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范文10篇

公共财政范文篇1

一、中西公共财政的相似点

我国和西方的公共财政，都是建立或基本建立在现代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们都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因此，两者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和内涵。

1.弥补市场失效。市场经济下，在市场有效的领域，必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达到帕累托最佳状态。但是，在某些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领域和场合，就产生了所谓市场失效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公共产品、外溢性、自然垄断、风险及不确定性等现象的存在，以及社会分配不公和宏观经济总量失衡等。此时，大体上就要求政府通过公共财政的收支而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从而直接弥补市场失效。

2.为市场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等价交换是市场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这一准则决定了政府为市场提供的服务必须是“一视同仁”而不能是“区别对待”的。市场的统一性，决定了政府作用于某个或某些市场活动主体的过程，就是影响所有的市场活动主体的过程。现实地看，财政收支对各市场活动主体有时候还是“有所差别”的，但这只是政府安排公共服务的一个手段而已，是为了保证市场与资本的正常运行，因此，从根本上看，仍是“一视同仁”的，这与“区别对待”有着本质的差别。“区别对待”的原则否定着等价交换准则，进而否定了市场经济，它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

3.不以赢利为目的。赢利性是人们参与市场活动的直接动力，之所以会产生市场失效问题，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无法保证正常的市场赢利。作为公共财政主体的政府，是以政权所有者和社会管理者身份而展开各种弥补市场失效的活动，其活动具有非赢利性。如果作为公共财政主体的政府，其活动以赢利为目的，结果必然是经济活动政治化，从而导致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崩溃。

4.运行法治化。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法制经济，财政作为政府直接进行的活动，在市场经济下显然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和规范，必须依法行事，从而具有法治性。财政法治化，意味着社会公众可能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其中主要是通过政府预算的法律权威而根本地决定、约束、规范和监督着政府的财政行为。

二、中西公共财政的不同点

导致中西公共财政差异的因素很多，有政治的、文化的因素，也有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这里主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阐释双方公共财政的同中之异。

1.生产关系性质的不同，导致了双方公共财政的性质及有无双元财政的差异。生产关系性质的不同，其中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的不同，导致了我国公有制公共财政与西方的私有制公共财政的差异。西方的公共财政具有两重性：市场经济制度决定了它是公共财政，从而具有公共性；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又决定了它是资本主义财政，从而具有剥削性。两者的结合，就表现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是公共性和剥削性的统一。同理，我国的公共财政也具有两重性：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了它是社会主义财政，必须为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服务，从而具有增值性。这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就是公共性和增值性的同一。

进一步地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的差异，还直接导致了我国的财政运行模式将是双元（结构）财政模式，即公共财政和国有资本财政，而西方的财政运行模式只是较单一的公共财政模式。这是因为，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将要建立的市场经济的主导经济成分，赢利性是我国国有经济的基本性质，这构成了同样处于市场经济下的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一个根本区别。处于非市场领域的政治性政府，其收支活动构成公共财政，这是中西财政的一致之处；处于市场领域的经济性政府，其收支活动构成国有资本财政，这是我国财政与西方财政的差异之处。两者的结合，决定我国财政模式的双元结构以及西方财政模式的单元结构。

2.生产力水平不同，导致双方发展型公共财政与发达型公共财政的差异。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是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这决定了我国将要建立起来的公共财政有着诸多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特点和内容，形成了我国发展型公共财政与西方发达型公共财政的差异。在税收收入结构上，我国将长期以流转税为主，而西方大体上以所得税为主；根据理查·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发展型”公共支出增长模型分析，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公共投资在整个国家经济总投资中占较高比重，为社会提供通讯、交通、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促使经济起飞。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大多进入成熟期，公共支出主要目标由提供社会基础设施转向提供教育、卫生、福利等服务，此时，用于社会保障和收入再分配方面的支出，所占比重较大。

公共财政范文篇2

一、美国财政制度基本情况

1、美国财政体制。美国实行的是分级财政体制，分为三部分：一是联邦财政；二是州政府财政；三是地方政府财政。美国的分级财政以中央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为前提。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划分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最主要的依据体现在美国的宪法之中。在事权划分明确的条件下，美国各级财政又划分了财权，其财权划分以税种划分为基础。

2、各级政府财政收入。联邦政府财政收入来源是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公司所得税、特种销售税、遗产和赠与税、关税、国债收入等；州财政收入（各州不完全相同）包括：货物销售税、州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特种销售税等。地方政府财政拥有的税种较多，但每个税的税额不大，主要税种包括：财产税、货物销售税、个人所得税等。财产税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征收对象是不动产。联邦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约为19%左右，如果再加上州和地方财政收入，合起来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约占GDP的三分之一。

3、各级政府财政支出。联邦财政支出包括普通基金、特殊基金和信托基金，普通基金的支出项目主要有国防、联邦政府机构的日常支出、国债利息，特殊基金用于特殊用途如土地与水资源保护基金、全国野生动物护救基金等，信托基金是依法设计的特殊项目基金，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退伍军人福利等；州财政支出（以加州为例）包括政府运行支出（约占28%）、公共投资支出（约占1%）、转移支付支出（约占71%）；地方财政支出包括政府经常支出、教育支出、社区与文化支出、社会治安支出、消防救灾支出等。联邦、州、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比例分别为54%、20%、26%。

4、政府间转移支付。联邦政府对州与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较多，约占州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23%。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按照使用条件不同分为有条件补助、配套补助、无条件补助三类。有条件补助是指接受补助的地区必须按指定的用途和方式使用；配套补助是指有的项目要求接受方政府按某一比例进行配套；无条件补助是指不指定用途和使用方式。

5、联邦预算职能机构。联邦政府中与预算直接有关的两个机构一是直接隶属总统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另一个是隶属国会的国会预算办公室。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主要职能是管理行政预算系统，向总统提供建议，为总统完成准备提交给国会的年度预算草案，按项分配预算资金并监督预算的执行。国会预算办公室是个附属性机构，没有审批权，主要职能是国会通过的财政预算和整个经济的五年预测报告，向国会的预算委员会、税收委员会、分配委员会等委员会提供辅助性服务，削减赤字方案的报告，评议总统提交给国会的预算方案和其它法案。财政部主要负责具体的预算执行。

二、美国财政体系基本特点

综合考察美国财政体系，归纳起来，有这样几个基本特点。

1、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清晰，职责明确。美国是个法治传统十分深厚的国家，自其发展的开端，便以宪法立国，在形成稳定的联邦制后，各州与县、市、镇政府的法律、法规也先后成型，并得到了逐步的补充、完善。各级政府的权力内容，必须以法律上所确定的条文为依据。法律规定着、保障着、并制约着政府的权力边界、活动范围与行为方式，包括政府的财政系统运行。与美国的总体经济制度模式相适应，政府不介入一般营利企业的活动，职责所在，集中于不能由市场有效提供的公共管理和公共货品的运作，其中包括行政、国防、外交、社会治安、社会福利、公共基础设施等等。这些职责在不同层次的政府之间，以法律为基础作了比较清晰的划分。与各级政府的事权相适应，确立了各级政府的财权与财政系统财力配置的格局。

联邦政府——主要负责联邦级行政、国防、外交、联邦债务、对州与地方政府的补助、社会保障，以及对若干大类研究、发展项目的资助（包括科技、能源、环境、农业、交通、教育、就业等方面）。

州政府——主要负责州级行政、州社会福利、州教育、州债务、，以及若干类的基础设施等。

地方政府——主要负责地方级行政、治安、消防、交通管理、公用事业、某些文化娱乐方面的公益设施、地方教育、地方基础设施，以及地方债务等。在权责划分中，除一些完全独立的事项（如联邦级的国防、州级的、地方的消防等）之外，凡涉及需要各级政府之间，乃至各级政府与非政府的团体或企业间分工协作的事项，都通过法规形式具体落实到可准确操作的方案上。

2、各级政府预算独立，收入来源相对稳定。由于事权划分清晰，使财权划分的清晰化与各级政府的独立性，具备了前提条件。联邦、各州、各地方政府，都编制执行自己的独立预算，有权依法掌握本级税种、税率的设置与变动，具有自己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

联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个人所得税，约占43%；其次是社会保险税，约占36%；再次是公司所得税，约占11%。州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销售税，约占46%；其次是个人所得税，约占32%。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财产税，约占75%；其次是销售税，占15%。除此之外，各级政府均可以依法发行各类债券来筹集收入，不少州政府还发行，这使得各级收入来源更具弹性和应变能力。

