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监管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16 07:41:13

资产监管论文

资产监管论文篇1

在传统的观念中,高校资产仅仅限定在有形资产的范围内,对无形资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不少高校的名称、声誉、著作权等无形资产被外界无偿地使用甚至滥用。资产管理理念的落后使得高校对无形资产缺少必要的保护,不能有效地对无形资产进行价值评估,进而导致高校无形资产的大量流失。高等院校扩招的直接后果就是教学成本急剧上升,在这种情况下,高校仅靠自有的资金和财政拨款是很难满足基本的教学和科研开支。为了能够更多地聚拢资金,很多高校开始与银行和企业合作,通过贷款等形式进行融资,每年都会形成数额巨大的利息支出。然而,高校自有的大部门资金却因周转不善而处于闲置状态,这样就造成了高校利息差额的流失。另外,由于管理方式和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漏洞,没有真正贯彻落实节能的相关措施,水管漏水、不关灯现象普遍存在,必然也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导致高校资产管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会计核算制度存在漏洞。会计核算制度是防止高校资产流失的重要保障,在现有的管理模式下,会计核算制度存在很多漏洞,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监督检查作用,直接或间接导致了高校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和贬值。现阶段,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尝试与社会合作办学,以解决融资难、资金不足等问题,但是高校对自身购买和社会捐赠的资产无法及时纳入学校资产管理体系,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管理。特别是会计核算时一般不考虑固定资产的折旧等问题,只有在设备仪器等报废时才进行会计核算,因而很多资产在账面上没有得到及时的反映,进而导致了大量的高校资产流失、闲置等问题的出现。

(二)高校资产管理权力分散。我国的高等院校绝大部分属于国有性质,这就决定了高校资产的公有性,高校仅拥有资产的管理权和使用权,而不具有对资产的所有权,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国有资产考核机制,严重影响了高校资产利用效率的提升。在高校内部的资产管理权运行方面也存在着诸多问题,高校资产长期以来实行多头管理,管理队伍庞大,不同的职能部门之间存在权力冲突或者利益冲突。例如,高校的一台仪器设备可能同时属于物资处、设备管理处、财务处、产业处等多个部门管理,在资产的一些关键性处置方案上,不同的部门具有不同的处理意见,造成办事效率低下,管理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三)监督机制不健全。权力的运行需要一定的机制进行监督,否则可能会导致权力滥用、公权力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问题的出现。在高校资产管理方面,之所以会出现很多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督机制不健全,对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同时,由于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使得资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强、工作热情不高、没有工作责任感。因此,不健全的监督机制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是多方面的,是造成当前高校资产管理方面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解决高校资产管理问题的若干对策

(一)建立资产管理监督机制。高校资产的管理具有系统性、复杂性、全局性,不论是资产的论证、预算、验收、使用,还是资产的维修、保管、报废等工作,都会牵涉到多个部门的利益,因此,高校资产管理成为了以公谋私、的多发地,必须建立全面的资产管理监督机制,以保障资产管理行为的高效性和廉洁性。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应当是全方位的,其中既包括高校内部的监管机构的监督,又包括社会的广泛监督和政府监管部门的行政监督。监督的内容也必须是全方位的,例如高校资产管理和使用行为是否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是否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现象。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通过制度的形式加强资产管理人员的自我约束能力,增强其工作热情和工作责任感。定期开展资产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活动,提高工作人员在资产管理方面的综合素质,为高校资产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资产监管论文篇2

针对东莞市的这种财政状况,广东省采取的措施是,从9月中旬起,东莞市由纪委牵头,联合财政局、审计局等,对其下辖的32个镇财政资金进行了内部审计检查。据透露,东莞市到目前为止,已经彻查32镇的财政资金达上千亿元之巨。内部审计工作固然重要,但是内部审计并非解决问题的根本,内部审计和内部监管都会出现漏洞。财政资产光靠内部监管或行政监管恐怕是不行的,一定要跳出内部监管的制度陷阱。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在中西部地区部分贫困乡镇都出现大量财政赤字的同时,东莞却出现了大量财政结余而且财政资金被大量挪用的现象。其实,无论是中西部地区乡镇的财政赤字,还是东莞地区的镇级资产黑洞,本质上都反映了一个问题:即现行财政权与行政权合一条件下的财政监管体制弊端。我相信,如果中国的财政监管体制不实现真正的财政权与行政权分离,那么,中国其它乡镇将出现更多的李为民,即使是乡镇财政资金再充裕,也不够填补这些行政兼财政一把手的欲壑。

据透露,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称,广东将鼓励部分地区实行“镇财县管镇用”的措施。实际上,这一措施仍然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和不可行性。镇财当然是不能镇管的,而必须由上一级监督管理。也就是说,本级财政资金只能由上级管理。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最根本的问题,一是本级财政到底应该由上级的哪一个部门管理,二是本级财政权与行政权是否能实现真正的分离。如果说本级财政仍然由上级政府部门而非财政部门和人大管理,那么,资金漏洞仍然不可避免;如果说即使是本级财政由上级财政部门监管,而本级的财政权与行政权不分家,那么,财政监管仍然会有漏洞。因此,财政监管并不是本级管理或上级管理的问题,而是权力分配的问题。如果财政权与行政权不分离,那么任何监管模式都将失去效用。

资产监管论文篇3

(一)会计监管标准不明确

目前,我国企业从事生产活动主要以《会计法》为准则。近年来,虽然国家陆续出台了相关条例和政策,确立了较为规范的会计监管标准体系,但是监管工作中仍存在大量不足之处。我国对原有的企业内部会计制度、会计行业制度和专业的核算方法并没有彻底的废除,以致于在实行新标准的过程中,企业依然依赖旧标准。要保证新标准在企业中顺利实施,单位财务负责人需和财政、国资等相关部门进行财务标准对接和沟通,使财务工作人员积极履行相关规定,及时改旧换新,执行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的决策。否则,就会扩大行业监管标准不统一的现象,影响国企财务监管效率,使得会计信息失真,束缚企业经济的发展,对监管质量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不利于提高国企的市场竞争力。

(二)内部监管体制不健全

账目造假是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主要原因是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督制度。总会计师是财务部的首要领导,是对企业进行有效监督的重要力量,总会计师岗位制度欠缺易导致企业出现造假现象。另外,从事会计监管的人员有本部门员工,他们虽然对公司的财务工作较为了解,但受到人情世故等因素的影响,起不到监督的作用。完善财务部各个岗位的制度,是做好企业内部监督的关键步骤。总会计师制度的缺陷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没有形成完善的内部财务监督管理体系,对财务最高负责人的行为起不到监督的作用。第二,岗位职责不明确,这也是造成会计管理工作混乱的直接原因。杂乱的岗位分工将各个环节的工作内容综合到一起,员工之间不能有效配合和相互制约,降低了工作的透明度,增加了总会计师作弊的可能性。第三,管理者素质欠缺。因此,完善内部财务监督体制,是管理国有资产的有效方法。

(三)会计信息质量较差

较以往的会计行业信息质量,如今已取得很大进步。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企业私自挪用大批资金,进行违法炒作和放债。例如,1996年至1997年,佛山照明企业擅自动用资金3.11亿元进行炒作本公司股票,而且还将6.3亿元贷给证券公司和银行,严重的损害了广大员工的知情权、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法规,给企业带来了毁灭性灾害。其次,账目做假,隐瞒实际利润,偷税漏税。2011年,江西省赣州市某国有企业将本厂实际生产的羽绒服件数为204682,谎报为89613,隐藏了115069件产品,偷税金额可见一斑。再次,监管环节薄弱、监管力量不集中。企业没有明确规定会计监管工作负责人,致使领导者对监察工作出现从众管理现象,有时齐抓共管,有时无人问津,导致会计信息误差较大。此外,加大企业的利润,用以掩饰亏损,从而平稳或抬高公司的股价。最后,侵占流转税款。国企通常要留有流动税金,以及时缴纳增值税,由于税款额度较高,企业将资金进行转借,有时会出现收款不及时的情况,延误了交税日期。

二、强化国有资产会计监管的对策

(一)建立健全会计监督标准和制度

统一企业财务标准是提高监督水平的有效途径。企业根据内部发展的需要,适时成立权威性的会计鉴定和法律咨询技术机构,为公司的会计从业人员提供专业指导,防止因执行标准不统一引起各部门得出不同的财务结果,提高惩处和监管的力度。建立完善有效的内部审核制度,有利于打好财务监管的基础,提升企业整个财务系统的工作效率,使监管效果更加突出。比如,公司对会计结论制定合格的标准范围,综合核对所有部门的财务结果后,对与统计误差较大的部门给予惩处,并督促其找出出现失误的原因和环节,转变工作方法。保证内部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才能使公司的工作正常开展,为进一步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积蓄力量。建立完善的现代化企业监管制度是当代经济对会计行业提出的新要求,公司要主动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体系,促进财务监管工作及时有效地进行。

(二)及时调整和规划企业财务部的组织架构

建立完善高效的监督机企业应和政府部门相结合,在单位内部成立严谨的监督体制,从而形成监管合力。充分发挥政府在治理会计信息市场混乱现象的作用,配合企业部门做好财务监督工作。为了防止部门之间出现恶性竞争和小团体主义,有效地节约社会资源,在组织设计中应注意分工明确,避免出现多头监管的问题。在企业内部成立监事会,专项负责监察企业经营中的漏洞,及时提出整改意见。监事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公司高层为了自身利益置于公司利益之上,保持公司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监事会主要由股东、职工、政府、债权人等相关利益主体的代表组成,通过检查经营方式、资产负债等经济状况,使其符合国家的相关会计监管标准。设立监事会维护了广大员工的合法权益,还有利于企业做出正确的发展部署,调整对利润和投资的分配比例,实现公司的跨越式发展。

