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理论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思政理论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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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共思政课的课堂秩序和效果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问题，学生上课时睡觉、看手机、说话、甚至打闹的在课堂上并不少见；也有上课不带课本或者带了其他专业课本的；迟到、早退、旷课在公共思政课上也经常发生；甚至有的学生上了一学期课不知道老师是谁，去办公室交作业都不知道哪个是自己的老师。作为一名公共思政课的教师笔者在教学之余也听过很多老师的课几乎都存在上述某一种或多种课堂乱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此类课程大都是大班教学，人数多教室大，教师与学生距离较远交流受到一定限制，也很难关照到每个学生甚至只能照顾到一小部分学生，课堂参与度和一些教学环节的实施都受到一定限制，所以有些学生坐在教室的最后排或者角落位置，离老师较远很难与老师有目光与表情的交流，在听课过程中容易走神或者干脆不听课找个“安全”的角落干自己的“私活儿”。第二，公共思政课教学内容本身具有一定的说教性，教材内容也比较简单学生在高中阶段有了一定的基础缺乏对教材内容的重视，加上一些教师不注重引导或是照本宣科或是偏离教材，不但不能引起学生的重视和兴趣反而令很多学生产生反感和厌倦心理。第三，一些公共思政课老师并不是专门从事公共课教学的而是在专业思政课教学之余肩负公共课教学任务，本身就重视程度不够。甚至有些专门从事公共思政课教学的老师也妄自菲薄认为自己所授课程并不重要既不能突出学校特色又不像专业课那样实用。教师的这些想法难免会无意间传递给学生使学生更加不注重此类课程的学习。针对这一情况笔者在课下与学生交流过程中了解到学生的一些想法：有的说，公共思政类的课混一下就好了考试一般都是论文的形式在网上查一些资料拼凑一下就完成了，跟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关系并不大，所以上课时可以看看小说打打游戏什么的或者干脆吃点东西再睡一觉，不想上课就不去教室，点名就找人答到，反正老师离得远人又多看不到的；也有学生说，本来感觉这类课对自身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是很有帮助的，可是看看课本内容感觉真的枯燥乏味，老师讲课时间长了就听不下去了，感觉也没什么意思，慢慢的也就从希望到失望再到不想学了；还有一部分学生表示由于考研要考公共政治理论所以希望老师能结合考研多讲一些实用性的。但大部分同学都表示希望这类课程能多一点互动，多与老师和同学交流。

二、加强公共思政课课堂管理的重要性

公共思政课的课堂现状及教学效果令老师和学生都深表担忧，所以加强课堂管理就变得尤为重要。近年来，课堂管理也不再是一味强调规章制度，而是由刚性管理向柔性管理转化，更加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更加注重教学规律与学生身心特点相结合。在实际教学中取得了不错的现实成果，展现出了有效课堂管理对教与学的重要作用和意义。第一，有效的课堂管理能够引起学生对此类课程的足够重视。在教学过程中加强课堂管理会使学生意识到课堂上是有规范和要求的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进一步形成一种良好的课堂氛围。第二，有效的课堂管理能增进师生间的有效交流与沟通。通过课堂互动的有效开展与管理能增进师生间的彼此了解建立起良性的师生关系，同时增加学生对课堂内容的重视与学习的兴趣。第三，有助于教学内容的开展。公共思政课本身就包含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进行有效的课堂管理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本身就是教育内容的一部分，并且能够进一步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

三、公共思政课课堂管理的策略与方法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教育研究领域就兴起了对有效课堂管理行为的研究，从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总体走向看，主要是朝着灵活而民主的方向迈进，呈现出由刚性向柔性的转变。公共思政课的课堂管理也是在朝着这一趋势发展，而且更加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结合公共思政课课堂教学的特点及笔者的课堂教学经验总结出以下几种策略仅供公共思政课老师参考。

（一）结合学校规定与课程特点制定教师本人特色的管理制度并坚决执行目前学校都有自己的课堂管理规定对学生和教师的行为做了一定的要求，但是针对有些学生并不了解学校的规定而且学校的规定并没有具体到课堂中的一些具体行为或者教学中的具体要求。所以作为公共思政课老师要管理好一两百人的大课堂，针对课堂或教学过程中的一些不良行为制定出自己的课堂管理要求就变得尤为重要。首先，在上第一次课之前结合自己对课堂效果的预期针对影响教学效果的因素制定出相应的规定和要求并提出奖惩方法。如学生的最终成绩除了考试之外还有一定比例的平时成绩，我们教师就可以利用这一权利，将平时成绩的加分和扣分作为奖惩手段。针对上课说话、戴耳机、看手机、没带课本等不同情况扣除不同的平时分，对积极参与课堂互动的、经常坐在前排听课比较认真的给予一定的加分奖励。然后，在第一次课上课时明确提出自己的课堂要求和奖惩计划，作为以后课堂管理的依据，使学生明白什么情况下是奖励的什么情况下是有惩罚的。最后，在平时上课时一定严格按照标准去执行。如果发现了违反课堂纪律的情况就按照标准去惩罚，如果有积极的表现就按照标准去奖励。需要注意的是，标准一旦提出对同一个班不可轻易更改。

（二）良好的教学设计促进有效的课堂管理。教学设计主要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时间分配。良好的教学设计使整堂课内容充实环节紧凑而又能很好的把握时间。同时利用好多媒体，除播放课件之外也可播放相关的音视频，但时间要把握好。公共思政课尤其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与学生的生活和思想道德的发展息息相关但内容并不难，学生通过看书也能理解，要上好这类课就需要以学生为中心科学合理的安排教学活动，留出一定时间给学生思考和讨论，倾听学生观点和想法，将课本上的知识点落实到学生实际。可以留出固定的时间开展小课堂给学生一些锻炼的机会，这样学生们就会积极的自学并准备相关资料。事实证明这一形式不仅锻炼主讲学生的能力而且下面学生对小课堂的参与度也很高会积极回答“小老师”的提问，或主动提出一些问题。另外也可以设置一个时间段和学生一起把相关内容的考研真题做一做并做适当讲解。此外还可以设置辩论内容、讨论内容或表演等内容。

（三）重视情感在课堂管理中的作用。古语有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教师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者，在教学过程中师生情谊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的主体地位受到普遍重视，而师生之间的关系却慢慢淡化，尤其是公共思政课，教室大、人数多，很多学生一学期下来还不知道老师的名字，走在路上不认识老师，更别说建立师生情谊了。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建议公共课老师在课堂上利用学生看书的时间在教室里转一圈了解学生的状态，课间走到学生中间去聊聊天拉近师生间的距离。讲课的时候结合公共思政课的内容特点举一些与学校和学生相关的例子，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或者可以举教师本人的一些经历和见闻，使学生能更加立体的了解老师增进师生感情。无论课堂上人数有多少我们都应该一视同仁，用真诚和关爱之心开展课堂管理，当学生对教师产生了情感认同，他们才能正确的对待老师的夸赞与惩罚，才能自觉自发的保持适宜的课堂秩序。也更有利于教师传授思想政治课的内容避免反感心理。

（四）维持良好课堂秩序的一些简易方法。在课堂管理过程中有很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我们结合教学经验及听课学习做了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种：

1、在第一次上课就讲明公共思政课的重要性，比如考研要考，或者期末闭卷考试而且平时成绩占一定比例。

2、在学生说话声音较大的时候，教师可以停下来，一两分钟之后学生会自动安静下来。

3、针对课堂秩序混乱的大教室上课可以指出一两个具体的学生，以一儆百。

4、适时的走到学生中间转一转，有睡觉、看手机等情况的及时制止，情节严重的进行适当教育或惩罚。

5、在讲课过程中设置几个相关问题，随时点名提问。

6、不定具体时间的抽查点名或者全部点名。当然这些方法不一定适合所有情况，教师可以参考借鉴或改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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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政治理论课机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计算机考试软件系统的开发、试题库的准备和及时更新、计算机硬件设备的配备与调适、考场和场务人员的安排与协调等工作,需要教学单位(一般为思政部或学院)、教务部门、设备处及计算机中心等相关部门密切合作才能顺利实施。南京林业大学率先对面广量大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机考模式试点,进行了初步的实践与探索。具体来说,这一过程包括以下环节:

    1.前期充分调研。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专门成立了以主管教学的副主任为组长的机考模式改革协调小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机考模式改革。机考模式的实施在我校尚属首次,但全国兄弟院校已经开始了先期探索。为了充分了解机考这一新的考试模式,机考模式改革协调小组先后对已经实施机考模式的淮海工学院和常熟理工学院两所院校进行了实地调研,对两所院校机考模式的机考系统、试题库构成、考试成绩分布、学生成绩构成比例、具体组织实施步骤、经验与体会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调研,掌握了大量一手的数据资料,摸清了现有机考模式的基本情况,掌握了机考模式的实施运行情况及其中存在着的问题,为我校进行机考模式的改革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和有益的经验借鉴。