3、各级政府预算编制程序严谨，编制方法科学。各级政府预算程序大都规定了着手编制特定年度预算的时间与编制时的视野深度。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的编制至少要在预算年度18个月之前开始,管理与预算办公室负责将总统的预算原则和有关开支项目重要性程度的信息具体化,以便向各政府部门提供可操作的预算编制方式；对各部门的支出计划进行审议、评估、调整并最终使之整合为综合性的行政预算草案。当然,各政府部门在预算过程中,也表现出足够的理性,他们不仅要在预算过程中自我制定绩效基准、绩效目标,形成内在的激励与约束,而且积极配合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对各自项目的实施计划、评估指标与绩效基准的审核工作,服从绩效与预算资源分配挂钩的外部约束。总的来看,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编制活动具有如下一些重要特点:

(1)政府预算编制程序十分严谨,预算编制各环节的所有负责人员职责明确,对每个预算细节均给予具体的技术指导,并为预算的审议、切磋和协调提供了充足的时间,这就保证了政府预算活动的协调性、灵活性与规范性。

(2)将预算编制工作分解为收入预算与支出预算,分别责成相对独立的不同政府机构负责,把专业分工和制衡机制引入预算编制工作有助于提高其科学性和严肃性。美国预算收入的编制由财政部负责,而预算支出的编制则由专门领导国家预算工作的预算与管理办公室负责。

(3)政府支出预算是一个统一的政府行动计划,在编制上注重内容完整统一,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有机结合。实践证明,通过对预算开支的集中编制并覆盖政府所有的开支项目,不仅有助于按照轻重缓急原则安排各类支出,而且有助于抑制因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而产生的腐败问题。

(4)预算编制工作具有较高透明度,也注意尊重纳税人的知情权。纳税人可以详尽地了解政府税收政策、支出政策以及财政资金的安排、使用情况。而在部门预算的有关文件中,其预算内容则细化到了每一个具体支出项目上,这种预算内容的细化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预算的“刚性”。

(5)日益完善的预算制度和不断发展的预算技术,对提高联邦预算编制质量和工作效率起到重要保障作用。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对预算编制方法的改革,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经历了绩效预算、规划—计划预算、目标管理、零基预算、新绩效预算等阶段。在历次改革过程中,美国政府始终坚持对各项政府支出实施项目化管理和绩效评估的做法,使得“政府也要讲效率”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也为改善政府管理水平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各级政府的税收体系健全，征收管理规范。一是有稳定的、具有一定独特体系的联邦、州、地方分税制。美国的税制结构中，通过最主要两大税种中个人所得税的以联邦级为重点的多级同源分享征收和财产税的在地方各层次间的同源分享征收，以及其他诸多税种的各自独立征收，较好地处理了各级政府间的财力关系，为各级政府履行其职能，实现社会发展与经济调控目标，提供了资金保证。

二是有高效率的税收征管系统。美国的税收征管，一方面凭借法律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依靠上下联通，运用了现代技术成果的信息处理系统。任何人，只要不依法纳税，都要受到法律制裁，这是征管系统具有权威的原因所在；任何企业的经营活动都要依法建账，使用出纳机，保存原始单据，既便作为纳税人的公民，其个人所得的来源方都有据可查，这又提高了信息系统数据的准确性；企业与居民的税收申报单与税款，由税务中心通过计算机设备加以处理，这样环环相扣，税收征管效率大大提高。

三是存在较好的居民纳税习惯和纳税咨询系统。美国对此一向重视，多方面的努力与多年的积累，人们一代代耳濡目染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纳税习惯已成为一种类似文化传统的东西。举例来说，美国的每一个家庭要向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缴纳个人所得税，还要向县政府、所在地政府、教育管区三级政府缴纳财产税，各级税率与具体规定亦各不相同。若依中国人的眼光看，这是一桩十分复杂，极易引起强烈抱怨的事，但美国人不这样认为。美国电视儿童节目中，即已出现纳税方面的教育内容。关于各种税收的征收和减免的详细规定，税务系统提供各种宣传品与专门的电话问答服务，社会上也有一些纳税事务所和咨询机构，他们为各类公司与居民的纳税事项提供咨询指导和代为填报的服务。

四是非税收入在地方政府大量存在，但同税收收入一样进行管理，没有脱离财政预算管理的资金存在。如加州的非税收入主要包括：机动车证照费、机动车注册费等，约占加州本级财政收入的10%左右，但全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在美国，地方政府有较大的组织非税收入的权力。非税收入，特别是收费，是地方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重要渠道，是拓展理财空间的重要途径。但无论哪个层次的政府，对非税收入的管理都采取纳入财政预算统一管理的做法，而且任何收费项目的设置都必须通过法律程序，具有法律依据。对于社会公益服务事业的收费和支出的预算与决算，政府必须进行审查和批准，并对其财务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收费标准的确定需要经过严密计算和公众讨论。

5、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分配方式合理。在各级政府都拥有独立的一级财政的同时，也存在政府间的转移支付。美国联邦政府对各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的主要目标：一是引导各地方政府提供更高水平的能使全体公民受益的公共产品；二是建立一个确保全体公民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安全体系；三是促进各地方财政分配公平。美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形式是联邦对州、地方以及州对地方的自上而下的补助，由地方向州和联邦的上交则不存在。凡是联邦或州所可能提供的补助，都有关于该项补助的相关条件的具体规定。对许多补助，都要按确定的复杂公式，充分考虑到接受补助州或地方的人均收入、城市人口规模以及所得税征集情况等一系列因素来分配。同时，在确定补助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征税努力程度，其核心思想是已经尽力征集税收但仍然不能达到财政平衡的州或地方政府，才可能得到补助。

6、各级政府追求的目标各有侧重，地方政府有较充分的财税政策选择和决定权。美国各级政府有三个主要目标：有效配置资源；合理分配负担和收益；稳定经济运行。从经济学角度看，与市场失灵有关的公共产品提供，处理外部性等方面由州和地方政府负责，因此有效配置资源的任务主要由州和地方政府承担。而合理分配收入和稳定经济由联邦政府承担。比如，联邦公债在公开市场上的发行，在筹集资金的同时主要着眼于调节整个经济的银根松紧状态；而地方政府公债则主要着眼于筹集资金以支持其地方性社会经济发展中某些特定项目的建设。联邦支出中，为维护社会稳定而对个人实际的直接优惠性支出占了最大比重；而在州、地方支出中，基础设施与教育、文化服务等项目则为重点。地方政府选择和决定财税政策一要服从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又要受到地方增收节支的制约。在美国，全国没有统一的税法，联邦、州和各地都有税法，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税收体系，享有各自的税种设置、税率设计、税款征收管理的权利。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者来投资，为吸引消费者来消费，可以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减免等。如此重大的权利，并没有影响联邦的宏观政策目标，没有造成混乱局面，其原因是各级政府都不得不把这一政策工具确定在一个恰当水平上。如果乱用政策，减税过多，虽然从长期来讲能促进经济发展但短期会出现财政收支缺口。如果不使用一些保护投资，促进消费的政策，搞应收尽收，经济不能得到发展，短期内财政可以平衡，但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关于推进我市公共财政建设的思考

公共财政是我们在学习借鉴典型市场经济国家适用的财政理论和财政制度过程中进入我们视野的。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是公共性、公平性、公益性和法制性。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财税部门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和税费制度改革有所涉及公共财政的内容，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最高决策层明确提出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目标并将其纳入政府工作议程。近几年，我市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建立公共财政的目标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积极研究探索新思路、新途径和新方法，不断增强财政综合实力、改革动力、保障能力和监管能力。当前，**正处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跨越的关键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财政部门必须进一步加快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积极主动地发挥好公共财政职能，着力构建规范的公共财政收入体系、公共财政支出体系、公共财政服务发展体系、公共财政管理体制和公共财政运行机制，不断提高财政服务“跨越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水平，把“全面达小康，建设新**”的要求落实和体现到公共财政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

当然，与美国相比，我国不论从人口、自然资源、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现状而言，还是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而言，都存在着巨大差异。这意味着在美国特定环境下的做法，在我国却未必一定有效。同时，建立完整的地方公共财政，需要上级政府给予地方必要的公共政策选择权、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明确的事权划分。但现阶段我们可以在现有条件下，借鉴美国在财政管理中的一些方法性措施，推进我市公共财政建设。

