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通知单十篇

死亡通知单篇1

一、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思想认识

死因监测工作是疾病监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该项工作，可以获得能够客观反映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等相关健康指标和居民死因谱等重要信息。卫生部门作为该指标的牵头统计部门，统计数据的科学性、准确性要求极高，各医疗卫生单位一定要提高对居民死因登记报告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和工作考核目标，强化措施，狠抓落实，确保死因登记报告工作长期、稳定、高质量的进行。

二、强化责任落实、规范工作内容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所有医务人员对发生在医院（辖区）内的所有死亡个案均有义务进行报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是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说明居民死亡及其原因的医学证明，是人口管理与生命统计的基本信息来源，因此，要求填写者及相关人员以严肃、认真、科学的态度对待此项工作。

1、凡在医疗机构发生的死亡个案（包括到达医院时已死亡、院前急救过程中死亡、院内诊疗过程中死亡），均应由诊治医生作出诊断并逐项认真填写《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医务科在盖章时负责把关，查阅并审核《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医疗机构应指定专人每天收集本院内《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及副卡，并由指定的责任科室负责对卡片进行审核汇总报告。填报时，需要将《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死因链、调查记录等原始信息如实填写，并进行根本死因确定及编码。

2、在家中、养老服务机构或其他场所正常死亡者，由本辖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负责调查的执业（助理）医师根据死者家属（或其他知情人）提供的死者生前病史、体征和/或医学诊断，对其死因进行推断，填写《居民死亡原因调查登记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负责对《居民死亡原因调查登记表》进行审核、订正，将死因链、调查记录等原始信息如实录入到“国家人口死亡信息登记管理系统”。

3、因外部作用导致未经救治的非正常死亡，包括火灾、溺水等自然灾难致死，或工伤、医疗事故、交通事故、自杀、他杀、受伤害等人为致死（含无名尸），应按照公安司法部门判定结果填报死因信息。

4、补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时，需在第一联及补发联注明“补发”及补发时间，申请人应为《死亡证》签字家属或委托人。未经救治或死因不明确的死亡病例，在开具《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以及补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时，责任医生应认真填写第一联下面的《死亡调查记录》，让家属或委托人在填写完成的《死亡调查记录》签注“以上情况属实”和签名，留存开具证明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其他证明材料。

5、《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居民死亡原因调查登记表》填写时项目必须齐全，内容准确，不得涂改，由各医疗卫生单位专管人员负责收集、汇总、保管。

6、各医疗卫生单位要定期开展死因信息比对和校核工作，补漏查错，确保人口死亡信息及时性、完整性、一致性。各医疗卫生单位要及时报告在家死亡和新生儿死亡信息。

三、加强社会宣传，增强报告意识

各单位要结合实际情况，多渠道，多层次，广泛深入的开展社会宣传，力争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使居民充分认识死因监测工作的重要意义，争取群众积极配合。各《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签发单位要将签发程序、联系电话和办理时限等在显要位置向社会公示，并将公示内容及时报送辖区派出所、民政、居（村）委会，方便群众办理。要积极调动广大乡村医生的工作主动性和责任感，引导乡村医生改变服务理念，为村民提供主动服务、便民服务，逐渐形成死者家属、村委和乡村医生的良好互动，鼓励乡村医生主动发现辖区内的死亡病例，及时调查并上报。

死亡通知单篇2

〔关键词〕大学生;死亡教育;生命意义;向死而生

1死亡教育的内涵及意义

1.1死亡教育的内涵。长久以来，各国的临床医学、法学和社会传统观念都是以呼吸、心跳停止的心肺死亡标准来判定人的死亡，这是生物学层面的死亡。在精神层面，当人缺失精神、情感和追求时，“活着而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该怎么活着，一切没有根，没有源。”［1］这是精神层面的死亡。本文所讨论的死亡范畴是生物学层面的死亡。随着医学发展，传统的心肺死亡标准逐渐转向脑死亡标准。当前中国临床医学和法学界正在努力推进我国脑死亡立法。19世纪初，由“死亡学”概念催生出的死亡教育在美国开始发展。死亡教育是指通过各类方式帮助人们获得死亡与濒死相关的知识，理解死亡本质和意义，缓解死亡焦虑和恐惧，以坦然面对生死。死亡教育从“死”出发，落脚于“生”，其本质是生命教育;死亡教育的目的不是让人们如何死，而是由死观生，明晰生命规律和存在的意义。1.2死亡教育的意义。第一，理论意义。死亡教育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必要条件之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激励人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2］。人无法控制生命的长度，但可以通过积极有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提高生命的深度和广度。死亡教育有利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死亡教育实则是一种探讨生命价值的人生观教育，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之一。人之生与人之死不仅无法截然隔开，而且在非生物学意义上，死而后生的意义更深刻，更富有伦理价值。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上很少涉及死亡教育相关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完整性和教育实效性。第二，现实意义。死亡教育有利于人们提高生命意识，正确应对突发性伤害事件。世界卫生组织的《2019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自杀是继交通事故后，造成人们死亡的第二大“夺命杀手”［3］。当人们面对各类突发性伤害事件时，死亡教育能帮助人们缓解心理恐慌，作出正确判断，例如，在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发生后积极开展灾后重建，接受心理疏导;在疫情暴发时期配合社区、街道做好疫情防控，学习科学防护知识，正确理性看待疫情。死亡教育有助于缓解医学面临的社会性问题，我国公民去世后遗体捐献率仅为0.6/100万，是世界上捐赠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许多患者因等不到供体抱憾而终。开展死亡教育有助于推进器官捐献、遗体捐赠和遗体解剖的发展。开展死亡教育，将对医学教育、科研和临床治疗具有现实意义。

2大学生死亡教育的内容

单就大学生群体而言，大学生死亡教育的内容应从认知、情感、价值三方面入手，以此涵盖查尔斯•科尔博士所强调的四个中心主题:限制与控制、个体性与群体性、脆弱性与坚韧性、生活品质与意义探索［4］。因此大学生死亡教育的内容有:死亡认知、死亡态度、情感以及死亡信念。2.1死亡认知。死亡认知首先应该包括死亡的一般知识。例如，死亡的涵义和标准、死亡的过程和方式、濒死体验和死亡文化知识等。死亡认知还包括对与死亡有关的特殊议题的认知。如安乐死、器官(遗体)捐献、自杀等话题。在平时看来，这些内容距离生活世界较远，但每个学生都有可能在未来遇到。在一项社会调查中，有85.79%的医学生对器官捐献持赞同意见，但在个人观念或者实际操作中存在顾虑［5］。2.2死亡态度和情感。死亡态度和情感首先包括对死亡权和优死权的认知。死亡权本质上是“天赋人权”，是一个人出生之后自然拥有的权利，具有自主性、不可剥夺性和相对性。每个现代人都应该避免丹尼尔•卡拉汉描述的“野性死亡”，在还能“自主”时为死亡做好准备，真正做到“属人的死亡”。更进一步，优死权是死亡权的细化，死亡权意味着人可以选择自己如何死亡，优死权意味着人可以选择自己如何有尊严的死亡。死亡是人生最后一个环节，它同优生、优育、优教、优老等其他优化环节一样，都是人类理性意识的自我调控和觉醒，是人类自身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6］。死亡态度和情感应包括对临终关怀与缓和医疗的认知。临终关怀(hospice)是指对生存时间有限(6个月或更少)的患者进行适当的医院或家庭的医疗及护理，以减轻其疾病的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患者生命质量、维护患者生命最后的尊严、减轻患者家属的身心痛苦，并帮助其能在亲人离世后尽快回归正常生活等［7］。而缓和医疗(palliativecare)是一种手段，能改善面临与威胁生命疾病有关问题的患者(成人和儿童)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缓和医疗的对象包括晚期或者慢性致命性疾病患者。在疾病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开展，且并不排斥与其他旨在延长生命的治疗手段配合开展。2.3死亡信念。领悟死亡意义。法国人文主义作家蒙田认为，我们的房间应该要有一扇可以俯视墓地的窗户，那会让一个人的头脑保持清醒［8］。面对不可逃避的死亡，思考死亡意义，足以让人们保持清醒和理性。欧文•亚隆曾提出“觉醒体验”，他认为人们通过经历动人心魄或难以平复的体验或重大事件，脱离日常琐事，进入本真存在中，从而作出积极、有意义的改变。正确认识生死辩证关系。生与死是相辅相成的自然存在，死是人出生就具有的内在因素，死亡是人的内在规定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9］。因此，必须把死亡领会为贯穿全部生命的过程。体会死亡价值。许多人在面对死亡时，呈现出“鸵鸟心态”。只有正确认识死亡，缓解焦虑和恐惧，才能真正面对生活磨难和困苦。人是社会之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复杂的人际联结中，不论其精神品质还是道德品行，若能给他人启迪，便使死亡这一世界上最孤独的事情变得有意义。

