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财范文10篇

公共理财范文篇1

关键词：预算假设；绩效预算；预算目标；预算编制技术

编制政府预算是各国政府公共决策过程中的核心阶段，公共部门基于对未来预算年度不同的假设提出预算请求，如有的部门可能根据业务量的需要申请资源，有的根据其认为可以获得的资金做出申请，有的可能是使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组合。结果是预算申请基于不同的假设，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部门预算数额之间差距悬殊，而要求预算办公室或财政部门做出不同的反应。很显然，这样做不仅有悖于政府理财的科学性和公平性，还人为增加了预算编制的复杂性和难度，为了避免各职能部门在预算假设上的分散性，编制预算之前政府制定统一的规则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三种政府预算假设理论概述及评价

理论上有三种不同的预算假设：一是当前服务预算。其基本思路是假设既定项目不发生任何变化，部门现时的预算被用作新预算的基础，任何增加预算的申请都仅仅是为了满足其增加的运行成本，如在人员、原材料供给等方面成本的变化。换句话说，政府承诺继续现在的所有项目，履行或有义务。运用这种预算假设时，预算编制可以看作是在以往的基数之上添加或者去掉一个增量，财政部门重点论证的是增量的合理性。二是固定最高限额预算，也被称为现时服务承诺的一种替代方法。在这一假设体系中，首先在整个政府范围内设置资金限制，然后把这一限制分解到部、局和其他子单位，自上至下规定每个预算部门使用的资源限额，本部门的一切支出被固定在此框架中。其优点是获得的预算申请汇总起来不会超过预期的最高限额，有利于财政部门从总体上控制资源，缺陷是资金在部门之间可能分配不均。三是“无限制”的预算或“蓝天”预算[1].假如各部门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源来满足其需要，这时其预算申请又将如何？这种假设对预算申请设计了几种“倘使…将会怎样”的方法，例如，如果可以提供更多的资金将会如何或者在某特殊领域的项目改善了又怎么办？这一假设并不等同于缺乏预算指导，其目的在于促使各预算单位将其潜在的需求信息全部显现出来并排序，财政部门可以充分比较和论证，统筹考虑。

以上三种预算假设在不同体制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各有侧重。建立在前两种假设基础上的预算编制既可以避免增加预算赤字，又可以缩小财政部门与各预算单位之间讨价还价的余地，从而减少交易成本，因而在经济稳定、财源稳固的时期较适用。事实上，最高限额预算假设其限额的制定和分解依据并不能完全脱离预算单位以往的基数，而往往是以满足现时服务为前提的。但其缺陷在于：预算管理部门本身对于项目的变化不能提供实质性建议，由于缺乏资源分配的详细信息，表面看来似乎在预算决策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如可以掌控预算限额的分配和审议预算增量，但实质上正是由于缺乏必要和详尽的项目信息，最终大多形成以部门申请意见为意见的局面，在整个预算决策过程中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第三种预算假设则鼓励预算单位暂时不考虑公共资金方面的制约，通过论证实施某一项目的必要性，充分表达其在公共支出领域的偏好，极大地增强了预算信息的公开透明性。对于决策部门来说，可以作为更加满意的资金水平上的讨论基础，当然如果缺乏科学的预算管理方法，则有可能会超过决策者的经济和政治能力而不能实施。

二、政府管理目标层次———选择预算假设的契入点

应该说预算假设理论的选择与各国政府预算管理的目标层次是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会受到后者的制约，换言之，政府侧重于某一层次的管理，就必然会采取相应的预算假设。西方国家100多年来的改革实践以及相关理论的发展，形成了控制公共资源、制定未来资源配置计划以及管理资源[2]三个层面的预算管理功能，各国的预算制度（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在此基础上对预算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正是由于公共资源的稀缺性，政府预算应运而生，故实施总财力约束、减少财政支出压力被称之为预算管理最基础的功能。而预算规划通常反映着各级政府未来的公共政策取向，客观上也是对各公共部门之间相对财力的权衡，由财政部门根据战略重点，将有限的资源按重点配置到相互竞争的需求上。最后层次的管理目标更多的是强调公共资金的运作绩效，包括赋予职能部门一定的预算自主权限和灵活性，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实现这三个层次功能，依次对政府的预算管理水平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控制总投入的预算管理模式的前提下，其所遵循的预算假设便是满足当前服务的预算或者最高限额预算，相应的在执行预算中最关注的是是否遵从预算，是否突破了预算计划的规模。相反，随着政府理财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程度的提高，预算单位的基础信息越来越透明化，政府也认识到，结果是否有效率，是否按纳税人的需求提供了公共产品是预算管理的最终目标，这也是许多国家自1980年代以来放松投入控制，将重心转向产出方面的主要原因。此时，“无限制”预算的假设日渐受到各国青睐。

当然，片面追求总财力约束，硬性规定公共部门理财的最高限额，往往会导致损害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预算目标的实现。比如，为了追求预算形式上的平衡而武断地改变排序的重点；或在选择战略重点时缺乏财力约束，不考虑现时服务的预算情况；或者政府本身管理水平的缺失也会导致政策和资源的脱节，引起运作资金的短缺等。从积极方面来看，稳定的财政状况会为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运行创造良好的环境，促进其健康发展，相应地，两个层次的良好运行也会促进财源的稳定增长。

三、预算技术组织形式———构成预算假设的支撑点

预算管理功能选择决定着预算假设的方式。通常政府会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其中一种或者多种方式的组合，以便对职能部门的预算编制实施指导。事实上，政府在选择预算假设类型的同时也限定着预算编制的技术组织形式，应该说这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共融和对应关系。

渐进式预算和理性预算是当前各国政府在编制预算过程中惯常采用的两类技术方法[3].渐进式预算从个体的角度出发，认为决策者的智力有限、资源（如时间和精力）有限，故鲜有决策者有能力收集到全面完整的资讯，况且针对特定的问题，决策者不可能列举出所有可能的选择方案、衡量出每一方案的利弊得失并进行理性的取舍，因此往往会以现行基数为决策的出发点，适当做出边际（增加或减少）变动，以减轻思维计算的负担，缩小争辩冲突的范围。我国预算单位长期以来所采用的基数加增长的编制方法即来源于此种认识。而理性预算则是针对渐进式预算的弊端而提出的。它认为传统预算方法承认预算单位的既得利益，会导致基数中不合理的因素越聚越多，从而无法提供某项支出发生的理由，也无法说明某个具体项目实施的效率和效果如何，而且体系中涉及到的几乎全部是短期成本，从而忽视了中长期成本的衡量；认为采用这种方法时，将引入更多的理性成分，全部或部分打破以往的基数，不再只关注边际增减量的变化，而是根据各种量化的产出指标，具体评估各项目的投入与产出，建立起以绩效为基础的预算制度。

事实上，政府预算的质量有赖于科学的编制技术方法，而后者又与政府本身的预算管理目标层次有关，特别是预算申请采用何种预算假设。如果指导职能部门的预算假设是当前服务预算或最高限额预算，那么编制预算时采用的必然是传统的渐进式预算编制方法。此时职能部门的理性选择是，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争夺基数，甚至人为地扩大基数，并且尽量要求在此基础上实现更快的增长率，最终造成预算支出日益膨胀，呈现出增长的刚性。反之，如果指导职能部门的是“无限制”预算假设，那么预算编制方法就可能会采用零基预算、项目预算或绩效预算，预算单位的资金申请数额与其项目的绩效相挂钩，实施结果控制，政府侧重于管理公共资源而非单纯的控制或分配资源。

应该看到，渐进式预算的编制技术在我国各级政府中应用极其广泛。首先，目前“两上两下”的预算编制程序中，财政部门在预算建议数的基础上，限定各职能部门的预算控制数，其实更多地体现出最高限额的预算假设，政府管理的目标层次还停留在控制总财力和分配资源上，是受一种投入式的预算管理模式的制约。其次，我国各预算部门长期以来实行的是粗放式的要素投入管理，况且预算收支科目的划分也是根据传统的具体用途来设置的，基数加增长的方法技术上更容易操作。所以基数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各预算单位的财力，所谓“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正是我国长期以来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之间博弈的写照。最后，从实施效果来看，尽管政府收入年年大幅增长，但财政赤字似乎增长得更快，由于不合理的基数导致无效率的支出数额庞大，追求预算平衡的假设最终以失败告终。

因此，要提高政府预算管理层次，传统的预算假设中必须融入“无预算”的理念，采用多种预算指示的组合，政府的预算管理重心应该从关注过程管理过渡到关注结果管理。目前政府的绩效预算改革增加了预算决策中的理性成分，通过引入成本概念，实施效率与支出相匹配的财政资金供给制度，逐步减少预算申请中的基数，试图解决传统假设中预算与结果脱节的问题，财政部门通过收集预算单位基本数字信息，在对预算申请做出反应时，变自下而上的被动接受为自上而下的主动核算，以便做出理性的抉择，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最有效的配置。这样做表面上似乎是无最高限额，无预算基数，但事实上通过对公共部门绩效的评估[4]，摈弃无效供给的项目，反而能在最大限度内节约资源，从而实现预算平衡的目标。

四、结论

政府理性的预算决策过程决定了公共部门理财的科学性，预算假设的选择在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方面扮演了极为关键性的角色。政府首先必须确定科学的预算管理目标模式，以科学的管理理念决定着相应的预算行为方式。

在预算管理实践中，随着管理水平日渐提高，依次形成三个层次的管理目标，除传统的两大任务，即控制公共资源，以战略重点不同制定未来的资源配置计划外，如何管理公共资源，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效能，应成为各级政府在公共理财领域的最高追求。在政策制定和计划安排上实行严格的预算资金限制，是运作良好的公共部门的主要特征，然而这种约束性必须与灵活性相结合，管理自由度的增强，结合严格但又可以预测的预算限制，赋予各部门更多资源分配决策的责任，加强预算结果的责任制，才能实现绩效控制。

循着这一管理任务，各级政府在下达编制预算的指导计划时，规定统一的预算申请假设，避免职能部门因缺乏编制标准而要求资金的数额时各行其是。为了实现自上而下的主动编制预算，政府必须详细了解预算单位的基础信息及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无限制的预算申请提供了一条理想的假设模式，尽管实践中必定会遇到公共资源稀缺性的矛盾，但政府可以在预算行为中掌握主动权，改变长期以来迫于职能部门压力，疲于被动应付的局面。

预算编制技术方法的选择应逐步从技术手段上摒弃完全的基数加增长模式，采用现代西方国家比较成熟的科学编制方法。零基预算和绩效预算的广泛运用，将会提高政府部门资金使用的效率，在增加有效供给的基础上，实现政府预算平衡。

参考文献：

[1]RrobetDLi.PublicBudgetingSystems[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97124.

