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管理论文十篇

调整管理论文篇1

我国80年代曾有过议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乃至电影立法的热潮。由于种种原因，立法被搁置下来，但研究有关法律还在学界进行着。上述所有法律可以统称为大众传播法，在本文中简称为传播法。

本文一方面要从不同层面廓清传播法的内涵和外延，另一方面要将传播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进行分类。从分类论证中可以看出，我国新闻法规的制定和新闻法学的研究中都存在着薄弱环节，即我国法律缺乏对新闻自由和新闻活动的授权性条款，我国新闻法学很少对新闻自由的授权性条款进行研究和设计。

Abstract:Inthefirststep,thisarticleshedslightontheintensionandextensionofcommunicationlaw,andwherefromtakesalookintothestandardizingtomasscommunicationbyChineseinstitution,laws,administrativeregulations,departmentalrulesandlocalregulations.Thearticleputsforwardthatcommunicationlawaimstoadjusttherelationsbetweenmassmediaandthestate,thesociety,aswellasthecitizens.Fromtheclassifieddemonstration,wecanseethatChineseLawsareinneedofsomeempoweringprovisionsonpressfreedomandjournalisticpractice,orseldomdocommunicationlawcirclesresearchordesigntheempoweringprovisiononpressfreedom.Lastbutnotleast,thearticlesuggeststhat,aspeciallawonmasscommunicationisvitaltocombineprotectingpressfreedomwithpreventingtheabuseofpressfreedomand,onlybysodoing,canmassmediaserveasthemouthpieceofthepartyandgovernmentmeanwhile,actasthecarrierofspeechfreedomandpublishingfreedom.

KeyWords:Mass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Law;PressLaw;PressFreedom

传播法的内涵

“法”是指法律、法规、法令等。由于大众传播媒介涵盖报纸、新闻期刊、广播、电视，以至包括电影、网络等，因此所有这些领域中有关新闻法律的问题，都是大众传播法的范围。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传播活动不断地扩展，因此传播法的含义也在不断地扩大，其外延不断扩充。根据人类传播的五次革命的论点（语言---文字---印刷---电话、广播---电视---数字电子技术和空间技术），广播、电视的传播及互联网络的传播，都是传播的不同形式。为了规范所有这些媒介的活动，就出现了出版法、新闻法、广播电视法、网络法等等。就其本质而言，这些法律都是一致的，并且其大量内容都是相似的，特别是对它们在传播内容方面的规定，几乎都是一样的。所以，在有些国家，特别是立法较晚的国家，就一起为它们立法，称为大众传播法。《新闻传播法规》一书的作者张宗栋说：“……我们对有关新闻报道法规的研究，自亦应由报纸刊物为主的出版法，扩大到与所有各类型的传播媒介有关的法规。晚近，有些国家，如萨尔瓦多、多哥等国宪法，已使用‘传播’一辞，以便包括所有的新闻媒介在内，这是一项合乎时代的演进。”苏联剧变以后，俄罗斯就制定了“大众传播法”。从立法技术上来讲，显然是可取的。

传播法的存在形式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有成文法系和不成文法系的区别。大陆法系，如法国、德国、瑞士等，以成文法为主。成文法即由一定国家机关按一定程序，以规范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法，如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的成文法。英美法系国家在传统上以习惯法及判例法为法律的主要渊源。习惯是在社会生活中经过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为人们共同信守的行为规则。习惯法是指国家认可和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习惯。判例法，指法院可以援引，并作为审理同类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判决和裁定。它具有约束本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法律效力，是法的渊源之一。判例虽然只是就具体案件所作的判决，但经法院多次援引而被赋予一般规范的性质。不过，英美法系也是有部分成文法的，如美国的《信息自由法》和《阳光普照法案》，都是与大众传播息息相关的。所以严格来说，英美法系发展到现在，是判例法与成文法相结合。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判例不作为法的渊源，属于适用法律所产生的法律文件，只对法院审理同一类案件具有参考价值。

新闻法的存在形式

适用于我国新闻事业的法律规范很多，按照法律规范制定的机关和效力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渊源，即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

（一）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国家一切立法活动的基础。人们通常称宪法为“母法”，称普通法律为“子法”。新闻法作为一项普通法律，必须是以宪法为立法之根基。所以，研究新闻法的宪法根据是很有意义的。

我国宪法适用新闻事业的条文很多，至少有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七条，是直接适用新闻事业的。

“第二十二条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它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

“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有的人说，新闻法是不属于宪法规定需要制定的法律，笔者认为不能这样看。宪法并不是明文写上哪些法需要专门制定，宪法在确定规范时涉及到的事业，都有着专门立法的宪法根据。不难看出，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国家发展新闻广播电视事业，这是最明确的新闻立法的宪法根据。因此应该说，第二十二条就是新闻立法的直接根据。

世界各国的宪法都有与新闻、出版有关的规定。最常见的条款是言论、出版自由（出版自由也可译成新闻自由）。许多国家的宪法关于这方面规定都比我国宪法规定得具体。例如：意大利宪法规定：“任何人均有以言论、著作及其它任何传播思想之方法，自由发表其思想之权利。”“出版无须得到准许或经过检查。”

西班牙宪法规定：“人民得以任何传播方法，自由发表其思想及言论，不受预先检查。”“在任何情况下，书籍或新闻纸，非有法院之命令，不得禁止发行。新闻纸非经确定判决，不得令其停刊。”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宪法有“思想自由”、“表达意见之自由”等不同的表述方法。这些规定本身就是新闻事业的法律，在有些国家这些表述同时还为制定专门的新闻法提供了宪法依据。

还有一些国家宪法有关言论、出版的规定特别详尽，如葡萄牙宪法为317个字，希腊宪法为358个字，土耳其宪法共1000个字。（均按汉译文字数计算）宪法对言论、出版有如此详尽的规定，制定专门的新闻法就不一定需要了。

相比较而言，我国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过于简略，仅仅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没有具体内容，因此就没有可操作性。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谁要提言论出版自由，就可能遭到三声棒喝：“你是要资产阶级自由还是要无产阶级自由？是要绝对的自由还是要相对的自由？是要抽象的自由还是要具体的自由”建国50多年来没有在报刊上切实讨论过如何实现言论、出版自由的问题，至于这方面的专题会议，无论是官方的还是学术的，都没有开过。这就使作为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中的实施和表现的新闻自由，在不少人中更成了避之惟恐不及的话题。

（二）法律。

法律包括基本法律和法律。基本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规定调整社会生活中重大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我国现行法制中三组最重要的基本法律为：《刑法》（1979年通过，1997年修订）和《刑事诉讼法》（1979通过，1996年修正）、《民法通则》（1986年）和《民事诉讼法》（1991年）、《行政诉讼法》（1989年）和《行政处罚法》（1996年），同新闻活动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刑法规定犯罪和刑罚。作为最高的禁止性规范，包含了对新闻活动的约束。其中有很多煽动罪与新闻传播相关，如煽动分裂国家罪（第103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第105条），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第181条）侵犯商业秘密罪（第219条），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第221条），虚假广告罪（第222条），侮辱罪（第246条），诽谤罪（第246条），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第249条），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第250条），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第278条）。此外还有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物品牟利罪（第363条），传播物品罪（第364条），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第398条），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第398条）等。

我国制定的许多专门法，都有同新闻活动有关的条款，如《统计法》（1983年通过，1996年修改）、《档案法》（1987年通过，1996年修改）、《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传染病防治法》（19089年）、《邮政法》（199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年）《妇女权益保护法》（1992年）、《国家安全法》（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广告法》（1994年）、《法》（1996年）、《防震减灾法》（1997年）、《证券法》（1998年）、《合同法》（19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1999年）等。

（三）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行政工作的各种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在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其效力和地位低于宪法和法律。例如，《关于严禁物品的规定》（1985年）、《关于严历打击非法出版物的通知》（1987年）、《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1990年）、《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1994），是几个比较重要的行政法规。90年代，国务院加紧制定了一些管理大众传播媒介的行政法规，如《音像制品管理条例》（1994年）、《电影管理条例》（1996年）、《出版管理条例》（1997年）、《印刷业管理条例》（1997年）、《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这些行政法规几乎涵盖了所有大众传播媒介的管理。但所有这些条例都是为着国家机关便于实施对媒介的管理，而不是保护媒介从业者的权利。

（四）行政规章。部门规章是指国务院所属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委的权限内按照规定程序所制定的规定、办法、实施细则、规则等规范性文件。主要是广播电影电视部和新闻出版署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订的有关报刊、广播、电视的专门规章。根据魏永征先生的分类，这类规章大致包括：

1、有关新闻媒介管理的规章。如新闻出版署于1988年《期刊管理暂行规定》，于1990年《报纸管理暂行规定》，在当时是比较完整的对报刊管理的法规性文件，以及《关于广播电台电视台设立审批管理办法》（1996年）等。

2、关于取缔、打击非法出版物的规章。根据国务院《关于严禁物品的规定》、《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新闻出版署于1988年《关于认定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于1989年《关于部分应取缔出版物认定标准的暂行规定》；1993年公安部与新闻出版署联合《关于鉴定录像带、图片有关总是的通知》，从实体到程序上为打击的和其它非法出版物提供了详细的依据。

3、“保密法”规章。根据《保守国家秘密法》，1992年国家保密局、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新闻出版署、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新闻出版保密规定》。

4、有关新闻单位经济活动的管理规章。1988年新闻出版署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在当时对报业经营活动的开展和报业经济的发展起了有益的推动作用。

5、有关新闻队伍建设的规章。如199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新闻出版署联合《关于加强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禁止“有偿新闻”的通知》。1997年，、广电部、新闻出版署等又《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

不过，有些学者对行政规章作为法规文件持有异议。

（五）地方性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按法定程序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以新闻管理为名的地方法规如1996年河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河北省新闻工作管理条例》。已经制定的规范报刊出版活动的地方法规有（1996）、《云南省出版条例》（1989年）、《上海市图书报刊管理条例》（1989年制定、1997年修改）、《北京市图书报刊音像市场管理条例》（1990年）、《安徽省图书报刊出版管理条例》（1996年）等。规范广播电视活动的地方法规有《山西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95年）、《贵州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6年）等。

[page_break]

在以上这五类法规文件中，就效力而言，宪法高于法律，法律高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高于行政规章，行政规章高于地方性行政法规，后者必须服从前者，不能与前者发生抵触。但所有这些规范都具有强制性，都是必须遵守的。

传播法调整的三种社会关系

法律都是用来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传播法也是如此。我国新闻法方面的著作都是罗列和分析新闻法可能包含的内容，因而显得庞杂，并没有将新闻法实际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进行分类。笔者认为大众传播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可分三大类，即媒介与国家的关系，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媒介与公民个人的关系。

如前所述，各国的传播法形态不一。有的国家有专门的传播法或新闻法，有的国家则没有，只有散见于各种法律中的有关条款。就专门的新闻法而言，从名称到结构、内容都有是有很多不同的。但是新闻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几个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

一是新闻法调整新闻与国家的关系，比如规定国家保护新闻自由和公民知情权、监督权；新闻不能泄露国家机密，不能煽动分裂国土，不能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治安等。

对于以上要调整的诸方面，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以保密的法律规定最为完备。保密问题，是有关新闻媒介与国家政府的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理解和处理人民的“知情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闻媒介的报道权与国家维护安全而必须的保密权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第二条对“国家秘密”的定义是：“国家秘密是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1992年6月12日，国家保密局、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新闻出版署、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的《新闻出版保密规定》提出：“新闻出版的保密工作，坚决贯彻既保守国家秘密又有利于新闻出版工作正常进行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规定了新闻出版保密实行自审与送审相结合的制度；通过内部途径反映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的制度；采访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的批准制度。

