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专用性范文10篇

资产专用性范文篇1

最早的资产专用性概念见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948年），书中提到：一些企业领导人对自己企业的人和事具备特殊的了解，这种了解是他们所专门拥有、与企业共依存、不可分离的资产，这类企业领导人对企业来说就是一种专用性人才资本。后来，迈克尔•波兰尼等人的进一步研究指出，那些身怀绝技、经验丰富的工人实际上也是企业不可多得的专门财富，拥有这类专门资产的人将会与企业建立起更加固定的关系。这也是对资产专用性与合同方式选择关系问题最早的研究。但是，正式的“资产专用性”概念是（1971年）威廉姆森在分析纵向一体问题时提出的。

1972年科斯提出，现实当中除了那些早已为人们熟悉的标准市场交易外，还存在大量人们不熟悉的交易方式，例如：企业内部交易，特许经营或纵向一体化，合同或契约等非市场化交易。对于这些大量存在的准市场化交易活动，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它们不是市场经济中的典型交易方式，而是“市场失灵”或“垄断”带来的弊端。对此科斯虽持否定态度（Coase，1972），但进一步的分析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威氏首先将市场经济中的各种交易方式还原为“合同”或“治理结构”，认为企业的“治理结构”与“资产专用性”密切相关。为此，他在企业纵向一体化研究中说明了资产专用性与交易成本节约之间的关系，相应建立了他的整个交易成本学说。

与资产专用性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

资产专用性与治理结构的选择。在威氏的交易成本理论中，“合同”、“交易方式”和“治理结构”并无本质区别。“治理结构”主要划分为四类：市场治理：此结构进行标准的市场交易；多方治理：通过签订合同和引入中介，如建筑合同中的技术机构、会计审核、法律顾问等，保证交易的完成；双方治理：没有第三方介入，交易双方通过签订长期交易合同来维持交易；统一治理：即交易活动在一个统一的组织中按照事先的计划安排来完成。威氏认为，上述四种交易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并不能说哪种结构更合理。但具体交易究竟选择哪种治理结构来完成，取决于三个因素：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程度。不确定性是因为交易者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所致；交易频率指一定时期内的交易次数，分为偶然和经常两种情况；资产的专用性程度则分为非专用的、中等专用的和高度专用的三种；若排除不确定性，治理结构的选择就取决于资产专用性程度和交易频率。

据表1显示，一项交易不涉及资产专用性时，无论交易频率高低，都将以标准的市场治理结构来完成，原因是市场上有许多供货商和需求者，供需双方无需与任何人签订合同就能很容易地进行交易；当交易涉及中等程度的资产专用性时，偶然的交易可能会以三方治理的方式出现，因为此时，资产一旦投入后就很难再改变用途。所以以某种相对固定的合同来对双方的行为进行约束，甚至某些中介力量的介入可以确保合同的执行；此时，经常的交易使双方彼此了解，不需要第三方介入，而以双方治理的合同方式进行；当投资的资产具有高度专用性，无论是偶然的还是经常的交易，双方都更愿意采取统一治理结构的方式，因为资产的专用性越强，其用途就越是单一，资产的沉没性也就越大，交易过程中任何的波动和不确定性都将给交易双方带来重大损失，故只能采取一体化的治理方式了。统一治理是针对复杂的交易建立的高级治理结构，它必须按照严格的计划来执行；市场治理是最简单的治理结构，只需按照市场机制来完成；介于其间的是三方和双方治理结构。此即威氏所言：不同的交易活动，必需建立不同的治理结构与之相适应，用复杂的治理结构来解决简单的交易成本会太高，而用简单的治理结构来解决复杂的交易问题则会使事情一团糟（威廉姆森，2002）。理想的治理结构应该是能够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构。

资产专用性与交易成本的关系。威氏认为，资产专用性通过影响人的行为属性影响交易成本的高低。因为经济活动中人具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因为人类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因此决策时难免不周到之处；同时趋利弊害的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可能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来。人的这两个行为特征因资产专用性的强弱而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从而影响到交易成本的高低和交易方式的选择。

举例说：一汽车生产企业与生产通用轮胎的A企业和专门为其生产特殊点火装置的B企业有经常性业务往来；由于该企业对轮胎无特殊要求，同时生产轮胎的A企业其产品也不一定非要卖给某一家企业，所以双方按照正常的市场交易方式来进行交易；而对于生产特殊点火装置的B企业，由于两家企业都是对方惟一的交易伙伴，它们之间具有极强的资产专用性关系，如果不建立特殊的治理结构，在市场波动的情况出现时双方都有可能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增加风险，而双方治理和三方治理，都不足以阻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因此，惟有建立统一的治理结构，才能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可见，资产专用性越强，人们的机会主义倾向越严重，交易成本越高，治理结构也越复杂。资产专用性与纵向一体化。传统经济学认为，纵向一体化是由于技术因素引起的，不同的生产阶段之所以成为连续的过程，主要是为了从技术上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理论认为，现实中一家企业经常将一些并无技术联系的生产环节结合，而一些有很强技术联系的生产环节却可能是相互独立的企业。对此，威廉姆森提出：技术上的相互依赖并不是节约成本的唯一理由，交易成本的节约才是说明纵向一体化的主要原因，而资产专用性是影响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现实中对煤炭有特殊要求的发电厂，与远距离的、能满足其要求的采煤厂，实行纵向一体化，而同临近的采煤厂没有任何交易便是例证。

