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农业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18 17:17:41

美国农业论文

美国农业论文篇1

1972年,美国通过了《安全饮用水法》,该法第404条对湿地使用进行了规定,授权美国陆军工程师团审核湿地开发有关方案并决定是否予以颁发许可证。1989年,美国正式将湿地保护写入了法案,确立了“持平和无净减少”原则,规定湿地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只能持平或增加其总面积,不能有任何减少。该法案在实行的初期,常采用了“现地”(on-site)、“同质”(in-kind)的补偿方式,也被称之为“邮票式补偿”(postagestampmitigation),即众多小型且不合生态与经济规模的栖息地补偿方式。1992年,美国通过《食品、农业、保护及贸易法案》设立湿地补偿银行计划(WRP)。WRP是一项通过购买地役权来限制危害湿地环境的自愿性项目,土地所有者申请加入WRP有3种选择:永久地役权、30年地役权、恢复成本分担协议。从项目开始实施以来,WRP项目的年新增土地数量以每年超过4万hm2的速度稳定增长。

2美国农业生态补偿制度理念与项目操作

美国农业生态补偿项目的基本做法是政府从公共财政中给生产者支付一定的现金并提供技术支持,以换取目标区域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以利于生态环境改善;实质是将生态服务作为交易标的,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通过生态服务提供者和购买者之间的自愿交易实现利益的分配和调节。其设计理念和操作要点如下。

2.1制度设计理念

2.1.1市场运作原则

美国农业生态补偿制度在设计上引入了市场机制,在实施中遵循着价格机制和供求规律,甚至其补偿效益的评价也依赖于市场。纵观美国农业生态补偿实践活动,每个农产品价格长期萎靡时期,政府都会适时引入农业生态补偿项目。20世纪30年代后期、5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都是由于农产品价格急剧下降,美国开始实施生态保护计划。无论是美国农业生态补偿项目的启动机制,还是运作机制,都体现和发挥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2.1.2多重目标原则

美国农业生态补偿项目是由公共财政支付实施的,具有公益性质,因此大多都具有生态、环境、社会等多重目标,总的方向是实现自然与人的可持续发展。美国农业生态补偿制度主要目标关注于土壤质量、湿地质量、森林质量、水质水量、野生物种的栖息地等,副目标主要关注土地休耕计划供给管理,农民经济效益提高,参与者之间的公平性等。

2.1.3投资有效原则

投资有效是美国农业生态补偿制度的首要原则。为实现环境效益有效目标需,美国农业生态补偿制度坚持2项投资准则:一是生态补偿制度应确立在单位支出产生环境受益最大的区域地块之上,或者具体的生产方式上。二是生态补偿支付的金额应等于该农业生产者在目标区域上采用预期的生产方式所需的最小金额数量。

2.1.4自愿竞争原则

根据微观经济学原理,只要补偿金等于退耕土地的机会成本,土地退耕就会发生。但这一原则在实际操作中却有很大难度,因为退耕土地的机会成本难以准确计量。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农业生态补偿制度引入了竞争机制和招投标法。这种制度设计体现了公民自愿和竞争效益的原则,生态效益均衡租金率由政府和土地所有权人所形成的市场供求状况共同决定。

2.2项目实施要点

2.2.1收集和评估项目信息

美国公共财政支付的生态补偿项目具有公益性质,并且要求投资效益最优,而特定区域项目申请人具有自主性,即使为维持生计也会追求私人经济效益,因而二者之间的合作意愿和目标契合度就存在差距。美国政府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收集个人意愿并评估项目信息。实践中,美国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了投资成本测算和潜在生态效益评估。

2.2.2面向社会公开招投标

美国政府经过个人参与意愿调查和项目信息收集评估后,将向特定区域公布提交项目申请人选的资格、实施的最低土地或资源环境条件、公共财政支付额度或政府标的价格的上限、评价标准及项目建议书标准等信息。对此,符合条件并有意愿参加项目的申请人就会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投标,并在政府设置的范围内开展竞标活动。政府与公民以及公民相互之间互动体现了一种公平的经济博弈,有助于提高投资效益。

2.2.3综合评价确定合同成本

符合条件的项目申请人提交投标申请后,投标建议书中所说明的地块位置、土地类型、土壤易侵蚀性、水质、生态环境情况、地区经济水平、人口数量、野生动植物种类及数量、气候条件以及申请人对补助资金水平的需求、拟采取的实施办法、预期实现效益等多项数据就具体化了,美国政府就可以运用或参考环境效益指标(EBI)来评价潜在投资效益,确定项目合同成本。

2.2.4遴选确定项目参与者

根据EBI效益—成本有效原则,美国政府会对项目申请人的综合情况进行打分,并根据公共财政每一美元支出可产生生态环境收益的高低进行排序,在公共财政预算范围及项目实施面积的限定下,按照分值高低次序决定哪些申请人可以参与项目。对长期合同项目而言,政府部门还需要采取更谨慎的方法。为了确定接受哪些合同,政府还需对申请参加项目的申请人信息指标得分进行评价。2.2.5履约监测与项目监督美国农业部和美国审计局按照有关规定要对项目履约情况和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监督。美国农业部通常的做法是对少部分实施项目合同的土地进行履约抽查。美国审计部门也会对一些农业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与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审计。监督和审计的内容包括:公共财政与个人成本分担水平、合同实施期限长度及规模、项目实施的一致性和透明性、数据处理与分析的客观性和公平性、违约情况和处罚执行情况等。

3美国农业生态补偿实践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美国在农业生态补偿领域中的研究和实践经历,较之中国更长也更加完善,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初步形成了生态补偿的制度体系,生态补偿的框架较为完整。考量美国农业生态补偿制度的操作与实践,审视中国农业生态补偿的不足,对中国具有以下4点借鉴意义。

3.1推进生态法制进程,整合部门政策法规

纵观美国各个时期的农业法案,确保美国农业生态补偿项目顺利运转的,是以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司法主题的联邦法案与各州法规有机结合而构建的严密法律体系。在农业生态补偿司法领域,美国建立了集团诉讼的制度,同时解决了处于弱势地位、人数众多且地域分散的当事人一方的诉讼要求,简化了程序,避免在同类问题上做出相矛盾的判决,保护处于相同情况的众多受害入的权益。相比较而言,中国现有的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和行政法规数量较少,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制定的涉及生态补偿内容政策文件较多,目前约有十余项,但大多对本行业生态补偿试点建设工作提供理论性指导,基本没有以生态补偿作为核心目的而专门设计的,且基本上带有较强的部门特色。在生态补偿的义务主体中,少数直接涉及个人(如森林领域的退耕还林)和企业(如矿产资源开发企业),更多的是对地方人民政府提出要求。在司法领域,中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但《环境保护法》、《草原法》、《野生植物保护法》等法律没有全面引入集团诉讼的法治精神,分散弱势的个人与强势政府在法律诉讼中地位不对等情况依然存在。要全面推进农业生态补偿法制建设,中国应在目前工作的基础上,强调生态环境资本价值和生态公益价值,有计划、有步骤地颁布实施农业生态补偿法,完善健全诉讼法律,系统梳理并整合部门及地方相关农业生态法规规章,建立长效机制,为中国农业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和实践操作提供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3.2建立环境产权制度,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美国关于土地和自然资源产权有着清晰的界定和法律保护。在这样法制约束环境下,美国的农业生态补偿项目,必须体现对公民私有资源产权给予尊重和保障,项目执行必须与产权所有人达成合意契约。如在生态保护行政征用过程中,充分考虑公民的利益与想法,把补偿额度与方式确立在公民权益保障的基础之上,把对公民产权的限制所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通过清晰的产权制度,激励了自然生态资源价值的良性运转,使公民更加积极的投入到生态保护工程中。由于中国对资源产权没有清晰的界定和划分,也没用相关的协商机制,农业生态补偿所涉及的国家所有权、公共环境权益、社会权益与个体所有权、个人经济权益、个人个性化需求相互之间很难建立公平对等的商榷机制,并构建法制化道路。因此,中国亟需构建大农业体制,整合土地、水、森林、野生动植物等资源,在农业资源和环境领域建立一套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形成公私产权对接完善的资源环境产权交易市场,尊重公民个人意愿,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3.3维护政府主导地位,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在美国,政府购买模式或者补偿是支付生态环境服务的主要方式。如美国农业部农场服务局(FSA)和自然资源保护局(NRCS)管理着美国50余个与农业生态补偿有关的项目,保护着美国5亿多hm2的农场、牧场和私人林地。总结美国长期实施生态补偿项目的经验,政府虽然是生态效益最主要的购买者,但市场机制在生态补偿中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小觑的。政府可以运用经济政策和市场机制来使生态效益得到提高。如美国在CRP项目实施中,遵循市场机制,引入竞争机制,采纳招投标制度,尊重农民参与意愿与补偿诉求,政府在此基础上采用科学的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合理确定支付标准。中国目前的生态补偿制度将政府命令与控制措施摆在首位,弱化了市场的作用,补偿评价机制也还很不成熟。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解决好政府补偿中存在的盲点和政府失灵状况,提高生态补偿效率,中国应在继续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农业生态环境补偿交易机制、价格机制,发挥市场机制对农业生态资源供求的引导和调节作用。

3.4科学设计效益评价指标,合理制定生态补偿标准

美国农业论文篇2

关键词:现代多功能农业;价值;政策争论;提升

中图分类号:F3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1)06-0115-04

农业不仅具有经济功能,亦有其持续发展的生态、文化、能源、观光旅游等多种功能,与之相应地具有经济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能源价值与观光旅游价值等。现代多功能农业由于价值重大而被认为是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尽管其价值重大,但有关它的争论也一直存在,本文围绕其争论的背景与政府的政策、争论的动因等方面展开论述,并发现其价值在争论中不断提升。

一、现代多功能农业价值问题的提出

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模式下,各国普遍重工轻农,视农业为提供充足食品、廉价劳力、原料及为工业品提供市场的产业,而对其本身的全面内涵却缺乏应有的认识,以致在农业生产力提高时其地位却不断下降。早在1958年学者赫希曼就对此进行了反思,其后库兹涅茨、舒尔茨等学者都意识到农业的重要贡献,如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就坚决反对轻视农业的观点,他认为农业决不是消极无为的,它甚至可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但舒尔茨同时也强调,传统农业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只有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加强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特别是人力资本投资,才能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舒尔茨观点无疑是划时代性的,但没有关注到现代农业多种功能价值。

