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担问题范文10篇

负担问题范文篇1

一、农民收人究竟几何？

众所周知，我国法定的“农民负担”水平是以农民收入水平为依据的，即所谓“不得超过纯收入的5％”。但农民收入、尤其是扣除生产成本后的“纯收入”的计算历来是统计工作中的难题。在国外农业经济学中影响很大的组织——生产学派认为，农民家庭经济中没有劳动成本概念，因此根本无所谓“纯收入”之说，而只能统计出“总报酬”。这种书生之论固然不足为现实统计工作之据，但我们讲的农户“纯收入”与企业经济中不仅扣除了生产过程中物质价值投入，也扣除了劳动价值投入的纯收入（利润）概念是两回事。如果按后一概念，相当数量的农户便成了零收入的甚或是“亏本”的“非理性经济”，这当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作为社会扣除与二次分配的依据，农户“纯收入”不能具有相同数额的企业（包括农业企业）收入那样的负担能力，却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的“纯收入”到底有多少？这仍然是个问题。本次调查对6省8县19个社区224户农户提出了“您家近年来家庭总收入是多少”的问题，结果只有5县117户提供了有效回答。分县统计如下：

所列是“总收入”，纯收入还应减去当年生产成本，但这一项数据只有极少数样本户能够给出，不少农户直接宣称这个数字没法算。一些县（如眉县）接受调查的农村基层干部还明确表示他们在报表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一栏实际上填的是农民总收入，不把生产开支剔除。“关于农村的各种指标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企业总产值为最虚”，他们自己对这种填法也颇有怨言。

调查中我们试图与一些农户算纯收入账，结果还发现了另一问题“近年来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猛涨和其它原因，农户生产开支比生活开支上升快得多，农户总收入扣除本年生产开支还是扣除下年生产开支，结果大不一样。而在生产信贷不发达的条件下（我们调查的社区中农民极少有用贷款进行生产性投入的），农民本年开支总是由上年收入支付的，相应的本年收入则要用于下年开支。这与我们原来的算法（本年收入减法本年开支）相比，往往又有10～20%之差。

实际上，前述“各项指标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企业总产值为最虚”之语还需具体分析。各种迹象表明，如果说对于乡镇企业产值、利润的统计水分具有双向性（由于利益关系，基层对这种产值、利润除虚报外也还有瞒服、少报的倾向，以便更多地保留社区精英可支配的资源），那么对于农户收入的统计水分则通常是单向的，因为少报这种收入不会增加社区精英可支配的财力，反而会增加提取“提留”的难度。因此对这一指标的统计误差很少有“双向互相抵消”的可能。

由此看来，对有关农户“纯收入”的估计买在应当谨慎些。毫无疑问，改革年代里农户收入的增长是明显的，这从上表所列农户“总收入”的动态统计（按：该表未考虑物价因素）中可以看出，更可以从农村消费品与生产资料销售额乃至农村储蓄总额的增长中看出。笔者认为，对于判断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对趋势而言，后两项指标比报表中直接给出的“收入”数字更说明问题，但对于某一年份农户纯收人的绝对值估计而言，这些指标便难以提供帮肋了。

二、“农民负担”知多少

这样的农民收入水平其承受的“负担”是多少？这是另一个难以统计的指标。

各地受调查户均是认定“负担加重”的远远超过认为“负担减轻”的，而且除永康外其余7县答“加重”的均超过半数，内有3县且众口一词公认“加重”而无一表示“减轻”。永康的例外则是由于该市受调查的芝英镇是个发达的乡村工业区，几无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可言。但这一例外却显示出一个事实，即近来人们谈论的“农民负担加重”主要是就农业负担而言，工商“农民”相对地少有“加重”感（不过也没有“减轻”感，而是持一种较不关心的态度）。

另外，就地区而言，反映出越是贫困地区“农民负担”问题越严重，至少农民认为如此。强调负担加重的“一面倒”程度。

三、何谓“负担”？如何“负担”？

前述那部分关于“各种负担占总收入的百分比”的答卷中，不仅相对趋势总的来说逐年增加，而且绝对数值更是惊人，它不仅远高于国家政策规定的“人均纯收入的5％”的上限，高于各地的报表数据，而且也高干近年来一些学术研究提供的数值。那么这些数据是否有意义？这要从两方面看。首先，这些数据的社会心理学意义是肯定的，即它显示了受调查者对负担程度的主观判断（不论其正确与否）与正式的统计有相当大的差距。其次，这些数据是否具有经济学意义，即是否可以作为经济数据看待？这就要弄清楚这些受调查农户所认为的“负担”究竟是什么。

从一些个案看，国家与社区征收的制度性“负担”虽然一般都高于报表数据，但远不致于如上述答卷之甚。这里所谓的“制度性”是笔者所用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我们通常讲的政策允许的合法负担，（如国税与“三提五统”之类），也包括各地基层“土政策”规定的各种例行负担，如按人头、按户或按田亩征收的各种摊派等。两者合计也就是城里人心目中“农民负担”的全部内容。这些负担的程度可以从以下案例看出：

J村的家计调查显示，1994年这里人均交纳了各种税费277元。该村样本户当年户均人口4人，户均总收入11687元，制度性负担率为总收入的9．5％。

S村的家计调查显示，1994年这里人均上缴30元左右。该村户均年收入2000元左右，以五口之家计，则负担率约为7．5％。

镇、G乡的村民计算，1994年人均共上缴85元左右，1995年达90～100元。据报表数字，1994年镇“人均纯收入”470元，G乡为480元（均“含打工收入”）。报表与村民的算法综合，提出负担率为17．7～21％之间。

H村1995年人均上缴总额达220多元，一个五口之家全年支付了1100元。据说该村农民积欠甚多，以至上年“国家发放的预购定金几乎没有一分钱落入农民手中，全被村公所扣下，克抵往年农户所欠的各种税款”。

如此等等。这些案例中农民全年各种制度性负担总额均已明显超过“纯收入5％”的政策界限，但并没有达到总收入的30～40％之高。

然而问题在于许多地方农民每年除了上述制度性负担外，还有另一类支出；在城里人眼里它或许属于消费范畴．们农民仍把它归之于对“上面”的负担。分析起采，农氏的见解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这些支出显然不属子正常的生产性开支或生活消费，也不属于生老病死、应付意外或传统礼仪性开支，而是一种若非农民本可不交的、身份性的社会扣除。

反常的“教育费用”即是明显的例子。我国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但实际上如今无论城乡上学都多少要交钱，我们对此也能够理解。问题在于许多地方农村教育收费明显高于城市，而且往往是在普遍征收的“教育经费”摊派（这属于上交所说的“制度性负担”之列）被禁止之后，转嫁到学生头上，以学费之类的名义征收的。因此农民不视之为消费开支，而视之为制度性负担的一种转移形式（本又姑且名之曰非制度性负担），其实是不无道理的。本次调查中令人感触的一点是，在相当部分的社区农民，一提到“负担”，首先抱怨的既不是国税或提留，也不是例行的摊派，而是这种反常的“教育费用”：

“现在负担太重！一个孩子上小学一年就是好几百，如果上中学要寄宿，则一年要好几千……如果没人外出捞钱的话，就只好先卖掉谷子，结果到下年上半年就连饭都没吃的T。”（望城县D村访谈录）“农民负担么？你看：一个小学生每学期交的学费高到200多元，一个初中生则要300多元。有两个子女上学的话，一年下来要花1000多元，供孩子念书，这对我们这里平均收入不过两千元左右的家庭来讲负担怎能不重？我们村不少小孩就因负担不起，不能不退学了……”

当调查者解释说我们讲的“负担”是指税收提留之类，学费似不能算时，一位村支书说：“不算负担？你看县城的孩子上学就不要那么多钱，这不是我们农民才有这种负担么？”这种“非制度性负担”除“学费”外还有种种形式。如眉县，国家明文规定的电费最高为0．30元／度，但调查村农民用电却要收0．90元／度。当地农民跑运输，手续再齐全，也是见一次交警交一次钱，但城里的公家车却无此烦恼。据说这是国营运输企业竞争不过这些农民车而“采取行政和经济手段加以干预”所致。这类只因是农民而有的非正常开支，虽然不是按人、按户或按亩的制度性征收，却显然是“农民负担”。如果把它们都计入，则“农民负担”比率达到农民自己估计的那种水平并不是不可想像的。

总之，在许多情况下，农民认定的“农民负担”内涵与我们认定的不一样，而要真正理解农民负担问题，就不能忽视这一内涵。

农民负担是如何征收的？这似乎无一定之规。按人、按户、按劳、按地乃至按事征收都曾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实行。改革初年由于份地按人均分，人地一体，“负担”因而也以按人分摊为主。近年来土地流转增加，份地平分职能弱化，人地有分离之势，许多农村的“负担”也由按人分摊为主转变为按地亩分摊为主，这与历史上我国古代均田制瓦解后赋税制的主流发生由户口税向土地税演变的宏观趋势（所谓“摊丁入亩”）相似。对于传统农业社会而言，按土地负担几乎就是按财力负担，应当说是很合理的。然而早在我国古代晚期商品经济有所活跃以后，这种负担方式便已显示出弊病，即农村的工商大户“家资巨万无一城之殖，则对国家终岁不输一钱”。改革时代市场经济潮兴，农村非农产业崛起，这种负担方式问题就更大。本次调查中我们在好几处都听到有关意见，如望城县D村村干部认为，当地富户专跑生意，多不要田或少要田，而贫困户以农为生，往往种田较多。由于负担按地计征，富有者不负担或少负担，贫困户反而成了主要的负担者。

D村本村并无企业，村干部也是种田人i对此感同身受。然而当前农村中更普遍的情况是：相对于群众而言干部更多地从事非农产业。在这种情况下，上述负担方式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对他们“优免”的性质，而对此的抱怨也就更多地来自普通村民。

在负担“属地化”的情况下，明确田亩分布（即传统社会所谓“均定因赋”）便十分重要，然而一些地方对此缺乏重视。如河南登封县Y村土地多年来屡经变迁，面积已减少约200亩，但上级一般仍按1978年的情况来计征。目前农村土地流转率不大，这类问题不突出，但随着改革的深化，要素市场的形成，“均定田赋”的问题应当引起注意，以免像传统社会常见的那样，出现有人种“无赋之田”，有人纳“无田之赋”的不公正现象。

在负担属地化条件下，“”必然导致负担办法的改变。近年来“两田制”在许多农村中出现，农村便随之产生了这样的办法：每户按人口留少量口粮田，其余土地村里收上来，然后按好坏租（村民称为“卖”）给农民，每年种地前必须先交“买”地钱，钱多的家庭通过竞争就可以多种。这个办法有利于扩大农场规模以提高效率；但也有村民认为此举实际上是通过招标式竞争提高土地税，而且是提前预征（即改收获后交为种地前交），因而增加了农民负担。笔者觉得如果竞争过程确实公平，此举还是利多弊少的。

四、新“一条鞭”法：“负担”改革的方向？

负担问题范文篇2

〖关键词〗农民负担研究

农民负担是一个历史范畴。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都与农民负担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也一直存在着农民负担问题，但作为农村乃至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却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事情。多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减轻农民负担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目前，随着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民负担仍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之，任务仍十分艰巨。

