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贫困居民家庭情况范文10篇

城镇贫困居民家庭情况范文篇1

关键词：贫困;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地区收入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镇居民个人收入总量迅速增加，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与这一主要发展趋势不协调的是城镇贫困群体的不断增加，城市贫困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虽然我国在社会救助方面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仍存在一些弊端，我们必须尽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兼顾效率和公平，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异，保障公民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1城市贫困居民现状及其特点

1.1现状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城镇居民采取供给制度，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虽不算太高，但较为稳定。城镇贫困人员主要是“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赡养人或扶养人），由于数量少，政府能较好地解决。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贫困人口的数量开始逐年增多，1997年达到281万人，2000年达到402万人，2003年已达到2053.6万人。近几年国家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近几年的城市贫困发生率基本为6%-8%,而20*年我国城市贫困率为5.3%。城市贫困发生率有下降趋势，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特点

分析20*年几个省市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点：

1.不同类型区域与城市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

20*年东南沿海地区的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4.7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4.18%，而东北地区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10.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9.1%。20*年的低保平均水平为203.6元，东北地区为143.1元，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而东南沿海地区为221.5，高于平均水平。显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贫困程度较东南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更为严重。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与区域经济结构特征和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关。

2.城镇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

近几年的城镇贫困发生率基本在6%-8%，而20*年的这一数字下降到5.3%，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这得益与我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计划的多年累积效应。近几年来，我国不但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而且也更加关注城市贫困群体，相继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助计划。

2致贫原因分析

我国城市居民致贫原因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因素，即由于区域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企业破产，致使职工下岗与失业，家庭实际收入减少；二是个人因素，如个人健康问题、素质问题、择业观念等原因，导致不能从事或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三是家庭因素，如赡养系数大或其他负担过重等等。

本调查问卷设计了五个具体原因和一项其他原因。

从调查结果看，首要原因是无固定职业；其次是下岗；并列第三的是子女上学和其他；第五是意外事故；第六是天灾。

其中，无固定职业的比例最大，为40%，所占比例将近一半。其次是下岗，所占比例为16%。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我国这些年来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是分不开的。一些受旧体制束缚的行业和企业，人浮于事，冗员膨胀，工作效率低，经济效益差，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企业陷入极大的困境。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大量增加，造成其收入下降，陷入经济困难。这一宏观经济因素已经成为当前城镇致贫的主要因素，应当予以重视。

根据调查结果，子女上学已成为城市居民贫困第三大原因。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物价指数的提高，教育费用也水涨船高，在居民消费开支中，教育开支占有很大的比例，这对本来生活上就难以维继的贫困居民来造成很大的压力，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支出可能导致其更加贫困。调查结果显示，其他致贫原因主要来自贫困居民家庭因素，如子女患病、主要劳动者身体状况差失去劳动能力、家庭突遭变故等。

3政策建议

>对于低保户最须解决的问题，本次调查列出了六个项目，即“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建立助学机制”、“给介绍一份合适的工作”和“建立养老机制”。根据调查结果，列为解决的问题首位的是工作问题，其次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接下来依次是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助学机制和建立养老机制。

我国现阶段主要通过社会救助制度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其主要是由政府牵头，通过法律保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我国针对城市贫困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灾害救助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市救助制度的核心，在解决当前贫困问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解决了我国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正如调查结果所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城镇居民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低保制度的优越性借以解决当前城镇贫困问题。但是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如：低保制度覆盖范围过窄、低保制度的管理问题、低保标准不够合理、低保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调查结果，虽然要求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是有更多的人希望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政府应该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多方面扩大就业渠道。具体建议如下：

（1）实施再就业培训计划，提高贫困劳动者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为再就业提供保障。

（2）通过发展劳动力市场，积极转换就业机制，从以行政安置为主向以市场配置为主转变。

（3）鼓励各地、各部门根据自身情况，增大就业安置量。组织失业职工参与以服务街道为主的便民利民活动、公益劳动、家庭手工业等进行生产自救。

（4）联合社会力量，建立生产自救基地，鼓励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

城镇贫困居民家庭情况范文篇2

关键词：贫困;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地区收入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镇居民个人收入总量迅速增加，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与这一主要发展趋势不协调的是城镇贫困群体的不断增加，城市贫困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虽然我国在社会救助方面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仍存在一些弊端，我们必须尽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兼顾效率和公平，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异，保障公民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1城市贫困居民现状及其特点

1.1现状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城镇居民采取供给制度，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虽不算太高，但较为稳定。城镇贫困人员主要是“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赡养人或扶养人），由于数量少，政府能较好地解决。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贫困人口的数量开始逐年增多，1997年达到281万人，2000年达到402万人，2003年已达到2053.6万人。近几年国家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近几年的城市贫困发生率基本为6%-8%,而20*年我国城市贫困率为5.3%。城市贫困发生率有下降趋势，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特点

分析20*年几个省市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点：

1.不同类型区域与城市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

20*年东南沿海地区的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4.7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4.18%，而东北地区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10.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9.1%。20*年的低保平均水平为203.6元，东北地区为143.1元，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而东南沿海地区为221.5，高于平均水平。显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贫困程度较东南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更为严重。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与区域经济结构特征和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关。

2.城镇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

近几年的城镇贫困发生率基本在6%-8%，而20*年的这一数字下降到5.3%，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这得益与我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计划的多年累积效应。近几年来，我国不但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而且也更加关注城市贫困群体，相继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助计划。

2致贫原因分析

我国城市居民致贫原因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因素，即由于区域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企业破产，致使职工下岗与失业，家庭实际收入减少；二是个人因素，如个人健康问题、素质问题、择业观念等原因，导致不能从事或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三是家庭因素，如赡养系数大或其他负担过重等等。