(三)加强社会责任感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管水平在完善监管制度和机构的基础上,要注意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在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下,企业的发展应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公司的财务信息是市场发展方向的航标,也是国家做出重大经济决策的参考。在资源共享的社会,公司在吸收和利用社会信息的同时,有义务为市场反映更多的准确信息。会计信息是知识资源的一部分,具有共事性和转移性,它能解决技术力量无法应对的经济难题。会计信息能够通过各种形式转化为创新的源泉,是市场良性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我们应该结合现代科技,扩大计算机在会计监管中的应用范围,提高企业会计的信息质量。高质量的财务信息,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责任感的高度融合,也为中国经济事业的飞速前进保驾护航。

三、结语

资产监管论文篇4

关键词:资产价格;金融危机;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微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132-03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再次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但是,金融危机往往更大程度上是资产价格非理性波动引发的,而并非金融机构违规操作所引起。然而,传统金融监管的重点是金融机构行业准入、持续经营和行业退出的合规性监管,防范的是金融市场交易一方金融机构的违规操作,即目标是平衡金融市场交易双方的力量以达到均势和公平。但诸如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交易双方的非理易结果,需要的是对市场交易双方非理易行为的矫正。金融危机往往源于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传统资产价格泡沫研究所提出的对策往往寄希望于宏观调控政策、货币政策,然而我们认为,通过金融监管和微观调控措施更能节约调控成本。因而,我们有必要结合金融资产价格理论和金融监管理论重新审视金融监管的目标体系和监管内容、监管方式。

传统监管理论主要强调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监管,出于金融市场交易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垄断等所形成的市场不公平交易及不能反映真实交易信息的价格,没有系统提出对市场非理易价格的监管,即实际应是对交易双方的监管,对非违规行为的监管,或对个体和集体非理易行为的监管,也没有系统提出针对这种情形监管者能够采取的适当策略选择集。而我们认为,金融市场交易价格的判断基于预期,即便在充分信息条件下,交易的主观性也很高,主观判断受到太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以及情绪的影响,很难做到理想的理性承担,因而金融市场的过度预期(包括过度乐观、过度悲观预期)条件下的非理易行为是导致金融市场波动的重要原因,也往往会因此通过传导效应导致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和更大范围的经济秩序不稳。这种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在没有交易者违规条件下并不是传统金融监管和调控的对象,但是其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威胁是现实的,并且通过具有时质性的宏观调控措施予以较高的成本。因此,我们认为,应使金融资产价格监管成为金融监管机构新的重要监管内容,并研究相应的具体监管方式,通过微观调控措施减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降低调控成本。

一、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金融危机与市场失灵

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到2007年起始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从17世纪荷兰郁金香事件到最近的次贷危机,每次的金融、经济危机都存在资产价格波动和价格泡沫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信用经济条件下,资产价格泡沫与资产抵押信用相结合,从而使资产价格泡沫与信用和金融体系联系在一起。因而,资产价格泡沫问题也成为众多金融学者、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对于金融资产价格及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资产价格产生机理,一般认为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市场的一种常态。最初的研究认为资产价格泡沫产生于投资者的理性预期与投机行为(Diba & Grossman,1988;De Long,1990)。比如,当部分资产供给弹性有限时,其供给将有可能在特定时期出现短缺,在理性预期驱使下其价格可能出现泡沫性上涨,甚至高于其替代资产价格(Blanchard & Fisher,1998);理性预期相关的资产价格泡沫也可以用市场投资者的数量和投资者生命预期进行解释,如具有无限市场投资者和有限投资者生命预期条件下,资产价格存在理性泡沫的可能性(Tirole,1985;Weil,1989)。但是,我们发现理性泡沫的概念更多地是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因为其对许多现象缺乏解释且实践中较难检验基础价格与价格泡沫的差异。非理性资产价格泡沫理论则从新的视角考察资产价格泡沫产生的机理。非理性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可能源于投资者对于社会热点投资预期收益的过度乐观情绪及其相互影响、激励(Summers,1986;Shiller,1990);也可能源于噪声交易者对投资收益预期的过高估计(De Long & Shleifer,1991);或者源于投资交易者“买涨不买跌、卖跌不卖涨”的资本市场价格正向反应交易特征(De Long J.B.,Shleifer A.,Summers L.H. & Waldmann R.J.,1990;Jones S.,Lee D. & Weis E.,1999);或者源于“从众”交易决策所导致的价格波动(Topol,1991;Lux,1995);或者源于投资者对于收益预期过度乐观的传递作用(Scheinkman & Xiong,2003)。从信息经济学以及博弈论的角度也可以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的产生做出解释(Allen & Gorton,1993;Hong & Stein,2003)。另外,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系统论、非线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为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许多学者开始从协同论、突变论等角度分析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Frankel & Froot,1986;Brock & Hommes,1998;Carl Chiarella,Roberto Dieci & Laura Gardini,2006)。

通过上述关于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问题研究的认识,我们发现,尽管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产生机理的解释存在差异,但上述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理论均认为在金融市场运行过程中,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是一种常态,在不违反现有交易规则的前提下仍然会产生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即现有交易规则并不能有效防范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尽管自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以来针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曾间断,但是金融危机仍然呈现周期性的现实。只要资产价格泡沫产生与消失的演化过程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之内,就不会引起金融、经济大范围的波动;但是,一旦资产价格泡沫得到较长时期和较大程度的积累被大幅度地放大,并且不能或没有得到有序释放,而是通过短时期、突发性的方式破灭,则会引起较大范围和较大程度的波动。而且由于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与破灭无论源于理论或是非理性因素,都是金融市场自身运行的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在没有交易者违规条件下金融市场交易过程中产生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市场在控制泡沫产生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恰恰是金融监管介入的原因。

许多研究也提出了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措施,但是,目前所提出的这些应对措施多倾向于运用货币政策手段进行治理,尚未见到明确、系统通过金融监管方式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

二、金融监管与金融资产价格监管

金融监管和通过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在金融市场领域发挥干预职能的主要方式。传统上对于金融监管的理论与实践认识侧重于对金融机构市场行为的监督管制。对于金融监管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和监管方式,最早涉及金融监管领域的概念是“最后贷款人”(Thomton Herry,1802),强调通过中央银行等政府机构的干预以避免挤兑和金融机构链式危机的发生而给经济造成大的影响。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支撑为公共选择和市场失灵。经济周期会引发信用危机,从而暴露出金融的脆弱性特征(H. Minsky,1985;Kindleberger,1985);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中介职能也是其脆弱性的根源(Friedman & Schwartz,1986;Diamond & Rajian,2001);另外,危机还有在金融中介机构之间传递的特点(Cagan,1965;Kaufman,1996)。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有必要通过金融监管以弥补市场失灵(Fisher,1933;Stiglitz,1981;Varian,1996)。并且金融监管的介入在实践上发挥了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Anna Schwartz,1988;Zenta Nakajima & Hiroo Taguchi,1995)。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观点同样应用到了金融监管的理论分析领域,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成为需要进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原因,从而能够维护公平的市场交易,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Diamond & Dybvigr,1983;Stigliztz & Weniss,1981;Walsh,1995)。基于信息与博弈理论的分析强调需要通过信息披露监管以提高信息对称性,但是,正如我们在上一部分内容当中所分析的那样,许多情况下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泡沫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在信息方面的金融机构或投资者违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针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的金融监管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监管,而是将会具有更加广泛的职能。

尽管目前的许多研究在分析了金融监管介入金融交易过程的必要性之后赋予金融监管一些具体的职能,但是,这些监管措施均针对在信息披露、市场准入、流动性管理、风险管理、交易准则、交易范围和交易规模等方面违规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违规的交易行为,尚未见到明确提出通过金融监管直接应对理性和非理性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及价格泡沫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

我们认为,传统金融监管关注违规监管,而完全非违规的理性与非理性价格泡沫属于市场交易行为的结果,尽管存在市场失灵,但涉及监管机构对市场交易和市场价格的干预。这种监管没有较为明确地列入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范围,然而其危害是非常明显的,也是历次金融危机和现代经济安全最大的威胁。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表现出金融市场交易活动中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乃至实体经济在内整体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扩展原有金融监管的主要职能,实施针对金融资产价格的金融监管应成为金融监管变革的一个方向,并应明确列入金融监管范围、详细具体措施。

三、经济调控成本与微观经济调控机制

除了金融监管以外,通过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在金融市场领域发挥干预职能的主要方式,在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领域里,传统理论与实践都倾向于通过货币政策调控的方式进行。但是,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在应对资产价格波动风险方面缺乏针对性和及时性,从而会贻误调控时机、增加调控的负面效应、提高调控成本;而通过金融监管的形式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对金融、经济安全带来的影响会更加及时、有针对性和减少调控成本,因而有必要赋予金融监管以新的、更强的金融资产价格监管职责。

