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监管论文十篇

民间金融监管论文篇1

关键词:民间金融监管;风险;收益;可行性

Abstract:Nongovernmental finance is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the financial field,whether supervise nongovernmental finance or not i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civil financial sector. This study on nongovernmental finance supervising is the new subject,Zhang De Qiang(2008)ever analysed the possibility of supervising nongovernmental fina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ts,and this study regards it as a correct conclusion and studies its feasibility based on supervising organizations. Then,this study makes use of the completely consummate development game model to study whether supervising nongovernmental finance is feasible based on the financial risks and benefit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ivil supervision.

Key Words:nongovernmental finance supervise,venture,profit,feasibility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9-0008-04

一、引言

自银行产生以来,金融对经济发展能起多大的作用就一直为人们所思考。随着社会的变迁,作为金融系统的一部分而未被认可的民间金融,不但由于其负面影响,更由于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逐渐跃入人们的视野。在中国,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热度不断升温,如张健华、卓凯(2004)认为,民间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经济增长及对金融制度变迁都具有重要意义;万鲲锋、丰秋惠(2004)通过对浙江省的GDP分析认为,2003 年该省9200亿元的GDP 中,增量的70.2% 来自于民间金融支持的民营经济;毕德富(2005)认为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的互补关系,能有效缓解农村地区正规金融的抑制现象。

基于以上的民间金融的作用,引发了一个问题:民间金融是否真的需要政府的监管?由于人们对民间金融的认识存在差异,对其是否需要监管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对民间金融持否定态度,认为应该加以禁止或取缔;另一种认为应该放任自流。笔者认为这个问题需要我们采取客观公正求实的态度来分析。一方面,民间金融同正规金融一样具有脆弱性,完全的放任自流是不合适的,应对其实行监管。但监管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取缔民间金融,这样就会加剧金融压抑现象,从而使民间金融更加隐蔽,不但加大了政府管理的难度,也使经济发展因缺少资金而受阻;另一方面,从民间金融对所在区域的经济贡献来看,其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性,它不但能弥补正规金融达不到的边界,其借贷的资金还能促进区域内经济的繁荣,对整个区域内人们的生活福利水平有提高的作用,从这方面看,政府若采取完全放任民间金融发展的态度也是不合适的,政府应该采取扶持的政策,或至少不采取打压的策略。

根据监管的必要性,有些学者认为政府就可以对民间金融实施监管,如黄孝武(2004)认为可以通过正式认可民间金融以提供其发展空间,改革完善现有正式金融以使其替代和规范现有民间金融,实现对农村民间金融的治理;曾拥政(2006)认为应从法律、金融体系、监管等三个方面进一步规范民间金融的发展;郭斌、刘曼路(2002)认为政府应引导民间金融组织逐步演化为规范化运作的、定位于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民营金融机构。但是,纵观这方面已有的研究文献,这些学者的分析逻辑缺乏一个根基:民间金融监管的可行性分析。这正是本文感兴趣的地方。张德强(2008)依据古典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实施监管前后民间金融的风险与收益进行实证理论比较分析,最后得出对民间金融实施监管是可行的。但是这项研究没能从监管部门的角度分析对民间金融实施监管的可能性,更没有把监管部门及民间金融同时纳入分析的范畴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可靠。为研究方便,本文认为从民间金融组织自身的视角来看,对民间金融实施监管是可行的,并把这个结论作为下文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下面就从监管机构及其与民间金融的一般均衡的视角分别进行研究,进一步分析对民间金融实施监管的可行性。

二、基于监管机构视角的分析

如果监管所耗费掉的资源即成本大于监管所带来的效用,仅按照“经济人”的假设来讲,实施民间金融监管可能是不划算的。但是监管机构具有政府职能,可能考虑的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收益问题,还会有社会效益问题。

(一)民间金融监管的成本及构成

从理论上来说,民间金融监管成本指的是金融监管部门为了实施有效监管,对监管从组织、运行、实施所做的必要投入。根据金融监管所引发成本的不同,民间金融监管成本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民间金融监管机构的设施、设备配备成本。无论是中国人民银行、证券业监督委员会和银行业监督委员会或是地方政府负责对民间金融实施监管,都需要办公场所及监管部门所必备的办公设备,这些投入都是监管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这个成本是沉淀成本,已经发生就不可能再收回,但这部分投资是必需的。二是监管活动的组织实施及运作的投入成本。民间金融监管工作的组织实施及运作,包括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工作。从正规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实践来看,每一次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工作,都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是金融监管正常进行的必须投入。三是民间金融监管的人力资源配备及培养的投入。

因此,监管当局实施监管过程中支出的成本,如经常性的工资等行政开支,各种检查费用等,再加上各金融机构为配合监管而提供报表、提供检查场地、配备人员配合各种检查而支出的成本就构成了民间金融监管的成本。监管的直接成本中监管当局支出的部分,一般由政府负担,即由全社会负担。在上面分析民间金融监管的成本时,并没有考虑监管“俘获说”带来的成本。

(二)民间金融监管的效用及构成

简单地说,民间金融监管的效用即为民间金融监管机构从监管当中获得的满足程度。根据前面的假设分析,民间金融监管的效用包括监管机构对民间金融监管投入成本所带来的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两部分。

借鉴学者们对正规金融监管收益的定义,如果政府或者是监管当局对民间金融不存在监督和管理,单个民间金融机构可能因风险管理不当而倒闭,也可能因过度竞争而带来损失,还可能出现区域性的金融体系不稳定,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如果监管当局实施监管,间接受益者则为全社会,直接收益则体现在民间金融监管机构部门获得的利益。

1. 显性收益。如果按照上文把民间金融监管的收益分为两个部分,显性收益表现为直接受益者金融机构的收益。理论上说民间金融监管机构的显性收益可以理解为由于金融监管而使金融机构、金融体系以及整个经济体系在竞争、效率、公平以及稳定等方面达到合意的程度或水平。但这还是比较抽象的,由于各地民间金融机构无法一一查清,哪些是合法的那些是非法的民间金融机构都无法知晓,一个区域究竟有多少个民间金融机构是合意的,其交易情况如何,官方都无据可查,就无法用具体的数据来描述。考虑到民间金融与民营企业的特殊关系,可以用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作为考查显性收益的一个主要指标。因为很多研究已经表明民间金融是内生于民营经济发展过程的,民营经济对整体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直接与民间金融有关,因此可以用民营经济的增长率及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作为衡量显性收益大小的尺度之一。另外,民间金融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利率的市场化,监管的目的是保证这个市场能按照市场化的机制运行,就是保证民间金融的利率不被扭曲。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改革正规金融的利率体系,因为对民间金融的利率监管,靠的就是利率的有效性,而市场化的利率是最有效率的,所以正规金融利率市场化的程度是衡量显性收益的一个指标。

2. 隐性收益。隐性收益顾名思义就是无法在会计账薄上显示出来的一种收益。从理论上讲,对民间金融实施监管不但可以给金融机构带来收益,还可以给监管机构带来收益,它是隐性的,主要来源于政府的奖励。它的收益指标包括两个:一个是监管机构从政府部门得到的物质奖励及精神鼓励,这个奖励是集体的,收益并不归个人,但个人可能从中获得好处;第二个指标是监管机构的领导人仕途升迁的激励及可能存在的“灰色收入”。根据监管理论的“俘获说”,监管机构的领导人可能存在寻租行为,为自己获得“灰色收入”。因此,从“经济人”的角度看,隐性收益对金融监管部门的激励作用最大,特别是领导人能够从中获得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会极力地去开展工作。

上面从理论上分析了民间金融监管的效用问题,站在监管机构的角度看,隐性收益与他们的利益相关性最大,而显性收益相对来说他们不是很关心。正是这种隐性收益的巨大诱惑,监管机构的热情才会异乎寻常的高涨,在发达国家已经出现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概率可能会更大。因此,我们在实施民间金融监管时还要考虑到对监管机构的监督体制的设计,以保证实施民间金融监管的初衷得以实现。

三、一个完全且完美动态博弈分析

为便于了解实施监管对民间金融及监管部门的行为到底有何影响,本部分用一个完全且完美动态博弈分析框架来解释民间金融监管涉及的两个部门的策略行为,进一步为实施民间金融监管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一)博弈方的基本假设

假设整个民间金融市场的所有金融组织为1个组织,民间金融监管机构只有1个。同时,假设民间金融组织对不接受监管而被取缔的这种威胁为“可信性威胁”。如果国家给予接受监管的民间金融合法的地位,保护其借贷的合法性,称这种许诺为“可信性许诺”。假设民间金融接受监管的收益为1,不接受监管的收益为-2,民间金融接受监管时监管当局实行监管政策的收益为1,不实行监管政策的收益为2。

(二)二阶段博弈分析

民间金融在中国一直没有正式的地位,但是民间金融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生存环境而销声匿迹,相反,在改革开放中民间金融在不断发展壮大。民间金融同监管部门的博弈情况可以用图1表示。最上方圆形表示民间金融的选择信息集或选择点(在只有单节点信息时,信息集和节点是等价的)。三个终端(黑点)处的数组表示到达这些终端的路径(各博弈方各阶段的依次行为构成)所实现的各博弈方的得益,其中第一个数字表示民间金融的得益,第二个数字表示监管机构的得益。

国家出台监管政策之后,民间金融组织有两种选择,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管。如果民间金融组织不接受监管将面临被打击或取缔的风险,由于这个风险会导致民间金融的颠覆性毁灭,可以视为一个“可信性威胁”,此种情况下,民间金融组织的收益是-2。同时民间金融不接受监管,监管机构并不会有什么损失也不会有什么收益,所以收益为0。由于取缔打击的力度大得使民间金融无法生存,那么民间金融选择接受监管的策略将是合意的。

在民间金融作出接受监管的行为后,监管机构是实践监管政策还是选择不作为的策略呢?由于民间金融先作出策略之后,监管当局完全知道民间金融的策略,其策略选择有两种可能。但是监管机构是否对民间金融落实监管政策还取决于监管给其本身带来的收益大小。由于监管机构的一切费用是由国家财政支付,其收益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的支付所得,所以在监管与不监管的选择中,主要看哪一行为策略所得收益最大。假若监管机构对民间金融实行监管政策,则能给民间金融带来1的收益,如果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监管机构不从民间金融另外受益,则其收益为1,这种情况下民间金融将会认为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具有“许诺的可信性”,会遵从政府的监管。由于我们也假设监管机构符合经济人的假设要求,所以它为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选择不落实监管政策的策略,则至少会损失-1的收益,监管机构的收益为2。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民间金融将会认为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具有“许诺的不可信性”,民间金融会采取一些新的方式,规避政府的监管政策,这种更隐蔽的策略将导致民间金融更难以监管。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下面的三阶段博弈分析将会涉及到。

(三)三阶段博弈分析

由于不可信的许诺,使得民间金融和监管机构合作最终成为不可能,这当然不是民间金融监管问题的最佳结局,因为实施民间金融监管政策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和必要性,政府和社会都会得益才会实现。那么是否可以增加一个对监管机构行为的制约,使政府的许诺具有可信性?事实上,我们可以对监管机构的行为设定一些限制约束,使得政府的许诺具有可信性,双方愿意合作,这就是一个双方的三阶段动态博弈。我们对监管机构行为设定的制约是民间金融在认为监管机构不作为时可以越级上报,上级依据符合事实的报告对下级监管机构及其主管人员实施最严格的惩罚,使其下级机构的不作为得益远远小于其作为得益,事实上只要使下级监管机构的得益为负即可。

是否增加第三阶段,博弈结果是大不相同的。从图2可以看出,当监管机构不监管时,民间金融有两个可供选择的行为,选择不上报,则监管机构可以不付出任何工作的努力就有2的得益,但民间金融却由于监管机构的不作为而损失,得益为-1。如果民间金融选择上报时,则可收获得益1。因此,即使不考虑惩罚民间金融监管机构不作为给它带来的快慰心理效用,民间金融的唯一选择也是上报,这样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于监管机构来说,其对民间金融的上述思路是完全清楚的,因此民间金融上报的威胁是完全可信的,监管机构的理智选择(也是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是执行监管政策,双方各自获得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在民间金融有保护自己利益的机制的前提下,政府的许诺变成可信的。这样,民间金融在第一阶段的合理选择是接受监管。在该种条件下,这个博弈中双方所采用的策略完整表述如下:民间金融的策略是第一阶段选择接受监管,如果监管机构在第二阶段选择不监管的策略,则第三阶段选择上报;监管机构的策略是如果民间金融在第一阶段选择接受,则它在第二阶段选择执行监管政策的策略。在双方这样的策略组合下,本博弈的路径是(接受,监管),双方的得益为(1,1),实现效率的理想结果。

四、结论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逻辑上假设民间金融组织接受监管是一个合意的选择。并以监管机构的视角,从理论上探讨监管当局对民间金融监管的成本与效用问题,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事实上无论监管成本高低如何,监管机构都具有监管的热情。然后借助博弈论,把民间金融和监管机构纳入到一个研究范围,分析民间金融和监管机构的动态博弈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对双方而言接受监管、实施监管政策是一个最优的策略组合。因此,对民间金融实施监管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但本文研究由于缺乏数据支持,使纯理论性的论证略显苍白。

参考文献:

[1]张德强.民间金融监管:逻辑、风险、收益与可行性――基于民间金融的视角[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4).