    2.申请教改项目立项。在全校推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机考模式改革,必须取得学校各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特别是教务部门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为此机考模式改革协调小组首先积极与教务处和计算机中心进行协调,取得了教务处的首肯,并得到计算机中心的软硬件支持,为机考模式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机考模式改革协调小组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机考模式的建构与实践”为题,成功申请了学校教务处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立项支持,得到首批立项启动经费,为后续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开发机考软件系统与试题库。思想政治理论课机考模式改革项目立项后,机考模式改革协调小组立即启动了项目的研发工作。首先,经过分析综合,制定了适合我校具体情况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机考模式改革整体实施方案,对机考软件系统的开发要求、试题库的开发与构成、总评成绩的构成、考试的组织实施等进行了详细周密的设计。其次,在比较直接购买机考软件系统与自主研发机考软件系统利弊之后,认为直接购买机考软件系统成本较高,且受制于人。而自主研究机考软件系统灵活自主性强,成本较低,因而选择了自主研发机考软件系统。我校选择了一个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公司,并与之签订了机考软件系统开发协议,确保按时开发出符合要求的机考软件系统。再次,将部里教师按任课情况进行分组,组成了四门公共必修课试题库开发小组,按照试题库开发要求,具体负责试题库开发工作。

    4.分步骤实施。经过反复修改,历时一年多,机考软件系统和试题库开发完成,机考模式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为了确保机考模式顺利推进,减少不必要的风险,采取了分三步实施的策略。第一步,组织部分学生模拟。为了测试机考软件系统与计算机网络的运行情况,了解试题库对本校学生的适应性及考试成绩的分布情况,首先选择了试题库比较完善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两门课程,每门课程用400名学生进行现场上机模拟考试。模拟结果证明机考软件系统与计算机网络运行稳定,考试成绩成正态分布,区分度较高,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第二步,在部分课程中进行试点。部分学生模拟之后,针对模拟过程中试题库存在的问题进行逐一修改完善。在充分准备、精心设计和做好预案的基础上,于1011年底,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两门课程中正式进行机考试点,并取得了试点成功。第三步,全面推行。在前两门课试点成功的基础上,于1013年6月在所有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必修课中全面推行机考模式。由于参考学生量大(8000人左右)、时间长(历时四天)、计算机中心条件有限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机考模式改革协调小组对考试的监考教师安排、考场安排、考试时间安排、考场纪律要求等具体教务工作与教务处、计算机中心进行了周密的设计,做好预案,确保本次全校机考模式得以顺利实施。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机考模式的优点

    在实施机考模式改革的过程中,与传统书面考试相比,机考模式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节约纸张,低碳环保。传统的书面考试印制试卷需要大量的纸张,特别是对于作为全校公共必修课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说,更是如此。以我校为例,每年校本部和南方学院每门课就有6000名左右的学生,共四门必修课,以每门课试卷最少需要6张16开纸计算,就需要144000张16开纸,这对森林资源将是一个不小的破坏。机考模式实行无纸化考试,可以充分利用学校计算机中心现有的网络和计算机设备,一方面是提高现有机器设备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是节约了大量的纸张,有利于保护森林资源,可以做到低碳环保。

    2.减化组织协调程序,大大节约人力资源。在原有的考试模式中,每次考试前首先需要教务部门安排考场,由于每次每门课程参加考试的学生有1000人左右,且考试时间需要两个小时,半天时间只能进行一场考试,占用了大量的教室资源。其次需要安排大量的监考人员。以每个教室两名监考人员计算,每门课程需要大约100位监考人员。由于本部门无法满足监考要求,需要经过教务部门和各院系协商确定监考人员,在此过程中,难免出现矛盾和疏漏。采用机考模式以后,可以大大减化程序,减少监考人员。由于考试全部在学校计算机中心进行,毎场考试只需要1小时,一天可以安排6场考试,本部门的教师完全可以满足监考需要,本部门完全负责安排考场和考务人员,只需要考试系统维护人员和计算机中心电脑维护人员即可,大大减化了程序,减少了监考人员。

    3.减轻了教师工作量,使教师有更多时间来钻研教学改革和开展科研工作。在传统的考试模式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教学任务重,而且由于是大班教学,所以阅卷的工作量也特别大,占用了教师大量的时间。实行机考模式后,学生完成答卷并提交试卷后,计算机自动阅卷、评分,完成分数统计和考试结果分析等工作,既增加了评卷过程的公平性,也省却了教师大量的时间,大大解放了教师,使教师有更多的时间来钻研教学和开展科研工作。

    4.使考试更加公平公正。原有的书面考试模式,虽然也制定了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但难免没有人情分,对于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学生来说,显然很不公平。此外考试过程中,作弊现象也不少见,机考模式现场由计算机随机从已建立的试题库中抽取题目自动生成试卷,考生一人一机进行闭卷考试,每位考生的考题各不相同,但结构相同、难度系数保持一致。这样一方面由于考试时间短,学生没有时间作弊,另一方面由于每份试卷不同,学生也无法作弊,保证了考试的公平性,有利于优良考风的形成。考试结束后机考成绩立即生成,避免了很多人情关系,学生十分认可。平时成绩的获得也是有据可查,主要根据课堂表现、作业、课程论文来进行评价。所以学生普遍反映机考模式更加公平公正。

    三、机考模式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及进一步改进的建议

    实践证明,机考模式相比于传统的考试模式,显示出许多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1.不利于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机考模式主要采取客观题的形式,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判断题,有固定的标准答案,有利于实现考试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有利于加强学生对基础知识的认知,特别是有利于学生掌握中国近现史、原理和中国化理论,但这些客观题无法考察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利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建议在采取机考模式的同时,增加一部分材料分析题,任课教师可在课程结束前利用上课时间通过PPT展示,学生当场做题,不需要另外安排考场,既节约了人力物力,又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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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思想教育的领域中，思政课是高校教育的主要阵地，理论教学长期以来作为思政课主要的授课方式，占据思政课教学的大部分，而2005年方案的出台将实践教学已文件的形式出现，为实践教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引起各高校对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重视。该文选择临港3校的实践教学作为研究对象，由于相同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在实践教学方面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分析比较的过程中更能突出临港地区的主要矛盾，有利于笔者更加深入的探讨实践教学的问题。

1 思政课实践教学内涵界定

在研究实践教学开展的实际情况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对“何为实践教学”这一问题做出明确的界定，目前，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定义学术界尚未统一，可以说不同的学者对于实践教学的定义以及其包含的范围都有自己的见解，笔者总结了目前提出较多的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理论教学时思政课教学的只要形式，与理论相对应的一种教学方式就是实践；第二种观点认为，实践教学的重点在于实践二字，所以只有真正的社会实践活动才是实践教学，笔者再研究这一问题过程中，比较了各个观点，并在参考文献期刊的基础上，认为第一种观点：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是与理论教学相对的一种教学形式。仅仅将社会实践等同于实践教学时不合理的，是片面、不全面的。

另外，根据中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指出：“要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文件中是将社会调查、志愿者服务等分别视作实践教学中的不同方式，并没有单一的认定社会调查就是实践教学，所以把社会实践是实践教学的形式之一，但显然不是唯一的形式，任何试图将实践教学与社会实践直接挂钩划等号的观点都是缺乏依据的。

综上所述，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涵如下：思政课实践教学是指以思政课授课学生为对象，以所有与思政课教学名义开展的的实践活动为内容，目的是为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与主动参与性，调整学生的认知结构，深化理论授课内容为目标，使得学生在具体的实践中获得思想素质提高的教学方式。

2 目前思政课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2.1 学生方面

2.1.1 授课规模影响授课效果

为了扩大我国受教育人群的素质以及受教育水平，各高校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在过去的几年，大量的扩招，学生人数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作为每个大学生的大学基础课程，即使是不同专业的学生，思政课是其必修课程，为了提高上课的效率减少教师实际的授课数量，目前高校普遍采用大班集中授课的方式统一授课。从空间角度，大班授课一般都是安排在阶梯教室或者报告厅等大规模的场地，往往教师与学生的距离很远，导致教师在讲台授课，学生在下面开小差，教学效果差；从情感角度，一般一位思政课的老师需要授课的班级数量非常多，存在一个授课班级中包含来自全校不同专业的学生，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想要记住每一位上课的学生是不可能的，仅有少数几位课堂表现活跃的学生教师会有印象，这就导致学生的积极性降低，思政课的授课效果变差。

2.1.2 学生实践目的功利化

由于目前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开展还处于一个开发与起步发展阶段，实践教学的成绩也只占思政课总成绩的一小部分，笔者调研发现临港3校在实践成绩的比重不尽相同，以上海海事大学来说实践成绩占总成绩比重仅30%左右，不同任课教师略有不同，而上海海洋大学近一半的成绩是由实践活动获得的。学生对于时间的态度也存在功利化的趋向，认为实践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一个较好的分数，拉高成绩绩点，有利于评级评优等。