根据传统意义上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认识,只有资产价格大幅度和大范围偏离价格基础才能被认为存在资产价格泡沫。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传统治理模式往往在资产价格泡沫已经形成或其形成的趋势已经非常明确时采取相应措施,并且主要依赖货币政策调控,采取提高利率、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债券等具体措施减少流动性。但是,货币政策措施在治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方面却缺乏及时性和针对性。一方面,实施货币政策的时机往往已经有较为明显的泡沫显现,错过了初期治理的时机,并且货币政策效果的显现也存在时滞,这都将会提高现实经济损失和治理成本;另一方面,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不仅影响资产价格,其覆盖面将远远超出政策目标范围,使得产业资金需求、创新资金需求都受到相应影响,波及较大范围正常运行的资金链,产生较大的治理政策副作用,增加了宏观经济的治理难度。根据我们的分析,在治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方面赋予金融监管机构更大的职能责任,以金融监管的模式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进行微观调控则可以降低治理成本,具有及时性和针对性的优势;通过建立对于股票、基金、债券、房地产等核心和主要金融、融资抵押物、金融相关资产价格监管体系,形成资产价格泡沫预警系统,及时预测资产价格泡沫的发生,根据泡沫发生程度、范围和趋势、发展速度做出分级预警(比如以绿、黄、橙、红等颜色由低至高进行程度预警),并采取不同的市场干预措施(比如风险提示、市场价格警示、交易限制措施、交易参与、价格限制措施等价格干预和影响)及时化解资产价格泡沫威胁。

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对宏观经济形成威胁。如果在宏观经济层面进行调控和治理,一方面,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不能在泡沫产生初期发挥效力;另一方面,在泡沫演化成为宏观经济失衡时,则已经贻误早期防范的时机,增加了经济损失和治理成本。因此,我们认为,通过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资产价格的监管和相应的微观调控机制,能够及早防范这一对宏观经济的潜在威胁,降低经济调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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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监管论文篇5

【关键词】财务管理;资产监管;契合;模式构建

从传统视角来看,财务管理的关注对象似乎仅是资金,而无法针对资产监管有所作为。实则不然,作为资金的实物形态的资产,仍可以在资本循环公式所构建的逻辑下,纳入到财务管理的工作范畴。根据资本循环公式G—W—G`可知,作为价值层面的资金在时间维度上先后经历了采购、生产和销售环节。在这三个环节中,针对资产监管而言则主要存在于第一和第二个环节上,即关于资产的采购和使用方面。从中不难发现,财务管理与资产监管工作间存在着一种契合态势。建立在这种契合态势下的模式,将在拓展财务管理功能的同时,增强单位的资产监管工作质量。根据资产动态管理的阶段来看,还涉及到资产报废处置的问题。但结合本文所关注的焦点,故对于上述问题存而不论。

一、对资产监管工作的内容解构

在抛开资产报废处置问题存而不论的基础上,对资产监管工作的内容可解构为以下两个方面。

1.资产采购监管工作。无论是盈利性组织还是非盈利性组织,若要推动业务开展则需要发生资产采购活动。资产作为实物层面的资金,在采购过程中必然会面临高额的经费支出。从统筹配置的角度来看,若该资产的采购经费超出了单位预算,将影响到其它工作安排。一般而言,做出资产采购申请的业务部门,常聚焦于本部门的工作需要,而无视单位整体发展的要求。此时,单位内部因关系性影响力的存在,则出现了哪个部门负责人“有面子”则能获得申请批准的现象。可见,这种摆脱了资金约束和存在着寻租行为的情况下,资产采购监管便自然流于形式了。

2.资产使用监管工作。资产采购完毕之后,便涉及到资产的使用问题了。不可否认,各单位都建立的有资产使用、维护、保管的规章制度,并也实施了部门负责人的绩效考核机制。然而,受到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影响,上述制度安排在实际工作中却存在着诸多问题。诸如,资产使用效率和维护水平信息,因单位科层结构影响而难以被管理层做获知。这样一来,就可能激励单位基层部门人员实施机会主义行为,最普遍的则是公物私用。

二、解构基础上的二者契合模式定位

以上解构为我们提供了当前资产监管存在的不足,那么建立在二者契合态势下的模式将怎样应对上述不足呢。回答这一问题之前,还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模式定位。

1.针对资产采购监管的模式定位。尽管资产属于资金的实物形态,但单位做出资产采购决策时只看中它的使用价值。这就意味着,建立二者契合态势的前提在于满足业务的需要。根据这一价值判断,模式定位于:(1)资产监管的使用价值定位。首先应满足资产监管的使用价值定位,即根据单位业务发展需要来建立项目采购预算,预算的制定主要围绕着资产的造价来进行。(2)财务管理的资金约束定位。这里的定位则是从单位资产采购的整体视阈上来讲的,即需要根据单位在一个经济年度的总预算,通过财务管理的资金约束功能,实现资产采购结构上的优化。

2.针对资产使用监管的模式定位。资产在使用、维护、保管过程中,其监管职责主要由业务人员开展。上文也已提到,受科层结构和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单位管理层难以获得切确的监管效果。因此,这里的二者契合态势的模式定位于:(1)财务部门针对专项资产的使用开展跟踪考核;(2)财务部门与资产主管部门建立起联动机制,对资产归口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业绩考核。

三、定位导向下的契合模式构建

根据以上所述并在定位导向下,二者契合模式的构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1)资产采购方面。针对资产采购中的使用价值位于第一考虑因素,因此需要业务部门根据业务开展需要,向单位管理层提交采购申请。申请书中应详细分析该资产对未来工作的意义和使用计划,并列出资产造价的明细表。单位管理层根据该申请书组织专家给予可行性论证;然后还要组织财务部门人员进行资金配置方面的测算,以免为影响到其它工作开展的经费安排。(2)资产使用方面。对资产使用方面的监管主要包括:使用频率、日常维护、常规保管等环节的内容。由于受资产使用专用性的影响,使得财务部门人员无法切实获得准确的信息。因此,在建立资产制度管理和人员考核的同时,还应成立由财务部门牵头、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的监管小组,从而能通过不定期抽查和定期检查的方式,来督促业务部门有效开展资产使用管理工作。(3)组织结构方面。二者契合态势的优越性还在于,通过财务管理视角为单位资产监管提供优化建议,并全面提升资产的配置效率。正因如此,还需要对二者契合模式的组织结构进行讨论。一般而言,可以设立三级组织结构:以主管单位资产监管的党委为一级,以具体落实资产监管工作的财务部门、业务部门为第二级,以实际完成资产监管的班组为第三级,实施三级责任制。这样一来,就能在组织上保证二者契合模式的运作。综上所述,以上便是笔者对文章主题的讨论,诚然针对本文主题的讨论还可以从其它方面进行,但笔者仍在独特的视角下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四、实证资料

某省财政厅获悉,经过两年的建设,该省行政事业资产管理信息化平台已初步实现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使用、处置资产管理生命周期的动态监管,并实现统计报告、信息、工作交流等辅助功能。2011年以来,该省财政厅全面推广使用“省行政事业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构建“财政部门-主管部门-事业单位”、“省-市-县”纵横贯通的资产管理信息网络平台。依托信息系统开展了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统计汇总,全面摸清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量、种类及分布情况。2012年,经历数十次修改完善,按既定方案打造的集资产统计分析报告、管理业务网上办理、资产数据监测预警、资产信息渠道畅通等功能于一体的资产动态监管平成升级。目前,升级版系统目前已在试点单位测试运行,即将全面推广应用。同时,该省还顺利完成了“省级行政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及文化企业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发、完善和测试,并正着力推进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条形码管理。由此可见,上述动态管理模式和信息技术的应用,也可以使用在本文所探讨的资产监管环境中。不难看出,这样一来将增强二者契合模式下的工作效率。

五、小结

本文认为,建立在这种契合态势下的模式,将在拓展财务管理功能的同时,增强单位的资产监管工作质量。这种模式在构建前需要在资产采购监管、资产使用监管等两个方面进行定位。然后,围绕着资产采购、资产使用和组织结构等三个环节进行措施构建。具体包括:单位管理层根据该申请书组织专家给予可行性论证,然后还要组织财务部门人员进行资金配置方面的测算;成立由财务部门牵头、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的监管小组,来督促业务部门有效开展资产使用管理工作;实施三级责任制。

参 考 文 献

[1]刘晓明.论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途径[J].当代经济.2012(1)

资产监管论文篇6

关键词:资金监管;合理化模式;农垦单位

诸多农垦单位不仅存在着养殖和开垦任务,还在产品深加工上拥有自己的产品品牌。不难看出,随着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农垦单位不仅面临着机遇也同时面对着挑战。实践表明,农垦单位因生产作业模式的特殊性,使得资金监管往往处于缺位的状况,这一状况将严重制约单位生产运营中的成本控制效果。可见,在“资金监管缺位――成本控制失效――经济效益下滑”的内在逻辑下,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资金监管的合理化模式。

梳理现阶段的相关文献发现,针对农垦单位资金监管问题的讨论仍存在不足,值得注意的便是未能将问题植根于农垦单位的生产环境之中,从而就使得对问题的讨论陷入到同质化问题的研究之中。鉴于以上所述,笔者将就文章主题展开讨论。

1 资金监管合理化的目标定位

作为拥有自主品牌的农产品深加工,属于现代企业生产经营形式。对其的资金监管讨论,可以纳入到一般企业的讨论范畴。然而,对于大量存在的种植和养殖板块而言,则需要建立起环境适应性的解题思路。

具体而言,关于资金监管目标位可分别定位如下:

1.1 企业生产形态下的定位

根据资本循环公式G―W―G`可得,农垦单位生产企业的资金在时间维度上先后经历了原料采购、产品生产、产品销售等三个阶段。因此,资金监管便需在这三个阶段上建立目标定位,即资金预算与产能水平的契合;产品生产中资金使用上的节约,以及在维护销售渠道的同时增大资金回笼效率。