[2]张德强.农村民间金融运行机理的内因――基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9).

[3]毕德富. 宏观调控与民间借贷的相关性研究[J].金融研究,2005,(8).

[4]郭斌,刘曼路.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发展:对温州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

[5]黄孝武.论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治理[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双月刊),2004,(6).

[6]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J]. 经济研究,2005,(7).

民间金融监管论文篇2

摘 要 民间借贷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讨论的热门话题。基于规制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为保证国家宏观调控效果的需要，有必要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考察民间借贷监管现状，其缺陷主要表现在监管法律的缺位、对民间借贷管制过严。至此，我国民间借贷的应有思路因从适度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入手，从而保证民间借贷运行的阳光化和规范化。

关键词 民间借贷 管制 监管

作者简介：胡承伟，安徽大学法学院2012级法学硕士，研究方向：经济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69-02

民间借贷这把“双刃剑”在利用自身优势弥补正规金融服务不足的同时，由于监管机制的缺失而威胁到金融秩序与金融安全。其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浙江吴英案”、“温州跑路潮事件”、“包头金利斌自焚事件”等三个典型的民间借贷事件，凸显了民间借贷的复杂性和问题症结。由此出发，传统上对于民间借贷持严厉压制的态度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考虑到民间借贷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在放松规制的前提下，加强民间借贷的法律监管，不失为解决民间借贷监管问题的一个较优方案。

一、民间借贷监管的必要性

民间借贷游离于金融体系外，监管方面一直处于空白的状态。然而这不表示民间借贷就不需要监管。结合民间借贷在现实中暴露的诸多问题，结果或违法，或犯罪，将其纳入到金融监管体系，实施一定的法律监管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规制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秩序

民间借贷活动处于合法化边缘，由于监管依据等法律规定的空白，金融监管部门很难进行监管，加上民间借贷机构存在组织涣散、管理方式落后等问题，金融风险在所难免。“主体、借据、担保、利率、用途”等五大风险交叉出现在民间借贷的交易活动中。同时，民间借贷也在冲击着金融秩序。借贷双方自由地约定利率，易形成黑市利率，对国家利率是不利的，实质上扰乱了金融秩序。

（二）稳定社会秩序

建立在债务人信任基础上的民间借贷在债务人无力偿还借款、丧失信用时，债权人的利益将得不到保障，尤其在债务人携款潜逃时，债权人更是无所适从。实践中常见的是，在债务人未提供担保时，民间合会携款潜逃的倒会事件会经常发生，给金融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危害。同时，高利贷行为因借款人急需借款而发生，当贷款人无法从借款人处获得本金和利息时，贷款人诉诸于私力使用暴力手段解决债务纠纷，纠纷性质迅速发生转变，矛盾进一步恶化，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更为甚重的是，民间借贷常常成为金融犯罪的工具。

（三）保证金融信息真实性，从而便于国家宏观调控

民间借贷的隐蔽性，易造成金融信息的失真，导致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控能力大为削弱。民间借贷的资金在体外运作，不便于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资金运作整体进行全面的把握，从更深层次上来说，难以保证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局部经济过热的现象迟迟不能得到有效抑制。

二、现有民间借贷监管的缺陷

民间借贷的规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扩大，社会主体已经意识到了民间借贷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双面影响。试通过完善的监管制度来克服民间借贷的负面效应，有助于平衡民间金融自由和金融秩序的关系。现阶段，我国虽已开始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但监管过程中显露的缺陷却一直未得到弥补，这值得我们思考。 [论文网]

（一）民间借贷监管法律的缺位

由于法律的滞后性，法律创制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民间借贷作为社会出现的一种新兴事物，之所以被社会争论的沸沸扬扬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法律尚未对其作出明确规定。立法界、司法界及普通大众基于各自的立场从不同层面对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与非法、如何监管等问题作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判断。对民间借贷作出简单规定法律规范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行为应如何处理的批复》、《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的批复》、《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最高院司法解释，其他甚至三部被称为狭义上的银行监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均没有针对民间借贷活动做出规定。民间借贷立法呼声愈来愈高涨的趋势有增无减。民间借贷监管依据空白、监管主体的缺失、监管措施的单一，导致监管实践依然落后甚至停滞不前。监管当局面对民间借贷的复杂情形，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没有可供参照的标准，只能采取坐观其变的态度，任其发展，或者直接取缔。实际上，民间借贷监管法律涉及到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定位之界定。居于何种范围的民间借贷行为可以被认定为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以及如果合法的民间借贷逾越合法边界而转向非法时的行为该如何认定等问题，都需要法律作出统一而详细的规定。简单的规定会产生法律冲突甚或打架的现象，即使是通过法律解释也很难对因民间借贷产生的疑问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金融监管是指金融监管机构依法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经营活动以及市场退出等进行监督管理的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市场准入监管、业务经营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遗憾的是，在这些内容中，民间借贷却因无“法”而得不到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的监管。

（二）对民间借贷管制过严

民间借贷监管法律的缺位并没有阻碍我国民间借贷监管的步伐。依托于政府，为防范金融风险，民间借贷监管现状则表现为在严格管制态度的驱动下，压制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完全不顾及市场对公平竞争和效益的需求。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民间借贷监管的应有之义，于整个金融市场而言，其不能容忍如此之严厉的管制手段影响其自身的发展。“中国金融发展的现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势头不相匹配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金融管制过严，限制了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扭曲了社会融资的结构，增加了银行信贷的风险。”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管制过严的后果是严重的。其不仅封杀了民间借贷进入正规金融体系的可能性，阻碍了民间借贷进入金融市场的道路，还使金融市场多元化的需求得不到根本上的满足。同时由于民间借贷合法性被排斥，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模式呈现过重且多样责任并存的结构，民间借贷监管的固有严管态度在此又得以体现。

三、民间借贷监管的应有思路

通过对现有民间借贷监管缺陷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民间借贷监管的应有思路是：结合外国的监管经验，从适度放松管制和加强监管入手，从而保证民间借贷阳光化和规范化的运行。

（一）适度放松管制，使民间借贷走向阳光化道路

政府对民间借贷过严管制不仅使得民间借贷得不到健康的发展，还可能滋生民间借贷的畸形。过严管制在短时间内奏效明显，但不是长久之计。金融秩序可以通过过严管制在一段时间内

得到巩固，然而从长远看来，持巨额闲置资金的资金供求者与急需资金的资金需求者在正规金融渠道不能给予他们充足的金融服务时，唯有选择非正规融资渠道实现对民间资金的使用。久而久之，这将直接导致多年来民间借贷活动并未因过严管制而日益减少，相反却是愈演愈烈。基于金融抑制理念的严格管制做法切实应该得到调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适度放松对民间借贷的管制，充分尊重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使民间借贷主体能够与正规金融机构一起参与到竞争，能实现优势互补，保证社会资金市场价值的最大化。适度的“度”在哪里，该如何把握这个“度”，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但笔者认为，台湾地区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台湾地区对各种民间借贷形式，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1）打击、取缔地下投资公司等带黑社会犯罪性质的地下融资；（2）对地下银行、合会、标会等互较强或规范化的民间借贷组织，则采取了整顿、改造并制定法律法规给予合法化，加强监管。如在1999年《民法债编》中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合会的法律地位，对会头会脚的责任与义务等做出了详尽的规定。总体上来，台湾政府放松了对民间借贷管制，即使对大部分被定为非法的、未造成明显不公的民间融资行为，除非引起较大的社会风波，否则一般不予以打压或取缔。我国可以参照这种做法，对民间借贷的管制采区别对待、分类进行的原则。如对合理合法的民间借贷予以保护；对金融中间机构的借贷活动，各地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引导和监督，要求这些机构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活动，严查超越经营范围的违法经营活动；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活动，要严厉打击。当然，降低民间借贷准入金融市场的门槛，使民间借贷进入国家金融体系中，确保民间借贷主体与正规金融机构在竞争机制的推动下实现金融市场资源最优配置，可以满足各主体的融资需求，促使民间借贷“阳光化”道路畅通无阻。

（二）建立和完善对民间借贷的法律监管，使民间借贷走上规范化道路

对民间借贷适度放松管制，并不意味着可任由民间借贷随意发展。民间借贷自开始至结束的潜在风险及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要求我们借用法律的手段对其进行监管。也就是说，在管制的前提下，利用法律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是民间借贷规范化运作手段的必然选择。具体措施上，首先，针对监管法律空缺状况，我们首先得通过立法来弥补。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对象、监管原则等都可通过法律加以规定，保证民间借贷行为“有法可依”。关于监管主体，考虑可由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进行统一监管，同时考虑到民间借贷的地方实际情况可设立地方监管主体，具体贯彻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政策，保证监管效果。关于监管内容，可对民间借贷的范围、内容、用途尤其是利率作出细化规定。例如利率的规定可参考美国、香港等地区的做法，设定合理的利率上限，并针对违反不同利率层次限制的借贷主体规定承担不同的法律后果。关于监管对象，要重点关注主要的民间借贷对象，如合会、地下钱庄、典当、小额贷款等，对于其他民间借贷形式仅进行违法性监管。有学者提出我国民间借贷以营利性为标准可划分为民事性民间借贷和商事性民间借贷，基于此种划分，民间借贷监管对象当有所区别。关于监管原则，金融秩序与金融正义原则应当首先被纳入到监管法律中，因为只有同时兼顾这两个原则，民间借贷扰乱金融秩序与保证金融主体融资需求的矛盾才能在这两个原则的指导下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本着金融资源配置正义的原则，才能给予民间借贷在我国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利用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推动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同时，监管原则还应当包括可控发展原则。可控发展是要使民间借贷在科学的监控之下有序的发展，以保证民间借贷的安全，进而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社会的稳定。在可控原则的指导下构建法律体系，监测预警系统，随时掌握民间借贷的活动信息，以此对民间借贷规范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和其他不公正现象进行控制管理。

参考文献：

[1]李智，程娟娟.民间借贷风险的法律防范.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9（1）.

[2]刘燕.发现金融监管的制度逻辑——对孙大午案件的一个点评.法学家.2004（3）.

[3]曾纪胜.论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完善.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3）.

民间金融监管论文篇3

一、 金融监管体制的理论基础

金融监管体制是指为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对金融活动施加影响的一整套机制和组织机构的总和。 其涉及体制的参加者和如何进行监管两个基本要素。具体而言，对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涉及金融监管机关的组织构成、职权、作用机制等方面的内容。

从法律角度来讲，进行金融监管有其必要性：（1）权力必须加以制约的法律规则决定了必须进行金融监管。金融机构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职能，中央银行具有提供公共服务，进行宏观调控和进行金融监督的职能；商业银行具有信用中介、支付中介和信用创造的职能；证券、信托、保险等活动也都具有一定的分配和调节社会资源的职能。这些机构的职权隐含着某种权力因素。如果不对其权力进行监督，就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和对社会利益的侵犯。因此，必须对其进行监管。（2）维护公平的法律原则要求进行监管。金融机构通常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当今世界各国对金融机构的设立都采取特许制，金融机构的设立及其营业范围都必须取得政府的特别许可。特许权是一种独占权，即行业垄断。这种垄断地位决定了金融机构在市场中处于一定的优势地位，也给其滥用特权提供了可能。为了维护公平，保护处于劣势的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对金融机构必须进行监管。总而言之，监管是金融体系所必需，是制约金融权力，防止滥用垄断权力的必要手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金融监管的进行是必不可少的，但监管的进行需要体制的保障，只有将其通过体制加以固定，才能使其公开化、透明化，从而具有效率。如前所述，金融监管无论作为一种权力还是作为一种制度，本质上都是一个法律问题。这是因为，金融监管体制的主体、构成、职权和作用机制等都要通过法律来确定，正因为法具有“使国家权力的运用合理化、经常化、系统化、公开化的价值”，使得金融监管体制离不开法律的作用。 因此，本文对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更多关注法律方面。

