想：即通过私人的理性辩论消灭一切统治。而消灭统治则意味着任何一方都不必屈从于其它各方，意味着各方都不再提出统治要求，于是人类社会将实现永远的和谐。可见，公共领域在本质上是要寻求整合而非对抗，它旨在摧毁旧权力且不建立新权力。因此公共领域总是试图以"立法"的方式限制现存权力。但此之前，它却只有通过与旧的统治权力的艰苦斗争，才能赢得一定的"立法权"。因而它本身又免不了带有一定的"强权"性质（哈贝马斯，1999：91）。由此看来，在可以考证的过去和可以预见的将来，任何公共领域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统治，但真正的公共领域却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权力的非法扩张，从而保持一种相对合理的统治。

在现阶段，公共领域的主要理想是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进行调节，从而使国家更好地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因而它存在的前提就是：具有一个既独立于国家也独立于社会的"私人领域"。为此，国家与社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相分离。因为：其一，只有如此私人领域中的私人才能独立于任何类型的"旧权力"，才能建立起超脱个人私利的"公共领域"。其二，在"国家=社会"的情况下，国家与社会之间也不存在自己与自己相协调的问题。尽管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都是服务于它所管辖社会的整体利益，但在现实中，国家作为一个最大的"法人行动者"，其不受制约的"法人代表"有意或无意的失当行为很可能导致国家所为与社会需求的背离。而这一趋势若得不到及时的控制，那么它将同时导致国家与社会的衰落。事实上，在国家=社会的情况下，社会的末日也就是国家的末日。因此，公共领域的存在必须以国家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为基础。

2．公共领域的构成条件

就公共领域研究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点的变迁，研究者、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以及作为研究对象的公共领域都会有所变动，因而包括公共领域的概念在内的研究结果就会有所不同。但是，任何时期、任何类型的公共领域都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素：⑴（同质或异质的）参与者；⑵（沟通或非沟通的）媒介和⑶（辩论或非辩论的）共识；它们的协同作用决定着公共领域的性质和类型。因为：其一，参与者是社会行动的主体，他们的身份、素质和兴趣决定了公共领域议题的范围、辩论的质量和媒介的使用情况。如果参与者之间过分异质化，那么他们往往会因难以找到关涉他们普遍利益的议题而形成利益竞争的或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其二，公共领域的媒介是一切公共信息的聚会之地，它不但影响到参与者观点的形成和传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参与者的数量和范围。其三，不管共识形成的过程和质量如何，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总是按?quot;共识"行动的。

为了能在有效能?quot;公共领域"和名存实亡的"伪公共领域"之间作出区分，我们仍须对上述三个要素加以限定。笔者认为，真正的公共领域至少应该同时满足与上述三要素相对应的三个条件：

第一，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必须是具有独立人格、能够就"普遍利益问题"展开理性辩论的"私人"。因为公共领域要与旧权力斗争，它就必须首先独立于"旧权力"。这种独立性要求参与公共领域的私人属于一个独立自主的、不受旧权力制约的私人领域。他们既能够自由地进入或者离开公共领域，也可以自由地选择或更换议题、发表意见或保持沉默。

第二，公共领域具备能够保障参与者充分沟通的媒介。人际沟通需要以信息为载体、媒介为中介。信息是意义的载体、参与者理性思考和辩论的对象；而媒介则决定着信息的数量和流向。单向非沟通的媒介导致信息匮乏也就是导致了意义的缺失：在单面的、甚至是虚假的信息面前，参与者?quot;理性"和"独立"毫无意义。因此，公共领域只有具备了能够保障参与者充分沟通的媒介，才能避免参与者受到上述"选择强制"。

第三，由"私人"组成的"公众"能在充分辩论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因为：其一，公共领域旨在消除所有统治，因而它应该首先保障其参与者之间能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自由辩论；其二，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只有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庞锌赡芟拗葡执嫒Φ姆欠ɡ┱牛艽偈苟懒⒌牟斡胝咴诜乔恐频那榭鱿陆屑逍卸奈ㄒ欢χ荒苁窃诒缏壑写锍傻墓彩丁?综上所述，本文或许不必为已经十分丰富的公共领域概念增加新的定义，因为本文讨论的重点是公共领域与刚刚开始的信息时代的关系问题，所以采取普遍性视角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公共领域的历史走向，而上文给出的三个要素及其对应的三个条件已经可以满足我们在普遍意义上界定真、伪公共领域的要求。

（二）信息时代

1、概念的澄清

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拉开信息时代的序幕，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目前学界在"信息时代"的起始时间和具体称谓上都存在较大分歧。

在时间上，社会学家詹姆斯·贝尼格认为，"到了1930年代末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基本转变已经在实质上完成了"。因为在1930年--即在电子计算机开发出来之前十多年--信息部门已经雇佣了全美所有民用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而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则在其名著《大趋势》中明确指出"信息社会开始于1956年和1957年"。其依据是"1956年担任技术、管理和事务工作的白领工人人数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而1957年"信息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左右，而占收入所得的53%多"。但是美国夏威夷未来学研究中心主任吉姆·德特（JimDator）教授则在1996年夏威夷太平洋电信传播理事会第19界年会的主题发言中指出："在对信息社会已经到来的苍白无力的虚构中，经过数十年的冒充和误解，我们才终于开始进入真正的''''信息时代''''"T诔莆缴希壳暗?quot;信息时代"也往往与"网络时代"、"数位时代"、"比特时代"或"赛博时代"等称谓相混同。

时间之流原本是连续的，把它人为的割裂开来--说某日的23点59分是工业时代，而次日的0时0分就进入了信息时代--原本就没有多大意义。而且，尽管网络本身是无国界的，但到目前为止，网络世界与地理世界之间仍然存在边界。网络世界只能随着网路的延伸而拓展。因而不同地区的不同个体进入信息时代的具体时间会有很大差异。因此本文并不拟对信息时代的起始时间做出非常精确的界定。但是概念的混淆却往往导致意义的含混。所以笔者将在下文中努力澄清信息时代的概念。

笔者认为，在上述指称当前时代的林林总总的称谓中，只有"信息时代"这个称呼是比较恰当的。首先，从技术角度看，当代的信息技术主要包括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两个层面：数字技术促进了平等；网络技术则意味着开放。所以"网络时代"或

"数位时代"的称谓并不能涵盖当前时代的基本特征。其次，从词源学角度看，"比特时代"或"赛博时代"作为由"音译"而来的外来语，在汉语中已经完全不能反映出它们在英文中的本来含义--"比特"（bit）是binarydigit的缩略，它在计算机词典中多被译为"二进制位"，或简称为"位"。"赛博"（cyber）一词源于cybernetics（控制论），后来"cyber-"成为表示"计算机，计算机的"之义的前缀--因此采用这种完全不符和"信"、"达"、"雅"的原则的外来语来指称当前时代是不妥当的。再次，从使用者的角度看，网络对用户的吸引力显然不是网络本身，而是网上传输的信息流的质与量。尽管这些信息流是以二进制位的方式在网上以光速传输，但对用户（特别是对参与公共领域讨论的用户）来讲，这些二进制位与广播时代的电波一样是不可见的。他们收发的是以可理解的文字、声音或图像的形式呈现的信息。所以，从公众的角度看，把当前的时代称?quot;信息时代"也是比较合适的。因此，本文用"信息时代"来指称当前的时代。

2．信息时代的特点

海量的信息开始采取数位形式在分布式结构的网路上以光速传输标志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尼葛洛庞帝认为数字化世界的四个特质是"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尼葛洛庞帝，1997：269）。笔者接纳了上述"分权"与"赋权"的观点。但笔者认为，全球化和追求和谐并不能涵盖数字世界的特征。首先，当代的信息技术已经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四维时空观：当人与信息的相对速度为光速时，所有人都可以同处一个虚拟的共时空间。所以，相对于"全球化"，"消灭空间"更能反映数字世界的特点。其次，"追求和谐"是人类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的期求，而信息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其"平等开放"的特点更为突出。第三，尽管这四个特点相互联系、互为因果，但相对而言，"消灭空间"和"平等开放"是信息技术的固有特征：数字技术促进了平等；网络技术则意味着开放。而"赋权"与"分?quot;则是信息技术的上述特征对人类社会的权力结狗⑸跋焖斐傻暮蠊K裕收甙凑杖缦滤承蚪畔⑹贝奶刂矢爬ㄎ合鹂占洹⑵降瓤拧⒏秤枞头稚⑷Α?/p>

首先，数字技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着平等。其一，数字技术把所有的信息数字化为由二进制位组成的"数据包"，保证了各种信息之间的地位平等。其二，被数字化的信息可以被无限复制、长久保存和以光速传递，这就意味着信息的成本可以无限降低，从而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机会更为均等。其三，在数字世界，IP地址是确定个体位置和身份的唯一标识，因而在数字世界中人们的地位是平等的。

其次，网络技术采用的分布式结构设计在本质上就是与传统的科层式中央控制思想背道而驰的。分布式的交互通信网络先天具有的无数个节点，它们之间可以进行平等的交互通信，而具有无数个信息源和无数个接收点就意味着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面向全世界发言。因此尽管网络所依托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推动，但网络空间却赋予无权者以发言的权利，甚至使之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最易得的宣传阵地。"赋权"的结果是"分权"，它弱化了中央权威：网络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团体，它帮助多种多样的势力行动，不论它们是好是坏(埃瑟·戴森，1998)。

此外，当代的信息科技已经完全消融了空间的三维概念--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用"天涯若比邻"来描述这种境界。但是，在笔者看来，"比邻"与"天涯"仍然是隶属于前信息时代的思想。因为尽管网民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时间"的限制，但现在的网络已然消融了"空间"--在由网络使用者、网络和以光速传递的海量信息所营造的网络空间中，你完全可以同时和身处异国的朋友、就在身边的家人甚至是正在南极或太空的科考探险队员们交谈。也就是说，尽管人们拥有不同的IP地址，但大家处于同一个虚拟空间，所以在网络空间里已经无所谓"比?quot;或"天涯"了。

综上所述，消灭空间、平等开放、赋予权力和分散权力既是信息时代的外显特征，也是它的内在本性，信息时代将与这些有助于瓦解旧权力的特征一起同进退、共存亡。

二、信息时代重构公共领域

海量的信息开始采取数位形式在分布式结构的网路上以光速传输标志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尽管现在的信息技术仍处于飞速发展的"幼年时期"，但它的重要性已经突显，以致于人们更多地将此次"信息革命"与历史上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相并列。种种迹象表明，晚近的信息科技革命不仅正在改变着人类的沟通习惯和行为方式，而且正在重塑着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文化生态。它将在"创造一个新文明"

的同时重塑公共领域。

1．晚近的数位革命将使公共领域重新具备它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科层制的发展和国家权力的膨胀导致了近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衰落。但种种迹象表明，晚近的数位传播革命不仅正在逐步颠覆传统的纵向金字塔式中央集权统治结构，而且正在直接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再度分离。但这次"分离"与近代资产阶级国家与其对应社会的"分离"不同，那时的"分离"鼋鍪侵冈诘乩砩现睾系墓矣肷缁嵩诠δ苌嫌兴鸲选6畔⑹贝墓矣肷缁嵩诠芟降赜蚝统械9δ苌隙冀兴钜臁?如前所述，当代的信息科技已经完全消融了空间的三维概念。在由网络使用者、网络和以光速传递的海量信息所营造的网络空间中，尽管人们拥有不同的IP地址，但大家处于同一个虚拟空间。显然相对于传统的"地理国家"和"区域社会"，信息时代的公众所面对的社会将日趋国际化。这样，在"社会国际化"的趋势中，"国家地理化"的特征相对明显：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传播方式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从而使各大跨国集团的商业利益再度与国家利益分离；另一方面也使网络使用者得以接触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从而有可能动员起多元的参照系。因而信息时代的国家将像前信息时代的个人或团体面对国家一样面对国际社会。现在这种新的、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趋势仍在发展之中。2．信息时代将为公共领域三个基本条件的实现提供恒久的外部保障。

第一，信息时代将提升公共领域参与者的"私人"特征。

"消灭空间"的信息技术不但使人们能够调动起世界范围内的信息资源，而且这种"自助式"的信息获取方式也有益于公众独立人格的构建。而信息时代"平等开放"和"赋予权力"的特点，则使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的选择加入或退出某个论坛、可以听我之想听、言我所欲言。这样，特定的论坛在增加参与者数量的同时不但没有增加参与者的异质性，而且消融了传统大众媒体所固有的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是，相对而言，在网际论坛中出场的个人，既不是作为某种职业的从业者也不是作为某种物品的消费者出现的。因而他们往往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私人"，而这些私人一旦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那么他们的共识就不再是普通心理学意义上的"个人意愿"，相反，这些共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学意义上的"公意"。

当然，不是所有由"私人"构建的网际论坛都关心"普遍利益"问题，但关心"普遍利?quot;问题的网际论坛却可以使参与者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不受干扰地公开他们的私人观点和主张。总之，由"赋权"与"分权"所导致的集权统治的弱化，将保证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不再受单一的原则或规范的局限，从而有能力动员起多元的参照系、进而对能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私人"观点。

第二，国际互联网是迄今为止公共领域最理想的沟通媒介。

首先，网络传输中相互屏蔽的分层协议不但保障了各类信息的平等自由流动，而且保证人们能够得到最及时、最充分的信息交流和反馈。网络在融合报刊杂志、影视广播以至私人信函（E-mail）等迄今所有媒体的同时也超越了这些传统媒体：它以光速把全世界连在了一起，任何人、在任何时间既可以在各种公共数据库、图书馆、专业论坛和愿意提供帮助的私人中间检索自己需要的资源，也可以向他们提供资料、信息或提出建议。简言之，网络空间是"一个与思考等快的世界"（比尔·盖茨，1999）。

其次，网络不但性能稳定而且使用方便。互联网是一种诞生于冷战时期、被设计为军事用途的特殊媒介。其设计焦点在于：⑴实现不同型号主机的远程通信和资源共享；⑵保证信息在部分网络通路或节点机被摧毁的情况下仍能被传送到目的地。这种多路可及的设计从根本上回避了因部分故障导致系统全面瘫痪的风险。尽管早期网络的界面不够友好，但它还是以其空前稳定和强大的沟通能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业和非专业用户。众多用户的加盟迅速改变了互联网的面貌：在一片"读图时代"来临的感叹声中，网络的界面已经友好到"一目了然"的程度。

再次，网络将因费用低廉而满足更多人的、以及人们更多的沟通需要。国际电联1998年底的有关报告指出，横跨大西洋光缆每话路分钟的建设成本不到1%美分，即使运营成本较高的国际通信卫星每话路分钟的综合成本也不超过1美分。在合理利用的前提下，传输的单位成本可以说随容量的扩大将趋近于零。因此，互联网不仅是一种能够保障公共领域参与者充分沟通的理想媒介，而且其用户?quot;人口结构将越来越接近世界本身的人口结构"(尼葛洛庞帝，1997：213)。

第三，网络空间为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提供了更为理想的论辩环境，从而有助于"辩论共识"的达成。

信息时代的公共领域将以网络为媒介，因此信息时代的公共领域将更多地存在于网络空间。与其他场所相比，网络空间为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提供了更为理想的论辩环境。

首先，网络空间的特征充分保证了参与者的匿名权。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网民可以完全自主的选择并决定自己以何种方式、身份甚至容颜加入或退出哪些讨论组。因而在网际论坛中，肤色、种族、国籍、年龄和性别等先赋性的个人信息就被完全的屏蔽，从而有助于消除既定社会中既有的偏见和歧视。这样网际论坛就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平等的辩论环境。其次，网络管理员将为网民的辩论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和平台服务。因为网站的生存依赖于网民的点击次数，所以网管人员总是希望更多的人访问自己的站点。因而身处特定地域的网络管理员面对消灭空间的网际论坛只是在征得被管理者同意、或在其要求之下才会对其实施管理。显然，这种不受干扰的论辩环境将有助于"辩论共识"的达成。总之，一方面，信息时代正在导致"地理国家"和"区域社会"的分离，而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恰恰是公共领域存在的必要基础；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特质还非常有助于公共领域三个基本条件的实现--事实上，现在不计其数的BBS、Newsgroup、NetMeeting或MUD/MOO等形态各异的网际论坛已经遍布网络空间。尽管这些讨论组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型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但它们作为全球网民公开辩论的网上论坛不但已经具备了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因此，笔者认为信息时代将重构公共领域；并认为这种全球化的"网际公共领域"是继古希腊"城邦型"、欧洲中世纪"代表?quot;和近代西欧"市民型"之后公共领域的第四种类型。

