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论文十篇

中国金融论文篇1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我国金融改革逐步深化。在逐步认识到金融中心对区域金融发展重要促进作用的基础上，我国各区域经济中心分别就金融中心的建立与辐射展开论证。例如上海、北京、大连、深圳、成都、武汉、西安等都在争建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由于定位不准确，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有限而宝贵的金融资源。基于这一现状，对我国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分析论证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斟酌筛选和模型分析给出建立金融中心的层次和必要条件。

(一)城市的初步筛选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较大，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和金融指标方面尤为明显。因此，通过一些重要的经济、金融指标来合理的排除一些条件不好或不太好的地区，进而甄别出合乎条件的城市，通过模型的进一步检验，最后确立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理论界认为，一般情况下，一国只能出现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并辅之以若干区域金融中心。根据经济和金融的相关指标比较，有理由排除中部和西部的绝大多数城市，尽可能地在东部寻找国际金融中心。在考虑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布局和区域涵盖面的情况下，选取了东部的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大连、青岛，中部的武汉和西部的成都、西安等十个城市作为备选选项。

(二)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

里德(H.C.Reed)提出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潜力理论，不同于以往静态区域金融聚集力或区域金融竞争力分析。该理论认为，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图1)。本文基于里德理论，通过分析经济、资金、基础设施和软实力等都可能导致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因素，量化研究城市是否具备金融中心成长潜力，这一潜力将导致哪一级的金融中心成形。

根据图1，我们将金融中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国内部的金融中心，包含地区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全国金融中心三个范畴，其影响范围逐步从地区扩展到全国；第二层次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其影响范围为邻近国家和政治“领地”；第三个层次是全球性金融中心，其影响范围已扩展至全世界。三个层次的金融中心有显著的区别，具体表现在经济实力、金融影响力、基础设施、区域辐射力等相关配套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上，从而使各个层次的金融中心数量呈“倒金字塔”形状，即第一层数量较多，第二层数量居中，第三层数量极少。

国际金融中心的构建必须在经济实力、金融影响力、基础设施建设和软实力等方面具备一定的着力点。因此，本文根据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选取了四组54个指标，构建备选城市的经济实力(EP)、资金实力(CP)、基础设施水平(IL)和软实力(SP)等四要素结合的国际金融中心潜力值模型(TFP模型，由孙剑在《中国区域金融中心的划分与构建模式》中构建)，如下所示：

TFP=a1+β2CP+β2CP+β3IL+β4SP+8(aβ1=常数量；e=随机误差量；β11>0；β2>0；β3>0；β4>0)，其形成潜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转化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得到图2中的相关数值，进而找到符合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条件的城市：上海、北京和深圳的经济实力远远超出其他城市，金融实力在全国占有绝对的优势，是我国的三大金融增长极。其中上海得分略高于北京，显著高于深圳。这与上海、北京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地位高度强相关；深圳位于珠三角，接受香港对内陆的经济辐射，三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高于其他城市。但成都、武汉、南京、青岛、大连、西安等城市在区域范围内的金融地位突出。成都和西安是我国西部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和经济枢纽。南京也是长三角区域性经济和政治中心。青岛位于胶东半岛，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武汉是我国中部最大的交通枢纽，长江中游最大的物流中心。大连则位于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交汇处。所以，十个城市均是我国各地区的经济金融中心，但相比却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将样本城市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90-100)：上海，所有指标均领先于其他城市；第二梯队(80-90)：北京，即拥有四大国有银行的总部，又是全国金融业的监管中心所在地和众多大型国企总部所在地，具有巨大的资金和信息优势；第三梯队(70-80)：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同时毗邻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此外，它还在金融创新上保持着优势；第四梯队(70以下)：成都，武汉，南京，青岛，大连和西安。

二、构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上海

上述分析表明，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先发优势。国务院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决定，更确立了上海的领先地位。我国金融中心的构建应采取下列步骤：将上海建成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在北京、深圳等城市中选取建设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或全国金融中心，在成都、武汉、南京、青岛等城市中选取区域金融中心。以下将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上海的金融现状及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所面临的问题

上海已拥有全国最健全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及国内金融交易中心的地位。截至2008年末，全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689家，银行业机构124家，保险业机构291家，证券业机构94家。在沪经营性外资金融机构达到165家；在沪经营的外资银行及财务公司93家。其中，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57家(数据来源：200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09年2月，上海证交所开户数目前已达8075.45万户，形成了国内主要的证券交易市场。位于上海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每天的交易成为中国外汇牌价的基础；银行间资金拆借市场使上海成为银行间资金调度的中心；金融人才和技术优势国内领先；有国内最大最规范的同业拆借市场、外汇交易市场、票据贴现市场、保险市场、住房抵押市场、商品期货等市场；在未来数年内还将成为全国的资金调度中心、资金运作中心、资金清算中心。作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央行上海总部的成立进一步强化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的地位，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试点的开展也将在上海展开。

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然成熟，但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进一步努力。目前上海金融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一是金融机构比例不均衡。一个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包括大批完备的金融机构。但上海的现状是银行类金融机构较为发达，占金融机构总数比例较大；证券类金融机构波动较大，不稳定；其他金融机构及外资金融机构比例较小，导致金融体系不完善。第二是金融基础相对不完善。上海金融相关配套基础和金融相关服务尚未完善，科研水平和金融服务机构质量参差不齐；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和现有国际金融中心存在一定的差距。金融辐射能力和资金配置能力效果都不明显。第三是金融法律法规离国际化尚有差距。近年来，上海在金融法律法规制度(包括司法制度和监管制度)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现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缺乏独立的司法体系来保障金融法律的实施，金融法律法规尚未完全国际化。第四是金融政策尚未充分开放。我国资本项目货币兑换尚未完全自由化，上海的发展受到限制；同时，央行体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其中分业监管模式中存在严重缺陷。

(二)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机遇

1金融危机下中国金融体系安全的构建与完善

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金融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大批知名的国际金融机构倒闭或者被兼并。由此导致一些老牌金融中心不断丧失对全球金融业的影响。我国的金融市场虽然也遭到了金融危机的侵扰，但由于我国金融行业的国际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加上我国经济整体良好运行，大大减轻了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使得我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整体实力显著提高。因此，应充分利用危机对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的冲击带来的教训，加速构建和完善我国的金融安全体系，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如充分完善和利用监管严格下的金融创新工具如上海同业拆借平台以及Shibor的定制来加大对全球救市的实际举动，提高我国金融行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在这方面，上海均应“先试先行”。

2上海区域金融效应在人民币区域化或国际化进程中的发挥

在本轮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主要货币均进入颓势，疲软不振。而人民币一直保持着较为强势的姿态。这对人民币保持全球信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因此，充分利用危机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机遇，发挥我国金融中心的全球影响力，必须步步为营，先实现金融中心的区域影响力。而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正好是我国金融中心区域和全球影响力发挥的工具。上海人民币国际结算试点的开展，将充分利用人民币的适度区域化和国际化，利用我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加速提高人民币的国际信誉。只有人民币在区域站稳了脚跟，我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问题也就走好了第一步，国际金融中心的效应也就更容易发挥出来。

3拉动内需、区域开发过程中上海金融的发挥

我国经济在本次危机中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和影响。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GDP增长仅为6.8％，进出口和内需同时出现萎缩。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政府不断推出经济刺激方案，包括2008年年底为拉动内需和进行中西部开发而推出的4万亿投资，以及2009年财政预算赤字预计为9500亿元等；同时还将取消民间借贷的限制，推动民间借贷在银行资金短缺地区和部门发挥应有的作用等。这些措施的出台，反映了政府有效应对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心，必将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也必将推动区域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上海作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必将扮演融资中心的作用，同时也会加强其对全国经济的引导力和促进力。

(三)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战略

1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突发性，要求我国金融业特别是作为我国金融中心的上海，要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充当先行者和导向者的角色。建立一个体系健全，结构合理的金融机构网以及拥有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保障金融业运行市场的健康有序，是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前提和法律保障。体制改革的深化、法律法规的完善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对人的应用。上海要大力吸收和培养高素质的金融、贸易、会计、法律人才，站在战略的高度认识到人才因素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性。同时，试点打破分业监管模式，避免大量重复监管对微观金融主体的束缚，实现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业进行统一监管，将盲区产生机制予以消灭。

2建立成熟的金融市场、逐步实现金融区域化和国际化

第一，完善货币市场。以人民币的逐步可自由兑换为契机，在可监管范围内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逐步扩大人民币业务，拓展其业务经营范围；恢复重建大额存单市场，并逐步拓展二级市场；大力发展票据贴现和再贴现业务，实现票据承兑和贴现公司的专业化，资金清算流程化与便利化；放宽同业拆借市场的币种限制，以上海为中心构建全国同业拆借网络。第二，完善资本市场。逐步放宽B股二级市场的外资证券公司必须由在我国的机构申请特别席位这一规定，改变投资人及其人无权直接参加企业经营管理这一现状，通过保障外国券商和B股持有人利润的增加提高其投资的积极性。在全国率先试点深化外汇体制改革，提高外汇市场效率。通过货币和资本两个市场的完善和发展，审慎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