二、 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研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们研究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时借鉴其他国家，尤其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大致有三种类型： （1）高度集中的金融监管体制，即由单一的管理机构负责监督管理。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这种体制，英国为这一体制的典型。根据1986年《金融服务业法》，英格兰银行主要负责对银行业的监管，而对银行业以外的其他金融服务业的监管则属于证券和投资委员会（SIB）的权限范围。1996年英国借鉴德国的统一监管模式，建立了金融业监督管理局进行统一的监管。英国素以非正式监管著称，但强调监管的法制化、规范化亦是其近年来的重要举措。英国虽是不成文法国家，但也制定了成文法律对金融业进行监管。1979年成文形式的《银行法》确定了英格兰银行的监管银行系统的职能，1987年《银行法》进一步确定了英格兰银行监管的法制基础。（2）双层多头的监管体制，即在中央和地方两级设立多家管理机构共同负责金融监管工作。这种体制多存在于联邦制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在联邦一级，有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系统、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银行进行监管，而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住房放款银行委员会、联邦储备贷款保险公司、国民信贷公会管理局和国民信贷公会保险基金负责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在州一级，各州都有各自的金融法规和银行监管机构。美国是典型的分业监管，但1999年通过的《1999年金融服务法》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重大变革，它允许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以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式相互渗透，实现混业经营，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这一法律对其金融监管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美国是西方国家金融立法管制严格的国家之一，仅在银行方面就制定了繁多的 法律、条例，并以规范银行监管为主要内容。其银行监管方面的重要立法主要有：《联邦储备法》、《麦克弗登法》、《银行法》、《银行合并法》等，其内容涵盖了金融业的各个方面。 （3）单层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即只在中央一级设立几家管理机构共同进行金融监管。如法国设有国家信贷委员会、银行委员会、银行规章委员会、法兰西银行等机构共同负责监管工作。我国也采用这一体制。具体情况在下文中进行分析。

通过对以上国家金融监管体制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体制具有如下发展趋势：（1）银行是重要的金融监管机关。无论在任何监管体制中，中央银行都是重要的监管机关。这是因为央行具有实施金融监管的特殊信息优势、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拥有金融调控手段，居于一国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能有效地履行监管职责。（2）重视金融业的自律 .金融业自律组织比政府更熟悉金融业运做的实际情况，在执法检查和纪律检控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预防性，因此，在监管方面有很大的作用空间。（3）强调金融机构的内部监控。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可以防范和规避风险，实现稳健和审慎经营，理应是金融监管的重点。（4）逐渐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5）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这样可以实现监管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三、 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1、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 如上所述，我国采取的是单层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具体而言，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等都是监管机关。近年来，我国颁布《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证券法》、《保险法》、《担保法》和《刑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法律、法规框架初步形成。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国的中央银行以及金融监管的主体，其法律地位是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确定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业务实施监督管理，维护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 《证券法》第166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并规定了其职责、监管方法等。 《保险法》也规定了监管部门、监管内容、方法等。 目前，中国金融监管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管理；二是对金融机构业务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三是对有问题金融机构进行处理并采取化解风险的政策措施。

虽然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已初步建立，但由于其建立时间较短，而且我国的金融体制尚未理顺，因此还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 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尚未理顺。表现在：（1）中央银行的监管地位虽已确立，但其独立性仍有待加强。（2）监管机构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和分支机构间监管协调机制尚待完善。（3）同一级别的监管机构之间职权划分不明，尚存在监管的“真空”。（4）重视政府监管，对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管不够重视。

第二， 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不完善。金融监管的成败取决于是否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金融监管对法律基础的基本要求是：①金融监管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授权；②对金融机构的各种经营管理行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范；③金融监管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规程序实施，杜绝随意性，保证客观性和公正性。 目前，中国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仍存在不少弊端，无法保证金融监管合理、有效、规范地实施。首先是配套法规不完善，大法不少，实施细则和其他规章制度却不配套。其次是法律法规普遍缺乏科学定量，实际执行中尺度不易把握，可操作性不强。再次是执行监管者缺乏监督，既不能保证金融监管的公正、合理，又无法衡量其工作的绩效。最后是影响金融监管的外部环境因素缺乏约束，使监管的效用不近如人意。

2、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途径

第一， 逐步建立起包括中央银行监管、行业组织自律、金融机构内控、社会监督配合的大系统监管体系。（1）建立金融监管的专门机构，完善金融监管的组织体系。就银行监管而言，可以设立中央银行银行监管委员会专司监管，由其负责除证监会和保监会监管范围之外的监管工作。具体而言，就是执行银行（含外资银行、附属机构等）、信托投资公司、城乡信用合作社的监管。中央银行的分行和营业管理部以及其他各级支行的银行监管委员会亦参照设置，这样有利于统一领导、协调运作和提高效率。（2）健全各金融行业的自律性组织。金融业自律具有政府监管所不可替代的优势，他们熟悉金融业运作的具体情况，而且自律的规则往往含有行业、伦理和道德标准的约束，作用空间比较大。我国已于1991年建立了证券业的自律组织证券业协会，并于2000年5月建立了银行业的自律组织银行业协会，但这两个自律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证券业协会带有比较浓厚的行政色彩，而银行业协会所采用的自愿入会的做法使得其发挥作用的空间大为减少。今后，应还原证券业协会民间组织的本来面目，同时对银行业协会的职权加以界定，以利于其发挥应有作用。（3）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系统。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着眼点在于保证金融企业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防范经营风险。内部稽核监控系统应有明确的监控目的、监控项目、专门负责监控的机构和人员、科学的方法与程序及向领导与有关部门反馈信息的制度。通过内部监测可以及早在风险显化之前作出预警，并反馈信息。 （4）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社会监督作用。应当充分发挥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机构的社会监督作用。

第二， 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如果说金融监管体系是进行金融监管的前提，而金融法规则是实施金融监管的基础，因此，金融监管法律的建立健全对监管体制能否发挥作用至关重要。如上所述，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尚有不足，其完善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1）尽快完善主体法律，制定《信托法》、《外汇管理法》、《投资基金法》等金融法律、法规。 同时，制订与金融法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并对原颁布的有关法律、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首先，必须坚定地树立《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主导地位，积极构筑以《中国人民银行法》为核心，《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信托法》、《担保法》、《票据法》等基本法律为框架，《贷款通则》、《外汇管理条例》、《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业务和机构管理法规为主体，《银行间债券交易规则》、《银行间债券交易结算规则》等单项业务规章制度为基础的、层次分明、互相衔接、全面系统的法规体系。其次必须抓紧制定各项法规的实施细则，实现金融法规定性与定量明晰的双重目标，提高其可操作性。（2）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对加入WTO的回应。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以及外资银行法中均存在许多与WTO和国际惯例不适应的内容，急需修改。如我国现行对经常性项目的真实性审查，严格资本项目的管理，由于影响到了经常性项目下的活动，与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有明显的距离。而且，随着我国入世进程的加快，我国金融业势必受到外资金融企业的冲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家的金融企业正在或已经向全能化迈进，如果开放金融市场，我国金融企业必将处于不利地位，这也对我国的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我国现在也已经出现了不同业务的交叉，如允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同业拆借市场进行拆借、债券购回；以股票质押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允许保险公司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回购交易，允许保险资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进入股市等，对这种“混业经营，分业监督”的现状进行管理，除了需要各主管监管部门的协调合作之外，超前性的立法也是不可或缺的，立法的前瞻性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具有重大作用。

总而言之，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已初步建立，但仍存在许多不足。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金融形势和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冲击，面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金融体制的要求，可以看出，如何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保持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道路任重而道远，而法律无疑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指引下的正确选择。以法律固定已有的成果，指引进一步的改革，并使法律适应现实的要求将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注释：

（1）参见陆泽峰：《金融创新和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2000版，第271页。

（2）参见张忠军：《金融监管法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3）参见孙国华、朱景文：《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4）参见朱大旗：《金融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5）参见陈晓：《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6）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法》第五章，金融监督管理。

（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十章，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章，保险业的监督管理。

民间金融监管论文篇4

民间金融金融机构政府监管监管模式

一、前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亟待解决的“三农问题”，中国金融业监管模式的改革也刻不容缓，居民的收入越来越多，手里的闲钱也不断增加，大多数都存入银行成为死钱，与此同时，一些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银行贷款的利息率高等问题，很难通过官方渠道获得间接融资，于是就将注意力转移到民间资本，通过支付农民高额利息以获得融资，这种获得融资的方式就是信息不对称引起的。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中小企业向农民融资的方式就是民间融资民间融资解决了资本资源配置率的问题。而中国政府并未对民间金融机构设置明确的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这就容易引发一系列民间金融监管问题。

二、我国政府对民间金融监管的发展现状

民间金融一直延续至今，不但在形式上不断发生变化，而且对于民间金融的监管也在发生变化，近三十年金融监管改革也刻不容缓尤其是对民间金融监管的改革。民间金融已由原来的资本剩余逐渐转变为资本投资和企业融资，并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其规模也越来越大。民间金融本就是正规金融的补充与发展，故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存在一种替代的关系，这种替代的关系像微观经济学中提到的边际替代一样，它同样是为了达到资金的最优配置而自发的一种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替代，在正规金融涉及不到的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中，民间金融就充当着正规金融应有而没有的角色。随着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不断推动，一方面由于银行借贷门槛高导致的大批中小企业出现融资难问题，而另一方面是又面临大量的民间资本闲置，这种资本资源配置错位的现象为新的地下金融形式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不规范的民间金融融资市场快速滋生。这些新的融资方式可以使错位的双方能更迅速的实现资金资源的有效配置，使一些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快的筹集到资金，扩大规模。

从微观层次来看，任何金融体系都应具备三个基本条件，民间金融亦是如此，一是融资的供给方；二是融资的需求方；三是处于供给方与需求方中间的金融服务体系。以金融服务体系为中介，将资金的供给方提供的资金介绍给资金需求方，只不过民间融资的供给方是没有统一规范和组织的居民，需求方是向银行和政府融资难、规模急需扩展又短缺资金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至于处于中介的金融服务体系更是缺少政府的统一管理，政府对民间金融监管的缺失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具体的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更主要原因是由民间金融的本身特点所决定的，民间金融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居民手中的资金比较分散，政府若强制进行干预，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和挫败民间金融发展的积极性，但是不加以管制的话，民间金融的高风险性也会抑制其发展，下面我们通过近几年来企业通过民间金融融资规模在社会融资规模中所占的比例来进行说明民间金融的现状如何，如表1.1。

2008-2010年期间，我国民间金融融资规模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波动比较大，主要是由“吴英案”闹得人心惶惶，对民间金融融资本来就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所以在“吴英案”的审判期间也是众说纷纭，此时，民间金融管制的真空状态和民间金融的高风险性暴露无疑。目前，我国民间金融监管缺失性问题日渐被提到日程上来，政府对民间金融监管不到位，导致很多携款跑路现象时有发生。

长期以来，我国对金融机构的严格管制，主要表现在我国的相关立法上。我国对民间金融的管制是行政管理和刑罚并存的模式。其中1998年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行政法律制度中，虽然对非法金融机构做了比较系统笼统的定义，但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而且在政府的监管过程中，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

三、以“吴英案”为例分析政府对民间金融监管的缺失

众所周知，浙江一带的民间借贷最为猖狂，大多数以打“白条”的形式立下字据，以期证明借贷人之间的债务、债权关系。2009年12月18

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经法院审理查明，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非法集资人民币近7.7亿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近3.9亿元。这位出生在1981年的亿万女富豪曾经名动一时，不过，从2006年4月本色集团横空出世，到2007年2月公司解体，她的财富神话只有短短的300天。

吴英案只不过是民进非法集资的一个案例，浙江一带民间借贷盛行，不是一时兴起的，这种现象很普遍，不过因为大家都明白只要不触碰法律的底线，这些民间非法集资是不会被披露的。吴英案的审理与判决引起了金融界和法学家的关注，因为从其微观方面来说，这是一个由民间融资引发的非法集资的问题，而从宏观层面来看，它又涉及到了法律问题。社会的舆论声和呼吁声连续不断，对于吴英的最终判决，大家看法各异。吴英案只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来源的典型代表，融资小的企业相安无事，融资大的企业就要非法集资，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政府对民间金融监管的缺失和失职。之所以说，吴英案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典型代表是因为吴英创业的资金融资途径与中小企业异曲同工。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初期信用等级不高，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要想扩展规模，发展壮大，必须找到资金来源，为了企业的发展，他们不惜支付高额利息转向民间资本，又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禁止民间借贷行为，因此他们更加明目张胆的借贷民间资本以壮大企业发展。

虽然政府有疏于民间金融的管理，但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比如说解决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提高资源问题、减少资金借贷的成本、加强市场主体的信用等级等，其中最重要的积极作用就是民间金融能弥补正规金融机构的不足，正规金融机构对于国有控股企业的服务体系都很健全，但对于偏远村镇和微小企业的服务系统根本不到位，只有民间金融的出现才能弥补这一缺失，给偏远地区的微小企业的发展带来机会，暂时调整偏远地区的金融机构，从以民间金融为主的融资渠道逐渐过渡到正规金融机构上来，这样能够早日实现政府对其的监管，降低民间金融的风险。

