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医生论文十篇

死亡医生论文篇1

一、医学院校开展死亡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一)社会背景的呼吁

随着老龄化时代的的来临，流行病的肆虐、自然灾害的侵袭，死亡成了人们在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常态”。此外，失业率的逐年攀升给大学生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心理负担，使得自杀事件层出不穷。天灾人祸的突然造访，让人们和死神不期而遇。这些都迫使我们不得不正视死亡。然而，在我国，从古至今死亡总是被蒙上神秘的面纱，国人都把死亡视为不可触碰的禁区，避而不谈，更别提开展死亡教育了。实际上，死亡是每一个生命必须面对的生存事实，对死亡的不同意识和领会，决定了人们对生命和生活意义的理解，进而规定了人们的生存状态。医学院校作为培养医务工作者的场所，有责任，更有义务对医学生开展死亡教育。

死亡是生命的重要内涵。一种健康的死亡意识，将帮助我们更真实地理解生的意义，更懂得劳动、艺术和爱的价值。在医学院校，正值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之际，死亡教育使医学生掌握生命现象的本质，树立科学的死亡意识，进而逐步形成理性的死亡观。一种冷峻的死亡意识，让学生在对生、死有所认识的基础上尊重生命、珍爱生命，从而以更加虔诚的态度去面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珍惜当下的校园生活，发奋学习，为以后的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医学院校更加迫切地需要开展死亡教育。

(二)培养医学生职业素养的需求

医学院校死亡教育的开展，是培养医学生职业素养的需求。一方面，死亡教育的开展，是医学生职业特殊性的内在要求。作为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医学生将来所要从事的是与生命和健康有关的工作，他们既是生命诞生的见证者，也是生命终结的送别者，更是生命健康的维护者。换言之，医务工作者是常和生与死打交道的人，死亡教育的开展，可以唤起医学生对生命的敬畏，有助于矫正其对生命的不良认知及态度，提高他们为人类健康服务的质量。同时，也有利于医学生树立健康和科学的死亡观，克服死亡焦虑和死亡恐惧，掌握处理死亡事件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尤其是要学会对临终病人提供全方位的临终关怀，对病人家属进行及时、有效的心理疏导。

另一方面，死亡教育的开展是缓解医患关系的迫切要求。能够培养医学生的人道主人精神，提高其职业道德感，进而加强社会责任感。近年来，医患关系紧张的新闻屡见媒体报端，紧张的医患关系对医患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传统生命观旨在强调医学活动中患者的生命是神圣的，而新的生命观不仅强调生命的神圣，更强调生命的质量与价值。死亡教育可以使未步人临床的医学生体会到生命的价值及可贵性，从而使其对生命产生敬W及爱惜之情，并能将这种感情转化为对患者的人文关怀。死亡教育的开展可以帮助学生从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科学地建立一个健康、疾病和死亡的生物一社会一心理医学服务模式，以助于学生在未来更好地开展医疗服务，以便于学生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二、医学院校死亡教育的现状

(一)内容单一，课程实施流于形式

目前，我国医学院校虽已广泛开展死亡教育，但总体而言，情况不容乐观。从学校的课程设置来看，专业课程占据大半壁江山，而作为医学人文教育的课程(如死亡教育)却备受冷落，死亡教育的存在似乎是可有可无的。

从课程的开展形式来看，死亡教育的开展多是依托于某门专业课程，而缺乏专门的、系统的教材。如在医学院校中，只有在生命伦理学、护理学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课程有相关章节涉及到死亡教育的内容。

从课程的载体来看，即便是开设有专门的死亡教育课程，课程教材也比较陈旧，规范性和针对性不强，没有引起教师和学生足够的关注，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从课程评价体系来看，对课程的考核只涉及到医学专业课(包括理论课和实验课)和公共课(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如英语、政治、心理学、体育、就业指导等课程的评价，死亡教育不在课程评价之列。如此一来，因死亡教育不在成绩考核之列，医学生意识不到它的重要性，对其自然不会重视。

(二)师资匾乏，课程实施效果不佳

作为教育活动的主导者，教师是课程实施的核心要素，而死亡教育作为一门专业课程，需要有专门的师资队伍。死亡教育课程师资需满足以下条件:具备死亡学与死亡教育知识;具备正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死观;有同情心并热爱生命;具备临终关怀的实践经验;具备倾听、讨论、沟通的基本技能。阎可是，在我国的医学院校，死亡教育缺乏专业的师资队伍。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死亡教育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都不甚完备和成熟。正因为如此，现有的师资队伍没有接受过专业和系统的死亡教育知识，也不具备实践经验。

二是，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对死亡的避讳有很大的关系。传统文化对国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它影响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高校也不例外，这使得死亡教育这门课程更加不受关注。

综上所述，我国医学院校的课程虽涉及有死亡教育的内容，但总体而言，内容单一、流于形式，师资匾乏，效果不佳。因此，我国死亡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有很艰辛的路要走。

三、医学院校开展死亡教育的途径

(一)建设师资队伍

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课程的实施者，教师在整个教育环节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着主导作用。在医学院校，死亡教育的开展能否收到实效与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密不可分。因此，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医学院校开展死亡教育的前提和条件。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相对稳定的双师型师资队伍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有利于教师个体职业生涯的良性发展，而且也是医学院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就死亡教育的开展而言，医学院校的教师必须首先对死亡教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把握，才能在教学活动中有所侧重地对学生开展死亡教育。

总之，医学院校的领导层应切实重视死亡教育，并给予大力支持。一方面，可以尽可能多给教师提供外出学习和进修的机会，丰富教师有关死亡教育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也可以鼓励教师到医院参与顶岗实习等活动，身临其境地体验死亡教育对于医学教育的意义和作用，进而增强临床经验和实践技能。

(二)规范教育内容

在开展死亡教育的众多途径之中，最为有效和主要的形式莫过于开设死亡教育课程。相对而言，西方发达国家把死亡教育列人教学课程的时间比我国要早很多年。然而，在我国，死亡教育起步较晚，课程体系也不够完善，教育内容有待规范。

为了让医学生更加系统和全面地接受死亡教育，医学院校可以开设多种与死亡教育相关的课程，如医学伦理学、死亡学、死亡哲学、死亡社会学等。此类课程的开设:一方面有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死亡观和死亡意识，揭开死亡的神秘面纱，化解对死亡的无谓恐惧，减少大学生自杀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有利于帮助学生了解死亡的生理过程、死亡心理和死亡尊严等，为以后的职业奠定理论基础，如医务工作者对病危患者的临终关怀，对器官移植的正确认识等。

作为“向死而生”的存在，生命的不可逆性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事实。这种“由死观生”的死亡教育能够使医学生珍视时间和生命，在潜移默化中提高生命质量。与此同时，也会使他们在珍惜自己生命的同时，学会尊重他人的生命，为以后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打好基础。

(三)丰富教育形式

1.以主题班会为载体

主题班会是指以班级为单位，按照教育教学或班级管理的有关需求，以一定的“主题”为核心，开展的一种班会活动，它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最为重要的途径和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作为辅导员，对学生开展教育和学生自我教育的主阵地，主题班会的组织者既可以是辅导员，也可以是学生。学校可以主题班会为载体开展死亡教育。例如确定一个与死亡教育有关的话题，组织学生分组讨论，最后由辅导员或学生十部总结讨论内容，并记人班级日志。在主题班会中，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充分参与到班会活动中。

2.以校园文化为依托

医学院校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上应遵循以下指导思想:体现和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体现和贯彻学校的发展理念;体现和贯彻文化发展的规律;体现和贯彻关爱生命的精神。可见，关爱生命是医学院校校园文化的指导思想之一。作为生命教育的一部分;死亡教育理应是医学院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培养未来医务工作者的医学院校，首先应该是一个尊重生命、推崇健康的地方。因此，医学院校的校园文化应充分彰显这一学科特点，把死亡教育融人到校园文化之中。例如充分利用社团组织和文化走廊的作用，将死亡教育融人其中，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提高职业素养。

3.以社交软件为平台

21世纪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青少年成了网民中的主力部队，网络媒体成为这一群体获取信息的主要媒介和手段。目前，学生群体普遍存在着一种现象—“人手一机，机不离手”。在众多的社交软件中，学生最为青睐和常用的APP便是微信。学校可以“投其所好”，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对学生开展死亡教育。如建立微信公众号，借助微信信息平台向医学生有关死亡教育的内容，还可以此与学生互动，了解学生对死亡教育知识的掌握情况等。

死亡医生论文篇2

关键词：管理干预；死亡医学证明书；填报质量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民政部文件（国卫规划发【2013】57号）要求：自2014年1月1日起，各地医疗卫生机构使用全国统一制定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以下简称《死亡证》）。《死亡证》是从事人口统计、生命统计等有关工作的基本信息来源；是诉讼或司法的法律证据；是群众性、社会性凭证及公证必备文件[1]。如何对《死亡证》进行管理干预，以达到规范证书签发与使用、信息填报完整、准确、及时，为制订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评价居民健康水平、优化卫生资源配备提供重要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采用某院2013年9月～12月死亡患者死亡医学证明书291份与2014年1月～4月实施管理干预后死亡患者死亡医学证明书302份。