资产专用性范文篇2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受到财务学界与管理学界的关注。主要是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认为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不仅是两种融资工具，而且是两种治理结构[3]。KochharandHitt（1998）[11]认为对于一个执行多样化战略的公司而言，权益融资更合适。Brad⁃ley、JarrelandKim（1984）[12]以公司销售及研发费用之和与销售收入的比值度量资产专用性，发现资产专用性与负债水平显著负相关。JonVilasusohandMinkler（2002）[13]在Williamson的研究基础上，将公司资本结构动态演变的诱致因素归纳为资产专用性和成本两个方面，并按照理论思路建立考虑资产专用性和成本因素的资本结构动态模型，通过对动态模型的数理特征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产专用性程度与资本结构中的负债水平呈反比，与权益资本水平呈正比，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提高，目标资本结构中债务资本水平不断下降。Dijana（2001）[14]、程宏伟（2004）[15]、李青原、王永海（2006）[16]、刘仁宾、孙睿璐（2010）[17]等的研究也支持了上述结论。BalakrishnanandFox（1993）[18]利用295家采掘和制造业企业1979—1987年的样本区间，发现公司资本结构变量的52%可以用其专有特征来进行解释，专有特征包括R&D、广告费、折旧、增长机会和风险等。TaylorandLowell（1995）[19]也认为专有特征是解释资本结构变化的重要变量。Vicente-Lorente（2001）[20]按照R&D支出的来源不同区分为内部投入的R&D和外部购置的R&D，并且发现内部投入的R&D支出与负债水平显著负相关，但外部购置的R&D支出与负债水平不存在相关关系。且以销售费用与销售收入之比衡量资产专用性时，发现资产专用性与负债水平正相关关系，钱春海、贺旭光、欧阳令南（2002）[21]和王永海、范明（2004）[22]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结论。不少学者基于债权人保护，研究了资本结构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认为债务契约是会计稳健性需求的主要原因[23]，而会计稳健性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重要手段[24-26]。JensenandMeckling（1976）[27]认为随着公司债务比例的上升，管理层将倾向于过度投资，使得债务契约中的利益分配不对称，加重债权人与股东的利益冲突，最终损害债权人的价值。而会计稳健性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利益冲突，从而债权人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随着债务比例的上升而提高[10，24，26，28]。刘运国、吴小蒙、蒋涛（2010）[29]以我国2002—200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认为债务期限结构也是影响会计稳健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指出短期负债比例较高的公司通常面临着短期内大额还款付息的压力，一旦现金流紧张，银行收回贷款的风险就增加，而长期借款比列高的公司，一般是声誉较好和具有“政治关系”的公司，贷款风险较小，因此银行对短期借款比例高和长期借款比例低的公司要求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从现有文献可以看出，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之间、资本结构与会计稳健性之间都密切相关，然而，极少文献对资产专用性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进行研究。而根据Williamson（1985）[30]提出的契约三个特征：价格、资产专用性和安全措施条款。资产专用性是契约的持久性和完备性的主要决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理结构和相关的契约安排，会计稳健性是契约中的重要方面，它是解决契约不完备引起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安排。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考察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企业是生产要素提供者之间一系列契约的联接，契约关系是企业的本质[27]。那么，作为契约的集合体，契约的缔结者就具有分享企业财产的权利，享有对企业收益的索取权，但由于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的复杂性和契约的不完备性，使得契约的缔结者在未来获取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财产仍然不能完全得到保障，因此，为确保契约的有效性，促进经济的发展，所有的契约都包括对支持他们执行的机制和制度安排，以保护财产和契约权利。而相应的机制和制度安排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产的专用性，这是因为资产专用性是契约的一个主要特征[30]。具体来说，在资产专用性较高时，契约各方的依赖性也较高，契约的持续时间变得比较重要，正如Palay（1984）[31]、Joskow（1987）[32]、Mastenetal.（1991）[33]、Shirley（1995）[34]指出资产专用性越强，契约关系的持续性越是重要，契约的持续时间也越长。在这种情况下，契约各方就会引入专用的措施以管理、调整和分享他们预期从契约中获得的收益，保障财产和契约权利，即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管理和执行这些契约。且实际上，多数契约包含停滞的可能性，尤其是当包含很高的专用性资产和不可测量或者不可能预测时，这种风险显著上升，辅助性的制度安排就显得更加重要。而会计稳健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一个方面，属于会计基本准则的内容，属于部门规章，是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最高层次，是准则中的准则，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属于正式的制度安排。同时，会计稳健性要求会计人员在进行会计处理时，保持谨慎、安全的态度，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风险和损失，使报表使用者提高警觉，以便应付外部环境的变化，把风险损失缩小或限定在极小的范围。符合投资者特别是债权人谨慎的行为习惯，迎合其厌恶风险的偏好，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致。因此会计稳健性作为适应当前环境的制度安排，在资产专用性水平较高时，对于维持契约有促进作用。一方面，稳健性作为私有信息沟通的方式，是一种承诺机制，有利于契约的签订、执行。管理层通过稳健会计政策的选择，延迟了报酬的获得，从而可靠地传递了其私有信息，传达了企业未来业绩良好、值得信赖的信号[35]；另一方面，稳健性作为监督机制，降低了各种契约违约的可能性。会计稳健性通过推迟收益、低估累积收益和净资产，监督了管理层的报告行为，抵消了管理者不可观察的乐观盈余管理行为[36-37]，限制了管理者的机会主义支付行为，提高了企业的价值，这些增加的公司价值将由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分享，进而降低各种契约的违约可能性。基于此，本文提出：H1：会计稳健性作为特殊的制度安排，会计稳健性程度随着资产专用性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交易成本视角下的公司融资理论认为，债务与权益属于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而这种治理结构的具体选择又取决于公司资产专用性[3，18]。BalakrishnanandFox（1993）[18]指出，为提高产品的独特性、拥有竞争优势，公司会经常对专用性资产进行投资，如无形资产投资、而其价值难以计量和评价，且非流动性与重复使用能力又较差，从而使得债务的优先索赔权的价值降低，债权人为保护财产和契约权利，将采取比较严格的借贷限制，如要求更高的利息率，从而加大债务融资成本，这时股权融资则具有相对优势，因此权益融资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专用性带来的投资风险，更适合专用性程度较高的公司融资。而公司的资本结构、负债水平又是资金提供者评估投资风险的主要指标，债务水平越大，投资风险越高。当企业的债务比率大幅度提高时，投资风险和破产风险随之加大，债权人为了有效监督债务人的财务状况，缓解信息不对称，就会要求企业采取更为稳健的会计政策以保护自身利益。根据债务期限结构理论，即债权人可以通过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保护自身利益，从而减少债务契约中的冲突，认为会计稳健性通过信号显示机制，能够传递较好地保护债权人的信号，降低债权人对违约风险的预期，有利于债务人获得长期债务融资[38]。综上所述，资本结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产专用性，而资本结构又是影响会计稳健性水平的重要方面，如果资产专用性也是会计稳健性需求的主要动因，那么，为进一步研究资产专用性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了解他们之间的影响路径，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H2：资本结构是资产专用性与会计稳健性相关关系的中介变量，资本结构具有中介效应作用。具体地，资产专用性影响资本结构，进而影响会计稳健性水平。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本文选取2008—2010年的沪深两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依据CCER数据库及与WIND数据库对照得出最终控制人类型为国有而确定，并对原始样本进行了以下筛选：①剔除金融类的上市公司，因为此类公司行业特征比较特殊；②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③剔除当年首次发行股票的公司，因为此类公司当年的会计盈余和其他年份有较大差异。最后得到的样本个数为2221个。（二）模型选择与变量定义Basu（1997）[39]对会计稳健性的定义是：与管理层确认“坏消息”相比，对“好消息”的确认可验证性要求更高。因此，稳健性要求会计人员对“好消息”的反应程度比“坏消息”小，对“坏消息”的确认比“好消息”的确认更加及时。根据此定义，他采用正的股票收益率作为“好消息”的变量，而用负的股票收益率作为“坏消息”的变量，由此Basu采用反向回归方法计量会计稳健性，使用的模型如下：epsitpit-1=a0+a1dit+a2retit+a3dit×retit+ε（1）各个变量含义如下：epsit/pit-1：公司i披露的第t年每股收益除以第t年期初每股股价；retit：公司i在第t年的年股票收益率，具体计算为retit=[∏（1+rij）-1]-[∏(1+rmj)-1][39-41]，其中rij为个股月回报率；rmj市场月回报率；j表示月份，取1至12；dit：虚拟变量，若retit小于零，取1，否则取0。该模型主要考察系数a3，该系数是会计稳健性的一种计量方法，若显著大于零，说明会计盈余是稳健性的，若不显著或者显著为负，说明会计政策没有表示出明显的稳健性或者不稳健，显示出了激进性。Basu模型是会计稳健性研究中应用比较广泛的模型，不但可以用来检验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会计稳健性，还可以通过增加目的自变量来检验该因素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本文参照刘运国等（2010）[29]、朱茶芬等（2008）[40]、杜兴强等（2009）[41]、Balletal（2005）[42]等采用的方法，在Basu模型中加入目的自变量及其交叉项，研究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因此，为验证假设1，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资产专用性及其与其他变量的交叉项，由此构造模型（2）：epsitpit-1=a0+a1dit+a2retit+a3ditretit+a4assit+a5retitassit+a6ditassit+a7ditretitassit+∑industry+∑year+ε（2）模型（2）中assit代表资产专用性，目前国内外文献中有多种衡量资产专用性的指标，Bradleyetal（1984）[12]、Bal⁃akrishnanandFox（1993）[18]等都采用（研发费用+销售费用）/营业收入指标反映资产专用性，该比率越高，资产专用性越高；CollisandMontgomery（1997）[43]则认为无形资产具有较强的专用性，因此无形资产/总资产也是度量资产专用性的一个较好替代指标。本文采用无形资产/总资产作为度量资产专用性的替代指标。其次，为进一步研究资产专用性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了解他们之间的影响路径，检验资本结构中介效应的存在性，本文采用传统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即依次检验回归系数[44-45]。具体的检验步骤如下：①自变量与因变量显著相关；②在①成立的前提下，将中介变量与自变量做回归分析；③将自变量、中介变量与因变量做综合回归，若自变量及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则存在中介效应，若自变量回归系数不显著而中介变量回归系数显著，则为完全中介效应；④若②③回归系数至少一个显著，则做SOBEL检验，若显著则存在中介效应，反之，不存在中介效应。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本文依次构建以下模型：著，则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是资本结构的完全中介效应造成的；若b1、r11只有一个显著，则做SOBEL检验。

主要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本文所涉及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d的均值为0.42，意味着有42%的观测值其年度回报率低于市场回报率，即为坏消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表现出一定的稳健性；ass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3991，均值为0.0461，标准差为0.0575，表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对资产的专用性投资方面差异较大，波动性较强。在资本结构方面，资产负债率、短期借款比例、长期借款比例的均值分别为0.544、0.1536、0.0781，说明短期借款、长期借款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负债的主要来源，分别占28.24%，14.36%，侧面说明了本文选择资产负债率、短期借款比例及长期借款比例的合理性。而在控制变量方面，资产收益率与资产增长率的标准差为0.0934、0.9164，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增长能力存在显著的差异，波动性较强。从模型（1）可以看出，交叉项d*ret的系数值为0.242，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整体上较为稳健，这也反映了我国自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来，财务会计报告显示了稳健性特点。当考虑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时，交叉项d*ret*ass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意味着，随着资产专用性水平的提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提高，这是由于会计稳健性作为特殊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契约的持续，提高了资产专用性的使用效率，假设1得到初步验证。会计稳健性作为信号承诺机制[35]，向相关利益方传递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息，有利于契约的签订和执行；同时，会计稳健性作为监督机制，降低了管理层机会主义支付行为，提高了企业的价值，减少了契约违约的可能性[36-37]。（三）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路径分析，即资本结构的中介效应检验在假设1成立的基础上，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本文对假设2进行验证，进一步研究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路径，说明会计稳健性作为制度安排的必然性。首先，本文对模型（3）及模型（4）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表5。当资本结构以资产负债率lev度量时，表示广义的资本结构，资产专用性与资产负债率在10%的水平下显著相关，说明资产专用性对资本结构有重大影响，且对会计稳健性影响的交叉项d*ret*lev系数为0.542，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资本结构的中介效应显著，由于d*ret*ass的t检验在1%水平下也是显著的，所以是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比例为0.034×0.542/0.072=25.5%。同时，根据现有文献对资本结构的研究[29，46-48]，对资本结构的度量还采用了长期借款比例与短期借款比例。当资本结构以长期借款比例ll量化时,表示狭义的资本结构，其与资产专用性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也显著相关，且考察时对会计稳健性影响的交叉项d*ret*ll系数时，可以看到系数值为-0.086，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狭义的资本结构也存在中介效应，且进一步分析是否是完全中介效应时，从交叉项d*ret*ass系数的显著性可以得出，d*ret*ass回归系数系数值在10%水平显著，因此，狭义的资本结构也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比例是0.082×0.086/0.072=9.8%。同样地，黄贵海、宋敏（2004）[49]认为短期负债作为一个整体，企业能够长期拥有，因此可以视其为长期资源的一部分，但是资产负债表中的短期负债并不总是很小的数额，因此，出于谨慎性与严谨性考虑，本文对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进行区分。当以短期借款比例sl代表资本结构时，与资产专用性的回归系数为0.026，对会计稳健性影响的交叉项d*ret*sl系数是0.519，二者只有后者在1%水平下显著，根据中介效应检验原理，需要做SOBEL检验，检验统计量z=b1*r11/(b12Sr112+r112Sb12)1/2，b1、r11分别表示短期借款比例与资产专用性的回归系数及对会计稳健性影响的交叉项d*ret*sl系数，Sb1、Sr11分别是相应的标准误，此处，b1=0.026，Sb1=0.043，r11=0.519，Sr11=0、051，计算得z=0.6036，p>0.05，所以，短期借款比例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从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当资本结构以广义的资产负债率及狭义的长期借款比例表示时，在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路径上，资本结构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即资产专用性通过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而作用于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使得利益相关方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提高，即会计稳健性作为特殊的制度安排，在资产专用性水平不断提高、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的环境下，有利于契约的持续，提高了资产专用性的效率，有助于增加企业的价值，有利于保护契约和财产权利。而当资本结构以短期借款比例量化时，并没有显示出资本结构的中介效应，这是由于短期借款主要服务于企业的经营活动，属于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且不少学者认为短期借款不反映在资本结构中。而对资产进行专用性投资，属于长期投资行为，根据资金匹配原理，资产专用性投资的资金，主要是通过长期借款或者权益筹资，因此，短期借款比例在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路径上，中介效应不显著，这也从侧面证实了短期借款属于企业的营运资金，不应该反映在资本结构中。假设2得到验证。（四）敏感性分析为保证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一方面用（研发费用+销售费用）/营业收入替代资产专用性，其实证回归结果与上述研究一致；另一方面，本文用总负债/总市值、长期负债/总市值、短期借款/总市值替代资产负债率、长期借款比率，短期借款比例，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研究结论

