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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权利十篇

时间：2023-03-25 09:48:48

环境权利

环境权利篇1

论文关键词环境环境利益环境权

一、人与环境

环境一般是指围绕某一中心事物的外部空间、条件或状况。在生态学中，环境是指以整个生物界（包括人类、其他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为中心、为主体的环境，围绕生物界的并构成生存必要条件的外部空间和无生命物质（如大气、水、土壤、阳光及其他无生命物等）是生物的生存环境，也称为“生境”。在环境科学中，环境是指围绕着人群的空间及其中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生态学中的环境以整个生物界为中心，环境科学中的环境以人类为中心。环境法中的环境应以“人类”为中心还是以“整个生物界”为中心？学术上没有一致的答案。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使用我国环境保护法中关于“环境”的概念，认为环境是以人或人类为中心的自然因素总体，人与环境的关系，实乃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伴随人和人类始终的一种客观存在的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依靠自然界而生活。人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甚至征服自然。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以一定的生产方式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从而获得尽可能丰富的生活资源的历史。在人类早期，人与动物没有根本的区别，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根本的区别。人出于生存的本能和需要，按照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和生态规律生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物与自然物之间的关系全部受自然生态规律的控制或调整。人这种对自然的依赖性及由此形成的原始的和谐的秩序，达尔文概括为“适者生存，物竞天择”。在人类社会进入“人类文明时期”后，特别是经过第一次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后，生产力获得突飞猛进的空前发展，人类树立了对自然界的绝对权威并占据了主宰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人类以“万物之主宰”的绝对优势对自然界无节制的利用、征服、掠夺与破坏，导致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二、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

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经济利益对环境利益的强势挤压产生了环境问题。为洞见环境法与环境权的本质，有必要对自然、环境给人们带来的利益加以辨析。何谓利益？利益就是好处，就是能够满足或实现人们的需要、愿望、要求的东西。自然界对于人类来说太重要了，人类的生存、繁衍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界的“哺育”，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亲”。自然界能够满足人类多种多样的需要，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生产、生活的需要。因此，自然界首先或主要是给人们带来生产、生活利益。生产是人们依靠自然界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和过程，通过生产，自然界给人们带来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同时，自然界提供自然人生活（生命存活）的基本条件、审美满足（如优美的风景）与生态平衡，这就是自然界带给人类的环境利益。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存在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首先，环境利益是经济利益实现的前提条件。自然环境是人类追求经济利益的载体，如果没有自然环境为人类生产活动提供必需的能源和原材料，人类将无法最终实现其经济利益。其次，追求经济利益的生产活动必然导致程度或轻或重的环境污染，损害人们或人类的环境利益。再次，如果由追求经济利益导致的环境污染不能有效解决，会对人体健康、生命安全和人的物质财富造成危害，导致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皆不可得、甚至为负。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环境利益就是环境带来的利益。环境带来的利益应该包括经济利益与纯粹的环境利益（以下称环境利益）。自然界带来的利益是环境利益还是经济利益需要辩证的分析。阳光、空气等环境因素可以为家庭与企业谋取经济利益而无偿利用。阳光、空气等环境因素也可以仅供人们基于生命形式而享受。前者属于环境带来的经济利益，后者属于环境利益。森林、矿藏、水流等可物权化的自然资源可以有偿或无偿地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去，创造物质财富，给人类以直接的经济利益。森林、矿藏、水流等自然资源也有维护生态平衡、审美愉悦等环境利益。自然界容纳着人为造成的环境污染，承载着自然界自身变迁所引致的各种破坏，并且依靠其自身的力量不断重新塑造环境，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等作用过程，把有害于人类的环境逐渐转变为对人类无害的环境。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环境自净能力。环境自净能力是一种重要的环境利益，但环境自净能力也可以用之于生产而带来经济利益。同时，人类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各种污染超越了环境自净能力的承载限度则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环境法所要保护的利益是环境利益，环境法要求经济利益的实现不能损害环境利益。

三、环境利益与环境权

环境法怎样保护环境利益？为了保护环境利益，环境法怎样约束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环境法约束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的正当性何在？这些问题的解答依赖于环境权理论的成熟以及环境权在立法、执法与司法上受到重视。环境利益只有上升为环境权才能够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因此，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

为了更为深刻地洞察环境权的概念与属性，我们需要对权利概念加以必要分析。何谓权利？这是让学者们深感困惑的一个难题。即使在法理学领域，权利也是一个受人尊重而又模糊不清的概念。康德在谈及权利的定义时就感叹说，问一位法学家什么是权利就像问一位逻辑学家什么是真理那样会让他感到为难。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对权利的概念与本质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形成权利本质的诸多理论。张文显在《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一书中介绍了目前国内外最具有代表性和主导性的八种权利概念与本质学说，即资格说、主张说、自由说、利益说、法力说、可能说、规范说、选择说。在中国学界，学者们大多从要素的角度来揭示权利的本质，认为权利由多种要素构成。如夏勇在《人权概念起源》一书中把权利归结为五大要素：利益、主张、资格、权能、自由，认为以这五个要素中任何一种要素为原点，以其它要素为内容，给权利下一个定义，都不为错。程燎原、王人博在《权利及其救济》一书中把权利最重要的要素归纳为自由意志、利益、行为自由，认为权利是由自由意志支配的，以某种利益为目的的一定的行为自由。笔者认为权利的本质在于人们的利益，所谓权利就是某种规范体系所保护或保障的主体的利益，所谓法律权利就是法律所保护或保障的主体的利益。人们的自由、意志、行为、主张、选择等权利要素只有指向利益、以利益为目的才可能纳入权利之中或上升为权利。

环境权利篇2

关键词：公民环境权利；环境保护；法律确认

公民的环境权利(或称为公民环境权)是指公民拥有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通常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它区别于: (1)公民、集体或国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权;(2)国家在环境保护过程中拥有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3)私法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所有权、人身权和相邻权;(4)传统人权理论中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当今国际社会，公民的环境权利作为一项新兴的基本人权而受到广泛关注。本文试图说明，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律体制存在倚重行政环境权力而轻视公民环境权利的弊端;为实现我国环境的有效保护，我国法律应当具体确认公民的环境权利;法律确认进路应两路并行: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结合和与传统私权利融合。

1环境保护中公民环境权利问题的提出

立法出于技术考虑，并不必然在法律规则中既对要素(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做出规定又对所要保护的权利内容进行宣称。如我国《民法通则》(文中涉及的法律法规均为简称)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该规则就并未对国家、集体和公民享有财产权及其内容进行表述。一般地，这样简洁的表述在司法实践中并不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因为这样的表述不言自明或者是在另外的法律条文中对所要保护的权利及其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在这些法律规则的背后，存在着一张清晰的权利谱系。然而在权利规定比较模糊的时候，法律规则实现对权利的保护则无疑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我国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我国从1978年首次在宪法中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以来，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包括宪法、环境保护基本法、环境资源法、环境保护专项法、环境保护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规章、环境标准、国际环境保护公约以及刑法、民法相关规定在内的庞大灼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并从“国家保护环境”出发，衍生出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一系列行政权力和义务。在我国实行的是各级政府对当地环境质量负责，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各有关部门依照法律规定实施监督管理的环境管理体制。环境保护方式呈现出了以政府管制为主的特征。在政府管制的模式下，政府对于环境保护享有广泛的权力，宏观上包括制定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制定环境保护的规划、目标和计划，制定环境保护的标准并监督执行，进行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等。微观领域包括环境行政许可权，环境行政处罚权等等。政府通过行使环境权力，对环境违法主体科以相应义务，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此外，国家公权力还通过刑事手段介人环境保护，我国97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罪”的规定就是重要的体现。