三、信息时代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

网络的使用已经无处不在。因而网际公共领域正日益成为当代公共领域的主要形态。网际公共领域在使用媒介、参与者构成和共识的达成方式上都与传统的公共领域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与传统的公共领域相比，网际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已经发生改变。

（一）微观分析--信息时代公共领域之论辩结?/p>

过去发生在广场、沙龙和咖啡馆等场所中的论辩是建立在特定时空中的面对面互动的基础之上的。而目前发生在网际公共领域中的讨论主要是借助于文字进行的。这种借助于文字进行的网际辩论与传统的公共领域辩论相比具有突出的特征。

1．从"线性"到"网状"

在传统的公共领域中，无论当时的讨论多么热烈，人们的发言都必须一个一个地交替进行。因为在特定的时空中，人们显然不能同时听取一个以上的人发表言论。因而那时发生在公共领域中的论辩都呈明显的"线性"结构。

而发生在网际公共领域中的论辩结构则与此不同：在网际公共领域中，特定的话题由一个特定的人物引起；如果这一话题也为其它参与者所关心，那么该话题就会引起其它参与者的回应，该话题也就由此上升为公共领域中的议题；随着参加讨论的人数的增加，讨论以同时发生的多路对话的形式蜿蜒前进。于是整个讨论形成为一个网络，话题的发起者从此成为一个普通的节点，淹没在论辩之网中。同时，讨论还有可能在任何一个节点分叉，从而引起新的议题、形成新的网络。

可以预见，随着网络的延伸与普及，信息时代公共领域中的论辩将更多的呈现出"网状"结构。

2．被中介的论辩："误解"抑或"理性"？

与古希腊城邦中的广场、近代西欧的沙龙、咖啡馆相比，当前发生在网际公共领域中的讨论明显地表现为被文字和网络所中介。

经过这样的中介，信息的某些方面可能会被屏蔽--据R.L.

伯德惠斯戴尔估计，在两个人的互动场合中，大约有65%?quot;社会含义"是通过非语言的方式传送的；而后来一位专门研究非语言沟通的学者艾泊特·梅热比甚至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相互理解=语调（38%）+表情（55%）+语言（7%）（周晓虹，1997：296）。--尽管在网络中网民也可以使用所谓的"电子表情"，但是"电子表情"是一种被符号中介的"表情"，它与直接作用于视觉的真实表情有着天壤之别：与真正的表情相比，这些表情符号不但数量有限，而且过分标准化。正确的理解必须基于网众间的相互默契才能达成。因为人们只有经过对符号的识别、理解和联想等多个环节才能还原出这些符号的意义、理解这?quot;表情"。因而，使用它们，就像是在使用"第二语言"--随时存在着误解的可能性。

然而，笔者认为，抽象的符号具有一种特殊的"缓冲"作用--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文字的发明提升了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使人类的行为更加"理性"。对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来说，相对于直接的"面对面互动"，用户在接触这些被中介的信息时将较少地受到暗示、煽动和情境压力等无关因素的干扰。--在前信息时代，"大多数处于暴力之外的政治行动都是通过言辞来实施的，所谓行动就是在恰当的时候找到恰当的言辞，至于言辞本身所传达的知识或信息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汉娜·阿伦特,

1998）。因此，与前信息时代相比，网际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最为独立。尽管由于论辩被文字和网络所中介，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误解的可能；但在网络上，即便是误解，也是理性的误解，它们应当比非理性的误解容易纠正。因而，在信息时代，网际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之间的论辩将更多的表现为理性的"思想交锋"，而不是用"伟辞"回敬他人、操纵他人。

（二）中观考察--信息时代公共领域参与者之结构：由层级到全民

在古希腊的城邦，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是贵族和自由民，他们有数倍于其数量的奴隶供养着。在17、18世纪的欧洲，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是作为"私人"的资产阶级。最近，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率先"触网"的"电脑新贵"们似乎已经代替了过去的"资产阶级"成为公共领域的主要参与者。但是，笔者认为，对整个信息时代来讲，这种由"电脑新贵"们主导的公共领域只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它正在成为过去--网络用户的数量一直在呈指数（ax）增长。以中国为例，我国自1994年接入互联网络以来，用户数量每隔半年就增长一倍：截至2000年6月，我国网民数已超过1600万。而且据有关部门估计，到2003年，我国用手机无线上网的网络用户将达2亿5千万（即超过美国人口总数）。由于网际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基本等同于互联网络的用户结构，而互联网络的用户结构又将"越来越接近世界本身的人口结构"(尼葛洛庞帝，1997：

213)；所以，网际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最终将由特定的阶层扩展到全球公民。

（三）宏观讨论--信息时代公共领域之类型结构

1．由一元到多元

尽管"财产"似乎与"理性"、"论辩"或"真理"无关，但是无论是古希腊"城邦型"的公共领域还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其参与者都是拥有一定数量财产的"私人"。这并非出于偶然。在那时"财产"与"教育"具有非常强的相关关系：那时只有拥有财产的人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而相应较高的教育水平和有产者对私人财产的推崇也给当时的公共领域创造出极高的协调性。所以，在前信息时代?quot;财产"不但是私人参与公共领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该公共领域的类型也由其参与者所拥有财产的性质所决定。

但是，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以网络为媒介的公共领域已经忽略掉了参与者的许多私人信息--如果说还有可能通过一个人在网上发表的言论来推测其教育水平、信仰和个人旨趣的话，那么他的财产状况、种族、国籍等个人信息却是被完全地屏蔽掉了。显然，忽略了财产因素的公共领域将更多的围绕参与者的个人旨趣来建立。于是，与前信息时代相比，其参与者正由特定的阶层向全球公民扩展的信息时代的公共领域正呈现出空前多元的特点--在网络中，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的、政治的、科学的、艺术的、女权主义的以及宗教团体的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公共领域都共处于同一时空。

2．弱势群体的崛起

在上述新近兴起的林林总总的公共领域中，以弱势群体的公共领域的崛起最为醒目。

在前信息时代，弱势群体的意见很难进入公共领域。这是由于：一方面，掌握在强势群体手中的报刊、广播、影视等媒体很少能反映出弱势群体的呼声。另一方面，这些传统的单向传媒总是使受众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加上它们所强调的意见具有公开性和广泛性，因而易被认知为社会上?quot;多数意见"，而由这种认知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和不安全感又会引起人际传播中"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王恬，1997）。因而前信息时代的公共领域总是由强势群体主导的公共领域。

晚近的数位革命第一次降低了公共讨论的门槛，网络日益成为一种人人可入的媒介。弱势群体不但能面向全世界的观众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自己的公共领域。在信息时代，弱势群体终于可以在同意别人的时候完全不背叛自己。现在，在网际公共领域的推动之下，生态保护运动、反核运动以及女权主义运动等公益事业正在取得日益广泛的支持。当然，弱势群体的公共领域并不总是积极的力量。网络空间也给某些反社会、甚至反人类的群体提供了空前广阔的活动空间。但是正如迪尔凯姆所指出的：犯罪是一种规则现象，因为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能不存在犯罪行为；而且，犯罪对社会来说是必须的，它直接或间接的有助于社会进化（迪尔凯姆，1988）。所以，在信息时代，极端主义分子利用网络建立貌似公共领域的极端主义的"公共空间"并不可怕，因为他们的公开行为恰好可以增加社会的"免疫力"；真正的危险在于：过分的社会控制反而有可能促使他们利用网络建立起更加隐蔽的秘密空间。

此外，网络在赋予弱势群体权力的同时并没有削弱强势群体的权力。因此，在网络空间，形形色色的弱势群体的公共领域与形形色色的强势群体的公共领域可以相互交流、合作，也可以彼此博弈。

由此可见，在信息时代，各种公共领域的讨论区内往往呈现一定的同质性；而在整个网络空间中，各种类型的公共领域之间则呈现出高度的异质性。所以，从总体上看，信息时代的公共领域呈现出空前多元的特点。

四、信息时代公共领域的功能沿革

"结构"没有消灭人，也没有消灭主体的活动。事实上，主体的本性就是构成一个功能作用的中心（让·皮亚杰，2000）。信息时代的公共领域是一种全民参与、网状论辩、空前多元新型结构。这是一次根本性的结构变迁。一方面，作为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结构更新的公共领域必将具备全新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健全的社会都是社会的各子系统之间相对和谐的社会。在下文中笔者将从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人类社会的三大经典子系统出发，讨论信息时代公共领域的功能沿革。

（一）政治功能

自国家产生以来，"政治"或"行政"就开始对社会的经济、文化等其他子系统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大多数学者都把"政治的公共领域"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此笔者将首先讨论其政治功能。

1．网际公共领域对民主的"反叛"：以自主理想僭越民主理念

信息时代空前多元的公共领域具有全民参与的网状结构。"全民参与"使进入网际公共领域的议题前所未有的全面；而其网状的论辩结构则使网际公共领域中的议题更加自由和"随机"；因而在信息时代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们拥有了的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因此托夫勒夫妇认为，生活在信息时代的公民可以借助网络就公共问题直接向政府发表意见或投票表决；因而信息时代将?quot;半直接民主"或"直接民主"代替工业时代的代议制"间接民主"（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1996）。但是，如果我们对"工具所具有的功能"与当前"工具所能发挥出的功能"加以区分，就会发现至少网际公共领域对实现"直接民主"或"半直接民主"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

首先，从宏观层面上看，民主本质上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其制度依托是国家；而自由则是个人的自由，其实现的一个最重要的制度形式是市场。自由和民主无论在内在价值取向、还是在外在制度上都存在着矛盾（杨雪冬；王列，1998）。然而，以"平等"代替"统治"、因"消灭空间"而超越国界和?quot;全球市场"取代"区域经济"却恰恰是网际公共领域的根本特征。显然，网际公共领域在本质上就与同"国家"、"统治"相联系的"民主"相背离。

其次，从中观层面上看，许多网际公共领域更倾向于寻求自主而不是争取民主。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支持的跨国公司借助于信息科技不但赢得了日渐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形成了一个新的、跨国的资产阶级，他们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总是不断地向国家（包括其母国和所在国）要求经济自主的权利；另一方面，曾经受到主流社会排挤的弱势群体也更倾向于借助于网际公共领域寻得自主。尽管强势的跨国资产阶级和弱势群体都属于少数派，但由于人们在网络中进行跨国的聚会相当容易，因而无论有无雄厚的经济实力，整合严密的少数派论坛都有可能取得全球性的影响；而这种国际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对少数群体的所在国产生影响，所以少数派在国内也有可能赢得一定的权力。这显然对民主制度一贯标榜?quot;多数同意"原则构成了挑战。

再次，从微观层次上看，网际公共领域的民主蹦芤彩欠浅S邢薜摹5谝唬缜八觯使擦煊蚰诓客氏殖龈叨韧驶奶卣鳎蚨叵到裘艿某稍蓖扌朊裰鞒绦蚨鼋鐾腹钦降南肮呋蚬嬖颍湍芑裰孪嗟庇行У墓娣缎Ч5诙"网民"往往是消极的"公民"，他们大多对"民主"不感兴趣。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网民对虚拟世界的过分痴迷必然导致他们与现实世界相疏离：现在许多以"世界网民"自居的人已经淡忘了他们作为某国公民的义务和权利。可见，网际公共领域的繁荣反而有可能在客观上减少积极参与国内民主建设的公众数量，从而削弱了民主的合法性基础。

总之，在信息时代的公共领域中，自主理想似乎已经僭越了民主理念。但是，这种僭越是否恰恰说明：由于前信息时代所设计的民主原则仍存在缺陷，所以一有机会人们就迫不及待的要从中解脱出来？那么，信息时代的公共领域能否有助于建立更为完美的民主原则？我们拭目以待！2．网际公共领域对民主的"改良"：作为自主结果的"越级"民主

信息时代的公共领域在新的民主原则尚未确立之前单纯吁求自主的行为似乎对当代的民主政治毫无贡献。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信息时代，公共领域将作为一种良性的社会纠错机制而存在。

公共领域范文篇4

[关键词]哲学；公共活动领域；公共性；国家；政府

回归生活世界，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时代话题。人类生活是永远流动、无限生成的。强调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不是要人们沉醉于现实生活之中，而是要以一种哲学态度或观念来看待生活。用生活来说明人和世界是哲学视野的根本转换，在这个意义上，人就成为立足现实而又追求超越、不断创造的生成的人，世界就成为由人无尽的生活实践而无限生成的过程。

人类的现实生活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方面，即通常所说的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如果所谓回归生活世界仅仅意味着回归私人生活，即私人活动领域，不再关心公共活动领域，那么，这种回归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更严重的疏离。这样的哲学不仅不能对以往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历史的解释，还将丧失哲学本来的意义，导致哲学真正被生活遗忘。关注公共活动领域，这是哲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或必要的维度。哲学总是力图以更理性、更智慧的方式对待公共活动领域和公共性问题。

一

公共活动领域是每一个人都生活于其中、不可能完全摆脱的领域，是由众多个人组成的公众不能不关心的公共领域。凡是借助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谋取可共享利益的活动都属于广义的公共活动，包括制度的确立和实施、改革和完善，宏观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行，基础设施及公共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教育、国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活动。虽然公共活动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不同的内容和方式，但其基本特征一直为公共性。因此，公共活动领域问题的实质就是公共性问题，对公共活动领域的关注也就是对公共性的关注。对人类活动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性问题加以思考，是哲学最重要的使命。

公共性，即可共享性，是相对于自利性而言的。自利性，简单地说就是排他性、独占性。凡是谋取排他性利益的活动就是私人活动。也就是说，私人活动的基本特征为自利性。由于私人活动主要是在家庭和经济领域中展开的，而家庭生活和经济生活又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因而重视公共活动领域并不意味着要取消或贬低私人活动及其自利性，而是主张一种合理的自利性，反对那种过度扩张的自利性。每个人基本的生活所需，与其工作责任、劳动付出相一致的利益要求，属于合理性的正当的自利性，是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国家、政府必须给予充分尊重和保护。个人合理的自利性的实现不仅要靠个人的努力，更依赖于人们共同建构和维护的公共活动领域。

哲学和其他任何学术、科学一样，不应当也不可能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受，不能只关心私人活动领域。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是私人性的，而是公共性的，是对人类生活及其转型的自觉反思，是对人类存在的现实的和终极的意义或价值的探索。哲学的真正本性就在于关注公共性，即关注公众、关注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

社会生活是一种公共性的生活。从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来看，人类的公共活动虽然始终在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但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经历了许多曲折。总的来说，人类活动的公共性在不断由虚幻走向真实。20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政府开展公共活动范围的扩大和管理公共活动职能的增强，政府开始陷入机构臃肿、腐败、涣散和效率低下的困境，假公济私、以公谋私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国家、政府的一些部门、集团或个人假借公共活动侵占广大民众权利，使公共性受到了自利性的侵蚀。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性的真实性越来越受到公众的质疑，出现了公共性危机。公共性的问题或危机是由公共活动本身所带来的，这也决定了公共性的问题或危机只能通过公共活动自身的改革或转型来解决。