本调查问卷设计了五个具体原因和一项其他原因。

从调查结果看，首要原因是无固定职业；其次是下岗；并列第三的是子女上学和其他；第五是意外事故；第六是天灾。

其中，无固定职业的比例最大，为40%，所占比例将近一半。其次是下岗，所占比例为16%。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我国这些年来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是分不开的。一些受旧体制束缚的行业和企业，人浮于事，冗员膨胀，工作效率低，经济效益差，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企业陷入极大的困境。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大量增加，造成其收入下降，陷入经济困难。这一宏观经济因素已经成为当前城镇致贫的主要因素，应当予以重视。

根据调查结果，子女上学已成为城市居民贫困第三大原因。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物价指数的提高，教育费用也水涨船高，在居民消费开支中，教育开支占有很大的比例，这对本来生活上就难以维继的贫困居民来造成很大的压力，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支出可能导致其更加贫困。调查结果显示，其他致贫原因主要来自贫困居民家庭因素，如子女患病、主要劳动者身体状况差失去劳动能力、家庭突遭变故等。

3政策建议

对于低保户最须解决的问题，本次调查列出了六个项目，即“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建立助学机制”、“给介绍一份合适的工作”和“建立养老机制”。根据调查结果，列为解决的问题首位的是工作问题，其次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接下来依次是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助学机制和建立养老机制。

我国现阶段主要通过社会救助制度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其主要是由政府牵头，通过法律保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我国针对城市贫困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灾害救助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市救助制度的核心，在解决当前贫困问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解决了我国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正如调查结果所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城镇居民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低保制度的优越性借以解决当前城镇贫困问题。但是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如：低保制度覆盖范围过窄、低保制度的管理问题、低保标准不够合理、低保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调查结果，虽然要求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是有更多的人希望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政府应该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多方面扩大就业渠道。具体建议如下：

（1）实施再就业培训计划，提高贫困劳动者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为再就业提供保障。

（2）通过发展劳动力市场，积极转换就业机制，从以行政安置为主向以市场配置为主转变。

（3）鼓励各地、各部门根据自身情况，增大就业安置量。组织失业职工参与以服务街道为主的便民利民活动、公益劳动、家庭手工业等进行生产自救。

城镇贫困居民家庭情况范文篇3

1城市贫困居民现状及其特点

1.1现状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城镇居民采取供给制度，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虽不算太高，但较为稳定。城镇贫困人员主要是“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赡养人或扶养人），由于数量少，政府能较好地解决。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贫困人口的数量开始逐年增多，1997年达到281万人，2000年达到402万人，2003年已达到2053.6万人。近几年国家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近几年的城市贫困发生率基本为6%-8%,而20*年

我国城市贫困率为5.3%。城市贫困发生率有下降趋势，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特点

分析20*年几个省市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点：

1.不同类型区域与城市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

20*年东南沿海地区的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4.7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4.18%，而东北地区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10.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9.1%。20*年的低保平均水平为203.6元，东北地区为143.1元，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而东南沿海地区为221.5，高于平均水平。显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贫困程度较东南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更为严重。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与区域经济结构特征和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关。

2.城镇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

近几年的城镇贫困发生率基本在6%-8%，而20*年的这一数字下降到5.3%，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这得益与我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计划的多年累积效应。近几年来，我国不但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而且也更加关注城市贫困群体，相继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助计划。

2致贫原因分析

城镇贫困居民家庭情况范文篇4

一、全区城镇居民的收支情况

（一）收入情况。1-5月，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974.2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8%；月人均994.84元。将全区100户调查户按相对收入不等距分组：1-5月份，低收入组居民家庭（占抽样调查户数的20%）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84.04元，月人均536.80元,仅占全区月平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3.95%。

（二）支出情况。1-5月份，全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417.46元。其中：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1030.65元,恩格尔系数为39.7%，比上年同期高1.4个百分点，食品价格持续上涨成为主要因素。截至5月末，我区低收入组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1180.49元，食品支出人均582.57元，月人均仅为116.51元,恩格尔系数为49.4%，比全区平均水平高9.7个百分点。

二、物价上涨对城市低收入居民家庭生活的影响

据资料显示，1-5月份，全区低收入居民家庭,由于食品价格的上涨，对生活的影响十分明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显加重了居民家庭的生活负担。我区低收入家庭收入来源单一，部分依靠城市低保，部分身体有病或有残疾靠亲友资助，收入没有增长点。食品价格的上涨明显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并使部分低收入居民的生活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

第二、降低了部分居民家庭的生活质量。为了应付食品涨价造成的生活必需开支的增加，很多居民家庭特别是低收入居民家庭只得采取压缩衣着、家庭设备用品、教育文化娱乐等支出，并适当减少肉、禽、蛋、水产品类等高营养、高价位食品的消费量，居民食品支出比重增大，恩格尔系数上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

第三、物价上涨给低收入居民心理上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和忧虑。在当前的物价涨势下，部份低收入家庭已出现入不敷出，收支倒挂的窘迫境况。他们在今后生活中应对子女就学、养老、就医以及改善住房条件等一系列问题更是表现得忧心忡忡。

三、保护城镇低收入居民家庭不因涨价而生活下降的建议

（一）下功夫遏制物价上涨

政府应有效地加强市场监管，依法严惩流通领域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垄断市场、危害秩序的市场违法行为。慎重出台调价项目，控制价格过快上涨。

（二）健全补贴机制和适度提高低保标准

有关部门应适时根据价格上涨情况，结合低收入居民家庭的承受能力，建立健全价格补贴机制，实行必要的价格补贴措施。适度的提高低保发放标准.