在政府控制的模式下，相对于国家的环境权力而言，我国公民环境权利的规定则显得薄弱并且模糊不清。政府权力介人环保领域，并没有明确以保护环境权利为目的。如《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业化建设的发展”(第1条)。这里的“保护环境”和“保护环境权利”虽然密切相关但是并不相同，前者从实用主义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而后者以价值目标为导向，事实上是环境保护的基础，也是目的和手段。我国从宪法到具体的行政法规，没有专门对环境实体权利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对于公民环境实体权利的规定是“隐形规定”。对于程序性权利，除了受到环境侵害的诉权以外，我国《环境保护法》还规定有检举控告权，《环境影响评价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在一定条件下享有知情权和建议权④，但都并不完善。此外，尽管有一些权利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并在实践中发挥着保护环境的作用，如所有权、人身权及相邻权等的正面规定，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权利，因为其主旨并不是保护环境法益。传统民事权利制度对于环境保护力不从心，尽管现代民法理论中的财产权、人格权及侵权理论都在发展，

但它们离环境保护的要求相去甚远。如北京市某建筑工程公司在施工中因产生大量噪声、震动和粉尘，严重影响了周边四户村民的正常生活，四户村民向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但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以“不属民事审判范围”为由，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

2公民环境权利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

环境权利为人类一直自然地享有，并不随着法律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也可称为一项自然权利或基本人权，其正当性是不证自明的。随着工业革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人类开发利用环境的财产权与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产生冲突，才引起了现代意义上公民环境权利的关注和讨论。即便是在这种冲突中，公民环境权利的正当性也是不容质疑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这种冲突中各种权利的位阶关系和如何协调冲突。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彼得·s}温茨( peters. wenz) 教授在《环境正义论》一书中写到，“倘若发生冲突，财产权至少在某些时候应该做出让步”，“人权如此重要，不能为了更小的目标而妥协。例如，人们不应该为了他能够拥有更廉价的电力而遭受癌症的痛苦”。

就公民环境权利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来说，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保护的基础，同时也是目的和手段。政府权力对环境保护的广泛介人，有着深刻的合理性，环境外部的不经济性⑤和为避免环境的公地悲剧⑥都需要政府权力的介人才能予以克服。在宪政国家，环境保护的行政权力固然来源于宪法的授权，但最终来源于民众的授权。可以说，权力都是直接或间接源于公民权利。英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论及国家的起源时认为，人类是为了避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才“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见转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个个人或集体就是主权者，即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继后的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 (john locke) 同样认为，“开始组织并实际组成政治社会的，不过是一些能够服从大多数而进行结合并组成这种社会的自由人的同意。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会或才能创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这些思想后来为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所采纳，《独立宣言》宣称“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的”。时至今日，各国宪法基本都确立了“主权在民”，这是各国政府及公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上，权利是权力的来源和基础，权力为保护权利而存在。环境保护的行政权力，同样地来源于公民所具有的环境权利，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权力存在的正当性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环境权利为政府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合法性的基础，环境保护应以保护公民环境权利为目的。

公民环境权利不仅为政府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合法性基础。近年来，我国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人民群众改善环境的迫切性与环境治理长期性的矛盾突出，环境问题已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这种非制度化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属于公众参与的非常态，由于非常态的公众参与表现为组织的非程序性，动机的多层次性，性质的复杂性，行为的非理性以及后果的消极性，对国家的稳定和社会发展有诸多的消极影响。公民有了法律上确认的环境权利，就可以依据环境保护的权利实施相关行为，可以要求义务主体为或不为一定的环境行为，在受到侵害时可以获得法律上的救济，同时也明确了公众环境保护行为正当性的边界。因此，公民环境权利的确立对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民环境权利不仅是主体参与环境保护的合法性基础，而且在实际运行中起着对公权力的制约作用。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政府在提供大多数 (包括清洁环境在内的)共用品和服务方面是低效的，表现为浪费、冗员和低生产率，在行政权力介人市场的时候，可能还存在权力寻租的问题。政府低效的原因在于，政府是有自身利益的社会主体。在公共选择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社会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政府所追求的公共利益。从公共选择理论上讲，权力需要制约。从政治文明的发展来看，权力的制约问题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权力制约权利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力阶段和以权利制约权力阶段。以权利制约权力，是指公民用自己的法

律权利制约政府权力，以防止政府权力的变异和滥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环境保护是利益冲突比较集中的领域，政府可能会为了地方经济发展而不顾环境保护，也可能会为利益集团的利益而牺牲环境利益，加上政府行为的低效性，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以权利制约权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3域外公民环境权利考察

公民环境权利主要是由各类国际会议和文献倡导的。1970年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在东京发表的《东京宣言》提出，“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的权利和当代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有富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该宣言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人类有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1973年在维也纳欧洲环境部长会议上制定的《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中，环境权被认为是新的人权并将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1986年作为地区性人权文件的《人类与人民权利非洲宪章》第24条规定，所有人民应该享有能够适合他们发展的一般的令人满意的环境权利。1987年2月国际环境法专家组拟订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原则建议》指出:全人类对能满足其健康和福利的环境拥有基本的权利。1989年《哥斯达黎加促进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责任宣言》在序言中写到:认识到国际社会确认人类有在保障尊严和福利的环境中生活的基本权利。1991年《关于国际环境法的海牙建议》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国家应该承认对于确保健康、安全和可持续生存与精神福利的个体与集体的基本环境人权。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宣称，人类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1995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起草的《环境与发展国际公约草案》第十二条规定:缔约方努力逐渐全部实现任何人对环境的权利以及为了其健康、福利和尊严的足够的发展水平。

在全球化的对环境权的呼吁中，部分国家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公民的环境权利。如1980年《智利共和国宪法》第3章第19条规定:“所有的人都有权生活在一个无污染的环境中”。1980年《秘鲁政治宪法》第2章第123条规定:“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有生活在一个有利于健康、生态平衡、生命繁衍的环境的权利”。1987年《菲律宾宪法》规定:

“国家保障和促进人民根据自然规律及和谐的要求，享有平衡的健康的环境的权利”。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第42条规定:“每个人都有享受良好的环境和获得关于环境状况的信息的权利，都有要求因生态破坏导致其健康或财产受到损失而要求赔偿的权利”。1993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12条规定:“共和国公民有享受有益于生活和健康的环境的权利”。据统计，全球有四十多个国家即全球五分之一的国家通过的宪法或法律中都规定了环境权。其中，20世纪70年代以后通过的宪法和宪法修正案都没有忽视这一权利。

除了宪法的规定外，部分国家还在环境保护的法律或法规中确立了公民环境权。如1979年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有责任参与对环境的改善和保护”。1998年《法国环境法典》规定:“有关的法律和法规明确规定每位公民均有权拥有一个有益于健康的良好环境，并且由他们确保城市和乡村地区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发展”。2002年《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11条第1款规定:“每个公民都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有保护环境免受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自然的和生产性的紧急状态引起的不良影响的权利，有获得可靠的环境状况信息和得到环境损害赔偿的权利”。

综观国外公民环境权利的文献，我们可以发现:(1)非官方领域对于公民权利的呼吁或宣称对于公民环境权利在法律上的确立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既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环境问题的严峻态势，也反映出了公众对于环境保护所蕴含着的巨大热情和力量。(2)公民环境权利是一项基本权利，这一过去自然就获得和享有的利益在受到侵害过后，开始寻求法律的保护，在传统的人权内容不能涵盖环境权利内容的情况下，不少国家直接将公民的环境权利明确写人了宪法当中，丰富了基本权利的内容。公民环境权利也主要是被规范在宪法当中，是作为一项基础性权利而存在的。(3)环境权的表述上各个界定并不相同，反映出了内涵的丰富性，但其权利主体上并不包括国家，权利内容并不包括主体对环境的开发和利用。因为国家对于环境保护具有的是权力和职责，与环境权利相去甚远，而对环境的开发和利用属于传统财产权规定的范围，环境权利是与环境