2.2 教师方面

2.2.1 教师授课方式单一

教师的授课方式直接影响到思政课的教学效果，笔者为了清楚了解目前临港三校主流的授课方式，采取了调研，结果发现，从2005年方案至今，虽然有不少老师转变了授课方式，适当加入了实践教学的环节，但是为了在一定的教学时间内上完规定的课程，理论授课依然时主流。

2.2.2 教师思想上缺乏重视，导致实施中缺乏指导

思政教师是实践教学的主要指导者，由于其具有一定的专业优势与经验，对于学生开展实践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具有指导作用，笔者通过调查问卷，结果却是恰恰相反的，在实际的实践中，教师能做到全程指导的仅占13.9%，如此低的指导比例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教师本身对实践的不重视。

2.2.3 实践教学计划与评价不明确

课程授课的过程中，基本上每一门课都设有明确的课程教学计划，包含教学的目的、重点、教学方法，最后的巩固评价等，但是目前思政课的实践教学的开展却不是如此，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在笔者调研的3所高校中，只有海事大学对于明确规定了思政课中如马原课、毛概课等在实践开展前的计划以及实践结束后具体的成绩评定标准，而海洋大学与电机学院尚停留在授课教师自主开展实践教学并设定实践计划，最后的论文打分也是由教师自己决定，没有统一的标准。

3 增强临港三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效性的对策

3.1 提高学生对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认识

学生对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认识主要还是来自于学校对实践教学的宣传以及学校的重视度与严格要求，这就要求学校在实践的课时上做严格保证之外，对每一位在校学生进行统一的宣讲，并严格要求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所需达到的目标与成果，以及活动的开展对其能力与素质的提高等效果展示，利用之前实践的优秀案例进行榜样示范，提高学生的认识。

3.2 丰富实践教学内容与形式

形式是为了内容服务的，所以必须以内容为主，内容上核心必须与思政课的课程内容相关；而形式上以课内与课外做区分各自有其优势，课内的实践教学具有统一的上课时间，教学活动有固定的场地，更具有便利性会及时性，而课外的实践教学鼓励学生走出教室，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对学生的各方面的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在形式上，上海海洋大学可以作为优秀案例进行各校的宣传分享，其主要采用易班这一网络载体开展实践教学，每一个思政班都在各自的易班群，教师可以与学生实现网上的实时互动，并在每学期设立单独的易班讨论课，学生可以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上课”，并参与到实际实践授课中，这一实践形式既没有经费的要求又符合时下学生对于网络时代的要求，易班不应该只作为辅导员班级管理的工具，在思政课的授课过程中也可以发挥其强大的作用。

3.3 适当的经费支持，提高教师的积极性

目前高校教师的考核主要集中在教师科研能力方面的要求，大部分在校教师除了日常的授课之外，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研究新课题，等，而实践教学在没有经费支持的情况下，教师对其的开展自然失去积极性，即使有部分教师有心开展实践教学，但碍于经费这一大山的阻碍，有心无力，所以，为了提高思政课教师对实践教学的积极性，最关键的一点在于高校的经费支持，在这基础上教师才有能力开展一定的有意义的实践活动。

3.4 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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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的我教育使人们会认识到，一个发展的社会需要合法有效的社会管理，一个发展的社会需要良好的思想保证，所以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管理的优势，我们必须将这个优势继续发挥。让思想政治工作体现其闪光点。

二、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管理功能中的作用

1.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管理的有效方式、重要保障、具有导向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为社会管理提供思想保证，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国家才能健康有序的发展。思想政治工作社会管理功能具有导向作用。现如今社会在高速的发展，社会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在多元化思想的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引领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人们拥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着力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和宣传工作，形成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局面，保证人们的利益，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同时，在坚持主流意识时，倡导形成包容、多元、互补的文化氛围，为创新社会管理提供思想保证。

2.发挥社会教化功能，让社会拥有良好的氛围

思想政治工作应充分发挥其社会教化功能，不断净化社会风气，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让各种工作高效运转。思想政治工作有助于提高社会效率，当今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文化多元给管理社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当代的年轻人更加追求新鲜事物的刺激与享受，追求与众不同、标新立异。因此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其教化功能，教育引导年轻人的心态，减少人们因为价值取向、价值判断上的差异所带来麻烦摩擦，减少社会问题。

3.思想政治工作能提高社会管理的应变性

社会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是人，每一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个性，性格特点，在社会中每个人之间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差异，不同人的生长环境，文化教育程度高低，思想水平状态都会影响人的社会行为。而社会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性，思想教育恰恰相反，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相对比较柔和。思想教育是将良好的社会观念，社会观、人生观、价值的判定在无形中传播给人们，让人们自己先进行判断什么是对与错，这样无形中的传播不会让人反抗。而且也可以填补社会管理中规章制度所带来的局限性。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就像是一把尺子，能很好的丈量社会道德，社会规范。思想教育能提升人们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人们明白什么是自己想要的才能更好的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回报社会，让社会良好运转，不断发展。

4.思想政治工作能促进社会管理的公平公正

我国拥有广大的人口数量，人是社会动物，在一起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其中社会公平、公正是最主要的，要想社会正常发展，必须做到公平、公正。公平、公正是每一个人的追求，人人都希望可以受到平等公正的对待。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发展中阶段，部分体系可能还在完善当中，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时社会竞争压力的不断加大，普遍让人们情绪无法得到有效的缓解。这时候就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让人们从认知思想上得到根本的改变，提升人们对于生活的幸福指数，让人们拥有幸福感，不会出现消极的态度，所以必须由思想政治工作推进社会的公平、公正。

5.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管理中协调社会关系

社会的长治久安，长远发展，必须有长久的眼光，从全局出发，不能仅仅只局限于一隅，看问题不能片面。思想政治工作会拖动社会管理的有序运行，想要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从实际存在的问题出发，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断提升科学文化水平，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了解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生活，民俗现状，尊重不同地区的不同的价值观念，调整发展的方向及目标，让人民的利益得到最大化体现。同时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完善到社会的机制当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们对于社会当中存在的一些事情的诉求，从而使社会高速有效地运作，让社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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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题】高校思政

【关键词】美的法则/思想政治工作/环境美/人格美/方法美

爱美是人的天性，人们爱美，也总是乐于接受美的事物或观念。与人的爱美特性相适应，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自觉地引导学生提高审美情趣，对于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具有积极意义。

一、美的法则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1.开发智力的作用

学生个体通过审美修养可以使自己变得更加聪明，更有才干，更有学习能力。先生曾要求科学家“兼治美术”，就是因为“有了美术的兴趣，不但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就是治科学的时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泼的精神”。很多伟人都爱好和擅长文艺，这种爱好同他们的事业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马克思爱读文学名著，爱因斯坦常常拉小提琴，李四光谱写了中国第一首小提琴作品，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美的魅力和神奇，激发了众多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思想家的渴望和执着；正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审美活动，培养和促进了他们的观察力，引导他们掌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鼓舞他们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

美育对于创新人才的智力开发，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创新潜能的挖掘，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心理学家依据大量的科学实验分析告诉我们，创造型人才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直觉，卓越的文艺天赋。创造性人才不仅表现在智力上，也表现在非智力因素方面。创新意识实际上也是一种好奇心，一个人有了这种好奇心，对任何未知的问题，未知的领域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尝试冲动，美育能够通过积极的态度，扶植和培养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审美修养方面的确应该先走一步，更高一层。

2.道德感化的作用

古代儒家教育很注重诗教，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所谓“兴”，就是启发鼓舞的感染作用；所谓“观”，就是考察社会的认识作用；所谓“群”，就是互相感化和社会凝聚的作用；所谓“怨”，就是批评不良政治的讽刺作用，可见，诗的这四种作用对人的道德发展是有帮助的。儒家还十分重视乐教，我国古代的音乐美学名著《乐记》，对艺术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作了详尽的阐述。《乐记》主张用乐教来陶冶人的性情，养成内心的和谐。其实，古代儒家所讲的诗教、乐教就是运用美的法则来使人受到一种潜移默化的美的感染，使人自觉不自觉地变得高尚起来，起到道德感化的作用。

当前，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对大学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若不对其加以正确引导，就会导致社会风气、道德情操的滑坡。而审美教育则是一剂精神良药，在审美教育中，它并不强求学生必须如何行事，而是通过提供某种审美理想、范本，感召他们应该如何行事，当学生的审美情趣与道德认识相契合并形成崇高的理想信念时，审美情感也就自然地内化为一种行为动力，驱动道德认识、道德理想、道德信念向道德行为转化。这种道德行为一旦成为定势，就会对道德意志的形成产生推动作用。因此，审美教育可以辅翼道德，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

