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范文10篇

美国经济范文篇1

一、美国经济从繁荣到衰退

从1992年以来,美国经济进入了新的一轮经济扩张期,出现了少见的繁荣景象,一个新名词“新经济”也随之诞生。在这轮扩张中,各种指标均呈现健康态势,出现了“一高两低”的现象,即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但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却很低。美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3.8%,通货膨胀率保持在2%—3%,失业率大幅度下降。在这次新经济中,美国占据着信息产业的优势,信息产业成为美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而且其全球化程度非常高,一两家企业的产品几乎垄断全球市场。然而,美国经济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趋缓。2001年3月,经济就已经步入衰退。按年率计算,2000年前2个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高达4.8%和5.6%;后2个季度分别为2.2%和1.0%。至2001年,头2个季度分别为1.3%和0.3%,第3季度就已出现负增长,增长率为-1.1%,美国经济本身呈疲软走势。“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经济的衰退。“9.11”事件对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将达数千亿美元,损失最大的几个行业有航空、旅游、证券、保险、能源、房地产等。尽管该事件对美国社会和经济都产生了比较强烈的冲击,但美国政府在2001年第4季度采取的增加财政支出13%,国防开支增长14%的财政政策,使美国经济在第4季度出现回升,该季度GDP增长达到2.7%,2002年第1季度出现了高达5%的增长率。从数据上看,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然而好景不长,2002年9月公布第2季度GDP增长率又回落至1.1%。此外,美国的失业率也一直居高不下。近几个月来,美国失业率均在5.8%到6%之间徘徊,为多年来的最高水平。据2002年9月18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2年7月失业率达5.9%,8月为5.7%。

二、美国经济走势分析:美国经济将步入增长性衰退

对于美国经济未来走势及全球经济前景,许多学者作出了各种各样的预测。有两种观点大相径庭。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经济将在2002年下半年增速强劲,全球经济也将走出低谷;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将进入长期衰退,复苏日子还长。笔者认为:美国经济将步入增长性衰退(growthrecession)。增长性衰退是世界银行使用的一个概念,即世界经济增长率在2.5%以下的就叫增长性衰退。另外,国民经济研究局也给出了一个定义,指总产出、收入、就业、贸易缓慢增长的循环期通常持续1年或1年以上。美国经济走势将步入增长性衰退,这种增长性衰退表明一国经济虽然呈下坡趋势,但并非经济严重衰退或大萧条,经济总体看来还是保持在正增长,经济增长率并未出现负数,只不过增长速度缓慢,增长率持续在2.5%以下。美国经济将进入增长性衰退,原因有以下几点:1.周期性发生经济危机的规律的作用。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看,这一规律从未改变过,即使二战以后实行凯恩斯主义,也未能使经济摆脱周期性危机的困扰,无论是哪一种经济类型的国家,不论是成熟市场经济还是转型经济,都受到周期性经济规律的制约,无一例外,只不过由于世界经济环境的不同和各国政府政策的不同,不同国家的不同周期其长度和波动的幅度有所不同而已。美国经济在1945年2月到10月间也经历了一次衰退,美国二战以后经历衰退期的平均持续时间为11个月。20世纪美国经历最长一次经济衰退是从1929年8月到1933年3月,长达43个月。本次美国经济突然经历从经济大繁荣走向衰退也正是经济周期作用的结果,说明美国经济仍是有周期的,进行周期调整是正常的。每一次的经济扩张都为它自身的破坏埋下了种子。经济扩张幅度越大,经济衰退程度就越严重。因此,认为美国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超常繁荣的“新经济”,就可以改变经济周期的困扰而保持持续增长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2.经济结构失衡的结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进行经济结构大调整,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在经济繁荣期,新技术发明应用引起的投资高潮,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2000年信息业产值已占美国GDP的8%以上,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高于35%,此外还提高了公司利润和股票市值。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往往过高地估计投资回报率,又过低地估计投资风险,因为在经济高涨期很少有投资项目不赚钱,所以正常性投资便立即转向过度投资,特别是那些高回报、高风险的高技术领域的过度投资。这样便使得美国经济结构严重扭曲。一方面,在实体经济上,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世界范围泛起一股网络泡沫,美国作为网络技术和设备的主要供应商,资金自然过度投资到这一领域。这样一来,便造成了热门行业如信息通信产业生产严重过剩,在这种局面下,美国经济出现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表现在资金过分流向证券市场,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引发一系列地区先后发生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的投资者对经济前景不乐观,将美国当成资金的避风港,纷纷将资金投入美国股票和债券市场,使美元和美国股市一路上扬,这种局面造成美国经济的虚假繁荣,股市泡沫膨胀,对美国实体经济造成无形的打击,最终必然导致新的经济调整。3.“9.11”事件导致消费者和生产者巨大的信心危机,恐怖事件引起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由恐怖事件引发的政府开支对常规需求几乎不起作用。美国政府虽然在“9.11”事件后立即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连续大幅度降息和支持航空业、重建纽约、反恐怖等政府开支和减税计划,但这些传统的宏观政策只对稳定和恢复金融市场起了一定的作用,对经济刺激作用很小,对解决信心危机和不确定性的作用很小。未来美国的走向取决于是否还会发生相关的恐怖袭击。如果美国再一次受到恐怖分子攻击,将会使美国国内的信心危机继续恶化,则美国会进入一个较长的混乱和衰退期,并使全球经济进入一个较长的衰退时期和全球经济金融格局的较大调整。另外,还有人担心,下一轮恐怖袭击将会发生在网络上,因为电子袭击更容易发动,袭击者无须在美国领土内,也不必动用飞机大炮,如果恐怖分子能使整个国际网络瘫痪,其后果将不堪设想。4.严重的美国企业问题。尽管企业的盈利下降、企业破产、企业分拆等问题多是美国经济从繁荣到衰退,股市从繁荣到泡沫破裂的结果,但是这些问题广泛而较长时间的存在,也对美国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企业会计问题是市场经济制度的问题。如果说去年的“9.11”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美国公众对其安全的信心,进而对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有一定打击的话,那么从去年底开始的企业会计信息披露问题,对美国经济的打击可能远甚于“9.11”事件。因为企业的会计问题动摇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去年底,安然公司破产案震动美国朝野。随着安然公司破产的内幕一步步被揭开,安然公司的大众内幕交易,尤其是账外交易问题以及安达信在审计中存在着的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疑虑。今年以来,美国又爆发了一系列公司丑闻,会计行业除安达信外,还有安水、毕马威、普华永道;金融行业有美林证券、瑞士信贷第一波斯顿银行等世界级的投资银行。2002年6月,美国的施乐公司、世界电信公司再度爆发假账丑闻。这些著名大公司的假账案不仅扰乱了美国股市,也引发了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无疑,美国股市和美国经济都面临重建投资者信心的挑战。5.国际经济环境普遍不景气。与海湾战争时的那次衰退相比,目前步入衰退的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普遍不景气的世界。10多年前,美国处于衰退时,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都还不错,亚洲更显示出前途无量。然而,今天的日本与10年前相比面目全非,它已进入10年以来的第4次衰退。亚洲的多数经济体亦陷入衰退困境,其程度和持续的时期可能要超过1997年的金融危机。欧洲的经济也十分暗淡,欧元的最大效用还未发挥出来。总之,日本,欧洲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与美国同时出现下滑,恶化了国际经济环境,增加了美国经济调整的难度。此外,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繁荣导致了如电信部门等热门行业生产过剩,要消化这些过剩能力及库存,尚需较长时间。信息产业调整需要时间,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高技术和相关产业还有个发展过程。在这次经济衰退中,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消费者一直没有节制消费,个人消费开支在衰退期间并未大幅下降。因此,以往那种靠消费开支反弹来带动经济快速复苏的格局难以重现。尽管失业人数似乎已稳定下来,但是失业的困境却在加剧,越来越多的人失业已达数月,更多的人已用光了救济金,然而创造的新就业机会又过少。就业前景不明朗必然会影响到人们的工资收入和消费开支。由于这些影响因素,美国经济复苏将是缓慢的,也难以在短期内出现强力反弹。

美国经济范文篇2

摘要：由于美国量化宽松措施引发的通胀压力增大与热钱肆意流动，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这也将对美国是否“一意孤行”造成压力。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经济复苏态势较为明显，内生动力逐步加强，唯有房地产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美国经济沿着复苏道路前行的步伐有越来越坚实的迹象，因此美国继续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措施的必要性在降低。

美国经济是不是在逐步向好，美元的表现在未来几个月时间内，会不会有所变化，这都将牵动着各方的神经。美国现在是第一经济大国。从规模上看，中国现在也是第二大经济大国。进入新年以来，美国经济的动向特别引人关注。对美国经济在未来几个月甚至更长一点时间的走向，投资界的意见现在有一些分歧。中美之间经济与贸易联系广泛，在这种情况下，美元的走向如何，美元的发行是不是会维持在适度和稳定的水平上，都是市场关注的目标，更是中国经济关注的目标。

美国是否采取第三轮量化宽松措施是最大不确定因素

从目前情况看，由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力广泛，因此在2011年美国是否采取第三轮量化宽松措施，将会对全球汇率走势、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以及世界各国贸易需求造成深度影响。美国怎么做已是世界经济走向的最主要不确定因素。

去年11月4日，美联储宣布在2011年第二季度以前，进一步购买6000亿美元的较长期美国国债。消息一出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市场巨大波动。

一是，由于在量化宽松政策的刺激下，美国经济有所恢复，并且美国的复苏前景比欧洲、日本更为明朗。因此，本次量化宽松并没有引起美元对欧元、日元大幅贬值，美元指数不贬反升。

二是，美国再开印钞机，大宗商品价格呈现上涨趋势。国际原油价格、粮食价格屡创新高，加剧了新兴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同时，高通胀促使新兴市场相对于发达国家维持相对较高的利率水平，加大了资金向新兴市场的流入。

1.美国经济好于预期，量化宽松风险降低。

从当前来看，美国利好的经济数据接踵而至，有助于市场打消对美联储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担忧。

一是，就业数据释放积极信号。最近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比前一周下降3.7万，为就业将会回升增加了新的证据。去年12月，9.4%的失业率数据创2009年5月以来历史新低。

二是，零售持续复苏，消费信贷增长超预期。去年12月，美国零售销售月比上升0.6%，连续第六个月攀升。11月，美国消费信贷增长13.5亿美元，连续第二个月增长，而在10月份之前，该数据曾连续20个月下滑。

三是，贸易赤字收窄，出口有所恢复。去年11月，美国贸易赤字环比下降0.3%，降至383亿美元,是去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受美元疲软和旺盛海外需求影响，出口环比上升0.8%，进口环比上升0.6%，出口增速高于进口。

四是，制造业景气温和提升。在季节性因素影响下，1月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略降至19.3。但新订单指数、就业指数、运输指数、库存指数均实现较大增幅。与此向好的制造业数据相对应，此前公布的去年12月制造业PMI高达57，创去年6月以来的新高。

五是，服务业复苏步伐加快。受强劲的服务需求带动，衡量美国服务业发展状况重要指数ISM非制造业指数又创新高。去年12月ISM非制造业指数上升至57.1，高于预期的55.6，该指数在去年10月、11月分别为54.3、55，呈现连续走高趋势。

2.房地产市场是美国经济复苏的关键。

在其他经济数据向好的推动下，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悲观情绪与复苏迹象并存，令美国经济前景蒙上一层不确定阴影。

近期，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公布的公布数据显示，去年12月，美国现房销售年率为528万间，环比上升12.3%，升幅远超出市场预计的4.7%。另外，美国12月营建许可月率上升16.7%，为2008年6月来最大增幅，这些均是房地产利好指标。

然而新屋开工数据并不乐观，去年12月新屋开工数据年化月率下降4.3%，为52.9万户，低于55万户的预期水平。另外，非官方数据Case-Shiller住房价格指数也低于市场预期，10月份，美国20个大城市房价指数比9月下跌1.3%，跌幅大于9月份的0.7%。

总之，美国房地产市场虽然出现了止跌回稳局面，但部分数据低于预期。并且未来房地产走势仍带有悲观气氛。2010年全年，美国银行业共接管了100多万套住房，比去年增长了14%，创下200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在就业率居高不下的当下，如果止赎数量进一步增长，将给美国居民带来更大的压力。笔者认为，在其他经济普遍转好的情况下，房地产将是美国各项主要数据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未来美国房地产走势将是决定美国经济是否能稳步复苏的关键。

美国经济如果好转对中国会有哪些影响

总体上看，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经济复苏态势较为明显，内生动力逐步加强，唯有房地产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美国经济沿着复苏道路前行的步伐有越来越坚实的迹象，因此美国继续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措施的必要性在降低。并且由于美国量化宽松措施引发的通胀压力增大与热钱肆意流动，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这也将对美国是否“一意孤行”造成压力。

从相关数据看，如果今年美国经济好于预期，货币政策最早可能在年底转向，这将对中国有四方面影响。

1.外部环境转好，有利于中国出口贸易增加，促进出口继续保持强劲走势。中国去年四季度的GDP并没有延续逐季下滑的态势，而是实现年末反转，从三季度9.6%上升至9.8%，显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同时这也预示了经济过热的风险加大，政策收紧确有必要。

从相关数据看，中国的经济活动旺盛。去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长19.1%，超过11月份0.4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13.5%，超过11月份0.2个百分点。并且由于四季度大量保障性住房正处在投入建设阶段，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依然保持高速增长，累计增长24.5%。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年中国的GDP同比增长10.3%，与笔者10.2%的预期很接近。

展望2011年，由于这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又逢地方政府换届，预计中国仍将处在一个高速增长阶段。鉴于中国内生增长动力旺盛，以及财政政策依然宽松，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的经济增长过热的风险要大于衰退的风险。由此预计，今年中国的GDP增速将超过9.5%。

而从进出口贸易情况看，去年12月出口同比增长17.9%，进口同比增长25.6%。值得注意的是，进口高速增长部分原因是原材料及其他进口产品价格上升所致，这说明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在增强。12月，进口总额1410.7亿美元，出口总额1541.5亿美元，分别达到历史最高点。由于进口增幅快于出口，贸易顺差收窄至130.8亿美元。全年出口同比增长31.3%，进口同比增长38.7%，贸易顺差1831亿美元，比2009年减少6.4%。据此预计，今年中国的外贸仍将较为强劲。但鉴于国内消费需求旺盛，进口可能再创新高。预计贸易顺差将进一步收窄。另外由于美国经济可能好于预期、中国经济增长乐观、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化加快，预计今年人民币累计升值将超过5%。

2.如果美国提前收紧货币，会导致部分资金撤离，对中国资产价格会造成短期冲击。但由于目前中国资产价格基本上处于合理水平，从长期来看，影响并不大。但从中国本身的物价情况看，通胀的问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中国的通胀已经不是短期问题，而是具有长期趋势性的问题。

从供给角度看，一直以来的产能过剩现象已随着需求的大幅提高和落后产能的淘汰而发生改变。特别是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后，劳动工资的上涨不再支持供大于求的传统状态，而工资上涨将对物价有长期和持久的推动力。

从需求角度，当前中国经济强劲，需求旺盛，特别是近几年货币增发，为居民购买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另外，资产泡沫和资源价格调整也为通胀增添了隐忧。因此，当前中国物价上涨的压力可能具有长期性和趋势性。因此，应考虑进一步利率上调。

但从政策选择来看，控通胀的政策可能仍存在诸多犹豫。一是，对于行政干预的期望较高。有观点认为早前采取的价格管制可以起到较为理想的效果，并且粮食等食品供应问题不大，食品价格今年会出现下滑。二是，加息幅度可能弱于市场预期。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管理层担心加息会导致热钱流入，并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二是调控通胀仅是决策层政策目标中的一个目标。管理层不会经常使用利率工具。如果年内CPI不是特别高，央行不会选择将利率提得过多。

3.美国货币政策如果提前收紧，对中国的影响偏于正面。但如果美国经济走上复苏之路，无疑会带动商品购买增加，有可能推动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上涨，这对中国已经较强的通胀预期来讲，实为雪上加霜。

去年12月中国的CPI短期回落，同比上涨4.6%，比11月下降0.5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9.6%，非食品价格同比增长2.1%。去年全年通货膨胀水平达到3.3%，超过年初3%的目标。笔者认为，去年12月CPI的回落是价格干预、翘尾因素归零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是短期现象。从长期来看，通胀已经成为今年中国经济运行的最主要风险。而由于中国国内通胀压力仍然未释，劳动力工资上涨，产能缺口收窄，信贷和货币高速扩张的因素依然存在。同时，国际粮价、石油价格不断升高，也使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在加大。预计，今年上半年中国的CPI平均将达5%，伴随着打压通胀政策的不断出台、下半年翘尾因素回落，2011年通胀走势将前高后低，全年CPI上涨约为4.5%左右。