总理曾撰文要大力整顿金融体系，严厉打击高利贷活动和非法集资，加强金融体制的全面检测和监管，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或者有具体的操作规范，完善是要怎么完善，通过什么途径来完善，引导要怎么引导，利用什么方法和手段，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措施和切实有效的方式来执行，因此，政府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只是在某些非法集资者触碰到法律底线的时候，国家会从大的方面给予严厉打击。在日常生活中，政府对于民间金融的监管并没有具体的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也没有及时遏制由民间金融引发的金融风险的能力，虽然风险不可避免，但通过政府的有效监管是可以缓解金融风险的。政府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并没有像对正规金融的监管一样具体到位，这也是我国亟待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只要政府监管到位了，由民间金融带来的金融风险自然也就降低了。

四、政府对民间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我国政府对于民间金融监管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民间金融监管属于金融监管的一部分，应该具有金融监管的一些特性。故此，民间金融监管不仅包括国家政府对民间金融的监管措施，还包括民间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稽核、同业自律性组织的监管、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等内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现在已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在加大对正规金融机构监管的同时，必须加强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切实保证民间金融机构的低风险性，使民间金融机构有效统一的对正规金融机构作一补充。

民间金融的信贷风险、法律风险、高利率风险、管理风险、政策风险都会降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效，我国的民间金融从古代的民间信贷发展至今的民间融资，从市场主导民间借贷到政府的过分干预又到现在的市场自由，期间也发生了不少民间借贷的纠纷，这都是由民间金融管制体系不完善，政府不加以正确引导造成的。民间部分偏远地区设施不完备、设施维护成本过高、银行贷款体系缺失，而要想发展经济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虽然民间金融风险高、管理团队比较匮乏，但相对于银行贷款来说程序就简单的多，渠道也比较容易获得，随之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比较严重。这都是政府的监管不到位所引致的，正规的金融机构都被纳入“一行两会”，但唯独民间金融机构没有专门的部门进行规制，这就会使一些不怀好意、投机取巧之人从中获利。

我国民间金融一直与正规金融法律法规监管体系脱轨，没有统一的监管措施，立法总是滞后于正规的金融体系，这使民间金融无法可依，监管比较散乱。民间金融的监管欠缺还体现在民间借贷关系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大部分民间借贷关系是维持在社会关系或者亲缘关系上，并没有一个约定成俗的合同说明等文件，民风比较淳朴，一旦遇到信用低的债务人，债权人的切身利益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债权人就会选择一些极端的手段（比如恶势力）来进行自我保护，就会引发社会动乱，破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一旦这类风险累加，最终必成恶果，使民间借贷的形势恶化。

随之而来的风险高、欺诈性高、信用低、隐蔽性强、不可控性高等缺点也给民间金融敲响了警钟，民间借贷关系不明确，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债权人容易走极端采取暴力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给社会带来动荡，严重影响“三农”的解决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因此，在关注农村经济发展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同时，必须加强政府对民间金融监管的措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农村的和谐稳定都离不开金融体系的发展，将符合条件的民间信贷机构吸纳为市场主体，不符合者据具体情况或者加以正确引导或者给及取缔，以维护市场主体，同时引导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不能完全抨击民间金融机构的融资，也不能完全依赖于民间金融机构的融资，尽量将民间金融机构的融资与正规金融机构的融资结合起来，两者结合给全国各地需要融资的企业和机构提供良好的融资渠道，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降低民间金融机构的风险，促进经济的循环发展。

五、结论

我国民间金融监管和正规金融监管有本质性的差异，政府对正规金融的监管有比较系统的监管机制，而对民间金融监管实施起来确实比较困难，但如果放任市场自由发展的话，又会破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我们在借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政府对民间金融监管经验的基础上，不能完全照搬，也不能摒弃，要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借鉴相关国家和地区政府对民间金融管制的经验，弥补我国政府对民间金融监管的真空状态。

故此，我国政府必须明确对民间金融的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对于具体的实施办法要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比如说信奉适当监管与放松监管理念、和谐与创新理念与安全与效率统一的价值理念；改变我国政府对民间金融的监管模式：采用纵向国家监管、横向自我监督和互相监督的监管模式；制定具体的民间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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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金融监管论文篇5

[关键词]民间金融 合法化 金融市场 民间借贷 规范

民间金融,是与正规金融比较而言的,一般是指未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而从事资金融通活动的组织。泛指个体、家庭、企业之间,通过绕开官方正式的金融体系而直接进行金融交易活动的行为,包括民间借贷、民间互助会、地下钱庄、地下投资公司等。长期以来,民间金融作为我国信用体系中的一种非正规信用形式,因一直没有合法身份,不得不处于地下活动状态。

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民间金融合法化、阳光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家各种金融改革举措不断出台。2003年,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拉开了农村金融改革的序幕;2005年底,央行主导的“只贷不存”小额贷款公司在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内蒙古五个地区开始启动,这个试点对于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增强民间金融市场的竞争有着积极的作用;2006年底,银监会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政策框架,使农村金融市场的结构发生了积极的变化;2007年8月,银监会《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农村小额贷款业务的指导意见》,系统规划了各类银行业机构发展农村小额贷款的基本政策框架,受到社会极大关注;2008年8月15日,中央银行的今年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正式提出,“应加快我国有关非吸收存款类放贷人的立法进程,适时推出《放贷人条例》,给民间借贷合法定位,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据了解,《放贷人条例》的最大突破将是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和企业,以自有资金注册成立“只贷不存”的放贷机构,从而打破被银行垄断的信贷市场,使社会关注已久的民间借贷合法化问题初见曙光。

一、发展民间金融的意义

1、发展民间金融有利于解决资金供求矛盾,对金融市场起着拾漏补遗的作用

我国信用体系中,银行成为我国金融市场融资的主导力量。但是,银行信用作为最主要的正规金融活动,其融资的重点区域是城市而不是农村,其融资服务的对象是能够带来规模效益的大项目、大企业,而不是分散的农民、小生产者或小企业。民间借贷对农村金融需求与供给严重不平衡造成的巨大落差,起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对金融市场发挥着拾漏补遗的作用。

2、发展民间金融有助于调整信贷市场结构,完善金融体系

我国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主要来源于中小金融机构,从贷款需求角度来说,中小企业的数量目前占到全国企业的99.6%,资金需求量很大,而中小金融机构在供给中小企业贷款方面总资金是有限的。民间借贷合法化将打破金融市场寡头垄断局面,对信贷市场结构调整是一个调整,给正规金融机构带来竞争压力,迫使其进行制度、金融工具的创新及服务质量的提高,这有利于满足中小企业融资的需要。帕累托最优理论告诉我们,只有竞争的市场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效用最大化。以竞争促发展,完善金融市场,建立一个多元化、竞争性的新型乡村金融体系。

3、发展民间金融有利于阻止农村资金的外流

农村个体经营者和农民在需要资金却难以通过正规金融进行融资的情况下,如果允许民间借贷合法经营,那些能够提供资金的富有个人和农户,就可以将资金以远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价格贷给资金需求者,而不会将其资金存入作为农村资金“抽水机”的商业银行,这就可以自然形成一个阻止农村资金流出的“堤坝”,使农村资金得以在“三农”领域进行封闭式循环,从而缓解新农村建设中资金不足的矛盾。在现有金融体制框架内,资金一旦从农村流出就会难以逆转,而阻止资金外流的重要方法就是允许目前金融体制外的民间借贷合法化。

4、发展民间金融更能体现放贷和获贷的公平

从理论上说,国家运用权力垄断货币,这并不具有天然的法理基础,私人也是拥有通过资本借贷方式换取财富的权利。不准许私人通过资本转借方式获利是有失公平的,与“开放的社会”的要求不相容。民间借贷合法化更重要意义还体现在获得贷款支持的公平上。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所具有的扶助国有大中型企业与项目的职能,使得一般性“群众项目”事实上很难从其获得贷款,而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性质,也使得放贷权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准行政权力”,这使得“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难以获得贷款上的均等机会。而民间金融机构以逐利为唯一目的,因而能在放贷上公平对待每一个申请贷款者。

5、发展民间金融能促进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

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深层意义在于,为大量闲置的私人资本进入市场打开绿色通道,在给贷款者解决融资困难的同时,给更多的人提供进入劳动交换与社会分工过程的机会,从而产生1+1>2的效果,促进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带动社会的整体进步。

二、民间金融合法化可能会带来的弊端

1、民间金融合法化后,既可活跃金融市场,也会对金融安全造成威胁

民间金融合法化后要高度警惕金融风险的转移。除了本已存在的民间借贷会继续,部分人还会从银行提出钱来自行放贷,自担风险,以高利率来对风险进行补偿。由于缺乏与国家产业调控政策呼应的地方产业政策,民间融资因其自发性和信息滞后性,以及高利润行业诱惑,极易导致民间融资进入受控制行业,这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也容易出现风险。

2、民间金融合法化后,高利贷的出现会造成社会不安定

民间融资合法化会给高利贷更大的成长空间,适度的高利贷的确可以促进企业的发展,活跃市场有着一定的作用。但无论如何,高利贷依然是一种被迫的关系,它会造成社会不安定,容易产生社会纠纷与治安问题。由于高利贷的高利润,会吸引各种人士的参与分利,一旦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危及社会治安;另外,高利贷会养成一批食利阶层,通过放贷来谋取暴利,放贷比做实业更有利润,而且来的很快,很容易造成更多的资本参与其中,会使生产性的实体遭到破坏,造成实业的畸形发展。

3、民间金融合法化后,会增加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难度

放贷和借贷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一个企业同时向很多放贷人借款,把借到的钱用于继续放贷,就等于是吸收存款进行放贷,带有非法集资性质,其中的风险需要关注。此外,民间借贷的规模大、不确定性大,而其引发的横向带动大规模资金流动,会增加货币供应量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将给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增加难度。

4、民间金融合法化后,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难度加大

其一,民间金融机构不同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它的成长具有很强的民间性、自发性,民间融资参与者众,涉及面广,操作方式不规范,其分散性和隐蔽性使相关部门难以监管,一旦发生纠纷极易影响当地的经济金融稳定;其二,政府对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强度难以掌握,过于严格的监管和过分的经营干预,不利于民间金融机构的自由发展,容易造成“非乡镇化”的现象,而过于宽松的监管可能滋生民间金融机构的弊端,造成社会信用、社会金融的不稳定;其三,民间借贷在融资渠道及形式上,除个人和企业间的直接借贷、企业集资(集股)、私募基金、资金中介和“地下钱庄”外,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等机构也大量参与民间借贷,存在风险不易监控等问题。市场分析人士指出,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多元化,并不局限于银行信贷体系。比如证券质押、利用信用证进出口融资等借贷行为牵涉的部门甚至超出金融体系之外。而目前我国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权职划分明确,难以进行有效合作,无法对放开后的民间借贷进行有效监管。因此不能用监管正规金融机构的那套方案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监管,需要在宽与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来进行高效监督,这是政府对民间金融机构未来有效监管的一个难题。

三、用科学发展观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

民间金融是金融生态自我调节的产物,需要用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规范和引导其行为。

1、从理论和政策上对民间借贷给予合理定位

根据民间金融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以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需要从理论和政策上对其给予合理定位。首先要从理论上肯定民间金融行为是金融生态自我调节的产物,也是资金资源的一种合理配置方式;其次,从政策上肯定民间金融是我国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只有把民间金融纳入整个金融市场统一考察,才能正确把握宏观资源体系,有效统计金融市场比例,这对于发挥货币政策的正确决策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

2、从法律上对民间金融进行规范和约束

对民间金融法律定位要把握以下基本原则:一是承认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二是规定民间借贷得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三是民间借贷应缴纳相应的税收;四是明确民间借贷在利率、合同等方面的若干通行原则。因此,建议尽快出台《民间借贷管理办法》,建立一个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在加强监管、不断完善对其管理的同时,为民间金融构筑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

3、从制度上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的监管

首先,严格限制放贷机构注册的门槛。《放贷人条例》的最大突破是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和企业,以自有资金注册成立的放贷机构。但民间借贷即使合法化也不能一哄而上,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放贷人,有条件的有诚意的经营者才能进入信贷市场。对放贷机构要有严格的限制:注册门槛应在一千万元,放贷利率不得高于基准利率的四倍等,逐渐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其次,对民间金融机构制定宽松灵活的监管体系,即进行自愿性注册(适用于不吸收公众存款)或强制性注册(适用于吸收公众存款),要求注册的民间金融机构进行定期的信息披露,并指导和鼓励民间金融机构建立基于风险的内部监管体系。同时,利用现有的权威性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定期的评级和审查,增强中介机构在监管中的作用,有利于监管部门高效、合理的监管;再次,建立民间金融行业自律组织。行业自律组织定期相关数据和资料,使民间金融机构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和业务提升,增强民间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和自我监管,比监管部门的监管行为更具有成本上的优势。

