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论文十篇

世界文学论文篇1

世界哲学论文5400字(一)：全球化与当代世界哲学视域中的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摘要：本文认为，全球化与当代世界哲学视域中的哲学基本问题，即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依据中西哲学对主体、语言和存在及其关系的不同理解，哲学基本问题具体呈现为两种不同的范式和形态：其一是以“存在论悖论”为表征的西方形态；其一是以“言道悖论”为表征的中国形态。哲学基本问题的两种形态充分显示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复杂性和全面丰富性。

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主体、语言和存在；西方形态；中国形态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0184-06

收稿日期：2008－08－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批准号：06JA720017）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余卫国（1960－），男，陕西武功人，南通大学法政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哲学基本问题以“现实世界”中的哲学问题为基础，既是哲学之为哲学的内在根据，也是区分不同哲学范式和形态的重要依据。从哲学“和自己的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P120-121）的关系中不断完成对哲学问题和哲学基本问题的追问和反思。它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哲学的性质、范围、功能的认识，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哲学发展的总的方向和趋势，从而不仅为哲学的发展，而且也为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发展道路和思维空间。那么，何为哲学问题？何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究竟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并涵盖中西各派哲学的基本问题？如果有，那么，它究竟还是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如果是，究竟是在什么意义是？如果不是，那么，究竟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文拟从以“世界历史”或“全球化”为基础逐渐生成的“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1]（P120-121）的理论视域出发，仅就哲学基本问题及其主要形态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哲学基本问题争论的回顾与反思

从“全球化”和“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完成对“何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追思，首先涉及到对“何为哲学问题”的追问，而对“何为哲学问题”的追问，又必然导致对“何为哲学”的追问。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对于“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却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不管原因何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它都是以本原、本体性的思维方式对宇宙人生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就其本原意义而言，哲学代表的是一种人所特有的对自身生存根基和生命意义的永不停息的反思和探究活动，通过这种反思和探索，不断提升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存自觉，是哲学的根本使命［2]（P5-7）。那么，何为哲学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哲学问题？这是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

从目前的讨论来看，主要有两种大体相近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哲学问题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主题，二是指哲学家用于哲学研究的方式和范式问题。如果说前者是哲学研究必须面对的社会实践问题、生存和发展问题及其价值和意义问题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哲学自身发展的问题［3]（P4-9）。一种观点认为，凡是被哲学家以哲学的方式来讨论的问题才能叫哲学问题，或者某些能够被提升到哲学层面加以探讨的问题才叫哲学问题。所谓哲学层面的问题，即以极致性、超越性的方式关注的关于人的终极问题：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终极关怀、终极价值问题。

第一，何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此而言，主要有三种大同小异的理解和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那种规定着哲学的研究范围和主题，决定着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最高形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

第二，既然哲学是个体的，哲学问题是特殊的和多样的，那么，究竟有没有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哲学基本问题？换句话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所说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究竟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谓“全部哲学”，究竟是指欧洲近代哲学，还是指整个欧洲哲学，抑或是指整个的人类哲学。对此，学术界亦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依然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划分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

第三，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论域，即适应范围问题。就此而言，大体有四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只反映了哲学上的“知识论”模式，是哲学的一种特殊的类型——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于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的，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基本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类型，而是“全部哲学”。

第四，关于思维和存在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域”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在以往曾被认为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基本也最主要的任务和方法。这种看法和做法给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和危害。今天，在从这些经历中总结经验教训时，有必要从“意义域”的角度去认识它，以免简单地抛弃它。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只应当应用于对涉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哲学观点的分析，超出此范围它就失去了原本的科学意义［10]（P3-7）。

正是基于上面的简单回顾，我们的看法或结论是：（1）哲学基本问题以现实中的哲学问题为基础，其所遭遇的问题不同、论域不同，其基本问题不同。（2）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所面临的实践问题不同、哲学问题不同，解决的方式不同，其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同。（3）同一历史阶段上的哲学“类型”不同，范式不同，其基本问题不同。（4）一种哲学“类型”或“范式”已经形成，其中所蕴涵的哲学基本问题则具有基本的精神定向作用和相对的稳定性。（5）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每个哲学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是其它哲学问题最终的指向。尽管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哲学家必须先在地回答的问题，而是哲学史家事后概括与总结出来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换句话说，哲学基本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和最终的指向，就是因为任何哲学都是对自己时代问题的回应，其所面对问题的共同性正构成了一些哲学问题的基本性。而这也正是哲学基本问题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根据。（6）“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但不是所有哲学或“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7）尽管人们对恩格斯关于“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著名论断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和理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并不否认“哲学基本问题”的存在及其方法论意义。那么，究竟什么是具有普遍性或普遍适用性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呢？这恰恰也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和重点研究的问题。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当代诠释

从“全球化”和“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的理论视域来看，我们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因为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人的生命活动或生命存在为基点，以其对人自身存在的意义的无限追寻为旨归，不仅集中体现了人之为人的生命本性，而且集中反映了哲学之为哲学的反思特性和生命精神。其次，就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人的存在及其意义问题，而且涉及到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其三，就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实现了对单纯的“本体论哲学”和单纯的“意识哲学”的理性超越，不仅充分体现了人与世界的多重关系，而且充分彰显了哲学作为哲学的价值和功能，因而也是每一哲学都必须直接或间接涉及到的最为基本的哲学问题。

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所以，哲学又被称为“人学”。哲学关于人的研究以人的存在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的无限追寻为旨归，所以又被称为“意义”之学、“境界”之学或“智慧”之学。哲学研究的人是作为主体的人。主体是人，但人并不都是主体。人作为主体以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正是由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存在和觉醒，从而使人不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且能够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事物区别来，并与自己周围世界的事物形成一种现实的存在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实践关系、交往关系，等等。人与世界的这种关系表明，人不仅内在于这个世界，而且参与了这个世界的大化流行。也正是在这种“参与”中人不仅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使人成为了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11]（P44-48）。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才是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義上的人？如何才能使人成为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可以说，这既是哲学作为哲学的神圣使命，也是哲学作为哲学的主要功能。

从形而上学的层面看，作为主体的人，既与本然的存在相对，但同时又是存在的特定形态，作为特定的存在形态，人本身属于这个世界。与人内在于这个世界相应，人的创造活动亦参与了这个世界的演化过程。而人对存在的把握则既涉及事物的内在规定，也关联着事物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指向事实层面的规定，“意味着什么”则以价值关系及属性为内容。存在的以上二重追问，在本体论上以事实与价值的交融为根据。“是什么”的追问要求在事实层面敞开“存在”，“意味着什么”的提问方式则从人与存在的关系上，将价值确认为存在的题中之义，正是二者的统一，赋予存在以具体而真实的品格［11]（P44-48）。与“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相关联，对存在的追问，同时又涉及到人的“应然”状态和人与世界关系的“应然”状态。历史地看，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建构，即主体、语言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形成，以其对“存在”的追问为起点。而对“存在”的追问以现存秩序“合理性”为基础，不仅涉及到“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而且涉及到“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如果说对“是什么”的追问，旨在“解释世界”，那么，对“应该是什么”的追问则旨在“改造世界”；而无论是“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其实都是以人的“应然”存在为标准和尺度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存在”作为人之“在”的根据和意义，即人的存在的“应然”状态，从一开始便获得了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意义，于是，对作为本原、本体、意义和境界的存在之存在的无限追思，不仅构成了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而且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和超越性质的“意义世界”或“境界”。

如果说对终极存在的无限追问根源于人所特有的超越本性的话，那么从其对“人性”和人的存在的“应然”状态的理解出发，完成对终极存在或存在之存在的无限追问，则不仅将人的思维引向了形而上学的领域，而且将人的思维引向了本体论的领域。因此，这里不仅涉及到对“人性”的理解问题，而且涉及到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及作为存在之根据的存在之存在的理解问题；不仅涉及到作为主体的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问题，而且涉及到作为主体的人对这种终极存在的语言表达问题。但问题是，语言能否完全表达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和感悟？通过语言能否完全把握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和感悟？这不仅涉及到人对终极存在的理解问题，而且也涉及到语言的本质、功能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并由此形成不同的本体论和语言观、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不同的范式和形态。从一般意义上说，语言既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之所以具有超越性追求的内在根据。通过语言的发明，人不仅把自己与自己以外的事物区别开来，而且建构了一个人化的世界；通过语言的指称，人不仅认识了自己面前的现象世界，而且在现象世界之上建构了一个只属于人的本体世界或意义世界；通过语言的秩序建构，人不仅给思想以秩序，而且给世界以秩序；通过语言的演绎，人不仅建构起了一个属于人的观念世界，而且成就了人成其为人的超越本性；通过语言的表达，人不仅把自己的思想和观念物化为可以被感知的语言和文字，而且使其所承载的意义得以传承和流播。

三、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形态

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以其对存在或存在之存在的理解和语言表达为滥觞，既涉及到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的本质和意义、语言的本质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又涉及到人的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既涉及到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的本质和意义、语言的本质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又涉及到人的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以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为核心，哲学基本问题具体呈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范式和形态：其一是以“存在论悖论”为表征的西方形态；其一是以“言道悖论”为表征的中国形态。而其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基本方面和两种主要形态，则不仅充分彰显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而且也向我们充分展示了哲学基本问题及其思想内涵的本原性和全面丰富性，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哲学之为哲学和中西方哲学之所以为中西方哲学的一把钥匙。

世界哲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从地方性哲学走向世界哲学论文

“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第一册——吴根友教授所著的《判教与比较：比较哲学探论》于2019年7月问世，该书出版后在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吴先生新篇雅作引发了笔者的极大兴致。再三阅读之、讨论之、慎思之、辨析之，益觉其蕴含丰赡、胜义迭出、哲思绵长。笔者深知：哲学家的高文典册并不似雨后春笋般生长，然而厚积薄发之作依然有之，吴教授之作即属此类。吴教授的比较哲学思想体现了当代中国哲学思想运动中的一股新的思潮的涌起——比较哲学理论的自觉，且斯著明显深具四大亮点优长：一日立意高远；二日架构宏阔；三日研判精湛；四日模式开放。

一、立意高远

关于立意高远。吴教授斯著主题命之日“判教与比较”，顾名思义，其论纲宗宏旨，一在判教；二在比较。所谓“判教”者，借用了一个佛教名相。考佛教史上各宗常依凭本教派对佛教教义的知会理解，而对其他教派所阐述的佛理学说加以评说，以期对佛教教义内在理论逻辑进行分析与研判。这一名相的推广籀绎则是指哲学与文化研讨过程中，那些有系统独到知见的通人硕学，立足自身所秉持的思想理念之逻辑系统，而研判其他哲学思想和文化系统的学术活动。

所谓“比较”者，系指论者立足当代哲学高度和文化背景，依托于古今中西哲学文化成果，以“自家之说”与“他家之说”，或以“诸家之说”之间进行兼综排列、参伍相较、求其会通的学术活动。说到比较，学界尽人皆知，近数十年来，武汉大学以萧萐父大师为领军人物包括唐明邦、李德永教授在内的诸位大家，已然做了大量“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工作。尤其是萧先生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倾心关注并践履中外文化与哲学之比较，其著名诗句“漫汗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已表明其达到的自觉和高度。

吴教授在“判教”与“比较”方面实有新创新。在此著中，他娴熟地从《周易》中拈出“气通”“感通”“贯通”的概念，“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命题，《庄子》中“以道观之”“道通于一”的理念，以及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辨”的彻悟，乃至明清学者“欲求超胜，必先会通”、近代谭嗣同“仁者以通为第一义”的卓见，终于逐渐认识到族际、国际、人际的相互沟通融会，乃是世界历史所需要的人类生存状态和文化融通状态。

在西方文化哲学思想方面，吴教授指出：“与世界其他文明类型一样，西方文明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在主流传统之下还暗流涌动着其他支流，甚至与主流势力不相上下的大支流。”并且，吴教授对西方哲学以现象学的方式进行了“历史主义”的还原——“将西方哲学还原到作为地方哲学知识的‘事情本身’，而不是否定它的价值及其对人类认识的特殊贡献。这一思想史还原的另一种意义在于：可以释放出更大的思想空间，让我们接受更多形态的哲学知识，从而在‘世界历史’的新阶段里展开一次关于‘何谓哲学’的观念大解放。”

吴教授这样说明这一点：“‘世界历史’的现实进程就是一个不断求‘通’的真实过程。各民族、各地方的封闭、孤立现象正是通过文化传播、商品交换而逐步走向联系，由孤立、封闭走向联系、开放。‘哲学’作为各民族的核心精神也将通过‘比较’的研究活动，由陌生走向了解，进而走向熟悉、批评与吸收。”

吴教授是忠实且有创造性地发挥珞珈学派宗纲要旨的。一方面，其“判教”义旨在我国传统文化固有理论的基础上，完全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今日吴氏之“判教”已非往昔之“判教”，躯壳似乎依旧，灵魂却迥然不同。吴氏判教理论显已有更深刻、更丰富的思想内涵，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指导，也包括中西各自从人类文化枢轴时代以来不断发展的博大精神系统。吴教授说得好：“判教，一家之学也；求是，比较之学也。”“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应该力求做到：观其会通，求其会通，探寻公理。”

二、架构宏阔

陆九龄诗云：“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鹅湖示同志》）吴教授倾情投入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已近三十年，其学思历程，可谓苦心极力，其积淀丰富，可谓蔚为大观。

表现之一，则是吴教授所发表的相关论文已有数十篇之多，其中重点之作约有《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比较哲学与方法及其理论难题的化解》《自由意志与现代中国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哲學的人性论基础》《〈庄子〉内七篇与海德格尔的“生死观”之比较》等。如是循序渐进，终成规制。