今年，中国经济也许会迈进“高增长、高通胀”的时代。如何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稳定通胀预期是今年的主要挑战。笔者认为，货币政策越早收紧，对抗通胀越加有效。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虽然比加息作用更为更直接，但却不及加息影响深远。因此，今年应该尽早加息为好，而今年的加息力度也会超出市场预期，预计年底之前至少加息100个基点。

美国经济范文篇3

关键词：经济长波；货币供给；经济危机；金融体系

自2007年初美国爆发以“次贷危机”为契机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以来，“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就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对它的解释更是林林总总。这些解释各有道理，大多是“次贷”风波的直接原因，如过度的货币供给、宽松的货币监管、过高的消费率等；其中有严谨的理论基础、且逻辑分析与历史进程能够做到一致的成果则难以见到。

实际上，如果从一个较长的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看，就会发现这一切都是极其自然的，是美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这个过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了二战后的第二次长波跋涉，为应付巨大有效需求产生的巨额货币供给要求，美国进行了以金融创新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体系重构；巨大货币供给推动资本收益和资产价格的不断提高，从而将世界性的资源吸收到美国经济体系中，正是这种长波扩张与货币供给的相互加强，促使美国经济实现了20多年的繁荣，增强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但随着长波转换的逐渐完成，内部的有效需求动力逐渐衰竭，外部的竞争压力则逐渐加强，以金融创新为代表的金融体系所创造的巨量货币供给，在资产价格的不断上升中，就只能转向以“次贷”为主的领域。随着实体经济相对萎缩及其利润率的下降，各种以利润为基础的高杠杆的资产价格必然会快速下降，由此导致以金融危机为导火线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这是美国经济运行到长波顶峰后的一种间隙性调整，也是美国经济告别快速增长而进入一个动荡性波动时期的标志，由此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作用将逐渐弱化，欧洲、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作用则会不断加强。但因为以“次贷危机”为借鉴的金融体系的重建会极大弱化金融创新活动，货币供给将进入一个低速增长时期，所以动力机制会减弱，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至少10多年的相对低速增长时期。

一、从长波运动看美国经济危机

1长波转换机制

所谓长波，是指时间约为5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种周期，是由基础性产业或主导性产业与非主导性产业之间的非均衡性运动所引起的。在长波下降期，随着非主导性产业的增长，原来推动长波上升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会出现供给短缺和技术性质满足不了经济发展要求的情况，同时这些产业投资回收形成的货币沉淀，使得非主导性产业陷入一种日益不利的境地。但这种对非主导性产业不利的宏观经济形势，对基础性产业来说却是极其有利的。因为产品短缺产生的高价格和投入品相对过剩出现的低价格，使它们处在高收入与低成本带来的高利润率这种极其有利的地位，进而会诱使社会在这方面进行技术创新，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旦技术创新取得突破，基于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更新和创新所进行的巨大投资，就会推动整个经济不断扩张。作为技术创新国来说，这种有效需求更加强大。因为它不仅要满足国内产业及其消费对这些创新产品的需求，同时还要满足国外市场的有效需求。在这个期间，供给不足成为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这种巨大的有效需求成为长波上升阶段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此过程中，虽然会发生因投资转换而出现短暂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因结构失衡而产生的衰退，但因有巨大和持续的有效需求推动，因此衰退的幅度较轻，时间也较短，所以该期间的朱格拉周期时间长。

当基础性或主导性产业更新完成后，有效需求相对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相对衰竭，但它也为非主导性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因为市场经济的投资都是矫枉过正的，当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投资完成后，其产品的供求关系就会发生逆转，即会由原来的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产品价格会不断下降，而投入品价格则会因短缺而上升，所以利润率会在价格下降与成本上升的不利夹击中下降。但这种对它们来说不利的局面，却会为非主导性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机会，因为主导产品价格的下降，会明显降低非主导产品的成本，非主导产品利润率会因此提高。在利润率提高的作用下，它们会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进行扩张性投资。这种投资，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抵消前者投资下降产生的对宏观经济的抑制作用，使宏观经济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这是经济长波在到达顶点后能够维持约10年的主要原因。

同样，这种投资也是矫枉过正的，即会超过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供给，由此使它们之间的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因此后者的利润率又会开始上升。然而，基础性产业的特点，却决定了在相当时间内它们并不会进行相应的以扩大供给为目的的投资。因为，这些产业的技术这时已显的陈旧，旧技术上的更新或扩张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即使技术取得一定突破，巨大存量资本的贬值风险也会阻止新技术的有效利用，该产业的垄断性质更是会强化这种作用。所以，尽管利润率不断提高，但却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这时，整个宏观经济就会在高利润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受技术和垄断限制无法进行投资、非主导性产业在成本提高与收入减少下发生衰退的共同作用下走上衰退之路。

随着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技术的日益落后和供给的短缺，这方面技术创新的利益诱惑也就越大，为此会促使各方进行旨在更新原有产业或者是替代原有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的竞争，这些行业的高利润也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一旦创新技术完成并趋成熟，基础性产业的更新或替代也就开始，新的一轮长波也就出现了。

2美国的长波运动

从长波过程看，当前发生的经济危机，不过是美国经济在长波过程中到达高峰时的一种调整，是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更新完成后有效需求下降的一种自然过程。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基础性产业和非主导性产业更新的完成，美国经济进入长期投资的回收过程。在长波机制的作用下，大量产业和资本向外转移，整个经济由此陷入相对衰退状态，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美国进行了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为主导的技术创新，经历10多年的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突破并进入大规模运用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约1983年前后)开始，美国经济进入了二战后的又一次长波。

为完成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更新，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产业更新和创新投资。同时，作为技术创新国，美国的创新产业不仅要满足本国的需要，而且还要满足其他国家基于同样目标的需要。巨大的需求使得美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期间还出现了历史上持续增长时间最长的朱格拉周期，并吸收了世界上近70％以上的新增储蓄，美国由原来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变为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和债务国，美国自然也由此成为该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经过约20年的持续增长，美国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大致在21世纪初(具体时间约在2001年前后)基本完成新长波中的更新，由此来自这方面的需求不断减少，经济增长的动力开始减弱。但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主导性产业更新完成产生的投资规模减少并不会立即导致经济的持续衰退。这是因为基础性和主导产业的超前发展为非主导性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旧长波中制约它们发展的瓶颈被彻底打破，由此它们会在成本下降和社会需求增长的有利环境下进行竞争性的投资。这种投资，在一定范围内甚至能够抵消前者因投资下降而对宏观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继续推动宏观经济增长。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仍然保持较快增长的原因。目前美国正处在这个过程的中后期。

不过，随着非主导性产业投资的进行及其完成，尤其是随着新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散，美国面临的内外部条件会向着日益恶化的方向转变。如在内部，随着产业更新的逐渐完成，有效需求在不断减少；外部i随技术的日渐成熟和扩散，国外创新产业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它们会因为更低的成本而取得相对竞争优势，因此不仅侵蚀原来由美国垄断的海外市场，而且会反过来蚕食美国的国内市场，由此产生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只是在金融创新活动日益深化而创造的巨大货币供给的惯性作用下，资产价格不断上升，由此产生的财富效应和对海外资金的巨大吸引而得以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但这种情况是不能长期持续的。随着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以其为基础的各种资产价格会受到强力抑制。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而使得以房地产等为主的各种资产价格变化发生逆转，许多人因此无法偿还贷款的结果。

如果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整个经济表现，与二战后到60年代的经济情况作一对比，就会发现两者非常相似(高峰，2002)。上一次长波，即时间约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80年代初结束的这次长周期，长波的快速爬升期应该在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但由于二战影响，这个爬升期延迟到60年代，除了1954年与1958年两次短暂的绝对衰退外，大部分时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其中在1961年2月至1969年12月，曾出现了106个月的繁荣期。如果以绝对增长率小于零为标准，那么该周期是从1958年开始到1970年结束，时间跨度为12年。进入70年代后，美国经济开始进入长波衰退期，周期频率加大，这个时期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滞胀期”。经过10多年的调整，美国经济从1983年前后开始进入以信息、生物和新材料等技术革命为主的新长波，为完成长波转换所需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更新及实现由此产生的巨大社会需求，美国经济在20多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快速增长，如除了在1991年出现短暂而轻微的衰退外，从1981年到2001年实现了稳定快速的增长，在1992年至2001年，美国出现了历史上最长的持续120个月的繁荣期，这在整个西方世界是独树一帜的，由此使美国在滞胀阶段衰落的地位和竞争力重新得到恢复和加强。

从美国经济的运行状况看，最近发生的这次经济危机，不过是美国经济在长波运行中到达顶点而发生转折的一种自然过程。它表示美国经济已经完成了在新长波中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更新，并且非主导性产业在长波中的技术更新也进行了多年，因此已进人长波平稳阶段的中后期。目前发生的以金融危机为先导的经济危机，是该过程进行重大调整的一种先兆，它表示美国经济在完成一个新的朱格拉周期后，将进入长波的衰退期，因此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不断减缓。

二、货币供给角度下的美国经济危机

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这是造成危机总以货币或金融危机形式表现出来的主要原因。所以，市场经济的变动要得到说明，就必须从货币供给角度得到证明。从某种角度看，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和新增利润等于货币供给的增长(柳欣，2003)。因此，保持货币供给量的较快增长，不仅能够给资本带来更多的利润，而且能够推动经济较快增长。

1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供给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供给主要是内生的。这是因为，货币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它的数量必然会随着财富价值的变动而改变，这种关系在实物货币时代，如黄金货币时期是非常清楚的。在现代，虽然信用货币取代了实物货币，但货币供给与财富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改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财富与货币的界限是极其模糊的，其中的差异仅仅是流动性的大小。

正因为实际财富与货币供给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当信用货币取代商品货币后并不改变这种关系。如当今货币发行主体的商业银行，是以资产抵押来发行货币的，这必然使得货币的发行量与社会财富的变化保持较高程度的一致。这种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货币供给系统，使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与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是联系在一起的：银行的负债，主要是来自于家庭和企业的金融资产；银行的资产，则主要对应企业和家庭的负债；而企业和家庭负债，在资产抵押的货币供给关系中，对应的必然是实际的资产。这种内在联系，使它们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如银行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多发行了货币(可以获得更多的借贷利息差收益)。假设这些新增货币都以贷款的形式投放给了企业，那么就会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还会增加企业的财务成本)，同时也会提高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率，或者说会降低银行的(自有)资本充足率。我们知道，前者的提高，也就是银行资产风险的放大；后者的提高，则是银行债权人即银行储户资产风险的增加。储户为降低风险，会从高资产负债率的银行转移资金；银行为降低风险，则会从高资产负债率的企业回收资金。所以，这种关系会使市场经济的货币供给保持与社会储蓄(经济增长)、企业资产(利润)相适应的比例关系。如果货币供给的增长低于个人储蓄和企业资产的增加，银行的风险就会降低，在收益与风险的相互关系作用下，会促使银行扩张信贷；如果货币供给的增长快于个人储蓄与企业资产的增加，银行的风险就会放大，在同样的机制作用下，会促使银行收缩信贷，因此减少货币供给。

然而，这里的一个矛盾是：不追加货币供给，就不能保证企业还本付息，企业也不可能得到净利润，经济增长也就没有可能；追加货币供给，则会不断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放大信贷风险，最终会导致银行体系的瓦解。这种机制，使得银行体系总是处在扩张信贷与收缩信贷的矛盾之中。

不过，尽管有这种关系，但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资产价格的基础上，货币供给仍然会出现不以人们意志决定的周期性波动。如在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随着利润率的提高，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由此明显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率，促使银行大量增加货币供给。货币供给的增长，会进一步提高平均利润率和资产价格，由此反过来会促进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所以在一定范围内，货币供给、利润率与资产价格之间具有一种相互促进和加强的机制。在这种机制及银行之间的竞争关系下，为争夺其中的利益，各商业银行会竞相进行扩大货币供给的竞争。随着货币供给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经济中抑制机制的力量会不断加强，如企业与银行的资产负债率会不断提高，由此放大金融风险；同时实体经济中的利润率会随着宏观经济扩张到一定阶段而下降(消费倾向会下降、净出口会减少、财政净支出也会下降等，由此使企业的总收入相对于总支出而下降)，由此抑制资产价格的上升。一旦利润率开始下降以及资产价格上升的速度减缓或下降，信用风险就会显现。这时，各银行为避免损失进行的回笼信贷的竞争，会演变成整个行业系统的极端无理性行为。因为如上面指出的那样，整个银行体系要保证信贷的还本付息，就必须追加货币供给，如果银行减少货币供给或回收信贷，那么不仅达不到预期目标，而且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整个银行体系的亏损甚至崩溃。但在竞争性的体系中，这种结果却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信用风险一旦发生，市场上原有的大量货币供给会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原因。货币供给一旦减少，利润率与资产价格就会进一步下降，宏观经济也会因此步入衰退。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减少货币供给。所以此时，如同扩张性相互加强一样，它们之间的衰退也会相互加强。

2货币供给体系性质因经济需要而不同

虽说市场经济中的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但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却是由社会经济发展对它的需要决定的，经济发展的不同需要，对货币供给体系性质的要求是不同的。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是指对于一个社会的货币供给体系(其中主要是银行体系)，法律对它的管制是否严格，银行体系是否由政府经营或由政府控制，政府是否对银行的资金投向进行干预，是否对银行的负债进行担保，当银行出现危机时是否进行援救并且承担亏损等。银行体系的健全程度，主要指银行体系的制度建设是否完善，政府对银行的监管是否严格，银行的自有资本是否充足，对风险的管理是否严格和敏感，从而预算约束的程度是大是小等内容，其中对风险的管理是否严格和敏感，是银行制度是否健全的最主要标志。

一般而论，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与货币供给量密切相关，即货币供给体系越不健全，货币供给量越多；货币供给体系越健全，货币供给量越少。因为，银行体系不健全，为追求更大的个别利益，银行就会突破道德风险和制度的约束而发行更多的货币供给；较为健全的银行体系，由于有较严格的制度和道德风险约束，因此货币供给量会受到较大限制。所以说，货币供给量与银行体系性质密切相关。由此可以看到，除非有较大规模的国外资本的输入或输出，一般地说，货币供给增长较快的社会，都是那些货币供给体系较不健全的国家，如我国、东南亚金融风暴发生前的东南亚各国、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日本、新长波以来的美国等；而那些货币供给体系较为健全的社会，如泡沫经济后的日本等，货币供给量则较小。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经济体系会创造出与自身需要相一致的货币供给。即当经济发展需要较多的货币供给时，往往会出现较不健全的货币供给体系；而当经济不需要太多的货币供给时，则会出现更加健全的货币供给体系。如日本，从二战后到泡沫经济破灭时，由于要完成工业化和超越欧美发达国家的任务，需要较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因此出现了预算约束极其宽松的银行体系；当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增长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从而不需要太多的货币供给量，它的货币供给体系也就趋向健全，这是日本在“次贷风波”中受冲击影响较小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种情况说明，健全的金融体系与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杨文进，2006)。健全的金融体系，虽然能够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但却会阻碍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较不健全的金融体系，虽然有可能促使经济较快增长和提高国家竞争力，但却会带来经济的剧烈波动，金融体系本身也会遭受周期性的繁荣与崩溃。如何协调两者间的关系，是对人类智慧的重大考验。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还远没有成熟。

3美国的长波转换与货币供给体系的重新构建

上面讲到，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如果不能从货币供给方面得到说明，就不具有理论上的完整性。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经济危机的发生，同样必须从货币供给方面得到证明。

美国经济进入新的长波后，需要大量的货币供给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了以“金融创新”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体系改革。我们知道，“金融创新”的实质就是规避法律管制而创造更多货币供给，或者说，金融创新就是创造更多货币供给的行为。正是在不断深化的金融创新活动中，大量的货币供给或流动性被创造出来，满足了美国经济长期扩张的需要，使得美国经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持续的增长。这种情况与西欧、日本等形成明显对比。正是这种能够创造更多货币供给的金融体系，保证了美国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为美国获取了巨大的国家利益。

货币供给不仅与经济增长相联系，而且与资本利润相联系；资本利润则与资产价格密切相关，资产价格又与内生性的货币供给相联系。所以，货币供给、经济增长、收益增加和资产价格之间存在着相互加强的作用(反过来也存在着相互收缩的作用)。这种情况说明，只要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允许，经济一旦增长，它就会内生出自身所需要的更多的货币供给。

较高的资产收益和快速的资产增殖，不仅会内生出更多的货币供给，而且会将那些资产收益较低国家的资金吸入美国，进一步强化货币供给的力量，同时也保证了美国资本的高收益。如在20世纪90年代，除美国外的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利润率都处在下降阶段，而美国的资本收益率却在不断增长(罗伯特·布伦纳，2003)，由此成为吸引那些增长较慢国家资金的蓄水池。如进入长波以来，美国吸收了同期世界新增储蓄的70％多，由此使得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前的资本净输出国变为资本净输入国。如到2007年，美国在国外的净资产为-24420亿美元。如果没有世界各地持续涌入的大量资本，美国经济要保持长达20多年的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显然，如此巨大的资金输入，必然会进一步推动美国经济的扩张和资产价格的上涨，这种扩张又会带来更多的资本输入，从而带来更大的货币供给。这种情况，可以解释为什么货币供给增长较快国家的汇率是上升而不是下降的现象(杨文进，2006)。因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货币不仅是交易手段，更是资本。资本的价值是由它所能带来的收益决定的，较快的货币供给，意味着较大的资本收益，所以该货币的相对价值也就较大。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货币供给增长速度慢于美国，因此日元对美元的相对价值也在不断下降。