1、建立公共财政，必须强化财政收入管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是保证财政有效履行公共财政职能的前提，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始终是财政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基本职责。2005年我市财政总收入达到117亿元，比2000年的34亿元增加83亿元，“十五”期间，年均增长28.1%。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由“九五”期末的7.2%提高到“十五”期末的13%。“十五”期间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大大提高了财政保障能力。市第五次党代会提出了进一步壮大财政实力，2010年财政总收入实现300亿元的目标，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收入征管，努力形成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良性机制。

一是严格依法治税。美国是一个高度组织管理化的国家。在美国按规则办事基本成了个人的社会行为准则。美国税收的法律原则和对偷逃税行为的严厉惩罚法律措施，是美国税收实现高效严格管理的基础保证。如美国联邦的有关税收征管的法律规定：“任何人有意企图以任何方式偷逃法律规定的征税，将被定为重罪，可处以罚金100，000美圆（对法人则处以500，000美圆）以下，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可两者并处。并负担全部的诉讼费用。”可以说，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灵魂，必须贯穿了税收工作的始终。我们在税收征管过程中要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税收征管法》为准绳，对征税人的征管权限、征管方法、手段、程序以及纳税人的纳税期限、鉴定、申报、检查、违章处理等征纳双方的行为，用法律和制度的形式加以具体规范，使依法办事、依率计征、依法纳税落到实处。

二是培养公众纳税习惯。美国民众的纳税习惯与纳税意识，由于代代相传的长期积累，已可称为一种文化传统。作为公民和纳税人，既有纳税责任，又有其过问与监督财税问题的权力；与其承受偷漏税所引致的法律制裁，不如依法纳税来求得实业的长期发展与个人生活的有保障的幸福——这些都成了人们所普遍领悟的常识。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税收宣传教育，把培育公众依法纳税意识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大力宣传税法、税收的作用，并在改革与法制建设过程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透明度，使公民普遍了解税收与自身及社会生活的关联；同时，加大处罚和曝光力度，让那些想违反税法者不敢为、不愿为，通过硬性措施与宣传教育那种软性措施相互配合，培养公众的纳税习惯，形成良好的纳税秩序。

三是推进税收征管的社会化。美国官方和民间十分发达的纳税服务，给税收管理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美国官方除了税收征收机关外，还设有独立于税务征收机关的专为纳税人提供帮助的服务机构——纳税人援助服务处，其在每个州和报税中心都设有办公机构，主要职责是维护纳税人的权利和解决纳税人在纳税中的有关问题，以保证纳税人对税收的有关问题通过正当渠道得到公正和迅速解决。美国政府的许多网站中都有提供纳税帮助的服务内容，民间的商务报税公司更是随处可见。每逢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的最末期间（每年的4月15号是最后申报日），电视、报纸、广告等各种纳税服务也形成了高潮，官方的、民间的、义务的、收费的随处可见。我们在为纳税人提供税收征管服务方面还有许多基础工作要做。税收法规的复杂性和纳税人想缴明白税的心理，客观提出了为纳税人提供专家性的商务服务很有必要。同时，这也是减少征税成本的最有效办法。

四是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的征管工作。在美国，州以下政府的非税收入全部纳入财政收入统一核算，没有预算外资金概念。我国近几年加强了这方面管理，但客观上讲，仍有大量资金游离于预算之外。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首先要依法明确凡国家规定应当收取或取得的政府非税收入，执收部门和单位必须严格按照规定范围和标准及时足额征收。同时，在相关体制、机制、制度仍不完善的情况下，为保证收入水平，相对降低改革成本，作为过渡性措施，可考虑在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政策和部门预算编制中建立一种激励约束机制，以调动执收单位积极性，确保应收尽收。

五是加快“金税、金财工程”建设，实现数据信息资源共享。在美国，现代计算机的网络信息管理技术，为纳税人提供了方便的纳税条件，也为征税机关的监督提供了更有效的手段。美国每个人都有一个唯一的社会安全号码，你在银行开户，在税务机关登记纳税，都要使用这个号。美国限制大笔的现金流通，主要靠银行电子账户进行交付款。税收法律规定对超过一万元以上的款项收入，银行要向税务机关申报。税务机关一但怀疑你的收入有偷逃税行为，就会要求你说明收入来源和纳税情况，你一旦不能证明如实纳税，就将被作为偷逃税成立，受到相应处罚。所以，人们对大笔的收入和支出凭据都注意保留。再是，如果你受到纳税处罚，就将被税务机关记录在案。一旦有人要查你的信用记录，借助资信公司信息化手段调查就很容易被人发现，使个人信用受到相当大的影响。目前，信息技术在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乃至促进诚信纳税，推进信用体系建设的作用已日益为人们所重视。我们要进一步推广信息化手段在财政收入征管的广泛应用。要加快“金税工程”建设，充分利用信息化来实现监督与服务，在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作为纳税监督手段的同时，也要把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作为与纳税人联系的桥梁和规范税收征管行为的科技手段。要结合“金财工程”建设，建立起完整的非税收入的收入记账、会计核算、国库集中收付等信息共享、相互衔接的“收支两条线”管理体系，实现非税收入信息在财政部门、主管部门、执收部门和交款人之间的信息互通，确保政府非税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防止隐瞒、截留、挤占、坐支和挪用现象发生。

2、建立公共财政，必须构建预算编制新机制。美国各级预算大都规定了着手编制特定年度预算的时间与编制时的视野深度。如联邦预算过程按照规定至少要在预算年度的18个月之前，每一年度的预算，都要被置于一个五年预算计划的体系中滚动编制；洛杉矶的特定年度预算要在预算年度十个月前开始编制，以三年为期滚动编制。在预算编制程序上（以洛杉矶为例），每年8至9月，市长将施政报告发给各局，各局必须拟订具体计划予以支持；根据市长的预算政策说明书，各局于11月中旬提出下年度的预算，包括业务的收支预算（维持现状、提高服务、减少服务）、基础设施的收支预算；12月，市行政官审核各局预算；市行政官向市长提出对各局预算的意见建议；各局向市长提出对行政官意见的申复；4月20日前，市长向市议会提出下年度的预算；6月1日前，市议会表决市长的预算并交回市长执行；市长在五天内决定接受或否决市议会通过的预算案，若否决，预算案退回市议会；市议会在五天内决定接受或否决市长退回的预算案；新年度的预算在7月1日起执行。在预算编制的方法上，实行零基预算，对各项财政支出均不以上年为基数，一切从零开始。具体做法是将开支的计划和执行的项目分别列出，将项目安排的说明列在预算书上，把工作量计算出来（尽量量化），并明确达到的绩效。我市虽然从今年起也开始试行零基预算编制方法，但仍然考虑了各单位原基数，总体上看，预算编制仍然比较粗放，固化了支出结构；预算执行中追加事项仍然较多，预算约束弱化；预算内、外资金尚未完全整合，预算内容不完整；财政预算比较简单，项目不具体，影响了预算的透明度。构建预算编制新机制，必须在制度和管理方式方法上实施创新。各级财政要服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使财政预算的范围、结构和方法与政府职能的范围和方向相适应，努力构建以部门预算为基本组织形式的预算管理新机制。

一是部门预算在编制内容上实行综合预算，财政统一管理并编列部门财政性资金预算，将部门预算确立为涵盖部门所有公共资源的完整预算，保证部门预算的完整性和财政管理的统一性；从基层单位起编制涵盖预算内外资金的综合财政预算，强化政府财政的调控作用。

二是部门预算在编制时间上实行早编细编预算，提高预算编制的深度和精确性。将预算编制时间由原来不足5个月提前为近一年；预算从基层编起，细化到个人和具体项目。

三是部门预算在编制方法上实行零基预算，提高预算的科学性。各类支出取消“基数加增长”的编制方法，按照预算年度所有因素和事项的轻重缓急程度重新测算每一科目和款项的支出需求。

四是部门预算在执行上硬化预算约束，提高预算的严肃性。预算确定后严禁随意调整和追加，除突发性事件造成的必需开支按有关程序报批外，当年其他支出财政不予追加，推至下一年度考虑。

五是部门预算在资金控制上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提高资金统筹调度的主动性。统一部门财务管理，实行银行账户审批、登记、建档制度，部门各项资金和财务统一归口管理，财政部门内部实行财政性资金统一账户管理；探索不同的资金拨付办法，对本级财政所有开支人员工资实行银行制度，减少资金的拨付环节并保证工资的按时发放；对公用经费和专项资金推行政府采购制度，确保财政资金的规模效益。

六是部门预算在运作程序上实行标准预算周期管理，提高预算运行的规范性。此外，在实施部门预算管理的同时，要建立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相对分离、相互制约的预算运行机制，把预算编制职能予以集中并与执行、监督相互分离，规范财政管理秩序，加强财政的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建设。

