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论文十篇

美国政治论文篇1

[关键词]美国文学　诺贝尔文学奖　政治理想　借鉴与输出　洋为中用

[中图分类号]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1－0127－09

在上个世纪的百年文学史中，包括英美诗人T・S・艾略特在内，共有11位美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其创作的本意上讲，这些作家中并没有一位是纯粹意义上的政论性文学家，然而，这些作家的文学创作又无一不在其文学作品中体现了文学对政治的关注。在当今政治、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正确认识美国文学中的诺贝尔文学奖现象，重新评价其政治意蕴，对于进一步理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美国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内涵

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世界性的文学第一大奖，对于世界文学的发展态势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在过去的百年历史中，美国作家在世界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数量和影响来衡量，美国文学引领了上个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取向。如果说北美殖民地时期和革命时期美国文学是以政论性文学为其主体的话，那么，在这百余年的美国文学发展史上，并没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专门从事政论性文学创作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的是文艺美学标准，艺术创新是其重要人选标准之一。但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它与王朝的更替交叠，国家的兴亡盛衰紧密相关。特别在历史巨变之际，二者的融合激荡常常磁暴般地引发出无比绚丽的人文景观，往往铸造出壮美的文学与悲怆的政治。而在历史温和地量变之时，尽管期间少有剧烈的碰撞，但它们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作用也没有停止。只看盛世文学(如盛唐)的升平气象，那也是和政治有着莫大的关系的。”美国自建国以来，在200余年的发展史中，并未出现过社会形态和国家体制的变更。在上个世纪的百年之中，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的剧变，美国均参加了，此后又经历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然而，所有这些战争都是在美国境外进行的，美国成了战争的受益国，一跃成为世界的霸权大国。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趋势上看，美国在上个世纪处于盛世时期，因而其文学创作在政治追求方面并没有出现过北美殖民地时期和革命时期以建立新的国家体制为宗旨的政论性文学家。但是，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学创作在文艺美学追求的同时，却无时不将政治要素融入其作品中，原因在于“政治总是与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因为权力、族群、国家、治理等等政治的核心概念是我们群居生活中的必需品和日常用品。……政治学给予我们许多选择的理由和原因的解释，政治小说则还在这些理性思辨的基础上给予我们许多政治生活不完全意识到的主体感觉、他人感受和自由而又富有逻辑的推进式联想。”换言之，既然文学研究的是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文学无论是在创作方面还是在批评方面，都无法摆脱对人在群体性方面所形成的政治关系的探索。

在表现形式上，政治形成的政权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种公共权力，在国家行为主体内是稳定社会的力量；在国际上，是稳定国际秩序的力量。在社会变革之前，政治具有舆论宣传、以期达到某一社会共同体内人们政治认同的作用；在新政权建立之后，政治又具有维护与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政治活动，更侧重于伦理原则的‘元政治’，而非侧重于实际利益的‘权力政治’。前者属于体现人们内心愿望的全民政治，注重的是社会‘如何组织’的问题；后者属于表现为各种运作机构的党派政治，关心的是国家‘谁来统治’的问题。前者作为伦理政治主要考虑政治的正义性，而后者作为一种当下政治的核心是形形的权力关系，其中最根本的无疑是依托于暴力对国家机器的掌控。”

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原则要求获奖者既要突出表现手法，还要在思想上和生活观上真正具有高尚的道德，因此，道德标准成为获奖的必要条件。在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尽管没有一位在其作品中直接叙述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潮以及预测政治走势的作家，但是，这些作家在其创作中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政治活动”中对伦理原则“元政治”的追求。这也恰恰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人的动物论”，即“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它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之互相传达]，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且不论亚里士多德对家庭和国家起源的结论是否正确，仅就其对人的社会性及其伦理性而言，是有其合理性的。

对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关注，从美国这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代表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大街》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一部批判美国资本主义所谓的“精神文明”、讽刺新兴中产阶级、表现美国公众所关心的社会问题的代表作品，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颁奖辞申明：“伟大的美国新文学是和民族自我批评一起开始的。它是一种健康的标志。刘易斯具有不仅用他坚实的手、而且还用他嘴边的微笑和他心中的青春活力来推动自己开垦土地的耕犁的天才。他开辟了新的耕地，他具有一个新开拓者的风度。他是一个拓荒者。”《大街》留给人们的启示是：“‘上帝创造了国家，人创造了城市，而魔鬼则创造了乡村。’乡村和城市一样，到处都充满了虚伪、不平、欺压和邪恶。”戏剧家尤金・奥尼尔在二战初期对纳粹充满忧虑，看到人类的自南和民主受到极大的威胁而计划写一部反法西斯极权主义的三部曲，却未能如愿。然而，身处现代主义盛行的时期，奥尼尔在获奖并沉默多年之后东山再起从而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奥尼尔现象”。奥尼尔是以“称之为一个深刻的个性对美国旧式乐观主义的反拨”而获奖的。奥尼尔在《琼斯皇》中通过描写一个黑人暴君精神崩溃的故事对集权主义进行了抨击。作为一位社会悲剧作家，奥尼尔在其全部作品中均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人所处于的网境与张力，虽然也有些评论家认为奥尼尔的作品具有颓废倾向，但作为探讨人本体论上二律背反的社会悲剧，又理所当然是不能以喜剧来收场的。诗人T・S・艾略特曾声 黑奴母亲塞丝为了不使自己的孩子再度沦为奴隶而将其杀死。这场人间悲剧就是要重现过去奴隶制惨痛经历的集体记忆。莫里森的小说是为整个人类而创作的，而非像其先前的黑人作家那样站在黑人的立场上来控诉白人世界。在种族平等、民主和自由的诉求上，莫里森的文学创作开创了世界文学的先河。

在这个分类中，海明威是一个另类作家。作为一名地道的美国白人作家，海明威的海外经历使他成为一名“世界公民”。亲身参加的两次世界大战使海明威的伦理道德意识和正义感逐渐凸显出来。海明威从一战的战场上“凯旋归来”后，回顾这场战争所带给他的：死者与生者，失败者与胜利者，究竟谁是赢家?因而，处于迷惘之中的海明威在法国巴黎被斯坦因冠以“迷惘一代”的代言人。海明威为何迷惘?因为这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利益争夺的战争，因此也是一场没有任何意义的战争。

“海明威通过这部作品(指《永别了，武器》)告诉人们，‘迷惘的一代’的悲剧的社会根源是帝国主义战争。”弘扬正义，为正义事业献身是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所要体现的政治意识。因为这场战争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正义之战。海明威最终回到了美国，但却把其小说的主人公乔丹永远留在了西班牙大地上，将其正义之思与文艺美学之求完美地融为了一体。

刘易斯、福克纳、奥尼尔和斯坦贝克4位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虽然没有上述作家那样丰富的国外经历，但其文学创作从另外一个层面上同样体现了国际化的创作背景。这4位美国作家也或多或少有其海外经历，并认真研读过欧洲文学大师的作品，从中汲取了国外文学名家的创作经验。刘易斯活跃于19－20世纪之交，他曾数次游历欧洲和南美，并在浩瀚的书海中寻觅世界和民族文化的宝藏，因此，虽然刘易斯并没有国外定居的经历，但是，仍然是世界文学的资源哺育了美国这个首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福克纳试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未果。作为与海明威齐名的作家，福克纳也试图进行战争文学创作，也试图探讨战争的意义，曾出版了《一个寓言》、《士兵的薪饷》和《野棕榈》等战争题材的作品，但他的人生经历无法使其在这条创作道路上像海明威那样一直走下去。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和日本的经历以及欧洲心理哲学和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使福克纳开拓了视野，为他走向约克纳法塔法世系小说创作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中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为他成为世界一流作家铺平了道路。奥尼尔在商船上游历过南美和南非，他的游历使他接触到社会的下层，再加上他对易卜生、叔本华、王尔德、尼采、希腊悲剧，尤其是对斯特林堡作品的研究，虽然他所处的时代是现代主义盛行的时代，但是欧洲的戏剧传统和欧洲思想对奥尼尔的影响和他的自身经历，使他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创作实验之后还是回归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为其后来位居第三代英语戏剧代表作家的地位奠定了基础。斯坦贝克二战期间曾作为战地记者到过欧洲战场，战后又去过苏联。虽然斯坦贝克在反法西斯题材的创作中并不成功，但他鲜明的为无产阶级写作的立场在11位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却是最为明显的，因而斯坦贝克被冠以“左翼文学家”的称号。

三、诺贝尔文学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

判断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可以从多方面来予以考察，但是，毋庸置疑，诺贝尔文学奖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也是当今判断一个作家乃至一个民族文学发展水平的尺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在文学领域内创作了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这文学“不仅包括纯文学，而且包括在形式和风格上具有文学价值的其他文学作品”，从而使文学奖的颁奖范围扩展到整个人文学科的范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范畴变化说明了该奖项评选更加注重人文思想的综合考察。在上个世纪的百年发展历史中，在美国文学界，加上英美诗人T・S・艾略特在内，共有11位作家获此殊荣。这一现实表明，美国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文学发展史也非常短，但其发展速度之快，成果之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

美国文学发展史中的全球化因素与美利坚民族的发展史是一脉相承的，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自美国民族文学形成那天起，就把他国的先进文学思想吸纳到了自己的发展轨道。这一点可以追溯到北美革命时期的政论性文学。革命时期的文学家均以欧洲政治哲学为其创作思想基础，作品直接服务于社会的变革。此后，美国文学家就一直效仿其先辈，沿着这条发展道路走了过来，所不同的是：先辈注重权力政治，而20世纪作家关注的则是政治理想。

北美革命时期的文学基本特征是政论性文学，而非为艺术而艺术的其它类型文学创作，这是因为北美殖民地人民要脱离宗主国的统治，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虽然北美殖民地的移民多数来自英国，但是，由于地域、经济生产模式和心理认同模式不同，最终导致同一个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政论性文学作品作为政治文本，直接服务于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政治文化教育，以期达到政治认同之目的。例如汤姆・潘恩的小册子《常识》、《危机》和由杰弗逊主持起草的《独立宣言》等政论性文本，宣传和鼓动人民起来造反，脱离英国的统治而走向民主自治的道路，或者以大陆会议的形式宣布独立的政治纲领性文件，都为这个国家的诞生起到了历史性的权利政治的作用。

建国之后，美国文学政治性的主流已不再位于诉求国家的政治范畴，而是位于心理和精神层面上的政治文化范畴。“政治文化是政治关系的心理和精神的反映，它是作为一种观念形式存在的、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政治的感受、理解和认识的综合。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不仅反映着一定的政治关系，而且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它对于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又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美国建国后的文学政治性主要体现在文学的公共空间内。文学公共空间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一个独立于国家权力场域之外，由自律、理性、具有自主性和批判精神的文学公共参与的交往，即对话空间的场域。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学作品可以以纸质书籍、电子文档、网络文学、影视等形式得以传播，而当“文学与报刊紧密地联姻，既推动了文学革命，又为文学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文学副刊和专门的文学杂志便是其中的产儿。”上个世纪初，美国作家的文学作品也多以报纸和杂志刊载的形式首次与读者见面。随着科技和传媒技术的发展，电子图书、网络文学和影视文学等诸多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应运而生。但不论采取哪种传播方式，文学都在公共空间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上为宣传美国的政治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综观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文学创作实践及其获奖原因。思想要素均为其获得成功的基本要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T・S・艾略特在1923年评论乔伊斯《尤利西斯》的文章中指出：用以组织文学作品的传统模式假定社会秩序是相对连贯和稳定的，它已不能适应‘当代历史中大规模的无效和无政府状态”’。欧洲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导致了政治形势的动荡，并由此引发了文学传统的变革，其最大特征是打破旧有传统而建立新的传统，应运而生的是文学现代主义潮流的迅速发展。适应这一历史潮流的发展，美国文学史上出现了3位丰碑式的文学家：诗人T・S・艾略特，其 《荒原》被公认为是现代主义诗歌的里程碑；美国南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典型之作；而剧作家尤金・奥尼尔成为英语戏剧发展史上第三代的代表作家。这一阶段的获奖作家还有辛克莱・刘易斯和赛珍珠。这5位获奖作家在其文学创作中均体现了动荡的年代文学对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关注。除现实主义作家刘易斯和赛珍珠以外，其他3位作家均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二次大战之后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水岭。“后现代主义通常用于指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以后的文学艺术作品。在这一时期，纳粹的极权主义、大规模的人种灭绝、原子弹毁灭世界的威胁、对自然环境愈来愈严重的摧残以及人口过剩所造成的不祥后果，大大地加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道德标准的灾难性影响。”后现代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的共同点是文学创作均在于打破旧的文学传统，但不同之处是后现代主义却无意再去创立新的传统。无传统就成为了新传统。民族问题、种族问题、对战争的思考、人的普世性的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等政治的理性思考成为这一阶段获奖作家创作的基点。最为激进的具有政治倾向的获奖作家是斯坦贝克，而对战争进行理性反思的当数海明威。辛格以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为历史背景而创作的作品，颠覆了犹太教中上帝与选民之间的“契约论”。非裔作家莫里森和犹太裔作家贝娄虽为少数族裔，但在其文学创作中更加注重人的普世性探讨。布罗茨基的“四海无家”与“四海有家”观念是对传统家园(国家)概念的反拨。此外，海明威的代表作《老人与海》在塑造硬汉人物形象的同时，又为当今生态批评的热点研究提供了反生态批评的素材。

从文学发展的全球化因素来看，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的海外经历和对他国文学思想的吸收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然而，这些文学家在接受国外文学传统和思想方面，尤其是在继承欧洲的文学传统及其思想方面，并非全盘照搬，而是将其与美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即使像赛珍珠这样在中国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美国作家，也不免在其文学创作中融入美国思想。这些作家对他国思想是经过筛选后才予以输入的。虽然这些作家并非刻意在其创作中为自己戴上政治国际化的桂冠，而且其中也没有任何一位作家是专门为政治而写作的，但是，对他国文化营养的汲取，帮助他们从人的社会性和普世性层面上进行了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深层次思考。

欧洲思想对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思想影响是其成功的国际化因素之一。这11位获奖者中，只有赛珍珠具有直接的中国背景，布罗茨基具有区接的苏联背景，其他大部分作家的文学创作均与欧洲思想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是西方文学界发生巨变的时代，而变化的起源基本上都是在欧洲。除上述提及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流以外，欧洲的文学理论发展电为美国文学的繁荣提供了理论营养。源于欧洲的符号语言学和形式主义催生了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文艺理论，随着新批评、新历史主义、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欧洲文艺批评思想一并传入美国，成为这些获奖者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解读的指导思想。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批评语言学颠覆了语言学的传统观念，将文内与文外、文字与意识形态合为一体，使这些获奖者大大拓宽了文学创作的空间。

20世纪美国在诺贝尔文学奖上所取得的成就见证了美同文学发展的强势态势，而美国群体作家对获奖作家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获奖固然是对作家成就的肯定，然而，在未曾获奖的美国文学家中还不乏一批功名卓著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作为一个文学创作的群体，这些文学家都在不同层面上烘托了这些美国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例，西奥多・德莱塞、司各特・菲兹杰托德和理查德・赖特对社会的批判，在某些方面要比这些获奖者更为尖锐，其作品《美国的悲剧》、《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土生子》对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的批判要比那些获奖者更要深刻得多。这些作家在其作品中甚至直接触及美国政界的腐败和美国社会伦理道德以及产生犯罪现象的根源，进而表现出对人的价值的深刻关怀。

同世界上所有事物一样，美同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也有其正反两方面的价值。美国文学在20世纪获奖的事实印证了美国文学的繁荣，使美国文学跃居世界文学的领军地位。美国文学在全球化进程中更由输入转向输出，其输出的主要内容是美国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文学在美国称霸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软权力”的作用。这一点也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深切关注。

四、美国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内涵对中国文学的启示

美国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奖中所取得的成就，在诸多方面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使中同在世界史上立于东方伟人之列。在中国早期政治思想史上，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儒家政治思想，老子和庄子的道家学说，墨子的墨家政治思想，为稳定社会秩序，均提出了各自的政治主张。虽然这些思想家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的策略上相差甚远，但其基本核心思想都是君权在上。这种政治思想的内核一直延续下来。无论是通过仁治还是通过法治，在解决人际和谐、群体和谐和天人和谐的问题上，其核心点仍在于解决人在社会秩序中的问题。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上，许多思想家同时也是文学家，其政治思想是通过文学作品反映出来的。先秦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秦汉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中唐时期的诗人韩愈、晚唐时期的李商隐等举不胜举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人志士，无一不在关注政治问题。屈原“忧国投江”更是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即使像南北朝时期著名田同诗人陶渊明具有社会隐逸性质的作品《桃花源记》也体现了他对政治的逆向思维的踪迹。一句话，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没有哪一位是能够逃离政治思考的。在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文学救国和文学治同在政治与义学联姻方面的范例更是比比皆是，其中鲁迅便是中国文学近代史上最为值得称颂的政治思想家和文学家。20世纪，中国经历了由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最后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华民族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然而，在过去的百年间，中国文学却与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无缘!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且不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中国文学，就是新中国建国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除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在20世纪最后一年获奖以外，中国文学作家群在这块领域内仍未曾有缘。

有人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形象地比喻为“文学奥运会”金牌，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诺尔文学奖是一项在世界各国文学家之间进行的文学创作成就大比拼。既然是一场竞争，就必然存在竞争的规则。考察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可以看出，“理想主义倾向”始终是其首要条件。作为“理想”，除了文艺美学的理想以外，理所当然包括“政治理想”。中国文学发展史曾见证了文学与政治联姻的事实，那么中国文学家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的原因又在于何处呢?其缘由是多方面的。