民间金融在我国早已是客观存在的,并一直在“三农”和中小企业融资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鲧治水,堵而不疏,终致洪水滔天。禹治水,既堵更疏,十三年乃成。面对民间金融的暗流涌动,政府何不以百川归海的包容心态,从源头上辟正道,断邪流,让它顺应金融潮流发展,为市场经济之需润田哺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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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琼妹.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必要性和路径选择[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9;12

[4]邢增艺.规范与引导我国民间融资规范发展[J].当代经济,2009

民间金融监管论文篇6

[关键词]民间金融　正规化　可行性

民间金融，是指在政府批准并进行监管的金融活动（正规金融）之外所存在的游离于现行制度法规边缘的金融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间金融发展迅速，规模越来越大。据央行调查显示，截至2011年5月末，全国的民间融资总量约3.38万亿，占当时贷款余额6.7%，占企业贷款余额比重为10.2%。随着民间金融在社会经济中的影响作用逐渐加大，其未来发展方向越来越被人关注。笔者认为，民间金融未来走上一条逐步正规化的道路，使其在可控范围内健康发展，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是十分可行的。

一、经济学原理提供理论支持

1.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

根据麦金农的金融抑制理论，由于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对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的过多干预抑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金融体系的发展滞后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了金融抑制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体系仍不健全，也存在着金融抑制情形，民间金融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根据爱德华?肖的研究，应对金融抑制的策略就是要实现金融深化，改革现行金融体制，促进金融市场化。而实现民间金融正规化就是我国进行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

2.制度变迁

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广义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非正式制度转化的结果。制度变迁主要有两种方式：需求诱致型和供给主导型。我国现阶段民间金融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后产生发展起来的，它的出现可以归类为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而将民间金融正规化则是其由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可以归类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

二、国家政策引导是前提

我国的民间金融近年来发展迅速，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起到了关键作用。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快推进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试点工作，积极培育小额信贷组织。”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增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加快发展多种形式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和以服务农村为主的地区性中小银行”。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加快培育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有序发展小额贷款组织，引导社会资金投资设立适应‘三农’需要的各类新型金融组织”。2010年5月7日，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又称“新36条”，其具体实施细则也正在由各部委抓紧制定颁布中。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发展多元化农村金融机构，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服务领域，支持商业银行到中西部地区县域设立村镇银行。有序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开展信用合作。”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为民间金融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是我国民间金融走上正规化道路的前提。

三、国家经济发展是基础

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为民间金融正规化提供了基础，一方面，快速发展的国家经济催生了大量的中小企业，新兴的中小企业想要发展壮大，难免需要进行外部融资。而正规金融能够提供的信贷额度有限，不能完全满足中小企业越来越大的融资需求，因此只能通过民间金融途径来获取资金；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水平也显著增加，可支配收入增多，但目前我国投资渠道过于单一，致使社会大量闲散资金无处可去，只能流入到民间金融领域。

四、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是制度保障

近几年来，国家各相关职能部门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民间金融的规范性文件，如银监会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村镇银行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银监发[2007] 5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银监发[2007]6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银监发[2007]7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的通知》（银监发[2009]48号）、《关于高风险农村信用社并购重组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0]71号)、《中国银监会关于调整村镇银行组建核准有关事项的通知》（银监发[2011]81号）、《中国银监会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银监发[2012]27号）等，最高法了《关于人民法院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推进金融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法发[2012]3号）、《关于当前形势下加强民事审判切实保障民生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12]40号）等，被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由央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也正在国务院审批过程中。这些文件的出台，为我国民间金融的正规化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将成为我国民间金融正规化道路上良好的制度保障。

五、国外成功经验提供借鉴

民间金融在世界各国都是普遍存在的，国外处置民间金融的成功做法给我国提供了宝贵经验。如美国以地方性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储蓄贷款协会等三种最常见的民间金融机构形式为基础，建立了多元复合、上虚下实的管理体系。地方性商业银行主要服务当地农民，信用合作社专门为社员提供资金周转，储蓄贷款协会则主要面向城乡中低收入群体开办金融业务。再如欧盟为了拓宽民间投资领域，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有目的的将民间投资引入信息产业及相关领域、环保领域、对传统产业的调整与改造领域、对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造及落后地区的开发领域。

参考文献：

民间金融监管论文篇7

关键词：经济金融；信息共享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2（5）-0054-03

一、我国构建经济金融信息协调与共享机制实践情况

（一）现行法律规定及解读

经济金融信息协调与共享的基础理论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论，通过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经济与金融需要协调发展，经济信息与金融信息协调与共享是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的一项机制。目前，我国尚未有系统全面的经济金融信息共享和协调机制，主要实施的有金融监管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建立的金融协调与信息共享机制。在《中国人民银行法》中也明确规定由国务院建立金融协调机制，这是金融稳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安排。金融业作为一个整体行业，要从维护金融稳定运行出发，贯彻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并保持相互间的协调性。在2003年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3条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款，即新法第35条第2款人民银行应当和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的规定，与此同时在“银行监管法”第6条专条规定了完全相似的表述条文。由此从各单行法的法条本身来看，“一行三会”均有义务建立相互间的信息共享机制，且没有权力上的高低之分。但是在配套措施未出台之前，法律设计意图主要是各金融监管机构等法律平等主体间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强调各自间的协调和信息共享，这种做法缺乏一种统一的、权威的、突出主导角色的信息共享机制，不利于金融监管机构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

（二）实践操作情况

1、国家层面。目前真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协调与信息共享机制并未得到有效执行，能够执行的只有“一行三会”间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以及在“一行三会”联席会议基础上增加相关部委的联席会议，主要在强化反洗钱和征信管理，维护金融安全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等方面，在信息协调与共享方面基本上以报告为主。在经济金融信息协调与共享方面，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无疑是经济金融信息的高规格协调与共享，此外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不定期召开的经济会议，各有关经济金融部委都会报告经济金融信息。但是以“经济会议”形式的经济金融信息协调与共享机制，无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和刚性约束，也不是建立经济金融信息协调和共享的长效工作机制。

2、地方层面。在地方建立的经济金融信息共享机制避开“监管协调机制”概念，重在经济金融信息共享，许多省市还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使之制度化、规范化。目前，主要模式有：一是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间建立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如江苏省2005年出台《江苏省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暂行办法》，此类信息共享范围仅限于金融监管部门间。二是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间建立金融信息共享机制，如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建立由人民银行发起的金融形势分析例会。三是地方政府牵头，成立地方金融稳定工作协调小组或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如天津市金融稳定工作协调小组，由天津市政府牵头，金融监管部门、财政、发改委等政府部门组成。应该说此类模式规格较高，避免了“一行三会”之间的地位之争，致力于共同推动促进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

（三）实践操作中存在的困难或不足

1、协调机制缺乏权威性规定，职责不明确。我国已确立了“一行三会”形式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但没有法律直接规定经济金融信息协调和共享框架和安排，没有法律的强制力来确保协调机制的运行。《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和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为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却没有确定协调机制的具体形式、内容以及信息共享和操作层面上的具体安排。此外，在全国性层面的经济金融协调机制办法未出台之前，地方层面的经济金融信息协调和共享机制缺乏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影响其执行的效力。

2、部门和利益集团的私心。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部门不总是社会正义的代表者，在利益集团影响下，他们也会有私心；在各监管主体之间出现潜在冲突时，某些部门也会在“私心”的驱使之下采取一些有利于本部门而有损于其它部门乃至整个经济金融社会发展利益的行动，具体表现为不同监管主体争夺监管对象与监管权力。目前在我国表现为各自从部门利益出发，各方认识存在偏差与不一致。由于部门之间的目标差异和利益选择，导致有关各方在现有监管体制下建立经济金融信息协调和共享机制的积极性不高。

3、协调主体的定位不明确，没有专门的机构执行协调职能。在全国、地方层面上，都未明确指定经济金融信息协调和共享机制的主体，尽管国家通过“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等方式执行协调专职机构的职能，但其实际上仅仅是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之间协调重要监管事宜的途径，并没有确定法律意义上的金融监管乃至经济金融信息共享和协调的专门机构。此外，在地方纷纷成立金融办，其模糊的定位及政府行政权力背景，直接影响人民银行金融协调这项职能的落实。

4、缺乏有效的信息收集分工和共享机制，信息不对称。我国目前各监管机构以及有关部委对各项经济金融业务活动情况和数据在调查采集、整理分析的过程中，采用的标准和侧重点各不相同，对风险的关注程度也不一致，而且数据透明度低、数据质量不高，各部门之间尚未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未达成比较成熟的共享协议，明确何种信息由谁采集及如何交流与共享，也缺乏经济金融信息共享的便利化平台和有效的共享使用方式，难以做到高效及时地共享使用信息。

二、欧美国家实施情况及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一）协调机制建设法制化

英国2000年出台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要求FSA与国内外有关机构进行适当协调合作，另外相关部门也签订了《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服务局之间的谅解备忘录》，规定了金融监管主体之间协调合作的指导原则及框架。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规定伞式监管人与功能监管人必须相互沟通，建立起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德国2002年的《综合性金融服务监管法》要求建立旨在解决有关监管协调问题的，由中央银行和监管局参加的金融市场监管论坛。实践经验表明，由法律法规直接规定协调与合作的制度框架，不仅使得协调机制的建立有可靠的法律基础，更具权威性，而且能够促使协调机制的运行更加高效有序，更加有利于推动经济与金融协调健康发展。

（二）注重协调机制组织机构建设

英国由FSA、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三方代表组成的协调机构——常务委员会，负责三方监管协调工作；美国成立由联邦监管机构组成的监管协调性机构——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并在一定条件下适度向地方政府分责分权，在纵向和横向方面形成综合性协调管理。英国建立由监管局和央行参加的金融市场监管论坛，解决有关协调问题，并对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综合性监管问题提供建议。通过建立由各方组成的常设性协调组织机构，可以及时地进行意见交流和信息沟通，从而使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行动更加协调统一，更加有力于为经济金融协调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三）注重有效信息沟通机制建设

在协调合作方法上普遍强调管理手段的现代化，比较突出的是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的建设。一般欧美各国都重视统一数据库的建设，在信息收集方面则规定各监管机构、中央银行以及相关政府机构应避免向同一机构收集同样的信息，并就具体的信息收集主体、方式等进行明确规定。如德国的中央银行、监管局等部门之间不仅共享数据信息，而且共享信息系统。中央银行、监管机构以及有关政府部门之间通过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能够避免重复建设，并使得信息传达和共享更加及时和方便，从而可以节约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健康发展。

三、对完善我国经济金融信息共享和协调机制的建议

（一）加快经济金融信息协调与共享制度的立法进程

建议对经济金融信息协调共享制度进行立法，明确协调与共享机制的主体、范围、各部门职责分工，并从立法上打牢共享的根基，避免部门间相互推诿。鉴于人民银行承担着制定货币政策、维护支付清算体系、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在对宏观经济的判断、调控手段、基础数据、管理人才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我国应吸取西方国家金融危机教训与经验，从制度上进一步明确央行在实施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以及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的最高法律地位，以及在经济信息协调和共享机制中的重要作用。

（二）建立政府主导、分层次经济金融信息协调共享机制

一是经济金融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以促进经济和金融协调发展为重心，由政府有关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组成，信息主要来源于各经济金融部门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获得的涉及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各类信息。二是金融监管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以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为重心，由“一行三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组成，由于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定职责需要，其具有金融交叉业务管理能力和视角，建议指定人民银行作为共享信息协调组织者，促进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有序规范发展。三是政银企及有关单位间信息的共享。建立包括政府、政府组成部门、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企业（必要时还可包括行业自律组织和民间团体）组成的共享机制，实现政银企三者之间的信息互动，切实提高经济金融的发展力。

（三）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搭建经济金融信息共享协调平台

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重大事项通报制度，定期或不定期通报反馈监督管理情况，分析形势，研究解决问题，并实现成员单位间的信息共享、数据共用。二是建立健全经济金融信息披露制度，定期向金融监管部门、有关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单位披露相关信息，把整个经济金融活动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达到防范风险于未然的目的。三是联合建立信息平台，开发经济金融信息共享系统，建立经济金融信息数据库，实行经济、金融信息等数据实时模块化管理。同时，建议由国家成立经济金融信息处理中心，分类别、分层次做好经济金融信息的采集、整理、、分析、研究工作，并保证信息共享的长期性、稳定性、安全性，达到服务支持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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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lection on Constructing Economic and Financial Information Coordination and Sharing Mechanism