保护的需要相联系的。

4我国公民环境权利的法律确认进路

环境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一权利在现实地受到威胁和侵害的时候，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护。我国面临的环境保护的形势是严峻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许多城市空气污染严重，酸雨污染加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开始显现，土壤污染面积扩大，近岸海域污染加剧，核与辐射环境安全存在隐患。生态破坏严重，水土流失量大面广，石漠化、草原退化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多年来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环境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制度层面公民环境权利的缺失有关，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保护的基础、目的和手段。在相对单一的环境行政管制方式下，公民的环境权利诉求未能充分实现，环境保护组织不发达，司法权力保护环境的成效不明显 (环境公益诉讼难以得到支持)。因此，我国确立公民环境权利，既是正本清源明确环境保护的真谛，也是环境保护的现实需求。

公民环境权利的确认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达到有效调动社会力量以及司法权力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切实实现公民环境权利的有效保护，我们认为，在宪法确认以公民享有良好环境为内容的公民环境权后，可沿着两条进路对公民环境权利进行细化。一是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相结合，在以权力保护环境的立法中注人公民环境权利的内容。这些权利主要包括:(1)环境知情权。即公民对环境状况、国家的环境管理状况以及自身的环境状况等有关信息获得的权利。(2)环境参与权。即公民拥有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预测和决策过程，组成环保的团体，实施公益性环境保护行为等权利。(3)环境行政请求权。即公民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后可以向环境行政部门请求保护的权利。对公民环境权利进行细化的另一进路是与传统私权相融合，将公民环境权利在私法上进行规定。这一类公民环境权利主要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清洁产品权、环境审美权、环境文化权、户外休闲权、避免噪声污染权等。

法律确认公民环境权利的两条进路并不意味着公民环境权的性质具有公私两重属性。公民的环境权利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相结合，即便是在保护公共环境利益的情况下，也并不意味着公民的环境权利具有公权力的性质。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框架内，公权力不能放弃，也不能通过协议而变更，而私权则可由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自行处分。公民环境权是法律确认并授予公民对自身的环境利益进行判断和做出处分的权利，因此本质上属于私权。同时由于环境具有的公共物品属性，公民的环境权又区别于传统个体意义上的私权，具有公益性，因此公民环境权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私权—公益性的私权。正是公民环境权的这一特有属性，使得传统的私法救济和单纯依赖公权力的介人都不能实现有效的保护。法律既需要承认其公益性，也需要承认其私权性质，这正是我们主张法律通过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相结合和与传统私权利相融合这两条进路来确认公民环境权利的根据所在。

环境权利篇3

关键词：公民环境权利；环境保护；法律确认

1环境保护中公民环境权利问题的提出

环境权利篇4

关键词：公民环境权利；环境保护；法律确认

公民的环境权利(或称为公民环境权)是指公民拥有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通常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它区别于:(1)公民、集体或国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权;(2)国家在环境保护过程中拥有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3)私法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所有权、人身权和相邻权;(4)传统人权理论中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当今国际社会，公民的环境权利作为一项新兴的基本人权而受到广泛关注。本文试图说明，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律体制存在倚重行政环境权力而轻视公民环境权利的弊端;为实现我国环境的有效保护，我国法律应当具体确认公民的环境权利;法律确认进路应两路并行: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结合和与传统私权利融合。

1环境保护中公民环境权利问题的提出

2公民环境权利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

环境权利为人类一直自然地享有，并不随着法律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也可称为一项自然权利或基本人权，其正当性是不证自明的。随着工业革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人类开发利用环境的财产权与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产生冲突，才引起了现代意义上公民环境权利的关注和讨论。即便是在这种冲突中，公民环境权利的正当性也是不容质疑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这种冲突中各种权利的位阶关系和如何协调冲突。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彼得·S}温茨(PeterS.Wenz)教授在《环境正义论》一书中写到，“倘若发生冲突，财产权至少在某些时候应该做出让步”，“人权如此重要，不能为了更小的目标而妥协。例如，人们不应该为了他能够拥有更廉价的电力而遭受癌症的痛苦”。

就公民环境权利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来说，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保护的基础，同时也是目的和手段。政府权力对环境保护的广泛介人，有着深刻的合理性，环境外部的不经济性⑤和为避免环境的公地悲剧⑥都需要政府权力的介人才能予以克服。在国家，环境保护的行政权力固然来源于宪法的授权，但最终来源于民众的授权。可以说，权力都是直接或间接源于公民权利。英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在论及国家的起源时认为，人类是为了避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才“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见转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个个人或集体就是者，即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继后的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Locke)同样认为，“开始组织并实际组成政治社会的，不过是一些能够服从大多数而进行结合并组成这种社会的自由人的同意。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会或才能创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这些思想后来为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所采纳，《独立宣言》宣称“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的”。时至今日，各国宪法基本都确立了“在民”，这是各国政府及公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上，权利是权力的来源和基础，权力为保护权利而存在。环境保护的行政权力，同样地来源于公民所具有的环境权利，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权力存在的正当性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环境权利为政府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合法性的基础，环境保护应以保护公民环境权利为目的。

公民环境权利不仅为政府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合法性基础。近年来，我国因环境问题引发的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人民群众改善环境的迫切性与环境治理长期性的矛盾突出，环境问题已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这种非制度化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属于公众参与的非常态，由于非常态的公众参与表现为组织的非程序性，动机的多层次性，性质的复杂性，行为的非理性以及后果的消极性，对国家的稳定和社会发展有诸多的消极影响。公民有了法律上确认的环境权利，就可以依据环境保护的权利实施相关行为，可以要求义务主体为或不为一定的环境行为，在受到侵害时可以获得法律上的救济，同时也明确了公众环境保护行为正当性的边界。因此，公民环境权利的确立对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民环境权利不仅是主体参与环境保护的合法性基础，而且在实际运行中起着对公权力的制约作用。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政府在提供大多数(包括清洁环境在内的)共用品和服务方面是低效的，表现为浪费、冗员和低生产率，在行政权力介人市场的时候，可能还存在权力寻租的问题。政府低效的原因在于，政府是有自身利益的社会主体。在公共选择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社会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政府所追求的公共利益。从公共选择理论上讲，权力需要制约。从政治文明的发展来看，权力的制约问题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权力制约权利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力阶段和以权利制约权力阶段。以权利制约权力，是指公民用自己的法律权利制约政府权力，以防止政府权力的变异和滥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环境保护是利益冲突比较集中的领域，政府可能会为了地方经济发展而不顾环境保护，也可能会为利益集团的利益而牺牲环境利益，加上政府行为的低效性，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以权利制约权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3域外公民环境权利考察

公民环境权利主要是由各类国际会议和文献倡导的。1970年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在东京发表的《东京宣言》提出，“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的权利和当代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有富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该宣言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人类有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1973年在维也纳欧洲环境部长会议上制定的《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中，环境权被认为是新的人权并将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1986年作为地区性人权文件的《人类与人民权利非洲》第24条规定，所有人民应该享有能够适合他们发展的一般的令人满意的环境权利。1987年2月国际环境法专家组拟订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原则建议》指出:全人类对能满足其健康和福利的环境拥有基本的权利。1989年《哥斯达黎加促进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责任宣言》在序言中写到:认识到国际社会确认人类有在保障尊严和福利的环境中生活的基本权利。1991年《关于国际环境法的海牙建议》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国家应该承认对于确保健康、安全和可持续生存与精神福利的个体与集体的基本环境人权。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宣称，人类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1995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起草的《环境与发展国际公约草案》第十二条规定:缔约方努力逐渐全部实现任何人对环境的权利以及为了其健康、福利和尊严的足够的发展水平。