3大学生开展死亡教育的途径

目前，我国开设死亡教育课程的高校不足30所，死亡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过程尚存在较多不足。3.1政府应高度重视大学生死亡教育。转变陈旧的死亡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民间习俗中忌讳死亡。为了做到“突破传统生死观的牢笼，改变对死亡话题的忌讳，排除逃避生死恐惧死亡的心理障碍，让生死的研讨走向开放”［10］，政府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应主动转变传统落后的死亡观念，揭开死亡神秘面纱，让人们逐渐正视死亡教育，这是所有教育措施实施的前提条件。做好充分的制度保障。当前我国死亡教育较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仅有部分高校和医学类院校有相关课程。针对于此，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出台相应的指导性文件、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同时，还需要教育部门密切关注死亡教育实施的进度和各类困难，做好政策性指导和调整。此外，应成立专门的死亡教育机构或下设专门委员会，落实宏观指导、实施和监督工作，真正将死亡教育落到实处。3.2高校是开展死亡教育的主阵地。第一，死亡观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虑死亡教育的普及性和重要性，在课程设置上，以死亡教育通识教育公共必修课(以下简称“通识课”)为主，充分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心理健康教育课，打造“一主－两辅”的课程体系。通识课的课程设置。一是采取专题讲授方式。通识课作为死亡教育的主要课程，应结合实际，划分学习单元和专题，并设计情景模拟、小组研讨等互动式教学环节，增强学生参与感;二是推进师资队伍建设和师资互通。由于课程内容涉及医学伦理学等医学知识，需要打造一支由医学、伦理学、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组建的专业教师队伍，发挥各自学科优势，专题讲授不同内容。考虑不同类型高校水平差异，同行政区划的高校，可以在地区教育主管部门专门委员会指导下，组建“死亡教育教学联盟”，邀请临近学校优势学科教师到本校讲授，做到联盟内师资互通。三是面向医科类院校、综合院校的医学院学生，以及国内目前仅有的5所殡葬服务专业学生，可在开设通识课之外，将死亡教育融入日常课程教学中。四是对于开设通识课存在困难的高校，学校可以设置通识教育公共选修课，在课程时长、学分、开设班次、选修人数方面，区别于其余类别的选修课，让学生能够应选尽选，学有所获。充分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心理健康教育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在原本课堂内容讲授上，将死亡教育内容渗透其中，着力增强学生对死亡态度和情感、死亡信念的认知和理解。充分发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作用，发挥课程在心理沟通和疏导，心理调适方面的优势，辅助死亡教育开展。第二，各类实践活动与体验式教学。“一主－两辅”的课程体系可以有效保障学生的课堂学习，创新体验式教学，开展各类实践活动，可以增强学生参与感和实践性，提升教学效果。组织开展“向死而生，感悟生命价值文化周”系列活动。通过举办死亡特殊议题专题讲座，向学生介绍国内外死亡教育现状，普及安乐死、临终关怀、缓和医疗等内容。开展系列征文活动，或举办“生命意义和价值”交流分享会，鼓励学生运用生命叙事法，在与他人交流中，阐述自己的死亡认知和曾经有过与死亡相关的重大事件，谈谈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这不但可以给学生提供表达机会，更能帮助有死亡焦虑和困惑的学生缓解不安情绪。此外，高校图书馆可以开展死亡教育书籍和影视作品展播，向学生推荐生死相关的优秀作品，例如:《存在与时间》《直视骄阳》《最后的舞蹈:关于死亡》以及《寻梦环游记》《入殓师》《人间世》《急诊室故事》等优秀影视作品。灵活运用体验式教学开展死亡教育。结合学生实际和高校所在城市资源，带领学生到殡仪馆、革命公墓、安宁病房等实地参观，让学生亲身感受死亡的肃穆庄严。此外，还可以开展写遗书、立遗嘱，撰写墓志铭、生命卷轴复写、“模拟葬礼”等体验式教学;同时，也可以呼吁学生参与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和社会调查，加深学生对临终关怀的理解，为我国临终关怀事业贡献力量。3.3重视家庭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家庭教育是开展死亡教育的起点，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有利于孩子树立正确的死亡意识。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每年中国死亡人口在890万左右，如果按照每个人有10个亲属来算，有8900万人会遇到死亡问题和死亡事务处理，大学生也不例外。大多数孩子处于父母荫蔽之下，较少孩子会面临死亡场面，或者参与葬礼等，父母这一做法看似保护孩子，实则不然。没接受过死亡教育的孩子，大多数不懂得如何表达哀痛和处理悲伤情绪。因此，在家庭中，父母应该引导孩子面对亲人离世的现实，正确对待死亡，缓解离世之悲。社会教育是死亡教育更加广阔的平台，是学校和家庭教育的延伸。一是充分发挥社会及民间组织的作用，配合学校实施死亡观教育，加强宣传和推广，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2013年，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LWPA)成立，主要任务是向人们宣传和推广生前预嘱(livingwill)，填写《我的五个愿望》。此后该协会通过微信推出“掌上我的五个愿望”。近两年在武汉、沈阳、上海开设了一些死亡体验工作室，让人们亲身感受死亡过程。此外，中国内地自2014年起，借鉴西方“死亡咖啡馆”模式，在上海、北京、昆明、西安等地开始举办各类主题的死亡咖啡馆活动，取得很好的社会反响。死亡体验工作室以及死亡咖啡馆活动，形式不尽相同，但目的是一致的，旨在帮助人们反思如何好好活、尊严死，也在努力转变讨论死亡的社会氛围。二是新媒体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在对自杀等恶性伤害事件报道时，应避免过度渲染细节，坚持正面报道。各类网络平台应注意对不尊重人、不尊重生命的评论和信息进行监管和处理。只有营造出兼具人性和人文关怀的社会，才能使社会成员懂得尊重生命。

4结语

死生一体，死原本就包含在“生”中，它是生存的界限，也是生存的归宿，是每个人不能逃避的话题，也是教育不能逃避的话题。生命是一个礼物，死亡也是，面对这样的礼物，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接受它，打开它，赞美它，享受它。“生与死:同属一个核心/谁了解自己本来的家世，/谁就会将自己酿成葡萄酒/投身于最纯粹的火焰。”［11］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中找寻自己，发现生命意义，直面死亡，向死而生。

〔参考文献〕

［1］张文初．死亡默想［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45．［2］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79．

［3］WorldHealthOrganization．Worldhealthstatistics2019:monitoringhealthfortheSDGs，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EB/OL］．(2020－04－28)［2020－12－20］．

［4］CorrCA，NabeCM，CorrDM．Death＆Dying:Life＆Living［M］．2nd．Brooks:ColePublishingCo，1997:17－18．

［5］林楠，陈嘉熙，李春梅，等．医学生生死观调查研究［J］．医学与哲学，2013，34(10A):80－83．

［6］蒋涛．优死———人生的美满结局［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0，13(1):49－50．

［7］杨洪菊，杨晓雯，杨朝霞，等．肿瘤患者临终关怀护理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中华护理杂志，2018，53(12):1487－1491．

［8］欧文•亚隆．直视骄阳［M］．张亚，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36．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39．

［10］刘向辉．生命断裂处:让教育在场［J］．江苏教育研究，2009(7):8－11．

死亡通知单篇3

【关键词】 孕产妇死亡;死因分析;干预措施

作者单位：535000钦州市钦北区妇幼保健院

孕产妇死亡率是衡量社会与国民健康、母婴安全的重要指标，也是妇幼保健工作的奋斗目标。笔者对2001年至2010年钦北区39例死亡孕产妇进行调查，并对死因结果进行了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01～2010年钦北区11个乡镇和各级医疗单位反馈的孕产妇死亡报告卡和调查卡。钦北区户籍、或在钦北区居住一年以上的所有孕产妇。孕产妇死亡是指从妊娠开始至产后42 d内死亡者，其中包括妊娠各期的不同并发症(包括内、外科疾病等)，不包括意外事件死亡者。

1.2 方法 在全区范围内以钦北区妇幼保健院为中心的死亡报告系统，对所有孕产妇死亡报告卡和调查卡进行逐一分析，明确死亡原因和影响死亡因素，提出相应的干预措施，降低孕产妇死亡。

2 结果

2.1 孕产妇死亡及其变化情况 2001年～2010年钦北区孕产妇共死亡39例，孕产妇死亡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见附表。

附表

2001～2010年钦北区孕产妇死亡率

年份活产数孕产妇死亡人数死亡率(/10万)

20019195776.13

20029172665.42

20039205443.45

20049142443.75

20059219443.39

20069948330.16

200710270329.21

200810962327.37

200911866325.28

201012136216.48

合计1011153938.56

2.2 孕产妇死亡一般情况 20岁以下1例，20～30岁17例，30～40岁20例，40岁以上1例。小学文化程度16例，初中12例，高中以上4例，文盲7例。居住地在平原3例，山区36例。年收入1000元以下31例，10011500元4例，15012000元2例，2001元以上2例。孕次为1胎12例，2胎2例，3胎8例，4胎5例，5胎1例，6～8胎11例。死亡孕产妇接受产前保健情况：产前未接受检查22例56.41%，1～4次14例35.89%，5次以上3例7.69%。

2.3 死亡孕产妇分娩及死亡地点 分娩地点在家中8例20.51%，卫生院10例25.64%，县区级以上医疗单位9例23.07%，未娩12例30.76%。死亡地点家中5例12.82%，送往医院途中7例17.94%，乡镇卫生院13例33.33%，县区级以上医疗单位14例35.89%。