3提高金融机构的国际参与力和抗风险能力

充分利用我国经济健康运行这一大的宏观背景，积极并且审慎推进上海金融的深化和广化；利用全球金融业不景气的机会，积极审慎地推进金融机构并购，寻求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有利地位和投资扩股机会；选择一些有实力的金融机构组成联合体进行国际市场的扩张和深化，提高金融机构的全球参与力。沉着应对国际宏观经济变化对房价、通货膨胀等带来的影响，构建住房金融保障机构，防范危机的传导效应。建立有效的风险化解和转化机制，避免危机带来的不利因素，利用其给上海金融业带来的发展契机，进一步推动上海金融中心的国际化。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对全国九个具有区域优势的大城市进行了经济实力、金融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区位优势等四个方面的综合分析，得出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结论；并结合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实际，对上海的优劣势进行相关分析，提出了其发展战略和对策。

中国金融论文篇2

[摘 要]美国次级贷危机引发了自身的金融危机，并逐步席卷全球，发展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引发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其自身危机则具有深层次的法律原因。通过对深层次的法律原因的思考，我们来寻找金融法律制度的出来该当如何?这便是本文所论述的重点。 [关键词] 法律原因 金融立法 金融法律体系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以下均简称“次级贷”)危机始于2006年下半年，直到2007年2月才引起世界的关注。2007年8月则升级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首先导致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大量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倒闭或向政府申请破产保护，随后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侵蚀，最为著名的是冰岛国家宣告破产。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在深层次上来自自身法律的危机。原因有如下几条:(1)监管立法的不断放松甚至缺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只依靠市场自律已经被证实远远不够，金融业若要实现安全稳健发展必须以审慎金融法律规制和有效监管为条件;与此同时，在缺少有效监管措施条件下，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却发展迅速。并由此形成一个连接房地产、债券、基金等环节的高风险链条，在金融衍生品的作用下，最终导致次级贷泡沫破灭，引发了这场危机。(2)英美法系弊端的暴露:英美法系自身的弊端也是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而导致住房抵押移风险破灭的直接根源在于其所有权、财产权的混淆与“零首付”贷款模式。除了以上原因还有公司法律制度的扭曲与信用法律体系的不完善等等。 此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与其它发达国家消费紧缩，致使中国出口业务衰退，进出口违约率提高，回款率恶化，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尽管如此，此次金融危机对于中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创造了一次良好的发展机遇，对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建设也具有极大的启示。 一、金融立法应当立足于国情与实际 尽管没有西方国家那样发达，但中国历史上各个阶段的立法都有其自身特点与时代特色，并且不失其功效。从这次由美国次级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难看出美国金融法律制度的缺陷与不足，所以中国金融立法不应再盲从西方发这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法律制度。只有从自身国情出发，根据自身国情需要，制订适合自己需要的法律制度，才能解决自身问题。当然，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也不是要全部弃之不理，借鉴还是要借鉴，但我们必须调整心态，避免一味地照抄照搬，而是有需要地结合自身情况与实际需要进行有选择地借鉴，这样才能制订出符合中国自身实际情况的法律制度，才能促进自身经济与社会有序发展。 二、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对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具有重要作用 应当说，金融危机的发生有着诸多原因，例如经济体制、政治因素等。通过对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爆发的金融危机研究发现，法律制度的缺陷与不足已经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能够成为市场主体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化的保障，是金融稳定的基础设施和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化保障，也是金融交易信用的保护器，所以，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可以有效地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金融业是经营风险、获取利润最大化的的行业，有效的金融法律制度完全可以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国家监管当局所能容忍与承受的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来说，完善与创新金融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的必经之路。 三、中国应当建立完善而全面的金融法律体系 中国目前金融法律制度单一，内容不够丰富，远远不能满足中国金融业发展需要。中国金融法律制度以《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保险法》、《证券法》为核心内容，涵盖证券与保险法律规范，具体到业务操作层面，仍以行政规章为主要内容。整个金融法律制度缺少操作性规定，与现代金融发展形势及中国金融改革开放要求不相符合。 首先，没有一套完整、统一的金融安全法律体系。当前中国金融法律中尚无较为详细的关于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与稳定等方面的规定，也就无从谈起完整、统一的金融安全法律体系。 其次，由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金融监管缺位与错位现象严重。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理念转换不够，不仅职能交叉、监管过度，又有监管不到位，跨行业、跨市场监管存在盲点等问题，很多金融风险无法真正得到有效控制。& nbsp; 再次，防范、化解金融危机的相关法律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因救助标准不够明确、工具与措施缺乏，导致最后贷款人制度形同虚设。另外，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发生危机后的并购、接管等制度缺失，也无防范与化解国外输入型金融危机的相关法律制度安排。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金融业无法适应全球金融竞争及风险逐步加剧的形势需要，也将阻碍中国金融业进入国际市场稳健发展。最后，尽管国务院法制办于2009年10月12日公布了《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但距离正式通过实施时间尚远。只有该条例正式实施以后，才能逐步解决目前国内存在的信用风险没有法律约束、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因违法成本较低而无法有效遏制等问题。 另外，由于缺少完善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既不利于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也不利于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提供充分的保障，从而影响整个金融业的发展质量。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只有切实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投资者以及金融市场其他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才能切实维护一国金融安全、经济安全，才能提高一国金融竞争力与整体经济竞争力。只有强化金融法律在金融发展中的指引、保障、规范、促进作用，才能切实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社会主义金融法治，使其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必须与时俱进，根据中国经济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完善与创新。 中国应当建立起一个包括规范银行、证券、保险等整个金融业的法律制度，包括金融机构的准入与退出，金融危机应对措施，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制度，只有在信用法律体系、外汇管理法律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与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等方面获得创新发展之际，中国金融业才能健康、稳健发展，才能在国际这个大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金融论文篇3

【摘要】国际上,信贷资产转让是获取“消费者剩余”的逐利行为;但是近期中国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在某种程度上却异化为逃避监管的工具。异化的背后,展现了中国银行业面临着与国外完全不同的金融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并揭示了中国金融监管当局需要背负强化监管和促进金融发展的双重任务。要完成任务,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必须从更为宏观的高度审视金融业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的适配程度,联合和整合有效资源,改善基本金融环境。

【关键字】信贷资产转让;异化;金融环境

一、引言

一般意义上,自主达成的交易,必须满易双方对市场条件变化之后产生的“消费者剩余”的追求和瓜分。从国外金融发展历程来看,银行信贷资产转让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逻辑,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90年代颇为流行:在交易量上有了重大发展;在交易对手的范围上,由银行同业拓展到了银行与非金融机构之间展开。最近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将信贷资产转让推进到了新阶段。随着商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银行业也开始了对信贷资产转让中存在的“消费者剩余”的追求与瓜分,并且所有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在形式上与西方的信贷资产转让并无二致。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发现中国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出现了与国外明显不同的景象,甚至异化为逃避监管的工具。基于在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中国金融创新的目的,本文思考了以下问题:信贷资产转让的基础是什么?中国的资产转让业务呈现与国外不相同的景象,其内在根源是什么?中国监管当局又应该从中获得何种启示?

二、信贷资产转让的理论分析

银行同业信贷资产转让业务是指银行与其他金融同业之间买卖一笔或者一组信贷资产的业务;其转让对象仅限于同业机构,包括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可以接受非金融机构为信贷资产转让提供担保;转让标的仅限于同业金融机构向非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资产,不包括金融同业的各类权益性资产(张宇哲,2003,《中信银行搭建信贷资产转让二级市场》);转让方式包括有一次性买断和回购。

一般而言,信贷资产转让是对金融市场的深度利用。按照现代金融理论,银行是生产金融产品的机构,银行开展信贷业务的实质是银行向社会上的个人和机构通过转让资金使用权而生产金融产品并收取服务费的过程。因为信贷业务的实质仅仅是资金使用权的暂时让渡,所以银行拥有信贷类金融产品的部分控制权,比如银行拥有贷款合同,以保证贷款到期时能够收回资金的使用权。故,银行开展信贷业务的结果就是:贷款者获得了资金的暂时使用权,银行获得了信贷类金融产品的标志物——保证到时收回资金并获取服务费的信贷合约。