[2]孙克姆·霍姆斯。PublicExpenditureManagementHandbook[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327.

公共理财范文篇2

关键词：预算假设；绩效预算；预算目标；预算编制技术

编制政府预算是各国政府公共决策过程中的核心阶段，公共部门基于对未来预算年度不同的假设提出预算请求，如有的部门可能根据业务量的需要申请资源，有的根据其认为可以获得的资金做出申请，有的可能是使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组合。结果是预算申请基于不同的假设，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部门预算数额之间差距悬殊，而要求预算办公室或财政部门做出不同的反应。很显然，这样做不仅有悖于政府理财的科学性和公平性，还人为增加了预算编制的复杂性和难度，为了避免各职能部门在预算假设上的分散性，编制预算之前政府制定统一的规则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三种政府预算假设理论概述及评价

理论上有三种不同的预算假设：一是当前服务预算。其基本思路是假设既定项目不发生任何变化，部门现时的预算被用作新预算的基础，任何增加预算的申请都仅仅是为了满足其增加的运行成本，如在人员、原材料供给等方面成本的变化。换句话说，政府承诺继续现在的所有项目，履行或有义务。运用这种预算假设时，预算编制可以看作是在以往的基数之上添加或者去掉一个增量，财政部门重点论证的是增量的合理性。二是固定最高限额预算，也被称为现时服务承诺的一种替代方法。在这一假设体系中，首先在整个政府范围内设置资金限制，然后把这一限制分解到部、局和其他子单位，自上至下规定每个预算部门使用的资源限额，本部门的一切支出被固定在此框架中。其优点是获得的预算申请汇总起来不会超过预期的最高限额，有利于财政部门从总体上控制资源，缺陷是资金在部门之间可能分配不均。三是“无限制”的预算或“蓝天”预算[1].假如各部门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源来满足其需要，这时其预算申请又将如何？这种假设对预算申请设计了几种“倘使…将会怎样”的方法，例如，如果可以提供更多的资金将会如何或者在某特殊领域的项目改善了又怎么办？这一假设并不等同于缺乏预算指导，其目的在于促使各预算单位将其潜在的需求信息全部显现出来并排序，财政部门可以充分比较和论证，统筹考虑。

以上三种预算假设在不同体制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各有侧重。建立在前两种假设基础上的预算编制既可以避免增加预算赤字，又可以缩小财政部门与各预算单位之间讨价还价的余地，从而减少交易成本，因而在经济稳定、财源稳固的时期较适用。事实上，最高限额预算假设其限额的制定和分解依据并不能完全脱离预算单位以往的基数，而往往是以满足现时服务为前提的。但其缺陷在于：预算管理部门本身对于项目的变化不能提供实质性建议，由于缺乏资源分配的详细信息，表面看来似乎在预算决策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如可以掌控预算限额的分配和审议预算增量，但实质上正是由于缺乏必要和详尽的项目信息，最终大多形成以部门申请意见为意见的局面，在整个预算决策过程中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第三种预算假设则鼓励预算单位暂时不考虑公共资金方面的制约，通过论证实施某一项目的必要性，充分表达其在公共支出领域的偏好，极大地增强了预算信息的公开透明性。对于决策部门来说，可以作为更加满意的资金水平上的讨论基础，当然如果缺乏科学的预算管理方法，则有可能会超过决策者的经济和政治能力而不能实施。

二、政府管理目标层次———选择预算假设的契入点

应该说预算假设理论的选择与各国政府预算管理的目标层次是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会受到后者的制约，换言之，政府侧重于某一层次的管理，就必然会采取相应的预算假设。西方国家100多年来的改革实践以及相关理论的发展，形成了控制公共资源、制定未来资源配置计划以及管理资源[2]三个层面的预算管理功能，各国的预算制度（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在此基础上对预算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正是由于公共资源的稀缺性，政府预算应运而生，故实施总财力约束、减少财政支出压力被称之为预算管理最基础的功能。而预算规划通常反映着各级政府未来的公共政策取向，客观上也是对各公共部门之间相对财力的权衡，由财政部门根据战略重点，将有限的资源按重点配置到相互竞争的需求上。最后层次的管理目标更多的是强调公共资金的运作绩效，包括赋予职能部门一定的预算自主权限和灵活性，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实现这三个层次功能，依次对政府的预算管理水平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控制总投入的预算管理模式的前提下，其所遵循的预算假设便是满足当前服务的预算或者最高限额预算，相应的在执行预算中最关注的是是否遵从预算，是否突破了预算计划的规模。相反，随着政府理财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程度的提高，预算单位的基础信息越来越透明化，政府也认识到，结果是否有效率，是否按纳税人的需求提供了公共产品是预算管理的最终目标，这也是许多国家自1980年代以来放松投入控制，将重心转向产出方面的主要原因。此时，“无限制”预算的假设日渐受到各国青睐。

当然，片面追求总财力约束，硬性规定公共部门理财的最高限额，往往会导致损害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预算目标的实现。比如，为了追求预算形式上的平衡而武断地改变排序的重点；或在选择战略重点时缺乏财力约束，不考虑现时服务的预算情况；或者政府本身管理水平的缺失也会导致政策和资源的脱节，引起运作资金的短缺等。从积极方面来看，稳定的财政状况会为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运行创造良好的环境，促进其健康发展，相应地，两个层次的良好运行也会促进财源的稳定增长。

三、预算技术组织形式———构成预算假设的支撑点

预算管理功能选择决定着预算假设的方式。通常政府会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其中一种或者多种方式的组合，以便对职能部门的预算编制实施指导。事实上，政府在选择预算假设类型的同时也限定着预算编制的技术组织形式，应该说这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共融和对应关系。

渐进式预算和理性预算是当前各国政府在编制预算过程中惯常采用的两类技术方法[3].渐进式预算从个体的角度出发，认为决策者的智力有限、资源（如时间和精力）有限，故鲜有决策者有能力收集到全面完整的资讯，况且针对特定的问题，决策者不可能列举出所有可能的选择方案、衡量出每一方案的利弊得失并进行理性的取舍，因此往往会以现行基数为决策的出发点，适当做出边际（增加或减少）变动，以减轻思维计算的负担，缩小争辩冲突的范围。我国预算单位长期以来所采用的基数加增长的编制方法即来源于此种认识。而理性预算则是针对渐进式预算的弊端而提出的。它认为传统预算方法承认预算单位的既得利益，会导致基数中不合理的因素越聚越多，从而无法提供某项支出发生的理由，也无法说明某个具体项目实施的效率和效果如何，而且体系中涉及到的几乎全部是短期成本，从而忽视了中长期成本的衡量；认为采用这种方法时，将引入更多的理性成分，全部或部分打破以往的基数，不再只关注边际增减量的变化，而是根据各种量化的产出指标，具体评估各项目的投入与产出，建立起以绩效为基础的预算制度。

事实上，政府预算的质量有赖于科学的编制技术方法，而后者又与政府本身的预算管理目标层次有关，特别是预算申请采用何种预算假设。如果指导职能部门的预算假设是当前服务预算或最高限额预算，那么编制预算时采用的必然是传统的渐进式预算编制方法。此时职能部门的理性选择是，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争夺基数，甚至人为地扩大基数，并且尽量要求在此基础上实现更快的增长率，最终造成预算支出日益膨胀，呈现出增长的刚性。反之，如果指导职能部门的是“无限制”预算假设，那么预算编制方法就可能会采用零基预算、项目预算或绩效预算，预算单位的资金申请数额与其项目的绩效相挂钩，实施结果控制，政府侧重于管理公共资源而非单纯的控制或分配资源。

应该看到，渐进式预算的编制技术在我国各级政府中应用极其广泛。首先，目前“两上两下”的预算编制程序中，财政部门在预算建议数的基础上，限定各职能部门的预算控制数，其实更多地体现出最高限额的预算假设，政府管理的目标层次还停留在控制总财力和分配资源上，是受一种投入式的预算管理模式的制约。其次，我国各预算部门长期以来实行的是粗放式的要素投入管理，况且预算收支科目的划分也是根据传统的具体用途来设置的，基数加增长的方法技术上更容易操作。所以基数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各预算单位的财力，所谓“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正是我国长期以来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之间博弈的写照。最后，从实施效果来看，尽管政府收入年年大幅增长，但财政赤字似乎增长得更快，由于不合理的基数导致无效率的支出数额庞大，追求预算平衡的假设最终以失败告终。

因此，要提高政府预算管理层次，传统的预算假设中必须融入“无预算”的理念，采用多种预算指示的组合，政府的预算管理重心应该从关注过程管理过渡到关注结果管理。目前政府的绩效预算改革增加了预算决策中的理性成分，通过引入成本概念，实施效率与支出相匹配的财政资金供给制度，逐步减少预算申请中的基数，试图解决传统假设中预算与结果脱节的问题，财政部门通过收集预算单位基本数字信息，在对预算申请做出反应时，变自下而上的被动接受为自上而下的主动核算，以便做出理性的抉择，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最有效的配置。这样做表面上似乎是无最高限额，无预算基数，但事实上通过对公共部门绩效的评估[4]，摈弃无效供给的项目，反而能在最大限度内节约资源，从而实现预算平衡的目标。