我国为了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手段,将资本从农业转向工业。据温铁军研究,1953-1978年我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这25年问,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总额估计在6000-8000亿元,然而,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才不过9000多亿元,农业成为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此为我国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的最直接原因。中国农民以自身的谈判能力弱、贫困和无助支撑起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目前尽管农业产业创造的经济价值绝对量仍在上升,但其占社会总量的比重在不断下降;目前,欧美发达国家的比重已降至5%以下,美国甚至降至2%。因此不少人据此认为农业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低,甚至在人们心中只有没能力者才从事农业,视农业为“吃饭产业”,忽视农业的全面内涵与发展潜力,农业更加成了弱质产业,因此党中央才连发7个有关“三农”的一号文件。这些问题的存在促使大家去思考农业的价值,现代多功能农业正是其很好的载体。

二、现代多功能农业争论的政策背景

为更准确了解多功能农业及其价值争论的动因,有必要研究一些主要国家与组织农业政策的相关背景,以下分析重点集中于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美国农业法案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农业协定。

1.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

CAP是“欧盟农业补贴和计划体系”的简称,主要指欧盟各国对其农业发展所实施的农产品价格支持及相关补贴制度,目的是刺激农产品的生产。它是在二战后食品短缺背景下,为供给欧洲和给消费者提供低价粮食于1957年《罗马条约》提出,1960年正式提出建立共同农业政策的方案,1962年则开始逐步予以实施。大规模的调整和改革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在1992年,此次改革把过去以价格支持为基础的机制过渡到以价格和直接补贴为主的机制,降低价格支持水平,控制农产品生产和财政预算开支的过度增长,进行国土整治和保护环境,促进农村发展。第二次是在2000年,此次改革将CAP转变为“共同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可持续性。将支持重心由农业转向农村和环境,即所谓的“第二支柱”。第三次是在2004年。此次改革通过《关于由欧洲乡村发展基金来支持乡村发展的条例》,表明他们的重点不单是农业和农场,而是农村环境和农村经济。它从整个食物链、农村土地管理、农民需求以及农村人口等角度思考问题。强调农业与林业部门的重要性,强调农村环境与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视改善农村地区人们的生活质量,重视促进农村经济活动的多样化。

2.美国农业法案

虽然美国的农业部可追溯到19世纪末,但直到1933年才推出第一部联邦农业法案,根据这一法案,联邦政府给农民补助以换取农民休耕,减少生产,进而提高农产品的市场价值。1936年的水土保持法出台,为鼓励农民采取措施保持水土提供技术援助和财政激励。二战后,尽管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产量增加,但支持农业的政策仍在进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5年的粮食和农业法的出台。该法案旨在保持农产品供应的同时,废除价格支持,并用目标价格与差额补贴制度取代。这些目标设计目的是提高生产者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直到1985年作为农业安全法一部分的农业环境规划的出现,又返回到农业法案的内容。该法案包括补贴生产者以使其采取措施把受过腐蚀的土地休耕,对特定商品补贴要提供符合要求的依据,这些要求集中在保护湿地和土壤上,但这却加大了农业的财政危机。接下来1996年的联邦农业改进和改革法(FAIR)被认为是革命性的,因为它以价格支持与供给管理取代了直接以产量做为依据的补贴(Dimitri et a1 2005),它鼓励农产品生产者自由种植,从而被称为“自由农场”,这确保了美国农业政策对外贸易的扭曲最小,从而与世界贸易组织的绿箱补贴政策相一致。2008年美国出台了《食物、环境保育与能源法》。该法案主要变化有三:一是启动一项农民可自愿参加的“平均作物收益选择”项目,给农民提供一种更安全的补贴选择。第二,把过去临时性的灾害援助变为永久性的计划;第三,给单一生产者规定了“直接补贴”和“反周期补贴”的上限,分别为4万和4.5万美元。

3.世界贸易组织的农业协定

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和美国的农业法案改革,使农业成为世贸组织谈判的主要推动因素。这项谈判在1995年启动,并确定了以缩减农业补贴和降低农业关税作为谈判的支柱,谈判于1999年在西雅图再次启动,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反对(尤其是农业贸易),这项具有争议性的谈判以失败告终。新一轮部长级会议谈判2001年在卡塔尔的多哈重新进行,发展中国家所关切的农业贸易成为谈判的绊脚石,因此农业贸易成了多哈回合谈判的焦点和中心内容,其中最为关键的三大中心支柱是出口补贴、国内支持和市场准入。根据农业协议达成的一致,发达国家同意减少36%的出口补贴支出,而发展中国家也同意减少24%的出口补贴。多哈回合后,彻底消除出口补贴的呼声一直存在。国内支持或补贴,乌拉圭回合农产品贸易最终将不

同的国内支持措施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引起贸易扭曲的“绿色”政策,可免予减让承诺。另一类是产生贸易扭曲“黄色”政策,协议要求各方用综合支持量来计算其措施的货币价值,并以此为尺度,逐步予以削减。根据农业协议,涉及市场准入的非关税障碍将被量化为关税,并逐渐减少,以期最终消除。

三、现代多功能农业价值的政策论争及其动因

多功能农业提出以来得到了不少国家的支持,其价值也得到一定范围内的认可。但世界主要国家及国际组织提出发展多功能农业的政策各有目的,难免论争。论争围绕两方面动因展开:支持者认为其有利于农业价值的提升,主要包括日韩、欧盟;反对者认为不过是为农业贸易保护寻求依据而已,主要是美国和凯恩斯集团。

1.多功能农业有利于农业价值的提升

日本农业发展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促使其思考如何提升农业的价值,这是提出并实施农业多功能政策的重要原因。自1961年日本制定的《农业基本法》后,其农业与农村发生了巨变,农业产量与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农民生活极大改善,农户家庭收入甚至超过了城市家庭收入。但一些矛盾和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主要有:一是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日本60%以上的粮食和食品依赖进口,其自给率在发达国家是最低的。二是农业劳动力日益减少,再加之农业劳动者老龄化趋势严重,农村缺乏活力。三是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缺乏协调,农业基础薄弱,无法同先进的二、三产业对接,这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因此,发展多功能农业,除了满足国民的对食物需求的价值以外,还要发挥其多方面的价值。日本在1998年将多功能农业写进了农业白皮书。

欧共体(欧盟前身)的CAP在迅速解除粮食供应不足问题的同时,却带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第一,欧盟CAP鼓励集约型农业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CAP鼓励集约型农业的发展,增加农产品产量,促使农民大量使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牲畜过度集中放牧、饲养,特别是生态脆弱地区农村环境问题更严重,如水土流失、水体污染、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等。第二,鼓励农产品生产的CAP导致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欧共体对农业实施的价格支持和出口补贴,使得其开支剧增,导致了仅占其全部就业人口大约5%的农民却花掉了欧共体大约一半的开支,因而其政策遭到内部普遍非议。第三,共同农业政策是一种竞争性的农业政策,它的实施导致了一些规模小的家庭农场收入减少甚至破产。另外一些农场主在历史文化遗产上进行规模化的集约农业,导致其遭到破坏;同时,由于大跨国公司产品的冲击,使得传统食品工艺与生产正在日益萎缩甚至消失。这些问题的存在,加之欧盟新成员国农业经济中比重较大,为了减少财政开支、协调地区发展、维持农村传统及保护农村环境,改革势在必行。最终欧盟推出了“多功能农业”的发展模式来提升农业的价值,这一模式也得到了农业竞争力不强的发达国家的支持,诸如日本、韩国、瑞士等。

中国学者和政府对多功能农业及其巨大价值总体上持支持态度,但在国际上表态谨慎以免影响我国农产品贸易。陈锡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提出,对多功能农业问题进行研究可以让人们重新审视农业。

2.为农业贸易保护寻求依据

美国等具有农业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广大农业比重大的发展中国家,反对以现代多功能农业具有的巨大价值为由而进行的农业贸易保护。美国从以下两方面来表明态度:第一,反对借多功能农业及其巨大价值来进行农业的贸易保护。由于美国的农业技术先进且生产率高、农业资源丰富,在技术密集的高价值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土地密集的大宗农作物产品等方面,竞争力很强,它一直是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国;另一方面,美国消费观念超前且人均收入高,因而对农产品的质量、品种、花样及便利性等要求均较高,这使得其不得不大量进口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任何形式的农业贸易保护都不符合其利益,甚至为了其国家利益在农业贸易的国际谈判中,反对农业多功能理念,以免别国借多功能农业的巨大价值来维持或加强对农业贸易的保护。第二,即使多功能农业具有巨大价值且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但这不能成为农业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据。多功能农业政策的争论可以被看作是对新自由主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新美国模式)的挑战,他们重点强调的是把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嵌入农业生产系统中,这种论点在某种程度上正符合农业协议文本中的非贸易关注问题,被认为是向多功能农业的政策实施迈进了一步。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对农业多功能争论表示抵制(Buttel,2006),Buttel认为欧盟和其他追求农业多功能性的国家是激进的改革,旨在鼓励取代那些对大量生产的补贴,转而支持那些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和社会正外部性的农业。更有甚者,2005年Peine和McMichael提出: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多功能农业成了一些国家保持贸易特权的手段。

凯恩斯集团倡导国际农产品自由贸易,反对多功能农业的理念。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其成员国在农产品出口上具有非常明显的比较优势,农产品的自由贸易有利于他们扩大出口,获取更多的外汇和贸易利益。而且这些国家的农业支持和保护水平大都很低,所以在削减农业支持与保护、甚至取消农业补贴和扩大农产品贸易开放等方面,他们所提出的要求比美国更为激进,在撤消贸易壁垒并稳定削减影响农业贸易的补贴的谈判上更加坚定和团结一致。凯恩斯集团不但对日韩等国农业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坚决反对,而且也对欧盟和美国等国的农产品出口的间接支持表示明确的反对。

部分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把现代农业多功能理念及其巨大价值当作大力支持农业部门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又担心发达国家以此为借口对其农产品实施贸易壁垒。如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提出:农业不但能给农民带来收入,而且有助于适度地使用自然资源,传承农村文化、保持农业生态多样性、保证农村生活质量和确保社会稳定。印尼就曾提出:多功能农业不仅可保障当地居民的粮食来源,而且还可廷续居民生存方式的多元化,减少环境威胁,进而缓和由于稀缺资源的争夺而引起的社会冲突,提高了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对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作用重大。但印尼又是凯恩斯集团的重要一员,反对一些发达国家以此为由进行农业贸易保护。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WTO围绕多功能农业的辩论可能都白费了。因为寻求支持农业多功能的政策,通常是基于农业环境支付或基于绿箱政策的直接支付,可能会受到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的反对。这种政策鼓励维持原有土地的生产,那么政府干预影响土地使用,进而影响农业产量(Blandford 2006),而这可能违反WTO有关规定,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裁决会危及利用多功能农业名义进行的许多改革。