新世纪伊始，公共活动的开展和管理呼唤新思维和新变革。尤其是随着环境危机、隐形经济危机、资源危机、核危机、恐怖活动和艾滋病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公共性的问题或危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无论是世界的经济秩序还是政治秩序，还远未达到起码的公平、公正的境地，仍然处于一种不合理的状态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以往哲学的变革和超越，不仅对以往不合理的人类生活状况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而且明确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人类的终极价值应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2］这就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和研究人类的公共活动，重建现代社会的公共性理念，使人类的公共活动既有效率又不失去其应有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二

人类自身的条件决定了人类生活只能是一种社会生活。社会所具有的基本功能就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能够分工和协作的有序的场所。有序性及其所呈现的秩序是个人活动得以可能，从而也是社会生活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和根据。社会秩序对于社会中的个人来说，具有普遍必然性。正是人的社会性决定了秩序对人的必要性，秩序同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文化一样，也是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或利益要求。

自在的自然不能直接满足人类生命个体的需要，有限的个体无力实现自己多方面的需要，这就决定了人们必须通过共同的生产实践来改变自然的自在形式以获得自身需要的满足。个体在这种共同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社会性群体或共同体，形成了共同的习俗和行为规范。人类个人在群体或共同体共同的生产实践中被有序的活动规范化，从而具有了社会关系的规定，社会关系通过对个体的规定使其具有了社会性。共同的习俗和行为规范既是为我的又是为他的。人们正是在共同的习俗和行为规范的引导下，使自身的社会生活成为一种有秩序的生活。社会秩序就是人类最基本的可共享的利益，因而公共活动的主要方面就是生产和供给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有自发和自觉之分。在人类社会之初，社会秩序是内生的，即自发地演化而成的。然而，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人们追求最大化的排他利益的活动导致了外生的社会秩序，即由政治活动来专门生产和供给社会秩序。政治活动是一种典型的公共活动。正是自发和自觉的社会秩序的共同作用，才维系了人类活动的持续发展。除了政治活动专门生产和供给社会秩序外，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精神文化活动也可以附带地产生和供给某种社会秩序。［3］也就是说，有时经济活动和精神文化活动要协助政治活动的秩序生产。为此，政治组织就须向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渗透，或以政治来统率经济活动和精神文化活动。精神文化活动主要以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来参与生产和供给社会秩序。意识形态的基本任务是整合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其行为方式，对合理的人类活动进行辩护，对不合理的人类活动进行批判。但如果经济活动和精神文化活动既没有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也无意追求某种可共享的利益，那么，即使这类活动可以附带生产和供给秩序，也不能说它们是一种公共活动。

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部落或共同体主要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作为社会秩序基础的习俗和共同规范的实行，主要依靠部落首长或领袖人物的个人的威信和宗教信念。部落或共同体内的一切事务基本上由大家共同决定。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物质产品的稀缺，而不是社会秩序，物质产品成为当时人们最主要的利益要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物质产品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还有部分的剩余，从而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和两大阶级，即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的对抗，自发秩序已不能满足社会对秩序的需求。为了不使社会在阶级对抗中走向灭亡，维系社会的稳定运行，在社会之上形成了一种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的组织形式就是国家。公务员之家

三

国家的主要职能就是生产和供给社会秩序，由国家生产和供给的社会秩序成为一种自觉的社会秩序。自觉社会秩序的生产和供给并非也不可能完全取代自发秩序，二者如能协调得好，往往相得益彰。当社会进入文明状态之后，人们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已由物质产品的稀缺转向了社会秩序的稀缺。相对来说，社会秩序的需求已成为当时社会人们主要的利益要求。随着社会秩序生产和供给途径的增多，物质生产的发展也就具备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组织和实施社会公共工程的建设也就逐渐成为国家职能之一。

有了国家，就必须有执行国家意志的政府及各种强制机构。政府及各种强制机构于是就以一种生产、供给社会秩序和组织公共工程建设的名义开始了自己的运作。政府及其机构的活动当然也就成为一种谋取所谓的可共享利益的公共活动。然而，由于政府及各种强制机构被统治阶级所掌握，整个传统社会是一种等级社会，因而这样的公共活动主要是维系一种等级秩序，其主要的受益者当然是统治阶级。

例如，即使在实行民主共和制的雅典城邦国家中，广大公民的行动也受到严厉的监视，个人的独立行为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今天视为弥足珍贵的个人选择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在那时简直是犯罪与亵渎。［4］在封建专制社会，尤其是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的世俗生活受到鄙视，甚至否定，人们的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可见，在传统的非市场经济社会中，广大民众的私人生活几乎完全被公共活动所淹没。这也就决定了国家的经济活动和精神文化活动都要以政治活动为中心。

古代哲学尽管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一种极其抽象的表达，但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仍然发挥了强化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古希腊哲学追求一种超乎人力的“本体”，一种绝对的普遍必然性，以便为不具有可靠性和必然性的人类现实生活世界奠定一个可靠的必然的基础。这不仅同当时必须顺应自然的物质生产状况相适应，而且从客观上为社会所需要的群体主义和国家主义起到了辩护的作用，对个体、个性发挥了控制或压抑的作用。例如，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人类的感官是“坏的见证”，人类所处的感性世界只是一个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对每个人都不同的流变的世界；在流变的世界背后，还有一个是其所是的普遍必然的逻各斯世界。无论是柏拉图的国家学说，还是其知识论，都采取了一种等级结构。后来的作为“神学的婢女”的中世纪哲学，更是通过上帝的设定和上帝创世说来确立人类世界的实在性和从属关系。

显然，在传统的非市场经济社会中，公共活动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其公共性的要求，而是被特定利益集团的自利性所侵蚀。换言之，在这种状况下，公共活动所创造的可共享利益，实际上并未真正被广大民众所共享。在历史的进步中，这样的一种社会等级秩序必然要被较为公平的社会秩序所代替，从而也就决定了古代哲学由于它所关注的公共活动的变化和自身蕴含的逻辑矛盾而必然为近代哲学所扬弃。

四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经济在自然经济中逐渐发展起来，最后从根本上瓦解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在生产者之间建立了一种以“物”为中介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只依据商品的价值来确认商品所有者的价值，天然地无视社会宗法联系和等级地位赋予人的任何特权和社会规定。同时它肯定商品所有者的独立地位和特殊利益，并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不同商品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的社会联系。

社会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成为一种利益关系。每个人在原则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人能强迫他人从属于自己。人们之间交往活动的范围逐渐扩大到了全世界。在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个体成为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经济主体。经济主体作为追求特殊利益的自主主体，其经济行为的选择不受强制性因素的影响。不过，经济主体所追求的特殊利益必须在商品交换中实现。如果他的活动及其产品不能成为商品，不能满足他人的需要，他就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不能达到自己的全部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人成为主体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

这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个人的主体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每个人都变成了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人；另一方面，基于分工的市场交换所造成的人们之间以物为中介的依赖关系的普遍化，又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生产方式，［5］即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地对资源起到有效的配置作用。尽管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所带来的秩序是附加的，不是市场主体自觉而为的，也不是利用公共资源造就和维持的，但在客观上却极大地缓解了以政府为主体生产和供给社会秩序的压力。因此，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在社会和经济事务方面，西方国家普遍奉行消极主义和放任主义政策，政府职能十分有限。其任务主要是保护个人财产，维系社会秩序，保卫国家免受外来侵犯。不过，随着单纯市场机制渐渐失效，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又是一个公共活动逐渐增长的过程：公共活动的任务日益繁重，政府职能日趋复杂。

与此相对应，以笛卡尔、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把主体性看成是一种“自我”或“先验自我”的意识能动性，把主体性作为哲学的第一原则，从“自我”、“先验自我”出发来追求一种普遍必然性。笛卡尔指出，“自我”的根本属性就是思维，它先天地具有判断和辨别认识是否清楚明白的理性。在康徳看来，尽管笛卡尔指出他的“自我”是实体，是一个和“对象意识”相分离的“自我意识”，但只是一个有限的实体，并不具有无限的完满性。因此，对我是清楚明白的东西不一定对他人也是清楚明白的，也就是说，有限自我的自明性不能保证其普遍必然性。为此，康德用“先验的自我”修正了笛卡尔的有限的经验“自我”。同经验的“自我”相比，“先验的自我”是普遍性的“纯我”，是一个具有纯直观形式和纯粹知性范畴的理性统一体。在逻辑上，它先于任何具体的思维，是存在于一切具体的感知、经验之中的纯形式。它不是个体的内部感觉，而是人类先天的知识形式。它是人类的自我，是人的理性本身。它不来源于经验，但并不在经验之外，是经验的综合统一的内在力量。它始终和对象意识是相互依赖的，对象意识的确立过程也就是自我的实现过程。尤其是他所说的“人为自然立法”，更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极端表达。

近代以来的“自我”或“先验自我”的意识能动性，是对大工业生产方式中人对自然积极的支配和与这种生产方式相伴随的市场经济对人的活动的自主性要求的反映，而对普遍必然性的追求则是对维系统一的社会秩序的关注和辩护。也就是说，虽然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可以起到有效的配置作用，但有效竞争的市场体系的营造，相应的市场竞争主体的培育，市场竞争规则的建立和完善等等，都要靠公共活动来完成。市场经济是一种秩序经济，它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和供给秩序的公共活动。然而，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市场取向的公共活动忽视了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人的活动的单一化和片面化，乃至人的异化。因此，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公共活动创立的可共享利益，仍然未真正被广大民众所共享。这一内在矛盾所引起的人的利益和观念的转变，决定了作为相应的理论反映的近代哲学必然要被现代哲学所扬弃。

五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这一时期，不仅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社会管理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社会对基础设施及公共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教育、国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和环境保护等公共性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多，而且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了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性需求，缓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政府开始转变过去那种消极、被动的状态，进而积极、主动地干预社会事务，政府成为一种所谓的“全能政府”，从而使公共活动及其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原有的国家秩序生产和维护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多地关注公共活动领域，探究解决公共性问题的有效方式和途径，以便政府更好地履行其职能。

与上述过程相适应，现代西方哲学逐渐用交往性思维方式取代了二元分立的主体性思维方式。无论是海德格尔“此在”说、伽达默尔解释学、分析哲学的意义标准和生活形式观点的提出，还是哈贝马斯、阿佩尔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建立，都蕴含了从主体间性维度研究哲学问题的思想，体现了某种超越近代主体性哲学和消解其“自我”或“先验自我”的努力。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正在崛起的主体间性转向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无论是在欧洲大陆哲学中，还是在英美哲学中，无论是在人文主义哲学中，还是在科学主义哲学中，我们都能发现这种理论要求和学术倾向。正是在“主体间维度”上，当代哲学才出现了“汇聚”的趋势和“合流”的态势。显然，主体间性问题的兴起或转向，是对建设和完善公共活动领域，共享人类公共活动成果的呼声的哲学回应和理性关注。

如前所述，20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政府开展公共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和管理公共活动职能不断增强，国家、政府开始陷入了假公济私、以公谋私的公共性危机。为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兴起了一场政府改革运动，即所谓“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和“新公共行政”等等。这场改革运动表现为：（1）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优化政府职能，以求使政府“管的少一些，但要管的好一些”，即管理主体从仅由政府承担发展到以政府为核心，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多元化主体；（2）尽可能实现社会自我管理，即政府把一部分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任务交给社会非政府组织，并引入竞争机制，实施政府部分业务合同出租制；（3）改革政府部门内部管理体制，实行分权化管理，实施顾客导向，强调服务本位，建立扁平状的政府组织结构体系，以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为社会服务的质量，从而使政府彻底走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困境。这些措施在实践中的运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最为根本的是，这场全球性政府改革运动反映了一个历史趋势，那就是公共活动的社会化，最终走向服务化，公民参与制度化、经常化。公共活动变成一种公共的服务，使提供公共服务成为公共活动本质之所在，广大民众可以较为公平地、真实地分享公共活动所带来的公共利益。

社会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活动的当代转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哲学与不断进步的人类公共活动的内在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任何与时俱进的哲学都必然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将会随着公共活动领域的变化而变化，这也为哲学的研究范式转换奠定了基本的实践前提和理论前提。然而，现有的哲学或者越来越专业化，或者越来越个人化，眼界和胸怀往往不是越来越宽阔，而是越来越狭窄。这样的哲学由于远离了公众和公共活动领域，淡化了公众色彩，因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减弱的趋势。类似的问题在其他一些学术领域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我们的哲学要在新世纪得到新的发展，就必须重新高度重视公众密切关注的公共活动领域。应当鼓励各个专业领域的学者有更多的时间走出本专业的狭小房间，来到公共活动领域的大厅之中，进行跨专业的交流，共同关注和协力解决社会的公共性问题、公共性危机，重建当代社会的公共性。这类问题关系到每个人，关系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而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密切关注和深入解决社会的公共性问题，充分发挥公共活动的社会功能，有助于从根本上引导人类社会走向公平、公正、合理的状态，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

［2］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49.

［3］王南湜.社会哲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168.

公共领域范文篇5

[关键词]哲学；公共活动领域；公共性；国家；政府

回归生活世界，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时代话题。人类生活是永远流动、无限生成的。强调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不是要人们沉醉于现实生活之中，而是要以一种哲学态度或观念来看待生活。用生活来说明人和世界是哲学视野的根本转换，在这个意义上，人就成为立足现实而又追求超越、不断创造的生成的人，世界就成为由人无尽的生活实践而无限生成的过程。

人类的现实生活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方面，即通常所说的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如果所谓回归生活世界仅仅意味着回归私人生活，即私人活动领域，不再关心公共活动领域，那么，这种回归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更严重的疏离。这样的哲学不仅不能对以往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历史的解释，还将丧失哲学本来的意义，导致哲学真正被生活遗忘。关注公共活动领域，这是哲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或必要的维度。哲学总是力图以更理性、更智慧的方式对待公共活动领域和公共性问题。

一

公共活动领域是每一个人都生活于其中、不可能完全摆脱的领域，是由众多个人组成的公众不能不关心的公共领域。凡是借助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谋取可共享利益的活动都属于广义的公共活动，包括制度的确立和实施、改革和完善，宏观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行，基础设施及公共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教育、国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活动。虽然公共活动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不同的内容和方式，但其基本特征一直为公共性。因此，公共活动领域问题的实质就是公共性问题，对公共活动领域的关注也就是对公共性的关注。对人类活动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性问题加以思考，是哲学最重要的使命。

公共性，即可共享性，是相对于自利性而言的。自利性，简单地说就是排他性、独占性。凡是谋取排他性利益的活动就是私人活动。也就是说，私人活动的基本特征为自利性。由于私人活动主要是在家庭和经济领域中展开的，而家庭生活和经济生活又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因而重视公共活动领域并不意味着要取消或贬低私人活动及其自利性，而是主张一种合理的自利性，反对那种过度扩张的自利性。每个人基本的生活所需，与其工作责任、劳动付出相一致的利益要求，属于合理性的正当的自利性，是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国家、政府必须给予充分尊重和保护。个人合理的自利性的实现不仅要靠个人的努力，更依赖于人们共同建构和维护的公共活动领域。

哲学和其他任何学术、科学一样，不应当也不可能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受，不能只关心私人活动领域。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是私人性的，而是公共性的，是对人类生活及其转型的自觉反思，是对人类存在的现实的和终极的意义或价值的探索。哲学的真正本性就在于关注公共性，即关注公众、关注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

社会生活是一种公共性的生活。从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来看，人类的公共活动虽然始终在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但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经历了许多曲折。总的来说，人类活动的公共性在不断由虚幻走向真实。20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政府开展公共活动范围的扩大和管理公共活动职能的增强，政府开始陷入机构臃肿、腐败、涣散和效率低下的困境，假公济私、以公谋私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国家、政府的一些部门、集团或个人假借公共活动侵占广大民众权利，使公共性受到了自利性的侵蚀。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性的真实性越来越受到公众的质疑，出现了公共性危机。公共性的问题或危机是由公共活动本身所带来的，这也决定了公共性的问题或危机只能通过公共活动自身的改革或转型来解决。