四、结论

政府理性的预算决策过程决定了公共部门理财的科学性，预算假设的选择在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方面扮演了极为关键性的角色。政府首先必须确定科学的预算管理目标模式，以科学的管理理念决定着相应的预算行为方式。

在预算管理实践中，随着管理水平日渐提高，依次形成三个层次的管理目标，除传统的两大任务，即控制公共资源，以战略重点不同制定未来的资源配置计划外，如何管理公共资源，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效能，应成为各级政府在公共理财领域的最高追求。在政策制定和计划安排上实行严格的预算资金限制，是运作良好的公共部门的主要特征，然而这种约束性必须与灵活性相结合，管理自由度的增强，结合严格但又可以预测的预算限制，赋予各部门更多资源分配决策的责任，加强预算结果的责任制，才能实现绩效控制。

循着这一管理任务，各级政府在下达编制预算的指导计划时，规定统一的预算申请假设，避免职能部门因缺乏编制标准而要求资金的数额时各行其是。为了实现自上而下的主动编制预算，政府必须详细了解预算单位的基础信息及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无限制的预算申请提供了一条理想的假设模式，尽管实践中必定会遇到公共资源稀缺性的矛盾，但政府可以在预算行为中掌握主动权，改变长期以来迫于职能部门压力，疲于被动应付的局面。

预算编制技术方法的选择应逐步从技术手段上摒弃完全的基数加增长模式，采用现代西方国家比较成熟的科学编制方法。零基预算和绩效预算的广泛运用，将会提高政府部门资金使用的效率，在增加有效供给的基础上，实现政府预算平衡。

参考文献：

[1]RrobetDLi.PublicBudgetingSystems[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97124.

[2]孙克姆·霍姆斯。PublicExpenditureManagementHandbook[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327.

公共理财范文篇3

[论文摘要]完善公共财政管理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平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两个务必”，构建节约型社会；严格预算管理，保证预算的法律效力；健全政府性投资制度，提高投资管理效益；深化财税制度改革。完善高效管理机制；加强市场化运作，努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效：支持自主创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支持能源的合理开发与高效利用；加强外汇资金储备使用管理，实现其保值增值；支持资源科学利用与环境保护；取消对企业的亏补支出，大力压缩行政管理支出；加强财政宏观调控，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快速发展。

[论文关键词]公共财政提高效益和谐社会

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政，它体现了国家政府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公共财政是政府掌握的一部分社会资源，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进行有效配置，为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缺陷，进行宏观调控，实行民主理财的一种政府经济行为。它体现为国家政府以社会和经济管理者身份筹集财政资金，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公共利益，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财政政策和财力支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协调有序、健康快速的发展。

一、完善公共财政管理制度。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1、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平衡。

综合运用多种财税政策工具，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力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一是完善所得税体系和加强征管，对企业所得税除实行内外资企业“两法”合并改革外，还要辅以计划引导，这既有利于在市场上公平竞争，提搞经济效益，也有利于平衡企业所得和职工工资福利。对个体工商户和个人要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度，对其加强征管调节，严防偷、漏税的现象发生。对垄断企业的所得税在国家实施严格工资总额控制的同时，实行超额累进税制，既要鼓励适应市场调节的积极性，又要有效的调节其垄断超额收入。二是立法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改革开放29年来。享有巨额资产的人群已达到一定规模，这些巨额私人资产是在国家所提供的强有利的经营环境条件下取得的，在其传代易主或换人易主时国家理应参与适当分配，它是实现社会公平、共同富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社会进步、文明的体现，这在国际上是很普遍的。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要创造条件打好基础，立足我国实际，既要保护其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又要适当调节个人资产所有额。在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同时支持和鼓励向国家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捐赠活动，促进个人巨额资产向国家和社会公益事业转移。三是在健全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将保障覆盖面扩大到全民，并随着经济大发展，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2、坚持“两个务必”，构建节约型社会。

一是支持降低消耗节约资源的各种措施。在计划引导的同时，制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努力实现国家规划的降耗指标。二是严格支出管理，狠抓勤俭节约。重点压缩会议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等支出，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不务实的论坛、节庆和国际会议，防止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建设。三是严格控制公务以外的公款消费。按照“两个务必”的要求，坚持纪检监察部门定期检查通报和组织部门考核的制度，进行严格的长效控制，杜绝这一巨额浪费。

四是科学决策财政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基本建设项目决策要组成由财政部门参加的专家论证委员会，从多角度全方位进行充分的科学论证，形成正确决策，杜绝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重复建设、劣质建设和不当建设，同时建立并实施决策失误者责任追究制度，从两方面促进和保证财政基本建设投资使用效益的提高，杜绝重复建设、劣质建设、不当建设所造成的巨额浪费。五是支持国家储备粮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及时更新保质储备，以备应急之需。研究制定实施在保质储备规模上的科学合理的控制政策，防止大批量陈化粮的产生，以免造成严重浪费。六是建立实施绩效考核、奖惩制度等促进节约杜绝浪费的机制，实施对财政资金运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监控，制止铺张浪费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支持构建节约型社会。

3、严格预算管理，保证预算的法律效力。

一是启用新科目编制政府预算，逐步建立科学规范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提高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加强预算管理和监督，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理财、民主法治建设；建立实施国有资本经营和社会保障资金预算制度；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全面开展行政事业单位清产核资。二是严格控制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设置，对到期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及时清理，编制中央补助地方的分地区、分项目的详细预算，整合现有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统筹安排转移支付资金，完善资金分配机制，各级财政要完整地编报本级预算，管好用好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促进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快速发展。

4、健全政府性投资制度，提高投资管理效益。

一是根据投资体制改革的要求和实际需要，针对部分部委的专项投资没有具体的管理办法，缺乏明确的资金分配标准，要尽快研究规范各专项投资的管理办法，做到资金分配标准公开透明，项目安排程序规范。二是针对一些主管部门在项目建设中既是决策者，又是管理者和建设者，项目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监督制衡机制不健全的问题，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完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投资管理体制，切实做到主管部门与项目法人政企分开。主管部门重点抓好行业投资发展规划，对项目法人实行行业管理，加强对项目建设、工程质量、安全运营的监督检查；各项目法人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确保工程质量和投资效益。

5、深化财税制度改革，完善高效管理机制。

一是细化物业税的改革方案，推进物业税改革试点。调整完善资源税，扩大征收范围，改革计税依据，加大税收对资源开采和使用的调节力度。积极推进车船税、耕地占用税等改革。对部分资源性产品和高档消费品征收消费税，并合理调整其税率。择机出台燃油税，取代公路养路费等。二是按照分类管理原则，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健全政府性基金管理制度，做好已到期基金政策的调整工作；规范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法，建立、管好土地收益基金，开展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专项检查，确保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应收尽收。三是研究制定规范的非税收入管理办法，将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特许经营收入、罚没收入、捐赠收入纳入非税收入管理范围。四是加强国债余额管理，建立科学、灵活的国债管理机制；促进政策性银行建立自我约束和可持续发展机制；研究推动国家储备物资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完善和实施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措施。

6、加强市场化运作，努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招投标制度是国内外财政支付购买性资金市场化运作的主要方式，它有利于节省资金，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利于保证采购产品和承包工程的质量，有利于克服不正当竞争。我国政府采购已大部分实行了招投标模式，但目前政府投资：亡程仍有部分还没有实行招投标模式。一是政府采购和基本建设投资要加强市场化运作，实行招投标模式。二是依法严格招投标程序，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充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三是要不断拓展财政资金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方法和范围，使之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二、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构建和谐社会成效

1、支持自主创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提高科技水平与经济效益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财政要大力支持自主创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一是加大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研究以及科技基础条件和科学技术普及的支持力度，合理安排科研机构正常运转经费、科研项目经费、科研基础条件经费的比例，稳定持续地支持基础研究和社会公益类研究机构。二是总结实践经验，建立有效管理科研课题经费的制度，加强科技经费监管，提高科技资金使用效益。建立财政科技经费的绩效评价体系，应用型的科技投资项目要设立明确的绩效目标，建立独立的经费使用效果评价机制。三是支持建立若干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和大学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研究开发机构。在支持搞好原始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基础上，依托一流的科研单位搞好集成创新，不断取得重大关键性的高科技成果。四是制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允许企业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鼓励和引导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完善进出口税收政策，鼓励能源资源性产品、先进技术设备机器零部件的进口，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以及资源性产品的出口。五是支持全面落实国家奖励自主创新成果的政策，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的财务管理制度体系，改革和完善企业分配制度，支持企业对有突出贡献的自主创新骨干实行股权激励等政策。支持科研单位和企业引进高层次科技人才，引进高智力，吸引出国留学生回国创业，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有效的出国考察学习，不断提高科技人员的自主创新素质，支持和鼓励争创世界一流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成果。六是与滞留在世界各国的我国留学生建立和保持学术与技术交流关系，随时掌握各国高新技术的前沿动态，争取他们以各种方式为社会主义祖国高科技自主创新提供服务。七是建立自主创新和成果转产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风险投资基金，为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各类企业的自主创新和高科技产品的开发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八是支持科普工作和创新教育，努力提高全民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鼓励积极参与自主创新活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2、支持能源的合理开发与高效利用。