美国农业论文篇3

对农业生态学使命的认识

农业生态学的兴起显然是受到农业发展遇到不可持续问题推动的。“国际农业发展知识、科学与技术评估组织”总结了2008年4月由各国政府代表参加的南非会议成果,发表了《农业处于十字路口》[4]。报告清晰表明各国都认识到按照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资源支撑不了未来社会对农业产出的要求。报告认为包括产品供应、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服务在内的农业多功能性是不可回避的,其中第7条结论指出:“通过进一步将农业知识与科技转到以农业生态科学为主,将有利于解决环境问题,同时维持和提高生产率。”在国外“Agroecology”使用的范围不仅包括“农业生态”,也用到我国常用的“生态农业”表述方面。联合国食品权特别报告员DeSchutter[5]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纵览过去5年来发表的科学文献,特别报告员认定,生态农业(agroecology)作为农业发展的模式不仅展现出在概念上与食物权有很强的关联,而且证实生态农业可以在国情不同的各个国家中为众多弱势群体具体实现食品权这项人权取得明显的进步。此外,生态农业展现出的种种优势,与人们熟悉的常规方式,诸如培育各类高产改良品种的做法成为互相补充的一种农业方法。

生态农业能够有力地推动更为广泛的经济发展。”他建议通过扩大生态农业的实践,以便能够在增加农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计的同时避免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在美国加州大学SantaCruz分校举办的第13届国际农业生态培训班上,人们引用爱恩斯坦的名言:“我们不能够用产生问题的思路去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人们认为引导工业化农业发展的传统农业科研思维属于还原论(reductionism)。这种还原论方法已经不能够胜任未来农业发展的要求。农业生态学要促进农业一系列观念变革,从而克服一系列传统工业化农业引起的严峻问题(表1)。美国农业部在2009年终于跟随众多欧洲国家在人力、物力和机构设置上大力支持有机农业发展。在这个基础上,Hooedes等[6]撰写的美国农业“国家有机行动计划”中,认为有机农业也应当采取农业生态学的综合、整体、多样的思路,甚至认为应当在传统农业研究机构以外成立独立的有机农业研究机构,以摆脱传统农业研究的还原论思维。显然国际上农业生态学被认为是一种对工业化农业方式和传统农业科研思维的深层次颠覆和革命,并赋予了支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使命。

对农业生态学内涵的认识

丹麦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业生态系的Dalgaard等[7]在综述农业生态学的时候根据不同研究人员的研究范围,提出了农业生态学的硬件部分和软件部分。他们认为与农业生态系统的能物流、资金流有关的生态、农学与经济学结合的部分可以称为“硬农业生态学”(hardagroecology)部分,而与人类社会及其利益管理体系有关的则可以称为“软农业生态学”(softagroecology)。他们的文献搜索结果表明,使用了“agroecology”或者“agro-ecology”关键词的文献中66%属于自然科学,13%属于社会科学,5%属于经济学文献,16%属于自然与经济结合学科,2%横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没有同时跨自然、社会、经济三大学科范畴的文献。法国农业生态学与景观生态学家Wezel等[8]在综述农业生态学文献时发现,农业生态学的研究范围是趋向扩大。扩大方向之一是从农田层面向农业生态系统和地理景观层面拓展。扩大方向之二是从农学、生物学、生态学的“硬农业生态学”向农业生态系统管理、农村可持续发展、社会学与经济学等“软农业生态学”发展。美国著名农业生态学家Gliessman[910]索性把农业生态学描述为研究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食品供应体系的生态学。Wezel等[8]认为,目前“农业生态学”实际上指的既是一个学科,还是一类实践,甚至是一种运动。

农业生态学作为一种农业实践方式的认识

在中国农业生态学指导的实践被普遍称为生态农业,然而在国际上生态农业的术语应用并不广。利用“ecoagriculture”或“eco-agriculture”为题目或者关键词的文献到2010年仅有46篇,其中有34篇文献的作者还是中国学者。在中国1990—2010年“生态农业”为关键词或题目的文献却达到7986篇。在国际上大量使用“agroecology”来描述利用农业生态学指导的实践,实质等同于中国的“生态农业”实践。联合国食品权特别报告员OlivierDeSchutter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也如此,以至在翻译中需要把“agroecology”翻译成“生态农业”才符合中国人的表述习惯。Altieri[11]认为应当重视循环体系建设和维护土壤有机组分,充分利用物种多样性与遗传多样性以便提高太阳能、水分和养分等自然资源利用率,还应当注意通过扩大物种间有利的相互关系,强化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DeSchutter[5]提出生态农业需要模拟和利用自然进程,通过流域和生态系统的整体生物多样性构成、养分循环和能源流动关系构建来实现系统的多功能协调。报告中列举生态农业的实践模式有农林结合模式、农牧结合模式、流域集水模式、综合养分管理模式和综合有害生物防治模式(玉米地防治玉米螟的推拉体系、稻田养鸭体系)等。在美国加州覆盖作物和有害生物的陷阱作物也经常用到。

由于生态农业是智力密集型生产方式,而不是投入集约型生产方式[11],除了重视新技术和新模式以外,国际上普遍重视来自广大农民的实践经验和经历长期实践证实行之有效的传统农业遗产。2004年以美国学者SaraScherr牵头在内罗毕成立了国际“生态农业伙伴”(ecoagriculturepartner)[12]。其最大特点是强调通过景观层面的布局,协调生态、生产与生活关系。该组织的口号是“为了人民、食物和自然的景观”。在其内罗毕宣言中,除了强调景观分区布局和管理外,还强调结合乔灌草的农林体系(agroforestry)和实施有机与循环方法。Gliessman[10]认为,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实践转变可以分为4个水平。第1个水平为资源节约技术,推广节肥、节水、节能技术等。第2个水平是投入替代技术,化肥用有机肥替代,农药用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替代。第3个水平是系统结构变化,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结构、循环体系结构和流域景观元素配置结构的变化都属于这个水平。第4个水平是食品供应体系的改革,食品供应体系包括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业生产者、食品加工、产品运输、商品销售、食品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调整。美国“国家有机行动计划”中也提出要避免把有机农业简单理解为允许和不允许投入什么的农业,有机农业是与农业所存在生态系统结为统一体的农业系统[6]。#p#分页标题#e#

农业生态学作为一个运动的趋势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展生态农业建设逐步成为一种社会运动,目的在于发掘农民智慧、改善食品供应体系、提高农村生活质量、增加农民经济收益、保护珍贵农业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拉丁美洲的“农民对农民运动”(英文:farmertofarmermove-ment,西班牙文:movimientocampesinoacampesino,简称MCAC)是在发展中国家相当突出的一个例子,该组织成立已经36年了,目前遍布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如古巴、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巴西等,参加运动的农户达到数十万。在20世纪60—70年代,依托良种,并依赖化肥、农药、灌溉等高投入为基础的“绿色革命”在拉美国家小农中推广失败。8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使得拉丁美洲国家不得不接受缩减政府、出售国有企业、开放市场等措施,农产品市场被发达国家占领,土地被大公司占领,农业推广服务萎缩,农民被迫成为城市居民或者退守边缘区域。同期,在国际上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sustainableagricultureandruraldevelopment,SARD)项目推动下,拉美国家的小农发现,生态农业方法不仅使其产量倍增,而且保护了环境。于是他们就在这些项目组织交流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农民之间进行技术和经验交流的组织。目前该组织正试图凝聚力量,在交流生态农业技术的同时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管理体系和国家政策[1314]。

在武装叛乱麻烦不断的尼加拉瓜,全国农民与牧民联盟在1987年开始实施“农民对农民项目”(campesinotocampesinoprogram)并且取得成功,农村也得到了安宁。成功的原因总结为:农民自己的试验和评价,本土知识的交流,活跃的对话和创新,水平对话机制出现的乘法效应,有推介成果的积极分子出现,创新成为农民的风气,不断有地方领袖出现[15]。在古巴1999年正式成立农民对农民农业生态运动,农业生态运动成功解决了在禁运条件下通过利用当地资源与经验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在保障供给中显示出了明显优势,2009年就有超过11万户农民参加[16]。在巴西,2001年召开全国农业生态学会议,2002年成立全国农业生态联盟,2003年在有机农业的法律框架内认可了农业生态,2004年成立巴西农业生态协会,2006年巴西农业研究组织正式把农业生态作为该研究机构的一个学科领域[8]。在生态农业推广过程中,各国特别注意避免过去农业推广那种自上而下、居高临下的方式,重视农民的平等参与及横向交流。农业生态在美国也已经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形式存在。在美国加州,加州大学SantaCruz分校有机农场为农民提供有机农业培训,校内建立了社区农业生态项目(programincommunityandagroecology)。加州还成立了各种形式的与农业生态有关的民间组织。例如“社区农业生态网络”(CommunityAgroecol-ogyNetwork,CAN)、“农业和基于土地的培训联盟”(AgricultureandLandBasedTrainingAssiociation,ALBA)、“社区支撑农业”(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根本的改变”(RootofChange)、“食物共有”(FoodCommon)等。这些非政府组织从不同的侧面推动农业生态的发展。RootofChange致力于把被现代商业运作分割了的食品供应体系重新连接起来。FoodCommon计划建立有机食品供应体系,力争在2020年实现10%的本地消费食品为本地生产。

ALBA着力培训和培育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小型农民企业。他们不但提供技术培训,而且为起步农民提供廉租农田。CAN则通过与拉丁美洲咖啡生产者建立直接联系,增加生产者收益,减少消费者负担,建立起消费者对生产者和生产方式的了解。另外FarmerMarket为农民生产的有机食品提供了直接与消费者接触的渠道。“美国收获正义”(JustHarvestUSA)组织则为外国农民工提供保护,争取正当权益。美国有机农业运动也是从民间开始的。在20世纪60—70年代相继成立了“加州有机认证农民”(Ca-liforniaCertifiedOrganicFarmers,CCOF)、“有机农民和园艺者联盟”(MaineOrganicFarmersandGar-denersAssociation)、“东北有机农业联盟”(NortheastOrganicFarmingAssociation,NOFA)等。民间的大量工作促使美国农业部在2000年制定了国家有机食品标准,并在农业部设立国家有机农业项目,2009年专门设立管理职位[6]。