2.3 死因构成 产后大出血14例，羊水栓塞6例，肝脏疾病4例，肺部疾病4例，妊娠期高血压3例，心脏病2例，其他6例。孕产妇死因顺位前5位产后出血、羊水栓塞、肝脏疾病、肺部疾病、妊娠期高血压病，产科出血仍然是孕产妇主要死亡原因，与各省市情况相同1～3］。

2.4 孕产妇死亡评审结果 对孕产妇死亡评审结果为不可避免死亡11例占28.20%，可避免死亡28例占71.79%。

3 讨论

3.1 主要存在问题

3.1.1 农村孕产妇保健意识差 39例孕产妇死亡城镇占3例，山区占36例，产前未进行产前保健22例56.41%，死亡地点家中5例12.82%，送往医院途中7例17.94%，反映农村孕产妇死亡率高于城镇，主要受经济收入差、文化程度低、计划外偷生，怀孕后未按时进行孕产期保健，有产科危重症、内、外科合并症等未能提前发现和及时处理，是造成可避免死亡的主要原因2］。另外农村孕产妇自我保健意识差，不接受孕期保健知识宣传、对妊娠及分娩过程可能出现的风险认识不足，同时死亡的农村孕产妇多处于交通不便、交通工具缺乏的边远山区，在出现危重情况时未及时有效转诊救治而导致死亡，是边远山区孕产妇死亡另一个重要原因，与吴方根、赵梓伶等研究一致1］。

3.1.2 三级保健网络和产科质量有待加强 农村妇幼三级保健网络管理工作还存在差距，死亡的孕产妇大部份的未做产前保健。产科出血仍是最主要的死亡因素，其次是羊水栓塞，与我国历年来各地区的统计相同。主要是因为死亡孕产妇未进行产前保健，未及时发现和处理引起产后出血的相关高危因素，如多胎、前置胎盘、妊娠期高血压病。其二部分产科人员基本技能薄弱不能很好掌握产科出血防治技能和羊水栓塞的早期识别，造成处理延误而导致孕产妇死亡。其三产科人员不能很好掌握与产科相联的内、外科知识，对孕产妇合并有内、外科疾病不能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也是导致孕产妇死亡的一个原因。

3.1.3 市县级产科“绿色通道”有待进一步完善 从孕产妇死亡地点分析，孕产妇主要死在家中、送往医院途中和乡镇卫生院，可避免死亡28例，不可避免死亡11例，说明孕产妇死亡由家中逐渐向医院转移，基层卫生院因血源紧张、抢救措施和技术力量薄弱，转到上级医院时已因不可避免死亡而造成死亡。

3.2 干预措施

①各级政府部门应关注孕产妇健康，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开展农村孕产妇住院报销补助等措施，提高住院分娩率。②应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大力宣传孕产期保健的重要性，充分发挥三级网络作用，开展孕情摸底及早建卡，提高孕产妇系统管理及高危妊娠管理水平。③加强产科人员的业务培训，产科人员应加强责任心，严密观察，早期识别出血倾向，提高失血性休克的抢救能力，另外，应在产前加强产后出血预测评分，筛查出高危因素及时转至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分娩，同时产时产后仔细监护等相应的措施，必要时切除子宫以抢救产妇的生命3］。提高各级妇幼人员的急救、应急能力，对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尽早诊断、治疗，有高危因素的提前住院。④完善产科急救绿色通道，加强各医疗单位及学科间的密切配合，公布急救电话，以保证绿色通道的畅通。加强孕产妇急救、转诊网络建设，建立孕产妇抢救应急机制是降低孕产妇突发死亡风险的有效办法4］。⑤重视孕产妇死亡评审，找出孕产期保健及产科处理上的薄弱环节和存在问题，及时对导致孕产妇死亡的原因提出干预措施，这对降低孕产妇死亡率起着积极作用。⑥继续巩固“降消”成果，提高住院分娩率，对困难孕产妇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助，多部门合作，把孕产妇死亡降到最低点。

参 考 文 献

［1］ 吴方根,赵梓伶,等.2009年四川省孕产妇死亡评审结果分析.中国妇幼保健，2011，26(16)：24512454.

［2］ 姚淑霞,郭敬春,等.东昌府区近10年孕产妇死亡情况分析.中国妇幼保健，2011,26(17)：26012603.

死亡通知单篇4

摘要海明威的“哲学”是通过作品体现的“行动哲学”。他笔下的人物从不因耽于思考而延缓了行动,而是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各种活动中去,通过这些丰富的活动,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健壮无畏的“硬汉形象”,也可以清楚地感到其中蕴含的对人生价值和终极意义的追求和思索。

关键词:海明威作品 死亡主题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海明威从事创作的重要切入点是死亡主题

死亡在海明威的作品中是大量、经常性地出现。所以马尔科姆・考利认为“他的大多数作品……一般来说都是专门以死亡为主题的”。赫・欧・贝茨则不无夸张地认为“其实海明威只有一个主题――死”。对于死亡与自己的作品的紧密联系,海明威在《死在午后》中也予以承认:“那时我在尝试学习写作,从最简单的问题着手写,而最简单的问题之一和最根本的问题即是暴力造成的死。死……是可以用来作为写作的主题之一。”

由此可见,死亡是海明威从事文学创作的重要切入点,他对死亡的描述表达了他对人生、历史、社会的思考。因此,为了我们更好研究海明威的创作艺术与思想,我们有必要探讨海明威作品中的死亡描写。

二 生活经历和个性对海明威死亡主题创作的影响

海明威从小就关注暴力、死亡,并且在他的身上还存在一些暴力的潜在因素。当他走向文学道路时,更是竭力从生活中寻找死亡的素材,并在作品中表露这一主题。

战争创伤、多次事故、做噩梦等形成了海明威痛苦的晚年,其整个身体处于崩溃的边缘。而亲朋好友的接连逝世,文学灵感的不再,更让他的精神承受着难以忍受的折磨。最终,海明威选择了抛弃一切痛苦,让生命与死亡合二为一。

生活中的海明威一直认为自己是强者,自己不能战胜时,就用暴力方式报复。晚年的海明威经常向妻子发难,中伤妻子。他是由于自己沉浸在享受奢华生活当中,抛弃了未完成的事业,心中感到懊悔?还是对死亡有所惧怕,以愤怒疏解自己对死亡的恐惧?个中答案,除他外已无人能够知晓。但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海明威在文学上是成功的,他把自己的思想成功地融进了作品之中。海明威竭尽毕生去体验死亡,辛勤创作,在生命存在中感悟死亡,在死亡中探寻生命的真谛。

三 戴着死亡枷锁的舞者

在海明威的小说中,他正确地把握了战争和战后人们的焦虑、无所适从的心理,想设法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给人们以精神导向。所以他的作品在普通大众中产生极大反响。但他并没有为读者指出一条可行性的出路,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能给人们一个与众不同的解读空间,继而让读者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奋斗的方向。所以关于海明威作品中死亡主题的论述,就有许多不同方面。

海明威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曾在炮火与硝烟中品尝过死神降临的滋味;他又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也许正因如此,他一直关注死亡,并将“死亡”作为他文学创作的主题。

死亡是海明威的文学主题,而写作则是他摆脱对死亡惧怕的方法。在《死在午后》中他写道:“那时我开始尝试创作,写最简单的问题,而最简单的问题之一就是暴力造成的死亡。”海明威一生都致力于研究死亡的发展史,通过战斗,他看到了人类的杀戮,看到人类尊严丧失。通过死亡和暴力在斗牛和战争之间找寻共同点,感悟到英雄的斗牛士与凶狠的公牛在死神面前那珍贵的生命。在疾病与创伤中游离于死亡边沿,在作品中抒发着先行于死亡的感受。海明威是一个死亡超前体验者,也可以说是在活时就体会到死时的感受,但这种经历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只有创作才能削减他的内心痛苦,使其获得人生的真正领悟。海明威死亡观的形成与当时社会背景不能没有联系,但主要与他自己对生命死亡体会有重大关联。

海明威的死亡主题的积极意义,在于他把他的死亡主题,描述成一种理想,一种英雄主义。

在《老人与海》中,死亡变成了一种因果关系,体现悲剧色彩。老人杀死了大马林鱼,把它绑在船侧,表面上他是胜利者,但是他明白事情不是这么回事。此刻,老人已经预见下一个死亡的即将到来。大马林鱼的死给老人带来的不是幸运与富有,而是一场激烈残酷的战斗。老人在困难危险的时候把死当作美好的事物对待。最后,老人这种精神使他成为一个积极向上努力抗争的男子汉。尽管许多文学评论家都认为海明威在开始创作时很少运用象征手法,但海明威作品中的象征元素是明显存在的,海明威自己承认他作品中是可以看出运用了象征手法。而恰恰由于象征手法给读者无限的解读空间,才使海明威作品中的死亡意识充满了两难的境地。