4我国公民环境权利的法律确认进路

环境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一权利在现实地受到威胁和侵害的时候，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护。我国面临的环境保护的形势是严峻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许多城市空气污染严重，酸雨污染加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开始显现，土壤污染面积扩大，近岸海域污染加剧，核与辐射环境安全存在隐患。生态破坏严重，水土流失量大面广，石漠化、草原退化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多年来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环境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制度层面公民环境权利的缺失有关，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保护的基础、目的和手段。在相对单一的环境行政管制方式下，公民的环境权利诉求未能充分实现，环境保护组织不发达，司法权力保护环境的成效不明显(环境公益诉讼难以得到支持)。因此，我国确立公民环境权利，既是正本清源明确环境保护的真谛，也是环境保护的现实需求。

环境权利篇5

一、环境污染民事诉讼受害人面临的困境

1．、找律师难。一是法官不愿受理这些案件，主要因为环境案件比较复杂，影响工作量；而且法官往往处在两难境地，判企业败诉，当地政府不干，因为大多企业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而判受污染之苦的老百姓败诉，于心不忍。二是污染受害者大都是底层百姓,环境案件多为环境污染而致侵权，标的额较大，由于受害者大都贫穷，高昂的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用使他们难以支付。因此很多律师很难拿到费，另外律师自身的环境法律知识储备不足，也使一些想从事此业务的律师望而却步，即使有的百姓有钱也找不到好的环境案专业律师。

2．举证、质证难。《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一规定确认了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负担的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这在一般情况下，由原告先举证，原告要使自己的诉讼主张成立，就必须提供被告违法，原告受损，被告侵犯自己合法权利的证据。但是将这一原则适用到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诉讼中，就会使受到环境污染损害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就环境污染危害来说，受害人大多数是公众或居民，由于受到文化、科学知识的限制和缺乏对致害物质的监测、化验手段很难取得相关的证据，同时收集污染者排污证据涉及生产工艺、商业或技术秘密等高度专业化的知识，这对一般的公民来说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难以作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的强调“谁主张，谁举证”，无疑是剥夺了受害者的胜诉权。

3．指明“明确的被告”难。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原告提讼，应当明确他和谁发生了争议，谁是他的相对方，他对谁，要求人民法院解决他和谁的民事权益争议。有原告必有被告，被告不明确，没有具体的对象，就不能形成诉讼中的一对矛盾。这不论是在法理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由于环境问题的综合性和广延性特点，确定了环境污染民事诉讼与一般的民事诉讼不完全相同，在实践当中绝大多数的环境污染受害人不能指明是谁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使自己受到损害。[2]因为当代的环境问题已经不是个别地区的问题，污染是没有区域界限的，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会给另一个地区带来危害，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普遍性乃至全球性的问题。如湘江流经多个城市，沿岸有众多企业，一旦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时，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环境污染的受害方指出“明确的被告”实在是难以作到。实质上也无异于剥夺了受害方的权。

4．得到胜诉判决与胜诉后执行难。许多给百姓造成环境侵害的污染企业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由于地方政府的袒护，法院在审理这类环境案件时常常受到干涉，甚至有的法院在判决作出之前，竟然向当地政府请示怎样判决。[3]因此许多在道理和法理上都是应该能胜诉的案子，由于被告多是当地政府的利税大户，都受到了或明或暗的保护。老百姓该胜诉的也往往被判败诉。就算胜诉后执行法院判决也很困难，因为环境污染往往损害巨大，如果完全按照损害程度来赔偿，有的工厂就得倒闭。在这种情况下，法院要强制执行就几乎不可能了。许多环境案律师往往从一开始心就悬着，案子胜诉了还无法放松。谁知后面怎么收场，往往是律师和百姓忙活一场后，眼看着“胜利”只是个画饼，老百姓该怎么苦还怎么苦……

二、环境污染民事诉讼受害人面临困境的原因

1．环境立法不完善。我国在环境立法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公共管理机构权力的赋于，但对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应该如何保护未予充分重视？《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规定如此简单，便没有了。此外，《民法通则》对于环境污染损害的民事责任、《民事诉讼法》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只作出了一般性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但是依然不够，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被告负责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迄今为止，就这么几条原则性的规定，但对于环境民事侵权诉讼到底适用何种归责原则、举证责任如何分配、适用何种证明标准、举证责任倒置的到底是哪一部分、是否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等等均无规定。对于法官而言，法律真实的判断是以存在法律规则为前提的，否则，案件审理将无所依循。另外，环境诉讼和其他的诉讼存在很大的差别。环境管理机关介入民事纠纷的情形非常多，当事人在受到污染的时候往往首先请求环保局对这个情况做一个调查，等环保局作出一个结论后再提讼。[4]而我们国家的诉讼体制是三大诉讼分离，对于既涉及行政行为又涉及民事行为的情形，缺乏进行同时审查的诉讼机制。因此很多案件在审理和判决的过程当中，或者由于行政机关的行为发生变化而使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发生变化，或者由于不同的审判庭遵循不同的理念进行审查，导致对同一事实的认定矛盾，这两种情形在审判中都经常发生。

2．法官素质不适应。首先许多法官不会使用自由裁量权。[5]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官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当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时候，法官可以依照一般的原则来判决。但是现实中很多法官不会用，很少有法官用法理判案，对于法律漏洞的弥补和解释，更加无所适从。因此，对于环境民事案件来说，本来法律就欠缺，加上法官素质不能够弥补漏洞和克服成文法局限性，不能将环境保护的理念与原则运用于个案，审理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其次法官对环境法方面的知识不具备。如我国的环境立法和执法、环境法的新发展、环境法律制度的实施、环境纠纷处理和环境诉讼证据的收集与应用、环境标准在环境诉讼中的应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等问题、法律的思维模式等。我国许多法官未接受过环境法专业训练，而在处理环境案件过程中经常遇到许多专业知识方面的问题，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环境侵权案件的及时、公正处理。再次法官对环境方面的相关知识不具备。如环境污染产生的原因及过程、此种污染将导致何种危害、对受害人有何直接或间接影响等，对于环境侵权案来说，只有了解环境污染的机理，才能更好地在环境污染民事诉讼中公正合理的审判，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最后许多法官不愿受理环境侵权案。由于大部分环境侵权案件比较复杂，诉讼期限因此会拖得很长，很多法官以影响工作进度不愿受理这些案件。以上四个方面许多法官都不能同时具备，因此很多法官在处理环境侵权案中不能得心应手。

3．律师的素质不适应。由于环境污染侵权涉及到许多学科和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技术，因而对参与民事诉讼的律师也相应提出了较高的要求。[6]首先，它要求律师具有扎实深厚的法学功底及一定的从业技能。环境污染民事诉讼客观上必然要求参与诉讼的律师对我国环境法以及民商法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掌握。具体言之，律师不仅要了解我国环境立法发展的大体脉络及其未来走向，洞悉其基本价值取向与立法精神，且尤其要了解我国环境民事责任制度和环境民事诉讼制度的理论与具体内容，以便更清楚、更准确的把握环境民事诉讼的特点和过程，提高自己参与这种诉讼的业务能力和知识水平。其次，它要求律师具有自然科学方面尤其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光学、声学等方面的知识，了解企业生产与经营方面的一些原理，明白环境污染与破坏的机理，掌握与环境侵权有关的其他学科理论，以便在参与环境民事诉讼过程中具有足够的底气。此外，它还要求律师具有一定的哲学功底，能够从法律的角度正确运用某些基本哲学原理来判断和认定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目前，我国的许多律师显然还难以达到上述要求。