农业生态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认识

法国Wezel等[8]的分析表明,德国基本还是把农业生态学放在一个生态学分支学科的范畴看待。例如德国哥廷根大学作物科学学院农业生态系定义:“农业生态学集中研究在农业景观区和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动植物群落、食物网关系和保护生物学”。德国马丁等[17]在2006年写的“农业生态学”中定义农业生态学为:“研究人类为某些作物的生态所塑造的环境中生物生存条件的科学”。这不同于美国以Gliessman[10]为代表的包括社会经济体系在内的定义,即“农业生态学是研究食物系统的生态学”。Dalgaard等[7]则利用社会学家RobertKingMerton(1973)提出,后来为JohnZiman(2000)再次论述的评判科学的4条规范来评判农业生态学。第1条评判标准是关于内容的社群性(communalism)方面,要求科学的内容能够向社会大众扩散。第2条规范是研究人员的包容性(universalism),即科学研究人员应当不分种族、肤色、信仰、性别等,有广泛的包容性。第3条规范是利益中立和谦逊(disin-terestedness,humility),研究结果能够超脱个人利益和研究人员个性是重要的。第4条规范是严格论证下的原创性(originality),要求研究结论能够经受得起怀疑和验证。文章作者认为第1和第2条规范对于农业生态学不成问题。第3条规范对于农业生态学一般也不会存在问题。但是,农业生态学研究涉及社会层面时,就不容易遵循利益超脱的规范。用第4条规范来衡量农业生态学的时候,文章作者认为一方面农业生态学有些研究仅仅进行半定量的调研和访谈,结论的重复性和严密性容易受到质疑,另一方面农业生态学一些小规模的田间研究要上推(scalingup)到系统和景观层面时所使用的方法太简单,容易出错。

对农业生态学在中国发展的启迪

根据各国对于农业生态学的理解和发展状况,反观我国的农业生态学发展,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迪,有利于更好地认识我国农业生态学发展的优势和问题所在,以推动学科健康发展。“农业生态学”在我国指的就是一个学科,其指导的实践和社会运动在我国称为“生态农业”[18]。这样就避免了国外认为农业生态学既是学科,又是实践与运动的问题。在我国农业生态学理论框架中,农区生物与环境通过能物流整合起来的农业生态系统是基本研究对象。这就是所谓的“硬农业生态学”部分。根据控制论原理,调节和控制这个体系的机制包括分散在自然体系中的非中心调控机制和受人类左右的中心式调控机制。中心式调控机制又可以分为经营者和操作者的直接调控,以及影响经营者和操作者的社会文化、社会经济、社会法规等间接调控。这部分调节控制机制就是所谓“软农业生态学”部分,其中包括了价值流和信息流。尽管我国在农业生态学体系的构建上比较完整和稳定,但是在与农业生态系统调控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法规的实际研究还是落后于需要,也落后于不少国外同行。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我国同行在认识农业生态学对还原论思维方式下的农业方式与农业研究的颠覆性意义方面(表1),还没有国外同行理解得那么深刻和紧迫。#p#分页标题#e#

在我国生态农业实践常被分为生态农业模式与生态农业技术。生态农业技术实际上对应于Gliessman[10]所指的第1水平变革(资源节约型技术)和第2水平变革(投入替代技术)。生态农业模式则对应于他提出的第3水平变革(农业生态系统结构)。我们在认识上还有3个优势。一是认识到生态农业技术体系与生态农业模式相互联系,一定的模式对应一定的技术体系。二是认识到生态农业技术体系是由多个相互制约相互关联的技术组成的。三是在我国生态农业模式方面,农区景观生态规划、农业生态系统循环设计、农业生物多样性关系构建被认为是生态农业模式建设中最重要的3个方面[20]。这个归纳能够包容迄今为止国际上农业生态实践中有关的主要模式。不言而喻的是,世界各国丰富的农业生态实践经验十分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对于Gliessman食物系统变革的第4水平(从农田到餐桌的社会体系)而言,我们在农产品加工链方面偶尔涉及,也在生态农业政策方面加以研究,但是很少在生态农业研究中涉及生产组织、运输组织、供应链组织、市场组织层面。这种状况与国情应当有关。由于我国市场化处于起步和完善阶段,供应链的垄断问题和生产者与消费者被分割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暴露。然而,农业生态结构涉及的社会经济组织方面仍然值得今后加以重视。

美国农业论文篇4

关键字:休闲旅游;美丽乡村;乡村建设;规划;保障机制

1研究背景

1.1 生态文明对农村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成为社会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随着工业化的完成,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土壤、水源和食品等均受到严重的污染,甚至还发生了重大环境公害事件。在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影响下,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生态环境问题倍受关注。我国在世界上率先把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乡村”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先后制定一系列的措施,寻求使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2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

“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是我国的第一产业;农村的繁荣稳定关系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关系着国家的繁荣稳定;农民全面小康才能真正带动全国人民的全面小康。主席曾指出农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他表示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 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1.3 建设和谐社会、美丽安康的需要

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长行村位于安康恒口示范区南部,处于十天高速与包茂高速交叉处东南方,自然环境良好,区位条件优越,结合现有条件,具备建成休闲旅游型特色村的条件。

综上,“美丽乡村”的建设迫在眉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和重要载体。高度重视农村的美丽乡村建设,将有助于促进农业的良好可持续发展,为农民提供一个优美的生活环境,加快生态文明进程,进而维护农村的稳定与和谐。

2 相关理论基础

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概论源于生态学,后随着新的内涵不断引入,该概论逐渐成为一个综合动态概念。农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由于发达国家日益凸显的如:农产品过剩、经济增长缓慢、自然环境的破坏的问题,随之出现了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相关理论,如“有机农业”、“生态农业”、“自然农业”、“三生农业”等农业相关模式,可持续发展观念已被社会所接纳。而在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的布局、农民素质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制约美丽乡村建设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2.2 城乡统筹发展的相关研究

城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始终是贯穿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的主线,具体体现在人口、资源、资金和信息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城乡关系与农村发展成为二战以后兴起的“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的重要领域之一。“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作为城乡融合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对于城乡关系的研究,国外专家学者分别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领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

2.3 新农村建设相关研究

新农村建设中,各国对“农村”、“乡村”等含义的理解不同,美国学者 R.比勒尔认为:“‘乡村’是指人口稀少、绝对面积不大、比较隔绝、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人民生活基本相似而与社会其他部分尤其是城市不同的地方”。社会学家费孝通使用“乡土”一词,称之为“乡土社会”。乡村社会学家杨懋春认为:“一个完整的农村社会需包括一群农民家庭、数个至十余个的村、一个集镇及集镇与其周围各村所形成的集镇区。这样一个农村社会就是乡村社区”。

3 研究区概况

规划区域位于恒口示范区南部,处于十天高速与包茂高速交叉处东南方,与恒口镇镇区隔月河相望,其余三面为山地。处于十天高速恒口出口西面,受十天高速交通辐射影响明显;同时因基地紧邻恒口镇区,可受到镇区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配套设施的辐射覆盖,基地区位优势明显。基地呈不规则多边形,最长边约371米,最窄边约82米,总面积约87144平方米 。

3.1 现状概况

长行村位于陕西省安康市恒口镇月河以南,村落坐落于凤凰山山脉东段。基地北临包茂高速和十天高速。正北面向月河及恒口镇总体规划核心区域“恒口之心”,“恒口之心”由文化中心、商业核心及休闲中心构成。基地南侧毗邻千亩生态林及玉皇庙。东有规划的石家营特产产业园,西临凤凰山森林公园和李家沟水库。基地能有一条现状路,由南向北贯穿其中。

3.2资源条件分析

规划区处于十天高速恒口出口西面,紧邻恒口镇区,区位优势明显。同时规划区位于十天高速与包茂高速交叉口,内有一条现状盘山道路,道路状况良好。区域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森林植被茂盛,民风淳朴。

3.3 主要制约因素

(1)村庄面积小,人口少。村域总面积为0.72平方公里。其中农林地面积680.8亩,仅是山区村面积的三十分之一;村庄总人口973人,为普通村庄人口总量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2)耕地面积小,人均少全村耕地总面积345.3亩,绝对量少,人均耕地面积0.36亩,户均耕地面积1.34亩。耕地难以成片整改,农业“五新”难以连片推广,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程度低。

(3)产业结构单一,农民增收缓慢长行村以种植为主,主导产业是一产,无加工业,结构单一,大部分村民就近到镇区打工,人均年收入约2000元,其中农业收入占30%、打工收入占70%,增收缓慢。村财年收入不足5万,增收后劲不足。

4 长行新农村建设现状

4.1 形象定位

古村坐田园、清水绕长行。

4.2 功能布局定位

确定长行村建设的结构布局为“一心、三区、一带”

一心:综合服务中心(长行乡村旅游服务区);

三区:历史文化展示区、亲子农耕体验区、生态景观区;

一带:滨水景观休闲带。

5 长行美丽乡村规划提升策略

5.1 总体目标

主题形象:安康古村、美丽长行

围绕“安康古村、美丽长行”这一主题形象,打造文化浓郁、田园优美的“安康乡村桃源”。

5.2 结构布局

根据安康特色村建设培育的指导思想和性质、结合长行村的资源特色及市场开发目标,确定美丽乡村建设的结构布局为“一带、四区”。一带:渠畔垂钓休闲带。四区:历史文化展示区、亲子农耕体验区、生态景观区;滨水景观休闲区。

5.3 结构布局的规划设想

1 渠畔垂钓休闲带

渠畔垂钓休闲带范围: 从长行村入口大门水渠起,沿渠两侧及月河。

规划设想: 以“水景观”为链条,在沿渠两侧及小湖畔营造渠畔垂钓休闲带。

2 农耕采摘体验区

农耕采摘体验区范围:长行村与漏头村相邻的300农田。

功能设想:泥土芬、稻花香、蛙声鸣、瓜果俏的采摘体验。

3 乡村旅游生活区

乡村旅游生活区范围:长行村入口至村部居住群落。

功能设置:方便村民及游客出入及停车,小吃品尝、旅游购物。

5.4 保障机制

1 自我管理机制

成立长行村“美丽乡村”建设管委会,以群众自主管理为主,村委会监督管理为辅,开展村庄日常事务管理活动。转变农民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促进实现长行村的美丽农村目标。