《永别了,武器》有这样的描述:“那年树叶落得早,我们看到部队沿路行进,尘土飞扬,树叶被微风吹动,纷纷落下,部队继续前进,后来,路上空空荡荡,只有散落的树叶。”这段描述,读者看到的是尘土、落叶。树上的叶子干枯了,悄无声息地落下来,最终化为尘土,这些树叶和尘土象征着这些将士的未来命运还是象征着人类的精神状况?小说中的主角是否也与落下的树叶一样,最后归于死亡,重回大自然?这些全部有关死亡主题的展示,都在暗示读者们做出明智的决断和抉择。然而海明威无法、也不能给读者一个直接的抉择。海明威描述死亡主题,主要是想让读者去深刻感悟死亡的主题,去思考作品中主人公为何而死,去判断死得有无价值。这众多问题每一个都有各种各样的解答,人们很难判断哪种解答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海明威不是一个哲学家,他的文学创作尽管有很深奥的哲理性,但是却不能把它与科学的哲学划等号,也不应将他文学作品中描述的战争的,死亡的、非理性的世界做某些格外确定的诠释。由此可以说,海明威是个戴着死亡枷锁的舞者。

四 海明威作品中死亡主题价值

1 消除了人们对生命有限的恐惧

死亡是人类生命历程中最后一个环节,是生命的结束。人们如果能坦然面对死亡,这就意味着人们对生命的理解中已经存在有超越个体生命价值的更高的最终价值。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死亡正好导致了价值的形成,是人类更好生存、精神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大转机。

生命不仅是一个个体而存在,更是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若更好地领会到个体作为人类的存在,获得了高于个体生命价值的内在的坚定体之后,精神状态这一层面就消除了生命短暂的恐惧,打破了个体生死矛盾的边界,也就能在否定中保持肯定,在死亡中找寻永久,就可以用一种自己挑选过的死重新获得自我领悟和明确自身的生存内涵,把被死亡分裂开的生活、经验构成一个统一有机体,得以更加完善的人性的价值构成。

2 生命最终价值的构建

在海明威的精神世界里,他不仅清醒意识到自己作为单个个体的存在,而且也意识到自己是社会共同体的一部分,他人生的最终价值都会导向救赎行动的本身。

海明威以自己独特的精确的观察,把战争作为社会的一个缩影,深切地关注人类的生存,因此他也成了“迷惘的一代”的发言人。然而,海明威不仅仅是迷惘者的发言人,他同时也是一个驱赶迷惘的人。他在那个原来价值丧失的生活空间里,努力地找寻生命的、超越自然的本质,他描述的硬汉形象就是他自我灵魂的化身。他们挥舞生命之剑,在生与死激烈对抗的大潮中,高歌着一首首激情高亢的生命之歌,人类生存法则、道德的规则就在死亡威胁渐渐失去中得到拯救和升华。

《没有被斗败的人》中的曼埃尔・加西亚在斗牛场上,以自己病残的身躯去勇斗最凶狠的公牛。曼埃尔不惜牺牲性命为代价,博得了人类的尊严和赞许,也让海明威向人们展示了人类精神和价值标准能够被救赎的有力证据。

海明威一边在痛苦揭露人类的不堪命运,另一边又在以良好向上的热忱甚至生命去拯救人类精神价值体系,重生人类应有的正义、勇敢和尊重。在他风烛残年的时候,当记忆力和写作能力被医院电疗器彻底摧毁,当生活不再有意义的时候,他便无畏地迈向死亡,超乎寻常的死亡方式恰恰展现了他所梦寐以求的死亡价值观。海明威虽然远离我们而去,但他留下的却是永恒的灵魂。他的生命以及他对于生命最终价值的思考与关注已经成为人类弥足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给予当代人深刻的启发。

五 结语

死亡与海明威的一生和文学创作融合为一体。也正是死亡激发了他对人类的艰难困境的认知和对抗,也促进他对人类的生活环境及生存和死亡的关系进行深入关注与思索,促使他去探究人类的前途与命运。他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把自己对死亡的认知、对社会历史的批判、对死亡之美的追求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不是哲学家、社会学家或美学家,但他对死亡的认知因其独到而多样的阅历而让人们感到更加真实与深刻。

参考文献:

[1] 杨建芳:《超越死亡――海明威死之哲理》,《科教文汇》,2008年第7期。

[2] 胡涛:《海明威超越死亡的硬汉精神》,《时代文学》(理论学术版),2007年第7期。

死亡通知单篇5

生命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生命的教育。但欧美与台湾地区对这个概念未形成统一的共识。我国内地学者对此概念定义也不尽相同。但人们都认同这样一点：“生命教育是指通过对青少年进行生命的教育、生命发展知识的教授，让他们对自己有一定的认识，对他人的生命抱珍惜和尊重的态度，并在受教育过程中，培养对社会及他人的爱心，尤其是残疾人的爱心，使青少年在人格上获得全面发展”。

生命教育可帮助学生学会尊重生命、体验生命进而超越生命，能帮助大学生规划人生每个阶段独特的生命价值。同时生命教育有助于大学生建立和谐的人格，提升当代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

二、医学教育融入生命教育的意义

1.对于医学生本身的意义

医学生首先也是大学生，在接受医学教育之前，也未曾有过任何关于生死的教育。如今大学生学业及就业的压力大、负担重，很多学生感到活着没有意义、活的郁闷，有的人寻找刺激，如沉迷于网络、钟情于“死亡游戏”；有的人不尊重生命，如青少年早孕；有的人忽视生命，如不断有报道大学生自杀事件。对医学生进行生命教育，首先就是让学生自己明确生命的意义及价值、尊重生命个体，学会正确面对困难和挫折，树立正确的生死观。

2.对医学教育的意义

医学生从一年的人体解剖课开始接触到死，到未来的临床工作中要面对生命的消逝，都会有恐惧和焦虑。生命教育就是让医学生对生和死有正确的态度，获得生与死的科学知识、技能，良好的人际沟通技巧，尊重他人的态度，提高学生接受死亡的能力和为临床病人提供帮助的能力。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来，医务人员的职责就从以疾病为中心转为以病人为中心。因此医务人员的工作除了预防和治疗疾病以外，还要注重病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的需求，临终关怀既是这一理念的一项具体表现。生命教育可以让医学生明确死亡的本质、伦理道德，把握临终病人的生理、心理需要，诚心地进行劝慰、照料。能采用各种技能满足临终者及家属的身心需要，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以期能够平静地面对死亡、接受死亡，获得满意的的临终生命质量。

三、课程设计构想

医学生首先也是大学生，应对其首先进行生命教育的元素教育，进而融入安宁缓和疗护知识教育。本人借鉴台湾学者及大陆学者关于生命教育的设计结合医学生的医学教育背景，预设计四个主题八个单元的课程。前四个单元以生为主题，即从哲学的角度取向强调人生观与人生哲学；从生命教育取向强调自我、人格与人际。后四个单元为死的主题，即从生死取向培养学生有关生死的智慧；重视生命终极关怀与生命意义的体现。前四个单元包括认知死亡、生命与信仰、挑战生命及爱与你我；后四个单元为由生到死、珍知生死、认知自我和安宁疗护。

以上的教学内容将会通过讲述、多媒体音频视频、情景模拟、小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进行，让学生有更多机会来切实体会生命的真谛。

死亡通知单篇6

一、美国

美国是死亡教育兴起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1959年，费费尔从行为科学角度写了《死亡的意义》一书之后，死亡成为热门话题，成为死亡教育发展的里程碑。美国儿童教育认为，实际上，3周岁的幼童大多已接触到“死亡”这个词。他们可能会在跟小伙伴的交流中提及“死亡”，并对其感到既神秘又恐惧。而在此之前，他们往往不会如成人那样，为亲人的死亡带来的哀伤背上沉重的情感包袱。他们只是想知道死亡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此而已。

对于孩子提出的“死亡问题”，美国家长总是作出最为直截了当、简单明了的回答，并尽量避免似是而非或模糊不清。此外，他们也较少利用神话或宗教中的诸如天堂、地狱之类的传说来对死亡作出解释。这是因为他们认定，尽管作出这样的解释也许最为简单轻松，但要是孩子长大了并不相信这些，那他就必然会陷入更深的无所适从之中难以自拔。

为此，美国的一些小学校里甚至开设了别具一格的“死亡课”。在教育部接受过专门训练的殡葬行业从业人员或护士走进课堂当起教师，跟孩子们认真地讨论人死时会发生什么事，并且让他们轮流通过演剧的方式，模拟一旦遇到亲人因车祸死亡等情形时的应对方式，体验一下突然成为孤儿的凄凉感觉，或走进火葬场参观火葬的全过程，甚至设计或参加一台模拟的“向亲人遗体告别”仪式等等。尽管也有人认为这么做可能会给孩子心中留下阴影，但大多数教育专家和家长却对此表示支持。孩子们还在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来到郊外专为绝症患者提供善终服务的宁养院，把准备好的五彩缤纷的花瓣轻轻撒向临终者的床榻，送上祝福的话语，微笑着目送他告别人世。