表现之二，即吴教授牵头规划出版“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目前第一辑已成书九种，都为海内外名家之大手笔，其目为：万百安（BryanW.vanNorden）教授的《回归哲学：一个多元文化哲学宣言》，柯爱莲（ErinCline）教授的《有德之家：儒家与西方关于儿童成长的观念》，森舸澜（EdwardSlinger-land）教授的《无为：早期中国的概念隐喻与精神理想》，弗拉纳甘（OwenFlanagan）教授的《道德地理学：道德的多元可能性》，黄百锐（DavidWong）教授的《自然道德：对多元相对论的辩护》，黄勇教授的《为什么要有道德：二程道德哲学的当代启示》，信广来教授的《孟子与早期中国思想》和张世英先生的《中西哲学对话：不同而相通》以及吴教授大作《判教与比较：比较哲学探论》。不仅如此，在本套丛书的第二辑中，我们还将见到南京大学许苏民教授所著《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字数远超百万之巨，可谓体大思精，卷帙浩博。此外，各种译注，名家林立，相映生辉，不仅体量巨大，足够重量级别，且彰显统筹者吴教授之运思致远、志量超拔。据笔者目下所知，吴教授统筹的这套丛书还将逐步有第二辑、第三辑问世，则此项工程之浩渺，可想而知。

表现之三，即吴教授自撰佳作《判教与比较：比较哲学探论》，为系列丛书之引领性著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极具揭示阐明理论与方法之功。关于这一特质优长，仅略展示一下本书目次，就可以鸟瞰俯察。

三、研判精湛

朱子曾言：“如复其天地之心神者，妙万物而为言，此截断众流句。”（《朱子语类》卷七六）吴教授之作中就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亦有其高明之处，笔者在此依逻辑次序将全书精湛之研判分为三类，以下分别论述之。

（一）追本溯源

笔者此处所言之“追本溯源”意谓吴教授对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起点之探究，其中分为两个层次：（1）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之历史起点；（2）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之价值起点。

首先，任何一项自发与自觉的哲学文化活动之兴起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与条件。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这一异质文明之间理性思维交融、碰撞之活动更需要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吴教授认为：“比较哲学就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而言，是‘世界历史’出现的事实。‘世界历史’将各民族连为一体，使得文化比较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思想任务，比较哲学因此应运而生。”那么，何谓“世界历史”？吴教授进一步对“世界历史”这一概念予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发展与成熟的过程，就是‘世界历史’的现实发展过程。这样的‘世界历史’进程往往在启蒙主义的叙述模式里，以‘进步’征服‘落后’的文化进化论方式加以叙述，从而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扩展过程描述为一个现代化的世界化过程。”

其次，吴教授就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价值起点予以贞定，他认为“当代思想与文化的‘比较’研究活动——无论是比较哲学还是比较文化研究活动，似乎都应当服从如下两个原则：其一，发掘并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其二，探索并贞定全人类文明的共同性原则。”即吴教授将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价值起点置于民族文化以及人类共同的文明守成创新上。

（二）会通中西

笔者此处所言“会通中西”意谓吴教授对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方法论之研判。吴教授在书中所言之“会通中西”并非如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以儒家或康德哲学来衡断中西哲学之判教式会通，而是“以道会通”，即以普遍的哲学观念——“道”——对中西哲学做历史主义的还原，让中西方哲学都回到“地方性知识”之本位。并且以此出发，求同存异，打破中西哲学之偏见与隔阂，进行新的哲学创造，实现“视域融合”，如同他所言：“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也将通过比较的研究活动而由‘隔阂’走向‘通达’。在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活动中，当然会出现不同民族哲学与文化的‘视域融合’现象，但很难出现彻底的‘同化’，从而最终走向‘一元化’。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其理想的结局应该是在‘会通’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哲学创造，即各民族精神主体之间有一种相互联系的道路，相互独立而不孤立、封闭，相互理解而不相互取代，相互对话而不相互对立。”此处之方法论亦是吴教授反复所言“超越判教思维”节之体现。

（三）随波逐浪

笔者此处借用宋代《五灯会元》与牟宗三先生之语来描绘吴教授对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终极愿景之论断。如前所述，吴教授在“道论”之视域下会通中西，并依此方法论实现中西哲学之“视域融合”。但“会通中西”并非吴教授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之目的论，而只作为方法论，因为，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在吴教授的理论架构中，只是哲学形态的中间阶段，各个“地方”的哲学最终要通达“世界哲学”：“比较哲学的终极形态可能是世界哲学。而所谓‘世界哲学’，则是在今日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各主要文明形态里的思想家、哲学家从自己的文明与哲学传统走出，走向世界，并尽可能多地运用其他民族的文化与思想资源，对当今及未来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给出哲学性的回答。”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吴教授的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以“超越判教”之“道论”会通中西，不仅力图跳出“西方中心论”，且同样没有陷入“民族中心论”，而是致力于新的哲学创造，进而通达“世界哲学”。笔者认为吴教授以“比较”而非“判教”之方法与其理论塑造是融贯一致的。

四、模式开放

大凡一个容量巨大、内涵深邃的创作系统，不仅需要做到创意独特、运思久远，而且需要集思广益、模式开放、不断追求。

首先，必须承认，改革开放的社会大环境，才能提供从事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方面的研究工作前提条件。吴教授正是如此：他受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众多大师们的启迪，又得到业师萧萐父等先生的直接感召，孜孜不倦、集腋成裘，终于由点线而体，渐成规模。这一过程颇似古人所谓“积字以成句，积句以成篇，积章而成帙”的艰辛过程，无疑这也是一个逐渐扩展开放的过程。

其次，吴教授也认识到：个人之力终究是有限的，群体之力才真正是无穷的。故他在个人刻苦撰写大量论文的同时，还与同人合力创办“比较哲学实验班”，创刊《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该刊目前已出版12辑之多。不仅于数年前成立专门性的机构组织——武汉大学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战略研究中心，2019年更是复成立了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从发散式、个体式研制到团队式、群体式研究，从个案式、局部式规格到全面系统的规划运作，从个人兴趣之自发到组织同道、制订计划、培养专才之自觉，这一漫长过程叠加起来，也已近三十年。

世界文学论文篇2

柏拉图的语言论建立在理念论的基础上。在柏拉图那里，在现实的感性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理念世界。感性世界是纷繁芜杂、变动不居的，只有理念反映了事物的本质。正如现实感性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一样，书写文字也是口说的言语的摹本。言语是直接的，透明的，能反映讲话者当下的思想，书写文字不过是对语音的转录、摹仿，是一种对言语的重复，是言语的替身。思想一旦用文字固定下来，就失去了与语音、语境的活生生的联系，也就暴露给了误解和歪曲。因而言语是在场的，第一位的，而书写文字可以存在于说话者的不在场、言语的不在场，只能是对言语的一种扭曲的再现，因而是不在场的、第二位的。这就是德里达所批判的“语音中心主义。”他在《柏拉图的药》一文中，通过对作为文字的“药”这个意象的分析，对柏拉图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关于扬语音、贬文字的“语音中心主义”进行了分析和鞭挞。

在柏拉图的《斐德若篇》中，苏格拉底讲了一个关于文字的神话:埃及有个神叫图提,他发明了数目、算术、几何、天文、文字等许多东西。有一天图提想把他的这些发明献给国王,国王收下了数字、几何、天文、地理,却坚决谢绝了文字。尽管图提把自己发明的文字当作医治教育和记忆力一剂良药来看待，但国王却认为“你所发明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文字的发明并没有帮助我们记忆，相反却威胁和损害着我们的记忆。“如果人们学习书写，它就会在灵魂中助长遗忘。灵魂将不再回忆，因为它将依靠那写成文字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再从灵魂之内，相反却借助外在的标记来唤起对事物的记忆。”而记忆在柏拉图那里是有着特殊含义的。因为作为真理的理念只存在于彼岸世界，人们是无法靠认知抓住理念的。那么人如何才能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呢？柏拉图认为，人在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前，他的灵魂已经经历了无数个轮回，已经掌握了真理，一旦转生为人，就把真理遗忘了。因此，要重新获得真理，就必须努力去回忆自己的灵魂原来对于理念世界的认识。因而，通过助长遗忘，文字切断了通往真知的道路。所以，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虽然睿智，但述而不作。而柏拉图为了转述老师的思想，使用对话体形式，以尽可能透明和忠实的方式转述老师所说的话。而庄子的言意观是由其道无本体论所推导出来的。庄子的道是“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它不是神灵的产物，而是自然的产物，所谓“道法自然”，“天道自然无为”。“自然”即自然而然，顺应天地万物的规律。庄子眼中的“道”是宇宙之本体，万物之源头,无形无色，无始无终，是不可言说的，所谓“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就在《天道》篇中，庄子又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成玄英疏：“随，从也。意之所出，从道而来，道既非色非声，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中轮扁对桓公说:“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庄子对书写文字的不信任，也看到一个道———意———书的层级解构，因此,在庄子和柏拉图之间似乎有了相似性，但这是否意味如张隆溪先生所说的，“思想、言说和文字的形而上等级制度不仅存在于西方,同样也存在于东方；同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一样，中国也有一个类似“书、言、意”的形上等级制，也存在着理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事实上，庄子的有关言意关系的讨论的实质是“言”和“道”的关系，他意在说明作为表意工具的人为语言在“不期精粗”、超越了“形色声名”的最高层次的混沌之“道”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道既然是虚无、混沌的状态，那么任何人为的通过语言或思辨来悟道的努力都将是南辕北辙。他否定的是作为整个语言文字的“言”，其中也包括“书”，而并没有刻意地将作为口头言说的“言”和书写的“书”区分开来。在其他地方，庄子也同样使用了“言”字，如“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及”（《齐物论》），“言者所以在意”（《外物》），“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致，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言”和“意”是用来表达语言和思想的一对范畴。“言”并不对应于英语中的“speech”，而是代表包括言辞、名称、书、文等在内的语言的总体。如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就是围绕着“言”能否尽“意”展开的，又如老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孔子的“吾欲无言”，或者陆机所云“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刘勰的“意翻空而易奇，言证实而难巧”，其中的言都没有仅指口头言说的意思。尽管庄子反复强调道不可言，然不可不言。事实上他也一直在言，《庄子》一书洋洋洒洒十万余字即是明证，这就是所谓的“道”与“言”的悖论。只不过他主张不可执著于日常人为语言的拘囿，所谓“不落言荃”，因为世人往往满足于浮华之词，执着于形名声色，“道”反而因为“言”而被遮蔽。所谓“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所以，他主张“无言”、“忘言”。“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工具，语言本身不是目的，终极目的是体悟道，达至与道合一的大美境界。在这个意义上说，庄子的语言观带有强烈的工具论的色彩。“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论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魏晋的“言意之辩”将其引入文学理论，成为诗学“意在言外”的源头，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标准的原则，形成了中国古代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庄子的这种“自然”哲学也形成了崇尚天然、反对人为的艺术创作原则和审美标准。在文学创作上，庄子强调不要受语言文字的局限，而要“得意忘言”,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庄子和柏拉图都对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表示了怀疑，但在柏拉图这里，语言被分割为口说的语言和书写的文字，他否定的是后者，而非前者，恰恰相反，作为声音和意义结合体的口语在他看来是最完美的直接表达意义的理想语言。

德里达在《书写学》中指出，这种语音中心主义从柏拉图开始，到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卢梭直到索绪尔，形成了一个清晰的传统。在柏拉图看来，诗人只是肤浅的轻率的模仿者，对摹仿的对象一无所知，不可能达到对事物本质的理解，而只有睿智的哲学家通过理性的思考才能达致真知，步入绝对美的殿堂。因此哲学的地位要远远高于文学，文学需要哲学的指导、制约，文学只不过是哲学的婢女。而庄子否定的是整个语言系统，无所谓口说的言语和书写的文字之分。柏拉图贬抑文字是出于对文字自身缺陷的考虑，在拼音文字中，书面语不能单独承载意义，而只是语音的转录、摹本。庄子对语言的否定，是基于道“虚无”“混沌”的本性之考虑。汉语作为一种由图像演化而来的表意文字，并不被视为声音的符号，是一种直接表意的自足的语言，正因如此，德里达从汉语中发现了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根据，“我们已经拥有在所有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发展起来的文明的强大运动的证据。文字并不削减言语，它是将言语纳入到某个系统。”

二、结语

世界文学论文篇3

高校本科生大规模扩招后，急剧增加的学生人数对各个专业的师资力量配置、教学手段和方法的重新调整与组合都提出了挑战。目前，我院外国文学教研室的本科基础主干课有3门，即“欧美文学史”、“东方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其中，“东方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只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每届人数约为5060人;而“欧美文学史”的授课对象却包括6个专业的所有本科生，每次上课人数基本在250人以上，同时，我们还要为全校本科生开设4～5门大选修课。科目数在大幅增加，但每科的课时数却被急剧压缩，这就造成了教师和学生间双向的难分重点与顾此失彼。首先，学生所学专业不同，素质不一，使得其对教学程度的要求、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教师也缺乏明确的标准来解决这种众口难调的尴尬局面。其次，目前，我们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还不够丰富，小课堂和大课堂没有区别，导致在小课堂上很难充分发挥培养学生的自主性与学术潜力，而在大课堂上又受限于面积和人数，不能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再次，各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很难协调，课程配置急需改进。针对不同的课程要求，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尽快解决的问题。面对新形势下的教学环境，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了外国文学总课程的“三分法”建设目标，即“分型、分层、分流”教学。教育的重要规律之一是因人施教，即使是相同的课程，面对不同的接受对象，也要采用不同的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所谓“分型”就是要把“外国文学”课程拆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双语教学三大类型，制订各自可行、可循的教学目标与任务，完成具体而系统的课程建设;所谓“分层”即根据授课对象所学的专业和素质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所谓“分流”即根据课堂大小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辅助教学手段。如“欧美文学史”是校精品课，也是各专业必修课，我们就将其列为教改重点，重新确定教学大纲与授课重点;“东方文学史”和“比较文学”是选修新课，为了保证专业基础知识的平衡延展，我们就在小课堂上尝试多种教学方法，强化对学生学术素质的培养;校选修课属于“通识教育”，需要深入浅出，我们就在课件和教学辅助手段上下功夫，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文学基础常识为目的。