从经济学的最新进展看,只要两个主体对同一种商品在同一时间的主观评价不同,就存在交易空间,并可能为交易双方带来“消费者剩余”。依此看来,只要不同商业银行对同一笔或者一组信贷产的评价不同,他们也就具有对信贷合约进行转让的动力。而对同一信贷合约产生不同主观评价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种:一是由于某一时点,不同银行所面临的流动性需求约束不同,而流动性需求往往为硬约束,所以部分银行为了获取流动性,就会降低对已经发放出去但未到期不能收回的信贷资产的评价,而提高对现金资产的主观评价。二是在某一时点不同银行为分散风险而需要调整的信贷合约的区域、行业、企业分布结构的内容不同。对于同一笔或者一组信贷资产,对A银行而言,也许是需要增加的项目,但对于B银行而言,也许正好是需要减少的项目。这样一来,他们之间也会产生对同一笔或者一组信贷资产主观评价的差异。三是不同银行所有者和经营者风险偏好发生了相对变化。比如,A银行因为资本结构变化等原因,风险承受能力降低,他们对于风险较高的信贷资产合约的评价就会降低,相反也就可能存在一家B银行会提高对于该合约的主观评价。特别是由于发展战略的调整以及对国家经济形势、行业发展趋势、企业发展态势的评价的不同,不同银行之间对于同一信贷资产合约几乎不可能存在完全一致的主观评价。由于主观评价的不同,就一定存在“消费者剩余”。只要达成交易的成本低于这一“消费者剩余”,我们就可以肯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银行,肯定会进行这一类信贷合约的交易。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交易成本的显著降低,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以于是就以超乎寻常的高速在增长。

三、中国信贷资产转让的异化

从上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里,银行参与信贷合约交易的根本目的是获取不同银行对同一信贷合约主观评价不同而产生的“消费者剩余”,是一种明显的趋利行为。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考察我国银行同业信贷资产转让业务,我们就会发现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

2002下半年,我国央行开始批准银行同业信贷资产转让业务,事实上在2002年上半年,就有银行已经秘密开展此类业务(张宇哲,2003,《中信银行搭建信贷资产转让二级市场》)。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部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呈现以下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信贷资产转让主要采用回购形式;二是信贷资产转让的期限都很短;三是信贷资产转让协议达成的时间往往是商业银行上报非现场监管资料的前几天甚至当天。其实,正是这三个特征决定了中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转让具有与一般意义上的信贷资产转让完全不同的涵义。如果极端一些,甚至可以认为,我国部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不是正常寻利行为,而异化为逃避监管的工具。

第一,具有上述三种特征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并不能够从实质上优化银行的信贷资产结构。因为信贷资产转让采用的是回购方式,相当大一部分转让期限在十天之内。这样一来,卖出行能够改变信贷资产结构的时间就少于十天。这样一个相当短期限的信贷资产结构改变,对于银行业务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第二,这种转让很难帮助银行解决流动性问题。因为回购期限短,信贷资产转让只会带来帐面信息的改变,并不一定带来现金的实际流动。即使有现金流动,除非卖出行面临特殊的支付困难,否则这种确定的非常短期的现金流对银行的流动性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并且,对于如此短期的现金需求,银行完全可以通过交易成本低得多的同业拆借等方式进行,而不必须进行信贷资产转让。因为同业拆借是一个标准化的市场,银行参与该市场的参与成本很低,合约的谈判成本也非常低。相反,在信贷资产转让方面,要涉及很多笔业务,要涉及信贷资产的合约条款和资产状况的确认等等,可以肯定其交易成本很高。

第三,这种转让业务可以有效规避监管。我国目前对银行的监管分为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对于银行日常经营状况信息的获取主要是通过非现场监管进行。为此,在我国目前的监管框架中,设计了十项指标,来保证监管者比较充分地掌握银行的经营信息。如果在上报监管信息前夕,银行进行信贷资产转让,只要所转让资产组合适当,完全可以轻易的修改这十项指标。又由于这种转让业务期限极短,在商业银行上报监管信息之后的极短时间,商业银行相关的经营状况又会还原。这样,银行的非现场监管数据事实上就处于严重失真状态。或者说,监管当局掌握的仅仅是银行上报监管数据时的信息,而不是银行日常经营中的信息。

如果银行依据上述非现场监管数据,对相关银行下监管结论,制定监管策略,那可能就会带来严重问题。幸运的是,目前监管当局一方面有多种信息收集渠道,同时还有强有力的现场监管手段,并且初步建立了持续监管的机制与架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上述信息进行甑别。但是,因为甑别成本相对高昂,而监管当局受限于监管资源和监管成本的约束,并不能够完全彻底地对此进行清理。所以,商业银行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通过这种合法方式掩盖经营信息,逃避监管的。如此一来,我国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在某种意义上,就不仅不具备发达金融市场上的信贷资产转让的积极功能,相反异化为合法逃避监管的工具。

四、异化的原因

我国目前正面临加大金融对外开放的紧迫进程中,同时形势要求监管当局鼓励中国银行业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竞争能力。所以,面对这种异化,我们不能够以“一刀切”的方式叫停。但是,也不能够对此视若无睹。从金融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并找出合适的“药方”才是上上之选。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在中国目前的金融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之下,在信贷资产转让业务中,没有足够的“消费者剩余”供商业银行获取,而规避监管成为信贷资产转让的根本动力。

从金融基本制度环境看,商业银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因为无论是国有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银行经营者一方面要面临追求短期受益的所有者的压力,比如国家财政增加收入的压力和股东每年分红的压力;另一方面,政企没有在根本意义上完全分开,政府干预金融的现象虽然有在最近几年有明显好转,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银行经营者在某些情况下,要考虑政府当期的一些特殊要求。但是政府的这些要求并不一定完全与银行长期经营战略在时间轨迹上趋同,有时甚至明显背反。再则,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标准意义上的银行家市场,应行经营者面临的不是市场化的约束,其准入与身价不是由市场确定,相反银行经营者面临的只有法律的约束和监管当局的行政约束。特别是在经济市场化转轨进程中,金融法规与监管框架都处在不停的剧烈变化之中,银行经营者难以形成长期的预期,自然其行为就难以长期化。在行为短期化的基本背景时,银行经营者的行为会发生明显的变异,突出体现在并不关心银行未来的长远发展,而是特别关注银行当期在同业中和监管标者评判中所处的位置,以及银行每年的盈利多少。我们可以预测,凡是能够改善这几项指标的政策,银行会充分利用;相反,对于恶化这几项指标的政策,银行会尽量规避。从金融市场环境看,目前我国不同商业银行对同一笔或一组信贷资产主观评价的差异并不大,自然,通过信贷资产转让获取信贷合约“消费者剩余”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一,我国利率没有市场化,而利率浮动范围差别不大。这限制了各个银行充分发挥各自管理不同资产的比较优势,进行获利的能力。于是,我国不同商业银行对同一笔或一组信贷资产定价的差异很小,各家银行都没有为获利目的进行资产转让的交易价值空间。价格管制导致了消费者剩余“租值”的耗散,在此也许获得了另外的例证。

第二,风险评价粗放,差异不大,各家银行缺乏对某一类资产进行专业化管理获利的能力空间。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银行业目前还处在“跑马圈地”的阶段,各家银行还在以扩张市场份额为核心进行运作。信贷资产管理能力的深度提升,银行经营的集约化,精细化还没有提高到应有的议事日程上来。对于风险管理,核心也就仅仅是应对监管当局的监管,消解因风险过高带来的监管当局对于该银行发展强加的外部约束。真正为了银行长远健康发展,而强化风险管理的内在动力还明显不足。这样一来,各个银行对于风险管理就显得比较粗放。突出表现在贷款风险分类比较松,没有专门的独立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而已有的风险管理部门更注重于不良贷款的清收,而不是对于全部信贷资产的全面风险管理。风险管理的粗放,使得银行之间对于同一笔或一类信贷资产的风险评价没有太多的本质性差异,自然,他们对于该笔资产的评价差异不会出现太多的差异。当然,不存在他们在承担这些资产转让带来的交易成本之后还能够获益的风险定价空间。从此也可以看出,如果我国银行业经营的根本态势不发生改变,即使利率市场化成为现实,我们也不能够奢望标准意义上的信贷资产转让能够顺利出现。

第三,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格局,促成了银行经营战略的同质性,阻碍了银行对信贷资产实行差别化管理的努力余地。中国银行发展的多元化,差别化可以说是监管当局梦寐以求的。为此,监管当局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实际情况并不理想。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拼命突破区域限制,成为全国性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正全力以赴,要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正一心谋求成为城市商业银行。金融差别化,并没有成为商业银行的追求。相反努力扩大势力范围,获取一切可能的客户资源正成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一种时尚和目标。这样就导致了,我国每一家银行都努力做所有的银行业务,而所有的银行都在相同的业务领域进行残酷的“搏杀”。于是乎,银行之间的个性化服务,差别化服务都成为服务于该“搏杀”的工具。当然,这种情况并不非不理性。因为,我国目前的人均GDP还在1000美元左右,而在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背景下,能够为金融服务提供盈利空间的潜在客户是相对集中的。目前企业征信体系不完备,个人征信体系又相对缺失,更加大了金融服务的风险和成本。所以,各家银行就努力争取相同的高端客户,互挖墙脚,进而业务趋同。遗憾的是,这种合乎个体理性的行为,一方面降低了我国银行业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弱化了银行真正进行差别化服务的努力。在此,合符逻辑的结论自然就是,银行不会主动出让某一类优良信贷资产,也不会在没有额外补偿的前提下受让某一类高风险不良信贷资产。