新世纪伊始，公共活动的开展和管理呼唤新思维和新变革。尤其是随着环境危机、隐形经济危机、资源危机、核危机、恐怖活动和艾滋病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公共性的问题或危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无论是世界的经济秩序还是政治秩序，还远未达到起码的公平、公正的境地，仍然处于一种不合理的状态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以往哲学的变革和超越，不仅对以往不合理的人类生活状况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而且明确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人类的终极价值应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2］这就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和研究人类的公共活动，重建现代社会的公共性理念，使人类的公共活动既有效率又不失去其应有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二

人类自身的条件决定了人类生活只能是一种社会生活。社会所具有的基本功能就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能够分工和协作的有序的场所。有序性及其所呈现的秩序是个人活动得以可能，从而也是社会生活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和根据。社会秩序对于社会中的个人来说，具有普遍必然性。正是人的社会性决定了秩序对人的必要性，秩序同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文化一样，也是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或利益要求。

自在的自然不能直接满足人类生命个体的需要，有限的个体无力实现自己多方面的需要，这就决定了人们必须通过共同的生产实践来改变自然的自在形式以获得自身需要的满足。个体在这种共同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社会性群体或共同体，形成了共同的习俗和行为规范。人类个人在群体或共同体共同的生产实践中被有序的活动规范化，从而具有了社会关系的规定，社会关系通过对个体的规定使其具有了社会性。共同的习俗和行为规范既是为我的又是为他的。人们正是在共同的习俗和行为规范的引导下，使自身的社会生活成为一种有秩序的生活。社会秩序就是人类最基本的可共享的利益，因而公共活动的主要方面就是生产和供给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有自发和自觉之分。在人类社会之初，社会秩序是内生的，即自发地演化而成的。然而，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人们追求最大化的排他利益的活动导致了外生的社会秩序，即由政治活动来专门生产和供给社会秩序。政治活动是一种典型的公共活动。正是自发和自觉的社会秩序的共同作用，才维系了人类活动的持续发展。除了政治活动专门生产和供给社会秩序外，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精神文化活动也可以附带地产生和供给某种社会秩序。［3］也就是说，有时经济活动和精神文化活动要协助政治活动的秩序生产。为此，政治组织就须向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渗透，或以政治来统率经济活动和精神文化活动。精神文化活动主要以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来参与生产和供给社会秩序。意识形态的基本任务是整合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其行为方式，对合理的人类活动进行辩护，对不合理的人类活动进行批判。但如果经济活动和精神文化活动既没有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也无意追求某种可共享的利益，那么，即使这类活动可以附带生产和供给秩序，也不能说它们是一种公共活动。

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部落或共同体主要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作为社会秩序基础的习俗和共同规范的实行，主要依靠部落首长或领袖人物的个人的威信和宗教信念。部落或共同体内的一切事务基本上由大家共同决定。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物质产品的稀缺，而不是社会秩序，物质产品成为当时人们最主要的利益要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物质产品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还有部分的剩余，从而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和两大阶级，即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的对抗，自发秩序已不能满足社会对秩序的需求。为了不使社会在阶级对抗中走向灭亡，维系社会的稳定运行，在社会之上形成了一种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的组织形式就是国家。

三

国家的主要职能就是生产和供给社会秩序，由国家生产和供给的社会秩序成为一种自觉的社会秩序。自觉社会秩序的生产和供给并非也不可能完全取代自发秩序，二者如能协调得好，往往相得益彰。当社会进入文明状态之后，人们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已由物质产品的稀缺转向了社会秩序的稀缺。相对来说，社会秩序的需求已成为当时社会人们主要的利益要求。随着社会秩序生产和供给途径的增多，物质生产的发展也就具备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组织和实施社会公共工程的建设也就逐渐成为国家职能之一。

有了国家，就必须有执行国家意志的政府及各种强制机构。政府及各种强制机构于是就以一种生产、供给社会秩序和组织公共工程建设的名义开始了自己的运作。政府及其机构的活动当然也就成为一种谋取所谓的可共享利益的公共活动。然而，由于政府及各种强制机构被统治阶级所掌握，整个传统社会是一种等级社会，因而这样的公共活动主要是维系一种等级秩序，其主要的受益者当然是统治阶级。

例如，即使在实行民主共和制的雅典城邦国家中，广大公民的行动也受到严厉的监视，个人的独立行为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今天视为弥足珍贵的个人选择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在那时简直是犯罪与亵渎。［4］在封建专制社会，尤其是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的世俗生活受到鄙视，甚至否定，人们的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可见，在传统的非市场经济社会中，广大民众的私人生活几乎完全被公共活动所淹没。这也就决定了国家的经济活动和精神文化活动都要以政治活动为中心。

古代哲学尽管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一种极其抽象的表达，但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仍然发挥了强化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古希腊哲学追求一种超乎人力的“本体”，一种绝对的普遍必然性，以便为不具有可靠性和必然性的人类现实生活世界奠定一个可靠的必然的基础。这不仅同当时必须顺应自然的物质生产状况相适应，而且从客观上为社会所需要的群体主义和国家主义起到了辩护的作用，对个体、个性发挥了控制或压抑的作用。例如，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人类的感官是“坏的见证”，人类所处的感性世界只是一个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对每个人都不同的流变的世界；在流变的世界背后，还有一个是其所是的普遍必然的逻各斯世界。无论是柏拉图的国家学说，还是其知识论，都采取了一种等级结构。后来的作为“神学的婢女”的中世纪哲学，更是通过上帝的设定和上帝创世说来确立人类世界的实在性和从属关系。

显然，在传统的非市场经济社会中，公共活动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其公共性的要求，而是被特定利益集团的自利性所侵蚀。换言之，在这种状况下，公共活动所创造的可共享利益，实际上并未真正被广大民众所共享。在历史的进步中，这样的一种社会等级秩序必然要被较为公平的社会秩序所代替，从而也就决定了古代哲学由于它所关注的公共活动的变化和自身蕴含的逻辑矛盾而必然为近代哲学所扬弃。

四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经济在自然经济中逐渐发展起来，最后从根本上瓦解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在生产者之间建立了一种以“物”为中介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只依据商品的价值来确认商品所有者的价值，天然地无视社会宗法联系和等级地位赋予人的任何特权和社会规定。同时它肯定商品所有者的独立地位和特殊利益，并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不同商品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的社会联系。

社会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成为一种利益关系。每个人在原则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人能强迫他人从属于自己。人们之间交往活动的范围逐渐扩大到了全世界。在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个体成为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经济主体。经济主体作为追求特殊利益的自主主体，其经济行为的选择不受强制性因素的影响。不过，经济主体所追求的特殊利益必须在商品交换中实现。如果他的活动及其产品不能成为商品，不能满足他人的需要，他就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不能达到自己的全部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人成为主体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

这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个人的主体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每个人都变成了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人；另一方面，基于分工的市场交换所造成的人们之间以物为中介的依赖关系的普遍化，又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生产方式，［5］即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地对资源起到有效的配置作用。尽管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所带来的秩序是附加的，不是市场主体自觉而为的，也不是利用公共资源造就和维持的，但在客观上却极大地缓解了以政府为主体生产和供给社会秩序的压力。因此，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在社会和经济事务方面，西方国家普遍奉行消极主义和放任主义政策，政府职能十分有限。其任务主要是保护个人财产，维系社会秩序，保卫国家免受外来侵犯。不过，随着单纯市场机制渐渐失效，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又是一个公共活动逐渐增长的过程：公共活动的任务日益繁重，政府职能日趋复杂。

与此相对应，以笛卡尔、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把主体性看成是一种“自我”或“先验自我”的意识能动性，把主体性作为哲学的第一原则，从“自我”、“先验自我”出发来追求一种普遍必然性。笛卡尔指出，“自我”的根本属性就是思维，它先天地具有判断和辨别认识是否清楚明白的理性。在康徳看来，尽管笛卡尔指出他的“自我”是实体，是一个和“对象意识”相分离的“自我意识”，但只是一个有限的实体，并不具有无限的完满性。因此，对我是清楚明白的东西不一定对他人也是清楚明白的，也就是说，有限自我的自明性不能保证其普遍必然性。为此，康德用“先验的自我”修正了笛卡尔的有限的经验“自我”。同经验的“自我”相比，“先验的自我”是普遍性的“纯我”，是一个具有纯直观形式和纯粹知性范畴的理性统一体。在逻辑上，它先于任何具体的思维，是存在于一切具体的感知、经验之中的纯形式。它不是个体的内部感觉，而是人类先天的知识形式。它是人类的自我，是人的理性本身。它不来源于经验，但并不在经验之外，是经验的综合统一的内在力量。它始终和对象意识是相互依赖的，对象意识的确立过程也就是自我的实现过程。尤其是他所说的“人为自然立法”，更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极端表达。

近代以来的“自我”或“先验自我”的意识能动性，是对大工业生产方式中人对自然积极的支配和与这种生产方式相伴随的市场经济对人的活动的自主性要求的反映，而对普遍必然性的追求则是对维系统一的社会秩序的关注和辩护。也就是说，虽然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可以起到有效的配置作用，但有效竞争的市场体系的营造，相应的市场竞争主体的培育，市场竞争规则的建立和完善等等，都要靠公共活动来完成。市场经济是一种秩序经济，它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和供给秩序的公共活动。然而，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市场取向的公共活动忽视了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人的活动的单一化和片面化，乃至人的异化。因此，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公共活动创立的可共享利益，仍然未真正被广大民众所共享。这一内在矛盾所引起的人的利益和观念的转变，决定了作为相应的理论反映的近代哲学必然要被现代哲学所扬弃。

五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这一时期，不仅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社会管理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社会对基础设施及公共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教育、国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和环境保护等公共性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多，而且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了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性需求，缓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政府开始转变过去那种消极、被动的状态，进而积极、主动地干预社会事务，政府成为一种所谓的“全能政府”，从而使公共活动及其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原有的国家秩序生产和维护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多地关注公共活动领域，探究解决公共性问题的有效方式和途径，以便政府更好地履行其职能。

与上述过程相适应，现代西方哲学逐渐用交往性思维方式取代了二元分立的主体性思维方式。无论是海德格尔“此在”说、伽达默尔解释学、分析哲学的意义标准和生活形式观点的提出，还是哈贝马斯、阿佩尔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建立，都蕴含了从主体间性维度研究哲学问题的思想，体现了某种超越近代主体性哲学和消解其“自我”或“先验自我”的努力。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正在崛起的主体间性转向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无论是在欧洲大陆哲学中，还是在英美哲学中，无论是在人文主义哲学中，还是在科学主义哲学中，我们都能发现这种理论要求和学术倾向。正是在“主体间维度”上，当代哲学才出现了“汇聚”的趋势和“合流”的态势。显然，主体间性问题的兴起或转向，是对建设和完善公共活动领域，共享人类公共活动成果的呼声的哲学回应和理性关注。

如前所述，20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政府开展公共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和管理公共活动职能不断增强，国家、政府开始陷入了假公济私、以公谋私的公共性危机。为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兴起了一场政府改革运动，即所谓“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和“新公共行政”等等。这场改革运动表现为：（1）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优化政府职能，以求使政府“管的少一些，但要管的好一些”，即管理主体从仅由政府承担发展到以政府为核心，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多元化主体；（2）尽可能实现社会自我管理，即政府把一部分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任务交给社会非政府组织，并引入竞争机制，实施政府部分业务合同出租制；（3）改革政府部门内部管理体制，实行分权化管理，实施顾客导向，强调服务本位，建立扁平状的政府组织结构体系，以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为社会服务的质量，从而使政府彻底走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困境。这些措施在实践中的运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最为根本的是，这场全球性政府改革运动反映了一个历史趋势，那就是公共活动的社会化，最终走向服务化，公民参与制度化、经常化。公共活动变成一种公共的服务，使提供公共服务成为公共活动本质之所在，广大民众可以较为公平地、真实地分享公共活动所带来的公共利益。

社会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活动的当代转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哲学与不断进步的人类公共活动的内在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任何与时俱进的哲学都必然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将会随着公共活动领域的变化而变化，这也为哲学的研究范式转换奠定了基本的实践前提和理论前提。然而，现有的哲学或者越来越专业化，或者越来越个人化，眼界和胸怀往往不是越来越宽阔，而是越来越狭窄。这样的哲学由于远离了公众和公共活动领域，淡化了公众色彩，因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减弱的趋势。类似的问题在其他一些学术领域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我们的哲学要在新世纪得到新的发展，就必须重新高度重视公众密切关注的公共活动领域。应当鼓励各个专业领域的学者有更多的时间走出本专业的狭小房间，来到公共活动领域的大厅之中，进行跨专业的交流，共同关注和协力解决社会的公共性问题、公共性危机，重建当代社会的公共性。这类问题关系到每个人，关系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而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密切关注和深入解决社会的公共性问题，充分发挥公共活动的社会功能，有助于从根本上引导人类社会走向公平、公正、合理的状态，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

［2］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49.

［3］王南湜.社会哲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168.

公共领域范文篇6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总量有了举世瞩目的增长。与此同时,公共服务领域的一些社会事业相对于人民的需要却显得供给不足。针对社会运行中一些相当普遍、甚至相当尖锐的矛盾,中央适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并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最近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专门议题。可以预期,未来的几年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在和谐社会建设、公共服务方面将会取得重大成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改善我国的公共服务,有一个必然的要求,即处理好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本文试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鸟笼”——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假想模型

陈云同志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关系,曾经有一个着名的“鸟笼”理论。把鸟抓在手里,鸟就不能活动;没有一定的约束,企业的行为就可能给宏观经济带来不良影响(我曾经提出“宏观经济总效果是微观经济效果的矢量和”这一观点,其数学模型为:

(详见注释)。

可以借用陈云同志的“鸟笼”理论来描写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其一,这个“鸟笼”具有多维属性,每一项公共服务是一个“维”,有多少项公共服务就有多少“维”,所以这个“鸟笼”是一个多维空间。

其二,对于不同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的自由度——活动空间及责任空间是不同的。因而,这个“鸟笼”又是不规则的。

其三,由于每一项公共服务通常又包含一些具体内容,对于每一项具体内容,地方也会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因此,这个“鸟笼”又带有网状的特点。

其四,地方政府各项公共服务的自由度组成这个“鸟笼”的边界。地方政府不能超越边界自行其是;中央政府也不能越过边界干预地方。“鸟笼”范围内既是地方政府的可作为空间,也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区。

二、“鸟笼”的设计与编制——明确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的权责边界

应用陈云同志的“鸟笼”理论处理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设计和编制好这个“鸟笼”,即明确中央与地方有关各项公共服务的责任与权利。这是一个艰苦、细致的过程,科学性、可行性、适度的积极性是对这个过程的必然要求。

明确中央与地方建设公共服务体系的权责关系必然要求由中央主导。中央主导首先表现为要出台起主导作用的方针政策。近年来国民经济某些领域一再过热,地方政府扩大投资规模热情不减,中央不得不多次进行宏观调控。这些情况说明,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聚集在gdp上。因此,应当促使地方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为了有利于实现政府转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应让位于“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心”。“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心”并不排斥经济建设,恰恰相反,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所不同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目的;“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手段和基础。同时,也应当考虑是否不再把gdp增长作为发展目标,而只把它作为一种事后的统计数据。如果不淡化gdp目标,就很难、甚至不可能改变地方政府的运转中心,就难以推动地方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应当用就业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义务教育入学率、社保医保覆盖率及其水平、环境保护、万元gdp能耗,这样一些指标群来取代gdp。

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有利于加强公共服务的大政策出台,是对整个社会指导思想及其行为的导向,在这些大政策的影响下,全社会就有了构建和谐社会、加强公共服务的氛围——地方政府活动的“鸟笼”就有了适宜的内外环境。

此外,中央的主导作用还体现于下面一些方面。

1.中央与地方公共服务责任的分解。即明确哪些公共服务由中央提供,哪些公共服务由地方提供,哪些公共服务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提供,并明确与之相应的条件与权限。