二、教学目的与教学内容的改变

我教研室在进行广泛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利用每周一次的业务学习时间，针对当前教学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新的教学目标。21世纪是一个新的文化转型时期，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已处于人文精神的最前沿。在讲授主干课时，如果继续拘泥于单个学科和单种文化的界限，不仅会造成学术方法的枯燥单一，也无法充分满足当今学生日益复杂、深化的学术需求。为此，在教学研究与实践中要大胆革新，打破课程壁垒，以“总体文学”的新观念将3门主课融为“一体三段”，在保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创造一种以东西文学史为底、以比较原理为纲的教学方法，训练学生的横向思维，开拓他们的学术视野，在自由的学术氛围中完成异质文化间文学的互识、互证和互补。明确的目标确定下来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教学内容的重新确定与调整。因为目前使用的基本都是20世纪90年代左右出版的教材，受时间和观念所限，其不能充分反映近十几年来的学术变化与热点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立足教材的基础上，秉持一种合理、纯粹的学术立场，有意识、有目的、有选择地引进一些新的学术理论与内容，以开阔学生的视野，补充教材的不足之处。例如，在讲授古典欧洲文学史时，从对英国“湖畔派”的阶级性否定转变为对其艺术性、唯美性的公允肯定;在对《简·爱》等世界名著的讲解过程中，引进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等西方先进的理论方法;在近现代欧美文学史部分，增加过去被忽略的黑人文学、犹太文学等亚文学流派。

三、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的现代化

第一，利用并制作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我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在讲授“欧美文学史”时利用集文字、图片、声音、动画于一体的多媒体课件，使学生的学习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第二，系统使用PowerPoint文稿展示功能。“欧美文学史”为多专业共修课，授课人数经常在百人以上，必须在阶梯大教室进行授课，许多学生反映上课时听不清老师的声音，看不清老师的板书。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鼓励教师充分利用先进设备，全程使用PowerPoint展示教案板书，这样既避免了上述的尴尬局面，满足了学生的需求，也保证了教师上课流程的连贯性。第三，利用互联网进行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互联网在大学的迅速普及为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我们抓住这一新的时代产物，将专业讲授与学习从传统的班级授课转变为讲课与网上答疑、辅导相结合，促进了师生间深层次的沟通与互动。第四，利用录像、展览等手段记录、展示教学成果。我们用录像机将教改过程记录下来，以便对教改方法的优缺点进行有的放矢的具体分析。此外，我们还发动学生将师生互动的教改课程布置成可观、可感的平面展览，在教学楼内巡回展出，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和学习兴趣。

我们围绕创新人才的培养这一中心积极地探索，在教学方法上也做到了不断推陈出新，成功实验了多种先进的教学方法。例如，在“比较文学”课堂上广泛应用了讨论参与法，从学生求知创新的促进者和合作者的立场出发，改变传统教育中“惟师是从”的专制师生观，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师生互动。有的教师在“欧美文学史”课堂上采用表演式学习方法，发挥文科学生的艺术水平，让他们亲自演绎所学名著中的场景，以加深理解，如讲解《圣经》时，要求学生分组自由选择《圣经》中的精彩典故进行表演。而校选修课的教师们专门抽出自己的业余时间，在周末或晚上为学生放映与欧美文学相关的戏剧、电影名片，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些尝试都收到了很好的反馈。

世界文学论文篇4

关键词：马拉默德；文学；世界主义

马拉默德的众多作品中，除了第一部小说《天生的运动员》外，其他作品的主人公全部是犹太人身份。他密切关注犹太人的历史和命运，并以写实的手法观照犹太人在现世的遭遇，反思犹太人的生活。马拉默德当之无愧，是个“犹太味最浓”[1]（P81）的作家。但是，马拉默德的作品不单单写犹太人。他把古老的犹太传统、犹太生活和犹太精神等犹太性赋予了某种普遍的意义，寓言式地表达了某些抽象的道德思想，这些思想超越了民族的界限，在世界范围内有普遍意义，对非犹太人也有普遍适用性。所以，马拉默德不仅是犹太的，更是世界的。他正像自己说的那样“为所有人写作”。

马拉默德在美国犹太文学中虽然占有显著性的地位，被称为是美国犹太文学的“心脏”。国内对其研究的并不多，作品主题经常是围绕马拉默德典型的犹太性进行论述。本文的主要论述马拉默德超越了犹太性的世界主义文风。

一、马拉默德及其世界主义

马拉默德是俄国移民的后裔，与索尔・贝娄，J・D・塞林格等一道被认为是北方城市犹太文学的代表。他一生出版了8部长篇小说和3部短篇小说集（一部长篇小说未完成），曾获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意大利蒙代罗奖等多项大奖。

马拉默德的文化经历丰富，他拥有犹太人、俄国移民、美国人和知识分子的三重身份，是文化上的世界公民。文化上的多重身份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既有典型的犹太性，又有超犹太性，他的作品讨论了更广泛的主题和内容，在某些再现人类生活的共同内容上有普遍适用性，并使得马拉默德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世界主义文风。

马拉默德文学的世界主义首先表现在他的犹太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他通过“美国梦的破灭”、“精神的异化”和“对人性的深入思考”等几个犹太性主题的展示，表达了他对个体的生存意义的关注和对生命本质的反思。在展现犹太性的同时，这些问题也是其他非犹太人所共同遭遇的，对其他人同样具有启发作用；马拉默德文学的世界主义还表现在，他对犹太性的超越。他不仅关注个体，也关注异种宗教间、不同民族间和异质文化间的碰撞，寻求多元文化间的和解和融合。他具有一种世界主义理想。马拉默德意识到，在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异质文化和文学之间必将相互认同、吸收和融合，进而形成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和文学，文化和文学的世界化是必然趋势。

二、对个体生存意义的关注和反思

马拉默德擅长描写美国梦的破灭，描写移民与美国文化的激烈碰撞。他被称为“不幸者的代言人”，擅于描写底层人为生存挣扎的真实境况，并对其悲苦的根源进行反思。犹太人把标榜民主与文明美国认为是他们的“应许之地”和“希望之乡”，希望从此发家致富，过上安定的生活。而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美国，也同样是其他民族移民向往的天堂。几乎来到美国的所有人都是怀抱一夜致富的美好梦想的。但是现实却是残酷的。马拉默德通过他一系列作品中对美国现实的真实描述，让你知道，天堂是并不存在的，如：《天生的运动员》、《店员》。

马拉默德还擅长描写个人精神的异化，描写人们心灵的孤岛。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反犹主义的盛行，犹太人大量聚居于“格托”之中，被人为地与他人隔绝。于是，“囚禁”成为犹太文学的永恒主题。虽然身体被困，但是犹太人却从不放弃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他们是一个善于思考和论辩的民族，经常尝试用各种方式来挣脱和改变现状，以达到精神的自由。而这与现代人生存困境有异曲同工之处。被异化的现代人被困于钢筋水泥之间，人们自私、冷漠，彼此间无法沟通，像被囚禁在精神的孤岛之中。而犹太人这种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对全体人有普遍意义。如：《杜宾的生活》中的人到中年的杜宾，《店员》中的弗兰克和海伦，《基辅怨》中的雅科夫。

马拉默德刻画最深刻的还是对人性的深入思考。“苦难与救赎”也是犹太文学中的永恒主题。作为一个没有根的民族，犹太人在历史上一直忍受流浪漂泊之苦，受尽苦难。同时，他们也成为“苦难的样板”，在思考犹太人的苦难时，就会启迪人们观照自己。而对于犹太人，苦难也起到了救赎的作用。他们通过忍受苦难和善行来救赎自己。在这里马拉默德对人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用道德的升华和人性的光辉来指导人们在严酷的现实中忍受苦难，自我拯救。

三、寻求多元文化融合：一种世界主义理想

马拉默德致力于用小说消除宗教冲突，实现宗教和解。由于犹太教和基督教长期的宗教冲突，在文学和社会中，犹太人的形象一直是被妖魔化和样板化的。马拉默德致力于向人们展示真实的犹太人和犹太世界。告诉大家犹太教和其他别的宗教没什么不同，犹太人和普通人没有差别。他希望摆脱妖魔化的犹太人形象，寻求宗教间的和解。如：《店员》中的弗兰克（非犹太人）最后就在一个具有崇高道德的犹太人――莫里斯的感召下，皈依了犹太教。

马拉默德致力于用小说消除种族冲突，实现种族和解。美国犹太人和黑人曾于20世纪40年代有一场激烈的论争。《房客》就是关于美国犹太人和黑人历史的一个高度艺术化的缩影。《房客》的一个结局，黑人作家娶了犹太姑娘，犹太作家娶了黑人姑娘。这不仅是犹太人和黑人间的和解，更是白人和黑人间的和解。在这里马拉默德为消除狭隘的种族偏见做了努力，表达了他关于种族和解的美好愿望。

马拉默德致力于用小说消除文化碰撞，实现文化融合。各种文化是处于一个不断激烈碰撞和相互融合的动态过程中的，并形成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在《杜宾的生活》中，杜宾是一个处于精神危机的中年犹太知识分子，他通过与异族通婚（犹太教是族内婚）尝试与美国文化融合，同时他用犹太式的道德改造了美国青年范妮过于随便的爱情价值观。这也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具体表现。

结语

马拉默德曾说，“人人都是犹太人”，他“运用犹太人作为人类生存的悲剧性经历的象征”[2]（P195）。马拉默德的作品超越了传统的犹太文化，他寻求多元文化的吸融合，具有一种文学的世界主义理想。在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当代，是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形成的一个很好范例。（作者单位：新乡学院）

参考文献

世界文学论文篇5

关键词：审判与惩罚；驱除；变形；死亡

中图分类号：I0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2-0094-02

“没有所有，只有存在”。每一个生命体都存在于一个既定的“存在”之中，其命运必将接受这一存在的审判与惩罚。人类的存在，是一个充满罪、充满原罪的存在，人类也必然要接受它们的惩罚。卡夫卡告诉我们：“对于原罪有三种惩罚可能：最轻的是事实上的那种，即逐出天堂，第二种是摧毁天堂，第三种（这应该说是最严厉的一种）是封锁永恒生命的道路，而保留其他一切。”逐出天堂已成事实；天堂没有被摧毁，只是人类失去了本真，失去了最初原生的存在，发生了变异；亚当与夏娃在偷食智慧之树的果子的当晚并未立即死亡，但死亡已成为了人类最大的局限。

本文笔者将综合卡夫卡文学世界中人物的命运遭遇，依照人物所承受惩罚轻重程度的不同，由驱逐、变形到死亡逐一展开论述。

一、驱逐――永失家园

在卡夫卡，伴随着原罪而来的是人类遭受驱逐的命运。这是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蛇的唆使下违逆上帝意愿偷食禁果所遭到的最初最轻的惩罚。从被逐出伊甸园的那一刻起人类就开始了在漫漫尘世的盲游。驱逐，使人类失去了依托，失去了曾经的美好家园。然而，人是居家的动物，对家有着十分的依赖。只有在家里，人才拥有温馨感和安全感。驱逐，让人从肉体到灵魂都经受着折磨。

小说《失踪的人》里，卡尔・罗斯曼从被父母发落到美国去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他人生充满痛苦与磨难的历史。时时处处卡尔的头顶上都有着压迫的因子。舅舅对他虽好，但舅舅手中握有的权力足以让每一个人窒息。因为这种权力完全可以控制住每一个人的身心自由。同样是流浪汉，卡尔还经受着德拉马舍及其情妇布鲁纳尔达的统治，成为服侍他们日常生活的奴仆。在西方饭店时，卡尔可谓是个尽职尽责的大好人，但也免不了被门卫长痛打的遭遇。被放逐的卡尔，是从埃及逃亡的“犹太人”，只是卡尔没有他们那么幸运。卡尔既没有领路人摩西，也没有暗中出手帮忙的“耶和华”。卡尔时常想起父母，想起家；只是，“没有人还会想到他已经没有了家乡”，卡尔自己也没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城堡》中来到“城堡”下村庄的K，也是一个失去家园的外乡人。在“城堡”的世界中，他从骨子里就找不到归属感。所以，他只能整天东游西荡，在人世间连奔带跑地寻找自己心中的“伊甸园”。正是这种无家感，让K喟然长叹：“我这个外乡人，按老板娘的说法，一个什么也不是的人”。

在卡夫卡的文学世界中，有多少人不是像幽灵一样漂游着呢？！煤桶骑士想要乞讨到哪怕是“一铲最次的煤”来取暖，却无人能听懂他说的话，最终漂到了“冰山之域，永远消失于其中”。饥饿艺术家在如此宽广的世界上，竟连“适合自己口味的食物”都找不到？！深夜出诊的乡村医生，本是要去救治病人的，但他不仅未能挽救病人的生命，最终连自己亲密的侍女罗莎，甚至是自己，都“永远无法挽回”。因为，乡村医生已经“永远回不了家”，他只能“驾着尘世的车，非尘世的马”，“赤身，遭受这最不幸时代的冰雪肆虐”，“四处飘荡”了。

不仅人失去了家园，在卡夫卡的文学世界中，鬼魂也没有了去处――不管是地狱还是天堂。已故猎人格拉胡斯对迎接他的市长说，“我始终踏在通向天堂的大梯上。我在这无限漫长的露天阶梯上徘徊着，时而在上，时而在下，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永不停息地运动着。然而，每当我使出最大的力气眼看着天堂的大门已在向我频频招手时，我却在自己那破旧的、孤零零地停滞在某条尘世的河流上的小舟里苏醒过来。”“我的小舟没有了舵；它随着呼啸在死亡最底层的风漂行着。”鬼魂格拉胡斯，貌似穿行在三界之中，他却只知道“眼下在这儿”；此外，“更多的就不知道了，更多的也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的命运就只是“随着呼啸在死亡最底层的风漂行”罢了。