二是调整新闻与社会的关系，如规定新闻不能传播色情的文字、图片和画面，不能刊播虚假广告，不能误导证券市场，不能亵渎宗教等。在此领域，我国有比较多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为了便于认定在物品中较难认定的的或有色情内容的出版物，中国新闻出版署先后《关于重申严禁出版物的规定》（1998年）、《关于认定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1988年）和《关于部分应取缔出版物认定标准的暂行规定》（1989年）。按照这些规章，黄色出版物被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类：出版物，第二类，色情出版物，第三类，夹杂内容的出版物。

其二，1999年7月开始实施的《证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禁止国家工作人员、新闻传播媒介从业人员和有关人员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严重影响证券交易。”“各种传播媒介传播证券交易信息必须真实、客观，禁止误导。”

其三，1995年2月开始实施的《广告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的广告业务，应当由其专门从事广告业务的机构办理，并依法办理兼营广告的登记。”《广告法》第十三条规定：“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大众传播媒介不得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广告。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广告应当有广告标记，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相区别，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199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广电部、新闻出版署和全国记协《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把以新闻形式广告列为“有偿新闻”：“不得以新闻报道的形式为企业或产品做广告。凡收取费用的专版、专刊、专页、专栏、节目等，均属广告，必须有广告标识，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相区别。”

三是调整新闻与公民个人的关系。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也是比较完备的。首先，在保护公民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等人身权利上，在《民法通则》中都有法可依。“第九十九条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第一百条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权。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有权使用、依法转让自己的名称。”“第一百条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第一百零一条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但现代国家普遍重视的隐私权在《民法通则》中没有规定。但《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邮政法》、《收养法》、《商业银行法》、《统计法》等专门法都对隐私或个人的有关情况的保密作了规定。

此外，作为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所享有的民事权利的著作权，我国也为它制定了一部完整的法律，即于1990年9月7日由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为了让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在调整这些关系中，能够尽职尽责，新闻从业者的权利和义务在一些国家的新闻法中也有不同形式的规定。我国尚无这样的法律。

我国法律缺乏对新闻自由和新闻活动的授权性条款

按照法律规范的调整的不同，可以分为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分别规定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和禁止做什么。在上面所谈的我国用法律调整大众传播与国家、与社会、与公民的关系，后二者比较完备，而前者则很不完备。这表现在我国法律对新闻新闻自由和新闻活动的授权性条款很少。

1990年12月新闻出版署《报纸管理暂行规定》，其一些规定可以视为义务性规范，该规定第七条规定：“我国的报纸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信息和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为人民群众提供健康的娱乐；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中有7条禁止性规范。该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禁止制作、播放载有下列内容的节目：（1）危害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的；（2）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3）煽动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4）泄露国家秘密的；（5）诽谤、侮辱他人的；（6）宣扬、迷信或者渲染暴力；（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我国没有信息自由的法律规定，却不但有保护国家秘密的法律，还有独具中国特色的新闻统一制度。这也是一种义务性规范。它是以法律、法规或者与法规有差不多同样作用的执政党文件，来规定某些新闻和信息只能由国家指定的部门统一，其他传播媒介不得擅自报道。1987年等部门《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重申新华社是“党作国家新闻的机关”，它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负责准确地、及时地统一党和政府的重要新闻。和新闻出版署先后在1990年《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在1993年《关于发表和出版有关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作品的补充规定》，对出版社出版有关书籍和报刊发表有关作品作了严格规定。“凡发表和出版这类作品，必须严格执行送审制度。”此外，《气象条例》、《防汛条例》、《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防震减灾法》、《防震管理条例》，规定对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汛情、核事故、地震及其预报都必须实行统一的制度。”

即使法律规定实行统一制度的领域，也不时被借口保持社会稳定，大众传播媒介也不能自由地报道相关信息。1989年《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地如实通报和公布疫情……”但2003年上半年我国传媒在很大程度上被禁止报道“非典”蔓延的情况。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如前所述，新闻自由是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中的实施和表现。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则是指公民和媒介在媒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所拥有的新闻报道和意见表达的自由权利。但如前所述，在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中，绝大部分内容是控制、管理新闻媒介的，有关新闻传播主体的自由和权利方面的内容则很少。

新闻自由权利这个题目下，可以列出许多具体的权利，其主要权利有：1、知情权((RighttoKnow)。公民有权了解政府及官员情况及其他社会信息。2、接近权（RighttoAcess）。公众使用新闻媒介发表自已的意见的权利。3、舆论监督权（RightofPublicOpinionSupervision）。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介，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是人民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

调整管理论文篇2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市场不完备，只能选择经济转轨较容易的地区对外开放，并指定一定的税收政策以补偿市场不完备对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圳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享有很多独有的和先发的优势。加入WTO后我国利用外资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投资环境而言，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我们将对所有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实行一致的无差别的优惠、特权和豁免等政策。随着部分对外资限制措施的取消和国民待遇原则的落实，将使外商投资企业获得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2003年3月2日起，外资进入进出口领域的限制得以放宽。外商可以设立合资公司进行进出口业务的地区由原来仅有的上海浦东地区和深圳经济特区的两地6家试点扩展至全国。由此可见深圳不可能再享有特殊优惠政策。进入21世纪之后，新一轮创业浪潮前所未有，年轻的深圳正进入不同于以往的发展阶段，最大的不同之处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全国改革的总体推进，深圳享有的政策优势将不复存在。全国的改革呈现千帆竞发、万马奔腾的景象，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城市发展势头强劲，发展空间广阔，具有很大的后发优势，西部大开发的全面展开。这些都是深圳利用外资形势所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深圳已经被历史的浪潮推上了一个新的、较高的起点上，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深圳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稍有懈怠，就会落后。

二、加入WTO后外商投资趋势方面的一些变化

以往多年，外商主要将中国作为其低技术含量的加工组装基地，近几年来，外商在华投资行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过去，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加入WTO后跨国公司将全面进入包括研究、开发、管理、营运在内的各个领域；过去，外商投资往往以国际市场为目标，把深圳作为低成本的加工制造点，中国加入WTO后更多的投资者将以国内市场为目标。新形势下，深圳面临诸多挑战。

1.国际资本加大了对华投资的力度，并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增强企业竞争力。一些跨国投资公司将地区总部或全球制造基地迁至中国，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或营运中心成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一种“时尚”。由于深圳在跨国公司全球布局中战略地位不断提高，著名跨国公司设立研发中心首先锁定深圳。近年来世界500强进军深圳的步伐明显加快，朗讯科技、达能、康柏电脑、汉莎航空、伊斯曼柯达、翠丰、吉之岛等前来“加盟”，2003年又有12家世界500强公司到深圳投资或增资，在深圳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已有98家。深圳已不再是简单的加工制造基地。富士康、以色列RIT公司、奥林巴斯等一批跨国企业相继在深组建起了“脑库”；沃尔玛、家乐福、吉之岛等跨国商业零售巨头走进了深圳人的生活；宜家、欧倍德、塔吉特、汤姆逊等世界知名跨国企业去年也来深投资。

2.投资领域拓宽，对服务业的投资将成为跨国公司的投资热点。中国加入WTO后，外商投资有了新的要求，那就是资本能够自由流动，企业能够上市筹集资金，以适应现代金融经济的需要和企业规模发展的需要。在融资国际化和证券化背景下，外资更趋向利用中国的资本市场、股市来投资和发展，而不仅仅是自身已有的利润。原因在于竞争趋向激烈的时候，利润更低，投资企业需要社会来共同承担投资的责任和风险。而金融市场趋向开放以后，外资更趋向以金融资本的形式出现，而不是实业资本。而服务业的开放及其高额利润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将引导外资更多趋向投入服务业等新领域。

按照加入世贸承诺，我国将逐步开放过去属于限制类和禁止类的服务行业，扩大服务市场准入。原来开放程度较低的我国服务业将成为外资进入的重点领域。美、英等外国金融保险机构已与深圳地方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签订了合资经营协议。深圳正积极拓宽外商的投资领域，将依照中国加入世贸协议的条文率先向外资开放金融、商贸、基建投资、中介服务等4大领域。

三、加入WTO后深圳利用外资对策的调整

1.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建设。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投资，已越来越重视软环境而不是政策优惠。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地区间的经济竞争日益加剧，投资发展环境成为一个城市和地区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和关键因素，决定着资金和人才的流向。深圳如何继续保持和开拓深圳新优势，除了要在体制上继续创新、在产业结构上继续优化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继续全面地优化深圳的投资发展环境，特别是投资软环境。软环境不好，就会限制硬环境的发展。软环境中政务环境的改善带动法制环境、人文环境的改善。所以深圳市政府应加快行政提速，提高服务意识，办事效率，减少行政审批，压缩行政收费，降低营商成本。把对利用外资的管理从行政性审批为主，向依法规范、引导、监督转变。从国内外经验来看，良好软环境要通过法制化来保障，上海先后出台了110多个涉外经济法规。深圳也应根据WTO规则废止、修订与WTO相冲突的法规，制订符合WTO要求的涉外法规，做到有法可依，符合国际惯例。并要加大执法力度，强化执法意识、提高执法人员素质。为了进一步发展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还要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国内大多数地区相比，深圳市政府在政府职能转换上领先一步，但重“管理”轻“服务”情况依然存在，社会环境的国际性不够。为了让海外的投资者有比较方便、舒适的生活环境，市政府应多建一些双语教学的国际学校及港台子女学校，以及高档次的医院，还应兴建咖啡、酒吧一条街等生活配套设施，更好地吸引国外高层次的跨国财团进入深圳投资办企业。

2.采用多种利用外资方式，实行跨国并购。无论是从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的角度，还是从我国利用外资发展的角度，深圳都应把跨国并购作为重要的引资方式来考虑。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以股权转让等形式为主的跨国并购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新一轮浪潮，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较之以前的投资方式相比，很显然，外商在投资方式中更愿意用购股的形式来投资。对跨国企业而言，最直接的好处可能就是能缩短建设周期，加快投资周转速度。

外资并购目前正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一个持续的热门话题。外资进入一改合资、合作、独资等惯常手法，趋于多元化。深圳市提出要在2年的时间内，打造2条国际资本进入深圳的资本高速公路。与修建普通的高速公路不同的是，深圳市政府把建设国际资本高速公路的任务交给了专门负责产权交易的深圳市产权交易中心。深圳市产权交易中心总经理潘新平介绍：“我们提出建立两条国际高速公路，实际上是建立两条管道，把国际资本通过产权交易市场，这是第一个管道；第二个就是服务市场，这是第二条管道。你只要把服务做好了，把要购并的市场很多的亮点的东西拿到市场上来进行交易，国际资本有利润可赚，他就肯定要到这个市场上来。”通过产权市场并购企业，可以大幅缩短国际资本进行投资的周期。

3.在发展传统制造业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开放范围，放宽投资领域。以往深圳得益于有利的区位优势，制造业特别是外向型制造业发展很快，是深圳吸引外资的重点产业。今后深圳的制造业还有很大发展潜力，深圳应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完善产业链。吸引更多跨国公司跟随产品的上、下游供货商来深落户，加盟深圳的产业链。在发展传统制造业的同时，还应进一步扩大开放范围，放宽投资领域，扩大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优化外资投资产业结构、布局结构。针对服务业已成外商投资的新热点，应鼓励引进国外服务业的现代化理念、先进管理经营经验、技术手段和现代市场运作方式，以改善服务业的结构，提高服务业的水平。深圳在投资环境方面有较大的潜力可挖，第三产业在香港占85%强，而深圳第三产业只有40%的比重，发展第三产业深圳大有可为。因此深圳应在服务领域先行先试，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并充分利用深圳离香港近，成本低的有利条件，进一步加强深港合作，引入跨国企业的物流、采购等业务。