3.人生导向的作用

审美修养是从多方面发展人生价值的过程，从而使人更加珍惜和热爱人生，生活之路也就会更加宽广，且可以摆脱生活的种种束缚、困扰和烦闷，即使身处逆境，也能保持崇高的志向，获得精神上的平衡。就大学生个体而言，审美修养是提高需求层次，创造人生价值和促进个性发展的重要途径。有了一定程度的审美修养，也就在相应的程度上摆脱了低级趣味，心灵受到了美的净化，精神上就有了更高的追求，生活、娱乐的格调也随之提高，生活内容也就更加丰富多彩，学习的目的就会明确，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就会大大增强，就会朝着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个目标加倍努力。

二、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如何运用美的法则

1.创造环境美

环境影响人，造就人，美好的环境对人的美好心灵、美好品德有着熏陶和感染作用。大学生生活、学习、成长的校园环境对他们的思想品德有着直接的影响。美化校园自然环境，一是可以使学生怡情悦目、精神振奋，从而更好地学习和生活。二是优美的校园自然环境需要通过师生的劳动创造和保持，从而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助人为乐的美好品德，养成爱护公物的良好习惯，提高社会公德水平。美化校园的社会环境，诸如宽松和谐、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开拓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等，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有更大的影响力。

2.展现人格美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具备人格美，就应从四个方面努力：第一，培养与教育使命相适应的思想品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和埋头苦干建功立业的思想；要摆正利益观，耐得住清苦，严于律己，品行端正，做一个“仰不愧于天，府不怍于人”的有德之士；要以身作则，为人先行。第二，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专业理论水平。理论素质是道德认识和气质涵养的基础。因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博学多才，见多识广，兴趣广泛，情操高尚。第三，具有良好的能力结构，如调查研究、获取信息的能力；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领导和协调能力；表达能力和自我调节的能力，等等，能够把丰富的知识自觉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去。第四，风趣幽默，刚柔相济。同一件事，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表达方式，效果就不同；同样，不同的人和事，用同一方式处理，也会把事情弄糟。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处理学生的具体问题时，要有热情、有策略、有分寸、有弹性，特别要因人因事而宜，语言要风趣幽默，在谈笑中使学生受到有益的熏陶和感染。

3.追求方法美

(1)注重情感激励。美的东西往往把不可言状的情感变成具体生动的形象，让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让人在想象中体会到情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高层次上了解和把握学生的心态变化，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用美的语言体现“情”，做到入情、入理、动心，做到情真理切，理在情中，真正使学生心悦诚服，激起学生求真、向善、爱美的热情、信心和力量。

(2)利用活动熏陶。高校一定要结合大学生活泼好动，希望多方位发展以及反对空谈的心理需要，注重采用情趣转移、寓教于乐的熏陶式教育，把教育内容艺术化、文学化，使学生在各种轻松、愉快、高雅、富有艺术性的活动中受到美的感染，得到哲理的启迪、心灵的感染、情操的陶冶、精神的升华，达到调节精神，增长知识，沟通情感，提高觉悟的目的。

(3)增加科技含量。运用科技革命的新成果，完善和丰富工作的体系和内容，把先进的科技手段引进工作领域。这无疑会给学生带来美的享受。

(4)抓好典型教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典型的树立要有时代感，在改革大潮汹涌澎湃的21世纪，英雄辈出，只要做有心人，到处都可以找到鼓舞人的榜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多选树学生关心的热点典型，要善于发现那些有时代风采，有导向作用的典型。由于典型是以生动的形象打动人，因而往往能收到单纯的理论教育难以收到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1975.

[2]丁光熏文集[M].北京：译林出版社，1998.

篇6

关键词：需求层次理论；行政管理；激励；绩效

一、中国行政管理中的激励问题

1.约束不对称、重监督而轻激励

加强监督，对公职人员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必要的约束。但监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通常具有滞后性和对公务员激励的被动性，激励成效有限。因此，除了加强监督以外，还应该强化内在激励机制，从积极方面引导广大公职人员敬业务实，拒腐防贪，从源头上减少公务员的失职行为，并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

2.考核激励的作用难以得到体现

考核激励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将考核结果与公务员的奖惩、职务升降、级别和工资的调整等挂起钩来，促使公务员积极工作，尽职尽责。而公务员考核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稍不注意就易产生考核误差，影响对公务员德才表现的准确评定，影响考核对激励功能的发挥。我国目前对公务员只进行定性考核，如某乡镇机关2007年年终考核，有48名公务员参加考核，除了4名公务员为优秀外，其余44名公务员均为合格，“不合格”一档形同虚设。这种考核无疑有失全面和客观公正，甚至没有体现出考核的意义。

3.干部选拔机制中缺少激励

中国的干部选拔机制中公平、竞争、择优原则体现不够，科学的具体的操作规范也不够健全，干部选拔过程中缺少激励，缺乏活力，必然导致利益分配激励功能减弱。由于工资基本固定，收入与努力无关，与组织目标完成情况无关，其结果是、无所作为、消极怠工等“搭便车”现象反复出现。这从根本上说，不是某个人的过失和责任，而是在组织制度中缺乏竞争激励机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二、需要层次理论及其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美国行为科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H.Maslow）于1943年出版的《动机激发论》中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认为，人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着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生理需要，另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据此，马斯洛把人类的需要按其重要性和产生次序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1]。

行为学家们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将需要的层次、激励的因素以管理的策略对应成表，为管理的实践提供指南[1]：（1）生理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工资和奖金、福利、工作环境，管理策略可表现为完善的工资和奖金制度、贷款制度、医疗保健制度、工作时间（休息），创造健康工作环境，住宅和福利设施。（2）安全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职位保障，意外事故防止，管理策略为安全生产生活条件、危险工种的营养福利制度、合理的用工制度、离退休养老金制度、健康和意外保险制度、失业金制度等。（3）隶属与爱的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良好人际关系、组织的认同，其管理策略为和谐工作小组和良好人际关系、协商和对话制度、互助金制度、工会及其他团体活动、娱乐制度、教育训练制度。（4）尊重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名誉、地位、权力与责任、被人尊重与自尊、与他人工资奖金之比较，管理策略为人事考核制度、工作职称晋升制度、选拔择优的进修制度、委员会参与制度与提合理化建设制度。（5）自我实现的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有能发挥自己特长的组织环境、承担有挑战性的工作，管理策略为决策参与制度、建立攻关小组、提倡创造性工作、发动职工研究发展规划、交给职工挑战性工作和破格晋升制度。

2.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薪酬制度和灵活的福利机制

薪酬在人力资源管理激励中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薪酬因素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已经超出了物质激励的范围，成为兼具物质和精神双重激励的重要因素。美国管理学家孔茨曾指出：“金钱对那些抚养一个家庭的人来说要比那些已经功成名就、在金钱的需要方面已不再是那么迫切的人，就重要得多。”[2]

在中国公共部门传统的人事管理中，公职人员的薪酬一直实行等级工资制，一般工资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实行高薪金的公务员制度，一位高级行政官员的年俸可以与首相相比。鉴于中国的国情，目前不可能实行高薪金公务员制，但近年来公务员待遇的提高体现了决策者们对薪酬因素的重视。目前，中国公务员薪酬提高的趋势使得公共部门在与企业及其他行业争夺人才的竞争中增加了优势。但是，要使金钱成为一种真正有效的激励因素，必须保证“在各种职位上的人们，即使级别相当，但给予他们的薪酬也必须能反映出他们个人的工作业绩”。也就是说，薪酬应当与绩效挂钩，才能真正起到激励的作用。目前，在西方一些国家，以往刻板的工资报酬制度正逐渐被以工作成绩来确定工资级别的制度所取代。以工作成绩来确定工资级别的制度是基于这样的论点，即“公务人员的工资收入应该符合经济市场的工资水平，并且不论公务人员之间可能存在何种差异，他们工资报酬的多少应该取决于其工作成绩的好坏，工作成绩越好，所得到的报酬就应该越多。这一论点意味着传统的、强调统一的公务员制度应该被取代。尽管公务员无疑也会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但在以前，公务员作为一个整体有着强烈的服务意识，并将为公众服务作为他们努力的目标。然而，金钱奖赏正逐渐取代这些无形的、但却是真实的价值观和激励因素而成为招聘人员和提高其积极性的主要手段。”[3]

3.权力激励——公务员自我实现的需要

国家公共部门的公职人员掌握着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社会公共资源进行管理和尽可能合理地配置，以实现公共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在公共部门这个庞大的机器不停地运转，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公共服务产品的过程中，权力始终都在对支配和使用公共资源的公职人员起着不容忽视的激励作用。

公职人员处于何种行政职位，就拥有相应的行政权限，职位越高，所享有的权力就越大。公职人员在行使权力，满足对物和人的支配欲望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的最高层级——自我实现的需要，使自己越来越成为受人瞩目和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建立并完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权力激励体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权力对于各级公务员的激励作用集中体现在，为了能够支配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必须在法律和制度规定的范围内勤奋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得以受到提拔，从而能够行使更高职位上更大范围的权限。