2 基础建设机制

有计划、有步骤地搞好长行村与周边城区的基础设施对接。主要包括对接城乡交通、供水、供电、供气、广电通讯、垃圾污水处理设施。构建区域快速交通网络,增强道路的日常流通能力和非常情况下的应急能力,保证用水、用电达到要求,保证排污工程达标,完善医疗卫生、商业金融等生活基础设施建设。

3 生态保障机制

各种开发建设项目必须首先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对暂不具备开发条件的旅游项目,要加强保护,避免盲目开发或无序开发;制定安全防火措施,加强水土保持,防止水土流失和水体污染;禁止违章乱占土地,禁止滥建旅游服务设施;对村内生态环境脆弱旅游资源进行保护,实现环境保护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4 资金保障机制

创新资金机制,形成政府主导、民众参与、社会投资等多渠道多形式的资金筹措渠道。制定出台农村宅基地及其建筑物等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实施方案,拓展项目融资方式,创新金融机构涉农信贷产品,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探索市场化运作试验,探索引进资源整合能力强、具有专业开发运营经验、能为地方导入特色产业的“城镇运营商”。争取上级政府有关部门(农业、旅游等)的专项资金和财政支持。

6 研究结论

第一,本文研究过程中经过大量文献的查阅、归纳与总结,研究了国内外乡村建设的相关理论基础、研究现状以及发展现状,发现目前国际上有英国、美国、日本等较为成熟的发展模式,而国内有苏南、珠江、温州等较为成功的发展模式,为安康美丽乡村建设的规划与设计奠定理论基础与成功经验借鉴。

第二,主要运用实地调研法,对长行村的农村建设发展的资源条件、区位条件以及现有基础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为长行村美丽乡村的规划设计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结合现代设计理念与技术,根据长行村的实际情况、区位以及资源条件,对长行村进行休闲旅游的规划提升设计,包含总体目标与形象设计、结构布局与角色定位、村庄系统的功能构成及提升设想、建设序时、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

[1]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2]史育龙.Desakota 模式及其对我国城乡经济组织方式的启示[J].城市发展研究,1998,(5):

美国农业论文篇5

2010年12月8日,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陈萌山就转基因问题给出官方定调:“推进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应用是大势所趋,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农的重要战略举措。农业部将积极稳妥地推进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12月9日随即爆出消息:农业部机关幼儿园“鱼肉类食品统一由为农业部机关食堂供货的优质水产品公司供货,食用油采用非转基因油”。

听其言,观其行,部分民众要求“农业部的机关幼儿园采用转基因食品,给全国人民做个表率”的声音响起。

在全球范围内,转基因技术也仍是个争议巨大的话题,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辩论仍处进行时。一面是转基因技术所承诺的解决人类面临的食物短缺、能源危机和资源匮乏等难题,另一面是由于它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潜在风险,如何在促进转基因技术发展和保护人类免受这种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是大多数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对于转基因生物技术的价值和风险,各利益相关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在这场“辩论赛中,没有任何一方占据绝对的道德优势,各自代表的利益直接影响其立场和相应的争夺话语权的公关战略。

关于转基因和粮食安全话题,早报记者公开或私下相继采访了不少中外政府决策者、产业界和公关人员,盘点中国转基因政策的利益相关者,尝试为读者揭开转基因疑云背后的利益集团及其公关舆论战。

国家战略

美国:全球输出转基因技术

转基因大豆、玉米并非美国人主食,但已成为美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出口支柱。

中国是美国转基因大豆的最大买家。作为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美国正密切关注着中国的转基因技术政策层面以及舆论的动态变化。

美国地广人稀,农业以高度的机械化和工业化著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出口市场决定美国农业的兴衰与从业者利益。保持美国农业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主导了美国的农业政策。1991年,由“美国竞争力总统委员会”起草的《国家生物技术政策报告》确立了转基因农业的国家战略,报告明确提出要“调动全部力量进行转基因技术开发并促其商品化”。

自1996年开始,在孟山都(Monsanto)和杜邦旗下的先锋良种(PioneerHi Bred)等公司的推动下,美国的转基因国家战略飞速推进。根据美国农业部最新统计数据,2010年,美国的三大转基因农作物大豆、玉米和棉花的种植面积分别占相应作物总播种面积的93%、86%和93%。

转基因技术因其存在环境和安全等不确定性因素,从其推出伊始便遭遇环保团体和消费者的强烈反对和抵制,然而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依然不为所动,坚决高举“转基因国家战略”的大旗。美国国内舆论甚至认为,这是由农民和生物技术公司等“特殊利益集团”组成的“农业游说”成功地渗透并公关了政府决策层的结果。

其实,美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是小麦,大豆、玉米并非美国人主食,粮食安全的风险相对较小,而大豆、玉米、棉花这三大转基因作物因其成本低、产量高,成为美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出口支柱。此外,美国在转基因农业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和独家知识产权在向世界各地传播的过程中,除了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还进行了重要的战略布局。

目前,中国是美国转基因大豆的最大买家,同时中国每年进口的玉米和棉花也大部分来自美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美国正密切关注着中国的转基因技术政策层面以及舆论的动态变化。

阿根廷:悲情的反面教材

在目前出版的有关转基因的书本中,阿根廷几乎都以悲情的反面教材形象出现。

作为世界上第二个大规模推进转基因农业革命的国家,阿根廷在全球的大豆和玉米市场上已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也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大豆供应国。但是,阿根廷不具有转基因技术自主知识产权,所有的种子和技术均来自美国。

阿根廷是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大规模推进转基因农业革命的国家。目前,阿根廷境内可耕种面积的50%被种上了转基因作物,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的种植面积分别占相应作物总播种面积的98%、80%和60%以上。与美国相同,阿根廷的转基因农业也是以出口为导向的。上世纪9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爆发,阿根廷背负巨额外债,通过农产品出口还债被认为是阿根廷农业转基因化的主要原因。单从经济收益来看,据2007年数据统计,阿根廷转基因十年,农产品出口所得共计200亿美元,额外增加国内100万个就业机会。

与美国不同的是,阿根廷不具有转基因技术自主知识产权,所有的种子和技术均来自美国,确切地说,来自美国种业巨头孟山都。无数新闻、研究报告记载了关于孟山都与阿根廷的种种恩怨:孟山都如何最初免费派送种子,在成功占领99%市场份额之后又开始收取高额专利费;与孟山都种子配套的杀虫剂如何破坏生态环境,杀死其他庄稼,引起动物后代器官畸形,使人出现恶心、腹泻、呕吐和皮肤损伤等症状。在目前出版的有关转基因的书本中,阿根廷几乎都以悲情的反面教材形象出现,诸如“阿根廷:全球第一个转基因实验品”,“阿根廷在哭泣,孟山都不相信眼泪”等标题,比比皆是。

尽管如此,阿根廷在全球的大豆和玉米市场上已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阿根廷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大豆供应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玉米消费国,中国2010年从美国采购的玉米已达到150万吨。随后便传出中国2011年将从阿根廷进口550万吨玉米的消息。阿根廷农业部长公开预计,阿根廷2011年玉米将有2000万吨盈余,中阿正在就阿根廷玉米进入中国进行谈判,两国有望在2011年上半年签署转基因玉米植物检疫协议。而中国农业部则反驳称,中阿两国农业部从未就进口阿根廷玉米事宜交换过意见。

一名美国农业部的官员私下对早报记者表示:“中国和阿根廷官方的不同表态,非常有意思,值得回味。”该官员同时称,他也注意到中粮集团从美国进口的5,4万吨转基因玉米因被检出尚未被中国批准的转基因成分而被退货,以及南非农业部官员接触中方官员、兜售南非滞销的转基因玉米等消息。

中国:商业化种植之争

中国至今没有批准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在国内商业化种植,但是现在国内市场上几乎已难觅非转基因豆油的身影。

国内专家和从业人员担忧,玉米将重蹈大豆覆辙,“被转基因”时代即将再次到来。

与美国耕地面积广阔、高科技做后盾不同,中国需要用世界7%的可耕地面积养活占世界23%的人口;与阿根廷出口为导向的农业不同,中国长期坚持“自给自足”的农业政策。对于转基因技术,中国官方

一直持谨慎支持态度。

1997年,中国政府正式批准商业化种植转基因Bt(苏云金杆菌,Bacillusthuringiensis)棉,这也是迄今为止惟一在国内获得商业化种植许可的转基因作物。全国转基因棉花种植面积已从1998年的380万亩,发展到2010年的5240万亩,占到总种植面积的70%以上。把此视为成功典范的一方认为:自带抗棉花“天敌”棉铃虫基因的Bt棉降低了农药使用量和种植成本,提升了棉花产量;而反方则认为,Bt棉虽控制了棉铃虫害,却使原先的次要害虫盲蝽蟓(又名臭屁虫)暴发成灾,农药和种植成本不降反升,打击棉农种植积极性,导致全国棉花种植面积和总产量连年下挫。

无论中国Bt棉商业化种植是成功还是失败,美国的公司和棉农都有方案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如果棉农选择继续种植,2015年孟山都公司含抗盲蝽蟓基因的Bt棉种子将进入市场,如果棉农选择继续放弃种植,美国棉花正好可以大举进入中国的市场。

中国至今没有批准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在国内商业化种植,但是现在国内市场上几乎已难觅非转基因豆油的身影。自从2004年农业部授予孟山都5个转基因农产品安全证书以来,美国和阿根廷的转基因大豆以价格低、出油率高等优势大举涌入中国市场,彻底挤垮国内非转基因大豆种植业,目前牢牢占据国内90%的市场份额。而2010年中国从美国采购150万吨转基因玉米,创下自1995年以来进口玉米的最高水平,也被外界解读为中国多年来玉米净出口国的地位正在松动。农业贷款机构荷兰合作银行最新报告更是大胆预测,2015年中国对进口玉米的年需求量将高达2500万吨,成为全球最大玉米进口国。国内专家和从业人员担忧,玉米将重蹈大豆覆辙,“被转基因”时代即将再次到来。

而外国观察人士则普遍认为,是否要进口,进口多少,中国的选择余地很小,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多年来“自给自足”的“神话”正在被打破。