调整管理论文篇3

关键词：新背景；教育管理；体制政策

教育无小事，事事皆育人。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对教育的管理体制是功不可没的。教育的管理主要体现于用合适的管理方式对教育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使教学高效的运营。而政策的改变是非常有必要性的。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根据世界的形式与环境，做到与时俱进的这一目的。任何国家都是重视教育的，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是立国之本，是为国家培育栋梁的一个摇篮，所以一个能重视教育的民族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民族，是一个奋发的民族。而教育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与改革可以使教育教学更加高效的运行下去，得到一个良好并长足的发展。这一意义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政策调整的意义与解析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对其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不断的改革与创新，确立了我党早日步入快车道，并加快进程的这一伟大目标，而在政策的不断调整下，我党建立了更加高效的亲民的政府管理体制，而教育管理体制也在其熏陶下有条不紊的飞速发展。为我国全面培养人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同时在新的社会时代背景下也可以与时俱进不局限于过去。开创新的未来篇章。

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在我国历年来的教育管理体制的变动中教育体制是最佳的受益者，我们可以观察到其中的规律，随着教育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教育不在集中于其中一点，开始变得不断的权利下方于地方，对其管理以及教育权限进行不断的扩大，给予了地方权利的不断扩大，使其更加有自主教学教育的培训能力，更多的可以体现在教育模式的不断改变之中。良好的更教育模式可以使教育变得更加个性化，正应了那句老话“因材施教”，根据不同的学生可以定制不同的学习计划。使学生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完善，不会因为应试教育而变得视野狭窄，并磨灭了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并且对老师的工作量也有所减轻。

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注意事项

虽然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在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关注下，已经得到较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与些许注意事项。发展必然伴随着改革，而改革必然时期进行变化，变化就会有新旧矛盾问题的产生。由于政府下放了权利，使教学不在全部依赖于政府，让教育进行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所以出现了一些民办学校。但是有些学校的出现极大的增添了教育的无序性质。变相的收取高额的学费，做出“出国”承诺等。这些学校缺乏有效的管理，破坏了教育教学的秩序。所以有关部门应该把握尺度对其进行改良，改善。增强其教育的有序性。保证教育可以良好的贯彻与落实于基层人民和广大群众。使教育的普及率得到提高，增加国民教育教学的素质，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以及道德修养。

四、加强对地方教育体制改革的落实

教育的普及已经传播到了我国的各个角落，但是省级以下的教育体制改革还应该有待加强，应该对地方上的教育体制进行完善和充实，使其拥有地方特色。旗帜化鲜明。责任分化更为明确。遵守教育法律的前提下完成个性发展这一转变。为学生的多元化学习奠定基础。改变应试教育所带来的缺陷。

五、其他国家对教育体制改革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在一些其他的国家里学校与政府是分开管理的。政府依照法律法规来制定，其他则有学校的法律负责人进行统一管理。让正规社会群体对其进行督促和检查。虽然我国的体系可能和其他国家的体系不尽相同，但是也有其参考的价值。我国也对其进行了部分的调整，把学校变成事业。我认为这是解决目前教育秩序混乱的一计良药。督促了学校的办学效率，提高了办学质量。减轻了政府压力与负担。更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对教育进行一个良好的运行。以少量的经费投入就可以回报更多的高标准与高质量的学校进行良性的竞争与参与。

六、教育体制改革需要进行的完善

虽然我们的教育事业已经进入了快车道，高速发展与运营阶段，但仍有个别欠缺需要完善比如说信息系统的完善便是尤为重要的。在信息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大数据时代所带来的便捷也让人们感受到了他所带来的好处，于是也应用于各个行业当中，在国外的有些地区已经使用信息化教学。并且发展的如火如荼。事实已经向我们证明这一定是未来教育的必要发展趋势之一。所以对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与完善也需要尽早落实，并且贯彻实施。同时检查督办机构的完善与监理对教育改革也很有帮助作用。加强对学校的监督与检查，提高办学质量与办学效率，减少错误的发生，所以说对监督设施的完善也非常重要。显然上述需要完善的完善的问题需要一步步的去落实，不可以贪功求快。要稳扎稳打完成这一伟大的发展目标。

七、结束语

教育是立国之本，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关系着未来国家的强大与否，而大数据时代到来为教育事业的多元化个性化进行了更加丰富的渲染，填充了我国应试教育下所遗留的空白，增强多元化的教育事业发展，对现有的问题进行及早的分析与解决。对教育改革所欠缺的漏洞可以尽早的完善，更加高效的提高管理水平，以增加教育教学质量，让学生可以享受更科学管理所带来的高效教学。增加学生们对学习的积极性，早日实现我国教育强国这一主要目的。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增光添彩。

作者:赵明旭 单位:赵明旭，西京学院

参考文献：

调整管理论文篇4

[关键词]公债管理；资产组合理论；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068-01

一、现代西方理论中公债管理政策的内涵

一般来看，广义的公债管理是指政府决策当局和公债管理部门围绕公债运行所进行的决策、组织、规划、指导、监督和调节等一系列工作，具体内容不仅包括公债的发行、流通、使用和偿付，还包括管理体制、债券评级、反假防伪等诸多内容，管理对象既包括债务规模也包括债务结构。而狭义的公债管理仅指政府的债务管理机构对既定规模下的公债结构所进行的调整措施，相应地，管理对象仅指既定债务规模下的债务结构。与之相对应，广义的公债管理政策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债政策，它既包括公债规模的控制政策，也包括公债结构的调整政策。狭义的公债管理政策仅指后者，具体而言，即是指政府通过发行、偿还和调换等政策措施来调整公债的结构，以此来影响经济动向、实现既定经济目标的一种宏观经济政策。

二、资产组合理论与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

公债管理是否可以成为政府用于调节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基本前提在于公债结构的调整是否能够对实质经济变量产生影响，即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事实上，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公债管理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有效性问题的讨论上。20世纪中叶，Rolvh（1957）、Musgrave（1959）、Brownlee and Scott（1963）和托宾（1963）等经济学家发表了关于公债管理政策有效性的一系列文献。尤其是托宾发表的《论公债管理政策的原则》一文从资产组合和累积角度探讨了公债管理的经济效应，开创了现代公债管理政策研究之先河。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哈里·马科维茨于1952年创立的，他认为最佳投资组合应当是具有风险厌恶特征的投资者的无差异曲线和资产的有效边界线的交点。威廉·夏普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指出无风险资产收益率与有效率风险资产组合收益率之间的连线代表了各种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组合。根据上述理论，投资者在追求收益和厌恶风险的驱动下，会根据组合风险收益的变化调整资产组合的构成，进而会影响到市场均衡价格的形成。

三、公债管理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沿用托宾开创的组合分析方法，以后的许多经济学家都为探索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所得出的结论却并非完全一致。斯科特（R.H.Scott，1965）在对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进行研究后得出：公债平均期限的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金融市场长短期利率的波动。但是，莫迪利亚尼和萨奇（FModigliani and H.Sutch，1967）在根据他们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后却发现，公债期限的调整对美国当时金融市场利率结构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弗里德曼（1978）在托宾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分析公债效应的组合平衡模型（mrffolio balance model），论证了如果调换后的公债与实物资本的替代性比调换前更差，那么这样的公债管理操作则可以促进实物资本需求的增加，从而导致“挤入效应”（crowd-ing-in effecl）。他的研究实质上是将托宾的理论进一步实证化、模型化，结论也与后者不谋而合。

罗里（V.V.Roley，1979）则从另一个角度建立了公债管理政策的研究模型。他将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中的效用最大化思想和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多种证券均衡决定的方法应用于公债管理的组合模型中，利用拉格朗日方程推导出：公债管理对实物资本需求的影响取决于资本的方差和各种公债与资本的协方差。组合中的方差与协方差越大，投资的风险越大，此时投资者为降低风险就会减少对资本的需求，资本需求的下降直接降低了托宾的q值，从而对经济产生紧缩效应。政府可通过计算特定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方差和各种公债与资本的协方差，确定不同的公债结构调整方案，根据需要选择扩张性的债务管理政策、紧缩性的债务管理政策和中性的债务管理政策。

几乎与公债管理政策的资产组合方法发展同时，以卢卡斯为首的经济学家将理性预期和时间一致性问题引入到公债管理，为公债管理政策开辟了新的方法。Persson等人（1987）和Bohn（1988）将理性预期和时间一致性理论应用于名义债券和指数化债券的分析；Bohn（1990）将时间一致性问题用于分析公债的币种结构；Broeck（1997）则将该理论运用于公债的所有者结构的分析。他们均得出了与卢卡斯等人相似的结论，即政府在进行公债管理时都会遇到时间一致性的问题，即在缺少充分承诺的情况下上述诸种公债结构调整政策均会趋于无效。

参考文献：

调整管理论文篇5

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日益完备。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沟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沟通理论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沟通理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有效应用能实现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有效指导。然而，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沟通障碍问题普遍存在，加强对沟通理论的有效应用有利于克服沟通障碍，实现企业内部的有效沟通。加强沟通理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有效应用，主要从员工管理、绩效管理、企业决策和文化整合等方面着手。

二、现代企业加强沟通的重要性

在现代企业管理学理论中，沟通是指个人或者群体之间的信息、思想和情感传递过程。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沟通的目的和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对信息、思想和情感的传递，更重要的是通过信息、思想和情感的传递达成个人和群体之间的理解与共识。卓越的思想只有传递给他人并获得理解，达成个人或者群体之间的共识才有意义。变化，是信息时代的重要特征。新时期，市场瞬息万变，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加快对信息的传递和反馈速度，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形势。这就要求加快企业沟通的速度，实现企业沟通管道的多元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企业的人员结构变化较大。同时，现代企业员工日益呈现出知识化和年轻化的特征，现代企业员工更多地追求实现自我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得到了发展和广泛应用。以人为本的现代企业管理，必须加强沟通理论的有效应用。

三、企业管理中的沟通理论

（一）沟通的功能

从现代企业管理角度来看，实现控制、激励和协调作用是沟通的主要功能。控制是指对于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权利等级、行为规范以及正式指导方针，企业员工必须遵守和执行。实现现代企业的控制作用有赖于高效的沟通。企业必须加强沟通，实现企业方针政策对员工的有效传递，并实现企业员工抱怨和不满对企业管理层的及时反馈，为企业提供适时调整的依据，确保真正实现控制作用。激励是指企业要使员工明确工作目标和工作改进措施，实现对员工的激励有赖于持续高效的及时沟通。协调是指在企业管理上实现企业行动的一致性。企业协调的基础和方式是沟通，沟通的目的是实现企业的协调。企业的协调要求企业行动一致，企业行动一致有赖于思想统一，企业思想的统一需要充分发挥沟通的功能。另外，沟通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情绪表达。沟通能为企业提供有效的情绪表达机制，有利于企业员工及时释放在工作中的挫败情绪和自我实现的满足感，增强企业员工在工作中的信心。因此，高效的沟通有利于控制和激励企业员工的行为，有利于创造良好的企业心理环境，促进企业员工的发展。

（二）沟通的要素

完整的沟通过程由三个必要的因素组成：一是要有信息的发送者，即信息源，二是要有信息的媒介物，即信息通道，三是要有信息的接受者。只有信息源、信息通道、信息接受者三者实现合理匹配才能形成高效的沟通。在完整的沟通过程中，信息源的作用和地位举足轻重，信息源决定了信息和信息通道的选择。信息的准确性和信息表达的逻辑性与技巧性，受信息发送者价值观和知识、态度、技能的影响较大。对信息的理解和接受也深受发送者价值观和知识、态度等的影响。