在建立权力激励体制过程中，必须在广大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树立起正确的权力观，避免出现“为了掌权而掌权”的不良倾向。要明确公共权力是人们赋予的，是用来更好地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产品。合理的运用权力激励，不仅能够激发公职人员的工作热情，进一步提高公共部门的行政效率，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权力腐化和腐败现象的产生。

三、丰富激励手段，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

1.拓宽激励渠道，注重加薪、休假等激励方式

有时将公务员晋升到一个其无法很好发挥才能的岗位，不仅不是奖励，反而使公务员无法很好发挥才能。在晋升中，并不一定是业绩最好的人得到晋升就是公平。业绩优秀者应该得到奖励与表彰，但是否晋升到高一级的职位则更主要地取决于他们的工作能力与个性特点。这一点应在晋升标准与要求中明确说明，并在晋升人选决定之后加以解释。对未能晋升的优秀公务员应有足够的表彰与补偿，以体现他们应有的地位与价值。激励渠道多样化有利于公务员合理地自我定位，从而可以不必将职务晋升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找一个自己能游刃有余的岗位好好发挥自己的专长。

2.在工作设计方面，尽量丰富工作内容

可以根据工作性质、内容，采取工作轮换、工作丰富化等工作设计方法，尽量丰富工作内容。对公务员工作内容的改善及对其工作行为的认同和奖励，可以使公务员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满足感、成就感，从而促使工作不断创新。如因人而异地安排工作，由于每个公务员个性特征、兴趣爱好、职业生涯规划不同，对岗位的要求也不尽一致，因而须建立岗位流动机制，使公务员能感到工作的乐趣。

3.打造和谐有序的行政组织文化

良好的行政文化凝聚了公务员行政智慧和行政实践经验。行政文化诸要素对于激励机制的制定、激励手段的确定、激励机制的实施和激励结果的兑现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4]。健全激励机制的建立和作用的发挥以良好的行政文化为基础，促进行政文化的建设，要鼓励公务员树立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意识，成为协调政府与民众关系的主体，促进公务员对政府工作的主动参与，有效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如果能做到公务员都相信：职位只是分工,薪酬体现贡献,那公务员就不会去追求层级的发展,而转向关注工作的内容,这样才会提高效率。随着公务员整体素质的提高，群众之间、干群之间沟通会更容易，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会为和谐公务员队伍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吴志华,刘小苏.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62.

[3]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管理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311.

篇7

国外教师职业压力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Kyriacou和Sutcliffe1978年在《教育评论》上发表文章，将教师压力定义为一种由工作而产生的消极的、不愉快的情绪经历。国内对于教师职业压力的研究也有很多，比如秦平认为，教师职业压力是教师在职业活动中因所承载的职责、要求、期望等超出自己的负荷，并感受到对个人自尊和安全的威胁而产生的一系列消极情感体验，如愤怒、焦虑、沮丧等。黄依林、刘海燕认为，教师职业压力是指对教师个体要求与教师个体满足这些要求的能力不相符合的程度，是指教书育人这项工作对教师的要求超过了其个体能力水平，并产生的焦灼不安等一系列不良情感体验等等。于超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职业压力”探析》一文中，从思政课本身、大学生学习思政课现状、社会和高校为思政课教师提供的发展空间、时代变迁改变人们对思政课的态度4个方面阐述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职业压力”加大的原因，但并未提出合理可行的对策。综合国内关于教师职业压力的研究来看，这些研究存在的不足在于：研究方法上，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相对不足；研究对象上，关于中小学教师压力的相关研究较多，研究高校教师的也不少，但是专门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研究相对不足，同时更没能及时的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主体——青年教师的职业压力状况。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职业压力的成因探讨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高校教师中一个普通又“特殊”的群体。教师不仅要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和道德思想教育，要帮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要回答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等等。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要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教学水平，更要具备坚定的信仰，才能从容的解决当理论与现实冲突时自身的困惑和学生的困惑，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容易面临缺乏对自身理论的自信和教学能力的自信这双重的压力。而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来讲，由于其个人经验、思想水平、发展程度、社会阅历等多方面不足，可能问题会更甚。教师职业压力是个体在职业生活中因所承载的职责、要求、期望等超出自己的负荷而产生一系列消极情感体验，迫使人们作出偏离常态机能的改变和反应，这种改变可能是生理的、心理的，也可能是行为的，比如抑郁、焦虑、沮丧、疾病、极端行为等。毋庸置疑，职业压力的存在会给教师本人的幸福与安宁带来负能量，影响其职业生涯的良性发展，也必然会对学生、学校的发展也带来不好的影响。在今天这个信息化、“自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压力，这在工作负荷、教学效果、工作适应、职称评聘、科研方面、家庭生活、人际关系等方面可能都会有所反应。其压力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一）课程特点。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社会主义的特色，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倾向，容易使学生产生天然的反叛情绪。经常有专业课老师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上课就是“吹水”就行，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任何人都可以做。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可是在价值观多元化、社会不道德现象丛生、信息爆炸的时代，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对教学效果产生直接冲击。这些都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加深了难度，而年轻教师经验不足更是苦于应对这个挑战，容易产生主观预期、付出与现实效果、回报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产生挥之不去的压力。

（二）自身原因。西摩•萨若森曾说过“教师这一职业与其他所有为人类服务的行业一样，从工作中得到满足是职业要求和个性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职业压力的产生也是职业要求和个性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样的工作，有些人却可以将压力转化出去，而有些人则无法排遣压力。辩证法认为，内因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职业压力的存在也跟本身个人原因有密切关系。比如：思想政治素质、业务水平和能力、自我减压消遣、人格心理条件、人际关系等方面。

（三）外部原因。首先是学生的原因，学生素质的参差不齐和不重视给教学带来难度，很多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可有可无，学的都是对学生没用的东西，殊不知专业课教给学生的是知识、技能，是安身之法，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给学生的却是做人之本。其次是组织的原因，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在工作环境、课题申报、工作负荷、职称评聘、生活压力、职业发展、社会认同等方面存在一定期望差。这些因素都可能会给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带来职业压力。

三、改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职业压力的建议与对策

（一）从个体角度看，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要学会自我调节。1835年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写到，“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地存在下去。”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要明确自己这份职业的重要意义所在，因为我们的幸福也将属于千百万人。所以教师一方面要正视工作中的压力，正确的认识自己，保持良好的人际沟通，将心态放平和，学会合理地安排自己的休闲时间，做到劳逸结合；另一方面，要认真钻研业务，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紧跟时代潮流，努力做一个受学生尊重和爱戴的好老师，有效提升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成就感，增强职业认同度。

（二）从学校层面来看，要给予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更多的关心和重视。校方首先要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关规定，从思想上、行动上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学校内形成正面的舆论环境，还要切实加强对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思想教育引导，完善青年各项考核考评机制，平衡工作负荷，着力解决青年教师实际问题，关注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搭建青年教师成长发展平台，为青年教师创设较多的学习和实践机会等，美国经济学家格兰斯和博克认为，来自同事的信息支持、实践支持以及情感支持能增加教师对工作的自主性，提高个人成就感和工作表现欲望，从而降低工作压力水平。相信通过多方努力，齐抓共管，定能使责任重大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在一个充满人性化的环境中工作，保持心情的舒畅愉悦，从心理上、思想上产生对工作的感情，减缓其职业压力。马克思曾说过：“重视作为我们职业的基础的思想，会使我们在社会上占有较高的地位，提高我们本身的尊严，使我们的行为不可动摇。”

篇8

传统历史成本会计是指以历史成本作为资产计价依据的会计实务。传统会计有两个理论问题：

（1）费用的确认标准问题

佩顿和利特尔顿认为：费用是对努力所作的计量，收入是对成就所作的计量。其差额就是收益，是对企业所获得成就或经营管理成果所作的计量。费用表现为企业资产的减少，或企业负债的增加，费用的确认称为费用的配比。传统会计所应用的费用配比原则包括以下三项确认规则：①联系因果关系确认费用；②系统地和合理地分配费用；③成本发生时立即确认费用。第一项规则认为，费用确认的最理想的办法，是找出收入和费用的相互关系，即费用的发生是与产生某一个会计期的营业收入相关联。对第一项规则不能完全规定的其它费用，在第二项规则中提出两种选择：①在以后的各会计期中，将成本合理地和系统地分配为费用；②当成本发生时立即确认为费用。在现实情况下不可能采用第一、二两项费用确认规则时，可采用立即确认的第三项规则。

（2）资产的确认标准问题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阐述资产的确认必须具备三个标准：①有可能提供未来经济效益；②必须为企业单位所拥有或控制；③必须可以用货币进行计量。