资产专用性范文篇3

一、战略资源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由于各种原因，企业拥有的资源各不相同，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决定了企业竞争力的差异。凡是能潜在地或实际地影响企业价值（租金）创造的事项，都可以视为资源，但并不是所有资源的所有方面都可成为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战略资源。企业在资源方面的差异是企业获利能力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拥有优势资源的企业能够获取经济租金的原因。作为竞争优势源泉的资源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价值性、稀缺性、不能完全被仿制、其他资源无法替代、以低于价值的价格为企业所取得。

Barney和Peteraf分别于1991年和1993年提出两个广为引用的产生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识别分析框架，Barney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有助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资源必须具备价值性、稀缺性、不完全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四个特性。Peteraf总结了竞争优势产生的基本条件，认为企业资源要产生持续竞争优势必须符合四个条件：资源在企业间的不对称分布、对租金的事后竞争限制、资源在企业间的不完全流动性、对资源获取的事前竞争限制。Peteraf的资源识别分析框架实际上是Barney的延续。

企业异质性来源于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资源，简称战略性资源。战略性资源必须同时具备价值性、复制障碍和占有能力三个特性。价值性是指优势资源必须能够创造价值，因为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最终目的是创造价值。复制障碍是指竞争对手无法复制企业的优势资源，这一概念是资源基础观点的核心命题。里德和德菲里皮认为,隐性、复杂性和专用性构成了优势资源的复制障碍；即使某种资源可以被清晰地鉴别与理解，然而由于受到法律制度的限制，竞争对手也无法进行复制,如专利、商标、版权以及经营许可证等都受到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占有能力是指占有优势资源及其所产生价值的能力。一般说来，顾客、供应商、员工、股东、债权人、政府均对企业创造的价值有要求权，然而，由于并不是所有资源的产权都能够被清晰地界定，所以谁将占有优势资源就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或许企业能够有效地使用资产负债表上的有形资产或金融资产，但对于等一些专用性非常强的战略资源未必能充分发挥其优势；如果能充分发挥其优势，这种战略性资源就将成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资产的专用性越强，如品牌、版权、知识资产等战略资源，其被他人复制模仿的可能性就越小，越容易成为企业持续竞争力的源泉。

二、资产专用性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资源一般具有多种用途，其中以货币资金为最。企业的经营决策就是指定各种资源的特定用途，且决策一旦实施就不可还原。因此，在任何一个时点上，企业都会拥有基于先前资源配置基础上进行决策后带来的资源储备，这种资源储备将限制、影响企业下一步的决策，即资源的开发过程倾向于降低企业灵活性。

按照资源基础理论，资源应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能力。有形资产是指企业的固定资产或者流动资产，例如工厂、设备、土地、其他资本物资以及银行存款等。有形资产具有一定的产权属性，其价值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企业会计准则来衡量并且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有形资产的另一个特性是它的透明性，在防止竞争对手复制方面它显得比较脆弱。无形资产包括企业的商标、专利、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网络以及数据资料等。无形资产具有多种利用方式，企业可以在内部开发它的价值，也可以通过许可证形式将其出租，还可以通过品牌转让形式将其出售给其他企业。同有形资产相比较，无形资产不容易被竞争对手复制，例如知识产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而数据库、网络、知名度与美誉度则是企业的长期以来积聚的无形资产，具有内在复杂性与专用性，它们在短期内是无法被竞争对手复制或替代的。同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相比较，能力则更加难以捉摸。从本质上来说,能力包括个人能力、群体能力、组织惯例以及企业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后者（如团队工作、组织文化、员工之间的信任）尤为重要。由于能力很难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并且没有非常明确的产权特性，因此对它们进行定价与评估也就变得十分困难。

威廉姆斯于1985年指出，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克莱因、克劳福德和阿尔钦认为,在交易的一方进行了专用性投资之后,就会产生一种可占用的专用性准租。准租的大小等于承租人最优使用的价值与另一承租人次优使用价值的差额。很明显,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越大,可占用性准租也就越大。

投资于高度专用性资产既有优点、又有缺点。优点在于：专用性投资使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产品和服务质量、差异化产品实现其战略优势；而且，专用性投资向企业客户群传递了这样的信号：即企业将持续致力于既定的产品市场，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声誉；另外，高度专用性资产投资确定了企业的战略方向，并为未来期间的继续投资奠定基础。缺点在于：由于专用性资产的替代用途很少，因此较之于非专用性资产所承担的风险更大；另外，资本代表着一种稀缺性资源，投资于绩效较差的资产意味着其他更好投资机会的丧失。

因此，专用性投资必须充分考虑以下两点因素：首先，由于专用性资产附带价值的减低，专用性资产融资较之于一般用途资产更加困难，因此，专用性投资的资金成本较高；另外，五分之三的专用性资本投资不能达到预期的产出水平，说明专用性投资风险较大。因此，对专用性投资进行初始评价的重要机制是：首先，判断专用性资产投资与一般性资产投资哪个更适宜企业战略优势的实现；其次，评价资本投资中资产专用性程度，确定该项投资是否能够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再次，由于高度专用性资产转作其他用途时价值将显著降低，专用性资产的初始投资决策必须包括对投资失败所引致潜在成本的评价。

三、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比较

鉴于资源并不是天生就能够产生可持续竞争优势，威廉姆斯（Williams,1992）认为管理者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将资源用于某一行业（或者进入市场）并转化为顾客价值，因此，需要对资源进行鉴别、培育、保护与配置。管理者的关键任务是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并利用现有资源获取产业中的成功要素。在企业资源与产业成功要素之间进行匹配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匹配的成功与否有赖于对战略价值做出精确的管理期望。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匹配就是将融资策略和战略性资产的特点相匹配，以充分发挥这些资产的价值，实现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

借鉴威廉姆森把市场和企业都看作是特定的治理结构的观点，分析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治理结构的不同。债务融资要求有固定的回报（本金加利息），价格相对固定，对企业的控制权几乎没有（只是在清算时才相机治理），接近于一种市场化的治理方式，对企业是一种刚性约束，协调成本小；股权融资对企业的控制权大，但是没有对投资财产的索取权，对企业是一种软性约束，但是其内部协调成本大，类似于一种等级制的组织形式进行管理，即企业治理方式。具体见表1和表2所示。

表1债务和权益的权力比较

债务权益

财产权利强弱

控制权利弱强

表2债务和权益的控制方式比较

债务权益

价格控制高低

行为控制低高

由此可以看出，债权融资接近于市场治理，而股权融资接近于等级制的企业治理。

四、基于战略资源和资产专用性的资本结构选择

综上所述，债券和股票除了作为通常认为的融资手段外，还可以看作是不同的治理机制。债券是一种具有较强的约束的融资方式，几乎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运作，如果企业经营不善，不能按期偿付本金和利息，企业就可能破产。根据清算资产的可调配程度，各种不同的债权人将会得到不同的补偿。但是，优先索取的价值一般与资产专用性程度成反比，因而债务契约条款可能会修改的更加苛刻。面对专用性投资可能会带来不利的合约条件，企业将会牺牲掉一些专用性投资特性，这会带来企业投资效率的下降。而股权具有不同于债务的治理方式，比债务更加宽容，当发生不良状况时，会利用其不同于债务的控制权来加以纠正，如撤换高管等，以维持企业持续经营的价值。因此，债务权益比有一种机制选择的含义。

要充分发挥企业所独有的专用性资源的战略效果，取得不可替代的持续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将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其战略资源相配比。交易成本经济学将“交易”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其要旨在于用差别的方式将治理结构和交易的特征匹配起来，以节约交易成本，实现最大的效率收益。经济交易中影响交易的成本和特征有三个基本因素：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就资本结构的选择来说，债务治理通常适用于资产专用性程度弱、不确定性低的交易类型，而股权治理适用于资产专用性程度强、不确定性高的交易类型。

资产专用性范文篇4

最早的资产专用性概念见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948年），书中提到：一些企业领导人对自己企业的人和事具备特殊的了解，这种了解是他们所专门拥有、与企业共依存、不可分离的资产，这类企业领导人对企业来说就是一种专用性人才资本。后来，迈克尔•波兰尼等人的进一步研究指出，那些身怀绝技、经验丰富的工人实际上也是企业不可多得的专门财富，拥有这类专门资产的人将会与企业建立起更加固定的关系。这也是对资产专用性与合同方式选择关系问题最早的研究。但是，正式的“资产专用性”概念是（1971年）威廉姆森在分析纵向一体问题时提出的。