4超量货币供给的结果一定是金融危机

金融创新活动增加的货币供给，虽然推动了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但如上面讲到的那样，它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金融危机。一旦经济体系提供的新增利润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货币供给获得一定量利润的需要，货币供给增加的过程就会停止。由此，货币供给减少、利润下降、资产贬值、经济衰退的相互作用过程就会开始。

随着主导性和基础性产业更新在经济长波中的逐渐完成，实体经济对货币供给的需求会逐渐下降，但在资产价格上升和国外资金涌入的背景下，货币供给却以更大的规模创造出来，为使这些资金得到利用以维持金融体系的利益，金融创新过程的深化也就不可避免。

根据银行与企业之间对应的资产负债关系，新增的货币供给形成企业对银行的负债，因此，一个社会新增的货币供给越多，则企业对银行的负债规模也越大(资产负债率也越高)。因此需要向银行支付的利息也就越多。如果有效需求的增长速度慢于货币供给增长量的话，那么必然会出现企业收入的增长慢于利息支出的情况，这是造成经济繁荣阶段企业效益下降与银行效益上升的矛盾现象、并最终引发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显然，在金融资本侵蚀实体经济利润的情况下，要保证货币供给的规模不减少并维持金融资本的利益，提高货币资本的利用效率就必不可少，除了不断提高金融资产的杠杆率之外，信贷资本配置的高风险化，或者说低劣化也就不可避免。如在资金供给相对短缺时，资金供给的对象必然是那些资信质量最好的客户；随着货币供给的宽松，资金供给会向中等的客户扩张；当这些客户的资金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仍然有大量需要被利用的资金时，在竞争性的银行体系作用下，金融机构会身不由己地将大量的过剩资金投放到低质量客户身上。这种做法也是金融机构取得更大利润的一种手段。因为，借贷者的质量越低，所需支付的利率就越高，所以，金融机构一定量信贷获得的利润就越多。自然，对低等级借贷者的放贷，除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需要外，还与金融机构对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的良好预期有关。实际上，对那些资信质量差的客户发放信贷，并不是因为银行相信他们能够以自身的收入来偿还贷款，而是来自于银行相信这些贷款抵押品的价格会不断上升，由此能够通过金融创新的方式将风险转嫁出去。只要资产价格处于上升通道中，即使银行知道一些劣质客户最终会因信用违约而不能偿还信贷，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也会迫使所有的金融机构向他们发放信贷，否则就会出现效益下降而竞争力降低的现象。

然而，以资产价格上升为基础的货币供给是不可能无限扩大的。随着实体经济有效需求的下降和金融利润对实体经济利润的侵蚀，各种资产价格必然会在实体经济的利润下降中贬值，货币供给就会因此而减少；同时，在货币供给的持续增长中，银行、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率会不断上升，信用风险不断积累，当其超过一定程度时，避免风险所产生的信贷收缩会进一步加强利润的减少和资产的贬值。这时，货币供给减少、资产价格贬值、资本收益下降、经济衰退之间就会相互加强，原来市场上泛滥的货币供给就会在一夜之间消失，由此信用危机发生并进而转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

三、国际竞争关系下的美国经济危机

美国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长波运行到一定阶段和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国际经济竞争的必然结果。

1长波位置与国际相对竞争力

长波运行不仅决定一国经济运行状况及趋势，而且决定了各国之间的相对竞争力及其变化。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不同，因此它们之间同一时期所处的长波位置也是不同的，甚至可能处在不同技术水平的长波之间。各国之间在长波中的不同位置，反映了它们之间的相对发展水平和在同一时期的相对经济地位，但在长波的运动过程中，这种相对关系会不断改变。

一般地说，在同一长波中，技术领先国在后进国还没有全面掌握和使用这些技术的上升时期，其在国际上的绝对和相对经济地位都会不断提高。与此相比，后进或较后进国家的传统产业，因受到需求结构变动和更后进国家具有相对优势的竞争而会相对衰落，先进产业则因技术相对落后而竞争不过技术领先国(如美国)而萎靡不振，因此经济增长速度要慢于技术领先国。但随着这些先进技术的成熟和普及，由此较后进国家逐渐掌握而全面进入新长波后，技术领先国的相对甚至绝对地位就会因此不断下降，经济扩张的势头就会不断地被削弱。这说明，如果一国在新长波中越早取得相对与绝对的竞争优势，那么它同样会最早进入衰退过程；与此相反，进入新长波越迟的国家，则会在长波的衰退期中取得日益明显的竞争优势。因为在同样的技术基础上，相对竞争力的大小由成本的高低决定，成本高低则与绝对发展水平成正比，所以相对竞争优势与国家的绝对发展水平成反比。这说明，随着长波的演进，处在同一长波，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其相对竞争力越高。使发达国家处于不利地位的另一个因素是发达国家较早完成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转换，存量资本巨大，这使得许多在此过程中取得的最新技术，由于它们的使用会导致存量资本的巨大损失而被排斥，必须转移到不存在这种损失或损失很小的后进国家使用，这正如美国在20世纪60-70年明的许多新技术首先被日本使用一样。这样，在与后进国家的竞争中，先进国家既不存在技术上的优势，生产成本又比后者高，所以在竞争中会处于日益不利的地位。与此对应，也就是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绝对与相对地位在不断下降。

一些国家地位的下降，意味着另一些国家地位的上升。当技术创新国在上面所讲原因的作用下衰退时，那些技术上比其后进一些的国家，会因相同甚至更优越的技术和更低的成本、从而更强的竞争力而取代它们原来的地位，这正如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一样。但如同被后者取代的技术创新国的情况一样，它们也不会长期处在这个位置。因为随着经济扩张，生产成本会不断上升，它们对先进国家的相对优势会不断丧失；更主要的是，经济发展水平比其落后一些的国家，会如同它当年取代技术创新国的竞争力领先地位一样取代它的领先地位——这些国家在成本和技术方面都更具有竞争力，这正如20世纪80-90年代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与新兴的东南亚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所以到一定阶段，这些比技术创新国落后而比其他国家先进的国家，会在后进国家崛起的过程中相对衰退。只要新的长波没有出现，这个过程会不断地在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间转换。

这个过程说明，在同一长波的不同阶段，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绝对与相对竞争力，从而国家间的相对地位是不同的。一般地说，在长波不同阶段的竞争优势与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成正比，即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会在长波的初期甚至中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中后期这种优势会不断消失，后进国家的竞争优势则会不断加强。

2长波相对位置与美国的经济危机

美国当前爆发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长波关系决定的美国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决定的，或者说是国际竞争及其利益分配变化的结果。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期，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经济相对衰退，西欧相对加强，日本经济则强势崛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然而，进入8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逆转，美国经济强势崛起，西欧经济不温不火，日本经济持续衰退，这种情况直到进入新千年后才逐渐改观。西欧经济持续增长，日本经济的增长强度虽然不是很猛烈，但持续增长的时间却是战后以来最长的，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80-90年代以来它们与美国之间的非对称现象。

西欧和日本与美国之间经济力量或竞争力相对变化的情况，从它们之间汇率的变化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如从1999年欧元开始使用到2002年，处于持续贬值之中(由发行时的l欧元兑1.174美元，贬值到2002年1月的0.8115美元)，此后持续升值，并在2008年8月达到最高时的1欧元兑1.6美元，升值率接近100％；日元兑美元的情况与此类似，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贬值，到2002年1月100日元兑0.74美元，然后持续升值，到2008底已升值到兑1.1美元，升值率达48.6％。在此过程中，美元对其他国家如“金砖四国”和海湾国家货币的汇率也处在持续下降之中，由此反映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相对竞争力的变化。

汇率的这种变化，反映的不仅是相对竞争力的变化，而且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也就是说，原来长期向美国倾斜的利益分配关系，逐渐向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欧、日本、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上游原材料和能源生产国等倾斜。如前面讲到的，20世纪80-90年代，在美国平均利润率上升时期，西欧和日本的平均利润率则处在下降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发生明显变化，西欧和日本的资本利润率明显提高，而美国的资本平均利润率则呈下降趋势。正是这种竞争力和利益分配关系的变化，使得进入新千年以来的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在美国经济与其他长波追随者之间相对竞争力此消彼长及其引起的利益分配调整过程中，还伴随着另一种重大的国际利益分配关系的改变。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后，随着世界经济的扩张，尤其是发达国家和“金砖四国”经济的强势扩张，初级产品已由原来的相对过剩变为严重短缺，价格不断上升，如石油价格由20世纪80年代的每桶20多美元，上涨到2008年最高时的147美元，其他各种有色金属、铁矿石的价格，近几年都上涨了数倍，由此世界经济利益分配的重心日益向资源国转移。由于初级产品的供给难以在短期内调整，因此它们的短缺，会像瓶颈那样制约世界经济的发展，价格的持续上升则会从动力机制方面抑制世界经济增长。所以，当初级产品的供给短缺到一定程度，或者说价格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就达到了顶点。这种情况对美国来说必然更加突出。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初级产品和能源的消耗国与进口国，这些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不仅极大地增加美国的贸易逆差，而且极大地降低美国经济的相对竞争力。

显然，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美国的相对竞争力必然会不断减弱。这种减弱所产生的利润率下降以及资本价格上升速度的减缓，不仅会阻碍国际资本的输入，而且会促使资本外流；资本外流产生的货币供给减少，迫使银行收缩信贷，由此货币供给减少、利润下降、经济衰退、资产价格下降等就会相互加强而引发经济危机。

四、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

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到一定阶段，以金融危机为先导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每次经济危机为何总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货币供给的变化则是建立在资产价格变化的基础上，而资产价格又以(实体经济的)资本的收益率为基础，资本收益率则又建立在货币供给基础上，所以市场经济体中的经济危机必然要以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竞争性市场经济基础上，资本收益率的变化是先于宏观经济变化的，也就是随着经济高涨，在成本推进(要素和上游产品供给短缺而使价格上升)和收益相对减少(收入增加导致消费倾向下降、财政盈余增加、外贸逆差增加等)的情况下，资本利润率会由升转降，而宏观经济总量则会在资本之间的相互竞争中继续扩张(杨文进，2006)。一定范围内，利润率下降速度越快，各资本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就越需要通过扩张来应对竞争，所以，宏观经济会在微观效益下降中继续扩张。但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随着资本收益的下降，各项资产的价格会下降，由此引起货币供给减少。正是这种机制，决定了股市要先于宏观经济衰退。货币供给一旦减少，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会强化资本收益的减少而促使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降，由此导致以资产为抵押的信贷出现违约而引发金融危机。所以说，经济危机虽然总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但核心内容则是实体经济出现了问题，是其中的利益分配重心向要素所有者和上游产品供给者倾斜，导致有效需求和资本利润率下降的结果。

显然，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它就会反过来对实体经济造成重大伤害。这种伤害，除通过财富效应产生的消费需求减少和(托宾)“q效应”导致的投资减少外，最严重的还是来自货币供给突然大幅度减少所引起的整个经济体系的紊乱。这时，货币成为“唯一”的财富，然而在这个最需要货币的时候，大量的货币供给却因信用体系的崩溃而在一夜之间消失，如银行因巨大的坏账损失而处在头寸极端紧张甚至倒闭的风险中，回笼货币成为它们维持生存的唯一手段；商业信用和企业信用同样会因为银行信用的收缩和日趋紧张的市场环境而萎缩。显然，有效需求的萎缩和信用的紧缩，必然会迫使大量企业缩减生产与投资，甚至促使大量企业倒闭。企业倒闭引起的不断扩大的银行坏账和资产贬值等，则会强化整个信用的收缩，从而进一步损害实体经济。由此，局部的金融危机也就转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

五、美国危机到世界危机——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振荡

在“次贷危机”发生初期，人们曾设想，该危机仅仅局限于美国和金融领域；到2008年中期，危机甚至有缓解的迹象，有人认为，危机已告一段落；然而2008年9月以来，危机却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开来，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卷入其中，不仅金融体系面临崩溃，实体经济更如自由落体般坠落。这种情况，是1929年大危机后未曾见到过的。如二战后，美国也曾经发生过多次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及经济衰退，但并没有转化成像今天这样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是什么原因呢?公务员之家

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较大，显然是其中原因之一。世界经济的变化方向，就是由其中占绝对比重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运动方向支配的，而美国又在其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所以美国经济的衰退必然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但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二战以来，美国也曾经发生多次严重的衰退，但却没有引发世界性的严重经济衰退；更主要的是，美国虽然是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但实体经济的衰退时间却是后于西欧和日本，程度也更轻，说明当前发生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并不完全是由美国经济的变化所引起的。

美国金融危机而使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受到重大冲击，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上面讲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吸收了同期70％以上的世界新增储蓄，其中的大部分是通过私人金融体系实现的，金融危机后，致使其中的相当部分成为坏账，由此必然会对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造成重大冲击，进而产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种情况说明，美国对世界储蓄无节制的吸纳与高度开放的世界金融体系，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转化为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金融危机却并不一定转化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如20世纪90年生的日本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都曾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动荡，但却没有转化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所以最主要的原因，一定是其他方面。

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的朱格拉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这次危机之前，世界经济之所以没有再出现二战前那种世界l生的大萧条，缘于二战对各国破坏程度的不同，从而打乱了原来相对同步性的周期活动，使它们之间的朱格拉周期出现了反向运动，即当美国经济高涨时，西欧和日本的经济相对疲软；而西欧和日本经济相对强势时，美国经济相对乏力，由此它们之间能够进行互补调剂而相互熨平周期，如衰退的国家能够向扩张的国家出口过剩商品而减轻衰退的程度，扩张国家则能得到所需的资源而保证扩张的顺利进行，这是二战后各国经济运行相对平稳、世界经济没有出现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进入新千年后，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明显的同步性，如在美国的实体经济陷入衰退之际，西欧和日本的实体经济反而先于美国进入衰退，这种同步性会使它们之间的经济波动相互叠加，产生世界性的剧烈波动。如前几年各国之间同步性的扩张，导致世界初级产品和资本供给的严重短缺，价格不断上升，使世界利益分配重心向初级产品和资源供应国方向倾斜，由此引发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当各国经济出现衰退时，相互性的叠加会极大地加剧衰退的力度，由此使得初级产品价格在一夜之间发生180度的供求转换。这种变化，使得美国经济发生衰退时，不仅缺少其他国家的协助，反而要承受这些国家更加激烈的竞争，由此引发世界性的经济衰退。

世界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大变化，即利益分配的重心向资源型生产国倾斜，这也是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如近几年，石油和各种矿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这种上升，不仅提高了使用者的生产成本，从动力机制上制约它们的增长，而且会像瓶颈那样从数量上制约它们。因为这些产品的供给，在短期内是无法调整的，所以当这些产品的供给出现严重短缺时，世界经济的增长就走到了尽头，必然会通过衰退来调整。

六、未来经济展望

在经过巨大衰退和各国政府采取积极性扩张政策之后，世界经济目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但未来趋势仍不明朗。虽然美国经济重新进入增长过程，但要彻底摆脱危机的影响，则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如上面讲到的那样，较不健全的银行体系及一国经济，虽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会因创造出更多的货币供给而具有更大的竞争力，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它们最终要承受经济泡沫破灭而带来的巨大损失。所以，美国经济因此享受的持续20多年的快速增长，不可能通过短期的衰退就得到偿还，经济的不稳定性将会持续较长时间。考虑到美国经济即将步入长波的下降期，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又出现高度的同步性趋势，这种情况会更加明显。如其金融体系仍不稳定，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等，都表明美国经济运动的不稳定性和方向的不明确性。更主要的是，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由此会放大世界经济周期衰退的程度。在此过程中，为转嫁经济危机而进行的贸易保护措施，都会严重阻碍世界经济复苏的力量。

美国经济范文篇4

2003年3月20日,美国绕开联合国安理会而发动了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战争持续了一个多月,萨达姆政权被推翻,美国控制了伊拉克。5月2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伊拉克战争的发生有其经济背景,而且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是不能不重视的。这对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取向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格局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伊拉克战争的经济背景分析