能源是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支撑之一，我国能源紧缺，支持对其合理开发与高效利用尤为重要。财政支持能源合理开发与高效利用，要坚持开发、进口和节约三项投资并重的方针。一是为了保护国家宝贵资源，财政对合理开发的投资要坚持先远后近，海上、陆地同时并举，在海上开发技术已经比较成熟的条件下，要优先大力投资海洋开发，并坚持先远海后近海，海底石油、天然气与可燃冰三种开发并举。在搞好陆上煤炭、石油、天然气开发的同时，积极投资开发利用太阳能、高位水流势能、核能、生物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作为煤炭和石油的替代能源。支持对太阳能的研究和开发，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在太阳光照比较长的地区普及利用。我国西南部的水流势能很丰富，具有较大的利用规模效益，在财政投资开发的同时鼓励社会融资开发。农村发展沼气的原料比较多，但由于效益不高而未能普及，支持对沼气能的研究，大力提高经济效益，以便于在农村普及开发利用。我国海岸线很长，大风口也很多，潮汐能和风能资源丰厚，应尽快投资研究开发利用。二是为了稳定国际石油的供给量和价格，财政要支持国外进口与原油到进口国投资开发和直接购买并举，大力增加到进口国开发投资，扩大开发规模和石油供给量，以提高投资效益。三是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实现节能战略目标，财政应采取征收燃油税，并对节约型技术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将目前尚未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不符合节能技术标准的高能耗产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对达到低消耗低污染的小轿车、越野车等适当减征消费税，对关键性的、节能效益显著且因价格等因素制约其推广的重大节能设备和产品，应实行一定的增值税减免优惠政策。四是积极投资研究开发利用新能源。

3、加强外汇资金储备的使用管理。

随着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逾万亿元美元。但是，近来由于美元兑人民币大幅贬值，巨额的外汇储备给我国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风险。为了实现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必须及时灵活的改变储存形式，以规避和分散储存风险。为了充分发挥其支出作用，必须调整优化使用结构，提高支出效益。一是尽可能的采用币值最稳定的国际货币黄金来储存。二是尽可能的采取多种币值稳定的货币储存，如兑换一部分欧元，并在欧元区的友好国家购买国债或者投资经营。三是因美元是国际货币，而且在国际上流通量比较大，美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其在国内贬值一般都低于国际汇率贬值，可利用这一贬值差，支持我国具备国际竞争条件的企业到美国去投资经营。四是在友好国家尽可能多的购买我国需要的高新技术，以大额外汇购买大批量的高新技术产品为条件，同时购入其全面系统或关键性的高新技术。以达到最赶国际高新技术的目的。我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就业压力大，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很多，而且大多是传统产业。为了促进这些企业的技术改造、产业升级和产品的更新换代，还可以购买一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实用技术。五是在发展国际友好合作的同时，投资于紧缺资源产出国的开发生产，既可争取较多的紧缺资源的平稳供给，又可以提高外汇支出的经济效益。

4、支持资源科学利用与环境保护。

一是制定实施支持资源保护与科学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的财税政策，理顺资源价格，建立合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行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促进矿产资源的科学利用和综合开发。加大对清洁生产、可再生产的资源开发项目的支持力度，支持与发展循环经济有关的科技研发、技术推广和重大项目建设。二是制定实施支持环境保护建设的财税政策，引导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支持建立健全生态建没和环境保护机制，按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充分考虑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成本，逐步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将环境要素成本化，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以支持城市污水、垃圾处理产业化为突破口，推进污染治理市场化，加大对污染防治、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监管的资金投入，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公共理财范文篇4

内容摘要：在公共危机已具普遍性和不可避免性的现代社会里，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的政府，必须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对包括公共危机处理在内的所有公共活动开展各种有效的管理，提供及时周到的公共服务，实施多种多样的惠民利民政策和举措，助推系列公共目标的实践和实现。这其中同样要求政府会计进行转型，形成一种融理财会计、服务会计、民生会计和公共会计于一体的新型政府会计体系。

关键词：公共危机政府会计公共利益转型

在突如其来的地震、流行病、经济波动、恐怖活动等对社会公共生活与社会秩序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的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政府必然和必须要对这些事件的处理投入大量人财物，全力保障灾区人民生活生产、基础设施使用、交通运输运营、救死扶伤工作等方面的正常有序。而这些投入是否合理有效地被利用和运用，是否适合与满足了救危扶危的根本需要，则既要求政府会计充分发挥其核算、监督、管理和调控等职能，为政府科学有效地及时决策提供高质量信息，又要求政府必须认真考虑和做好科学理财、服务救灾、体恤民生、维护公益等应对策略，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和政府会计的积极转型。

一、政府会计向理财会计的转型

一般谈及理财，多从企业和个人角度考虑，很少涉及国家理财、政府理财，特别是政府理财的质效问题几乎成了边缘性问题。政府理财是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的一条轨道，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更应该讲求理财的质量，确保作为政府重要理财活动内容的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而理财水平的高低和理财质量的优劣直接反映一个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高质量的政府理财是公共财政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协调以及保持宏观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方小桃，2005）。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科学理财、民主理财、依法理财的原则，进而实现生财有道、聚财有度、用财有效、管财有法的良性循环及其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满足公共需要的目的。这种本领就是政府理财能力，具体包括生财能力、聚财能力、用财能力和管财能力四个方面（蒋国发2008）。

与政府培植、发展和提高理财能力相适应和配合，政府会计也必须积极向理财型会计转变，对一直以来只有预算会计，没有政府会计，而预算会计又主要围绕财政预算收支来展开工作和发挥职能的现状进行改进和改观；突破现行以现金收付制为特征的预算会计制度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财政资金科学化管理的局限；克服预算会计无法将政府资本性支出的使用过程和结果保留在政府和公众的视野中，无法通过政府财政部门对外披露的信息全面反映政府资产存量、增量和流量信息，无法对政府债务的发生与清偿进行连续核算和反映等不足。因为政府理财不仅仅只为自己理财，不仅仅只有聚集和使用财政收支的单一内容，不仅仅只用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形式对外公开理财情况，可以说，政府为发展社会经济、增强综合国力的理财来源、渠道和方式的选择运用情况，政府理财活动过程和结果的质效情况，政府理财信息的公开数量、质量、范围、时间、程度等情况，都会在很大程度与范围上对财政管理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政府会计理财功能的发挥、政府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形象和威信树立产生重大的影响作用。因此，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强化政府会计的理财管理功能，是实现政府科学理财、提升财政管理水平的现实而必然的选择。

同时，公共财政的本质是公共选择，是民主财政，因而具有依法理财和民主理财的内在要求。公共财政的建立与建设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存在着城乡有别、人物有异等不公平现象的格局，实现了阳光财政、民主理财的新财政理念，推动了政府公共管理向关注效能、效率和效益的转变，这将促使政府在有效发挥有限职能时，在内外监督管理制度的规范约束下，发展成为宏观调控有力的政府。公共危机的爆发所产生的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大大扩大了，它会导致社会脱离正常轨道而陷入危机的非均衡与非正常状态，极易威胁社会的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影响和破坏社会稳定和健康，而在其发生之前，需要投入必要的人财物做出积极有效的预防应对举措，以预控和减少危机的发生。政府在这其中会充分发挥协调、组织、调配社会各种人力、物力、财力，在最短时间内达到社会资源整合的职责和作用。政府会计必须对此积极反应和跟进，积极向理财会计转型。这种理财会计需要政府既能合理融通社会各种资金，合理分配和使用社会各种资源，又能对这些资金和资源的流动过程与结果有所掌控，能知其来源与流向，能晓其效用与效益，以明确自身的受托责任，更能通过必需的记录、计量程序与确认、报告、披露方式形成对其决策有用的信息。

二、政府会计向服务会计的转型

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建设服务型政府，首先要创新行政管理体制。要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把政府主要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大战略任务，着重强调“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要求现在的政府不再是统治阶级的政府，而是为民服务的政府，应该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或者说由经济主导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政府转型的基本趋势是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发展并成为其核心职能，必须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社会管理型政府（高尚全，2008）。

与此呼应和适应，政府会计向服务会计转型，就需要其在国际安全、国防外交、行政管理、公共危机等国家性公共服务，在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竞争秩序建立等市场性公共服务，在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公共医卫等社会性公共服务等方面发生和发展的各种经济业务活动或事项加强规划、核算、监督、管理、控制等，以此全面而真实反映政府的受托责任情况及其中的有用信息提供情况。尤其在公共危机发生前后，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更需承载着和承担起治理国家、整合社会、服务民众的职能。我国目前以预算会计代替政府会计的做法，使得政府所体现的服务民众的职能不明显，这就导致政府会计在有没有服务职能、有多大的服务职能上存在疑虑和分歧。政府会计不论是作为一种理财会计还是服务会计，其基本的目的都在于记录、核算和反映政府筹集和安排使用资金的过程和结果。而在危机之中的政府会计，更需凸显其服务会计的功能与作用，强化政府对市场主体的产权保护和对市场个体的权益维护，协调社会经济有关各方在危机和非危机状态下的和谐关系，提供为保障国民安居乐业的公共产品服务，通过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来缓解利益社会的失衡情况；应围绕政府所开展的系列公共危机治理活动，为企业和老百姓合法权益的享有提供良好的、安全的、公平的信息环境；为政府有效化解各类矛盾，加快解决受灾企业和民众的就业、生活、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发挥重要作用。

三、政府会计向民生会计的转型

民生，自古以来就有“国计民生”之说，在《辞海》中被解释为“人民的生计”，孙中山将其作为三民主义的核心纲领之一，十六大、十七大对其作了深刻的诠释，从而使其不断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部门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从责任角度看，民生就是党和政府以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为施政最高准则的一种大众情怀和神圣使命。民生与民族、民主、民权相互倚重，其层次范围也由原来的生产、生活资料提供与满足上升为生活形态、文化模式、精神状态、幸福程度等需求保质保量供给与满意。政府在处理和解决关乎就业、教育、分配、社保、稳定等现实民生问题时所进行的各种资金（资本）筹集、投放、分派等工作，所开展的让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活动，都需要政府会计向民生会计转型，对政府投入到公共领域、供给到基本公共服务、使用到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政策机制完善落实的各项民生事项资金（资本）进行充分的记录、计量、确认、报告，使政府所拥有或可支配的资源最大可能地用于改善民生、体现民意、反映民愿；实现全面、及时、准确和真实地核算、监督、反映和管理为改善民生而开展的资金流动、资源派送行为。