没有家，没有依附，没有归属，这是卡夫卡生命里最深沉的感受。这不仅源于卡夫卡缺乏一个和睦温馨的家，更根源于卡夫卡出身于其中的、漂泊于全世界的犹太人的命运际遇。卡夫卡一生都在寻找“家”，寻找生命的归属、归宿。但对世界的“畏”，对世界的“恐惧”，让他只能漂浮着，直至生命终了。

二、变形――剥夺为人的资格

在西方文学传统中，描写变形有着悠久的历史。古罗马时期就出现了奥维德的《变形记》。但在奥维德那里，变形只是形象塑造的一种方法和手段。通过变形，作品中的人物得以实现其心中的愿望与梦想。变形后人物的行为、心里和思想状态，不是奥维德所关心的问题。而在卡夫卡的时代，变形已不仅是文学创作的外在形式，它已成为人的一种生存形态。

“一天清晨，格雷戈尔・萨姆沙从一连串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硕大的虫子。”刚一发现自己变成了虫子时，萨姆沙着实大吃一惊，也为之感到悲伤。“我出什么事了？”萨姆沙问自己。但发生了变形，不能自如地活动，对萨姆沙来说却并非是件完全不幸的事情。“我选了件多么累人的职业啊！日复一日奔波于旅途之中。生意上的烦人事比在家坐店多得多，还得忍受旅行带来的痛苦，倒换火车老得提着心，吃饭不定时，饭菜又差，交往的人经常变换，相交时间不长，感情无法深入。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从这段心理描写中可以看到，萨姆沙还为自己的变形而高兴呢：他终于可以借此把累人的职业，把自己的苦差事，把“生意上的烦人事”，把在工作中因“感情无法深入”带来的痛苦……统统撂在一边了。可以说，在潜意识里，长久以来，萨姆沙就很想逃避这一切，反抗这一切。而变形正好给了他机会。

但是，责任与使命是可以逃避的吗？人可以通过逃避而获得自由吗？卡夫卡告诉我们：“人们无法逃脱自己”，“逃避自己的使命是罪孽”，“人只因承担责任才是自由的。这是生活的真谛。”正因为此，萨姆沙在为自己的变形而暗自高兴时，他还是无法忘记自己肩上的责任，虽然他为之感到痛苦难过。

“这种提早起床的事，”他想，“会把人弄傻的。人需要睡眠。别的旅行推销员过的是后妃般的生活。譬如说，上午当我找好订户回旅馆抄写订单时，这些先生们才坐在那儿吃早餐；若是我敢和老板也来这一套的话，会马上就被炒鱿鱼的。谁知道，说不定那样对我倒好，如果不是为了父母而强加克制的话，我老早就辞职不干了，我会到老板那儿把心底话一吐为快，他听了定会从桌子上摔下来！……还好，我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一旦把父母欠他的钱存够了――大概还得五六年吧――我一定要做这事，到时候会有一个大转机的，不过暂时还是得起床，我的火车五点就要开了。”在这段描写中，我们看到了萨姆沙非常矛盾的内心世界。他多么想远离自己的工作啊！多么想反抗自己的顶头上司啊！但肩负的责任让他不能这么做。虽然现在自己连床都起不来，萨姆沙还是想回到变形之前，五点钟就坐火车去上班；去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完成自己的使命。但对萨姆沙来说，这已不可能。“从某一点开始便不复存在退路。”从萨姆沙想逃脱自己为人之本分，逃避自己的责任与使命的那一刻开始，他的罪就已在无形中产生、形成，惩罚也随之降临。虽然在萨姆沙的内心深处，仍然有着对人世生活的无限渴望；虽然萨姆沙还在为妹妹的上学问题，为家庭的债务问题而担忧，但他已无法再回到从前。小提琴声是优美的，夜晚的星辰是灿烂的，人世生活是值得怀想的，但萨姆沙已永远被剥夺了作为人而存在的资格。父亲砸在他背上的烂苹果，就在宣告着萨姆沙和人世的隔绝。不仅房客无法接纳他，父母也无法接纳他；更令人伤心的是，连妹妹也已无法接纳他了。人世已经把萨姆沙弃置在了一边。这是一个冰一样的世界，萨姆沙在孤独中对它作了最后的别离。

在卡夫卡这里，变形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样态。纷乱动荡的时代，一切的一切都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内心深处的不安，促使人们企图躲避自己处身的世界以及其中的一切存在，企图逃避自己在现世生活中所应担当之责任与使命。但对人类来说，“只有存在”，“人们必须耐心地、毫无惧怕地接受一切”。在世界与存在面前，人们只能也只有采取“直面”的态度，退让与逃避都是不行的。变形，是对“龟缩的人生”的必然惩罚。这既是世界施加于人类的命运，也是人类施加给自己的命运。

三、死亡――K们的最终命运

亚当、夏娃偷食禁果的当晚，上帝并没有立即对他们处以死亡的刑罚，而是把他们驱逐出了伊甸园，让他们在茫茫尘世间如幽灵一样飘荡。但要记住，并非上帝忘记了死亡的惩罚。上帝只是把死亡列在了惩罚单的最后一页，那也是他要和人类算的最后一笔帐。从那时起，人类就背上了生命必死的包袱。死亡，封锁住了生命通向永恒的道路，成了人类永远的“畏”。而死亡也正是上帝施加给人类的最严厉的惩罚。

有时，上帝看起来似乎非常虚弱，甚至可以说是奄奄一息了。但在世界末日审判的时刻，他仍然能够像年轻体壮的小伙子一样，突然出现在世界舞台之上。上帝，即使是被现代人抛弃了，甚至是被现代人给亲手杀害了，在世界末日审判的时刻，他又能如耶稣基督一样复活过来。因为，他要来完成最后的使命，他要面向芸芸众生宣读最后的判决：一切人类生命，无论在尘世间是如泰山般雄伟崇高还是像芥末般渺小卑下，都向死亡走去吧。

在短篇小说《判决》中，卡夫卡就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图景。作品主角格奥尔格・本德曼可谓是春风得意――甚至有一点忘形，用时行的话来说就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在本德曼的悉心经营下，他家店铺“的生意这两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人员扩充了一倍，营业额翻了五番，今后无疑还会更兴旺”。在给远在俄国朋友的信中，本德曼兴奋并不无炫耀地写道：“最好的消息留在最后头。我与一位弗丽达・勃兰顿菲尔德小姐订婚了”。与本德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垂垂老矣的父亲。“掉光了牙”的父亲住在昏暗的房间里，“白发蓬乱的头垂在胸前”，“衣服不很干净”，看起来“十分虚弱”。但这些都只是假象。父亲，这个人间上帝，“仍然是个巨人”，仍然可以在一瞬间“猛地扔开被子”、“笔直地站在床上”，始终还是那么强壮。平时，本德曼和父亲虽然日日见面，但本德曼实际上已把父亲“抛于脑后”。他对父亲是那么地漫不经心，好几个月不去父亲的房间看看，对父亲的饮食卫生、穿着起居，基本不予关心。即使如此，这个被抛弃的“上帝”却对一切“明察秋毫”，他对本德曼――人类之子――的罪责“了如指掌”。所以，他最后对本德曼喊道：“我现在就判你溺死！”“桥上的车辆正川流不息”，格奥尔格・本德曼却不再能蹦Q了，曾经的“春风得意招摇过市”，在最后的判决中已随流水飘逝。

生命的最大限度，就是死亡。可以这么说，死亡，既是上帝施加给人类的最严厉的惩罚，也是上帝给予人类最后的公平。（当然，这也是上帝给予自己的命运。在人类死亡之后，上帝也将随之消失。）死亡，成了一切生命的最终归宿；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了这点，也不管你愿不愿意。

世界文学论文篇6

图景。

一、量子力学突破了经典科学的机械决定论，遵循因果加统计的非机械决定论

经典力学是关于机械运动的科学，机械运动是自然界最简单也是最普遍的运动。说它最简单，因为机械运动比较容易认识，牛顿等人又采取高度简化的方法研究力学，获得了空前成功；说它最普遍，因为机械力学有广泛的用途，容易把它绝对化。[2]机械决定论是建立在经典力学的因果观之上，解释原因和结果的存在方式和联系方式的理论。机械决定论认为因和果之间的联系具有确定性，无论从因到果的轨迹多么复杂，沿着轨迹寻找总能确定出原因或结果；机械决定论的核心在于只要初始状态一定，则未来状态可以由因果法则进行准确预测。[3]其实，机械决定论仅仅适用于宏观物体，而对于微观领域以及客观世界中大量存在的偶然现象的研究就产生了统计决定论。[4]

量子力学是对经典物理学在微观领域的一次革命。量子力学所揭示的微观世界的运动规律以及以玻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的理解，同物理学机械决定论是根本相悖的。[5]按照量子理论，微观粒子运动遵守统计规律，我们不能说某个电子一定在什么地方出现，而只能说它在某处出现的几率有多大。

玻恩的统计解释指出，因果性是表示事件关系之中一种必然性观念，而机遇则恰恰相反地意味着完全不确定性，自然界同时受到因果律和机遇律的某种混合方式的支配。在量子力学中，几率性是基本概念，统计规律是基本规律。物理学原理的方向发生了质的改变：统计描述代替了严格的因果描述，非机械决定论代替了机械决定论的统治。

经典统计力学虽然也提出了几率的概念，但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严格决定论，量子力学的冲击则使机械决定论的大厦坍塌了。量子力学揭示并论证了人们对微观世界的认识具有不可避免的随机性，它不遵循严格的因果律。任何微观事件的测定都要受到测不准关系的限定，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它们的位置和动量、时间和能量，只能描述和预言微观对象的可能的行为。因此，量子力学必须是几率的、统计的。而且，随着认识的发展，人们发现量子统计的随机性，不是由于我们知识和手段的不完备性造成的，而是由微观世界本身的必然性（主客体相互作用）所注定。

二、量子力学使得科学认识方法由还原论转化为整体论

还原论作为一种认识方法，是指把高级运动形式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用研究低级运动形式所得出的结论代替对高级运动形式的本质认识的观点。它用已分析得出的客观世界中的主要的、稳定的观点和规律去解释、说明要研究的对象。其目的是简化、缩小客体的多样性。这种方法在人类认识处于初级水平上无疑是有效的。如牛顿将开普勒和伽利略的定律成功地还原为他的重力定律。但是还原论形而上学的本质，以及完全还原是不可能的，决定了还原论不能揭示世界的全貌。

量子力学认为整体与部分的划分只有相对意义，整体的特征绝非部分的叠加，而是部分包含着整体。部分作为一个单元，具有与整体同等甚至还要大的复杂性。部分不仅与周围环境发生一定的外在联系，同时还要表现出“主体性”，可将自身的内在联系传递到周边，并直接参与整体的变化。因而，部分与整体呈现了有机的自觉因果关系。在特定的临界状态，部分的少许变化将引起整体的突变。[6]

波粒二象性是微观世界的本质特征，也是量子论、量子力学理论思想的灵魂。用经典观点来看，也就是按照还原论的思想，粒子与波毫无共同之处，二者难以形成直观的统一图案，这是经典物理学通过部分还原认识整体的方法，是“向上的原因”。可是微观粒子在某些实验条件下，只表现波动性；而在另一些实验条件下，只表现粒子性。这两种实验结果不能同时在一次实验中出现。于是，玻尔的互补原理就在客观上揭示了微观世界的矛盾和我们关于微观世界认识的矛盾，并试图寻找一种解决矛盾的方法，这就是微观粒子既具有粒子性又具有波动性，即波粒二象性。这就是整体论观点强调的“向下的原因”，即从整体到部分。同样，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说明不能同时测量微观粒子的动量和位置，这也说明绝不能把宏观物体的可观测量简单盲目地还原到微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造成经典科学观与现代科学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不同的根本在于思考和观察问题的层面不同。经典科学一味地强调外在联系观，而量子力学则更强调关注事物内部的有机联系。所以，量子力学把内在联系作为原因从根本上动摇了还原论观点。

三、量子力学使得科学思维方式由追求简单性发展到探索复杂性

从经典科学思维方式来看，世界在本质上是简单的。牛顿就说过，自然界喜欢简单化，而不喜欢用什么多余的原因以夸耀自己。追求简单性是经典科学奋斗的目标，也是推动它获取成功的动力。开普勒以三条简明的定律揭示了看似复杂的太阳系行星运动，牛顿更是用单一的万有引力说明了千变万化的天体行为。因而现代科学是用简单性解释复杂性，这就隐去了自然界的丰富多样性。

量子力学初步揭示了客观世界的复杂性。经典科学的简单性是与把物理世界理想化相联系的。经典物理学所研究的是理想的物质客体。它不但用理想化的“质点”、“刚体”、“理想气体”来描述物体，而且把研究对象的条件理想化，使研究的视野仅仅局限于人们自己制定的范围之内。而客观世界并不是如此，特别是进入微观领域，微观粒子运动的几率性、随机性；观测对象和观测主体不可分割性等都足以说明自然界本身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现代科学中，牛顿的经典力学成了相对论的低速现象的特例，成为非线性科学中交互作用近似为零的情况，在量子力学中是测不准关系可以忽略时的理论表述。复杂性的提出并不是要消灭简单性，而是为了打破简单性独占的一统地位。复杂性是把简单性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其中，正如莫兰所说的，复杂性是简单性和复杂性的统一。复杂性比简单性更基本，可能性比现实性更基本，演化比存在更基本。[7]今天的科学思维方式，不是以现实来限制可能，而是从可能中选择现实；不是以既存的实体来确定演化，而是在演化中认识和把握实体。复杂性主张考察被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在对其作出层次与类别上的区分之后再进行沟通，而不是仅仅限于孤立和分离，它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协同。

四、量子力学使科学活动中主客体分离迈向主客互动

经典科学思维方式的一个指导观念就是，认为科学应该客观地、不附加任何主观成分地获取“照本来样子的”世界知识。玻尔告诉人们，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真实”，除非你首先描述测量物理量的方式，否则谈论任何物理量都是没有意义的！测量，这一不被经典物理学考虑的问题，在面对量子世界如此微小的测量对象时，成为一个难以把握的手段。因为研究者的介入对量子世界产生了致命的干扰，使得测量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在海森伯看来，在我们的研究工作由宏观领域进入微观领域时，我们就会遇到一个矛盾：我们的观测仪器是宏观的，可是研究对象却是微观的；宏观仪器必然要对微观粒子产生干扰，这种干扰本身又对我们的认识产生了干扰；人只能用反映宏观世界的经典概念来描述宏观仪器所观测到的结果，可是这种经典概念在描述微观客体时又不能不加以限制。这突破了经典科学完全可以在不影响客体自然存在的状态下进行观测的假定，从而建立了科学活动中主客体互动的关系。

例如，关于光到底是粒子还是波，辩论了三百多年。玻尔认为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去观察它。一种实验安排，人们可以看到光的波现象；另一种实验安排，人们又可以看到光的粒子现象。但就光子这个整体概念而言，它却表现出波粒二象性。因此，海森伯就说，我们观测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由我们用来探索问题的方法所揭示的自然。[8]

量子力学的发展表明，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绝对的世界。唯一存在的，就是我们能够观测到的世界。物理学的全部意义，不在于它能够描述出自然“是什么”，而在于它能够明确，关于自然我们能够“说什么”。



[摘要]20世纪三次物理学革命之一的量子力学突破了经典科学的机械决定论，使之转化为非机械决定论；使得科学认识方法由还原论转化为整体论；使得科学思维方式由追求简单性到探索复杂性；确立了科学活动中主客体互动关系。

关键词：量子力学；经典科学世界图景；

参考文献：

[1]林德宏.科学思想史[M].第2版.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270-271.