众所周知,在美国布什总统上台之前,美国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连续10多年的较好的经济增长。根据经济周期理论,任何一个经济都存在从繁荣到衰退到萧条,然后从萧条到复苏再到繁荣的周而复始过程。美国已走过经济繁荣,进入到经济衰退阶段。而导致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一是支持美国原来经济高增长的美国信息产业泡沫的破灭;二是9111事件的发生。由于经济的衰退,国内经济的不景气,使得美国失业率上升。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布什的支持率成下降趋势,人们报怨政府的不得力,而且对政府越来越不满,这对布什政府当局产生了相当的压力。如何来缓解这种压力,并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便成为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于是为了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同时也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加上一些外部环境因素,伊拉克战争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二、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的经济影响是多方面的,具体可以有以下方面的影响:

(一)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经济的积极影响从经济角度看,美英联军发动的这场战争结果十分理想。其持续时间不长,石油资源未遭重大破坏。虽然不是美国许多人所期望的/闪电战0,但也不是一场久拖不绝的战争。战争虽不是美国经济衰退的惟一原因,但战争的阴云令许多家庭和企业持观望态度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战争的结束会改变人们的观望态度。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经济带来短期正面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防支出的增长可为美国疲软的经济注入活力。由于战争,美国的国防开支增长巨大,加上后期追加的8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2003年的国防开支达到3000多亿美元。国防开支是政府支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凯恩斯的宏观财政政策理论,增加政府的支出可以消除/紧缩缺口0如图所示:其中,AE代表总支出;Y代表国民收入如图所示。从图中我们看到当经济存在紧缩缺口时,政府可以增加相当于/缺口0量的支出,使总支出曲线AE1向上移动到AEf来消除/缺口0,从而使国民收入水平由Y1上升到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水平Y2,此时增加了国民收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美国目前经济状况实际上就是存在紧缩缺口,而造成经济缺口的原因就是有效需求不足。政府的国防开支的增加,就会导致总支出的增加,从而使美国的总支出线向上移动,达到AEf的水平,这样就可以增加其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据米尔顿#弗理德曼预测,2003年美国GDP的增长率,将有30%来自国防支出。2、战争也使美国增加了许多的就业机会。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的军火商库存的大量弹药得以发挥用武之地,并从中赚取了大量的利润。为了应付以后的战争需要,为了能够赚更多的利润,这些军火商势必会扩大其生产规模,和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研究新型武器。这样,就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雇佣;另外,由于在战争期间怕遭到恐怖袭击,美国增加了许多的保护性从业人员,如:安全警卫、警察与消防人员。这些人员所占的比例,在2001年为119%,而在2002年上升至2%,估计2003年这一比例还在上升。3、美国对伊石油的控制可以缓解美国的能源压力。我们都知道,伊拉克战争并未使石油资源遭受重大破坏,好多油井只要稍作修复就可以投入使用。美国作为占领国势必会控制伊的石油的开采。这样,一方面使得美国可以长期稳定地获得能源供给;另一方面,还可以从中获取额外的石油美元,给石油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且,石油作为基础的原材料,它的稳定和低价,也会使相关行业得到发展,如汽车业。而汽车业的发展又会带动其它企业的发展,通过这样的连锁反应,有可能使得美国的经济得以复苏。4、战后伊拉克的重建也可使美国企业获得大订单。战争使得伊拉克千疮百孔,伊拉克的重建是必然的。作为重建伊拉克的控制者,美国肯定会将相应的大订单交给自己的同胞的。美国企业由此可以获得一个大商机,这也会使一些正处于低谷的企业重新走向复苏。5、美国可以增加对有关国家的控制力。由于伊拉克战争的发生,美国可以对某些不/听话0的国家敲响警钟。可谓/杀鸡给猴看0,从而进一步维持其全球霸主地位。不仅是政治、军事霸主,同时也是经济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中东地区的特殊地位,美国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也就控制了其它国家的石油来源,从而也就间接控制了相关国家。

(二)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经济的消极影响虽然短期来看,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复苏有一定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战争会给美国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伊拉克战争的国防和保安支出的扩增,会产生资源挤出效应。所谓资源的挤出效应,是指政府支出的增加会排挤私人支出。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如果政府是通过增税或向私人部门借债来增加支出,这会导致私人的消费和投资的减少,其结果不过是购买力的转移;另一方面,政府增加支出,在使总需求和国民收入水平上升的同时,公众对货币交易需求也将随之增加,从而使利率上升,这样,企业的投资和私人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会减少,结果将抵消或降低政府增加支出的效应。从美国这次的国防开支的来源看,其主要是通过财政赤字来实现的,即通过向私人举债来实现的,这就会产生第一种的挤出效应。这就会使美国的经济增长的步伐要减慢许多。2、不利于美国的全球化进程。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不管是在货物的流动还是在人员的流动上。与此同时,美国也借助其各种文化载体向世界各国输出其观念。美国在方方面面都在以美国模式向世界蔓延。美国要使其成为世界的中心,世界的领导者,世界的主宰。然而,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在这方面的步伐放慢。为了防止恐怖袭击,美国会严格把关跨境交易,这样会阻碍货物和资金的流动。这样,美国的全球化的步伐将会受到大大的影响。同时,这次伊拉克战争是在许多国家的反对声中打响的,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而一意孤行,势必会引来反对国的报复。虽然许多国家碍于美国的强大而不可能真刀真枪的去和美国硬拼,但他们可以在外交的主张上和美国进行抗衡。这样,美国所希望的种种自由的国际贸易的框架也就难以实现。这也会进一步阻止美国的对外贸易的发展,使美国的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受挫。3、美国企业的创新将受到抑制。目前,世面上流行一句话/企业的竞争实际上是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的竞争则源于人才的竞争0。美国的强盛可以说是这句话的经典印证。纵观美国的几百年的发展,美国的多次重大的科学突破都与外裔科学家的贡献密不可分。这得益于美国的比较宽松的移民政策,使许多的人才大量涌入美国。这是美国的一大笔宝贵的财富。正是这些人才,使得美国的技术创新层出不穷,使得美国的企业在世界的竞争中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美国企业的胜利才使美国今天有如此强大。但是,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非常担心会遭受不知什么人什么时候的恐怖袭击,为了保障国内的安全,美国只能借助非常严格的人员移动管制,希望将恐怖分子拒绝于美国的大门之外。也许恐怖分子是被拒绝了,但与此同时,许多优秀的人才也被拒绝于美国的门外,这样美国科技创新的核心源泉就被截断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会大受影响。同时由于战争的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使得创新领域风险增加,美国的投资人和企业不愿意将资金投资于高风险的创新领域。由此可见,伊拉克战争的确会使美国的创新受到抑制。4、伊拉克战争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会制约美国经济的复苏。伊拉克战争并不是一场单纯的战争,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的摧残。战争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不能忽视的影响。首先,伊拉克战争已导致汽车需求下降。据欧洲媒体报道,西欧轿车销售量1至3月比去年同期减少6%到8%,下跌近7%;美国下跌10%,美国制造商已经调整了年度计划,通用汽车公司(销售量年初已经减少了19%)计划在4至6月减产10%;亚洲市场销售量也下跌明显。其次,伊拉克战争可能会使欧佩克崩溃。在这次战争之前,伊拉克的油田基本上是对外关闭的。伊拉克拥有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位居世界第二的石油储量。在伊新政权执政下,为筹措重建资金将被迫允许欧美石油资本进行油田开发,那时,大幅度的石油增产将导致石油价格下跌,从而会影响到欧佩克的生产框架。另外,美英控制中东石油,对依赖中东石油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以中国为利,中国目前所需的石油有40%来自进口。虽然中国的石油的主要来源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基本上是各占一半,但美国有可能继伊拉克后控制伊朗。这样,中国的石油进口就会受到美国的抑制。而中国能源消耗每年以近5%的速度在增长,能源已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欧盟委员会在4月9日已把欧元区经济增长率预测从118%降低到110%,这也突出了全球经济的困难。而且日本也陷入通货紧缩。现在是一个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通过国际经济的传递或多或少的受到其它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且,开放程度越高,受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就越大。在这样一个全球经济背景下,美国的经济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全球经济减退的负经济传递的影响,使得美国在其经济复苏的道路上受到阻碍。

美国经济范文篇5

关键词：美国;职业教育;经济转型

美国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职业教育在推动困境中的经济发展和转型方面大有可为。这里的职业教育并非我们当前理解的种种职业培训，而是一个历史范畴，指以职业或者经济生活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在美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的转型期，职业教育都对经济社会的脱困和建设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机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对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一、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的互动

关于职业教育的定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毋庸置疑人们对这一范畴的理解存在一个发展过程。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历史范畴。从其发生发展的角度来看，职业教育是随着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拥有不同内涵。职业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是理解职业教育的钥匙。人类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之后，随着分工和科技的大发展，人们难以仅凭经验获得对于工作的知识，不得不根据市场需求来专门培训从事具有相当专业技术知识含量的工作的人，以求缩短获取工作知识的时间，职业教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出现的。因此，所谓职业教育指的是在市场经济相对发展的情况下，使受教育者获得、丰富职业或生产生活所需要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等的教育，即以职业或者经济生活为直接服务对象的教育。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育之前，分工不很发达，教育模式以知识性的普通教育为主，教给人们最基本的读、写、算等的能力，专门进行职业教育的必要性不够。随着科技日益进步，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分工日益增加，企业对职工的技术水平要求越来越高，职业教育逐渐成为教育的主要任务。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普通教育还是教育发展的重心所在，职业教育还完全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日增，然而人们心目中的职业教育仍是一种狭义职业教育：就业前培训、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培训等以及与普通教育相结合的各种职业院校、中专、技校等，简言之，职业入门培训。之后，职业教育日渐获得国家的重视和大力投资，逐渐获得了与普通教育相当的地位，并逐渐向占据主导地位转型。然而与当今美国职业教育理念尚有一定距离：普通教育成为职业教育的基础阶段，职业教育成为教育的重心。这是一种广义职业教育或者大职业教育：不仅包括狭义职业教育，更包括面向长期未来的继续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终身教育。概言之，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职业教育的丰富和发展，二者互为前进的动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分工和融合，职业教育的必要性也越来越大，职业教育不断向广处和深处拓展，直至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整个市场经济中的教育都成为职业性教育。职业教育的扩展和深化相应也带来市场经济分工的细化，知识的交叉融合、科技的发展和创新的不断涌现，推动市场主体活力日益增强，市场经济发展的种种不均衡逐渐被消除，从而不断完善和前进，最终整个市场经济成为教育、科研的经济。

二、职业教育对美国经济转型的影响

美国经济范文篇6

关键词：经济长波；货币供给；经济危机；金融体系

自2007年初美国爆发以“次贷危机”为契机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以来，“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就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对它的解释更是林林总总。这些解释各有道理，大多是“次贷”风波的直接原因，如过度的货币供给、宽松的货币监管、过高的消费率等；其中有严谨的理论基础、且逻辑分析与历史进程能够做到一致的成果则难以见到。

实际上，如果从一个较长的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看，就会发现这一切都是极其自然的，是美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这个过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了二战后的第二次长波跋涉，为应付巨大有效需求产生的巨额货币供给要求，美国进行了以金融创新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体系重构；巨大货币供给推动资本收益和资产价格的不断提高，从而将世界性的资源吸收到美国经济体系中，正是这种长波扩张与货币供给的相互加强，促使美国经济实现了20多年的繁荣，增强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但随着长波转换的逐渐完成，内部的有效需求动力逐渐衰竭，外部的竞争压力则逐渐加强，以金融创新为代表的金融体系所创造的巨量货币供给，在资产价格的不断上升中，就只能转向以“次贷”为主的领域。随着实体经济相对萎缩及其利润率的下降，各种以利润为基础的高杠杆的资产价格必然会快速下降，由此导致以金融危机为导火线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这是美国经济运行到长波顶峰后的一种间隙性调整，也是美国经济告别快速增长而进入一个动荡性波动时期的标志，由此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作用将逐渐弱化，欧洲、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作用则会不断加强。但因为以“次贷危机”为借鉴的金融体系的重建会极大弱化金融创新活动，货币供给将进入一个低速增长时期，所以动力机制会减弱，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至少10多年的相对低速增长时期。

一、从长波运动看美国经济危机

1长波转换机制

所谓长波，是指时间约为5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种周期，是由基础性产业或主导性产业与非主导性产业之间的非均衡性运动所引起的。在长波下降期，随着非主导性产业的增长，原来推动长波上升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会出现供给短缺和技术性质满足不了经济发展要求的情况，同时这些产业投资回收形成的货币沉淀，使得非主导性产业陷入一种日益不利的境地。但这种对非主导性产业不利的宏观经济形势，对基础性产业来说却是极其有利的。因为产品短缺产生的高价格和投入品相对过剩出现的低价格，使它们处在高收入与低成本带来的高利润率这种极其有利的地位，进而会诱使社会在这方面进行技术创新，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旦技术创新取得突破，基于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更新和创新所进行的巨大投资，就会推动整个经济不断扩张。作为技术创新国来说，这种有效需求更加强大。因为它不仅要满足国内产业及其消费对这些创新产品的需求，同时还要满足国外市场的有效需求。在这个期间，供给不足成为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这种巨大的有效需求成为长波上升阶段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此过程中，虽然会发生因投资转换而出现短暂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因结构失衡而产生的衰退，但因有巨大和持续的有效需求推动，因此衰退的幅度较轻，时间也较短，所以该期间的朱格拉周期时间长。

当基础性或主导性产业更新完成后，有效需求相对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相对衰竭，但它也为非主导性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因为市场经济的投资都是矫枉过正的，当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投资完成后，其产品的供求关系就会发生逆转，即会由原来的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产品价格会不断下降，而投入品价格则会因短缺而上升，所以利润率会在价格下降与成本上升的不利夹击中下降。但这种对它们来说不利的局面，却会为非主导性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机会，因为主导产品价格的下降，会明显降低非主导产品的成本，非主导产品利润率会因此提高。在利润率提高的作用下，它们会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进行扩张性投资。这种投资，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抵消前者投资下降产生的对宏观经济的抑制作用，使宏观经济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这是经济长波在到达顶点后能够维持约10年的主要原因。

同样，这种投资也是矫枉过正的，即会超过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供给，由此使它们之间的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因此后者的利润率又会开始上升。然而，基础性产业的特点，却决定了在相当时间内它们并不会进行相应的以扩大供给为目的的投资。因为，这些产业的技术这时已显的陈旧，旧技术上的更新或扩张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即使技术取得一定突破，巨大存量资本的贬值风险也会阻止新技术的有效利用，该产业的垄断性质更是会强化这种作用。所以，尽管利润率不断提高，但却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这时，整个宏观经济就会在高利润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受技术和垄断限制无法进行投资、非主导性产业在成本提高与收入减少下发生衰退的共同作用下走上衰退之路。

随着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技术的日益落后和供给的短缺，这方面技术创新的利益诱惑也就越大，为此会促使各方进行旨在更新原有产业或者是替代原有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的竞争，这些行业的高利润也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一旦创新技术完成并趋成熟，基础性产业的更新或替代也就开始，新的一轮长波也就出现了。

2美国的长波运动

从长波过程看，当前发生的经济危机，不过是美国经济在长波过程中到达高峰时的一种调整，是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更新完成后有效需求下降的一种自然过程。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基础性产业和非主导性产业更新的完成，美国经济进入长期投资的回收过程。在长波机制的作用下，大量产业和资本向外转移，整个经济由此陷入相对衰退状态，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美国进行了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为主导的技术创新，经历10多年的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突破并进入大规模运用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约1983年前后)开始，美国经济进入了二战后的又一次长波。

为完成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更新，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产业更新和创新投资。同时，作为技术创新国，美国的创新产业不仅要满足本国的需要，而且还要满足其他国家基于同样目标的需要。巨大的需求使得美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期间还出现了历史上持续增长时间最长的朱格拉周期，并吸收了世界上近70％以上的新增储蓄，美国由原来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变为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和债务国，美国自然也由此成为该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经过约20年的持续增长，美国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大致在21世纪初(具体时间约在2001年前后)基本完成新长波中的更新，由此来自这方面的需求不断减少，经济增长的动力开始减弱。但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主导性产业更新完成产生的投资规模减少并不会立即导致经济的持续衰退。这是因为基础性和主导产业的超前发展为非主导性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旧长波中制约它们发展的瓶颈被彻底打破，由此它们会在成本下降和社会需求增长的有利环境下进行竞争性的投资。这种投资，在一定范围内甚至能够抵消前者因投资下降而对宏观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继续推动宏观经济增长。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仍然保持较快增长的原因。目前美国正处在这个过程的中后期。

不过，随着非主导性产业投资的进行及其完成，尤其是随着新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散，美国面临的内外部条件会向着日益恶化的方向转变。如在内部，随着产业更新的逐渐完成，有效需求在不断减少；外部i随技术的日渐成熟和扩散，国外创新产业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它们会因为更低的成本而取得相对竞争优势，因此不仅侵蚀原来由美国垄断的海外市场，而且会反过来蚕食美国的国内市场，由此产生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只是在金融创新活动日益深化而创造的巨大货币供给的惯性作用下，资产价格不断上升，由此产生的财富效应和对海外资金的巨大吸引而得以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但这种情况是不能长期持续的。随着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以其为基础的各种资产价格会受到强力抑制。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而使得以房地产等为主的各种资产价格变化发生逆转，许多人因此无法偿还贷款的结果。