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辉煌只能代表过去，却说明不了今天。19世纪上半叶，中国在长期自我禁锢之后，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了国门。才使中国开始向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先进技术学习。在20世纪初的 旧民主革命时期。一批仁人志士开始向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政治思想。作为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下的旧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国家处于危在旦夕之际，在国内，几千年的封建势力压迫使民众根本就没有民主政治可言，因此，中国文学的繁荣也只能是一句空话。中国的社会改革是在极其艰难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这一期间，虽然出现了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和鲁迅等一批政治思想家和文学家，但是由于中国当时的政治体制所限，多数文学家的政治思想只能采取迂回策略来予以表达，否则作家就会招致杀身之祸的后果。大文学家鲁迅在其全部小说及其文论中，也只能采取寓言式的写作手段来表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美国自建国伊始就处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民主思想基础较为雄厚，除了美国史上的几个特殊阶段以外，文学家可以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此外，由于美国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多元文化在其民族文学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除历史上蒙古族和满族人关主政以外。主要是以汉民族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社会体制的国家。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平衡阻碍了中国文学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事实上，是中国社会体制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全球化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学同样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建国初期，出于政治原因，中国文学的大门仅对苏联开放，引进的均为苏联文学，因为中苏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两个政治伙伴。而当中苏关系破裂时，那扇唯一的开放之门又被紧紧关闭。极“左”思潮盛行的“”时期，政治又被作为检验文学的唯一标准，在民主政治发展仍处于滞后状态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间，中国的文学家是不能标新立异的，因为当时的政治口号是“七亿人民一条心”，否则就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思想的禁铜也束缚了中国文学家的视野，因此，在这百年期间，除了像老舍、巴金、鲁迅等几位重量级的文学家以外，是很难有人挤入诺贝尔文学奖之围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学界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为中国文学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此时的世界文学已经步入后现代主义阶段，现代科技和现代传媒手段的快速发展，使文学进入精英文学边缘化、大众文学市场化的发展道路，难以出现象《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和《西游记》这样具有政治思考的经典名著。这一事实表明，中国文学若想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圈子，还得从中国文学自身的努力做起。虽然全球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但是。西方文学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文学发展的道路及其取得丰硕成果的经验还是值得中国文学界认真予以思考和借鉴的。文学家在当今中国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舆论作用，在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和谐社会等方面具有与法制手段同等重要的历史作用。文学家也是人，同样处于社会群体之中，在经济社会中必然存在利益的思考。但是，由于文学内在的政治性和思想性的特征，必然要求文学家多了一份社会责任，在文艺美学的追求中，不能见利忘义，而是要多出具有表现积极向上、表现人的普世精神的“理想倾向”精品，才能为中国文学迈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门做好准备。

美国政治论文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社会制度；文化

一、选题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叠加；信息化使各种错综复杂的理念、资讯、情报、内幕等等充塞于各种媒体，因而，必然地使我们采用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逐渐失去效率。如何创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式和方法，卓有成效地加强、改进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真正使正确的理论占领人民群众的思想阵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是一个大课题，内容、方法、手段、模式、效果、理念等等是一个系统，本文则侧重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鲜明的阶级性。两国都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将其置于国民教育体系的重心地位。然而在具体教育方法上，却是各有特色，美国奉行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注重潜移默化的柔性灌输，重视实践教育，更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在教育手段上，更强调隐性教育。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则注重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更多的是理论教育直接灌输，重视宣传的作用，弘扬主旋律，是典型的显性教育。

二、研究现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统一开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标志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也开始起步。这方面的专著主要论述了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理论。二是确定思想政治方法论体系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90年代初至中期的起步阶段，90年代中期至后期的发展阶段以及2000年以来的突破性发展阶段。由于条件的限制，文章对1990―2011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期刊文献等，通过CNKI数据库用主题检索的办法并排除重复项后，显示90年代研究成果相对不多。而在之后的几年中研究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章越来越多，成逐年递增的趋势。尤其是2005年以来，这方面学术论文大量增加。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说，中美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的发展以及研究深度的逐步加深，是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关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也是随着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在我的逐步推广而开始发展和深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的发展趋势是同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是一致。

关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比较研究历程的代表性著作那就是冯增俊先生在93年出版的《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这是我国第一本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方面的专著。冯增俊先生在该书的第五章，系统地、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学校德育的的一些概况，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系统地、全面的了解美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概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我们研究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随着苏崇德先生在1995年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问世，学术界认为那是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从起点阶段迈向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该著作从纵向、横向两方面对将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情况从纵向和横向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尤其是对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进行了系统和完整的介绍。

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陈立思教授在1997年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关于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这样的观点，那就是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其思想政治教育搞得效果显著。陈教授认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在维护美国制度、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培养资本主义接班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现已被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这也成为进行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基石。

郑永廷教授于2004年编著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不仅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基本概念而且对方法的理论基础、功能特点、历史发展等也做详细的阐述。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建构了以思想政治教育认识方法、实施方法方法、反馈评估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方法论体系。同时书中也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们不仅应当深入研究我们党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努力加以继承和发扬，而且要系统研究中外古代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批判地继承与借鉴。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才能在比较、鉴别中发展和丰富。”同年王瑞荪教授编著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这本经典著作，书中明确说明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王瑞荪认为“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比较研究，其所以能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人们才能从鉴别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好的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

通过研究发现现在我国思想政治学术界，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及方法体系的研究不再是一个新兴的话题，但研究主要成果还主要是论文和期刊文章，专著较少。对于在中美两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历史、现状、特点、问题及发展趋势等诸多方面并未进行较深入的研究。

由于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面虽有一些共同和借鉴之处，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完善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这一观点的提出，有助于人们在认识和研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面，能从更新的视角，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 冯增俊.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

[2] 苏崇德.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3] 陈立思.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美国政治论文篇3

关键词:宪法政治、非常时期、日常政治

中国在进入民族国家的百年路程中,总是历经坎坷、九曲轮回,少有英美国家那样的民族幸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总是背负着一个沉重的本于自己传统的与"德国问题"相类似的"中国问题"。 [1] 英国这个老大的自由的国家,它的兴起和发育得益于自发的自由经济秩序,其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国家性格的塑造与它的法治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正像哈耶克等人所指出的,英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内生于自由的内部规则,传统的普通法在推进英国的政治变革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所谓的普通法主义对于英国具有着广泛的解释力, [2]基于市民社会的法治主义是英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政治社会的内在基础,是英国率先成为一个典型的自由国家的制度保障。可以说,在英国的早期发展中,国家问题是一个隐含在市民社会或经济社会背后的隐秘主题,虽然议会斗争和光荣革命是深刻的和剧烈的,但国家法治问题一直没有转化为成文的宪法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 [3]。

从广阔的历史维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十分幸运的民族,虽然它在立国之际经历了一次严峻的生死抉择,但当时一批伟大的联邦党人发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宪法政治,从而一举奠定了美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本。我们看到,美国建国时代的法治主义是有别于英国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摆在美国人民,特别是政治精英的面前,正像美国联邦党人所指出的:"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4]由此看来,政治国家问题是美国宪法的头等重要问题,美国的宪法政治开辟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路径,而且它的成就已经为数百年的人类历史实践所证实。

相比之下,18、19世纪的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其民族国家的建立却没有英美国家那样顺利,国家政治问题总是犹如一把克利达摩斯之剑悬于它们的头顶。从经济上看,法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远没有英国、荷兰等国家发达,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一直主导着法国的国民经济,而德国更是落后,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反映了德国的经济现状,也就是说,自由经济以及相关的经济规则和法治主义在法德国家一直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在政治上,两个国家的统治者出于统治能力和国际竞争的需要,长期强化国家权威以及对于国民经济的支配作用,无论是法国历史上屡屡创制的各种宪法,还是德国历史上从"治安国"、"警察国"到"法治国"的各种演变,都充分说明了政治国家在上述两个大陆-罗马法系国家中的核心作用。

历史地看,500年来,以法德为主的大陆国家在国家建设方面所走的是与英美主义不同的道路,尽管时至今日也可以说是殊路同归,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机遇往往是不可预期的,而且即便是今天,两类国家的国家性格仍然具有着很大差别,特别它们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草创时期,其立治的制度模式存在着本质性的不同,宪法政治在它们那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固然,在政治上,审慎的选择是一个民族政治成熟的标志,但任何选择都有一个理论与现实的依据,不能说英美的道路行不通,但它们更多的是有待于机遇和时机,而法德国家增生过程中的教训与经验却是血与火那样地激荡在我们面前。

我认为中国现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并没有获得像英国那样从市民社会的经济秩序中自发地生长出一个国家的幸运,我们的时代更像德国的魏玛时期,当然也不排除像美国联邦党人所面对的那种非常时期,但这一切又都需要我国人民特别是政治精英的政治成熟,即一个宪法政治所需要的智慧、勇气与审慎。显然,任何政治实践都需要理论作指导,中国的立宪改革同样需要一种本于中国现时代政治社会状况的宪法理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政法理论家们却很少有人从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命运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宪法政治,很少有人从理论上研究中国现时代所处的与德国19、20世纪之交"德国问题"相类似的"中国问题",并把它转换为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宪法政治"问题。特别是在今天,我国法学界关于"法治"的言说不绝如缕,有关法治的理论渊源、法学定义、构成要素、具体内容、道德价值、制度设置、司法审查、个案分析等方面研究、讨论、写作,铺天盖地,声势浩大,不能不说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在我看来,上述中国的法治主义理论言说大多囿于一个形式法学的视角,局限于英美法治理论的低水平复制,与中国现时代政治社会的内在本质多有隔膜。

其实,即便是美国的法治国家也并非单纯的形式主义法学一统天下,如果说在常规政治(normal politics)时期法律人的法律之治占据主导,但在诸如立宪时代、重建时代和新政时代的非常时期,宪法政治无疑成为当时国家建设的核心问题,它们展示的乃是不同于法律人之法律的政治家的法治主义视角,开启的是非常时期的宪法政治维度。当然,关注宪法政治更是大陆国家法治主义的一个中心问题,早在马基雅维里那里,国家理由就是他考察君主国家的出发点,至于理论的倡导者博丹在其《国家六书》中,更是从理论上确立了一个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政治基础。18、19世纪以来,法德国家的制度建设总是沿袭着大陆法系的公法传统,把政治法(孟德斯鸠)、国家法(黑格尔)视为国家体系的关键机制,而到了20世纪,特别是德国的魏玛时期,施米特政治法学与凯尔森形式法学的论争,把宪法的政治意义放在了一个突出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英美的宪法理论也并非与政治国家问题相疏离,阿克曼有关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两种法学观的划分,为我们理解英美宪法的政治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当今的美国宪法学家阿克曼在其皇皇三卷巨着《我们人民》中曾经提出了一个富有创意的划分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二元政治观。所谓"宪法政治"概念的提出具有深远的理论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有大陆政治法学的蕴涵,或者说它超越了英美宪法理论的一般论调,挖掘出深埋在英美宪法背后的深层含义。虽然阿克曼在书中对于法德政治思想未加置喙,理论上沿袭的基本仍是美国宪法理论的实用主义传统,但透过外表的话语修辞,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种自由的国家主义政治法学的实质支撑着他的二元政治观。由此,我们不禁有这样的感觉:所谓英美政治路线与法德政治路线的差别,其实只

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分野,而在政治国家的本性方面,它们并没有决然的对立,宪法政治作为一种非常政治,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创立、重建与转折关头,都有别于日常的常规政治,它考量出一个民族特别是其政治精英的特殊的政治智慧与技艺。

一般说来,西方存在着两个传统,从马基雅维里、孟德斯鸠到黑格尔、施米特是一个欧陆国家的法德传统,此外,从科克、洛克、休谟、斯密到美国联邦党人和罗斯福新政是英美国家的普通法主义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英美的传统是更本色的传统,而且其政治实践也取得了远比欧陆国家更辉煌的成果。所以,研究问题,英美国家的法治主义往往占据主导的话语权。长期以来,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的理论界存在着一种把英美理论及其实践普遍化为一般原理的倾向,它们把英美国家的法治视为建立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模式,倡言法律秩序的自发生长,认为法治国家就是以普通法为基本规则的市民社会的法律秩序在政治领域的正常延续,国家并没有独立的本质和目的,国家完全以市民社会的法律规则为依据,法治就是一般的(私法)规则之治。在这个问题上,17世纪英国的柯克和现代的哈耶克的思想最具代表性。 [5]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英美国家的经验并非具有彻底的普遍性,它需要相当稳固的历史政治传统,需要公民的法治意识和良好的德性,特别是需要一个繁荣的自由经济秩序,等等,并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是可以照搬英美经验的。而且即便是就法治来说,上述对于英美法治主义的论述也是有偏颇的,英美国家的法治秩序并不是单纯的私法之治,市民社会的规则就一个局部的社会范围内可以自我实施,而在一个较大的社会空间内,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哈耶克所谓的内部规则是不可能自我施展的。市民社会的法律规则必须借助于外部规则来实施,即需要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来实施内部的自由规则体系,也就是说,只有私法的公法之治,或普通法的法治国。对此,休谟早就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三个基本法律规则,即私有产权、同意的财产转让和承诺的履行等,必须借助于国家的政治权力来加以实施,而哈耶克在晚年建构的宪法新模式也是休谟思想的进一步体系化,他强调的也是一个法律之治问题,在他们的理论中,都隐含着一个政治国家的主题。如此看来,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秩序的塑造中,也存在着一个政治问题,或者说一个政治国家的问题。

当然,英美的政治国家问题与法德的政治国家问题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阿克曼《我们人民》三卷巨着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通过对于美国历史的考察,明确论证了宪法政治在美国法治主义秩序中的核心作用及其有别于常规政治的非常意义,尤其是通过对于美国三个伟大转折时期--建国、重建和新政的宪法政治的考察,指出了非常政治的基本模式以及发展阶段,突出了"我们人民"与不同时代的政治精英们一起构建了非常时期的美利坚合众国,显示了美国民族的政治成熟。 [6]在阿克曼眼中,美国宪法是一个"活的宪法"(living constitution),美国人民在美国宪法面临危机的非常时期,总能与当时的政治精英们携起手来以非常的宪法政治程序进行变革,从而克服危在旦夕的国家分裂,重新塑造新的美国,并重回常规政治的轨道。这一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双重政治状态和"我们人民"与政治精英互动的二元民主,是200年来美国光荣与梦想的保证,是这个国家一步步走向自由、繁荣与强大的关键所在。

由此可见,法律与政治、宪法创制与非常政治,它们是具有着内在的本质性关联的。我们不是不想从一般的私法规则中衍生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哈耶克所谓自发的之路当然是很好的,但它们之与我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国百余年的之路,其困顿颠沛、玉汝难成,根子仍在于政治。固然,建设一个自发的经济秩序,培育一个市民社会的规则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但作为世界体系中的后发国家,特别是在本土资源上缺乏法治传统和公民德行的情况下,如何缓慢而又纯正地生长出一个正义的自由国家呢?这个德国问题的症结对于我们同样如此,同样难以逃避。所以,我认为中国现时代的法治主义应该关注政治法、国家法或宪法政治,瞄准社会治理的宪法政治维度。特别是在目前这样一个宪法政治的特殊时代,致力于一种有别于法律人的法治观的政治家的法治观研究,构建中国现时代的宪法政治理论,无疑是一项迫切的理论工作,也是时代精神的需要。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法治的政治之维,或强调宪法政治的非常意义,并不等于国家专制主义,更不等于20世纪以来的极权主义,基于宪法之上的自由的国家制度完全是可行的,理论上也是自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混合政体、美国的复合联邦主义、戴高乐的法国政治、联邦德国的架构等,都是自由的宪法政治的典范,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西哀士宪法、德国的威玛宪法等则是失败的宪法政治。上述各国(某一时期的)之所以成败各异,关键在于自由、权威与民主的平衡,在其中需要一个民族特别是其政治精英的审慎的政治智慧,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我们看到,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政治论争、围绕魏玛宪法的政治论争,乃至百年来中国多部宪法失败的关键,都在于这个平衡之能否达成。

不可否认,中国现时代的社会变革又不期而然地处于这样一个非常的政治时期,从理论上摆在我们面前有三种道路:一种是自发的普通法主义,一种是国家极权主义的伪主义,一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主义。在我看来,第一种当然是最理想的政治道路,但我们缺乏支撑它的市民社会的经济和私法基础,固然20多年的经济改革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催生政治变革的因子,但离由此自发生长出一种自由民主的国家宪法还相当遥远,而且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公正、充裕的外部空间,要知道英美的之路大致经历了200年的时间。第二种显然是灾难性的,法、德、俄,特别是前苏联的历史教训使我们刻骨铭心,这无疑是我们力图避免的,但我们仍不能排除这种道路的可能性,因为政治国家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它们为穷凶极恶的利益集团所把持的情况下,极权主义的复辟不是不可能的。第三种是我们所应期盼的,它在现时代的中国存在着某种或然性,通过非常时期的宪法政治,是可以构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我国20年的经济改革已经为这个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法律秩序,时代也呼唤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如果我们能够不失时机地致力于真正的宪法政治,通过国家权威推动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完善,真正地推行自由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司法独立制度,那么晚年黑格尔意义上的保护市民社会的法制国家和同样是晚年哈耶克思想中的"普通法的法治国", [7]也许并非是不可能的。当然,第三种又何尝不是一种理论家的理想呢?我也知道还有一种可能,即前三种的畸形变种政治形态,所谓的拉美化的失败的道路。果真如此,可爱的祖国可就真的是错过了大好时机,今后的命运将不知伊于胡底了。究竟是天命所成还是天崩地裂,世人谁知?《论宪法政治》的写作意图便是翘首以盼第三种自由民主的宪法政治,从理论上梳理出一个宪法政治的脉络,为未来我国的宪法政治选择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

注释:

[1]所谓"德国问题"是指18世纪以来德国数代思想家们痛感英国政治社会的成熟并基于本国政治文化传统而提取出的一个普遍问题阈,尽管从早期的德国政治浪漫派、19世纪古典政治哲学到新旧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再到韦伯的社会学、施米特的宪法学,直至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乃至当今欧盟的德国火车头作用,尽管二百年来其中的思想路径以及观点各种各样,迥然有别,甚至相互对立,但有一条主线却是显然的,那就是融入以英美为主体的世界文明的德国自己的道路,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与否及其成熟的程度。当然这个问题极其复杂,有关粗浅的论述,参见拙着《休谟的政治哲学》第六章以及相关论述。至于"中国问题"则是一种比附"德国问题"的说法,指的是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中的自己的道路问题,我认为这 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目前所谓"中国国情论"、"中国特殊论"甚至"中国例外论"都是基于相关的预设,但它们在处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上,过于强调后者,而忽视了民主的普世价值,特殊是在融入世界潮流中的特殊,不是相隔绝,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为中国理论界所自觉并进一步提升为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问题阈。