[2]郭奕玲，沈慧君.物理学史[M].第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1-2.

[3]刘敏，董华.从经典科学到系统科学[J].科学管理研究，2006，24(2)：44-47.

[4]宋伟.因果性、决定论与科学规律[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11(9)：25-30.

[5]彭桓武.量子力学80寿诞[J].大学物理，2006，25(8)：1-2.

[6]疏礼兵，姜巍.近现代科学观的演进及其启示[J].科学管理研究，2004,22(5)：56-58.

世界文学论文篇7

内容提要：经过乌拉圭回合后，以《农业协议》为核心的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得以形成，为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奠定了法律基础。本文阐释了这一农产品贸易安排的体系及其核心规则；通过对乌拉圭回合后发展中国家贸易实绩的考查，揭示了这一农产品贸易安排的局限性；剖析了农业贸易后续谈判的基本矛盾；并认为：尽管农业问题是我国入世谈判的难点，且入世对我国农业的影响众说纷纭，无论是否或何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都必须加速农业市场化进程及其法律保障，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农业对外部冲击的应对能力。 主题词：世界贸易组织 农产品贸易安排 发展中国家 中国农业 现今世界农产品贸易安排主要是乌拉圭回合的产物。虽然1947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下称“1947 年总协定”） 没有一般地排除对农产品贸易的适用，但是对农产品贸易规定了一系列有别于工业产品的特殊待遇。例如，1947 年总协定在禁止对工业产品提供出品补贴的同时，允许缔约方对农产品提供出口补贴，只要补贴不使该缔约方获得不合理的市场份额； 1947 年总协定还允许缔约方在一定条件下对农产品进口数量进行限制，作为国内限产措施的补充； 此外，1947 年总协定规定，即使缔约方国内价格或收入支持计划有时导致出口产品价格低于相同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也不应被认为造成了引起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的“重大损害”； 而且，缔约方制订本国动植物卫生检疫标准的权利在1947 年总协定下不受约束。 这些特殊待遇使缔约方保护主义政策得以大行其道，农产品贸易领域壁垒森严，争端频仍， 直到乌拉圭回合协议达成之后才有所改变。 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扭曲状况使人们认识到，乌拉圭回合谈判不能仅限于传统的市场准入谈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必须就国内支持、出口补贴以及动植物卫生和检疫等措施进行谈判，以期使所有影响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国内措施都受到约束。回合结束时达成了《农业协议》和《适用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协议》，对上述诸项措施作出了安排。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安排中享有一定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一、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的体系 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是一个由《农业协议》、《适用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作为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下称“1994 年总协定”） 组成部分的各成员国减让表和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有关多边协议构成的规则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农业协议》。 《农业协议》共13 个部分，含有21 项条款。在前言中，各成员国明确指出，农业贸易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建立公平的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贸易体制，改革进程应通过支持和保护承诺的谈判，以及强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规则与纪律使其更为有效来推动。” 为实现这一长期目标，各成员国在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方面达成具体减让承诺，并载入各自的减让表；此外，在《农业协议》第14 条的基础上达成的《适用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专门规范农产品贸易中的卫生检疫问题。1994 年总协定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附件1A 中的其他多边贸易协议，包括《贸易的技术壁垒协议》、《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实施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 条的协议》、《实施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7 条的协议》、《海关估价协议》、《装船前检验协议》、《原产地规则协议》、《进口许可程序协议》、《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和《保障措施协议》，在不与《农业协议》的规定冲突的情况下适用。 因此，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是一个庞大的规则体系。它既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具有这一贸易领域的特殊性。它既是框架性的，包含总体目标和统一于这一目标下的各项有待完善的制度，又是具体的，因为许多规则直接规定了成员国的具体义务，已经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其内容则涉及农产品贸易的方方面面。 二、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的核心 规则尽管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极其繁琐，然其核心规则体现在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等方面。 （一） 市场准入规则 市场准入方面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单一关税保护取代由普通关税和各种非关税边境措施构成的混合保护。《农业协议》第4 条第2 款规定，成员国不应保留、采用或重新使用已被要求转化为普通关税的任何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进口数量限制、进口差价税、最低进口价格、任意进口许可证、通过国家贸易企业维持的非关税措 施、自愿进口限制和其他类似措施。这被称为“关税化”。具体方法是将上述非关税措施转换为等值关税。例如，如果基期（1986 年至1988 年，除非另行指出，后文所谓“基期”皆指1986 年至1988 年） 内原有非关税措施的适用使进口产品的国内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75 % ，则可转化为75 %的普通关税。“关税化”的意义在于，使农产品市场准入条件具有透明度、可预见性和竞争性，将农产品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连接起来，使稀缺资源的配置更加依赖市场的作用。 各成员国承诺以关税化后的关税率为基础，在实施期（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实施期为1995 年至2000 年；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施期为1995 年至2004 年） 内逐步削减关税水平。发达国家成员国承诺将全部农产品的平均关税削减36 % ，单项农产品关税的最低削减量为15 %；发展中成员国则削减平均关税的24 % ，单项农产品关税的最低削减量为10 %.最不发达国家仅承诺约束关税水平，但不须作任何减让。这些数字并不直接体现在《农业协议》中，成员国以它们为基础制订各自的关税减让表，明确对各项农产品进口所征收的最高关税水平。 由于关税化的结果，关税减让表中包含一些畸高关税，称为“关税高峰”，反映了乌拉圭回合前该农产品的受保护水平。为防止现有的市场准入机会因为“关税化”的结果而丧失，各成员国承诺维持现有的市场准入机会。实施期开始时市场准入机会不得低于基期国内消费量的3 % ，实施期届满时应增至基期国内消费量的5 %.这一安排是通过关税配额实现的。 成员国对配额内进口产品征收很低的关税，对配额外的进口则通常征收高得多的关税。目前共有37 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对1371 项农产品保有关税配额。 《农业协议》附件5 规定了特殊待遇。根据这一规定，4 个国家在严格条件下可对特定产品采取非关税边境措施，包括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大米进口，以及以色列的奶酪和羊肉进口。条件之一是这些产品的进口配额必须逐渐增加。 市场准入方面最后一项重要内容是特殊保障措施，用以应对进口产品大量涌入和该产品国内价格急剧下降的情况。援用特殊保障措施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有关农产品的非关税措施已按照《农业协议》要求转化为普通关税；第二，成员国在减让表中以符号“SSG”表明，与该农产品有关的减让可诉诸特殊保障措施；第三，任一年份中该农产品的进口超过了“启动水平”， 或该农产品以进口国货币计算的到岸价格低于“启动价格”。 当这些条件满足时，进口国可以依《农业协议》规定的方式征收较高的临时关税。 特殊保障措施与一般保障措施的区别在于：特殊保障关税的启动是自动的，不需经过其他特别程序；进口是否对国内生产和经营者造成“严重损害”不是启动特殊保障关税的必要条件。 （二） 国内支持规则 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根本上改变了1947 年总协定在国内支持方面的规则。各成员国承诺约束并削减国内支持措施，同时享有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制订国内农业政策的自由，只要这些政策不会产生扭曲农业生产或贸易的后果。在《农业协议》中，国内支持措施被分为“可免除减让的国内支持”和“不可免除减让的国内支持”。前者包括“绿箱”措施和“蓝箱”措施等，成员国不仅不需削减这类措施，其增加也不受世界贸易组织的限制；后者即通常所指的“黄箱” 措施。 一项国内支持措施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才属于“绿箱”措施的范畴：第一，该措施对生产或贸易没有或仅有最小的扭曲作用；第二，该措施必须通过公开筹资的政府计划施予，应涉及消费者转移支付，也不应对生产者提供价格支持；第三，该措施还必须满足具体政策措施成为“绿箱”措施的额外条件。 《农业协议》附件2 列举了12 类属于“绿箱”措施的政府服务计划，包括有关特定农产品和环境保护的研究、病虫害防治、培训与咨询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一般政府服务计划、为粮食安全目的的公共储备、国内粮食援助、与产量或价格无关的收入支持、政府参与的收入保险计划、赈灾支付、通过休耕等计划给予的结构调整援助、环境保护计划下的直接支付以及地区发展计划下的直接支付。 除“绿箱”措施以外，依据《农业协议》第6 条第2 款和第5 款，还有两类措施可以免于削减，一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计划组成部分的直接或间接资助，包括农业投入补贴或投资补贴，以及鼓励农产品多样化而采取的措施；二是“蓝箱”措施，即限产计划下对生产者的直接支付，只要该支付 按固定土地面积或产量，或按固定牲畜数目给予，并且不超过基期产量的85 %即可。 除上述措施以外的国内支持措施，即“黄箱”措施，都受制于减让承诺。成员国在各自的减让表中载明“年度和最终约束水平”（An[30]al and Final B[40]nd Commitment Level） ，当成员国在任一年份对农业的“当前综合支持总量”（Current Total 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 ，Current Total AMS） 不超过年度和最终约束水平时，该成员国就没有违反所承担的减让义务。年度和最终约束水平是谈判的结果。要判断一成员国是否违反了减让义务，必须计算其当前综合支持总量。 当前综合支持总量的计算以“综合支持量”（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 ，AMS） 为基础。综合支持量将成员国每年给予特定农产品生产者的支持， 或不特定地给予农业生产者的支持予以量化，以货币形式表达出来。一般而言，价格支持的计算是以支持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乘以受支持价格保护的农产品数量。《农业协议》附件3 规定了综合支持量的具体计算方法。当计算综合支持量存在实际困难时，也可以计算“支持等量”（ Equivalent Measurement of Support ，EMS） .支持等量计算的是政府对农产品提供支持的财政支出。 “综合支持总量”（ Total AMS） 是单项农产品综合支持量的总和加上非特定农产品综合支持量。当前综合支持总量则是当年成员国向农业提供的支持的总量。应注意的是，在计算当前综合支持总量时，如下两项支持不计算在内，亦免除减让：一是对特定农产品提供的不超过其国内生产量5 %的支持；二是不超过国内农业生产总量5 %的非特定支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上述两项比例为10 %.它们被称为国内支持的“最低水平”（ de mini[20]s level） .[12] 目前有30 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减让表中包含综合支持总量减让承诺。[13]它们承诺在基期国内支持水平的基础上，在实施期内将综合支持总量削减20 % ，发展中成员国则削减13 %.对于减让表中没有列明国内支持减让承诺的国家，则必须将国内支持水平保持在前述最低水平以下。 （三） 出口竞争规则 世界贸易组织出口竞争规则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广泛存在的出口补贴的规制，二是对出口限制的规范。就对国际农产品贸易的负面影响而言，出口补贴较出口限制更甚，因此成为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焦点之一。世界贸易组织出口竞争安排的核心内容就是， 成员国承诺削减受出口补贴农产品的数量和用于补贴出口的政府支出。 《农业协议》中出口补贴的概念是视出口实绩而定的补贴，并在第9 条中予以列举。[14] 该条中列举的出口补贴属于必须予以削减的补贴，包括：政府或其代表机构视出口实绩向公司、行业、农产品生产者，或其合作社或协会，以及营销机构提供的直接补贴，包括实物支付；政府或其机构以低于国内可比价格的价格出口非商业农产品储备；对事实上由政府资助的出口的支付，包括以向有关农产品或转化为出口产品的农产品征收的税金收益来维持的支付，不论该项支付是否由公共帐户开支；为减少农产品出口经营成本而提供的补贴（普遍的出口促销和咨询服务不在此列） ，包括对农产品的处理、分级及其它加工成本以及国际运输和运费成本的补贴；由政府提供或支配的对出口产品的国内运输和运费优惠；以农产品构成出口产品为条件而提供的补贴。 这些承诺以两种方式予以量化：一是用以补贴的政府预算支出的数额，二是被补贴的出口农产品的数量。发达国家成员国承诺在实施期内将用于补贴的政府预算支出削减至基期（1986 年至1990 年，与国内支持的基期是1986 年至1988 年不同） 水平的64 % ， 即6 年内减少36 %；对于被补贴的出口农产品的数量，则减少至基期水平的79 % ，即6 年内减少21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需要在10 年内将上述两种方法计算的补贴水平降至基期水平的76 %和86 % ，即分别削减24 %和14 % ，为发达国家成员国削减量的2/ 3 . 在实施期内，成员国可以在承诺的出口补贴水平以内，为本国农产品的出口提供补贴。目前，有25 个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可以在这一条件下补贴出口农产品，其中包括欧共体和美国，它们分别承诺仅在约束 水平下对20 项和13 项农产品出口提供补贴。[15] 这25 个成员国可以在减让表中列明每年削减的水平，从实施期第2 年开始，如果往年的补贴水平不足所承诺的最高水平，可将余额加入下一年的补贴水平，只要实施期满时的补贴水平不超过最终约束水平即可。[16] 同时，各成员国承诺不采取上述规定以外的出口补贴。[17] 世界贸易组织出口竞争安排还禁止对出口补贴承诺的规避。《农业协议》第10 条规定，不在第9 条中所列范围内的出口补贴，不得导致成员国得以规避减让义务或产生这种威胁。非商业交易也不得用于规避减让义务。同时，成员国承诺继续合作以达成有关出口信贷和出口信贷担保及保险的规则，并将这些措施置于国际规则之下。成员国还承诺如果出口的数额超出承诺减让的水平，则必须保证超出的部分没有接受任何补贴，不论这些补贴是否在第9 条中列出。协议第10 条还对国际粮食援助作出了规定，援助国必须保证粮食援助（包括货币化的双边粮食援助） 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与向受援国的商业出口挂钩， 并应遵循联合国粮农组织《剩余粮食处置原则和协商义务》的规定，包括适当时采纳“通常销售要求”体制（the system of Usual Marketing Requirements ，UMRs） . 此外，粮食援助应尽可能地以无偿赠与的方式或以不低于1986 年《粮食援助公约》第4 条规定的优惠条件供给。 三、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18] 及其缺陷 （一） 法律依据和具体内容 《农业协议》前言中指出，各成员国同意“在实施市场准入承诺时，发达成员国将充分考虑发展中成员国的特殊需要和情况，增进发展中国家有特殊利益的农产品的准入机会，改善准入条件……。”《农业协议》第15 条规定，发达国家应依照协议的有关规定和减让表中的内容给予发展中国家以特殊和差别待遇，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发展中国家实施减让承诺的期限是10 年，是发达国家的两倍。[19] 第二，在市场准入方面，如前所述，发展中国家承诺的关税削减幅度为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二；对于乌拉圭回合前关税未受约束的发展中国家，可采取“上限约束”（Ceiling Binding） ，即确定对进口农产品新的最高关税，通常高于乌拉圭回合前的实际税率；此外， 《农业协议》附件5 第2 部分规定了对发展中国家传统膳食中的主要食品的“特殊待遇”，对这些食品的进口，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严格条件下[20] 采取非关税边境措施，即不受《农业协议》第4 条第2 款禁止使用非关税边境措施的约束。 第三，在国内支持方面，对于减让表中含有综合支持总量削减承诺的发展中成员国，削减量亦为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二；对于减让表中不含综合支持总量削减承诺的发展中成员国，所能维持的国内支持最低水平占国内农产品生产总值的比例为发达国家的两倍； 《农业协议》第6 条第2 款还规定，发展中国家为鼓励农业和农村发展所维持的投资补贴或农业投入补贴免于削减，并不计算在当前综合支持总量中。 最后，在出口补贴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实施期内出口补贴削减量也只有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二；并且， 发展中国家有关出口产品的促销和咨询服务，以及国内运输和运费方面的补贴，只要没有用于规避减让义务，即可免于削减。[21] （二） 乌拉圭回合后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 贸易乌拉圭回合后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总体情况呈现以下特点：首先，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与回合前相比增长较快，农产品出口额从1990 年的1140 亿美元增至1998 年的1670 亿美元，1994 年至1997 年农产品出口年增长率为7. 2 % ，超过1990 年至1994 年6. 1 %的年增长率。但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1994 年至1998 年的年增长率仅为3. 7 %.其次，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占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0 年的40 %增至1998 年的42. 5 %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粮食出口占世界粮食市场的份额由1990 年的43 %增至1998 年的45 %.第三，发展中国家间农产品贸易增长较快，1998 年发展中国家向北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外国家和地区出口的农产品在总出口量中占43 % ，1990 年这一比例为39. 5 %.第四，发达国家市场有所缩减。西欧是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最主要的市场，然而 ，出口至西欧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占发展中国家总出口的比例从1990 年的30. 5 % ，降至1998 年的28 %.出口至日本的农产品比例也从1990 年的14. 5 %降至1998年的11. 5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市场没有变化。仅有北美市场略有扩大，从1990 年的15 %增至1998 年的16. 5 %.[22] 由此可见，乌拉圭回合后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贸易情况并没有多大改观。这一方面可归因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产品缺乏竞争力，以及其他国内和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对农业发展的制约，另一方面也说明现今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未能使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落到实处，在建立公平的国际农产品贸易秩序方面作用有限。 （三） 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存在的问题首先，关税化导致关税高峰。当许多国家将非关税壁垒转化为关税壁垒时，采用了大大高于这些非关税壁垒保护水平的关税税率。经合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1996 年10 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将欧盟视为一个整体） 中有8 个的实际边境措施保护水平高于1993年。[23]美国、欧共体、日本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自乌拉圭回合协议实施以来，在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中仍有10 %以上的从价税率高于12 % ，其中一些重要产品的关税高达300 %以上。[24] 发达国家倾向于对温带农产品征收较高的关税，热带农产品的关税税率则较低。针对温带农产品的关税削减幅度也较小。而总体上温带农产品是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出口农产品。[25]发达国家的关税高峰对主食农产品（如谷物、肉类、糖、牛奶、黄油和乳酪） 、水果和蔬菜以及加工食品是常事。[26]而这些农产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往往有着重要的出口意义。[27] 其次，关税升级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制成品的出口。关税升级是指关税水平随着产品的加工程度而相应提高。一般而言，原材料的关税率最低，半制成品的税率高于原材料的税率，而制成品的税率又高于半制成品。尽管乌拉圭回合后关税升级有些微减让，但仍然是一种普遍现象。例如，据统计发达国家平均进口关税率的升级情况为：植物油籽税率为0 ，植物油的税率为4. 4 % ，烟草的税率为1. 2 % ，烟草制成品的税率则为181 % ，糖的税率为1 % ，糖制成品的税率则为20 %.[28]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研究表明，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平均关税升级水平（即加工产品与初级产品关税税率的差别） 为17 %.[29]在世界加工农产品市场不断扩展的背景下，关税升级就成为有效的贸易壁垒，保护本国农产品加工者的利益。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关税升级妨碍了它们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多样化计划所能取得的成效，使它们更难摆脱仅仅生产和出口初级农产品和附加值低的农产品的现状。 第三，不平衡的关税减让使发达国家在不违反减让义务的前提下，避免对敏感农产品的关税作较大幅度的削减。由于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协议仅要求成员国削减关税达到一定比例，而不论这些削减如何分布，使成员国得以自由安排，往往对本国敏感产品关税削减较少，对其它产品的关税削减较多，使关税削减的综合水平仍能达到《农业协议》的要求。这一点在发达国家尤甚。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只有极少数的发展中国家采用了同样的做法。[30] 第四，复杂而不透明的关税体系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乌拉圭回合确立“单一关税保护”原则本是为了量化边境措施，并使其具有透明度。实际情况却比较复杂。对同一农产品往往存在不同的关税水平，如季节性关税、配额内关税和配额外关税，以及频繁使用的各种非从量税。非从量税比从量税更不透明，并且往往依据许多技术原因而变化，如含糖量或酒精含量。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加拿大和日本非从量税的比例为22 % ，美国和欧共体为42 % ，瑞士则高达90 %.[31]更由于这种复杂的关税结构倾向于针对低价的农产品，因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出口不利。 