（三）沟通的方式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常见的沟通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方向性沟通。企业管理者或领导将工作目标、注意事项分配告知下属属于自上而下的沟通。员工将工作情况、意见和建议汇报给上级属于自下而上的沟通。在企业同等级员工之间存在的横向沟通属于水平方向的沟通。二是正式沟通和非正式沟通。要根据企业特点建立正式沟通渠道，突出领导地位，以实现对信息精度和速度的保障，采用全通道式的沟通网络，实现各方的相互交叉。非正式沟通是指信息传递与交流不在正式沟通渠道之内，而是借助于非正式场合的交流和信息传播。三是文字沟通和口头沟通。文字沟通是通过各种书面文字形式实现的沟通，比较严肃和直接，具有较快的信息传送制度，但反馈效果较差。而口头沟通相对耗时耗力，但是具有良好的信息反馈效果。

四、沟通理论在企业管理中的有效应用

（一）沟通理论在企业部门管理中的有效应用

企业由各个不同的部门组成，企业的正常运转有赖于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企业各部门之间，在客观上存在着差异，因此在企业管理中，对各部门的差异性进行协调，实现各部门之间的求同存异，促进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对于维持企业正常运转，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加强沟通理论在企业部门管理中的有效应用，有利于企业管理者对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方式进行科学合理的整合，实现对各部门之间差异的迎合，促进各部门对企业信息的接收和理解。从而为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沟通提供准确客观的信息依据，促进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有利于实现高效的企业运转，加强对企业部门的管理。

（二）沟通理论在企业文化整合中的有效应用

文化整合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企业良好的文化整合能为企业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然而，企业员工具有不同的文化素养，企业要求企业员工实现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同，必须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对企业员工进行文化整合，增强企业员工对企业制度的执行力度。这就需要加强沟通理论的有效应用，促进员工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同和理解，使企业员工与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形成共识，从而实现企业文化的有效整合。

（三）沟通理论在企业决策中的有效应用

企业决策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对于企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信息是企业决策的基础，企业决策的效果有赖于信息的反馈。信息的有效传递和反馈有赖于高效的沟通。为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变化，企业决策要准确快速地对市场作出反应。准确的企业决策离不开真实可靠的信息，迅速的企业决策离不开信息的快速传递。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有赖于沟通管道的通畅，沟通管道的科学选择决定了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企业要加强对沟通通道的建设，实现沟通通道有效的信息过滤。在企业决策中，充分的沟通有利于准确快速地把握信息，增强企业对信息的理解，有利于企业决策的有效执行。另外，企业决策过程中的沟通能有效反馈相关意见，实现对企业决策失误和偏差的有效纠正。

五、结语

调整管理论文篇6

论文摘要:经济法的基本理论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分清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不同之处,对于明确经济法的地位,促进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有效实施,完成经济法学的学科使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法和行政法区分的评析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调整对象方面

行政法调整的对象是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以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范围为标准,行政法一般分为一般行政法和特殊行政法。一般行政法是对一般行政关系加以调整的法律规范总称,如行政基本原则、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现在的行政法教科书主要论述的是一般行政法的内容,把它作为行政法学总论的部分;特别行政法是对特别的行政关系加以调整,如经济行政法、军事行政法、教育行政法、公安行政法等,一般把它作为行政法学分论部分。由此而看,行政管理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卫生、外交等。所以说行政法不调整经济关系是不正确的。并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生在经济领域的行政管理关系会日益增多,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我们需要解决的是使用什么样的行政手段进行经济管理,经济行政管理的“度”应是怎样,我们不能由一种“对经济全抓全管的政府”的这一极端走向“对经济完全不管的政府”的另一极端,从而把调整行政管理关系作为主要调整对象,把确认和规范行政权作为主要调整功能的行政法排除在经济管理之外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法调整的是与经济关系没有直接联系的组织经济关系,也就是行政法所调整的对象不直接具有经济内容,并以此把经济法和行政法分开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需要问的是:什么是“直接的经济内容”,什么又是“间接的经济内容”?直接和间接本身就是对一事物或一种社会关系而言的,如果说经济法调整具有直接的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而行政法调整具有间接的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至少说明一点,这些学者看到了行政法也调整具有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

直接和间接的区别是什么呢?这里所讲的“直接”或“间接”主要是从法律调整的手段而言的。随着现代国家行政法功能的扩展,“秩序国家”向“给付国家”转型,传统秩序国家观念下的命令行政已不适合现代行政法功能的变革趋势,行政法一贯奉行的单方意志性在现代行政法理论和实践上都已发生动摇。

(二)调整手段方面

用传统的观点看待行政法的调整手段,基本上都将行政手段看作是命令与服从式的,强制性的和单方意志性的。而现实中,民主思想的激荡,福利国家的出现,使得现代行政法的功能大大突破了传统的保护国家安全和独立,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以及确保财政收入的消极行政作用,而向积极整备环境、经济、地域空间等秩序行政方面,以及社会保障、公共义务的供给,资金补助行政等给付行政的方面扩展。行政调整手段由以前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不平等的地位已向平等协商的方向延伸。在行政法理论与实践中出现了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事实行为等现象。这些非直接权力性的行政手段的出现是现代行政法中合作、协商、民主精神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市场经济调节失灵和政府干预双重缺陷的一种补救方法,它是传统意义上行政职权行为无法替代的。这些行政行为引起的法律关系将成为现代行政法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内容。同时,这些调整手段也是国家调整各种经济管理关系时无法回避的手段。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现象,而简单的认为行政法制调整手段是命令与服从,是直接的行政命令方式,从而把行政法与经济法简单的区分开来,这是很幼稚的。

此外,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具备独特的调整方法是否应是划分独立法律部门的一个标准?从法律层面上来讲,调整方法只有民事、行政、刑事三种,当代的法律实践还未催生出其他的调整方法。因此用调整方法来划分法律部门是不科学的,即便是以此为标准,也不能把经济法和行政法完全区分开来。

(三)主体方面

对于经济法主体是否包括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问题,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人为地赋予国家不同于行政管理者的经济管理者的身份缺乏法律依据,毫无实际意义,且更易造成权力膨胀和权力运作的矛盾。法理学认为:我国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包括自然人、集体主体、国家和其他的社会构成。其中,国家机关,包括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监察机关等,它们在其职权范围内活动,能构成为宪法关系、行政法关系、诉讼法关系等多种法律关系的主体……由此可见,认为经济法的主体包括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而行政法的主体只有行政机关是缺少法理学支撑的判断。同时,我们还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行政主体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是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由行政主体和相对方构成,因此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一部分。在区分行政法和经济法主体时,必须在同一层面上进行讨论,即对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主体进行区分,而不是经济法主体与行政主体的区分。如果只进行经济法主体和行政主体的区分,势必将缩小行政法主体的范围。 

(四)本质属性方面

从现代意义行政法的起源来看,它产生于资产阶级国家权能划分之后行政职权独立的基础之上。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掌握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封建专制势力的束缚,他们提出“民主”与“法治”的口号,以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用法律来控制政府的权力。资本主义行政法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为它在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以充分保护公民权利。资本主义行政法的基础理论被归结为“控权论”。

与“控权论”对应的另一种理论是“管理论”。“管理论”产生于社会主义国家,它是在无产阶级政权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形成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国家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巩固革命成果,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的问题,强调和加强政府的集中管理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个时期,人们显然不会和不可能过多地考虑控制和制约行政权的问题,相反,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运用行政权去进行管理,去高效地实现巩固政权和建设国家的目标。由此来看,单纯的认为行政法即控权之法是不科学的。我们必须用辨证的方法历史地来看行政法的作用。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控权论”和“管理论”都不能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在资本主义国家,当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自身的缺陷暴露无遗,其盲目性、滞后性的经济问题的出现又引致一系列的社会危害,如高失业率、环境污染等,管得最少的政府已不能符合时代的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得不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解决日益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于是是政府的行政权得以扩张。与此同时,由政府主持的经济立法现象也日益增多,这种立法更加注重社会的整体效益和整体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巩固后,各方面发展步入正轨,特别是经济的复苏要求政府改变以往全方位管制的作风,要在行政法范围内加强对行政权力的限制。比如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由计划向市场转型,政治上也加强完善社会主义民义制度。在行政法上体现为一系列控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的增加,例如《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的制定与实施。由此可见“控权论”和“管理论”相互渗透,借鉴对方的合理成分,以使自己的理论得以完善和发展。于是,一种新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应运而生并得以实践,这就是“平衡论”。“平衡论”认为:行政权与公民权既要受到控制,又要受到保障;公民权既要受到保护,又要受到约束;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也应相互制约,又要相互平衡。“平衡论”弥补了“控权论”与“管理论”的缺陷,又吸收了两者的长处。该理论贯彻于行政法的全过程,是行政立法、执法、审判的指针,也是评价行政法的根本标准。目前,“平衡论”为大多行政法学者所赞成,并且在客观上被各国法律实践所证实。

二、经济法和行政法区分的误区及其关系

(一)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分的误区

为什么经济法与行政法不能清楚的区分开?这里面的症结在哪里,作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传统与现实的交叉论证。传统法理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应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并以此为标准建构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建设,经济立法日益增多,经济立法理念逐渐得到发展,私法中的平等、自治观念受到人们的青睐并被公法所吸收(当然也出现了私法公法化的现象)。学者们为论证这些现象的重要性、划时代性,千方百计要给它们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谋求一席之地。为此,学者们千方百计地论证经济法的独立地位,殊不知这已是不同语境下的法律现象。首先是经济法与民法进行论战,但随着《民法通则》的出台,经济法学者们不战而退,缩小自己调整对象的范围,把它定位于经济管理关系,这样又引发了经济法和行政法的论争。为了给自己的论证增加法理支持,人们开始对法律调整的对象进行改造,如有学者提出“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调整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那么我们要问:如果提出一种新的标准论证经济法的独立性,我们可以说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但这种独立的法律部门与行政法的独立是两种性质的独立,在此基础上论证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

2.对现代行政法了解的缺乏。很多经济法学者在论证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时,明显地表现是对行政法了解的缺乏,当然这也有行政法学者的原因。经济法学者对行政法理论的了解还是停留在传统的理论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行政法自身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行政法理论的发展。随着行政法理论的发展,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也在发生着变化,已从传统的以命令、强制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整方法的运用。由于我国现代行政法研究较晚,因此行政法学者大多只注重对总论部分的研究和论证,表现在我国现有的行政法教科书中几乎只涉及到总论部分的阐述,对分论部分的研究极为薄弱,部门行政法学与一般行政法学相比极不发达。的确,部门行政法的研究比较弱,但这与狭义的经济法的本质属性无关。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1.狭义的经济法应属于经济行政法。我们看到,现在所说的狭义的经济法在法律性质上即是经济行政法。经济行政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行政机关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即经济行政管理关系),这种管理关系大多是无偿、不等价的经济关系,并且通过特殊的意识活动如行政命令、指示、调控、计划、指挥及监督等方式形成,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日益注重对被管理者权利的考虑和把握,这反映了行政关系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一是经济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经济活动的管理;二是相对人对经济行政机关行政权行使的监督,经济行政法从法律属性上应是部门行政法,即为行政法的亚部门。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行政法的研究相对落后,以至有的学者称:我们可以把经济法划归于行政法范畴,但是行政法学者对这些经济行政法的理解仅仅是形式化的、限于手段层面的,因为从客观上说,行政法学者与经济法学者相比,在对经济及经济学的了解方面应该相对欠缺,故而影响其对国家调控经济活动形成深刻认识,自然也影响经济立法、执法等活动的效能。笔者并不想否认经济法学者的贡献,也不想否认经济法的作用,我们想说的是经济法学者不必要把经济法的研究领域限制在狭义的范围内,它应有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2.广义的经济法应是对整个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法律。我们认为:经济法规范不可以由任何一个部门法所囊括,而是散见在各个法律部门的规范中,形成了经济法规范的法域,这才是经济法的本来面目。经济法原本没有必要与民法、行政法进行区别,经济法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应该从国民经济整体、系统的高度研究我国的经济现象,以期待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进行理论的指导。而这种广义的经济法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法学的研究范畴,它包括经济宪法、经济民法、经济刑法、经济行政法等,认识到这一点对研究经济法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结束语