[2] 关于普通法主义,参见Common Law and Liberal Theory: Coke, Hobbes,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Consititutionlism. James R.Stoner, Jr.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2. 参见小詹姆斯oR.o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主义的诸源头》(未刊稿),秋风译。

[3] 宪法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在本文中既有特殊的阿克曼意义上的含义,又有普遍的宪法哲学或政治法学的含义,关于上述问题的梳理与阐释,见拙文《论宪法政治》的相关内容,见《北大法律评论》第6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我在2004年下半年即完成了这篇很长的文章,当时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主持召开的纪念54宪法颁布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其实,按照我原先的写作计划,是准备就"宪法政治"问题分上下两篇来探讨的,拿出去的只是上篇"宪法政治"的一般理论及其演变,至于下篇中国现时代的"宪法政治"问题,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写完。我的《论宪法政治》一文所要处理的是政治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篇属于法律思想史的考察,主要探讨从孟德斯鸠、黑格尔到施米特乃至凯尔森的政治法、国家法思想,以及阿克曼的宪法政治理论,梳理一下有别于英美宪法理论的大陆公法思想的路径,以及阿克曼的两种政治观;下篇则是针对中国现时代宪法理论的相关性分析。

[4] 《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页。

[5] 关于柯克的法律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他与国王詹姆斯一世的那段着名对话中,由此各种法律理论家们演义出一个有关英国普通法法治主义的神话。参见J.A.Pocock,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A Study in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17th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Common Law and Liberal Theory: Coke, Hobbes,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Consititutionlism. James R.Stoner, Jr.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2. 关于哈耶克的思想,则实际上并不是如此简单,不过,人们更愿意对于哈耶克做这样一个标签化的理解,他自己似乎也挺愿意人们的如是理解,他在《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着,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着,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等时期的有关法治的论述被视为对于英美法治主义的经典性说明,而他在晚期《法律、立法与自由》(哈耶克着,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呕心创立的宪法新模式却不是被人们误解了就是被遗忘了。关于这个问题,参见拙着:《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美国政治论文篇4

8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可以从两大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

一 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

总体上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的专著和论文较少。

赵霞、韩金峰著《外国政治制度史》，其中包含了西方国家如英、美、法、德等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 2000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 一书，在书中作者批判了两个误区：一是认为西方当代的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二是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是一种模式。书中指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传统，但是各国在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本国特点。本书不单纯着眼于一般的政治制度知识的概述，而且还着眼与对西方政治文化背景的阐明以及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的分析。

另外，在制度史上，有学者从制度的角度去看待古代的民主共和。施治生、郭方主编的《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考察了古希腊、罗马产生和发展民主与共和的特殊历史条件及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并阐明了古代东西方国家发展最终都走向专制主义，因而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既有共同的历史规律，又有多样的表现形式；作者从当时西欧社会、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结构中探索民主和共和制度及其因素的成长、发展和演变过程，提供了对于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研究的新思路。

在国别史上，学者在西方大国英国、美国方面的专著较多。

虽然美国的建国历史不长，但是学者们对美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较为深入。

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公开出版的专著有曹绍濂的《美国政治制度史》和《论美国民主》，蒋劲松的《美国国会史》等。在上述著作中，蒋著《美国国会史》是一部专门探讨美国国会制度的创设、演变和体制模式的专著；曹著《美国政治制度史》虽是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研究美国政治制度史的著作，但该书出版于 80 年代初，学术观点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1998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可以说是集我国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系统的阐述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的 一部著 作。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揭示了美国政治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美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确立，是通过美利坚本民族文明与欧洲外来文明结合的方式完成的；美国政治制度形成之后，并没有抱守残缺、墨守成规，而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客观环境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和变革；美国政治制度突出了制约和监督机制。

二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

学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又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总体上的研究；二是对政治制度各个具体层面的研究。

（一）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

在改革开放早期，国内学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关注更多的是从阶级本质出发，揭露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虚伪性，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如：张晔著《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比较》一书，作者从国体与政体的关系出发，深刻的指出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又如：华袆著《美国民主制漫谈》则代表了左派学者对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一些学者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持较为开放态度的回应。作者指出，有些人盲目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甚至宣扬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照搬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这是危险和错误的；作者着重指出美国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本质，揭露其虚伪性，同时又肯定其形式完备和对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作用。

进入 90 年代以来，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者们以科学的态度、借鉴的目的来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无论在体系结构，还是在制度分析上，较 80 年代，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田为民、张桂琳著《外国政治制度理论与实践》一书，书中科学地界定了政治制度这一基本概念，不仅从静态上对它进行分析，而且从动态上对之进行研究。书中提出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原理是人民主权、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代表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英、法、俄、德等国的政治制度。唐晓等主编的《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则不是按国别，而是按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分专题进行介绍，提供了一个比较政治制度的视角。在 杨祖功 、顾俊礼所著的《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一书中则把这两种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综合比较分析；中篇为典型国别比较；下篇为主权国家联合体。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把政治制度研究学者关注不多的主权国家联合体纳入研究视野，主要分析了欧共体的形成与发展、权力结构、法律效力等等。

俞可平主编《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丛书，此丛书共 18 本，包括美、德、英、法、俄等西方国家。作者完整、准确、全面的介绍了这些国家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文官制度、廉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监督制度和其他重要的政治制度，为国内学者进一步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最新基本素材。

在对当代各国政治制度研究上，学者较为关注英、法、美三国。

胡康大 的《英国政治制度》可以说是系统研究当代英国政治制度的奠基之作，书中不仅介绍了英国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司法制度等基本制度，还提到了英国的文官制度和查 弊制度 ，并分析了英国的压力集团与新闻控制。

在法国当代政治制度方面， 吴国庆著《当代法国政治制度研究》 一书。书中指出，当代法国政治制度即 1958 年建立起来并 随之间 的推移而逐渐完善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作者指出，法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与制衡、法治、自由与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此基础上，他系统分析了法国自成一体的政府行政体制、“合理化”的议会制度、精巧的司法制度、两极分化的政党制度，并谈到了法国社会中蓬勃发展的利益集团和第四种权力。

李道 揆 的《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是“多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政府制度的意向最重要的科研成果”（赵宝煦语）。本书从美国宪法出发，阐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各项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 资料翔实、分析全面。

在各国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曹沛霖、徐宗士主编的《比较政府体制》一书。书中虽然对各国的政府体制分别介绍，但是按照同一逻辑线索和逻辑结构，对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德国等五国的政府体制进行比较研究。学者张星炜 撰 《英美政治制度同异比较》一文，作者依据翔实的资料、运用比较政治分析的方法，对英美政治制度的主要方面进行了同异比较以及同中之异和 异中 之同的比较。这种比较，对于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典型意义。

有的学者立足中国，对于中西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由徐育苗主编的《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包括《中外政党制度比较》、《中外代议制度比较》、《中外选举制度比较》、《中外行政制度比较》、《中外监督制度比较》等十本书。作者力图把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制度研究与比较研究结合起来，对当代中国和外国（主要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探寻中外政治制度形成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结构内容和基本特点，为中国政治发展服务。

（二）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具体层面的研究

政治制度的具体层面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体与政体；二是国家结构形式 ；三是具体的各项政治制度包括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等。

1． 对国体与政体的研究

国体政体问题是政治制度，也是实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在西方政治制度的专著或教材中，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这个问题。

樊体宁在《西方国体政体初探》一文中历史的考察了西方的政体学说，指出自希腊以来，西方有关政体的分类比较研究历久不衰，但西方思想家的一个共同缺陷是，他们都偏重于从形式上去考察政体，而不是从本质上去把握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国家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是国体，形式是政体。并进一步指出，当代西方国家的政体主要是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但不论采取何种政体，都是由资本主义国体所决定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维护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不同统治形式。

有的学者还力图探求西方分权政治和集权政治形成的原因。 施雪华 在《论西方国家资本形式与政治形式的关系》一文中指出，近代以来，资本政治取代土地政治的根本原因是资本比土地更有推进社会价值增值的能力；同时，资本与政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变换着自己的形式，并在互动、互 适中互择与 自己相应的存在形态：自由资本选择了议会分权民主政治，而垄断资本偏爱行政集权民主政治。

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学者较为关注对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的研究。李青、索若 撰 《“三权分立”政治分析》一文，从横向纵向和综合三个向度，从国家形式、政治形式和权力运行机制三个层次分析了“三权分立”政治的实质和根本特征。作者认为“三权分立”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 一 权政治中的各资本家集团之间政治妥协、权力制衡、分工合作的权利运行机制，并不是适用一切类型国家的完美的政治形式。这一点应是我们从世界历史范围来探讨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参照原则。 郭 大方在《美国政府“三权分立”体制透析》一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权扩大，美国的三权之间的制衡张力有可能被打破。曹绍濂在《美国政治制度史》一书中指出，三权分立学说在制度上已名存实亡，只是美国人民不愿接受罢了。原因有三：一是美国行政权的扩大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人们不易觉察；二是三权分立在形式上予以保留；三是主流不排斥支流的存在，议会有时还会起作用。

2． 对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形式，主要是指中央政权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

杨小云、邢翠微在《西方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集中模式及启示》中指出，西方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联系十分广泛和密切的基础上，同时又以垄断资本和福利国家经济为其深刻的经济基础。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以现代美国、德国为代表的联邦分权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单一集权模式和以现代英国、战后日本为代表的单一分权模式，并对他们各自的特点逐一作了总结。展望未来，文章指出，集权与分权并存是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扩大中央与地方合作、平衡矛盾将会是贯穿西方国家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流。

学者林尚立著《国内政府间关系》一书，在书中探讨了集权主义、地方分权主义、 均权主义 、联邦主义的原则和特点，在此基础上系统的分析了英、美、法三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并对它们各自的发展趋势做出展望。

有的学者对西方各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胡康大 在《欧盟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一书中，攫取英、德、法三国为比较研究的对象，通过比较，作者认为德法两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方面显得更有章法、更为宽松，因此也更为有效；而英国的则失之与过严的中央集权思想，以及政党政治的严重影响，造成章法混乱，以致有时造成无序状态，这种情况在保守党撒切尔政府改革地方税收方面及中央对地方拨款制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另外，在 2002 年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国内学者翻译了一批西方学者的关于联邦制的文章，表现了国内对联邦制的关注。

3． 对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

在这方面，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和文官制度上。

（1） 选举制度

现代西方选举制度可溯源于古代希腊、罗马，但真正形成却始于近代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成长和发展，选举制度作为一种工具与手段，自身也日趋完善。西方选举制度是由一系列与选举原则、选举程序、选举方法相关的 京法律 规范形成的各种具体制度构成的整体和总称。

国内学者对西方选举制度的研究鲜有专著，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政治制度的书的一些章节中和一些论文中。

很多学者对美国的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予以关注，刘建飞在其《美国选举制度评析》一文中对美国的总统选举作了全面的介绍，指出了美国总统选举的特征：受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影响；政党的作用相对较弱。同时也指出了美国总统选举的弊端：第一，时间太长，令人厌倦；第二，费用高昂，富人的游戏；第三，驴 象 之争，两党垄断政坛。

总统的选举方式，不但反映总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与地位，而且也反映一 国采用 何种政体。法国在 1946 年宪法下，总统由国会选举产生，其政体系议会内阁制；而在 1958 年宪法下，特别是在修改总统选举方式之后，法国总统由全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种选举方式不但提高了总统的权力和地位，而且也意味着法国政体向总统制的转变。杨士林， 穆春玲 撰写的《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就详细地描述了这一转变的过程，对当前的法国总统选举制度作了系统的介绍，并对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与美国做出比较。

德国不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也不是总统制的国家，而是一个实行联邦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要掌握政府权力，必须争取议会权力。刘建萍的《德国的选举制度》一文，就对德国的选举制度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马敏的 《德国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一文则从历史的角度，在阐述选区代表制的一般含义和类型的基础上，分析了魏玛时期和战后德国不同的选举制度对其政党制度和议会政治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总体上说，国内学者对选举制度的研究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介绍较多、分析较少，对这方面的研究稍嫌薄弱，有待加强和深入。

（2） 议会制度

当今世界，议会被绝大" 多数国家看作是实现民主的基本形式。各国议会在结构和功能上有很多共同特征，但他们之间的不同，尤其是功能上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学者蒋劲松在《西方国家议会的地位》一文中，对美英法德瑞以六国中的议会地位作了深入的比较和分析。作者划分了三种模式：以英以瑞为代表的奉行无条件议会上的原则；以德国为代表的有条件的承认议会至上的原则；以美法为代表的否定议会至上的原则。当然，具体到每个国家，议会在国家政体中的地位又各有不同。作者指出，从以上六国议会在各自政体中的地位看，在当代政体下，何谓“最高权力”或“最高国家权力” , 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予以说明。无论如何，立法权等于最高权力的说法，日益显露出矛盾，很难继续为人们广泛接受。在现代，人民主权并非必然等于议会至上，当然也不排斥议会至上。

关于议会的功能，蒋劲松在其另一文 《议会的两种职能：为选民办事与担当国家论坛——论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制度》中，把议会的职能归为两方面；即为选民办事和担当国家论坛。为选民办事是各国议会的基本职能之一，其作用是反映民意，发挥议会对社会矛盾的 的 整合职能和政治凝聚力。充当国家论坛是议会的另一职能， 即由代议 机关扮演对时事国计的制度性辩论场，其作用是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促使政府及时感知社会动静并做出灵敏反应。

虽然议会有许多功能，却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美的。由王晓民主编兼总策划的《国外议会》丛书共 18本，涉及英、德、俄、法、美、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王晓民在导论中指出，议会制度从产生那天起就面临着许多责难。 卢梭可能 是最早批判代议制的著名思想家，从那时起，代议制无时不受到那些崇尚直接民主的人们的诘难。行政权力的膨胀曾经是现在也是议会面对的主要威胁，但它所引起的应该是有关议会功能发挥程度的忧虑，而不是议会是否发挥作用的问题。议会制度自身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在议会制度的发展中得到解决，各国议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也将继续下去。

另外， 2002年1月华夏出版社出版由王晓民主编的网上论坛论文集《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其中涉及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的议会制度。这是我国的议会制度研究更加开放、成熟的一个标志。西方议会不再被学者看成是“清谈馆”，加强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 政党制度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政党制度在各国政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政党制度的研究成为制度研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彩的世界，政党制度的多样性反映了各国不同的 的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体现了世界政治的多样性。

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学者对政党制度的关注已不仅仅局限于对西方各国政党制度的介绍，而是深入分析政党制度的起源、政党的本质和功能、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根据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来预测政党的命运和政党制度的未来。

学者 郇庆治 在《西方政党体制：一种比较观点》一文中指出，西方学者把政党概括为，政党是一个由具有相近观点的个体联合起来，通过选举控制在政府的人事与政策的团体；政党具有利益聚合、政治一体化、政治社会化、政府管理等功能。他认为欧洲国家的政党与美国相比有着更强的政治影响力和组织稳定性，而它们的政党格局有着更强的自我适应性和调整能力，虽然以政党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民主制在七十年代以后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压力，但是这种危机所带来的将是政党自身的比如在美国和整个政党体制比如在西欧的不断变化，但这并不影响政党作为现代民主制种的一个重要角色和某种相对稳定政党格局的存在与延续。

蜀君译美国 学者 K · 劳 森《美国政党的变化》一文，文章中详细的阐明了西方政党衰弱的原因：美国的立宪制度；美国社会和社会制度的变化；美国各州通过的反党法律等，作者对美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表示深深忧虑。

在这方面的专著，具有代表性的是周淑真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和王长江的《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研究》。周淑真在书中指出， 21 世纪世界政党格局和政党体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世界政党数量增加，各主要政党力量此消彼长，传统政党格局打破；二是政党模式多样化，欧洲传统政党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左右翼政党逐渐向中间靠拢；三是政党的传统社会基础面临挑战，发达国家政党开始出现“全民化”的现象，政党活动领域拓宽，尤其是政党国际联盟作用突出。在对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比较中，表现出了作者对前两者的肯定和对后者的否定。

与周淑真对待政党制度总体上较为乐观的态度相比，学者王长江则表示了对政党制度的忧患意识。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政党作为利益表达和利益总和的工具，经济的多元化是不是必然带来多党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政党体制的关键，不在断言 一 党制和多党制孰优孰劣，而在于这个体制中的政党有没有协调各种力量和利益之间关系的张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种新兴的政党日益成为西方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力量，不少学者对此予以关注。绿党的出现的确是对传统的政党制度构成了冲击，但大多数国内学者对绿党能否成为主宰政局的大党不持乐观态度。刘建飞在《英国政党制度和主要政党研究》一书中谈到，绿党因为是小党，对有才干的政治家缺乏吸引力，同时也缺乏吸引全国选民的纲领和政策，而导致缺乏一个支持它的稳定而壮大的选民队伍。而传统的两大党由于资金和组织上的优势，再加上选举制度的有利，在选举过程中他们完全可以把绿党的一些政策和纲领吸收进来。王长江指出，绿党在理论上的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定位，在实践中往往是难以实现的；所谓建立生物区以取代国家的设想，听上去是吸引人的，但它和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也会令许多人望而却步。但是，不论怎样，绿党表达了一种人类的愿望，尽管有不切实际的成分，应该说，它所显示的方向是进步的，它所做的探索也是有价值的。