二、日本

近年来日本出版界以死亡为主的著作日渐增多，先后出版了《生与死的思考》、《人生的临终图画》、《对孩子来说什么是死》等书籍，朝日文化中心编制了《死前的准备教育》录音带和教科书。 自1975年以后的旧年间，有关死亡专题的出版物迅速增加，死亡不再是日本人避讳谈论的话题。上智大学的教授致力于伦理学、死亡哲学的研究，积极提倡死亡教育，举办与死亡相关的演讲活动，努力消除日本人对死亡的种种恐惧及错觉。

1984年成立了“生死问题研究会”，每年定期召开一次，例会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的晚上，在上智大学举行，针对“死亡的意义”、“丧亲之痛”、“老人与死亡”、“自己的死亡”等有关课题，分7个小组进行讨论。目的是希望人们互相倾诉、安慰，进而寻求生活的价值，学习照顾临终病人及家属，思索生命与死亡的意义等。

三、德国

死亡通知单篇7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对本市2004年上报的妇幼卫生监测报表，孕产妇死亡监测报告卡片及国家检测点，由专家、省、市、县、乡、村级妇幼保健人员到当地派出所、医院、计生委等部门核实质控补漏数据。

方法：将所有上报病例进行分类统计：分析死亡原因，探讨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措施。

资料统计：全市2004年共有孕产妇99 055人，死亡孕产妇68人，孕产妇死亡率为68.65／10万。其中：死亡地点：市级7人，占死亡人数的10.29%；县级25人，占36.76%；乡级14人，占20.59%；村级4人占，5.88%；家中6人占，8.82%；途中12人，占17.65%；分娩方式：自娩38人占55.88%，剖宫产10人，占14.7l%；阴道助产11人，占16.18%；未娩9人，占13.24%；产检次数8次以上5人，占7.35%；4次以上28人，占41.18%；4次以下27人，占39.71%；未检8人，占11.76%。年龄分布：21~25岁12人占17.65%，26~30岁7人占10.29%，31~35岁27人占39.71%，36~40岁21人占30.88%。孕周：除2死胎引产大出血外，其余在妊娠35~42周之间。胎次：第一胎13例占19.12%，第二胎41例占60.29%，3~6胎14例占20.59%。文化程度：高中以上6人占8.82%，初中以下62人占91.18%。经济水平：>200元16人占23.53%，>100元18人占26.47%，>50元26人占38.24%，

讨 论

死亡原因：在68例孕产妇死亡中，农村多于城市，山区多于平原，高龄、经产妇、文化程度较低和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孕产妇死亡率均较高，这与农村经济、文化、医疗卫生、交通、保健设施等落后有密切关系。其中：直接原因：47例，占死亡总数的69.12%；间接原因：21例，占死亡总数的30.88%。产后出血：31例，(胎盘因素：胎盘植入1例，胎盘粘连1例，胎盘残留3例；软产道损伤：子宫破裂3例，宫颈裂伤2例，阴道壁裂伤7例；宫缩乏力12例；凝血机制障碍2人)占死亡总数的45.59%；妊娠期高血压疾病：15例(3例死与HELLP综合征，1例急性肝坏死，1例脑出血，2例脑水中，1例肺水肿，5例合并多器官衰竭死亡，2例分娩后合并DIC死亡)占死亡总数的22.06%；子宫破裂：4例，占死亡总数的5.88%；羊水栓塞：4例，占死亡总数的5.88%；产褥感染：2例，占死亡总数的2.94%；胎盘早剥：2例，占死亡总数的2.94%；内科合并症：10例，占死亡总数的14.71%。

死因分析：在68例死亡孕产妇中可避免死亡40例，占死亡总数的58.82%；创造条件可避免死亡者：15例，占死亡总数的22.06%；不可避免死亡13例，占死亡总数的19.12%。造成孕产妇死亡的三大误区：家庭内作出就诊决定的延误；在到达卫生机构时路途交通的延误；卫生机构得到有效治疗的延误。

避免死亡的对策：①提高产科质量，加强对基层妇幼保健人员的专业理论水平和技术操作能力的培训。产科出血是孕产妇死亡的第一原因，这与全国孕产妇死亡监测专题调查造成孕产妇死亡原因是相同的。主要原因是接生人员技术偏低，不当的处理造成子宫破裂、胎盘滞留等。故应重点强化对产后出血防治的培训。组织基层产科医生学习识别、处理，产科出血的知识和技能，提高他们的助产技术及抢救能力。以便能够有效的控制可以避免的孕产妇死亡。②提高住院分娩率，指导村级保健人员掌握孕产期系统保健及高危妊娠管理，对筛查出的高危产妇应专案管理，对高危因素>5分的孕产妇应及时转诊，把握时机，对到预产期或接近预产期者应护送到乡级或乡级以上的卫生院住院分娩，不属自己医院处理范围的病人坚决转上级医院就诊。杜绝村级接生员及诊所接生。本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15例中，除1例死在家中，1例死在途中，其余13例均是发生抽搐且出现HELLP综合征及多功能衰竭、脑出血等才转入正规医院的。如能系统孕期检查，及时发现高危因素，及时处理是可以避免的。③改善基层医院的医疗设施，在督导中发现有些基层医院设施过于简单，产房和普通诊室没什么两样，有些甚至连正规产床都没有，更不用说必需的抢救器械。这种医疗保健服务设施滞后的状况亟待政府解决。④杜绝把妇幼保健机构当作自收自支单位推向市场，致使妇幼保健机构经费缺乏，无资金购置必要的医疗设备，对基层妇幼保健人员的管理、指导、培训等工作也难以落实，严重影响了病理孕产妇的救治，也严重影响了我市规划目标的整体推进。⑤要进一步对农村孕产妇加强宣教及交流，典型说教家庭接生的危险性和住院分娩的安全性，使其加深对保健知识的了解，懂得保健的重要性、懂得生命只有一次，而且是两条人命，这两条命对一个家庭来说是意味着什么。这样才能增强及提高孕产妇的自我保健意识，找到自我生存价值。才能使孕妇及家人作出就诊的决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选择医院最好一步到位，以免造成人财两空、家破人亡的结局。⑥对特困户的孕产妇，应呼吁政府投资或筹集社会资金，设立孕产妇贫困救助基金会实行救助。同时应建立县级产科急救中心，做到人员、技术、设备、血源及交通工具的配套，提高危重孕产妇的抢救成功率。为实现以2000年为基数，孕产妇死亡率下降1／4的目标而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沈新虹，周坚.118例围产儿死亡分析.中国妇女保健，2005，20(20)：2614~2615

死亡通知单篇8

关键词：死亡教育 学生 生命

一、死亡教育开展的必要性

死亡话题十分沉重但又无法避免。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中，从来都很忌讳“死亡”这两个字眼，家长、老师也很少跟孩子谈论这个话题，即使孩子碰到这方面的困惑，也往往会以一个美丽的故事搪塞过去。正规教育由于不知道如何涉及这些敏感话题而放弃，从而将学生对于这些领域的好奇感和不知所措丢给其他的不科学方式来侵占，导致的结果就是：年轻人自杀以及和死亡相关的心理问题增多。回避式教育，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教育方式，在“死亡”问题上的模糊其词，其实是妖魔化、神秘化了“死亡”这个事件。我们都知道，“死亡”这个事件每天都在世界各地频繁地均衡地发生着，就概率上来说，其实不过就是“普通事件”。据专业机构的数据显示：自杀是15岁～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170万人因家人或亲友自杀而出现长期、严重的心理创伤，16.2万未成年人因此失去母亲或父亲。这种严重的心理影响会持续10余年，甚至会影响到他们的后半生……鲜花是灿烂的，人生是美好的，可是，再美的鲜花也有枯萎的时候，再靓丽的人生也有终结的时候。既然人的死亡不可避免，那么，就应当教会学生正确面对它。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死亡教育。在美国，很多中小学校实施死亡教育课程。在“死亡课”上，一些殡葬行业从业人员会跟孩子们认真讨论人死时会发生什么事。在英国，健康教育的标准也包括了“死亡和丧失”课程，为年龄低至11岁的儿童开设内容与死亡有关的课程

二、死亡教育开展的目的

四季更替，新陈代谢，这是社会的正常现象。通过对学生加强死亡教育，首先可以让学生对死亡有科学的认识，了解生命的宝贵，从而珍视生命，享受生活，减少自残、自杀或相互残杀等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发生。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我现在信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个生命；三要发展这个生命（就是进化）”。正如鲁迅所言，让孩子学会关注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乃至敬畏生命，是为人父母者应当尽的责任，同时也是教育工作者甚至全社会应尽的社会责任。其次，在时空的长河中，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标示和衡量生命的指数除了长度，还有宽度和内涵。当遭遇重大疾病和自然灾害，生命回天乏力时，了解了人生的要义，就可以坦然面对死亡，减少对死亡的恐惧，也能减轻家人失却亲人带来的痛苦。第三，让学生学会珍惜。在家，珍惜亲情；在学校，珍惜同学友情、师生情。学会理性对待矛盾，珍惜自己和他人。现在一些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受挫能力差，碰到一点问题就会表现出强烈的“死亡本能”，容易把死当做一种解脱行为，死亡教育一方面要破除其神秘性，让学生了解相关知识，另一方面也要赋予死亡的神圣性，学生直面此事，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三、正确开展死亡教育的方法