一、农民负担问题的界定

一般来说，我们通常把政府及其部门向农民征收的一切税费，包括税收(明税和暗税)、乡统筹村提留、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及集资、摊派、罚款等统称之为农民负担。如果进一步思考,农民负担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其一，它既是一个客观范畴，也具有主观特性。从客观方面来看，农民负担是实实在在的物资支出或货币支出，没有这些实际的支出，农民负担就无从谈起。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农民负担又是负担主体农民的一种感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80年代农民负担问题的提出与农民自身因素的变化有着极大的关系。在体制下，农村的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并由集体统一使用，组织集体劳动，农民个人只是集体经济组织内的生产者。当时收益分配的顺序是：⑴全年收获的收入首先扣除当年生产费用,包括：种子、肥料、农药、燃料、机耕费、排灌费、农机具维修费及小型农具购置费、耕畜饲养费和固定资产折旧等生产过程中直接耗费的生产资料价值；⑵国家税收和粮食统购任务；⑶管理费；⑷集体提留；⑸社员分配。在这种收益分配体制下，先进行集体的和社会的扣除，后给社员分配，并不直接由农民承担负担开支。因而，农民没有切身的负担感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普遍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随之，农民的身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农民不再是单纯的集体经济组织内的生产者，而是相对独立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在市场经济中是理所当然的财产主体和市场主体，对土地享有充分的经营使用权，直接享受着经营所带来的利润。所以,农业经营上的变化引起了农民财产观念的变化，唤醒了农民的主体意识，使农民增加了对外来负担的敏感性。

其二，它既有量的规定性，也具有质的内涵。所谓质的内涵，也就是政府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只有能给农民带来看得见实惠的社会变革和经济改革，才能赢得农民的真正支持。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广大农民不仅提供和保证了战争物资的供给，而且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负担不可谓轻。但解放区的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困农民，没有任何怨言，而是争先恐后，踊跃输粮输人。所以，农民负担问题有时是用数量说明不了问题的。其根本性在于政府与农民的利益是否完全一致，在于民心的向背。

其三。它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具有政治属性。“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本质是农民的物质利益问题。保护还是损害农民的物质利益，突出表现在农民负担问题上。总书记指出：减轻还是加重农民负担绝不是少拿多拿几个钱的问题，而是保护还是挫伤农民积极性的问题，是促进还是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是增强还是丧失农民群众信任和拥护的问题。必须把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提到这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提到我们党的宗旨和农村政权稳定的高度来认识,农村是我们党革命的摇篮，农民是我们革命的主力军。没有农民群众的巨大牺牲，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一贯宗旨。我国80％的人口都在农村，与农民关系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到我们党是否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如果这方面出了问题，可以说我们就抢劫了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我们的立国之本就会动摇，我们的事业就很可能葬送。所以，农民负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农民负担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也具有政治属性。

二、农民负担重的根源

农民负担重的实质是农村基层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过度侵蚀。一般情况下，政治权力要通过对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文化权力等的作用来体现政治权力的存在性，并实现政治权力的目的。如果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作用过度，就构成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侵蚀或过度侵蚀。在我国农村，只所以存在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过度侵蚀，其主要原因有：⑴政治权力的监督机制弱化；⑵农民经济权力没有或只具有弱保护功能，或者要达到一定程度的保护，需付出高昂的费用；⑶政治权力的产生主要来自上面；⑷领导决策者是“经济人”。决策者在决策时,主要考虑的是个人边际收益和个人边际成本，当个人边际收益等于个人边际成本时，决策者的总效用达到最大值。这样，在缺乏有效监督和对方保护功能弱的条件下，农村基层干部建立在个人边际收益和个人边际成本基础上的决策就有可能得到实施。我们知道，在存在外部性的条件下，个人边际收益并不等于社会边际收益，个人边际成本并不等于社会边际成本。在个人边际收益大于社会边际收益，个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的条件下，决策的结果是社会边际成本大于社会边际收益，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所以,上述四个方面的原因是农民负担重的根本致因。

另外，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不规范也是导致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因素。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方面，一个是机构方面。制度方面主要包括现行财税体制及国家有关经济的法律、政策等；机构方面主要指现行的国家管理经济方面的机构的总和。现行农村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不规范主要表现为：⑴农村财税体制不规范，现行农村财税体制对增加农民负担有鼓励作用；⑵国家的有关政策不合理，没有注意研究城市和乡村、农业和非农业省份、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别；⑶法制不健全，执法不力；⑷乡村组织制度没有完全理顺，尤其是村级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⑸县乡机构臃肿，人员膨胀，该设的机构没有设起来，该撤的机构撤不下去，人浮于事。上述五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了农民负担重的重要原因。

再次，政治权力主体与经济权力主体目标取向的不同，也是在研究农民负担重的原因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在目前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条件下，农民的目标取向与政府的目标取向有时是不相同的，其中主要的目标冲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⑴宏观利益与微观利益的冲突；⑵集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⑶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冲突。上述目标取向的不同，会导致农民与政府对同一“负担量”产生不同的价值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负担主体有时也会对合理的负担产生一种“重”的感受。

三、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对策与思路

笔者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任务长期而艰巨，必须系统考虑，综合治理，标本兼治。首先，要强化农村基层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功能。主要是：⑴在村一级设立监督小组；其产生的办法是由村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其职能在于全面监督村委会的工作情况，包括有关费用的收支。监督小组要定期召开检查会议，定期向上级党委和同级党支部及村民代表大会汇报情况，监督小组成员不能再担任村内其它职务。⑵村一级的管理体制应主要包括：村党支部、村委会、村监督小组、村民代表大会。其中村民代表大会负责村内重大事项的决定及村委会人选和监督小组人选的产生。村监督小组负责监督检查。村委会负责日常事务和具体执行。村党支部负责向村民代表大会提交方案并全面监督全村工作，包括监督小组的工作。党支部可向村民代表大会推荐村委会人选，但不能推荐监督小组人选。监督小组人选应直接由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支部的监督应主要体现在全村工作与党中央的有关方针路线政策是否保持一致,这是个大方向,也是最根本的。⑶在乡一级设立监督委员会。其产生的办法是由乡一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产生，应包括社会各界人士，农民应占有一定比例。其职能是全面监督乡政府的工作情况，包括有关经费的收支。监督委员会的成员不应再担任乡一级其它职务。监督委员会应定期召开有关检查监督会议，应定期向同级人大、同级党委和上级党委汇报有关情况。⑷以上监督小组或监督委员会的有关费用可由国家拨付一定比例或从有关费用中予以扣除。

其次，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强化农民经济权力的自我保护功能。农民负担问题是一个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易问题，或者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博弈问题。博弈双方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博弈的结果。在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双方的力量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是高度组织起来的，有强有力的信息资源、人力资源乃至暴力资源；而农民是分散的，各种条件决定了农民内部形成统一意见的交易成本极高，农民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地方干部总会找到办法从农民那里攫取超过农民负担能力的财源，而农民却无力抵御。于是，解决农民负担问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农民必须有一定的组织稳定和谈判能力，进一步说,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要降低，以便较容易地达成统一意见，形成能够与地方政府制衡的有效压力。这种情形意味着在农村社会权威结构中，必须构建农民自身的权威基础，这种权威基础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组织化。所以，着力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对有效减轻农民负担有重要意义。

再次，真正在乡村两级落实民主选举制度。农村基层干部由上级层层任命，这样，对各级干部“政绩”的评价主要取决于他们对上级所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的完成情况。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各级政府官员在其任期内，往往倾向于迎合上级的要求，在“人民事业人民办”的口号下，不顾农民的承受能力，片面追求所谓政绩。难怪乎有的同志提出农民负担重的根源在上面，这是有道理的。所以，通过民主选举，使得农村基层干部的任免和奖惩权掌握在本社区农民手中，使得村干部能够真正以本社区农民的根本利益为依归，对农民负责，受农民监督。这样，才能有效保证农村公共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使用，使农民负担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第四，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素质。要提高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政策水平。农村基层干部应认真学习和全面理解党的政策，执行中不打折扣、不走样；应该正确地向群众宣传解释各项政策，使之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应该结合实际贯彻落实政策，鼓励创造性，防止绝对化；应该模范地执行政策，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好。要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培训，建立健全定期轮训制度。要突出政策和法制教育，提高基层干部正确执行政策、坚持依法办事、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要教育农村基层干部必须诚心诚意为群众服务，反对脱离群众、不干实事；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虚假浮夸；坚持艰苦创业，反对奢侈浪费，遇事同群众商量，反对强迫命令；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反对以权谋私；努力把完成上级任务与维护群众利益统一起来，反对不顾大局和损害群众利益。

第五，改革农村现行财税体制。首先，进一步完善分税财政体制，明确划分县乡政府职责。使县乡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相结合，以限制各级政府层层下达超过财力所限的各种升级达标活动。其次，加快地方税收体系建设，在农村推行税费体制改革。具体思路是：将原来向农民征收的一切税费明确划分为税、租、费三大块进行征收，然后根据各自的性质分配其用途。这里要分清税、租、费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税是国家为满足一般的社会共同需要，按事先确定的对象和比例，对社会剩余产品所进行的强制、无偿的分配。税的依据是政治权力。在农村,租一般是指地租,地租分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绝对地租产生的依据是土地的所有权,级差地租产生的依据是土地的经营权，经营权属于广义的所有权范畴。所以，地租的依据是与所有权紧密相联的。税和地租的源泉都是农业剩余。费是你享受某种服务时支付的价格。虽然税和租也可以看成是享用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耕种土地时支付的价格，但费是对于局部的、具体的某一服务而支付的价格。费的支付时间可以在享用某一服务前或享用某一服务后。收费的依据是服务本身。对于税，笔者认为在设计税种时应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理论上合理的，不一定实践上合理。要充分考虑征税成本问题。对此，建议设土地税、人头税、农产品交易税，其中土地税可分农业用地和非农业用地制定不同的税率。取消原有的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对于土地税,可适当提高税率,对于人头税可实行轻税政策。税的征收用实物或货币均可。这样整体上可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对于租，由于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所以租应归集体，包括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但在具体数量上，各个省应定一个上限，在上限以内可由集体组织与农户具体商定。租的具体形式可以是实物，也可以用货币形式或出工的形式代替。租主要用于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等。即相当于村提留这一块。乡统筹的绝大部分属于税的性质，应当纳入税收体系中予以规范。费的收取应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其标准应由村民代表大会或乡人大具体决定，各省可根据实际每年定个上限额，以防乱收费。这里，笔者建议将原来三提五统不能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控制线，改为农村地方对农民收取的一切税租费不能超过某一个绝对额，即由相对量控制变为绝对量控制。主要原因一是目前测算农民纯收入是一件较难的事，二是当前农村关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统计数字并不能真实反映情况，三是相对量有时带有某种隐蔽性和较难控制性。而采用绝对量控制(如规定每年应不超过200元)则较明确，农民也容易掌握情况，也有利于监督。当然，这里主要是应对租、费这两块进行绝对量控制，因为这两块波动性较大。对于税，一旦制定后，本身便具有稳定性，所以，没有控制的必要。其三，加快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要制定对农业大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倾斜政策，在财政分配上加大对中西部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国家应在财政上要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干部实行经费补贴制度，如对一些国扶县的农村基层干部工资是否可由国家财政专项负担等。以有效减轻这些地区的农民负担。

第六，加快政府机构改革步伐。核心是精简机构，裁撤冗员。这也是一项非常复杂和艰巨的工作。关键是要控制经费，如果经费能控制住，县乡机构人员多一些还是少一些对农民负担无直接影响。