1972年科斯提出，现实当中除了那些早已为人们熟悉的标准市场交易外，还存在大量人们不熟悉的交易方式，例如：企业内部交易，特许经营或纵向一体化，合同或契约等非市场化交易。对于这些大量存在的准市场化交易活动，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它们不是市场经济中的典型交易方式，而是“市场失灵”或“垄断”带来的弊端。对此科斯虽持否定态度（Coase，1972），但进一步的分析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威氏首先将市场经济中的各种交易方式还原为“合同”或“治理结构”，认为企业的“治理结构”与“资产专用性”密切相关。为此，他在企业纵向一体化研究中说明了资产专用性与交易成本节约之间的关系，相应建立了他的整个交易成本学说。

与资产专用性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

资产专用性与治理结构的选择。在威氏的交易成本理论中，“合同”、“交易方式”和“治理结构”并无本质区别。“治理结构”主要划分为四类：市场治理：此结构进行标准的市场交易；多方治理：通过签订合同和引入中介，如建筑合同中的技术机构、会计审核、法律顾问等，保证交易的完成；双方治理：没有第三方介入，交易双方通过签订长期交易合同来维持交易；统一治理：即交易活动在一个统一的组织中按照事先的计划安排来完成。威氏认为，上述四种交易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并不能说哪种结构更合理。但具体交易究竟选择哪种治理结构来完成，取决于三个因素：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程度。不确定性是因为交易者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所致；交易频率指一定时期内的交易次数，分为偶然和经常两种情况；资产的专用性程度则分为非专用的、中等专用的和高度专用的三种；若排除不确定性，治理结构的选择就取决于资产专用性程度和交易频率。

据表1显示，一项交易不涉及资产专用性时，无论交易频率高低，都将以标准的市场治理结构来完成，原因是市场上有许多供货商和需求者，供需双方无需与任何人签订合同就能很容易地进行交易；当交易涉及中等程度的资产专用性时，偶然的交易可能会以三方治理的方式出现，因为此时，资产一旦投入后就很难再改变用途。所以以某种相对固定的合同来对双方的行为进行约束，甚至某些中介力量的介入可以确保合同的执行；此时，经常的交易使双方彼此了解，不需要第三方介入，而以双方治理的合同方式进行；当投资的资产具有高度专用性，无论是偶然的还是经常的交易，双方都更愿意采取统一治理结构的方式，因为资产的专用性越强，其用途就越是单一，资产的沉没性也就越大，交易过程中任何的波动和不确定性都将给交易双方带来重大损失，故只能采取一体化的治理方式了。统一治理是针对复杂的交易建立的高级治理结构，它必须按照严格的计划来执行；市场治理是最简单的治理结构，只需按照市场机制来完成；介于其间的是三方和双方治理结构。此即威氏所言：不同的交易活动，必需建立不同的治理结构与之相适应，用复杂的治理结构来解决简单的交易成本会太高，而用简单的治理结构来解决复杂的交易问题则会使事情一团糟（威廉姆森，2002）。理想的治理结构应该是能够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构。

资产专用性与交易成本的关系。威氏认为，资产专用性通过影响人的行为属性影响交易成本的高低。因为经济活动中人具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因为人类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因此决策时难免不周到之处；同时趋利弊害的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可能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来。人的这两个行为特征因资产专用性的强弱而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从而影响到交易成本的高低和交易方式的选择。

举例说：一汽车生产企业与生产通用轮胎的A企业和专门为其生产特殊点火装置的B企业有经常性业务往来；由于该企业对轮胎无特殊要求，同时生产轮胎的A企业其产品也不一定非要卖给某一家企业，所以双方按照正常的市场交易方式来进行交易；而对于生产特殊点火装置的B企业，由于两家企业都是对方惟一的交易伙伴，它们之间具有极强的资产专用性关系，如果不建立特殊的治理结构，在市场波动的情况出现时双方都有可能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增加风险，而双方治理和三方治理，都不足以阻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因此，惟有建立统一的治理结构，才能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可见，资产专用性越强，人们的机会主义倾向越严重，交易成本越高，治理结构也越复杂。资产专用性与纵向一体化。传统经济学认为，纵向一体化是由于技术因素引起的，不同的生产阶段之所以成为连续的过程，主要是为了从技术上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理论认为，现实中一家企业经常将一些并无技术联系的生产环节结合，而一些有很强技术联系的生产环节却可能是相互独立的企业。对此，威廉姆森提出：技术上的相互依赖并不是节约成本的唯一理由，交易成本的节约才是说明纵向一体化的主要原因，而资产专用性是影响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现实中对煤炭有特殊要求的发电厂，与远距离的、能满足其要求的采煤厂，实行纵向一体化，而同临近的采煤厂没有任何交易便是例证。

资产专用性与企业融资结构选择。所谓企业的融资结构，是指企业对债券融资或股权融资进行的选择和搭配。合理的融资结构不仅可以节约交易成本，而且可以约束人行为，减轻现代企业的目标偏离问题。上世纪50年代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er）M-M理论的提出引起了人们对融资问题的探讨。上世纪70年代，罗斯(Rose)提出债券发行量与企业的破产承担率成正比，由于前景看好的企业具有较强的破产承担力，因此它可以比前景较差的企业发行更多的债券，人们可以通过一家企业的债券

资产专用性范文篇5

关键词：资产专用性交易成本治理结构

“资产专用性”（AssetSpecificity）是指“资产在没有价值损失的前提下能够被不同的使用者用于不同投资场合的能力”（Wiliamson,1989）,“……没有资产专用性概念，交易成本理论就没有说服力”（Williamson，1985）。在交易成本理论中资产专用性概念经常被用来分析各类问题，但是这个概念本身并没有被系统地加以解释和说明过，以至造成了许多混淆。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试图通过归纳、分析和整理，从理论上对资产专用性概念进行梳理和解析，从而更好地学习和理解由此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理论和学说。

资产专用性概念的提出

最早的资产专用性概念见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948年），书中提到：一些企业领导人对自己企业的人和事具备特殊的了解，这种了解是他们所专门拥有、与企业共依存、不可分离的资产，这类企业领导人对企业来说就是一种专用性人才资本。后来，迈克尔•波兰尼等人的进一步研究指出，那些身怀绝技、经验丰富的工人实际上也是企业不可多得的专门财富，拥有这类专门资产的人将会与企业建立起更加固定的关系。这也是对资产专用性与合同方式选择关系问题最早的研究。但是，正式的“资产专用性”概念是（1971年）威廉姆森在分析纵向一体问题时提出的。

1972年科斯提出，现实当中除了那些早已为人们熟悉的标准市场交易外，还存在大量人们不熟悉的交易方式，例如：企业内部交易，特许经营或纵向一体化，合同或契约等非市场化交易。对于这些大量存在的准市场化交易活动，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它们不是市场经济中的典型交易方式，而是“市场失灵”或“垄断”带来的弊端。对此科斯虽持否定态度（Coase，1972），但进一步的分析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威氏首先将市场经济中的各种交易方式还原为“合同”或“治理结构”，认为企业的“治理结构”与“资产专用性”密切相关。为此，他在企业纵向一体化研究中说明了资产专用性与交易成本节约之间的关系，相应建立了他的整个交易成本学说。

与资产专用性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

资产专用性与治理结构的选择。在威氏的交易成本理论中，“合同”、“交易方式”和“治理结构”并无本质区别。“治理结构”主要划分为四类：市场治理：此结构进行标准的市场交易；多方治理：通过签订合同和引入中介，如建筑合同中的技术机构、会计审核、法律顾问等，保证交易的完成；双方治理：没有第三方介入，交易双方通过签订长期交易合同来维持交易；统一治理：即交易活动在一个统一的组织中按照事先的计划安排来完成。威氏认为，上述四种交易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并不能说哪种结构更合理。但具体交易究竟选择哪种治理结构来完成，取决于三个因素：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程度。不确定性是因为交易者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所致；交易频率指一定时期内的交易次数，分为偶然和经常两种情况；资产的专用性程度则分为非专用的、中等专用的和高度专用的三种；若排除不确定性，治理结构的选择就取决于资产专用性程度和交易频率。

据表1显示，一项交易不涉及资产专用性时，无论交易频率高低，都将以标准的市场治理结构来完成，原因是市场上有许多供货商和需求者，供需双方无需与任何人签订合同就能很容易地进行交易；当交易涉及中等程度的资产专用性时，偶然的交易可能会以三方治理的方式出现，因为此时，资产一旦投入后就很难再改变用途。所以以某种相对固定的合同来对双方的行为进行约束，甚至某些中介力量的介入可以确保合同的执行；此时，经常的交易使双方彼此了解，不需要第三方介入，而以双方治理的合同方式进行；当投资的资产具有高度专用性，无论是偶然的还是经常的交易，双方都更愿意采取统一治理结构的方式，因为资产的专用性越强，其用途就越是单一，资产的沉没性也就越大，交易过程中任何的波动和不确定性都将给交易双方带来重大损失，故只能采取一体化的治理方式了。统一治理是针对复杂的交易建立的高级治理结构，它必须按照严格的计划来执行；市场治理是最简单的治理结构，只需按照市场机制来完成；介于其间的是三方和双方治理结构。此即威氏所言：不同的交易活动，必需建立不同的治理结构与之相适应，用复杂的治理结构来解决简单的交易成本会太高，而用简单的治理结构来解决复杂的交易问题则会使事情一团糟（威廉姆森，2002）。理想的治理结构应该是能够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构。

资产专用性与交易成本的关系。威氏认为，资产专用性通过影响人的行为属性影响交易成本的高低。因为经济活动中人具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因为人类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因此决策时难免不周到之处；同时趋利弊害的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可能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来。人的这两个行为特征因资产专用性的强弱而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从而影响到交易成本的高低和交易方式的选择。