亚里士多德曾说：“许多人共有的东西总是被关心最少的，因为所有人对自己东西的关心都大于其他人共同拥有的东西”。事实亦如此，越是共有的、公共的，它遭到破坏性的可能性就越大，尽管它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如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茂密的森林、珍稀的动植物、不可再生的能源等。对这些通过市场调节无法使其改变和改善的资源和环境，只有政府有能力和实力来设计规划和建设保护，政府会计转型为民生会计就是其中的一种重要规划和建设。尤其在面对公共危机时，政府会计要时刻和始终站稳“行人民民主、对人民负责”的立场，对政府为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帮扶社会弱势群体、关乎千家万户生活命脉而投入的扶危救困资金、抗震救灾资金、流行病害防治资金、灾后重建恢复资金等，要加强核算、反映、监督、控制和管理，确保这些资金的流量和流向真正惠及人民、由人民共享，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政府会计向公共会计的转型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无论是从道义、经济和能力等方面看，政府应该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主体，不能看轻自己作为公共产品和服务天然提供者的地位和作用。

公共理财范文篇5

科学理财，是指通过财政体制、财政政策、财政预算以及财政管理，全方位地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财政资金。科学理财是提高公共经济效能、有效发挥财政资金改善人民公共福利作用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理财对科学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要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做到科学理财。

建立健全制度是实现科学理财的根本。通过科学理财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直接通过公共部门的职能活动，向居民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满足居民公共需要，改善居民公共福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二是通过财政政策引导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经济行为，优化经济结构和地区布局，激励企业及其他组织更有效率地提供私人物品或参与提供公共物品。这两个渠道作用的充分发挥，都有赖于完善的制度。一是财政体制。它是界定公共经济各方面、各层次主体之间财政责任与权力划分的规则体系，包括财政供给范围的界定、财政责权横向和纵向的划分。财政体制科学与否，即财政供给范围界定得是否适中、财政责权横向和纵向划分得当不得当，不仅从根本上影响公共资源的配置和运行效率，而且影响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发挥和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劣，进而影响科学发展。二是财政政策。它是国家运用财税手段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施政对策，其直接调节对象是公共经济，间接调节对象则是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生活。财政政策的调节目标、手段运用、支点选择、力度设置和出台时机等，都有是否科学的问题。如果缺乏科学性，财政政策就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就会影响科学发展。三是财政预算。它是国家配置公共资源的基本计划，也是落实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财政预算科学与否，对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必须高度重视预算编制与执行，不断提高预算的科学性。四是财政管理机制。它是财政收入、支出、预算、监督各个环节管理方式、手段、措施的通称，与财政资金筹集、分配、运转和使用效率、效果的关系极大，直接影响公共经济效率，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科学发展。必须高度重视财政管理体制和制度创新，保证以科学的体制和制度规范公共理财行为；必须认真实行财政管理责任制，并切实强化监督。

提高人的素质是实现科学理财的关键。实现科学理财的目标，对公共财政管理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共财政管理者在处理财政问题时或在具体财政管理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以科学态度、科学精神进行科学决策和完成各项事务，综合运用各个领域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动态地设计制定财政体制、财政政策和财政管理机制，科学编制和有效执行财政预算，不断检视财政体制、财政政策、财政预算和财政管理机制对科学发展的效应，从而不断创新财政体制和财政管理机制，不断调适财政政策，不断改进和完善财政预算，进而使公共理财始终对科学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促进作用。实现科学理财，尤其需要大力提高公共财政管理者特别是财政部门工作人员的素质。应通过考试、考察和民主选拔，让素质高的人掌管财权、从事财政工作；通过在职教育培训以及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公共财政管理者的素质不断得到提高。

公共理财范文篇6

一、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客观认识

法，彰显民主、公正、公平。

由近代民主的进程可知：法，加速了近代民主的步伐；法，代表民主、代表公共权益。依法治国是我国上个世纪末提出的治国方略。十多年的政策落实，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深入人心，人民的法制观念和意识得到很大的提高，“学法、用法、懂法”，用法律保护个人的权益，遍布神州。可以说：法，作用于经济、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的日常一切。由此也对我们财政系统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要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是作为国家财政机关的工作要求和基本要义，就是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等规定，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来管理国家财政，将一切财政收支活动都纳入法制规范的范围，实现财政工作的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加强财政法制建设，是依法治国方略在财政管理中的具体体现，更是市场经济规律对财政工作的客观要求。

（一）依法理财是公共财政的精髓

财政，亦称公共财政，其本质要求就是满足社会的基本公共需求在民主法治社会，任何国家财政活动，首先都要得到民主权力机构的批准；其次在执行的过程中受到相关法律的监督。只有运用法律手段，将法治贯穿于财政管理的全过程，方能保证财政工作的规范化，受益的社会化。

（二）财政分配的特殊性，必须要依法行政

财政分配遵循的基本上是非市场的特征。财政分配主要是通过转移支付来帮助社会弱者，实现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即负税人与受益人具有非同一性，财政分配活动中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称性。财政收入的强制性和财政分配非对等性，必然要求有相关的法律约束政府财政收支政策倾向，保障大多数人的公共权益。

二、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工作经历

今年我们区加强了对预算单位预算执行过程的监督控制。由于建立了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实行了新的支付方式，在运作机制上，改变过去分散、多重设置银行账户，层层拨付、占压资金的状况而且并从制度上能够有效地预防、遏制和纠正资金使用中的不规范操作和违规问题。

近年，我们自觉用法律规范财政工作。包括学习和执行《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公务员法》、以及《预算法》、《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政府采购法》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行政法律法规。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坚决执行《预算法》，按预算计划用款额度拨付，并划分财政支付方式，即直接支付或授权支付；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审核报销票据；；坚决杜绝空帐的行为，对不符合预算法规的行为，坚决予以禁止。同时，电子数据库保存了各预算单位每一笔支付交易的记录，提高了预算执行透明度，为财政运行管理提供了及时可靠的信息基础。此外，对全区的预算资金、财政专项的使用情况，进行依法监督；坚决贯彻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三、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心得体会

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

在大庆市让胡路区财政局财政支付中心的工作经历，使我深知依法执政、依法理财的实效性、必要性和重要性。“依法执政、依法理财”是对我们财苑人工作最基本的标准。伴随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我国财政体制也由大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变，作为新型财政体制，其本质是服务于公共权益。

（一）时效性

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在我区财政系统贯彻落实以来，不仅规范了我们财政人员的工作纪律和工作程序，有效促进了由大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过渡，增强了服务于地方经济的能力；同时，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也提高了办事效率，使各项财政收支工作及时有效进行，有效地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二）必要性

“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已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依法治国的关键则在于行政机关能否做到依法行政。从法治原则的角度而言，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是依法做好财政工作的关键环节；从权力制约的角度来看，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也是依法管理财政的关键所在；从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来看，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是建设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得以实施的关键。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保证了财政工作的科学有效，落实了财政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挥了财政的社会功效。

（三）重要性

公共理财范文篇7

一、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客观认识

法，彰显民主、公正、公平。

由近代民主的进程可知：法，加速了近代民主的步伐；法，代表民主、代表公共权益。依法治国是我国上个世纪末提出的治国方略。十多年的政策落实，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深入人心，人民的法制观念和意识得到很大的提高，“学法、用法、懂法”，用法律保护个人的权益，遍布神州。可以说：法，作用于经济、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的日常一切。由此也对我们财政系统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要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是作为国家财政机关的工作要求和基本要义，就是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等规定，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来管理国家财政，将一切财政收支活动都纳入法制规范的范围，实现财政工作的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加强财政法制建设，是依法治国方略在财政管理中的具体体现，更是市场经济规律对财政工作的客观要求。

（一）依法理财是公共财政的精髓

财政，亦称公共财政，其本质要求就是满足社会的基本公共需求在民主法治社会，任何国家财政活动，首先都要得到民主权力机构的批准；其次在执行的过程中受到相关法律的监督。只有运用法律手段，将法治贯穿于财政管理的全过程，方能保证财政工作的规范化，受益的社会化。

（二）财政分配的特殊性，必须要依法行政

财政分配遵循的基本上是非市场的特征。财政分配主要是通过转移支付来帮助社会弱者，实现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即负税人与受益人具有非同一性，财政分配活动中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称性。财政收入的强制性和财政分配非对等性，必然要求有相关的法律约束政府财政收支政策倾向，保障大多数人的公共权益。

二、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工作经历

今年我们区加强了对预算单位预算执行过程的监督控制。由于建立了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实行了新的支付方式，在运作机制上，改变过去分散、多重设置银行账户，层层拨付、占压资金的状况而且并从制度上能够有效地预防、遏制和纠正资金使用中的不规范操作和违规问题。

近年，我们自觉用法律规范财政工作。包括学习和执行《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公务员法》、以及《预算法》、《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政府采购法》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行政法律法规。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坚决执行《预算法》，按预算计划用款额度拨付，并划分财政支付方式，即直接支付或授权支付；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审核报销票据；坚决杜绝空帐的行为，对不符合预算法规的行为，坚决予以禁止。同时，电子数据库保存了各预算单位每一笔支付交易的记录，提高了预算执行透明度，为财政运行管理提供了及时可靠的信息基础。此外，对全区的预算资金、财政专项的使用情况，进行依法监督；坚决贯彻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三、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心得体会

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

在大庆市让胡路区财政局财政支付中心的工作经历，使我深知依法执政、依法理财的实效性、必要性和重要性。“依法执政、依法理财”是对我们财苑人工作最基本的标准。伴随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我国财政体制也由大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变，作为新型财政体制，其本质是服务于公共权益。

（一）时效性

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在我区财政系统贯彻落实以来，不仅规范了我们财政人员的工作纪律和工作程序，有效促进了由大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过渡，增强了服务于地方经济的能力；同时，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也提高了办事效率，使各项财政收支工作及时有效进行，有效地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二）必要性