1.2 农业生产形态下的定位

处于农业生产形态下的业务板块,其受到自然条件影响的因素较大。这就使得在信息不完美现象的作用下,增大企业资金配置的风险系数。如,因农作物减产而导致资金回笼的量减少,或者因市场需求变化而导致前期投资发生浪费。由此,这里的资金监管目标在于同市场预期相融合,并建立风险基金来应对自然灾害事件的发生。

2 定位驱动下的合理化模式构建

根据上文所述并在定位驱动下,合理化模式构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展开。

2.1 基于企业生产形态下的合理化模式构建

作为农产品深加工板块(如,乳制品加工、肉制品加工)具有流水线作业的特点,并存在三个阶段的资金监管需要。为此,具体的模式构建如下所述: 1)资金预算方面。需要指出,农垦单位的深加工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替代性,这也使得该板块生产受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较大。为此,在资金预算监管方面应在对市场预期进行综合研判的前提下来制定,这样将确保单位产品资金结构的合理性。2)资金使用方面。针对资金使用环节的监管在于规避资金无效耗费,而在会计核算上则构成了企业的无效成本。鉴于现代企业团队作业模式的特征,需要增强生产班组成员与资金使用之间的利益关联性。3)资金回笼方面。面对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企业的三角债务关系普遍存在。笔者认为,需要建立客户分级管理机制,针对客户历来的回款速度和诚信度,重点开展vip客户的关系管理。

2.2 基于农业生产形态下的合理化模式构建

根据经济学原理可知,在农业生产形态下产品将长期受到自然力的作用,诸如养殖和种植环节都如此。这就意味着,该板块的资金监管不仅面临着市场供求变化的压力,也受到自然条件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结合该板块的生产特点,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合理化模式构建。

1)完善风险基金监管。尽管农垦单位可以将部分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但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仍需要通过风险基金的易变现性来应对。因此,在企业利润分割中应设置合理比例的风险基金提留,并按照专项经费进行使用。

2)优化仓储资金监管。应对自然灾害事件的发生,还可以借助仓储功能来满足市场的需求,从而最大化的与企业弥补损失时的空白期相衔接。

综上所述,以上便构成笔者对文章主题的讨论。

3 问题的拓展

笔者建议,在资金监管上还应建立财务管理与成本控制间的契合关系。

3.1 二者契合的关系构建

惟有加强资金配置质量和监管力度,才能有效控制会计成本的无谓发生。

3.2 二者契合的手段构建

成本控制的手段依赖于工程领域的成就,但在团队生产机制中仍依靠团队成本的成本控制行为来实现。因此,增强团队成员的成本控制意识,通过激励来实现。而作为物质激励的奖金来说,则需要在绩效管理中受财务资金支付。

4 小结

本文认为,农垦单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资金监管的合理化模式。需要从企业生产形态和农业生产形态下分别进行问题讨论。从而,来完成资金监管的合理化模式构建。

资产监管论文篇7

关键词:金融监管 行为金融次贷危机 逆周期性 信息披露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9-055-06

一、引 言

次贷危机爆发前,主流金融监管理念的理论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其核心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即经济人做选择的目的是个人效用最大化。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式是一般均衡定理,即在个体自利行为下,“看不见的手”自动实现市场均衡。在此基础上,因为市场参与者是理性的,并且市场是有效的,金融监管的目的在于排除造成市场失灵的因素,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少监管或不监管。理性范式认为:第一,市场价格信号可以反映理性评估经济价值的结果;第二,依靠市场纪律可以控制有害的风险承担行为;第三,让问题机构破产清算,实现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第四,金融创新对经济是有利的,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没有必要,市场竞争和市场纪律会淘汰没有必要或不创造价值的a金融创新。在此思想指导下,美联储一直奉行自由主义的方针,认为“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强调和依赖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市场纪律。

然而,次贷危机暴露出现代经典金融理论的局限性:市场的参与者不一定是完全理性;即使市场的所有个体都完全理性,整个金融体系也不一定能保证理性;政策制定者也是有限理性的,其思想和行为出现的偏差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放大器;市场自身不具备自我纠正功能,自由市场有时甚至鼓励风险投机行为;现行的金融监管并不能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这些都促使政策当局不得不反思现行政策的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上各种异常现象频繁出现,模型和实际的背离使得现代金融理论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尴尬境地。在此基础上,行为金融学悄然兴起,并开始动摇传统金融理论的权威地位。行为金融学从更贴近人类决策心理的角度很好地解释和解决了现代经典经济学不能解决的问题。

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监管的失误和缺陷被认为是造成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英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相继提出了金融监管建议和改革方案,包括增加信息披露、实施更稳健的资本充足率和加强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等。然而,这些措施主要是针对危机中监管的缺失而进行补救,属于危机导向型的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金融体系脆弱的风险抵御能力。原因就在于这些方案都忽视了“非理性的行为因素”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从根本上给现有金融监管范式提出了挑战。本文从行为金融角度分析次贷危机,探索金融监管的改革,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行为金融理论现有研究进行综述;第三部分基于行为金融理论对次贷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第四部分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早在20世纪初期,Keynes在研究中考虑了人们的心理因素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提出了“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1真正意义上的行为金融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展起来。近些年,行为金融学家们成功地将理论应用到对金融市场的现象的解释方面。

(一)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基础研究和应用

Kahneman 和Tversky(1979)提出“期望理论”这一行为金融学中最基础的理论。期望理论认为,投资者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并不总是理性的,也并不总是风险厌恶的。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会低估不确定的结果而高估确定性的结果,这导致投资者在面临条件相当的赢利前景时倾向于接受确定性的赢利;投资者在面临损失时有风险偏好倾向,而面对收益时会变成风险规避倾向。因此,面对各种复杂衍生品的推陈出新,投资者也会不断改变他们的偏好,因为这些产品使得投资者难以进行风险评估。Shiller(2002) 系统地阐述了从经典金融理论到行为金融理念的转变。他指出虽然现代经典金融理论占据学术界主流地位,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市场上一系列金融异象的出现质疑了经典金融理论的合理性。行为金融学综合运用了现代金融学、心理学、行为学和社会学等理论分析金融市场主体的心理动因和行为,很好地解释和预测了金融市场上与传统金融理论相悖的异常现象。

次贷危机前,行为金融学主要应用于以下几个方面(李国平,2006):①解释股票市场整体的异常现象,包括股票溢价,股市回报的过度波动以及金融泡沫的形成。②解释股市横向平均回报的异常现象。③解释封闭式基金大幅度折价交易的原因。④解释个人投资者的非理性投资行为。⑤从行为金融学角度分析公司财务决策中的异常行为。

(二)行为金融研究在除金融市场以外领域的拓展

近年来,国外对行为金融的研究拓展到金融市场以外,国内如肖本华(2009)对国外在行为经济范式下的货币政策研究进行述评。李稻葵等(2009)建立了一个新的货币政策理论框架,把市场情绪、资产价格等因素纳入,探讨市场情绪、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市场情绪应该成为货币政策一个重要的参考变量。为保持产出的稳定,货币政策应该和市场情绪反向运作。陈彦斌等(2009)研究了信心、动物精神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谢平(2009)提出放弃原来市场有效原理及基本假设,对过去金融监管规则进行修改。黄明(2009)提出在非理性思维下改革现有金融监管。刘蓉等(2010)对国外行为财政学的研究进行述评。

(三)简要述评

现有行为金融的理论研究及应用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及对金融市场的一些现象进行解释;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行为金融的运用不断拓展到宏观经济及政策,而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才刚起步,以综述性的研究为主。

三、基于行为金融理论对次贷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

2007年5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投资者对房地产、金融业、美国经济及全球资产市场的担忧。之后,危机迅速传至全球,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关于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货币政策失误说、金融自由化过度说、监管缺失说和经济结构失衡说。目前从行为金融角度分析次贷危机的文献较少,而这也正是本文的创新点。

(一)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因素

1.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是指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表现出过度相信自己判断的行为。美国经济在1995-2001年间出现了互联网泡沫,该泡沫的崩溃直接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为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通过降息促成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次级抵押贷款整个利益链条上的经济主体忘记了过去危机的痛苦经历,处于一种过于狂热的状态,变得越来越非理性,过度自信地认为流动性的市场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金融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的过度自信和非理性氛围。

在市场繁荣时期,流动性充裕,房价普遍持续上涨,银行放松贷款标准,居民购房意愿上升;抵押贷款发放机构过度自信于对利率和房产市场走向的判断,放松甚至忽略了对次贷购房者的能力评估标准,大量无抵押贷款的出现为日后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投资银行则过度自信地低估了金融衍生品的风险,高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而处于链条末端的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共同基金及养老金等证券化产品的购买者,过于相信银行机构的信誉和评级机构的操守,在资产组合中过多地配置了该类高风险资产。

2.认知偏差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在决策时往往不是依靠逻辑推理来进行和完成的,而主要是依赖“启发式”策略进行的。2次级抵押贷款利益链条上的市场主体存在明显的认知偏差:

第一,市场主体锚定当时低利率的环境,明显高估房地产市场的未来价格走势,低估泡沫及其危害,甚至把住房价格上涨看做是确定性的现象,结果反过来低估了次贷衍生品的风险。

第二,投资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将次级按揭贷款进行打包,以债券形式在次级债券市场出售。投资者之所以愿意购买,在于历史上这种债券的违约率极低,且收益率显著高于其他可比资产。金融机构对于多级证券化创新产品的收益与风险具有经验不足的特征。市场参与主体根据某一初始值进行锚定,希望通过锚定后的调整来达到对这类金融创新产品风险与收益的合理估计,但该初始值的设定是不当的,调整是不完整的。最终造成了次贷的参与者无法完全合理估计该产品的风险与收益,在风险收益不匹配的框架下对该类产品造成了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第三,证券化市场不断发展,证券化的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投资者无法完全理解这些结构性信用产品并对其进行估值,受易得性和代表性偏差的影响,投资者转而过度依赖信用评级。