（三）抓好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

抓紧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努力扩大社会覆盖面，实施多层次的保障方式；完善和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功能，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扶贫救困功能。

城镇贫困居民家庭情况范文篇5

但高校在实行收费制度不过十几年的时间里，收费标准提高较快，以1990至2001年为例，学生人均学杂费由最初的不足100元上涨到2001年的将近4000元，1998年以前，历年学生人均学杂费均低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而到1998年两者基本持平，1999-2001年间前者已经超过了后者，差距逐年增大，且增大的速度相当快（见表1）。近几年，不断上涨的学费让工薪家庭越来越感觉负担沉重，农村贫困家庭更是难以承受。如何确定合理的收费标准以保证高等教育公平（以下简称教育公平），让贫困家庭子女不因经济条件而丧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已为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倍加关注。

本文拟从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学杂费与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我国高等教育学费水平与社会实际承受力的适应性，分析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并提出政策建议。

成本分担影响教育公平的理论分析

成本分担是指教育成本由各个方面共同来承担，一般认为承担方主要包括：学生的家长、学生本人、政府、工商企业等。本文中的成本分担主要指学生家长和学生本人以缴纳学杂费的形式对教育成本进行部分补偿。教育公平主要是指在高考分数达到国家规定录取线的前提下，家庭经济条件不同的学生享有同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即贫困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应由于经济原因而受影响。我国成本分担的主要形式是收取学杂费，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基本上实行免费的高等教育。现在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让受教育者分担部分教育成本已成为可能。由免费到收费的转变是发展高等教育的需要，但一般说来，人们普遍认为收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而主张收费越低越公平，最好是免费，这样就不会有人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不能够上大学。

然而西方学者经过对免费的高等教育反思和验证后，认为免费高等教育不利于教育公平，理由有二：首先，免费高等教育实际上是用纳税人的钱来供富有家庭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如果高等教育实行免费，高等教育经费则需由主要来源于税收的国家财政供给，而富有家庭的子女由于各种有利因素往往比其他阶层的子女有相对较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免费高等教育实质上是让富有家庭的子女占有了其他阶层子女应该享用的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其次，接受高等教育会使个人获得较高的收益，免费的高等教育是在用国家的钱为个人投资，因而对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不公平的。

那么，收费能够使教育变得更加公平吗?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观察，收费对公平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收费可以改善高校的办学条件，扩大招生规模，增加贫困学生的入学机会，有利于教育公平；另一方面，收费对贫困学生必然产生不利影响，学费水平的上涨除了有可能使贫困学生因为支付不起学费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之外，即使上了大学，但由于经济原因而被迫放弃就业前景好而收费相对较高的专业，不得不选收费相对较低，就业前景较差的专业。此外，学费上涨还会对初等教育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历层次的选择产生影响，那些处于偏远贫困地区的学生可能会由于高额的学费对大学教育望而却步。主要由于经济原因而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只有收费水平与受教育者的承受力相适应时才有利于公平，否则，收费将会产生消极作用。那么，我国当前所收费标准是否影响了教育公平呢？

成本分担影响教育公平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表1数据，对高等学校学费水平作实证分析，并提出如下假设：高等学校的生均学杂费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成正相关。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建立了以下计量模型，选择生均学杂费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生均学杂费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双对数函数作为回归函数的形式，即lny=a1+b1lnx1+u1(1)和lny=a2+b2lnx2+u2(2)，其中，a、b为参数，u为随机扰动项。y、x1、x2、分别表示生均学杂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考虑学费确定的滞后性，以同一年度的数据代入假设模型。根据上面构造的模型和已经收集的数据，并运用经济计量分析软件EViews3.0中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方程，得到如下结果：学费水平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成正相关。

学费水平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估计方程为：lny=-14.6492+2.9361lnx1（1.1），通过校正，获得有效估计量，D-W统计量为2.2757，其他各项统计检验均在0.0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表明回归分析的结果是可靠的。R2=0.9818，b1的系数为2.9361（t统计值为5.5040），说明y（学费水平）对x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高度相关，其估计弹性是2.9361，即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每增长1%，学生人均学杂费就增长2.9361%。a1为-14.6492（t统计值为-3.6438），这似乎是非常可笑的，因为它表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零时，学生人均学杂费将是负值，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1990-2001年间我国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零，这有助于解释零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值预测的不明智性（估计方程2.1中的a2为负值与此类似）。

经检验，对y值的预测效果比较理想。学费水平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估计方程为：lny=-11.2919+2.2115lnx2（2.1），b2=2.2115（t统计值为11.8760），其回归分析和预测类似于学费水平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分析、预测，不再赘述。

从以上实证结果可以看出，b1和b2这两个数字已经非常大了，它们说明相对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学费的增长太快了，即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教育成本中学生须分担的那一部分的增长速度将近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的3倍，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的2倍多。

在一定程度上学费的快速增长已经影响了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对于增长过快的学费，有子女上大学的城市贫困家庭及农村低收入家庭就感觉难以承担高昂的学费。于是就有可能出现贫困家庭的子女由于经济原因而失去本应接受高等教育（或更好的高等教育）的机会。由此可见，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收费标准确实影响了教育公平。

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我国目前所实行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政策在促进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近些年增长过快的学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公平。对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确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即教育是产业但不应产业化，学校不应企业化。教育作为产业，虽然应该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管理水平，但教育同时又属于“准公共产品”，具有巨大的外部公益性，政府理应有巨大的公共投入。所以学校作为非盈利机构，利润最大化不能成为其主要目标，不应盲目提倡教育产业化。