明确经济法地位的确立不一定非要求证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对于经济法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法律部门的划分是对现行法律规范的概括,是属于理论范畴的主观意识,法律的创制和实用从来都是对现实中利益的冲突而为之。因此,法律部门的划分不应成为各家的“圈地运动”,况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现象日益复杂。我们需要对经济现象进行总体、综合的考虑,由此可见,经济法学的任务是极为重要的。

在当今的学术界,对于经济法学科的独立性问题,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这种学科独立性的确立工作还远未完成,这寄希望于经济法的基本理论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这种学科的建设时,我们一定不要囿于传统的部门法的理论构架,而应按照经济法自身的特点来进行理论的建设,否则对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就如同走沼泽地,越陷越深。此外,对经济法学的研究应综合运用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关注时代的要求,回答时代的课题,为市场经济建设立章建制,促进经济法立法的修改、完善,从而推动经济法的实施,以完成经济法学的学科使命。

参考文献:

[1]余凌云·行政契约论[a]·行政法论丛,1998,(1)

[2]罗豪才·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宋华林,邵蓉·部门行政法研究[j],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2)

调整管理论文篇7

协同理论是基于理论物理学而建立的一个自组织理论，着重研究各种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时的相似性，以发现自组织系统的一般原理。协同学创始人哈肯认为，协同是系统的各部分之间相互协作，使得整个系统形成微观个体层次不具备的新结构和特征。社会由许多复杂开放的系统组成，属性不同的各系统间存在相互冲突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协同理论认为，通过对社会系统中各子系统进行时间、空间和功能结构的重组，能产生新的时间、空间和功能结构，其效应远大于各子系统效应之和⑦，协同机制因而是实现系统整体价值的有效方法。管理协同的产生与发展，归根到底，源自于企业开发利用资源的管理情境发展要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多元化经营成为企业寻求增长的创新性途径。多元化战略经营管理背景下，如何有效处理多元化战略之间矛盾和利益共生关系，从而更好地促进企业经营发展，成为企业多元化战略决策和管理面临的关键问题。协同被认为是多元化经营各种战略框架形成的关键因素，并被用来研究多元化经营企业的竞争优势获取⑧。如Ansoff(1965)识别了作为公司战略要素的销售、经营、投资和管理协同，伊舟广之(1987)将协同进一步分为互补效应和协同效应。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管理理论和实务界开始关注通过企业组织内部资源的开发利用获取竞争优势⑨。协同管理重心因此也被转移到关注企业内部资源分享上来，通过关键资源分享获得协同，协同效应被认为是从分享资源获得的竞争优势功能⑩。如波特(1985)运用价值链分析了业务单元之间的关联，为企业组织内部的协同管理提供了理论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企业经营管理环境的复杂多变、战略管理理念的盛行、管理和控制风险加大等都使得管理理论和实务界日益重视企业内外部资源的整合和重组，重视通过实施协同管理，共享企业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以创造价值。管理协同研究逐渐升温，研究内容涵盖了协同效应、协同机会识别、业务管理协同、协同机制等，研究对象大致有跨企业、企业、企业部门层次等。协同被认为是企业系统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根本途径。

从目前看，管理协同理论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侧重点不同的研究路线。一条是强调协作、配合等协同效应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路线。通常所定义的管理协同是一种状态或是过程，或强调协同给企业带来的价值增值，即或强调协同管理或强调协同效应。另外一条研究路线则关注管理协同的方法体系，强调将协同学及其原理引入和运用于管理领域。这种研究路线下发展的管理协同理论，将企业视为一个自组织系统，运用协同原理，探求企业协同管理的方法和理论体系。如潘开灵等(2007)认为管理协同是运用协同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研究管理对象的协同规律并实施管理的一种理论体系。管理协同的本质是各协同要素按照一定的方式相互作用、协调配合、同步、产生主宰系统发展的序参量，支配系统向有序、稳定的方向发展，进而使系统整体功能发生倍增或放大，获得协同效应。纵观现有文献，对管理协同理论和实践达成共识的是:首先，协同是一个在动态环境中考察的系统概念，是企业组织为达到其目标，在变动的环境中，整合资源、协调人员、设置组织结构、协调技术研发等之间的关系，实现功能优化的系统过程。其次，协同管理意味着在特定的经营环境中，业务单元在一起工作能够产生比独立运营要高的价值，即获取协同效应，因此应当从系统角度来整合、开发和利用有形和无形资源。

企业管理协同:审计视角下的逻辑解构

基于资源的企业理论认为，资源提供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企业战略运营管理总是以一定的企业资源为基础，通过对企业拥有资源的结构调整和优化，不断提高企业运营绩效。一方面，企业在整合、开发和运用资源时处于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整合、开发和运用这些资源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并与企业外部环境动态地相互作用，也即企业管理系统具有开放性特征，由此产生协同管理的客观要求。管理协同在一定管理情境和条件下，寻求企业管理所遵守的共同规律，找出影响系统变化的可控因素，进而充分发挥企业组织系统的协同效应，是协同机会识别、信息沟通、要素整合配置、序参量管理等协同原理和机制在企业管理中的实现。基于管理协同理论，对企业管理机制和流程整合分析如下(图1)。如图1所示，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的生存发展取决于其培养、提供、整合以及发展组织、集体和个人的专门化知识和能力而获得的创新和竞争优势。这种优势在企业层面上，是通过与社会环境信息交流过程中的市场检验法则实现，从企业内部运营管理的角度来看，是通过对各项经营业务的具体管理和操作获得，即是通过计划、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各项管理措施具体实现。企业管理协同机制由协同机会识别、信息沟通和要素整合配置、创新和竞争优势管理构成。企业持续的创新和竞争优势为企业管理和发展确定了方向:一方面，企业的创新和竞争优势反映了企业管理各要素的协调和竞争状态;另一方面，环境的复杂和风险性，使得创新和竞争优势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要素，支配其他要素，完成企业生存发展的自组织过程。企业通过不断地缩小创新和竞争优势与市场竞争需求的差距，为企业管理协同提供动态的导向目标。协同机会识别是寻求企业管理子系统中可以产生协同的环节。通过分析企业行为共享如何影响创新和竞争优势，考虑协同效应价值和成本的基础上确定协同机会。通过充分的信息交流与沟通，使得协同价值被广泛地理解和接受，在此基础上进行要素的整合、配置，从而最大化地获得企业持续的创新和竞争优势。

依据协同管理的自组织原理，企业作为一个自组织开放系统，应主动地适应环境变化，根据内外部环境因素变化要求不断优化企业管理系统，调整系统资源、制度程序的作用和相互关系，追求获得持续的创新和竞争优势。企业经营的社会环境是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所有的管理活动都应当以此为基础展开。社会环境因素包括宏观的诸如经济社会、政治稳定、技术进步等，也包括微观的竞争对手、供应商、客户等。以社会环境协同为导向的管理逻辑下，企业以适应社会环境要求为目的，设置相应组织结构，并设计和组织工艺流程，制定执行运营管理的各项制度、程序和措施，为企业管理各主体设定行为规范。在企业层面上，培育企业组织内的社会资本，完善企业管理软环境，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组织的协同管理效率。同时，企业的组织机构系统、工艺流程系统、运营管理系统，以及与企业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环境系统之间通过一系列的协同机会识别、信息沟通、要素整合配置和序参量管理等机制，实现各个子系统内部和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以使得企业管理系统从无序演化到有序，获得协同效应。在业务操作层面上，企业运营管理是通过对战略、经营环节等具体业务的计划、决策、执行、监督和反馈等系列机制实施所完成的。因此，企业欲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和能力，不仅要对单项业务精益管理，还要能够注重对管理子系统，业务管理各流程开展协同管理。综上所述，企业协同管理是根据企业战略发展目标，合理确定能够表征企业发展宏观有序程度的序参量，运用支配原理，建立协同运行机制，使得企业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协调、相互耦合，产生协同效应。企业管理协同包括企业内部与企业内外协同，内部协同则主要通过内部管理要素的匹配、协调，内外部协同是指企业与外界的互动适应过程。作为企业协同管理的负向反馈和约束机制，管理协同审计通过对企业管理系统的协同效应为导向的协同组织全过程评价，有助于改善企业协同管理水平和获得持续协同效应。籍此，本文搭建了管理协同审计的理论基础。

基于协同效应的企业管理协同审计:一个理论框架

管理审计是对企业运营管理制度、管理活动及结果评价和报告的系统过程，其目的在于检查并揭露企业运营管理中的缺陷和重大风险，帮助企业改善运营管理。通过审查评价企业管理协同机制设计执行、协同效应等，对改善企业协同管理提出意见和建议，是企业协同管理的自我要求，也是管理审计适应企业管理环境和方法发展，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促进企业价值增值的途径之一。企业管理协同审计总目标是，通过审查企业管理协同机制设计及其运行，评价企业管理协同效应获得的科学性、有效性，并对改善企业管理协同提出意见和建议，最终促进企业实现价值增值。以企业创新和竞争优势获取为企业管理协同目标，重要的是识别协同机会，对管理协同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以及在此基础上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使企业子系统在演变及与其他子系统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下形成关联放大效应，实现企业资源开发利用整体协同效应。由此，企业管理协同审计范围包括企业组织结构、管理流程、各类管理机制等协同的静态审查，也包括对企业管理系统、子系统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信息能量交流适当性审查。

(一)企业管理协同机会识别审计

企业管理协同机制是开展协同管理的一整套方法体系，协同机制审计能够评价企业是否合理确定表征企业管理宏观有序的序参量、管理机制运行有效性，其中重要的是识别协同机会识别和信息沟通审计。协同机会识别是发现企业运营管理中缺乏有序性，协调性、合作性不足的各子系统或要素，以采取相应协同管理措施，促使企业内部子系统或要素按照一定方式有序运行，从而获得协同效应。协同机会识别是企业协同管理的关键步骤和前提。在开放的经营环境下，企业要不断根据变化的环境，识别协同机会，通过协同管理，获得持续的竞争和创新优势。协同机会识别审计目的是审查评价企业是否建立协同运作分析、协同机会评估制度，评价其有效性，并对企业协同机会识别提出意见和建议。企业管理协同机会审计内容包括审查评价企业具有清晰的战略和经营目标，是否建立科学的战略实施机制，是否建立管理要素配合、流程衔接的信息收集和评估制度及其健全性、有效性;审查企业以协同为导向的定期或不定期的战略管理、业务经营讨论分析会如联席会、部门际会等制度的合理和有效性;审查评价企业是否根据经营环境变化、战略目标、经营管理风险等识别协同机会;审查评价企业针对潜在协同影响因素，特别是影响企业协作、导致业务管理运转不畅的因素信息收集、传递、报告、评价和决策制度的健全和有效性。

(二)企业管理协同信息沟通审计

充分、有效地信息沟通能够及时传递决策信息，并能够使得企业员工清晰地理解、认同和接受协同管理主题，是协同管理顺利实施的保证。企业管理协同信息沟通协同的审计目标是审查评价企业管理协同信息沟通机制的科学性、合理性，并对改善管理协同信息沟通提出意见和建议。企业管理协同信息沟通审计内容包括:审查评价企业是否建立多样化和通畅的信息沟通渠道和交流制度，是否建立有利于企业间管理协同的信息共享平台;审查评价企业信息沟通机制是否与企业内外部环境相协调、匹配，以保障及时准确地沟通信息;审查企业战略、运营操作层面信息沟通制度及其与职能部门职责要求的匹配和协调性;评价管理协同所需采购、价格、销售、运输等信息沟通与交流的科学和有效性，是否存在阻碍信息传递的情形等。企业管理协同信息沟通审计还要审查评价企业是否建立危机或突发事件的信息沟通制度。