1.2方法 将管理干预前与管理干预后的死亡医学证明书基础、特殊项目填写完整与不完整，基础、特殊项目填写准确与不准确，统计项目报告准确与不准确例数录入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7进行统计分析。网络直报7d内报出，8～15d内报出，15d内报出例数均可从人口死亡信息登记管理系统中获得。

2结果

2013年9月～12月某院死亡患者291例，网络直报291例，其中基础、特殊项目填写完整226例，完整率77.7%，基础、特殊项目填写准确213例，准确率73.2%，统计项目中根本死因、死因编码都正确260例，正确率89.3%，7d内直报率88.3%，8～15d直报率8.9%，15d内直报率97.3%。从2014年1月1日起对死亡医学证明书填报质量进行管理干预。2014年1月～4月死亡患者302例，网络直报302例，管理干预后结果显示：基础、特殊项目填写完整289例，完整率95.7%，基础、特殊项目填写准确282例，准确率93.4%，统计项目选择正确293例，正确率97%，7d内直报率89.1%，8～15d内直报率8.9%，15d内直报率98%。

3讨论

对2013年9月～12月291份死亡医学证明书进行分析，其主要填报缺陷有以下七方面：①基础、特殊项目填写有漏项或错项，②死亡原因部分为空白，没有填写任何死亡原因，③死亡原因逻辑顺序错误，常见"流水账"式书写，将各种死亡原因罗列在死亡证明书上，一行填写多个死亡原因，没有顺序和关系，或顺序颠倒、混乱，④意外伤害未填写外部原因或外部原因不明确，⑤使用英文名称或缩写，⑥根本死亡原因选择和死因编码不规范，⑦死亡医学证明书有迟交、迟报现象。

综上分析和在填报质控中发现，出现的大部分问题并不是医师诊疗水平有限诊断错误，而是临床医师对死亡证明书填写规则不熟悉，直接死因、根本死因及死因链概念有误造成的[4]。从2014年1月1日起以（国卫规划发【2013】57号）文件要求为契机，对死亡医学证明书填报质量进行规范化管理干预，管理干预实施情况讨论如下。

3.1进行宣传、培训是提高死亡医学证明书填报质量的前提 向相关人员宣传（国卫规划发【2013】57号）文件要求，并进行《死亡证》的基本填写规范、根本死因的填报方法和ICD-10编码培训。宣传、培训采用了多种方式，如病案室到临床各科室进行ICD-10编码培训和通过互联网将各种相关信息发飞信给各位医师等。经培训后基础、特殊项目填写完整率由原来的77.7%提高到95.7%，基础、特殊项目填写准确率由原来的73.2%提高到93.4%。

3.2建立规范化管理规章制度是提高死亡医学证明书填报质量的基础 建立《急诊、住院死亡病例登记上报制度》，《死亡医学证明书签收管理制度》，《环节控制管理制度》，《网络直报制度》。《死亡证》属于法律文书，要严格明确的责任人，只有具有国家执业医师资格的医师才有资格填写[2]。

3.3对负责网络直报人员提出更高的、具体的要求以提高死亡医学证明书填报质量 要求负责网络直报人员应掌握根本死亡原因的选择与编码规则，不断学习临床医学知识，了解一般疾病的演变过程，具有敏锐的判断、辨别能力，以便在填卡人员出错的情况下能及时发现并予以改正[3]。网报人员经不断学习相关理论，提高自身素质，统计项目中根本死因、死因编码正确率由原来的89.3%提高到97%。

3.4加强环节质量控制是提高死亡医学证明书填报质量的保证 明确填写《死亡证》责任人，采取由负责救治的执业医师填写，质控信息反馈均反馈给救治医师；《死亡证》由病案室每天收集，从2014年1月起各科建立《死亡证》交接登记本，以前因没有交接登记本，经常出现临床科室自认为已经将《死亡证》交给病案室了，但病案室却没有收到《死亡证》，为了尽快进行网络直报，只好要求医师重填一份，因此原交接模式责任不明确、既浪费人力、又拖延了时间，现建立《死亡证》交接登记本后，杜绝了以上情况发生；审核、网报均由同一人完成，审核、网报员在临床工作12年，病案室工作五年以上，既有临床经验，又有疾病编码实践，能顺利判断死亡链的正误和进行根本死因编码，对审核过程中发现的错误及时发飞信给救治医师或电话通知修改或重填。

3.5监控患者死亡信息以保证网络直报及时性 审核、网报员每天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查询每天死亡患者，并将信息导出，增加《死亡证》接收时间，建立死亡患者登记本，以便提醒医师及时填写《死亡证》和死亡资料进行备份。2014年1月～4月与2013年9月～12月网络直报及时率除8～15d内直报率相同外，7d内、15d内直报率都有所提高。

参考文献：

[1]程燕华.死亡医学证明书填报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J].中国病案，2011，12（11）：21-22.

[2]刘芳，孙娜，倪静.死亡医学证明书填报质量分析[J].中国病案，2013，14（1）：32-34.

死亡医生论文篇3

Abstract :Based on reviewing its history ，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 on psychological supportive therapy in the hospice care was analyzed. The ideas of death and social - family cultural backgrounds are the fundamental dimensions of research onpsychological supportive therapy ，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ideas of death and mental health of medical staff and family members are in the prominent position. The variety cultures which result in different fears of death should be paid much attention during develop the native hospice care theory.

1 临终关怀的心理支持系统现状

临终关怀是一门以临终病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及相应的医学、护理、心理、社会、伦理等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目前在国内外受到越来越广泛的注意和重视。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以崔以泰的“对死亡和濒死的态度”的调查研究起步[ 1 ] ，期间经历怀疑、拒绝再到现在的开始接受，取得了一定的发展。采用临终关怀的姑息治疗是作为放弃积极治疗之外的一种护理工作，而护理目标则是帮助病人从对死亡的恐惧与不安中解脱出来，坦然面对死亡。我们在对四川部分医院进行访谈的基础上编制问卷，在全省范围内对180 家医院进行了开展临终关怀服务的调查， 收回有效问卷164 份。结果显示， 仅有22. 6 %的医院提供临终关怀服务，11 %的医院曾经尝试开设专门的临终关怀护理病房，但是在实践中病人及家属的接受程度和经营状况都不甚理想而停止了此项服务。在所有开展过此类服务的医院主要采取附属于医院的临终关怀病房，尤其是在肿瘤等专科设立病房的模式(68 %) ，家庭或社区的模式，以及独立的临终关怀机构非常少。这表明目前我国的临终关怀开展的困难较大，病人的接受程度还是较低。

通过对相关的文献的查阅，我们发现，国外的临终关怀服务机构由政府或私人资助，由医生(兼职) 、护士、营养师(兼职) 、心理学工作者(兼职) 及社会工作者共同组成健康团队，承担着病人在临终关怀服务中心住院期间以及出院后的护理照顾和健康指导。国内目前无论是研究还是临床实践，更多是从护理的角度开展，少数从心理与精神卫生角度的研究或讨论则要么停留在一种现象的描述和归纳，要么直接引用国外一些心理学在临终关怀方面的理论来解释。我们的问卷调查证实了这一判断，从事临终关怀服务人员中73. 2 %是医学背景专业医生及护理人员，66. 7 %的医院认为目前此类人员对心理学等知识的掌握较差。这让我们明显感觉临终关怀目前在心理学研究领域没有引起重视，对从业人员亦缺乏必要的心理学培训和死亡学的教育，这当然也就不能有效地建立相应的心理支持系统。

2 死亡观念与社会系统文化的影响

处在临终状态的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身体本身的原因、来自社会环境的应激、社会支持资源的匮乏等因素都可能使他们面临较多的心理健康问题。人类在即将死亡的临终时刻，大多数的心理表现是焦虑和恐惧，这是人类对死亡的基本态度。国外资料表明， 临终关怀者病人表现出以焦虑抑郁为主的适应障碍。害怕濒死和死亡，以及解决不了的悲伤问题，是普通人群中焦虑的主要起因。当病人知道自己的生命接近死亡时，其心理反应是十分复杂的，甚至个体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在对死亡的心理学研究方面，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尝试用人格结构来解释死亡恐惧，认为死亡恐惧除了对外部危险的反应外，亦是一种内部过程，即是发生在自我与超我之间的某种东西[ 2 ] ;贝克尔则是从社会心理层面深刻地剖析了我们的死亡恐惧和伴随着的焦虑[ 3 ] ，另一位在心理学研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库伯勒- 罗斯( Kubler - Ross) 在1969 年的《论死亡和濒死》中总结了濒死病人的5 个心理反应阶段即否认、愤怒、交易、抑郁及接受，尽管这样的一种划分被批评忽视了个体的独特性，因为这些反应受年龄、文化程度、性格、社会背景、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4 ] 。但无疑，这些先行者的工作，让我们开始关注和理解人类的死亡及蕴含的心理焦虑。相对西方的犹太教和天主教等对帮助信徒对抗或消除死亡焦虑，我国类似的宗教死亡观念的受众群体是非常少的，在医院提供的服务中，基本上也不考虑宗教的因素。