第五，发达国家规避国内支持削减义务。成员国对国内支持削减义务的规避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乌拉圭回合后各成员国承诺的国内支持削减严重不足， 农业仍然是各国和世界经济中受到补贴最多的部门。 经合组织的研究证明，工业化国家对农业的支持量在1999 年超过3600 亿美元，达到了乌拉圭回合结束前的高补贴水平； [32]现有的关于国内支持的规则无法约束工业化国家借扩大“蓝箱”和“绿箱”措施的范围来逃避国内支持削减义务的行 为。由于目标是综合支持量的削减，不少成员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成员国通过对不敏感产品的支持加大削减幅度，换取保留或尽量减少对敏感产品的补贴。此外，成员国之间的削减义务并不平衡。由于《农业协议》规定，没有在其减让表中列明国内支持削减幅度的成员国，只能将国内支持水平控制在最低水平以下。这样一来，仅有30 个国家可以维持超过最低水平的“黄箱”措施，其中主要为欧盟和美国等工业化国家。同时，由于削减幅度以基期国内补贴量为参照，在基期内采取了高额补贴的成员国（仍然主要是欧美等国） 在乌拉圭回合后仍可以维持较高的补贴水平。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凯恩斯集团国家而言，由于基期补贴量本已很低，甚或为负值，乌拉圭回合后这些国家可以维持的补贴水平相对而言就更低，甚至根本就没有削减的空间。“基期” 之所以选择为1986 - 1988 年，乌拉圭回合的主要参与者不可能没有作出慎重的考虑。根据西方学者对欧共体和美国1980 - 1990 年国内支持水平的研究， 以生产者补贴等值计算的补贴量在1986 - 1987 年前后达到了最高峰。[33] 以此为基础确定补贴削减水平无疑对这些国家最为有利。 最后，现有的出口竞争安排无法规范不受约束的各种出口补贴措施。尽管《农业协议》中规定，成员国不得以协议未明确规定的出口支持方式来规避所承担的减让义务，但这一规定过于笼统，并且把约束这些未明确规定的出口支持方式的任务留待将来的谈判。因此，有些成员国得以继续以出口信贷担保或保险，以及滥用国际粮食援助等许多手段，支持本国的农产品出口商。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现有的附条件的国际粮食援助不仅不能使它们的粮食安全得到保障，反而损害了国内的粮食生产能力，使粮食供给处于更大的波动中。援助国在世界粮食价格上涨，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粮食援助的时候不为所动；在世界粮价下跌时，却以各种条件将剩余的粮食倾倒给受援的发展中国家。[34] 回顾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背景和过程，不难理解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为什么会有这些缺陷。 在发达国家保护主义农业政策大行其道的20 世纪80 年代，是这些政策直接导致的预算压力和频繁的国际贸易争端使贸易大国围坐到谈判桌前。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意见，即与当前农业支持计划相联系的预算费用和国际摩擦必须减少。”[35] 因此，当前农产品贸易安排不可避免地成为在国际农产品贸易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农业政策冲突和协调的产物。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得到一定反映。但是， 特殊与差别待遇规定过于抽象，其他漏洞的存在也减损了发展中国家本应获得的实际利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弱势决定了它们在谈判中的被动角色，而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条件显然不是农产品贸易大国的主要兴趣所在。一个以市场为导向并且公平的国际农产品贸易体制仍是遥远的目标。 四、入世对我国农业的影响与对策 （一） 入世后我国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将承担的义务入世后我国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将承担的具体义务，将由我国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谈判议定，并将最终载入我国的减让承诺表。由于目前谈判尚未全部结束，已达成的协议又未予公布，我国入世后在这一方面将承担的具体义务尚不完全确定。但是，可以预见，前述有关农产品贸易的一般制度和纪律，将同样适用于我国。同时，有学者结合美国公布的《中国和美国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讨论这一问题。[36] 在世界贸易组织最惠国待遇原则基础上， 类似讨论有助于大致描述我国将承担的义务。 一般而言，入世后我国在农业方面将承担的主要义务为：削减农产品关税，提高农产品进口配额，将非关税措施转化为普通关税；削减扭曲贸易的国内补贴，并承诺今后不再提高这类补贴水平，同时，提高国内支持措施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取消对所有农产品的出口补贴。因此，入世后我国农业整体水平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二） 对我国农业的影响：研究述评 目前有大量文献分析入世对我国农业的影响，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我国农产品的竞争优势。尽管有学者认为入世后我国农产品优势尽失， [37] 但更多学者认为不同农产品情况有别。由于我国小麦、玉米、大豆、棉花和糖等大宗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入世后会失去以往受保护状态下的竞争能力；但是，我国拥 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入世后有利于我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出口，包括蔬菜、水果和畜产品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38] 然而又有学者指出，劳动力廉价优势是以牺牲劳动者自身利益即收入为代价的，这一优势远不能与劳动生产率优势相抗衡。[39] 第二，入世对国内农业生产的冲击。有学者认为入世对国内农业生产，尤其是大宗农产品（如小麦、玉米、大米和棉花等） 的生产将产生较大冲击，理由是国内生产无法与质优价廉的国外农产品相抗衡，其结果是土地等资源从农业部门转出和国内农业生产的缩减。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入世对国内农业生产冲击不大，因为目前上述产品的国内价格高出国际市场二至七成，但其成本构成中，流通成本以及“三提五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些成本都有通过加大改革力度而压缩的余地。[40] 并且，开放市场有利于比较优势作用的发挥，对低质农产品的冲击，将迫使和诱导农产品品种结构发生重大转换。[41] 第三，入世与我国粮食安全。有学者担心我国粮食市场准入门槛降低会导致国外粮食大量进口，粮食供给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增高，自给率会逐步下降。 若发生国际冲突，一旦粮食出口大国对我国实行粮食禁运，将会危及我国粮食安全。[42]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我国粮食自给率较高，目前粮食商品率仅为35 % 左右，即65 %左右的粮食由农民自产自销。尽管进口配额将有所扩大，粮食自给率不会有多大下降。 1996 年罗马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指出，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保持在95 %是安全可行的，5 %的进口量不会使我国的粮食供给依赖进口，也不会危及我国的粮食安全。[43] 而且，配额是进口机会，并不等于实际进口量。实际进口量最终由国内外粮食生产成本和价格水平决定。[44] 第四，入世与农民收入和城乡差距。入世将使我国农产品市场逐步融入世界农产品市场体系，农产品价格和与之相关的农民收入决定机制将发生根本变化，如果农村经济结构不作相应调整，农民收入将受到新的冲击。[45] 同时，许多农民受到文化水平、非农工作技能、市场信息获得能力等多方面的限制，短期内难以找到就业岗位，或只能停留在没有竞争优势的低收入岗位上，农民之间，特别是西部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农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将增大。[46] 而且，据预测，入世后至2005 年，全国农民实际收入将会下降2. 4 %左右，而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则会增加4. 6 % ，城乡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加剧农村“贫困永久化”危机。[47] 第五，入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许多学者指出，入世将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的困难。[48]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温铁军指出： 2000 年，按劳动年龄人口计算，我国有5 亿农村劳动力。如按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计算，则有6 亿多劳动力，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大约有1 亿人口，绝对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有4 至5 亿。同时，乡镇企业解决就业的能力大幅度下降，每年向外排斥300 万到400 万劳动力。农民进城就业又受到重重限制。外资进入能够促进金融等服务行业的就业，对低素质的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却难以起到拉动作用。农民失业和入不敷出的矛盾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49] 第六，入世与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有学者认为入世有利于为我国农产品贸易，尤其是农产品出口创造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通过参与谈判，有助于使我国利益在国际贸易安排中得到体现；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可以使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争端得到较为公正的解决。[50] 也有学者指出， 中美协议中就含有对我国出口农产品适用“非市场经济国家”倾销标准和美国国内法中的特殊保障措施的内容，使我国农产品对美出口在较长时间内仍然受制于单边措施。[51] 如果类似条款也出现在与其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协议中，就无法保证未来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能完全置于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框架之下，增加了贸易法律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 学者之间对上述问题的意见分歧，一方面可归因于资料缺乏和信息不完全，无法对入世对我国农业的影响作精确分析，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现状的复杂性，入世尽管会给我国农业发展提供一定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应该看到，即使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中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依然存在。入世使这些问题更显急迫，同时政府制 订农业政策的自由受到限制，增加了改革的难度。 （三） 对策 迎接入世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挑战对我国政府的农业政策和相关法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不违反我国可能承担的国际义务前提下，促进农业发展，同时对农业提供适度保护，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并不禁止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扶持，只是要求扶持政策不能对生产或贸易产生扭曲作用。据大致估算，入世后我国“黄箱”措施可达485 亿美元，比现有水平高出许多，即我国在一段时期内还可对农业提供包括价格和收入支持在内的国内补贴，以缓解一部分结构调整的压力。而且，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出口补贴方面也可能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同时，“绿箱”措施是不受约束的。我国应充分利用“绿箱”措施提供的空间，努力扩充农业资源，减少农村过剩的劳动力，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大对农业科研和教育的投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市场化程度。同时，应加强政治体制和政府职能改革，保证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济改革目标的实现和成果的巩固。 同时，在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下，我国可以对国内农业提供适度保护。除了关税和关税配额保护以外，我国还可援引对发展中国家传统膳食农产品的特殊待遇，保护一些大宗农产品的国内生产。 如果入世谈判后，我国对特定农产品的特殊保障措施在减让表中得以明确，则可以此应对国外农产品大量涌入，或特定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因进口增加而急剧降低的紧急情况。 《农业协议》中还包含一项“和平条款”， [52] 规定世界贸易组织其他协议对农产品补贴的适用。“绿箱”措施不受《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以及1994 年总协定第23 条“利益的损害或丧失”规定的约束。其他补贴措施，包括“黄箱”措施和出口补贴，即使与成员国的减让承诺义务相一致，也可被诉诸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有关农产品进口可被征收反倾销或反补贴税。但是，成员国承诺在发动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之前，或依1994 年总协定第23 条采取相应措施前，应保持适当克制。而且，只要对某一农产品的补贴水平没有超过议定的1992 年的水平，成员国就不可对该农产品的进口采取措施。和平条款的有效期为自1995 年起的9 年。这9 年中，成员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自由受到一定限制，但不是完全不可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行动。9 年之后的情况有待于正在进行的农业后续谈判决定。我国现有的反倾销规则与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议相比尚有许多差距。反补贴规则更是过于简单，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补贴条例》中以第5 章的4 项条款加以规定。这些都远不能应对未来农业贸易发展的需要。无论结果如何，我国都应加强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法。 五、结语：农业贸易后续谈判的基本矛盾 及其应对《农业协议》第20 条规定，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在实施期届满前一年应重开谈判，以保持农业贸易改革的延续性。据此，农业贸易后续谈判于2000 年早期开始，目前已有93 个成员国提交了36 份谈判建议。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委员会已分别于2000 年3 月、6 月、9 月和11 月，以及2001 年2 月和3 月召开了六次特别会议审议这些建议。建议涉及农业贸易的所有重要领域，其中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的削减和规范，仍将是后续谈判的主要议题，同时必将出现许多新问题。可以预见，后续谈判中决定未来农业贸易改革走向的主要有两对矛盾：一是作为国际农业贸易主要参与者的美国和欧共体之间的矛盾。 乌拉圭回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却也暴露了更多的问题，并使争议更加集中在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两方面。二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乌拉圭回合使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市场，却没有从中真正获得多少益处，同时未来国内农业政策改革的弹性由于各项削减承诺而降低，加重了发展中国家农业改革的压力。 在这两对矛盾中，可以预期前一对矛盾将对国际农业贸易规则未来的走向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与乌拉圭回合谈判背景相似，欧美在世界农业贸易格局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未在实施期届满之际有任何改变；同时，更为隐蔽和复杂的边境措施、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手段都将激化它们在争夺世界农产品市场中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还将在各自国内激起变化， 并且乌拉圭回合的经验证明，改革的动力最终来自国内。“以一项关贸总协定协议强调主要工业国家以超过其国内政策限度允许的速度走向改革是不可能的。”[53] 这样，未来农业贸易改 革的进程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在时间和内容上都增添了不确定性。 同时也应看到，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如果最终导致农产品贸易壁垒的降低，对发展中国家也是有利的。只是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参与谈判，尽量防止欧美之间的妥协一方面使它们得以瓜分世界市场，另一方面又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这种妥协所能产生的利益之外。而且，发展中国家应尽量利用《农业协议》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加快本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国将面对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选择适当的农业改革和保护政策，加速农业市场化进程及其法律保障，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竞争能力，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同时利用各种机会争取对我国有利的国际环境，从长远来看，是我国农业在压力下获得发展的最佳出路。 此文曾发表于《法学评论（双月刊）》 2001 年第4 期（总第108 期） [注释] 1947 年总协定第16 条第2 部分第3 款。议构成的规则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农业协议》。 1947 年总协定第11 条第2 款第三项。 1947 年总协定第6 条第7 款。 1947 年总协定第20 条。 《农业协议》第21 条第1 款。 See Secretariat of WTO ，Backgr[40]nd Paper“Tariffs and other Quotas”， http ：/ / www. wto. org/ english/ tratop-e/ negoti-e. htm # secretariat . “启动水平”是根据以进口占前3 年国内平均消费总量的百分比计算的市场准入机会来确定的。 “启动价格”是依据所谓“参考价格”确定的。所谓的“参考价格”，是指基期内该产品的平均到岸价格，或者在没有到岸价格的情况下，考虑到该产品的质量及加工程度而确定的适当价格。 《农业协议》第5 条。 《农业协议》附件2 第1 条。 《农业协议》附件4 . [12]《农业协议》第7 条第2 款第2 项。 [13] See Secretariat of WTO ，Backgr[40]nd Paper“Domestic Suport”，G/ AG/ NG/ S/ 1. [14]《农业协议》第1 条第5 项。 [15] See Secretariat of WTO ，Backgr[40]nd Paper“Export Subsidies”，G/ AG/ NG/ S/ 7. [16]《农业协议》第9 条第2 款第2 项。 [17] 《农业协议》第8 条。 [18]本文不讨论对最不发达国家和粮食净进口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 [19]《农业协议》第15 条第2 款。 [20]《农业协议》附件5 第2 部分第7 条。 [21]《农业协议》第9 条第4 款。 [22] See Secretariat of WTO ，Backgr[40]nd Paper“Agricultural Trade Performance by Developing Countries”，G/ AG/ NG/ S/ 6. [23] OECD 1999“Preliminary Report on Market Access Aspects of UR Implementation”，Document COM/ AGR/ TD/ WP（99） 50 ，J une 1999 ，OECD ，Paris. See G/ AG/ NG/ W/ 37. [24]参见杨鹏飞、洪民荣等编著： 《WTO 法律规则与中国农业》，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52 - 53 页。 [25]FAO 1999“Issues at Stake Relating to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rade and Food Security”，FAO Symposium on Agriculture ，Trade and Food Security ，Geneva 23 - 24 September 1999. See G/ AG/ NG/ W/ 37. [26]UNCTAD/ WTO（ TD/ B/ COM. 1/ 14） ，1997. [27]同注[26]. [28]同注[24]. [29]ESCAP/ FAO 1997“The Impact of the Uruguay R[40]nd on Tariff Escalati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by J . Lindland. See G/ AG/ NG/ W/ 37. [30] FAO 1998“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ruguay R[40]nd Agreemen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 Training Ma[30]a/ ”，FAO ，Rome. See G/ AG/ NG/ W/ 17. [31] See G/ AG/ NG/ W/ 37. [32] See G/ AG/ NG/ W/ 35. [33]参见（美） 蒂姆？乔斯林： 《美国与欧共体的农业政策改革》，载《农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2000 年版，第57 - 61 页。 [34] G/ AG/ NG/ W/ 38. [35] 前注[33]，第113 页。 [36]杨鹏飞等编著： 《WTO 法律规则与中国农业》，中国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70 - 79 页。 [37]陈智远： 《〈中国加入WTO 的协议〉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载《中国农村经济》2000 年第5 期。 [38]参见陈敏敏：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农业保护》，载《中国农村经济》2000 年第5 期，第29 - 32、37 页。 [39]参见徐景峰： 《入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载《世界经济研究》2000 年第4 期。潘文卿：《面对WTO 中国农产品的外贸优势及战略选择》，载《农业经济问题》2000 年第10 期。 [40]同注[24]，第81 页；钟伟： 《“入世”是新世纪中国农业的发展机遇———对中国农业不能承受“入世”冲击之误解的反思》，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0 年第4 期。 参见高滨淮：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农业发展和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与对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0 年第4 期。 [41]同注[38] ；同注[39]；马述忠：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农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载《农垦经济》2000 年第1 期。 [42]参见陆萍： 《贸易自由化压力下的中国农业政策调整》，载《农业经济》2000 年第8 期。 [43]同注[24]，第82 - 83 页。 [44]同注[38]. [45] 同注[39]. [46]参见雷海章： 《WTO 与中国农业应对策略》，载《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0 年第2 期。 [47]参见张玉和： 《农业入世：想说“平等”不容易》，载《江苏经济》2000 年第1 期。 [48]同注[41] ；卫龙宝： 《加入WTO 与中国农业发展政策的调整》，载《浙江社会科学》2000 年第1 期。 [49]参见何帆： 《21 世纪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温铁军专访》，载《国际经济评论》2000 年第6 期。 [50]同注[39]；同注[48]. [51] 同注[39]. [52]《农业协议》第13 条。 [53] 同注[33]，第72 页。