(三)企业组织结构协同审计

企业组织机构是组织运转与功能实现的基础，是企业管理协同的执行主体。协同管理不仅强调企业内部和外部资源的利用，而且强调对企业内外部资源的协调整合，强调企业资源利用开发过程中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调整。因此，动态的组织结构是企业实现管理协同的基础条件之一。组织结构协同审计的目标是，审查评价组织结构设立的科学性及其与外部环境、管理制度流程之间的匹配、协调性，并对组织结构再造提出意见和建议。组织结构协同审计具体内容包括:审查企业组织结构设置是否合理，是否以职能为中心，建立流程组织，在职责范围、权力分工、协作体系等方面与企业战略目标和经营管理是否相匹配、协调;审查评价组织结构职能层次、种类划分，部门、职务和岗位设置是否科学合理;审查企业组织结构设置能否保证及时获取和反馈信息，以确保信息畅通和对业务运营进行有效监控;审查评价企业组织结构是否与外部经营环境和企业战略目标需要相匹配，是否与企业规模、所处成长周期、技术发展、企业文化和企业所处经济社会环境等相匹配适应。组织结构协同审计还要审查评价企业是否根据企业战略目标、经营内外部环境变化，及时地对组织结构设置进行动态调整和柔性化改造。

(四)业务运营管理协同审计

协同管理强调对管理制度、流程、程序的整合、协作，以使得管理子系统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主要包括:财务协同、采购协同、生产协同、营销协同、研发协同等。为达成企业协同目标，在运营管理过程中，管理者需要从企业整体管理角度，形成管理子系统互补、关联的动态结构，并根据企业快速变化的经营环境，及时地整合、协调和共享企业资源，以获得可持续的竞争和创新优势。企业业务运营管理子系统协同，一方面是在纵向上与企业战略目标导向的竞争优势需求相匹配协调，另一方面是企业各项业务运营管理机制，如计划、决策、执行、反馈和监督机制之间横向上相互协调一致。企业业务运营管理协同审计目标是审查评价企业各业务管理子系统的协调和一致程度，评价企业财务、采购、营销、生产和技术研发协同机制设计和运行有效性，分析制约企业运营管理和战略目标实现的瓶颈因素，从而对改善企业财务、采购、营销、生产和技术研发协同管理提出意见建议。财务协同审计内容主要包括:审查评价企业是否建立精简高效的财务机构和统一规范的财务制度、财务管理责权是否清晰明确、财务制度执行是否有效，评价企业是否具有管理协同相匹配的财务筹资、营运资金管理、筹资规模和运作能力。采购协同审计内容主要包括:审查企业采购业务管理机制和环节的协调性以及采购业务与企业战略、财务、生产、技术、营销管理等的匹配性;审查企业是否区分材料类型制订采购策略，评价采购策略与生产组织特征、库存管理、采购人员队伍建设等的匹配和一致程度;审查采购部门内部职员分工是否明确，职责是否分明，采购部门与其他部门是否建立沟通协作机制及其运行;审查企业是否建立供应商的动态管理制度，评价企业不同战略层次的供应商与战略匹配程度，评价订货响应时间和速度与企业战略协调一致程度等。营销协同的审计内容包括:审查评价企业营销资源界定是否清晰，采取的营销协同方式是否适当;审查企业是否与协同企业间共享营销资源、共同开展营销活动以及是否开展营销组织经验的交流沟通等，评价营销沟通、品牌建设、产品营销等方面合作的效率效果。企业生产协同的审计内容包括:审查评价企业生产工艺流程设计、生产组织与企业战略是否匹配，生产要素与运营技能要素是否匹配协调;审查评价是否建立适当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确保企业拥有与生产技术、设备相配套的技能素质。企业技术研发协同审计内容包括:审查评价企业是否有清晰的技术发展和创新战略，技术战略与企业发展战略、信息沟通、营销管理等是否匹配、协调;审查企业是否建立了与技术发展创新相协调的企业文化氛围、激励机制，是否建立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扁平化、柔性组织结构;审查评价技术研发要素是否配置合理，管理能否为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审查评价企业对市场技术创新需求的反应机制是否灵活迅速，技术研发过程中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是否顺畅、及时，是否存在响应时间过长反应速度较慢等现象。

(五)组织社会资本协同审计

企业组织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是企业组织社会资本，有助于成员共享知识和技术，促进合作行为。组织社会资本既是管理协同的产物，也是协同效应的状态，是协同管理顺利实现的经营管理环境基础。组织社会资本审计主要目的是审查评价企业是否采取相应制度措施以构建合作信任的环境氛围，评价企业环境氛围与其他管理要素的协调程度，从而对组织社会资本管理提出意见和建议。审计内容包括对企业已经建立的文化、信任与合作氛围的审查评价。文化协同审计审查企业是否建立有利于企业内部各部门、各业务单元优化资源配置的竞争、合作和协作文化;审查企业是否培育了重视个人自尊、权力、独特性和成长能力，尊重他人及其权利，关心他人并为他人服务关注共同利益等为特征的组织人道主义文化等;审查评价企业是否建立有鼓励雇员自愿做出角色外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制度及其有效性。公平感对于开发信任、尊重和互惠的高质量的工作关系至关重要，组织社会资本审计因此要审查评价企业运营管理的过程公平及员工的公平感程度。

调整管理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行政管理专业；继续教育；教学体系

我国自1979年正式引入继续教育概念，30余年来我国的继续教育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作为一种教育形式尚处于不断完善阶段。从函授时代的脱产、夜大、函授形式的成人教育、80年代的自学考试到90年代末网络教育，不仅包括专科起点升本科、高中起点升本科，也涵盖高中起点升高职（高专），同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在不断的自我突破与发展壮大，行政管理专业（继续教育）也不例外。同济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继续教育）为满足在职人员继续教育的需求，不断朝办学模式多样化的方向努力。不过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培养目标不明确、课程体系以及知识体系模糊不清、学校特色不突出、教学方式僵化等。如何优化行政管理专业（继续教育）教学体系，进一步突出自己的特色和方向，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一、同济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继续教育）教学体系实证分析

1.调研情况概况

本次调研采用问卷调查形式开展，随机选取同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行政管理专业专升本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问卷内容涉及基本情况、就业因素、课程设置、教学方式课程建议等方面。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199份，其中男生58名，占总人数的29%；女生141名，占71%；生源地是上海的180名，约占90％。所有调查数据均采用SPSS12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和分析。

2.调查结果总结

关于学习者基本情况的调查发现：在目前就业单位调查中，有37.2%的同学就业于民营企业；28.6%的同学在外资企业；20.6%的同学在国有企业；8.5%的同学在事业单位；2%的同学在国家行政机关。问及工作行政的问题，30.2%的同学选择行政类；7.5%的同学选择“人事类”；4%的同学选择“咨询类”；1%的同学选择“文职类”；55%选择“其他”。

关于学习者对大学课程设置满意度调查发现：约44%的同学表示满意；5%的同学表示非常满意；49%的同学表示一般；但仍有2.5%表示不满意。问及对课程设置不满意的原因，29.1%的同学选择“缺乏与实践的联系”；13.6%的同学选择“内容太宽泛，缺乏针对性”；10.1％的同学选择“课程安排太分散，影响实习时间”；9.6％的同学选择“理论性太强”。对于“您在大学中所学知识能否适应您现在的工作要求”的问题，52%的同学表示一般；31%的同学表示适应；3%的同学表示非常适应；6.6%的同学表示不太适应；但仍有5%的同学表示很不适应；5%的同学表示很不适应。关于实践课程评价的调查，18%的同学选择“实践形式单一”；16.6%的同学选择“实践基地太少”；12.6%选择“实践经历与所学专业相关度比较低”；6.5%选择“实践时间太短”。

关于学习者对教学方式灵活性及教学手段先进性的满意度调查，按评分规则分值越高越满意，78名学生选择“3”，占39％；44名选择“4”，占22％；22名学生选择“5”，占11％。但仍有6名学生选择“1”，占3％；47名学生选择“2”，占23.6％。

在“希望老师如何改变”的问题中，部分学生表示了“希望老师能够加强实践课程”或者“增加学生主动性”、“与实际相结合”等愿望。个别同学表示“希望老师能够开拓学生眼界”等愿望。这表明老师在教授该专业课程时过多强调理论，缺乏实践课程。在教学方式方面，学生建议采用因材施教、案例教学及启发式教学的方法，这样可增加课堂互动性。

二、行政管理专业（继续教育）教学体系出现的问题

通过对同济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继续教育）教学情况的调研以及与其他高校的比较，不难发现行政管理专业（继续教育）教学体系目前存在一些问题。

1.课程设置有待完善

与其他高校情况相同，同济大学行政管理（继续教育）课程设置也存在重专业知识掌握轻人文素养培养、重定性类课程轻定量分析类课程的问题。在理论教学体系以外，忽视了人文素养的培养，尤其是公共伦理教育。而且，目前行政管理专业继续教育课程体系设置中，政治学、管理学类的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所占比例相当大，经济类、统计分析类等定量化课程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少，仅限于经济学原理与方法、社会学原理与社会调查和统计等几门定量类课程。这极大限制了学生对社会公共问题进行正确有效的定量化分析，不利于继续教育学生在工作岗位上应用所学知识。

2.教学方式有待改善

虽然近年来学校在教学方面越来越重视运用案例教学、情景教学等旨在提高学生能力的教学方法来改进课程教学，但这些尝试仍处于探索阶段，是否真的有效提高知识掌握度还有待进一步验证。而且这些方法往往只是在某些课程或者某门课程的某些内容教学中得以运用，整个教学体系还是以知识传授型为主来构建的，课堂讲授仍占据教学过程的主导地位。

其次，教学方式未考虑到继续教育学生的特点。与本科学生相比，接受继续教育的学生往往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更注重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的培养，提高解决工作中问题的能力。简单注入式教学法已不适用于他们，亟需增加课堂参与度，进行师生互动、双向沟通。

3.教师资源有待开发

继续教育的正常开展需要获得学校在师资方面的支持，教师资源的优化配置对其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学校在师资配置方面存在着教师特长不能较好发挥及资源联动机制缺乏的问题。首先，学校不能很好按照教师的研究方向及专长来合理安排其担任的课程，这样不仅需要教师再投入大量时间准备，而且教学效果不佳。其次，教师资源整合不佳，与全脱产教育、MBA、MPA等项目没有形成很好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政管理继续教育的发展。

4.专业特色有待突出

虽然同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具有独特的办学经验和深厚的文化氛围，但是特色不鲜明、个性不够突出。课程体系单一化和趋同化，未突出本校在城市管理方面的优势，导致行政管理学生知识结构同质化。同时，当今行政管理专业尚没有摆脱政治学对它根深蒂固的影响，整个课程体系依然由政治学、行政学、法学等作为主干学科来进行架构，未能体现出世界各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来再造政府流程、推行电子政府建设的发展趋势。并且在我国政治制度日益完善、行政活动日益高效的趋势下，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的更新速度跟不上社会发展步伐。

三、对策及建议

虽然行政管理专业（继续教育）设置时间不长，但它一直以改革进取状态不断发展。作为工科背景的同济大学，公共管理系如能针对社会需求，突出培养城市发展人才的优势，依托上海大都市的地理优势和同济大学城市建筑、规划的优势资源，在公共管理领域走城市管理和发展的特色道路，将能大大提升品牌影响力。结合前文分析，建议在五个方面进行调整。