3、建立公共财政，必须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公共财政的本质是公共服务性财政，必须保证政府的支出真正符合公共性的要求，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解决公共问题和服务公共目的的职能。美国政府的财政开支一般不过多地承担经济建设和投资企业的任务，其各级政府预算的性质一般为公共服务的社会管理型财政。200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支出，大体在国防、外交、保健、老年医疗、收入保障、社会保障等方面，其中45%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务，用于行政公务的费用只占10%；在州及以下政府的支出中，用于教育、卫生、各种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的支出高于70%，政府行政公务费用只占16%。当然，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美国有相当大的差距。根据理查·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发展型”公共支出增长模型分析，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公共投资在整个国家经济总投资中占较高比重，为社会提供交通、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促使经济起飞。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大多进入成熟期，公共支出主要目标由提供社会基础设施转向提供教育、卫生、福利等服务，此时，用于社会保障和收入再分配方面的支出，所占比重较大。但是，不管何种社会制度，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财政特征是相同的，现阶段提高公共服务能力重点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效益最大化，公共利益广覆盖。为此，一是要建立社会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持续稳定增长机制。保证社会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持续增长，为政府履行社会公共服务职责提供财力保障。要不断加大对社会公共服务的财政支持力度，对社会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应高于本级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幅度。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市与区财政管理体制，科学划分市、区公共财政保障范围，综合运用调整存量、转移支付等方式，提高区公共财政保障能力。二要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立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完全由政府承担，非基本社会公共服务由社会分担、政府扶持的原则。政府财政支出要坚决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市场能够办好的服务项目，政府不再投入。实现财政支出向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实现社会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向基本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向农村地区倾斜，向社区层面倾斜，向困难群体倾斜。三要进一步规范政府公共财政行为。加强对公共财政行为的规范和约束，提高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基本预算的管理和考核，合理核定行政成本，厉行节约，提高行政效率。改革对事业单位的财政管理体制，变养机构养人员为购买服务，建立规范的社会公共服务采购制度。对项目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专款专用，对资金支付实行全过程审计，严格财务管理。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追踪问效。

公共财政范文篇3

充分认识公共财政的使命和责任

党的十七大报告从多方面对更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时明确了深化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为做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财政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要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对各类社会主体实施统一的财税政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以人为本，更加注重社会效益；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现代管理原则，做到依法理财、科学管理。公共财政具有稳定经济、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监督管理等职能作用。发挥好这些作用，就要求通过相机实施适当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通过财政支出增减变化的结构性安排以及财税政策引导，弥补市场失灵和不足，使社会资源配置更加合理；通过税收这一最主要、最规范的形式筹集财政收入，并运用财税政策和制度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通过依法对财政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全过程进行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监督，保证财政分配和经济运行规范有序，维护财经纪律。可以说，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方方面面都与财政息息相关。财政部门要按照党的十七大对财政工作提出的各项要求，始终牢记和认真履行公共财政的使命和责任，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服务。

精心谋划财政改革与发展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改革与发展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增收节支、统筹兼顾、留有余地的方针，科学理财、民主理财、依法理财，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财税改革，着力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加强科学管理，着力提高财政管理绩效；强化干部队伍建设，着力提高财政干部综合素质。按照这一总体要求，推进财政改革与发展要遵循以下原则：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必须把科学发展观切实贯穿到财政事业发展的全过程，落实到政策制定、宏观调控、预算安排、体制改革、监督管理和干部队伍建设等财政工作的各个方面。

坚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局出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总体部署和中心工作，积极主动发挥公共财政的职能作用，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坚持深化改革。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着力推进财政及其他各方面的体制和机制建设，并将工作中的有效做法通过建立和完善制度的方式稳定下来，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坚持科学管理。财政管理直接影响着公共财政职能作用的发挥效果。要大力推进依法理财，加强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积极探索和掌握财政工作规律，健全管理制度，善于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和信息化手段，发挥管理人员的积极作用，把握统筹兼顾的工作方法，精确、细致、深入地实施管理，并把公开、透明体现在各项财政工作中。

坚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增强财政干部的大局观念、创新观念、效率观念、服务观念、法治观念和责任观念，不断提高财政干部依法理财、科学管理、勤政为民的本领，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财政干部队伍，为做好新形势下的财政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组织保证。

牢牢把握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改革与发展的主题

发挥财政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根据经济运行的发展变化趋势，合理把握财政政策取向，综合运用多种工具，积极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特别是优化结构、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注重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协调配合，控总量、调结构、促协调，不断增强财政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及时性、针对性、协调性和有效性。控总量，就是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平衡，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基本稳定，防止大起大落；调结构，就是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协调，就是支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根据当前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并与从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切实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同时，保持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不断壮大财政实力和综合国力。

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按照以人为本、统筹兼顾、有保有压、有促有控的原则，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着力支持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逐步退出对一般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入。妥善衔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公共财政预算。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严格控制并努力节约一般性开支，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明确公共服务的范围，并根据公共服务的层次性，相对、动态地划分基本与非基本公共服务。调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两个积极性，整合财政资源，增加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并引导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困难地区、基层和群众倾斜。根据社会事业发展规律和公共服务的不同特点，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稳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探索有效的财政保障方式，支持构建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

深化财税改革，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深化预算制度改革，研究建立由公共财政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组成的国家财政预算体系，全面推行并不断完善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等制度。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进一步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按照法律规定、受益范围、成本效率等原则，推动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在保持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分配关系，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税收。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对禁止开发与限制开发区域转移支付力度，建立资源枯竭地区转移支付制度，鼓励这些地区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分类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强化省级财政调节辖区内财力差异的责任，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完善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制度体系，进一步规范国家与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税制改革，在全国范围稳步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完善消费税制度，研究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完善财产税体系，适时开征燃油税，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按照“强化税收、清理收费”的原则，深化税费制度改革，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的主渠道作用，优化财政收入结构，全面清理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基金，完善非税收入管理。推动形成合理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全面建立矿产资源等国有资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不断完善水资源费等非税收入政策，研究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巩固、完善、强化强农惠农财税政策，加大“三农”投入，促进农民减负增收。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逐步缩小东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实施促进就业的财税政策。深化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支持稳步建立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支付保障机制。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扩大保障覆盖面，逐步提高保障水平；逐步提高扶贫标准；推动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推进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积极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公共财政范文篇4

3工业化的推进和经济增长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并加大了公共产品需求规模,使得地方财政职能的转变迫在眉睫。工业化的推进和经济增长确实会加快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但由于效率提高势必以优胜劣汰为条件,加之有社会成员属于非资产所有者,而且制度安排中仍带有诸多排斥公平竞争的地方,因而工业化的推进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并不是被合理的分配,很多人失去了理应享受到的福利,如国有企业兼并、破产、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下岗分流和再就业培训等。这是市场经济发展中难免要遇到的矛盾,另一方面,工业化推进所带来的城市化又极大的扩张了公用事业的需求规模(如公检法建设的力度要加大,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卫生保健以及社会公共基础工程和服务设施等方面的支出扩大等)。在此情况下,转变地方财政职能、建立地方公共财政已不容回避。

三、以有利于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为准则,重新界定地方财政职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财政职能的重新界定应以有利于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为准则,以满足区域内社会公共需要为导向,放弃不该管的,把该管的管好,使地方政府及其财政供给的“越位”、“缺位”并存问题得到解决。具体来说,与建立地方公共财政相适应的地方财政职能的内容应包括:

(一)资源配置职能

1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便捷的条件;2充分运用财政贴息政策,调动社会资金,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市场前景看好的不同所有制企业,予以财政贴息;3把财源建设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结合起来,在所有制结构上,重视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产业结构上,重点支持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4通过实行政府采购制度,提高财政资金支出效益和优化产业结构。

(二)收入分配职能

1完善个人所得税、利息税的征管,尽快出台遗产税与赠与税,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2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收入。在我国业已形成的买方市场条件下,配合拉动国内有效需求,逐步增加城乡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收入。一要视财力状况,逐步增加财政供给人员的工资;二要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以工代赈”支出,实施“费改税”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三要适当加大城市下岗职工社会保障支出。3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财政扶贫力度,扩大扶贫资金中救济性支出。针对中西部地区因长期贫困多数城乡居民收入偏低,特别是贫困的农村居民,存在着温饱尚未解决的问题,必须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财政扶贫力度,尤其要加大对困难户的救济性支出,以此促进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农村消费的市场繁荣,并保持地区间均衡发展。