第七，推进农村法制建设。建议制定《农民负担法》。要积极开展农村法制教育，使广大农民学法、懂法、守法，并能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第八，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一些贫困户应当由村或乡给予一定的补助，以减轻因农民负担而产生的不公平程度。

第九，大力发展农村社区经济，通过以工补农减轻农民负担，同是提高农民收入，增强负担承受能力。经济发达地区基层政府的运作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之上,新兴的公共产品的成本主要被发达的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支付，因此有条件通过以工补农减轻农民负担。同时，农民从乡镇企业到的报酬收入增加，有利于收入的提高。而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各项事业越依赖收取税费运转，由此造成了经济落后地区、传统的农业生产省份农民负担相对较重的现象。从一些调查中得知，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民负担就轻些，而农业占主导的地区，农民负担就相对重些。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不失为一项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措施。

第十，要注重对农民的教育。要教育广大农民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要增强广大农民的政治意识、国家意识、发展意识。要对农民进行“三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兼顾)教育，使广大农民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能正确处理个人劳动致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第十一，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把农民负担问题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应采取切实有力的具体措施。对干部考核要与农民负担紧密联系起来。要实行层层责任制。

以上十一个方面，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⑴建立有效制约政治权力的机制；⑵要提高经济权力主体的自我保护能力；⑶规范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⑷整合政治权力主体与经济权力主体二者的价值取向。总之，从长远来说，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根本要靠发展。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民主、社会的文明是现代化的标志，同时也是长远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保证。发展是一个综合推进的过程；发展是硬道理。从国家来说，迅速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迅速推进经济改革的深化和民主体制的建立及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参考资料：

⒈孙立刚：《外在性、反对成本和农民负担问题》，《农业经济问题》，1999年第9期

⒉倪国爱、王管文：《试论农村乱收费及其治理对策》，《农业经济问题》，1999年第9期

⒊杨军：《农民负担问题的深层思考》，《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负担问题范文篇3

〖关键词〗农民负担研究

农民负担是一个历史范畴。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都与农民负担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也一直存在着农民负担问题，但作为农村乃至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却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事情。多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减轻农民负担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目前，随着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民负担仍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之，任务仍十分艰巨。

一、农民负担问题的界定

一般来说，我们通常把政府及其部门向农民征收的一切税费，包括税收(明税和暗税)、乡统筹村提留、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及集资、摊派、罚款等统称之为农民负担。如果进一步思考,农民负担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其一，它既是一个客观范畴，也具有主观特性。从客观方面来看，农民负担是实实在在的物资支出或货币支出，没有这些实际的支出，农民负担就无从谈起。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农民负担又是负担主体农民的一种感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80年代农民负担问题的提出与农民自身因素的变化有着极大的关系。在体制下，农村的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并由集体统一使用，组织集体劳动，农民个人只是集体经济组织内的生产者。当时收益分配的顺序是：⑴全年收获的收入首先扣除当年生产费用,包括：种子、肥料、农药、燃料、机耕费、排灌费、农机具维修费及小型农具购置费、耕畜饲养费和固定资产折旧等生产过程中直接耗费的生产资料价值；⑵国家税收和粮食统购任务；⑶管理费；⑷集体提留；⑸社员分配。在这种收益分配体制下，先进行集体的和社会的扣除，后给社员分配，并不直接由农民承担负担开支。因而，农民没有切身的负担感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普遍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随之，农民的身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农民不再是单纯的集体经济组织内的生产者，而是相对独立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在市场经济中是理所当然的财产主体和市场主体，对土地享有充分的经营使用权，直接享受着经营所带来的利润。所以,农业经营上的变化引起了农民财产观念的变化，唤醒了农民的主体意识，使农民增加了对外来负担的敏感性。

其二，它既有量的规定性，也具有质的内涵。所谓质的内涵，也就是政府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只有能给农民带来看得见实惠的社会变革和经济改革，才能赢得农民的真正支持。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广大农民不仅提供和保证了战争物资的供给，而且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负担不可谓轻。但解放区的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困农民，没有任何怨言，而是争先恐后，踊跃输粮输人。所以，农民负担问题有时是用数量说明不了问题的。其根本性在于政府与农民的利益是否完全一致，在于民心的向背。

其三。它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具有政治属性。“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本质是农民的物质利益问题。保护还是损害农民的物质利益，突出表现在农民负担问题上。总书记指出：减轻还是加重农民负担绝不是少拿多拿几个钱的问题，而是保护还是挫伤农民积极性的问题，是促进还是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是增强还是丧失农民群众信任和拥护的问题。必须把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提到这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提到我们党的宗旨和农村政权稳定的高度来认识,农村是我们党革命的摇篮，农民是我们革命的主力军。没有农民群众的巨大牺牲，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一贯宗旨。我国80％的人口都在农村，与农民关系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到我们党是否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如果这方面出了问题，可以说我们就抢劫了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我们的立国之本就会动摇，我们的事业就很可能葬送。所以，农民负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农民负担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也具有政治属性。

二、农民负担重的根源

农民负担重的实质是农村基层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过度侵蚀。一般情况下，政治权力要通过对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文化权力等的作用来体现政治权力的存在性，并实现政治权力的目的。如果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作用过度，就构成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侵蚀或过度侵蚀。在我国农村，只所以存在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过度侵蚀，其主要原因有：⑴政治权力的监督机制弱化；⑵农民经济权力没有或只具有弱保护功能，或者要达到一定程度的保护，需付出高昂的费用；⑶政治权力的产生主要来自上面；⑷领导决策者是“经济人”。决策者在决策时,主要考虑的是个人边际收益和个人边际成本，当个人边际收益等于个人边际成本时，决策者的总效用达到最大值。这样，在缺乏有效监督和对方保护功能弱的条件下，农村基层干部建立在个人边际收益和个人边际成本基础上的决策就有可能得到实施。我们知道，在存在外部性的条件下，个人边际收益并不等于社会边际收益，个人边际成本并不等于社会边际成本。在个人边际收益大于社会边际收益，个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的条件下，决策的结果是社会边际成本大于社会边际收益，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所以,上述四个方面的原因是农民负担重的根本致因。

另外，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不规范也是导致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因素。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方面，一个是机构方面。制度方面主要包括现行财税体制及国家有关经济的法律、政策等；机构方面主要指现行的国家管理经济方面的机构的总和。现行农村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不规范主要表现为：⑴农村财税体制不规范，现行农村财税体制对增加农民负担有鼓励作用；⑵国家的有关政策不合理，没有注意研究城市和乡村、农业和非农业省份、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别；⑶法制不健全，执法不力；⑷乡村组织制度没有完全理顺，尤其是村级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⑸县乡机构臃肿，人员膨胀，该设的机构没有设起来，该撤的机构撤不下去，人浮于事。上述五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了农民负担重的重要原因。

再次，政治权力主体与经济权力主体目标取向的不同，也是在研究农民负担重的原因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在目前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条件下，农民的目标取向与政府的目标取向有时是不相同的，其中主要的目标冲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⑴宏观利益与微观利益的冲突；⑵集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⑶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冲突。上述目标取向的不同，会导致农民与政府对同一“负担量”产生不同的价值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负担主体有时也会对合理的负担产生一种“重”的感受。

三、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对策与思路

笔者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任务长期而艰巨，必须系统考虑，综合治理，标本兼治。首先，要强化农村基层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功能。主要是：⑴在村一级设立监督小组；其产生的办法是由村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其职能在于全面监督村委会的工作情况，包括有关费用的收支。监督小组要定期召开检查会议，定期向上级党委和同级党支部及村民代表大会汇报情况，监督小组成员不能再担任村内其它职务。⑵村一级的管理体制应主要包括：村党支部、村委会、村监督小组、村民代表大会。其中村民代表大会负责村内重大事项的决定及村委会人选和监督小组人选的产生。村监督小组负责监督检查。村委会负责日常事务和具体执行。村党支部负责向村民代表大会提交方案并全面监督全村工作，包括监督小组的工作。党支部可向村民代表大会推荐村委会人选，但不能推荐监督小组人选。监督小组人选应直接由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支部的监督应主要体现在全村工作与党中央的有关方针路线政策是否保持一致,这是个大方向,也是最根本的。⑶在乡一级设立监督委员会。其产生的办法是由乡一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产生，应包括社会各界人士，农民应占有一定比例。其职能是全面监督乡政府的工作情况，包括有关经费的收支。监督委员会的成员不应再担任乡一级其它职务。监督委员会应定期召开有关检查监督会议，应定期向同级人大、同级党委和上级党委汇报有关情况。⑷以上监督小组或监督委员会的有关费用可由国家拨付一定比例或从有关费用中予以扣除。

其次，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强化农民经济权力的自我保护功能。农民负担问题是一个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易问题，或者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博弈问题。博弈双方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博弈的结果。在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双方的力量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是高度组织起来的，有强有力的信息资源、人力资源乃至暴力资源；而农民是分散的，各种条件决定了农民内部形成统一意见的交易成本极高，农民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地方干部总会找到办法从农民那里攫取超过农民负担能力的财源，而农民却无力抵御。于是，解决农民负担问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农民必须有一定的组织稳定和谈判能力，进一步说,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要降低，以便较容易地达成统一意见，形成能够与地方政府制衡的有效压力。这种情形意味着在农村社会权威结构中，必须构建农民自身的权威基础，这种权威基础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组织化。所以，着力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对有效减轻农民负担有重要意义。

再次，真正在乡村两级落实民主选举制度。农村基层干部由上级层层任命，这样，对各级干部“政绩”的评价主要取决于他们对上级所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的完成情况。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各级政府官员在其任期内，往往倾向于迎合上级的要求，在“人民事业人民办”的口号下，不顾农民的承受能力，片面追求所谓政绩。难怪乎有的同志提出农民负担重的根源在上面，这是有道理的。所以，通过民主选举，使得农村基层干部的任免和奖惩权掌握在本社区农民手中，使得村干部能够真正以本社区农民的根本利益为依归，对农民负责，受农民监督。这样，才能有效保证农村公共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使用，使农民负担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第四，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素质。要提高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政策水平。农村基层干部应认真学习和全面理解党的政策，执行中不打折扣、不走样；应该正确地向群众宣传解释各项政策，使之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应该结合实际贯彻落实政策，鼓励创造性，防止绝对化；应该模范地执行政策，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好。要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培训，建立健全定期轮训制度。要突出政策和法制教育，提高基层干部正确执行政策、坚持依法办事、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要教育农村基层干部必须诚心诚意为群众服务，反对脱离群众、不干实事；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虚假浮夸；坚持艰苦创业，反对奢侈浪费，遇事同群众商量，反对强迫命令；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反对以权谋私；努力把完成上级任务与维护群众利益统一起来，反对不顾大局和损害群众利益。