1.调整培养目标，借鉴管理制度

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改革首先必须调整培养目标定位，把能力培养明确作为行政管理专业教育教学的主要目标写入行政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之中。在修订行政管理专业培养方案时将培养目标调整为：本专业旨在培养掌握公共管理、城市管理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具有管理学、经济学、行政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能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解决实践问题，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具有国际视野的城市公共事务管理人才。学生毕业后，主要在各类城市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非营利性组织、涉外单位从事现代化行政管理工作。同时，培养目标也需要定位在创新人才的培养。借鉴国外研究型大学“严进严出”的制度，有创造潜力的人员才允许参加继续教育，否则会影响学校的声誉和人才质量。

2.调整课程体系，推出精品课程

模块化的课程设置是模块式教学的重要内容，指专业教学计划中各科目安排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应以理论性、方法性、领域性为三个基本模块，突出城市管理，强调工具及应用性，在原有课程基础上增加了行政伦理学、应用心理学、公共管理案例和分析、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等必修课程，将社会调查和写作从选修课转为必修课程。同时增设了中外管理思想比较、可持续发展与管理、教育发展与管理、社会保障导论、中国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等选修课程。同时，应积极改变行政管理继续教育课程设置重原理轻技能的现状，建议大量增加增加公共政策和方法类课程以及作为学科新基础或反映学科前沿和实践性、应用性强的课程；同时打造精品课程。

3.更新教学方式，改进教学手段

我系拟加强改革教学方式，重视夜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和技能训练。行政管理专业由学术型向应用型的转变，要求更新教学方式。要积极尝试以下教学方法：一是讨论式教学法，即教师提出讨论题目或鼓励学生提出疑问，并指定相关参考书目，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并发表自己的见解，最后对讨论进行归纳总结。二是专题式教学法，即老师将本课程中最基础、最核心或最受关注的内容以专题的形式进行讲授，突出重点，讲透内容。三是案例教学法，指导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典型案例，或要求学生就某一知识点写出相应的案例。

在国外尤其是美国，管理学科所采用的主要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辅之以理论讲授、情景模拟、角色扮演和实习等。我系也可以通过城市管理中的案例教学，或是请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为学生授课，让学生接触大量的现实的或虚拟的案例，学习和积累实际的城市管理经验，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中，教学案例的选择应该坚持综合性与典型性有机结合的原则，综合性反映行政管理实践问题的复杂程度，在于锻炼学生的综合分析和辩证思考能力；典型性反映行政管理实践问题的规范化和针对性程度，在于重点训练学生的专业知识运用技能和定义问题性质的基本能力。

4.完善激励机制，加强师资培训

第一，对内做好教师的职业发展规划，帮助系里教师在城市特色系列即城市发展与公共政策、城市公共管理和城市社区管理三个模块中找到各自的学术发展方向，尤其是推动青年教师迅速成才。每位教师可以在不同模块内就城市公共管理问题进行研究，力求就相关城市问题研究领域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第二，对外引入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制，吸引国内外公共管理领域的知名学者到同济任教、授课、培训。第三，鼓励并资助教师参加国内外高水平的专业培训、进修、学术会议。

调整管理论文篇9

【关键词】家族企业 控制权调整 控制权共享收益 控制权私利

一、引言

现代企业理论中，美国学者认为家族企业在公司治理与家族治理的制度做得不够，使得企业利益与家族利益冲突难以解决，主张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通常聘请职业经理人，家族仅享有利润分享权和风险承担，造成一部分决策控制权旁落。家族企业在创建初期，其控制权和所有权携手并进。但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发展，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企业，其经营战略也要适应环境变化提出的新要求。为了提高所拥有的生产性投入的产出，企业的最初的所有者通常会在保证控制权的情况下，让渡一部分所有权给其他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以集中资本，达到最优企业规模。因此，家族的控制权随着企业的壮大被慢慢地从所有权中剥离，同时家族企业榕树式的分裂成长也造成了控制权的分散。正是这样一步步的调整削弱了控制权，引发了来自于企业内部和外部的权利持有者对控制权的争夺，甚至失去控制权。

屡见不鲜的内外部控制权纷争是在向控制家族发出警报。通过分析这些案例不难发现，在实际控制人调整控制权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大股东出于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追求，通过“隧道行为”对公司进行掏空，又比如巨额资金占用和担保、关联交易等等，这些都对我国当前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和公平性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大股东控制权调整行为以及影响大股东调整行为的动机进行深入探究。

二、控制权调整

（一）治理控制权与管理控制权

Coase在《企业的性质》一书中提到“配置资源的权威”便是控制权概念中企业配置资源所依靠的命令和权利的来源。他的弟子威廉姆森认为控制权分为治理控制权和管理控制权。前者是融资过程中形成，主要涉及大股东和投资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附于股权结构的配置；后者则是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对资源配置决策。Coase对控制权的本意，强调的便是在管理结构中拥有的控制权，Demsetz（1983）沿袭这种思维，认为控制权作为一种权利可以独立使用和处置财务资源、人力资源、市场资源等稀缺资源。此类的控制权本质上说的是一种资源配置权，直接影响着企业决策执行效果和资源配置效率（周其仁，1996）。Demsetz认为所有权分散、两权分离会造成股东失去对资源的控制。这意味着管理控制权因为两权分离的产生和存在，使它们落在了管理层手中。因此本文将延续科斯的理论架构，将治理控制权和管理控制权均纳入调整范围。

（二）控制权调整方式

现代企业中管理者在契约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力，负责提供建议与执行决策，股东和董事会依靠契约约束和监督管理层，拥有对提议决策的选择的权力。控制权在股东、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的配置形成“三足鼎立”局面，相互制衡监督。早在1965年，美国学者Henry G.Manne关于“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就提出公司控制权争夺的若干机制中最为基本的三种是投票权、直接购买股票和兼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控制权载体就是股权和投票权，这表明控制权可以通过股权和投票权的调整来获得。其中股权载体作为一个立体的组织架构方式，除了控股比例外，层级的存在也影响控制人对公司的控制权的大小。所以，我们根据控制权的界定和控制方式，认为控制权调整的主要方式和途径有三种：第一，实际控制人在保证控制权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增减持股比例调整控制权。第二，控制人通过改变控制权链条层级来调整控制权；第三，实际控制人利用董事会的表决权等特殊权利来调整控制权。

三、控制权调整动机

控制权内涵的丰富性以及复杂性为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在股东、董事会以及管理层之间的配置调整提供了多元化的渠道。作为一个经济体，企业的利益又与很多人利益相挂钩，因此分析控制权调整动因我们可以从控制权收益视角探究其调整动机。拥有控制权的控制人从企业中获取的收益包括控制权共享受益和控制权私有收益两类（Grossman、Hart，1988）。

（一）控制权共享收益

控制权共享收益是指企业的大股东由于对公司拥有控制权，他们积极地对公司内部的各项经营业务进行监督与管理，从而使公司的整体利益得到提高，对外就表现为在证券市场上公司股票的价格得到提升，这种股价上涨带来的利益将汇集到公司的全体股东，这一理解完全符合了Shleifer和Vishny（1986）提出的支持效应的理论机理。他们发现大股东有强烈的动机和能力监控管理层对公司的运营和管理，也就是说当公司存在大股东并且大股东控制权水平较高时，公司整体的绩效水平被提高了。

因为要达到最优的企业规模，有时需要通过股份制并建立有效的控制，才能集中起超过单个私人所有者投资能力限制的资本（Demsetz，1999）。企业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经营战略也会不断变化（Chandler，1962）。所以，本文认为控制人会为了公司的财务绩效、公司规模、企业价值等共享利益进行控制权调整。

在家族企业建立的初期，其控制权和所有权携手并进。创始人创建企业后，将所有权留在家族内部，即便外人受邀投资，拥有企业的家族通常也会保留控股权，从而让自己对企业拥有绝对的决策权。但随着企业的发展以及适应环境变化，企业往往需要为新业务活动从外部募集资金，于是就有可能威胁到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尤其是当市场的规模和地理范围双双扩张的时候。企业引入外部投资者，而投资者并不是完全理性，投资者情绪也会影响企业行为，主要有两条途径“股权融资渠道”和“理性迎合渠道”。前者说明上市公司在融资过程中存在市场择机，后者说明理性管理者通过更改投资决策（如减持股权）迎合外部投资者情绪。市场时机与股权再融资之间存在内生关系，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前公司通过盈余管理，诱导市场高估公司价值创造股权再融资的有利时机，产生择机收益。环境等外部因素加之内部人的饶恍畔⒑图壑蹬卸嫌攀疲存在增持与减持交易的短期时机选择行为，且择机收益观测期可向长期扩展。

（二）控制权私有收益

维护自己的控制权对于实际控制人来说是行使权力的基础。在家族企业建立之初，将所有权留在家族内部，即便外人受邀投资，拥有企业的家族通常也会保留控股权，从而让自己对企业拥有绝对的决策权。当市场的规模和地理范围双双扩张的时候，企业往往需要为新业务活动从外部募集资金，此时往往潜在着控制权风险，甚至可能威胁到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基于此，企业的实际控制人通常出于维护自己控制权的角度选择提高持股比例或者争取董事会投票权来巩固自己的控制权。这是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理论的第一点动机。

基于理论视角的大股东“掏空”行为是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又一动机。在我国，家族企业中“股权集中”现象已经得到普遍认可。由于大股东的“一股独大”，导致外部有效监督缺乏，大股东倾向于通过各种途径掏空公司资源以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Claessens 等，2000）。随着现代公司治理理论越发成熟，控制权在股东、董事会、管理层之间分配，相互监督与制衡。但因股权结构的灵活性，家族和企业随着时间推移而壮大时，股权结构也随时调整，控制人常常利用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和双重持股来构建一个复杂的控制链，将其所有权和控制权进行分离，从而帮助终极股东维持并扩大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用以谋取私利（Porta等，1999）。

随着家族式企业的飞速发展，慢慢进入资本市场，最初家族掌权人是作为控制权的占有者，但是随着企业的不断壮大和发展，投资人和职业经理人的不断加入，他们也逐渐成为控制权的掌控者，最终出现控制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现象（叶国灿、叶冠宇，2011）。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在公司规模扩张和控制权转移方面存在成本，控股股东可能会进行隧道行为（Bebchuk，2000）。大股东通过稀释性的股票发行、逼走中小股东、内部人交易或其他歧视小股东的交易来提高控股股东股权比例（王化成、裘益政，2006），亩获取控制权。由此看出，家族企业的掌权人可以通过调整持股比例、增加层级从而加大两权分离的方式进行隧道行为，以获取控制权私利。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科斯“权威”一词的本意出发，将控制权分为治理控制权与管理控制权，并依据其权力载体将控制权调整方式界定为股权比例、股权层级以及董事会投票权三种。本文还提炼出基于控制权收益理论的行为动机分析框架。为以后控制权调整行为的后续研究提供依据。本文的启示意义在于，本文的分析和梳理将有助于全面评价实际控制人对企业控制权调整的行为和动机的认定。同时，本文还对如何优化调整控制权提供了分析路径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Shleifer，RobertVishny.Law and Finance.Journal of Politics.1998

[2]Attig，N，Guedhami，Mishra，D.Multiple large share-holders，controlcontests，and implied cost of equity.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8

[3]罗党论，唐清泉.金字塔结构、所有制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08，09：132-143.

[4]邓淑芳，陈晓，姚正春.终极所有权、层级结构与信息泄露――来自控制权转让市场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7，03：122-129+172.

[5]王克敏，王志超.高管控制权、报酬与盈余管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7，07：111-119.

[6]冉戎，刘星.合理控制权私有收益与超额控制权私有收益――基于中小股东视角的解释[J].管理科学学报，2010，06：73-83.