3.损失厌恶

损失厌恶是指人们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感到损失的数量更加令他们难以忍受。危机爆发后,市场出现崩溃,市场参与者意识到信用评级的不可靠,停止交易。结果由于缺乏流动性,使得市场上结构性信用产品定价变得更困难。金融机构不能准确判断自己所持有的结构性信用产品的风险敞口规模和可能的损失,开始关心其资本的充足情况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他们担心交易对手出现信用风险,不愿意再为其提供资金。整个市场充满非理性的恐慌,市场交易量迅速下降,整个金融体系的资产负债表出现收缩,引发金融机构集体性的惜贷,金融机构开始囤积流动性,这时金融体系中的流动性一下完全消失,出现市场流动性枯竭。

4.羊群效应

羊群效应是指群体中的个体彼此模仿、彼此传染感情。个体之间相互刺激并且循环下去,情绪越来越高涨,最终导致群体失去理性。羊群效应在危机的传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次贷危机的爆发造成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市场价值下降,金融机构出现巨额的账面亏损,被迫启动去杠杆化过程,通常采用出售风险资产,主动收缩其资产负债表的方式。由于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受从众心理的影响,金融机构试图在同一时间大规模出售风险资产,增强了整个市场的恐慌气氛,这时如同金融机构一样,金融市场也出现恐慌性挤兑,加剧资产价格的下跌。

羊群效应还充分表现在跨金融市场传染中。次贷危机中最早受到冲击的是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而真正带来灾难性影响的是整个信贷市场的危机。金融市场崩溃后,金融机构流动性急剧下降,此时市场的流动性支持又严重不足,与此同时,信用卡贷款等非房地产贷款违约率直线上升,信贷市场开始急剧紧缩。

(二)监管当局的行为因素

1. 过度自信

和市场投资者一样,监管者也容易产生过度自信。例如在判断市场风险的时候,监管者往往显得非常武断专横,他们往往过度自信于自己的判断。次贷危机爆发前,企业和金融机构都拥有“漂亮”的资产负债表,金融机构不仅能轻易地满足资本监管要求,而且其资产质量也在宏观经济的繁荣周期中显著提升,这使得监管当局过于自信于的监管政策的有效性,放松警惕。并且,对于证券化的金融衍生品,监管者持过于乐观的态度,认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没有必要,市场竞争和市场纪律会淘汰没有必要或不创造价值的金融创新,监管者过度夸大了证券化转移和分散风险的作用。

2. 认知偏差

第一,监管部门对系统性风险的认知出现偏差。传统的银行监管理论认为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关键在于确保单个机构的审慎经营,即所谓的“微观审慎监管”。然而,近些年来,单个金融机构出现问题,进而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危机爆发已经很少发生。其间出现的多次金融危机基本都源于信贷和资产价格高增长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共同的且相互关联的风险暴露,导致金融失衡不断扩大,系统性风险不断增加。因此,仅仅依靠微观审慎监管而忽略对宏观系统性风险的关注,不足以防范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即使从微观层面看对单个机构是审慎的行为,也可能在宏观层面上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第二,金融监管的顺周期效应。监管部门设定的某些规则要求和激励机制强化了金融体系的顺周期特征。例如,风险计量模型和资本金要求、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损失拨备制度、薪酬激励机制、信用评级等则等具有顺周期性,导致金融同质化趋势增强,强化了经济主体的顺周期行为,成为推动金融失衡累积的“催化剂”。

第三,监管失误。在监管过程中,监管者会很自然地将监管行为与某一特定目标挂钩,从而导致监管过度和监管不足。例如在对雷曼兄弟是否救助的决定中,监管当局为了避免市场产生“大而不倒”的预期,放弃对雷曼兄弟的救助,事后事实证明当时放弃救助是不当的,因为大量的交易对手风险,雷曼的破产事实上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加剧。

3. 损失厌恶

正是由于损失厌恶,出现危机后过紧的监管,不仅无助于降低危机的发生概率,反而可能导致危机的恶化;并且由于监管当局的损失厌恶,对于较小的金融机构在遇到危机时,监管当局很容易选择不救助的策略,因为较小的金融机构在倒闭后带来的损失比较小,监管当局可以承受。而对于身处困境的大型金融机构,由于其倒闭可能带来巨大的影响,监管当局往往不轻易让其倒闭,这很有可能纵容了错误的继续,进一步增加了系统性风险。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次贷危机中市场的参与者和监管当局的非理剖析,本文认为应融入行为金融思想,建立“有限理性范式”下的金融监管框架。原因可归纳为:

第一,从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看。基于行为金融理论对次贷危机进行分析,揭示了次贷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和政策当局者的非理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泡沫,泡沫破灭后羊群效应又带来了抛售潮和流动性的急剧下降,恐惧市场崩盘的情绪蔓延着整个市场并最终波及到了实体经济引发了金融危机的彻底爆发。因此,监管当局应关注市场参与者及其自身的非理,针对这些行为,采取措施降低行为因素对金融危机的放大作用。

第二,从现有主流理论与实践的缺陷看。现有主流理论和实践过于相信市场的作用,Soros(2009)指出,“那种认为市场总是正确的想法不过是个错觉,流行范式认为,金融市场会趋向于均衡,它没有考虑到背离均衡的情况可能会自我增强,从而改变理论上的均衡,当那种情况发生时,建立在这些模型基础上的风险计量和交易技术都会失灵,错误的模型,这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现实中,微观经济主体和政策当局者的非理充斥市场,非理性的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必须转变监管的范式,由“理性范式”转为“有限理性范式”,在行为金融学的指导下,金融监管应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监管当局有责任、有义务对市场非理进行监管,保护普通投资者,同时加强市场融资、交易和创新的自由度,促进市场的理性。

第三,从微观效率与宏观稳定之间的矛盾看。次贷危机证明微观效率与宏观稳定之间存在种种矛盾:例如市场参与者不一定是完全理性;即使从微观层面看,市场个体完全审慎理性的行为,但在宏观层面也可能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即同质性问题);由于人类固有的非理性偏差导致市场低效性无法通过市场自身来解决,自由市场有时甚至鼓励风险投资行为,市场纪律并不一定能控制有害的风险承担行为;金融创新产品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微观经济主体风险的同时,可能在宏观层面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对政策当局来说,自由放任的金融监管理念应被修正,必须加强金融监管,改革金融监管框架,降低市场参与者的非理,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

针对次贷危机中微观经济主体和政策当局的非理,本文认为一国政策当局应采取相应对策改革和完善金融监管框架。

(一)防范系统性风险,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是从金融体系整体而非单一机构角度实施的监管,关注经济活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活动之间的相互关联性,通过对风险相关性的分析、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根据系统性风险的两个维度,分别采取不同的防范措施:

1.针对跨时间维度,建立金融监管逆周期机制

跨时间维度(cross-time dimension)是指金融体系内在的风险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容易产生顺周期问题,这种顺周期可能是内生于金融体系自身,也可以是因为外在的因素造成。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性风险通过金融体系内部以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相互作用而被放大。因此,监管部门应该考虑建立逆周期机制,降低金融经济的波动。Goodhart和Danielsson(2001)建议把审慎准则与贷款或资产价格的增长率联系起来。这些审慎标准将影响风险定价、损失拨备或资本积累等。比如采取逆周期资本要求,在经济高涨期,银行要持有比最低监管资本更多的资本,在经济萧条期,如果有必要,可以降低监管资本要求;严格限制影子银行体系的杠杆比率,防止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过度扩张和过度承担风险;实施动态计提准备金制度;改革会计准则,提取估值准备金和调整金,限制不活跃市场中公允会计准则的使用。

2.针对跨部门维度,实施横截面监管

跨部门维度(cross-sectional dimension)是指特定时间内,风险在金融体系内的各金融机构之间分布和相互作用。由于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形成了“金融网络”(financial network),金融机构的集体行为和风险敞口密切相关,导致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增大。针对跨部门维度,关键问题是如何管理金融机构面临的共同风险敞口,如在经济上行时期收紧对特定部门风险敞口的资本要求。不同机构具有不同的系统重要性,应根据个体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进行监管。根据机构规模、传染程度、关联程度等指标,把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纳入到宏观审慎的监管框架之下。对有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杠杆限制和风险集中度要求。

(二)协调监管当局和央行在金融稳定中的作用

中央银行具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责,针对金融周期的扩张和收缩阶段,货币政策应该采取更均衡的政策反应,政策的干预应该是对称的。一方面,在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削弱了金融系统的清偿力时,应该放松货币政策,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稳定投资者信心,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另一方面,在资产价格明显不可持续地被抬高时(甚至是逐渐而不是立即伴随着通货膨胀压力时),信贷增长过快,中央银行应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对金融市场进行适当的信用控制。

中央银行独具的最后贷款人职能,使得其具有维护金融稳定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天然优势。因此,必须突出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由其全面负责系统性风险的监控和处置。同时,金融监管应更多地关注金融体系的信用创造水平、流动性程度、风险承受程度等宏观稳健性指标并以此作为监管调整的基本依据。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应建立密切的联系机制,及时沟通有关金融市场风险和运营情况、共享监管信息。

(三)完善市场基础环境建设

1. 维持市场多样化

监管当局应该促进金融系统的多样性(包括机构的多样性,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投资者偏好的多样性等)。在金融市场上,投资主体和投资模式的多样性可以有效缓解羊群效应,降低市场的过度波动,增强市场的流动性,从而降低市场的系统风险。