建立向低收入家庭倾斜的、多种形式的学生资助体系。我国目前的学生资助体系还很不完善，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应当作为实行成本分担政策的重要配套措施。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保证教育公平。

城镇贫困居民家庭情况范文篇6

一、调查对象

我县城镇居民委员会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包括：

1、户口在本地区的常住非农业人口；

2、户口在本地区的常住农业人口；

3、户口在外地，在本地区居住半年以上的非农业人口；

4、户口在外地，在本地区居住半年以上的农业人口；

调查包括单身户，但不包括集体户中的单身者。

二、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主要内容包括：居民家庭人口和劳动就业状况，收入和现金支出状况，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状况，购买主要商品数量及变化情况，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及变化情况，家庭食品消费及营养状况，家庭住房情况，实物收入状况，货币流动、储蓄、债权债务情况，各类居民家庭之间收入、消费差异情况。

三、调查户数和选户方法

根据赣州市城镇住户调查方案关于六万人口以上的城关镇抽选100户的规定，我县在南安镇抽选100户调查户，抽样采取二相抽样和多阶段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首先，抽选居民委员会，因南安镇只有6个居委会，所以每个居委会都要抽选，同时由于余西街居委会、余东街居委会、东山街居委会、建桂街居委会四个居委会人口较多，应将其各拆分成2个虚拟居委会；再将每个居委会划片，每一个片应至少有300户居民家庭，如拒访率较高，则每片居民家庭户数适当增加；再从中抽选调查户，每片抽选25—30户，抽选总数根据经常性调查样本量，按1：5抽选，即我县调查户100户，应先抽500户作为大样本或一相样本进行调查，取得调查户家庭人口、就业人口、收入等辅助资料。然后根据这些资料进行分组，从中按比例抽出100户小样本也称二相样本，作为经常性调查户，开展日记帐工作。

调查户的抽选工作严格按照随机原则在南安镇居民委员会行政区域内的全体住户中进行。对抽中的家庭，调查员应做好开户工作，说服调查户积极配合住户调查工作，非不可抗拒因素不轻易换户，对反复做工作仍拒绝接受调查的住户，可找条件相同的家庭代替。

四、样本轮换

为了增强样本的代表性，减轻调查户长期记帐的负担，必须实行样本轮换。大样本每隔三年进行一次，为二相样本提供抽样框。经常性调查户要求每年轮换1/3，即每年有1/3的调查户退出调查，再从大样本中抽选1/3的新调查户替代之。

五、数据采集方式

城镇居民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城镇居民家庭就业情况、城镇居民家庭现金收支、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城镇居民家庭非现金（实物及服务）收入等内容采用日记帐方法收集；城镇居民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年初一次性填报，以后每季更新一次；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情况年初一次性填报；城镇居民家庭食品细项消费情况每三年采用日记帐方法搜集一次。

上月21日——本月20日为一个记帐周期，如3月份，其记帐周期为2月21日——3月20日，调查户3月20日结帐，调查员21日上门收取帐本。

六、质量检查

我县开展的城镇住户调查的调查范围、对象、内容、抽样方法、数据采集、汇总和报送方式，执行国家统一的调查方法和报表制度，严格按科学化、规范化要求来布局设点和样本轮换。对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平均家庭人口三个指标的年度资料要计算方差，定期检验抽样调查误差；采用对比，分析抽样调查数据与全面统计资料的差异程序，系统评估调查结果代表性。

七、调查资料的收集

辅助调查员将上门收取的调查资料（记帐本），首先检查帐本记帐质量（如有无漏记情况，特别是收入）；第二，检查平衡关系（期初手存现金+本月收入－本月支出=期末手存现金）；第三，进行帐本编码。

八、调查资料上报

1、上报方式：送审，由各住户点辅助调查员收集送审。

2、上报内容：按规定的内容，分月报、年报。

3、上报时间：月报当月24日前；年报另行通知。

九、其他事项

1、有关乡镇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城镇住户调查工作，并明确一名分管领导负责此项工作，列为调查对象的街道居委会要大力支持，积极配合此项工作。

城镇贫困居民家庭情况范文篇7

根据有关要求，为做好我市城镇住户、居民消费价格（CPI）抽样调查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城镇住户抽样调查和居民消费价格工作是政府目标考核和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性工作。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是构建和谐社会、小康监测、城市贫困监测、考量民生的核心指标，为各级党政领导掌握和研究人民生活、市场价格、货币流通、劳动工资、社会保障等工作提供了决策依据，在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居民消费价格（CPI）指数的测算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倍受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价格是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综合反映，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关系到群众生活和社会稳定。做好价格统计调查工作，对于及时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判断经济运行趋势、进行科学决策和宏观调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政府一定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切实解决好调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为调查工作开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二、精心组织，落实任务

全市城镇住户抽样调查和居民消费价格调查工作由国家统计局调查队负责，除直接负责市区调查任务外，还要对各县（市）、区的调查工作进行指导，督促、检查、汇总、分析和上报。调查队和各县（市）统计局、城调队要充实调查力量，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调查方案和原则，在规定的样本框内，市区抽选100户居民家庭，各县（市）抽选50户城镇居民家庭进行日常居民家庭收支调查。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各地未经国家统计局调查队批准不得随意更换抽中的居民家庭。样本抽取后，要迅速落实调查记账任务，并要对抽中的调查户进行记账方法和制度的培训。各地住户调查员要严格执行国家下发的《城市住户调查基础工作规则》，加强审核，杜绝人为干扰数据的现象，保证数据的真实可靠，并对调查情况和调查中发现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确保年1月正式纳入全市汇总，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对于居民消费价格调查工作，各地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统计方法制度，不得擅自改变采集方式、采价时间、统计调查对象和范围，切实保障价格统计资料来源、计算方法和口径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严格执行好“定人、定点、定时，直接采价”的采价制度。在当前CPI高企、工作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基层调查人员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深入现场收集第一手价格信息，对统计数字真实性负责，勇于和善于抵御各种对统计数据干扰的行为。