公共财政范文篇5

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类型或运行模式。同时，它又是保证市场经济得以存在和顺利运行的根本条件。在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我国财政模式也相应地由计划型财政转向市场型财政，即公共财政模式，在此过程中，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西方公共财政，直接构成了我国财政模式改革的借鉴对象。因此，准确地把握中西公共财政的异同，对于我国正在构建之中的公共财政来说，显然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西公共财政的相似点

我国和西方的公共财政，都是建立或基本建立在现代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们都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因此，两者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和内涵。

1.弥补市场失效。市场经济下，在市场有效的领域，必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达到帕累托最佳状态。但是，在某些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领域和场合，就产生了所谓市场失效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公共产品、外溢性、自然垄断、风险及不确定性等现象的存在，以及社会分配不公和宏观经济总量失衡等。此时，大体上就要求政府通过公共财政的收支而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从而直接弥补市场失效。

2.为市场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等价交换是市场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这一准则决定了政府为市场提供的服务必须是“一视同仁”而不能是“区别对待”的。市场的统一性，决定了政府作用于某个或某些市场活动主体的过程，就是影响所有的市场活动主体的过程。现实地看，财政收支对各市场活动主体有时候还是“有所差别”的，但这只是政府安排公共服务的一个手段而已，是为了保证市场与资本的正常运行，因此，从根本上看，仍是“一视同仁”的，这与“区别对待”有着本质的差别。“区别对待”的原则否定着等价交换准则，进而否定了市场经济，它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

3.不以赢利为目的。赢利性是人们参与市场活动的直接动力，之所以会产生市场失效问题，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无法保证正常的市场赢利。作为公共财政主体的政府，是以政权所有者和社会管理者身份而展开各种弥补市场失效的活动，其活动具有非赢利性。如果作为公共财政主体的政府，其活动以赢利为目的，结果必然是经济活动政治化，从而导致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崩溃。

4.运行法治化。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法制经济，财政作为政府直接进行的活动，在市场经济下显然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和规范，必须依法行事，从而具有法治性。财政法治化，意味着社会公众可能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其中主要是通过政府预算的法律权威而根本地决定、约束、规范和监督着政府的财政行为。

二、中西公共财政的不同点

导致中西公共财政差异的因素很多，有政治的、文化的因素，也有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这里主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阐释双方公共财政的同中之异。

1.生产关系性质的不同，导致了双方公共财政的性质及有无双元财政的差异。生产关系性质的不同，其中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的不同，导致了我国公有制公共财政与西方的私有制公共财政的差异。西方的公共财政具有两重性：市场经济制度决定了它是公共财政，从而具有公共性；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又决定了它是资本主义财政，从而具有剥削性。两者的结合，就表现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是公共性和剥削性的统一。同理，我国的公共财政也具有两重性：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了它是社会主义财政，必须为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服务，从而具有增值性。这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就是公共性和增值性的同一。

进一步地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的差异，还直接导致了我国的财政运行模式将是双元（结构）财政模式，即公共财政和国有资本财政，而西方的财政运行模式只是较单一的公共财政模式。这是因为，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将要建立的市场经济的主导经济成分，赢利性是我国国有经济的基本性质，这构成了同样处于市场经济下的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一个根本区别。处于非市场领域的政治性政府，其收支活动构成公共财政，这是中西财政的一致之处；处于市场领域的经济性政府，其收支活动构成国有资本财政，这是我国财政与西方财政的差异之处。两者的结合，决定我国财政模式的双元结构以及西方财政模式的单元结构。

2.生产力水平不同，导致双方发展型公共财政与发达型公共财政的差异。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是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这决定了我国将要建立起来的公共财政有着诸多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特点和内容，形成了我国发展型公共财政与西方发达型公共财政的差异。在税收收入结构上，我国将长期以流转税为主，而西方大体上以所得税为主；根据理查·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发展型”公共支出增长模型分析，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公共投资在整个国家经济总投资中占较高比重，为社会提供通讯、交通、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促使经济起飞。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大多进入成熟期，公共支出主要目标由提供社会基础设施转向提供教育、卫生、福利等服务，此时，用于社会保障和收入再分配方面的支出，所占比重较大。

3.市场经济形成的路径不同，导致双方市场失效范围进而公共财政的范围不同。经济史上，市场经济是否定西欧封建城邦经济的产物，它是“自发”形成的。从自然经济转到市场经济，有种“自然转变”的韵味，这使得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能够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否定计划经济的产物，是“人为”建成的。这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式的构建路径，它决定了我国市场失效的特殊性：

（1）市场失效的人为性。一般而言，市场失效是相对于市场有效而言的，只能天然形成。可是我国的市场失效，不仅包括“天然”的市场失效，还包含由政府非正常干预而产生的“人为”市场失效的内容。

（2）市场失效的初级性。我国的市场失效，不仅表现在公共产品、外溢性等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市场失效的共有内容上，还表现在市场发育不健全，以及由于市场经济的人为性而导致的市场失效的特殊性上。

公共财政范文篇6

明年我们将步入“十一五”时期。全面深入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公共财政建设面临着许多新课题和更高要求，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任务十分艰巨，需要进行不懈的努力。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继续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一是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确保重点支出。在支持经济发展、做大财政收入“蛋糕”的基础上，支出安排要有保有压，有促有控，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方面，逐步减少直至退出对一般性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入，严格控制并努力节约一般性开支；另一方面，要加大对重点支出的保障力度，继续向困难地区、行业和群体倾斜，确保更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公共财政阳光。二是加强财政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有效性。继续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积极推进政府收支分类、政府会计等改革，提高财政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同时，稳步推进支出绩效考评试点工作，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尽快把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二是合理界定各级政府事权，进一步划分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具有调节收入分配性质的支出责任，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责任，由地方政府承担；对具有跨地区性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责任，要分清主次责任，由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共同承担。三是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规范政府间收入关系。进一步调整和规范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研究适当扩大政府间收入划分的覆盖面，调整和规范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间的收入关系。

公共财政范文篇7

1994年以来，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国在财政收入管理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主要有四项：财税体制改革；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税费改革；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

这四项改革进一步规范了分配关系，也做大了财政收入这块“蛋糕”。2001年财政总收入已达16386亿元，比上年增收了近3000亿元，光是增收部分已经相当于10多年前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

财税体制改革———带来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财税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主要是把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其次是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

为了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年，党中央、国务院一揽子推出了财税、金融、投资、计划、外贸五大改革。在这五大改革中，财税体制改革是中心环节，是整个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

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工商税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即收入管理体制改革。工商税制改革主要是简化税种，从过去的30多种简化为18种，形成了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复合税制体系。分税制改革核心是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发挥国家财政的职能作用，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其基本内容是：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按照税种统一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征管机构；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

财税体制改革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呈现大幅度稳定增长的态势。1994年到2001年，财政收入增加了2.14倍，年均增加1593亿元，增长17.7％，是历史上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增长最稳定的时期。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4年的11.2％提高到2001年的17.1％，由不断下降的趋势转变为稳步上升的趋势。地方财政收入也实现了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从1994年到2001年，地方财力年均递增19％，增幅高于中央财政收入16.7％的增长幅度。

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加快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时，由于当时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没有完全展开，政府机构改革有待深入，在国有企业分别由部门和地方政府主管的情况下，所得税收入仍按隶属关系划分，难以马上改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按隶属关系划分所得税收入的问题凸现出来。企业所得税按隶属关系划分，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地方政府为追逐税收利益搞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阻碍企业的兼并改制，特别是阻碍深化企业重组改革，制约了经济结构调整，不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也不利于平衡地区间财力差距。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财税体制，实现邓小平同志“共同富裕”战略构想和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从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需要出发，中央决定从2002年1月1日起，打破现行按隶属关系和税目划分所得税收入的办法，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它是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

所得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除少数特殊行业或企业外，绝大部分企业所得税和全部个人所得税（包括对个人储蓄存款利息征收的所得税）实行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享。分享范围和比例全国统一。在核定基数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分享比例2002年为5∶5，2003年为6∶4，往后根据实际收入情况另行确定。改革后中央从所得税增长中多分享的收入，全部用于增加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中央财政不留一分钱。

税费改革———理顺不合理的分配关系

收费的大量存在，不仅增加社会负担，造成国家税收流失，而且由于有的地方和部门巧立名目乱收费，更滋生了腐败。中央决定进行税费改革。近几年，对各种收费、基金区分不同类别和不同情况，采取“一清、二转、三改、四留”的改革措施。