4．污染企业、地方政府的干预。在环境污染案件中，污染企业大多数是当地政府的支柱企业。它们不仅给当地政府交的税多，而且与当地政府的许多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老百姓受到这些企业的污染，往往协商、调解不成。在这种情况下，到法院立案，法院有两种表现：一种以原告的证据有问题，如要求原告提供污染损害就是被告直接造成的证据等，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而不受理立案。另一种是以需要研究或请示为理由拖着不立。当实在拖不下去，法院根据污染企业在当地的影响大小，又有两种结果。一是立案。将设置障碍推到审判阶段；二是下裁定驳回，洗清自己的责任。许多受害者就是因为法院立案的门槛太高，而不得不放弃最后一道保护自己合法权利的途径，在默默地背着沉重的包袱，无人去问津，无人去同情。当环境诉讼案件在法院不得不立案后，被告往往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一边通过保护伞给法院压力，个别法院更是心领神会，一边收买或制造假的证据，比如，提供假监测报告，花钱请评价单位或鉴定机构作假报告或鉴定结论等，这些没有证明力或证明力很低的证据恰恰能成为法院判案的依据。不仅如此，有些法院明显偏袒被告，表现在原告合理的申请法院置之不理，比如申请重新鉴定；法院在开庭审判时，公开为被告寻找开脱的理由；更有甚者，在法庭上，对原告的某些证据，法官与原告争辨，完全偏离了诉讼的规则。

三、完善环境污染民事诉讼受害人权利的保护机制的几点设想

1．建立完善的环境公益诉讼机制。所谓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了社会公共利益，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讼。[7]而我国现行的环境诉讼法律规定中，唯有直接受害人才有权提起民事诉讼。由于环境权益不仅仅属于私人权益，更属于社会公益，因此为加大对环境污染的惩治力度，司法机关应当逐步扩大环境诉讼的主体范围，从环境问题的直接受害者扩大到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扩大到具有专业资质的其它环保组织，再扩大到更广阔的公众主体。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了公共利益，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讼，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从而借助诉讼机制来保障每个公民的环境公平权。

2．扩大被诉对象。环境污染是没有区域界限的，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会给另一个地区带来危害。在跨越行政区域的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要求受害人提出明确的被诉对象无疑也是限制了受害人的权利，使其受到环境污染侵害的权利得不到司法的救济。在跨行政区域的环境污染危害案件中，在受害人不知道排污者是谁的情况下，为保护自己合法的环境权益，可以以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机关为被告向人民法院，因为我国法律既然赋予了有关部门相关的职责，这些部门就应当忠实的履行职责，不能自由处置，不能懈怠，当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环境质量发生问题而危及其他地区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时候，首先应当负责的就是上述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机关。因此，我们说受到环境污染损害的单位和个人在不能明确具体的排污者的情况下，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以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机关为被告提讼，是符合我国环境法的立法精神的。[8]这样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能够督促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行使环境监督权利权的部门忠实的履行自己的职责，切实对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起责任来。

3．明确规定环境污染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传统的证据规则要求受害人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和支持自己的主张，否则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显然如果在环境侵害诉讼中也实行这一举证原则，无疑会使受害人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9]因为，受害人常常因其财力不济或学识不足等原因，收集涉及污染者商业秘密或高度专业化技术等方面的证据十分困难，而认定环境污染所须具备的复杂的科学技术知识，更是受害人自身缺乏的。为了保证污染受害者能够通过诉讼途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为了改变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在举证上的不利地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规定对该类案件实行举证责任的转移，即受害人只需提出加害人污染行为已经发生并给受害人造成损失的初步证据，即可以支持其请求，至于污染事实是否确定存在，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具体事实则由被告负责举证。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的转移，反映了该类案件的特点和立法上对受害人权利的保护。

4．发挥环境研究领域专业信息与专业人员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的作用环境问题的科技性、复杂性等特征，造成了环境侵权诉讼的诸多困境，解决这些难题的方法，就是应充分发挥环境科研、管理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充分利用他们所积累的信息资源。环境侵权与其他侵权的不同之处之一就在于，环境诉讼需要专业人员的参与，且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也十分明显。如环境信息的获取、诉讼证据的收集、专家鉴定意见等都离不开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而这些来源于专门技术人员的信息与意见往往左右着法官心证的形成，成为定案的关键。所以，应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环境侵权诉讼中专业人员的参与权。

环境权利篇6

关键词：版权权利用尽网络环境

在我国较早对版权用尽的问题进行研究学者郑成思先生指出:版权用尽是指版权发行权一次用尽，即对于经过版权人许可而投放市场的享有版权的复制品，版权人无权再进一步的控制其复制品的转销、分销。由此可见，版权用尽普遍意义上是指发行权的用尽。又称为“首次销售原则”。

在各国的著作权法中或在司法实践中，首次销售原则都得以体现，在录音制品和录像制品等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中的发行权侵权行为种类多样著名的香港BT案件，各大唱片公司诉百度案件都与此相关，那么这一制度是否能在网络环境下继续适用，本文就此进行探讨。

一、在传统发行下的首次销售制度

首次销售制度是基于发行行为产生的。概括其条件，首先是著作权人对特定作品进行了首次发行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发行行为”不仅仅指我国《著作权法》中的狭义理解，即《著作权法》第10条第6项规定：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复印件的权利，而是理解为“为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一定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即第一次的发行必须是经过著作权人许可或者根据法律规定向公众销售或者赠与以及其他方式使作品得以流通。其次是此作品必须是合法的，即必须经著作权人授权或根据法律规定合法制作，任何盗版产品的流通，无论是买卖还是租借亦或者是赠与，不管相关人是否知，是否支付对价，都是侵犯著作权人的发行权的行为。

首次销售制度对于社会有重大意义。它使得有体物能够自由流通，并且使公众可以有更多接触作品的机会，主要有以下二个方面的好处：首先，这种制度增加了购买授权作品的消费者承担能力，其次，增加了公众对于产品的可获得性。

消费者的承担能力可以从如下方面得到体现：首先首次销售原则使得众多零售商进行价格竞争，一旦著作权人将一定数量的作品以一定价格卖给零售商，零售商可以自由地在再次对公众售出时定价，结果便是著作权人只能对作品的一定复制品定价，但不能阻止其他拥有这个复制品的人对作品的定价。由此，零售商会对同一部作品有不同定价，因而消费者从中获益。其次是首次销售制度使得消费者不仅仅从著作权人和原始零售商那里获得作品，也可以从二手市场获得复制件，而获得更加低廉的价格。类似的，消费者还可以从出租市场和公共出借场所，如图书馆获得作品合法复制件。

可获得性则表现在二个方面，第一是如果著作权人不再允许自己的作品永久性或者临时性的使公众获得时，首次销售原则允许第三方作品拥有者依旧提供作品复制件，以保证作品始终能够被公众获得。第二是确保了作品长久的保存。

二、首次销售制度在网络环境下的变化

（一）发行行为在网络环境下的变化

网络环境下的无形作品的发行与作为商品的作品已有了很大的改变，笔者总结为如下几点：其一，接受作品复制品的人并不需要付出多的劳动和资金，就可以完成作品的下载，并加以传播。即便是需要付费的作品，往往也无法与有体作品价值相提并论，过程也更加便捷。其二，因网络上的传输具有世界性，不能进行与有形作品的复制品相同的地域限制，权利一旦用尽，就是权利的国际用尽，因此如果在网络环境中适用发行权用尽原则，将对版权人的利益造成巨大的损害。

在美国《104报告》中特别针对电子传输是否适用“首次销售制度”进行了几方面的论证，其中谈到，支持电子环境适用首次销售制度的理由一般都源于与物理环境发行的相似性，但是不同点要远远多于相似性。第一，物理作品会随着时间和使用贬值，而电子作品不会。第二，即使是电子作品的“出借”也会代替了大量的购买。因为只要较小数目的电子作品就可以满足大量读者，而物理作品被出借后，在几天或几周内这部作品便不再流通范围了。第三，如果没有技术措施，每次一对于电子产品的传输都需要著作权人的授权。如果适用首次销售原则，那么我们很难去判断授权行为是否进行。