三、明确责任，密切配合

城镇贫困居民家庭情况范文篇8

关键词：贫困;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地区收入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镇居民个人收入总量迅速增加，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与这一主要发展趋势不协调的是城镇贫困群体的不断增加，城市贫困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虽然我国在社会救助方面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仍存在一些弊端，我们必须尽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兼顾效率和公平，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异，保障公民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1城市贫困居民现状及其特点

1.1现状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城镇居民采取供给制度，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虽不算太高，但较为稳定。城镇贫困人员主要是“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赡养人或扶养人），由于数量少，政府能较好地解决。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贫困人口的数量开始逐年增多，1997年达到281万人，2000年达到402万人，2003年已达到2053.6万人。近几年国家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近几年的城市贫困发生率基本为6%-8%,而2006年我国城市贫困率为5.3%。城市贫困发生率有下降趋势，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特点

分析2006年几个省市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点：

1.不同类型区域与城市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

2006年东南沿海地区的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4.7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4.18%，而东北地区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10.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9.1%。2006年的低保平均水平为203.6元，东北地区为143.1元，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而东南沿海地区为221.5，高于平均水平。显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贫困程度较东南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更为严重。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与区域经济结构特征和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关。

2.城镇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

近几年的城镇贫困发生率基本在6%-8%，而2006年的这一数字下降到5.3%，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这得益与我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计划的多年累积效应。近几年来，我国不但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而且也更加关注城市贫困群体，相继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助计划。

2致贫原因分析

我国城市居民致贫原因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因素，即由于区域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企业破产，致使职工下岗与失业，家庭实际收入减少；二是个人因素，如个人健康问题、素质问题、择业观念等原因，导致不能从事或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三是家庭因素，如赡养系数大或其他负担过重等等。

本调查问卷设计了五个具体原因和一项其他原因。

从调查结果看，首要原因是无固定职业；其次是下岗；并列第三的是子女上学和其他；第五是意外事故；第六是天灾。

其中，无固定职业的比例最大，为40%，所占比例将近一半。其次是下岗，所占比例为16%。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我国这些年来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是分不开的。一些受旧体制束缚的行业和企业，人浮于事，冗员膨胀，工作效率低，经济效益差，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企业陷入极大的困境。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大量增加，造成其收入下降，陷入经济困难。这一宏观经济因素已经成为当前城镇致贫的主要因素，应当予以重视。

根据调查结果，子女上学已成为城市居民贫困第三大原因。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物价指数的提高，教育费用也水涨船高，在居民消费开支中，教育开支占有很大的比例，这对本来生活上就难以维继的贫困居民来造成很大的压力，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支出可能导致其更加贫困。调查结果显示，其他致贫原因主要来自贫困居民家庭因素，如子女患病、主要劳动者身体状况差失去劳动能力、家庭突遭变故等。

3政策建议

对于低保户最须解决的问题，本次调查列出了六个项目，即“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建立助学机制”、“给介绍一份合适的工作”和“建立养老机制”。根据调查结果，列为解决的问题首位的是工作问题，其次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接下来依次是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助学机制和建立养老机制。

我国现阶段主要通过社会救助制度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其主要是由政府牵头，通过法律保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我国针对城市贫困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灾害救助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市救助制度的核心，在解决当前贫困问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解决了我国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正如调查结果所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城镇居民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低保制度的优越性借以解决当前城镇贫困问题。但是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如：低保制度覆盖范围过窄、低保制度的管理问题、低保标准不够合理、低保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调查结果，虽然要求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是有更多的人希望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政府应该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多方面扩大就业渠道。具体建议如下：

（1）实施再就业培训计划，提高贫困劳动者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为再就业提供保障。

（2）通过发展劳动力市场，积极转换就业机制，从以行政安置为主向以市场配置为主转变。

（3）鼓励各地、各部门根据自身情况，增大就业安置量。组织失业职工参与以服务街道为主的便民利民活动、公益劳动、家庭手工业等进行生产自救。

城镇贫困居民家庭情况范文篇9

党的十六提出了在本世纪头20年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国建设小康社会意味着全民共享、城乡共进。然而，在城市奔小康呈现大好局面的同时，与之相对的却是农民的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从而在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步履蹒跚的尴尬局面。农村的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

200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32％；1997年至200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每年实际增长仅3．8％而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实际增长达到8．6％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44％；2002年与2001年相比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4．8％而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3．4％，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35．8％。由此可见，农民不仅人均收入远远低于市民，而且其年平均增长率也远远低于市民。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农民的收入水平不仅永远赶不上市民，而且会进一步被远远抛在后面。此种局面，值得认真思考、深入探索。

二、农民收入低、提高慢的根源

农民收入低、提高慢的根源何在？在此归纳为“三大根源”：

首先，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是农民收入低、提高慢的产业性根源。在农业中，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是相交织着的，使得农业生产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自然因素。其具体表现主要是：农业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速度慢；易于遭受自然这灾害，生产风险大；农产品量大值低，保存风险大；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小，变现风险大；“无效成本”高（“无效成本”指自然灾害成本、农药与化肥流失成本、农业机具季节性闲置成本等）难以回收。凡此种种都会使农业生产者处于艰难困苦的境地，古今中外无不如此，而现阶段我国尤为突出。