最后，在政党制度方面，还有一个方法论的创新。王邦佐、李惠康主编《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一书，提出要以社会生态的方法去研究政党制度。他们指出，政党制度是特定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并在与社会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中得到发展。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产物，并进而成为它的一部分。政党制度是社会政治系统中的一个核心子系统，它和其他子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政治系统的动态平衡，与此同时，特定的政治系统的 的 总体要求以及其他子系统的形态结构，也在与政党制度的相互作用中赋予了它特殊的形态和功能。

（4） 文官制度

文官制度是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内学者对此予以较大关注。

徐振寰、王晓初主编《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一书，作者有重点、有选择的对世界上（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类型的公务员制度或公务员制度中的某些专项制度进行分析和比较，试图从发展的角度，对公务员制度的形成过程、基本体系、运行机制及发展趋势进行横向研究，探索其中的某些规律，为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服务。

“政治中立”原则作为西方文官制度的重要特征，很多学者对此 项原则 的含义、特征，弊端、发展趋势做出论述。符晓薇在《西方文官制度“政治中立”原则浅析》一文中指出，所谓“政治中立”原则，是指业务类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活动中，必须对政党政治采取公正、超然的态度，对任何政治问题都保持沉默。作者通过分析，进一步指出，“政治中立”原则产生与西方三权分立和两" 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之下，它的目的就是要求公务员忠实的执行政府的政策，为政府服务，同时保证文官队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也应看到，由于行政管理机构都必须服从政权机构，为政权机构服务，所以，行政管理机构试图保持或自我标榜“独立”、“中立”、“不介入政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学者李治国在《传承与变革之间——当代英国文官制度发展路径前瞻》一文中，通过对英国文管制 度历史 沿革的分析，认为传承与变革是当前英国文官制度的典型特征：“政治中立”原则面临挑战， 专业文官的呼声逐渐获得合法性，文官 改串政治 角色现象时有发生。在体现英国文官制度稳定的机构建立以前，英国文官制度将处于一段动荡骚乱时期。

有的学者对美国的文官制度进行了历史的回顾，石 庆环撰 《 20 世纪美国文官制度的历史回顾》一文。本文从美国文官制度管理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美国政治结构的倾斜与文官政治角色的变换、美国文官势力的膨胀与官僚主义的泛滥等三个方面对 20 世纪的美国文官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文官势力的崛起，使 20 世纪的美国社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文官既是政治运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又在一定程度 上威胁 现行的政治体制。因此，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在保留优点、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建立健全的控制机制。

在当代世界，行政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其中一个 最共同 的方面是对文官制度的改革。改革已成为西方文官制度建立后必然的、共同的道路。无论文官制度的改革将走向何方，效率和廉洁将是文官制度改革中最高的价值取向。

三 对当前政治制度研究的一点认识

总体上看，我国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自 80 年代以来 20 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第一，完成了研究态度的转变。学者们不在以简单的贴标签的 的 方式去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开始以科学的态度，比较、借鉴的目的去客观分析西方政治制度。

第二，基本构建了研究西方政治制度的体系框架。在西方政治制度史和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方面，在国别史研究与专题研究方面，宏观与微观的制度研究框架已基本确立。

第三，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国内学者利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多种方法去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分析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视角。

第四，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入。进入 90 年代以来，学者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是在整个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从而使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同时，学者们已不再满足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与说明，而是力图分析政治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弊端，对各国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并试图科学预测各种具体政治制度的未来。

第五，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学者群。在这二十年的发展中，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学者群体，有些学者已经成为某个方面、某个领域的专家。如：阎照祥对英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吴国庆对法国政治制度的研究；李道 揆 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周淑真、王长江、施雪华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王晓民、蒋劲松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研究等等。

在这 20 多年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与不足。

首先，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缺乏“政治”的视角。当今研究西方政治制

度史的 学者多是历史学家，他们往往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制度的内在特点和运行方式上来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这就不利于西方政治制度研究的发展。

其次，对西方某些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在具体制度上，学者们往往对中央一级的政治体制予以较多关注，却忽视了对政治制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治制度的构成、运作及职能演变的研究；对于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的研究似乎关注不够（研究司法制度的往往是一些法学界人士，不能够把司法制度放在整个国家机制的背景下去研究；研究行政制度的往往是一些行政学家，着眼与行政改革与行政效率）；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一些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联合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内学者应对此予以关注。

最后，一些学者对政治制度的理解似乎不够全面 （ 当然，学者对政治制度的

定义还存在着争议 ） ，对一些非制度化的因素 如利益 集团、新闻控制等较少涉及。董 晓阳著《俄罗斯利益集团》 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开创。随着社会发展，不仅利益集团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利益集团对政治制度和实际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在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上，对这方面的研究应予以加强。

参考书目及论文

一 政治制度 史部分 ：

书目：

《西方政治制度史》 马啸原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5 月版

《外国政治制度史》赵玉霞 韩金峰 著 青岛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版

《英国政党政治史》阎照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版

《西方政治制度史简编》董建萍 著 东方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版

《英国政治制度史》 程汉大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 7 月版

《英国政治制度史》阎照祥 著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版

《俄国政治制度史》赵振英 著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3 月版

《外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李德志 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5 月版

《法国政治制度的变迁：从大革命到第五共和国》 洪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3 月版

《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张定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7 月版

论文：

《 雅典公民制度刍议》 /姜颖/《武陵学刊》1999/5

《关于西方政治制度史的考察》 /董建萍/《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0/2

二 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部分

书目：

《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比较》张晔 著旅游 教育出版社 1989年6月版

《外国政治制度与监察制度概要》 林修坡 ，李茂春，叶自成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外国政治制度理论与实践》田为民，张桂琳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8月版

《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唐晓，王为，王春英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年7月版

《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剖析》吴大英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6年版

《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丛书俞可平 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年4月版

《外国政体概要》郭成伟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西方政治制度》董建萍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2年7月版

《西方政治制度》刘玉萼， 石永义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英国政治制度》 胡康大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年6月版

《当代法国政治制度研究》吴国庆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年 11 月

《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李道 揆 著 商务印书馆 1999年3月

《美国政治制" 度剖析》董秀丽 编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0年10月版

《德国政治制度》吕耀坤 著 时事出版社 1997年版

《比较政府体制》曹沛霖，徐宗士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年7月版

《当代世界政治体制比较》李敬德 主编 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7年版

《比较政治制度》 王惠岩 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比较政治制度》宋玉波 著 法律出版社 2001年5月版

《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比较》 周民锋 主编 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 2001年4月版

《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徐育苗 主编 华夏出版社 2001年版

论文：

《西欧各国政治制度的危机》 /张世鹏/《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5/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吕耀坤/《德国研究》1995/4

《英美政治制度的异同及历史根源》 /徐广春/《地方政府管理》1998/1

《英美政治制度同异比较》 /张星炜/《天府新论》2000/3

《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制度探析》 /王树春/《东北亚论坛》2002/1

《从德国看欧洲政党政治制度的危机与改革前景》 /张世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2

《美国政治制度的顽疾——政治献金》 /屠丽美/《党政论坛》2002/4

三 对具体政治制度研究部分

书目：

国体与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

《国内政府间关系》林尚立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欧盟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胡康大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9月

议会制度：

《国外议会》丛书 王晓民 主编 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王晓民主编 华夏出版社 2002年1月版

政党制度：

《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制度》姜士林 著 群众出版社 1986年版

《美国两党制剖析》陈其人著 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

《英国政党制度与主要政党研究》刘建飞著 中国审计出版社 1995年10月版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李景治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年 10 月版

《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王长江著改革出版社 1996年9月版

《西方政党制度生态分析》王邦佐李惠康 著 学林出版社 1997年1月版

《外国政党概要》俞遂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1月版

《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周淑真 著 人民出版社 2001年5月版

《俄罗斯利益集团》董晓阳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年9月版

文官制度：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文官制度》周凯敏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年1月版

《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徐振寰王晓初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美国公务员制度和道德规范》马国权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年5月版

行政制度：

《外国政府管理体制评介》谭健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比较行政体制》余潇枫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 周志忍 著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1999年版

《现代西方行政管理体制》袁辉 主编 山东人民版社2000年版

司法制度：

《外国司法制度概要》郭成伟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论文：

国体与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部分：

《西方国体政体初探》 /樊体宁/《国际关系学报》1993/3

《“三权分立”政治分析》 /李青 ，索若/《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4/1

《论西方国家资本形式与政治形式的关系》 /施雪华/《武汉大学学报》2001/6

《美国国家结构形式的演变及联邦中央权力集中的特点》 /李德志/《吉林大学学报》1994/4

《全球化时代的联邦制》 /罗纳的·瓦 茨 著，黄 纪苏译 /《国际社会科学》2002/1

《走向规范性的联邦制理论》 /丹尼尔·威恩斯托克著，李 存山译 /《国际社会科学》2002/1

《联邦体制的适应能力与变革》 /里查德·西 半恩著 ，刘 北成译 /《国际社会科学》2002/1

《试论美国宪法中的“三权分立”原则》 /赵德平/《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5/4

《美国政府 “三权分立”体制透析》 / 郭 大方/《北方论从》2000/4

《三权分立的两种模式——英美政权形式比较》 /郭红霞/《高等函授学报》1995/6

《略论“三权分立”中司法权与立法及行政权之关系》 /王旗/《中央政法管理学院学报》1995/5

选举制度：

《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及其启示》 /谭卫华/《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3

《意大利新选举制度及其影响》 /罗红波/《欧洲》1994/5

《美国选举制度》 /梁宇/《乡镇论坛》1994/9

《美国德国法国议会选举制度的若干特点》 /卓越/《人大研究》1994/5

《西方现代选举制度原则与功能论析》 /郭艳梅，黄永俊/《东北师大学报》1998/4

《德国的选举制度》 /刘建萍/《乡镇论坛》1999/10

《美国选举制度评析》 /刘建飞/《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0/10

《从美国大选看西方选举制度》 /苏南/《时事》2000/2

《从 2000年大选看美国总统选举制度》/袁征/《前线》2001/1

《德国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 /马敏/《德国研究》2002/1

《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 /杨士林，穆春玲/《政法论从》2002/3

议会制度：

《 多党议会内阁制的危机与演变》 /胡伟/《政治学研究》1997/3

《浅议资产阶级议会政治》 /何强，王清/《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8/4

《西方议会民主政治悖论》 /唐君黎/《理论前沿》1998/ 10

《议会的两种职能：为选民办事与担当国家论坛——论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制度》 /蒋劲松/《人大研究》2000/9

《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与政党的关系》 /蒋劲松/《人大研究》2002/6

《西方国家议会的地位》 /蒋劲松/《人大研究》2002/8

文官制度：

《试析英国文官制度的连续稳定性》 /王晓焰 /《内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 / 1

《近代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剖析》 /姚景芳/《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

《英国政府文官制度改革回顾》 / 周金昭/《中国公务员 》1999 / 5

《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官制度改革——从政党“分赃制”到“功绩制” 》 /张淑华/ 《 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5

《英国贵族与文官制度》 /邹冠秀 /《龙岩师专学报 》2000 /2

《当代西方文官制度改革的潮流》 /徐晓丹/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0 /2

《对西方文官制度中“政治中立”原则的认识》 / 何青 /《江西社会科学》2000 /2

《英美文官制度的模式差异及其历史影响》 /石庆环/《世界历史》2001 /6

《传承与变革之间——当代英国文官制度发展路径前瞻》 /李治国/《历史教学问题》2001 /5

《西方文官制度“政治中立”原则浅析》 /符晓薇/《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 /6

《浅议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形成》 /王霞/《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7

《廉洁与效率 :英国两次文官制度改革的共同价值取向》/张延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1

政党制度：

《美国政党的变化》 /（美国）K· 劳 森 著 蜀君 译/《国外社会科学》1993/8

《后工业社会的政党制度危机》 /张世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4/1

《政党政治与西方社会》 /施雪华/《学术月刊》1994/4

《论西方政党制度的特征与走势》 /金太军/《政治学研究》1997/3

《绿党对西方政治制度影响》 /汪洋，王义 桅 ，彭文兵/《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8/4

《战后意大利政党制度的特征与走势》 /金太军/《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8/6

《试论转轨" 时期俄罗斯的政党制度》 /王立新/《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9/5

《现代世界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论纲》 /刘开寿/《探索》2001/1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刘金东/《求实》2001/6

《西方政党体制理论：一种比较观点》 / 郇庆治 /《山东大学学报》2001/9

《从德国看政党政治的危机与改革前景》 /张世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2

《从安然破产案看美国政党制度之弊端》 /李启先/《前进论坛》2002/6

行政制度：

《 当代西方行政制度改革：取向与启示》 /张立荣/《求实》2001/10

《英国行政制度的现代化改革》 /孙迎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5

司法制度：

美国政治论文篇5

关键词：中美思想政治教育；实施途径；启示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必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途径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和关键问题，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率的关键。通过中美两国的分析，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彼此的优点，用以完善彼此的教育事业。

一、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需要一定的路径来完成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范围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在学校中传播之外，在社会和家庭中也同样存在。

（一）社区环境思想政治教育

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教育者通过开发社区中一切可以利用的教育资源，将教育对象、特殊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原理的普遍性结合起来，统筹包括不同年龄、文化程度、价值观念的教育对象的教育需求和发展要求的一项教育活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具有社会性的人就免不了要与其他人进行人际交往。而社区成员长期生活在一起，必然要进行各种频繁的交往。正是在这种频繁的交往过程当中，传递信息、沟通思想、交流感情、从而使得他们之间逐渐的趋同，关系得到了协调。

（二）媒介舆论思想政治教育

媒介舆论分为自觉的舆论和自发的舆论，而我们研究的主要是自觉的舆论。“自觉的舆论是由国家机关、社会集团通过所控制的舆论机构和工具表达传播的，有着鲜明的意图和目的，它是媒介舆论的主体”。它的工具主要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传播的，最主要的方式是新闻媒体，网络。大众传媒也可称为“大众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简单的说，就是向大众传输信息的传播媒介.对于大众传媒传播教育的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更容易被广大学生所接受。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注意把握好“度”，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

（三）课堂思想政治教育

我国非常重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在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公共课，在小学、初高中同样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学校还要适时的对学生进行当前形势法律法规的的讲授，使学生能够及时的了解国家的政策和发生的大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这些课程的主要目的是能够使学生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爱国主义，帮助学生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当今的政治经济格局当中，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使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一）课程思想政治教育

通过正式的课程，以课堂教学的形式来进行。美国通过学校正式课程，以课堂教学的方式来进行道德教育已成为主要的途径之一。在美国的正式课程中，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是道德教育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课程主要包括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公民学等，包括民主问题、社会问题、现代生活等方面的内容。他们注重各科教学的之间的“渗透作用”。美国高校还十分重视通过普通教育课程进行道德教育。美国以法律法规的的形式规定各类学校都必须开设美国历史课程，独立开设的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还包括公民课、道德哲学课、职业道德课、品德课等，还开设文学、历史、美术、音乐、宗教和伦理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这类课程政治指向性都很强，阐述了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用以支持资产阶级的统治和领导。

（二）内外环境思想政治教育

通过内外环境的熏陶，进行各方位的道德教育管理。道德教育是一个知、情、意、行相统一的过程。美国高校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极为重视利用校园内外环境对大学生的熏陶，这方面也得益于美国政府及其社会机构建立的旨在突出美国价值观的目的，它能使置身其间的人们能够潜移默化地受到美国价值观念的影响。美国非常注重建设一个美国主义的大环境，使置身其间的人们能够潜移默化地受到美国价值观念的影响。在美国，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成为思想道德教育的生动教材。大到政府大厦、大型广场，小至各种小布袋，产品包装，随处都可以见到美国国旗。各级政府建有各式各样的博物馆、纪念馆、历史遗迹、名人故居和公园等，这些场馆是对公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的有效场所。利用各种节日庆典也是美国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一贯做法。公共环境成了无所不在“思想政治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校园文化思想政治教育

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凸显学校对于教书育人的价值取向的引导。在校园中，文化建设活动丰富多彩，比如说学校或学生团体组织安排学术交流，间接将价值取向融入了进来，同时也给了学生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培养学生爱思考、多参与活动的竞争意识；对于校园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就是文体活动了，包括音乐、美术、打球赛、表演戏剧等形式，学生可以通过这些兴趣爱好来进一步提高人文素养，增进同学间的合作精神，而且有助于学生们形成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因此，校园不是像课堂授课那样古板硬性的传授学生知识与道德理论，而是以间接的隐形的方式来教育和感染学生，让学生自己通过切身体验领悟到道德的真谛和重要性，这种方式更容易被学生的潜意识所接受。

美国政治论文篇6

关键词　利益集团　美国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6-0051-56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指出：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政治文化是政治的灵魂，影响着人的政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公民的政治行为方式，并赋予政治过程以不同的意义和形式，而且政治文化发展得越完备，就越是从意识、观念的深处决定人们的政治行为，其作用具有本原性。因此，对于美国政治文化的分析“可以帮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政治行为、政治模式、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背后的深层根源”，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利益集团政治行为与美国政治文化的关系。

一、影响美国利益集团行为的政治文化因素

美国人大都属于某一集团，不论这种集团是政治性的还是经济性、职业性、种族性的，美国因此存在着独具特色的利益集团文化。“美国文化是一种利益集团文化，利益集团文化是美国文化的突出代表形象。”总的来说，影响利益集团行为的美国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社会责任意识和不信任政府思想。

(一)个人主义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个人主义作如下定义：“个人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哲学，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广泛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来约束的个人或自我。它的价值体系可以表述为三种主张：一切价值均以人为中心；个人本身就是目的，具有最高价值，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一切个人在某种意义上说道义上是平等的。个人主义的人性理论认为，对于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来说，最符合他的利益的，就是让他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责任去选择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手段，并且付诸行动。”

个人主义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主要信条和特色，是美国民主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美国人价值的核心，在美国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个人主义构成了美国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它最雄辩地、实在地、直接地表述了美国思想。它所包含的内涵与外延真正扎根于美国本土，既不同于希伯来和希腊传统，也不同于18世纪的欧洲思想。”个人主义是美国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美国社会、美国人的最崇高的愿望都同个人主义密切相连。其要义是： “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个人是本源，社会是派生的。社会、国家是个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某种权利或利益而组成的人为的机构。除了个人的目的之外，社会或国家没有任何其他目的。”由此可见，美国人所崇尚的个人主义完全不同于“利己主义”，它强调个人奋斗、追求自我价值的行为和意识，不否认他人的利益和与他人的合作，从而使个人利益在社会上凸显出来，并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利益集团的出现正是对个人利益的反映。