环境权利篇7

[关键词] 网络环境商标权利冲突协调机制

一、网络环境下的商标权利冲突表现

虚拟的网络世界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商标权利地域范围的限制，而且拓宽了传统的包括商号权、姓名权或名称权等在内的权利效力空间。网络世界里的商标权利冲突将会会更加激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商标和域名的冲突为代表，商标权利冲突的类型进一步扩张。域名是指代表互联网地址的字符串，其主要功能是便于人们快速浏览网站。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域名更多地扮演着技术角色，但随着网络的发展，域名的经济价值也日益彰显。一个完整的域名通常由顶级域名、次级域名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符组成，网络地址的单一性特点决定了不可能存在着完全一样的域名，换句化说，完整的域名相互间以及与其他标识之间是不可能发生冲突的。由于顶级域名下的次级域名部分最能彰显网站或网页所有人的个性，从而更具有价值，因而实践中围绕着域名的冲突主要与这部分域名相关联。域名与商标的冲突包括两大类，即将商标作域名注册和使用及将域名作商标注册和使用。这些都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的冲突类型。二是冲突的范围的进一步拓展。以网络技术影响下的商标之间的相互冲突为例。现实世界中，在不同国家注册或使用的商标互不抵牾，和平共存，这样的和谐状态曾经保持了几百年的时间，然而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这种和谐的状态已不复存在。网络上的商标使用所产生的影响已突破地域限制的枷锁，商标的功能在整个网络世界里正在发挥到极致。商标效力的扩张带来的是“双刃剑”般的双向效应。一方面商标使用人可以借助互联网络最大程度地发挥商标的识别、宣传和信誉彰显功能，从而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另一方面，当人们都纷纷借助于互联网而使用已有的相同商标时，原来和谐共存的商标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由网络技术而催生的不同国家商标使用人间的权利冲突正在激烈地冲击着各个国家原有的商标法律体系，传统的应对措施面对着新的冲突内容已显得力不从心。法律适用问题、司法管辖权问题、侵权行为认定和处理问题正在成为国内外知识产权理论界和实务界要面对的一道难题。商标权利冲突的大量存在不仅影响着网络运行的效率，而且成为经济交流的一道壁垒。网络技术对现实世界的商标权利冲突理论已经提出了严峻挑战，及时、合理、有效的回应已是迫不及待的一项任务。

二、网络环境下的商标权利冲突协调机制

由于网络环境下的商标权利冲突问题的复杂性，传统意义上的解决模式已很难发挥应有的功效，因为传统的冲突协调机制都是置于现实世界的背景之中，并没有考虑到网络技术对权利冲突的深远影响。笔者认为，由于网络技术正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加上人们对现有网络世界认识上的局限性等因素的存在，我们不能将全部希望寄托给一个全新的协调机制。基于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之间的联系，针对现实世界的传统意义上的冲突协调方式和针对网络特点的权利共存协调模式相结合的冲突解决机制应当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传统协调方式和权利共存模式相结合的冲突协调机制的具体内容及应用前提

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密切联系。现实世界的与商标有关的权利冲突主要遵循正当程序下的保护在先权利和利益衡平这样的协调原则，这些原则对于解决网络技术影响下的某些商标权利冲突问题仍然适用。面对着虚拟网络世界中的形形的权利冲突，我们应优先考虑在先产生的权利，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所有的这些活动必须置于正当的程序之中进行，这是公平、正义价值理念的基本要求。相同的商标、商号等标识在现实的世界中可以共存，前提是这些商标权分别依据不同国家的商标法取得，并且只能在各自的国家范围内行使。网络技术已将这种和谐的共存状态打破了。但是，依照不同国家法律产生的商标、商号等识别性标记权利是否必然要发展到你死我活的结局？一种全新的权利共存理论有无可行性?对此问题，国外理论界和实践界已经对之进行了有益尝试。例如保护工业产权巴黎联盟大会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会在2001年9月24日至10月3日召开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大会第三十六届系列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因特网上保护商标权以及各种标志的其他工业产权的规定的联合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该《建议》在前言部分将“让那些对相同或相似标志享有发生冲突的权利的权利人能在因特网上共同使用这些标志” 作为《建议》的三个主要宗旨之一。尽管《建议》对各个成员国家并没有拘束力，最终效力取决于各个成员国自身的立法，但它毕竟在这个问题上为成员国指明了方向。当然，这里使用的是全新的权利共存概念，因为它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中基于国家原则而形成的权利共存概念。后者的适用一般是无条件的（驰名商标情况下例外），网络环境中的传统协调方式与权利共存相结合的冲突协调机制须置于一定的理论前提之下，这便是商业效应理论。商业效应理论是为了解决网络世界中包括商标在内的标志的“使用”界定问题而提出的一种理论方案，它是指只有标志在成员国产生商业效应的情况下才被视为标志在成员国的使用，而商业意义上的使用往往与标志权利的取得、维持、不正当竞争以及侵权诉讼相关。上述《建议》列出了确定标志在成员国中产生商业影响的四个因素，包括标志使用者在成员国的经营情况、使用者从事商业活动的程度和性质、在因特网上提供商品或服务与该成员国的关系以及标志在因特网上的使用方式与该成员国的关系等，同时指出这些因素是非穷尽的，只是起到参考的作用。建立在商业效应理论基础上的权利共存协调机制适用的前提是在后权利人不存在主观的恶意情形，当在后权利人存在着主观恶意的情形下，只能适用传统的协调机制。在非恶意前提下，标志的非同时商业使用，以及采取措施避免混淆同时商业适用的情形下，相同或近似的标志是可以共存的。

2.传统方式和权利共存模式相结合的协调机制的具体应用：以商标和域名的冲突为例

现有的域名注册实行的是先申请原则。为了避免不合理地增加注册机构的负担，提高域名注册的效率，域名注册机构不应该基于通用标志或在先商标权及地理标志权利的理由审查域名的注册申请。这种原则尽管可以提高域名注册的效率，但在一定情况下却是以牺牲公平的价值理念为代价的，因为它将导致大量的域名抢注行为的发生，即为了盈利的目的将与他人享有在先权利的商标、商号等相同的或近似的标记注册为域名，以造成混淆。在互联网中发生的大量的商标和域名冲突案件都属于这种类型。由于域名抢注与传统的侵权行为之间的相识性，处理传统权利冲突的协调原则，如保护在先权利原则仍有较大的适用空间，保护在先权利协调原则中具体适用的侵权行为及正当程序原理同样可以参照适用。这样的做法已在相关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得到体现。例如在ICANN制定的《统一域名争端解决政策》（UDRP），美国政府通过的《制止网上占地消费者保护法》（ACPA）以及CNNIC制定的《域名争端解决办法》都对域名抢注的认定及处理办法做出了详细规定，而认定域名抢注成立的三个判断标准，包括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权利的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相同或相近足以引起混淆、被投诉人对争议的域名不享有任何在先权利以及被投诉人出于恶意注册域名或使用等分别参照适用了侵权法中的危害行为、因果关系和归责原则等。同时为了保证域名和商标冲突争端解决过程和结果的公平、公正，相关的政策和办法分别规定了强制性行政程序，并且为冲突各方保留了寻求司法救济的机会。实践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以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域名争端解决中心已分别根据相关政策和办法认定了大量的域名抢注行为，相应的司法机构也审理了不少域名抢注案件。

环境权利篇8

公众的环境权益被侵害,往往是环境违法者造成了水、大气或噪声等污染,如果能及时制止这些污染行为,排除妨碍、消除影响,就能切实有效地减少污染危害,降低并消除因污染带来的损失。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人民法院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可以裁定先予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中的“紧急情况”,包括:(1)需要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2)需要立即制止某项行为的。由于环境侵权的持续性和紧迫性,应属于需要立即制止的紧急情况。

