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会计论文十篇

新世纪会计论文篇1

1.1会计要素理论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组织结构相对简单，与企业的发展相关的要素也比较单一。因此，当时的企业会计要素一般为资产、负债、收入、费用、利润、所有者权益等。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企业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人力资本等。这些变换需要在会计要素中加以体现，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新时期，企业人力资本需要纳入会计要素体系。只有这样，我国的会计理论体系才能与时俱进，实现相应的社会功能。

1.2会计假设理论会计假设是各项会计活动实现的基础和保证。传统的会计假设有会计主体、货币计量、持续经营、会计期间等。在新的发展阶段，这些会计假设已经不适应企业的发展。首先，计量方式应该逐渐多样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支付等业务更加方便地进行。单一的货币计量方式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应该实现非货币信息会计假设。然后，会计期间应该更加具有灵活性。传统的会计活动基本上是纸上作业，进行一次会计期间的财务计算非常麻烦。在当今的财务管理多采用信息技术管理系统，这种技术的应用能够及时地反映的财务信息，使财务报告能够随时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

1.3会计核算理论会计要素、会计准则、会计假设等的改变使得相应的会计核算理论也要发生改变。在新的会计理论体系中，各种会计活动都加入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重要的会计要素。因此，在进行会计核算时，需要充分考虑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另外，对于经营成果的体现，新的会计核算需要更加看重增值因素。在投资方案的效益评价上应由全方位效益和社会资产替代财务效益的评价。最后，在企业职工利益分配上，会计核算应该将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改为按知识分配，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重要性。

1.4会计平衡理论在新的会计理论体系中，人力资源因素和知识因素受到特别重视。因此在会计平衡等式中这两方面的内容需要得到体现。首先，会计平衡等式需要反映知识产权的制度和特征；然后，充分重视知识等增值因素。因此，传统会计的平衡公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应该改为“资产=负债+投资所有者权益+劳动所有者权益”。

1.5会计资产计量理论在新世纪，企业会计理论创新体系中，企业的资产包括财务资产和人力资源两部分。人力资产包括：知识产权和专有知识。采用传统的会计资产计量理论，不能明确人力资产的重要性。为了能够清晰地计量企业的人力资产，新的会计计量应该把人力资源的会计确认范围从传统的单一货币信息转换成非货币信息。如人力资源为企业增加的利润和效益可以采用货币计量方式计量，对于人力资源的增值计算采用非货币信息，具有很好的预测作用。企业的人力资产为企业的生产经营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其作用是越来越明显，理所当然应作为会计资产予以确认。除了以上的内容，我国的会计理论创新体系还包括会计资产记录理论、会计资产效益理论以及会计资产报告理论等。从一定程度来说，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些理论的创新，在这些方面的创新需要充分地考虑到人力资产以及知识等因素。它们与普通财务资产不同，具有一定的增值性。合理的企业会计核算方式能够充分反映其增值性，这对于企业经营和融资都具有一定益处。

2.推动我国会计理论体系创新的途径

2.1加强信息系统建设我国的企业已经习惯了传统的纸上作业的会计方式，这为新的会计理论的实施带来了很多限制。新时期，经济的发展使得企业的业务逐渐拓展，产品线逐渐增多，每天都有海量的财务数据需要处理。如果仍然采用原来的财务管理方式，那么财务管理的效率将会大大下降。财务数据管理不善为企业经营带来了很多不便。新的会计理论需要打破原来的会计周期进行制作财务报告等活动，如果依然采用原来的记账方式会非常复杂。因此，企业要想落实新的会计理论体系，需要投资建设相关的信息管理系统，包括计算机等相应的硬件和财务管理软件等。充分地采用这些技术能够使得会计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使得财务数据更加标准化。财务数据的标准化使得企业能更好地披露自身的财务数据。

2.2培养新世纪高素质会计人才培养由于企业长期采用传统的会计体系，企业的财务管理人才出现脱节。很多年龄较大的财务管理人员，由于缺乏对先进理论的认识以及先关的计算机技术的掌握，无法胜任新时期的会计工作。而年轻的会计，虽然熟悉计算机技术，然而缺乏实际的会计经验，工作效率比较低。为了落实新的会计理论体系，企业需要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首先，企业需要进行相关的培训，使得原有的财务人员能够在企业整体发展的角度，充分考虑人力因素和知识因素。然后企业在雇用新的员工时，也要严格把关，尽量录用那些能够掌握先进信息管理技术的专业人才。另外，具有前瞻性眼光的人才予以优先考虑。此外，企业可以采用新员工与老员工相互合作的工作方式，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经验以及新技术的操作能力，充分地扬长避短，提高会计工作质量。