如果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整个经济表现，与二战后到60年代的经济情况作一对比，就会发现两者非常相似(高峰，2002)。上一次长波，即时间约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80年代初结束的这次长周期，长波的快速爬升期应该在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但由于二战影响，这个爬升期延迟到60年代，除了1954年与1958年两次短暂的绝对衰退外，大部分时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其中在1961年2月至1969年12月，曾出现了106个月的繁荣期。如果以绝对增长率小于零为标准，那么该周期是从1958年开始到1970年结束，时间跨度为12年。进入70年代后，美国经济开始进入长波衰退期，周期频率加大，这个时期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滞胀期”。经过10多年的调整，美国经济从1983年前后开始进入以信息、生物和新材料等技术革命为主的新长波，为完成长波转换所需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更新及实现由此产生的巨大社会需求，美国经济在20多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快速增长，如除了在1991年出现短暂而轻微的衰退外，从1981年到2001年实现了稳定快速的增长，在1992年至2001年，美国出现了历史上最长的持续120个月的繁荣期，这在整个西方世界是独树一帜的，由此使美国在滞胀阶段衰落的地位和竞争力重新得到恢复和加强。

从美国经济的运行状况看，最近发生的这次经济危机，不过是美国经济在长波运行中到达顶点而发生转折的一种自然过程。它表示美国经济已经完成了在新长波中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更新，并且非主导性产业在长波中的技术更新也进行了多年，因此已进人长波平稳阶段的中后期。目前发生的以金融危机为先导的经济危机，是该过程进行重大调整的一种先兆，它表示美国经济在完成一个新的朱格拉周期后，将进入长波的衰退期，因此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不断减缓。

二、货币供给角度下的美国经济危机

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这是造成危机总以货币或金融危机形式表现出来的主要原因。所以，市场经济的变动要得到说明，就必须从货币供给角度得到证明。从某种角度看，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和新增利润等于货币供给的增长(柳欣，2003)。因此，保持货币供给量的较快增长，不仅能够给资本带来更多的利润，而且能够推动经济较快增长。

1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供给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供给主要是内生的。这是因为，货币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它的数量必然会随着财富价值的变动而改变，这种关系在实物货币时代，如黄金货币时期是非常清楚的。在现代，虽然信用货币取代了实物货币，但货币供给与财富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改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财富与货币的界限是极其模糊的，其中的差异仅仅是流动性的大小。

正因为实际财富与货币供给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当信用货币取代商品货币后并不改变这种关系。如当今货币发行主体的商业银行，是以资产抵押来发行货币的，这必然使得货币的发行量与社会财富的变化保持较高程度的一致。这种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货币供给系统，使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与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是联系在一起的：银行的负债，主要是来自于家庭和企业的金融资产；银行的资产，则主要对应企业和家庭的负债；而企业和家庭负债，在资产抵押的货币供给关系中，对应的必然是实际的资产。这种内在联系，使它们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如银行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多发行了货币(可以获得更多的借贷利息差收益)。假设这些新增货币都以贷款的形式投放给了企业，那么就会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还会增加企业的财务成本)，同时也会提高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率，或者说会降低银行的(自有)资本充足率。我们知道，前者的提高，也就是银行资产风险的放大；后者的提高，则是银行债权人即银行储户资产风险的增加。储户为降低风险，会从高资产负债率的银行转移资金；银行为降低风险，则会从高资产负债率的企业回收资金。所以，这种关系会使市场经济的货币供给保持与社会储蓄(经济增长)、企业资产(利润)相适应的比例关系。如果货币供给的增长低于个人储蓄和企业资产的增加，银行的风险就会降低，在收益与风险的相互关系作用下，会促使银行扩张信贷；如果货币供给的增长快于个人储蓄与企业资产的增加，银行的风险就会放大，在同样的机制作用下，会促使银行收缩信贷，因此减少货币供给。

然而，这里的一个矛盾是：不追加货币供给，就不能保证企业还本付息，企业也不可能得到净利润，经济增长也就没有可能；追加货币供给，则会不断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放大信贷风险，最终会导致银行体系的瓦解。这种机制，使得银行体系总是处在扩张信贷与收缩信贷的矛盾之中。

不过，尽管有这种关系，但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资产价格的基础上，货币供给仍然会出现不以人们意志决定的周期性波动。如在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随着利润率的提高，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由此明显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率，促使银行大量增加货币供给。货币供给的增长，会进一步提高平均利润率和资产价格，由此反过来会促进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所以在一定范围内，货币供给、利润率与资产价格之间具有一种相互促进和加强的机制。在这种机制及银行之间的竞争关系下，为争夺其中的利益，各商业银行会竞相进行扩大货币供给的竞争。随着货币供给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经济中抑制机制的力量会不断加强，如企业与银行的资产负债率会不断提高，由此放大金融风险；同时实体经济中的利润率会随着宏观经济扩张到一定阶段而下降(消费倾向会下降、净出口会减少、财政净支出也会下降等，由此使企业的总收入相对于总支出而下降)，由此抑制资产价格的上升。一旦利润率开始下降以及资产价格上升的速度减缓或下降，信用风险就会显现。这时，各银行为避免损失进行的回笼信贷的竞争，会演变成整个行业系统的极端无理性行为。因为如上面指出的那样，整个银行体系要保证信贷的还本付息，就必须追加货币供给，如果银行减少货币供给或回收信贷，那么不仅达不到预期目标，而且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整个银行体系的亏损甚至崩溃。但在竞争性的体系中，这种结果却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信用风险一旦发生，市场上原有的大量货币供给会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原因。货币供给一旦减少，利润率与资产价格就会进一步下降，宏观经济也会因此步入衰退。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减少货币供给。所以此时，如同扩张性相互加强一样，它们之间的衰退也会相互加强。

2货币供给体系性质因经济需要而不同

虽说市场经济中的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但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却是由社会经济发展对它的需要决定的，经济发展的不同需要，对货币供给体系性质的要求是不同的。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是指对于一个社会的货币供给体系(其中主要是银行体系)，法律对它的管制是否严格，银行体系是否由政府经营或由政府控制，政府是否对银行的资金投向进行干预，是否对银行的负债进行担保，当银行出现危机时是否进行援救并且承担亏损等。银行体系的健全程度，主要指银行体系的制度建设是否完善，政府对银行的监管是否严格，银行的自有资本是否充足，对风险的管理是否严格和敏感，从而预算约束的程度是大是小等内容，其中对风险的管理是否严格和敏感，是银行制度是否健全的最主要标志。

一般而论，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与货币供给量密切相关，即货币供给体系越不健全，货币供给量越多；货币供给体系越健全，货币供给量越少。因为，银行体系不健全，为追求更大的个别利益，银行就会突破道德风险和制度的约束而发行更多的货币供给；较为健全的银行体系，由于有较严格的制度和道德风险约束，因此货币供给量会受到较大限制。所以说，货币供给量与银行体系性质密切相关。由此可以看到，除非有较大规模的国外资本的输入或输出，一般地说，货币供给增长较快的社会，都是那些货币供给体系较不健全的国家，如我国、东南亚金融风暴发生前的东南亚各国、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日本、新长波以来的美国等；而那些货币供给体系较为健全的社会，如泡沫经济后的日本等，货币供给量则较小。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经济体系会创造出与自身需要相一致的货币供给。即当经济发展需要较多的货币供给时，往往会出现较不健全的货币供给体系；而当经济不需要太多的货币供给时，则会出现更加健全的货币供给体系。如日本，从二战后到泡沫经济破灭时，由于要完成工业化和超越欧美发达国家的任务，需要较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因此出现了预算约束极其宽松的银行体系；当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增长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从而不需要太多的货币供给量，它的货币供给体系也就趋向健全，这是日本在“次贷风波”中受冲击影响较小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种情况说明，健全的金融体系与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杨文进，2006)。健全的金融体系，虽然能够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但却会阻碍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较不健全的金融体系，虽然有可能促使经济较快增长和提高国家竞争力，但却会带来经济的剧烈波动，金融体系本身也会遭受周期性的繁荣与崩溃。如何协调两者间的关系，是对人类智慧的重大考验。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还远没有成熟。

3美国的长波转换与货币供给体系的重新构建

上面讲到，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如果不能从货币供给方面得到说明，就不具有理论上的完整性。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经济危机的发生，同样必须从货币供给方面得到证明。

美国经济进入新的长波后，需要大量的货币供给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了以“金融创新”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体系改革。我们知道，“金融创新”的实质就是规避法律管制而创造更多货币供给，或者说，金融创新就是创造更多货币供给的行为。正是在不断深化的金融创新活动中，大量的货币供给或流动性被创造出来，满足了美国经济长期扩张的需要，使得美国经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持续的增长。这种情况与西欧、日本等形成明显对比。正是这种能够创造更多货币供给的金融体系，保证了美国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为美国获取了巨大的国家利益。

货币供给不仅与经济增长相联系，而且与资本利润相联系；资本利润则与资产价格密切相关，资产价格又与内生性的货币供给相联系。所以，货币供给、经济增长、收益增加和资产价格之间存在着相互加强的作用(反过来也存在着相互收缩的作用)。这种情况说明，只要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允许，经济一旦增长，它就会内生出自身所需要的更多的货币供给。

较高的资产收益和快速的资产增殖，不仅会内生出更多的货币供给，而且会将那些资产收益较低国家的资金吸入美国，进一步强化货币供给的力量，同时也保证了美国资本的高收益。如在20世纪90年代，除美国外的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利润率都处在下降阶段，而美国的资本收益率却在不断增长(罗伯特·布伦纳，2003)，由此成为吸引那些增长较慢国家资金的蓄水池。如进入长波以来，美国吸收了同期世界新增储蓄的70％多，由此使得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前的资本净输出国变为资本净输入国。如到2007年，美国在国外的净资产为-24420亿美元。如果没有世界各地持续涌入的大量资本，美国经济要保持长达20多年的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显然，如此巨大的资金输入，必然会进一步推动美国经济的扩张和资产价格的上涨，这种扩张又会带来更多的资本输入，从而带来更大的货币供给。这种情况，可以解释为什么货币供给增长较快国家的汇率是上升而不是下降的现象(杨文进，2006)。因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货币不仅是交易手段，更是资本。资本的价值是由它所能带来的收益决定的，较快的货币供给，意味着较大的资本收益，所以该货币的相对价值也就较大。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货币供给增长速度慢于美国，因此日元对美元的相对价值也在不断下降。

4超量货币供给的结果一定是金融危机

金融创新活动增加的货币供给，虽然推动了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但如上面讲到的那样，它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金融危机。一旦经济体系提供的新增利润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货币供给获得一定量利润的需要，货币供给增加的过程就会停止。由此，货币供给减少、利润下降、资产贬值、经济衰退的相互作用过程就会开始。

随着主导性和基础性产业更新在经济长波中的逐渐完成，实体经济对货币供给的需求会逐渐下降，但在资产价格上升和国外资金涌入的背景下，货币供给却以更大的规模创造出来，为使这些资金得到利用以维持金融体系的利益，金融创新过程的深化也就不可避免。

根据银行与企业之间对应的资产负债关系，新增的货币供给形成企业对银行的负债，因此，一个社会新增的货币供给越多，则企业对银行的负债规模也越大(资产负债率也越高)。因此需要向银行支付的利息也就越多。如果有效需求的增长速度慢于货币供给增长量的话，那么必然会出现企业收入的增长慢于利息支出的情况，这是造成经济繁荣阶段企业效益下降与银行效益上升的矛盾现象、并最终引发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显然，在金融资本侵蚀实体经济利润的情况下，要保证货币供给的规模不减少并维持金融资本的利益，提高货币资本的利用效率就必不可少，除了不断提高金融资产的杠杆率之外，信贷资本配置的高风险化，或者说低劣化也就不可避免。如在资金供给相对短缺时，资金供给的对象必然是那些资信质量最好的客户；随着货币供给的宽松，资金供给会向中等的客户扩张；当这些客户的资金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仍然有大量需要被利用的资金时，在竞争性的银行体系作用下，金融机构会身不由己地将大量的过剩资金投放到低质量客户身上。这种做法也是金融机构取得更大利润的一种手段。因为，借贷者的质量越低，所需支付的利率就越高，所以，金融机构一定量信贷获得的利润就越多。自然，对低等级借贷者的放贷，除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需要外，还与金融机构对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的良好预期有关。实际上，对那些资信质量差的客户发放信贷，并不是因为银行相信他们能够以自身的收入来偿还贷款，而是来自于银行相信这些贷款抵押品的价格会不断上升，由此能够通过金融创新的方式将风险转嫁出去。只要资产价格处于上升通道中，即使银行知道一些劣质客户最终会因信用违约而不能偿还信贷，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也会迫使所有的金融机构向他们发放信贷，否则就会出现效益下降而竞争力降低的现象。

然而，以资产价格上升为基础的货币供给是不可能无限扩大的。随着实体经济有效需求的下降和金融利润对实体经济利润的侵蚀，各种资产价格必然会在实体经济的利润下降中贬值，货币供给就会因此而减少；同时，在货币供给的持续增长中，银行、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率会不断上升，信用风险不断积累，当其超过一定程度时，避免风险所产生的信贷收缩会进一步加强利润的减少和资产的贬值。这时，货币供给减少、资产价格贬值、资本收益下降、经济衰退之间就会相互加强，原来市场上泛滥的货币供给就会在一夜之间消失，由此信用危机发生并进而转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

三、国际竞争关系下的美国经济危机

美国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长波运行到一定阶段和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国际经济竞争的必然结果。

1长波位置与国际相对竞争力

长波运行不仅决定一国经济运行状况及趋势，而且决定了各国之间的相对竞争力及其变化。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不同，因此它们之间同一时期所处的长波位置也是不同的，甚至可能处在不同技术水平的长波之间。各国之间在长波中的不同位置，反映了它们之间的相对发展水平和在同一时期的相对经济地位，但在长波的运动过程中，这种相对关系会不断改变。

一般地说，在同一长波中，技术领先国在后进国还没有全面掌握和使用这些技术的上升时期，其在国际上的绝对和相对经济地位都会不断提高。与此相比，后进或较后进国家的传统产业，因受到需求结构变动和更后进国家具有相对优势的竞争而会相对衰落，先进产业则因技术相对落后而竞争不过技术领先国(如美国)而萎靡不振，因此经济增长速度要慢于技术领先国。但随着这些先进技术的成熟和普及，由此较后进国家逐渐掌握而全面进入新长波后，技术领先国的相对甚至绝对地位就会因此不断下降，经济扩张的势头就会不断地被削弱。这说明，如果一国在新长波中越早取得相对与绝对的竞争优势，那么它同样会最早进入衰退过程；与此相反，进入新长波越迟的国家，则会在长波的衰退期中取得日益明显的竞争优势。因为在同样的技术基础上，相对竞争力的大小由成本的高低决定，成本高低则与绝对发展水平成正比，所以相对竞争优势与国家的绝对发展水平成反比。这说明，随着长波的演进，处在同一长波，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其相对竞争力越高。使发达国家处于不利地位的另一个因素是发达国家较早完成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转换，存量资本巨大，这使得许多在此过程中取得的最新技术，由于它们的使用会导致存量资本的巨大损失而被排斥，必须转移到不存在这种损失或损失很小的后进国家使用，这正如美国在20世纪60-70年明的许多新技术首先被日本使用一样。这样，在与后进国家的竞争中，先进国家既不存在技术上的优势，生产成本又比后者高，所以在竞争中会处于日益不利的地位。与此对应，也就是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绝对与相对地位在不断下降。

一些国家地位的下降，意味着另一些国家地位的上升。当技术创新国在上面所讲原因的作用下衰退时，那些技术上比其后进一些的国家，会因相同甚至更优越的技术和更低的成本、从而更强的竞争力而取代它们原来的地位，这正如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一样。但如同被后者取代的技术创新国的情况一样，它们也不会长期处在这个位置。因为随着经济扩张，生产成本会不断上升，它们对先进国家的相对优势会不断丧失；更主要的是，经济发展水平比其落后一些的国家，会如同它当年取代技术创新国的竞争力领先地位一样取代它的领先地位——这些国家在成本和技术方面都更具有竞争力，这正如20世纪80-90年代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与新兴的东南亚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所以到一定阶段，这些比技术创新国落后而比其他国家先进的国家，会在后进国家崛起的过程中相对衰退。只要新的长波没有出现，这个过程会不断地在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间转换。

这个过程说明，在同一长波的不同阶段，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绝对与相对竞争力，从而国家间的相对地位是不同的。一般地说，在长波不同阶段的竞争优势与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成正比，即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会在长波的初期甚至中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中后期这种优势会不断消失，后进国家的竞争优势则会不断加强。