“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已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依法治国的关键则在于行政机关能否做到依法行政。从法治原则的角度而言，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是依法做好财政工作的关键环节；从权力制约的角度来看，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也是依法管理财政的关键所在；从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来看，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是建设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得以实施的关键。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保证了财政工作的科学有效，落实了财政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挥了财政的社会功效。

（三）重要性

公共理财范文篇8

科学理财，是指通过财政体制、财政政策、财政预算以及财政管理，全方位地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财政资金。科学理财是提高公共经济效能、有效发挥财政资金改善人民公共福利作用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理财对科学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要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做到科学理财。

建立健全制度是实现科学理财的根本。通过科学理财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直接通过公共部门的职能活动，向居民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满足居民公共需要，改善居民公共福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二是通过财政政策引导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经济行为，优化经济结构和地区布局，激励企业及其他组织更有效率地提供私人物品或参与提供公共物品。这两个渠道作用的充分发挥，都有赖于完善的制度。一是财政体制。它是界定公共经济各方面、各层次主体之间财政责任与权力划分的规则体系，包括财政供给范围的界定、财政责权横向和纵向的划分。财政体制科学与否，即财政供给范围界定得是否适中、财政责权横向和纵向划分得当不得当，不仅从根本上影响公共资源的配置和运行效率，而且影响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发挥和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劣，进而影响科学发展。二是财政政策。它是国家运用财税手段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施政对策，其直接调节对象是公共经济，间接调节对象则是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生活。财政政策的调节目标、手段运用、支点选择、力度设置和出台时机等，都有是否科学的问题。如果缺乏科学性，财政政策就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就会影响科学发展。三是财政预算。它是国家配置公共资源的基本计划，也是落实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财政预算科学与否，对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必须高度重视预算编制与执行，不断提高预算的科学性。四是财政管理机制。它是财政收入、支出、预算、监督各个环节管理方式、手段、措施的通称，与财政资金筹集、分配、运转和使用效率、效果的关系极大，直接影响公共经济效率，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科学发展。必须高度重视财政管理体制和制度创新，保证以科学的体制和制度规范公共理财行为；必须认真实行财政管理责任制，并切实强化监督。

提高人的素质是实现科学理财的关键。实现科学理财的目标，对公共财政管理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共财政管理者在处理财政问题时或在具体财政管理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以科学态度、科学精神进行科学决策和完成各项事务，综合运用各个领域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动态地设计制定财政体制、财政政策和财政管理机制，科学编制和有效执行财政预算，不断检视财政体制、财政政策、财政预算和财政管理机制对科学发展的效应，从而不断创新财政体制和财政管理机制，不断调适财政政策，不断改进和完善财政预算，进而使公共理财始终对科学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促进作用。实现科学理财，尤其需要大力提高公共财政管理者特别是财政部门工作人员的素质。应通过考试、考察和民主选拔，让素质高的人掌管财权、从事财政工作；通过在职教育培训以及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公共财政管理者的素质不断得到提高。

公共理财范文篇9

关键词：依法理财；内在要求；制度环境；制度构建

一、依法理财的内涵

直观地理解，依法理财就是国家的财政活动必须限定于法律规定的范围，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而随意运用公共权力从事财政活动。法对财政活动的限制并不是天生的。在专制时期，虽然财政活动也表现法的意志和内容，但立法和具体执行都是由专制阶级来完成的，所以此时的法律不是为了限制国家对财政的操纵而是为之撑腰，甚至助纣为虐。新兴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最重要步骤就是夺取国家的立法权和国家预算的管理权，将皇室财政变成公共财政。这种转变的第一层重要意义是使国家的财政活动体现出大多数人的意志，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使财政活动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第二层重要意义在于，由于资源的有限性，社会公众可以在社会资源的公共使用与私人使用之间作出抉择，使资源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配置和使用达到均衡，从而使经济分析进入财政领域成为可能，财政学也因此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科学。同时，由于政治程序的引入，才有了对财政的政治分析，从而产生各种财政政治理论，财政的面纱也因此被进一步揭开。

国家的财政活动按法律的规定来进行，以满足社会的大多数人对财政活动的要求，，这是依法理财的最基本要义，但不是依法理财的全部涵义。由于财政活动的特殊性，即既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活动，按非市场的意志和规则办事，又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是一种对社会产品的分配。因此，财政分配活动必须体现出作为上层建筑的活动对它的要求，又要体现出作为经济分配活动，必须遵循市场规律的特征和要求。而一般的财政立法活动则主要是立足于财政的非市场特征，并不突出财政的市场特征（当然，财政立法要受市场规律的根本制约），这就是财政的成文法。与此相对应，财政的非成文法就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对财政这种分配活动的影响和制约的精神，即类似于孟德斯鸠所谓的自然法（孟德斯鸠，1978）。所以，要正确地理解依法理财，除了要认识财政活动必须依照财政成文法行事以外，还要认识到财政分配活动也必须遵循财政非成文法——市场规则的要求，而后者则总是容易被忽视。

从依法理财的贯彻和实施范围来看，主要包括财政的依法立法、依法执法和依法司法三个方面，而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只是依法执法（具体的财政收支行为）。所谓依法立法，就是在财政的立法活动中严格地按照法定规则和程序，同时将立法权主要集中于立法机关，尽量减少行政机关的受托立法，以克服行政机关自己约束自己的某些缺陷，使财政的立法体现出民意，实现民主和科学立法。所谓依法执法，是指承担财政收支执行职责的政府在具体的财政收支活动中严格地依照法律办事，真正体现出法律的权威，即使是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也要兼顾相关财政成文法与财政非成文法，而不是随意执法。所谓依法司法，是指司法部门在处理财政分配主体的（主要是政府）违法过程中准确、科学、公正地运用法律，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依法司法能否真正地贯彻，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司法机关是否具有独立性，能否不受左右地独立司法。

二、依法理财兴起的原因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通常国家是高于社会的，这表现在国家的很多特权以及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地位等方面，但国家为什么在财政活动中要接受法律的制约，并且有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

（一）合法性的内在要求

所谓合法性，就是在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下合乎正义公理性。国家的合法性是国家存在的最大、最高理由，它经常与社会正义、社会公理相联系，也是社会公众检验和接受其国家存在合理与否的最根本尺度。国家的一切活动，从其根本意义上讲，都是为维护其合法性而展开的。由于判断国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尺度掌握在社会公众的手中而不是国家手中，这就决定了国家的一切活动都要有利于社会公众的利益。这种外在强制变成国家承担大部分公共职责的内在要求，也为国家不断地改进工作效率，甚至推行某些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同样，作为财政活动的主体，国家在从事相关的财政活动时也必须考虑到合法性对财政活动的要求——依法理财。因为首先立法机关制定并颁布的法律就是要保证社会公众的利益不受侵犯，因而在财政分配的过程中，公众的合法财产不受来自公共权力的非法侵犯既是依法理财的基本准则，也是保持国家的合法性的表现；其次，国家还要保护公众的合法财产不受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的破坏，为此国家自身就必须要依法办事；第三，财政分配活动直接关系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物质利益的分割，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利益，其对合法性的影响尤为直接和明显。

就社会公众而言，他们对财政分配活动也有许多期望和要求，最为根本的则是希望国家的财政活动能依照法律办事，体现出他们的意志。为此，社会公众也有各种不同的评判标准，如国家机构的办事效率和办公条件，公共商品的质量和数量，等等。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充分性，由于“搭便车”心理的影响，由于监督权力与监督机会在不同主体之间分布的差异，以及由于监督成本的巨大，广大的社会公众难以对国家的财政行为进行多方面的监督。但最方便、最需要他们监督的就是财政的收支行为，尤其是财政收入行为，因为财政收支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利益，故此他们对此非常敏感，同时也成为他们检验国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最好和最直接的工具。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说，国家为了争取其合法性的持久存在，就必须进行依法理财。

（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民主的成熟

随着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市场关系的不断延伸，数量众多的市场主体从参与自由的市场交换中取得了巨大利益，他们的经济力量不断增大，对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的影响力也不断加大。这些市场主体也成为维护市场制度与市场机制的中坚力量，他们所掌握的强大的经济力量为此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同时，平等、自由的市场交换又唤起了他们的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思想意识。经济上的可能与政治意识的转变，促使新兴的市场力量通过妥协或斗争，最终将国家的最高权力夺取到自己的手中，并通过设立自己的代议机构——议会来实施对国家的控制，这种控制主要是通过控制国家的立法权实现的，即议会制定的法律对整个国家都有效，使国家的行为体现出社会大多数公众的意志。这些市场力量首先开展的活动（甚至是斗争）便是获得国家财政权的根本性控制，使国家的财政活动服从和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其结果则是符合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利益要求的财政权力被掌握到议会的手中，并建立起相应的财政政治程序，从而置国家的财政活动于法律的框架之下。欧美等资产阶级国家大抵都是这样走过的。

具体而言，这种财政权的运用和财政政治程序的内容为：（1）财政活动以立法的方式加以规定，如税收立法和国家预算的审批和监督权限，属于立法机构而非行政机构。这就使得市场力量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议机构，约束和规范政府财政行为，确保财政活动不违背市场的根本意志和利益；（2）国家预算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财政计划，对具体的财政分配，尤其是各项支出作了详细的规定和安排，这使得市场具有了通过议会控制政府的具体财政活动的能力；（3）财政活动必须遵循国家预算程序运转，即必须通过国家预算的提出、审批、执行、调整、决算等一系列过程，这使得政府的实际财政活动的全过程，经由议会而处于市场的根本控制之下（张馨，1996）。因此，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进步的取得，依法理财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实现。

（三）财政分配的特殊性

与其它分配方式及分配制度不同的是：财政分配遵循的基本上是非市场的特征，即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性；另外，财政收入过程及支出过程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