因此,在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中,受害者完全可以运用先予执行的权利,申请法院先予执行来制止环境侵权行为。由于通过环保部门查处环境违法案件属于环境执法监督,环境民事诉讼属于司法救济。因此,可以探索环境执法监督和环境民事诉讼的有效结合和衔接,发挥环境执法监督对违法事实确认的优势,运用环境民事诉讼原告可以申请先予执行的权利,在最短的时间内锁定环境侵权行为,及时制止环境侵权,使公众环境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维护。

环境权利篇9

（广东省工商高级技工学校，广东韶关，512200）

摘要：近年来，我国环境不断恶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业企业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而企业之所以会对环境进行破坏的原因是企业对财务生存权与基本生存权的偏好与选择。本文通过生存权理论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企业的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发现两者并不存在相关转化的现象。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企业对环境成本承担的不足，是造成企业偏好财务生存权的主要原因，因此，政府建立起完善的日常环境考核机制和企业建立完善的环境控制体系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环境业绩；财务业绩；财务生存权；基本生存权；现代利益相关者

对工业企业造成的环境破坏行为进行规制逐渐成为理论界研究热点，多数的研究都是基于宏观层面进行展开的，但很少从企业的微观层面来进行考虑。针对企业而言，导致环境污染行为的表面原因是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之间的取舍，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企业利益相关者在生存权上的偏好与选择。

1文献回顾

对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之间的研究主要两方面的研究，一是认为良好的财务业绩与环境业绩能够同时得到，即“双赢”；二是认为财务业绩与环境业绩不可兼得，偏好其中一个必然要放弃一个。

“双赢”研究以“波特假说”为代表。波特认为：适当的环境保护可以让企业在创新活动中激发潜能，而这些创新将提高企业的生产力，从而抵消由环境保护带来的成本并且给企业产生净收益，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增加成本，但在长期内可以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增加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让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该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可以使政府和受规制的企业受益，即可达到“双赢”效果。Porter和 Vander Linde的研究认为合理的具有推动性的环境标准能够激发产品和过程设计的创新，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也进一步改善企业的成本和效益。Dietrich Earnhart ，Lubomir Liza针对捷克1993-1998年的企业做了一个分析，资料表明，企业的资金上的流动性限制了企业在环境上的投资，而良好的财务业绩可以有效地突破这种资金的流动性的约束，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良好的环境业绩同时也能够促进企业的财务业绩。同时另外一名学者Nadja Guenster， et al采用生态效率数据库分析了1997年至2004年生态效率与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数据库最终表明：生态效率与经营业绩之间存在正的、轻微非对称的相关关系，并认为最没有生态效率的企业表现出很突出的业绩低下，而生态效率较高的企业具有轻微较高的资产回报率。

而传统观点认为对于企业而言，降低污染以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这个成本是生产以外的成本，随着环保成本的提高，企业的总体利润不变得情况下，利润也就自然会下降。1995年 Palmer et al.认为环境约束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是额外的负担，不能期望使利润提高，而且在此期间企业要采纳一些新的和更为有效的降污技术，它们带来的利益不能够抵消环境标准提高后带来的成本。同年Cohen对标准普尔500强企业通过构建企业低污染和高污染组合及基于五个不同的财务健康指标之间的联系，发现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存在着消极关系。2000年以Wagner为代表“传统学派”，驳斥了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有积极相关性的观点，认为二者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其理论依据是污染治理措施将提高生产成本和边际成本。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国外并没有哪种观点明显占据上风，也就是说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国内直接对二者关系进行直接研究的文献不多，2004年王立彦、林小池选取148家在2003年12月31日之前通过ISO14000系列认证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表明认证对股东权益的增长具有正向影响；2006年秦颖选择SO2排放量、NOX排放量和COD排放量三个污染因子通过联立方程模型把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结合在一起进行评估环境绩效，结果显示经济绩效先随着环境绩效提高而下降，随着环境绩效的继续提高，经济绩效也有逐渐提高的趋势，这个是就所谓的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表现为“U型”；2006年耿建新、肖振东对深沪两市1997年-2003年取得ISO14000认证的123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通ISO14000认证的企业，相对于同行业及未通过认证公司在出口收入可以取得的超常增长率[4]。

2理论分析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导致企业环境破坏行为的本质原因在于对利益相关者的生存权的无视，而利益相关者也难以建立起有效地制衡措施，这样，企业往往倾向于选择放弃利益相关者的生存权而进行污染行为。生存权指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和历史条件下，人们应当享有的维持正常生活所必须的基本条件的权利。本质上是在一个社会和国家中人的生命不受非法损害和剥夺以及维持人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条件不受任意侵害的权利[1]。

而从生存权划分的角度，本文将以上两种定义分别用来界定传统利益相关者与现代利益相关者。传统利益相关者是早期学者对利益相关者的一种定义，对企业来说存在这样一些利益群体，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企业就无法生存，这些利益群体一般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分销商与职工等，利益相关者的注重企业的财务状况，较为关心企业的财务生存权。企业效益好，利润高才能够保障他们的财务生存权。一旦企业发生亏损或者亏损持续到一定长的时间，债权人难以收回债务本息，股东无法保证投入资金的保值增值，供应商与分销商无法保证债权债务承诺，而职工无法得到工资及相关薪酬。但传统利益相关者除了较为关心财务生存权，他们也会关注其基本生存权，毕竟当基本生存权难以满足的情况下，财务生存权对他们而言也没有意义。现代利益相关者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给出一个广义，不仅将影响企业目标的个人和群体视为利益相关者，同时还将受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影响的个人和群体看作利益相关者，正式将当地社区、政府部门、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实体纳入利益相关者的管理范畴。对于现代利益相关者而言，他们和企业没有直接的财务关系，但却有与环境共生性关系。一般说来，现代利益相关者无法直接得到企业经营成果，但可能受到企业的损害，这种损害主要来自于企业将现代利益相关者赖以生存的环境破坏，危及其生存权利。因此，现代利益相关者对财务生存权并不直接关心，更多地关注其基本生存权。

对于企业来说，其经营决策总是在财务业绩与环境业绩之间进行权衡，实质上是在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生存权（在企业中形成所有者权益）与基本生态权（在企业中形成生态权益）之间的取舍。从理论上看，基本生存权是基础性的生存权，没有基本生存权的保证，财务生存权就变成了“无本之木”。但就我国具体国情而言，现代的会计体系上没有实质性将环境业务完全反应在企业的财务业绩上，特别是环境成本的反应不足，导致企业财务业绩虚高，企业经营者不会在环境质量上做出决策。再加上提高企业环境业绩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势必要减少企业的财务业绩，因此，目前企业往往倾向于选择财务业绩而放弃环境业绩。

3政策建议

通过理论分析，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企业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在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之间并不存在相互转化的现象。对于企业来说，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财务生存权与基本生存权的偏重失衡，具体为：

3.1现代利益相关者在企业中的力量偏小

由于现代利益相关者无法直接参与企业经营，也缺乏影响企业决策者的相关传导机制，因此，利益相关者的基本生存权往往被忽视，特别是在未出现大量环境事件的情况下。

3.2政府缺乏对企业环境业绩进行考核的机制

政府对企业环境行为的控制主要依靠法律和例外性的环境控制行为，但对企业日常控制方面则缺乏相应的机制，企业只承担了其中的很少一部分，而大部分则是由社会来共同承担了。这也是导致企业偏好财务生存权的主要原因。另外，政府对企业环境行为的日常控制手段较为匮乏，一般例行性的控制行为难以起到作用。

3.3企业环境控制意识不强

企业财务目标还停留在股东财富最大化的阶段，管理层的目标也服务于股东利益，而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考虑目前还只停留在口头阶段，基本没有实施的意识。

但在社会环境保护的大环境下，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是大势所趋，特别是企业日常性环境控制行为是决定于宏观环境控制成败的关键，因此，为了对企业进行环境控制，并兼顾财务业绩与环境业绩，本文作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政府应建立起以环境业绩为核心的评价机制。单纯依靠企业的自觉是难以达到环境控制的目的，需要企业外部力量的推动，因此，政府在这个方面需要起到主导作用。政府需要出台环境成本的相关准则，使企业承担应该承担的环境成本。另外，要强化现代利益相关者和传统利益相关者的基本生存权保障，将生态权益作为政府对企业考核的日常指标，切实使企业重视环境保护行为，使之与财务生存权同样重要。

其次，辅助企业建立起以“生态权益”为核心的环境控制体系。在加强企业环境控制，政府应督促企业建立起以“生态权益”为核心的环境控制体系，主要目标是保证生态权益的保值与增值。

最后，应加强企业环境控制教育。政府应定期对企业管理层进行教育，并对环境控制较好的企业给予奖励或政策优惠，树立环境保护的政策导向。

参考文献：

[1] 矫波.可持续发展与生存权[J].政法论丛，2002（6）：59.