2.按轻重缓急与条件具备的程度明确各项公共服务的阶段目标,即制定各项公共服务的目标值与实现目标的时间表。

3.关于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中央财政首先自身要作好结构调整,要大幅度提高用于社会公共事业的支出比重。同时,对省、市财政预算比例也要提出定量的调整要求。而且,不仅要调增量也要调存量。

4.为地方搞好公共服务提供若干保障。一是政策保障,保证政策的连续性;二是人事保障,尽可能保持地方领导干部的稳定;三是保证地方提供各项公共产品的资金需求。

明确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的权责边界,要靠中央主导,但也不排斥地方的作用。这种权责边界的确定,是中央主导下中央与地方协商的过程和结果,体现的是民主集中制。权责关系明确以后,至于地方政府实现目标的路径选择、过程、方式,是运用行政手段、还是借助市场力量,如何安排使用财政资金,只要有法可依、能力所及,那是地方的事,即地方政府在与中央商定的“鸟笼”内的自由度。

三、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我国的行政层级是党政高度融合的,讨论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绕不开党政关系问题。为了有利于党委、政府各司其职,应当明确提出处理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2.地方的不少部门由国务院有关部委垂直领导,因而要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对这些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作出一些规定。这是对“鸟笼”内部环境的协调。

3.我国各地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也应有区别政策。从“鸟笼”理论来讲,就是对不同地区要设计、编制不同大小与形态的“鸟笼”。

公共领域范文篇7

[关键词]公共领域公共权力中国政治特征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公共领域”的内涵界定与分析框架

应当承认，本人确定的文章标题，是受了哈贝马斯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的启发。哈氏在该书中从公共舆论的角度阐述了西方民主制运作的社会基础的演变，这显然有别于传统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分析模式，对现代社会也更具解释力。但在确定这一标题的同时，我也面临着一个困境：在中国有无哈氏所谈论的“公共领域”？亦即，如果我将公共领域界定为社会中独立的社会舆论力量的活动范围，那么中国有无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是很有疑问的。为防止片面而僵化地运用这一概念，更为了宏观而全面地解释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活，我现将“公共领域”从最为字面的含义出发界定如下：一个社会中公共权力的活动领域。这是一个最为简洁明了的界说，但仔细分析却可以发现其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就我理解，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进行分析，亦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公共领域的分析框架。这五个方面，即公共领域的五个要素是：（1）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划分，即公共权力活动的范围；（2）在权力配置的基础上形成的公共权力结构；（3）公共权力的运行规则与制度化状况；（4）公共舆论与公共权力的互动关系；（5）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与公共权力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考察以上五个方面各自的状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得到对公共领域的总体认识。从理论上讲，以上五个方面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而密切的关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边界的明确划分是建立起合理的公共权力结构的基础，也意味着公共权力运作的规则化；同时公共领域的正常循环也离不开公共舆论的监督和推动，它也需要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支持和合法性辩护。所以说，这五个方面是公共权力活动中必然涉及到的五个层面的问题，它们共同地构成了一个社会公共领域的内部结构并决定其总体面貌。因此，本文主要选取这五个方面对我国当前的公共领域作一尝试性的分析，试图对我国的政治生活作一个较为宏观的观照，也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对中国公共权力的分析框架。

二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背景分析：现代化，信息化与全球化

本文是对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特征分析，其中，“当前”、“特征”是关键词。既然是“当前”，就表明以下的分析是笔者对我国现行的公共权力生活的理解和感受。既然是“特征”，就隐含了一种比较，我将这种比较的时限划定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段；相应的比较也就是：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公共领域的不同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特别是，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诸多特征，它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动和公共权力自身调整的结果。也就是说，当前我国公共领域之所以能表现出本文所论的诸多特征，是在特有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中相应产生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公共领域内部渐变的结果。

具体地讲，这一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可以从三个大方面来讲，那就是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当然，这三个方面也是相互纠结在一起的，不能截然分开；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可以分别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

1，现代化背景。这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尽管西方诸发达国家都纷纷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后现代社会”，但我国现在仍然处在现代化过程中。就现代化的判断指标来看，主要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世俗化，法治化、理性化。我国经过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现代化努力，在以上诸多指标上已经有很明显的进展。进一步可以这样概括：（1）就我国的产业结构来看，农业是最为基础性的产业，但工业发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2）我国的城市扩张和城市建设的进程也是有目共睹的，目前就对人民生活影响最深入的因素来看，也莫过于城市的经济和文化。（3）市场化自最初的羞羞答答到今日的昂首阔步，并且作为我国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全面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社会面目，对公共权力的影响自不待言；与市场化紧密相伴的是我们生活面貌和整个社会的日益世俗化，人们的各种活动都围绕着自身利益和实际问题展开，那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影像已渐成明日黄花。（4）而在现代化进程中，理性化是一个关键性的衡量尺度。我国社会的理性化程度因自身结构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而不能尽如人意，但我们还是能从我国的法治建设和法治观念的提高上得到一些安慰。我国在各项法规的制定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执法上虽然仍有很多的困境，但普通公民的法治观念较之于以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党和政府也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7页）作为我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也说明了公共权力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已经达到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2，信息化背景。我单独列出信息化的时代特征，是因为这一趋势对我国社会特别是今后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今世界范围内正掀起一场以计算机技术和光纤通信技术为先导，以加速社会信息化为宗旨的全球性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热潮。我们置身的世界已经确确实实地进入了信息社会，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方式与速度已发生了巨变；人们的生活、社会的结构、政治运行的某些方面和国际交往的途径和深度，都有了深深的变动。特别是，Internet作为一种新的大众传播媒介和交往方式，它可以极大地满足信息资源共享，突破交流中时空的限制，更使对信息的封锁面临着极大的挑战[2]。置此信息化的浪潮中，我国公共领域所受的冲击和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将在后文中继续谈到。

3，全球化背景。全球化与现代化和信息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当今世界信息传播和人口流动的便捷性，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已经是大部分人的共同感受；全球的经济互相往来，强势资本日益向全球扩张，全球公司日益取代封闭的一国范围内的企业而占据着市场的最大份额；全球文化交流和互动也空前加强，地方文化和国别文化受到了国际强势话语的冲击，文化的一体化倾向伴随着各弱势文化多元化的努力和反抗而日益明显；而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共同危机，如环境污染，国际犯罪，人权保护，等等，也使各国政府的共识增多，合作和互相监督也得到了加强；同时，全球民主化也成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国际背景。全球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事实，更是一个必然会强化的趋势。它已经对我国的公共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它对今后我国社会特别是公共领域的进一步影响也是可以想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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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特征分析

我国公共领域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上文已从三个较为宏观的方面作了概括。按照本文最开头对公共领域所设定的分析框架，结合这三个方面的时代背景，可以对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特征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就我理解，我国当前公共权力的活动特征可以分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1公域与私域的界限日渐明晰化，二者之间分开的可能性增强。

对中国的政治传统来说，最致命的缺陷就是从来没有公域与私域明确划分的实践和观念。就中国现当代的政治实践来看，其对人民生活、社会正常运行的摧残，等等弊病，都是因为没有二者范围的明确界定。但在一个现代性的政治生活中，这两个领域的明确区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一国公共领域现代性的标志，更是一国公共权力理性而科学地活动的基础。我国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开的努力是一个非常缓慢非常不稳定的过程，时时受到权力不应有的冲击和阻隔；但社会大潮浩浩荡荡，社会中普通的公民也日渐认识到二者的明显不同及其划分的必要性。而市场化的自身需要及其发展正为人们认识公域与私域的不同提供现实的社会平台。

面对上述种种社会现实，我国的公共权力也在实践中逐渐注意到公域与私域的划分问题，而且有意识地在这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努力。这主要体现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向社会放权，提高社会的宽松度和扩大公民的自主活动空间上。宪法的完善及其对我国公共权力活动的规范和对公民权利予以明确保护的宣言性条款，配合这些条款的各具体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纷纷出台。尽管依然经常出现国家权力侵犯公民私人生活的现象，但较之于以前，公民私人生活的自由权利还是得到了很大的保障。而《国家赔偿法》和《行政诉讼法》等直接处理公共权力侵犯个体权利时二者间关系的法律的颁布和相应的司法实践，更鲜明而有力地说明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规范化。实际上，这亦是权力与权利、权威与自由间合理关系得以确立的开始。虽然我国离公域与私域科学而稳定的划分还很有距离，但毕竟已经走出了这一步；而且，社会特别是经过现在的知识精英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宣传，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终将更加理性化。而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公域与私域的明确划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公域出现与私域相区分的趋向是当前我国公共领域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所以首先予以说明。当然，这一点与下文将要论及的诸多方面也是不可分割的。

2公共权力结构进一步分化重组。

这一点涉及到我国当前公共权力的内部构成状况，即其权力配置格局。众所周知，在我国，分析公共权力要充分考虑到其载体即我国公共权力组织的特殊性，这主要体现在我国的党政体制上。我一直认为，在中国，与其将共产党界定为一般意义上的政党，还不如将其理解为一种公共权力组织（它有别于下文所论的公共权力机关），即将其视为公共权力的一种载体形式。这样的解释更能契合中国政治的实际运行机制。因为，共产党组织实际上已经作为我国的社会公共权力组织而事实存在，而且是国家意义上的公共权力机关的领导核心。因此，党政间关系是讨论我国公共权力结构时必须涉及到的。我国虽然至今仍未实现规范的党政分开，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曾作出过以党政分开为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验，这一实验未能如愿，且导致了当前保守政治改革的结果，但它对我国党政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国现行的党政关系毕竟已大不同于往昔。党虽然仍然广泛地介入了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但其领导在提法上也就是在形式上偏重于政治领导（大政方针政策的决定）、思想领导（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和组织领导（向公共权力机关推荐领导干部）等三个方面[1]（25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党章已经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有利于宪法规定和保障的国家公共权力机关正常职能的发挥。所以就这一点而言，我国的公共权力结构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和权力的重新定位。

当然，公共权力的结构分化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我国公共权力机关实现了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一定分化（由于我国军事机关仍实行党的绝对领导，未有实现国家化，所以本属于公共领域的军事权力机关不在本文的谈论之列。当然，我国的军队也广泛地参与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重大的国家事业，但在其公共性上具有特殊性。本文不拟对此展开论述。），也实现了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权力上的分解。亦即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共同造成了当前公共权力的新格局。横向分权，主要体现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职能的加强、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发挥和法院检察院司法工作的一定独立性上。国家机关权力上的分配与其职能上的分工基本上实现了匹配，这相比于以前的权力一体化是一个新特征。纵向分权主要体现在中央几次向地方的放权上，中央给予地方相当的事权和其它自由权限；而分税制也为地方国家机关的自主活动提供了财政上的可能。虽然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仍然存在很多有待商谈和完善的问题，但中央和地方在国家权力的分配上实现了分散化是一大进步，这是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另一特征。

3公共权力的活动受到了更多的制度化规约。

我国的公共权力一直受非常规的隐性社会关系的影响直至操纵，这是我国公共领域生活最不健康的根本原因。但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对公共权力的活动范围、行为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应当设定一个外在的约束机制，而不是传统的依靠权力执掌者个人的人格操守和道德修养来维系。虽然我国的人治传统依然很沉重，党和政府对“德”的政治效能一直很重视甚至到了依赖的地步（例如，前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但谁也不能否认，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国法治国家的趋势也是必然的。我国的公共领域，制度化建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管在实际的公共权力运行中这些规则得到了多大程度的遵循，但它们至少在形式上得到了认可；而且民众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也愈见冷静而理性，即公共领域应遵循一定的规则，否则公民权利和社会经济生活将受到不应有的危害。从理论上讲，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公共权力持续而稳定地运作，国家公共领域才能实现从人治、策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国家的政治生活也才能实现长治久安。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公共领域的制度化建设主要体现在法治国家的建设上：就我国的法制化进程来看，我国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有法可依的法律体系；同时，一开始就注意到对立法权和立法过程的规范和限制，出台了《立法法》；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入，政府职能逐渐转变，传统的行政模式已经开始向科学行政、依法行政、责任行政和准透明行政模式转变；前文已经提到的《国家赔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出台，更是将政府与公民放在了同一法律平台山予以治理；国家的改革也是伴随着法制化对改革经验的肯定和对改革成果的巩固而向前推进的。可以说，当前我国的公共领域正处在一个制度化的趋向中，虽然制度化程度尚不令人满意。（就法治建设而言，最大的难题在于司法未能独立。）

4舆论力量在现代传媒的推动下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影响空前明显，这标志着社会力量对公共领域压力的增强。

对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来说，它虽然意味着作为公共权力的活动空间它可以为公共权力相对独立而自由的活动划定边界，但这一边界显然不能脱离社会的监督和压力。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公共领域的主题产生于社会范围内普遍性需求决定的“大局”问题，而公共权力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和解决方式就不仅仅是它自身的问题，而是在社会的关注下进行的。现代社会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从宪法上确定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在于民众的意愿和利益，其具体的实现途径，就是社会舆论的勃兴及其实际力量的展现。众所周知，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共同体极为庞大、公共事务极其复杂的社会里，人民尚未实现对公共权力执掌者的自由选举，在民众与政府这样一种长线“委托-”关系中，因为公共权力特有的垄断性和信息不对称困境，民众很难对公共权力实施直接而有效的监督。加之，现代社会提供的生活方式极为多样，民众的价值实现也有很多种途径，民众对政治普遍淡漠；除非当公共权力切实触及其自身利益时，他们才会作出反应。因此，在日常情况下，保持社会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压力，从而保证公共领域的正常运行，只有依赖于社会舆论了。尽管中国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尚受到诸多的限制，但在现代传媒的技术支持下，任何力量对舆论产生和传播的限制都已经愈显困难。这一点，在当今的中国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社会中存在着什么急需公共权力解决的问题，公共权力兑现与否和兑现的方式如何，都不可能完全在暗箱中操作。“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公共权力的任何作为与不作为都很难长时间地让民众处于“无知”的状态中。我国近些年来因为媒体的爆光而得以迅速解决的难题比比皆是；而通过现代媒体，特别是电视、互联网的推波助澜，社会关注公共事务的趋向较之于以前又有所提高，实际效果也更为明显。可以想见，在民众对公共领域的事务都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公共权力若只是听之任之，其合法性的汲取终将面临困境。而且，如果社会舆论难以对问题的解决发生作用，公民将直接采取非常规的政治参与方式来影响公共权力的活动（这在当前的我国表现得很明显。），这对公共领域来说，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所以公共领域对社会舆论的重视是必然的。

5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受社会世俗化影响日深，受多元化社会思潮冲击的程度加剧。

这里所论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指官方意识形态，在我国即是指党和政府所倡导的作为公共领域的价值目标及对其进行合法性论证的话语体系。任何社会里，当权者集团就会提出一定的目标，并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和增强自身的合法性予以理论上的表述。这其实是公共领域中最容易为人们所感知的方面，也是公共领域存在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因为一个社会的主流话语是公共领域公共性的直接体现。我国过去的意识形态主要强调了阶级斗争的核心地位和社会发展道路的狭隘意识形态之争，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情况得到了改变。虽然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但发展到今天，我国的意识形态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空泛而乌托邦，经济先导型的社会发展模式最为实际地解放并扩展着民众的各方面需求，现实中民众的追求目标也愈发具体而实际。当然，社会的这一趋势与市场化导致的世俗化是紧密相关的。就社会的文化特征而言，大众文化日益显示其无可比拟的强势地位和扩张势头，社会在各种文化生产的推动下日益走向以娱乐消费为主导的道路上，那种宏大的政治述事亦即主流意识形态虽然仍然影响着公众的日常生活，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但公众对这方面的关注度降低了，公众关注的目的也日益与自身的切身利益相结合在一起。面对着现代化带来的世俗化生活大潮，主流意识形态在仍然坚持着理想和“主旋律”的同时，日益注重对社会实际问题的表达和包容。对社会中日趋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需要，也给予了主流话语上的认可或宽容。例如从最近“三个代表”的主流话语中，我们就可以明显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在对自身的定位问题上也日趋实际，所代表的范围也愈加广泛。这说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在调整着自己的目标取向，对已经变化了的社会采取了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对“主旋律”的概括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这些都是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1]（82页）这是对“先进文化”很宽泛的解说，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是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日渐实际且更加具有包容性的体现。