处在垂死状态的患者的焦虑状态带有敏感多疑的特征，这样的心理特征同时是和社会因素密切相关。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价值观上最大的差异是对于家庭的观念。西方国家重个体，轻家庭;中国人重家庭轻个体。同时，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等宗教的生死观与死亡态度影响着国人对死亡及濒死的认知[ 5 ] 。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家更重视本位之生死观与生死智慧，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传统的临终关怀，比如以儒家义理来说，个人固可在临终之际，在家属亲友之间得到慰藉，也可进而呈现人之主体价值，不为恶疾所限;道家则认为关怀应该是一体的关怀，唯有生死意义的了悟，才能带来身心真正的转化，否则单纯减轻生理、心理、社会的痛苦与负担的作法，是无法真正解决临终者的问题的。临终关怀模式的选择的问卷中，排除经济因素的考虑，临终者倾向于选择以一个家庭为中心的照顾模式，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其心理需求的社会价值已经降低，更多考虑的是家庭的价值。但是，不能忽略的是选择也和整个社会系统文化弥漫着对垂死者过程和垂死者的焦虑和误解相关，我国仍然处于缺乏死亡教育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中，我们的社会文化理论倡导的是一种避免讨论死亡与临终的问题，缺乏对病人临终状态体验的关注，这样的社会现实常常使濒死病人处于有意或者无意地处在被社会隔绝。在我们的调查中，临终关怀人员面对病人问及死亡问题时51. 3 %的人采取的是回避和减少接触的态度。因为我们的社会系统赋予疾病的某种“隐喻”，当处在垂死的状况中，通常我们会有意无意地降低了垂死者的社会价值，而尽量避免与他们的接触。尤其当这种疾病是和某种不体面的原因相联系时(比如AIDS) ，它所引起的冷漠和患者的焦虑就更为明显。苏珊?桑塔格就曾尖锐地指出这种“面对疾病时的冷漠，包含着疾病带来的重大的后果的一种，会增加患者的疼痛”[6 ] 。因此，当继续停留在医院进一步接受临终关怀时，也许就会面对着这样的一种双重疼痛，而这一结果恰恰和临终关怀的初衷相悖。

3 心理支持系统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人口老化，疾病慢性化及癌症高居国人十大死亡原因之首，死亡的阴影与讯息，不断冲击国人的日常生活与生命价值观，因此强化医学等学科领域的人文关怀，提升精神生活境界与扩展生命视野，成为整个社会转型中重要的课题。

3. 1 医疗观的转变

由于当代医疗科技的目的在于治愈病人，医院更多倾向于比较积极的治疗救护，在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前提下，每日由主管医生和责任护士与患者进行交谈，倾听其诉说，掌握患者的心理状况，利用心理科学知识给患者以同情、解释、鼓励和保证; 并教给患者一些应对及缓解恐惧和焦虑的方法。现代意义的临终关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不以技术而以人性为主的医疗思考方式，以改变只见病体不见病人的传统医学作法，这和心理支持系统是相吻合。不过，这种违反主流医疗体系的作法，除非有很强的实证效果与学术基础，否则很难得到医学界真正的支持。我国从80 年代就开始关注临终关怀，将这一事业作为医学人道主义的重要体现。但实际上，我国医务人员更多地把临终关怀视为对病人临终前肉体痛苦的控制，调查中41. 4 %的医院把临终关怀的重点放在疼痛控制，高于重视心理服务(36. 1 %) ，而实际上，对于身处生命末期的病人和关爱他们的亲人来说，心理的痛苦更可怕。临终关怀则正是促使全民从以救治(cure) 为本位的传统医疗观向以关怀照顾(care) 为本位的新时代医疗观转化的尝试，冀望通过联结当代心理学与医学等知识，使临终关怀服务者兼具心理学训练，能掌握临终者的心理活动及发展规律，从而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支持及疏导，以缓和与解除病人对死亡的恐惧和不安。

3. 2 死亡恐惧的心理过程的本土化研究

从心理发展角度来看，平静地对待临终是一个人人格结构的产物，对死亡恐惧的研究和死亡教育正是培养我们有意识地选择对恐惧的承受，而临终关怀本身既体现了环境关怀，也反映了临终者从第一次诊断到临终阶段贯穿整个过程的控制的策略，以及人际支持。如何以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打破死亡的社会禁忌，积极探索死亡的学问，提升国人面对死亡课题理性的思维层次，避免陷入哲学的混沌境域，或可化解生命的不安与自在面对个人生死的历程。有关临终关怀的学术研究，国外已经有很多相关的研究，但未必适合中国的状况。因为中国有迥异与西方的习俗、思想和文化背景。前面分析了死亡观念与社会系统文化等观念使得病人在面对死亡时的恐惧有其自身的心理特点，因此临终关怀中对死亡的讨论与哀伤的处理方式则肯定有差异。

调查中有77. 3 %的医院对加强从业人员的心理学与死亡学教育的持支持态度，因此，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的临终关怀事业来说，需要有更多心理学工作者的参与，避免认识上的偏差，从而建立起积极有效心理支持系统，这对于缓解患者身体疼痛、提高生活质量有着双重的意义。问题是，在家庭结构日渐崩解的今天，医院成为临终的主要场所，传统的临终关怀是否仍有存在的价值? 对于现代意义的临终关怀还能提供何种贡献? 当我国的临终关怀模式出现了倾向家庭护理的模式时是否能真正反映临终者的需要? 这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提醒我们在借鉴国外研究和传统的观念时，需要进一步立足本土与现实，分析与比较中国人的心理特点，从而切实提供能够适合中国人的临终关怀服务。

参考文献

[ 1 ] 崔以泰， 黄天中. 临终关怀学理论与实践[M] .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1992 :9.

[ 2 ] 车文博. 弗洛伊德文集⑥[M] . 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5.

[3 ] 恩斯特?贝克尔. 拒斥死亡[M] . 林和生，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0 :11.

[ 4 ] 罗伯特. 卡斯顿鲍姆. 垂死状态. 李 维，译/ / 李 维，张诗忠. 心理百科全书(人格发展卷) [M] .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 353 -376.

死亡医生论文篇4

近日媒体报道，河南省焦作市一位建筑工人从建筑工地的升降电梯摔下后，先后两家医院的救护车赶到并实施抢救，检查结果是"人已经死亡"。当天焦作警方对死者进行尸检，排除了他杀后开具了准予火化证明，至今，死者已经被火化，可医学死亡证明却开不出来。第一家出车的医院认为急救人员到时人已经死亡，没有施救，不能出具医学死亡证明；第二家解释，实施抢救时不属于第一现场，也不能出具医学死亡证明。两家医院在拒开死亡证明的同时都建议，可由警方法医或社区出具死亡证明。记者联系了死者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当天出警的警官，也均没有得到回应。可是要取出死者银行卡里的钱和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又都需要一张死亡证明。【1】

二、谁来管死亡？

那么死亡证明究竟应该由谁来开具呢？根据《卫生部公安部民政部关于使用《出生医学证明书》、《死亡医学证明书》和加强死因统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凡死于医疗卫生单位内者，《死亡医学证明书》由经治医生填写；死于家中者，由负责该地区基层卫生组织的医生填写；死于公共场所者，由负责救治的医生填写；在医务人员到达之前属于正常死亡者，由接诊医生根据死者家属或知情人提供死者生前病史或体症，进行推断后填写。凡非正常死亡或卫生部门不能确定是否属于正常死亡者，需经司法部门判定死亡性质并出具死亡证明。

上述案例中，医院的做法并不违背现有的规定；公安机关开具的死亡证明与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不同，前者只能证明公民的死亡状况，而且是不需要注明死亡原因的，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一张没有死因的死亡证明可以使死者尸体得以顺利火化同时也成为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理由；基层卫生组织开死亡证明只能针对病死在家中的情形，因为死者是在工地上发生的意外，所以社区也不敢轻易开证明。可是人都已经死了，开张证明怎么还这样困难。各部门之所以相互推诿不愿出具证明，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谁开死亡证明谁就要担负一定的责任，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自然谁都不愿意主动站出来担风险。可是既然都允许火化了，却不能开死亡证明，难道火化的是活人？在现有的死亡管理制度空缺下，这样的困惑绝不是个案。

三、我国当前死亡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开具死亡证明的主体问题

根据现有规定，所有的死亡医学证明书都应当由医师填写，凡非正常死亡或卫生部门不能确定是否属于正常死亡者，需经司法部门判定死亡性质并出具死亡证明。这里的司法部门应当是指公安机关，我们通常所说的司法机关仅指行驶检察和审判权力的法检机关，所以笔者认为此处的司法机关换为公安机关更为妥当。笔者查阅了有关死亡管理的有关规定，其中《殡葬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火化遗体必须凭公安机关或者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对于这里的死亡证明应作广义理解，包括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和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书》。此条例也可进一步可以证实，公安机关是有权出具《死亡证明书》的，问题是：（1）公安机关有权力认定一个人的死亡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国现在对于判断死亡的标准和程序没有严格规定，公安机关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宣告一个人的死亡来获取非法利益，显然这样的答案是我们难以接受的。若赋予公安机关判定一个人死亡的权力，如何防范公安机关滥用"生死权"，"被死者"又如何获得权利救济，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此外许多非正常死亡的事件，只要加害人采取隐蔽的方式（比如小剂量多次投毒）作案，使人误以为被害人是病死就不会引起旁人的注意和怀疑，拿到死亡证明尸体经过火化或者埋葬后就真的毁尸灭迹了，犯罪事实就被很难被揭露出来。（2）其次公安机关的普通工作人员有能力判断一个人是否已经死亡以及真正的死因吗？因为对于死亡的判断需要专业的医学知识，单是关于死亡的判断在医学上就有脑死亡、心肺死等不同的标准，死亡的判定标准在医学领域至今都还没有定论，很明显没有医学知识的警务人员更加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资质。