举例说：一汽车生产企业与生产通用轮胎的A企业和专门为其生产特殊点火装置的B企业有经常性业务往来；由于该企业对轮胎无特殊要求，同时生产轮胎的A企业其产品也不一定非要卖给某一家企业，所以双方按照正常的市场交易方式来进行交易；而对于生产特殊点火装置的B企业，由于两家企业都是对方惟一的交易伙伴，它们之间具有极强的资产专用性关系，如果不建立特殊的治理结构，在市场波动的情况出现时双方都有可能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增加风险，而双方治理和三方治理，都不足以阻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因此，惟有建立统一的治理结构，才能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可见，资产专用性越强，人们的机会主义倾向越严重，交易成本越高，治理结构也越复杂。资产专用性与纵向一体化。传统经济学认为，纵向一体化是由于技术因素引起的，不同的生产阶段之所以成为连续的过程，主要是为了从技术上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理论认为，现实中一家企业经常将一些并无技术联系的生产环节结合，而一些有很强技术联系的生产环节却可能是相互独立的企业。对此，威廉姆森提出：技术上的相互依赖并不是节约成本的唯一理由，交易成本的节约才是说明纵向一体化的主要原因，而资产专用性是影响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现实中对煤炭有特殊要求的发电厂，与远距离的、能满足其要求的采煤厂，实行纵向一体化，而同临近的采煤厂没有任何交易便是例证。

资产专用性与企业融资结构选择。所谓企业的融资结构，是指企业对债券融资或股权融资进行的选择和搭配。合理的融资结构不仅可以节约交易成本，而且可以约束人行为，减轻现代企业的目标偏离问题。上世纪50年代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er）M-M理论的提出引起了人们对融资问题的探讨。上世纪70年代，罗斯(Rose)提出债券发行量与企业的破产承担率成正比，由于前景看好的企业具有较强的破产承担力，因此它可以比前景较差的企业发行更多的债券，人们可以通过一家企业的债券

发行量来判断企业的经营状况。随后，詹森（Jensen）和麦克林（Meckling）等人提出企业之所以不全部采用债券融资，是因为这两种融资方式都将花费成本，当股票发行和债券发行的边际效用相等时，实现债权和股权的最优组合。上世纪80年代后，格罗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及詹森又提出，负债是一种约束管理者的手段，发行债券引入外部监督迫使管理者按股东的利益行事。这些研究集中于债权的信号作用。1995年威廉姆森在《治理结构》一书中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方法来考察企业的融资问题，按照项目的资产专用性特征对两种融资方式进行区分。他认为项目的资产专用性程度会极大地影响债权人优先索取权的实现程度，项目的资产专用性越强，企业破产时就越难将这部分资产转让出去，债权人的优先索取权就越难保障。股权融资是一种更为复杂的专断性内部治理结构，其特征是股票持有者在收益和资产清算两方面都有剩余索取权；股票无需还本；股份制企业要设立董事会并按股授权，对管理者进行监督。资产专用性程度的高低同样会影响到股权融资的成本，原因是资产清算和剩余索取权也依赖于资产的可转移性，资产专用程度越高，企业财产的破产清算价值就越低，股东的剩余索取权益就越难保障。但是债券融资的成本总比股权融资的成本上升更快，因为市场治理（债券融资）往往要强迫清算，而股权治理则可以在内部做出适当的调整，有可能尽量避免更大损失。威氏的结论是：资产专用程度不高的项目可能使用债务融资更为节约；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的提高，股权融资将更受青睐（威廉姆森，2001年）。

对资产专用性的认识

资产专用性范文篇6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在资源方面的差异是企业获利能力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拥有优势资源的企业能够获取超额利润的原因。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称为战略资源，资产专用性是很多战略资源的重要特征之一。交易成本理论将债权融资和权权融资看作是两种不同的治理结构，本文结合战略管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财务学理论，探讨如何将融资方式与企业的战略资源相配比，以充分发挥企业的持续竞争力。

一、战略资源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由于各种原因，企业拥有的资源各不相同，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决定了企业竞争力的差异。凡是能潜在地或实际地影响企业价值（租金）创造的事项，都可以视为资源，但并不是所有资源的所有方面都可成为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战略资源。企业在资源方面的差异是企业获利能力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拥有优势资源的企业能够获取经济租金的原因。作为竞争优势源泉的资源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价值性、稀缺性、不能完全被仿制、其他资源无法替代、以低于价值的价格为企业所取得。

Barney和Peteraf分别于1991年和1993年提出两个广为引用的产生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识别分析框架，Barney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有助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资源必须具备价值性、稀缺性、不完全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四个特性。Peteraf总结了竞争优势产生的基本条件，认为企业资源要产生持续竞争优势必须符合四个条件：资源在企业间的不对称分布、对租金的事后竞争限制、资源在企业间的不完全流动性、对资源获取的事前竞争限制。Peteraf的资源识别分析框架实际上是Barney的延续。

企业异质性来源于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资源，简称战略性资源。战略性资源必须同时具备价值性、复制障碍和占有能力三个特性。价值性是指优势资源必须能够创造价值，因为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最终目的是创造价值。复制障碍是指竞争对手无法复制企业的优势资源，这一概念是资源基础观点的核心命题。里德和德菲里皮认为,隐性、复杂性和专用性构成了优势资源的复制障碍；即使某种资源可以被清晰地鉴别与理解，然而由于受到法律制度的限制，竞争对手也无法进行复制,如专利、商标、版权以及经营许可证等都受到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占有能力是指占有优势资源及其所产生价值的能力。一般说来，顾客、供应商、员工、股东、债权人、政府均对企业创造的价值有要求权，然而，由于并不是所有资源的产权都能够被清晰地界定，所以谁将占有优势资源就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或许企业能够有效地使用资产负债表上的有形资产或金融资产，但对于等一些专用性非常强的战略资源未必能充分发挥其优势；如果能充分发挥其优势，这种战略性资源就将成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资产的专用性越强，如品牌、版权、知识资产等战略资源，其被他人复制模仿的可能性就越小，越容易成为企业持续竞争力的源泉。

二、资产专用性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资源一般具有多种用途，其中以货币资金为最。企业的经营决策就是指定各种资源的特定用途，且决策一旦实施就不可还原。因此，在任何一个时点上，企业都会拥有基于先前资源配置基础上进行决策后带来的资源储备，这种资源储备将限制、影响企业下一步的决策，即资源的开发过程倾向于降低企业灵活性。

按照资源基础理论，资源应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能力。有形资产是指企业的固定资产或者流动资产，例如工厂、设备、土地、其他资本物资以及银行存款等。有形资产具有一定的产权属性，其价值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企业会计准则来衡量并且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有形资产的另一个特性是它的透明性，在防止竞争对手复制方面它显得比较脆弱。无形资产包括企业的商标、专利、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网络以及数据资料等。无形资产具有多种利用方式，企业可以在内部开发它的价值，也可以通过许可证形式将其出租，还可以通过品牌转让形式将其出售给其他企业。同有形资产相比较，无形资产不容易被竞争对手复制，例如知识产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而数据库、网络、知名度与美誉度则是企业的长期以来积聚的无形资产，具有内在复杂性与专用性，它们在短期内是无法被竞争对手复制或替代的。同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相比较，能力则更加难以捉摸。从本质上来说,能力包括个人能力、群体能力、组织惯例以及企业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后者（如团队工作、组织文化、员工之间的信任）尤为重要。由于能力很难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并且没有非常明确的产权特性，因此对它们进行定价与评估也就变得十分困难。

威廉姆斯于1985年指出，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克莱因、克劳福德和阿尔钦认为,在交易的一方进行了专用性投资之后,就会产生一种可占用的专用性准租。准租的大小等于承租人最优使用的价值与另一承租人次优使用价值的差额。很明显,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越大,可占用性准租也就越大。

投资于高度专用性资产既有优点、又有缺点。优点在于：专用性投资使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产品和服务质量、差异化产品实现其战略优势；而且，专用性投资向企业客户群传递了这样的信号：即企业将持续致力于既定的产品市场，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声誉；另外，高度专用性资产投资确定了企业的战略方向，并为未来期间的继续投资奠定基础。缺点在于：由于专用性资产的替代用途很少，因此较之于非专用性资产所承担的风险更大；另外，资本代表着一种稀缺性资源，投资于绩效较差的资产意味着其他更好投资机会的丧失。

因此，专用性投资必须充分考虑以下两点因素：首先，由于专用性资产附带价值的减低，专用性资产融资较之于一般用途资产更加困难，因此，专用性投资的资金成本较高；另外，五分之三的专用性资本投资不能达到预期的产出水平，说明专用性投资风险较大。因此，对专用性投资进行初始评价的重要机制是：首先，判断专用性资产投资与一般性资产投资哪个更适宜企业战略优势的实现；其次，评价资本投资中资产专用性程度，确定该项投资是否能够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再次，由于高度专用性资产转作其他用途时价值将显著降低，专用性资产的初始投资决策必须包括对投资失败所引致潜在成本的评价。

三、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比较

鉴于资源并不是天生就能够产生可持续竞争优势，威廉姆斯（Williams,1992）认为管理者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将资源用于某一行业（或者进入市场）并转化为顾客价值，因此，需要对资源进行鉴别、培育、保护与配置。管理者的关键任务是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并利用现有资源获取产业中的成功要素。在企业资源与产业成功要素之间进行匹配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匹配的成功与否有赖于对战略价值做出精确的管理期望。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匹配就是将融资策略和战略性资产的特点相匹配，以充分发挥这些资产的价值，实现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