另一不可忽视的方面是主流话语受到了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冲击，其在社会整体话语中的地位虽然在形式上仍然占据着优势，但对民众生活来说，他们的思想状况已日趋复杂而多样化，社会思潮中甚至存在着相当的对主流话语构成挑战的思想和信仰体系。当然，这一局面是与大众文化的流行和全球信息化导致的观念开放有关。前文已经表明，公域与私域理应划分明确；同样的，在话语领域，主流话语和社会话语、大众话语的范围也应划分明确，不能互相取代。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公众思想状况比较混乱，对主流思想和信仰的忠诚度偏低，这就构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实际挑战。

6全球化对我国的公共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公共领域的国际性关注度提高。

本文第二部分论述了全球化的背景，这一点对我国公共领域产生的影响也不应忽视。传统的民族国家的界限和对国民生活的国别约束在全球信息化（最主要的即是互联网的普及使各国事务在全球范围内很迅捷地传播因而受到国际性的关注。）和全球性公民流动的条件下已很是苍白。国际问题的范围日益扩展，也就是说原属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如人权保护、治理犯罪等问题，其国际化的特点也日渐明显；一国在处理内政问题时受到的国际关注直至国际压力（主要是国际舆论压力和国际组织的压力）也愈来愈大。在此背景下，公共领域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而对国际性共通规则的认同也使我国的公共领域向国际延伸，其中主要是人权公约，军事外交方面的国际协定。当然，国际政治对我国公共权力运作的影响主要的还是限于外交这一特殊的公共领域；而就其对我国国内公共领域产生的直接影响来说，居第一位的仍然是其对经济合作与交流方面的影响，其次才是国际舆论对我国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压力。因为，毕竟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条件下，国际化的权力与各国的主权之间仍存在很多难以协调的冲突，而我国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相对稳妥而保守的立场，即对公共权力国内自主性的保护和强调。这就使得我们目前在讨论全球化对国内公共领域的影响时，应当持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但尽管如此，当前世界的全球化程度和我国的全球化水平是空前的，而且这一点在不多久的未来将更为深远地影响到我国的公共领域，因而提出这一点作为我国公共领域的特征是有一定道理的。

以上我分六个方面就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特征进行了分析。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公共领域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日益地向着本属于自己的领域回归，在其领域内其实际的公共性也在提高。但同时，随着我国社会自身结构的变动，要求公共领域予以解决的问题也日益增多。这样，原属公共权力解决的问题可能已经回归由社会自身负责。而在一些新的领域，公共权力与社会自身又进行了新的合作，公域与私域在界限日趋明晰化的同时又体现着重新合作的趋势。当然这种合作已经不再是以公共权力任意模糊二者的界限为前提了。而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我国公共领域的内部结构也在发生着一场静悄悄的变革。这无疑昭示了我国公共领域日后的发展趋向。

[NextPage]

四中国政治的“变”与“常”[1]：应当补充的话

应当补充说明的是，前文的所有分析都有一定的限度，亦即它是对我国公共领域的某些层面和范围内特征的抽象和概括，超出体现着这些特征的公共领域限度，这些特征就不再是我国公共领域的特征，因为我国公共领域的某些性格是一贯的，并不是因为前文所述的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而出现的新特征。由于本文所论的是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特征，这就预设了一个前提，这些特征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中出现的，它有别于我国公共领域过去的性格。在看到这些特征的同时，也不应盲目乐观，我们更应看到我国公共领域中惰性的沉重。这就是我国政治生活中一成不变的“特色”和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公共领域的相对滞后性。这些问题也是相当复杂的，本文限于篇幅已无力对此详加论述了。在此，我只提以下四点：其一，中国现在虽然已经出现了公域与私域分化的趋向，但这更多的仍然是形式上的；熟悉中国实际“政治”过程和社会生活的人都知道，本来属于公共领域的事情，公共权力的运作却受到了私人关系的支配；任何一个不回避中国问题的人都会说，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仍未产生。所以前文所说的公共领域也是一个理想的分析模型，是有一定限度的。其二，在中国的政治传统和当今的政治实践中，公共权力入侵经济领域、社会自治（如居民自治和村民自治）领域和公民私人生活领域的现象一直严重存在。如果说中国政治有很难改变的惰性的话，这就是最应当提到的一点。虽然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对这一点也构成了一定的挑战，但到目前来看，其影响程度依然有限。众所周知，这与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有着深厚的联系，中国的文化传统讲究私人关系的非理性规则，政治精英或知识精英或许有着强烈的理性化诉求和努力，但在强固的社会传统和社会化力量面前，其努力的成效仍然很有限。这就意味着我国公共领域若真正实现现代性，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其三，社会舆论中非理性化（如简单的二元化思维方式、情绪化，等等）特征，特别是泛道德化的倾向依然严重，阻碍着一个理性健康的社会舆论的形成；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虚假的意识形态泡沫依然如幽灵般在公共领域和社会上空徘徊，这同样阻碍了一个真实而健康的公共领域的形成和一个理性而健康的社会的建立。对这一点，我想已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解释，因为这是很容易被感知的中国特色。其四，主要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城乡差别，东部与中西部的差别，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的巨大差别，都使得我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共同体内公共领域中目标的确定和实现有相当的难度。在此情况下，谈论我国的公共领域实际上有很大的风险，因为这样很容易忽视我国的发展差距而成为纯粹的“理论模型”了。本文当然也不例外。

所以，本文即使已将我国的公共领域界定为公共权力的活动领域，但因为我国公共权力的特殊性和其它的相关社会因素，我国的公共领域在体现出前文所述的诸多特征时，仍受着自身顽固性的羁绊或影响。而这些，本文在讨论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特征时将其先行设定为不变的背景；但若想对我国的公共领域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认识，提及这些也是必要的。

注释：

[1][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2]参见：李永刚.网络扩张对后发展国家政治生活的潜在影响[J].战略与管理1999，（5）：68-72.

[1]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公共领域范文篇8

[关键词]公共领域公共权力中国政治特征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公共领域”的内涵界定与分析框架

应当承认，本人确定的文章标题，是受了哈贝马斯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的启发。哈氏在该书中从公共舆论的角度阐述了西方民主制运作的社会基础的演变，这显然有别于传统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分析模式，对现代社会也更具解释力。但在确定这一标题的同时，我也面临着一个困境：在中国有无哈氏所谈论的“公共领域”？亦即，如果我将公共领域界定为社会中独立的社会舆论力量的活动范围，那么中国有无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是很有疑问的。为防止片面而僵化地运用这一概念，更为了宏观而全面地解释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活，我现将“公共领域”从最为字面的含义出发界定如下：一个社会中公共权力的活动领域。这是一个最为简洁明了的界说，但仔细分析却可以发现其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就我理解，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进行分析，亦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公共领域的分析框架。这五个方面，即公共领域的五个要素是：（1）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划分，即公共权力活动的范围；（2）在权力配置的基础上形成的公共权力结构；（3）公共权力的运行规则与制度化状况；（4）公共舆论与公共权力的互动关系；（5）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与公共权力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考察以上五个方面各自的状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得到对公共领域的总体认识。从理论上讲，以上五个方面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而密切的关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边界的明确划分是建立起合理的公共权力结构的基础，也意味着公共权力运作的规则化；同时公共领域的正常循环也离不开公共舆论的监督和推动，它也需要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支持和合法性辩护。所以说，这五个方面是公共权力活动中必然涉及到的五个层面的问题，它们共同地构成了一个社会公共领域的内部结构并决定其总体面貌。因此，本文主要选取这五个方面对我国当前的公共领域作一尝试性的分析，试图对我国的政治生活作一个较为宏观的观照，也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对中国公共权力的分析框架。

二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背景分析：现代化，信息化与全球化

本文是对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特征分析，其中，“当前”、“特征”是关键词。既然是“当前”，就表明以下的分析是笔者对我国现行的公共权力生活的理解和感受。既然是“特征”，就隐含了一种比较，我将这种比较的时限划定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段；相应的比较也就是：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公共领域的不同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特别是，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诸多特征，它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动和公共权力自身调整的结果。也就是说，当前我国公共领域之所以能表现出本文所论的诸多特征，是在特有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中相应产生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公共领域内部渐变的结果。

具体地讲，这一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可以从三个大方面来讲，那就是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当然，这三个方面也是相互纠结在一起的，不能截然分开；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可以分别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

1，现代化背景。这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尽管西方诸发达国家都纷纷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后现代社会”，但我国现在仍然处在现代化过程中。就现代化的判断指标来看，主要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世俗化，法治化、理性化。我国经过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现代化努力，在以上诸多指标上已经有很明显的进展。进一步可以这样概括：（1）就我国的产业结构来看，农业是最为基础性的产业，但工业发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2）我国的城市扩张和城市建设的进程也是有目共睹的，目前就对人民生活影响最深入的因素来看，也莫过于城市的经济和文化。（3）市场化自最初的羞羞答答到今日的昂首阔步，并且作为我国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全面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社会面目，对公共权力的影响自不待言；与市场化紧密相伴的是我们生活面貌和整个社会的日益世俗化，人们的各种活动都围绕着自身利益和实际问题展开，那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影像已渐成明日黄花。（4）而在现代化进程中，理性化是一个关键性的衡量尺度。我国社会的理性化程度因自身结构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而不能尽如人意，但我们还是能从我国的法治建设和法治观念的提高上得到一些安慰。我国在各项法规的制定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执法上虽然仍有很多的困境，但普通公民的法治观念较之于以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党和政府也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7页）作为我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也说明了公共权力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已经达到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2，信息化背景。我单独列出信息化的时代特征，是因为这一趋势对我国社会特别是今后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今世界范围内正掀起一场以计算机技术和光纤通信技术为先导，以加速社会信息化为宗旨的全球性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热潮。我们置身的世界已经确确实实地进入了信息社会，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方式与速度已发生了巨变；人们的生活、社会的结构、政治运行的某些方面和国际交往的途径和深度，都有了深深的变动。特别是，Internet作为一种新的大众传播媒介和交往方式，它可以极大地满足信息资源共享，突破交流中时空的限制，更使对信息的封锁面临着极大的挑战[2]。置此信息化的浪潮中，我国公共领域所受的冲击和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将在后文中继续谈到。

3，全球化背景。全球化与现代化和信息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当今世界信息传播和人口流动的便捷性，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已经是大部分人的共同感受；全球的经济互相往来，强势资本日益向全球扩张，全球公司日益取代封闭的一国范围内的企业而占据着市场的最大份额；全球文化交流和互动也空前加强，地方文化和国别文化受到了国际强势话语的冲击，文化的一体化倾向伴随着各弱势文化多元化的努力和反抗而日益明显；而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共同危机，如环境污染，国际犯罪，人权保护，等等，也使各国政府的共识增多，合作和互相监督也得到了加强；同时，全球民主化也成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国际背景。全球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事实，更是一个必然会强化的趋势。它已经对我国的公共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它对今后我国社会特别是公共领域的进一步影响也是可以想见的。

三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特征分析

我国公共领域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上文已从三个较为宏观的方面作了概括。按照本文最开头对公共领域所设定的分析框架，结合这三个方面的时代背景，可以对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特征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就我理解，我国当前公共权力的活动特征可以分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1公域与私域的界限日渐明晰化，二者之间分开的可能性增强。

对中国的政治传统来说，最致命的缺陷就是从来没有公域与私域明确划分的实践和观念。就中国现当代的政治实践来看，其对人民生活、社会正常运行的摧残，等等弊病，都是因为没有二者范围的明确界定。但在一个现代性的政治生活中，这两个领域的明确区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一国公共领域现代性的标志，更是一国公共权力理性而科学地活动的基础。我国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开的努力是一个非常缓慢非常不稳定的过程，时时受到权力不应有的冲击和阻隔；但社会大潮浩浩荡荡，社会中普通的公民也日渐认识到二者的明显不同及其划分的必要性。而市场化的自身需要及其发展正为人们认识公域与私域的不同提供现实的社会平台。

面对上述种种社会现实，我国的公共权力也在实践中逐渐注意到公域与私域的划分问题，而且有意识地在这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努力。这主要体现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向社会放权，提高社会的宽松度和扩大公民的自主活动空间上。宪法的完善及其对我国公共权力活动的规范和对公民权利予以明确保护的宣言性条款，配合这些条款的各具体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纷纷出台。尽管依然经常出现国家权力侵犯公民私人生活的现象，但较之于以前，公民私人生活的自由权利还是得到了很大的保障。而《国家赔偿法》和《行政诉讼法》等直接处理公共权力侵犯个体权利时二者间关系的法律的颁布和相应的司法实践，更鲜明而有力地说明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规范化。实际上，这亦是权力与权利、权威与自由间合理关系得以确立的开始。虽然我国离公域与私域科学而稳定的划分还很有距离，但毕竟已经走出了这一步；而且，社会特别是经过现在的知识精英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宣传，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终将更加理性化。而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公域与私域的明确划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公域出现与私域相区分的趋向是当前我国公共领域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所以首先予以说明。当然，这一点与下文将要论及的诸多方面也是不可分割的。

2公共权力结构进一步分化重组。

这一点涉及到我国当前公共权力的内部构成状况，即其权力配置格局。众所周知，在我国，分析公共权力要充分考虑到其载体即我国公共权力组织的特殊性，这主要体现在我国的党政体制上。我一直认为，在中国，与其将共产党界定为一般意义上的政党，还不如将其理解为一种公共权力组织（它有别于下文所论的公共权力机关），即将其视为公共权力的一种载体形式。这样的解释更能契合中国政治的实际运行机制。因为，共产党组织实际上已经作为我国的社会公共权力组织而事实存在，而且是国家意义上的公共权力机关的领导核心。因此，党政间关系是讨论我国公共权力结构时必须涉及到的。我国虽然至今仍未实现规范的党政分开，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曾作出过以党政分开为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验，这一实验未能如愿，且导致了当前保守政治改革的结果，但它对我国党政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国现行的党政关系毕竟已大不同于往昔。党虽然仍然广泛地介入了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但其领导在提法上也就是在形式上偏重于政治领导（大政方针政策的决定）、思想领导（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和组织领导（向公共权力机关推荐领导干部）等三个方面[1]（25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党章已经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有利于宪法规定和保障的国家公共权力机关正常职能的发挥。所以就这一点而言，我国的公共权力结构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和权力的重新定位。

当然，公共权力的结构分化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我国公共权力机关实现了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一定分化（由于我国军事机关仍实行党的绝对领导，未有实现国家化，所以本属于公共领域的军事权力机关不在本文的谈论之列。当然，我国的军队也广泛地参与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重大的国家事业，但在其公共性上具有特殊性。本文不拟对此展开论述。），也实现了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权力上的分解。亦即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共同造成了当前公共权力的新格局。横向分权，主要体现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职能的加强、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发挥和法院检察院司法工作的一定独立性上。国家机关权力上的分配与其职能上的分工基本上实现了匹配，这相比于以前的权力一体化是一个新特征。纵向分权主要体现在中央几次向地方的放权上，中央给予地方相当的事权和其它自由权限；而分税制也为地方国家机关的自主活动提供了财政上的可能。虽然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仍然存在很多有待商谈和完善的问题，但中央和地方在国家权力的分配上实现了分散化是一大进步，这是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另一特征。