再回到文章开头所引的案例中，死者家属的利益损失由谁来赔偿？由于公安机关开具的死亡证明使得殡仪馆将死者的尸体火化，现在死者的死因已经无法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有效的法律凭证来证实，直接导致死者家属难以从保险公司获得理赔以及从银行取出死者生前的存款，公安机关开具死亡证明的行为与死者家属遭受的经济损失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从法律的角度讲，死者家属是不是就可以公安机关获得赔偿？

（二）死亡证明是否具有可诉性

医院出具死亡医学证明书的行为是民事行为还是行政行为？有的学者主张可以对医院出具死亡医学证明书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2]不可否认的是死亡医学证明书会对死者家属的以及死者生前工作的单位的权益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如《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视同工伤。由此可以看出死亡医学证明书影响是否构成工伤的判定，进而也会影响用人单位、死者家属及保险公司的利益。此外也会影响到死者家属提取死者生前存款、保险理赔 、继承等。但是不能据此判定医院出具死亡医学证明书的行为就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首先医院（包括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所以其实施的行为便不能认定为行政行为，由此引发的纠纷涉及赔偿责任等也不应该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解决。其次就死亡医学证明书的性质而言，医院出具这一证明仅仅是对特定个人死亡时间、原因的一种客观医学证明文件， 其本身并不涉及任何对死者及其家属的权义的处分。探究死亡医学证明书的用途，我们不难发现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了死者的姓名、性别、年龄、死亡原因死亡时间等基本情况，该证明是死者家属办理殡葬火化手续和户口注销的依据；此外卫生部门对死亡医学证明书信息的统一管理和登记，可以统计和研究居民的死亡水平、死亡原因并制定相应的防治措施，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幸福指数；而且该证明对于保险理赔和遗产继承分配等事项的处理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笔者认为死亡医学证明书是居民死亡的法定记录文件，属于法律凭证，医院出具死亡医学证明书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相关利害关系人不得据此提起行政诉讼。

（三）尸检存在的问题

能够判定非正常死亡死因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做尸检，目前我国唯一有关死亡的法律规定是1979年卫生部颁布的《尸体解剖规定》，将尸体解剖分为普通解剖、法医解剖和病理解剖三种，法医解剖限于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以及医学院附设的法医科（室）施行。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进行法医解剖：（1）涉及刑事案，必须经过尸体解剖始能判明死因的尸体和无名尸体需查明死因及性质者；（2）急死或突然死亡，有他杀或自杀嫌疑者；（3）因工、农业中毒或烈性传染病死亡涉及法律问题的尸体。对于普通解剖和病理解剖，限于医药院校和其他有关教学、科研单位的人体学科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时施行，一般应先取得家属或单位负责人的同意。【3】可是我国目前的尸检状况却令人担忧，自上世纪70～90年代，大医院的年尸检率基本在10%～15%左右，全国医院尸检率最高的总医院也仅为32.1%，有的医院仅为5.68%，而且这一数据近年来仍在持续下降。【3】美国的尸检率为56%及瑞典的为96%【4】，与之相比中国的尸检率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美国佛罗里达州2000年法医检验率达到11.8%，法医解剖率达到74%，解剖指数8.8%。由于没有规定强制性尸检的范围，也没有对尸检的种类、具体操作详细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尸检的随意性极大，一些地方限制于专业的条件设备自然不会进行尸检，然而即使有条件进行系统解剖的地方，也多以所谓的死因明确而草率结束。

四、建议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第六次人口统计的数据，截止2010年年末我国人口为134，735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4‰，【6】这样每年有将近962万人死亡，每天死亡的人数约为26000人，应该说，人口死亡管理是国家及相关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这不仅与死者个人及其家属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而且与社会秩序的管理与稳定有密切的关系。然而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关于死亡管理的法律，只有卫生部门下发的通知和一些地方政府通知，【7】所以才会惊现安徽合肥婴儿火化前复活这样的荒唐事件，【8】同时又有农民工已死却开不出死亡证明的尴尬事件。现已有学者注意到我国死亡管理制度空缺这一问题的存在，并进行了初步探讨，【9】但是还没有形成体系化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相关职能部门也开始重视这一领域，卫生部正在推动建立人口死亡登记制度，并将逐步建立人口死亡登记信息库。【10】

综上，我国亟待建立系统化的人口死亡管理制度，包括严格的死亡登记、上报制度：

（一）、明确死亡医学证明书的性质。

医师开具死亡医学证明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也是技术行为，死亡医学证明书只是对死因、死亡时间的客观记载，不能当然发生民事主体资格丧失的法律效力。而实践生活中，殡葬机构和一些机构组织仅以死亡医学证明书就可以对死者进行火化、办理保险理赔、提取存款等相关事宜，实际上在无形中提高了死亡医学证明书的法律效力。因此必须明确，公安机关是唯一有权管理公民生死的行政机关，无论死于何种原因、无论是在医疗内或者医疗机构外死亡，必须由医师或法医验尸后明确死因，最终公民死亡这一事实得到公安机关的确认后方可发生法律效力，进而火化及办理其他相关死后事宜。死亡医学证明书的效力不能与公安机关出具的最终死亡证明的效力等同，虽然最终公民死亡这一法律事实是基于死亡医学诊断证明而发生法律效力。

（二）应对临床确定死亡的医生有医疗资格的特别限制。

1、应当由1-2个医生确定病人的死亡。在普通死亡病例中，针对死因单一而明确的病患，经主治医师亲自诊查、调查出具死亡医学证明书。在疑难复杂病例中，由于单个医生具备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有限，判断死亡有可能有误差，所以有必要对这一类型病例规定临床确定死亡的医生的数量，这也与世界医疗协会关于临床确定死亡的倡议相符。在这样的死亡病例中每个医生应当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法律的相关规定作出基于良知的判断，严禁以会诊的方式判断死因及死亡状态。每个医生独立出具书面的判断意见并署名，若意见一致方可出具死亡证明并由确立死亡的医生共同签名；若意见不一致，可由医院的专门委员会进行讨论研究，以确立死因及死亡状态；仍不能确定死亡原因的向患者家属征询意见是否同意做尸检明确死因，否则家属承担死因不明的法律后果。2、确立死亡的医生应当有相当的资格以及治疗致命疾病的适当经历。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有资格和能力判断死亡。对于诸如口腔医师、中医医师、祖传医师等由于专业知识以及诊疗经历的限制，他们难以准确的判断病患是否已经死亡以及真正的死亡原因，因此应当限制这部分医生出具死亡证明的资格。相关立法部门应当明确规定哪些医生可以开具死亡证明，或者卫生部门可以对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医生进行统一的判定死亡标准的培训和资格考试认证，从而提高医生判令生死的资格准入门槛。3、在医疗机构和诊所中病患发生死亡后，若诊治医师没有开具死亡医学证明书的资格，如在按摩、针灸、拔牙过错中出现猝死，应当即时报告医疗卫生行政机构，由其指定有资质的医师或法医进行验尸，明确死因。

（三）同时应当对相应的尸体解剖检验制度也应细化。

笔者认为尸体解剖明确划分为普通解剖和司法解剖两大类。普通解剖以教研学术和病理剖验为目的且来源合法的尸体，后者主要针对非病死情形下的死者。司法解剖的本质是对死因存在争议，或基于查明的死因由国家采取应急措施。司法解剖又具体可以分为依法强制解剖和经家属同意的解剖。在可能涉及刑事案件或者急性传染病或者重大安全事故、中毒事件时应依法强制解剖。经家属同意的解剖包括：比较明确的意外事故；猝死；医疗纠纷事件；自杀等情况。同时他认为在医疗纠纷事件中，由医院承担尸体解剖在程序上显失公正。应当由中立的、专业的第三方法医鉴定机构进行解剖查明死因。

参考文献：

[1]中国广播网，2013-12-30 17：58 ，《河南一建筑工坠亡 医院、公安、社区均拒开死亡证明》

[2]章志远、潘建明、刘海燕："医院出具死亡证明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载《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08（2）71-74页；林琪："医院出具死亡证明行为的性质性分析"载《法制与社会》2009（12）

[3]卫生部，1979年5月21日颁布并实施的《解剖尸体规则》

[4]林杰，龚宇，李彦兵，等.尸检的现代认识及其在临床医学 中的价值[J].中国医院管理， 1996. 6： 51-52

[5]王丽霞，孙俊红，赵晋芳，杨剑林，王英元，《意外死亡尸检率下降原因分析》，中国法医学杂志，2008年第23卷第2期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网

[7]《卫生部公安部民政部关于使用《出生医学证明书》、《死亡医学证明书》和加强死因统计工作的通知》 ；《无锡市关于进一步规范死亡证明管理工作的通知》

[8]大河网-大河报（郑州），2013-11-21 02：54：53，《合肥一婴儿火化前"复活"》

死亡医生论文篇5

论文摘要:临终关怀，一种理性照护生命终端的方式在国外已经被广泛开展，而在中国推广却是步履维艰。传统孝道观以及医务人员的现有医道观等是阻碍其推广的主要因素，由此社偿日仑理环境的改变足破解临终关怀开展困境的必由之路。