第五，改革农村现行财税体制。首先，进一步完善分税财政体制，明确划分县乡政府职责。使县乡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相结合，以限制各级政府层层下达超过财力所限的各种升级达标活动。其次，加快地方税收体系建设，在农村推行税费体制改革。具体思路是：将原来向农民征收的一切税费明确划分为税、租、费三大块进行征收，然后根据各自的性质分配其用途。这里要分清税、租、费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税是国家为满足一般的社会共同需要，按事先确定的对象和比例，对社会剩余产品所进行的强制、无偿的分配。税的依据是政治权力。在农村,租一般是指地租,地租分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绝对地租产生的依据是土地的所有权,级差地租产生的依据是土地的经营权，经营权属于广义的所有权范畴。所以，地租的依据是与所有权紧密相联的。税和地租的源泉都是农业剩余。费是你享受某种服务时支付的价格。虽然税和租也可以看成是享用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耕种土地时支付的价格，但费是对于局部的、具体的某一服务而支付的价格。费的支付时间可以在享用某一服务前或享用某一服务后。收费的依据是服务本身。对于税，笔者认为在设计税种时应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理论上合理的，不一定实践上合理。要充分考虑征税成本问题。对此，建议设土地税、人头税、农产品交易税，其中土地税可分农业用地和非农业用地制定不同的税率。取消原有的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对于土地税,可适当提高税率,对于人头税可实行轻税政策。税的征收用实物或货币均可。这样整体上可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对于租，由于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所以租应归集体，包括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但在具体数量上，各个省应定一个上限，在上限以内可由集体组织与农户具体商定。租的具体形式可以是实物，也可以用货币形式或出工的形式代替。租主要用于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等。即相当于村提留这一块。乡统筹的绝大部分属于税的性质，应当纳入税收体系中予以规范。费的收取应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其标准应由村民代表大会或乡人大具体决定，各省可根据实际每年定个上限额，以防乱收费。这里，笔者建议将原来三提五统不能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控制线，改为农村地方对农民收取的一切税租费不能超过某一个绝对额，即由相对量控制变为绝对量控制。主要原因一是目前测算农民纯收入是一件较难的事，二是当前农村关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统计数字并不能真实反映情况，三是相对量有时带有某种隐蔽性和较难控制性。而采用绝对量控制(如规定每年应不超过200元)则较明确，农民也容易掌握情况，也有利于监督。当然，这里主要是应对租、费这两块进行绝对量控制，因为这两块波动性较大。对于税，一旦制定后，本身便具有稳定性，所以，没有控制的必要。其三，加快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要制定对农业大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倾斜政策，在财政分配上加大对中西部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国家应在财政上要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干部实行经费补贴制度，如对一些国扶县的农村基层干部工资是否可由国家财政专项负担等。以有效减轻这些地区的农民负担。

第六，加快政府机构改革步伐。核心是精简机构，裁撤冗员。这也是一项非常复杂和艰巨的工作。关键是要控制经费，如果经费能控制住，县乡机构人员多一些还是少一些对农民负担无直接影响。

第七，推进农村法制建设。建议制定《农民负担法》。要积极开展农村法制教育，使广大农民学法、懂法、守法，并能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第八，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一些贫困户应当由村或乡给予一定的补助，以减轻因农民负担而产生的不公平程度。

第九，大力发展农村社区经济，通过以工补农减轻农民负担，同是提高农民收入，增强负担承受能力。经济发达地区基层政府的运作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之上,新兴的公共产品的成本主要被发达的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支付，因此有条件通过以工补农减轻农民负担。同时，农民从乡镇企业到的报酬收入增加，有利于收入的提高。而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各项事业越依赖收取税费运转，由此造成了经济落后地区、传统的农业生产省份农民负担相对较重的现象。从一些调查中得知，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民负担就轻些，而农业占主导的地区，农民负担就相对重些。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不失为一项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措施。

第十，要注重对农民的教育。要教育广大农民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要增强广大农民的政治意识、国家意识、发展意识。要对农民进行“三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兼顾)教育，使广大农民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能正确处理个人劳动致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第十一，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把农民负担问题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应采取切实有力的具体措施。对干部考核要与农民负担紧密联系起来。要实行层层责任制。

以上十一个方面，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⑴建立有效制约政治权力的机制；⑵要提高经济权力主体的自我保护能力；⑶规范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⑷整合政治权力主体与经济权力主体二者的价值取向。总之，从长远来说，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根本要靠发展。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民主、社会的文明是现代化的标志，同时也是长远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保证。发展是一个综合推进的过程；发展是硬道理。从国家来说，迅速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迅速推进经济改革的深化和民主体制的建立及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参考资料：

⒈孙立刚：《外在性、反对成本和农民负担问题》，《农业经济问题》，1999年第9期

⒉倪国爱、王管文：《试论农村乱收费及其治理对策》，《农业经济问题》，1999年第9期

⒊杨军：《农民负担问题的深层思考》，《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负担问题范文篇4

一、调整“挖农补工”政策，消除人为剪刀差

建国后，我国照搬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实施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确保工业化优先发展所需的原始积累，国家从1953年开始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人为地实行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隐蔽地获取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资金，这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一直持续到现在。尽管1985年国家改农产品统购统销为合同订购，但政府凭借行政权力下达订购任务、垄断主要农产品收购市场和价格的基本方式并未改变，剪刀差依然存在。据测算，1954——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中获取5100亿元的巨额资金；1978——1991年剪刀差累计已高达12329.5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22%；1987——1991年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高达1000——1900亿元，成倍高于改革前的数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这说明本来还很贫困的农民每年还要通过国家“挖农补工”的剪刀差政策向工业、城市和市民支付高达1000亿元以上的负担。这种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所形成的价格剪刀差，给农民造成的负担时间之长、数额之大，在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对于至今仍在为温饱问题而与大自然苦苦抗争的中国农民来说，是绝对不公平的。但大多数农民并不清楚个中缘由，因为这种农民负担方式和方法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特征，在农民看来，国家的统购或合同订购任务就是“公粮”，而“皇粮国税、天经地义”，何况国家还是付了钱的(尽管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大低于其价值、甚至大大低于成本)；再加上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高压控制，故而未能引起农民外向的强烈不满。但这种隐蔽地加重农民负担的做法却是以农民的长期贫困和农业的长期落后为代价的。

建国后我们在选择优先发展工业化战略时，曾将工业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实行“挖农补工”，农业支持工业发展；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实行“农工自补”，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在工业化后期阶段，实行“以工补农”，工业反哺农业发展。学术理论界普遍认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工业化初期阶段即农业向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的历史时期已经完成。按理说，国家应该及时调整“挖农补工”政策。但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却仍然实行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挖农补工”政策。这种持续长达半个世纪的挖农补工的剪刀差政策，使农民以自身的贫困支撑起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以及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整整两、三代农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可惜现在许多“城里人”似乎并不能看到这一点，或视而不见，反而歧视农民、排斥农民、甚至敲诈农民，这在农民沉重的经济负担之上，又加上了更为沉重的心理负担、精神负担和安全负担。而现在身居城市的决策者，也似乎遗忘了他们当年的“诺言”，这是很不应该的。

农业本身是一个比较效益低的弱势产业，农业生产由于主要受自然界的影响而十分脆弱，其自身的增值和积累的潜力十分有限，农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在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当高、早已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也都一致对农业实行特殊的保护和扶持政策，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直接支付农产品生产补贴，以确保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能获得平均利润。“以农业为基础”，是我国基本国策的第一条；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我国当前农村税费改革的首要任务；我国加入WTO，受冲击最大的是农业，风险最大的是农民。笔者深感全社会应该增强对农民“减负”的紧迫感，农民负担沉重的问题不能再这样一年又一年地拖下去。建议国家乘我国正式加入WTO和农村税费改革之际，取消人为制造的剪刀差，并适应WTO的需要，依照国际惯例和国外对农业实行普遍扶持和保护的做法，直接对农业生产者进行农产品生产补贴，切实保护和扶持农业，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

二、废除城乡隔离政策，取消“双重标准”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确保这个体制的运转，国家人为地实施了一系列城乡分离、工农分离、市民与农民分离的城乡隔离政策，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二元社会结构”，时至今日，这种二元社会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破除和动摇。在户籍制度上，以“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为标志，把公民划分为农&n

bsp;民和市民，在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之间构筑起一道高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不平等的等级社会，农民成了“天生的末等公民”。由于“农村户口”的身份，农民长期被限制入城定居和寻找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外出务工或经商的农民，但他们在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处处受到歧视，甚至根本不能解决，而他们所负担的税费却更为繁重；在教育制度上，城市中小学义务教育全部由国家投资，农村中小学义务教育则以提留统筹、教育集资等摊派的方式由农民自己掏腰包解决，在《义务教育法》颁布的1985年，国家还取消了财政对农村每个中学生每年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经费拨款，改由农民在村集体提留中提取由乡政府统筹，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则主要依靠农民教育集资和“希望工程”捐款。义务教育由政府的主要责任转变为农民的主要义务；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国家只负担城市市民的就业和培训，城市市民下岗、失业有“低保”或失业救济金，农民失业则只能自谋生路，无人问津。国家每年为城市居民提供各类社会保障(如失业、医疗、养老、救济、补贴等)成百上千亿元，而农民生老病死伤残就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不仅如此，农民还要为政府分担补助救济农村五保户和烈军属(从“三提五统”中解决)。对于农民来说，不存在什么童工、双休日、退休的问题，从小就得干活，一直劳累到年老死去，大多数农民有了病无钱医治，就靠“忍过去”；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城市道路、公共交通、城市绿化、城市供水(电、气)等均由国家投资或补贴，而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村用电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则主要由农民投工投劳集资兴建，且农民用电、用水的价格反而比城市居民用电、用水高出许多。此外，在兵役制度、国家招公(公务员)制度、高校招生制度乃至住房补贴等各个方面，都明显地存在着城乡有别的“双重标准”，平均的“国民待遇”不复存在。这种人为制造的城乡差别，是建国以来中国农民承受的又一项沉重的制度性负担，这种实行“双重标准”的城乡分治政策，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制度根源。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当前应当采取有力措施废除城乡隔离政策。在户籍制度上，废除二元户籍制度，实行城乡一体化的户口登记制度和居民身份证制度，尽快将户籍制度的改革从中小城镇扩大到大中城市，撤除人为的樊篱，万众一心推倒“户籍墙”。公民的居住和迁徒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广泛地被世界各国法律以及国际组织所接受。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确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徒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早在1954年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中，也曾赋予了公民这样的权利。但1958年颁布的《户籍登记条例》取消了迁徒自由的规定。应恢复公民的居住和迁徒自由权，废除限制农民进城的《户籍登记条例》，制定和颁布确保公民居住和迁徒自由的新《户籍登记法》；在教育制度上，中小学义务教育是典型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全体公民在受教育权上应该一律平等，应明确规定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在各级政府，城乡中小学义务教育由国家按相同的标准统一投入，使城乡儿童及外出务工、经商者的子女能享受到大致均等的受教育的机会，修改《义务教育法》，取消要农民自己出钱办教育的教育集资；在就业制度上，建立城乡一体的统一就业制度，党政机关、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应对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公民开放，农民与市民一样应该拥有通过公平竞争到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和就业的权利，有直接参与和管理国家政治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国家应着眼于全体公民；统筹兼顾、公平一致地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公民平等地享受国家提供的失业、医疗、养老、伤残等社会保障，这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又是《国际人权公约》的普遍要求。我国政府1997年签署、全国人大常委会2000年批准、2001年7月开始在我国正式生效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应该实行城乡统一规划，国家平等投入，打破城市偏向或城市中心主义。

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是农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属于公共产品。国家不应该一方面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过度超前，“把钱埋在地里”，而另一方面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却撤手不管，或让农民自己集资或投工投劳解决。