借鉴威廉姆森把市场和企业都看作是特定的治理结构的观点，分析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治理结构的不同。债务融资要求有固定的回报（本金加利息），价格相对固定，对企业的控制权几乎没有（只是在清算时才相机治理），接近于一种市场化的治理方式，对企业是一种刚性约束，协调成本小；股权融资对企业的控制权大，但是没有对投资财产的索取权，对企业是一种软性约束，但是其内部协调成本大，类似于一种等级制的组织形式进行管理，即企业治理方式。具体见表1和表2所示。

表1债务和权益的权力比较

债务权益

财产权利强弱

控制权利弱强

表2债务和权益的控制方式比较

债务权益

价格控制高低

行为控制低高

由此可以看出，债权融资接近于市场治理，而股权融资接近于等级制的企业治理。

四、基于战略资源和资产专用性的资本结构选择

综上所述，债券和股票除了作为通常认为的融资手段外，还可以看作是不同的治理机制。债券是一种具有较强的约束的融资方式，几乎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运作，如果企业经营不善，不能按期偿付本金和利息，企业就可能破产。根据清算资产的可调配程度，各种不同的债权人将会得到不同的补偿。但是，优先索取的价值一般与资产专用性程度成反比，因而债务契约条款可能会修改的更加苛刻。面对专用性投资可能会带来不利的合约条件，企业将会牺牲掉一些专用性投资特性，这会带来企业投资效率的下降。而股权具有不同于债务的治理方式，比债务更加宽容，当发生不良状况时，会利用其不同于债务的控制权来加以纠正，如撤换高管等，以维持企业持续经营的价值。因此，债务权益比有一种机制选择的含义。

要充分发挥企业所独有的专用性资源的战略效果，取得不可替代的持续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将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其战略资源相配比。交易成本经济学将“交易”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其要旨在于用差别的方式将治理结构和交易的特征匹配起来，以节约交易成本，实现最大的效率收益。经济交易中影响交易的成本和特征有三个基本因素：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就资本结构的选择来说，债务治理通常适用于资产专用性程度弱、不确定性低的交易类型，而股权治理适用于资产专用性程度强、不确定性高的交易类型。

资产专用性范文篇7

【关键词】制度经济学；芝加哥产业理论；新经济

产业组织理论主要有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社会福利、理性人假定观点，[1]关注市场结构对市场经济行为和效果的影响。哈佛学派认为寡头和垄断的市场中，可能存在企业间的共谋行为，提高了垄断程度，降低了竞争性，导致市场绩效下降，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哈佛学派强调为了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政府应通过政策手段降低市场集中度和垄断程度。芝加哥学派批评哈佛学派只关心竞争的激烈程度，而不重视市场效率问题。芝加哥学派继承了奈特的自由经济主义思想，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重视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机制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竞争结果，认为市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因此，政府管制市场的重点是对卡特尔等企业间水平价格协调行为和分配市场的协调行为实行禁止和控制，[2]因为这些行为损害消费者福利，限制了产业发展，不能提高生产效率。上世纪80年代以来，芝加哥学派在产业经济学中逐渐受到了重视，代表性案例是1998年5月，虽然美国司法部联合各州提出针对微软的反垄断诉讼，要求拆分微软公司，但是2001年6月，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驳回拆分微软的判决。其中的原因固然有政府对信息技术认识的提高，但是对产业经济的新认识是不容忽视的原因。克林顿政府对芝加哥学派观点的采纳，催生了美国并购潮，比如美国得克萨斯公用事业收购英国能源集团，戴姆勒收购克莱斯勒，时代华纳重组，艾克森收购美孚公司等。我们同样可以利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理解芝加哥产业组织理论的观点。

一、新型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定义和边界不断丰富

制度经济学运用交易费用对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与市场并存这一事实做出了解释，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企业也可以视为配置资源的手段，二者可相互转化、相互替代。企业与市场的区别，也就是企业的边界如何确定？科斯认为，企业中存在管理成本，所以企业的规模不能无限制地扩大，企业的边界在于企业组织交易成本等与市场交易成本相同的规模。组织起因于资源相互依赖或企业专有性的概念是企业的边界模糊了，不见了，将企业作为相互专用的资源而形成长期契约链接的解释削弱了将企业作为基本单位的看法。企业是一个受契约关系约束的资源所有者的集合。企业边界的模糊和消失在新型经济条件下更有凸显的趋势，新型经济通常指由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运行规则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带领下，尤其是互联网产业的突起，带动美国经济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也称为新经济。这期间美国经济出现了较长周期的高增长、低通胀，如果食品和能源不计在内的话，美国2010年的消费品通胀率只有1.9％。在知识经济时代，互联网改变了企业资源和能力的获取方式，借助信息技术企业内部交易费用迅速下降，特别是在电子渠道的支撑下，传统的经营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学者ChrisAnderson在2004年提出“长尾理论”（TheLongTail），他系统研究了亚马逊、Google、eBa等互联网企业的销售数据，他发现只要销售渠道足够广阔，那些需求小、非主流的商品销量也能够和主流商品销量相抗衡，因为冷门产品能够涵盖了所有人的需求，当有了需求从而使冷门产品不再冷门，这是对传统“二八定律”的颠覆性认识。长尾理论引起我们对企业边界新的思考，如果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企业的“长尾”将使企业的边界更为宽广，而宽广的企业边界又促进了长尾的延伸，能显著提高企业收益。而大企业兼并、重组和合并将使企业的长尾边界变得更长，客户使用网络技术对长尾的关注成本大大降低，关注“尾部”产生的总体效益甚至会超过“头部”。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芝加哥产业理论不主张政府利用政策法规保护那些没有效率、没有竞争力的小厂商，他们认为规模大的企业比规模小的企业更有助于提高消费者福利有其合理之处：大企业能够提供更长的“尾”，不但能够促进消费福利的提高，也能促进企业运营效率的提高。

二、企业兼并重组降低了资产的专用性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姆森认为企业的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3]亦即耐用人力资产或实物资产在多大程度上被锁定而投入特定贸易关系。一般情况下，具有专门用途的资产一旦投入使用，如果不能发挥作用，其价值就无法全部收回，因为从法律角度看，资产专用性起源于合约执行，如果合约不能如约履行或者提前终止，其所有者就不可能在毫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改变这种资产的用途。[4]伍德•沃德认为，将相互依赖的资源视为专用或相互专用的，而且那些对资产进行专用性投资的人将寻求防范方法以防止其他方违约或“敲竹杠”。从法律角度看，专用性投资一旦做出，在某种程度上就锁定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合约关系就会发生“根本性转变”，也就是说，专用性资产提高了对市场伙伴的依赖性，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对交易伙伴的依赖性就越大，如果没有制度规范时，专用性投资较强的一方被交易另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损害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是容易产生“敲竹杠”行为。企业的合并和重组使企业资产规模扩大，使得企业经营范围扩大，产品种类增加，提高应对其他需求的能力，降低资产的专用性，也降低企业被“敲竹杠”的风险。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全球范围的兼并和合并，不但提高了应对全球竞争的能力，而且从全球市场的角度看其对其他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应对全球竞争的资产专用性下降。芝加哥学派的观点认为，企业兼并有利于市场竞争，因为兼并一方面使兼并公司节约可置信成本；兼并后市场上企业数目的减少并不一定导致价格上升，因为价格提高会诱使其他竞争者进入，合谋也并非易事。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兼并后资产专用性的降低使其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被要挟和绑架的风险下降。任何经济理论本质上都具有它融化贯通之处，利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芝加哥产业组织理论的观点及其现实性。

作者:南博 单位:陕西省建筑材料工业学校

【参考文献】

[1]魏娟，邢占文.产业组织理论三大流派综述及最新进展[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9(01)81-87.

[2]牛丽贤，张寿庭.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综述[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06)136-139.

资产专用性范文篇8

一交易费用的内涵探讨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o科斯在1937年发表了名为《企业的性质》的著名论文，开创了企业性质探讨的新局面。他认为，市场运行是需要成本的，而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节约了市场的交易费用，其可以简单的归纳为发现价格的成本以及谈判、签订和执行合同的成本。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协调劳动分工的不同方式，当市场交易不存在交易费用或交易费用较低时，市场完全可以代替企业来发挥组织生产的作用。但人是有限理性的，同时信息的收集、处理以及传递都是需要成本的，这便使交易费用不能像在传统经济学中那样被忽略，由此可得出企业存在的原因在于其对交易费用的节约，并且其规模的边界线在于企业的边际管理费用等于市场的边际交易费用。奥利弗o威廉姆森进一步发展了交易成本理论，他提出了资产专用性的概念，资产专用性是指"当某项投资一旦形成某些资产就很难再作重新配置使用，除非它们在转移配置中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他认为，在契约签订以前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但一旦一方的投资转变为固定资产，由于资产专用性的存在，另一方在有限理性的指引下便会产生对资产专用性方要求重新谈判的倾向，从而重新分配本来属于资产专用性方的利润。因此，一定程度的资产专用性要求采用企业一体化的产权组织形式，长期契约有利于保证专用性资产的结合效率。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反对科斯对于市场和企业的区分，他们认为市场与企业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企业只不过是为了减少团队生产中的搭便车行为而形成的契约连接。张五常(1983)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存在"企业"这个概念。虽然学界对于企业的性质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承认交易费用在企业、市场划分中的重要作用，企业的出现最终还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

二煤炭企业内部发展循环经济的合理性分析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它是对传统"资源--产品--废弃物"单向流动发展模式转变的结果，采用了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即"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在此闭路环流系统下人们将逐渐改变过去只注重高消费，而对自然环境置之不理的观念，通过废弃物的循环使用，使资源效用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我国煤炭产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我国煤炭企业规模较小的现状必然导致行业内部的过度竞争，资源大量浪费，供给总量难以有效控制，经济效益低下等弊端。而要解决此矛盾一方面要通过煤炭企业的资源整合,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则要鼓励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内部经济效益的提高。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企业自我发展，另一种是以循环产业园区为依托，具体到我国则主要采用前一种方式，这主要是由交易费用的节约程度决定的。