总而言之,我国银行利用资产转让业务修改非现场指标,合法逃避监管,正是银行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的核心要义之所在。而监管当局批准此项业务时,所希望的银行优化资产组合、改善银行流动性、提高银行专业化经营管理水平等最多只是副产品。

五、对金融监管的启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矛盾的两方面:一方面,监管当局出于良好愿望,自觉的启动和放开了资产转让业务;另一方面,资产转让业务“理性”的异化导致非现场监管部分失效。这其实是目前中国监管面临双重目标的典型表现。这个双重目标就是:中国的金融监管不仅仅要负责金融的规范;还要促进金融发展。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同时满足规范和发展的双重目标,是非常矛盾的。因为规范意味着对己有的监管制度的认同和毫不动摇地执行;而发展意味着商业银行某一些突破现有规则和制度的行为应该也必须得到认可。

更进一步说,这其实是在考验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艺术和水平。因为我国目前金融发展处于低水平,又立即要面临残酷的国际竞争,低速发展都不行,不发展就更行不通。但是,经过10多年的发展,在目前的层次上,不规范很容易导致恶性竞争;再加之,由于各种原因,我国金融业已经承受了较多的金融风险,商业银行没有太多的能力承担试错成本。所以,规范,尤其是按照市场化方式进行规范,避免银行发展落入低效率“纳什均衡”陷阱是监管当局必须面临的现实。

这样看来,我国的金融监管必须坚持双重发展理念。一方面,要以促进中国金融发展为己任;另一方面,在监管中,对于发展中的新问题,要通过发展监管技术和模式的监管发展理念来解决,要主动的促进中国监管事业的发展,使其适应金融发展的形势。决不能受限于监管技术和水平而让金融业“削足适履”。

要促进中国金融发展,必须改变中国金融的制度环境,改善中国金融的市场环境。如果不改变中国金融的制度环境,中国金融的发展可能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沦为少部分人和地区获取资源的便捷手段,而对改进中国金融业的水平就不会取得应有的效果。如果不改变中国金融的市场环境,中国金融的发展,将更多的变为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业务范围趋同,金融服务的对象一致,对一部分需求主体金融产品供给过剩,对另外一部分需求主体金融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进而出现金融业整体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发展困境。这就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必须站在更为宏观的高度,审视金融业的发展态势、方向,以及金融与经济的适配程度,联合和整合有效的资源,通过有效的监管促进金融的纵深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金融论文篇4

关键词：金融混业、模式选择、发展方向

一、金融混业和分业的概念

所谓金融混业，是相对分业而言的，实质上是指金融业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关系。金融业的功能是以金融工具为载体实现的。依据金融工具的不同特点，在金融业内部可划分不同的子行业，如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基金业、信托业等。不同的金融工具可实现同一金融功能，因此，金融业内的各子行业在功能上有重合之处，正由于金融本身的这种行业分类的特点，所以在金融业就形成了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的概念。金融分业、混业既涉及经营层面又涉及到监管层面。就经营层面而言，即人们所说的金融分业经营与金融混业经营问题，这是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内核；就监管层面而言，即分业监管与统一监管的问题，它涉及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

而金融分业经营是从机构职能方面理解的，与混业经营是相对的，指的是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各自经营与自身职能相对应的金融业务。这种模式下，法律上禁止银行与证券业务的混合，一个金融机构不能同时经营两种业务。其出发点是维护货币银行体系的稳定，把存款保险及央行最终贷款者的功能限定在银行业内，手段是通过法规隔离来防止证券业的风险传递到银行体系。

二、美国金融业经营模式的转变历程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金融服务是通过“全能银行”即混业经营来提供的。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共有11000多家金融机构宣布破产，信用体系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银行、证券的“混业经营”是引发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为防止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对金融体系造成更大范围的破坏，美国国会于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将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严格分离。规定任何以吸收存款业务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商业银行，不得同时经营证券投资等长期性资产业务；任何经营证券业务的银行即投资银行，不得经营吸收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商业银行不准经营证券发行、包销、零售、经纪等业务，不得设立从事证券业务的分支机构。这一规定迫使绝大多数商业银行退出了股市。接着，美国政府又先后颁布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投资公司法》以及《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系列法案，进一步加强了对银行业和证券业“分业经营”的管制。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美国金融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期，是美国金融业的逐步融合阶段。大型金融机构在推动混业经营上积极性最高，它们推崇“金融超级市场”、“金融百货公司”，认为这种超级复合体既能分散风险，又能增强金融竞争实力，提高市场效率，同时也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至于金融监管当局迫于国际竞争压力，也不断改变对金融管制的态度，或明或暗来鼓励金融机构的多元化经营，在严格限制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同时，已开始允许商业银行可以对美国政府及其他联邦政府机构发行的债券进行投资或买卖，也可以动用一定比例的自有资金进行股票、证券的投资和买卖，还可以为客户的证券投资进行活动。经过“80年代金融改革”，美国金融业“分业经营”的经济基础逐步消失，“分业经营”的制度也已经不断被现实所突破。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金融业开始进入完全意义上的“混业经营”时期。

三、金融混业经营的优势

1.信息优势

在与企业建立联系的过程中，在做出贷款决定之前，银行会大量收集与企业及其投资机会有关的信息。贷款决定做出后，银行会进一步收集相关信息以便对于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管。在这种体制下，全能银行比专业银行有优势。全能银行可以比专业银行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同时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收集企业的相关信息，并在此信息优势的基础上与企业建立起更为广泛和长期的联系。这种银企关系的加强可能给双方带来极大的利益，它使银行通过观察企业与更多种金融工具有关的行为，对企业作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利用收集到的信息，以多种业务形式而不仅仅是贷款的形式对企业的活期存款帐户进行监管。而且由于提供的服务种类更多，在设计金融合同时，全能银行可以使用更多的工具对企业的管理决策施加更多的影响，从而节约了成本。

2.规模经济

全能银行的规模经济，可以从金融服务的生产中产生，也可以从金融服务的消费中产生。从服务的生产来看，全能银行可以将管理与某一客户关系的固定成本（物资与人力）分摊到更广泛的产品上；其次,它们可以利用自身的分支机构和其他全部销售渠道以较低的边际成本销售附加产品；再次，全能银行可以通过调整系统内部财务结构，更容易地发现和面对产品需求状况的变化；最后，由于信誉外溢效应的存在，它可以利用在提供一种服务时获得的信誉向客户推荐它的其他服务。从服务的消费来看，与向不同提供者分别购买相比，向单个提供者购买一定数量的服务组合，可以使购买者节省研究和监管成本。

四、我国目前金融分业经营存在的问题

(1)金融分业经营制度不利于金融业的规模经营、国际竞争力提高及传统金融企业向现代金融企业的转变。现行制度对银行业务、证券业务经营的严格区分和限制，抑制了市场资金供给来源，人为地割裂了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融通渠道，不利于资金之间的相互融通。银行、证券、保险的业务品种有限而单调，使行业素质及竞争力不断下降。

（2）入世后，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中资银行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其业务涉及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多个领域。资金实力雄厚，管理经验丰富，人才储备全面，服务产品齐全，创新能力强，具有许多中资银行短期内无法比拟的优势。中国银行业将面临生存的威胁。

(3)现行金融分业经营制度限制了金融创新。在分业经营制度下，由于银行参与证券业务受到限制，一些具有转移风险及套期保值功能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无法在市场立足，由此影响到证券机构的市场运作及策略，表现出很强的短期投机性和不稳定性。银行业和证券业都缺乏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

五、中国金融业现阶段经营模式的选择

虽然金融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但我国金融业目前尚未取得混业经营的“资质”。从美国金融混业经营制度发展看，要实施混业经营必须满足以下基础条件：一是金融机构必须具备有效的内控约束机制和较强的风险意识；二是金融监管能力较强，有完备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和较高的金融监管效率。

而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还没有完成，商业银行的内控制度还不完善，自我约束能力较差；我国金融监管的政策法律不健全不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备；混业经营所需要的优秀的复合型监管人才十分缺乏。正如中国银行副行长华庆山在2002年11月的“世界资本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所强调的，如果不顺应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变的趋势，中国金融业服务质量、竞争力就难以提高，如果顺应这种趋势，又可能由于巨大的系统风险及道德风险而使整个经济面临危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正面临着“两难境地”。因此,在一种重要的制度选择面前，现实性是重要条件。对于中国金融业而言，分业经营是现阶段的权宜之计。