三、深化税费制度改革，统一城乡税制

现行农村税费制度是一种合法但不合理的制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出台了不少关于农民负担的法律法规，如1985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1991年颁布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条例》、1993年颁布的《农业法》、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员会组织法》等等，农民负担应该说还是“有法可依”的。农民现行的有法律依据的法定税费负担主要包括：农业税(含地方附加、农业特产税、屠宰税、耕地占用税、契税)、“三提五统”费(村集体提留：公积金、公益金、村级管理费，乡镇政府统筹：农村教育、计划生育、民兵训练、五保户供养、乡村道路建设等费用)、农民“两工”(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教育集资(用于农村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和危房改造等)以及国家规定的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定购任务等项。且不说基层政府、部门和单位打着合法税费之名行“五乱”之实，任意重重加码、巧立名目搭车收费、提高基数变相重复征收等种种混乱行为(这正是目前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的主要内容)，单就上述合法税费负担本身来说，就存在不合理因素。

首先，从农业税来看，现行农业税制主要沿袭1958年颁布的《农业税条例》，1988年新开征农业特产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划为地方税，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业税逐步由实物形式改为货币形式，直接从农民交售农产品合同订购任务的付款中抵扣。传统观点认为我国农业税率并不高，但有学者指出我国农业税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也高于发达国家农业所实际负担的税率。不过，综观世界各国税制，基本上不单独设立面向农业和农民的税种。我国单独设立面向农业和农民的税种的做法有损于税收的统一、公平和中性原则。相对于工业生产而言，我国农业生产的增值能力是十分微弱的，而对工业品仅就其增值额部分征收增值税、对农产品则就其全额征收农业税，这对农业和农民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果比照增值税对农产品的销售收入扣除种子、化肥、农药等主要生产资料的投入就其增值部分征税，我国现行农业税率并不低于工商企业的增值税率，如果比照城市居民就其个人月收入超过800元以上部分才征收个人所得税，我国绝大部分农民根本就没有达到纳税的起征点。

其次，从“三提五统”费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政社合一”的的解体和乡(镇)政府的建立，明确确立了乡镇政府属于政权组织性质、村级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性质。从法理上讲，政府除依法征税外，无权“统筹”(或平调)任何经济组织或个人的财产，法律法规也明确规定“三提五统”属于集体资金性质，应归集体使用，而实际上成为“二税”性质，几乎全部由乡镇政府凭借行政权权力强行统筹，成为乡镇财政重要的收入来源。“三提五统”实质上是政府凭借政权力量和行政手段在法定税收负担之外对农民的又一重超经济强制，变相平调了农民的财产，侵犯了农民的财产所有权。从“三提五统”的法定使用范围来看，中小学义务教育、计划生育、民兵训练(即国防建设)均属于全社会受益的典型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应由国家财政供给，而五保户供养属社会保障范畴，乡村道路建设应属政府向农村、农业和农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这些均为政府职责范围的“份内之事”，却通过“三提五统”的法定方式由农民负担。而在“三提五统”的实际征收过程中，不少乡镇政府擅自提高农民人均收入基数，使法定的“不超过5%”形同虚设。

再次，从农民“两工”和教育集资来看，农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实质上是在农民缴纳了法定税费之外对农民劳动的强制无偿占有和使用，与家庭承包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是相对立的。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庞大并不能成为强制无偿占有农民劳动力的理由。国家在组织大规模的道路交通、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时，应引入市场机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坚持自愿有偿使用农民劳动力，这既有利于农民增收，又体现了国家对农民劳动付出的尊重。可见，法定的农民“两工”已丧失其合法存在的理由。但不少乡镇政府借“两工”合法之名搞“以资代劳”，强行向农民摊派收费，加重农民负担；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在政府，可在农村农民却被迫“越俎代庖”代替政府掏钱办教育，除前述农村中小学义务教育的日常经费开支从“三提五统”中解决外，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改建扩建等基建设资则主要靠向农民集资和“希望工程”捐款，政府基本上成了“甩手掌柜”。《义务教育法》所规定的教育集资、捐款助学就成为基层政府加重农民负担的合法借口，明文规定是“自愿”，可农民不敢不自愿。现行农村税费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思维模式下形成和制定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与统一公正公平的税负原则不相适应，与国际惯例不相适应。因此，在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上必须着眼于全局进行通盘考虑，对我国传统税制进行根本性变革。首先，在农业税制度改革上，应采取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实行城乡统一税制，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将其分别并入相应的增值税和所得税之中，使农民作为纳税人取得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纳税权利与义务，使农民在纳税上享受应该享有的平等的国民待遇，使城乡居民获得大体平等的公共服务。其次，取消不应该由农民承担的税外负担。“乡统筹”实质上是时期旧体制的产物，属于集体资金，它不应该在税费改革中并入“正税”之内，成为“名正言顺”的财政资金，而应完全取消；“村提留”属于村集体所有的资金，也不应并入“正税”之中，应该在村民自治的框架下由村民民主决策予以解决；农民“两工”是计划经济时期大搞群众运动和集体生产的产物，应该坚决取消；至于教育集资等一切摊派、收费、集资都应统统予以取消。必须再次确立“除征税之外，政府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和“不经人大批准、政府不得征税”的最高原则。

【参考文献】

[1]安体富.论我国公共财政的构建.项怀诚主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共财政体制框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

[2]侯石安.国家与农民“取”与“予”的关系研究.《农业经济问题》[J]2000.6

[3]雷宁志.理论偏差——农民负担根源探析.《农业经济问题》[J].1994.1

[4]黄广明.李思德.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N].南方周末2000

[5]张英红.二元户籍制：半个世纪的“城乡冷战”.《城乡建设》[J].2001.7

负担问题范文篇5

关键词：农村税费负担政府职能与管制政策财政体制农业人口

近年来政府一直在不断尝试、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却是“减负”年年讲，“负担”逐年增，效果不甚理想。现阶段“并税式”的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很多地方负担出现了反弹，似乎陷入所谓“黄宗羲定律”陷阱。实际上，农村税费负担涉及两方面的问题：农民收入与政府税费。那么，究竟是农村税费负担过重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迟滞、农民收入下降，还是农村经济发展过慢导致税费负担加重？抑或是隐含着其他因素，使得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农村税费负担过重？笔者认为，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在于长期以来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及政府管制政策失误。

一、政府职能与政府管制政策问题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与市场关系扭曲，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政府的经济职能还大量留存于市场中，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了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为了支撑这些产业，又必须围绕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制定各种管制政策，干预整个经济体系，形成资源配置机制、宏观相对价格、微观决策权“三位一体”的制度结构。实际上，“战略”本身就是一种系统性的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政策的首要功能是对社会资源配置权的控制。经济转轨以后，政府主要通过强化对财政系统和金融系统的控制，来掌握和配置主要的社会资源，在农村也不例外。政府控制大宗农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的流通，对劳动力流动直接干预，抑制农村金融发展。其次是宏观价格信号的扭曲。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品价格的管制逐步放松，但对农产品的干预却依然存在。政府为了控制粮棉流通，干预农民的具体生产举措，控制农产品市场和相应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使农户对市场需求的具体变化无从判断。而政府无论压低还是抬高农产品价格，都是对市场价格的干扰，从经济上看是没有效率的。再次是微观管理自主权的丧失。为了贯彻中央的各种政策，基层政府对乡镇企业和农业生产的具体环节多方面直接干预，尤其是对一些粮棉的主产区和乡镇企业。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的管制，扭曲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出的相对价格，抑制了农村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发育，阻碍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配置，使得农村资源的配置以及农户的生产、经营决策背离比较优势，抑制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制约了农村经济的长远增长。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管制政策在政府内部的传导过程，引起政府规模的自然扩张，政府与民间部门争夺经济资源。中央政府管得越多，基层政府越庞大，寻租机会就越多，经济就越落后。当然，农业本身有其特性，但政府对农村经济干预政策存在失误。当市场结构被人为扭曲之后，任何治理结构均告无效，看似正确的法律的实施也无从谈起。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解除管制，实现市场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中国已然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而且程度日益加深。因此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由传统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构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取消对农业经济的各种不当管制政策，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二、减少农业人口问题

农民收入增长，一般的方法是提高农业生产率。2002年世界银行曾对50年来其自身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农业发展战略作总结性回顾，其时林毅夫发言指出，50年来，提高农民收入传统上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改进农业基础设施、引进科技为基础。这样一个政策基本上没有成功，长期、可持续地提高农民收入的水平，仅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增加农业产出无法达到目标。农产品需求弹性低，即使全国经济水平有很大提高，人均收入增加对农产品需求的拉动作用也较小。农产品价格弹性也低，农产品生产率提高，产量增加，价格会下降很多，以致“谷贱伤农”。所以，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产出，无论力度多大，都不可能成为长期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主要办法，长期、可持续的办法只有靠减少农业劳动力。通过调整产业、就业结构，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不断降低农业就业的比重和数量，相应增加农村劳动力的耕地和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农民收入才有可能保持和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理论分析和别国实践都已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的经验也同样如此。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收入增加靠的是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此后，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途径是减少农业人口。1985年到1990年初乡镇企业快速增长，提供了1亿多个离土不离乡的非农就业机会。此后则是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对大量的农民工的需求，又提供了1亿个离土离乡的就业机会。近几年城市里出现“通货紧缩”，新增就业机会减少，农民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的渠道阻塞，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而且，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竞争加剧，许多乡镇企业破产，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也回流到农业。这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收入如果要有比较合理的增长，则“十五”计划期间每年必须在城里为农民提供800万个就业机会。1990年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74%，200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13亿，农村人口8亿，占全国人口总数64%.农村人口比重10年降一成，速度缓慢。

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维护进城农民的权益：一是解决农民户籍问题。户籍制度不改革，进城农民就不可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我国宪法赋予所有公民迁徙的自由，农民不应该受到歧视。二是解决土地问题。可在农村实行永佃制，土地产权属于集体，使用权属于农民。生不增、死不减，可有偿转让，促进土地流转和土地市场建设。三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根据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目前我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多、劳动力便宜，应该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较为密集的区段，而这类产业和区段中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可以满足城市就业的需要和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目前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在于缺乏金融支持和服务，投融资困难。因此，金融体制改革应促进以中小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政府在财税政策上也应给予中小企业大力支持。四是加快城镇化建设。

三、增加农民收入问题

（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

打破农产品市场现有格局，积极建设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充分发挥各地区农业的比较优势。东部地区将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逐渐失掉比较优势。让出部分农产品市场给中、西部，从而形成东部拉动中西部农村发展的良性循环。如果国内市场分割，东部地区农业生产比较优势丧失之后，直接从国外进口农产品，将和国际市场形成循环。而中、西部农村无法分享东部发展带来的好处，东、中、西部的差距就会不断拉大。政府应积极推动诸如市场中介、信用、法律等软环境的建设，诸如道路、通讯、运输、仓储等硬环境的建设可由各级政府财政支持，或由国内和国际民间资本投资。

（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现阶段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使农村劳动力离土离乡的异地转移和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渠道受阻。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加与农村居民生活和生产紧密联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改善农村的水、电、路等小型基础设施，可以在农村地区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有助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消化过剩生产能力，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也有助于改善农村生产环境。只有解决通货紧缩问题，使国民经济恢复正常运转，增加非农产业的投资和就业机会，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才能有序和持续，农民收入才可能有和城市居民大致相等的增长。因此，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前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措施，也有利于启动农村的存量需求，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三）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力度

加入WTO对我国农民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国粮食科研特别是水稻科研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而蔬菜、水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科研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某些地区、品种面临着国外进口产品的竞争压力，如大豆、玉米、小麦等土地密集型产品。政府应加大对农产品的科研支持力度，促进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合作，改善品种和质量，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帮助农民把握住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发展机遇，增加收入。