调整管理论文篇10

Abstract： WSR Methodology not only is the response to the system of the world scientific community， but also the refinement，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the systematic though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fully reflects the system thought and spiri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the constitutes of WSR methodology are Wuli， Shili and Renli. In addition， WSR methodology as a whole， the interaction and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of Wuli， Shili， Renli and the whole should be recognized in the view of systems theory.

关键词： WSR方法论；系统科学思想；系统工程；应用与实践

Key words： WSR Methodology；thinking of system science；system engineering；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中图分类号：C9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30-0013-03

0 引言

WSR是“物理（Wuli）-事理（Shili）-人理（Renli）”方法论的简称。方法论是用于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辩证过程，每个阶段的问题都要用这一辩证过程来展开并解决之。系统方法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问题开展，然后再解决之，即提出问题并给出问题的环境设定[1]。上世纪90年代，顾基发研究员与朱志昌博士共同提出了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WSR方法论。作为东方的系统方法论，WSR方法论一经提出，就天然地具备了系统科学的思想“基因”。

1 WSR方法论的提出是对世界系统科学界的响应

20世纪80年代，英美各国在经历了国际性的“系统反思”之后，一批新的系统方法论如雨后春笋般被提出来——1984年，英国Checkland教授提出了软系统方法论（SSM）。SSM通过“概念模型”的构建来实现对系统的认识，从而求解出“可行地、满意地”解。几乎在同时，梅森与米特罗夫、拉塞尔·阿科夫以及沃纳·乌尔里克等人针对无法量化或者量化难度过高、不能用传统的运筹学和管理科学等方法来解决的“硬”问题，分别提出了战略假设表面化与检验系统方法论、交互式规划方法论和批判系统启发法。此外，同时期还产生了亚对策方法论、生存系统建模、战略选择、战略选择发展与分析、问题结构法等[5]一系统“软”系统方法论。这些方法论都强调思考方法、工作过程以及人的参与等问题，而“去掉”了“硬”系统方法论中的数学模型，从而使得其偏软、偏战略思考[2]。

但是，中国长期从事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比较不容易接受西方的系统方法论，所以迫切希望能够产生符合中国式思维的系统方法论。在这种背景下，顾基发研究员与朱志昌博士在1994年提出了WSR系统方法论。在此之前，顾基发研究员就曾指出：要“知物理、明事理、通人理”。

2 WSR方法论是对中国文化中系统思想的天然继承

耗散结构的创始人普利高津曾说：“我们正是站在一个新的综合、新的自然观的起点上，也许我们最终有可能把强调定量描述的西方传统和着眼于自发自组织世界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6]”，“中国文化具有一种远非消极的整体和谐。这种整体和谐是各种对抗过程间的复杂平衡造成的。”德国物理学家、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曾表示：“协同学与中国古代思想在整体性观念上有着很深的联系[2]”。“系统科学的概念是由中国学者较早提出的[7]。”

2.1 “天人合一”与系统思想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说：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综合的思维模式区别于西方分析的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8]。“东方论基础的综合的思维模式，承认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人与自然为一整体，人与其他动物都包括在这个整体之中[8]。”在谈到如何挽救西方文化主宰下引发的生态遭到破坏、洪水肆虐、生物灭种等问题时，季先生表示：“依我看，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8]。”这里的分析思维模式即是机械的还原论思维，而综合思维模式即中国文化中固有的系统

思维。

季先生认为：要“挽救西方文化主宰下引发的生态遭到破坏、洪水肆虐、生物灭种等问题”，就首先是需要对“物理”因素的研究，认识到生态平衡、生物多样化生存的规律。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则注重“天人合一”，用“天人观”指导天与人之间的“事理”。要最终实现对“西方文化主宰下引发的生态遭到破坏、洪水肆虐、生物灭种等问题”的“挽救”，则需要协调东方人和西方人在思维、行动、意识等方面的因素（即“人理”），从而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与WSR方法论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2.2 中医辨证施治与系统思想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认为主体和客体是统一的，人是构成整个宇宙的重要“元素”，自然与人类有天然地统一性。这种思想观念深刻地融入到了祖国医学系统中[5]。中医认为人体系统是保持阴阳动态平衡的，是处于运动变换的功能-力量的动态平衡中的，具有自调节的性质[9]。钱学森先生曾说：“中医理论中的阴阳说和五行说，脏腑论及经络学说，六淫、七情，中医讲究辨证论治，这些都强调了人体的整体观以及人和环境、人和工作的整体观。应该说，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10]。”中医诊病所必经的“望、闻、问、切”则更是包含了人-病-症3者相结合的辨证施治的整体论思想。

钱学森先生认为：“阴阳说和五行说，脏腑论及经络学说，六淫、七情”（即“物理”）是中医的基础；同时，“人体这个系统是保持动态平衡的，而非静止不变的，是处于运动变换的功能-力量的动态平衡状态的”（即事理）；再者，因为“人是构成整个宇宙的重要‘元素’，自然与人类有天然地统一性”，所以要推动祖国医学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就要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理）。

此外，《易经》就把世界看成是由基本要素组成的、包括了多层次的、不断循环演化的整体。《孙子兵法》注重从全局把握战机，综合协调。田忌赛马就是这一思想的最直接体现。

3 WSR方法论剖析

3.1 WSR方法论的内涵 在使用WSR方法论指导和开展研究和实践的过程中，对W、S、R各自内容和范围的界定并不一致，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实践，张彩江和孙东川综合了前人对WSR方法论的理解和认识，并在文献[12]中理清和界定物理、事理、人理的外延和内涵。之后，薛惠峰[11，13，14]教授、寇晓东[15]博士等人对WSR方法论的内容进行了界定、丰富和完善。

应该看到：物理、事理、人理三者之间不是相互独立、泾渭分明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对同一事物不同维度的解析，三者之间是相互作用、互为补充的。具体来说，事理和人理中的基本规律，具有“物理”的性质；而对物理、人理的处理，也离不开事理的作用；人理亦是如此。不可顾此失彼，而须以系统论的视角来理解物理、事理、人理与WSR方法论在系统思想指引下的一致性与统一性。

3.2 WSR方法论的特点 赵亚男等人指出，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和工作对象主要是人，所以不可避免的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16]。东方和西方的管理科学都是围绕着“人、组织中的人、组织[17]”展开的，但是二者的差异就体现在对人的认识上[17]。然而，受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西方的管理学理论始终不能有效的解决中国社会管理中的问题。针对这一现实，WSR方法论则应运而生。

WSR方法论不只专注于自然科学、运筹学等学科所专注的物理和事理，而且也将物理和事理过程中的人的因素提高到了人理的高度。作为WSR方法论的提出者，朱志昌博士表示：WSR方法论关注的重点是系统的物理、事理、人理是什么及其三者之间如何达到和谐的，而不刻意关注问题的简单性或者复杂性[18]。“人既是科学研究的主体，又正在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18]。”

WSR方法论对于人理的重视，或许也可以从科学家瓦格纳的论述中看出一二。“近代科学中最重要的间隙是什么？显然是物理科学同精神科学的差异，实际上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之间毫无共同之处——或许，物理学家为心理学方面较肤浅的讲究提供的某些工具可以除外，而心理学家警告物理学家要小心以免所隐藏的欲望影响他的思考和发现。”

3.3 WSR方法论的常用方法 WSR方法论的提出者顾基发研究员将其工作过程分为理解意图、制定目标、调查分析、构造策略、选择方案、协调关系和实现构想7个步骤[2]。后来，朱志昌博士认为协调关系不是一个步骤，而应作为一个要素贯穿整个项目或者过程，也就是“6步骤1要素说”[12]。而各阶段所使用的方法有：

理解意图：头脑风暴法、CATWOE、认知图法、群件法、斡件法以及计算机支持协同工作法等。

目标形成和设定：目标树、统一计划规划法、解析结构建模、AHP、头脑风暴法、批判系统启发法等。

调查分析：Delphi法、问卷法、文献法、历史对比法、名义小组法、访谈法等。

策略的构造与产生：各种建模方法、综合集成研讨

厅等。

选择方案：AHP、群决策支持系统以及综合集成研讨厅等。

实现阶段：各种统计图表、统筹图以及路线图等。

“协调关系”：和谐管理理论、对策论、亚对策、超对策、综合集成研讨厅、群件、斡件等。

作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复杂网络、社会网络分析、网络动力学等新兴学科也为关系的协调提供了若干规律性的指导。反过来看，复杂网络、社会网络分析、网络动力学所得到的规律则属于“物理”。因此，笔者认为：基于复杂网络、社会网络分析、网络动力学等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真正的实现“协调关系”的目的。所谓的“协调关系”，更多地是从组织行为学、心理学意义下展开的，需要以东方综合的系统思维为指导。换句话说，通过定量化研究的“协调关系”成果，并不能满足人们对系统“协调关系”的预期。

4 WSR方法论的应用现状

4.1 案例应用 自从WSR方法论提出至今的近20年里，WSR方法论已经被成功应用于各级各类的科研中，在国内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在WSR方法论的指导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支持宏观经济决策的人机结合综合集成体系研究”（编号：7990580）及其子项目已顺利通过了NSFC的验收评审，并被评为特优。WSR方法论还先后被应用于国家科委（1995年）下达的“商业设施与技术装备标准规范体系研究”（编号：Z95001）、原国家计委（现在的国家发改委）（1997年）批准的“商业自动化技术集成与综合示范工程”等科研项目中。

此外，WSR方法论还被应用于水资源管理、农业可持续发展、企业咨询管理、交通运输管理、医院管理、农业机构之间的合作、决策支持系统（DSS）、项目评价、城市系统工程[15]等多个方面。

4.2 成果统计 我们对CNKI数据库从1994年1月-2012年8月关于WSR方法论的文献资料进行了统计。

在统计的过程中，以“WSR”和“物理&事理&人理”为搜索关键词，共有177条信息，经过分析，有效数据115条。此处相关的分析都是基于这115条有效数据进行的。（图1、表2）

由于文献所涉及研究领域的交叉重合性，对有效数据的分类难度较大。却不难看出，有关WSR方法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系统论、交通运输与管理、企业管理、教育管理、经济与金融管理、城市发展、评价与预测以及风险管理等领域。显而易见，除系统论的研究以外，其他诸领域都与人有直接密切的关系，用WSR方法论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可以更好的突出和协调好“人理”，处理好人的因素。

参考文献：

[1]赵亚男，黄体忠.系统工程方法论综述[M].Well-off Society Strategies and Systems Engineering--Proceedings of the 13th Annual Conference of System Engineering Society of China.2004.

[2]顾基发，唐锡晋.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3]顾基发.系统科学、系统工程和体系的发展[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8（增刊）：10-18.

[4][英]迈克尔·C·杰克逊.系统思考——适于管理者的创造性整体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顾基发，唐锡晋，朱正祥.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综述[J].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2007（06）.

[6]顾基发，唐锡晋.从古代系统思想到现代东方系统方法论[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0（01）.

[7]许国志.系统科学大辞典[M].昆明：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8]季羡林.谈国学[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

[9]戴汝为.系统学与中医药创新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10]钱学森等.论系统工程（新世纪版）[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11]薛惠峰，张骏.现代系统工程导论[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

[12]张彩江，孙东川.WSR方法论的一些概念和认识[J].系统工程，2001，19（6）.

[13]张强，薛惠峰.基于WSR方法论的环境安全分析模型[J].中国软科学，2010（01）.

[14]薛惠峰，周少鹏，杨一文.基于WSR方法论的项目管理系统分析[J].科学决策，2012（03）.

[15]寇晓东.基于WSR方法论的城市发展研究——城市自组织、城市管理与城市和谐[D].西安：西北工业大学，2006.

[16]孙东川，林福永，孙凯.创建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及其基本途径研究[J].管理学报，20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