“一清”，就是根据转变政府职能和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在对现行收费进行全面清理整顿的基础上，坚决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项目。

“二转”，就是按照政企分开的要求，将一些不再体现政府职能的收费，转为经营性收费，如道路收费、桥梁的车辆通行费等，对其所得收入依法征税。

“三改”，就是将一部分具有税收特征的收费，按照优化税制结构的要求，改为相应的税收，纳入政府税收体系。

“四留”，就是保留少量的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的收费，以及政府对社会实施特定管理或提供特殊服务收取的规费，对重新核定的收费进一步明确标准并实行规范化的财政管理。自1997年以来，财政部已会同有关部门取消收费1965项，共减轻社会负担1332亿元。

农村税费改革与交通和车辆税费改革（包括车辆购置费改税和燃油税改革）是近期税费改革的重点，其中，车辆购置费改税已经完成，燃油税改革工作仍在积极准备过程中。

2000年，安徽全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同时在全国部分省区选择56个县进行试点。2001年，除继续在安徽全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外，江苏省根据本省改革工作安排及财力情况，自主决定在全省范围实施了改革试点；其它除少数省份外，均确定了部分县（市）进行试点，全国试点县（市）达102个。2002年，黑龙江、吉林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为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

从记者在安徽省等地采访了解到的情况看，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初步规范了农村税费，基本解决了乡村干部因催粮催款与农民群众直接发生矛盾的问题，农村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试点地区的农民负担明显减轻，有效地遏制了农村“三乱”，试点地区减负率一般都在25％以上；带动和促进了农村各项改革，促进了乡村机构改革和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对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县乡财政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试点地区已初步建立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发放、学校公用经费和危房改造投入、乡镇五项事业费、村级三项费用的经费保障渠道。

“收支两条线”———最终取消“预算外收入”

如果说税费改革的目的是对那些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予以清理整顿，理顺分配关系的话，那么“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在收入方面则是对那些合法合理收费收入，实行收缴分离，纳入财政预算或实行财政专户管理。即取消现行各执收单位自行开设和管理的各类预算外资金收入过渡账户，改由财政部门在委托的银行为执收单位开设预算外资金财政汇缴专户，该账户只能用于预算外资金的收入收缴，不得用于执收单位的支出；规范预算外资金收入收缴程序，使用统一、规范的执收票据，实行直接缴库和集中汇缴两种方式；建立健全预算外资金收入收缴监管机制和财政部门内部监督机制，保证预算外资金及时、足额缴入财政专户。

“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意义重大，一是有利于全面、真实地反映政府的收入状况，实现预算内外资金统筹安排，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有利于规范政府的执收行为，从机制上制止乱收费，最终取消“预算外收入”。

2002年，国务院决定，在公安部、质检总局等34个中央部门进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试点，其预算外收入有的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有的全额缴入财政专户，实行综合预算。

公共财政范文篇8

一、什么是公共财政

财政是国家(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分配活动)，这在我国已经形成了共识，因此财政从来就是国家(政府)财政，这是财政的本质，或财政一般，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性质不同，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不同，决定着国家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分配活动)目的及达到目的途径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财政类型(模式)或称财政特殊。公共财政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财政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模式，对其内涵的认识，必然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入手。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问题的关键在于满足人们需要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要使有限的资源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效率是关键，是第一位的。要使经济活动符合效率的要求，必然要相应的效率装置，而迄今为止，市场机制是人们发现的使经济活动有效率的唯一装置。换句话说，在经济制度中，没有市场机制也就没有效率。但市场失败的存在决定着市场机制只能有效率地提供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私人物品，满足社会成员的私人需要，对社会成员个人需要图谱中的公共需要则无法有效满足，而公共需要又是社会成员个人图谱中客观存在的。既然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就只能通过某种非市场机制来提供。这种非市场机制在我国约定俗成称为财政机制。市场机制提供的满足私人需要的物品称为私人物品，与此相对应，财政机制提供的满足公共需要的物品称为公共物品。据此，在市场经济下，财政就是政府通过非市场机制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或分配活动。

问题到此还没有完结，关键在于资源稀缺的前提下，政府如何提供公共物品才能使社会成员的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得到最优满足，实现社会成员个人福利水平最大化，或者更明确地说，政府财政机制提供公共物品如何才能符合经济活动效率的要求?既然市场机制是使经济活动有效率的唯一装置，财政机制要符合经济效率的要求，其实质上也必然是一种模拟市场机制。财政采用模拟市场机制提供公共物品，实质上也就是要求按社会成员的意愿(偏好)提供公共物品。问题是社会成员众多，而公共物品只能统一提供，这就需要通过某种装置将社会成员个人对公共物品的个人偏好汇总成集体偏好。这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使社会成员福利水平最大化，政府财政机制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必须按社会成员的集体偏好(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由社会成员对政府财政活动进行约束和规范。由此可见，公共财政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按社会公众的集体意愿提供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或分配活动，而公共财政制度就是确保政府按社会公众的集体意愿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或分配活动的基本规则。

二、如何正确理解公共财政

上述公共财政的简单定义中，实际上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对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公共财政是一种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或分配活动。这里的分配指广义的分配，包括资源配置、收入分配。最优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构成公共财政的出发点和归宿。社会公共需要决定着公共财政的存在，决定着公共财政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效果。公共财政则着眼于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公共财政不应该成为超越市场的力量去满足社会成员的私人需要。

2．公共财政活动的对象是提供公共物品。有需要就要有供给，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供给途径就构成了公共财政活动的对象，这就是要提供公共物品。在这里，我们把政府公共财政为社会成员个人提供的各种产品和服务都称为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则由市场提供，公共财政不能够超越市场力量去提供私人物品，只能够提供市场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

3．公共财政的核心是效率。效率是经济活动的核心，公共财政作为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其核心也是要解决效率问题。从计划财政转向公共财政说到底也是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必然要求。

公共财政的效率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配置效率，二是生产效率或X-效率。配置效率指的是资源根据最终产品消费者的偏好和预算约束线配置，从而使私人和公共物品的资源配置都达到帕累托效率状态。从实践角度看，配置效率是指下列问题：公共部门是否生产选民所需要的服务(公共支出)水平和组合?选民在政治市场上是自主的吗?谁的偏好最重要?X-效率是从供给方来考虑的，指的是公共财政采用最好的方法和最有效的技术以最低成本生产公共物品。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就是要最优化制度安排，确保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得以实现。

4．公共财政的立足点是非市场赢利性。公共财政立足于非市场赢利性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指公共财政活动范围立足于非市场竞争领域，不介入一般竞争性领域，不应“与民争利”；二是指公共财政活动立足于非市场竞争领域，也应立足于非赢利性。政府向社会成员征收收入只应以弥补公共物品的生产成本为限。通俗说法就是公共财政活动中应做到“以支定收”，即根据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共需要的需求确定公共物品的生产规模及相应的公共支出规模，公共支出规模确定公共收入的规模，而不能以政府能够征得的收入多少来安排支出，即不能“以收定支”。“以支定收”是政府公共活动的行为准则。“以收定支”则是企业和家庭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

5．公共财政是运行机制法治化的财政。公共财政运行机制法治化就是说整个公共财政活动都置于法治化轨道上，在法律法规约束下进行，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现依法理财。当然这里的“法”是民主基础上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意志的“法”，是“合法的法”，即“正义之法”、“理性之法”、“合法之法”。通过民主的方式将社会成员对公共财政活动的集体意愿上升为法律，从而使社会成员的意志得以真实决定、约束规范和监督政府公共财政活动，确保政府公共财政活动符合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阿克顿曾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既然国家(政府)为了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职责而被社会成员委以强制性的公共权力(政治权力)，那么有效防范掌握了公共权力的公共部门及其官员滥用权力损害社会成员利益就成了社会公众最关注的问题，而唯一的途径就在于政府行为法治化，而政府公共财政活动法治化是关键。因此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就不仅仅是从“公共性”方面入手“甩包袱”(缩减财政支出供给范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政府自身行为规范化入手，推进政府公共财政活动的法治化。

三、澄清认识误区创建我国公共财政

客观地说，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目标虽然很明确，但目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府部门都还对建立公共财政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澄清这些理论认识上的误区，才有利于建立实质意义上的公共财政制度。目前存在认识误区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公共财政就是财政，而财政从来都是国家(政府)财政。这种误解的错误就在于只看到了财政的共性，而没有看到财政的特性。的确，公共财政是财政的一种模式，财政从来也都是国家财政，但是不同的社会形态及经济运行方式下的财政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财政的职能及实现机制都体现出明显的差别，从而“财政一般”中显示出“财政特殊”。如果说“公共财政就是财政，财政从来都是国家财政”，实质上是否认了不同社会形态及经济运行方式下财政的特殊性。照这种观点，也就不存在中国财政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转轨——建立公共财政的必要。正确的认识应当是，公共财政是财政的一种：具体类型或模式，即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模式。