六、中国金融业未来经营模式的走向

综上所述，金融混业经营制度的比较优势及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说明该制度是金融业经营制度变迁的最终选择。但是，中国金融分业经营制度是宏观金融政策需求和金融市场稳健发展内在要求合理作用的结果。所以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金融业必然是混业和分业经营并存的“交叉经营”模式，突出表现为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业务划分日益模糊。

第一、目前，商业银行可以进行包括金融衍生业务、各类投资基金托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等。这些业务与证券、保险业务密切相关，并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同时，证券公司股民保证金账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银行储蓄存款的功能。此外，在保险业方面，新的险种不断涌现，诸如投资连结保险、养老金分红保险等。这些保险业务，既具有投资功能，又具有储蓄功能。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之间业务的趋同性和可替代性，削弱了分业经营的业务基础。

第二、尽管我国实行分业经营的模式，但是部分企业集团公司控股下的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之间的业务往来，形成了事实上的混业经营。如光大集团控股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公司、光大永明保险公司、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些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之间业务关联非常密切，事实上已经存在混业经营。此外，中国金融业的主力——四大银行也加紧了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步伐。早在1995年，中国建设银行就和境外投行摩根士丹利合资成立了中金公司，如今中金公司的多项指标已居国内证券公司首位，很多大型国企海外上市都有中金公司的参与。中国银行在1998年用10亿美元在香港注册中银国际，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收购英国信诚保险公司，从事寿险业务。去年4月，中银国际“返乡”，中国银行高层在不同的场合也表明，中行的目标就是金融控股，最终实现混业经营。

第三、虽然全能性银行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方向,但并不是所有的商业银行都要向全能发展,一些中小银行尚不具备发展多种业务的能力,也可以集中专项发展为特色银行。全能性银行与专项小银行协调发展，互为补充，构建完善的金融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1]蔡浩仪，《抉择：金融混业经营与监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6

[2]陈越峰《关于金融混业经营的一个综述》，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2004.3

中国金融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 经济体系 国际贸易。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40年代， 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风险。 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全球高速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巨额资本的快速流动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潜在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健全、具体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可以说无处不存，无时不在。主要是因为： 1.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国际游资频繁在各国外汇、股票市场流动，具有投资、投机两重性。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经济结构性失衡，形成“泡沫经济”，一旦出现逆差或货币贬值，资金便迅速抽逃，导致国际信用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典型例子。据IM F估计，国际短期游资多达7.2 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额的20%。其投机性、流动性和逐利性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

2.作为资本流动载体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杠杆效应”，能以较少“定金”买卖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约金额的金融产品，如远期合同、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形成以证券料汇、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预期为客体的金融衍生资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少量交易即可牵动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链条上的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使整个金融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 3.“对冲基金”规模不大，但借贷能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筹集资金投放市场。一批基金联手再加上众多世界级银行财团的支持及其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中的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市场置于危机之中。 [中 华 励 志 网 Www.ZHLzw.Com] 二、 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美元霸权霸权。 虽然从理论上说，国际美元本位像任何关键货币一样，对于提高国际交换效率和降低国际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中，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毕竟只是由美国政府法令强制使用的一种纯粹的、完全不兑现纸币，它的“生产”完全受到美国国家机器的控制，它所服从的完全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国内规则。所以美国不会，也没有义务把别的国家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 三、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

中国金融论文篇6

【论文摘要】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已演变成全球性大危机。尽管这次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但同时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对促进我国房地产中介的结构升级、加快我国旅游业的产业调整、强化政府部门对股市的监管、进一步完善我国期货市场的监管与法制建设都十分有利。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发展遭遇严峻挑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它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步伐减缓，社会经济普遍萧条，海外投资减少，商品进出口量降低，股市下跌，证券保险业的业务量减少，房地产销售处于低迷阶段，部分中小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国家外汇储备大量缩水等；另一方面，只要中国理性地应对．充分掌握好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的经济体系，就能化“危”为“机”，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正如总理在江苏考察时指出的那样：“我们中国的目标，就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应该是最早复苏和振兴起来。我们必须有这个信念和决心!

一、美国金融危机出现的原因

次贷危机的爆发给美国本土带来的损失难以计算，但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强国，社会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怎么会出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呢?笔者认为．出现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误读以及美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误读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引用富兰克林的话认为“个人的义务在于以扩大自己的资本作为前提利益且为目的本身的想法”。换句话说。个人的职业义务中最重要的就是扩大自己的资本。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大多数人主要信奉的是新教，所谓美国精神就是新教伦理的发财教义和实用主义的方法，美国人利用多种手段达到自身资本的无限积聚、积累、扩张。他们把赚钱当成自己的天职，似乎赚钱本身只是用来接近上帝的途径，他们勤奋工作，杜绝享乐以至禁欲，在经济活动中工于算计，因而积累财富，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在他们眼里时间就是金钱，生前赚更多的钱，做更多的善事，死后就有机会上天堂。作为一种广泛风行的社会精神气质，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以这种精神作支撑。它作为欧洲理性主义长期发展的产物。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积极的一面。当然资本主义精神也有其消极的一面。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即根源于一些美国经济精英对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误读，使这种“精神”走向了反面。正是美国华尔街几个投资银行的财团、董事们为拿到丰厚的薪酬，完全抛弃了责任信托，玷污了上帝荣耀的“天职观”，为转嫁风险，他们发放房地产抵押债券，卖到美国的金融市场，外国政府和老百姓都可以去购买，导致经济过热，后来美联储为保持经济稳定，多次出台加息政策，使得房地产泡沫逐渐破裂，贷款利息逐渐升高，低信用的贷款人无力还贷，银行不能向投资银行兑现，投资银行也无法拿钱给社会大众，于是引发一连串的经济崩溃，从而导致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二)金融监管的缺乏

美国金融监管部门缺乏有效的监管房地产银行贷款政策和房地产中介信用评级的标准，在美联储实施降息时。让银行钻着房地产中介丧失责任信托的空子进行放贷，银行决策者们只顾着享受次级抵押贷款这块大蛋糕，忽视借款人的信用等级，忽视借款人的还贷能力．提升银行不良贷款率。各房地产中介评级的标准没有实行金融监管，这些房地产中介自始至终都是全球次级债市场暴涨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房地产中介开始违规、造假，用假的数据和假的收入证明来欺骗银行，偏离了公正客观的原则，这是对市场投资者极其不负责的态度。

金融监管部门没有有效防范金融产品中存在的风险。美国次贷客户的还款保障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假设之上。在房市活跃时，贷款银行可以借此获得高额利息收人而不必担心风险，贷款者也不必担心还款问题。他们可以通过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攀升卖掉房子进行还贷。金融衍生产品能给贷款银行、投资银行、投资者等带来丰厚的回报，但是，快速增长的房地产信贷积累了风险的隐患，当房市降温时，所有的问题和风险都会暴露出来，部分无资格或没有偿债能力的消费者进入住房信贷市场，加上竞争使得贷款银行只顾极力推广金融产品，缺乏控制风险的措施，这些问题和风险造成美国房地产、金融等行业受到重大损失，次贷危机逐步形成。

二、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发展机遇

一直以来，美国号称以资本主义精神立国，号称有世界上最完备的监管和银行体系，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恰恰出现在这些方面，这不能不令人反思。同时，这次金融危机也使中国许多深层次问题很快地暴露出来，使我们能更清醒地意识到国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存在的缺陷，必须对症下药进行改革，从而把危机转化为发展机遇。

(一)促进房产地中介的结构升级

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危机出现以后房地产业的低迷状态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小的震荡，怎样才能让我国的房地产业蓬勃发展起来?房地产中介在房地产经营和销售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危机出现之前．由于房地产中介的不断升温，使得房地产中介行业很难进行完整的结构升级。危机爆发之后，在房地产市场成熟的国家，中介成为房地产经营过程中最为活跃的环节。国外房地产中介机构具有丰富的操作经验，而且拥有相当厚实的经济实力和信息网络，为营造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直以来，我国对房地产中介公司态度冷淡，尽管已经有许多人介入到房地产中介工作，但由于缺乏相关的政策扶持，房地产中介的发展仍然面临着各种问题。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我国房地产中介结构升级带来了机遇。

首先，有些大型房地产中介可以联合中小型房地产中介共同发展。把一些中小型房地产中介不能受理的业务接收过来，将自身受理的小型业务交给他们，每笔业务按照业务量大小相互支付交换费．以促进中小型房地产中介的抗风险性，提高业务量和服务水平，对于大型房地产中介来说也是拓宽自身业务规模的好机会。

其次，部分大型房地产中介可以建立房屋装潢设计和房屋建材机构，推出以房屋销售、装修为一体的经营模式。吸引顾客眼球，让顾客感觉到与该房地产中介做业务的实惠、省心、放心，这种结构升级，对中介公司的未来决策和发展是一次机会。

最后，多数房地产中介可以趁机提高员工的素质，定期开办学习班，采用服务质量等级制淘汰低层次人员，引进专业水平高的人才，确保房地产中介具有开发房地产投资分析、房地产营销策划、法律咨询、营销顾问、房地产市场调查以及外立面、户型设计等的服务内容、质量和水平，从而提升中介公司的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二)加快旅游业的产业调整