美国会计学家布诺默特，在1970年的《会计师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在公司年度报告的总经理致辞中，通常有这样一句老生常谈的话：‘我们的全体员工是最重要最宝贵的财富。’但是随着这一致辞之后，人们不禁要问：作为最重要最宝贵的公司人力资本为什么没有反映在报告中，它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这是对传统会计较早的质疑。传统会计观念仅承认实物资本而不承认人力资本，会计人员在会计帐簿和会计报表所记录和反映的也是实物资本，而不包括人力资本。直至60年代初期，会计学家才开始研究人力资本问题，以修正传统会计中的有关缺陷。

二、人力资源会计对传统会计的修正分析

人力资源会计或称人力资产会计，按美国会计学会人力资源会计委员会定义为：“人力资源会计是鉴别和计量人力资源数据的一种会计程序和方法，其目的是将企业人力资源变化的信息，提供给企业和外界有关人士使用。”美国人力资源会计学家埃里克·弗兰霍尔茨认为：“人力资源会计是把人力资源成本和价值作为组织的资源进行计量和报告”的活动。前一概念指出了人力资源会计的核算对象、核算方法和核算目标；后一概念指出了人力资源会计的核算内容和核算空间。自1964年美国赫曼森教授在《人力资源会计》中提出人力资源会计观念以来，国际会计学界为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并对使用数百年的传统会计作出以下修正：

（1）修正传统会计对成本和费用的界限

在传统会计中将花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支出作为一项费用来处理，可能使企业花费大量货币支出而获得的人力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因为在人力资源费用化的条件下，是基于短期成本节约观念的设想，即假定在人力资源损耗的情况下，短期内可能产生超额利润。因而片面地强调节约人工成本，而不注重人力投资。但正确地计量人力资源，把人力资源支出作为一项资产，将其作为一项投资，列入资本性支出，才可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生产经营决策。根据是：

首先，作为人力资源载体的人，本身不是会计资产，其资产性在于他具有取得未来收益能力的潜力，这种潜力是通过在人身上的投资而使人力资源的素质提高和生产能力增强体现出来，这种潜力的价值可以认为是资产。作为资产处理的并不是作为人力资源载体的人本身，而是提供未来经济效益的服务能力和潜力所付出的人力资源投资构成的会计资产。由于这种人力资源投资是在作为人力资源载体的人身上发生，人只是会计资产的一种表现形式，仅能称之为“名义资产”，只不过该名义资产与实质上由投资而形成的会计的真实资产不能截然分开，才用“人力资产”这一术语而已。以人为载体的人力资源与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共同构成生产力三要素，无疑是企业的具有未来服务潜力的经济资源，是符合第一项确认标准的。

其次，人力资源最根本的所有权属于人本身，人身具有自由的权力，有权接受或辞去企业的聘雇。但当某一劳动者被企业聘用时，由于劳动用工合同或契约约束，该项人力资源即被企业拥有或控制。因为劳动者为企业服务，企业要向劳动者支付工资等费用，这实质上也意味着企业拥有和控制了人力资源的使用权，并且有权以一定的方式来影响为企业取得经济效益，发挥其服务潜力。可见，人力资源也符合资产的第二项确认标准。

最后，企业花费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如招聘费、培训费、保险费、工资及福利费等各项支出是以货币形式反映的。由于传统会计长期对人力资源不进行价值确认，不进行货币计量与报告，造成企业管理方面不仅低估了取得与开发人力资源所需要的投资，而且低估了人力资源本身的价值，从而给企业造成经济上乃至其他方面的巨大损失。从这个层面上说，人力资源也符合资产的第三项确认标准。

综上所述，企业在人力资源的载体——人身上的投资是企业付出的可以用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的预期投资，是可以取得预期收益的能力，是企业可以控制和使用的，显然可以定义为会计资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将人力资源投资作为产生未来经济效益的资产来计列，可以使会计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向企业内部和外界有关人士提供更为有用的会计信息。

（2）修正企业内外人士对企业收益的预期

人力资源会计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两点：①将有助于获得未来收益的职工培训支出和卫生保健、失业保险等支出作为投资，增列企业资产价值，并将企业人力资源投资分摊于每一职工；②当职工遣散或退休，分摊于每一职工的投资额就转为费用而注销，在传统会计下，由于将人力资源支出作为一项费用，在迅速增加人力资源投资的状况下，就会低估企业收益，但在人力资源损耗阶段却往往表现为超额的企业收益，这显然与事实不符。美国西奥多·舒尔茨教授在《人力资本投资》演说中认为：“人类的未来没有尽头。人类的未来并不取决于空间、能源和耕地，而将取决于人类智力的开发。”世界企业兴衰史也已证明，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更多地取决于每一职工，每一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业务水平的高低，知识结构的优劣，工作经验的多寡等，而这些都需要企业在招聘、培训、维护等阶段投入大量资金。如果将上述投入仅仅作为费用确认，而不是能为企业带来未来收益的资产，则企业投资者和经营人员，必然会为降低这些支出而努力，这将不利于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如将人力资源方面的支出作为一项投资计列入企业资产帐户，企业当局认识到现在投入一定量的资金在人力资源上，将会为企业带来超过该项投资的未来收益，甚至超过投资。

（3）修正传统会计的影响范围

篇9

一、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

历史决定论在论证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确定不移的规律和趋势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偶然性的作用。相反，它对偶然性的历史作用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社会历史“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

历史决定论认为，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首先要承认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生产力，又有生产关系；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文化因素；既有客体方面的因素，又有主体方面的因素。各种因素相互交叉、制衡，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出种种难以预料的随机性、偶然性，而历史必然性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就在这些随机性、偶然性中跳跃、闪现。正是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使得社会历史呈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面貌。

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就包含着这种理解。“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由许多不同的主体按照各自的需要、利益和价值取向去改造历史客体的活动汇合而成的。每个主体的需要、动机、目的和施展出来的力量都融入了“合力”之中，这种合力对于每个主体来说似乎是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合力作用的结果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趋势。在合力论中，最终的结果表现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它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而许多追求自己目的的单个人的活动则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它们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得丰富多彩，纷繁复杂。

其次，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必须对历史事件作较长时间的、足够充分的历时性考察，或对较多同类历史事件作共时性比较。社会历史规律的实现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它表现为一种趋势，一种最终的必然性。仅仅分析和考察一个历史事件或仅仅局限于某一短暂的历史时期，往往无法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即历史必然性，甚至还会被假象所迷惑。这也是许多理论家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原因之一。例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一种最终的要求，而不是每时每刻的现实。必须适应是在长时间的不适应之后实现的。如果在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时，局限于某一短暂历史时期，往往会更多地注意到上层建筑的作用，特别是在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还受到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在既定生产力基础上可能建立的生产关系具有相当大的幅度。只有考察的时间足够长、范围足够广，经过比较、分析，我们才能发现上层建筑的正作用和负作用、国际环境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在原则上是可以相互抵消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再如，价值决定价格的规律，并不是说价格在任何一个个别场合都与价值是一致的，而是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看，在总的平均数中，价格近似地符合价值。“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至于个别偏差情形则会相互抵销。”

各种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不完全相同，它们之间发生的交互作用更为复杂多样，这就使得历史事件呈现出种种偶然性。但是，在这众多因素中，又存在着基本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它使历史事件具有必然性。

所以，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考察，范围越小，时间越短，就会发现偶然性的作用越大；相反，考察的范围越大，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观察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经典作家对上述情况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恩格斯指出：“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

最后，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纯粹的历史必然性只存在于逻辑之中，它是在各种偶然性因素之中表现出来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它存在于偶然性之中，而偶然性则是必然性的表现和补充。所以，黑格尔说：“例外的东西证实了常例”。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没有否定人们在现实中进行选择的主动性和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规律不具有直接现实性，不是既成事实，而只是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它不是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前或之外的某种先在之物，预成之物。恩格斯在谈到利润率和一般经济规律的实质时指出：“它们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们所起的作用被其他规律同时起的作用打乱了，而部分地也由于它们作为概念的特性。”列宁也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西方一些哲学家认为，社会历史不存在普适性和重复性的规律，只有根据统计规律可能算出的趋势，而“规律和趋势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而在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施塔姆列尔等人的著作中，“趋势”被描绘成完全不确定的、模糊的、主要与偶然性相联系的发展过程。把趋势和规律绝对对立起来，从而否认对社会历史作出预测的可能性，这是根本错误的。

把握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在认识和处理具体的历史事件时，就可以让我们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和偶然性，抓住机遇，有效地进行主体选择。同时，又可以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确定自己行动的目标、方向，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二、单义决定论的线性相互作用与或然决定论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

社会历史规律不是某种预成的、前定的东西，而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双向运动的结果，是客体条件制约与主体对客体条件超越的统一所体现出来的趋势。一方面，规律表现出客体条件对人的活动的制约，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创造活动不能违背条件的制约及条件自身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规律表现出人的历史活动的主体选择性、创造性和历史超越性。