临终关怀是一种舶来品，是一种处置终极生命的方式，提倡对生命不可逆转的患者，转变延长无谓“生命”长度的治疗，转向关注患者在有限时序里生命质量的提高，使患者在最后的短暂时间里身心幸福并且有尊严地走完余生。

面对生命即将走到终端的老人、艾滋病人以及恶性肿瘤患者等，照护他们的终期生命，临终关怀应该成为一种理性和道德的选择方式。在西方很多国家，临终关怀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能得到普遍支持，并且也被认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在中国，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我国老龄化步伐加剧，临终关怀逐渐被人们关注，但在现实推行中，却表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境况。笔者近期走访了上海、南京、武汉以及合肥等多家开展了临终关怀的医院或科室，这些地方确实是门庭冷落，甚至有的地方已经转变了临终关怀的服务方式，临终关怀的开展处于尴尬和窘迫的境地。

1临终关怀开展受阻的重要因素:传统伦理思想

我国推行临终关怀步履维艰，是移植过程中理论理解的偏差还是技术操作层面出了问题，还是我国根本就不需要临终关怀这种方式呢?答案是否定的。其实，我国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以及普遍存在着过度治疗终期患者的现实，无不强烈呼求一种更为理性的对待方式出场。二十多年来，内地志向于临终关怀的学者也大量介绍了西方有关这方面的情况，理论上我国已经具备了开展临终关怀的条件，但是临终关J坏被移植到我国后，它与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适应度决定了它的生存状态。解决临终关怀推行艰难的难题，必须探求其与传统伦理思想的抵触点所在。

1. 1传统死亡伦理观的影响

临终关怀在我国实践中受阻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大众固守的传统死亡伦理观。在中国，一谈到“临终”二字，往往认为是生命即将消失，死亡的降临是对人的彻底毁灭，死亡是极力回避和忌讳的字眼，伦理观念上把死亡看作是最大的“恶”，所以面对临终关怀活动，国人从概念上就会拒斥，这其实反映出中国大众整体死亡态度为“重生忌死”。笔者在安徽中医学院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对此问题设计过问卷，其中对问题“您酬尺遥远的死亡问题一A有过思考;B从未思考过;C不愿思考;D忌讳思考”进行随树由取568人调查时，数据显示选择B, C. D的答案占到52%，之所以有这种情况，折射出把死亡价值看作是最大的“恶”仍然左右我们的思想，也就是传统“忌死”文化观还在起着强大的作用，因而临终关坏受到排斥。

1. 2传统“孝”道观的影响

临终关怀在我国推行艰难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人认为它是违背“孝”道观的。临终关怀在西方操作上一般是把临终患者送到专门的医院或科室，进行舒缓治疗和关爱，使患者在医院或临终关怀科室里走完人生最后时一光。这样给人的印象仿佛是当老人即将临终时，家人或亲属把老人送到外面，然后撒手不管，在中国人看来这是违背了传统“孝”道观的。传统“孝”道观要求子女在老人即将谢世时必须床前守护，方可显示孝心。

1. 3传统医道观的影响

临终关怀在现实推广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医护人员面对临终患者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表现为医护人员对生命无法逆转患者的救治还是按照传统的救治方式来进行，总是设法使用现代医学技术和药物来延缓患者的无谓生命，至于用“关注护理而非治疗”的临终关怀理念来指导医疗实践，医护人员往往是措手不及，认为这样做是与医学坚持的传统医道观一一救死扶伤有悖的。

2临终关怀顺利开展的路径:传统伦理思想的突破

临终关怀在我国实施与我们固守的一些传统伦理思想有诸多抵触，所以顺利开展临终关怀必须放弃、拓展或突破不利于临终关怀“生长”的伦理思想，营造出适合临终关怀“生长”的伦理环境。

2. 1颠覆死亡是最大“恶”的观念

开展临终关怀首先要颠覆死亡是最大“恶”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受着深层伦理文化影响，认识死亡必须回归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来解读。一般来说，生死是自然生理现象，本没有伦理评价的意义。但由于它关涉人生的两个终极问题，对它们的考量反映了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把握以及形成行动的指导，这时人们对其探求就赋予了伦理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占据主流趋势的是儒家文化思想，儒家文化对待生死考量上，由于一味重视“生”的价值，忽略了对“死”的价值认识，甚至是排斥思考死亡的意义，以至于形成一种民族心理文化定式一一“重生忌死”。儒家思想发展脉络清晰呈现出这一点，我们知道自从孔子提出“未知生，焉知死”开始，就奠定了传统思想中“重生忌死”的生死文化基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更把“生”的意义规约在“仁”的范畴之下，“生”的意义变成了对道德的追求。孟子也有“夭寿不贰，修身以侯之，所以立命也。”就是看到了生死有别，强调通过道德修养来延长“生”的长度。其实都反映出传统思想着重于“生”的价值探讨，赋予“生”有积极意义，而缺少了对死亡价值意义的探求。这在现实中也确实是这样，因为死亡给人的表象就是一切现实的消逝，是对所有现存的彻底毁灭，“生死两茫茫|”、“死去元知万事空”等都是对死亡价值的消极认识表现，因而死亡被认为是最大的“恶”，人们因此过分贪恋生而不愿去思考死。这种生死观对临终关怀的推行产生了巨大的阻碍。

改变这种现状，要对死亡价值进行再认识，也就是对死亡是最大的“恶”的观念进行颠覆。伦理学上的“恶”其实就是对行为或事物存在的价值以否定的评价，或称为其与客观“应然”的相悖，按照黑格尔的意思就是“恶即是它与客观实在的不同。”按照这种思路来看待死亡的存在可以发现，死亡其实不能被看作最大的恶，因为它是与自然的符合并且也有着终极的价值意义。首先死亡是自然安排而无法逃越的现象，以自然观来看这是符合自然伦理的，也就是死亡是自然规律，顺其自然发生的事物不应从恶的角度来评价。相反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要积极看待死亡的价值，比如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早就有这样的思想，“老年时的死亡是成熟后的自然现象。我认为，接近死亡的‘成熟’阶段非常可爱。越接近死亡，我越觉得，我好像是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旅程，最后见到了陆地，我乘坐的船就要在我的故乡的港口靠岸了”其次死亡的存在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的机制是新陈代谢，也就是新的事物的出生必然有陈旧事物的消亡，社会以此来达到平衡，才能发展。死亡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社会的动力系统，丧失了死亡也就无所谓发展，因此死亡现象具有维护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再次死亡的存在是人完善的需要。人的一生包括生死两端，生与死是人生必须思考的两大问题，有死亡的存在，它会时刻警醒着人们对“生”的珍视，所以人们才会在有限的生存时间里奋进。丧失了死亡存在的人生，也就是对死亡不去思考的人生其实是麻木的存在，也就会没有目的意义的生存。只有死亡才是敲打人前进的最好武器，死亡在促进人完善方面也有最高价值。当然改变死亡观认识不是简单的说教可以完成的，但理论认识上的准备是必须的，接下去的任务是我们国家应该像西方一样，尽快开展全民死亡观教育，营造积极看待死亡价值的氛围，更应该宣传儒家文化思想外的一些超越认识死亡的思想，消解对死亡恐惧的心理。死亡价值观的改变才能使大众接受临终关怀这一事物。

2. 2摒弃临终关怀有悖“孝道”的观念

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一个伦理型文化国度，伦理在维系国家发展和家庭延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孝”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孝”一开始就是作为至要德性被认知的，《孝经》有“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把“孝”上升为衍生一切善性的根基。孔子更有“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从而把“孝”凝固为贯通天地的要德以及人间的道德法则，“孝”成为检视和评判行为的标准。传统社会中，“孝”主要以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功能来表现，它是调节家庭和社会关系中不可随意违背的天理。众所周知，传统中国是农耕文化为主，这就要求形成以血缘关系的家庭单位来协作劳动，为了维系家庭的延续，使劳作不至于因缺乏劳动力而停止，生育后代来传宗接代成为晚辈必须尽的责任，并且上升为“孝”的要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然，孝道观在家庭伦理中的意义要求作为晚辈不仅仅完成族的延续，更重要的是必须服从长辈和奉养长辈，因为晚辈“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并且“三年而免于父母之怀”，这就要求晚辈在长辈老年时要在跟前赡养老人直到老人去世，甚至在老人去世后也要在坟前守上三年，《论语》中即有“父母在，不能远游”、“孝始于事亲”等，以此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情而显示“孝道”。“孝”成为传统中国人在家庭以及社会生活中最核心的伦理基础。

那么临终关怀是不是违背孝道观呢?其实要把临终关怀要义理解清楚，临终关怀在西方最早产生的原因是临终关怀先行者看到临终患者要么是受到过度的医疗救治，要么是在家庭里不能得到应有的护理，患者不仅要忍受躯体的折磨，更主要是心灵的痛苦不能去除，从而不能有尊严、幸福地走完人生，对待临终患者往往是过多关注“生”的救治而忽视了“死”的照护，所以提倡成立专门的临终护理机构，用伦理关怀来对患者短暂的最后时光进行“身、心、灵”的关爱。这其实是不违背孝道的，孔子曾有“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十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就把传统“孝道”内涵表征为不仅仅是能给亲人吃好穿好就是“孝”了，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亲人的挂念和尊重，考虑如何使老年人在精神上感到幸福和尊严，“孝”应是一种心里的敬仰反映。那么现在我们在老年人面前怎么才算上“孝”呢?现在中国家庭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即“四二一”家庭结构的形成，传统尽“孝”基础的丧失要求我们对“孝”的观念进行重新认识，不是说把老人放在眼前亲自照护，能够吃好、住好就是“孝”。现实中对于一对夫妇要供养四位或更多的老人，为每位老人的去世而在床前尽“孝”或老人去世后要守“孝”三年现在己经不大现实，家庭照护老人的方式可以说己经呈现出不能承载现实状况的重压。把临终老年送入临终关怀的医疗机构，让他们在那里得到充分的照护，其实对老人可以接受到家庭中不能完成的照护，这并不与“孝道”相悖。其实质只不过是把家庭照护转移到社会机构来进行的方式上的转变。

2. 3去除医“死”违背“医道”的观念

顺利开展临终关怀，作为临终关怀主要实施者医护人员的认识观念也要澄清，也就是面对临终患者，医护人员采取的舒缓照护方式违背医道吗?