WANG Zhihu GE Xiaohua

（Karamay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Karamay Xinjiang 834000）

民间金融监管论文篇8

关键词： 包容性监管理念； 农村金融； 差异化监管； 柔性监管；金融法

中图分类号：D922.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1-0109-008

长期以来，在“法律父爱主义”的观念束缚下，我国政府对金融业管制有余而放任不足，以至于金融法缺乏应有的精神气质和人文情怀，并逐渐蜕变成为工具主义色彩极为浓厚的管制之法。伴随着社会经济变迁和经济法观念更新，金融法正在经历着从管制法到服务法的转型与嬗变，开放性与包容性亦日趋成为金融服务法的核心概念范畴。在此背景下，认真对待包容性监管理念的价值意蕴和运作逻辑，并深入发掘其在破解农村金融时代难题中的制度功效，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

一、从金融排斥到金融包容：包容性监管

理念提出的制度背景

金融排斥是从社会排斥中分化出来的概念。1974年，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首次提出了“社会排斥”的概念，并用它来阐述那些不能得到社会保障、受到社会歧视的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例如精神和身体残疾者、自杀者、老年患者、药物滥用者等边缘人、的人和其他社会不适应者。[1]基于类推解释的逻辑，金融排斥则是用来描述特定社会群体在获取金融资源的机会与能力上存在障碍与困难、不能以合适的方式使用主流金融系统提供的金融服务的状态。[2]金融排斥的原因包括银行的拒绝、身份的要求、条款和环境、银行收费、由于银行分支机构的关闭导致的无法适时获得金融服务、心理和文化的障碍、社会安全保险的缺乏等。[3]由于金融资源的稀缺性再加上人们禀赋、能力以及地位的差异，金融排斥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即使发达国家也难以避免。例如，在1995年的美国，收入在5万美元的家庭中，只有1%没有支票账户，而收入在1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中，该比例却高达40%。[4]在发展中国家，金融排斥的状况更加严峻。如在印度，仅有40%的人口拥有银行账户，10%的人口拥有人寿保险，0.6%的人口拥有财产保险，90%的人口无法获得银行贷款。[5]

金融排斥践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背离了金融法制的人文精神，也是导致收入分配鸿沟的罪魁祸首。近年来，随着“法律赋权消除贫困”、“民生金融”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确保社会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将信贷权视为一项基本人权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在此背景下，实现金融法制的结构嬗变与制度转型，推动金融排斥走向金融包容成为难以阻挡的历史潮流。金融包容是与金融排斥相对应的概念，是指个体可以接近适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包括可以获得能最好地使用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技能、知识和理解力，[6]其目的在于将“无银行服务”的人群纳入正轨的金融系统，从而使他们有机会得到储蓄、支付、信贷和保险等金融服务。[7]11-17在推进金融包容的法制建设方面，发达国家已经先行一步，并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如美国早在1977年就通过了《社区再投资法》（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简称CRA），旨在解决由于市场失灵、种族歧视等原因而导致的“划红线”拒贷现象。该法规定存款性机构“有持续和责无旁贷的责任”满足整个社区的信贷需求（包括中低收入社区和借款人的信贷需求），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货币监理署和储贷机构监理署分别负责对相关机构履行CRA义务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在评估上述机构申请开设分支机构、兼并收购等时予以考虑。英国政府则主要依靠“政府出资推动+依托其他金融伙伴关系拓宽金融服务通道”的模式来推进金融包容。一方面，英国政府已开始实施一些创新性计划，如成立“社会基金”[8]、“儿童信托基金”[9]等金融包容基金来帮助贫困人群积累资产，使其能得到基本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为解决银行基于降低成本而关闭偏远地区、人口稀少地区分支机构与居民获得基本金融服务通道之间的矛盾，英国有关当局重点推动银行与邮局、信用社等非赢利性组织建立伙伴关系，拓宽金融服务通道。

回归到中国的本土语境，金融抑制成为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金融深化与金融发展面临着繁难的现实障碍，农村地区则成为金融排斥的重灾区。在我国政府主导型的金融资源配置模式下，无论是金融资金资源还是金融机构资源，在配置过程中均采取了偏好城市而忽视农村的不恰当做法，利率、汇率和IPO等金融工具更是在政府的管制下成为“恃强凌弱”的筹码和“劫贫济富”的帮凶。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和异化拉大了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鸿沟，加剧了农村金融的“空洞化”，使得农村地区深陷“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而难以自拔。为了破解农村金融困局，我国政府与金融监管机构在近年开始刻意地为农村金融松绑，采取了诸多富有针对性的制度措施。以2006年12月20日颁布的《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机构准入政策 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银监会《若干意见》）为起点，银监会陆续出台了《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为农村地区引入了若干新型金融机构。2008年4月，银监会又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了《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的通知》，从存款准备金、存贷款利率等八个方面为改进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献策建言。2010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为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服务领域打通了制度障碍。与此同时，由中国人民银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草案已经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地下钱庄”等民间借贷行为有望通过国家立法形式获得正当性与合法性。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创设以及民间金融的法制化，对于治理金融排斥和实现金融包容、促进金融深化和推动金融发展均不无裨益，甚至为挣扎于泥淖中的农村金融成功突围提供了一缕希望的曙光。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基于路径依赖的制度逻辑，农村金融积重难返的困境还将长期存在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其能否把握机遇进而实现华丽转身似乎并不乐观。假若没有科学的理论引导和精密的制度设计，那么本次改革的努力与尝试势必再一次沦为制度试错的牺牲品。我们认为，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认清民间金融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特异性问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进而在对农村金融的公共治理中实现善治。善治本是一个政治概念，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10]8-9将善治引入到农村金融的公共治理中，意味着将合法性、透明性与可问责性等制度要素融入到农村金融的治理过程，它是对金融包容的积极回应，亦是改善农村金融监管治理的大胆尝试。实现农村金融的善治这一终极理想，需要金融服务法进行深刻的理念更新与制度变革，这正是本文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

二、包容性监管理念：农村金融实现

善治的一种认知模式

在本文语境下，包容性监管是指在对农村金融进行监管的过程中，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营造行使公共监管权力、制定和执行监管政策所依赖的良好制度环境和运行机制，以实现对农村金融的有效治理、整合和协调的持续互动过程。与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相比，包容性监管是一种“新治理”的监管机制，它以监管者的角色为中心，注重的是监管的社会控制与影响效果，而不是监管权力的来源，具有横跨公私部门划分的特性。[11]目前，在金融监管实践中，虽然包容性监管的概念尚未普及，但秉持这一理念的做法却是广泛存在的。例如，OECD国家在其金融监管过程中普遍采取了非正式咨询、散发监管提案以供评论、公开的公告与评论、听证制度、顾问机构等公开咨询工具，旨在提高其监管的透明度和增强公众的参与性。在美国等国家，监管协商作为包容性监管的一种特有手段已经得到广泛采用，它是指当监管者决定同某些利益集团进行协商时，必须建立一个协商委员会，如果任何个人或利益集团认为自己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反映，那么就必须赋予他们一个成员申请机会。[12]202-215但在我国，包容性监管并未受到应有的学术关注，其内涵与外延均处于模糊不清状态，其对农村金融改革的价值引导功能亦未得到充分彰显。因此，有必要认真发掘包容性监管理念的实质内涵并深刻洞察其对助推农村金融实现善治的价值启蒙意义。

（一）包容性监管理念的内涵厘定

包容性监管理念的内涵厘定，不能脱离金融排斥与金融包容的制度背景，更不能脱离农村金融的现实语境。基于这种限定，包容性监管理念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差异化监管的理念。差异化监管本质上是一种融合现代管理理念的多元思维、多元目标的监管，它强调金融环境、金融市场主体等差异性因素，注重要素的关联互动，并充分考虑各种信息约束，倡导激励监管相容，追求公正与效率的统一。[13]25-28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我国的金融业布局呈现出鲜明的二元结构，即使在农村地区也存在着官方金融与民间金融、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显著分野，无论是农村的金融机构还是农民的信贷需求均是千差万别，难以适用统一的监管框架。以农村金融机构为例，我国农村地区既聚集着商业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合作性金融机构等农村正式金融组织，也遍布着民间自由借贷、连接贷款、企业集资、轮转储蓄和信贷协会、私人钱庄等正式金融组织的替代机制。[14]56-66从农村的信贷需求来看，我国的农民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变迁中分化出不同的层次，既存在贫困型农民和温饱型农民，也不乏市场型农民，他们对生产性信贷需求和消费性信贷需求会有不同的取舍与偏好。假如对参差不齐的农村金融机构与多元化的农民信贷需求视而不见而实行无差别的监管措施，则势必造成监管资源的浪费且难以收到良好的监管效果。当前，在我国农村金融的治理中践行差异化监管的理念，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推出与民间金融的法制化是两个主要的突破口。对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而言，应当在机构准入、业务准入、高管任职资格、公司治理等方面作出迥然有别于大型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尽量降低它们市场准入的门槛。对于游离于法律边缘的民间金融而言，监管机构不能一味打压，而应根据各种民间金融组织形式的具体特点采取有差别的监管对策，如对非吸收存款类的民间金融实行更加宽松的监管政策，对吸收存款类的民间金融则实行疏导式的监管规制。

其次是适度监管的理念。考察金融监管的历史，不难发现监管者总是徘徊于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与取舍。对农村金融是强化安全还是放松管制，是加强监管还是推行金融自由化，理论的迷思与现实的悖论总是让人倍感困惑。事实证明，对农村金融无论是监管过度还是监管不足均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监管过度会扼杀农村金融的创新动力进而使其陷入金融抑制的深渊，监管不足则可能导致农村金融秩序的紊乱甚至会诱发民间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在这种“二律背反”的困境下，适度监管就成为农村金融治理的理性图景。然而，在社会生活变动不居的情况下，适度监管的边界并不容易把握，需要引入一种能够量化的利益衡量标准作为评判监管是否适度的界碑。在金融服务法视阈下，我们主张用“底线公平”作为评判适度监管的价值标准。“底线公平”要求不得对低收入人群进行信贷歧视，确保社会成员能够得到基本金融服务，消除金融服务的真空地带，将信贷权视为一项基本人权，让公民拥有“免于匮乏的自由”[15]25-28。这些制度性内容可以量化，富有操作性，能够克服适度监管的价值标准过于抽象与模糊的难题，对于研判实践中金融监管行为的正当性具有指导意义。例如，自从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后，我国对民间借贷利率就开始了严格管制，20年来未见有松动迹象。该利率管制规则“对保护消费者而言，其上限过高，对企业而言又成了无谓的负担”[16]176-209，其不仅限制了民间资本的自由流动，窒息了民间融资的生机与活力，而且背离了适度监管的理念，与金融包容格格不入，因此有必要尽快作出调整。再如，我国金融监管部门长期以来没有厘清企业的合法集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之间的界限，对企业融资的正当性边界存在诸多模糊认识，从而使“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三个罪名成为悬在民间金融活动参与者头上的三把利剑。对企业融资的致命管制，是造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制度诱因，同样与适度监管的理念背道而驰，值得反思与检讨。

再次是柔性监管的理念。金融监管素以刚性的面目出现，金融监管法体现出法规范的国家性、法逻辑的对抗性和法秩序的强制性，金融监管机构与全能政府联姻形成了以法控制社会的管理法，与夜警国家联姻产生了以法控制国家的控权法。[17]11-31但近年来，随着软法与公共治理的兴起，现代法治应当寻求更多协商、可以运用更少强制、能够实现更高自由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世界各国都在考虑如何运用诱导的方式，促使监管对象能够自发地在竞争发展中注意风险的预防和化解，这促使了柔性监管手段的兴起和运用，其不但契合了新一轮放松监管的要求，也体现了政府权力的收缩，使政府更像一个教练“coaches”，而不是执法者“enforcers”。[18]322在此背景下，金融监管的“国家-控制”法范式日益显示出自身局限性并频频遭遇治理危机，亟待升级和转型。在我国农村金融的治理中引入柔性监管的理念，必要性与可能性兼备，正当性与合理性并存。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农村地区虽然历经多次规制变革，但以“熟人社会”为特色的稳定组织架构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在农村金融的运作逻辑中，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范虽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道德伦理、宗法习惯、乡规民约等非强制性规范的约束与激励功能同样不容小觑，以祖缘、地缘、血缘、情缘为基础形成的关系契约更是成为调整人们金融交易行为的基本准则。[19]10-27基于农村金融特有的社会传统与文化背景，必须打破对纯粹的国家主义治理观的盲目崇拜，认真对待乡土社会中那些鼓励性、协商性、指导性的软法规范，将农村社会共同体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自治规则纳入到体制内的监管框架中来。另一方面，在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刚性的监管规则容易诱发利益冲突，而柔性监管意味着协商与共识，它强调的是被监管对象的参与，凸显的是现代民主精神，与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的价值旨趣一脉相承。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农村之所以成为金融排斥的重灾区，农民之所以陷入贫困并沦为社会弱势群体，并非其禀赋与资质使然，而是国家体制与政府制度安排的结果，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所揭示的那样，贫困本质上来源于“可行能力的剥夺”，即贫困者之所以贫困，根本在于穷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被系统性地剥夺，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20]88-92尤努斯教授在其自传《穷人的银行家》也指出：“如果我们把与给别人的相同或相似的机会给予穷人的话，他们是能够使自己摆脱贫困的。穷人本身能够创造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我们必须去做的只是解开我们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21]4柔性监管用协商取代了对抗，用民主取代了擅权，用公共治理取代了单一治理，尊重了农民的话语权和参与权，贯彻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与利益均衡的理念，有利于重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利益整合与利益实现机制。