四、财政体制问题

农村税费负担与现行财政体制有一定关系。现行分税制下中央财政将多数规模较大、征收成本较低的税种集中在自己手里，属于地方财政的都是小税种，且难以征收。地方财政也缺乏必要的税种选择权、税率调整权及一定条件下的设税权。目前乡镇一级政府承担着许多中央政府的实施任务，却无相应的收入来源，加重了农村的税费负担。

我国政府间关系尚未理顺，责权利不对称且缺乏法律约束。财权的划分应以事权为基础，根据公共产品的不同性质，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再相应划分财权，并在程序上予以规范化、法治化。这是国外的普遍做法，也是成功经验。目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责比较混乱。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是一个历史问题。中央政府事无巨细，样样干涉，管不了也管不好。地方政府则成为中央政府的附属、缩影，无独立意识也无独立地位，往往不对本级负责，而只对上级负责。在这种状况下，一些本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职责转嫁给了地方，而一些应由地方承担的职责，越俎代庖。其次，地方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过多。市场经济国家一般为三级或准三级架构政府，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为五级政府。相应地，地方财政也层级过多，且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地方各级政府职责模糊、交叉，而且省与省以下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往往比照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责权较多地集中于省级政府，事权却大量下移。因此，需要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在完成政府职能和角色转变的基础上，适度简化政府层级。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属于全国性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事务，管理权限划归中央；属于行政区域内的地方性事务，管理权限划归地方；属于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的事务，分别不同情况，明确中央与地方各自的管理范围和责任。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管理责权的前提下，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税领域的分工和职责。按照“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原则，构造完整的多级财政。同时，不断完善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构建科学、合理的公共财政体系。

五、规范政府税费问题

（一）取消农业税，逐步建立一元税制

最近国务院作出降低农业税税率并逐步取消农业税的决定，以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业经济。但从长远看，应建立一元税制，将农业税并入统一的税收体系，彻底解决现行二元税制弊端。近期来看，我国依靠从农业提取积累支持工业发展的历史阶段已经过去，2001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占整个GDP的比重为15.2%，当年农、牧业税收收入总额为285.8亿元，如果包括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则为481.7亿元，当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7213.49亿元，即使把农业各税都提高一倍用以支持工业建设，也只不过能使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3%.农业税占政府财政收入比重很低，2001年农业各税只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5.6%，取消农业税应当可行。2002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总额为7332亿元，如果取消农业税，地方政府减少的税收由中央政府以专项转移支付补贴，则中央政府要增加的转移支付也只有6.6%，财政可以承受。

（二）规范农村收费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税费各有定位，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财政收入形式。税收服务于公共产品，费则主要服务于准公共产品。规范的财政收入机制应税费并存。收费曾是农民沉重负担的重要原因，在农村税费改革中，“三提五统”等不合理收费已经取消，但合理的收费也还是必要的。合理收费应予以保留，并纳入预算内管理。

参考文献

（1）秦晖《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2002年第3期。

（2）唐仁健《对农村税费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12期。

负担问题范文篇6

截至目前,全市共监控46个单位,其中包括27个乡镇,19个涉农收费部门。通过重点监控,促使一些农民负担问题较多的单位和部门增强了减负意识,建立和完善了各项减负制度,确保了各项减负惠农政策的落实,促进了全市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的开展。现将具体减负监控措施作一探讨。

1制定重点监控办法,确保重点监控制度落实

加强对农民负担重点单位、重点问题的治理,形成减轻农民负担局部高压,提高减负工作的整体水平。2004年,市按照省纠风领导小组的要求,在省农监办的具体指导下,研究制定了《市农民负担重点监控实施办法》,对农民负担问题突出的单位实施重点监控、重点管理,为期1年。为保证农民负担重点监控制度的落实,市农监办坚持每季度对重点监控单位进行1次督促检查,听取单位一把手整改工作情况汇报,提出整改要求,并将整改情况通知组织、人事等部门。在评先、评奖和单位党政主要领导晋升提拔时,及时提请组织、人事部门,取消被监控单位参与评先、评奖和主要领导提拔的资格。

2认真排查,慎重确定重点监控对象

一是注意抓典型。准确地选定重点监控对象能收到监控一个点、警示一大片的效果。根据明查暗访、信访受理、专项审计和年度考核等情况,将问题多、群众意见大、减负工作不力的单位或部门纳入监控范围。二是坚持原则,客观公正。被列入重点监控范围,意味着减负工作被否定,对单位和领导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问题单位领导都竭力躲避“入围”。因此,在每年确定重点监控单位的时候,都坚持原则,客观公正,坚决把在农民负担年度考核中不合格且问题突出的;农民负担问题多、信访量大、群众反映强烈但整改不力,造成农民重复上访、集体上访的;在农民负担执法检查、暗访或专项审计中发现加重农民负担的违规违纪行为比较典型的;因农民负担原因引发农民越级集体上访的等其他严重违反农民负担政策规定的乡镇和县直单位纳入重点监控范围。

3跟踪督查,狠抓问题整改

3.1搞好宣传教育

为帮助被重点监控单位熟悉和执行减负惠农政策、做好整改工作。采取多种方式做好对重点监控单位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重点监控单位主要领导对减负工作的认识和政策水平。一是通过召开座谈汇报会宣传教育。每次到重点监控单位督查时,都组织召开有该单位主要领导参加的座谈汇报会,在提出整改要求的同时,着重向其宣传中央、省、市的一系列减负政策和规定。二是经常邮寄有关文件和宣传资料。针对被监控单位的不同问题,有选择地邮寄不同的文件和材料,使被监控单位准确地了解涉农收费、处罚的有关法律法规。三是举办减负政策培训班,对重点监控单位进行减轻农民负担政策、规定等内容的系统教育。自实施重点监控以来,市农监办累计向重点监控单位印发简报1200多份、相关文件200多份,市县2级举办重点监控单位及乡镇所管辖行政村干部培训班7期,培训局委及乡村基层干部1000多人次。通过对重点监控单位减负政策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了他们的政策水平,增强了其做好减负工作的自觉性。

3.2认真监督问题整改

为督促重点监控单位切实整改存在的问题,几年来,通过明查暗访、电话回访、实地回访等多种方式,及时掌握被监控单位问题整改情况,对重复再犯的问题抓住不放,直到彻底整改。

3.3狠抓源头治理

一些被监控单位之所以模糊减负政策规定,甚至有恃无恐地向农民乱收费或超标准收费,其根源在于一些单位或部门的错误信息误导。2004年以来,通过经常性检查和对重点监控单位乱收费问题的追根问底,先后纠正了二胎证办理、农村居民户口薄办理等方面的违规收费行为。

4做好回访,巩固重点监控成果

为防止出现松懈思想和解除监控后问题反复,收到“监控一年,持续平安”的效果,对整改到位摘掉重点监控帽子的乡镇和单位,仍坚持“常敲钟,常念经”,通过定期不定期明查暗访和电话回访,及时掌握其减负政策落实情况,使这些单位常绷减负弦。一是每年2次在全市组织农民负担大检查,凡是被重点监控过的单位必查;二是在被监控过的乡镇多聘农民负担监督员,并经常与他们联系,随时掌握这些地方的农民负担动态,使这些单位经常受到警示和压力,使减负工作做到常抓不懈。不少被重点监控单位在摘帽后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还走到了全市的前列。

负担问题范文篇7

2004年各级农业部门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人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2004］1号）的要求和部署，坚持增收与减负两手抓，深入落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保护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积极性。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开展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推动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化

以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税率和实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为重点，把农村税费改革不断引向深入。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采取更有效的措施，规范农业税收征管，落实好中央的各项政策措施，充分调动粮食生产区和种粮农民的积极性。推动各地加快县乡机构和农村义务教育体制等综合配套改革。

二、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减轻农民负担“四项制度”

推动各地按规定将取消的收费项目和降低的收费标准进行公示，进一步提高“公示制”的质量，切实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全面推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一费制”的收费办法；将农村报刊订阅费用“限额制”的实施范围，由村级扩大到乡镇和农村中小学校；制定和落实“责任追究制”实施细则，严肃查处涉及农民负担的案（事）件。对群众反映的农村中小学、农业生产性费用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治理。

三、进一步加强对涉及农民负担收留项目的监管

农民员担监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对涉及农民负相收费项目的审核、监督，努力从源头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一是努力推动清理涉农收费项目的收尾工作。二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凡出台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农民负担监管部门都要进行审核；涉及农民负担的有关规定，农民负担监管部门都要参与制定；涉及农民负担的税收、收费和价格公示，农民负担监管部门都要严格把关。三是要加强农民负担监督卡的管理，规范卡内项目和内容，严禁卡外增项加码，切实提高负担卡的入户率。

四、进一步规范“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程序和办法

在深人总结各地开展“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经验的基础上，针对目前一些地方存在的有事难议、议事不规范等问题，研究细化“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议事程序、议事范围和审批程序，完善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制度。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严禁超出规定范围向农民筹资筹劳，严禁层层下达筹资筹劳任务，严禁将筹集的资企和劳务上解或平调使用。

五、进一步加大农民负担监督检查工作的力度

负担问题范文篇8

一、全省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省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做好全县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的落实，确保农民减负增收和农村社会稳定，原创：结合《××县2006年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意见》(旌农监办[2006]3号)文件精神和我局的工作实际，及时印发了《××县国土资源局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到本局各部门，要求对涉农收费项目的收费情况进行认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对超标准、超范围的违规收费必须立即纠正，严格依法行政。

二、涉农来信来访调处情况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县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建设和小城镇建设也不断的扩大，加上个私企业的发展，相继出现私下租用和征用农民集体土地兴办企业的违法现象骤然增多，从而导致农民与集体、农民与农民、农民与土地补偿之间的问题上出现了磨擦和矛盾，特别在征地补偿费过低问题上，来我局上访和咨询的人次比往年增多。

为了能够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我局针对问题，认真分析、查找原因，重大问题及时向县委、县政府汇报，同时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要求各乡镇认真落实工作职责，对各辖区发现的问题，及时解决，对批转到乡镇处理的信访问题，要求对来信来访当事人及时给予书面答复和解决，办结情况限期向我局反馈上报，并认真做好上访人的思想工作。同时,构建县、乡、村三级国土资源信访信息网络,以“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为目标，深入开展辖区内国土资源信访问题引起的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的排查调处工作。对于排查出的问题区别情况，分别提出处理意见，切实加以解决。2006年至今，我局共收到人民来信4件，个人来访5起，政策咨询解答56人次，通过法制宣传和政策疏导，对来信来访的问题，全部得到处理和妥善解决，没有造成重复上访和集体上访的问题。

三、涉农收费情况

为认真加强土地管理工作，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我局对全县农民建房用地报批及收费情况开展多次全面检查。一是以《土地管理法》、《安徽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通知》及有关取消收费项目的文件作为法律及政策依据。二是查清建设用地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查清建设用地是否符合法定面积，是否依法办理了审批手续；查清涉及农用地的是否办理了农用地转用手续；查清已明令禁止的收费项目是否取消，是否存在超标准收费及搭车收费现象，收费项目和标准是否向社会进行了公开，接受群众监督。三是限期整改，通过检查验收后将纳入土管所人员的个人考核，原创：作为是否续聘的重要依据之一，确保农民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经过检查，没有发现违规违纪收费等现象。