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政治文化是美国利益集团产生的思想文化基础。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最早使用了个人主义这个词，详尽地解释了它的内涵，深入分析了美国人的政治心态和取向。他说： “美国人不是把个人主义看作一个缺点而是看作一个近乎完美的品德，它代表创造性、开拓性、积极进取精神以及不向权威屈服的自豪。因此，个人主义通常产生骄傲感，美国人认为它是美国文明独特的、最吸引人的地方。”他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对美国利益集团的行为、国民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利益集团的社团精神基于个人主义的结合。公民言论自由、集会请愿等权利通过政治制度中的分散性、政党竞争来表现，从而形成了公民的结社权。这种个人权利观念和个人利益观的进一步扩展，便直接导致了与国家权力相对应的集团或群体利益的产生，最后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美国利益集团之所以比欧洲更为广泛，崇尚个人主义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二)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一种代表个人主义的政治语言，是美国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核心。美国政治学家哈茨把美国与欧洲的政治历史相比较后，认为美国从建国初期开始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已成为其牢固的传统，这一传统决定了美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保证了美国社会发展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美国的自由主义带有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在美国无论是有种族优越感的白人，还是曾受过种族歧视之苦的黑人，或是固守传统民族文化的唐人街的华人，都坚定地崇尚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观，即自由主义，在这方面，他们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在主流美国人看来，自由主义已经成了美国人必有的精神。

尽管美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使自由主义本身呈现纷繁复杂的现象，但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和基本原则却是恒定的，就像美国学者萨皮罗所说： “自由主义在所有时代的典型特征是它坚定地相信自由对于实现任何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个人自由的深深关切激发自由主义反对一切绝对权力，不论这种权力来自国家、教会或政党。”换言之，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自由”这个词，而且这个自由指的主要是个人自由。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斯蒂文・霍尔姆斯认为，自由主义包含四方面的核心规范或价值观。一是个人安全，即强调垄断合法暴力权力的国家机构之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监督和制约；二是公正性或普遍性，即同一法律制度适用于所有的人；三是个人自由，即个人享有不受集体或国家制约的广泛领域的自由权；四是民主，即通过选举或公开讨论的方式参与决策的权利。

(三)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来源于希腊词πραυμα，意味着行动。查尔斯・皮尔士于1878年第一次把它引入了哲学。在继承皮尔士思想的基础上，威廉・詹姆斯将实用主义提升为一种价值准则。他认为：“实用主义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实用主义也由此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组成中惟一土生土长的哲学流派，并一直是美国人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和谋生手段的重要思想基础。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说： “美国人以务实民族而著称，重事实而轻理论，从结果上发现命题的含义，把试验和谬误视为通向真理之路，而不在乎演绎逻辑……当美国人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哲学时，它自然是威廉・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也曾经指出，“美国人虽然从未下过功夫解说他们的准则，但他们却有一个大家共通的确定的哲学方法。”他认为这种方法就是“实用主义哲学”。美国人对实用主义哲学的忠诚和恪守是无所不在的，实用主义构成了

美国精神的“主体建筑”， “美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建筑在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上。”

缘起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具有其显著的独特性，其基本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行动求生存。实用主义是一种行动哲学。特别强调实践对人类生存的决定性意义。著名学者拉斯基在为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所作的导言别指出： “美国人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民族，不大善于思考。他们凡事考虑眼前的利益，而不大追求长远的利益。他们所重视的，是够得到、摸得着、切实存在并能用金钱估价的东西。”康马杰在《美国精神》一书中也指出：“美国人讨厌理论和抽象的思维，不纠缠于任何深奥的政治哲学，但他们却靠一种注重实际的行动哲学使他们的政治机构象他们发明的机器一样灵活”；二是以效果定优劣。实用主义是一种效用哲学，它认为人是通过实践活动给事物以价值和意义的，人活动的目的在于取得对人生有意义的、最好的效果和实利；三是以进取求发展。实用主义是一种进取哲学，它认为人是行动的人，其行动是自由的。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们赖以行动的永恒秩序和绝对真理，人生存的关键就在于选择、寻求、奋斗和开拓。正如基辛格所言：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美国领导是“官僚，实用主义型领导”。美国人民讲求实效，讲求行动，他们的民族精神正是实用主义培养起来的。从独立到疆域的开拓，从南北战争到对外扩张，美国人普遍形成了独立、自由、务实、不拘泥于传统、不迷信权威，竞争进取、富于创新的民族精神，显示出其特有的求实、求利、求效的心态，这也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要价值取向和人生信念，它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实用主义最充分地体现了“美国精神”，因此有人把它看作是美国的“国家哲学”，实用主义对游说政治的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四)公共责任意识

公共责任是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观念。美国著名政治家伊拉扎将公共责任观念表述为道德主义政治文化，他强调民主政府应建立在公共利益原则基础之上，他认为政治是人类追求完美社会的伟大行为之一，同时也在运用权力完善公共利益。因此，普通大众和政治家都将政治看作以公共利益概念为核心的公共行为，如果对公共利益和整个社会幸福是必要的，社会力量可以干涉私人行为。

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兼具个人主义与社会责任意识的双重精神。个人主义政治文化强调市场原则支配之下的民主秩序和个人利益不容侵犯，认为建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们的需要。主张在保持正常的市场秩序运行前提下，把社会对私人行为的干预限制到最小程度。托克维尔曾经担心在日益商业化的社会里个人主义的负面影响，认为人人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断索取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解决办法是通过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使公民克服个人主义的过分要求，所以各州活跃的公民组织是美国民主的关键。在这种环境之下可培养人们关心公共利益的心态，潜在的公共意识和责任意识可以由此得到发挥。托克维尔忽略了美国价值中公共责任观念的存在，公共责任虽然与个人主义是相对的，但并不是绝对对立关系，而是彼此补充、相辅相成的。正是由于公共责任意识对个人主义观念的制约和平衡，才弥补了个人主义对社会的不良影响。两者的对立与契合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

(五)不信任政府思想

公众适度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和核心价值之一，也是民主的一种健康的表现。英国政治学家霍布斯曾将政府比作“利维坦”，也就是庞大的恶兽。他的这一思想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美国思想家潘恩认为，政府是由人们的邪恶产生的，它制止人们的恶行，从而消极地增进人们的幸福。对社会来说，政府仅仅是一种“必要的恶”。因此，潘恩认为不能给予政府过多的权力，否则便有侵害社会及人们的权利和自由的可能。在他看来，一个理想的政府应该是一个既能造福于全体公民，又不会侵害公民和社会权利的政府。基于掌权者更易于谋取更大的私利的认识和对政府、官员不信任的思想，美国人认为，政府和政客属于最不能相信的团体之一。为防范政府权力范围无限制地扩张，人们只能把政府当作异己的力量加以怀疑、柔化、限制，甚至反对。所以在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中处处体现出了对政府的设防。从美国政府与宪法的关系中，可以明显地体会到这种思想。正如潘恩所说，人民在结成社会后，创立的第一个东西不是政府，而是宪法。宪法是一种先于政府的东西，而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因为一国的宪法不是其政府的决议，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决议。宪法产生出政府后，政府只能按宪法的规定去行使自己的权力，否则就会变成专制政府。对政府不信任的思想，是有限政府理论的雏形。

二、美国政治文化对利益集团行为的影响

美国的政治文化对利益集团的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利益集团提出利益诉求、影响政府决策提供了行为的观念和方式基础，引导和控制着其行为的方向，同时又提供了系统的价值结构和系统的理性思维结构，从而保证了利益集团内部机构和组织行为的延续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是美国政治文化的转移、复制和表达。美国文化史学家卡罗莱娜・韦尔认为：“文化范式对个人形成制约，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设想以及观察和思考的工具，确定了他们的生活框架。文化决定制度的形式，决定将被发展的个性类型和被认可的行为类型。”美国政治文化的具体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培育了利益集团的权利本位意识。这种意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民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二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从个人与政府的关系来看，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则保障公民当家做主地位的绝对实现；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来看，政府权力的设定是为了公民权利更好地行使和实现，权力的运行以创设权利和保障权利为目的，权力必须始终满足权利的要求和主张，并接受权利的制约和监督。这种意识使利益集团及其参与者便于建构自己的身份或认同，明确思维方式、价值偏好、利益决定和行为选择。这种实用主义的哲学态度决定了美国人把游说更多地看作是人民的一项重要权利和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不得不发表意见的权利，而且他们把自己具有独立的主见和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看作是一件非常体面的事情，这种权利是永远也不能被剥夺的。除非美国人脱胎换骨，蜕变形成另外一种文化心理。

第二，激发了利益集团积极参与的政治行为。参与意识是政治文化的核心精神，它建立在权利本位意识基础之上。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分为参与型、依附型和地域型等三种基本类型。他认为，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特点表现在，它存在于高度发达的政治社会中，人们积极参与政治、极其自觉地关注其权利和职责，公民具有较强的政治认同感和效能感，个人不仅参与政治输入，而且还积极地参与输入结构和输出结构的过程。美国的政治文化符合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特征，这种文化适合于保持一种稳定的和有效的民主政治过程。

美国利益集团的参与行为具有“间歇和潜在的”的特点，这是使民主正常运作的一种有效方式。这种特点从总统选举公众参与率上可以明显地得到反映。在美国这样一个号称非常

民主，甚至经常将自己的民主经验向世界积极推广的国家，公众对总统选举的参与率并不高。以1932-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公众参与率为例，平均公众参与率为56.13％，最高为1960年的62.8％，最低为1988年的50.1％。(见下表)有的学者认为，民主的政治文化并不总是需要高投票率，它需要的是一种态度，一旦被唤醒人们就会参与的态度――投票、付出时间和金钱，组织团体，举行巡回请愿――民选的官员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正是人民的态度，而非实际的参与，使民主的政治文化成为可能。这种观点可能非常准确、客观地反映了美国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对利益集团参与行为的影响。

第三，塑造了利益集团妥协与谈判的品格。美国的政治文化是在多元文化的不断融合过程中形成的，多元文化的相互吸收、借鉴、融合必然是一个相互妥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独特的政治文化塑造了利益集团妥协与谈判的品格和实用主义的处世哲学。作为对政治文化塑造的反映，美国几乎每个政治制度的确立和政府决策都是妥协的结果。在宪法的确立过程中，参与立宪的利益(或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倾向迫使美国社会中的各利益集团之间始终就各自利益的定义和定位进行着一种多层次、多方位和连续不断的谈判。谈判的过程也就是美国宪法循序渐进、调整改革、追求现实的完善的历史过程。同时，立宪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过程，由此产生的宪法也必然是一个多元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由此可见，美国体制下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也是一种“谈判”的关系，不同的政治力量依据共同认可的规则在政治层面上进行着一种“有得有失”或“得失并存”式的协商或讨价还价，目的在于避免任何一方全赢或全输。

美国政治文化对利益集团妥协与谈判品格的塑造在总统和国会议员的选举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选举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个本质特点，美国的政治文化塑造了“向选民负责”的理念。定期的、公正的选举“不仅给民主灌注了理智，而且也给民主政治注入了活力”。选举政治的游戏规则表明：为了赢得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支持及选举，不同的利益集团必须不断扩充政治资源，强化吸引力。但在选民背景和利益变得愈加多元的情况下，要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利益诉求符合绝大多数选民和其他利益集团的意愿，必须善于谈判，学会妥协，采取较温和的中间道路，这样才能既不过于激进也不过于保守迎合大多数人的想法。

美国政治论文篇7

关键词：美学思想政治教育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学者鉴于美学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的研究文献比较少，西方各国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学科研究主要是通过道德、伦理、美育等研究来体现，对美的关注体现在人性美、道德美。美国学者柯尔伯格的认知发展理论[1]，促进了道德发展的阶段，揭示了道德观念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影响着道德教育。柯尔伯格主张，尽管社会文化背景有所差异，但我们的底线道德发展历程和阶段总体是趋同的和一致的。这些阶段构成了较为固定的顺利，并长久发展下去。英国道德教育学家麦克菲尔的德育课程是以道德情感为主要线索的。他认为有道德的人该充分考虑他人的感受。道德主要靠发自内心的相互体会与理解，而不单单仅靠讲授，德育要致力于“教学生如何关心他人”。除此之外，威尔逊的新道德学习道德哲学，库姆斯的关于价值探析的分析理论，鲍勒诺夫曾经提出的朴素道德理论等，梳理的评价理论和保拉洛夫的道德理论研究了行为科学，考察了人格的发展路径，并注重对人的美的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厘清建立了逻辑。辛普森（Simpson）将其放在“杜威的艺术与教学”之前：杜威认为的“老师是艺术家”，反映了教学方式和方法的的艺术性功能和我们的环境适应力紧密相连。这个观点涵盖了以下几个关于道德的思考：教师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以及和改善社会活动中作为艺术家。西方的教育美学研究领域关系到教学方法的美学意味、教学内容的审美性改造、关于审美教育的教学理论方面，研究的宗旨都是实现教育价值最大化实现。[2]相关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有许多值得学习的领域：首先，重视“隐性”教育，同时配合“显性”教育，教育中“教育”和“延迟”的结合不会产生强迫感，从而造成思想意识形态上出现障碍。其次，应重视个性化学习，并着重培养合格人员的学术水平。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特别关注人类自治，个人主义和个性的观念，充分体现了上述教育理想。三是在西方国家，学校思想意识形态教育重视广泛的参与性，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试图用所谓“普世价值”来宣扬资产阶级意识的合法性。

二、国内研究现状

自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以来，国内研究从美学的角度开辟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领域，并且还建立了意识形态和政策研究的细分。早期代表学者主要有王宰林、雷才明、陆道廉、袁芳仁、钱立火、梅广才、檀传宝等。陆道廉认为，美育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中一项重要内容，美育建设可以有效促进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3]王宰林认为，美育除了增强大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还有自身的特殊功能，是德育、智育、体育不能取代的。[4]袁方仁等人认为，审美教育是大学生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5]因此，我们应该按照美的规律和逻辑去塑造人。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出发，用美学理论，用审美的观点和原则，审美的方法来帮助大学生形成自己的价值观。提高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需要坚持创新的美学思维模式：树立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审美观；教育者和受教者建立和谐统一的审美关系。自2000年以来，知识界开始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方面，并开始从多角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例如美学视角多角度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这段期间主要的学者包括了陈章、郭长伟、丁兆罡、周芳、魏晓文、程卫国等。丁兆罡认为促进学生个体成长和全面发展，需要净化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环境，创造和谐友善的外部条件至关重要。[6]郭长伟则主张，美育可以提高人们审美的能力和水平，借助鉴赏实践，整体审美的品味和层次可以获得全方位提高。[7]他把崇高和优美作为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审美情趣的目标。陈章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极具人文色彩的教育活动。具有丰富的美学含义。[8]从美学视角开展思想政治教学实践可以有效地提高思想政治学习的影响和效率。

美国政治论文篇8

一、 《政治多元论》的写作背景

有关“派阀”、“利益群体”以及党派的多样性等话题，在美国建国初期的《联邦党人文集》中已初露端倪。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的乡镇（Township）组织和精神以及结社问题也有很多评论。二十世紀初，本特利（A.F.Bentley，1870-1957）开始用利益集团的概念分析美国的政治现实。1920年开始，政治多元论在美国大为流行，对一元国家论形成驱逐态势。当时政治多元论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狄骥（Léon Duguit，1859-1928）、英国的巴克（E. Barker，1874-1960）、菲吉斯（J. N. Figgis，1866-1919）、拉斯基（H. J. Laski，1893-1950）、柯尔（G.D.H.Cole，1889-1959）以及美国的福利特（M.P.Follett，1868-1933）、杜威（J. Dewey，1859-1952）、麦基弗（R.M.MacIver，1882-1970）等。其中，拉斯基、福利特等人意识到多元论本身的不足之处，从而积极致力于拯救作为规范命题的多元论。1920年代中期，“多元主义”与“多元理论”的术语已经在学界通用，作为一种带有批判色彩的政治理论，与固执于国家（state）观念的保守政治理论之间形成对峙局面。因此，美国政治学史上围绕政治多元论的论争，正是作为政治理论的根本问题而登场的。[2]

对政治多元论展开系统攻击的是埃利奥特（W.Y.Elliott）。他把政治多元论者的言论视为对国家主权（state sovereignty）的侵蚀。在他看来，多元论与工团主义存在密切关系，是以詹姆士、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代言人。为了拯救政治科学与自由主义，他对实用主义展开猛烈的批判。他认为实用主义不仅不是一种明晰的哲学，相反，作为涵盖理论与实践的世界史的一种模式，带有霍布斯主义、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是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者墨索里尼的哲学。它是对合理主义和立宪民主国家的反动，难以构成行为规范的基础。在他看来，即使实用主义适于自然科学的需要，但引入社会科学领域的时候，却有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辩护者，从而威胁到自由主义的存续。[3]

与埃利奥特（W.Y.Elliott）的看法相反，卡特林（G.E.G.Catlin）则对政治多元论的立场持赞赏态度。他认为政治多元论否定了绝对的国家（absolute state），强调科学与民主内在的互补关系，进而倡导将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引入作为行为科学的政治学之中。此处可以窥见1923年在梅里亚姆（C.E.Merriam，1874-1953）主导下结成的社会科学研究评议会（SSRC）所主张的、倾向于归纳法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毋庸赘言，这种研究方法与其后的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学派（behavioral political science）一脉相承。