所谓财政分配的不对称性是指从收入过程来看，是价值单方面的转移，表现为社会产品的价值从市场主体（企业和个人）手中单方面让渡到政府手中，政府取得收入不需要向市场主体付出任何报酬。从支出过程来看，财政分配除了要提供公共商品与服务以外，还要实行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主要是通过转移支付来帮助社会弱者，这就是财政非市场特征的最集中表现，即负税人与受益人常常不一致，社会主体在财政分配活动中的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同时，财政的收入过程与支出过程也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这种独立性表现在收与支的时间、数量以及所信奉的某些准则与机制方面差异较大。

由于财政分配的这种特殊性，使财政的风险加大。这种不断加大的风险主要来自几个方面：第一，在收入过程中，由于价值单方面从社会转移到政府手中时，政府只需要付出较少的征管成本，致使政府产生出无限扩大收入规模的内在冲动和机制，同时也可能导致政府规模的膨胀（所谓的帕金森定律）和资源的浪费；第二，在支出过程中，政府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偏好组织支出，从而使社会公众对公共商品的消费需求可能得不到满足；第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在收入和支出过程中，信息在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是不对称的，社会公众不知道他们所需的公共商品的成本真正是多少，也不知道公共部门的总规模应是多大，因而不知道自己所应承担的公共商品与服务的成本为多少，更不知道政府是否按最大效率原则安排支出，期间有无财政舞弊现象（吴俊培，1996）。这样可能使政府的财政行为完全违背社会公众的意愿，导致社会福利损失；第四，由于存在着“搭便车”及其它消极心理，部分公众对政府的行为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更助长了政府的随意性；第五，政府在收支过程中所恃的是公共权力，对于单个人或单个组织而言，这种公共权力之强大不可抵挡，因而难以避免政府工作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从而扰乱正常的分配秩序。

在这样的条件下，为了避免和减少财政风险，社会公众一方面设法逃避或减轻自己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则希望能找到某种有效的办法对政府的财政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使财政分配更加透明和规范化。对于政府而言，财政风险的加大实际上也是其公共权力控制风险的加大，政府也需要寻找到某种有效的办法来减少或控制财政风险，这种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相互博弈的结果，便是以体现公众意志的法律控制和约束政府的财政行为来实行依法理财。同时，社会公众也必须接受法律的监督和制约，自觉主动地履行自己的财政义务。

三、依法理财的制度环境

（一）民主与法制环境

在良好的民主条件下，可以形成良好的政治通道。这种政治通道可以使优秀的人才进入国家机关，可以使社会公众寻找出正确与顺畅的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意志的途径和方式，克服和减少理财的盲目性。

更为重要的是，在良好的民主条件下，有利于利益集团与组织的形成，使市民社会得以良好地构建。在市民社会条件下，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充分地表达其思想与意志，而且可以保持稳固而又健康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市民社会有无数个利益集团，通过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博弈，并通过对权力机关的影响，使权力机关的立法更多地体现民意。而且权力机关因为有强大的社会组织的支持，可以更加有效地对行政和司法机关的活动进行约束和监督。另外，由于国家拥有公共权力，市民社会则拥有众多的集体权力，这些集体权力的联合也可以较好地制衡国家的公共权力，从而有效地防止因国家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而使公众利益受损。

良好的法律环境对于依法理财而言，则主要是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司法。对于财政司法而言，一方主体是政府，如何保证司法机关在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的司法公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制环境的优良与否，这一点已成为共识。另外，良好的法制也有利于对私人财产的保护。“没有财产权利，就没有正义”（哈耶克语）。在经济制度与社会意识都承认私人产权存在的合理性并用法制来加以保护的条件下，有利于激起社会公众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来调动自己各方面的潜力，社会主体也只有依赖于对私有财产的基本权利，才能行使其它的相关权力，包括对国家财政行为的监督与检验，从而促使国家在依法理财的框架之下，从事财政活动。所以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上台的新兴资产阶级都要把保护私有产权写进宪法。

（二）国家与社会（市场）关系的定位

尽管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并不象这两个名词那样清晰可辨，但对国家与社会进行基本的定位还是可行的，即社会主体（各种市场力量）主要承担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任务，是主要的物质产品生产者，而国家则主要是弥补市场的缺陷与不足，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共商品和服务，并负责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这样一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统治与被统治、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而是平等的、相互缔约的关系，即国家为市场服务，市场为国家提供经济支持，两者为此而进行交换。由于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市场主体的意志也就成为制约和影响国家活动的重要准则（当然国家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这样就为置国家的财政活动于市场意志的控制之下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相反，如果生产物质财富的不是市场主体而是国家，则国家的意志就会变成具有决定性地位的社会意志，这样就无法保证国家的财政活动体现出社会公众的要求，因为，国家自己要求自己守法是难以想象的。

（三）文化与意识形态环境

所谓文化环境，就是有一种开放的文化氛围，使人们可以自由地比较和吸收不同的文化思想，使之能容纳世界各国的先进的财政思想，并用这些先进的财政思想来充实和改造国家与社会成员的财政头脑。

意识形态环境则主要是指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不存在等级观念和意识，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是一种委托—关系。市场的缺陷需要国家弥补，同样国家的缺陷也需要市场修正，因此，国家与市场之间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谁也没有绝对的优势和特权。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个体的自由与权利的意识和观念有足够的地位，个体从事市场活动是以人为本，国家的所有活动最终也要服务于这个目标。对于国家而言，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需要国家能真正还政于民，正确地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把自己看成是民众的主宰而看成是“公仆”，真正认识到谁养活谁的问题。站在这个角度来说，依法理财不仅仅是一个制度与法规的问题，更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四、依法理财在我国如何实现

（一）依法理财与财政权威

至此，我们尚未认识的一个问题是依法理财是否会削弱政府部门的财政权威？这两者是否存在着矛盾？

从形式上看，依法理财会削弱政府的财政权威，而实际上依法理财不仅不会削弱财政权威，而且会加强财政的权威。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财政的权威必须是很大的，这是因为财政分配具有特殊性，如果没有强大的权威，则难以使国家履行其正常职能，所以，作为一种集体理性的结果，社会公众授予了财政分配主体很大的权威，这种权威可以保证财政分配部门足以控制和掌握财政局面，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但是，由于存在这样一种暴力潜能，财政分配主体就有可能超越民众的授权范围，随意支配财政权威，从而给社会公众的利益造成损害，正是站在这种角度，才提出依法理财。所以依法理财要控制的不是正常的财政权威的运用，而是要反对不正常的财政权威的运用。

在实施依法理财的条件下，社会公众的意志在国家的财政活动中得到体现，在客观上减少了国家与社会公众的矛盾，而且在公众意志的支持之下，财政分配活动有了合法化的基础，国家就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站在法律的立场上公正、严格地立法、执法和司法，以维护财政法的尊严，表现和运用财政权威。同时，国家在执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形式上是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实际上则是社会整体与个体、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矛盾，这种背景无疑也壮大了国家的财政权威。因此，财政的权威是来自于对法的运用的权威和垄断性，来自于对法的支持下的公共权力的合理运用。

（二）依法理财在我国如何实践

通过上文对依法理财的相关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依法理财的实践主要是制度构建问题，这就需要随改革的实践逐步推进与完善。限于篇幅，本文在此只提出原则性的构想。

第一，促进立法机关民主与科学立法的建设。在相关的财政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充分发挥法学家与财政专家的作用，使财政法制建设始终处于民主与科学的框架内。对于国家预算的审核与通过，应充分运用人大代表质询制度，使人大代表对国家预算和重大收支项目的来龙去脉都清清楚楚，同时强化人大对政府财政工作的监督力度，充分发挥国家审计的作用，加强国家决算的审计。

第二，重点加强财政执行过程中的法制建设，使政府的财政行为严格限定在财政法制、尤其是国家预算的范围内，严格控制在财政收支活动中的随意性和越权行为，防止对公共权力的肢解和分散，打击在财政收支活动中的各种违法行为。

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处理。我国目前在财政执行过程中的许多无序化都与此问题有关，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关键是税权划分、税种划分以及转移支付制度的构建，解决好这些问题必定会使我国财政法制化水平向前大大推进。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要在财政司法过程中保持公正和独立司法，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对于司法结果要保证使其不折不扣地付诸实施，同时要严防打击报复，尤其是在市场主体作为受害者的时候。

第三，继续深化政企关系改革，培养市场主体，壮大市场力量。实行依法理财，除了需要国家机关通过相应的制度构建与变革而自觉地实行以外，还需要有坚实可靠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为此，就需要使市场的主体——企业和个人在经济方面的成长与壮大。通过继续深化政企关系的改革，使企业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主体，政府也承担起相应的职责，消除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同时壮大非公有制经济的力量，使各类市场主体都得以健康的发展，并将其作为中国市民社会的基础，推进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

第四，营造适合依法理财的意识形态环境。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提高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开辟各种参政议政渠道，并通过各种宣传教育，营造适合依法理财的意识形态环境。

参考文献：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商务印书馆，1978．

公共理财范文篇10

一、依法理财兴起的原因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通常国家是高于社会的，这表现在国家的很多特权以及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地位等方面，但国家为什么在财政活动中要接受法律的制约，并且有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

（一）合法性的内在要求

所谓合法性，就是在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下合乎正义公理性。国家的合法性是国家存在的最大、最高理由，它经常与社会正义、社会公理相联系，也是社会公众检验和接受其国家存在合理与否的最根本尺度。国家的一切活动，从其根本意义上讲，都是为维护其合法性而展开的。由于判断国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尺度掌握在社会公众的手中而不是国家手中，这就决定了国家的一切活动都要有利于社会公众的利益。这种外在强制变成国家承担大部分公共职责的内在要求，也为国家不断地改进工作效率，甚至推行某些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同样，作为财政活动的主体，国家在从事相关的财政活动时也必须考虑到合法性对财政活动的要求?D?D依法理财。因为首先立法机关制定并颁布的法律就是要保证社会公众的利益不受侵犯，因而在财政分配的过程中，公众的合法财产不受来自公共权力的非法侵犯既是依法理财的基本准则，也是保持国家的合法性的表现；其次，国家还要保护公众的合法财产不受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的破坏，为此国家自身就必须要依法办事；第三，财政分配活动直接关系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物质利益的分割，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利益，其对合法性的影响尤为直接和明显。