（1）威廉姆森认为，对于已有企业而言，要减少交易费用就必须把资产专用性高的资产转移到企业内部，而资产专用性低的资产则要由市场来配置。煤炭企业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无论是配套机器还是厂房等都很难转作它用，其资产专用性较高。因此，通过内部发展循环经济煤炭企业便可以达到减少合同签订、执行、监督成本的效果。

（2）我国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中采用内部模式还是是由我国的具体国情来决定的。由于我国煤炭企业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其市场意识普遍不强，在合同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违约现象十分严重，一旦其它企业建立了配套循环设施，在位企业便认为有机可乘，单方要求配套企业增加支付费用。这便使其它企业参加煤炭企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积极性普遍较低，企业内部发展循环经济便成为唯一选择。同时，煤炭企业所处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信息传递、处理的成本较高，也是制约与其它企业交流的现实障碍。

三煤炭企业内部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

（1）面对循环经济主要由煤炭企业自身来发展的现状，煤炭企业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来加以应对。首先，面对资金不足的困难，大型煤炭企业可以采取上市的手段来筹措，广泛吸收利用社会闲置资金，同时也有利于及时把握市场信息；其次，应当加大科研投入，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加以消化吸收，建立起适合自身的循环经济模式，在此过程中职工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一个重要方面。再次，煤炭企业自身发展循环经济并不是单纯的自我发展，还需要其它企业的积极配合，在不断发展中共同进步，在此过程中企业的契约意识便变得十分重要。

（2）在当前制度条件下，煤炭企业自身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障碍频频出现，政府应当不断加强制度创新来加以促进。面对企业资金不足的局面，政府应当设立促进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项基金来加以扶持；而技术的不足，不但需要政府加大研发投入，更需要其采取积极措施把技术供给与需求相联结，实现产学研一体化；由于我国煤炭企业的主体是国有大型煤炭企业，产权界定在这里便成为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合理界定企业的所有权、经营权及收益权等是实现煤炭企业主动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当然促进煤炭企业自身发展循环经济还需要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需要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这便是制度创新中的非制度因素。

通过建立企业内部的小循环来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方式，但是事物是不断发展的，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建立煤炭循环经济产业园区，使自身不断融入到循环型社会的大循环中便成为煤炭企业在未来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资产专用性范文篇9

关键词:公司治理;不完全契约;准租金

一、公司治理的经济学解释

1.公司治理的不同视角。

现代企业理论中,对企业性质的独特认识导致了公司治理问题的不同探讨:公司治理就是“安排各种手段以使公司资金的提供者可以以此保证自身能够获得投资收益”(Shlrifer&Vishny,1997)或者“公司治理的标准定义是指对股东利益的保护”(Tirole,2001)。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契约理论出发,公司是一组契约的联结体。由于经济行为人的行为具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特征,所以这些契约不可能完全。因此,公司治理也可以理解为由交易双方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完全契约(Alchian&Demsetz,1972;Jensen&Meckling,1976)。

在公司所有者和公司经营者签订多种形式的专用性投资关系契约时,由于不完全契约的产生,缔约方很容易利用契约条款引致破坏性的机会主义行为做法。缔约后的违约和敲诈行为(hold-up)又被称为缔约后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种行为的一个重要起因是资产专用性(AssetSpecificity)(克莱因,1985),具体原因则是公司内部存在着可占用“准租金”(quasi-rent)。

根据寻租经济学理论,企业内部相关利益者所争夺的是准租金(权益)的分配,其中核心的问题是“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契约中当事人之间租金数额的分配是事先在缔约前的谈判过程中讨价还价形成的,组成企业的各要素所有者作为签约人,“谈判势力”的大小决定权益的分配,势力大的一方获得“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而谈判势力相对弱的要素所有者则领取相对固定的收益权,只有在事前缔结某些反映未来交易的偶然状态的契约成本很高时,事后的公司治理才有余地,此时准租金必须在事后被分割,真实的决策才可能做出。

2.基于准租金的公司治理内涵。

从企业实际发展来看,结合企业不完全契约特征,我们可以对公司治理重新界定:公司治理就是在企业不完全契约的框架下,由于多种专用性资产投入后产生的准租金引发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影响资产效率配置而采取的制度设计集合。

和传统的公司治理定义相比,这一定义的贡献在于引入了专用性准租金的概念,强调了租金分配的方式与准租金产生的方式之间的联结,同时还能考虑到准租金分配结果给公司治理造成的种种影响,为加强公司的内部制度设计提供了现实基础。

围绕专用性投资产生的准租金,根据不完全契约、公司治理与契约剩余权利之间的关系,我们设计了四者之间的关系图。

图1公司治理关系图这种关系图强调了公司治理围绕准租金而展开的核心,并充分考虑了不完全契约的特性和企业剩余产权存在的客观实际,进一步深化了原有公司治理理论中关于委托——关系的实质内容。企业公司治理中由于剩余产权影响而要合理配置产权,同时公司治理中的委托关系具有一种不完全契约特征,不完全契约又导致了剩余权利的出现。当专用性资产投入时,公司运作中的准租金在这三者关系制约中得以实现并要加以解决。在事前决策(当两方签订关系契约并且不可撤回的投资已经沉淀下来的时候)与事后决策(当准租金已经被分配的时候)之间,这一契约的不完全性为准租金的分配或者占有上的讨价还价创造了空间。

二、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准租金分析

1.商业银行中的准租金现象。

准租金在现代商业银行中广泛存在(向文华,2005)。现代商业银行在经营中投入了多种专用性资产,而智力型的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它对企业来说是专用性资产,并且这一资产在特定契约条件下拥有完整的企业所有权,即拥有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人力资源中具有特殊管理或技术的人员(银行经理)在资产专用性条件下,形成了可占用的准租金,这个准租金在事前无法通过完全的契约设计来分配。

按照不完全契约理论对现代企业进行的分析,专用性资产的准租金将随着企业发展而迅速上升,但是这种可占用的准租金却是不确定的、非正式的,如果经理的努力与回报之间形成严重不对称的局面,如果不能在银行经理的能力与企业占有型准租金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治理方案,则会严重阻碍银行经理能力的进一步发挥。因此对商业银行而言,在缺乏长期完备契约的情况下,这往往造成公司治理中的缔约双方在现实和未来收益上的不确定性。针对准租金的合理解决,这就需要完善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契约机制来完成,这套契约设计包括股东表决制度、经营者报酬制度、董事会制度、兼并与接管、产品市场的竞争、经理市场的竞争,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围绕经理人行为的机制设计。

2.基于准租金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

当企业中的剩余产权存在时,对于准租金问题的讨论突出明显。在股份制银行中,由专用性投资产生的准租金问题需要从制度框架上治理,对专用性进行对称安排,设计出银行经理能够接受的契约,使其采取适当的行为,在银行经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增加银行股东的利益。

在不完全契约下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体制中,对于专用性准租金分析,我们需要考虑两个条件:

第一,这种关系必须产生一定的准租金。这依赖于契约不完全且契约剩余产权客观存在。这样当专用性资产投资之后,商业银行中才会有准租金的产生。在缺乏准租金的情况下,市场竞争的性质将会减少讨价还价的范围。

第二,准租金在事前不能得到完美的分割。由于剩余产权中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难以绝对对称,因此准租金的分割也不会有最满意的结果。如果银行所有者和银行经理能进行事前的高效率分配,则也就不存在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综合起来看,围绕企业中存在的准租金,我们设定的公司治理体制的方案将着眼于:(1)使价值强化投资的激励最大化,同时使无效的“寻租”活动最小化;(2)使事后讨价还价的无效率最小化;(3)使任何“治理”风险最小化,并向最小的风险厌恶方配置剩余风险。

三、基于准租金的新型公司治理框架设计原则

公司治理牵涉面较广,要使得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有所创新,既要考虑银行整体目标的最优,保证银行整体利益最大化,又要考虑操作方式的有效;既要考虑治理的当前效应,又要着眼于未来。分割准租金的创新型均衡契约设计,需要满足以下三个原则:

1.激励相容原则。

这一原则强调了公司所有者或者公司机制设计者和机制适用者(公司经理)最终目的的一致性。这种激励相容是代表委托关系的银行股东与资产使用者在相互博弈中自发形成的,并得到自然地贯彻。

2.资产专用性原则。

具有人力资本专用性的银行经理,在与商业银行签订的具有较长期限的契约关系中,都把一定的专用性资产锁定在特定的银行契约中,而这成为获取可占用性准租金的基础。

3.契约可重谈原则。

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针对商业银行经理为占用准租金而引发的机会主义行为,在这种公司治理框架设计中,需要考虑到契约的重谈性,以求在不确定性方面实现对条款加以调整。同时对针对专用性投资之前可能存在的潜在准租金进行分摊,双方需要达成某些约定,对专用性投资之后产生的准租金,银行经理需要通过契约确保,而银行本身则试图通过契约调整而获得这种事后剩余。

四、“准租金内生性治理框架”的构建

1.结构图示。

由于Arrow和Debru的一般均衡模型过于完美而缺乏可操作性,对于现代股份制银行中存在的准租金的治理方式,我们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NIE)的分析框架。

虽然威廉姆森和格鲁斯曼等经济学家提出了公司治理的思路,考虑了激励原理、剩余产权、交易成本等因素,但是当考虑了专用性投资产生的准租金时,我们却发现这种公司治理结构将有很大不同。所有这些特征与以上对公司治理的定义不兼容。因此我们认为,根据不完全契约运行特征以及专用性投资的介入和相应准租金的产生,事后剩余利益只能通过一定的契约机制加以解决。