3公共权力的活动受到了更多的制度化规约。

我国的公共权力一直受非常规的隐性社会关系的影响直至操纵，这是我国公共领域生活最不健康的根本原因。但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对公共权力的活动范围、行为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应当设定一个外在的约束机制，而不是传统的依靠权力执掌者个人的人格操守和道德修养来维系。虽然我国的人治传统依然很沉重，党和政府对“德”的政治效能一直很重视甚至到了依赖的地步（例如，前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但谁也不能否认，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国法治国家的趋势也是必然的。我国的公共领域，制度化建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管在实际的公共权力运行中这些规则得到了多大程度的遵循，但它们至少在形式上得到了认可；而且民众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也愈见冷静而理性，即公共领域应遵循一定的规则，否则公民权利和社会经济生活将受到不应有的危害。从理论上讲，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公共权力持续而稳定地运作，国家公共领域才能实现从人治、策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国家的政治生活也才能实现长治久安。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公共领域的制度化建设主要体现在法治国家的建设上：就我国的法制化进程来看，我国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有法可依的法律体系；同时，一开始就注意到对立法权和立法过程的规范和限制，出台了《立法法》；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入，政府职能逐渐转变，传统的行政模式已经开始向科学行政、依法行政、责任行政和准透明行政模式转变；前文已经提到的《国家赔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出台，更是将政府与公民放在了同一法律平台山予以治理；国家的改革也是伴随着法制化对改革经验的肯定和对改革成果的巩固而向前推进的。可以说，当前我国的公共领域正处在一个制度化的趋向中，虽然制度化程度尚不令人满意。（就法治建设而言，最大的难题在于司法未能独立。）

4舆论力量在现代传媒的推动下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影响空前明显，这标志着社会力量对公共领域压力的增强。

对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来说，它虽然意味着作为公共权力的活动空间它可以为公共权力相对独立而自由的活动划定边界，但这一边界显然不能脱离社会的监督和压力。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公共领域的主题产生于社会范围内普遍性需求决定的“大局”问题，而公共权力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和解决方式就不仅仅是它自身的问题，而是在社会的关注下进行的。现代社会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从宪法上确定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在于民众的意愿和利益，其具体的实现途径，就是社会舆论的勃兴及其实际力量的展现。众所周知，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共同体极为庞大、公共事务极其复杂的社会里，人民尚未实现对公共权力执掌者的自由选举，在民众与政府这样一种长线“委托-”关系中，因为公共权力特有的垄断性和信息不对称困境，民众很难对公共权力实施直接而有效的监督。加之，现代社会提供的生活方式极为多样，民众的价值实现也有很多种途径，民众对政治普遍淡漠；除非当公共权力切实触及其自身利益时，他们才会作出反应。因此，在日常情况下，保持社会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压力，从而保证公共领域的正常运行，只有依赖于社会舆论了。尽管中国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尚受到诸多的限制，但在现代传媒的技术支持下，任何力量对舆论产生和传播的限制都已经愈显困难。这一点，在当今的中国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社会中存在着什么急需公共权力解决的问题，公共权力兑现与否和兑现的方式如何，都不可能完全在暗箱中操作。“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公共权力的任何作为与不作为都很难长时间地让民众处于“无知”的状态中。我国近些年来因为媒体的爆光而得以迅速解决的难题比比皆是；而通过现代媒体，特别是电视、互联网的推波助澜，社会关注公共事务的趋向较之于以前又有所提高，实际效果也更为明显。可以想见，在民众对公共领域的事务都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公共权力若只是听之任之，其合法性的汲取终将面临困境。而且，如果社会舆论难以对问题的解决发生作用，公民将直接采取非常规的政治参与方式来影响公共权力的活动（这在当前的我国表现得很明显。），这对公共领域来说，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所以公共领域对社会舆论的重视是必然的。

5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受社会世俗化影响日深，受多元化社会思潮冲击的程度加剧。

这里所论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指官方意识形态，在我国即是指党和政府所倡导的作为公共领域的价值目标及对其进行合法性论证的话语体系。任何社会里，当权者集团就会提出一定的目标，并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和增强自身的合法性予以理论上的表述。这其实是公共领域中最容易为人们所感知的方面，也是公共领域存在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因为一个社会的主流话语是公共领域公共性的直接体现。我国过去的意识形态主要强调了阶级斗争的核心地位和社会发展道路的狭隘意识形态之争，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情况得到了改变。虽然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但发展到今天，我国的意识形态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空泛而乌托邦，经济先导型的社会发展模式最为实际地解放并扩展着民众的各方面需求，现实中民众的追求目标也愈发具体而实际。当然，社会的这一趋势与市场化导致的世俗化是紧密相关的。就社会的文化特征而言，大众文化日益显示其无可比拟的强势地位和扩张势头，社会在各种文化生产的推动下日益走向以娱乐消费为主导的道路上，那种宏大的政治述事亦即主流意识形态虽然仍然影响着公众的日常生活，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但公众对这方面的关注度降低了，公众关注的目的也日益与自身的切身利益相结合在一起。面对着现代化带来的世俗化生活大潮，主流意识形态在仍然坚持着理想和“主旋律”的同时，日益注重对社会实际问题的表达和包容。对社会中日趋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需要，也给予了主流话语上的认可或宽容。例如从最近“三个代表”的主流话语中，我们就可以明显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在对自身的定位问题上也日趋实际，所代表的范围也愈加广泛。这说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在调整着自己的目标取向，对已经变化了的社会采取了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对“主旋律”的概括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这些都是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1]（82页）这是对“先进文化”很宽泛的解说，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是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日渐实际且更加具有包容性的体现。

另一不可忽视的方面是主流话语受到了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冲击，其在社会整体话语中的地位虽然在形式上仍然占据着优势，但对民众生活来说，他们的思想状况已日趋复杂而多样化，社会思潮中甚至存在着相当的对主流话语构成挑战的思想和信仰体系。当然，这一局面是与大众文化的流行和全球信息化导致的观念开放有关。前文已经表明，公域与私域理应划分明确；同样的，在话语领域，主流话语和社会话语、大众话语的范围也应划分明确，不能互相取代。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公众思想状况比较混乱，对主流思想和信仰的忠诚度偏低，这就构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实际挑战。

6全球化对我国的公共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公共领域的国际性关注度提高。

本文第二部分论述了全球化的背景，这一点对我国公共领域产生的影响也不应忽视。传统的民族国家的界限和对国民生活的国别约束在全球信息化（最主要的即是互联网的普及使各国事务在全球范围内很迅捷地传播因而受到国际性的关注。）和全球性公民流动的条件下已很是苍白。国际问题的范围日益扩展，也就是说原属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如人权保护、治理犯罪等问题，其国际化的特点也日渐明显；一国在处理内政问题时受到的国际关注直至国际压力（主要是国际舆论压力和国际组织的压力）也愈来愈大。在此背景下，公共领域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而对国际性共通规则的认同也使我国的公共领域向国际延伸，其中主要是人权公约，军事外交方面的国际协定。当然，国际政治对我国公共权力运作的影响主要的还是限于外交这一特殊的公共领域；而就其对我国国内公共领域产生的直接影响来说，居第一位的仍然是其对经济合作与交流方面的影响，其次才是国际舆论对我国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压力。因为，毕竟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条件下，国际化的权力与各国的主权之间仍存在很多难以协调的冲突，而我国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相对稳妥而保守的立场，即对公共权力国内自主性的保护和强调。这就使得我们目前在讨论全球化对国内公共领域的影响时，应当持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但尽管如此，当前世界的全球化程度和我国的全球化水平是空前的，而且这一点在不多久的未来将更为深远地影响到我国的公共领域，因而提出这一点作为我国公共领域的特征是有一定道理的。

以上我分六个方面就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特征进行了分析。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公共领域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日益地向着本属于自己的领域回归，在其领域内其实际的公共性也在提高。但同时，随着我国社会自身结构的变动，要求公共领域予以解决的问题也日益增多。这样，原属公共权力解决的问题可能已经回归由社会自身负责。而在一些新的领域，公共权力与社会自身又进行了新的合作，公域与私域在界限日趋明晰化的同时又体现着重新合作的趋势。当然这种合作已经不再是以公共权力任意模糊二者的界限为前提了。而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我国公共领域的内部结构也在发生着一场静悄悄的变革。这无疑昭示了我国公共领域日后的发展趋向。

四中国政治的“变”与“常”[1]：应当补充的话

应当补充说明的是，前文的所有分析都有一定的限度，亦即它是对我国公共领域的某些层面和范围内特征的抽象和概括，超出体现着这些特征的公共领域限度，这些特征就不再是我国公共领域的特征，因为我国公共领域的某些性格是一贯的，并不是因为前文所述的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而出现的新特征。由于本文所论的是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特征，这就预设了一个前提，这些特征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中出现的，它有别于我国公共领域过去的性格。在看到这些特征的同时，也不应盲目乐观，我们更应看到我国公共领域中惰性的沉重。这就是我国政治生活中一成不变的“特色”和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公共领域的相对滞后性。这些问题也是相当复杂的，本文限于篇幅已无力对此详加论述了。在此，我只提以下四点：其一，中国现在虽然已经出现了公域与私域分化的趋向，但这更多的仍然是形式上的；熟悉中国实际“政治”过程和社会生活的人都知道，本来属于公共领域的事情，公共权力的运作却受到了私人关系的支配；任何一个不回避中国问题的人都会说，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仍未产生。所以前文所说的公共领域也是一个理想的分析模型，是有一定限度的。其二，在中国的政治传统和当今的政治实践中，公共权力入侵经济领域、社会自治（如居民自治和村民自治）领域和公民私人生活领域的现象一直严重存在。如果说中国政治有很难改变的惰性的话，这就是最应当提到的一点。虽然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对这一点也构成了一定的挑战，但到目前来看，其影响程度依然有限。众所周知，这与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有着深厚的联系，中国的文化传统讲究私人关系的非理性规则，政治精英或知识精英或许有着强烈的理性化诉求和努力，但在强固的社会传统和社会化力量面前，其努力的成效仍然很有限。这就意味着我国公共领域若真正实现现代性，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其三，社会舆论中非理性化（如简单的二元化思维方式、情绪化，等等）特征，特别是泛道德化的倾向依然严重，阻碍着一个理性健康的社会舆论的形成；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虚假的意识形态泡沫依然如幽灵般在公共领域和社会上空徘徊，这同样阻碍了一个真实而健康的公共领域的形成和一个理性而健康的社会的建立。对这一点，我想已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解释，因为这是很容易被感知的中国特色。其四，主要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城乡差别，东部与中西部的差别，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的巨大差别，都使得我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共同体内公共领域中目标的确定和实现有相当的难度。在此情况下，谈论我国的公共领域实际上有很大的风险，因为这样很容易忽视我国的发展差距而成为纯粹的“理论模型”了。本文当然也不例外。

所以，本文即使已将我国的公共领域界定为公共权力的活动领域，但因为我国公共权力的特殊性和其它的相关社会因素，我国的公共领域在体现出前文所述的诸多特征时，仍受着自身顽固性的羁绊或影响。而这些，本文在讨论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特征时将其先行设定为不变的背景；但若想对我国的公共领域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认识，提及这些也是必要的。

注释：

[1][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2]参见：李永刚.网络扩张对后发展国家政治生活的潜在影响[J].战略与管理1999，（5）：68-72.

[1]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公共领域范文篇9

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对大众媒介整合功能的态度过于乐观，因为，一方面，在媒介事件中，各种媒体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遵循着不同的话语模式，释放出不同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受众并非消极地接受媒介所传达的讯息，他们试图进入公共空间，展现个人的政治性存在。因此，要考察媒介事件中社会整合的状况，有必要倾听来自公共领域的各种声音。只有辨析公共领域当中的碰撞、融合与隔阂，才能对媒介事件的社会功能做出全面的评价。

汉娜·阿兰特曾说，"公共"一词表明了世界本身，公共领域就像一张桌子放在那些坐在它周围的人群之中，在把人类联系起来的同时，又将其分隔开来(3)。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理论框架考察公共领域的起源与发展。他并没有给公共领域下明确的定义，在他看来，公共性是公共领域的核心因素。"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4）作为理想形态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始终以普遍开放性作为基本原则。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历史考察与理想形态的设定，为日益勃兴的大众传播研究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对话提供了支点。一方面，这不是因为"他的研究能提供了一个可以实现或模仿的模式，而是因为他的研究的确提出了公众文化可发挥作用的诸项原则"(5)。另一方面，这种对话有助于克服由过分强调大众传播媒介、受众或技术因素中的某一方面，而忽视大众传播作为社会实践本身及其与公共或个人领域内其他各项实践的关系所带来的偏执与狭隘。就媒介事件与公众舆论的关系而言，戴扬与卡茨指出，"媒介事件集中了大众舆论并激发关于某一给定问题或一系列问题的辩论……"，"某些事件使公共舆论中潜在的趋势具体化，使过去不明确或处于休眠状态的意图表达出来。"(6)正因如此，对媒介事件的分析为我们体察公共领域的状况提供了极佳的操作对象。

美国东部时间2001年9月11日8点45分，纽约世贸大厦遭到恐怖主义袭击，与此同时，一系列的媒介事件在全世界发生。九一一事件引发的媒介反应具有典型的媒介事件的特征：它具有极大的震撼力，拥有世界史上最多的观众人数；事件本身标志着全球政治史上的转折点(7)；干扰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成为社会的聚集点。本文将以九一一事件在中国所引发的媒介事件为案例，分析事件中我国公共领域显现的话语模式，从而凸显出公共领域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反思。

平稳与喧嚣：中国传媒的主流与边缘

九一一事件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以血腥悲剧的代价，再一次敦促人们正视恐怖主义这个现代的基本现象(8)。在中国，事件发生10分钟后，新浪网就在全国率先以快讯的形式报道了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标题是：《一架飞机撞上纽约世界贸易中心》(9)；接着，全国各大媒体都大力报道九一一事件的进展，九一一成为人们的中心话题。进入公共领域，我们不难发现，主流媒体与网络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是平稳与沉着的，另一方却充满喧嚣与激荡。

先让我们看看《人民日报》的主要报道。《人民日报》在2001年9月12日第一版以"美国纽约华盛顿受到严重袭击"为题报道了袭击事件，并在显要位置刊发国家领袖与外交部门的基本态度：

"主席致电布什总统就美一些地方受到严重袭击，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布什总统并通过布什总统，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对死难者家属表示哀悼。"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美国纽约和华盛顿地区一些地方9月11日受到严重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们对些深感震惊；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

9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国家领导人对事件的进一步关注：

"主席应约同布什总统通话。说，这次袭击事件不仅给美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是对世界人民向往和平的真诚愿望的挑战。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样，强烈谴责这起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我们十分关心救援工作的进展。我们愿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和协助。"

9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并排刊出了三条消息：江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江主席与法国总统希拉克通电话；江主席应约与英首相布莱尔通电话。三次通话的内容都是就恐怖事件表明中国的立场。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事件脚本的编排模式。首先，政府表明基本立场，然后试图给予受难国援助，最后与其他政治大国进行沟通。在这一以时间为顺序编排的脚本中，暗含着结构秩序，即以本国政府或领导人为中心，显现其影响力由内向外的扩散。可以说，作为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始终强调与突出的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形象。

此外，《人民日报》试图把对国际重大事件的反应纳入到国内正常的政治秩序中来。如在9月12日的头版，刊发了国家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亲手点燃第九届全运会主火炬的新闻，并配发了醒目的图片。这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印象：一边是国家领导人领导下的国泰民安，另一边是领导人对重大国际事件的有力声援，二者共同突出了国家领袖的核心位置。

《人民日报》以表明官方立场为重，而以大胆报道社会新闻著称的《南方周末》则侧重于对事件本身的深度报道。在9月13日头版，《南方周末》刊发了"美国遭袭之后的世界：悲痛与谴责"、"美国会不会报复？"、"世界经济雪上加霜"等一系列报道，并同时配发了致布什的信。

在随后的几周中，《南方周末》在不同的版面，从不同的角度对911事件的

后果进行了深入分析，如9月27日3版"布什的四个机会"、10月4日9版"我

们如何对付恐怖主义--来自科学界的反思"、10月11日3版"美国兴师问罪观察报告"、10月18日27版"’9·11’之后的网络"等等。

无论是官方立场的代表《人民日报》，还是较为激进的社会新闻报纸《南方周末》都没有触及911事件在民间的反响。《联合早报》上曾刊登一篇名为"在北京感受九一一事件"的文章，作者用"感性与理性相互纠缠"来形容中国老百姓对恐怖事件的态度（10），那么，中国民间的声音来自何处？也许网络是最直接的表达。