如果说前两者对政治多元论截然不同的评价是基于他们对政治理论或政治科学的不同理解的话，那么萨拜因（G.H.Sabine）的立场可以说恰好折衷于两者之间。1923年萨拜因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了《多元论：一种视角》（Pluralism：A Point of View）一文，认为一元论与多元论的论争不仅已经卷入政治理论界，而且成为一对竞争对手为世人所瞩目。他在分析了一元论与多元论各自产生的背景、特征及其得失以后，以委婉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作为我自己，那时必须保留这种权利：可能时成为一个一元论者，必要时成为一个多元主义者”（For my own part ，then，I must reserve the right to be a monist when I can and a pluralist when I must）。[4]在他看来，无论是一元论还是多元论，其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必须考察和分析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正如绝对王权从中世纪的教会、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大封建领主获得独立，从而诞生了近代的主权观念一样，多元论对主权观念的挑战也是在二十世纪日趋复杂的产业化社会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这里应该关注的是在多元论问题上萨拜因与韦罗璧（W.W.Willoughby）的关系。萨拜因在上述论文中引用了韦罗璧的论文《作为控股公司的国家政府》（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s a Holding Corporation），介绍了韦罗璧的见解：合众国议会与联邦政府各部门的关系类似于控股公司与其子公司的关系，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以看作是一种委任（delegation）关系。萨拜因一方面指出这一“委任”观念的前后变化及其模糊性，同时也强烈意识到其着眼点的变化。他认识到此处强调的与其说是主权者的权威不如说是自治团体之间交涉的重要性。[5]而交涉（negotiation）这一概念正是多元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对萨拜因与韦罗璧来说，这绝不意味着对主权的否定。[6]

政治多元论对中国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四运动鉴于辛亥革命并未撼动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起初格外关注思想、社会层面上的问题，但后来渐渐意识到政治问题的不可回避性。“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基尔特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论战，无政府主义与“新村主义”的流行，以“好政府主义”为代表的改良主义的主张……这些都需要坚实的政治理论作后盾。此外，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联省自治运动”的兴起、国家主义者的活动、“乡村建设派”的诸种尝试，也迫使人们不得不深入思考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关系。政治多元论可以说恰好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思想空间。

政治多元论何时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话题，这一点今天并不十分清楚。但是至少在二十年代初期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战过程中，已经有所谓“主权两分”的词句出现。[7]在此前后，除了有人介绍霍布豪斯（L.T.Hobhouse）的国家论以外，还有人专门分析了柯尔（G.D.H.Cole）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观。[8]张奚若在1925年发表的《主权论》一文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狄骥（Léon Duguit）、拉斯基（H.J.Laski）的主权论。[9] 1926年7月的《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刊载了美国政治学者韦罗璧（W.W.Willoughby）的论文《政治多元論者》（Political Pluralists）。文中在介绍政治多元论者菲吉斯（J. N. Figgis，1866-1919）、拉斯基（H.J.Laski）的同时，还介绍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福利特（M.P.Follett，1868-1933）的《新国家》（The New State）以及工团主义的思想，此外也谈到了萨拜因（G.H.Sabine）对政治多元论的看法，同时也表明了作者自己的观点。[10]1930年前后，狄骥、拉斯基、柯尔、麦基弗等多元论者的观点和著作不断被介绍翻译到中国，流行一时，对当时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冲击颇大。[11]

对政治多元论的接受，虽说当时学界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但就像对待其它新思潮一样，同样缺乏学理上的充分探讨，表现出某种食洋不化、不求甚解的毛病。与此相反，萧公权的《政治多元论》却先于此种流行，其先见之明与客观冷静的研究态度，使这一著作成为探讨政治多元论的里程碑式的历史文献。[12]

1920年夏季，萧公权离开故土，作为留美学生于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和康乃尔大学，至1926年夏季取得博士学位，一直滞留美国。这一时期政治多元论恰好成为美国政治理论界的重要话题。萧公权的《政治多元论》是在他于密苏里大学撰写的硕士论文-在萨拜因的直接示意与指导之下完成--《多元的国家論》（The Pluralistic Theory of the State）基础之上发展完成的。至于他为什么选择政治多元论作为研究题目，这当然与萨拜因的示意有直接的关系，但对于一个生于清末民初的多事之秋，少年时代曾热心阅读《民报》，并亲身参与五四运动的勤于思索的青年来说，政治多元论所涉及的深层理论问题，无疑会有一种自然的魅力。萧公权于1923年6月取得硕士学位以后，放弃去哈佛大学学习的机会，就读于萨拜因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哲学系，并选择政治哲学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关于其中缘由，日后他曾列举了两点：（一）康奈尔大学的哲学系是当时美国唯心论的重镇。无论个人是否接受唯心论，研究这一派的哲学可以得到精密思想的训练。（二）康奈尔大学的狄理（Frank Thilly）教授精研社会及政治哲学。自己对于政治思想，经萨拜因教授的启迪和鼓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今后想在狄理教授指导之下，作更进一步的研讨。在萨拜因和郝真（Jay William Hudson）两位教授的推荐下，萧公权进入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深造。康奈尔大学在学三年期间，在狄理教授细心而适度的指导之下，他不仅深入钻研本专业的各种问题，还学习了拉丁文、法文和德文，此外也得到当时在康奈尔大学哲学系进修、同时执教于政治系的英籍学者即上述多元论的支持者卡特林（G.E.G.Catlin）的关心和鼓励。博士论文执笔期间，他们时常深入研讨，相互辩难。博士论文完稿后不久即能在英国出版也是得益于卡特林的热心介绍。[13]

1927年萧公权的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作为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Method）由伦敦和纽约的出版社同时出版。虽然本书在当时西方学界颇有影响，但遗憾的是迄今尚没有中文译本，也很少有国人言及此书，更不用说认真探讨其意义了。本文将在概述《政治多元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探讨萧氏政治多元论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意义所在，从而对本书价值能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不仅使人们对萧公权的学术地位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也会给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初，认真思考着国家与社会、主权与公意、自由与宪政、法与道德等问题的人们提供一个不应忽视的坐标、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

二 、主权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多元论》的主要内容

《政治多元论》首先回顾了作为政治理论的政治一元论的历史，将政治多元论作为反题提出，然后分别从法、政治、经济、哲学、伦理等侧面对其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和研讨，最后论定政治多元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本书围绕着政治多元论与政治一元论的关系，不仅横向地考察了与其相关的各种主义与思潮及其相互关系，而且追溯其思想史上的脉络，对西方政治思想进行了纵向的把握。本书可以说是中西学术史上迄今为止对政治多元论最全面、最深入的研究。

萧氏在书中首先说明了一元国家与作为单一权威和绝对权力的主权的内在关系，追索其概念的由来：所谓一元论为多元论者所命名，是以断言国家主权的存在为特征的理论。在萧氏看来，一元国家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来看都是近代的产物，在古典古代和中世纪是不存在的。主权这一绝对的教理也是因博丹、霍布斯、黑格尔、奥斯丁的倡导才得以问世。虽然政治一元论是伴随着近代国家，特别是近代君主国的诞生而崭露头角，但是一元论并非君主主义的同义词。君主政治必然是一元国家，而一元国家则未必是君主政治。萧氏以法国大革命与英国议会主权为例，说明了主权理论的特征。他也像萨拜因一样言及美国的联邦制度，认为联邦主义与一元论并不是互不相容的术语。[14]如此来看，他对政治一元论的立场与萨拜因非常相近。萧氏正是立足于此展开了对政治多元论全面而深入的论述。

1、 法与国家

美国政治论文篇9

 引言

申报课题成功与否主要在于课题论证书的质量。本文谨呈2012年笔者申报成功的一项省社科项目论证书的活页部分，以求抛砖引玉。此课题的核心词是软实力。软实力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所强调推进的建设领域，也是有志于为国家强盛而贡献力量的中国学者所共同关注的国家课题。此论证书的样式和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证书的样式基本相同。

此课题论证书主要包括选题、内容、预期价值、研究基础等四个板块。“选题”要求填写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及选题的研究意义。“内容”要求填写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观点、基本思路和方法、重点及难点。“预期价值”要求填写本课题创新之处和实际应用价值。“研究基础”要求填写课题组成员的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和已经积累的主要参考文献，本文只列出主要参考文献。

1 选题：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及选题的研究意义

1.1 国外软实力研究现状述评 概念解释：政治文化是一国被广泛认同的信念、价值观和规范的有机结合，它决定了公民与政府以及公民之间的关系。由于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公民及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信念也属于政治文化范畴。了解美国的政治文化有助于理解其政府的构建方式和政要的政治决策。自由、机会平等、民主、个人主义、法制、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元素。[1]

1.1.1 国外学者对软实力的研究

1.1.1.1 软实力理论奠基者的研究：“软实力”（soft power）研究的奠基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他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软实力”的概念是由约瑟夫·奈首先提出的。他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及同年在《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软实力》一文中，最早明确提出并阐述了“软实力”概念。比较清晰地表述了软实力理论的内涵。在书中，约瑟夫·奈认为当时的美国不仅在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hard power）方面占据优势，而且在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软实力”方面也占据优势。这与当时盛极一时的“美国衰落论”形成鲜明对比。

“软实力”在学界和政界随即成了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专有名词。在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一书中，约瑟夫·奈对“软实力”概念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诠释。他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他把软实力集中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影响力，即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影响力和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美国的软实力就是美国靠政策的合法性和支撑政策的价值观念的优越性对别国的吸引力。

之后的论著大多是在重复、补充和扩展此内涵。约瑟夫·奈在2002年出版的《美国霸权的悖论》中指出了美国软实力面临的问题，如果美国不更多地关注它的软实力的话，它的经济和军事硬实力的施展空间和潜力将逐渐缩小。他强调说，小布什政府借助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采取一种傲慢的、单边主义的立场，必将把美国引向死胡同。2004年，正当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大行其道时，约瑟夫·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美国软实力的衰落》[2]一文，历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不妥和软实力的衰退。在《软权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一书中，针对美国国内关于软实力的辩论，尤其是关于伊拉克战争对美国软实力产生的影响，约瑟夫·奈对软实力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除了对过去阐述的有关“软实力”思想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和更为清晰的表述之外，还就其他行为体所拥有的软实力及软实力的量化分析等等新的问题做了阐述与分析。[3]

美国学者苏珊尼·诺瑟（suzanne nossel）2004年在《外交》杂志上最早提出了“巧实力” （smart power）概念。通过重新审视美国软实力的状况，并借鉴苏珊尼·诺瑟的学术见解，约瑟夫·奈发展了“巧实力”概念，即“将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成有效的政策的能力”。2006年，他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重新思考软实力》一文，指出“单独依靠硬实力或软实力都是错误的，将它们有效结合起来可以称作‘巧实力’。”[4]

2007年，约瑟夫·奈和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阿米蒂奇（richard l. armitage）发表了题为《一个更灵巧更安全的美国》的研究报告，明确提出了“巧实力”对外战略，旨在帮助美国摆脱软实力衰落的困境，以求重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巧实力”概念在美国政界颇受青睐，成了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的主轴。

约瑟夫·奈除了关注美国的软实力以外，也关注中国、韩国、日本和欧盟的软实力。他在2005年底发表于《华尔街日报》上的《中国软实力的崛起》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软实力远不如欧美强大，但中国近年来在软实力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进步是不容忽视的。

2011年约瑟夫·奈发表了《实力的未来》一书，该书是作者诸多著

作的“精华”提炼，生动阐述了当今实力的多种表现形式，揭示了网络时代实力的本质，指出当今世界影响他人达到己方期望的目标的能力已经发生了根本变革。实力不再是静态的，而是时常流动变化的，与科学技术和人们的社会关系紧密相关。[5]

1.1.1.2 其他国外学者对软实力的研究：

近十年来软实力理论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从其成果分布状况来看，所涉及领域比较集中于国际政治方面，扩展充实了软实力理论：以louis klarevas为代表的学者扩展了外延，认为软实力影响着世界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体育等；以robert jervis为代表的学者则提出了对软实力构想的质疑，认为一个国家在它自身的内政外交中不会有抽象的权力，软实力难以测量；以alexandre bohas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奈的理论需要实体的提炼。samuel huntington 从移民的视角表达了移民对美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冲击；joseph e. stiglitz 诠释了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美国不良的经济运作对世界弱国经济的消极影响以及引发的反美情绪。以joshua kurlantzick为代表的学者注重比较研究，把研究目标扩展到别国。他把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视为魅力攻势。

1.1.2 国外软实力研究的特点：

国外尤其是美国“软实力”研究有三个特点：第一，明确定位于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第二，颇具深度和广度，既探究理论，也探索其应用研究，几家研究中心还进行了相关评估；第三，不仅重视研究美国，还重视研究他国，如日本、中国和欧盟等。

1.2 国内软实力研究现状述评：

软实力理论引入国内后，学界对其理论价值普遍评价较高。但同时也指出了软实力理论的不足，如过于浅显含糊，缺少严谨的逻辑结构，本文由收集整理难以进行量化分析和诠释，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关系难以测量等等。[6]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明确把“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的文化战略。近年来，“软实力”理论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软实力的重要性、实现途径、中美软实力比较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出现了不少学者。各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是国内研究的指挥棒。2010年度的《课题指南》有“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2011年度的《课题指南》有“网络文化与我国国家软实力建设研究”，“世界历史中大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国家形象及其软实力与跨文化研究”。2012年度国家社科《课题指南》中列有“后9·11时期的软实力帝国主义研究” 和“中国与邻国构建和谐关系中软实力的应用研究”等题目。

因此，国内软实力研究主要聚焦于两点，“文化”和“霸权”。就像陈玉聃所说的，关于软权力的研究，中国学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批判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外交，二是提出中国需要加强文化安全并重视文化外交。[7]国内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美国软实力的负面作用，在充分对其诸要素优劣两面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研究方面，还需要加深和拓展。中国学者关注本国软实力的优劣多于对他国软实力优劣的关注。[8]

1.3 本课题研究意义：

1.3.1 现实意义：“软实力”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了一个颇受重视的研究和建设领域。许多国家，尤其是大国已经把提升本国的软实力上升到了战略层次。软实力作为一种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也是一国价值观、政策和文化在普世价值面前的表现力。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决定了它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将是我国最大的战略对手和伙伴。从政治文化视角深入研究2001-2011年间美国的软实力，有利于我国正确认知美国软实力的实质和走向，有利于前瞻性地制订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因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3.2 理论价值：“软实力”理论为中国国力的建设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思维空间和途径选择。以生存和发展为意向的中国文化软实力理论要想得到完善，必然离不开对美国软实力诸要素优势与劣势的定量解析，从而从意识形态领域辩证地看待美国软实力的本质。

2 内容：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观点、基本思路和方法、重点及难点

2.1 主要内容

本课题以政治文化为视角，以伊拉克战争为切入点和聚焦点，以布什主义和奥巴马“巧实力”战略为研究对象，以统计数字为依据，来解析2001-2011十年间美国软实力的变迁及其相关规律。

美国软实力理论的奠基者约瑟夫·奈把美国的民主视为亮点，认为美国民主是可以提升美国软实力的元素之一。实质上，美国的民主以利益集团为基础，利益集团既有强化民主的一面，又有损害民主的一面。美国向世界武力推行民主，实际上是背离国际民主的行为，不仅不能抬高它的软实力，反而有损于美国的感召力和国际形象。

小布什政府奉行的单边主义与国际民主内涵相悖，导致美国的软实力呈现衰退趋势。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战略服务于反恐与民主改造中东这两大互相联系的目标，而其核心的环节是伊拉克，也就是武力改造伊拉克，民主改造整个中东。伊拉克是布什主义的主要试验场。先发制人、单边主义、以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国外推广民主这些办法都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运用。但民主政体未能在伊拉克建立起来。美国形象因伊拉克战争而严重受损。

通过统计数字的支持，本课题要验证的第一个假设是：武力推行民主不能提升美国的软实力，奥巴马从伊拉克撤军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形象。本课题要验证的另一个假设是：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软实力经历了一个衰退的主流趋势，主要原因不在于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而在于小布什执政时期对外政策的偏歧。

2.2 主要观点

政治文化能在很广泛的层面对其他国家辐射吸引力。国家的软实力来源于其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对外政策。如果一个国家能在内外事务中遵守并实践其颇具吸引力的政治价值观，并实施其正当合理的对外政策，那么它就具有了榜样性的软实力。美国的政治文化是美国软实力的核心，如果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践行与其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不相符，美国的软实力就会下降。

美国政治文化的负面作用也是导致美国软实力下降的因素。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成为建立国际秩序的主导国家。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战略要求美国以单边主义和军事实力作为战略手段来维护美国霸权，推行美国的价值观、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九一一事件暴露了美国权力的脆弱性，促使小布什政府更加不遗余力地推动民主扩张。

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加大了欧美之间的裂痕，使美国的领导力量减弱，使双方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分歧。这一分歧在对伊拉克动武问题上表现最为明显，简直形成了水火不容之势。其次是双方世界观和实力观的分裂。欧洲人的独特历史及欧洲联盟的创建，使得欧洲人对使用武力的看法，对国际关系领域内的道德观念和原则的看法，与美国差别很大。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特别强调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这样的“新”威胁。但是，欧洲人所看到的“挑战”是种族冲突、移民、有组织犯罪、贫穷和环境恶化。美国的单边主义使得世界许多国家都和美国离心离德。

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软实力经历了一个衰退的主流趋势，主要原因不在于美国大众文化而在于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偏歧。此偏歧也反映了美国政治文化的负面作用。美国的政治文化价值观与其外交实践之间存在着明显裂痕，这种裂痕是导致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软实力下降的主要因素。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的国际形象有明显提升，原因在于新政府的对外政策重视了美国“巧实力”的涵义。

2.3 基本思路

2.3.1 美国一些学者（如csis即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巧实力委员会”的学者们），他们的研究与评估比较恰当地指出了美国软实力存在的严峻问题，但国内多数软实力研究者又存在忽视他们观点而重视政治文化研究的现象。问题与现象的存在也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美国软实力与其政治文化的内在关联。

2.3.2 这就需要进行第二步对奈的相关论著进行分析，同时参考一些文化学与社会学的理论与观点，剖析软实力理论的核心内涵在于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有理性与有效性所提供的影响力、吸引力与说服力。