其次，人地比例失调，是我国农民收入低、提高慢的资源性根源。由于1950年代在人口政策等方面的失误，造成人口过剩：尤其是农村人口过剩更加严重；与此同时我国土地资源相对不足，造成农村人地比、劳地比严重过高（即单位面积土地承载的人口和劳动力数量过大），从而人均、劳均的土地产品和农业收入难以提高。

第三，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高速发展经济、高速发展工业等城市产业而忽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经济战略和相应的经济政策，是农民收入低、提高慢的政策性根源。其具体表现主要是：大力发展工业及为工业服务的的交通、建筑、采矿等等经济部门，而相对地轻视农业部门；国家充分提供面向城市、市民的公共产品，保障职工、市民基本生活、教育、医疗、养老等等方面的需要，而极少向农村、农民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使得农民基本上只能自力更生；长期以来，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手中提取了大量的纯收入，用于支持城市和工业建设；从信贷资金上来看，本来缺乏资金的农村却存在着资金流出，而资金富裕的城市却存在着资金流入；在农民收入低、提高慢的情况下，国家依然坚持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等，无异于雪上加霜。

下面举出几个有代表性的数据和情况：

1978年以来，财政支农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虽然有起有伏，但基本上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其中1978、1989、1995、1999、2000年的比重分别为13．4％、9．42％、8．43％、8．23％和7．75％。

1996年以来，每年农村所得到的银行贷款大体上仅占全部贷款的11％，而且，农村得到的贷款额小于农村存款额，从而处于农村资金净流出状态。据估计每年大约5000亿元。因此，非正规金融在农村普遍存在，大体上与正规金融的比例为一比一。

农业税占整个税收总额的比重，1990－1996年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由2．56％上升到4．53％；1996年底，中央决定，要求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所以，自1997年以来逐年下降，由4．04％下降到1．87％，但至今仍然占第一产业增加值的2％。

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在过去的长时期内是相当严重的。据计算，到2000年我国工农产品剪刀差相对量大约依然达到60％;70％。

此外，有人认为，国家征用农地补偿价格过低，也是影响农民收入的一大因素。撇开公正补偿标准问题不谈，其实受征地影响的只是少数城郊和发达地区的农民，它对全国农民的收入并无普遍影响，故这一因素可略去。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即农民贫困。这种说法似是而非，甚至是本末倒置的。实际上，城市化的滞后只不过是现阶段中国农民数量大的原因，而不是农民贫困的原因。如果按这种观点行事，则我国依然应当大力推行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政策，那么，农民现状的改善岂非遥遥无期？

总之，除了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和中国人均土地资源不足之外，农民收入低、提高慢的基本原因在于政策，即在政策上向城市倾斜而牺牲农业、农村和农民。

三、全面大力促进农民减负增收的意义和途径

全面大力促进农民减负增收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需要。长期以来的种种制度安排，都是以牺牲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为代价，以保障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以明显的对于农民的不公平为代价以换取国民经济效率和和市民的福祉。显然，应当改变为：公平对待农民，保障农民福利，停止不公平的制度安排。它又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只有在城乡并肩奔小康的条件下，才能切实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显然，我们应当针对以上所述农民收入低、提高慢的“三大根源”，全面大力促进农民的减负增收：

第一，针对农业的产业性特点，进行特殊的支持。主要包括：加强信贷支农，进一步解决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资金困难；推行农业生产、储存保险制度，克服相关风险；强化科技支农，弱化农业产业特点对于农业的不利影响；对于农业生产进行直接的货币补贴，以弥补其他举措的不足。而进行直接的货币补贴，其理由是，以上种种举措，都只能弱化农业的产业特点，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它。直接的货币补贴包括出口价格补贴（如当农产品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而难以出口时，国家给予价格补贴）、生产资料价格补贴（即出售价格低于出厂价格）、耕地面积补贴（如欧美发达国家目前都按耕地面积对于农民进行货币补贴）

第二，针对人口多土地少的特点，继续严控人口，严控土地的“农转非”；同时，适当控制节劳型产业、行业，大力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劳动力大大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应当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劳动生产率，扩大劳动力的就业率、部分就业率、参劳率和参劳日。总之，要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尽可能在城乡非农领域中分得一杯羹。

第三，从整体上调整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经济政策。其具体内容，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包括：大力加强服务于农村的各种基础设施（如交通、水利、教育、医疗、文化等等），以便提高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生活；力求早日逐步实行城乡平等的社会保障政策（如义务教育、低保、医保、养老等等），使得农民逐步与市民享有同等待遇；实行普遍减负的税费制度，全面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

全面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乃是农民减负增收问题的重中之重。其理由非常简单：农民的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市民而各种税费负担却大大高于市民，而且在就业、社保等方面也不能与市民享有同等待遇，显然大大有失公平。

具体地说，首先要全面取消农业税。其理由是，农业属于弱质产业、高无效成本产业，理应在财政上予以普遍扶持，而取消农业税便是最普遍、最实惠的扶持。取消农业税与取消农业特产税相比较，后者具有鼓励农民进一步发展农业特产的作用，其着眼点是效率；而前者则具有普遍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其着眼点是公平。而且，取消农业税对于从事农业特产生产的农民来说，也同样具有鼓励作用。据测算，我国农民的农业税负担大约相当于每公顷100;150美元；而美国对农民的耕地面积补贴大约每公顷100;150美元。那么，与美国相比较，中国农民相当于每公顷增加了200;300美元的负担。其次，全面取消税收性质的“乡统筹”。乡级政府的一切经费，均应由国家财政支付。这样也有利于乡政府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至于农村集体经济提留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等，只要不转变为“乡统筹”，其性质就与农民对国家的负担无关；其具体项目、金额等等就应当在国家指导下，在农村集体经济内部通过民主程序决定。