国民经济运作的好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力强弱与否，国民经济的来源靠的正是各行各业的利税。不得不承认，国内旅游业对我国在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家。然而．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重创，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了国内旅游业的不足。目前，我国旅游业应趁机加快产业调整，扩大产业资源的利用和开发，缩小与国外旅游业的差距，增强国内旅游业的实力。

首先，遵循“两重”原则，即重点培养、重点保护的原则。国家要有重点地培养每个城市的重要景点，多挖掘各城市的景点潜力，多在旅游衍生产品中下功夫，开发和创新旅游景点的经营模式，注重旅游景点的多元化设计。力争做好景点特色和人性化的配套发展。重点保护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严禁开发景点时出现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现象．要通过每个旅游景点的资源和区域特征来吸引顾客。

其次．充分运用景点优势进行招商引资。各城市可以利用自身旅游景点和土特产资源优势，打造特色品牌，强化自主创业，吸引国内外开发商进行投资。浙江省安吉县旅游业招商引资第一人翁廷秀，很多人都觉得陌生，但是提到大溪农家乐和藏龙百瀑，多数人都会觉得如雷贯耳。她把大溪村从一个偏僻的山坳摇身变成如今拥有众多景点的旅游区．大溪村以世人不敢相信的方式创造了许多个“敢为天下先”，而翁廷秀正是“敢为天下先”的决策者。

(三)强化政府部门对股市的监管

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我国股市渐长。很难发现股市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危机产生以后直接给我国股市敲响警钟，尤其是政府部f-Jx~股市的监管环节非常薄弱，应侧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监管目标。在大多数投资者中，中小投资者往往是散户，在股票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当某个股票的大庄家瞬间撤走所有资金时，会引发该股票直线下跌，股票的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将受到较大的损害，他们的权益是最容易被漠视的。中小投资者在股票市场的地位虽然不高，但是他们也对股票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某只股票参与的散户较多．也能支撑起该股票的上涨趋势，反之，众多散户对某只股票进行资金逃离，会使该股票丧失应有的活力．如果该股票又属于“权重股”的话，甚至会拖累股市大盘。因此，加强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政府部门监管的重要目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国家要不断完善股市制度，加强市场监督，恢复市场信心。一方面，我国股市是一个不成熟的新兴股市，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因股市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而产生的市场无序运行，例如，披露虚假信息、券商挪用资金等。要完善股市制度，加强市场监督，当务之急必须提高证券会的监管效率。证券会应该完善自身的人力资源配置，充分发挥监管人员对于某项领域的监管优势，采取对症下药的方式实行监管，监管方法应做到主动防御为主，多与司法机关协作查案，杜绝随心所欲、不依法办案的行为，提高监管效率，提升监管职能。另一方面，为了恢复市场信心，政府应大力倡导投资者用理性的态度看待股市，全方位、多途径、多角度教育和帮助投资者树立“股市有风险，人市需谨慎”的理念，在全社会尽可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一切有效手段，把理论教导真正渗透到投资者的实践生活中，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

(四)进一步完善期货市场的监管与法制建设

总结期货市场走过的l0多年的历程，从初创、探索、清理整顿、恢复性增长到现在的规范发展，虽然已经出台标志期货市场的法规框架，但是，我国期货市场仍然处于初级阶段，金融危机对我国期货市场的严重打击，是之前无法预料和想象的。因此，必须抓住当前国内期货市场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借鉴美国期货市场的成功做法，进一步完善国内期货市场的监管与相应的法制建设，在乎稳中求发展，为我国股指期货的推出奠定基础。:

首先。加强市场自律、法律规制和政府监管的协调运作。目前我国期货经营机构大部分隶属各地方政府、银行等．这些机构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在拓展业务时往往忽视市场自律。．因此，为确保期货市场健康发展，交易所可以从制定契约以自律着手，政府部门则主要通过相关法律规制加以监管为辅．确保监管、规制与自律的竞争性．形成市场自律、法律规制和政府监管三足鼎立的运作模式。

中国金融论文篇7

【关键词】消费观念扩大内需金融危机

2009年,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国实现了保证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单纯依靠投资难以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消费的滞后,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而我国居民当前的消费状况与其消费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的消费观念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物质上长时间处于相对短缺的状态,居民消费受到严重制约,中国社会传统的重积累、倡节约的消费观念没有得到根本改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开始逐渐抛弃了自然经济模式下自给自足的消费观念,代之以量入为出、注重消费效益,强调消费带来的精神满足等新型消费观念。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住房、通信及电子产品、节假日消费及旅游、文化教育、汽车等逐渐成为市场消费热点,信贷消费、理性消费、个性消费等消费形式也开始在人们的消费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也就形成了当前中国居民西方消费主义与东方重积累思想并重的有中国特色的消费观念。

二、现阶段消费观念的成因

1.中国传统文化及伦理价值对国内居民消费观念具有深远的影响。我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小农经济是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不稳定的生存状态使我们的先人养成了勤俭持家的习惯,进而形成了以节俭为核心的消费观念。在现实生活中,这一习惯转化为人们日常的消费倾向,如重勤俭、轻生活;重储蓄,轻消费,满足于简单的物质供给,轻视甚或羞于精神消费等。此外,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也与西方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国的父母认为自己对子女将来的幸福具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努力保证子女过上最好的生活,“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是大多中国父母的消费心态。因此,国内居民在子女的生活、教育甚至婚嫁等方面的消费上往往不惜血本。这种对伦理亲情的崇尚,也使国人十分注重为子孙积累财富。

2.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是形成当前居民消费观念的主因。消费观念的形成既是民族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又是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居民的收入得到显著提高,消费水平也日益提升,消费结构也得到了明显改善。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职业的“铁饭碗”被打破、公费医疗制度消失、住房商品化提速等现实问题又唤醒了人们的风险意识,特别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及房价的居高不下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未来的不确定。虽然信贷消费的理念已被很多人接受,但大多数人的消费观念趋于理性,更认同量力而行、有计划甚至略有盈余的消费方式。

3.受教育程度、收入高低、地域差异等个人因素也在消费观念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影响居民个人消费观念的因素包括收入、年龄、性别、地域环境、受教育程度等。受教育程度对个人消费观念的影响最大。一般来说,受教育的程度越高,接受新鲜事务的速度越快,在消费观念上也越前卫。地域环境对个人消费观念的影响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分析:一是籍贯,表现为个人受传统文化和家庭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形成个人消费观念的基础;二是居住地,表现为从众心理对个人消费观念的改造,这种影响是区域性消费观念形成的关键,甚至会从根本上改变个人消费观念。

三、转变消费观念,刺激消费的途径

目前我国居民的消费观念对其日常消费行为、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制约着内需的扩大和经济的增长。因此,转变国内居民的消费观念势在必行。考虑到当前的经济社会环境,转变居民消费观念、刺激消费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1.加强引导,树立健康、科学的全民消费观念。美国次贷危机的巨大破坏力表明,西方国家以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负效应突出,也不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虽然我国居民也逐步接受信贷消费,但在国际金融危机阴霾未退、全球气候问题凸显的当今社会,我们应提倡树立健康、科学的消费观念,即(1)量入为出,适度消费;(2)避免盲从,理性消费;(3)保护环境,绿色消费。这种观念也符合我国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总体思想。

2.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其消费能力,同时着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我国居民收入比重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这些都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提升。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推出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如汽车消费税优惠、家电下乡、农机下乡等。但扩大居民消费,仅靠政策刺激还不行,必须从根本上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特别是实现农民的增收,才能形成人数众多的、稳定的消费主体。此外,调节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等措施也能促进居民消费意愿的提升。

3.大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商业保险市场的发展。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加重了居民对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的担忧,使其更倾向于采用储蓄等方式以应对将来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居民的保障水平,有利于形成健康的消费观念。但人口增长减缓、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也给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带来很大压力,单纯依靠政府投入的全民性社会保障制度显然不能满足社会长远需要。商业保险市场的发展既能有效缓解社会保障制度的压力,又能起到推动居民消费的作用,可作为扩大居民消费的重要手段。

4.抑制房价的快速增长。近几年,房价持续走高,带动了人们的购房消费,但也抑制了其他方面的消费,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消费率。从国际上看,居民购房实际上是一种投资行为,是在透支今后数年的消费能力。从我国国情来看,居民购买自住型房屋有利于推动消费发展,但过高的房价使很多人不仅要花掉多年的积蓄,而且还要背上巨额贷款债务,这就导致居民在其他消费需求方面的支付能力被大大削弱。而且过高的房价也推动了投机性购房行为,进而助长了房价的提高。因此,抑制房价的快速增长是解决消费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