2．“公共财政论”是对“国家分配论”的否定。这种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把财政的类型(模式)同财政的本质混淆在一起。“国家分配论”强调的是财政的本质，即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公共财政论”则强调的是财政的类型或模式，强调的是财政的本质在市场经济下如何体现出来，或者说强调的是财政的运行机制。公共财政强调的是财政作为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在市场经济下“应按社会公众的意愿，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来进行。因此，搞公共财政并不是否定财政的本质，而是要求国家财政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系统地改变具体的财政制度安排，公共财政并没有否定国家财政。

3．公共财政的“公共性”否定了国家财政的“阶级性”。这种观点的误解在于把“公共性”与“阶级性”看作了完全对立的两方面。实际上，公共财政的“公共性”与国家财政的“阶级性”是对立统一的，而不是完全对立的，强调公共财政的“公共性”并不等于否认财政的“阶级性”。这是因为公共财政作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模式，其根本特征即是“公共性”，而阶级性寓于“公共性”。公共财政通过为市场经济活动提供公共服务，实现“阶级性”的要求。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主义国家只有通过公共财政这个工具弥补市场失效，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才能为私人资本榨取剩余价值创造共同的外部条件。例如如果没有公共财政进行收入再分配，工人阶级将因基本生活无法满足而导致劳动力再生产萎缩，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萎缩的致命后果。因此，公共财政进行收入再分配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利用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为私人资本更好地剥削创造共同的外部资本，也就是说，“阶级性”通过“公共性”体现出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由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确立，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因而公共财政表现出真正意义上的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商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公共财政的公共性得到了严格意义上的体现，从而我国的公共财政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公共财政。

公共财政范文篇9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公共财政；政策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特别是通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公共基础设施等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但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主要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严重不足，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这不仅使我国“三农”问题更加尖锐，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因此，打破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城乡“二元”格局，无论是对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还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目前我国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现状

近年来，虽然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各项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但投入不足、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过窄等问题依然比较严重。

1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我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大国，由于多年来以农补工的政策及政府认识上的误区，导致政府财政投入主要倾向于非农产业和城市，使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建设滞后。主要表现在：一是道路条件较差，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目前全国有261个乡镇、15.4万个村不通公路，在全国104.3万公里的砂石路面、土路面及无路面里程中，农村公路有92.3万公里，占88.5%，还有未纳入统计的村与村之间的简易公路约120万公里，路况极差。二是部分农村地区人畜饮水困难，基本生存条件无法保障。2000年初，我国有5020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到2003年底仍然有2600万左右农村人口没有解决饮水问题。三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老化失修，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田水利建设投资，由地方财政承担，投入逐年减少，加上自然灾害，工程年久失修，灌排能力下降，导致全国每年减少灌溉面积700多万亩，农村税费改革后，农田水利投资严重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目前我国有三分之二耕地缺乏有效灌排条件，8亿多亩水浇地中由于工程不配套，中低产田占了2亿多亩。

2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突出。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主要是由县、乡政府及村负责，中央和省政府所承担的责任较少，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下放过低，无论是地区之间，还是同一区域内，义务教育公共资源配置失衡问题都十分突出。全国范围内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国家只用中学教育总经费的38%为4倍于城市中学在校生人数的农村中学生提供教育服务，国家在与城市小学相当的经费为6倍于城市小学在校生人数提供义务教育，这样农村普遍存在中小学公用经费紧张，标准偏低，虽然大多数农村教师的工资能基本解决，但学校校舍、设备、操场等硬件设施普遍落后，农村中小学危房仍大量存在。一些素质高、教学能力强的教师或流向城市，或离开教学岗位，师资队伍整体水平难以保证。特别是近年来农村儿童因贫困失学、辍学的问题比较严重，至今西部地区仍然有372个县还没有完成“普九”目标。

3.农村医疗和公共卫生薄弱。医疗卫生费用方面，2002年，我国医疗卫生总费用为4763.97亿元，其中农村医疗卫生费用为1073.6亿元，只占总费用的22.5%.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4%，只享有全国医疗卫生资源的20%左右。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十分普遍，医疗条件普遍较差，乡镇卫生院大多设备陈旧，服务保障能力低。农村医疗收费相对较高，农民轻易不敢上医院，依然处在“小病硬顶，大病等死”的状况中，从而引发农民“因贫致病、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情况越来越严重。另外，由于医疗点少、经费不足，一些基本的医疗预防与保健等也得不到保障，公共卫生状况堪忧。

4.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民工工伤医疗保险制度目前只是在一些地区起步，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比较低。

5.农业科技的提供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农业科技推广资金投入不足和推广体系不完善制约着推广力度，在发达国家农技推广经费一般占农业总产值的0.6%—1%，发展中国家也在0.5%左右，但我国不足0.2%，人均经费更少，因经费不足等原因，使一些地方的推广服务部门被推向市场，有的甚至被拍卖或撤销，造成人员离岗和流失，出现“线断、网破、人散”的被动局面，制约农村科技进步。

二、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过窄的成因

造成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质量偏低、范围较窄、矛盾突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现行体制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长期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导致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形成城乡“二元”财政，造成了公共财政资源配置的城乡严重失衡。我国现行的体制格局是以工业和城市为中心的，公共财政资源配置带有明显的工业偏好和城市偏好，城市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基本由公共财政供给，如公共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而农村公共产品主要依靠农民以缴费方式，自给自足，尽管各级财政都安排一定的支出，但相比较而言，无论是总量水平，还是相对水平都是很低的。这就意味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广大农村人口并没有公平地享受国家公共财政资源，处于一种弱势地位。

2.县乡两级财力有限，无力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目前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主要由县、乡两级财政直接承担，然而多年来全国相当多的县乡财政运行举步维艰，突出表现为持续的收不抵支，累积的收支缺口使基层财政背负了巨额的债务；一些基本的支出需求诸如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日常的办公经费等得不到有效保障；许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须的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由于县乡财力紧张不得不低标准、低水平供给，以至农民这一弱势群体承担了许多本不应该负担的公共支出。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现行体制下，中央与地方虽然划分了财权，但事权仍是模糊交叉的，特别是在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本该由上级政府投资的公共产品，有的却通过转移事权交由下级政府提供，甚至村民自治委员会都承担了较多的政务，供给主体错位现象严重，财权和事权不对称。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如基础教育、计划生育应该由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但目前这些事权主要由县乡政府以及村级承担，中央和省一级负担的比例较低。

4.税费改革后增大了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缺口。以前，村级集体兴办公共事业主要靠提留统筹和摊派集资。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从制度上规范了农民的税赋，刹住了面向农民的各种集资、摊派、收费行为。但目前中央财政和省一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仅能保证基层政权的运转和农村教育的需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缺乏相应的资金来源。按照规定的“一事一议”办法筹资，实际操作困难多，很难议成一件事。

三、推进公共财政覆盖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全面转型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国家财力有限，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远未完善，因此，推进公共财政覆盖农村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客观存在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异。一是承认城乡差别。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要承认城乡差别的现实，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分层次、分步骤制定相关政策，解决农村公共服务滞后的问题，而不能强求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达到与城市同样的标准。二是认识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发展中国家，区域之间客观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在制定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政策时，要承认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和不平衡性，在这个基础上区别对待，合理设计和制定各地区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目标、标准等指标。

2.财政体制不完善导致的财力格局不合理。分税制规范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增强了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但由于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因素，使得财力分配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财力逐级上收，中央和省一级财力在整个国家财力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对加强宏观调控和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建设是必要的，但也导致县乡财力薄弱，使得由其承担的农村公共产品无法得到保证。二是1994年的分税制是在当时财政收支包干基数的基础上确定的，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情况的变化，这些收支基数的不合理性日益突出，地区间财力差异进一步拉大。因此，现行财力格局决定了不同级次和地区间公共财政的支出能力，也决定了现阶段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支出主要应由中央财政和省一级财政承担，不同地区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政策选择应有所区别。3.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效益问题。我国现有乡镇3.9万个，行政村69.5万个，按自然村计算，数目更多。如果按照现有乡村布局和人口分布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不仅需要庞大的财政支出，国家财政负担不起，而且组织和投入成本很大，这不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益原则。同时，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一些村庄和乡镇将会合并，如果按照现有乡村布局和人口分布推进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还会造成公共财政资源的浪费和配置失效。所以，农村人口的相应集中和居住乡村的适当合并，对于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和公共财政资源有效配置也是必要的前提。