四、全面大力推进农民减负增收的条件

全面大力促进农民减负增收，意味着要从国家的财政收入中拨出较大的份额用于农村，减少主要使城市受惠的财政支出的份额；意味着，在经历了多年的“以乡补城”的历程之后，实行“以城补乡”的新战略。实行此种变革，也意味着由城市、工业对于农村、农业进行反哺。一般认为，进行这样的反哺是需要条件的。据韩永文研究，从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情况来看，大体上当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大约占20－26％农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的比重大约为40％－45％，便意味着具备了条件。据此，中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便已经具备了条件。现在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更加雄厚，反哺农业、农村更是不成问题了。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当农村人口减少到只占全国人口的10％的时候，才有可能由国家对于农业和农村予以补贴。这意味着，我国农民在今后的几十年内依然难以看到城乡平等和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此种观点是非常难以令人接受的。

城镇贫困居民家庭情况范文篇10

一、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表现

(一)收入差距。

目前，反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最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1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69.6元，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366.4元。从这两个指标来看，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相当大。

1.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民人均收入的2.9倍，城乡居民收入比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78年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57：1，农村改革开始后这一比例逐步降低，到1983年降到最低点1.82：1，随后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扩大，到1990年城乡收入比为2.2：1，1995年为2.71：1，目前已经达到2.9：1的历史最高水平。我国城乡人均收入比大大高于大多数国家不到1.5：1的水平。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相关资料，城乡差距超过2：1的国家只有3个，我国便是其中之一。

2.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接近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的2倍。扣除物价因素，1990年到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0％，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约增长62％。

3.农民收入水平比城镇落后8~9年。目前农民的收入水平只相当于1992~1993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

4.农民人均收入比城镇居民收入低4493元。1978年时农民年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相差209元，到1985年差距突破300元，随后几年每年再扩大100多元，到1992年差距突破1000元，1994年突破2000元，1997年突破3000元，2000年就突破了4000元。预计2002年将突破5000元。1978-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每年扩大20-30元，1985-1992年每年扩大100多元，1992年以后每年扩大300~400元，最近两年每年扩大500元。

城镇居民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而农民的纯收入除要用于消费和储蓄以外，还有一部分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如果扣除农民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城乡差距就更大。2001年农民家庭人均各种支出2780元，其中家庭经营支出占696元，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78元，缴纳税费支出91元，非生活消费支出占到家庭支出总额的31％。

(二)社会福利差距。

我国城乡居民不仅统计收入上存在较大差距，在收入统计之外，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也存在较大差距。很多社会福利实际上是居民的一种隐性收入。因此，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应比统计上的收入差距要大。目前，城市居民享受的住房补贴、物价补贴等各种补贴，以及各种社会保险如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最低收入保障等，绝大多数农民都不能享受。城镇居民以社会福利方式获得的隐性收入难以准确估计。有人对1994年城镇居民享受的公有住房、公共医疗及保险福利几项进行统计，人均大致1081元，相当于当年农民人均收入1221元的83.4％。世界银行1997年的估计，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应在4：1，也就是说，平均一个城镇居民的年收入超过了一户农民全家的年纯收入。

(三)财产差距。

对城乡居民的财产情况目前尚无准确的统计，但从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来看，城乡之间的差距相当大。根据1996年的统计，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8831元，农村为1025元，二者之比为8.6：1。近几年由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大大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幅，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差距应不会减少。有人估计1999年农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1600元，同年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11570元。如果以3口之家计，每户农民家庭存款平均不足4800元，而城镇居民家庭的存款超过34700元。农民家庭存款余额仅相当于城镇家庭的零头。

再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大致可看出财产的差距。199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90.43元，同期农民人均财产性收A38.15元，城乡之比为2.37：1；2001年城镇人均财产性收3,134.62元，农村是41.05元，城乡之比扩大到3.27：1。

(四)生活水平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的最终反映是生活水平的差距。1999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为6796元，而农民人均消费水平只有1927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是农民人均消费水平的3.53倍。事实上，近十几年来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一直在扩大。1985年城镇居民与农民人均消费水平之比为2.31：1，1990年扩大到2.95：1，1995年为3.4：1，1999年达到3.53：1。农民的消费水平本来基数就比较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民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又明显低于城镇居民。1990年到1999年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农民的消费水平提高77％，而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87％。农民的消费水平与城镇居民相比相差9年左右。

城乡居民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城镇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120.5台，电冰箱8l台，洗衣机92.2台；农村百户拥有的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分别为54.4台、13.6台和29.9台，分别相当于城镇拥有量的45％、17％和32％。城乡之间其他耐用消费品如音响、空调、电脑、微波炉等的拥有量差距更大。

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消费在整个生活消费的比重，是国际上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越低说明生活水平越高。2001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9％，而农村为47.7％，农村比城市要高出10个百分点。

二、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

城乡之间的差距首先与城乡产业特性有关。现在的农村虽然已经包含了多种产业，但农业在其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与城市区别的一大特征。而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小的特点，注定了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农业增长必然要慢于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如果不考虑城乡其他方面差别，单从产业自身的扩张性上来看，农村就自然地处在劣势。城市产业比农村产业更具扩张性，一般情况下城市经济发展要快于农村。最近10年中，我国GDP结构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相应地第二、第三产业上升10多个百分点。20世纪80年代由于农村改革率先启动，农村在经济机制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农村的第二产业曾经有过较快的增长，但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化，导致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已经明显降了下来，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不少地方乡镇企业停滞不前，甚至还有萎缩。