12月8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国内某知名财经杂志撰文指出:“粮食的产能越来越向水资源更为短缺的北方地区倾斜,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粮食供求平衡和国家粮食安全,其可持续性如何,令人忧虑。随着某些农产品进口量增加、自给率下降,国际市场价格对这些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就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12月9日,国际主要通讯社,大宗商品杂志均不约而同地部分翻译了陈锡文的文章,并冠以“国务院官员:中国粮食‘自给自足’可持续性堪忧,自给率将逐年下降”的标题。《华尔街日报》除了解读了陈锡文的文章,还单独撰文称“中国将重塑世界粮食市场格局”。

农业部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额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其中进口额约占60%,出口额占40%。美国农业部官员把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战略总结为:“以劳动力换耕地,中国主要进口大豆、玉米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而出口海鲜、水果深加工品等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陈锡文也指出:“保守估计,按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计算,中国进口的农产品至少相当于利用了境外6亿亩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

“中国粮食未来供给的基本面对美国农产品意味着无限商机,虽然面临来自阿根廷等大规模转基因商业化国家的竞争,但我觉得中国政府在进口转基因大豆和玉米政策面上不会发生重大调整。”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专为美国农业部、美国谷物协会等提供大宗商品市场咨询服务的分析师对早报记者表示。

2009年8月,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的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获得在湖北省生产应用的安全证书,这也是中国首次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外界解读此举为转基因水稻在中国商业化种植清除重要障碍,甚至有人预测转基因水稻将在3至5年内上中国人的餐桌。

上述分析师说:“中国如果最终批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这才是政策层面真正的爆炸性事件。世界上还没有国家开放主粮转基因商业化生产,从袁隆平到张启发,可以称为农业‘’。”

公关舆论战

绿色和平:反转基因运动

绿色和平组织打出的“捍卫中国粮食”、“保卫中国食品安全”的口号同时满足了官方和普通民众的共同诉求,而且并非只是喊喊口号,而是用实际行动扮演着市场监督者和揭发者的角色。

总部设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是全球反转基因运动的一面旗帜,该组织宣称自己的使命是:“保护地球、环境及其各种生物的安全及持续性发展,并以行动作出积极的改变。”由于其反转基因立场坚定,行动力强,一般观察舆情的专业人士都会把跟踪绿色和平的动态作为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一名在美国长期观察中国公众对转基因技术接受度,并定期为其客户撰写舆情报告的分析师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非常不解地问:“绿色和平在中国怎么如此活跃?在参与公众讨论时,享有如此之高的议题设定权(agenda settingpower)?中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这个组合令人费解。”

与其说这位分析师对于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生存环境的认知过于简单、平面、缺乏动态,倒不如说她太低估了绿色和平的舆论战略水准和行动力。绿色和平打出的“捍卫中国粮食”、“保卫中国食品安全”的口号同时满足了官方和普通民众的共同诉求,而且并非只是喊喊口号,而是用实际行动扮演着市场监督者和揭发者的角色。

2002年,绿色和平揭露孟山都对中国野生大豆提出专利申请,此举引发巨大的舆论关注,促使中国政府批示相关部门加强对生物资源的保护;2005年,绿色和平发现转基因大米在湖北非法种植,并污染了武汉和广州的大米,农业部进行调查后销毁了非法转基因大米和种子;2006年,绿色和平对中国市场上的婴儿食品进行检测,发现亨氏米粉含有未经安全试验的非法转基因大米成分;2007年绿色和平首次发现美国转基因大米LL601被非法进口到中国;2010年,绿色和平了《超市生鲜散装食品调查报告》,揭露沃尔玛出售非法转基因大米,伊藤洋华堂超市出售非法转基因木瓜。中国几乎所有的与转基因相关的“揭黑消息”都是由绿色和平率先揭发出来的。

绿色和平与媒体的关系和互动也非常密切,单从记者角度看,绿色和平的专家有很强的新闻灵敏度,深谙抓住新闻热点之道。比如,近来热点问题是高通胀,这也体现在国内食用油价格的飙升,一位绿色和平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非常切题地指出:国内食用油价格上涨直接原因是国际大豆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中国大豆90%的市场份额被进口转基因大豆控制,造成中国如此庞大的市场面对外资却没有一点议价权的窘境。而当福建省政府率先明令禁止销售转基因大米,并下令彻查转基因大米在市场流通后,绿色和平旋即发表声

明支持这一对公众健康负责的态度,并鼓励其他地方效仿。绿色和平的反应速度使得媒体在报道该新闻时,为体现平衡报道,体现各方声音的原则,自然而然地加入其表态。

孟山都:主走政府公关路线

除了低调与政府决策层保持良性互动之外,孟山都通过每年巨额的科研投入,与各个大学和科研机构组成战略合作伙伴,通过科学家、科研人员之口传播转基因的“福音”。

而在公共领域,孟山都不屑与绿色和平等反对者公开打口水战。

孟山都在中国的公关战略与其在美国本土的战略基本一致:低调地避开公众视线,主走高端政府公关路线。由于和美国国家利益高度一致,孟山都在世界各国的业务拓展都由美国农业部、贸易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等政府机构保驾护航,如在他国遇到投资和贸易方歧视和壁垒问题,可直接与上述部门沟通,并由美国政府出面以双边外交方式表达关切。

2004年,中国农业部正式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授予孟山都5个转基因农产品安全证书的谈判过程,这是由当时的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亲自关照的。

在与中国决策层的交往中,孟山都的自我定位即官方认可的“为中国农业带来资金,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商。这个自我定位也体现在一些以金发碧眼老外在给中国农民传授农业技术为主体画面的孟山都的广告和宣传片中。

在公共领域,孟山都是不屑与绿色和平等反对者公开口水战的。而口水战是公关界最忌讳的,在公众面前和对手一来一去无止境地纠缠、辩论,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暴露自身原本不为人知的弱点。

除了低调与政府决策层保持良性互动之外,孟山都通过每年巨额的科研投入,与各个大学和科研机构组成战略合作伙伴,通过科学家、科研人员之口传播转基因的“福音”。被喻为“中国转基因水稻之父”的张启发教授项目最大的合作伙伴和资助方是孟山都。

公司财团正取代政府等公共部门成为农业科研经费主要来源的另一例证是,2009年,一群人数达26位的专家在发给美国环境保护署的一份声明中指出:由于生物技术公司的种种阻挠,他们在有关转基因技术对环境和人类潜在影响等很多关键问题上都无法进行真正独立的研究。由于害怕遭到报复,被切断科研经费,这些专家采取了匿名投书的方式。

中国种植户和企业:国产大豆保护战靠什么

进口转基因大豆与国产非转基因大豆之间的“战火”已经蔓延到了中国大豆主产区黑龙江。大豆种植户经不起进口低价大豆的冲击,如果国储收购则油脂加工企业不堪成本重负。两种局面最终都会导致国产大豆种植和市场的巨幅萎缩。

中国遭遇转基因技术的14年问,比较利弊,如果要列出纯受害者,非国产大豆种植户和企业莫属。农业部最新预计,中国2010年大豆进口总量将达5000万吨,再创历史新高。

进口转基因大豆与国产非转基因大豆之间的“战火”已经蔓延到了中国大豆主产区黑龙江。大豆种植户经不起进口低价大豆的冲击,如果国储收购则油脂加工企业不堪成本重负。两种局面最终都会导致国产大豆种植和市场的巨幅萎缩。

在此困局下,黑龙江有关方面最近率先喊出了“保卫国产绿色大豆产业”的口号。

“国产大豆保护战”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打好政府公关战和教育消费者的舆论战。在公关方面,要借鉴孟山都的成功经验,做好政府的游说工作,把国产大豆产业的生存上升到捍卫国人餐桌的战略高度,要求有关部门反思大豆产业陷入困境的教训,秉持大豆进口不应损害国产大豆的原则,敦促加大对国产大豆的扶持政策。在教育消费者方面,要学习绿色和平的经验,强调转基因技术存在潜在的食品安全的不确定因素。美国主要人口没有吃豆制品的习惯,转基因大豆一般用来榨油和出口,在市场规模很小的豆腐、豆浆等含大豆蛋白的制品上,生产厂家都主动标明,原料为有机大豆,不含转基因成分。在转基因大豆占主导的市场上,国产非转基因大豆要进行主动标示,方便消费者识辨。

美国农业论文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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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樊 亢,戎殿新.美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兼论农业合作社[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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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杨小凯.资本主义≠经济成功[N].南方周末,2002-08-08(B).

美国农业论文篇7

春天的黔西南,春潮涌动、百花齐放;春天的万峰林,峰林俊秀、鸟语花香。在充满希望的春季,2月23日至4月28日,历时两个多月的第二届“中国美丽乡村・万峰林峰会”在被誉为“山水长卷、水墨金州”的黔西南举行,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聚集于此,就美丽乡村建设模式、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农业特色产品电子商务、生态农业项目招商建设等话题展开讨论。

搭建高端交流平台

在党的十提出“建设美丽中国”之后,黔西南州领导层创造性地谋划,与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中央电视合主办全国首个以“美丽乡村”为主题的高端峰会――“中国美丽乡村・万峰林峰会”。2013年2月26日,首届峰会在万峰林景区开幕,首届峰会签署了“中国美丽乡村联盟”宣言,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成为搭建共商共谋、互助共赢的专业化平台,促进美丽乡村建设理论研究与实践以及推动社会主义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盛会,也开启黔西南对外开放、交流合作、实现共赢之路。

2月23日,第二届“中国美丽乡村・万峰林峰会”拉开序幕,峰会期间,参会领导、专家、学者以“聚焦万峰林,共筑中国梦”、“强农业、美乡村、富农民”为主题,深入解读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家“三农”政策,倾听“两会”代表、专家学者、普通百姓的意见建议。就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农业特色产品电子商务、生态农业项目招商建设等话题深入展开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等就美丽乡村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进行调研和讨论;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要员和学者以“乡村梦想”为主题共同探讨美丽乡村建设话题……

黔西南州长杨永英在开幕式上说:“第二届峰会将立足‘三农’,坚持突出峰会主题;创新思路,积极拓宽峰会内容;登高望远,着力提升峰会品牌,把本届峰会办成合作共赢、节俭务实、丰富多彩的盛会,使峰会真正成为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政策研究、理论探讨、合作共赢的平台,成为中国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努力把黔西南建设成为中国健康服务业开放试验区。”