2长波相对位置与美国的经济危机

美国当前爆发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长波关系决定的美国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决定的，或者说是国际竞争及其利益分配变化的结果。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期，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经济相对衰退，西欧相对加强，日本经济则强势崛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然而，进入8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逆转，美国经济强势崛起，西欧经济不温不火，日本经济持续衰退，这种情况直到进入新千年后才逐渐改观。西欧经济持续增长，日本经济的增长强度虽然不是很猛烈，但持续增长的时间却是战后以来最长的，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80-90年代以来它们与美国之间的非对称现象。

西欧和日本与美国之间经济力量或竞争力相对变化的情况，从它们之间汇率的变化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如从1999年欧元开始使用到2002年，处于持续贬值之中(由发行时的l欧元兑1.174美元，贬值到2002年1月的0.8115美元)，此后持续升值，并在2008年8月达到最高时的1欧元兑1.6美元，升值率接近100％；日元兑美元的情况与此类似，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贬值，到2002年1月100日元兑0.74美元，然后持续升值，到2008底已升值到兑1.1美元，升值率达48.6％。在此过程中，美元对其他国家如“金砖四国”和海湾国家货币的汇率也处在持续下降之中，由此反映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相对竞争力的变化。

汇率的这种变化，反映的不仅是相对竞争力的变化，而且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也就是说，原来长期向美国倾斜的利益分配关系，逐渐向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欧、日本、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上游原材料和能源生产国等倾斜。如前面讲到的，20世纪80-90年代，在美国平均利润率上升时期，西欧和日本的平均利润率则处在下降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发生明显变化，西欧和日本的资本利润率明显提高，而美国的资本平均利润率则呈下降趋势。正是这种竞争力和利益分配关系的变化，使得进入新千年以来的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在美国经济与其他长波追随者之间相对竞争力此消彼长及其引起的利益分配调整过程中，还伴随着另一种重大的国际利益分配关系的改变。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后，随着世界经济的扩张，尤其是发达国家和“金砖四国”经济的强势扩张，初级产品已由原来的相对过剩变为严重短缺，价格不断上升，如石油价格由20世纪80年代的每桶20多美元，上涨到2008年最高时的147美元，其他各种有色金属、铁矿石的价格，近几年都上涨了数倍，由此世界经济利益分配的重心日益向资源国转移。由于初级产品的供给难以在短期内调整，因此它们的短缺，会像瓶颈那样制约世界经济的发展，价格的持续上升则会从动力机制方面抑制世界经济增长。所以，当初级产品的供给短缺到一定程度，或者说价格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就达到了顶点。这种情况对美国来说必然更加突出。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初级产品和能源的消耗国与进口国，这些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不仅极大地增加美国的贸易逆差，而且极大地降低美国经济的相对竞争力。

显然，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美国的相对竞争力必然会不断减弱。这种减弱所产生的利润率下降以及资本价格上升速度的减缓，不仅会阻碍国际资本的输入，而且会促使资本外流；资本外流产生的货币供给减少，迫使银行收缩信贷，由此货币供给减少、利润下降、经济衰退、资产价格下降等就会相互加强而引发经济危机。

四、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

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到一定阶段，以金融危机为先导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每次经济危机为何总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货币供给的变化则是建立在资产价格变化的基础上，而资产价格又以(实体经济的)资本的收益率为基础，资本收益率则又建立在货币供给基础上，所以市场经济体中的经济危机必然要以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竞争性市场经济基础上，资本收益率的变化是先于宏观经济变化的，也就是随着经济高涨，在成本推进(要素和上游产品供给短缺而使价格上升)和收益相对减少(收入增加导致消费倾向下降、财政盈余增加、外贸逆差增加等)的情况下，资本利润率会由升转降，而宏观经济总量则会在资本之间的相互竞争中继续扩张(杨文进，2006)。一定范围内，利润率下降速度越快，各资本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就越需要通过扩张来应对竞争，所以，宏观经济会在微观效益下降中继续扩张。但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随着资本收益的下降，各项资产的价格会下降，由此引起货币供给减少。正是这种机制，决定了股市要先于宏观经济衰退。货币供给一旦减少，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会强化资本收益的减少而促使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降，由此导致以资产为抵押的信贷出现违约而引发金融危机。所以说，经济危机虽然总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但核心内容则是实体经济出现了问题，是其中的利益分配重心向要素所有者和上游产品供给者倾斜，导致有效需求和资本利润率下降的结果。

显然，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它就会反过来对实体经济造成重大伤害。这种伤害，除通过财富效应产生的消费需求减少和(托宾)“q效应”导致的投资减少外，最严重的还是来自货币供给突然大幅度减少所引起的整个经济体系的紊乱。这时，货币成为“唯一”的财富，然而在这个最需要货币的时候，大量的货币供给却因信用体系的崩溃而在一夜之间消失，如银行因巨大的坏账损失而处在头寸极端紧张甚至倒闭的风险中，回笼货币成为它们维持生存的唯一手段；商业信用和企业信用同样会因为银行信用的收缩和日趋紧张的市场环境而萎缩。显然，有效需求的萎缩和信用的紧缩，必然会迫使大量企业缩减生产与投资，甚至促使大量企业倒闭。企业倒闭引起的不断扩大的银行坏账和资产贬值等，则会强化整个信用的收缩，从而进一步损害实体经济。由此，局部的金融危机也就转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公务员之家

五、美国危机到世界危机——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振荡

在“次贷危机”发生初期，人们曾设想，该危机仅仅局限于美国和金融领域；到2008年中期，危机甚至有缓解的迹象，有人认为，危机已告一段落；然而2008年9月以来，危机却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开来，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卷入其中，不仅金融体系面临崩溃，实体经济更如自由落体般坠落。这种情况，是1929年大危机后未曾见到过的。如二战后，美国也曾经发生过多次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及经济衰退，但并没有转化成像今天这样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是什么原因呢?

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较大，显然是其中原因之一。世界经济的变化方向，就是由其中占绝对比重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运动方向支配的，而美国又在其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所以美国经济的衰退必然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但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二战以来，美国也曾经发生多次严重的衰退，但却没有引发世界性的严重经济衰退；更主要的是，美国虽然是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但实体经济的衰退时间却是后于西欧和日本，程度也更轻，说明当前发生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并不完全是由美国经济的变化所引起的。

美国金融危机而使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受到重大冲击，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上面讲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吸收了同期70％以上的世界新增储蓄，其中的大部分是通过私人金融体系实现的，金融危机后，致使其中的相当部分成为坏账，由此必然会对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造成重大冲击，进而产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种情况说明，美国对世界储蓄无节制的吸纳与高度开放的世界金融体系，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转化为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金融危机却并不一定转化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如20世纪90年生的日本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都曾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动荡，但却没有转化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所以最主要的原因，一定是其他方面。

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的朱格拉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这次危机之前，世界经济之所以没有再出现二战前那种世界l生的大萧条，缘于二战对各国破坏程度的不同，从而打乱了原来相对同步性的周期活动，使它们之间的朱格拉周期出现了反向运动，即当美国经济高涨时，西欧和日本的经济相对疲软；而西欧和日本经济相对强势时，美国经济相对乏力，由此它们之间能够进行互补调剂而相互熨平周期，如衰退的国家能够向扩张的国家出口过剩商品而减轻衰退的程度，扩张国家则能得到所需的资源而保证扩张的顺利进行，这是二战后各国经济运行相对平稳、世界经济没有出现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进入新千年后，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明显的同步性，如在美国的实体经济陷入衰退之际，西欧和日本的实体经济反而先于美国进入衰退，这种同步性会使它们之间的经济波动相互叠加，产生世界性的剧烈波动。如前几年各国之间同步性的扩张，导致世界初级产品和资本供给的严重短缺，价格不断上升，使世界利益分配重心向初级产品和资源供应国方向倾斜，由此引发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当各国经济出现衰退时，相互性的叠加会极大地加剧衰退的力度，由此使得初级产品价格在一夜之间发生180度的供求转换。这种变化，使得美国经济发生衰退时，不仅缺少其他国家的协助，反而要承受这些国家更加激烈的竞争，由此引发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公务员之家

世界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大变化，即利益分配的重心向资源型生产国倾斜，这也是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如近几年，石油和各种矿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这种上升，不仅提高了使用者的生产成本，从动力机制上制约它们的增长，而且会像瓶颈那样从数量上制约它们。因为这些产品的供给，在短期内是无法调整的，所以当这些产品的供给出现严重短缺时，世界经济的增长就走到了尽头，必然会通过衰退来调整。

六、未来经济展望

在经过巨大衰退和各国政府采取积极性扩张政策之后，世界经济目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但未来趋势仍不明朗。虽然美国经济重新进入增长过程，但要彻底摆脱危机的影响，则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如上面讲到的那样，较不健全的银行体系及一国经济，虽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会因创造出更多的货币供给而具有更大的竞争力，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它们最终要承受经济泡沫破灭而带来的巨大损失。所以，美国经济因此享受的持续20多年的快速增长，不可能通过短期的衰退就得到偿还，经济的不稳定性将会持续较长时间。考虑到美国经济即将步入长波的下降期，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又出现高度的同步性趋势，这种情况会更加明显。如其金融体系仍不稳定，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等，都表明美国经济运动的不稳定性和方向的不明确性。更主要的是，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由此会放大世界经济周期衰退的程度。在此过程中，为转嫁经济危机而进行的贸易保护措施，都会严重阻碍世界经济复苏的力量。

美国经济范文篇7

1、有关汇率的历史事件

20世纪后期和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人民币正成为焦点，不仅在中国本土，而且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人民币也日益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争议焦点，它影响中美的经济、商业及政治关系。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历史上关于汇率的几个“事件”：

1、上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美日贸易摩擦日益加剧，1985年9月，在美国的策划下，美、日、英、法、西德密会于纽约广场饭店(PlazaHotel)，签约降低美元对日元和欧洲货币的比价，史称"广场协议"(PlazaAccord)。之后10年，日元汇价逐渐从250日元兑1美元升值至1996年的87日元兑1美元。此后十年，日本经济停止了增长，美国经济却获得了持续增长。

2、2003年2月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召开之际，当时的日本财务相盐川正十郎向其他六国提交了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提案，以逼迫人民币升值。但最终该提案被否决。

3、2005年早期，一些美国政客认为中国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使得中国的出口存在“不公”的价格优势。2005年初，美国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Schumer)和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Graham)提出一条议案，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27.5%，否则威胁对中国进口货物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原拟于2005年6月23日举行关于人民币问题听证（后来经过格林斯潘及美国财长斯诺出面作证调解，国会听政推迟到2005年底）。但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美国、日本等）所争论不休的“问题”。

4、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7月21日出其不意地(2005〕第16号公告,即“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公告主要内容如下: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2、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背景

其实，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如何判断人民币是否被低估本身是一件莫须有的“事实”，加上如何界定人民币被低估程度（如上的27.5%）更是一个未知数。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对中国的人民币挥起大棒，而且提出27.5%这样一个精确的难以置信的数字,似乎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呢？其实仔细观察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主要的主观和客观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1）金融因素。人们认为人民币被低估是基于三个主要的硬指标：

（1）中国的贸易及经常项目顺差（2004年贸易顺差590亿美元，经常性项目顺差687亿美元）；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近1/4来自中国，预计2005年中美贸易逆差将达到2000亿美元；

（2）随着美元的新一轮自2002年开始的对主要货币的贬值（欧元，日元等），人民币的钉住政策使得人民币的贸易加权汇率也在下跌，使得出口竞争力加强（见下图表欧元兑美元汇率：欧元自2002年初跌入谷底后一路攀升至2004年底的高峰）；同时使得美国的通过美元贬值增加出口竞争力，从而减少贸易赤字的努力大大折扣。根据中国商务部的“国别贸易报告(总第30期)美国（2005年第3期）”（2005年10月21日），2005年上半年，美国货物贸易规模达到12381亿美元，同比增长12.6%。其中，出口4446.7亿美元，进口7934.6亿美元，分别增长10.4%和13.8%。贸易逆差3487.9亿美元，增长18.5%；逆差主要来自中国（占25.8%）、日本（11.9%）、加拿大（9.3%）、墨西哥（7%）和德国（7%）等主要贸易伙伴。

（3）中国的近年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2005年9月份达到7690亿美元）。

关于27.5％的来源。其实这个数字只是一个基于现有各种模式“计算”出的对于所谓人民币低估程度的简单综合平均（既40％和15％）。上述提出议案者只是把所知道的两个数字相加平均，从而得到27.5%。现列举几种模式及其对于人民币“低估”幅度的结果：

（1）购买力平价(PPP)理论：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Economist)最近的“巨无霸汉堡”货币指数（BigMacindex），人民币低估59％。如果根据实际的贸易状况作更深入复杂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发现人民币低估幅度为40％。

（2）基本均衡汇率模式（FEER）：根据法国政府下属的“社会展望和国际信息研究中心”（CEPII）今年早些公布的两位经济学家（VirginieCoudert和CécileCouharde）的研究数字表明：假设中国经常性贸易赤字保持为GDP的1.5%,则人民币对美元低估44％。

（3）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的经济学家高士登（MorrisGoldstein）的研究结果认为人民币低估15％到25％。

（4）行为均衡汇率模式（BEER）：摩根士丹利首席货币经济师任永力（StephenJen）根据此模式得出结论：人民币（对美元）被低估7％；而高盛（GoldmanSachs）公司根据此方法得出人民币(对美元)被低估10％的结论。

其实经济学的诸多模式是一种理想化、简单化的分析工具，它忽略和简化了很多的内生的及外生的变量，甚至有些经济学原理还是基于一些心理假设，所以在人民币问题上要真正的严格界定其“合理”的价值，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2）政治因素。美国、日本的国内问题，使得外汇问题变成与中国进行讨价还价的有力武器。由于国内的经济压力使得美国、欧洲等国内的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上升、政治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使得政客们在无法在本国内寻找良方的情况下开始将中国看作为一个替罪羊，并且其具有蒙蔽性－因为其大部分老百姓看不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只是人云亦云。

3）地缘政治及平衡。前苏联的瓦解以及东欧国家的转型，使得美国一时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同时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快速崛起使得地区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及其利益集团发现尤其在2001年的“9•11”灾难之后，要维持其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垄断地位愈发艰难。美国陷入更加自我保护和自我中心的意识形态，其特点是崇拜武力和强权，奉行我行我素的单边主义。稍有挫折，必是他人之过，在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上，美国也是如此。利用人民币问题强迫中国进行不利于中国的改革和让步从而抑制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从而使得美国及其盟国在亚太维持其独断的地位，这符合美国的利益。而美国利益的根本体现在经济利益上，包括贸易利益、投资利益、对资源（如石油）的垄断等等。

4）全球一体化的必然反应。过去半个实际以来，西方世界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拐点：经济增长减缓甚至停滞不前，产业迁移海外，金融市场开始动荡，失业率上升，政治庸俗化，公司治理短期利益化（甚至不惜欺诈以获得高股价），石油价格动荡，全球资源短缺，等等。同时全球化的浪潮如排山倒海之势。从经济、贸易、投资、文化、金融、交通、语言等各个角落和领域在信息技术的奇迹发展状态下把世界紧紧地捆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在此期间，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逐渐崛起，自我发展，很快成为西方国家的威胁。从表面上看，这些新型国家的兴起得意于全球化，得意于西方经济的佑佐，其实不然。这是一种世界发展的需要和必然，是一种矫正，是对传统的西方资本经济的自我利益中心和少数股东绝对利益至上的公司治理观念的冲击。

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汇率问题只是一个抗争的武器，它是既得利益者和后来利益者之间的较量的手段。因为在过去的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模式中，资本表面上看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体现在现代化的制造业、金融业、信息技术产业，等等。但是不可否认过去资本模式的发展是基于以下几点：

（1）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2）通过经济、政治和其他优势对贫困国家和地区进行不公平的掠夺；

（3）发达国家利用政治、经济和技术优势制定利己的国际游戏规则；

（4）利用政治等优势对资源的廉价获取；

（5）通过对本国弱小群体的侵略和剥削；

（6）通过各种方式对大众利益进行不断地掠夺。

全球化的浪潮使得原来各自为政理所当然的利益重新面临挑战，其利益格局重新评估，既得利益者不再视其利益为理所当然，而那些被客观条件和历史剥夺了权益的群体开始觉醒，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产生了利益冲突，资源不合理分配，从而导致资源冲突，最终使得人们意识到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履行公平、合理、合法的原则，在政治上平等地分享和使用资源，冲突才能从根本上得以化解。

2、美国经济与石油价格

当今世界有两种价格对国际经济秩序有着越来越显著的影响。首先是货币的价格（表现为汇率和利率），其次是石油价格。石油价格一直以美元计算，美元的升贬决定石油出口国的收益。过去四年，美元对主要西方货币（如欧元）一路下滑，同时石油的价格也是一路飙升。在低通胀和低利率时代，石油的价格上升无形中起到抑制投资和过热的经济的作用，使得利率－汇率－石油价格形成有效的“三角稳定结构”。