死亡教育在内容上应包括应急避险、生存教育、发展生命的教育等，可以通过死亡话题讨论、开展死亡场景模拟以及临终关怀渗透等多种形式来进行。比如在汶川大地震中一些学校组织的悼念亡者烛光晚会，5.12全国防灾减灾日一些学校进行的突发事件安全演练，都是进行死亡教育的好形式。但在具体教育中，特别要注意方法。我国在这方面的教育起步较晚，缺少相应的文化和气氛，所以现阶段应以讲述为主，不要操之过急。那么，怎么正确开展死亡教育呢？

首先加强学生心理辅导，切实加强挫折教育。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自杀？一方面是大环境的改变，现在很多东西都得靠自己去拼搏，导致个体的生存压力非常大。人们对物质的追求永无止境，但内心却非常空虚。现在人们承受挫折的机会少了，心理承受能力也变差了。另一方面，家庭结构以三口之家为多，独身子女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思想环境中，缺乏与同龄亲人的沟通和交流，一旦有了自杀的念头，这些“温室里的花朵”却难以排解。开展死亡教育，就要加强学生心理辅导，要教育学生学会尊重，学会关爱，学会理解，学会宽容，学会共同生活。同时，应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逆境教育，引导学生认识生命只有在战胜苦难中才会有乐趣和生机，从而能够更加欣赏生命、珍惜生命、提升生命的意义和质量。在学生受挫后，老师和家长应充分体现出细心，耐心，要密切关注学生动态，了解学生思想，帮助学生正确地看待挫折，面对挫折。

其次在开展安全教育、感恩教育等活动中渗透生命教育。例如，通过参观交通、消防等安全教育图片展览，将一个个身边的真实的案例展现在学生面前，或是惨不忍睹，或是怜悯叹息，或是抱怨痛恨，那一幕幕，都是对学生心灵的撞击，都将产生情感的共鸣，从中让学生们认识了真谛：“生命只有一次，请珍爱自己的生命，注意安全。”

死亡通知单篇9

文章编号：1009-5519（2008）07-1007-03 中图分类号：R38 文献标识码：A

程序化细胞死亡（Programmed cell death，PCD）是一种可以去除受寄生虫感染的细胞的机制，然而在宿主细胞中寄生虫又可以诱导或者抑制宿主细胞的凋亡。近些年来发现原虫也会发生程序化细胞死亡，也就是说在经受多种刺激后原虫也会有自杀的表现。本文重点对比几种原虫在宿主细胞程序化死亡过程中的机制。

1 程序化细胞死亡

PCD是受遗传控制的主动过程，被证实广泛存在于所有已知的多细胞机体中，以及越来越多的单细胞真核生物之中。本文着重讨论最常见的PCD：凋亡（PCD I 型）和自噬（PCD II 型），虽然凋亡与自噬的细胞表型非常相似，但是在生化过程及形态上有着显著的不同。

凋亡是多细胞机体中最主要的PCD形式，它在维持正常的生长发育和内环境稳态的过程中起作用，而且也能保护机体免受细菌、病毒、寄生虫的感染[1]，不仅如此，还能阻止癌症的发展。凋亡相关的清除作用对清除不需要的细胞非常有效，并且可以将炎症的过程控制在起始阶段。

触发凋亡即可以通过外部通路（死亡受体），也可以通过内部通路（线粒体或者诱导应激）。两者的共同部分是，半胱天冬酶（caspase）家族蛋白激酶的激活导致的细胞解体。凋亡过程的核心表现是Caspase介导蛋白的级联反应，因此从反应开始就必须适当调控。在调节因子中，B-cell lymphoma 2 (Bcl-2)蛋白家族和肿瘤抑制蛋白p53是最为重要的[2]。

凋亡的最后阶段伴随着独特的形态学和生化的改变，包括细胞收缩、膜泡形成、质膜通透性改变、磷脂酰丝氨酸的暴露、线粒体完整性丧失、染色质凝聚、特征DNA断裂和蛋白质裂解。

在受到触发的最初几个小时内，普遍地发现凋亡是用来去除不需要的细胞的方式。除此之外，细胞还可以进行一种延时的自噬形式的死亡。自噬最早发现于真核细胞中，是一种由于缺乏养料和缺氧应激引起的援救机制[3]。有限的消化细胞中的物质和细胞器，可以帮助细胞提供能量，并且维持其存活数日，然而，如果情况没有改善，自身消化继续进行就会最终导致自噬形式的细胞死亡[3]。在癌症细胞中其对凋亡具有抵抗性，可是自噬仍然可以被诱发。

2 单细胞寄生生物中的PCD

对于多细胞生物而言，PCD的实质是在发育、环境稳定、防御等方面起作用。然而，在单细胞生物将导致整个机体的死亡。以目的论的观点来看，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很难理解自杀对生物有何好处。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单细胞生物中有PCD的发生。到目前为止，有报道在至少13种单细胞真核物种中发生着形式多样的PCD，这些物种分属于6种不同的生物系统树分支，包括非寄生生物和寄生生物。在寄生生物中，PCD在动基体目原生动物寄生虫中有报道，如锥虫[4]和利什曼原虫[5]、贾第鞭毛虫[6]、人酵母菌[7]、阴道毛滴虫[8]、恶性疟原虫[9]。

现在发现单细胞生物可以组织他们自身成为一个总体，在这总体中发生着细胞间通讯。因此，在多细胞生物和单细胞生物间的界限并没有以往认为的那么分明[10，11]。寄生虫都会在一特定的位置，因为常常发现感染宿主的一个群体仅仅是一个或少数几个个体，并且大多数导致感染的群体表现高度一致的遗传信息。即使一小群体死亡，它的遗传信息也会被遗传相近的同胞传播。由于受到发展扩张的压力一个宿主体内的寄生虫会全部死亡，过早地导致宿主的死亡或损伤，这对于宿主体内全部寄生群体是灾难性的，甚至包括那些复制占优势的群体。这种发展的概况可能可以解释一些观察到的单细胞寄生虫PCD相关的现象。

3 寄生虫介导宿主细胞死亡的规律

众所周知，在某些条件下原虫调节和控制宿主细胞凋亡以确保自身能够在宿主中存活。抑制的强度和凋亡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种类的寄生虫以及不同宿主细胞中表现不同。一些寄生虫可以调整细胞的凋亡路径，以应付全身的抗寄生虫免疫。在免疫系统的细胞中触发细胞凋亡不仅可以协助寄生虫存活，以及在有免疫活性的细胞中继续发展，也会保护宿主细胞免受无法抵抗的免疫病理反应的损害。

4 宿主细胞死亡的诱导

4.1 动基体目：T. cruzi是一种典型的细胞内寄生虫，其具有增强、诱导、抑制宿主细胞凋亡的潜能。很显然，在T、B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中凋亡的诱导是为了逃避宿主免疫系统的作用[12]。

实验发现将T.cruzi寄生虫感染的巨噬细胞和凋亡的T细胞共同培养，会导致细胞内寄生虫的复制增加。其中巨噬细胞释放前列腺素E2和肿瘤生长因子β，这两种物质会减弱炎症应答反应，增加鸟氨酸脱羧酶的活性和产量，从而促进寄生虫的复制[13]。在利什曼原虫属感染期间，FAS-FAS配体复合物和肿瘤坏死因子受体1的增量调节与淋巴细胞的激活诱导的细胞死亡有关[14，15]。

4.2 疟原虫：疟原虫在红细胞外期，保护细胞免于死亡是受感染的肝细胞的突出特性。然而，在裂殖子时期景象就完全改变了，并且寄生虫依赖的宿主细胞死亡此时也开始启动[16]。起初不能理解，使宿主细胞免于凋亡的保护作用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转化为促使其死亡的作用。可能的解释是使宿主细胞免于凋亡的保护并没有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自体吞噬的细胞死亡被诱导了[3]。实际上观察到凋亡的特征可以解释这个假设，例如在P. berghei感染的离体肝细胞中，发现caspase活性的缺失、DNA断裂以及线粒体早期的破坏现象[16]。目前尚有待发现类似自体吞噬的细胞死亡，到底是由于宿主细胞因为饥饿而诱导，还是由分泌的寄生虫因子所启动。

4.3 其他寄生虫：在靶细胞中溶组织内阿米巴能够通过一种相互依赖的机制来诱导凋亡，这种机制是与寄生虫的一种半乳糖胺抑制型的粘附凝集素相互作用来介导[17]。在暴露到E. histolytica中后，可以发现DNA断裂、caspase活化以及磷脂酰丝氨酸转移到细胞膜外等现象，但是B细胞淋巴瘤蛋白的过度表达并未阻止DNA的断裂。小鼠的靶细胞的凋亡可以通过Fas-Fas配体和TNF-R1不同的信号传到通路诱导[18]。目前发现多种激酶的增加表达和激活是E. histolytica诱导的程序化细胞死亡的一部分[18]。

在培养人阴道上皮细胞中，牛毛滴虫和T. vaginalis[19]分泌的半胱氨酸蛋白酶诱发了PCD。假设这是一种宿主抑制炎性或免疫反应的机制，那么这就有利于寄生虫在慢性感染中存活[20]。