5.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进步,丰富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也造就了更多的消费需求。第三产业的发展能更好的满足居民日益复杂化、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消费规模经济效益,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劳动力就业的增加,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总之,消费观念的转变是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我国应充分利用金融危机后经济调整的机遇,加快国内居民健康、科学、绿色消费观念的形成,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国金融论文篇8

关键词：金融改革正式金融非正式金融

农业发展在我国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三农”问题在我国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中，农村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一、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历程

1979年，我国进行了经济改革，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从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非农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型。我国从1979年开始，对金融部门的投入产出品市场进行了改革。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到1988年的改革调整阶段。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第四次得以恢复，随着改革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银行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82年国家否定了信用社的双重管理体制，重申信用社合作应坚持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并先后进行了以搞活业务为中心、恢复和加强信用社“三性”（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理顺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合作社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改革。1983年以后，农业银行开始了企业化运营。

1984年，国家指出必须抓紧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其方向是：把信用社办成真正的集体所有的合作金融组织。1984年到1988年，通过全面推进农村信用社恢复合作金融组织的改革，信用社的存贷业务、自有资金积累快速增长。这一期间农村信用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1988年到1996年治理整顿阶段，1988年我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我国实行了紧缩财政和紧缩信贷的“双紧”方针，信用社进入了整顿阶段，初步改变了信用社即是集体金融又是国家银行基层机构的组织管理体制，内部经营机制逐步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转变，初步理顺了农业银行与信用社之间的关系。但在宏观紧缩的情况下，原来对农村信用社松绑的种种改革措施重新取消（如取消指令性计划、允许多存多贷等），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同时，信用社还要承担保值储蓄、购买金融债券的政策性亏损，再加上信用社内部管理的不规范，信贷资产的质量不高，非正常贷款比重高，贷款收息低，导致农村信用社经营亏损日益严重。

除了对信用社的改革外，1994年成立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其任务是为农产品收购、消除贫困和农业发展提供政策性贷款。在中国农业银行接管了农业银行的政策性使命后，金融体制改革明确了农业银行改革的方向是国有商业银行，以盈利最大化为其经营目标，按照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原则从事经营管理。本着追求利润的需要，一方面由于它倾向于贷款给优质客户，另一方面由于农村设置分支机构需要的成本远大于收益，因此其网点逐步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收缩。

第三个阶段是1996年到2003年深化改革的阶段。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宣布了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钩，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三足鼎立”的局面。随着1996年政策性资产组合的分离，中国农业银行就成为了国有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规定，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必须对自己的亏损负责，国家将不再提供支持。所以他们在放款方面变得小心起来，导致农户和乡镇企业的融资渠道变窄，进一步的，受到管制和较低的利息率为农户在信用社和农业银行的储蓄提供了负面的刺激，这样就刺激了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产生，比如农村合作基金会等。

第四个阶段是2003年至今的信用社独立发展阶段。2003年出台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加快了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把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今年的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建立现代的农村金融制度的决定。

二、改革中的不足及遗留下来的问题

农村的发展使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实行城市化工业化的赶超战略而攫取了大量的农村剩余，使城乡的差距逐步加大，造成了城乡二元化的局面。农村作为城市的“补给站”和“消化站“，如果再不加快发展缩小差距，则城乡的发展脱节，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在农村金融改革三十年的历程中，我们发现所有问题所围绕的一个中心就是如何满足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的改变，乡镇企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些新的经济成分在自有资金无法满足其扩展经营的需求时，就成为了市场资金的需求者。虽然国家银行和信用社能够解决部分资金需求，但无法满足其日益膨胀的需求。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千千万万独立生产的农户也成了资金的需求者。对大多数农户而言信用社几乎是他们谋求外部资金的唯一渠道。然而，目前的农村信用社根本不能满足广大农户的资金需求。那么，乡镇企业、农户，以及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等对资金的需求因该从何而来？

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都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但是仍然面临农村信贷支持不足的局面。

首先，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无力直接延伸到最基层去顾及农户的资本金融需求，不与农户直接发生信贷业务关系。其次，农业银行经营明确向商业化方向转变，这一转变的结果是，近年来农业银行分支机构向城市收缩，设在乡镇的分支机构被大量撤并，因此难以支持农业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再次，农村信用社在于农业银行行社“脱钩”时，被动的承担了大量的呆账，造成了我国农村信用社历史负担严重，没有能力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在正式金融机构都难以满足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和服务时，在客观上需要有私人金融组织的出现。农村金融机构因为要承担来自经济再生产过程和自然再生产过程可能带来的双重压力，加上农村中农户居住分散，贷款规模小，国有银行一般不愿向农业企业贷款。而民间金融是由农村内部自发生成的，具有微观信息灵敏的特征，借贷双方彼此了解，促使了交易费用的降低。民间金融组织是在农村土生土长起来的，与经济主体之间具有双向的利害关系，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他们具有信息成本优势。虽然民间金融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由于管理的不规范以及发展过快，使得民间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私人钱庄很多，高利贷发生率高等，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

三、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

中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首先应该明确，发展农村的目标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要发展农村的经济首先就要发展农村的金融，为发展农村的经济提供资金。农业的产业化、农村产业的多元化和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是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重建的前提。

因此，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是发展农村的基本条件。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可见，当务之急是为解决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使融资的来源合法化规范化。乡村银行体系的建立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现有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使之在运行机制和内部制度建设方面更有激励为乡镇企业融资服务，另一方面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适当的规范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国金融论文篇9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小企业;应对策略

始于2007年2月份的美国次贷危机。目前已演化为席卷美国、影响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已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形势十分严峻。我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60%，美国又是我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因此金融危机除了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直接影响外，还引发国内中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及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种间接损失是巨大的。为此。我们要积极采取措施，支持和维护中小企业的发展，及时遏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以保证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一、金融危机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影响

中小企业的发展事关国家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和就业水平的提高。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数量已占全国企业总量的99.3%、我国GDP的55.6%、工业新增产值的74.7%、社会销售额的58.9%、税收的46.2%以及出口总额的62.3%，而且，全国75%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也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家底最薄弱、生命力最脆弱的群体——中小企业身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小企业司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企业，倒闭超过1万家。其他受到较大影响的行业包括电子、玩具、五金、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房地产业等。

我国很多中小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低附加值出口产品为主，吸纳的劳动力较多，而金融危机造成中小企业的举步维艰，甚至大量倒闭，这就造成了失业人口尤其是失业农民工数量激增。据农业部对安徽、广东等11个劳务输出、输入大省120个村的典型调查显示，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约减少6.5%务工人员，其中多数为外来农民工。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我国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受损的区域将进一步扩大，涉及的行业进一步增多，而中小企业的大量倒闭和失业人口的继续增加也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进一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障碍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小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经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严重威胁。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因素可以从企业自身和外部环境两方面探寻：

(一)企业自身存在的障碍

我国的中小企业经历过市场严酷的考验。普遍具有开拓、创新、坚韧、灵活的特点，但是其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不足，与大企业相比。在技术、资金、人才、管理、营销渠道、组织能力等各方面的资源都处于劣势。

1.企业专业化程度低。中小企业规模不大。却“小而全”，将大量资本重复投资在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的项目上，很少有企业具备自主品牌和核心竞争优势。生产能力不仅过剩，而且分散。难以形成规模优势，又造成行业内部过度竞争。

2.中小企业主缺乏长远的战略。中小企业主在创业过程中，往往急功近利，对企业的发展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从管理才能上看。中小企业主大多数是靠个人的悟性和某些机遇取得成功的，很多人知识结构不完全，甚至根本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在这些企业走向快速发展之后。企业主就会感到力不从心。很多中小企业在膨胀之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腐败、分裂和失控。

3.经营管理不规范，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中小企业大多实行家长制管理，没有合理的组织体系，没有正常的沟通渠道，没有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甚至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结果是缺乏对市场的准确预测和把握，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明显偏低，据测算，我国大型企业劳动生产率为291%，中型企业为163%，小型企业只有128%。

4.缺乏技术、知识和人才。对我国而言。大多数中小企业是靠离开土地的农民发展起来的，职工素质低，技术人员与专业管理人员缺乏。而且，员工对学习普遍比较淡漠，企业和员工积累、更新知识的能力都很差。

(二)外部环境给中小企业带来的障碍

1.中小企业资金不足。融资困难。中小企业的创办资金主要是个人积累资金和借贷资金，这种投资结构决定中小企业的启动资金是极其有限的;中小企业缺乏足够的抵押担保，而且信用不足、贷款规模小，难以从银行得到信贷支持;同时，金融市场、股票市场的开放度不能与中小企业发展相适应。因此，与大型企业和国外企业相比，中小企业获取营运资金等非战略性资产的难度很大，企业外生性扩张阻力太大。

2.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需求减少。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美国、欧洲等与我国外贸联系紧密的国家和地区，因此造成出口型企业的国外市场需求量急剧减少。同时由于国内失业人口的增多、居民收入的降低和面对金融危机时消费的进一步锐减。中小企业的国内市场份额也进一步压缩。