2.3.3 为验证这个观点，从历史的现实的角度来审视，并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来加以全面地验证。

2.3.4 在这个分析框架下，回答中外部分学者提出的美国国家软实力建设陷入窘境的政治文化根源。这就需要通过考察美国的外交政策、文化及价值观基本元素特征，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历史研究与现状分析相结合，充分吸收和借鉴政治学、历史学和国际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2.3.5 得出结论，这就回到逻辑起点——政治文化是软实力理论的核心内涵。

2.4 研究方法 采取综合研究方法，以文献研究法为主，定量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为辅。

2.4.1 用文献分析法，分析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相关论著以及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2.4.2 从历史的视野分析政治文化与国家软实力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全面地了解2001年以来美国软实力的优劣势。

2.4.3 通过定量分析法，进行案例分析。用spss数据分析软件对从世界知名研究中心的数据库中获取的有用数据进行再处理。通过对美国软实力变化的特定分析，验证政治文化诸元素与美国软实力强弱的关联。

2.4.4 结合定性分析法，进行多学科交叉分析。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揭示美国软实力变迁的规律和本质，即认识2001年以来美国软实力变化的本质、辩证地分析美国政治文化与美国软实力的关系。

2.5 重点及难点 此课题的重点在于广泛获取与十年间美国软实力有关联的资料和数据，包括定性数据和定量数据。难点在于用spss数据分析软件科学准确地对所获得的相关资料中的数据进行去粗取精、分析综合的再加工过程。

3 预期价值：本课题的创新之处和实际应用价值

美国政治论文篇10

〔关键词〕法治中国；新政治科学；政治法学；政治学；依宪执政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4-0005-09

政治学历来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政治学。因此，才有形形的、主题和意涵各不相同的“新政治学”。马基雅维利的新政治学是“国家理由”即建国问题，霍布斯的新政治学是秩序问题，美国开国之父的新政治学是权力制衡问题，而托克维尔的新政治学是发现了平等化社会。中国政治学的时代特征同样鲜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政治学必然是从阶级论――革命论，而改革开放之后的政治学自然是关于改革和民主政治的，而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法治中国”时代，法学之于政治学的意义必然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我们常说学者要有问题意识，而问题意识的前提是时代意识，没有时代意识的问题要么是伪问题，要么是无聊问题，这是社会科学直面政治社会重大问题的性质所决定的。在一个缺少法治基因的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可以想象是多么艰巨的宏业。中国政治学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助“法治中国”建设一臂之力。

一、为什么是政治学立场的政治法学？

中国法学界已经出现了政治学与法学交叉性质的边缘学科的提法，如法政治学、政治法学、政治宪法学。但是，应该明确的是，这些名称看上去都是交叉学科，其实都是问题研究，即法律问题的政治意涵研究，比如选举与法律、授权与法律、政治合法性与法律、国家建设与法律（宪法）。也就是说，并不是在科学意义上研究政治法学或者说法政治学。如果是学科意义上的研究，应该上升到方法论的层次，即法学的政治分析或法律问题的政治学方法论分析。既然是方法论，不是零星的，即所谓的某个法律问题的政治意涵，而是系统性的，即所有重大法律问题的政治分析。

其次，即使在交叉科学意义上来理解目前已经出现的法政治学或政治法学，研究者清一色来自法学院或者法学家，是单边主义的进取，而政治学者不在场。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政治学者而提出政治法学，出发点或者说问题意识就必然与法学家有很大的不同。而作为一直重视方法论的学者，本人所提出的政治法学，就是政治学的法学分析，可以称为“政治学与法学”，从而与法学家的法学的政治分析构成互补关系。

我们知道，自从有了法哲学之后，法社会学和法经济学便应运而生，而且其学科地位在西方很重要。但是，西方为什么没有同等学科意义上的政治法学或者法政治学？简单的背景是，到了19世纪，西方国家都已经宪法化了，即使是没有发生政治革命的那些专制君主国家也化了，〔1〕秩序已经不可动摇，民主政治，比如社会主义运动推动的选举权的扩大和工人政党的出现，只是宪法或者说秩序之下的游戏，所有重大的政治问题都不容或者无需从法律角度来分析了，相反，至多是对有些法律判决进行政治分析，比如对美国高等法院判决的政治分析。对法律的悬置进而对国家建设复杂性的忽视，是战后美国的政治学的基本特点，美国政治科学成为“非历史”的典型，除了一些历史社会学家，别指望美国的政治科学研究国家理论，更别指望他们谈国家建设，为此战后美国政治学的主题都是民主。即使是50―80年代的现代化主题也是民主问题，更别说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政治学，因此才有“历史的终结”之说。当“历史的终结”受到挑战时，福山不得不面对国家建设，但其国家建设理论无疑是半吊子的学问，因为他还在自由民主这个单一意识形态线索下谈论国家建设，以意识形态来衡量政治秩序的起源。事实上，在曼看来，作为文化权力的意识形态不过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来源，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一道而影响着国家建设的进程。〔2〕

在历史进程意义上，与西方国家比较，虽然中国的“依法治国”已经提出来30年了，但远远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只是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才系统地提出了依宪治国下的“法治中国”。在这种语境下，政治学与法学的关系在中国自然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很有必要建设学科意义上的政治法学，即政治学的法学思维或者法律分析。

了解法哲学、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学科意义上的政治法学。我们知道，法哲学是关于法的最高形式的理论思维，即法律哲学（Philosophy of Law），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一种综合学科。可见，法哲学是哲学视野下的法律问题。同理，法社会学的鼻祖涂尔干、韦伯等人强调法律的社会化，反对将法视为国家的唯一产物，认为应当从组织化社会，或社会本身，或人们的社会行为中去探寻法的真谛。依然如法哲学的方法论，法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基于此论断都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这样，作为学科的政治法学，其重点不同于传统的所谓的法律的政治意义分析，而是强调以法律为尺度的政治学，法律是研究政治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说政治是国家建设、自由、权力、民主等等，那么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在法律的尺度内发生。

以法律的世界观―方法论研究政治学，到底研究什么呢？政治学的主题看上去很多元化，其实其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主题就是：国家建设――政治制度――公共政策。如果说国家是整体性的躯体，政体则是支撑躯体的骨骼，而公共政策是躯体内流动的血液。如果从法律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理解政治学，对很多传统政治学问题的认识便会得到更化。公共政策的法治化是世界政治的最大公约数，因此没有必要专门讨论，本文集中于国家建设和政体这两个政治学的传统主题。

二、政治法学的理论资源：作为政治学方法论的法律

因为西方的主义有点“与生俱来”（born to be）的味道，政治法学的理论资源，很多思想家的政治社会理论无疑也内嵌着法律思想，要系统地整理政治思想家的法律思想是一项庞大工程。

简单地说，古典资源中，希腊-古罗马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斯的思想是最直接的。柏拉图的三部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著作，即《国家篇》――《政治家篇》――《法律篇》，分别讲的是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治国，最终都落脚在法律上。我们熟悉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即政体论，划分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若干亚政体，但其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则是，无论任何政体，没有法治的政体都是坏政体。可见，法治是衡量所有政体好坏的根本标准。希腊的思想在罗马得到系统化实践，不但有我们熟悉的波利比乌斯的混合政体思想，更有罗马法治。亨廷顿说，希腊人的贡献是民主，中国人的贡献是官僚制，而罗马人的贡献则是法治。不管时代如何变幻，在西方，罗马法治传统都得到薪火相传。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即西方进入中世纪之后，向西是诺曼入侵英格兰，英格兰从此形成了“神法”的观念，无论是国王还是封臣乃至平民，心目中都有“神法”意识，即自己不能胡作非为，心怀界碑，结果英国的封建制被称为冒牌的，即不是欧陆式的等级制的，国王与封臣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具有天然的平等关系，所以才有后来的大运动所确定的“王在法下”。向东，即使在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法治地位也得到确保，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就是说，无论政体是什么样的，无论是城邦、帝国，还是封建制，都有法治，所以西方学者才说西方的是“天生的”。

正因为法治是西方的根本标志，即“西方性”的根本特征就是法治，所以到了近代才从法治角度看待政体问题。尽管孟德斯鸠的思想被认为很混乱，尽管他的法律是政体的延伸之说很值得质疑，但他却是从彻底的法律角度看待政体的，即本来艳羡英国政制的孟德斯鸠，硬是通过《论法的精神》来讲政制，将法律置于决定性地位，主张宪法统率下权力制衡的政治制度。这无疑是政体的法律分析的经典。

如果说孟德斯鸠还是纸上谈兵，美国开国之父则干脆是以法立国，以法律思维来设计国家政体，从而开创了一种建国方式的先河，因而是一种政治发明，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并不亚于希腊、中国和罗马。芬纳在《统治史》中这样总结美国的发明，美国人的政治制度创新至少体现在制宪会议、成文法、权利法案、司法审查、权力制衡、联邦制等六大“统治艺术”。〔3〕在我看来，我们值得思考的是美国作为一个分权性的联邦主义国家，但其司法体制却是“中央集权制”即国家性的，比如联邦最高法院与联邦巡回法院的设立。作为美国政治的最睿智的观察者，托克维尔的思想最不能忽视，尤其是其政治的法律分析思想。人们都知道托克维尔解释美国好民主的三要素说――法制、民情和地理。在我看来，民情中何尝不蕴含着法制精神，所以说美国民主是其与生俱来的法制精神的结果。这是其一，即托克维尔的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其二，还有被遗忘的自上而下的分析路径。作为一个法官的托克维尔给后人提出了这样的观察，看上去有活力而有点杂乱的各自为政的地方，为什么没有破坏国家的统一性？这就是他观察到的秘笈即“政府集权”和“行政分权”。托克维尔所说的“政府”不是今天的政府，而是说的国家，政府集权因而是讲的法权的国家性，法首先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且必须得到执行；行政分权是讲的政治的地方性。这样，就呼应了联邦党人所设计的国家体制的内在奥秘，即法权的集中性（如联邦最高法院与巡回法院的设立）与治权的分权性。

到了近现代之交，作为现代社会科学奠基者之一的韦伯，也可以直接被视为政治法学的奠基者――不知道以前是否有人给他这样的定位。尽管韦伯的合法性统治三类型说，即人格魅力型、传统型和法理型，受到David Beetham的非常有影响的否定性批判，〔4〕但是我们绕不开的概念或者说思维范式却是韦伯带给我们的，即合法性和法理型。合法性讲的是政治统治的合法律性、合道德性与合民意性，但合法性的词根即政治统治的前提基础是法律；同理，法理型讲的是法律理性，法律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前提和保障。

韦伯的理论已经不是古希腊式的对好政体的期盼，而是对19世纪欧洲、至少是西欧已经宪法化的事实性理论概括。不仅如此，香火延续到韦伯这里，似乎又是对古希腊先贤的回应：没有法治的政体都是坏政体，因而法理型统治才是最好的、持久性的合法性政治。在这个意义上，批判韦伯合法性理论、法理型统治的学者倒显得没能理解韦伯政体论的“法的精神”。同古典的亚里士多德、近代的孟德斯鸠一样，韦伯将法律置于统领政治制度的地位，因而也是一种典型的政体之“法的精神”。

三、国家建设的政治法学研究

“国家建设”一开始就是政治学的应有之义，否则也就没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后来所谓的政治学，只不过作为“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形式从城邦政制变迁为神权政治、封建政治以及今天的民族国家政治。有了这样的定位，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熟悉的西方政治思想家的思想都是针对其“国家”面临重大危机的产物，这就是政治学家阿普特（David Apter）所说的政治哲学一开始就与比较政治研究密不可分的原因。遗憾的是，到了中国，作为救国的学问，政治思想史研究变成了纯粹的政治思想即政治的哲学问题研究，而剥离掉了思想家所处于的历史语境即其身处其中的政治共同体的危机与难题，世界政治变成了思想所构成的历史，结果世界必然变成教条化乃至宗教化的马赛克拼图，而不是本来应有的历史中的思想。一个常识是，思想是重要的，但其对世界历史的重要性从来没有我们今天想像的那么重要；说其很重要也是成功者的“事后的合法性证明”，比如英国人对洛克思想的神一样的鼓吹和敬畏，就是因为英国后来成功而使其更重要了，而不是洛克的思想指导着英国成功了。道理很简单，国和家一样，穷人没有自己可资书写、可资传承的家谱，皇亲国戚有玉碟，达官贵人有族谱。玉碟和族谱都是记载那些光彩照人的事，见不得人的是不能入册的，以彰显祖上的光荣伟大正确。无论是家族史还是洛克式的国家史，都有奥克肖特所说的一种“观念世界”。如果还原历史，英国人大概不愿意说洛克是奴隶贩子，更不愿意说其贩奴自由的殖民主义，但是奥地利人希尔在其著名的《欧洲思想史》则如是说。可以断言，如果在比较政治的意义上研究西方思想史，将会有更多的新发现。

如果进入政治现场，本着历史中的思想的路径，我们就可以看到“国家建设”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意义。

国家是怎么来的？国际社会科学界流行的结论是：第一，阶级斗争论或者暴力掠夺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或历史社会学的常识；第二，组织现实主义，即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从亚里士多德自然共同体到现代共同体的演变，这是韦伯的国家学说。据此，国家是特定疆域内具有暴力潜能、排他性地使用暴力的组织。无论是阶级论还是组织论，都是梯利（C. Tilly）所说的“战争制造国家”。

确实，几乎所有现代国家都是战争的产物。但是，战争之后怎么建国？其中一个被长期忽视掉的国家理论是司法主义国家观，即以法律主义的思维去设计新国家、建构新国家。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美国联邦党人和托克维尔的思想资源。〔5〕

一项发明之所以被称得上发明，不但是首次发现或者“重述”的结果，而且具有广泛的推广性和可适用性。继美国人发明成文宪法之后，接着是法国大革命的成文宪法即人权宣言，再接着是拿破仑民法典，以及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和刺激的普鲁士。在国家建设意义上，或者说“国家法”即政治法意义上，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合流了，都是成文法。成文法的影响无疑是世界性的。自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后，所有的现代国家的宪法都是成文性的，例外是作为英国一支的新西兰。

宪法是国家整体性结构的根本框架。但是，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国家规模空前拓展，一个前所未有的关系是中央-地方关系。对此，相对于成文法而言，一个更大的贡献就是联邦主义的制度设计。就建国路线而言，美国人确实是逆流而动，因为当时流行的是中央集权制，欧洲国家都是战争的产物，是自上而下的过程；而美国建国版本则来自当时的地方法即弗吉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的宪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

美国的建国路线图是不可以复制的，因而才有联邦制是一种例外、单一制是普遍之结论。在我的研究中，就建国而言这一论断是正确的，符合基本历史；但是对于治国而言，联邦主义的治理已经是世界性趋势，比如即使是中国，也早已经是政治单一制和经济联邦主义的混合物。可以说，联邦主义化具有治国意义上的普遍性。权力的共享与分治早已经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央-地方关系的基本格局。

总之，在国家建设理论的脉络上，除了传统的阶级主义理论和组织现实主义理论，最值得发掘的还有美国联邦党人-托克维尔开创的司法主义国家观。无论是阶级论还是组织现实主义论，国家的属性和面目都是一样的，国家被塑造成威猛有力的利维坦。但是，正如米格代尔在《社会中的国家》所深刻观察到的，这只是基于西方国家历史的一种“想象”或者“观念上的国家”，这种观念不能回答为什么很多国家是无能力的碎片化组织？因此理解国家还需要从“实践”层面即事实中的国家，那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碎片化现状。〔6〕我们熟悉的国家理论根本不能解释或者说掩盖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对此，后发国家应该怎么办？至少在国家建设理论上，是否应该寻求新的理论资源？司法主义国家观无疑具有其特定的价值。

四、政治制度（宪制）的政治法学

1. 与主义

国家建设中最核心的问题无疑是政体设计或者说政治制度问题。首先应该明确的一个问题是，政体理论已经从古希腊的谁统治，演变为谁统治之下的如何统治，比如近代之后出现的代议制、三权分立、总统制―议会制、单一制―联邦制，都是典型的政体理论，因而政体理论在中国需要“重述”。而且流行的二元对立政体理论则是将越来越复杂的国家结构和权力关系越来越简单化处理，其中被忽视的一个重要权力关系维度就是政治与市场关系中资本权力的作用，离开资本权力而去谈什么选举式民主，其意义就大打折扣。〔7〕因此，我特别同意芬纳在《统治史》中开门见山的定义：政体是“人们生活在其下的统治结构，以及与这种统治结构的关系”，芬纳还援引伊斯顿的界定以解释其政体概念：政体是指秩序，“设定政治秩序的规范方法，它绝不仅仅包括宪法，还包括宽容的目标和极限，权威的规范和公认的程序、正式和非正式的权力结构，是所有这些的集合”。〔8〕一句话，政体是权力关系的总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所说的“风宪”是政体意义上的，即由道德和法律所构成的基本秩序。

让我们还原“中国人的”，还原到中国历史之中的。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孔飞力（P. Kung）反复提到中国现代国家的根本问题是基本秩序问题，也是议程问题，而且在该书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中国必然要实现作为现代性政治形式的议程，但是中国的议程的实现只能基于“中国自己的条件”，而不是“我们的条件”即美国人的条件。〔9〕