美丽之约的合作共赢

2013年第一届“中国美丽乡村・万峰林峰会”在万峰林景区举办以来,景区知名度大增,门票收入在当年“十一”黄金周期间首次突破100万元,景区内30多家乡村客栈和“农家乐”全部爆满。面对猛增的游客,万峰林下的纳灰村加快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步伐,数月时间,村里的“农家乐”、农家旅馆、旅游特色商品店由原来的30多家扩增到200余家,被评为“2013中国十大最美乡村”。2013年,黔西南州共接待游客126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28.5%;实现旅游收入89.54亿元,比上年增长31.7%。

峰会给黔西南带来系列连锁效应。2013年,黔西南州共招商引资7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5%,其中引进省外到位资金480亿元。黔西南借助峰会的影响,充分发挥气候、空气、人文等独特优势,全力打造大商贸、大教育、大医疗、大旅游、大电商、大户外运动会议会展等平台,实施以安商、亲商、护商为主要内容的“安商百日行动”,开展“项目百日会战”等,独特的区位优势、丰富的资源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点燃了国内外企业家投资黔西南的热情。2013年下半年开始,前来考察和洽谈的投资者络绎不绝,浙江商会、四川商会、福建客商等外地客商纷纷前来寻找商机,一批批投资项目签订落地建设,与黔西南实现合作共赢。

2014年第二届“中国美丽乡村・万峰林峰会”上,来自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们齐聚万峰林。在这次高规格、历时两个多月的峰会上,举办了“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模式与路径”、“美丽乡村建设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等高端论坛;“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支持问题”等政策解读;“美丽乡村建设与生态博物馆发展”、“美丽乡村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等高端对话;“全国美丽乡村创建十大模式”权威;“中国美丽乡村模式的探讨”、“畅谈‘两会’热点话题,助力美丽乡村建设”互动对话;“中国美丽乡村建设与发展政策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与针对性扶贫有机统一”主题发言;“中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方法和路径”、“新型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等专题讲座,成为了探讨建设模式、共话美丽乡村最清晰和最直接的信息“窗口”。

此外,本届峰会秉承“合作共赢、创新发展、求真务实、厉行节约”的原则,在会上不仅要形成理论研究成果,更有项目合作、落地、建设。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贵州森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贵州薏仁集团有限公司、普安县宏鑫茶叶开发有限公司、兴义市马鞍山茶艺馆、兴义市鼎尚咖啡会所、黔西南州膳品家宴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贵州飞龙雨绿色实业有限公司、贵州大家康健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兴义市御景宴府酒楼、贵州靠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积极参与峰会品牌推广,峰会的影响逐步扩大,得到广泛好评。

第二届峰会上,黔西南州还举办了招商引资项目暨项目签约仪式,共签约涉及文化旅游、现代农业、城市综合体、新型建材、医药产业等方面的项目54个,总投资243.87亿元。这些项目的建设,对促进黔西南州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延长产业链,促进地方经济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被称为高规格、高起点、高目标“美丽之约”的万峰林峰会,不仅真正成为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政策研究、理论探讨、合作共赢的平台,也将进一步提升黔西南对外开放新形象,有力推动后发赶超、与全国全省同步实现全面小康。

黔西南影响力增强的缩影

第二届“中国美丽乡村・万峰林峰会”规模扩大、规格提升,由农业部科技教育司、中央电视台第七套农业节目、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民革中央社会服务部、民盟中央社会服务部、民建中央社会服务部、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农工党中央社会服务部、致公党中央社会服务部、九三学社中央社会服务部、台盟中央社会服务部、全国工商联社会服务部,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贵州省农委,中共黔西南州委、黔西南州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办单位由第一届的4家扩大到18家,并上升到国家层面。本届峰会分为主体和系列活动两大阶段,参与面扩大,内容更加丰富,在贞丰县设立分会场,举办包括旅游、农业、健康医药、户外运动、创业版块等9项活动,时间持续到今年4月底。同时,全国88家媒体的336名记者穿梭于各个会场,对峰会进行详尽的报道。

第二届峰会上,与会领导、嘉宾和专家们,为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献言献策,为黔西南州紧抓机遇举办如此高规模、高权威、高目标的峰会大加赞赏,同时也为黔西南州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影响力的迅速提升给予极高肯定。

“20多年来,黔西南试验区的发展始终得到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社会各界的热心关注和倾力支持,为西部其他贫困地区实现科学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黔西南州在改革开放新征途中,一定会大步向前,越走越快,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各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黔西南“星火计划・科技扶贫”试验区联合推动组组长何丕洁对黔西南的发展充满信心。

“美丽乡村创建就是要打造升级版的新农村,更加关注生态环境资源的有序利用,更加关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更加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更加关注劳动者素质提高。我们相信万峰林峰会一定能为美丽乡村,为美丽中国贡献一抹独特的色彩。”中国农业部原党组成员张玉香在峰会上表示。

美国农业论文篇8

关键词:农村信货;分析;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3.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3-0-01

一、相关理论概述

农村信贷是指自然人或法人在有资金需求时,按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从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获得,并约定贷款额度、期限和利率,到期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的行为,主要应用于三农生活、生产、经营、周转、基础设施建设等的信贷资金。

在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信贷补贴理论一直在农村信贷理论研究中占据着主流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金供给不足的问题,而且由于农业自身的局限,农户的收入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农村不可能成为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主要客户群。

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提出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该理论的主张主要有:第一,发展农村信贷的前提是保持稳定的经济形势。第二,保持并好控制利率的波动。第三,运用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支持。第四,合理使用担保、保险及互助合作等形式来改善信贷。第五,确保信贷资金的回收。

二、我国农村信贷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我国农村信贷的现状

我国建立的是以农村合作金融为主体、农商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民间信贷和小额贷款组织为补充的农村信贷组织体系。具体现状主要表现为:

第一,农村信贷需求量大,银行信贷约束条件多。我国农村正规借款需求远远高于城市平均水平,但实际上农户信贷满足率却并不高。第二,对农村家庭信贷的认识较少。由于农民对金融知识认识不足,对相关信贷政策缺乏理解,我国农村居民向正规银行借贷的意识较差,习惯通过自己的渠道来解决资金需求而不敢向银行伸手。第三,农村信贷的方向存在着偏离r户、农业的问题。我国农村信贷还是主要用于非农经济的发展,提供给了非农户口。农户贷款的渠道不断改善,而农业贷款不断后退。

2.我国农村信贷存在的问题

第一,农村正规信贷市场主体功能弱化。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主要吸收存款,面向农户发放的贷款少之又少。第二,农村信贷机构经营管理体制落后。我国农信社的体制障碍不仅仅在于其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还有其管理体制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合作金融的产权制度安排。第三,非正规信贷活动隐含较大风险,农村信贷中存在很多的居民间的借贷活动,非正规信贷现象较多。

三、我国农村信贷现状的问题分析

1.二元经济的影响

我国农村信贷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应归根于二元经济。农业金融的发展滞后,导致了农村信贷的严重供给不足,同时,也局限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农业自身特性的制约

农业本身的特点(生产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低等)也严重制约了农村信贷的供给发展。我国是农业大国,更是如此。

3.体制性因素的影响

第一,贷款手续比较繁琐,审批时间过长。农户觉得贷款的主要障碍在于手续繁琐。而金融机构又纷纷转型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将资金投向到城市。第二,担保与抵押制度是制约农户获得正规信贷支持的主要制度障碍。首先商业金融机构所要求的贷款抵押物、信用担保等农户难以提供。其次,农村也缺少其他可提供第三方担保的途径。再者,一些信贷员使申请贷款的隐性成本居高不下,相当多的农户反映“不走后门贷不到款”。第三,利率管制使商业性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盈利空间。大多数农户生产性贷款需求往往金额小、季节性强、时间性强。即使农户能够满足商业银行所要求的各种苛刻条件,商业银行发放单位金额的农户贷款却要付出比工商业贷款更高的管理成本,同时利率官定导致商业银行缺乏足够的利润驱动。

四、完善我国农村信贷的对策

美国农村信贷的需求一般分为五个方面,即:农业、农村住房、消费、农村小企业和农村社区发展。美国农村的信贷来源和金融市场支持包括零售贷款人、二级市场和信用增级项目。在我国,应借鉴美国的相关好的做法,完善农村信贷。

第一,政府应加强支持,完善相关政策。比如:增加农村信贷的投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引导并规范民间信贷等非正规信贷的发展;给予一定的财政税收优惠等。第二,强化金融机构相关职能,完善农村信贷体制。比如:深化银行体制改革;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发挥更大的支农作用;加快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积极鼓励发展新型金融机构,建立相应的金融组织。第三,加强并完善相关保险制度的建设。比如:进行信用体系、农业保险体系、农村信贷保险体系、农村信贷抵押担保体系等的法律法规建设,完善保险功能。第四,放松管制,创造更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机制。在美国,其农村金融市场有为数众多的直接提供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直接促进了农民和农村企业提供更多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的发展,而在中国的农村金融市场上,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较少,发展比较缓慢,所以中国应放松管制,让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加快发展。第五,保持合作金融体系的独立性。多年来,美国的农场信贷管理局一直强调经营分权、抵制经营和人员任命方面的政治压力。第六,政府以恰当的方式提供援助。美国就是如此,只要农村信贷陷入困境,美国政府都会对其提供援助。当然,这些援助资金以后都必须还本付息,这样可以规避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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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阮小平(1981-),南昌大学共青学院工商管理系讲师。

美国农业论文篇9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农业;产业融合;国际经验

一、引言

产业融合是指某一产业内部的不同行业或不同产业之间相互渗透,融为一体,进而形成新产业的发展演变过程。文化创意产业具有产业融合功能。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将文化创意融入农业中,有助于提高农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促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形成新的业态,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农业经济增长点,促进农业生态化发展,提高农村的文明程度与居民的文化素养。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融合总体上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融合,经过较长时期的发展,相对比较成熟,经验丰富。因此,研究国外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融合经验对我国农业的融合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国内针对国外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有刘丽伟(2010)、刘丽影(2014)、程艳红(2014)、王爱玲(2014)、杨薪燕(2015)及廖军华(2016)等。现有研究均是从各个国家创意农业的特征出发,针对各国的模式进行分类,而从产业融合角度出发,通过产业融合的类型对各典型国家进行模式分类的研究几乎没有。产业融合理论是研究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因此,本文试图从现有针对产业融合理论中的产业融合类型角度出发,来分析各典型国家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的情况,将各国融合情况进行归纳。