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惯性推动促使城乡差距继续扩大。非均衡发展战略不仅使城市的产业快速发展，而且城市的各种基础设施也不断加强。近几年尽管国家在农村电网改造等方面增加了投人，但国家所有大型电力、交通、通讯以及信息等基础设施无不紧紧围绕城市中心而展开。城乡之间基础设施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如果过去农村为企业发展所能提供的环境和条件与城市相差不大的话，那么今天城市在基础设施齐全、资金密集、信息畅通、市场活跃等方面优势已经将农村远远抛在后面。企业为了追求效益，新项目的上马普遍都选择在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城市及其辐射地区。城乡物质基础的差距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差距。不同的体制仍是城乡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体制的差异大大缩小。但几十年形成的城乡两种不同的社会运行机制，仍然在发挥作用，福利制度、税收、就业、人口迁徙等方面的制度安排，都可能会促使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比如城镇福利制度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但农村福利制度的建设还没有能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即使已有的社会福利项目，农村与城镇也有很大的差别。全国城乡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农村中小学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要大大低于城镇，农村学生的辍学率、流失率高于城市。同样是义务教育，国家财政拨款和教师工资城乡间也存在较大差别。1995年全国普通小学每个学生的预算内事业支出265.78元，而农村只有198.69元，最高的上海达1216.85元；全国普通初中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492.04元，农村只有392.59元，最高的上海达1535.83元。在城镇一些理所当然的社会福利，在农村农民还必须支付费用。如民兵训练、计划生育、优抚对象、乡村公路、农村教育等都需要农民交费。尽管税费改革取消了这些方面的收费，但增加了农业税，实际上以农业税的形式收取了这些费用。农民的年纯收入只有2300多元，距个人所得税收取的低限相差甚远，但农民的农业收入却要在未扣除生产成本的条件下缴纳8.4％的农业税及农业税附加(税费改革后)，如果将这一税额折合成以增加值为基础的税率，大致在40％，这与其他行业17％的增值税税率相比，反差极大。

城乡隔离是城乡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即使是城乡之间存在差异，城市在产业体系、基础设施、制度安排等方面有明显优势，但只要城市和乡村之间是相互开放的，各种要素的相互流动会使城乡之间在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上保持相对的平衡，城乡之间差距扩大就会受到一定的制约，城乡间也许在某个方面差距会扩大，但在另外的方面会得到相应的弥补。我国城乡差距的扩大，不仅在物质基础上有差距，最主要的是城乡间人口流动的限制，使城市人均的资源总量快速增加，而农村人均资源很难增长。一方面是产业不断地向城市聚集，各种物质和文化成果向城市聚集，而另一方面人口向城市的聚集被严格控制，城乡之间人均经济和文化成果的占有差距就不可避免地要扩大。

三、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城乡之间有一定的差距是正常的，也正是差距的存在才促进了城乡之间要素的流动，促进了城乡的共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差距也是一种发展的动力。但城乡差距过大，反过来就会成为发展的障碍。如果抛开道德、社会公正等因素，单从经济增长来看，城乡差距扩大已成为当前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其突出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制约，二是人力成本制约。

市场制约是由于农村大量人口收入水平过低，使国内巨大的潜在市场挖掘不出来，扩大内需受到影响，经济增长中需求不足的主要矛盾难以化解。1980年时我国县及县以下市场社会商品零售额在城乡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为65.7％，1990年这一比重降到53.1％，1995年再降到40％，2001年只有37.4％。1985年时农村消费品市场成交额占全国消费品市场成交总额的80.9％，2001年农村消费市场成交额的比重只有42.6％。农村市场萎缩成为内需不足的最主要因素。

人力成本制约是由于大量人口滞留在经济落后的农村，使在劳动力资源中占到绝对多数的劳动者素质长期难以提高，一方面大量劳动力过剩，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中最急需的有一定劳动技能和知识水平的中间层次的劳动者供给不足，整个社会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衔接，社会劳动成本提高，经济竞争力受到影响。近几年打工的农民工资水平上涨很少，大量的农民找不到工作，但不少城市都出现技术工人短缺、工资不断上涨的现象，在一般条件下城市劳动者的劳动成本要比农民工的劳动成本要高出很多。随着我国“世界工厂”地位的不断确立，在人力资源中占绝对多数的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在技术、技能和知识上不能适应现代制造业的需要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可见，遏制城乡差距扩大加剧的趋势，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不仅是我国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也是当前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现实的课题。长远看，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深化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要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还不大可能，但采取措施防止差距的过分扩大，是极为必要的。在当前的经济运行中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国家财政资金、国债资金用于农业的比例不少，其中大江大河治理、生态建设等方面占了相当大比例，虽然国家也投入大量资金对农村电网进行了改造，但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直接密切相关的项目并不多。国家应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国家不仅要增加用于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也要将农村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纳入公共财政领域，增加农村道路、农村教育投入，要拿出部分资金支持农产品储存、保鲜等市场设施的建设。在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尽量使用农民工，以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

第二，建立健全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1998年以来全国财政累计增收量比较大，国家在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城市社会保障方面的增支较多，但真正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支持方面的支出增加不多。在当前农民增收困难的情况下，一要充分利用WTO“绿箱政策”支持农业。目前我国已经采用的绿箱政策主要包括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农业病虫害防治、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储备、扶贫与救灾等方面，今后除要继续加大这些方面的投入外，还应积极探索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补贴、农民收入补贴以及其他方面的农业“绿箱”支持政策；二要在遵守世贸规则的前提下，对受国际市场冲击大、有发展潜力的农业产业，实行“黄箱”支持。根据有关协议，我国的“黄箱”补贴可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而目前我们只有2.3％，增加农业补贴的空间很大。因此，对一些与农民收入关系密切的特殊农产品品种，应适当给予价格支持以及信贷、生产资料等方面的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