客体条件制约着主体活动，制约着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趋势。但是，这种制约不是严格的单义决定论，它给人们的活动提供的并不是通向未来的单一的、别无选择的道路，而往往是由多种可能性组成的可能性空间。在这一可能性空间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得以实现，这取决于主体的自觉选择，取决于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定的客体条件，总是为人们的活动规定出相应的可能性空间。客体条件作出的规定，既具有消极的含义，又具有积极的含义，就其消极含义来说，一定的客体条件总是限定着人的活动；就其积极含义来说，一定的客体条件提供了主体活动的条件和基础，使人们能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创造性活动。

在客体条件规定的可能性空间中，主体能进行有目的性的选择和创造活动，并不断通过创造性活动而超越已有的客体条件，创造新的客体条件，创造出历史发展的新的可能性。过去并不能完全决定现在，现在也并不能完全决定将来。因为客体条件虽然是人活动的基础，但并不严格地限制人的活动。很显然在同样的客体条件下，不同的人会从事不同的活动，在不同的客体条件下，人们也可能从事同样的活动。因此，客体条件的制约只是为人的选择和创造规定了一定的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就违背了客体的发展规律，人的活动就失去了基础。而在这个范围内，人则能充分发挥主体选择性和创造性。因而在同样或相似的条件下，不同的人、集团、民族或国家所从事的历史活动，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以及他们活动的结果会有差异甚至截然不同。在同一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具体特点，可能建立起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在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上，不同国家和民族又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建立起不同的政治体制，这都是主体选择的结果。可见，客体条件虽然对主体有制约作用，但并不排斥主体的选择和创造，而只是将选择和创造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客体条件对主体活动的制约都是相对的。客体条件的制约不应理解成为为主体活动设置绝对不变、不可逾越的界限，而应理解为一种条件性限制，即仅仅提供了从事活动的客观条件。如果活动离开了条件作基础，就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没提供条件并不等于给主体活动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主体在特定的条件下从事与之相适应的活动，但活动的结果却不仅仅是客体条件的简单再创造。相反，从总体上，人类每一次活动都要在一定的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而每一次活动又都可能创造出新的客体条件。正因为如此，主体的历史活动既受客体条件的限制，却又可能超越条件的限制。这种超越，就是主体的历史创造。

以上论述表明，承认客体条件对主体活动的制约并不必然否定主体的选择性和创造性。既然如此，更不能以客体制约性为理由而将社会历史规律与人的选择性和创造性对立起来。因此，社会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统一，不应理解为规律预先独立存在、人的活动只是实现规律的手段和工具，而应理解为规律本身就是在人的主体活动与客体条件的制约和超越中形成和实现的。

三、客体性与主体性的有机统一

客体的客观性是理解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一个方面。以前，我们对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理解不仅仅只局限于从客体的客观性去理解，而且对客体的客观性的理解也是片面的，那就是只把客体看作是在主体之外独立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事实上，客体是纳入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存在物，相对于主体来说，它并不是绝对外在的。如果只是把客体理解为感性现实，理解为直观的形式，表面上看是突出了客体的客观性，但这实际上是把客体限制在直观范围内，从主体中排除了它的本质——活动，把主体能动性限定在抽象的感性领域。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否定事物的现存形式，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创造出新的劳动产品。客体正是在人的活动、人的实践中确证了自己的客观性。

人的活动的客观性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不仅在于客体的客观性，而且在于主体的客观性、对象性和现实性。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论述：“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客观地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主体——人的本质中如果不包含客观性的东西，人就不能客观地活动。正因为马克思把人理解为客观的现实的自然存在物，所以，“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这与黑格尔把人的活动理解为抽象的精神活动是根本不同的。

要全面、准确理解社会历史规律，仅仅把握它的客观性是不够的，还必须从人的活动即历史过程的主体方面来理解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性，这是以前被人们所忽视的一个方面。只有把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主体性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对它作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社会历史，从客体方面、从外在表现来看，是社会物质条件的发展史，是生产方式的运动史，也是精神文化的发展史，但从主体方面、从其内在本质看，却是人的活动史，社会历史规律本质上只能是人的活动规律。但人们却往往只从客体方面、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来理解社会历史，而忽视了社会历史的活动本质。离开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社会历史过程就只能是一种无主体的抽象，社会历史规律当然也就成了无主体的规律。这样，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被抹杀了。

人们在说明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时，往往将规律归属于某种过程，例如在具体阐述社会历史规律时，尤其在阐释其客观普遍性时，虽然承认历史过程有主体（指承担者），但却认为历史过程的主体不是人，而是一些客体因素，如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某些物质因素和物质关系。这一理解忽视了“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1]的观点，和黑格尔等人的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犯了同样的错误——将主体选择排除在社会历史规律之外。

我们知道，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者，没有从“现实的人”这一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来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据，而是在社会历史之外寻找社会历史发展根据。黑格尔认为，社会历史之所以有内在规律，是因为潜藏在社会历史之中，作为社会历史发展根据的精神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12]在黑格尔看来，社会历史规律在逻辑上先于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而存在的，人们只要遵循这种理性和精神的要求，就能推动社会发展。这样，黑格尔就把人及其活动看作是绝对精神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导致了人与历史的分离。所以，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因此，思辩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黑格尔不懂得社会历史本身是人的积极的、能动的和创造性的活动的结果，也否定了社会历史有其自身的因果性、规律性，更不能揭示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致力于从社会历史本身中寻找社会历史规律的根据。社会历史是人的活动及其结果，而人的活动是受意识、目的和动机的支配，而动机背后还有动因。人的活动的动因，既包括客观条件，也包括主体方面的因素，是二者交互作用的结果。人们活动的动因固然要受客观物质条件制约，但在同样条件下，人们却并不一定形成相应的、唯一的需要、目的和价值取向。

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根据，即人的需要、目的和价值取向。历史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探究历史活动规律当然就要从目的入手。作为目的动机形成根据的因素，除了客体条件以外，就是主体因素，而从根本上决定着动机和目的并使之得以实现的主体因素，显然是人的需要和能力，正是主体的需要和能力，内在地驱动着人的认识和实践，从而内在地推动着整个人类的发展。

正是从客观性和主体性两方面来理解社会历史规律，马克思唯物史观根本区别于黑格尔思辩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只有阐明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主体性，才能理解辩证的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的统一。离开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对社会历史规律作出科学的说明，也无法回答历史非决定论的诘难。

四、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的双向运动

“现实的人”之所以是现实的，是因为他是从事实践活动的；而实践也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双向运动过程。社会历史规律作为人的活动的规律，也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展开和实现的。那么，要理解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要理解人的能动的创造性，就不能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活动的能动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第一，从共时性的主客体的双向运动来看。在同一实践活动过程中，同时发生着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过程，即人和环境的双向运动。一方面是主体的客体化，即对象化过程，它体现的是人的能动性、选择性、主体性和创造性。马克思指出：“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也就是说，人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充分展示了人的生命活动的特点，这种对象化的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对客体的强大的物质塑造力和精神塑造力的生动体现。

另一方面是客体的主体化，即非对象化，这是指客体以其客观性、对象性和社会历史性的存在限制人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并以客体的本质和各种形式的规定性以及本质之间的联系——客观规律制约着现实的人的活动的性质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形成。客体条件本来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但只有重新纳入人的实践活动它才作为客体条件制约人的活动（客体主体化），并在这种实践活动中再度物化为新的客体条件。

这种连绵不绝的主客体双向运动过程，从主体角度看，就是主体能力不断增强的人的发展过程；从客体角度看，则是物质条件不断改善和更新的生产方式的运动。这两个过程是在实践（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基础上统一的、同一的。

第二，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阶段性）相统一的观点和方法，在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说明了人的能动性、主体性、选择性和规律的客观性问题。“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一方面，历史过程是人的活动过程，历史是世世代代人们的活动及其结果的产物；历史过程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只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的产物。也就是说，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社会历史中的一切物质条件（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人类本身作为自己历史的“剧作者”，这体现了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和创造性。

另一方面，“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要受到前人所创造的既定的历史条件（客体）的制约，这些历史条件预先规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这样，就必然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马克思在这里说的难道不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么？

对每一代人来说，他们都只能在既定的客观的前提条件下从事历史活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直接支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传统、习惯、风俗等，都不能自由地选择，而只能接受下来作为自己活动的起点。这就决定了每一代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历史决不是人的理性的自由创造物。也就是说，从历史的阶段性来看，人类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又是自己写就的剧作中的“剧中人”，他们在舞台上的活动要受到自己创作的剧本的制约。

这样，社会历史的发展就表现为每一代人继承前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积极成果，把作为自己历史活动的前提条件，通过自己的能动性、创造性的活动加以消化、吸收、扬弃、创新，创造出更适合自己和下一展的新的前提条件的过程。“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正是这种连绵不断的创新过程，使社会历史呈现出进步、发展的趋势。如果只看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会片面强调客观条件的制约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不懂得历史过程和规律的客观性也是前人活动的结果，看不到每一时代人们的实践活动可以超越客体条件，创造出更适合自己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的条件，从而陷入机械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相反，如果只看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不讲阶段性，笼统地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就会看不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性，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就会陷入把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原动力的历史唯心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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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85,123.