5 总结

尽管原虫的PCD的观念已经被广泛的接受，但是具体的分子机理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受体、信号传导通路以及执行分子等尚不清楚。但是，大多数重要的原虫可以从遗传学方面操纵，并且已经完成了基因组测序。有这些工具和知识存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可以期望有更多的有关原虫PCD的消息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抗寄生虫的新方法出现。

对于细胞内的寄生虫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宿主细胞的存活，多种寄生虫所参与的宿主细胞信号传导通路已经被研究了很多年。然而，现在对于寄生虫衍生的诱导宿主细胞通信的关键因子还知之甚少。接下来的几年里，主要的挑战是确证寄生虫分泌的分子的作用，其所介导的抑制宿主细胞凋亡仍然是未知环节。根据以上的认识，遗传学改良的寄生虫有希望成为研制活疫苗的候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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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通知单篇10

一、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的基本内容

关于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和研究：

（一）本罪的客观要件

对本罪（基本构成）的客观要件，刑法第133条规定的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据此，一般认为，本罪成立在客观上应当同时具备以下三点：第一，行为人必须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主要包括公路、水上交通运输中的各种交通规则、操作规程、劳动纪律等等。第二，必须发生重大事故，且“重大事故”必须“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第三，重大交通事故必须发生在交通运输过程中以及与交通运输有直接关系的活动中，即重大事故与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①]司法实践中应注意：（1）如果行为人没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即使有其他过错行为而引起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重大交通事故，也不能成立交通肇事罪。[②]（2）如果行为人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也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但该事故并非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之行为引起，对行为人亦不得追究交通肇事罪的罪责。

作为过失犯罪，本罪以实害结果的出现即“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实际发生为成立要件。为了量化这一定罪标准、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同时也为解决本罪的其他一些定罪量刑问题提供明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15日公布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该《解释》第1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2条就构成本罪基本犯的条件作出了规定，即交通肇事具有以下三种情形之一的，构成犯罪（最低一挡法定刑）：（1）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2）死亡3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3）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另外，该条（第2款）同时规定，交通肇事致1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六种情形之一的，也构成犯罪：（1）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2）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3）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驾驶的；（4）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5）严重超载驾驶的；（6）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上述《解释》的规定细化了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为交通肇事案件的罪与非罪的区分提供了操作性很强的标准，尤其是《解释》第2条第2款在构罪要素的设置上，以过失犯罪的注意义务理论为依据，特别强调交通运输人员的公共安全注意义务，对酒后驾驶机动车辆等行为构成犯罪的结果条件予以放低，充分体现了防范犯罪的思想，颇值得称道。

但是，上述《解释》的规定，也引出这样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解释》只是简单地细化了交通肇事罪的客观要件，还是修改了客观要件？依照《解释》第1条的规定，“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那么，如果没有“分清事故责任”，是不是就不能追究行为人的罪责？另外，根据该《解释》第2条的规定，如果行为人交通肇事致使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但并不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是否不构成犯罪？同样，交通肇事致使死亡3人以上，只负事故次要责任的，是否也不构成犯罪？笔者认为，高法《解释》的内容，实际上对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进行了实质性的补充修改，因为《解释》第1条不可能只是对刑法第133条前段的纯粹重复，其措辞突出“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精神乃在于将该事实作为认定本罪的前提。《解释》第2条两款也重申“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和“同等责任”等要素，可见《解释》对本罪客观要件作实质补充的精神是非常清楚的。故笔者认为，遵循上述《解释》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处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应当以事故责任的认定为前提（根据我国道路交通运输法规的规定，对于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由公安机关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形式作出）；如果事故责任尚未分清，对行为人不宜追诉；在定罪条件上，也应当将《解释》所规定的“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和“同等责任”等要素考虑在内，凡不具有所规定的要素的，不应以犯罪论处。当然必须指出，《解释》对交通肇事罪客观要件实质性修改，尤其是把行政机关的责任认定书作为确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的至关重要的前提，这种做法是否科学、合理，值得进一步研究。[③]

（二）本罪的主体

从司法实践来看，交通肇事罪的主体主要是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我国1979年刑法第113条第1款对本罪的主体规定也明确限定于此。但是，鉴于实践中也有少数情况下，重大交通事故由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所致，因此，1979年刑法第113条第2款又规定“非交通运输人员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为立法简洁起见，修订后的刑法第133条对本罪的主体干脆不作限定。毫无疑问，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需要注意的是，刑法在修订后，其第131条（重大飞行事故罪）、第132条（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与第133条（交通肇事罪）之间已产生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故航空人员违章造成重大飞行事故的成立重大飞行事故罪；铁路职工违章造成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的成立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而均不成立交通肇事罪。因此，本罪的主体实际上仅限于航空人员、铁路人员以外的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及其他人员。

非机动车辆的驾（骑）驶人员及行人可否成为本罪的主体？从过去的司法实践来看，对于这类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造成重大事故的行为，一般都按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罪认定处罚。但笔者认为，从实际情况和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规定来看，无论是机动交通工具运输人员还是非机动交通工具运输人员、行人，都可以因自己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行为而致成重大事故，因而理所当然地在本罪的主体中不能排除非机动车辆的驾（骑）驶人员及行人。例如，行人违章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横穿，致使过往汽车紧急刹车而相撞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完全符合本罪的构成。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认定非机动交通工具运输人员及行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时，应特别考察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对于客观上不可能造成不特定或多数人生命、健康或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不应以本罪认定。[④]譬如，行为人在通常没有机动车辆来往的公路上违章骑自行车致人重伤或死亡的，只可能危害特定少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因而只能分别认定为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而不能认定为本罪。

在本罪的主体问题中，最值得研究的是：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承包人等人员，可否以及在何情形下可以成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对此，1987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格依法处理道路交通肇事的通知》（以下简称“两高”《通知》）第1条第（五）项曾明确指出：“单位主管负责人或者车主强令本单位人员或所雇佣人员违章驾车造成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应按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是，理论界极少有人探讨此一问题。2000年11月15日高法《解释》基本保留了上述《通知》的态度，在第7条规定：“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具有本解释第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在司法解释中乃至在立法上肯定单位主管人员等人员的交通肇事罪主体资格，都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现代社会，国家对重大事故的责任追究（包括刑事追究）大多只注意到“现场”人员，而忽视了幕后组织领导和管理者的管理监督责任，这种做法不仅不公平，而且不利于有效地拟制和防范事故类过失犯罪，故自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等国的刑法学者提出了“监督过失”理论，以弥补传统过失理论的不足。所谓监督过失，即指二人以上有从属关系的行为人，即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由于被监督者在监督者的懈怠监督下而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了犯罪，而相应地追究监督者的过失责任。[⑤]根据监督过失理论，《解释》第7条规定“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是十分值得肯定的。问题是，单位主管人员等人员，如果不是“指使”、“强令”驾驶人员违章驾驶，可否因其疏于监督管理而构成交通肇事罪？例如，某单位主管人员明知其雇佣的汽车司机无驾驶资格或明知其用于运营的客车经常严重超载，而仍任凭司机违章驾驶，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可否认定该主管人员构成交通肇事罪？笔者认为，依监督过失理论，这种情况下追究主管人员交通肇事罪的罪责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根据《解释》的精神，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解释》只明确了上述人员因“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情形可以按照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不宜对该规定作类推解释。当然，如果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刑法第134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第397条（玩忽职守罪）的，依照各该条定罪处罚。

与单位主管人员等人员可以成为交通肇事罪主体相关的问题尚有：（1）由于重大交通事故并非这些人员直接引起，而是由其“指使”、“强令”的“他人”之违章驾驶行为直接引起，那么，这些人员构成本罪，主观过失如何认定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否以行为人无法具体预见事故发生为由而提出无罪或罪轻理由呢？笔者认为，这些人员的过失，《解释》实际上是作推定规定的，即只要单位主管人员等人员有“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行为，如果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就推定这些人员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失，行为人实际上有无具体预见到事故发生不能成为无罪或罪轻的理由。[⑥]（2）当单位主管人员等人员构成交通肇事罪时，被指使或强令违章驾驶的人是否同样构成本罪？对此《解释》未明确规定，但在笔者看来，只要受指示、强令之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其行为无疑也符合本罪的构成，应以本罪定罪处罚。（3）高法《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者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据此，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承包人虽然没有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的行为，但只要有指使肇事驾驶人员逃逸的行为，而因逃逸又致人死亡的，同样要以本罪论处。乘坐肇事车辆的人指使肇事人逃逸的，责任也相同。在笔者看来，这一解释内容是近乎荒唐的，严重违背了犯罪构成、共同犯罪原理和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因而也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具体而言：其一，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不能以行为人（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对于他人（肇事者）交通肇事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来评价。行为人指使肇事者逃逸，尽管发生致人死亡的严重结果，但毕竟与肇事者先前的违章肇事行为无关（逃逸行为究其实质只是一种罪后行为，如果刑法未有特别规定，其本身不能视为犯罪，而只有证据法上的意义）；没有交通肇事罪的构成事实，怎么能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否则，按照这种逻辑，指使伤害者逃跑致人死亡的，岂不可以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共犯？其二，我国刑法第25条明确将共同犯罪规定为“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可是《解释》却“别出心裁”地规定了交通肇事罪这一过失犯罪的“共犯”，突破和否定了共同犯罪的理发限定，实在匪夷所思！那么，面对上述不合理的法律解释，司法人员办理案件应如何应对呢？我主张，一方面要维护法治统一，另一方面更应尽量考虑定罪量刑的科学、合理和公正，因此，应最大限度地限制这种情况下的刑事责任追究，原则上对这种情况下的交通肇事罪定罪免刑。在起诉、判决时，也不必认定为所谓“共犯”（回避《解释》的“共犯”规定）。