四、下一步工作措施

1、强化领导。为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有关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切实抓好我局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我局减轻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领导组负责对我局涉农收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和依法查处。

2、对农民建房乱收费专项治理。不准私自设立农民建房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全面清理对农民建房乱收费的行为。今后农民建房，除依法可按规定收取的税费外，一律不得再向农民收取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

3、规范涉农收费行为，实行涉农收费公示制。各乡镇土管所、各股室认真清理涉农收费的文件，对不符合国家政策和省市文件规定的，全部废止，立即停止执行。凡有涉农收费的项目和标准的全部通过公示栏进行公示，要公开收费的项目名称、文件依据、征收标准、对象范围等内容。

负担问题范文篇9

从“农民负担”到“农民负担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国库空匮，基于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资金、为国家提供财政收入的需要，设置了农业税。农业税也是我国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税种。改革开放前，农业类税收在我国税制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1950年，农业各税占总税收的比重曾达到40%，直到“五五”时期以后才逐渐降到了个位数。除了向农民征收农业各税外，国家还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农村获取资本积累，有专家测算，1952-1978年之间，农民的积累高达6000亿元。可以说，“取”是改革前国家与农民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基本状态。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农民个人只是集体经济组织内的生产者，并不直接承担负担开支，所以，农民负担处于“隐性化”的状态，农民没有切身的负担感受。

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但“取”依然是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的主要方面，只是不同阶段农民负担的具体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

1978年，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农民的身份相应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是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劳动者，而是相对独立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农业生产经营者。此时，无论是交给国家的税收，还是留给集体的村提留、乡统筹，都需由农民个人支付。这时，农民便开始直接感受到税费成为一种负担，农民负担开始“显性化”。

农村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并带动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尽管农民此时已经成为税费负担的直接承受者，但是快速增长的收入状况使得他们对负担的体会不深刻，而且当时干群之间收取税费的矛盾也不突出。改革初期，可以说总体上“有农民负担但无农民负担问题”。

农民负担问题的由来与乡镇财政的建立密切相关。从1983年到1985年完成了基层政权体制改革，重建后的乡镇政府机构不断扩大，费用日益膨胀；与此相应，乡镇政府维持运转的财政压力也越来越大。在得不到上级政府财政支持的情况下，乡镇政府通过“三提五统”、“两工”等形式把收支缺口转嫁给农民便成为维持运转的出路之一，由此导致了1980年代中后期乡镇预算外收入的迅速膨胀，这个时期农民负担进一步显现，并逐步发展成为“农民负担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农民负担问题的不断恶化，并形成经济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交错的复杂局面，应该说还与分税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财政体制由此开始进入分税制改革阶段。这项改革最大的成就是迅速提高了中央的财政实力和宏观调控能力，但由此也使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急剧下降，县级收入大幅减少。面对分税制的强制度约束，县级财政的出路只能是把分税制迅速贯穿下去，即县乡之间也仿效中央和省按照税种划分收入。根据1999年我们在安徽省天长县所作的调查，可以看出在分税制改革后，县级财政收入已从过去主要依赖城区的国有企业转变为主要依赖乡镇的收入。

县乡之间建立起税种分成关系，实际上是把县级财政的两难局面转向乡镇财政。乡镇政府是最低一级政府，无法再往下一级转嫁，于是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乡镇财政运转极度困难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乡镇政府通过进一步加重农民负担，把支出缺口转嫁到农民头上就成为一种必然结果。至此，农民负担问题的制度基础已经形成，负担规模失控的趋势已经显现，有专家把这一时期的乡镇政府称为“汲取型”政府，正是这种“汲取”机制使得农民负担问题逐渐恶化。

在这一时期，农民负担可以分成两大块：常规负担和非常规负担。常规负担主要包括直接针对农业、农民的税收项目（如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屠宰税等）以及“三提五统”、“两工”和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基金或集资。非常规负担即通常所说的“三乱”：对农民的乱收费、乱集资和乱罚款。

由于对农民负担问题的重视，1991年国家出台了《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要求“三提五统”等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不能超过5%。维持乡镇开支必然要加重农民负担，而增加农民常规负担又受到中央的严格限制，所以乡镇政府博弈后的最终选择是控制常规负担、增加非常规负担。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地农民非常规负担普遍出现恶性膨胀，并呈愈演愈烈之势。

尽管非常规负担的调查极为困难，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典型案例来观测其发展。有专项调查显示，居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中部三个县的农民负担情况都超出预期，农民人均负担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平均达到12%。这表明，如果三县的常规负担占农民收入比重小于国家控制的5%范围，那么，他们的非常规负担占收入的比重将高达7%以上。尤其是湖北省襄阳县，农民非常规性负担占收入的比重达到20%以上，远远高于常规负担。

农民负担过重不但严重削减了农民收入，而且在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分布存在较大差异，缺乏公平性。*年，作者负责了一项六省调查，对2112个样本农户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农民负担分配的不平衡主要来自地区差异，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民负担反而更沉重；相对于常规负担，非常规负担的地区差异更大，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民承受的非常规负担越高。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负担问题就已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尽管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并没有能够有效遏止负担加重的趋势。尤其从1997年开始，农民收入增长又陷入了持续下滑的僵局，面临“雪上加霜”的困境。至此，农民负担问题不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是已演化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社会问题。可以说，“农民负担加重、农民负担问题恶化”是这个阶段的典型特征。要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调整国家与农民之间“取”与“予”的利益分配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决定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

从农村税费改革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

*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开始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考虑到农村问题和农村税费负担问题的复杂性，国务院对农村税费改革持相当谨慎的态度，采取了局部试点、逐渐推广的方式。直至*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作出了自*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这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

从农村税费改革的历史进程看，首先是清源正税，然后是降低农业税税率，最后废除农业税条例，釜底抽薪地消除了农民负担产生的制度基础。这个进程比原有的制度设计以及专家学者的研究思路都要快，其最主要的动因还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到了这个阶段时点。概括起来，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减负”明显。*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农民每年减负总额将超过1000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广大农民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一政策。第二，“规范”有效。农村税费改革的制度设计对遏制非常规负担增长有明显成效。第三，促进了基层政府的机构改革。税费改革试点展开后，乡镇政府机构改革进程明显加快。第四，改善基层干群关系，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着深刻变化：从“负担沉重”逐步转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村税费改革虽然从“取”的方面大大改变了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分配格局，但从“少取”直至“不取”，没能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缺失问题。??*年，财政部与世界银行调研组对东中西部三省（陕西、湖北、福建）六个县（市）500多个农户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

首先，国家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没有达到应有的投入水平，农业基础仍然非常脆弱，同时机构职能弱化、人员分布不合理限制了农业服务在量和质两个方面的提高。比如，三省农户均主要通过电视等媒体来获得与农业新技术相关的资讯，而政府在提供公共信息服务方面明显缺失。

其次，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很多地区水利、交通、通讯条件差，相当部分农村人畜饮水缺乏安全保证，农民生活条件仍然较差。以乡村交通为例，调查显示三省农户普遍反映乡村道路路况差，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再次，财政对农村社会事业的投入极为有限，农民健康保障水平较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尚待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健全，城乡文化事业差距越来越大。以农村医疗为例，村级诊所和乡镇卫生院在农户日常就医中起着主要作用，但从被调查农户对乡村卫生机构的总体评价看，农户对医疗费用负担增长过快普遍表示强烈不满，乡村卫生机构的医疗设备和技术水平也有待提高。

综上所述，正因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严重失衡，从客观上提出了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要求。同时，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从根本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处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方略。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税费改革的进程明显加快，直至*年取消农业税。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从“少取”到“不取”，并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向“予”的方向转化。

以*年为分水岭，“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正式提到了政策层面。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国家财政把“让公共财政的阳光逐步照耀农村”作为新时期财政支持“三农”的基本指导思想，财政支持“三农”政策出现了重大转变。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体相适应，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为方略，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农村公共财政框架体系初步显现。

展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曙光

“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政策出台后，公共财政支持“三农”的力度明显加大。“十五”期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资金达11300多亿元，平均增幅达到17%。“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持续增加。从*年中央财政投入2975亿元支持“三农”，到*年支农资金增加为3397亿元，再到*年上升至4318亿元，近年来中央财政支农投入连年创出新高。今年3月，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三农”支出5625亿元，比*年增加1307亿元，增幅将达到30%以上.

综合来看，近几年公共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取得了以下成效：??第一，建立中央财政支农专项补贴制度，促进了农民增收、粮食增产。今年的财政预算报告指出，2008年中央财政将进一步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支出总计1335.9亿元，增加253亿元，增长23.4%。

第二，实行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保障了粮食供给。从*年开始国务院决定在粮食主产区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这项政策既可以保证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形成价格的作用，又可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和引导市场粮价。

第三，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近几年，国家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强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改善，给农民生产生活创造了便利条件，切实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第四，加大农村社会事业投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扩大到全国86％的县，同时在全国农村全面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县乡两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已经初步形成。此外，按照“十一五”规划，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财政支出也将主要用于农村。

从以上显著成效看出，公共财政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出现了两大积极变化：

第一大积极变化：农村财政公共性逐步显现。政府在“三农”发展中的事务逐步明晰，财政支持“三农”开始由过去直接支持农产品生产经营为主向支持农产品生产经营和农业市场体系完善并重转变，支持重点主要放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生态建设、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农业救灾抗灾等体现公共财政性质方面。

第二大积极变化：统筹城乡的倾向开始凸现。从*年起，随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全面推开，财政支出安排中的“统筹发展”倾向逐步显现。

负担问题范文篇10

关键词：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价值评估；公共财政；制度变迁

当前，农民负担过重是"三农"问题的集中体现之一，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沉重的问题，因而到了必须深入认识，并需要从体制改革入手着重解决的一个重中之中的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从1985年开始，不断采取公共政策调整农民负担，尽可能地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农民负担在不断"减轻"中稳步攀升，问题越积越多，这就不禁让人们重新审视我们所采取的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的成效。一项公共政策如果从低效方面出现路径依赖，就需要对这项公共政策进行初始制度分析。

一、农民负担与农民负担成为"问题"的历史背景

认识农民负担问题，必先认识农民负担内涵及形成农民负担问题的历史背景。

（一）农民负担的内涵界定

"农民负担"是一个中性词，它是指农民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在自身进行消费和投资之外，向国家、集体和社会无偿支付和承担的一切费用、实物和劳务的总和。农民负担过重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农民负担本身不是一个"问题"，只有当农民负担过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阻碍着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时，才成为了"问题"。

农民负担可以分为显性负担和隐性负担。显性负担是指农民向国家、集体和社会有关方面直接支付的负担。与之相对应的隐性负担是指通过不合理的价格因素，主要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形式暗中向农民转嫁的负担。

显性负担从其性质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农业税收。主要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二是"三提五统"（即村提留和乡统筹）。"三提"是指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统"是指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卫生事业费、教育费以及村干部提留费；三是农民义务工；四是各种"三乱"，即各种针对农民的乱集资、乱罚款和乱摊派。前三者属于合法负担，"三乱"则属于非法负担。

（二）农民负担成为"负担"的历史阶段

农民负担真正成为农民的"负担"主要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

1．第一个历史时期（1978--1994年）

从1982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针对当时农村的状况进行的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改革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包产到户（后来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手段，调到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村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此时的农民负担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农民负担当然就不会成为"问题"了。