篇10

论文关键词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　价值及现实意义　制约因素

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探索已经历了十几个春秋，已逐渐发展成为检察工作的新亮点。由于传统观念、立法层面及现实因素的制约与束缚，使得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自身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逐渐凸现出来，时常出现了检察院和法院两家认识不一、纷争不断的现象，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和理解。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的权威与法律正确统一的实施，确保司法公正。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应当以此次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改为契机，加强和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使这项制度更具有实效性、可操作性，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监督职能作用。

一、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价值及现实意义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是针对法院行使审判权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权力不正当行使的司法现实所设定的一种诉讼监督制度，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司法救济制度。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是一项诉讼监督制度，符合一般的诉讼法规范所应具有的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追求。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存在的目的在于监督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符合法定程序，防止和纠正不正当行使司法权所引发的司法不公问题。但是，有些学者认为，检察机关抗诉监督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确实令人怀疑，提出了“废除民事行政抗诉权”的观点；也有学者认为，在现阶段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职能，既不能取消、也不能弱化，而应当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笔者认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我国法律规定的一种监督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法进行全面修改之际，应当进一步强化对法院民事行政审判工作的监督，为早日实现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提供坚强的制度性保障。

二、制约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的主要因素

（一）传统观念层面上的因素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是一种法定制度，它的构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一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与西方一些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文化传统存在着严重的“重刑轻民”色彩。长期以来，我国的立法者、司法者和广大群众都习惯于用解决刑事案件的思路来处理民事诉讼的问题。我国在1991年制定《民事诉讼法》中，只规定了一种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即抗诉。在实际上，这就是受到了刑事案件审判中抗诉程序的影响。然而在今天，社会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努力采取多元监督方式，加大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力度，才能适用检察监督工作的新需要。

（二）立法层面上的因素

1．两大诉讼法对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限定过于狭窄，过于原则化。从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来看，对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均规定在总则部分，但在分则中又对这种监督权进行了限制。具体表现为只能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且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以抗诉方式进行监督，这样一种事后监督方式。对于在民事诉讼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如何进行监督没有明确的规定。例如：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先予执行等。还有一些地方法院，自行制定具有司法性质的规范性文件排除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调解、执行等问题的监督。

2．现行法律对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顺利行使的保障手段非常有限。由于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的法律保障手段十分有限，导致在工作实践中时常会出现“三难”问题。一是“调阅卷宗难”。检察机关在决定对案件进行抗诉之前，调阅原审卷宗材料，了解原审案件的审理情况及诉讼过程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但人民法院作为被监督的机关，对检察机关要求调取卷宗材料往往是一种不支持的态度，甚至存在一定的抵触，这造成了检察机关调阅卷宗材料困难的局面。我国当前立法没有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向原审法院调取卷宗的权利，有些地方法院对此设置了重重障碍：有的法院规定调阅原审卷宗材料必须经过该法院院长同意签字后，方可调阅；有的法院规定只允许检察机关查阅、复印原审卷宗材料，不允许调取卷宗材料原件等；二是“调查取证难”。办理申诉案件时，检察机关不仅要调阅原审案件的卷宗材料，有必要时还需要对案件当事人、诉讼参与人、相关证人等来调查取证，以便于全面了解案情。但是被申诉人往往是原审程序中的胜诉方，如果检察机关提起抗诉，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其既得利益，这使得被申诉人在检察机关对其调查取证时，会采取不积极、回避的态度，或是拒绝对其调查取证，甚至提供虚假的证言或者证据。最后是“证据认证难”。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所收集证据的效力，导致检察机关所收集的证据，时常不会被法院认定为新证据，以至于不能在法庭上进行示证、质证和认证，从而使其效力得不到法院的认可。另外，检察人员在调查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因没有可供操作的程序性规定，致使检察机关无法向相关人员调查取证，很难了解和掌握案件的真实情况，使案件的正常办理受到阻碍。

3．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和支持起诉的权利。近些年来，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对提起公益诉讼工作进行了探索和尝试，但仍然处于探索的初期阶段。现行立法中，只是在《民事诉讼法》的第十五条对这项权利进行了一个总则性规定，且权利主体表述为“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没有明确检察机关在开展公益诉讼和支持起诉中的主体地位，也没有在相关立法中明确检察机关有开展公益诉讼、支持起诉的权利。

（三）当前面临的现实因素

1．检察干警的监督能力和水平有待于提高。笔者所在市的中级法院，去年共审结一审民事案件75857件、二审程序14642件，共计90499件；该市检察院受理的民事申诉案件中，向中院提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的合计87件，然而，经法院再审结后采纳检察抗诉意见的案件仅有9件。这些数字固然受到法院审判质量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对民事行政检察职能不够了解等因素的影响，也说明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职能宣传不到位、检察干警的办案水平、监督能力有限等问题，导致抗诉案件成功率较低的现实状况。

2．检察干警的监督意识有待于进一步强化。主要表现为：一是重视实体问题而轻视程序监督。实践中，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在对申诉案件进行审查时，注重对原审案件实体判决的审查，而对法院在审判程序中存在的瑕疵和错误不够重视。普遍性认为只要案件实体处理结果正确，就会草率结案。二是重视大案而轻视小案监督。有的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在工作中，总是会重视一些社会影响力大、标的数额大、涉案人数众多的案件；而对于一些没有多大社会影响力、标的数额较小的案件，往往只是轻意进行息诉处理。

3．检、法两家“重配合、轻制约”的关系影响了监督效果。在工作实践中，检、法两家的关系是重配合、轻制约。抗诉权系程序性权力，检察机关有权对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向法院提出抗诉，但抗诉的结果只是启动再审程序，无权从实体上直接纠正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特别是一些地区在进行业务水平考核时，对检察院和法院均提出了抗诉案件改判率这一指标，造成法、检两家在进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时，都尽量避免受到抗诉案件改判率的考核影响，这使得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的监督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和弱化。

三、完善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的思考

（一）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相关立法

1．完善民事行政检察抗诉权的立法建议。一是在立法层面上，细化抗诉权监督程序，扩大监督范围。在程序上应当细化启动抗诉再审的操作程序，如检察机关是否有权调阅法院的审判卷宗，法院审查抗诉案件的期限，检察机关出庭再审的程序、职责等。对于监督范围，应在修订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时，明确将在案件诉讼过程中存在的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管辖权异议及执行程序中的裁定、决定和民事调解结案的案件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范畴。

二是完善抗诉的层级制度，明确上下级检察院的职能。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由上级检察机关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在接收到检察院的抗诉后，都会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审，这导致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出现一系列问题：从检、法两家的对等关系的来看，这种做法显然与这种对等关系相违背的，具体应由哪一级检察院派员出庭，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有不同的认识和见解。更为需要指出的是，抗诉案件如果由原审法院再审，事实中有些案件在原审程序中就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判决结果；而当原审法院再审时，这些案件仍然会由该院审判委员会来讨论决定判决结果，这导致了原审判决结果即使是错误的，也是很难得到纠正的，严重地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回避制度的规定。可见，如果改由提起抗诉的检察机关的同级法院来再审，既符合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4条规定，也规范了抗诉案件的审级，保证了再审的公正性。

2．明确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行政起诉权和参与诉讼权。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立法中，都规定了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拥有起诉权和参与诉讼权，但很少单独规定有审判监督抗诉权的。法国在这方面最具有典型性，规定了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途径：一是法院对法定种类案件向检察院通报；二是检察院认为应当参加诉讼的案件；三是法官可以依照职权自行决定向检察院通报的案件。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抗诉这一种监督方式，没有规定检察机关的起诉权和参与诉讼权。故笔者建议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公益案件的起诉权和参与诉讼权。

3．明确将再审检察建议作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主要方式。法律对民事行政抗诉程序规定过于原则，其不足和弊端日趋明显。漫长的抗诉、再审程序耗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使得我们的民行检察监督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得到充分实现。再审检察建议虽然对于案件是否重新审理的监督力度要稍逊于抗诉，但它能使当事人早日从诉累中解脱出来，还可以有效的减轻上级检察院、法院监督工作的压力，尽可能地减少司法对抗与摩擦，有利于提高再审的改判率。

（二）强化监督意识，提升监督能力

加强对民行检察人员的培训，积极开展岗位练兵活动，要经常组织民行干警参加业务培训。加强上、下级院之间的业务指导和业务交流，及时总结、推广办案经验和办案技巧，促使检察机关不断提高抗诉案件改判的成功率。特别是对媒体宣传报道的社会矛盾激烈、影响较大、标的数额大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及时、主动介入，对庭审全程、实体判决结果进行全方位监督。不断强化主动监督的意识，透过现象来发现本质性问题，培养和提高检察干警发现司法不公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