二、交通肇事后逃逸案件的处理

交通肇事后逃逸乃至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时常发生。但是，对于这些行为如何定罪处罚，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历来分歧非常之大。在刑法修订前，其中对于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就大致存在三种意见：一是主张以交通肇事罪从重处罚；二是主张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三是主张以故意杀人罪一罪定罪从重处罚，先前的交通肇事罪被吸收。1987年“两高”《通知》在第1条第（三）项明确将“畏罪潜逃，或有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或隐瞒事故真相，嫁祸于人的”情形作为交通肇事罪从重情节之一。但是这种规定显然无法适应实践中解决各种复杂疑难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需要。修订后的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罪的量刑情节予以明确化，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个量刑档次）：“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三个量刑档次）。然而，修订刑法典施行后，对于上述立法内容应当如何理解和把握，更成为理论和实践中争论的焦点。为了统一执法，高法《解释》对于“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以及相关的罪质认定问题作出了具体的界定，但仍有问题需加研究。下面就适用中应注意的有关问题作剖析阐述。

（一）“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含义

《解释》第3条规定，所谓“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即指行为人具有该《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和第2款第（一）至（五）项规定情形之一（均系构成基本罪的条件），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据此，认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应当把握以下几点：第一，行为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这是前提；交通肇事但按照《解释》第1条和第2条的规定尚未达到犯罪标准的，即使逃逸，亦不属于其范围。第二，行为人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否则亦不能认定有“逃逸”行为。换言之，“逃逸”是具有主观评价色彩的。第三，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

（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

修订刑法施行后，刑法第133条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如何，是交通肇事罪立法规定和司法适用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争议主要集中在这样两点：（1）这里的“致人死亡”是指过失致人死亡，还是也包括故意致人死亡。一种观点认为，该规定包括故意犯罪，并进而指责其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太低。[⑦]有的学者还指出，“因逃逸致人死亡”包括故意杀人在内，但应该将“因逃逸致人死亡”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情形排除在刑法第133条之外。[⑧]第二种意见认为，这一规定包括过失和间接故意的致人死亡（即行为人肇事后逃逸，对被害人死亡持放任态度），但不包括直接故意杀人。[⑨]第三种观点认为，该规定仅限于间接故意的致人死亡，即行为人交通肇事致人重伤（有死亡的现实危险，但如及时救助则可能挽救伤者的生命），为逃逸而遗弃被害人致使其未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情形。论者甚至认为，刑法第133条的规定虽名为“逃逸致死”实为“遗弃致死”。[⑩]第四种观点认为，该规定仅限于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形。[11]（2）这里的“人”，是指原来的被撞伤者，还是指肇事者逃逸过程中被撞死者，或是二者兼而含之？一种观点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事实上发生了二次交通事故：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在逃逸过程中又发生过失“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12]显然，按照这种说法，这里的“人”指的就是肇事者逃逸过程中被撞死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里的“人”既包括先前肇事中的被撞伤者，也包括逃逸过程中致死的其他人。[13]

笔者认为，从犯罪实际情况看，“因逃逸致人死亡”一词所能包含的内容，的确远不止因逃逸而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形，而完全可以同时包含故意致人死亡的情形在内。这也正是一些学者坚持刑法第133条“因逃逸致人死亡”包括过失和故意致人死亡在内的主要理由。但是，从刑法解释论的角度正确理解和把握刑法第133条“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罪过形式，应当充分考虑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严格区分故意杀人罪与交通肇事罪的构成，故而该规定只限于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形。如果将故意致人死亡也理解为该规定之范围内，无疑破坏了分则条文的协调性，严重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混淆了故意杀人罪与交通肇事罪的构成。何况，“因逃逸致人死亡”为交通肇事罪情节加重犯的加重情节，假若该情节本身具有故意杀人性质，岂不出现严重的故意犯罪反而成为性质相对很轻的犯罪（交通肇事罪）的加重处罚情节？这显然不合理。[14]“因逃逸致人死亡”中“人”的范围包括逃逸过程中致死的他人吗？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从字面意思理解，似乎将这里的“人”理解为包括再次发生交通事故而致死的人在内，有一定的道理，但从立法逻辑上分析，显然是不合适的。理由是：逃逸行为本身并非犯罪，如果逃逸中行为人未再违反交通运输法规而致死他人，那么便无法适用该规定；如果逃逸中行为人再次交通肇事而致人死亡，那么这完全是行为人又实施了一个新的、独立于先前交通肇事罪的交通肇事罪，而非刑法第133条中“因逃逸致人死亡”所指的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

需要指出，高法《解释》第5条对该规定的含义作了如下解释：“‘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这一规定正确地指明了“致人死亡”的“人”，仅限于行为人逃逸前交通肇事所撞伤之人，但对于“致人死亡”的罪过形式，仍未明确。因此，实践中尤其要注意，这里的致人死亡仅限于过失，包括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前一类型过失表现如：行为人肇事后见被害人尚能动弹或说话，以为伤势不重，或者想象有人会救助该被害人而不致死亡，结果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后一类型过失表现为：行为人交通肇事撞伤被害人后，应当预见到被害人的死亡后果，但疏忽大意根本未预见到，逃逸后被害人因未得到救助而死亡。如果行为人交通肇事后，已经认识到其逃逸后被害人可能或必然因伤无救而死，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而不属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交通肇事罪。当然，在实践中有相当多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其行为人对被害人死亡的心态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下，本着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宜将行为人对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罪过认定为过失。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的适用，务必以“逃逸”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因此，如果被害人死亡结果已由行为人先前的交通肇事行为所致，行为人事后逃逸，对行为人只能适用交通肇事罪的第二个量刑档次。同样，如果有足够证据可以证明，事后逃逸的行为人交通肇事撞伤被害人后，即使立即救助也无法挽回被害人生命的，也不能适用“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因为被害人仍由先前的交通肇事行为直接导致，而逃逸行为没有原因力。

（三）交通肇事逃逸与不作为犯罪的问题

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可否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如可成立，又要否与交通肇事罪实行数罪并罚？这在刑法理论上存在非常大的争论。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包括交通肇事在内的犯罪行为，不能成为不作为犯罪中引起作为义务的先行行为，因为行为人犯罪后只有义务承担刑事责任，而没有义务防止结果发生。[15]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交通肇事犯罪行为可以成为先行行为。[16]在均肯定交通肇事后可以成立不作为犯罪的基础上，有的学者认为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等罪与先前的交通肇事罪之间形成牵连犯，对行为人应以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等罪定罪处罚。[17]有的学者则认为对行为人应当实行数罪并罚。[18]

高法《解释》第6条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重伤）定罪处罚。这一规定明确肯定交通肇事逃逸的，可以成立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原则上为司法实践提供了一个解决交通肇事逃逸能否及如何认定为不作为犯罪的依据。但是，尚有研究余地的问题是：（1）《解释》第6条的规定是不作为犯罪的特别规定还是排他性规定？换言之，除了《解释》该条所明示的情形（隐藏或者遗弃被害人）外，其他情形有无可能成立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笔者认为，根据不作为犯罪原理和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构成特征，只要交通肇事者具有作为义务，同时主观上具有致人死亡、致人重伤的故意，同样应当认定行为人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如上文所述，行为人交通肇事后，只要已经认识到其逃逸后被害人可能死亡，而对这一结果放任的，就应当认定行为人构成故意杀人罪，而非属刑法第133条之“因逃逸致人死亡”所评价。然而，在这种场合下，不作为犯罪的成立，并不限于《解释》第6条所明示的情形。（2）当行为人构成不作为犯罪时，对行为人究竟以不作为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一罪定罪处罚，还是也对交通肇事罪一并定罪实行数罪并罚？笔者赞成实行数罪并罚。理由是：这种情况下，犯罪行为既非牵连犯也非吸收犯，而是各自独立的实质数罪。以交通肇事后成立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为例，行为人出于过失交通肇事后又具有故意杀人的故意，谈不上牵连犯和吸收犯成立所要求的各犯罪行为追求一个最终目的的特征；在客观上，交通肇事作为前行为，并非后行为故意杀人的必经阶段，故意杀人也非交通肇事的必然结果，因而两者之间不存在所谓吸收关系。交通肇事与故意杀人行为之间，更不存在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目的行为与结果行为的牵连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当行为人因交通肇事后逃逸而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时，对行为人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的部分，不应再考虑适用“交通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量刑情节，而只适用第一个量刑档次。否则，违背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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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①]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82-5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