借鉴Brousseau(1989)的分析框架,我们加入了新的要素,提出了基于租金分割的内生性治理机制。

图2准租金与公司治理的内生图示法2.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框架的解释与特征。

上图的“内生性”治理结构,是为了解决商业银行中不完全契约危害和缔约人机会主义问题而提出的特殊治理结构,其目的是防止契约中不公正条款的危害或违约风险,改善交易契约的适应性以及保持交易的连续性。其主要特点是以不完全契约制定之后,机会主义和准租金的出现为分析思路。针对潜在的准租金,各种机会主义行为随之产生。为了耗散租金,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危害,则通过激励约束机制、参与约束机制、监管和仲裁机制加以实施。

上图中的分析框架,“内生性”的特点可以通过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1)由于专用性投资契约的交易双方本身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倾向,导致专用性投资产生的准租金是由契约不完全性内生的。在企业内部,由信息不完全产生的信息租金,由人力资本投资产生的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因为剩余产权的出现而呈现出多种形态的准租金,它们都是在契约不完全框架下逐渐形成的。

(2)对于租金的占用以及造成的利益争端,主要通过内部的契约重谈机制、内部激励机制加以解决,对外部的法院等第三方力量的依赖相对较少。由于契约不完全,在治理过程中就主要依托于自我履行、非正式制度、有限范围利益调整等实施手段,否则依赖于决策低下、成本高昂的外部力量。

(3)威廉姆森等经济学家提出的纵向一体化虽然也是一种内部治理手段,通过权威方式调整了企业出现的问题,但是和契约治理相比,后者充分考虑了内生要素流动的可变动性和独立性,也客观面对机会主义问题,便于在一定范围内解决出现的问题。

五、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方案

准租金来源于固定资本在短期内的收入,从长期看,准租金会消失。为了减少准租金带来的潜在套牢并引发投资不足、高额的讨价还价成本,企业可以通过激励手段提高专用性投资者的福利水平,以维护持续的利益获得。只要激励花费小于准租金的数额,这种方法就具有可行性。

1.激励相容机制。

激励相容机制的目的在于,当企业中的委托人希望专用性资产拥有者的人采取行动时,通过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来实现。这种激励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

(1)货币激励。

货币激励主要指针对企业中出现的准租金,为避免方的过多占有而用相关物质利益或物质报酬加以激励,包括短期物质利益和长期物质激励。

(2)声誉效应——非货币激励。

法玛和霍姆斯特姆曾经建立了一个人市场的声誉模型,认为声誉应具有隐性激励作用。运用到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通过声誉、荣誉以及地位、职位消费等对银行职业经理进行的非货币激励,一方面使得他获得社会的赞许,产生事业成就感和满足感,促使他更努力工作;另一方面,声誉等非货币激励因素意味着未来的货币收入,由于现期货币收入和声誉之间具有一定替代效应,通过过去的良好声誉可以激发银行经理的合作精神和荣誉意识,自觉维护公司集体利益,减少有损于公司行为的发生,使公司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结合,达到激励相容。

2.参与约束机制。

当准租金效应影响了公司治理时,除了激励效应之外,还需要通过一定的约束机制来达到银行公司治理的制衡效果。

(1)内部约束机制。

所有权约束。包括两层含义:第一,银行经理人必须对自身要素投入拥有明确的产权,这是签订契约的前提;第二,企业所有权能否真正体现到银行经营管理过程中去,就意味着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应该对应,这是实现效率最大化的要求。如果一个拥有剩余控制权的银行职业经理没有任何剩余索取权或无法真正承担风险,他就不可能有积极性做出好的决策。

监督机制。不同的企业或企业制度,其内部监督的组织形式和监督机制也不同,但目标都是要起到有效约束人行为的作用,使其可能努力工作实现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在充满理性行为的现代商业银行中,这种监督机制一方面来源于有形的考核,另一方面,自我意识强的企业交易方也可以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从而提高契约治理的积极性。

惩罚机制。内部约束机制的完善还必须与相应的惩罚结合,其依据一方面是被监督的职业经理是否遵守公司章程和其他的契约,另一方面就是工作努力程度以及经营业绩等,这通过减少其利润获得。这种惩罚既可以通过正式制度形式裁定,也可通过声誉效应形式加以惩罚。

(2)外部约束机制。

外部约束是内部约束的延伸和补充,外部约束主要是指依靠充分和公平的外部市场竞争体系来监督和约束银行职业经理的行为,并为监督和约束的有效实现提供必要的机制和适宜的环境。外部治理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资本市场约束。主要体现在公司控制权的竞争和激励的约束。在有效的资本市场前提下,经营者的业绩与公司股票的价格是高度正相关的。如果公司经营不善,其股票的价格下降,投资者就可能通过低价购买所需的股票,从而获得公司的控制权,原来的公司管理层就会面临被替换的威胁。因此,公司控制权的接管是一种有效的制约手段。激励中的约束主要体现在自我约束上,公司经营得好,公司价值上升,股东受益,拥有股票期权的高层管理人员也能从公司股价上升中得到更多的报酬。

第二、职业经理人市场约束。它同时存在于内部和外部,当商业银行职业经理人员的业绩不佳,现有的经理人员就可能被内部或外部的优秀人员所替代;对于外部经理人市场,以未来工资流为表现形式的职业经理人力资本是一种可以进行市场交易的资产,职业经理人认为他的人力资本价值随着个人财富最小无偏估计量而变化,而其财富的变化由所有者决定。

第三、产品市场约束。公司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显示银行职业经理的业绩,并对职业经理产生较强的约束效应。

资产专用性范文篇10

关键词：专用性资产；公司治理；内部资本市场

公司治理的关键取决于实现管理者与股东关系的协调与沟通，尤其是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协调与沟通尤其重要，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是本文致力于探讨的问题。

一、传统公司治理研究的弊端

传统公司治理研究以股东利益为出发点，因此它至少会产生以下几个问题：

(一)决策短视

以美国为代表的崇尚最大化股东价值的治理机制，公司目标集中于获取高额财务回报，组织这一种体制的目的是为了激励管理人员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而激励与控制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公司董事会对管理人员的控制考评主要建立在增强企业财务的透明度以及将决策和投资分配主要建立在财务指标的基础上。而一些重要的投资，例如研究开发、制度建设、员工培训等很难通过财务数据显示其价值，因此这些投资根本不被当作投资而被搁置一边，从而降低了公司未来的竞争力。

(二)道德风险

在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委托关系中，股东是委托人，经理是人。股东处于信息劣势，而经理拥有信息优势，经理人可以通过控制信息来谋取个人私利。

(三)大股东治理

相对集中的控制权使得大股东有能力对公司决策行为施加影响。但是大股东可能凭借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利用公司资源牟取私利，尤其是在大股东一股独大的环境背景下，这一问题更为严重。

这就需要在信息和知识能力上具有一定优势，又有足够的动机对管理层进行监督、与大股东进行抗衡的力量出现，而现在理论界都把眼光投向了机构投资者。虽然机构投资者在目前来看是比较理想的监督与抗衡力量，然而真正要发挥出他们的作用还有一段路要走。而这一段路中比较关键的环节就是要铺设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渠道，使他们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成为一种常态，而不是心血来潮的短期行为。

二、关系专用性资产

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越高，其被重新配置于其他替代用途或是被替代使用者重新调配使用时，他的价值损失越大，当在投资退出的情况下，就会发生沉没成本。

如前所述，要实现机构与被投资企业之间的精诚合作，首先必须过信任关。而最容易实现信任的方式就是双方的关系专用性资产投入。这相当于相互之间的资产抵押，因为这种投入一旦投入就很难在短时期内无代价地收回，只有长时期的合作才能使双方得利。

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其对关系专用性资产的投资表现为减少投资组合的数量，增加对某些特定企业的投资，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挑选过程。由于投资组合范围的缩小，增加了机构的投资风险，由于对特定企业的股份持有数量较大，使机构很难在股价不下降的情况下将其全部卖出，这样一来，机构降低自身风险的办法只有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利用自己专业上的优势，帮助提升企业价值，实现获利。

对于企业来说，由于机构的高度专业化，使其无论是在公司治理还是在战略制定上都能得到机构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某些大机构在证券市场上拥有定价权，所以保持与机构投资者之间良好的关系对企业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建立或者说怎样投资于这种关系。

三、公司治理中的关系专用性资产投资

关系投资，重点在于取得信任。因此企业进行与机构之间的关系专用性资产投资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要成为机构投资者青睐的对象，企业首先要有良好的信誉，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双方之间的信任。

(二)对企业主要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就是要使管理层的利益与投资者的利益兼容，使管理层与投资者成为进一步的利益共同体。正如前文所述，引入机构投资者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以股东的身份监督管理层；与大股东进行制衡以及对企业提供一些专业性的帮助。作为机构投资者由于资金雄厚，经验丰富，对企业的持股能够达到一定比例，所以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对企业管理层和控股股东进行监督与制衡，不同于中小股东由于股份较少而产生集体行动困境。但是作为机构投资者只能作为董事参与公司治理，而无法全方位参与企业管理，所以在企业的控制能力上仍然处于劣势。要弥补机构投资者在这方面的不足，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企业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这样一来，管理层的报酬与公司股票市价紧密联系，而公司股票市价一方面取决于公司业绩，另一方面取决于机构的态度。如前文所述，机构对公司股票的买卖经常是股价涨落的风向标。其结果就是机构把资金投向某公司的股票，其收益取决于管理层的用心经营；而管理层的报酬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机构的评价，这是一个颇为理想的相互抵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