就社会公众而言，他们对财政分配活动也有许多期望和要求，最为根本的则是希望国家的财政活动能依照法律办事，体现出他们的意志。为此，社会公众也有各种不同的评判标准，如国家机构的办事效率和办公条件，公共商品的质量和数量，等等。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充分性，由于“搭便车”心理的影响，由于监督权力与监督机会在不同主体之间分布的差异，以及由于监督成本的巨大，广大的社会公众难以对国家的财政行为进行多方面的监督。但最方便、最需要他们监督的就是财政的收支行为，尤其是财政收入行为，因为财政收支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利益，故此他们对此非常敏感，同时也成为他们检验国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最好和最直接的工具。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说，国家为了争取其合法性的持久存在，就必须进行依法理财。

（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民主的成熟

随着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市场关系的不断延伸，数量众多的市场主体从参与自由的市场交换中取得了巨大利益，他们的经济力量不断增大，对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的影响力也不断加大。这些市场主体也成为维护市场制度与市场机制的中坚力量，他们所掌握的强大的经济力量为此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同时，平等、自由的市场交换又唤起了他们的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思想意识。经济上的可能与政治意识的转变，促使新兴的市场力量通过妥协或斗争，最终将国家的最高权力夺取到自己的手中，并通过设立自己的代议机构?D?D议会来实施对国家的控制，这种控制主要是通过控制国家的立法权实现的，即议会制定的法律对整个国家都有效，使国家的行为体现出社会大多数公众的意志。这些市场力量首先开展的活动（甚至是斗争）便是获得国家财政权的根本性控制，使国家的财政活动服从和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其结果则是符合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利益要求的财政权力被掌握到议会的手中，并建立起相应的财政政治程序，从而置国家的财政活动于法律的框架之下。欧美等资产阶级国家大抵都是这样走过的。

（三）财政分配的特殊性

与其它分配方式及分配制度不同的是：财政分配遵循的基本上是非市场的特征，即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性；另外，财政收入过程及支出过程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所谓财政分配的不对称性是指从收入过程来看，是价值单方面的转移，表现为社会产品的价值从市场主体（企业和个人）手中单方面让渡到政府手中，政府取得收入不需要向市场主体付出任何报酬。从支出过程来看，财政分配除了要提供公共商品与服务以外，还要实行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主要是通过转移支付来帮助社会弱者，这就是财政非市场特征的最集中表现，即负税人与受益人常常不一致，社会主体在财政分配活动中的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同时，财政的收入过程与支出过程也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这种独立性表现在收与支的时间、数量以及所信奉的某些准则与机制方面差异较大。

由于财政分配的这种特殊性，使财政的风险加大。这种不断加大的风险主要来自几个方面：第一，在收入过程中，由于价值单方面从社会转移到政府手中时，政府只需要付出较少的征管成本，致使政府产生出无限扩大收入规模的内在冲动和机制，同时也可能导致政府规模的膨胀和资源的浪费；第二，在支出过程中，政府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偏好组织支出，从而使社会公众对公共商品的消费需求可能得不到满足；第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在收入和支出过程中，信息在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是不对称的，社会公众不知道他们所需的公共商品的成本真正是多少，也不知道公共部门的总规模应是多大，因而不知道自己所应承担的公共商品与服务的成本为多少，更不知道政府是否按最大效率原则安排支出，期间有无财政舞弊现象（吴俊培，1996）。这样可能使政府的财政行为完全违背社会公众的意愿，导致社会福利损失；第四，由于存在着“搭便车”及其它消极心理，部分公众对政府的行为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更助长了政府的随意性；第五，政府在收支过程中所恃的是公共权力，对于单个人或单个组织而言，这种公共权力之强大不可抵挡，因而难以避免政府工作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从而扰乱正常的分配秩序。

二、依法理财的制度环境

（一）民主与法制环境

在良好的民主条件下，可以形成良好的政治通道。这种政治通道可以使优秀的人才进入国家机关，可以使社会公众寻找出正确与顺畅的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意志的途径和方式，克服和减少理财的盲目性。更为重要的是，在良好的民主条件下，有利于利益集团与组织的形成，使市民社会得以良好地构建。在市民社会条件下，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充分地表达其思想与意志，而且可以保持稳固而又健康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市民社会有无数个利益集团，通过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博弈，并通过对权力机关的影响，使权力机关的立法更多地体现民意。而且权力机关因为有强大的社会组织的支持，可以更加有效地对行政和司法机关的活动进行约束和监督。另外，由于国家拥有公共权力，市民社会则拥有众多的集体权力，这些集体权力的联合也可以较好地制衡国家的公共权力，从而有效地防止因国家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而使公众利益受损。良好的法律环境对于依法理财而言，则主要是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司法。对于财政司法而言，一方主体是政府，如何保证司法机关在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的司法公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制环境的优良与否，这一点已成为共识。另外，良好的法制也有利于对私人财产的保护。“没有财产权利，就没有正义”（哈耶克语）。在经济制度与社会意识都承认私人产权存在的合理性并用法制来加以保护的条件下，有利于激起社会公众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来调动自己各方面的潜力，社会主体也只有依赖于对私有财产的基本权利，才能行使其它的相关权力，包括对国家财政行为的监督与检验，从而促使国家在依法理财的框架之下，从事财政活动。

（二）国家与社会（市场）关系的定位

尽管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并不象这两个名词那样清晰可辨，但对国家与社会进行基本的定位还是可行的，即社会主体（各种市场力量）主要承担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任务，是主要的物质产品生产者，而国家则主要是弥补市场的缺陷与不足，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共商品和服务，并负责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这样一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统治与被统治、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而是平等的、相互缔约的关系，即国家为市场服务，市场为国家提供经济支持，两者为此而进行交换。由于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市场主体的意志也就成为制约和影响国家活动的重要准则（当然国家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这样就为置国家的财政活动于市场意志的控制之下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相反，如果生产物质财富的不是市场主体而是国家，则国家的意志就会变成具有决定性地位的社会意志，这样就无法保证国家的财政活动体现出社会公众的要求，因为，国家自己要求自己守法是难以想象的。

（三）文化与意识形态环境

所谓文化环境，就是有一种开放的文化氛围，使人们可以自由地比较和吸收不同的文化思想，使之能容纳世界各国的先进的财政思想，并用这些先进的财政思想来充实和改造国家与社会成员的财政头脑。意识形态环境则主要是指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不存在等级观念和意识，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是一种委托?D关系。市场的缺陷需要国家弥补，同样国家的缺陷也需要市场修正，因此，国家与市场之间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谁也没有绝对的优势和特权。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个体的自由与权利的意识和观念有足够的地位，个体从事市场活动是以人为本，国家的所有活动最终也要服务于这个目标。对于国家而言，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需要国家能真正还政于民，正确地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把自己看成是民众的主宰而看成是“公仆”，真正认识到谁养活谁的问题。站在这个角度来说，依法理财不仅仅是一个制度与法规的问题，更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三、依法理财在我国如何实现

（一）依法理财与财政权威

至此，我们尚未认识的一个问题是依法理财是否会削弱政府部门的财政权威？这两者是否存在着矛盾？

从形式上看，依法理财会削弱政府的财政权威，而实际上依法理财不仅不会削弱财政权威，而且会加强财政的权威。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财政的权威必须是很大的，这是因为财政分配具有特殊性，如果没有强大的权威，则难以使国家履行其正常职能，所以，作为一种集体理性的结果，社会公众授予了财政分配主体很大的权威，这种权威可以保证财政分配部门足以控制和掌握财政局面，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但是，由于存在这样一种暴力潜能，财政分配主体就有可能超越民众的授权范围，随意支配财政权威，从而给社会公众的利益造成损害，正是站在这种角度，才提出依法理财。所以依法理财要控制的不是正常的财政权威的运用，而是要反对不正常的财政权威的运用。

在实施依法理财的条件下，社会公众的意志在国家的财政活动中得到体现，在客观上减少了国家与社会公众的矛盾，而且在公众意志的支持之下，财政分配活动有了合法化的基础，国家就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站在法律的立场上公正、严格地立法、执法和司法，以维护财政法的尊严，表现和运用财政权威。同时，国家在执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形式上是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实际上则是社会整体与个体、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矛盾，这种背景无疑也壮大了国家的财政权威。因此，财政的权威是来自于对法的运用的权威和垄断性，来自于对法的支持下的公共权力的合理运用。

（二）依法理财在我国如何实践

通过上文对依法理财的相关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依法理财的实践主要是制度构建问题，这就需要随改革的实践逐步推进与完善。限于篇幅，本文在此只提出原则性的构想。

第一，促进立法机关民主与科学立法的建设。在相关的财政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充分发挥法学家与财政专家的作用，使财政法制建设始终处于民主与科学的框架内。对于国家预算的审核与通过，应充分运用人大代表质询制度，使人大代表对国家预算和重大收支项目的来龙去脉都清清楚楚，同时强化人大对政府财政工作的监督力度，充分发挥国家审计的作用，加强国家决算的审计。

第二，重点加强财政执行过程中的法制建设，使政府的财政行为严格限定在财政法制、尤其是国家预算的范围内，严格控制在财政收支活动中的随意性和越权行为，防止对公共权力的肢解和分散，打击在财政收支活动中的各种违法行为。

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处理。我国目前在财政执行过程中的许多无序化都与此问题有关，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关键是税权划分、税种划分以及转移支付制度的构建，解决好这些问题必定会使我国财政法制化水平向前大大推进。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要在财政司法过程中保持公正和独立司法，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对于司法结果要保证使其不折不扣地付诸实施，同时要严防打击报复，尤其是在市场主体作为受害者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