我们知道，现代医学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能够对生命终极的两端“生、死”进行干预，或制造“生”(代孕、克隆人)、或延迟“死”(当然很多状况下，是以过度医疗延缓无价值生命的长度)。不可否认，医学的发展为人类生命健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医道的问题更显突出。临终关怀的首倡者桑德斯就曾说过:“垂死病人往往被迫在医院病床卜度过最后一段日子，身上插满了管子，并与家人隔绝。他们亦很少得到医务人员的关心和照顾。”罗斯博士也曾说:“他(垂死病人)可能迫切需要得到休息、宁静、尊严。但他得到的是输血、输液、心脏机或气管切口术。”这都是医务人员在传统医道坚守下把医学使命狭窄化的结果。

死亡医生论文篇6

【关键词】孕产妇；死亡率；原因分析；干预措施

【中图分类号】R714 .24 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6-3438-01

Analysis of causes of maternal mortality in Zhongjiang County in 2003 ～ 2013

Chen Lanfang ，Liu Xiaoyan

（Sichuan Zhongjia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Care Hospital， Zhongjiang 618100）

【Abstract】Objective： analysis of Zhongjiang County maternal deaths， the cause of death， the status and its main influencingfactors， and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further reducing maternal mortality.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analysis and statistics on the report 2003-2013 the 42 maternal death cards. Results： the average mortality rate was 41.65/10 million. The cause of death in order： postpartum hemorrhage， pregnancy complicated with heart disease， pregnancy induced hypertension， amniotic fluid embolism.Conclusion：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evel three health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to strengthen the health knowledgepropaganda， improve the medical assistance system for reducing maternal mortality rate.

【keyword】maternal mortality causes interventions

孕产妇死亡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医疗卫生、妇幼保健工作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只有掌握了影响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因素，才能制定出有效的干预措施，达到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目的。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为2003-2013年中江籍的全部死亡孕产妇。

1.2 方法 对各助产医院上报的孕产妇死亡报告卡、孕产妇死亡调查报告附卷，县妇幼保健院进行现场调查，核实。每半年召开一次孕产妇死亡评审。

2 结果

2.1 孕产妇死亡率 全县11年共有活产100840人，孕产妇死亡42例。死亡率为41.65/10万。其中孕妇死亡11例，占26.19%。

2.2 死亡原因及顺位 42例死亡孕产妇中，直接产科原因28例，占66.67%；间接产科原因14例，占33.33%。

产后出血14例仍然高居孕产妇死亡榜首，占33.33%，心脏病10例位居第二 ，占23.81%，其次为羊水栓塞5例，占11.90%，妊高征4例，占9.52%。见附表

2.3 死亡因素对死亡率的影响

2.3.1一般因素对死亡率的影响（1）年龄：最小19岁，最大43岁，集中在20-39岁，共39例占92.86%。（2）职业：全部为农民。（3）文化程度：初中27例，占64.29%，小学10例，占23.81%，文盲5例，占11.90%。（3）妊娠情况：计划内妊娠18例，占42.86%，计划外妊娠24例，占57.14%。（4）产前保健：接受产前检查者26例，占61.90%；其中检查次数≥5次15例；占35.71%，未接受产前检查16例，占38.10%。

2.3.2分娩地点及分娩方式 （1）分娩地点：市级医院2例，占4.76%，县级医院10例，占23.81%，乡镇医院8例，占19.05%；家中10例，占23.81%，个体诊所1例，2.38%。（2）分娩方式：手术产6例，占14.29%，自然分娩36例，占85.71%。

2.3.3死亡地点：市级医院11例，占26.19%，县级医院12例，占28.57%，乡镇医院6例，占14.29%；家中8例，占19.05%，途中5例，占11.90%。

3 讨论

3.1 孕产妇死亡原因分析 死亡42例孕产妇中，23例为可避免死亡，19例为不可避免死亡。（1）产前检查不规范，导致高危因素未能早发现、早筛查、早管理，失去治疗机会。主要是孕期保健宣传不到位，孕产妇文化水平不高，医疗保健知识贫乏；其次是部分为计划外怀孕，不敢到医院检查，致使孕期高危因素无法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导致高危分娩。（2）基层医院医疗设备有限，医护人员技术相对落后，家庭及个体等非法接生人员缺乏产科技术常识，不能及时识别危重孕产妇，致使转诊过迟而失去抢救机会。（3）未严格掌握剖宫产和催产素使用指征，产时过多不合理干预和剖宫产率逐年增加，使羊水栓塞发生率升高。

3.2干预措施

3.2.1加强各级医院产科建设和医护人员技术培训，进一步规范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严格助产技术的准入制度，提高从业人员正确诊断、及时处理产科疑难危重病人的能力。（1）积极防治产后出血 死亡孕产妇中，产后出血仍高居首位，部分为发现过迟或抢救不及时而造成死亡。所以必须加强医护人员业务培训，严格操作规程，掌握抢救原则。对有可能发生产后出血的高危人群进行一般转诊和紧急转诊，防止产后出血的发生，并做好抢救措施〔1〕。畅通危重孕产妇的县级绿色抢救通道，使救治能力及时有效。（2）积极防治羊水栓塞 高龄初产妇和多产妇、自发或人为导致的宫缩过强、急产、胎膜早破、前置胎盘、胎盘早剥、子宫不完全破裂、剖宫产等均可诱发羊水栓塞[2]。该病预防重点在于严格掌握催产素使用和剖宫产指征，及时发现异常及时处理。（3）积极协调内、外科医师会诊，协助治疗内、外科合并症，减少妊娠合并症孕产妇的死亡。（4）严厉打击非法接生，杜绝家庭分娩，提高住院分娩率。

3.2.2巩固妇幼保健三级网络，完善县、乡、村三级网络建设，做好孕产妇系统管理，规范高危孕产妇的筛查、报告、评分分级、随访、转诊等管理工作。加强基层保健人员“三基三严”及专业知识培训，提高其正确识别高危孕产妇的能力，做到孕期分级管理、产时识别产科急症、及时转诊争取抢救的最佳时机。

3.2.3加强健康教育，特别是孕期健康教育，普及孕产期保健知识，使孕产妇能主动接受产前保健，尽早发现高危因素并接受规范管理，提高住院分娩率，以有效降低孕产妇死亡率。

死亡医生论文篇7

关键词：安乐死合法化生命权

一、关于人类生命消逝的观点：三表征综合、脑死亡

医学界对于何时能够对人作出死亡确认，通常采用“三表征体质综合消失”和“脑死亡”两个标准。而每个国家对此又有不同的认识，且在临床上，也并非单一采纳的标准来判断。首先应当对两种标准作出简单阐述。

1.三表征体质综合消失。所谓三表征综合体质，是指当人的心脏停止供血（心房颤动的消失）、瞳孔不可逆转的扩散、肺功能完全丧失三个体质特征同时出现并持续一定时间后，即可宣告死亡。此标准是长期以来所采用的死亡认定标准，其优点在于极少存在误判，因此已经被社会大众所接受。但随着现代器官移植技术的进步，上述标准出现了死亡判断的滞后性的缺点，从医学上讲，部分器官的移植摘除需要心脏的持续供血，当心脏停止供血时，该类器官会快速衰竭导致无法供移植使用（如脾脏、肝脏等）。另一方面，由于“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自由意志”的哲学思想的推行，人类开始对是否应当对丧失脑功能的人宣告死亡的思索。因此動摇了看似牢不可破的三表征综合判断标准，并引出了脑死亡判断标准。

2.脑死亡标准。所谓脑死亡，也即大脑中枢神经功能不可逆转的消失时为死亡认定标准。当然，对于脑死亡的具体标准，医学上有相当详细的参考要素，由于笔者才力不足，在此不加以细致讨论。正如前文所说，脑功能的丧失，有时并不意味着心脏等器官的衰竭，脑死亡的患者仍旧可以依靠仪器维持血液的循环。这便解决了上述有关器官移植的难题。但从另一方面，脑死亡的标准所受到的批判，也远远多于通常的判断标准。以所谓“植物人”（分为永久性休克植物人和脑死亡植物人）为例，临床上虽然很少出现植物人苏醒的情况，但也不乏见证人间爱与真情的奇迹出现。因此，脑死亡的判断尚未达到极高的准确度，且公众也很难接受该标准，因此以脑死亡标准认定死亡，还需要医学界的进一步探索。