[2] 秦颖.企业环境管理的驱动力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6.

环境权利篇10

【关键词】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利息;所有权

【正文】

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现状

近几年来,我国逐步推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备用金)制度。[1]根据国土资源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第18、19条,保证金遵循企业所有、政府监管、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原则,按照采矿权人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义务情况,返还相应额度的保证金及利息。一些省、市、县也对此做出基本相同规定。据初步调查,在保证金存款利息上存在两类模式。一是湖南模式,备用金存放银行以活期计利息,2009年利率在0.5%左右浮动;二是安徽模式,保证金利息按国土资源部门与银行签订的保证金缴存管理协议确定。2008年3月,安徽省采用招标形式确定保证金缴存银行为省工商银行,年利率5.41%,高于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在保证金及其利息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关于保证金所有权问题:各级规定都明确保证金归采矿权人所有,但其法理基础尚待进一步商榷。保证金交付国土资源部门后到底归谁所有?

(二)关于保证金利息所有权问题:各级规定都明确利息归缴存的采矿权人,但与有关保证金所有权规定一样,其理由并不充分。

(三)关于保证金存款利率问题:国土资源部规定对此没有涉及。湖南的规定是银行计付活期利息,安徽是采用招标形式确定,高于活期。保证金存款利率如何计为宜?

(四)关于保证金利息的去向问题:各级规定都是在矿权人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责任后,利息连同保证金给付采矿权人。问题一是利息该否给付采矿权人,给多少为宜?二是国土资源部门是否存在合理使用此利息的空间?

二、保证金及其利息归有关国土资源部门所有[2]

(一)矿权人交付保证金的对象是国土资源部门

1、保证金是对采矿权人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义务的担保。这种担保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是采矿权人,另一方是国土资源部门。保证金只能认为是采矿权人交到国土资源部门。

①以招标拍卖挂牌形式出让采矿权时,保证金是对成交确定书的担保。《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第20条第2款第6项规定,成交确认书应当包括矿山环境保护要求。该条第3款明确,成交确认书具有合同效力。保证金是对这种行政合同的担保,具体而言,是对此合同中地质环境保护条款的担保。对于协议出让采矿权的,保证金是对该协议的担保。

②有些地方还采取国土资源部门与采矿权人签订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承诺书(湖南)、责任状(云南)等方式,进一步细化了采矿权出让合同中地质环境保护条款。这些书、状是更加具体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行政合同。保证金是对此合同担保。

安徽省在办理采矿权登记前,制作《签订通知书》,采矿权申请人签订《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保证金缴存承诺书》。这种通知书和承诺书是一种更为标准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行政合同和担保合同。保证金即是依此两个合同给付到国土资源部门。

(二)保证金自矿权人交付国土资源部门之日起所有权属于国土资源部门

1、这是《物权法》的规定。该法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保证金作为一种货币动产,自矿权人交付国土资源部门之时起,其所有权属于国土资源部门。国土资源部门与采矿权人就这笔保证金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矿权人对这笔资金的所有权转化为债权,在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义务后,对这笔保证金享有返还请求权。

2、这是我国法学界的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研究员认为,占有货币者取得货币所有权。[3]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教授认为,货币因占有的移转而发生所有权转移。[4]我国台湾郑玉波先生对此进行了精当阐释。他认为,“于交易上,如货币之占有与所有可以分离,则于接受货币之际,势必逐一调查交付货币之人(占有人)是否具有所有权,否则即难免遭受不测之损害。如此则人人惮于接受货币,货币的流通机能势将丧失殆尽,有碍交易甚巨。为交易上之需要计,货币之所有权必须与其占有相融合、相一致。”[5]

(三)利息归国土资源部门所有。国土资源部门以保证金所有人的身份与银行之间发生存款债权债务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当事人是国土资源部门与银行,前者系债权人,双方约定保证金存款利率。矿权人不是当事人,没有参与此法律关系。依《物权法》第116条第2款,对于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保证金存款利息自当按照存款协议的约定计算,并归属于作为债权人的国土资源部门。

三、保证金存款应取高于活期存款的合理利率

(一)国土资源部门依法可以争取一个比较合理的存款利率。如上所述,国土资源部门与银行之间基于存款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这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双方法律地位平等,国土资源部门完全可以根据备用金存款期限等基本情况与银行就存款利率展开协商,也可以采用招标等形式,确定一个合理利率。

(二)国土资源部门应该争取一个比较合理的存款利率

1、银行完全可以把这笔资金作为长期贷款贷出去,牟取巨大利益。一个地方的保证金数额一般比较大,特别是一省的保证金常常是一笔巨额资金,且较长时间内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对于延续登记的矿山,已缴保证金一般用于抵缴,不会退付矿权人。对于部分关闭矿山,在矿权人完成治理责任后国土资源部门要退付保证金;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新设矿山要缴保证金。二者相抵,保证金总额一般不会变化太大。

2、如果国土资源部门不要求较高利息,以活期计得利息,那么,这笔巨额资金的放贷利润由作为市场经济一般主体的银行(绝不是国家)赚取了,这既是不必要的,更是不合理的。

四、利息去向

国土资源部门可以依法把保证金利息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具体而言:

(一)这笔较高利息原则上应用于矿权人总体。国土资源部门是保证金及其利息的所有权人。按照专款专用原则,应把保证金利息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同时,国土资源部门之所以可以从存款银行要求高于活期的利息,是因为对各个矿权人交付的备用金加以集中管理,这些分散的资金经集合后才具有一定时期的稳定性,银行才得以把这笔资金作为长期贷款。也就是,只有矿权人所交保证金的总体才能获得高于活期的存款利息。这笔较高利息原则上应用于矿权人。

(二)国土资源部门可以利用这笔钱建立一种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基金,用于组织开展不特定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地质环境问题具有隐蔽性、长期性。已经治理并验收通过且保证金已退付甚至矿权人已消失后仍然可能出现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这时可以用这笔资金组织进行治理。对于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造成巨大灾难,矿权人破产都难以治理和赔偿的,可从这笔资金中组织赔付和治理。对由于采矿等多因素引起的地质环境问题一时难以分清治理责任的,也可用这笔资金予以先行治理。

(三)国土资源部门可以依约定把部分利息给付矿权人,但以活期利率计付为宜。国土资源部门与矿权人之间就保证金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可以约定采矿权人所能分享的利息。给付矿权人的利息以活期计为宜。除上所述理由,某一个具体的采矿权人随时可以申请分期验收,申请退保证金。单一笔资金与活期存款没有实质区别。

【注释】

[1]在本文中,保证金和备用金都是指同一概念,为行文方便,下文仅使用保证金一词。

[2]保证金及其利息归有关国土资源部门所有这种表述方法,仅是为了行文方便,实际应是归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所有。

[3]梁慧星等:《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