无独有偶，在芬纳的《统治史》第二卷关于中世纪的世界代表性政体时，讲到明朝时专门有“中国人的”一节，这种安排在中世纪政治的比较研究中是非常抢眼的。〔10〕而中国人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风宪监察”制度：对道德与法律制度的监察；其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很重要，即对皇帝是否忠实履行法律制度起到监督和制约作用，因而“中国人的”是基本制度、皇帝、知识分子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位英国教授，芬纳不无正确地指出，自宋明理学之后，知识分子事实上成为“风宪”的守护者，是对皇权的制约者。不仅如此，如我们中国人所知，宋明理学以来，知识分子自我定位为正义的化身，代表着真理，以“道统”自居，可以与“政统”对抗甚至凌驾于“政统”之上，陈颐教训宋哲宗成为知识分子的美谈。从此，知识分子从“士大夫”即最低层次的流落到民间的贵族，摇身一变而成为最高层次的“帝王师”――国家政治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是不讲究政治变迁的因果机制的，不懂政治的逻辑分析，只讲价值判断。不仅如此，善恶对立的传统由此确立，符合自己的价值就是善的，否则就是恶。而没有社会科学的中国在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时，必然进一步强化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因为冷战时期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世界观就是社会学家帕森斯沿着韦伯传统所确立的二元对立，即所谓工具与价值、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主与专制，等等。不接地气的二元对立的“高大上”从此成为中国读书人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秉性。问题是，高大上的问题意识到底是什么，是孔飞力所说的“中国自己的条件下的议程”，还是作为芬纳所界定的作为“西方性”的“主义”？当我们以真理化身自居时，是否应该愿意反思、是否有能力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怎么把中国条件下的“”搞成了“主义”？

讲到这里，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中国理论界把“”极大地狭义化了，片面化了，乃至意识形态化了，把中国古已有之的“”之说演绎为西方的主义――这里的大背景是中国无社会科学而不得不按别人的口径去表达。正如民族是一种客观实在，而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一样；还如自由是一种人类的客观存在，而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一样；再如社会是一种自然的客观存在，但是社会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一样（还可以列举下去）……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主义则是一种意识形态。主义或者说民主，早已经是“西方性”的最重要特征，西方性的主义的核心就是去政党化。如果我们区分出与主义的关系，正如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大概就能理解目前执政者为什么对“”一词如此敏感。

时代到了今天，中国人的“”当然不是仅停留在道德和法律所构成的基本制度层面，而是“依宪执政”，即所有的组织，无论是党、军队还是政府，不存在超越法律的“法律飞地”。不仅如此，我认为应该这样来界定“中国人的”：第一，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个人和社会团体的权利；第二，通过正式制度（如成文法）和非正式制度（如纪律、规矩、习俗）来限定政治权力；第三，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所有的政治行为都必须符合其规定；第四，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存在“法律飞地”。其实，中国共产党提倡的依法治党、依法治军、依法行政，就是朝上述方向迈进。

这样界定“中国人的”，执政者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其中并不排斥作为“立法者”的执政党的立法地位，因而与主张去政党化的主义完全不同。

即使在主义意义上，真正的西方性的去政党化的国家治理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下面简单交代一下主义的不同路径以及不同国家的主义的不同实践。比较历史和对动态的现实世界政治的观察，有助于拓展视野。

2. 社会中心主义下的主义：英美模式〔11〕

虽然美国的体制是完全设计出来的，但是英国和美国的实践确实具有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的味道。在神法观念的约束下，支配阶级不能胡来，而且到18世纪中叶，英国的内阁大臣也只有5名，包括大法官、两位国务大臣、财政大臣和海军大臣，内阁讨论的事项主要是外交政策，绝少讨论国内事务，国内事务由地方治安官自己负责，地方自治的程度可见一斑。因此，英国是人们常说的地方自治的、渐进主义的自发秩序。当然，这是笼统的大历史，如果真的如此，又如何评价霍布斯、洛克以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重要性？称之为经验主义理论也太过粗暴，不能说没有理论的指导作用，比如亚当・斯密的国际主义贸易理论。

一个很好的体现地方自治的自发秩序的概念是治安推事，即中国县长的译法，作为地方绅士的治安推事不仅负责地方治安，监狱管理、学校教育、地方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的修建都是其职责范畴。沿着英国人的根深蒂固的法治传统，美国人在向西大开发的过程中，实行的“自警制”是其自发秩序的典型，即在法院不能触及西部的条件下，作为带头大哥的“实业家”（包括将军、医生、有钱人等）在向西进发的过程中，自己组成守护法律的力量而惩罚那些违法者。其实，这个过程只不过是“五月花号”传统的自然延续，英国人还在“五月花号”上时就结下契约、以惩罚那些到新大陆以后的违法者。后来13州的宪法都由此而来。

因此，无论是英国神法下的“王在法下”，还是美国后来的制宪会议所设计的成文法，都是罗马法传统的一种文明基因遗传，无论是国王，还是作为“立法者”的建国者，都是法律之下的政治力量，而且没有政党的角色，只有法律的角色，而且“立法者”是“自发秩序”，是历史本身。这是原汁原味的主义。

可以判定，很多中国学者所鼓吹的，其实就是这种原汁原味的主义。这样的话，就把主义的历史大大简化或虚无化了。

3. 国家中心主义下的：法德模式〔12〕

与英美式社会中心主义路线对应的是法―德式国家中心主义的主义。在现代化道路的划分上，摩尔和亨廷顿都把法国与英美归为一类，是把历史当做观念世界的典型，因为法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不是这样的。法国和德国都是典型的梯利所说的“战争制造的国家”，因而必然是中央集权制或者事实上的中央集权制，这样体制之下的“立法者”的作用就特别大。哲学和艺术“高级票友”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年，也称腓特烈大帝），既蔑视洛克的三权分立思想，也不同意霍布斯的立宪君主专制理论，自信“朕即国家”，实行的是将自己意志变为国家意志的司法体系。在作为法学家的大宰相柯克的协助下，普鲁士实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司法改革，最终实现了如下目标：第一，建立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司法系统，每省只设一个中心法院，当事人对法院的裁决只能向柏林的高等法院上诉；第二，统一法律，汇编法典，供全国使用。结果，司法改革保障了百姓的民事权利、尤其是财产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3〕

法国和德国的法治都是“人治”的结果。普鲁士的制定法早于拿破仑民法典半个世纪，而制定法居然还是在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下的产物，不能不让人感叹古罗马以来的法治基因的作用。如果说德国的诞生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席勒等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运动直接推动了民族国家的诞生，但是法国的法治化之路则无疑有着普鲁士的经验可资借鉴，但是后人记忆的都是拿破仑民法典。

可见，完全不同于英美式的自发秩序或者说自下而上的正义，法德的来自人治，是“立法者”强制性地自上而下推动的产物。尽管后来者包括中国人艳羡的是英美道路，但不得不走的是法德道路，因为后来者根本没有法治基因和法治文化，根本不可能形成自发的秩序。企图不要“立法者”而直奔主义，只能是不切实际的想象而已。

4. 主义在发展中国家

如前，法治是罗马的遗产和基因，无论是自发秩序还是强制秩序，主义的结果都还不错，当然期间的历程是无比艰辛的。而没有法治基因的、被主义国家殖民过的发展中国家的法治或者说主义如何呢？

无论是在非洲大地还是拉丁美洲，殖民者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基于主义的自由民主政体。以非洲为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独立以来，国家治理模式如翻烙饼般变化着，先是自由民主政体，接着是民族主义一党制，再接着是部族式多党制，再接着是国际金融机构附条件援助而搞的一套去国家化的治理即“投资人民”（investing in people），结果如何呢？人口过亿的尼日利亚，部族冲突和恐怖主义泛滥，其他人口几千万的“小国”也纷纷是国家失败或治理危机。〔14〕

我们最近的一个研究课题是比较人口过亿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治理。比较研究首先是可比性问题，比如领土面积、人口规模、社会结构、近代历史、发展阶段、文化习性，等等。这样，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国家共12个，除了3个早工业化国家（美国、日本、俄罗斯），可比性的国家有9个，即亚洲的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非洲的尼日利亚和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根据联合国开发署颁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报告，在综合发展指数排名上，中国落后于巴西和墨西哥，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且不论“国际正义工程”（WJP）颁布的2014年度法治指数合理性如何，即使按其指标，在包括俄罗斯的上述10个可比的国家中，中国排名第四，但是中国的基本安全和秩序指数则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远远好于所有其他9个国家，比如，每十万人的杀人指数巴西和墨西哥居然高达24和23，尼日利亚是21，俄罗斯是9，印度是3，中国是1。

人们最喜欢比较中国和印度。2001年，在综合发展指数排名中，中国是第101位，印度是111位；2011年，中国是91位，印度是134位。一个前进了10位，一个倒退了20位还多。在人均GDP上，中国是6500美元，印度是1500美元，相差4倍还多，20多年来两国相差越来越大。不用说在贫困人口指数、性别平等、种族平等、受教育程度等众人皆知的差距，在警察滥用暴力、腐败程度、治安、营商便利程度，印度排名均在中国之后，而且还不是近距离的差异。印裔美国著名政论家扎卡利亚说其祖国中的最大一个邦即北方邦的政治是典型的“盗匪民主”（中国人似乎不敢这样定性――本文作者）；而且无处不在的腐败和对法治的置若罔闻，已经深深嵌入印度政治之中。〔15〕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根据张千帆教授主编的法政科学丛书中的《印度民主的成功》和《论拉美的民主》中的说法，恰恰是印度民主社会最发达的二十几年来，印度的治理变得更差了，出现了奇怪的“托克维尔悖论”：“1947年的最初几年里，民主政府运转顺畅，恰恰因为它不是发生在一个民主社会中；随着民主社会的慢慢出现，加上真正的政治平等意识的传播，它已经使民主政府的运转更加困难”。〔16〕这实在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论，但却不是局限于印度的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当一个群体最终安定下来并决定按规则行事时，其他新兴的鲁莽群体则以平等的名义公然违抗规则。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非西方性的“非守法性”文化，即使在已经发生民主转型并得以巩固的拉丁美洲国家，行政权远远大于议会的权力，通常的做法是以行政法令绕开宪法，而且这是所有政党的惯例。〔17〕更严重的是，民主化之后的巴西、墨西哥，依然有高达75%的百姓相信警察是为有钱人服务的，随时可能对百姓滥用暴力。

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无论是在非洲、拉丁美洲，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的代表”印度，法治与民主并非成正比的关系，或者说民主不必然带来法治。在我看来，民主是一种可以学习、可以移植的制度，但是法治不单是一种可以移植而来的制度，更多的是一种基于文明基因的习性和文化传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后来者民主与法治背道而驰，也是即使有形式上的比如而不能健康运转的根本原因。这里内含两种张力，一是民主与法治的紧张关系，一是作为正式制度的与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法律文化之间的张力。

抛开9个可比的巨型发展中国家，就世界政治的大数据而言，据统计，世界上实行代议制民主即民主的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的70%，其中只有不到10%的人口（早发达国家和后来很少几个转型成功的国家-地区）生活在理论家的预期之中，而其他绝大多数即60%的人口呢？则生活在“好制度”下的坏治理之中。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多达190个，其中只有8个国家进入发达国家序列，而其他的180个左右为什么只能永远在发展中或欠发达状态徘徊？根据米格代尔的理论，根本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之上的“弱国家”。在这些“弱国家”里，主义成了好看的摆设；不仅如此，让很多中国人期盼的，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但起不到维护的作用，甚至是政治动乱之源，至少是党派斗争的工具。泰国、巴基斯坦、非洲大陆等，莫不如此。因此，研判中国，离不开比较历史或世界政治视野。

4. 中国的依宪执政：作为国家中心主义脉络的“”

研究其他模式是为了关照中国或者说建设法治中国。无论是英美式社会中心主义的之道，还是法德式的国家中心主义的模式，以及发展中国家没有法治的民主，给我们的一个普世性道理就是，法治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法治的民主只能是坏民主，而坏民主政体绝不比其他类型的政体更值得追求。

按照自由民主理论，中国政体显然不是民主的，因为不是党争之下的竞争性选举程序。但是，西方人大概不得不承认中国搞的法治是实实在在的，尽管中国的法治水平并不输于前述可比的发展中国家，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是让我们满意的，比如主管政法时期的法治倒退，的“打黑黑打”，而老百姓在2011年各大城市的反日大游行中对自己同胞财产的烧，让日本人大看笑话。今天，中国的“依宪执政”其实就是“中国人的”，那么之路是什么样的？

在比较历史意义上，中国属于“立法者”下的强制进取型道路，其标志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全面推进法治中国的决定。作为“立法者”的中国共产党的“法治中国”之路无疑可以归类为国家中心主义的脉络，很多后发国家都是这样的路径，比如新加坡。

这里的一个核心是党与法律的关系。在政治发展意义上，提出党法关系的意义在于推动“立法者”守法，即立法后党的各级书记不能再干预具体案件的司法程序，而事实上有些地方书记干预具体案件的事例并不少。在这个意义上，党法关系的讨论是实实在在的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因而这种讨论有助于推动中国政治的进步。

但是，在意识形态上的主义意义上，讨论党法关系，则是典型的“道统”高于“政统”的遗产。看看前述的发展中国家的主义现状，比较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法治指数，就应该明白主义之于中国的不可行性。如果按照主义的要求，不但要重新建构中国的司法体制，而是整个政体――人大重组，国务院重建。我个人判断，对于这样的主义，中国的法学家内部会有巨大的争议和冲突，绝大多数政治学家更会明确拒绝――因为政治学家历来相对保守。

对于中国是重要的，但是只能是“中国人的”，议程也只能是孔飞力所说的根据中国人的条件，而不是美国人的条件去思考、去解决。

五、结语：政治法学为何重要

让我们回到问题的起点。第一，“法治中国”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即以法治为轴心的时代。中华文明中的优秀基因很多，但是对于现代政治而言也有基因上的结构性缺失，那就是法治意识的缺位。在这个意义上，从人治传统转向法治轨道，无疑是一种转基因性质的大工程，其难度可想而知――只要想想基层中公、检、法、司的工作人员在一起猜拳喝酒，就可以知道法治中国的建设有多难。在这个前所未有的过程中，建设法治国家需要全方位的共同努力，其中学科上的努力自然必要，因为政治学不但是培养所谓的好公民，更可能造就大大小小的“立法者”。

第二，对于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论意义。目前中国政治学的知识源泉基本上来自三大领域，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政治哲学的西方政治思想、美国的所谓的政治科学，居然很少有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最突出特征是其阶级性和革命性，因而法治在其话语体系中先天不足，因此才有远远落后时代的依然叫嚣阶级斗争的主张，宪法上的国体、政体表述也是阶级性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虽然应该有着与政治不可分离的法治思想，除了个别人物的思想，法治思想基本上被剥离掉了。而所谓政治科学则是在不容讨论法律问题下的民主问题，作为民主前提的法治被悬置起来，政治学变成了民主学和作为玩的艺术，如博弈论、各种量化模型，而这样的政治学无疑不适用于首先需要法治化的中国。中国政治学首先面对的政体类问题，而政体中的法律主义思维则一直是中国人、中国政治学所欠缺的。因此，在法治国家时代建构政治法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应该被嵌入更多的具有建设意义的法治思想以“告别革命”；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被剥离的法治思想应该被还原出来，以“法的精神”而重述政体理论；政治科学中“法治”元素的加入，将使以民主化为主题的西方政治学更有“国家学”的味道，以警醒后来者，民主是重要的，但是没有法治的民主必然是坏政体，而且世界史上的民主与法治从来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其发生是有“时间性”的。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权威作品诸如芬纳的《统治史》（3卷本）、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4卷本）、以及《剑桥欧洲经济史》（8卷本）和《剑桥世界近代史》（12卷本），再看看世界上那些重要国家的通史，再放眼发展中国家的严酷现实，都直接或间接地告诉了我们法治与民主的“时间性”关系。在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上，很多人的知识是规范意义上的，而非历史意义上的。来源于比较历史的政治法学有助于更化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体系。

第三，包括但不限于对法学和政治学的意义在于，交差科学有助于推动复杂性思维。社会科学是简约论的产物，具有严重的盲人摸象特征。而相对于无限复杂的政治社会或世界政治，哪怕是“饱学之士”的知识也是极为有限的，但是定位高冷的读书人自以为掌握了推动世界运转的杠杆，自己是真理的化身，以自己基于有限知识之上的固化信念而审视、评判世界，并排斥其他可能性选项。其实，根据我对知识界的观察，人们对于“理想状态”并没有多大的分歧，不同的是人们容易基于自己有限的知识结构而形成了排他性理念，进而就如何走向“理想状态”而产生争论。如果知识结构是开放性的，从不同的角度、层面看问题，观念就不会如此地具有排他性。对此，政治法学这样的交叉学科有助于知识论和认识论的复杂化。复杂性理论告诉我们，“质”具有多样性，同样的事物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比如都叫主义，都叫公民社会，但是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主义和选举式民主完全不同于美国的主义和选举式民主，因为政治的基础是文化和社会结构。现代性导致政治的同一性，比如很多国家都实行党争民主了，但是同一性的政体并不能因此而改变文化的多样性，不能把异质文化改变为同质性文化，也不能改变菲律宾这样的封建制社会结构和印度这样的碎片化社会结构，相反现代性的党争民主还在强化着古老的政治生态和政治板块，结果同一性政体导致了天壤之别的国家治理。复杂性理论还告诉我们，看问题的视角变了，看问题的层次变了，世界观中加入了“时间性”（timing），①就能最大化地避免简约论下的社会科学的粗暴。当然，这也不过是读书人追求的另一种乌托邦而已，但这却是作为复杂性特征的交叉学科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3〕【英】芬纳.统治史：早期现代政府和西方的突破：第3卷〔M〕.马百亮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595，400.

〔2〕【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David Beetham， The Legitimacy of Power， Mac Millan Education Ltd. 1991.

〔5〕杨光斌.司法主义国家观：一种新型的国家建设理论研究〔J〕.比较政治评论，2015，（6）.

〔6〕【美】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16-23.

〔7〕【美】林德布罗姆.政治与市场〔M〕.王逸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8〕【英】芬纳.统治史：古代的王权和帝国：第1卷〔M〕.马百亮，王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12.

〔9〕【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M〕.陈兼，陈之宏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122.

〔10〕【英】芬纳.统治史：中世纪的帝国统治和代议制的兴起：第2卷〔M〕.王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20-232.

〔11〕〔12〕杨光斌.政治变革中的国家与制度〔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13〕【英】林赛.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M〕.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03-404.

〔14〕【英】汤普森.非洲政治导论〔M〕.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

〔15〕【美】扎卡利亚.自由的未来：国内外的不自由的民主〔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96-97.

〔16〕【美】科利.印度民主的成功〔M〕.牟效波，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