（二）包容性监管理念与善治理念的价值整合

前文指出，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这一特征决定了公民社会是善治的现实基础，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10]11从这个意义上讲，善治是一种公共治理，即“善治=开放式的公共管理+广泛的公众参与”[17]37。从理念追求上看，善治至少涵盖了合法性、透明性、可问责性等价值秉性。具体到农村金融语境下，合法性指的是社会秩序与权威被农村居民和企业自觉认可、服从的性质和状态；透明性指的是对农村金融的监管信息应当保持公开，确保利益相关者享有知情权；可问责性则指的是农村金融的监管机构及其人员负有“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责任”，当出现监管懈怠或监管滥权时，其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虽然善治理念与包容性监管理念在内涵与外延上均有所差异，但二者明显存在很高的契合度，若通过合理有效的价值整合，包容性监管理念完全有可能成为帮助农村金融实现善治的一条捷径，而金融监管治理为这种价值整合提供了可行进路。

监管治理这一概念的出现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Levy和Spiller对电力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监管的研究，其是指建立一种结构和机制，使监管机构更好地进行监管决策，从而履行好委托人赋予的监管职责。[22]200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Udaibir S. Das和Marc Quintyn将监管治理的研究思想引入金融领域，金融监管治理的理念便滥觞开来。[23]同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了两份关于良好金融监管治理机制标准的研究报告：《监管的独立性和金融稳定》和《危机防范和危机管理：监管治理的角色》。这两份报告提出了良好金融监管治理的四个标准：监管机构的独立性、责任性、透明性、监管操守。独立性意味着金融监管机构享有充分的自，能够摆脱利益集团的牵制而做出客观和理性的判断；责任性意味着金融监管机构不仅要对政府和立法机构负责，还要对被监管机构和公众负责，其隐含着“协商民主”等柔性监管的意蕴；透明性意味着杜绝暗箱操作与监管寻租，使决策阳光化，确保公众对监管信息的可获得性；监管操守意味着监管人员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确保其执行善治的制度目标而不是向他们的自利行为妥协。[24]48-56不难发现，良好金融监管治理的标准既体现了包容性监管理念的要求，也折射出善治理念的理性光辉，对二者进行了精巧的价值整合。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将上述监管治理标准落实到农村金融的监管实践中，秉持和践行包容性监管的理念，正视并重视软法之治，尝试和采行公共治理，不断完善农村金融实现善治的方法与路径。

三、从理念走向制度：包容性监管理念的制度诉求

金融服务法的包容性监管理念为农村金融描绘了一幅善治的理想图景，但理念若不能落实到制度层面，则理想图景难免有画饼充饥之嫌，其理论价值无疑会大打折扣。我们认为，包容性监管理念的提出不是闭门造车式的臆想，更非一厢情愿式的迷恋，而是具有深厚的人文思想基础和丰富的社会实践依据，并至少能够在农村金融服务的市场准入、市场监管与市场退出三个环节中回应农村金融善治的制度诉求。

（一）农村金融服务市场准入监管制度的变革

市场准入监管是整个农村金融监管体系的第一个环节，对于保证农村金融机构健康发展和维护农村金融市场秩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综观我国现行的农村金融服务市场准入监管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监管理念上强调安全而忽视效率、强调发展而忽视公平；在监管制度上强调监管威权而忽视监管治理。改革我国现行的农村金融服务市场准入监管制度的基本思路是：

首先，打破农村金融机构设立核准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有条件地引入准则主义。当前，我国对金融机构的设立实行无差别的核准制，无论是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还是农村资金互助社，莫不如此。对村镇银行的设立采取核准主义尚能理解，对贷款公司与农村资金互助社也强行采取核准主义，则存在正当性疑问。基于二者的规模与特点，有必要对其设立改采准则主义。准则主义最为本质的特点在于：一是交易安全的实现借助于客观的法定条件，而非行政机关的主观自由裁量；二是保障交易安全的条件的法定化和公示化。[25]54在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设立中引入准则主义，有助于控制和降低因片面追求金融安全而支付的沉淀成本，亦有助于控制监管机构行政特权的膨胀。

其次，放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具体标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在大型金融机构因“嫌贫爱富”而撤离农村地区之后出现的，一般具有规模小、实力弱、竞争力不强等特点，需要在投资主体资格、注册资本、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制度等市场准入标准上对其进行倾斜。银监会《若干意见》也从放开准入资本范围、调低注册资本、调整投资人资格、放宽业务准入条件与范围、调整高管人员准入资格、调整新设法人机构审批权限、实行简洁灵活的公司治理等方面为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服务市场大开方便之门。但这些市场准入改革措施尚处于试点阶段，《若干意见》也因其法律效力层级的低微而难以有效指导金融监管实践，因此有必要将试点中行之有效的制度经验进行总结提炼，进而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作出相应规范。

再次，对民间金融进行法制化改造，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服务市场。在政府管制下，我国数万亿的民间资本长期游离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对于缓解农村的资金饥渴鞭长莫及。假如能够为民间借贷松绑，则农村金融的结构性扭曲有望得到根本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民间金融进行法制化改造是破解农村金融时代难题的灵丹妙药，正如有学者所言，“要培育中国的有关资金公平配置的新增长极，必须以规范民间金融为中心”。[26]856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于2010年5月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第18条规定，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放宽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该规定虽然宣示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为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服务市场指明了方向。对民间金融进行法制化改造，短期目标是尽快通过《放贷人条例》，使“地下钱庄”合法化，长远目标则是制定《民间融资法》，对民间融资进行全面的法律规范。

（二）农村金融服务市场运营监管制度的变革

长期以来，监管部门对农村金融服务市场的特异性问题缺乏清晰认知，习惯于将城市金融机构的运营监管措施简单复制到农村金融机构身上，如在适用资本充足率、存款准备金、坏账与呆账准备金等方面，农村与城市的金融机构几乎没有区别。此外，我国现行的农村金融服务市场运营监管制度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过于强调统一化监管而忽视差异化监管。秉持包容性监管的理念，我们认为农村金融服务市场运营监管制度至少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调适：一是要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运营实行宽松的监管政策，如相对提高其风险容忍度和呆账容忍度，尽量调低其存款准备金率等。这样的宽松监管措施主要是考虑到农村金融的实际状况，有利于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二是要重视民间金融的软法之治。在一个“熟人社会”里进行金融监管治理，单靠硬法之治势必捉襟见肘，唯有发掘民间金融领域非正式规范的理性作用，使之与正式规范保持良性互动并促进适时替代，才能确保农村金融治理机制的规范弹性与应有活力。

（三）农村金融服务市场退出监管制度的变革

从银监会颁布的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行政规章来看，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市场退出的方式主要有接管、解散、撤销、破产四类，实践中还存在责令关闭、停业整顿、托管、行政重组等市场退出方式。由于我国尚未建立针对金融机构的破产法律制度，所以实践中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主要采取了行政方式。“强行政、弱司法”构成了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权力版图的基本图景[27]867-884，农村金融服务的市场退出同样如此。行政主导型市场退出模式存在的弊端在于：政府的隐性担保加剧了问题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使市场退出成本居高不下；政府权力与责任的不匹配会造成行政权力的软约束，进而会扭曲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难以保护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正如有学者所言：“民间金融组织的市场退出，客观上损害了民间金融组织的结社权，直接限制了民间金融组织的机会自由和财产自由，故而应当赋予被强制退出民间金融组织以程序性保障，辅之于事前的申辩程序和事后的司法审查程序。”[14]355-356由于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分为主动退出与强制退出，所以监管机构同样要采取差异化的监管策略。再造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市场退出监管制度，主要是确立市场主导型的金融机构退出范式，包括从行政接管走向市场托管、从行政重组走向市场并购、从行政破产走向司法破产。[28]459-461这种范式转换完成后，农村金融服务市场的退出机制会更加顺畅，农村金融机构的投资者与债权人的利益亦能得到更加周全的保护。

四、包容性监管与审慎监管之关系：

一个必要的交待

自从巴塞尔委员会于1997年《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以来，审慎监管便作为金融业监管的核心原则被确定下来。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过后，审慎监管存在的价值更是得到了空前强化，表现为在价值追求上重新导向公共利益，并倾向于对消费者权益的有限保护；在监管策略上从偏重微观监管转向强化宏观监管，努力实现宏观监管与微观监管的协调统一。[29]84-89在此背景下，提倡包容性监管理念难免受到诸多质疑：包容性监管理念是否有悖于审慎监管理念？包容性监管理念是否会诱发金融风险？唯有厘清这些法律迷雾并进行正当性的学理求证，包容性监管理念才能获得鲜活的学术生命。

我们认为，包容性监管理念不是对审慎监管理念的违反与颠覆，而是修补与超越。首先，包容性监管理念强调的是放松僵硬的金融管制和推行有限度的监管宽容，金融管制的放松并不意味着金融监管的缺位，监管宽容亦非无原则的姑息纵容，无论是差异化监管还是柔性监管均是以有效控制金融风险为前提。国内外经验也一再表明，对于接受审慎监管的小额金融机构采用与传统银行严厉程度不同的监管工具，对于接受非审慎监管的小额金融机构某些稳健性规则以引导其建立良好的内控机制，其金融风险是可以得到有效防控的。[30]86-95其次，包容性监管理念体现出一种公共治理观，强调监管的参与性和民主性，注重监管的透明性与可问责性，其迎合了从干预主义到监管治理的金融监管新趋势，破解了片面强调金融安全而忽视金融公平的监管范式危机，是对审慎监管理念的修正与超越。第三，巴塞尔委员会框架下的审慎监管标准解决的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一般话题，忽视对转型国家本土化问题的关注，其对我国的农村金融有多大的适用性，不无疑问。而包容性监管理念充分考虑了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抑制和金融排斥的现实境况，深刻关照了 “熟人社会”与乡土秩序的运作逻辑，其所蕴含的软法之治、协商民主、公共治理等制度禀赋与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发展实际状况存在更多的契合。因此，在我国农村金融的治理过程中实行包容性监管理念，不仅不会诱发金融风险，还会有效减少利益冲突和提升监管水平。

五、结 语

农村金融好比是金融监管链条中的“戈尔迪死结”，素来是金融监管的难点所在。当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面临困境和陷入迷惘，当完善的法典和周详的判例无法规制日益复杂多变的农村金融社会关系时，我们不得不反思法律的适用性与制度的本土化问题。在金融排斥向金融包容嬗变、金融管制法向金融服务法转型的当下，对农村金融采用差异化监管、适度监管和柔性监管等包容性的监管理念或许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尽管包容性监管理念为农村金融实现善治描绘的还只是一幅“乌托邦”式的理想图景，但这极有可能是农村金融从“炼狱”走向“天堂”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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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金融监管论文篇9

关键词：民间金融；合法化；监管

民间金融具有明显的内生性，与中国乡土社会特有的社会信任关系、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民间金融组织，如合会、轮回、标会、当铺、私人钱庄、挂户企业的融资非常活跃，并在20世纪80年生了影响广泛的浙江乐清“抬会”事件和苍南、平阳“排会”事件。

民间金融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存在着交易隐蔽、监管缺失、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控制，以及容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对民间融资行为的规范和引导，趋利避害，促进其健康发展。

一、概念论述

1.民间金融的概念

民间金融，又成为“地下金融”，按照它的性质划分，可以分为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灰色金融一般指的合理不合法，但对社会有益的金融活动，如亲戚朋友之间的友情借贷、企业之间的互相融资等。而黑色金融则指极不合理也不合法并对社会有害的金融活动，如一些非法集资进行金融诈骗、地下钱庄组织资金然后卷款外套等。