4.农村公共产品的民主决策机制不健全。基层政府官员目前主要是行政任命，而不是由公众根据自己的投票选举产生，所以，基层政府官员所实施的政策很可能偏离公众的意愿，他们也理所当然地不必关注公众意愿，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决策和供给路径下，上级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决策者往往根据考核指标、政绩、任期的需要安排供给，而农民，农村、农业的实际需求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种决策机制下，一些容易出成绩的短频快的公共项目频频问世，而一些期限长、见效慢的长期项目或社会福利型项目则经常被剔除出决策者的选择范围。

5.政策的系统设计问题。“三农”问题具有全局性、系统性，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看，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各方面相互配合，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目前涉及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部门较多，资金渠道、部门支持政策也比较多，但缺乏系统性和整体协调性，资金投入分散现象严重，政策之间相互掣肘现象也时有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有效性。因此，需要系统设计农村公共财政政策，整合和优化农村公共财政资源配置，统一领导，统一规划，配套推进，协调发展。

四、推进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政策建议

让公共财政阳光逐步照耀农村，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和任务，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现阶段国家的农村经济政策在强调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1.改变不合理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建立中央、省、地方、农民四位一体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发达国家的公共产品理论，根据服务范围的大小，通常将公共产品区分为全国性、地区性和社区性的公共产品，不同范围的公共产品应有不同的供给主体。分清广大农村地区公共产品的性质，是明确供给主体的关键。从理论上分析，全国性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提供，地区性公共产品应由地方政府提供，而社区性公共产品应由社区提供。然而，面对我国的特殊国情，这一理论的实施有其局限性。分税制后财政收入由地方向中央、省级政府集中的趋势明显，中央和省两级财政收入相对丰裕，尤其是中央财政的两个比重明显上升。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财政普遍困难，如果再让基层政府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如基础教育和超越基层政府职能范围的地区性公共产品，不仅有悖于公平原则和受益原则，而且其结果只能是画饼充饥。为此，国家应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不同性质，采取以中央、省两级政府为主导，地方财政适当配套的方式，着重解决好与当前农业经济发展、农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据此，农村基础教育应由中央政府提供，目前至少应通过中央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再由省级政府为主提供基础教育。在目前县乡财政困难情况下，乡村道路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村电网改造、有线电视网络等方面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应通过省级政府出钱、县级政府办事的方式来解决。特别是乡村道路建设应由过去以农民为主体改变为县级政府为主体，纳入地区交通建设的整体规划。一事一议方式仅限于部分村级、社区性公共产品。

2.改变偏重城市的财政支出政策，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力度。农民作为国家的居民，理应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国家应从根本上改革现实中存在的非均衡的城乡公共品供给制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上同时做文章，重点是增量调整，逐步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投入力度。存量调整主要是：重新配置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现有财政资源，增加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财政投入；调整压缩粮食流通领域的财政补贴，增加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调整政府农业管理职能配置，整合农业财政资金，按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和加入WTO后的发展需要，重新确立农业财政资金分类，减少交叉和中间环节，提高农业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增量调整主要是：认真落实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新增支出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调整国债资金的投入结构。

3从实际出发，制定不同地区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政策。从全国范围看，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粮食主产区和西部贫困地区的大多数县乡财政比较困难，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支出，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相应承担的比例要多一些。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和财政体制的深化改革以及县乡财政状况的好转，可以逐步将一些领域的发展职责让渡给市场调节和县乡政府。东部地区地方财政财力较强，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支出主要由省县乡财政负担，但作为政策引导，中央财政对于东部地区应给予适当补助。

4.深化农村行政机构改革，加快乡、村布局调整。进一步深化乡镇行政机构改革，把减人和减事结合起来，逐步减少村委会承担的政务活动，取消村委会的“政务职能”。这一方面要求各级政府充分履行责任，避免职能下放；另一方面也要求村民自治组织在理清“政务”与“村务”的基础上，充分合理地行使自治权力，维护农民利益。同时，要按照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客观要求，加快撒乡并镇步伐，实行并村联组，调整现行乡（镇）、村布局。要研究制定乡（镇）、村布局调整的总体规划，按照各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确定村镇数量、规模，分布、间距、位置等，降低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成本，提高有限的公共资源使用效率。

5.加快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公共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否符合农村大部分居民的实际需求，是衡量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有效性的重要原则。因此，公共财政覆盖农村，需要不断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要确立由农民、农村的内部需求来决定公共产品供给范围和方向的制度，建立由内部需求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同时，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实行“第三方”具体实施，政府部门和农民进行监督的方式，提高政策实施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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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有高，王为民。略论我国农村公共品的政府供给[J].农村经济，2003，（10）。

公共财政范文篇10

一、在我国推行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性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公共财政。历史证明，无政府主义的市场经济或者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中的成本很高，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有效形式，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引导。通过对市场行为的宏观调控，弥补市场失灵，达到资源配置最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基本的公共需要，这一公共需要呼唤政府的公共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财政所面对的基础，已从作为行政附属物的企业和个人，转到了独立的市场主体上来，财政的“独立主体性”正在形成，财政活动也正转到为经济主体的公共利益提供服务上来，成为满足经济主体公共需要的基本手段。国家财政对市场的调控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建时就被充分认识到，而起调控作用的财政应采取公共财政的形式，则是近些年才被我们逐渐认识到的。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的国家财政不应是延续计划经济诸多特征的传统财政，而应是与市场经济的公共需要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对市场的调控作用主要体现在营造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所谓硬环境，就是要能保证市场的物资流动、资金流动和信息流动畅通。这种市场环境只能由政府来提供。所谓软环境，是指能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并有一套相应的机构，来监督这些“游戏规则”的实行。

2.公共财政是提高政府支出效率、遏止腐败的一剂良药。公共财政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政府预算建立在一整套科学公开的运作程序之上，这就为精打细算、有效地使用政府经费提供了制度保障，从而避免了由预算制度流于形式所造成的政府支出铺张浪费现象，大大促使政府支出效率的提高。公共财政的又一重要特征，是通过对政府财力的法律制约，将所有政府预算内外的收入都纳入政府预算中，将政府的一举一动都纳入到法治范围之内。政府收支行为如果不能受到有效的法制约束，政府预算缺乏应有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就为权力腐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肥沃的土壤。因此，公共财政的推行实为医治政府权力腐败的一剂良药。

二、我国公共财政改革向纵深推进所面临的难题

1.在公共财政体制下国有经济的定位问题。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市场经济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与国有经济相关的财政收支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西方公共财政学建立在以私有经济为主的“社会共同需要”之上，我国在借鉴西方公共财政体制时如何给大量的国有经济定位，就成为一大难点问题。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的财政应该由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所组成，提出所谓的公共财政双元结构论。也有学者将国有经济视作构建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关键障碍，主张放弃对国有产权的庇护。“公共财政双元论”本身违背了公共财政论将财政定位在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这一初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涉及国有资产的财政收支，也同样服务于社会公共需要这一大目标，这部分政府收支仅仅是财政的一个构成要素，而非独立成分。也即是说，国有资产财政只是公共财政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如果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作为财政分配的唯一目标，那么公共财政必然是一元论。至于将国有经济视作公共财政的障碍、主张放弃对国有产权庇护的观点，与我国政治经济的本质特征相违背，也是不符合国情的。

我国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曾经担负的责任，远比西方的一般企业多，它们不仅承担了大量理论上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责，而且在经济发展中充任了“龙头”作用，带动了大量的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现如今，国有企业担负的政府职责不可能马上全部转给政府承担起来，同时，能替代国有企业龙头作用的经济力量尚未真正形成。在此情况下，如果让国有企业“一刀切”式地退出，很可能出现一些“真空”或“半真空”状态，这对社会资源的充分运用和调动是不利的，为此，在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去留，应该注重效率标准。真正有效率的企业，应予以保留和发展；确实无效率的，应予以裁撤。就我国国有经济目前发展的势头看，随着国企脱困目标的如期实现，国企上交给政府的利润必将大幅度增长，如果将此部分收入用于国企高新技术项目的投资或安置下岗职工，这或许更能体现公共财政的要求，即将与国有经济相关的财政收支定位于满足社会共同需要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