网民的态度主要有三种：对美不满情绪的渲泄；谴责恐怖主义，同时批评美国霸权主义；对中国人情感渲泄的反思。

自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及2000年的中美撞机事件以来，中美关系的阴霾挥之不散。911事件后，不少的网民表现出强烈的幸灾乐祸的情绪。网易举办了网上投票，在前125861位投票者中，1％的人不关心这一事件，17.8％的人表示"强烈反对恐怖主义"，其他的人则是要"看好戏"、"看热闹"、"趁机打起反美旗帜"。下面的这篇文章"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看你们的文章时哭了"以及它的回帖最能体现当时网民的心态（11）：

"我在洛杉矶，虽不在纽约，但我也为我们所有在国外的中国人感到悲哀，尤其是我们在美国。我看到我们的有些同胞不但没有关心有没有华人受难者，而且还很是高兴这样的国际恐怖行为，甚至希望事件能更大一些。我感到我们被我们的这些同胞抛弃了。我们身在国外，他们就不在认为我们是中国人了。我在看了不到十篇文章时，我哭了。

为什么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生命，不是鲜血，不是同样被父母所生同样有兄弟姐妹亲人朋友只是呆在纽约的各国人民？

为什么他们会支持恐怖分子，支持恐怖活动？当数以万计的百姓在废墟中掩埋，你嗅到尘土的味道了吗？当更多的亲人在哭泣时，你看到了他们的眼泪了吗？当婴儿失去父母，当父母失去孩子，你尝到了他们的痛楚了吗？你除了在遥远的地方幸灾乐祸写几句丢脸的狗屁话以外你还能做什么？……火没有烧在你的身上你不知道痛！

我们其他有良知的同胞们，请关心一下在纽约的华人，他们除了悲伤外，还有恐惧。所有的机场已经关闭，他们回不了国，就算不关闭，也有被劫持的可能。他们需要关怀，安慰，鼓励，需要能感受到中国人是团结的，需要能感受到祖国人民的温暖，而不是遗弃。让所有人都知道，中国人的心胸是宽广的，中国的人民是热忱的！"

这位作者身在美国，对九一一事件的灾难有着切肤之痛，而与他（或她）有太平洋之隔的同胞们却大部分斥责其忘记了国耻家仇，如：

"请问这位声称是中国人的在美国干什么？他是什么国籍？他知道美国炸了我们的大使馆吗？他知道美国的侦察机跑在我们国家撞了飞机吗？他知道王伟这个名字吗？这两件事发生时美国人是什么反应？"

"这些话，在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人民实行恐怖行为的时候，你怎么不问？你怎么不难过？我虽然不支持恐怖活动，但是美国的行为是应该得到惩罚，这个惩罚太大了些。美国政府怎么自己不反省。"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活该。这种方式并不是正当的，但是总有一天美国人应该为自己从来没有遭受打击也从来没有害怕过什么因而为所欲为而付出代价。现在就是这样的一天吧。"

"我们不是为了死了美国人而高兴，而是为了世界警察遭到了当头一棒而高兴。美国不是布什的美国，他代表的是美国人。说美国人民如何如何，只是政客们的术语而已。你以为美国人民都和你一样善良吗？你以为中国人死了，会有一个美国人哭吗？你哭了吗？"

以上回贴体现了这样一个逻辑，即将九一一事件与先前的中美关系中的磨擦联系起来，对历史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memory）影响了他们对当前事件的理解。而当今时代的集体记忆正是媒介的产物。"媒介事件是电子纪念碑。它们以其与它们所反应的创伤或者与它们所提供的满足的特殊性质相联系而活在集体记忆中。""媒介事件编辑、再编辑集体记忆。……每一事件都是一个推论中心，它为行进的历史提供视角。"（12）

同时，网民中也有少数人理解作者的心情，并对偏激的斥责态度进行了批评：

"难道你心中的中国价值观就是一个政府作了坏事（以你的标准），200多年来一直警惕自己的政府，注重自己的自由和自然正义的老百姓们，和政府完全不同的一堆人，就该死。死的越多越好。如果是这样，那我宁愿接受美国的价值观。"

"我哭是因为我看到我的同胞的种种丑态而哭.我对美国没有什么感情,我对它的政府的对外政策有很大的不满,但是除非你们把我绑在老虎凳上刑讯逼供,我是不会承认美国死了的那么多平民百姓就该死.仅仅因为他们是美国人。"

这些人表示出对无辜百姓的同情。但是，他们也仍然强调自己对美国政府的不满，只不过他们对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进行了区分，在重新编辑集体记忆时有着不同的逻辑。这种态度在某些专家的看法中得到了更集中的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博士说：

"不论我们平日对美国的内外政策有什么样的批评，也不管中美两国之间有什么样的摩擦，但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是非观：这是个严重的、史无前例的恐怖行为，伤害的主要是平民百姓，对社会、对公众造成了巨大的恐慌，这种行为必须予以谴责，应当同各国包括美国一道通力合作进一步打击、遏制这种恐怖主义犯罪。我认为这次事件可能会造成美国人近几十年来所受到的最严重的一次心理挫败。美国人一向说自己是全球最强大最先进最有法制的国家，但是现在人人似乎都感觉到美国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这无疑是一个讽刺，我想这也会刺激美国人对自己的体制做出反思。"(13)

又如在新浪网嘉宾访谈九一一恐怖事件中，《超限战》的作者乔良说：

"这个事情来的发生突然，首先我感到很震惊，另外刚才金先生所谈的，这是一个令人悲痛的事，因为上万的平民生命在一刹间没有了，另外有大量的财产受损失。另外这个事件要多角度去看，一方面，这个恐怖主义要受到谴责，另外要看到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美国，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思考，同时也是需要美国人民思考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我们对这么多拼命的死伤，我们感到通信的时候，美国人民的反省，尤其要比其他的国家来的更沉重一点才对。"(14)

专家们的头脑较为理智，首先，他们摆明自己的立场：谴责恐怖主义给全球带来的灾难；然后，他们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提出批评，并强调美国政府应当自我反思。因此，他们的表达语式为："这是灾难，但是，……。"

网络论坛中，也有部分网民开始自我的反思，对中国人表现出的偏激提出了批判。如任不寐在一篇文章中说，他认为中国民众对这次事件的反应仍然超越了理性所能预设的底线，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表现出的狂热或冷漠更值得反思。他把原因归结为愈演愈烈的理性缺陷、世代相传的道德冷漠症、种族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转型时期的焦虑释放等方面(15)。也有人将大部分人的对美报复心理视为"中国人本主义传统之死"（16）。与将评判的焦点集中于九一一事件本身有所不同，这些批评者立足事件的，将矛头指向了评判者自身，并上升为一种国民性批判。

总之，网络论坛为民众提供了一个自由进入公共空间的机会，成为各种观点交锋的场所。与主流媒体的反应相比，网络论坛显得更加多元化。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通过网民流露出来的中国人的各种心态，在主流媒体都没有得到反映。官方与民间互不渗透，主流媒体与边缘媒体(指网站在整个媒体中处于边缘地位)相互隔阂，从而导致九一一事件后媒体之间的极大反差：一方是平稳，另一方却是喧嚣，而这正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疏离。

中国公共领域的现状与双重要求

当我们探讨中国公共领域的现状时，澄清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阶段将有利于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最早探讨中国市民社会状况的学者之一邓正来曾提出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的具体策略--两个阶段发展论："第一个阶段的活动集中和反映在经济领域；第二阶段为成熟阶段，其间社会成员在继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同时，逐渐进入’公域’，参与和影响国家的决策，并与国家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17)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市民社会在独立的经济领域中发育并逐步完善，但是，要建立一个成熟有效的公共领域，使之成为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中介却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面对如何把’自在’的市民社会发展为’自为’的市民社会，换言之，由不自觉地型塑市民社会的阶段向自觉地建构市民社会的阶段挺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巨大而沉重的历史任务。"(18)

在九一一恐怖袭击带来的媒介事件中，国家与社会仿佛按照两个平行的轨道运行，缺少对话与沟通。一方面，国家对民间的声音采取置之不理或压制的策略，如2001年9月14日，【明报专讯】消息人士透露，针对内地媒体在报道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事件时，反应过于热烈，特别是互联网出现太多情绪偏激的言论，前晚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媒体加强管理，控制报道篇幅；互联网的开放论坛必须严格把关，禁止再发放为袭美恐怖事件歌功颂德以及幸灾乐祸的言论(19)。另一方面，网民的言论更多的是个人情绪的表达，与国家的外交政策格格不入。一位网民说："从帖子的中反映出来的中国人民的普遍的快乐的情绪。……这种快乐是不受任何政府的控制和组织的。也没有受到舆论的暗示和导向。这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而且这是与中国政府的表态截然不同的真正代表的民意的快乐。"

从911事件所引发的媒介事件来看，中国的公共领域还处于离散状态，未能形成有效的对话平台，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来自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努力。一方面，国家为公众提供进入主流话语的途径；另一方面，公众也应当提升社会责任感。有学者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公民社会，强调公众在公共领域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公民社会有自己的公众(PUBLIC)和意见(OPINION)，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公共领域。’公共’必有公众共同关心的事情，必有关乎所有人利益的目标，通过对这些目标的追求，社会形成了一个信息交流、频繁往来、积极活跃的共同体，它必须对公共产品的产出提出自己的要求。"(20)值得强调的是，要使公共领域将经济市民变为国家公民，培养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必须有来自国家的引导。查尔斯·泰勒在《公民与国家的距离》中谈到："构成真正民主决策模式的条件包括：A相关的人民要了解自己是共同体的一份子，这个共同体拥有某些共同目的，并且认定其他成员也分享这些目的；B公民的心声能够被倾听，并在辩论中也能发挥他们的影响力；C由此所产生的决定，是真正为大多数人民所喜好的。"(21)针对911事件后中国的媒介事件而言，如若国家能够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而进入公共空间的公众若能进行理性沟通行为，那么，我们将会有信心地说，媒介事件带来的是社会的整合。

注释：

(1)、(2)、参见DanielDayan&ElihuKatz,MediaEvents:TheLiveBroadcastingofHistory,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2.P1-9；P20-21。虽然《媒介事件》一书的作者以"媒介事件"指代"一种特殊的电视事件"，该书的个案研究及结论也都局限于对电视事件的分析，但是，实际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电视与其他媒介，如广播、报纸、网络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本文借鉴了有关"媒介事件"理论概念，用来分析911事件后中国的传播媒介的反应，而不局限于对电视事件的分析。

(3)［美］汉娜o阿兰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P40。

(4)［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P2。

(5)［英］尼克o史蒂文森著，王文斌译，《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商务印书馆，2001年，P48，P10。

(6)同（1），P199－200。

(7)陈光兴，"美国想像的转化"，载《读书》，2001年第11期，P24。

(8)张汝伦，"恐怖主义的本源"，见《读书》，2001年第11期，P9。

公共领域范文篇10

在当今世界上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表达的是市场经济发达与落后的程度与水平。发展中国家一般指亚非拉国家。毫无疑问，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大发展中国家。因此，探究发展中国家公共领域私有化的局限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公共领域私有化的对比分析

不同国家私有化明显不同，尤其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总体说来，发达国家的私有化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产物，而发展中国家则多是在经济政治巨大压力下“催生”的产物。具体表现如下：

（一）原因不同

发达国家公共领域私有化进程随着英国撒切尔政府的组建而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此时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已建立快两个世纪，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框架已构建得比较成熟。私有化的具体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西方经济学认为私有化能够在宏观层面上促进产品服务和市场制度建设。福利经济学认为私有化通过加强竞争来促进效率，私有化能促进市场条件和制度的发展。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意识形态斗争、暴力战争历史的终结，民主、言论自由蔓延到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新自由主义革命也随之向全球范围扩展，并在某些地区取得不错的效果；跨国公司蓬勃发展，兼并与收购行为大幅上升，FDI也迅速上升。在这一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开始了公共领域私有化的进程，主要原因有：（1）20世纪80年代，经济和债务危机使得各国政府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财政赤字，从而迫使政府仅仅为了平衡年度预算而向私营投资者开放公共领域，出售公共资产；（2）来自于国际金融机构的建议和压力，如IMF和WorldBank通过贷款催促发展中国家迅速私有化；（3）由于苏联的解体和原中央计划方式的崩溃，各国领导人将私有化作为新生掌权人物剥夺老一代特权阶层经济基础的手段，并借此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中产阶级为主的国家秩序；（4）智利和东亚私有化改革成功带来积极的示范效应。

（二）范围不同

尽管在不同发达国家私有化的范围是不同的，但总的说来除英国比较的彻底外，其他国家都是选择性的进行。公认走在自由化最前列的意大利除了电信和电力部门以外，迄今为止也只有少数的私有化。在日本，完全私有化仅限于3家主要的铁路公司，而地方一级，包括众多公共事业公司还没有发生过私有化。与此相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私有化几乎涉及所有部门。比如迄今为止，非洲的大多公用事业，包括水务、电信和电力、银行和金融服务、医疗保险和教育都已经实现了不同程度私有化。

（三）过程不同

西方国家实施私有化，一般经过四个步骤：（1）私有化计划与战略的推广。公众必须被告知私有化并不意味着“出售政府”，私有化所要达到的目标也必须阐述清楚；（2）成立一个包括学者、资本市场专家、中央银行的官员以及工会代表的专门委员会在不同部门开展预备研究，其最终报告要告知公众；（3）在预备研究之后，颁布有关私有化的法律，以阐明私有化的目标、方法和实施过程；（4）渐进实施计划，而不是过快地将计划和盘托出，如有步骤地将股权一部分一部分地出售。而大多发展中国家往往是政府公开宣称进行私有化计划后，以大众私有化（凭证式私有化）的方式或直接出售给当地或国外的投资者。这样过于简单，速度过快的私有化进程容易产生以下问题：（1）由于信息不对称，速度过快使得参与的企业非常有限，限制竞争；（2）限制了广大市民表达观点和监控过程的机会，不利于进程的透明化；（3）体制尚未健全，发展中国家缺乏应对强大跨国公司的经验，比较容易滋生腐败；（4）限制了公平，多数情况下，股份在老百姓手中的会跌价，最终落入精明的实业家手中。（四）结果不同

从短期来看，各国在不同程度上都产生了正收益，减轻了内外债压力，放松了短期现金限制

，在资源流动增大的年度财政收支更容易达到平衡；从长远来看，它起到了向国内外提供可信的保证信号的作用，表明在相关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改革进程的严肃性。在吸引外资和国内外逃资本的回流方面的影响与市场经济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私有化也伴随着就业的减少、中低收入阶层工资以及生活条件的停滞不前或者下降，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程度的增加。（下转第14页）

而在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导致由“私营垄断”代替“国家垄断”，从而出现“摘樱桃”以及穷人边缘化的倾向。由于公共领域的私有化更多会发生在基础设施部门，甚至会危及到穷人的基本生存。比如非洲部分国家的水务私有化不仅没有扩大服务的范围，反而导致贫困地区的设施维修不及时，穷人饮水更为困难。同时，可能使政府过分依赖外资，政治独立性减弱。此外，还存在私有化的可逆性问题，即政府是否有能力在私有化遭受重大失败时撤销私有化。私有化的可逆往往涉及高额的交易成本，而大多发展中国家原本就是在外债高抬，内部经济又不景气的环境下进行的改革，单凭自己的能力根本无法应对这一困境。

二、结论与启示

由于发展中国家公共领域的私有化是“催生”的，在这一进程中，各国不仅要承受私有化固有的局限，还要应对其在经济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而带来的局限。正如德国著名经济学家魏伯乐教授所言：“私有化本身不是一个终点。私有化应被看作是提高效率的手段而不是消减或破坏政府地位的途径。”由此，对于我国的私有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