2. 完善市场披露

加强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要求其在证券监管部门登记,披露交易及资产组合等方面的信息,并定期检查;推行“实质性披露”,不追求披露信息的数量,而是追求有价值的信息披露,要求金融机构为金融消费者、投资者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关键信息,简单和透明。完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法律责任的追究和惩戒机制。

把信用评级纳入证券监管当局,对评级机构要求更完全的信息披露,如内部运作、评级方法、历史表现、报酬来源等;将竞争机制引入信用评级市场;确保评级机构的独立性,降低评级公司与被评级机构和承销商间的利益关联度;建立评级机构的问责制。

3. 改善市场基础设施

要确保市场在危机条件下持续有效运行,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十分重要。如设立即日流动资金及流动性短缺融资工具等常设工具有助于控制结算风险,强化市场基础设施自身流动性风险管理;对于基础设置的交易平台,需要改善交易报价系统、交易制度以及电子交易平台应用等问题;为了更好地管理交易对手风险和结算流程,减少结算时滞,需不断升级清算和结算制度;对于场外衍生品市场的交易,要求其在受监管场所并通过受监管的结算体系来完成结算。

(四)对非理的监管

1. 加强对市场参与者的监管

(1)抑制过度投机

第一,监管当局应严格限制金融机构,特别是影子银行体系的杠杆比率,各个国家在充分考虑自身市场完善程度、参与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以及金融安全等多因素基础上,合理确定好杠杆率,防止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过度扩张和过度承担风险。第二,限制按揭贷款价值比率。贷款-价值比率是指按揭贷款规模与房产价格的比率,该比率越低,说明个人的支付能力越强,还款能力越强。该比率的迅速扩大说明银行业风险普遍提高。监管当局应控制该比例,缓解过度放贷,避免顺周期性的扩散。第三,限制金融机构期限错配。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主要来自于资产与负债的期限不匹配,即“借短贷长”。应该明确对银行资产流动性的要求,如引入贷存比,降低银行对批发性融资渠道的依赖;引入针对非流动性的资本要求,如果银行使用短期负债为长期的非流动性资产提供融资,应要求持有更多的资本。

(2)建立流动性缓冲机制

流动性风险具有内在的系统性风险特征。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依靠批发市场来满足其大部分资金的需要,在面临流动性短缺时金融机构变得很脆弱,因为这时实现到期日转换的功能要求他们提供相比资产更多的流动性负债。监管当局应该设置资金流动性的最低标准,要求金融机构持有一定量的流动性作为缓冲保障,这些缓冲最好是具有较高流动性资产,如中央银行的准备或政府的债券等,在发生危机时容易变现。

(3)限制市场准入

为降低商业银行从事高风险活动,对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进行更为严格的限制,明确银行的传统借贷业务与高杠杆、对冲、私募等高风险投资活动之间的界线。

(4)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

建立合格金融消费者投资制度,区分一般金融消费者与合格金融消费者,为一般金融消费者划定交易,避免缺乏专业知识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人进入高风险领域而遭受损失。需进一步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组织、搭建高效的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平台和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教育。

(5)监管企业高管薪酬问题

金融危机前传统观点认为,薪酬激励机制属于微观主体行为,应由市场机制决定,监管当局不需干涉。但危机的教训是,薪酬激励机制如果设计不当,会助长金融机构对风险的过度追求,危及金融稳定。因此监管当局应适当地干预机构薪酬制度的设置。薪酬结构的改革方向是:第一,将管理人员的薪酬结构与长期利润挂钩。第二,不能将激励机制简单地与股价和市值最大化等同起来。第三,改革现有的以公允价值和市值波动来衡量利润的机制,使得管理人员的收益和风险匹配。

2.加强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建设

(1)提高监管的公信力

增强金融监管的透明度,监管措施的出台应事先广泛征求行业、投资者和其他政府部门等多方面的意见。提高监管透明度有利于提高监管者声誉;明确监管者的职责范围、权限和操作规程,建立监管责任的考核监督制度,对监管职能部门和监管人员进行严格考核和问责。

(2)建立有弹性的监管纠错制度

建立质询制度,政策当局应对所有重大监管制度进行事前的质询;监管者在实施监管行为时应该留有足够的伸缩余地和变更空间;监管者在出错后,应该勇于公开承认错误,并及时纠正。

注: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 (项目批准号: 09YJC790094))和广东省哲学社科“十一五”规划项目(项目批准号: 09GD-01)和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批准号:2009SM0044)资助。

1.John Keynes提出了“动物精神”,即一种自发的冲动。

2.启发式策略是指人们在推理过程中,往往采用的一些推理规则。主要包括:(1)代表性启发是指人们倾向于用样本是否代表总体来判断其出现的概率;(2)易得性启发法是指人们倾向于根据一个事物在知觉或记忆中的可得性程度来评估其出现的相对频率,容易知觉到或回想起的被判定为经常出现;(3)锚定与调整启发指人们在做决策时往往 对已预先设定的参考点进行锚定,后期的分析只限于修正,由此带来了思维定势和经验至上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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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肖崎. 金融体系的变革与系统性风险的累积[J].国际金融研究,2010(8):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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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监管论文篇8

内容摘要:本文以2002年以来31家证券公司的年报数据为样本,界定证券业净资本监管的主要影响因素,通过联立方程、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的截面数据实证分析,研究我国证券公司的净资本监管效应。

关键词:证券公司 净资本 资本监管

1989年证监会国际组织(IOSCO)通过《证券公司资本充足率标准》,对证券业提出资本监管要求。我国2002年开始对证券公司进行净资本监管,并于2006年净资本监管又被监管部门赋予“证券公司风险控制体系的核心”内容。本文将对我国证券公司净资本监管效应的发挥进行实证研究。

相关变量的选取与模型的建立

(一)方法的确定

资本充足性监管效应发挥与否,主要在于监管能否促使证券公司保持较高的资本水平并降低流动性风险。下文通过建立模型,对证券公司实行净资本监管要求后的实际数据进行分析,了解监管效应的发挥程度。

资本监管效应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影响证券公司的资本水平的因素,以及影响证券业的风险水平的因素,同时资本可能对风险有影响,风险也可能对资本有影响,与这种关系的研究最匹配的模型是联立方程模型。

Shrieves and Dahl(1992),Jacques and Nigro(1997),贺潇颍(2006),郑宇婴(2006)都是采用联立方程模型来研究资本监管对银行业的监管效应。

三阶段最小二乘法是由Zellner和Theil于1962年提出的,当方程右边变量与误差项相关,并且残差存在异方差和同期相关时,3SLS是一种有效的估计方法。

综上所述因素考虑,因而本文选取联立方程模型,并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分析。同时由于监管期间为2002年以后,时间较短,拟采用每个时点的多家公司进行横截面数据分析,以解决样本数据期较短的问题。

(二)变量的选取

由于缺乏对中国证券业资本监管效应实证研究,如何对证券业的资本监管效应影响因素进行界定成为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银行业资本监管效应研究模型通常选取的变量是:资本充足水平、风险水平、资产规模、收益水平、前一期风险或资本水平、是否达到8%的充足要求等。证券业资本监管效应的研究,首先按照与银行业相同,而后逐一分析的方法,最后通过模型验证选择变量的合理性。

1.资本充足率水平。研究资本监管效应,核心的内容研究资本变化与流动性风险之间的关系。因而资本充足性水平作为因变量是合理的。一般而言,证券公司资本充足性水平的指标有两个,一是净资本总额的高低,如综合类券商不低于2亿元;二是净资本对自有总负债的比率,即净资本/自有负债总额,要求比率是不低于8%,即一个是绝对指标,一个是相对指标。由于中国证券业融资渠道相对较窄,资本来源局限于股东投入及发行长期次级债。资金筹集其它方面,少数公司拥有发行公司债、或银行间短期资金拆借的资格,但由于我国实行分业经营,不允许信贷资金流入股市,因而相对而言,证券公司负债渠道相对狭窄,结果是大部分公司的净资本与自有负债之比远高于8%,甚至倒闭或托管公司,该比例也超过8%。因而出现达到8%的比例并不意味着流动性风险低,8%的资本充足率不能衡量证券公司的流动性风险。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选取净资本总额的指标作为净资本充足性水平,净资本是证券公司能够在短期迅速变现的资金数额,净资本水平高,意味着证券公司在出现市场风险等情况下拥有大量的可迅速变现的资金,随时备付各种风险,保障证券公司不会发生流动性问题。该指标高,意味着资本充足,否则意味着资本不足。

2.风险水平。研究资本监管效应,核心的内容研究资本变化与流动性风险之间的关系。因而将风险水平作为变量是合理的。由于净资本监管的核心内容是防止发生流动性风险,因而选定的风险水平指标必须能够衡量流动性风险的大小。

许多学者在研究风险时,选择收益率的方差作为风险。这种风险指标的选取实际上是衡量收益风险,即收益水平的波动幅度,在中国现实环境下,证券公司发生流动性困难,实际上并不意味着收益波动超出承受能力。很多被托管的公司,如汉唐证券,收益率波动并没有出现问题,只是发生流动性风险,因而必须选取适宜的指标来衡量流动性风险水平。

低流动性资产指标能够较好地衡量证券公司的流动性风险,低流动性资产是指证券公司净资产中有多少已经失去流动性或难以变现,它的计算公式为:

低流动性资产=净资产-净资本

低流动性资产说明净资产中有多少已经难以变现,不能解决流动性困难,该指标更符合本文衡量流动性风险的需要,本文选取它作为风险衡量指标。

低流动性资产越高,证券公司面临的流动性风险越大;低流动性资产越低,意味着证券公司拥有更多的能够随时变现的净资本,因而流动性风险越小。

3.资产规模。国外文献很多数发现,金融业的规模与风险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同的国家关系方向并不一致。一方面,大机构的通常资本金数额较多,但另一方面往往托管客户资产也较多,出现投资机会也多,因而一般倾向于减少所持有的流动性资金,因而规模与风险正负向关系都有可能,关键是在现实监管环境下,哪个因素作用更强。

从我国监管实践来看,2002年之前倒闭的券商其往往较小,据统计倒闭的最大的君安公司的资本额只有7亿元,在2004年前后爆发危机的各证券公司中,不乏有一些大券商,如海通证券、申万证券等等。因而资产规模对我国证券公司风险监控是否有显著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将其选择为变量之一,同时借鉴其它学者的衡量方法,以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表示规模水平。证券业规模水平与流动性风险或资本水平之间的关系尚不能确定,需要实证结果进行评判。

4.收益水平。通常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越高,其内部资金积累能力就越强,因而收益率水平与资本充足性水平、流动性风险水平之间应该有一定关系。

资产的收益状况通常有两个衡量指标,一是总资产收益率,即利润除以总资产,另一个是净资产收益率,即利润除以净资产,由于我国证券公司托管了大量的客户资产,选用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证券公司的收益水平更为合理。

收益水平与资本充足水平关系推测应为正相关,即收益率越高,其自身流动性资金积累能力越强,净资本水平越高;收益率越低,其自身流动性资金积累能力越弱,净资本充足性水平越低。

收益水平与流动性风险的关系推测应为负相关,即收益率越高,其自身流动性资金积累能力越强,低流动资产越小,流动性风险越低;收益率越低,其自身流动性资金积累能力越弱,低流动资产越大,流动性风险越高。

5.前一期的资本充足性水平或风险水平。从理论上讲,前一期的资本充足性水平或风险水平应该与本期有关联。因为证券公司的资本水平或风险水平都是在前一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后一期结果往往与前一期结果高度正相关。由于中国证券业融资渠道有限,净资本水平、风险水平改善都难以在短期内完成,同时研究季度数据变化,研究同期较短,因而可以估计前一期资本及风险水平对本期有较大的正向影响。前一期资本充足性水平或风险水平分别选取前一期的净资本及低流动性资产。

6.是否达到监管要求。由于选取的样本公司中既有综合类证券公司,也有经纪类证券公司,同时是否达到监管要求有一系列指标,如绝对、相对、风险准备是否足额,选取的数据中没有充分披露这一内容,因而本文研究中由于数据不支持,而不选择此变量作为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本文对净资本监管效应研究中选取资本充足水平、风险水平、收益水平、资产水平作为研究变量,具体见表1所示。

(三)模型的建立

根据上述净资本与风险关系假设,考虑到证券业净资本与风险的影响要素,本文建立以下联立方程,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CAPj,t=a0+a1SIZEj,t+a2ROEj,t-1

+a3RISKj,t+ a4CAPj,t-1+uj,t

RISKj,t=b0+b1SIZEj,t+b2CAPj,t +b3 RISKj,t-1+wj,t

其中J表示第J家证券公司,T表示第T年。

数据的采集

年度数据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数据较为准确,将研究时点确定为每个年度末。我国证券公司资本监管是从2002年开始实施,因而研究期间选为2002年到2006年末及2007年6月31日五个时间点,为了能够符合统计分析的要求,本文采用截面数据的研究方法。

研究选取2002年以来没有发生重大重组且其各年年报数据要素齐全的公司,经分析共有31家公司符合上述特征。本文选择的31家公司及分析项目要素见表2,具体各年数据见协会网站。

实证结果与分析

模型公式:

INST C roacapp_1 riskk_1 size

capp=C(1)+C(2)*size+C(3)* roa+C(4)*riskk+C(5)*capp_1

riskk=C(7)+C(8)*size+C(9)*capp +C(10)*riskk_1

通过Eviews软件,对2002年以来各个年度净资本与风险情况进行联立方程分析,每个时点选取31家公司进行截面数据研究,发现我国证券业资本与风险状况的一些基本情况。

(一)实证结果

本文列出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上半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情况,分别见表3,表4,表5和表6。

(二)结果分析

就整个联立方程模型来看,2004年到2007年6月这四年的拟合程度都比较好,特别是2007年6月的风险回归方程,可决系数达到了0.96,其它几个回归方程的可决系数也大都在0.7以上,这些表明,联立方程模型所选择的解释变量还是比较适合的。

滞后项CAP(-1)对资本状况CAP的影响为正,说明证券公司资本状况的变化具有较强的持续性。

风险状况RISK对资本状况CAP有显著的负的影响,说明在目前风险导向的资本监管政策下,证券公司的风险提高会明显降低资本充足水平,风险的降低会提高资本充足水平。

滞后项RISK(-1)对风险状况RISK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我国证券行业的经营风险与前一期高度相关,即风险暴露具有一定的周期持续性,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明显的改善。

资本状况CAP对风险状况RISK存在着一定的正向反馈,说明若证券公司资本水平较低(资本流动性已然不佳),则证券公司存在着主动降低风险水平以适应新的流动性水平;随着证券公司净资本状况的改善,证券公司资本水平提升到较高水平,证券公司有能力适当增加风险资产,适当提升风险水平。

资产收益率(ROE)的系数为负,但是不显著,说明当前我国证券业的资产收益率(ROE)对于净资本金额和风险状况没有影响,证券公司净资本的提高主要通过增资扩股等外部途径解决,证券公司内部收益不足以大幅提高资本充足水平。

通常资产规模对于证券公司的净资本金额和风险状况的影响一般为负,即资产规模越大,自有资本和资产风险就越低,可是T统计量绝对值显著小于2,就说明了对于国内的证券公司,资产规模对于净资本金额和风险状况的影响不太显著。

2006年的结果中,由于常数项的T统计量不很显著,因此第一个方程得出的R统计量出现负值,2005年的第二个方程中得出的R统计量比较小,只有0.4,也是因为常数项的T统计量不很显著。除了这两个方程外,其余的年份和方程的R统计量最小是0.7,出现在2005年中,除此之外,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的方程的R统计量都是达到0.9以上,因此,可以判断用此方法是合适的。

结论

综上,本文通过对31家证券公司2002年以来的年度数据,进行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研究结论是我国证券公司流动性风险与资本之间呈现负的显著关系,净资本监管带动了降低了证券业流动性风险水平,我国证券公司净资本监管效应显著,该项政策应继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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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监管论文篇9

2014年新年伊始,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影子银行业务若干问题的通知》(简称“107号文”)引起了各界不小的轰动。107号文中将中国的影子银行分为了三类,大致就是按照“完全无监管”和“监管不足”来划分的,并给每一类金融机构或金融产品都进行了监管归口,各自有了自己的“主人”。但业内人士认为,107号文还只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具体的操作细节还没有出台,所以在实施过程中可能还会遇到监管漏洞等问题。

定义分歧

自从“影子银行”这个名词在学术界和金融界被提出后,大家对于影子银行的定义就没有统一过,有的强调游离于监管之外的机构叫影子银行,有的则认为银行表外的业务叫影子银行,有的则强调类似美国的货币市场基金叫影子银行。

而这次107号文把我国的影子银行主要分为了三类:一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完全无监管的信用中介机构,包括新型网络金融公司、第三方理财机构等;二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存在监管不足的信用中介机构,包括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三是机构持有金融牌照,但存在监管不足或规避监管的业务,包括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证券化、部分理财业务等。

国际金融投资家联合会执行主席、经济学家孙飞认为:“影子银行是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的游资、热资、黑钱、非法资金等,像信托公司、银行理财都在监管的范畴之列,不应该叫影子银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范建军则认为:“影子银行在美国主要指货币市场基金,类似于中国的余额宝,就是老百姓用自己的积蓄购买货币市场基金,赚取一定的利差;而货币市场基金将老百姓的小规模闲散资金吸收过来后,去做其他的融资,去购买长期的债权或证券产?品。”

慢牛投资公司董事长张化桥在接受《新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示:“银行(理财产品)自己就是最大的影子银行,目前对于影子银行的分类并不重要,我只注重实质。”

有文献记载,最早使用影子银行体系概念的是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执行董事McCulley,他将影子银行定义为“有银行之实却无银行之名的种类繁杂的各类银行之外的机构”。在美国,影子银行又叫平行银行,意思是与商业银行并存,又完全在商业银行系统市场之?外。

此前,国内经济学界也对影子银行的定义进行过讨论,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界定,影子银行主要包括非正式金融部门(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民间借贷等)、私募股权(PE)和财富管理产品(WMP)。而在中国特定的金融体系下,我认为将银行贷款、IPO(首次公开发行)融资之外的几乎全部融资,都归入影子银行系统是恰当?的。

事实上,107号文尽管对影子银行进行了分类,但业内不少人士仍认为对于影子银行的定义并未厘清,因为这样的分类在逻辑上并没有并列关系,划分的实际意义不大。而将缺乏监管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也划入影子银行后,什么机构和业务才叫缺乏监管并没有明确的说法,所以107号文实际上并未真正给出影子银行的定义。

风险在哪

107号文的另一个目的是降低影子银行的风险。文件要求,要做好影子银行的风险防控,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加强监督检查,并加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但是,对于影子银行的风险到底在哪?并未提及。