但是，抛开以脑死亡直接认定死亡的问题，那么可否对脑死亡患者实施安乐死呢？这便引出了另一个生命哲学难题，即安乐死问题。

二、安乐死的法律存在

从法律（荷兰法律，荷兰是目前世界上承认安乐死合法性的少数国家之一）上讲，安乐死的定义为：医护人员或生命垂危的患者近亲属，为减轻医学上已无法治愈或其生命已进入不可逆转的死亡进程的患者所承受的痛苦，放弃救治或者采取积极的药物辅助办法，提前结束患者生命的医疗手段。（安乐死在我国尚未被承认合法，对患者实施安乐死的相关人员将会以故意杀人罪被起诉。）在临床医学及法律上，安乐死被分为积极的直接安乐死、积极的间接安乐死、消极的安乐死。积极的直接安乐死指医护人员（本类安乐死行为实施的唯一主体），经患者本人明示同意或患者近亲属同意，采用无痛性药物提前结束患者生命。积极的间接安乐死，即医护人员经患者本人明示同意或患者近亲属同意，对患者注射减轻疾患痛苦的药物，但此类药物会可能缩短患者的生命（例如麻醉性精神药物、毒品等）。而消极的安乐死是指，医护人与及患者近亲属拆除患者的生命维持系统，让患者自然死亡的行为。从我国现有法律上讲，积极的安乐死因明显具有提前结束患者生命的手段行为及行为故意，被法律上认定为故意杀人的行为。安乐死构成杀人行为在刑法上没有认定的障碍，（犯罪构成全部符合、无违法及责任阻却事由），却与人类社会的一般观念存在相当的冲突。虽然安乐死对于其生命已进入不可逆转的死亡过程的患者而言有益无害，但现今的社会秩序仍不能承认其行为的合法性，否则将有被滥用杀人的危险。但上述问题往往是针对积极的直接安乐死，而积极的间接安乐死以及消极安乐死的问题，仍旧存在法律空白。

关于安乐死的讨论一直一来都是一个从情理到法存在着大量争议的话题，从医学界的观点来看，承认安乐死的合法，会违背“医生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必须尊重人命，不得直接向患者投放威胁其生命的药物，或者进行处置”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但对于医生来说可能近乎残忍的观点，法学家却冷静客观地给出了其支持一定限度允许安乐死的主张。在平野龙一教授的《刑法的基础》一书中，法学家对于法学家对安乐死的讨论进行了分析。总结起来有两个观点：其一，从人道主义恻隐同情的角度来看安乐死，对安乐死进行比较限定，理解在社会合理性方面，其范围必须是托马斯·摩尔式的。其二，在预想死亡临近的时候，死亡的快速临近对于患者的生涯大多是没有什么不利影响的，即便采取措施缩短死期将至的人的生命，在具有因此而免除没有意义的痛苦的目的场合进行思考，在一定的事态下反而是实现科学合理主义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的体现，在这一层面上，可视为合法。

结合前述关于脑死亡问题的讨论，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能否对脑死亡患者实施积极地间接安乐死或消极的安乐死呢？笔者持赞同意见。临床上对患者实施消极安乐死的条件为，已无法治愈或其生命已进入不可逆转的死亡进程的患者所承受的痛苦，脑死亡患者满足其中两个条件，也即无法治愈，且死亡进程已经不可逆转。所以对患者实施的消极的安乐死是完全合法、合理的。往往需要讨论的是积极的间接安乐死的问题。从刑法的理论上，学者认为积极的间接安乐死是间接故意的杀人行为。抛开冷冰冰的法律问题，笔者认为，如果经过了脑死亡患者近亲属的同意，对此类患者实施此种安乐死，何尝不是符合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呢？就算真的从法律上探讨上述问题，试问此种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何在？

三、安乐死实施的争议解决途径

上述讨论旨在法律上讨论安乐死的合法性问题，那么实施安乐死可以避免法律上问题的争议呢？或者说，如何构造安乐死实施的程序方能让人接受？笔者提出如下数个标准。

1.严格限制安乐死的实施主体，仅限定于国家立法明文授权的医疗机构及专业的医护人员，其它任何人不得实施安乐死行为。由于现实中存在不少安乐死实施是由患者家属进行的，由于患者家属缺乏一定的专业知识，如果扩大安乐死实施的主体，将有可能导致患者家属滥用安乐死权利来达到某些不法目的。

2.严格规范安乐死的实施程序，批准执行安乐死的唯一主体仅能是法院，未经法院审查授权，医疗机构不得实施安乐死。从实质上将，安乐死与执行死刑无区别，现有制度体系下，只有法院拥有严格依照法律与程序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力，因此，安乐死的执行也必须经过有权机关，经过衡量与裁判，依照法律和程序予以执行。而法院则是该角色最好的担当者。

3.严格限制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必须是极度痛苦，现今任何医疗手段都无法治愈且生命已进入医学上所判定的不可逆转的死亡进程的患者，必须经患者本人明示同意。

四、结语

死亡医生论文篇8

2006年辽宁省鞍山市孕产妇死亡数为6例，孕产妇死亡率为21．98/10万。现分析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2006年，鞍山市活产数27 294人，孕产妇死亡数6例，孕产妇死亡率为21．98/10万。孕产妇死亡中妊娠合并先心病致死2例，子宫收缩乏力致死1例，妊娠合并驼背综合征致死1例，肾功能衰竭致死1例，妊娠合并乙肝、肝硬化致死1例。6例死亡的孕产妇中，不可避免死亡2例，占33．3%；创造条件可避免死亡3例，占50%；可避免死亡1例，占16．6%。

2 讨论

2．1 死亡原因分析

2．1．1 疾病原因 2006年孕产妇死亡病例中，先心病致死居首位，改变了以往孕产妇死亡原因顺位。6例孕产妇死亡病例中，5例死于内科合并症，占总数的83%，是孕产妇死亡监测10年中前所未有的。如果这些不适合妊娠的孕产妇，认真及时参加孕前咨询和产前保健，都能做到不妊娠或能够及时会诊，及时终止妊娠，我市孕产妇死亡率将大幅度下降。

2．1．2 妊娠原因 计划外妊娠3例，占孕产妇死亡率的50%。计划外妊娠的妇女，为了躲避计划生育管理，孕期不做保健服务，脱离保健医生视野，保健医生未能及时发现。其中1例乙肝肝硬化腹水患者，整个孕期只做B超，未做产前检查，未能及时发现病情并终止妊娠，孕末期生命垂危，无回天之力。另2例患者患严重的内科疾病，本人无医学知识，不了解自己病情，本不适合妊娠，由于不掌握基本的医疗常识，未及时终止妊娠，待转至医疗单位病情已不可逆转，失去救治机会，造成死亡。

2．1．3 治疗原因 可避免死亡1例是在乡镇医院分娩。由于乡镇级医院产前使用催产素不当，产后大出血治疗不及时，造成孕产妇死亡。

2．2 建议

2．2．1 重视计划外和流动人口中孕产妇保健问题。从近几年鞍山市孕产妇死亡情况看，计划外妊娠和流动人口占很大比例，孕期未建册没有做系统保健，孕期出现合并症和并发症未及时终止妊娠和及时治疗，而造成死亡的情况几乎年年出现。因此，计划外和流动人口中孕产妇问题已经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值得我们重视，管理好这部分人群已经刻不容缓。

2．2．2 提高市级单位的医疗水平。市级单位的产科质量不容忽视。在产科医疗中，不是某个医生医疗水平高，就能减少孕妇死亡，医护人员整体素质决定产科质量。因此，对广大医护人员经常培训，不断更新知识，使每个人都能掌握抢救知识，具有应急抢救能力，是降低孕产妇死亡的关健。

2．2．3 农村县、乡级助产单位应防止超能力服务。不具备剖宫产条件单位应严禁开展剖宫产手术治疗。中心卫生院剖宫产率不应超过规定范围，严格执行催产素使用管理办法，杜绝不合理干预产程。乡镇卫生院产前禁止使用催产素，同时加强对农村助产人员逐级培训，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及抢救能力，同时定期做好助产单位产科质量检查。

2．2．4 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抓好高危孕产妇管理。继续加强高危妊娠管理工作，认真执行《鞍山市高危妊娠管理规定》，病情较重的孕妇要及时上转市级医疗单位治疗。农村各县（市）保健单位要利用例会时间，定期进行高危病例讨论，定期通报高危孕妇发生、治疗、转归及产后随访情况，分析高危妊娠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2．2．5 加强宣传力度。各级保健部门还应继续加强宣传力度，提高人民群众的保健意识，自觉接受妇女保健服务。对经济困难的孕妇，在检查和分娩中可考虑费用减免。

死亡医生论文篇9

前言

死亡教育是指引导人们科学、人道地认识死亡、对待死亡，以及利用医学死亡知识服务于医疗实践和社会的教育。其主旨在于使人正确地认识和对待人人都不可回避的死亡问题，首先是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自己的死亡，同时也正确地认识和对待他人的死亡。死亡教育不仅让人们懂得如何活得健康、活得有价值、活得无痛苦，而且还要死得有尊严[1]。