3.人民币升值给出口型企业带来困扰。首先，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出口初中级产品，主要依靠价格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以外币表示的我国商品价格上升，直接削弱了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其次，汇率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经营风险。特别是人民币汇率的持续上升，对那些已出了货但还未收货款，或已签了订单的企业，更是形成了直接的汇兑损失，也给那些应收汇账款较多的中小企业造成了更大压力。

三、我国中小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

抵抗金融危机的威胁，不仅需要企业自身顽强的努力，更需要政府给予中小企业广泛而深入的政策支持。

(一)中小企业的应对策略

1.积极改变观念，提高核心竞争力

首先，要强化品牌意识，不断改造产品和服务。优秀的品牌、顾客的信任。是企业极其宝贵的资源，可以为企业带来持久的竞争优势。其次，要强化自主意识，提高核心竞争力。我国多数的中小企业在完整的运营系统里只参与产品的加工制造环节，不能自主的根据环境的变化选择新的策略和应对方式。因此，中小企业应强化自主意识，将产品的设计、管理、物流、生产、营销等作为一个完整的环节进行经营，特别要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核心竞争能力，有效地抵御市场风险。

2.加大创新投入，积极推进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首先，加大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力度，推动产业升级和产品换代。中小企业要改变以往对技术创新不重视的观念，设立专项资金;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提升精益制造能力;强化内部管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其次，进行管理创新。通过更有效的资源整合范式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企业的管理创新主要环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企业技术创新的管理;加强企业对信息的管理;建立中小企业战略管理等几个方面。

3.压缩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首先，可以通过加强学习、留住人才来降低成本。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知识有助于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要建立人才引进机制和人才留住机制。人才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基础，高、精、尖人才和技术熟练的工人享有不菲的工资，但是他们往往可以独当一面，为企业创造巨大的价值，大大降低企业的成本。同时，可以通过流程改造和技术创新降低成本。要认真分析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寻找降低成本的可能，必要时，还应重新组合价值创造的流程。同时进行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新工艺，节约研发、制造、流通等环节中产生的各种费用，从而降低成本。

4.开拓国内外新市场

首先，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和沟通。作为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要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掌握外部环境变化的最新资讯，及时调整策略，以最大限度的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危险和挑战。其次，要开辟国际新市场。要避开受金融危机影响较为严重的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转而开辟其它国际市场。同时要改变产品结构，多提供高产品附加值的出口产品，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另外，还要进一步开辟国内新市场。我国的国内市场巨大，居民一直保持着“高储蓄、低消费”的消费结构，企业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鉴于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和政府采购向中小企业倾斜的政策导向，那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条件和具备一定实力的中小企业要向中西部转移。同时，沿海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也应针对国内市场开发新产品，提供新的服务，拓展市场空间。

(二)政府的应对策略

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群体，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中小企业面临资金瓶颈的情况下，政府应该积极作为，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从立法、政策、资金、技术、服务等方面对中小企业进行全面地引导和支持。

1.加快立法步伐，扩大立法范围。对中小企业的各项发展促进措施都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中小企业促进法》的颁布只是一个开始，从横向看，围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创新、人才培养、信息化等各方面的法律应该迅速落实到位：从纵向看，从中央到地方的立法工作应全面铺开。立法的重点应该放在承认、保护、扶持和反垄断上。

2.建立针对中小企业发展不同阶段的多层次、全方位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在创业阶段，对中小企业创业实施税收减免和适当的财政支持。政府可牵头联手商业银行成立非营利性的中小企业风险投资公司。在发展阶段，以间接融资为主，成立政策性的中小企业银行，专门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资金，并为担保机构提供再担保。引导扶持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的发展，扩大中小企业融资范围。发展企业间的互助合作担保贷款制度。对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技术改造提供税收减免。在成熟阶段，鼓励中小企业以市场化融资为主，尤其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为主，包括发行股票、企业债券等。

3.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给予经费支持、信贷和税收扶持政策。政府要鼓励中小企业设立技术开发和技术培训机构，鼓励科技人员向企业流动，注重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企业的技术开发人员。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引导中小企业建立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协作关系。促进科研成果向中小企业的转化。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建立良好的信息、咨询、技术服务保障体系。

4.建立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立以政府部门为龙头，半官方服务机构为骨架，各类民间商会、协会为桥梁，社会服务中介为依托的多方参与的遍及融资担保、技术创新、人员培训、管理咨询等全方位的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尤其要大力发展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民间协会和中介机构，使其真正发挥沟通政企、为企业服务、减轻政府负担的作用。

中国金融论文篇10

近来，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化工企业的影响正在蔓延，产品价格大幅下滑，下游需求减弱，大多数企业处于半停产裁员状态，个别企业甚至倒闭。由于曾多次遭遇经济危机，国外化工企业，特别是跨国化工企业的自保能力要远远强于在危机中“初来乍到”的中国化工企业。国外化工企业因地制宜、因企制宜制定了各自的应对之策，对我国化工企业的生存发展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掀起裁员潮 全球搜寻McShayne公司人力资源咨询师李道瑞（Doreen Lee）去年底曾预言：“发生在全球化工行业的裁员风波将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未来6个月内愈演愈烈。”现在，这一预言正在成为现实。面对持续蔓延的金融危机，全球主要化工生产商纷纷宣布前所未有的裁员减产计划。据ICIS的最新报告显示，自2008年9月以来，全球化工公司已经削减超过4万个工作岗位。 今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全球已经有数十家知名的化工公司宣布了裁员决定。从行业细来看，裁员正在从基础化学品生产领域扩展到专业化学品生产领域。 2月17日，美国化工生产商Georgia Gulf公司总经理兼CEO保尔•凯瑞科（Paul Carrico）表示，公司在第一季度裁员5%，这是其削减4700万美元营业成本计划的一部分。 瑞士专业化学品生产商科莱恩公司表示，2008年第四季度公司亏损达到2.07亿瑞士法朗，这主要受累于皮革和纺织市场需求恶化，公司将裁员1000人。2月24日，美国道康宁公司宣布计划在全球范围内裁员800人，占其员工总数的8%。据称，这是对全球经济低迷作出的反应。裁员将在今年上半年进行，涉及到道康宁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40多家工厂。 3月2日，美国塑料配混料生产商舒尔曼公司表示将裁减104名员工，同时削减产量5%，因为市场没有复苏的迹象。 美国Hexion专业化学品公司表示，计划在今年裁员约15%，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低迷将持续。该公司当前拥有7000名雇员，去年第四季度出现了9.21亿美元的亏损，因此将通过裁员节省1亿美元的成本。 在全球经济日趋恶化的情况下，一些跨国化工公司为了进一步削减成本以应对比预计更为严重的形势，在先前裁员的基础上再次宣布裁员决定。这些公司包括伊士曼化学公司、迈图高新材料公司和美国涂料工业巨头PPG工业公司。这已经是过去六个月中，这些公司实施的第二轮裁员。 PPG工业公司3月12日宣布，计划2009年在全球范围内裁员2500人，约占公司总员工数的6%。此外，PPG将关闭位于法国Saultain的一座涂料工厂，同时还将关闭一些小型生产、实验、仓库和销售点。这是公司重组计划的一部分，将为公司降低1.4亿美元的成本。这次PPG裁员的重点是汽车OEM涂料和工业涂料业务。去年9月份，该公司曾宣布关闭一些装置，同时裁掉了一部分员工。 伊士曼化学公司3月9日宣布，公司将在未来2～4周内裁员约2%～3%，同时从3月30日起削减美国员工的基本工资5%。为此，公司在第一季度将计入约3000万美元的税前开支，这些措施的实施将使得公司2009年的成本削减约1.2亿美元。此前，该公司在2008年12月份也曾实施过一次裁员计划，预计2009年将削减成本8000万美元。 迈图高新材料公司日前表示，将在第三季度前裁员100名，约占公司总员工数的2%。其它措施包括高层管理人员减薪10%，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减薪7.5%。该公司称，裁员和其它降本措施的支出约为800万美元，不过可以为公司节省4000万美元/年的成本。此前在2008年12月份，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已裁掉了约250名员工。 开工不足时减薪水 通过人事部分减少开支的途经，除了裁员，就是减薪了。这一举措基本上是从今年开始的。 巴斯夫今年1月宣布，在关闭北美及亚洲部分生产线及生产基地的同时，将缩短若干欧洲生产基地工作时间。巴斯夫执行董事会主席贺斌杰博士1月19日表示，对于受减产计划影响的生产基地，巴斯夫尽可能通过休假和减少加班等方式实施弹性工作时间制。同时，巴斯夫也利用其一体化生产方式的优势，让员工在不同产能利用率的生产装置之间实行转岗。目前，巴斯夫在意大利的两个较小的涂料生产基地，已有约150名员工缩短了工作时间。今年2月，德国巴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