自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经济经历了四次大的石油危机，每一次危机都伴随着石油价格的剧烈浮动并上升，而石油价格的上升又导致下游石油化工产品的价格上扬，最终使得生产资料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上升（尽管中间有一个滞后期），结果引起通货膨胀。石油作为一个最基本的能源资源对世界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这里作者探讨一下石油价格与美国经济的表现之间的关联。

回首过去35年，石油名义价格从70年代初的3美元一桶到目前的60～70元每桶，这是伴随着经济的巨大起伏和能源消费国的不断自我调整的过程。现简单回顾一下石油价格：

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1974年）：1973年10月爆发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欧佩克国家为制裁西方，联手削减石油出口量，石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上涨到每桶12美元。

第二次石油危机是1979年，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成功，霍梅尼上台为报复美国支持伊朗前国王，宣布石油禁运，油价从每桶15美元上涨至35美元，引起全球经济衰退。

第三次石油危机是1990年海湾战争（美国对伊拉克）爆发，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在3个月时间内从每桶14美元上涨到40美元。由于战争很快结束，这次油价暴涨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要小得多。

第四次石油危机：自从世界进入21世纪后，石油价格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路飙升，从2000～2001年的每桶20美元左右上升到2005年的60～70美元每桶，石油价格翻了三倍。

过去这三次石油危机带来的油价暴涨都和战争有关，主要是供应出现不稳，OPEC国家联手控制产量、限产造成短期石油供应短缺，引起油价暴涨，而实际的石油储量及开采能力都是供大于求的。但是第四次石油危机主要原因是由全球经济增长引起石油需求上升（尤其是中国、印度），加上基金炒作和中东地区的政治前途等问题，使得油价步步攀高，并且在高位振荡，使得世界期望的油价回复到30～40美元每桶的愿望变得遥遥无期，并且下一步的油价走向亦难以预料。

本文花了很多篇幅讨论石油，因为石油是最基本的人类享用资源之一，石油价格的走向与经济学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通货膨胀息息相关。以下是美国能源部的能源信息管理局的过去30年的油价（名义价格）(见图2.1)以及油价和通货膨胀负的关系(见图2.2)。

从以上若干图可以发现以下规律：

•世界油价的上升和通货膨胀具有基本一致的走向和趋势。

•CPI（消费价格指数）与油价的变动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

•图2.3油价系经过通货膨胀调整（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油价-等同于1998年的美元价值（购买力）。

•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油价与CPI几乎呈一致走向。第一次石油危机70年代初期

时候油价从10美元左右上涨到35美元左右，同期CPI从3％上升至12％；第二次石油危机（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CPI从大约6％上升至14％；此后CPI一直在4％左右，直到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使油价从20美元左右上升至35美元左右，同时CPI从4％上升至6％左右。

•名义油价自上世纪90年代到2005年的持续上升伴随着持续走低的通货膨胀率，

一方面名义油价从20美元（1990年）一路超越30、40、50直至60美元（2005年）每桶，但是CPI却从6％（1990年）左右一路下降到2％左右（2000年）。

•通货膨胀率与实际GDP的增长呈反向趋势，即高CPI会伴随着低的经济增长（比

如在1974～75年，CPI高达10～12％，实际经济增长只有0％甚至负增长；1980年，CPI高达14％，经济出现负增长；进入90年代后，CPI从6％左右回落到2％左右，经济恢复增长，升值高达4～5％。

过去3次石油涨价危机都带来了剧烈的通货膨胀并引起经济增长下滑，列举如下：

（1）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74年）：CPI高达12％，实际GDP增长一度达到

－2％。

（2）第二次石油危机（1979～1980）：CPI高达14％，经济增长一路下滑，一

度达到－1％左右。

（3）第三次石油危机（1990～91年）：CPI高达7％左右，经济出现负增长，一

度达到－1％左右。

但是本世纪开始的第四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在过去3年翻了三倍（无论是名义价格还是CPI调整价格），油价于2005年一度突破70美元每桶，并且一直在60美元左右徘徊，在当时美国的经济增长依旧并且CPI水平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列举如下：

（1)经济增长：美国2005年三季度GDP增长为3.6%，预计2005全年为3.5%、2006年为3.2%。(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周刊)

（2）美国2005年9月的CPI为4.7%(2004年9月为2.5%),预计2005年全年为

3.2％、2006年为3.0%。（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周刊）

3、人民币汇率与美国经济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美国经济在前三次石油危机中都伴随着高通胀和下滑的GDP险度难关，而在第四次石油危机中却表现优越、在西方经济中一支独秀呢？作者分析认为主要由如下主要三个原因使得美国经济能够在9.11以后的石油涨价危机中依然表现良好，当然其他原因也会不同程度的影响：

1）人民币的钉住美元汇率政策

众所周知，美元自从2001年以来对西方主要货币（欧元、日元）不断贬值，贬值幅度高达20～30％，由于人民币钉住美元，使得一向价格低廉的中国产品相对于欧洲和日本的产品显得更加低廉，一方面使得美国消费者能够享受大量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同时缓冲了由于石油价格剧烈上升和货币贬值带来的通胀压力。当然其它亚洲国家也在以不同规模不断向美国输出廉价商品，同时亚洲国家大多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复兴”）。根据瑞士联合银行(UBS)的资料，美国2004年的贸易赤字占GDP比率大约为5.5%（其中大约1.4个百分点来自中国，0.9个百分点来自于其它亚洲国家，其余3.2个百分点来自于亚洲以外的地区，见图3.1）。同时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达到过去46年历史上最低点1％（2004年6月以前），在自从2004年6月以后美联储开始缓缓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低利率使得美国消费者能够保持较高的消费能力，同时使得大量的货币涌入美国的房地产业，从而推动美国经济的有力增长。同时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05年上半年，美国货物贸易规模达到12381亿美元，同比增长12.6%。其中，出口4446.7亿美元，进口7934.6亿美元，分别增长10.4%和13.8%。贸易逆差3487.9亿美元，增长18.5%；逆差主要来自中国（占25.8%）、日本（11.9%）、加拿大（9.3%）、墨西哥（7%）和德国（7%）等主要贸易伙伴。尽管2005年上半年中美贸易额只有1283亿美元，但是中国却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可见中国的大量的廉价产品支撑美国的消费价格，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美国在遭遇双重赤字危机的窘况中首先拿中国是问的一个客观理由。

2）美国经济对能源的依赖度不断降低

如下图3.2显示美国名义GDP中的能源消耗的比重：从1970年的8％上升到80年代初的14％左右，然后下降到95年的7％左右。其中石油消耗占名义GDP的比重从1970年的4％上升到80年代初的8％左右，然后逐步下降到1995年的3.2%,这也是最近的石油价格波动为何对经济的冲击较小的原因。显而易见，由于技术的改进和不断革新，工业社会学会了提高了石油的使用效率，使得GDP中石油成分的含量不断降低，尽管石油的价格不断上升。根据图2.3可以发现，通货膨胀调整的有价的历史最高点处于20世纪80年代初，从此以后经济中的能源和石油消耗稳步下降，90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导致的油价上升是的能源消耗略呈抬头之势，但是很快又开始逐步下降。

图3.2:美国经济能源消耗比重（资料来源：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管理局）

3）劳动力成本和生产率

人民币的钉住美元汇率使得廉价的“中国制造”对美国的劳动力形成竞争压力，“迫使”美国的劳动力提高生产率，同时对工资福利的上调也形成了瓶颈，这也遏制了物价的上升。

由于人民币跟着美元贬值（通过钉住），使得中国出口竞争力加强，经常项目盈余不断转化成不断上升的外汇储备，而大量的中国的外汇储备又被投资购买美国债券，为美国的消费和投资提供了融资支持，并帮助填补其巨大的贸易赤字。

4、结论：人民币汇率与美国经济表现

综上所述，石油价格的波动在过去半个世纪是导致美国经济起伏的一个重要的直接的原因，主要体现在通货膨胀的上升和经济增长的下滑和停滞不前。第一次（1973～1974）和第二次（1979～1980）石油危机中，通胀和GDP下滑特别显著，从第三次（1990～1991）开始石油价格的波动对经济的冲击后果相对减弱，最近的（2001～目前）石油价格剧烈上涨对经济的冲击明显减弱。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元一路贬值同时人民币钉住美元而导致更加廉价的中国商品进入美国，遏制了应该到来的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同时由于美元的对内和对外贬值，石油价格实际上升幅度低于名义上升幅度。另外由于人们在过去的石油危机中吸取教训，利用了多能源渠道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从而逐渐减少经济对石油和能源的依赖度。

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未必能够根本改善美国的贸易赤字状况，因为中国的低成本制造（包括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已经进入一个成熟的时期并不断得到改善；中国2005年7月21日之后的出口依然强劲，2005年8、9和10月的出口同比增长分别为33.2%、25.9%和29.7%。即使美国的来自中国的进口减少，来自其它低成本亚洲、南美等国家的商品也会不断填补中国商品减少的空白。

美国经济范文篇8

1、有关汇率的历史事件

20世纪后期和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人民币正成为焦点，不仅在中国本土，而且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人民币也日益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争议焦点，它影响中美的经济、商业及政治关系。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历史上关于汇率的几个“事件”：

1、上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美日贸易摩擦日益加剧，1985年9月，在美国的策划下，美、日、英、法、西德密会于纽约广场饭店(PlazaHotel)，签约降低美元对日元和欧洲货币的比价，史称"广场协议"(PlazaAccord)。之后10年，日元汇价逐渐从250日元兑1美元升值至1996年的87日元兑1美元。此后十年，日本经济停止了增长，美国经济却获得了持续增长。

2、2003年2月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召开之际，当时的日本财务相盐川正十郎向其他六国提交了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提案，以逼迫人民币升值。但最终该提案被否决。

3、2005年早期，一些美国政客认为中国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使得中国的出口存在“不公”的价格优势。2005年初，美国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Schumer)和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Graham)提出一条议案，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27.5%，否则威胁对中国进口货物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原拟于2005年6月23日举行关于人民币问题听证（后来经过格林斯潘及美国财长斯诺出面作证调解，国会听政推迟到2005年底）。但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美国、日本等）所争论不休的“问题”。

4、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7月21日出其不意地(2005〕第16号公告,即“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公告主要内容如下: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2、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背景

其实，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如何判断人民币是否被低估本身是一件莫须有的“事实”，加上如何界定人民币被低估程度（如上的27.5%）更是一个未知数。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对中国的人民币挥起大棒，而且提出27.5%这样一个精确的难以置信的数字,似乎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呢？其实仔细观察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主要的主观和客观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1）金融因素。人们认为人民币被低估是基于三个主要的硬指标：

（1）中国的贸易及经常项目顺差（2004年贸易顺差590亿美元，经常性项目顺差687亿美元）；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近1/4来自中国，预计2005年中美贸易逆差将达到2000亿美元；

（2）随着美元的新一轮自2002年开始的对主要货币的贬值（欧元，日元等），人民币的钉住政策使得人民币的贸易加权汇率也在下跌，使得出口竞争力加强（见下图表欧元兑美元汇率：欧元自2002年初跌入谷底后一路攀升至2004年底的高峰）；同时使得美国的通过美元贬值增加出口竞争力，从而减少贸易赤字的努力大大折扣。根据中国商务部的“国别贸易报告(总第30期)美国（2005年第3期）”（2005年10月21日），2005年上半年，美国货物贸易规模达到12381亿美元，同比增长12.6%。其中，出口4446.7亿美元，进口7934.6亿美元，分别增长10.4%和13.8%。贸易逆差3487.9亿美元，增长18.5%；逆差主要来自中国（占25.8%）、日本（11.9%）、加拿大（9.3%）、墨西哥（7%）和德国（7%）等主要贸易伙伴。

（3）中国的近年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2005年9月份达到7690亿美元）。

关于27.5％的来源。其实这个数字只是一个基于现有各种模式“计算”出的对于所谓人民币低估程度的简单综合平均（既40％和15％）。上述提出议案者只是把所知道的两个数字相加平均，从而得到27.5%。现列举几种模式及其对于人民币“低估”幅度的结果：

（1）购买力平价(PPP)理论：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Economist)最近的“巨无霸汉堡”货币指数（BigMacindex），人民币低估59％。如果根据实际的贸易状况作更深入复杂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发现人民币低估幅度为40％。

（2）基本均衡汇率模式（FEER）：根据法国政府下属的“社会展望和国际信息研究中心”（CEPII）今年早些公布的两位经济学家（VirginieCoudert和CécileCouharde）的研究数字表明：假设中国经常性贸易赤字保持为GDP的1.5%,则人民币对美元低估44％。

（3）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的经济学家高士登（MorrisGoldstein）的研究结果认为人民币低估15％到25％。

（4）行为均衡汇率模式（BEER）：摩根士丹利首席货币经济师任永力（StephenJen）根据此模式得出结论：人民币（对美元）被低估7％；而高盛（GoldmanSachs）公司根据此方法得出人民币(对美元)被低估10％的结论。

其实经济学的诸多模式是一种理想化、简单化的分析工具，它忽略和简化了很多的内生的及外生的变量，甚至有些经济学原理还是基于一些心理假设，所以在人民币问题上要真正的严格界定其“合理”的价值，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2）政治因素。美国、日本的国内问题，使得外汇问题变成与中国进行讨价还价的有力武器。由于国内的经济压力使得美国、欧洲等国内的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上升、政治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使得政客们在无法在本国内寻找良方的情况下开始将中国看作为一个替罪羊，并且其具有蒙蔽性－因为其大部分老百姓看不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只是人云亦云。

3）地缘政治及平衡。前苏联的瓦解以及东欧国家的转型，使得美国一时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同时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快速崛起使得地区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及其利益集团发现尤其在2001年的“9•11”灾难之后，要维持其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垄断地位愈发艰难。美国陷入更加自我保护和自我中心的意识形态，其特点是崇拜武力和强权，奉行我行我素的单边主义。稍有挫折，必是他人之过，在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上，美国也是如此。利用人民币问题强迫中国进行不利于中国的改革和让步从而抑制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从而使得美国及其盟国在亚太维持其独断的地位，这符合美国的利益。而美国利益的根本体现在经济利益上，包括贸易利益、投资利益、对资源（如石油）的垄断等等。

4）全球一体化的必然反应。过去半个实际以来，西方世界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拐点：经济增长减缓甚至停滞不前，产业迁移海外，金融市场开始动荡，失业率上升，政治庸俗化，公司治理短期利益化（甚至不惜欺诈以获得高股价），石油价格动荡，全球资源短缺，等等。同时全球化的浪潮如排山倒海之势。从经济、贸易、投资、文化、金融、交通、语言等各个角落和领域在信息技术的奇迹发展状态下把世界紧紧地捆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在此期间，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逐渐崛起，自我发展，很快成为西方国家的威胁。从表面上看，这些新型国家的兴起得意于全球化，得意于西方经济的佑佐，其实不然。这是一种世界发展的需要和必然，是一种矫正，是对传统的西方资本经济的自我利益中心和少数股东绝对利益至上的公司治理观念的冲击。

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汇率问题只是一个抗争的武器，它是既得利益者和后来利益者之间的较量的手段。因为在过去的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模式中，资本表面上看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体现在现代化的制造业、金融业、信息技术产业，等等。但是不可否认过去资本模式的发展是基于以下几点：

（1）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2）通过经济、政治和其他优势对贫困国家和地区进行不公平的掠夺；

（3）发达国家利用政治、经济和技术优势制定利己的国际游戏规则；

（4）利用政治等优势对资源的廉价获取；

（5）通过对本国弱小群体的侵略和剥削；

（6）通过各种方式对大众利益进行不断地掠夺。

全球化的浪潮使得原来各自为政理所当然的利益重新面临挑战，其利益格局重新评估，既得利益者不再视其利益为理所当然，而那些被客观条件和历史剥夺了权益的群体开始觉醒，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产生了利益冲突，资源不合理分配，从而导致资源冲突，最终使得人们意识到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履行公平、合理、合法的原则，在政治上平等地分享和使用资源，冲突才能从根本上得以化解。

2、美国经济与石油价格

当今世界有两种价格对国际经济秩序有着越来越显著的影响。首先是货币的价格（表现为汇率和利率），其次是石油价格。石油价格一直以美元计算，美元的升贬决定石油出口国的收益。过去四年，美元对主要西方货币（如欧元）一路下滑，同时石油的价格也是一路飙升。在低通胀和低利率时代，石油的价格上升无形中起到抑制投资和过热的经济的作用，使得利率－汇率－石油价格形成有效的“三角稳定结构”。

自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经济经历了四次大的石油危机，每一次危机都伴随着石油价格的剧烈浮动并上升，而石油价格的上升又导致下游石油化工产品的价格上扬，最终使得生产资料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上升（尽管中间有一个滞后期），结果引起通货膨胀。石油作为一个最基本的能源资源对世界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这里作者探讨一下石油价格与美国经济的表现之间的关联。