二、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的类型

国外学术界针对产业融合类型的研究主要有FreemanC.(1997)、Greenstein S.(1997)、Pennings J.M.(2001)、MalhotraA.(2001)、Stieglitz N.(2003)以及Hacklin F(2005)等。国内方面,主要有厉无畏(2002)、马健(2002)、胡汉辉(2003)、周振华(2003)、罗奕(2007)以及胡永佳(2008)等。

以上不论国内、国外,对于产业融合类型的划分均不是针对哪两个具体产业的融合而言的,因此,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这两个具体产业融合的类型,应在综合以上分类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两者的特征进行具体的考量。文化创意产业具有文化性、创新性、渗透性、高增值性、高科技性等特征,传统农业是自然与经济再生产活动,具有地域性、季节性与周期性、技术性等特征。笔者认为,考量到两产业的具体特征,借鉴胡汉辉(2003)对于产业融合的分类方法,指出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两者融合的类型可以划分为渗透融合、延伸融合和重组融合三类如图1所示。

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渗透融合是指将文化创意与高新技术渗透到农业中,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创新创意和技术水平。比如,将创意和技术融入农产品中,提高产品的文化内涵和科技含量,又如,用技术和创意开发新的创意农产品;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延伸融合是指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产业功能互补及延伸,赋予传统农业以新的附加功能和产业属性,形成新的现代化的农业产业体系: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重组融合是指引入文化创意因子,将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和畜牧业等传统农业,重新整合,形成现代生态农业、乡村文化旅游等新兴业态。

三、典型国家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的类型

根据以上分类,笔者将针对荷兰、美国等典型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融合的类型进行分析:

1.荷兰

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走在最前端的当属荷兰,融合的类型包括渗透融合、延伸融合和重组融合三种。荷兰被称为“地理上的侏儒,经济上的巨人”,这个领土的四分之一位于海平面以下、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的国家,尽管不具备农业发展的自然禀赋优势,却创造了农业经济的奇迹,这与技术与创意的开发与投入是密不可分的。正因为技术和文化创意等创新因素的融入,渗透融合的发生,使得荷兰的创意农业世界领先。而将文化创意和高新技术融入农业生产中,成就了荷兰世界闻名的花卉业,荷兰的花卉产业,产业链完整,是典型的园艺型创意农业,此为重组融合。

延伸融合体现在文化创意的融入赋予了传统农业以新的附加功能和产业属性。荷兰春季花海的农田景观,花田中,创意性的点缀风车、农庄等建筑,使农业不仅具有生产性,还附加了审美性,实现了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融合。荷兰各地在郁金香花开的季节都会举办郁金香节等农业节庆,节日活动多种多样,具备吃、玩、观赏、教育等多种功能。荷兰的库肯霍夫公园是著名的创意农业为特色的主题公园,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郁金香主题公园,在郁金香的花期时节,除了可以欣赏公园的郁金香花海外,还会举办花展、栽培技艺示范以及插花艺g展等活动。

2.德国

德国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融合,也体现在渗透融合、延伸融合和重组融合三方面。德国大力发展以市民农园和休闲农庄为代表的创意农业,将创意融入传统农业,使德国的农业附加了社会生活功能,渗透融合的基础上产生了延伸融合,延伸融合的基础上发生了重组融合,产生了市民农园和休闲农庄之类的新型业态。市民农园是市民承租近郊农田,亲自耕种,回归自然,享受田园生活的乐趣。休闲农庄将农产品生产与休闲旅游、会议培训、科普教育等结合起来。休闲农庄多建在林区,森林资源本身具有防风、净化空气等环保功能,与旅游度假结合,增加了其经济功能,与科普教育结合,又附加了其社会生活功能。有代表性的比如德国慕尼黑的都市型创意农业“绿腰带项目”。“绿腰带”指的是连接慕尼黑城市和乡镇的没有建筑物的地带,“绿腰带项目”创造性的设计了一系列的包括干草方案、菜园方案、森林方案、骑马心理治疗项目等方案,这一系列的项目实现了环保、经济、教育与市民精神生活品质提升的多赢。

3.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创意、技术向农业的渗透融合也极具代表性。渗透融合的基础上发生了延伸融合和重组融合。延伸融合体现在:美国地广人稀,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良好先天条件,美国也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大国。玉米是美国粮食作物中种植面积最大的一种,有适宜玉米种植的玉米生产带。美国人将创意融入玉米生产中,创造了玉米迷宫。玉米的种植按照预先设计好的迷宫地图展开,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游玩。另外,美国也会举行各种各样的诸如草莓节等的农业节庆,将农业与休闲观光、文化创意融合起来。

重组融合体现在:美国的垂直农业,将创意与科技融入农业生产中,利用先进的技术在城市里建造垂直农场,开展农业生产。垂直农场模式改变了人们传统思维所理解的农业生产,打破了农业生产受到土地资源局限性的影响,也打造了城市独特的农业景观以及创新了食物的生产方式。

4.日本

尽管日本领土面积小、耕地少,但是具有世界领先的科技,日本的农业发展也十分注重科技创意的融入,渗透融合成就了有代表性的阳台农业、屋顶农业以及植物工厂等延伸融合和重组融合的具体表现形式,阳台农业、屋顶农业以及植物工厂等都是日本科技、创意与农业生产融合发展的产物。阳台农业和屋顶农业就是利用阳台、屋顶进行农作物种植,居民享用自己种的农产品的同时,也体验了田园生活的乐趣。植物工厂是将工业生产的理念和体系融入农业生产中,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使农作物的生产也变成了工业生产的车间和流水线一样,消除了传统农业对土地、气候、光照等的依赖。日本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融合的一个典型是稻田艺术,这也是重组融合在日本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上的特色表现形式。农作物的种植按照预先设计的图案进行,通过播种上面的一些特殊处理,使农田在农作物生长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景观,吸引了游客旅游观光的同时,也为农产品提供了销路。

5.英国

英国文化创意产业与r业的融合,更多的体现在渗透融合和延伸融合上。英国是较早发展农业文化旅游的国家,英国的农业文化旅游将农业、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有机融合。将田园的休闲观光与英国乡村特有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顺应了城市居民的亲近自然的心理需求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居民消费需求层次的提升。英国的农场有很多都开展农业旅游,生产经营由农场主负责,这种小型私营农场为游客提供乡村生产生活的体验、提供特有的手工艺品销售、田园风光的景致以及其他相关服务。

6.法国

法国的农业发展十分注重农业的生态功能,农场向大型化发展,实现了农作物规模化、专业化生产。一些葡萄园提供葡萄种植、葡萄采摘、葡萄酒酿造以及园区旅游等多种体验服务。城市里,渗透融合,融入创意,将瓜果蔬菜以及花卉的种植与城市景观设计结合起来,实现了传统农业的生产功能与现代农业的多样化功能的延伸融合。薰衣草种植是普罗旺斯地区的主导产业。通过花田景观、农业节庆等多种形式,普罗旺斯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旅游观光。薰衣草盛开呈现出花海的美景,各地举办的薰衣草节把各种薰衣草的特色产品拿到集市售卖,并与当地特色文化有机结合,重组融合,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农业旅游业。

美国农业论文篇10

中国农业公园是基于农村广阔的土地资源和乡村自然资源、生态资源、产业资源、文化资源和景观资源禀赋,融入低碳、环保、循环、再生等可持续发展理念打造的新型主题公园业态。创建10多年来,中国农业公园以凸显“乡土、乡情、乡愁、乡韵”内涵为特色,成为集美学化的农业景观、生态化的农时田园、艺术化的农耕文化、产业化的农事组织、科学化的农业生产的新型农村社区,是乡村休闲和农业观光的田园综合体。

论坛开幕式上,中共广元市委常委、朝天区委书记蔡邦银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朝天区坚定实施绿色发展战略,立足独特的自然资源和生态优势,以“蜀道亚高原、康养曾家山”为主题,加快建设曾家山中国农业公园,打造了魅力独具、活力绽放的养生天堂。“我们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全力打造绿色养生基地,曾家山创建中国农业公园,既是保护生态、传承历史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资源开发、加速奔小康的主要路径。”蔡邦银说。

作为本次论坛的发起和指导单位,中国农村杂志社党委书记、社长王太表示,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传统农业和乡村的价值认识正在重新构建和确立,休闲农业等农业新业态也迎来快速发展黄金期。农业公园的发展是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高端形态,它有效地利用了农村广阔田野、绿色村庄,遵循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理念,将农业生产与农耕文化有机结合,成为产业融合的大平台,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成为农民增收的新载体。农业公园的创建有力促进了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促进了传统农村形态的提升和再造。

“一批风景优美、产业发达、人文浓郁、各具特色的农业公园在全国陆续建成,展现了旺盛的生命力和美好的发展前景。可以说,农业公园的创建,给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个综合解决方案。”王太说。

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沈泽江在论坛上介绍了中国农业公园的创建历史和现状,并对中国农业公园以“农文旅、绿科商、创学养”九个字做了理论归纳。

中国农业公园发展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卢凤君则从中国农业公园的系统认识、战略抓手和商业模式与论坛嘉宾分享了观点,并着重提出关于中国农业公园的价值思路。他指出,公园的本质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和公益性,农业公园是城乡一体的公共产品,要全域运营、全息服务、全链增值。要从保护脆弱稀缺价值、支撑实现长远价值、提升区域整体价值、运营激活商业价值四方面综合统筹。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认为,中国农业公园创建的重要意义在于找到了壮大新产业、发展新业态的有效途径。他希望通过加快农业公园创建,大力发展休闲旅游产业,充分发挥资源环境和农耕文化优势,利用“生态+”“旅游+”模式,创办旅游合作社、企业来推进休闲农业发展。他表示,政府要进一步完善行业标准,监管好食品、消防、环境安全。要围绕有机、有潜力、有特色的“三有”产业,实现生产生活同步改善、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一产二产三产深入融合,培育宜居宜业特色城镇。要通过建设特色集镇、打造田园综合体、创建产业融合园“三个抓手”促进农旅文融合发展。

论坛上,中国农业公园发展研究课题组副组长乔惠民宣读了《中国农业公园曾家山共识》,来自四川曾家山、黑龙江红兴隆、广西玉林五彩田园、成都温江区、河北北戴河、河北保定市、浙江滕头村、江苏盱眙县、四川江油市、四川武胜县等中国农业公园成员单位、创建单位代表及企业代表共同签署了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