随着文明的推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但重视优生、优活，也追求优死。临终关怀在我国越来越受重视。由于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死亡文化的桎梏，人们对死亡观还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医护人员长期以来习惯的道德价值观、医学、护理伦理观与临终关怀也有着一定的冲突。普及死亡教育无疑应是实施优死制度和普及优死的前提。死亡教育是开展整体护理的要求，其实施直接影响临终患者的护理质量。

综上所述，及时的展开死亡教育便显得十分迫切和有意义了。我国临床进行死亡教育研究进展的综述如下：

1国内研究现状

1.1港台地区死亡教育现状

1.1.1台湾研究现状

20世纪末，台湾教育界将死亡教育引入，称为“生命教育”或“生死教育”，在学校广泛开展生命教育课程，并将2001年定为台湾的“生命教育年”[2]。黄天中[3]出版了死亡教育系列丛书；台湾的医学院均开设了死亡心理学等课程。台湾很重视对护理系学生的生死教育，很多学校将其列为必修课。

1.1.2香港研究现状

香港最初的死亡教育采用综合的方法，将死亡和濒死的知识整合到其他课程中，主要采用讲授形式，重知识传授，而不是态度和技能的培育，护理学生（护生）也没有机会检测自己对个人经历和临终患者的反应。近年来对护生或注册护士的死亡教育中均尝试PBI。教学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护理人员对死亡和濒死持有积极态度，并能获得相关的知识和心理社会技能[4]。

1.2大陆地区死亡教育现状

与港台地区相比，大陆的死亡教育起步晚，发展严重滞后。回顾其发展历史，死亡教育首先在医学教育领域、围绕伦理问题而展开[5]。内地的死亡学研究始于80年代[6]，1988年7月，中国内地第一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研讨会上首次提出努力开展死亡学教育、更新死亡观念的问题。国内护理界死亡教育总体还处于理论水平，大多数护理院校未单独开设死亡教育课程。护生在校期间不能获得系统的死亡教育，在职继续教育也缺乏相应的培训内容，护理人员对死亡教育知之甚少[7]。

2提高死亡教育实行方法

2.1 提高护士对死亡教育的认知水平

死亡教育使人们懂得如何保证健康，有价值、无痛苦，而且还要死得有尊严，既强化了人们的权利意识，也利于促进医学发展。护理人员对死亡教育的态度同时直接影响到临终护理的质量，管理者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提高护理人员对死亡教育重要性的认知。

2.2 提高公众对死亡教育的认识，树立科学的死亡观

应该呼吁社会利用媒体宣传、印刷广告等方式开展死亡教育知识的普及，减轻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为护士开展死亡教育提供适宜的伦理环境。

2.3 重视护士对死亡教育相关知识、能力的培养

随着整体护理的开展和深入，护士在护理工作中越来越重视对病人的身心护理，但是，在护理临终病人时所缺乏死亡教育的知识以及技巧，对死亡话题探讨也较少。

2.3.1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死亡观

不同文化背景，死亡观不同，我国的传统文化接受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多数人对死亡是采取否定、回避的态度的。要对病人及其家属开展死亡教育，首先应该对护理人员自身开展死亡教育，提高其素养，摆脱其对死亡的恐惧，树立科学的死亡观，本着真诚善良的同情心和高度的责任心对病人及其家属开展死亡教育。

2.3.2加强对护理人员的死亡教育知识、技能培训

临终关怀与死亡教育是现代护理学需要研究的新学科、新课题，鉴于目前死亡教育的现状，应对护理人员强化有关死亡教育知识、技能的培训，通过自学、短期学习班、院内讲课、脱产学习班、脱产进修等，使他们了解患者心理需求，掌握病情告知的原则和技巧，处理好“告知事实”和“避免伤害”的冲突，掌握症状控制、生死问题谈话与教育等相关知识，使死亡教育成为健康教育的一部分。

2.3.3死亡教育应作为护生的必修课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在人们还未经过良好的死亡教育，不具备科学死亡观的国情下，作为培养护士的医学院校，应将临终关怀学作为护士的必修课，继续探讨“临终关怀”、“死亡教育”的适宜教学内容和方法体系，借鉴国外教育形式，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组织编写有特色、前瞻性的系列教材，使我国的死亡教育具有高起点和适用性”[8]。

参考文献：

[1] 诸葛毅，在高等护理专业开展死亡教育的社会价值[期刊论文]，医学与社会，2006（03）

[2] 传宏，杨海燕.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生死教育现状的比较.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05（3）：11―12.（3）（4）医学教育必须重视死亡教育，岳亮，《卫生职业教育》

[3] 黄天中.死亡教育概论I：死亡态度及临终关怀研究.台北：明田出版社，1992：1-532.

[4] Wong F K，Lee W M，Mok E.Educating nurses to care for the dying in Hong Kong：a problem-based learning approach.Cancer Nurs，2001，24（2）：112―121

[5] 刘辉，张希晨，李燕.灾难托起的生命伦理命题：死亡教育.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21（5）：97―99.

[6] 传宏，杨海燕.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生死教育现状的比较.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05（3）：11―12.

死亡医生论文篇10

【关键词】围产儿；死亡原因；干预措施；死亡率

【中图分类号】R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1-0602-01

目前我县围产儿的死亡率仍在较高的水平，研究分析围产儿的死亡原因，有助于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从而降低围产儿的死亡率。围产儿死亡的发生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医疗保健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等多种因素相关，通过对围产儿死亡谱及影响死亡的相关因素调查，制定适合于本地区的干预措施，对加强本地区的围产儿保健力度、提高围产保健和围产医学质量、降低本地区的围产儿死亡率有积极意义。为此对石林县5年来围产儿主要死亡原因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石林县2008-2012年孕满28至产后7天内出生的围产儿。

1.2 方法： 对石林县7家开展助产业务的医疗保健机构产科、儿科医生进行填报培训，由分娩单位负责填报并跟踪到产后7天，每月上报一次，利用三级网对个案表再进行核对，完善不详部分的追踪调查。统一使用《昆明市围产儿死亡个案表》，5年共收集围产儿死亡个案表 206 张，并于每季度进行质量控制调查，每半年进行质控漏报调查和死亡评审分析，力求数据准确可靠。

2 结果

2.1 2008-2012年石林县围产儿死亡原因 见表1。

新生儿死亡主要由新生科诊断填报，疾病诊断相对明确，前三位死因是早产、低出生体重、先天性心脏病。胎盘疾病一般由超声诊断，主要为前置胎盘；脐带病变由分娩时临床医生诊断，主要为脐带过长脐绕颈；母亲疾病主要为妊娠期高血压，孕期经积极治疗无效威胁到母体或胎儿生命而采取治疗性引产。

2.2 2008-2012年石林县围产儿死亡率 见表2

通过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后，从表2可以看出死亡率有逐年下降趋势，但平均死亡率14.27‰，仍在较高水平。

3 讨论

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胎儿监护技术的不断完善，使得新生儿的死亡率有逐年下降趋势。但围产期的死亡率仍居我国小儿死亡的首位。早产原因有：胎儿因素、胎盘因素、脐带因素以及产妇因素等，其发病最高的是呼吸窘迫综合征、极低或超低出生体重儿并发肺炎和重度围产期窒息。足月儿的发病以先天性畸形、重度围产期窒息和败血症为多。围产儿的死亡原因按死亡年龄分析，出生3天内以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足月儿重度窒息为多见；此后败血症、严重消化道与心血管畸形、继发感染和合并症等为多。

根据围产儿死亡原因，应采取积极的相应的干预措施，然而围产儿死亡率不仅与生物学因素有关，还与许多社会学因素有关，因此必须全方位的考虑制定干预措施方能有效降低围产儿的死亡率。应做到以下几点：①应该加强孕前、孕期宣教工作。由于经济、保健意识等原因，强化石林县孕产妇保健知识的宣教，提高孕产妇的自我保健意识。②加强围产期孕母管理、预防早产才是降低死亡率最直接有效的方法[1]。因此，孕期保健应通过正规、系统的产前检查可以连续观察了解胎儿和孕妇的状况，提高产前检查质量，及时发现产科合并症的早期症状和胎儿异常状况。③新生儿的监护。如果基层医院无监护条件，应及时转上级医院，有条件的医院应设立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④出生缺陷是新生儿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围产儿死亡率有重要影响[2]。要加强保健知识的普及，使孕妇了解各种不良环境因素及疾病对胎儿发育的影响，动员孕妇积极参加产前筛查。⑤积极提高医护人员的诊疗水平。加强本地区新生儿专业队伍的建设和发展，新生儿科医生应具备及时发现产科并发症的早期症状和胎儿异常情况，尤其能尽早识别出危重新生儿，按各种疾病的高度危险期积极救治。同时提高极低或超低体重儿的监护与治疗水平，对降低围产儿死亡率将有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通过对石林县围产儿死亡原因的分析，认识到只要认真做好孕前、孕期的宣传与保健工作，提高孕产妇的自我保健意识，进行正规、系统的产前检查，及时纠正产科合并症，防止出生缺陷和早产，积极做好新生监护和努力提高医护人员的诊疗水平，将可有效降低围产儿死亡率，提高围产儿的生存质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