2.民间金融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

(1)对国家金融秩序的稳定造成极大威胁

一方面，民间金融扩大了货币供应量，导致流通中的货币量无法准确计量，央行难以把握货币总量的变动，降低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民间金融建立在非制度信任之上，其自身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如果一个较具规模的民间金融组织崩盘，会对整个国家金融秩序必然产生一定的冲击。

(2)影响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正常业务所得

民间金融分流了本该流入正规金融体系的资金。相对于银行而言，民间借贷的存款利率较高，自然更容易吸收储蓄。同时，非法买卖外汇直接造成银行收入的损失。民间汇兑手续快捷，且不受用汇额度限制，减少了本该属于银行的手续费收入和外汇利差所得。

(3)助长犯罪，威胁社会安全

民间金融的不透明性，常常被犯罪分子用来进行金融诈骗。由于民间金融是被法律禁止的，所以交易过程不受法律保护。如果地下钱庄崩盘或有意诈骗，存款人只会血本无归；如果贷款人无法偿还贷款，很容易遭受暴力逼债，其结果往往是家破人亡。同时，民间金融为犯罪分子的黑钱提供漂白渠道，可以利用地下钱庄轻易进入正常流通领域，而漂白后的钱又反过来资助犯罪行为。

二、民间金融合法化的建议对策

1.完善民间金融的相关法律法规

民间金融产生具有明显的自发性特征，缺乏相应法律保障是其面临的首要制约因素。应着手为其提供更好的法制环境，加快我国有关非吸收存款类放款人的立法进程，建议尽快推出《放款人条例》，对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契约要件、违约责任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赋予民间金融合法的法律地位，将民间金融和个人放贷纳入合法化和规范化程序。

2.地方政府减少干预民间金融机构

对于合法化的民营金融机构，政府一定要停止对其业务的干预，让其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在市场机制的约束下正常运转，优胜劣汰。

3.区分好“灰黑色金融”

黑色金融破坏了市场秩序的正常和稳定，必须严厉打击和管制。主要途径是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法规，由有关当局对各种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限制与纠错，包括批评、谴责、警告、处罚等具体措施。此外，运用宣传教育手段，提高人们的市场道德意思。

4.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

政府应当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可以适当的放开部分银行的控制权，如对于农村信用社，可以利用中国人民银行承担50％不良资产的政策，将50％不良资产处置作为成本，把农信社的“壳资源”卖给民间投资者，彻底实现农村信用社“民营化”，从而促进农村信用社支农作用的发挥等。

与此相对应，政府要降低金融准入门槛，允许那些股东人数、资本金、经营者资格及其他条件达到法律规定标准的规模较大的私人钱庄、金融合会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进行注册、登记，规范管理，接受监督，将其转变为正规的、合法的民间金融组织。

三、民间金融合法化后的监管

1.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

应尽快完善目前民间金融的法律体系，逐步形成以《民间金融法》为基本法，《放贷人条例》、《私募基金管理办法》、《企业委托贷款管理办法》和典当行等中介机构行业管理办法等专项法规、规章为补充的规范体系，给予民间金融活动合法的生存发展空间，明确参与民间金融活动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提供充足、明确的法律依据。

(1)明确民间金融的监管主体

建议在银监会下，设立民间金融监管部，负责对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督。由于民间金融建立在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基础上，主要为本地区中小企业和城乡居民承担融资功能，其主要业务集中于存款、贷款等传统性业务，带有明显的区域性。因此，应主要由金融监管当局的地方派出机构对其实施监管。

(2)全面的监管内容

金融高风险性决定了监管当局首先应对民间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进行监管。监管内容应主要就民间金融机构开业的具体条件，登记注册的程序、最低资本额要求、经营的业务范围、管理人员的资格审查以及内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进行审核，保证合格的民间金融组织得到合法身份和长效的管理机制。

其次，对民间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应重点监管其流动I生风险，主要：(1)制定存贷款比例。(2)规定一定期限内的资产负债缺口限额。(3)适用单独的备付金率，以应对突然的大额资金提取。

2.健全民间金融机构的公司制治理结构

按照我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完善民间金融组织治理结构的要求应当包括：合适的组织结构，明确权责划分界限、提高决策效率；完备的规章制度，约束业务行为；有效的内部风险资产评级，揭示和控制信用风险；独立的内部审计机构，评价内控系统的完善程度、有效性和效率。

3.建立相应的存款保险制度

从制度构建来看，本文认为可以专门成立民间金融存款保险公司，存款保险机构作为相对独立的法人经济实体，属于中介组织。其具有在投保银行破产或关闭后赔付保费的义务，还有监督管理投保银行的权利，协助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对宣布破产或关闭的投保银行进行接管或破产清理，保证民间金融机构的清偿能力，保证存款人的利益。

四、结论

本论文通过对民间金融的概念等进行了描述，从民间金融机构合法化的角度，如何进行监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1)完善民间金融的相关法律法规；

(2)地方政府停止干预民间金融机构；

(3)区分好“灰黑色金融”；

(4)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

(5)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明确民间金融的监管主体；全面的监管内容；

民间金融监管论文篇10

[论文摘要]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全球流动使得各国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关键是如何实施有效监管，以达到避害趋利之目的。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

1.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加深

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有效地削弱了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成本，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导致金融机构规模日益庞大，这反而使债权人很难及时了解其经营状况，也大大增加了金融机构有效筛选和监督债务人的困难，结果使原本弱化的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重新显现出来，从而加大了金融机构的脆弱性。

首先，金融资本全球化之前，金融机构一般是区域性的并且规模不大，债权人的数目相对有限并且比较集中，他们比较容易了解本地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和风险状况，所以金融机构和债权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并不很严重;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使金融机构债权人的数量大大增加，并分散在全球各地，他们要了解一家跨国金融机构的经营和风险状况是非常困难的，这加大金融机构和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根据经典的“囚徒困境”理论，如果某个意外冲击使存款的提现速度加快，那么每个理性的储户都会赶紧加入挤兑的行列。即使银行的经营是稳健的，即使所有的储户都能够认识到如果他们不进行挤兑更有利于整体的利益，挤兑行为仍然会发生。因此全融资本全球化加大了债权人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剧了金融机构脆弱性。

其次，在金融资本全球化之前，一般来说，金融机构规模不大，债务人的数量相对有限也比较集中，金融机构对债务人的筛选和监督的效率比较高，这样金融机构和债务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不十分严重。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金融机构的规模全球化，债务人的数量全球化，这使得金融机构对这些债务人的筛选和监督成本急剧上升，结果导致金融机构和债务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日益突出。

2.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加深

金融机构的产生本来可以降低借款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却反而使金融机构隐藏了巨大的道德风险。

首先，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规模巨大的跨国金融机构的破产可能对一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冲击，因此金融机构经营者认为如果单个银行出现困难，政府可能听之任之，如果大规模的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政府就不得不进行拯救；再加上竞争压力也迫使它们继续其进行冒险性的决策。这将导致道德风险加剧。

其次，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经营者可能面临的奖励和处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性。经营者的某种风险性决策一旦成功，他将获得极大的奖励；如果失败其最坏结果也不过是下岗而已，所有者从错误决策中招致的损失只不过是其自有资本，所以金融机构管理者的理性行为总是倾向于作一些风险较高的决策。一旦失败，那么金融机构就面临巨大的灾难。巴林银行就是如此。

最后，由于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全球金融机构之间的往来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个别金融机构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极有可能扩散到整个金融系统。

3.发展中国家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的加剧

(1)发展中国家汇率的波动性加剧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衍生工具超速增长，货币当局在面临强大的贬值或升值压力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巨额投机资金时往往无能为力，即使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其结果也必是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其波动将更加剧烈。

(2)发展中国家股价的波动性加剧

历史上的金融危机甚至经济萧条均与股市的剧烈波动相关，而金融资本全球化更是加剧了股市的波动性，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和股市的波动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股市的波动。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间的联系紧密。当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发生波动时，即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正常，其证券市场也会相应地出现波动。另外，实体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会影响股市的波动，因此全球经济的不稳定也会加剧全球股市的波动，进而加剧发展中国家股市的波动。

第二，市场投机与操纵。随着金融资产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一些大型机构投资者凭借自己的资金实力和信息优势操纵股票市场，创造虚假交易，制造交投繁荣景象，推动股价持续上涨。因此，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股市的波动更加频繁和剧烈。

第三，外国投资突发性的大规模撤资，往往会造成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困难。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的规模十分有限，外国投资往往占有较大比例。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下，突发性的外国撤资几乎没有任何障碍，此时，不仅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会遭受冲击，而且往往伴随货币大幅度贬值，进而导致证券市场流动性大幅萎缩。

(3)发展中国家金融资产风险的传染性加剧

由于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比以前更加复杂，因此金融资产风险的传染性也比以前大大增加。一旦某个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以至于其不能保证正常的流动性头寸，那么局部的金融困难就会迅速、剧烈地传播到其他金融机构，甚至演变成整体性的金融动荡。

二、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资本全球流动的有效监管

1.对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

发展中国家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监管不仅要遵守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一系列协议所管提供的最低标准，还应该就本国有关对外国金融机构的专门管制或更严厉的审慎管制进行监督，综合采取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方法，检查外国金融机构经营的合规性，以作为经营性监督的补充。

第一，加强对外资金融活动监管的立法准备。通过金融立法，制定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业运行规则，并完善金融执法体系，保证规则得到执行，以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构筑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安全网。

第二，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监管。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在考虑是否批准国外银行进入时，除了执行巴塞尔协议规定外，还应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对国内银行业将会带来何种影响；二是本国经济对其提供的金融服务的需求程度；三是其注册资本数量和劳动质量；四是该机构母国是否有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另外，中央银行还应把握好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速度与布局。

第三，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业务的监管。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对外资银行的业务管理与对本国银行基本相同，即所谓“国民待遇”。但发展中国家还应该对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经营地域等适当进行限制，对不同的外资银行采取不同的政策。如对离岸商业银行，只应允许其开展境外业务；对限制性外资商业银行，可以允许其经营境外业务及部分境内业务。 转贴于

第四，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异常动向的监管。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一要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及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跟踪监测能力，通过对外资机构业务过程的监督、测定、计量、分析和评估，及时发现国际游资的动向；二要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异动的应急处理能力。中央银行应通过立法，保留在非常时期对外资金融机构特别处置的权力。

第五，加强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努力搞好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通过与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的交往与协作，提高中央银行的监管水平，在进一步扩大和提高金融对外开放水平的基础上，不断增强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确保本国民族金融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2.对长期外债实行规模控制

发展中国家要想把握住资本自由流动的机遇，把国际债务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保障本国在负债经营中能够量力而行，借好债，用好债，还好债，既促进经济发展，又防止发生债务危机，政府应建立起一套适合本国情况的较为完整科学的外债监测指标体系，并以此来对外债进行分析和考评，发挥其指导和监督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采用包括偿债率、借债率、负债率、流动外汇持有额、外债增长率、短期债务率、外资依存率等指标对外债进行监测，以保证外债的适度规模。

3.对短期游资实施有效监管

鉴于游资的不稳定性和破坏性，发展中国家应该对游资实施有效监管，以减少巨额游资兴风作浪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发展中国家对游资的有效监管应该根据本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资本流动规模和结构，尤其是流动渠道（即短期借款、证券投资还是经常项目渗入）来决定是采取征收货币交易税、数量控制等直接控制手段，还是采取财政政策调整、浮动汇率等间接手段进行调控。

第一，对短期境外借款的有效监管。监管短期境外借款可以采取三种针对性措施:一是期限管理，如规定借款合同的最短期限，鼓励长期贷款;二是限制其流入本国股票市场、外汇市场、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以根绝短期资本获取暴利的可能性；三是业务限制，比如限制甚至禁止外资金融机构从事本币业务特别是本币借贷业务等。

第二，对证券投资的有效监管。短期游资进入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渠道多种多样，对其有效监管可以采取的措施有：对非居民投资本国证券市场施加外汇约束;规定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对境外投资者不同的开放度；提供给居民和非居民以不同的投资工具，如A股和B股，或者规定外资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规定非居民持有的股份限额；限制非居民投资本国未上市股份；对游资侵入本国证券市场的中间机构进行限制。在本币部分可自由兑换的条件下，无论境外资本是投资于东道国本币证券还是外币证券，无论境外资本是直接进入还是通过在岸、离岸外国机构投资者进入，都必须通过证券经纪公司。

第三，对通过经常项目渗入的游资的有效监管。对于通过贸易与非贸易渠道进入东道国的游资，可以通过完善外汇管制制度来加以控制，强调外汇买卖和资金进出必须建立在真实交易基础之上，并要求以真实单据作为外汇交易的依据。

此外，税收措施对各种游资都具有较强的监管作用。例如交易税或印花税，对投资所得依据来源地原则征收所得税，对资本利得征收所得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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