范建军认为:“美国把没有金融牌照的机构和金融公司定义为银子银行。真正的影子银行的确容易产生风险,尤其是货币市场基金。金融危机爆发后,货币市场基金会出现一个短缺的结构,会有大批的货币市场基金破产。因为货币市场基金存在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就是一般买货币市场基金的人,都想获得短期的利息收益,但是,这些资金汇集起来之后又去做了长期的投资,而且购买货币市场基金的人根本不关心他的钱被投资了什么项目,整个资产都是混在一起的,这就存在一个期限错配的问题。一旦遇到金融危机,货币市场基金就会收缩。”

但总体来看,中国的影子银行进入门槛还是比较高,也都是一些有风险承受能力的人去参与影子银行的业务。范建军告诉记者:“中国的影子银行远没有发展到像美国货币市场基金那种程度,美国经济已经很发达了,它不会触及像信托这种融资业务,所以要分清楚中国影子银行与国外影子银行的区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认为,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我们不能用市场型信用机构来定义影子银行,因为这些非信贷融资业务是在银行体系或依托银行体系完成的,所以更合适的称呼应该是“银行的影子业务”,以区别于正规信贷业务的其他债务融资方式。

有统计显示,在央行社会融资规模口径之下的未贴现票据、信托和委托贷款余额为13.7万亿元。在这个基础上,社会融资规模中未包括的信托资产和民间借贷大概在7.2万亿元左右,由此估算,影子银行总规模在20.9万亿元左右。如果再加上非银行所持有的企业债券,影子银行数额将达到24.4万亿元,占GDP的46.5%。根据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数据,2011年年底,G20国家影子银行占其GDP的比重达111%。这样看来,中国的影子银行规模并不算大。

孙飞认为:“中国的影子银行问题并不严重,中国金融业有180万亿元的资产规模,商业银行占145万亿元,而游离于监管范畴之外的才叫影子银行,这部分影子银行也无法兴风作浪,不会对中国经济构成系统性风险。”

如何监管

由于影子银行是多头监管,监管模糊地带始终存在。107号文件要求按照谁审批谁负责风险的处置原则,合理分工监管责任。这样一来,影子银行的监管部门将涵盖一行三会,并从中央政府延伸到地方政府。

在多头监管的格局下,监管的重叠和漏洞就在所难免,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空间仍然存在。而对于近年来出现的新型金融模式,比如第三方理财、网络金融、非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等,107号文件中并没有进行详细的监管说明,这就会造成在执行过程中仍避免不了监管漏洞的可?能。

有业内专家认为,107号文更多的监管思路仍然是行政导向,要求金融机构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事实上,中国的影子银行迅猛发展的主要原因就是规避监管。太多、太严格的监管只会给影子银行更强的规避监管的动力。

范建军表示:“中国的影子银行把信托公司和银行理财产品也包含在内,但无论是信托公司还是银行理财,它们吸收的基本是大块资金,投资者购买这些产品都需要一定的门槛,而且理财产品在发行时,要对购买者进行风险告知。所以,我觉得没必要过度监管,银监会只要要求这些金融机构在发行产品时能够保证信息充分披露,以避免投资者的风险就可以了。”

资产监管论文篇10

关键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会计监督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强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减少其不必要的流失是稳定市场经济基础和促进企业发展、完善国有资产监管机制的重要前提。本文主要是在阐释其监管必要性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几方面的思考与建议,这对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会计监管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有资产强化保值增值会计监督的意义及必要性

强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监管水平对企业和国家而言均具有特殊意义。首先国有资产在发展国民经济及完善市场经济过程中承担着重要使命。虽然之前国家对一些企业进行整改,而且目前整改进一步深化,但是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却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这一方面制约了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闲置和浪费社会资源,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会危及到社会稳定。会计监督是指全面的反映经济体的经济活动的同时,也要反映经济业务是否符合会计准则和法律规范。民营企业的会计监督水平逐渐在完善,通过建立集团共享服务中心和互联网财务系统使会计监督水平更高,但是在国有企业中,会计监督水平较民营企业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强化国有企业的会计监督水平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其次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会计监管水平可以显著提升工作效率,详细的记录企业的经济活动,识别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风险,更准确的为企业管理层提供决策数据,同时还可以减少国有企业中内部人对国有资产的侵蚀。总之,强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会计监督水平具有其很强的必要性和特殊意义。

二、关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会计监督的思考

关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思考有很多,但是本文经过整理,着重在资产流失分析和实施途径方面提出了监管部门对此的两个方面的思考要点。

(一)关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分析的思考

目前国有资产的流失主要有三条渠道,分别是显性流失、隐形流失及产权交易资产流失。首先显性流失的主要表现有:国有企业领导以公养私,不能很好的约束自己,在私下利用企业资源与企业争利;国有资产法管理条例不能与时俱进,没有很好的“退出”机制,在市场中经常会出现“劣币驱良币”的现象,导致有关资产方面的决策失误;过于垄断,不能与其他企业进行比较,对企业本身没有全方位的了解,片面的进行出借或者担保。其次隐形流失的主要表现有:一是管理决策上的失误,二是会计核算和数据真实性方面的失误。显性流失与隐形流失的表现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两方面:一是制度的缺失,企业的管理制度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例如森林、土地等资源由于企业的管理执行和监管不到位,导致被私人侵吞;二是企业管理层的能力所限,例如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经常会出现将国有资产无偿分配给个人或者低价出售的现象,这可能是管理层的战略意识出现偏差。最后就是关于国有资产产权交易中的资产流失,目前我国的国有资产产权交易还处在一个相对初级的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我们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以参照,为资产流失的出现埋下了许多隐患,例如一些违规操作行为屡见不鲜,国有资产产权界定难以清晰化,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管机制,尤其是在产权交易过程中,会计监督的作用发挥微乎其微,鉴于财务人员的专业能力所限,财务部门在产权的重估入账、成本界定及转让定价等方面很难给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这增加了国有资产的流失风险。这一方面可能是缺乏产权界定方面的人才,另一方面就是企业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缺乏重视,不能加大力度实现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以强化监管水平。总之,关于国有资产的资产流失分析说明了当下进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会计监督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二)关于实施会计监督途径的思考

关于实施会计监督的途径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分别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首先在会计监督的主观因素方面,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固定资产折旧,一些企业在固定资产折旧时,一些单位会对固定资产进行重新估价,以致于固定资产的原值增加,但是在进行折旧时却仍然按照原来的原值进行折旧,这就虚增了利润,这就间接的流失了国有资产;二是存货等资产的调整,对于存货等资产出现亏损时,要及时的在跌价准备中进行反映,计提减值损失,调整期末值,若出现增值情况,则要在账面进行反映;三是对经营投资的损益,在企业中经常会出现因管理不善或者是某些原因造成损失,但是并不能及时的进行核实或者冲账,那么会计人员在月末结账时要估计相关的损失,在扭亏为盈时要进行弥补,调整期末值,准确反映国有资产。其次在会计监督的客观因素方面,主要表现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计算方式,目前的计算方式主要是以账面的期初与期末余额进行计算,但是这样的计算方式并不合理,需要进行调整,例如先征后返、企业捐赠等均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才能准确的反映资产的保值增值。总之,关于实施会计监督途径的思考也是当下在国有企业进行深化改革时必须思考的一环。

三、提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会计监督水平的建议

本文在参考以往文献的基础上,着重以监管部门的监督独立性及政策的关注与执行视角提出了两方面的建议。

(一)加强会计监督独立性,减少会计信息失真

加强会计监督独立性,减少会计信息失真是目前监管部门进行强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会计监督水平的必要措施。首先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督的独立性,会计监管部门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务权利和人事权的独立,只有财务上支持监管部门进行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监督,人事上提供监管人才,才能更好的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其次监管部门要着手于减少企业会计失真信息,尤其在国有企业中,管理层、监管部门与会计人员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只有监管部门与企业管理层进行激励与考核,才能强化三者之间的信息一致性,进而控制会计信息质量。另外,鉴于以上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思考,监管部门应该试图加强固定资产折旧信息、存货减值等方面进行核实监督,去除企业中不良资产的存在。总之,加强会计监督独立性,减少会计信息失真也是目前很重要的一个会计监督环节。

(二)关注国家会计政策变化,强化政策执行力度

关注国家会计政策变化,强化政策执行力度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会计监督的重要措施之一。首先要关注国家会计政策变化,目前国有企业正在进行深化改革,2016年我国国企要实行“退出”机制,即长期不盈利的国有企业要进行强行关闭,类似于这样的国家政策指向,监管部门要在会计活动中进行适当调整,对国家要上的项目或者鼓励上的项目要在会计账面上进行反映,例如国家上了项目可能会增加账面余额,但是在期末时并不能作为国家资产的保值增值,应该进行扣除。其次要强化政策执行力度,国家出台会计准则,而且逐渐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企业必须将购置的资产及时的入账,国家监管部门必须为企业施加外部监管压力,督促企业自觉执行国家会计政策。总之,关注国家会计政策变化,强化政策执行力度是监管部门在国企深化改革背景下持续要做的关键环节。

四、结语

就监管部门而言,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的会计监督是非常必要的。本文主要是以监管部门的视角谈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会计监督的必要性及一些思考与建议,但是由于篇幅与时间的限制,并不能全面说明当下在国企改革背景下应该采用的完善措施,只是代表性的谈了两点思考与两点建议,希望后续研究能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实际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会计监督工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需要在不断的探索与实践中寻求进步。同时,希望本文结论对监管部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会计监督有所助益。

作者:戴恒年 单位:珠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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