回首过去35年，石油名义价格从70年代初的3美元一桶到目前的60～70元每桶，这是伴随着经济的巨大起伏和能源消费国的不断自我调整的过程。现简单回顾一下石油价格：

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1974年）：1973年10月爆发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欧佩克国家为制裁西方，联手削减石油出口量，石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上涨到每桶12美元。

第二次石油危机是1979年，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成功，霍梅尼上台为报复美国支持伊朗前国王，宣布石油禁运，油价从每桶15美元上涨至35美元，引起全球经济衰退。

第三次石油危机是1990年海湾战争（美国对伊拉克）爆发，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在3个月时间内从每桶14美元上涨到40美元。由于战争很快结束，这次油价暴涨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要小得多。

第四次石油危机：自从世界进入21世纪后，石油价格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路飙升，从2000～2001年的每桶20美元左右上升到2005年的60～70美元每桶，石油价格翻了三倍。

过去这三次石油危机带来的油价暴涨都和战争有关，主要是供应出现不稳，OPEC国家联手控制产量、限产造成短期石油供应短缺，引起油价暴涨，而实际的石油储量及开采能力都是供大于求的。但是第四次石油危机主要原因是由全球经济增长引起石油需求上升（尤其是中国、印度），加上基金炒作和中东地区的政治前途等问题，使得油价步步攀高，并且在高位振荡，使得世界期望的油价回复到30～40美元每桶的愿望变得遥遥无期，并且下一步的油价走向亦难以预料。

本文花了很多篇幅讨论石油，因为石油是最基本的人类享用资源之一，石油价格的走向与经济学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通货膨胀息息相关。以下是美国能源部的能源信息管理局的过去30年的油价（名义价格）(见图2.1)以及油价和通货膨胀负的关系(见图2.2)。

从以上若干图可以发现以下规律：

•世界油价的上升和通货膨胀具有基本一致的走向和趋势。

•CPI（消费价格指数）与油价的变动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

•图2.3油价系经过通货膨胀调整（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油价-等同于1998年的美元价值（购买力）。

•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油价与CPI几乎呈一致走向。第一次石油危机70年代初期

时候油价从10美元左右上涨到35美元左右，同期CPI从3％上升至12％；第二次石油危机（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CPI从大约6％上升至14％；此后CPI一直在4％左右，直到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使油价从20美元左右上升至35美元左右，同时CPI从4％上升至6％左右。

•名义油价自上世纪90年代到2005年的持续上升伴随着持续走低的通货膨胀率，

一方面名义油价从20美元（1990年）一路超越30、40、50直至60美元（2005年）每桶，但是CPI却从6％（1990年）左右一路下降到2％左右（2000年）。

•通货膨胀率与实际GDP的增长呈反向趋势，即高CPI会伴随着低的经济增长（比

如在1974～75年，CPI高达10～12％，实际经济增长只有0％甚至负增长；1980年，CPI高达14％，经济出现负增长；进入90年代后，CPI从6％左右回落到2％左右，经济恢复增长，升值高达4～5％。

过去3次石油涨价危机都带来了剧烈的通货膨胀并引起经济增长下滑，列举如下：

（1）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74年）：CPI高达12％，实际GDP增长一度达到

－2％。

（2）第二次石油危机（1979～1980）：CPI高达14％，经济增长一路下滑，一

度达到－1％左右。

（3）第三次石油危机（1990～91年）：CPI高达7％左右，经济出现负增长，一

度达到－1％左右。

但是本世纪开始的第四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在过去3年翻了三倍（无论是名义价格还是CPI调整价格），油价于2005年一度突破70美元每桶，并且一直在60美元左右徘徊，在当时美国的经济增长依旧并且CPI水平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列举如下：

（1)经济增长：美国2005年三季度GDP增长为3.6%，预计2005全年为3.5%、2006年为3.2%。(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周刊)

（2）美国2005年9月的CPI为4.7%(2004年9月为2.5%),预计2005年全年为

3.2％、2006年为3.0%。（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周刊）

3、人民币汇率与美国经济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美国经济在前三次石油危机中都伴随着高通胀和下滑的GDP险度难关，而在第四次石油危机中却表现优越、在西方经济中一支独秀呢？作者分析认为主要由如下主要三个原因使得美国经济能够在9.11以后的石油涨价危机中依然表现良好，当然其他原因也会不同程度的影响：

1）人民币的钉住美元汇率政策

众所周知，美元自从2001年以来对西方主要货币（欧元、日元）不断贬值，贬值幅度高达20～30％，由于人民币钉住美元，使得一向价格低廉的中国产品相对于欧洲和日本的产品显得更加低廉，一方面使得美国消费者能够享受大量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同时缓冲了由于石油价格剧烈上升和货币贬值带来的通胀压力。当然其它亚洲国家也在以不同规模不断向美国输出廉价商品，同时亚洲国家大多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复兴”）。根据瑞士联合银行(UBS)的资料，美国2004年的贸易赤字占GDP比率大约为5.5%（其中大约1.4个百分点来自中国，0.9个百分点来自于其它亚洲国家，其余3.2个百分点来自于亚洲以外的地区，见图3.1）。同时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达到[过去46年历史上最低点1％（2004年6月以前），在自从2004年6月以后美联储开始缓缓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低利率使得美国消费者能够保持较高的消费能力，同时使得大量的货币涌入美国的房地产业，从而推动美国经济的有力增长。同时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05年上半年，美国货物贸易规模达到12381亿美元，同比增长12.6%。其中，出口4446.7亿美元，进口7934.6亿美元，分别增长10.4%和13.8%。贸易逆差3487.9亿美元，增长18.5%；逆差主要来自中国（占25.8%）、日本（11.9%）、加拿大（9.3%）、墨西哥（7%）和德国（7%）等主要贸易伙伴。尽管2005年上半年中美贸易额只有1283亿美元，但是中国却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可见中国的大量的廉价产品支撑美国的消费价格，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美国在遭遇双重赤字危机的窘况中首先拿中国是问的一个客观理由。

2）美国经济对能源的依赖度不断降低

如下图3.2显示美国名义GDP中的能源消耗的比重：从1970年的8％上升到80年代初的14％左右，然后下降到95年的7％左右。其中石油消耗占名义GDP的比重从1970年的4％上升到80年代初的8％左右，然后逐步下降到1995年的3.2%,这也是最近的石油价格波动为何对经济的冲击较小的原因。显而易见，由于技术的改进和不断革新，工业社会学会了提高了石油的使用效率，使得GDP中石油成分的含量不断降低，尽管石油的价格不断上升。根据图2.3可以发现，通货膨胀调整的有价的历史最高点处于20世纪80年代初，从此以后经济中的能源和石油消耗稳步下降，90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导致的油价上升是的能源消耗略呈抬头之势，但是很快又开始逐步下降。

图3.2:美国经济能源消耗比重（资料来源：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管理局）

3）劳动力成本和生产率

人民币的钉住美元汇率使得廉价的“中国制造”对美国的劳动力形成竞争压力，“迫使”美国的劳动力提高生产率，同时对工资福利的上调也形成了瓶颈，这也遏制了物价的上升。

由于人民币跟着美元贬值（通过钉住），使得中国出口竞争力加强，经常项目盈余不断转化成不断上升的外汇储备，而大量的中国的外汇储备又被投资购买美国债券，为美国的消费和投资提供了融资支持，并帮助填补其巨大的贸易赤字。

4、结论：人民币汇率与美国经济表现

综上所述，石油价格的波动在过去半个世纪是导致美国经济起伏的一个重要的直接的原因，主要体现在通货膨胀的上升和经济增长的下滑和停滞不前。第一次（1973～1974）和第二次（1979～1980）石油危机中，通胀和GDP下滑特别显著，从第三次（1990～1991）开始石油价格的波动对经济的冲击后果相对减弱，最近的（2001～目前）石油价格剧烈上涨对经济的冲击明显减弱。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元一路贬值同时人民币钉住美元而导致更加廉价的中国商品进入美国，遏制了应该到来的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同时由于美元的对内和对外贬值，石油价格实际上升幅度低于名义上升幅度。另外由于人们在过去的石油危机中吸取教训，利用了多能源渠道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从而逐渐减少经济对石油和能源的依赖度。

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未必能够根本改善美国的贸易赤字状况，因为中国的低成本制造（包括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已经进入一个成熟的时期并不断得到改善；中国2005年7月21日之后的出口依然强劲，2005年8、9和10月的出口同比增长分别为33.2%、25.9%和29.7%。即使美国的来自中国的进口减少，来自其它低成本亚洲、南美等国家的商品也会不断填补中国商品减少的空白。

美国经济范文篇9

USPresident''''sspeechonAmericaneconomicfuture(August6,2005)

Listentothestory:

THEPRESIDENT:Goodmorning.Asfamiliesacrossthecountryenjoythesummer,Americanscanbeoptimisticaboutoureconomicfuture.Inthepastfouryears,oureconomyhasbeenthroughalot:wefacedastockmarketdecline,arecession,corporatescandals,anattackonourhomeland,andthedemandsofanongoingwaronterror.

TogrowtheeconomyandhelpAmericanfamilies,weactedbypassingthelargesttaxreliefinageneration.Andtoday,thankstothetaxreliefandtheeffortsofAmerica''''sworkersandentrepreneurs,oureconomyisstrongandgrowingstronger.

Thispastweek,welearnedthatAmericaaddedover200,000newjobsinJuly.SinceMayof2003,we''''veaddednearly4millionnewjobs.Theunemploymentrateisdownto5percent,belowtheaverageofthe1970s,1980sand1990s.AndmoreAmericansareworkingtodaythaneverbeforeinournation''''shistory.

Recenteconomicreportsshowthatoureconomyisgrowingfasterthananyothermajorindustrializednation.Smallbusinessesareflourishing.Workersaretakinghomemoreofwhattheyearn.Realdisposablepersonalincomehasgrownbyover12percentsincetheendof2000.Inflationislowandmortgageratesarelow.Andoverthepastyear,thehomeownershiprateinAmericahasreachedrecordlevels.

ThetaxreliefstimulatedeconomicvitalityandgrowthandithashelpedincreaserevenuestotheTreasury.T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heincreasedrevenuesandourspendingrestrainthaveledtogoodprogressinreducingthefederaldeficit.Lastmonthwelearnedthatthedeficitisnowprojectedtobe$94billionlessthanpreviouslyexpected.Isetagoalofcuttingthedeficitinhalfby2009,andweareaheadofpacetomeetthatgoal.

TocontinuecreatingjobsandtoensurethatourprosperityreacheseverycornerofAmerica,we''''reopeningmarketsabroadforourgoodsandservices.Thispastweek,IwasproudtosigntheCentralAmerican-DominicanRepublicFreeTradeAgreement.ThishistoricagreementwillleveltheplayingfieldforAmerica''''sworkersandfarmers,andopenupamarketof44millioncustomersforproductsmadeintheUnitedStates.

Tokeepoureconomygrowingwealsoneedaffordable,reliablesuppliesofenergy.NextweekinNewMexico,I''''llsignabipartisanenergybillthatencouragesconservation,expandsdomesticproductioninenvironmentallysensitiveways,diversifiesourenergysupply,modernizesourelectricitygridandmakesAmericalessdependentonforeignsourcesofenergy.AndnextWednesdayinIllinois,I''''llsignahighwaybillthatwillimprovethesafetyofourroads,strengthenourtransportationinfrastructureandcreategoodjobs.

Oureconomyisstrong,yetIwillnotbesatisfieduntileveryAmericanwhowantstoworkcanfindajob.SothiscomingTuesdayIwillmeetwithmyeconomicteaminTexastodiscussouragendatokeeptheeconomymovingforward.AsCongressconsidersappropriationsbillsthisfall,wewillworkwiththeHouseandtheSenatetoensurethattaxpayerdollarsarespentwisely,ornotatall.

Weneedtomakethetaxreliefpermanent,endthedeathtaxforever,andmakeourtaxcodesimpler,fairerandmorepro-growth.We''''llcontinueworkingonSocialSecurityreform.SocialSecurityissoundfortoday''''sseniors,butthere''''saholeinthesafetynetforouryoungerworkers,soI''''llworkwiththeCongresstostrengthenSocialSecurityforourchildrenandgrandchildren.I''''llcontinuetopressforlegalreformtoprotectsmallbusinesses,doctorsandhospitalsfromjunklawsuits.AndwewillworktomakehealthcaremoreaffordableandaccessibleforallAmericans.

美国经济范文篇10

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基于制造业就业和产出比重持续降低、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大量投资转向海外而国内投资相对不足等问题，已经提出过再工业化主张，甚至有人提出改变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的经济格局。2003年美国劳工联合会了《复兴美国制造业》的报告。

报告指出，制造业是美国生产率提高、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者，也是维持国防和国土安全不可缺少的基础。在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再次打出再工业化这张牌。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场演说中指出，美国经济要从过去维系在金融信贷之上的高消费模式，转向出口推动和制造业推动的成长模式。奥巴马还指出，存危机过后要重新平衡制造业和服务业，美国制造业不断会有新的机会。他强调，任何国家未来要在经济上领先世界，必须依赖于数学和科学，特别是能够将最新科学转化为技术生产力的能力。这表明，美国已经把再工业化确定为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虽然面临不少的问题和困难，但美国的制造世毕竟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制造业。美国拥有世界最高技能的劳动力和最先进的装备，是世界上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一百多年来一直是世界制造业的引领者。美国依然把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制造业作为立国强国之本的地位没有改变。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统计，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000年的26.72％降低到2007年的23.85％，但美国仍是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最高的国家。

当前，制造业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战略转变。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从以大批量、少品种的技术向小批量、多品种的制造方式转变，从强调传统产业分工向产业链全球布局转变，从传统、常规技术向广泛使用以数控、低耗和洁净生产为重点的先进制造技术转变，新能源、生物等新兴制造业成长加快。这既对制造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促使工业发达国家将制造业置于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纷纷通过重新布局产业链、控制产业分工高端环节等措施，努力保持市场垄断地位，恢复和保持其制造业的竞争力。美国不少人士认为，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崛起、高油价和发展新能源应该成为美国发挥技术优势、提升高生产率制造业、增强制造业在世界市场竞争力的机遇。可以预见，美国政府和产业界将采取以下行动和措施，加快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第一，把发展制造业、增加制造业产品出口作为减少贸易赤字的重要措施。近年来，世界贸易额中，货物贸易占80％，服务贸易占20％，制造业竞争力对国际收支具有决定性影响。2008年世界货物贸易进口和出口分别为157750亿美元和161200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分别为37300亿美元和34700亿美元，货物贸易约为服务贸易的4倍。2008年美国货物贸易出口13010亿美元，进口21660亿美元，赤字8590亿美元。美国服务业出口5220亿美元，进口3640亿美元，顺差为1580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仅为货物贸易赤字的18.4％。如果丧失了货物出口能力，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拿什么去交换其他国家的货物?美国各方面普遍认为，如果不能提高国内制造业竞争力，只是依靠政府措施限制国外产品进口，必然会导致国内产品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2010年3月，奥巴马总统宣布了一项促进美国出口的新战略，承诺以后5年美国出口翻两番，他领导的政府将努力在全世界创造一个让美国企业和员工得到均等机会的局面。

第二，强化重要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能力。应对低成本的挑战。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09年《工业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美国不少重要制造业产品仍然占较大比重。2006年，美国广播电视和通讯设备(ISIC32)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为69.1％，远高于日本的10.1％，中国的6.8％。电气设备(ISIC31)增加值美国占世界的11.9％，低于中国的28.2％和日本的19.1％，高于德国的4.9％。机械和装备(ISIC29)增加值美国占世界的16.7％，低于日本的21.5％，高于德国的12.2％，中国的11.0％。2010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指出，美国在飞机、谷物、塑料和光学医疗设备等产品贸易上出口大于进口，而在电子设备、服装、家具、玩具等产品贸易上进口大于出口。

对于一些存在贸易逆差的产品而言，重要的关键制造仍然以美国本土为主。例如，美国进口电话机和计算机显示器，却出口集成电路。即使是同一产品，由于工资较高，美国倾向于生产和出口高质量产品，进口低成本和低质量产品。这就好像一个阶梯，各个国家都在攀登这个阶梯，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处于质量阶梯的顶端，制造高质量产品；发展中国家处于质量阶梯的中下端，制造质量较低的产品。

第三，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2000年以来，世界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稳定在18％左右，发达国家接近17％，发展中国家在21％左右。由于服务业占GDP的3／4，一些人一度认为美国现在是服务经济，制造业无关紧要。其实，制造业与服务业是唇齿相依的关系。美国朝野各方人士反复强调，制造业是基础，是带动服务业增长的重要因素，服务业不能替代制造业。有研究认为，美国制造业每1美元的最终需求，用在制造业的仅为0.55元，用在服务业的达0.45元。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除了基本生产要素之外，必须依靠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依靠制造与高端研发设计能力、国际品牌和营销渠道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