世界文学论文篇8

因情而生的黛玉，亦为情而活。可以说黛玉在贾府生活下去的勇气就是对爱情的憧憬与追求。回顾两人情感之路，其实宝玉和黛玉的关系是在儿童伴侣的日常生活中深植起来的。年幼的他们同枕而憩、抓痒说笑、坦然闲谈、天真无邪、两小无猜，无任何做作之处。正当两个孩子昼则同行同止、夜则同止同息，如胶似漆时，不想忽然来了个薛宝钗，而且她还有一个金锁，而宝玉有一块玉，正应了“金玉良缘”的征兆。也就有了黛玉看见宝玉在宝钗房中鉴赏金锁时，说的一句“早知道他来，我就不来了”。其潜台词是说“既有了我，为什么又来一个宝钗呢？”黛玉的“小性儿”便从这里萌芽了：别人劝宝玉不吃冷酒，黛玉感到你为什么先前不听我的劝告呢？别人分宫花给各位姑娘，她感到大家挑剩的才轮到我。宝玉身上悬挂的荷包被小厮们尽行解去，她误以为连自己送的也随意给了别人，又开始变恼。后见宝玉戴在里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时，她又愧又低头不语。愧的是用小心眼揣度误会了你；气的是你为什么不早说明，让自己失态。而宝玉此时也是委屈得恼了“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是懒得给我东西……”黛玉也是越发声噎气堵，矜持转而为羞愧，转而为恼怒，种种纠结转为泪下潸然。这就是黛玉典型式的恋爱，于无礼之中含着些许恋爱时女子的娇气和对宝玉的深深眷恋。虽是冤案，但冲突却是孩子气的，无伤大碍。随后不久又有了十九回的静日玉生香：黛玉在床上歇午，宝玉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鬼话，像这么纯美的场景在宝黛恋爱史上也是少有的。

自幼惯于孤独的黛玉，除宝玉之外不觉得需要别人之存在，而宝玉却不太孤独，身边永远围绕着许多女子，他们二人相处很少没有第三者闯入，尤其尴尬的是“一语未了，人说宝姑娘来了”。宝钗不但长得美艳妩媚，常使宝玉不觉动了羡慕之心，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守时，赢得贾府上下一致好评，更使黛玉多了一层担忧。所以纵然在明朗的童年之恋中，黛玉也常感到被扰害和需要防范的痛苦。很快黛玉便跨入了迂回痛苦的恋爱第二期。

二.不是冤家不聚头

两个小伴侣不觉已成了少年，他们的年龄、身体、智慧都在发育，对于感情的要求也不再仅仅满足于童年式的相处，而是要求心灵上的沟通。于是《西厢记》这类的传奇故事启发了黛玉，她会把一部《西厢记》一气读完，“只管出神，心里还默默记诵。”只觉得“词句警人，余香满口”。不过越当情欲诱力加强，越意识到礼教束缚的严紧。黛玉表现出的更是爱悦的极端：在人多的场合暗敲宝玉；人少的场合闹猜忌矛盾；独处时见落花流泪，听艳曲惊心。