农民负担问题的出现就是在198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的。根据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决定》将农村改革所取得的经验推广到城市中去，全面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的改革困难更大，难题更多，决非一个"承包"了得。全面改革的进行，标志着农村改革不再是改革的重点，中国决策层要将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资源放在城市改革，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上。此后农民负担逐步出现了问题。1985年我国农村完成了"撤社建乡"的体制改革，国家建立起了庞大的乡镇基层政权以及更为庞大的村组组织。这一年国务院决定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新财政体制，这一"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政策，在各级政府和部门之间形成了明确的利益关系，致使数万个乡镇（即块块）都具有独立的利益和增收欲望，都有追求地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强烈要求；此时，那些拥有国家权力又掌握着农村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部门（即条条），也都成为既有垄断权力又追求利益的行为主体。

1985年在农业产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卖粮难"，直接导致了农民负担问题的出现。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党和政府早在1985年采取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85年10月下发了《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明确指出引导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级机关及其领导，因为摊派和收费主要是上级机关和单位下达的。然而，农民负担并未因此减下来，随着城市改革的扩展，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快速的制度变迁，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工业品的价格逐步放开，农民从事生产的成本日益增多，农民的比较收益在减少。

9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各种达标活动，使农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农民刚刚有所好转的状况，又陷入了困难之中。种田的比较收益减少，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减弱，农业的投入也日益减少。农民负担日益增重之时，也是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及法规不断出台之时：1990年《国务院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出台；1991年《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下发；1992年国办《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负担和劳务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下发；1993年中办《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下发；1993年中办《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下发。这一时期，农民负担的增长与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是同时进行的，农民负担也与政策俱增。

2．第二个历史时期（1994年--今）

农民负担进入第二个历史时期的标志是1994年进行的分税制改革。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分税制改革从1994年1月1日开始实现。这一改革也有自己的弊端，这一弊端在乡镇表现得极为突出。乡镇财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暴露出一系列严重问题。分税制改革后，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状况有句俗语概括为："中央财政很好过，省级财政也好过，地市财政也能过，县乡财政没法过。"分税后，税费征收按先中央后地方，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中央将一些优质税源收为直管，省市依次效仿，因此，中央、省市财政较为充足，而县乡财政非常紧张。乡镇财政赤字增加，乡镇作为基层政府运转失灵。要维护政府的运转，向农民转嫁负担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因此，农民负担节节攀升。

从2000年开始，中央在16个省市实现税费改革试点，其目的是通过将税费合一，成为正税，正税之外再无费，以刚性的正税，约束农民只交正税，同时也以刚性的正税约束政府及部门，不能在正税之外另收费。乡村税费改革一方面减少了乡村两级直接向农民收费的权力，另一方面减少了政策外财力，乡村财政收入迅速减少。税费改革止住了乱收费，但是乡村财政危机却日益严重，特别是乡村教育经费危机显现，乡村公共设施投入也捉襟见肘，如何维护农村政权的运转、农民教育的运行，都成了问题。农民负担和农村发展，陷入了困境。2004年1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第六个一号文件。减轻农民负担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能否取得减轻负担的后果，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二、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的主要内容

（一）控制并减少农民税赋

1．控制"三乱"

俗话说"头税（农业税）轻、二税（农业特产税）重、三税（各种收费）是个无底洞"。控制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的"三乱"成了农村改革开放后政府的一项重要的任务。1985年的《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指出上级机关和单位，下达的名目繁多的各种派款收费的决定，增加了农民负担，因此需要做到：严加控制"集资"、"赞助"、"捐献"等活动，更不准摊派指标；各级行政部门不得向农民摊派办公费、交通工具购置费、服装费。这一《通知》的目的是要控制上级政府和部门的各种"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①，这也是最早提出控制农业"三乱"的文献。

1990年2月3日，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农民合理负担的项目和使用范围，并明确规定农民负担的比例一般应控制在上一年人均纯收入的5％以内。这就为农民负担定了一个"高压线"，所有的摊派、收费和集资都不得触这一"高压线"。同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首次概括出农业"三乱"这一名词，并使用了极为严厉的词语要求自觉防止和抵制"三乱"的滋生和发展。

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将农民负担通过《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这一行政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国务院用法规的形式正面确立了农民应该交的费用，也就从正面排除了非此收费就为"三乱"。这就给农民确定和抵制"三乱"提供了法律依据。

199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关于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必须严格控制在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以内的规定继续执行外，其他涉及要农民负担费用的各种摊派、集资、达标活动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在农村建立各种基金等，不论是哪一级政府或哪一个部门制定的文件或规定，一律先停止执行，然后进行清理。

1994年中央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的压力增大，向农民伸手的事件日益增多。199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文《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强调有的地方"三乱"禁而不止，并且通过虚报农民收入超限额提取村提留乡统筹费，因此要坚决把农民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和劳务全面控制在国家规定的限额之内，严禁面向农村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涨价、乱罚款和各种摊派，取消一切加重农民负担的达标升级活动。之后，又有中共中央1998年10月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也一再提出制止"三乱"。

2000年中央开始在一些省份试行农村税费改革，即并费入税，税外无费。全面禁止一切税外之费。再一次从正面界定该收的，其余都是不该收的。

2．稳定正税

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这三种主要的"正税"，长期以来保持着稳定。农业税从58年以来一直没有变化，94年从农业税中分离出农业特产税，并开征了农田上的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也要求据实征收。从各地政策执行情况来看，正税基本上是稳定的，农民所反映的负担不在正税上，因为正税相对来说比较轻而稳定。

（二）确定农民应承担的劳务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出人出工的现象比较少，90年代前后乡镇对于农民的用工需要增加，诸如水利工程的维修、公路铺石、公共设施建设都要求农民出工，有的地方甚至要求农民以币代劳。在农民的劳务和积累工越来越成为负担的时候，1991年国务院下发《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农村义务工，主要用于植树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劳动积累工，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植树造林。

（三）精简机构和人员

精简机构和人员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重中之重，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决心是非常大的，采取的政策也不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决议都要提到精简机构和人员问题。为了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从1985年下发的《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开始，就要求"乡的党政干部只许减人不许增人。村干部人数过多的也应精简。"此后，一系列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无不要求精简机构和人员。这些要求和政策在一定程度对于政府，特别是乡镇基层组织的规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精简机构和人员毕竟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仅仅从减轻农民负担这个角度去精简，现在看来，是无法达到目的的。

（四）财政转移支付

财政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采取的财政措施。中央实现减轻农民负担以来，特别是部分试点实现税费改革以来，中央政财拿出很大一部分资金（2001年是100亿，2002年是200亿），用这些资金来解决因税费改革，带来农村税费减少而引发的财政缺口。

（五）限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收费

中共中央、国务院从1985年《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就开始要求："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办的事情很多，但只能量力而行。要办实事，讲实效，绝不能摆花架子，更不能让盲目大办之风再起。"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认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加快经济发展，讲减轻农民负担不合时宜，把减轻农民负担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有的部门不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认为发展农村公益事业是为农民办好事，不是增加农民负担。针对这些错误思想，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中指出："严禁一切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各级政府和部门在农村开展工作，不得违反规定要求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出钱出物出工，不得脱离农村实际定统一的标准、下统一的量化指标，也不得以检查验收和评比等形式搞变相的达标升级活动。"1998年中办和国办《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通知》基本重复了上述规定。2000年实行的税费改革更是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范围限制在"一事一议"，每年的公共产品供给收费不得超过15元。

三、对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的价值评估

（一）对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实施过程的评估

1．农民负担的增减交替进行

农村改革之初，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的收入出现快速增长，此时的农民负担低于农业收入的增长。这一时期农村发展速度很快，农民负担不成为问题。从1983年至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2%，农民三项负担性支出年均增长9.7%。"（孙梅君，1998，P7）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出现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但党中央和国务院早在1985年就开始下发《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这对农民负担增长的预防起到了效果，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的5个"一号文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农民，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

1988年至1992年，农民负担在高位上运转，"其间，农民人均三项负担性支出年均递增16.9%，高于前期7.2个百分点；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速度只有9.5%，低于负担增速7.4个百分点。"（孙梅君，1998，P7）其原因是1984年全面推进改革后，城市改革成了中心，城市综合配套改革的逐步实施，政策上向城市倾斜和工农产品比价复归，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的大幅回落，使得农民负担性支出增幅明显高于收入增长幅度。这一期间政府把改革的主要力量放在了城市，城市改革需要花很大的成本，城市改革的难度远远大于农村，农村在这一期间，为城市的改革从经济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工农业的剪刀差，在这一期间比较大，农民的负担由此走向高峰。

1992年至1994年前后虽然只有两年时间，但这两年是党中央和国务院重新重视农村政策的两年。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公布《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明确农民应该承担的负担，1992年开始全面推行。1993年政府对农民负担实行严格的比例控制，明令取消了中央国家机关37项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集资和基金项目以及43项达标升级活动，纠正了10种错误的收费方法。当年农民三项负担额出现绝对数额的下降。这两年政府重视了农村问题，农民负担也就止住了迅猛增长的势头。

但是，从1994后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之后，县乡政府的财政压力太大，农民负担反弹不可避免。1994年农民负担便以高出收入12.6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反弹，1995年农民三项负担性支出仍在高位运行。反弹的力度越大，党中央和国务院压制反弹的力度也就越大。1996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又进一步作出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后，负担又回落。之后，反弹--回落--又反弹，如此反复。农民负担的增长和减轻更替进行，减轻负担的政策在不断地采取、不断地出台。虽然，这些政策对于压制农民负担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我们从如此频繁地出台政策措施的行为中，看不到解决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政策出台得越频繁，政策的权威也就越下降。

2．农民负担增也政府减亦政府

自1985年以来，政府就明确指出了，造成农民负担增长的主要源头在政府自身。中共中央、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的最早的一个文件1985年的《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就指出了，农民负担加重"主要责任在各级领导，多数派款收费的决定，是上级机关和单位下达的。"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责成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领导同志出面主持，对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进行一次彻底检查，并采取断然措施，切实加以解决。199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中又指出："三乱"的出现，有体制改革不配套、经济过热、法制不健全的原因，也有部分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在于有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缺乏全局观念、群众观念和法制观念，对''''三乱''''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管理不严，清理整顿态度不坚决，措施不得力，致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9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表现在农村，根子在上边各部门。涉及农民负担的摊派、集资、达标活动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及罚款等方面的许多文件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和省级国家机关。"

由此可见，政府早就看清了农民负担的源头在政府本身，主要来自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而党中央和国务院也就把减轻农民负担的责任交给了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责成其主要党政领导主持这项工作，要求有关部门第一把手负责，立即行动起来，把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清理完毕，作出表率。

农民负担增是上级政府，减亦靠上级政府。在增减的博弈行为中，具有明显的制度性缺陷，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于当前的农民负担问题，采取的压力重，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对于下面各个层次政府的压力也就加重，农民负担在总量上就会有所减少。而一旦压力场消失了，减少的负担迅速反弹。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减轻农民负担靠政府自觉是何等脆弱的机制！这么多年来，农民负担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中，不断地冒进，问题日益严重，就说明了这一政策实施中的治理模式出了问题。在这一治理的过程中，涉及到利益受损的农民一方，处于制度的边缘，农民的权利与政府的权利完成不对等，农民在权力失衡的情况下，又缺少利益的表达主体，因此，增负和减负的这种博弈，完成取决于拥有权力的政府一方。虽说，各级政府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一旦政府自身的利益受损的时候，政府自利的偏好就会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