此时的黛玉感到面前似有两个情敌：一个是美貌端庄的宝姐姐，一个是形神爽朗的云妹妹，而宝玉也在这艳彩缤纷中眩惑，黛玉在形势威胁下战栗。她惯于以自己的尖刻语言穿过宝玉去“射击”情敌，凡黛玉和宝钗湘云的抵触，在形式上总会变成宝黛冲突。宝钗生日贾母请戏子唱戏祝贺，黛玉因此事向宝玉发牢骚；元春赏赐众姐妹礼物独宝钗与宝玉的一样，黛玉也向宝玉发牢骚。因此宝钗、湘云存在他们身边一天，他和宝玉的关系就一天得不到平静和谐。

世界文学论文篇9

关键词：世界史要论；军队院校；人文课程；合训学员

中图分类号：E25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208-02

一、世界史要论课程的基本地位和目标

（一）课程的基本地位和作用

世界史要论是一门面向军队院校本科合训学员开设的人文社科基教育必修课，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综合运用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夯实学员人文基础，培养学员人文素养，提升学员人文精神的一门课程。世界史要论课程的根本任务，是对学员进行较为系统的世界史教育，引导学员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理论和方法，深入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重大事件和发展线索、世界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培养学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世界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能力，提高理论水平和思辨能力。

通过世界史要论课程的学习，使学员了解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理解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基本内容，理解世界历史的基本规律、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培养学员的全球史观、宏观历史视野和观察问题的世界眼光；初步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世界历史问题，能够从世界历史上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世界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展大势，做到以史鉴今，为军校合训学员人文素养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二）课程的能力目标

1.发现和筛选、吸收各种世界史信息的能力。熟悉世界史文献检索方法，通过课内外大量阅读世界史图书和文章，培养阅读、理解、判别、分析各类世界史信息的能力。鼓励学员课外阅读外文世界史资料，初步具备通过外文文献获得信息的能力。

2.运用世界史理论分析和研究世界历史问题的能力。具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透过表象掌握本质，深入思考历史问题的能力。能对世界历史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看法。掌握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与规律，具备在世界视野下观察问题的能力。

3.具备以史鉴今的能力。初步具备从世界历史发展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从而以正确的眼光看待当代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能力，能客观认识现实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能理清国际问题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脉络。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员正确的文明观。通过学习世界史要论，全面了解世界不同文明国家的状况，了解世界的多种文化以及所有文化中共有的人类情感和存在的共同问题，培养彼此宽容、相互尊重的内涵和文明精神，以使学员科学地认识世界未来的走向。

2.培养学员的全球史观、宏观历史视野和观察问题的世界眼光。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通过讲授世界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帮助学员逐步确立全球史观，以全球史观的视角看待各种文明的发展与交往、历史问题和国际问题，提升世界眼光，提高综合素质。

3.培养学员正确的人文精神。在教学中引导学员关注人类发展的历史、人类在历史中创造的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而关注现实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做到关注自我、关心他人和社会的有机统一，从内心树立正确的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

4.培养学员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求真求新的创新精神。通过对世界历史演变趋势、不同文明的传播交流、大国崛起等历史问题的理论分析、专题研讨、学员讲授、论文撰写等方式，培养学员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追求真理的勇气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精神。

二、世界史要论的课程设计思路

（一）教学内容的选取

世界史要论采用专题化教学方式，按照精讲和专题讨论相结合的设计思路，充分考虑到学员的学习需求和学科体系结构，共设置世界史综述、西方文明的起源、现代文明的确立、现代文明的扩散与西方大国的崛起四个专题。教学内容精选体现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审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理清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认识世界发展趋势。

我们在2013年秋季学期的世界史要论教学中，推行了专题式授课。每位教员准备1-3个专题的课程，精心备课，精益求精，为8个教学班轮流授课。8次课均讲授同一个专题，可以让教员发现授课过程中的问题，不断提高教学效果。

（二）教学环节安排

世界史要论课程综合运用启发式、讨论式、专题研讨式、学员授课式等教学方法实施教学，提高教学效果。专题研讨是在精讲和学员自学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世界史重大问题展开，以学员连为基本单元，组织学员进行典型观点交流，教员指导研讨并进行点评。我们在教学活动别注意抓好课堂讨论环节，以提高教学活动的质量和效率。主要采用了两种讨论方式：一是确定统一的讨论题。二是在课堂上交流课程论文。以匈奴人西迁和蒙古军队西征为例，来讨论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冲击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学员印象深刻。

三、教学模式的探索

（一）探索军民融合式的世界史要论教学模式

世界史要论是一门新开课程，缺乏授课经验，我们积极探索开放办学。在2013年秋季学期的首轮授课中，我们采取了外请专家授课。我们外请首都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世界史教学团队的博士生导师群为我们授课。几位博导均是各自领域的知名专家，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深厚的学术素养。这种开放式教学模式，不仅对于学员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而且对于军队院校世界史团队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二）探索在世界史要论课堂实行小班双语教学改革

所谓双语世界史教学，就是在课堂上，教员逐步导入、部分渗透地运用汉语、英语两种语言进行世界历史的教与学，最终达到师生均能运用两种思维方式进行学科学习、思考和研究。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材既有现行教学大纲规定的母语教材，同时使用非母语教材与之配套，即采用双教材共同进行教学。进行双语教学的可行性依据有两个方面：

1.学员的英语基础。根据教学大纲的最新要求，英语四级应掌握英语单词量为4 795个。如世界史双语教学提前介入，既可充分利用学员的英语资源，又可促进学员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提前接触专业英语，有利于学员英语学习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相信随着各门学科“双语教学”在大学的扩大，本科生的英语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会逐年提高，反过来也会对世界史学科的双语教学带来更多的便利。

2.教材的基础。现行各种世界历史教材都是经过国内史学专家编译而成的。这些教材的原始著作都是非汉语的，因此在世界历史学科中使用双语教学切实可行。教员用英语对原版教材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世界历史学习的原汁原味。考虑到学员接受程度和可操作性，建议选用美国夏威夷大学杰里・本特利教授的代表作《简明新全球史》。由于英语原版的历史教材在编写思想、体系结构、内容取舍、习题配置等多个方面与我们的教材有着重大的差异，这就使学员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从另一种角度来认识历史，了解外国历史学家怎样看待本国的历史，外国同龄学员接受了怎样的历史教育。

四、世界史要论的教学建议

（一）授课过程中注重与相关课程的衔接

目前军队院校开设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本科必修课，2012年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又开设了《中国古代史纲要》选修课，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中国史课程体系。教员在授课时要注意比较同一时期中西历史的差异，把中国史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中进行分析，开拓学员的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军队院校本科必修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一门讲授二战以来当代国家与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规律的课程。在讲授《世界史要论》的时候，要有意识地把二战之前国家间、国际组织间的经济、政治、军事关系进行梳理，理清学员思路，为后续学习《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打下基础。

（二）在教学中注意贯彻“史论结合”的原则

选择世界历史上的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重大战争、重大事件等进行专题研究，注重通过事件分析加深对世界史理论的理解，使学员在研究世界历史现象的过程中总结历史理论，培养学员理论联系实践的学习研究能力。

（三）综合利用影视、音响、动画、录像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营造历史氛围

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影视、音响、动画、录像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再现”世界历史画面，营造历史氛围，创造历史教学情境，使学员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例如：在讲古代罗马历史时，可以让学员观看影片《斯巴达克斯》有关片段，感受金戈铁马的悲壮场面，使学员仿佛置身于古战场，增强历史形象的真实感，增加历史课堂的感染力，激发学员学习世界史要论的兴趣和热情。借助军队院校的电影放映平台，播放反映世界史题材的优秀影片。看完电影后，让学员撰写影评，提高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1]王斯德.大学世界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拉尔夫.世界文明史[M].赵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李世安.世界通史教程[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世界文学论文篇10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卓有成就的成果，得以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死亡”中活得很好，也得到了国际比较文学界的认可。如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曾经指出：“过去几十年里，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比较文学研究项目与学术组织的持续增长。但没有任何地方的增长能比中国更为强劲……”

二、建构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体现了一种学术创新

这种创新是研究者对中国和国际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性解答，提出新原理，或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或新学派。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体现在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体系。如“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变异学”“译介学”“比较诗学”“可比性”“阐发研究”以及比较文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核心术语、概念、范畴等都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点，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理论表述。这里仅以“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变异学”为例加以说明。比较文学自它诞生以来，不断出现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之争也诉说了它的学科发展史。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自己的定义，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季羡林、钱钟书、孙景尧、乐黛云、陈惇、杨乃乔、曹顺庆、王向远和方汉文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比较文学”的内涵加以界定。如目前在高校中使用较广的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为：“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研究，在学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体的比较视域为安身立命的本体，因此强调研究主体的定位，同时比较文学把学科的研究客体定位于民族文学之间与文学及其他学科之间的三种关系：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并在开放与多元的文学研究中追寻体系化的汇通。”这一概念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四个特性”“三种关系”“一个本体”和研究客体，受到了学界的认可。方汉文立足于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特性给出了“比较文学的新定义”：“比较文学是跨越不同文化体系的，通过同一性与差异性的比较来研究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与联系的学科。”这个界定充分肯定了“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与具体对象，重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比较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逐渐深化，“世界文学”的概念被再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来，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世界文学应该有特定的涵义。但是自从歌德提出这个概念以来，关于它的内涵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国外研究者如大卫•达姆罗什、克里斯托弗•普伦德加斯特、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弗兰科•莫莱蒂等先后提出自己的理解。国内学者王宁、杨乃乔、方汉文、曹顺庆等也对“世界文学”提出了新的阐释。如王宁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指出，世界文学可以被描述为：“

（1）各民族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总汇；

（2）一种用于从总体上研究、评价和批评文学的全球的、跨文化的和比较的视角；

（3）不同语言中的文学生产、流通、翻译和批评性选择的发展演变过程。”杨乃乔则认为，“世界文学共含有五个层面的意义：总量上的世界文学，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作为经典的世界文学，歌德理想中的世界文学以及借助翻译在语际传播、折射与阅读的世界文学。”可以看出，这两个界定中都避免了直接下定义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对“世界文学”给以了界定，也不难看出大卫•达姆罗什的影子，因为在他看来，“

1、世界文学是各种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

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益的文学；

3、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而不是一系列标准恒定的经典作品；是读者与超乎自己时空的世界发生的间距式距离。”而方汉文则从辩证理性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就是各个民族和国家文学差异性的同一性的交合与融新。”这种界定凸显了世界文学中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统一。“变异学研究”是曹顺庆近年来致力建构的一个领域。在《比较文学学》（2005）中，他首先提出“变异性”的话题。2006年，他对“变异学”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此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系统阐释变异学的理论背景、理论核心、研究范围（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文学文本变异研究、文化变异学研究和跨文明研究）和价值意义等，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除了体现在核心概念、术语以外

在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颇有创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结合本国的比较文学实践，积极探索全球化时代跨越东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新观念和新理论。例如乐黛云等著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1998）立足于文化和文学多元差异性的观念，率先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引入比较文学研究中来，倡导“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互存与互补观念，主张东西方文学要求同存异、互识互补、和谐相处来促进世界比较文学的共同发展。另外，方汉文的《比较文学高等原理》（2002）从“新辩证观”的视角提出了比较文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比较文学的新定义等论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该书2011年的修订版中，作者提出了“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化新理论体系的初步构想：包括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文本论和批评实践等构成部分。”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比较思维和比较文学的本体论等构成的划分显示了新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模式。曹顺庆等所著《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2002）探讨了跨越东西异质文化（文明）间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他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2006）“打破了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新的学科理论范式，明确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个基本特征与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这包括跨国、跨学科与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与‘总体文学研究’。”

该书还深化了“跨文明研究”的表述。其中的“变异研究”是作者提出的颇有创新性的观点，它关注文学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文化过滤、文学误读、译介、接受等作用而发生的变异情况，并由此探究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比较文学在历史实证（影响研究）和逻辑美学（平行研究）两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业已形成以跨文化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它能一次又一次地绝处逢生，走出“危机”，以致于国内不少学者一直在呼吁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并充分肯定其贡献。我们认为，中国学派仍在建设中的表述更为妥当。对建设中的“中国学派”而言，独特的方法论应是它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学理依据。20世纪90年代末期，曹顺庆曾经指出：“……中国学派则将以跨文化‘双向阐发法’，中西互补‘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整合与重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和即将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五种研究方法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基于自身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提出的。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累累硕果证明了这些方法的可行性。在研究领域方面，中国比较文学涉及到学科理论建设、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中外文学关系、比较诗学、比较文化、流散文学、海外华人文学、中华民族文学关系、文学符号学、海外汉学等，并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不过，国内研究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限于篇幅，这里难以细述，仅论及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翻译研究的繁荣，尤其是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是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是因为翻译研究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也是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和译介学的研究对象。文学翻译不仅要转换文字符号，而且要传递和重塑文化观念。翻译文学离不开译者的文学再创造。翻译家不仅要创造性地再现文学作品的原意，而且还要在无法交流之处创造出交流的可能。谢天振的《译介学》（1999）、《译介学导论》（2007）等著作为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译介学”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亮点之一。文学人类学新学科的建立。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两种不同学科的交叉与结合，是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最具个性的分支学科。到目前为止，该学科已经出版了两套大型图书：一套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包括《〈楚辞〉的文化破译》《〈诗经〉的文化阐释》《〈老子〉的文化解读》等。另一套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人类学论丛”，包括《性别诗学》《文学与治疗》等。另外，“神话学文库”丛书也正陆续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推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严格说来，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最大进展，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全面研究20世纪中国作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西方文化影响的互动。这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新研究领域，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的得天独厚。主要成果如15卷“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2005)的出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中国文学在国外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8卷本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2002)无疑是20世纪一部重大的学术成果。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