2.3企业组织创新传统的企业组织模式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种模式下企业主缺乏全局性的眼光，没有进行相应的组织重构和创新。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如果依然采用原来的方式，那么企业无法真正地落实新的会计理论体系。企业组织创新是会计理论体系创新的基础。为了更好地使会计理论体系在企业得到落实，企业需要进行相应的组织创新。组织创新要以人为本，充分考虑人力资产的因素。组织创新需要考虑到员工的需求以及员工才能与岗位的相匹配。另外，组织层次要保证员工具有一定的晋升空间，这样能够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企业组织还要确保员工之间的沟通，这样能够保证企业的组织效率。

3.总结

新世纪会计论文篇2

会计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一向被人们视为上层建筑，它必须服务于经济基础并密切依存于一定时期的经济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逐步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转变，而后又相继实现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随着经济体制的两次重大变革，在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我国的会计改革，特别是会计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与划时代的进步。本文拟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开放所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为依托，就三十年来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特点与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较系统的回顾与分析，以有助于现阶段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全面发展与创新。

一、会计理论研究的重新起步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给我国国民经济带来无法计量的巨大损失，同时也使我国在建国后十几年所初步建立起来的会计核算体系与会计教育科研体系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会计理论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退。体现为会计体系受到严重破坏，大学的会计专业停办，会计专业刊物停刊，会计理论与实务停滞并出现倒退，因而根本就谈不上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学术探讨。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提出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上来，接着中央正式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的八字方针，并且提出经济工作要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至此，我国会计也开始进入了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计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会计转轨变型的全面改革阶段。会计学术界的理论工作者们，也由此开始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新征程，会计学术领域才渐趋活跃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一)会计理论研究呈现的主要特点主要体现在会计理论研究领域在思想上的转变、会计理论研究学术机构的系统建立、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披露窗口拓宽以及对西方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引进等方面。 　一是会计理论研究领域在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对会计工作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8年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学术方面也逐步出现了活跃、讲真话的大好局面。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前后，我国会计理论界就以清除“”中造成人们对会计的种种模糊认识为重点，逐步纠正“左”的错误思想对会计理论工作的干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组织地对会计的本质、会计的职能、会计的地位和作用、会计学的属性、会计学科体系的改革与建设等会计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讨论，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为了营造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论讨论氛围，针对我国在政治思想领域“左”的思想干扰严重的现实，中国会计学会在其《章程》中明确宣布，在理论讨论中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同时在其主办的会刊《会计研究》创刊词(1980年3月)中提出，在会计理论战线上，要对极“左”路线，在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1978年，“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一文的公开发表(葛家澍，1978)，“打响了会计界‘拨乱反正’的第一枪”。通过深入的反思与讨论，会计界基本上统一了思想认识，带来了会计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最终使“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的理论观点深入人心，并为社会公众广泛接受，从而为会计作用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为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基本目标，奠定了必要的思想认识基础。

二是会计理论研究的各级各类学术机构系统建立。1979年底召开的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和1980年10月召开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对新时期会计工作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成立会计学会被一致认为是我国会计理论研究重新起步的重要标志。

1979年12月底至1980年1月初，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在广东省佛山市召开。会议期间，就会计学的属性、会计的职能、会计管理和经济效果、经济核算制的关系等若干会计理论的粮本问题进行了研讨，’并且在本次会议中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我国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的问题。这次会议大大推动了会计学术研究的开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会计学会和建材、机械、粮食、电子、铁道等全国性专业会计学会相继成立，许多地、市、县和大型企业也成立了自己的会计学术团体，还有各个不同区域间横向合作以及依托各大专院校所建立的民间会计学术研究组织。这些学术团体及组织所定期组织的不同专题会计学术研究活动，成为繁荣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平台。在这些会计学术研究团体的组织和推动下，全国会计科学研究人员、会计教学人员和会计实际工作者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开展了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实务中有关问题的探讨，为繁荣和发展我国会计科学事业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1980年10月，财政部召开了全国会计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第一次改变了“会计是经济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这一类传统提法，提出“会计工作是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次会议为我国会计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制定了工作方针，从而使我国会计工作以崭新的面貌走上了开拓发展的道路。

三是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披露窗口大大拓宽。20世纪80年代前后，以不同归属的会计学会为主要依托，创办的会计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其中既有全国性的学术性和综合}生的会计杂志(如1979年1月创刊的《财务与会计》，1979年4月创刊的《财会通讯》，1980年1月中国会计学会创办的全国性会计学术刊物《会计研究》等)，也有按行业和地区命名的会计杂志。据1983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出版发行的会计刊物已达九十多种，每期发行量为一百七十多万份，如果再考虑各大学学报及其他与经济相关的专业类杂志也时常刊载会计理论论文这一因素，则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披露窗口即更加宽广。这些会计刊物为传播现代会计知识、交流学术思想、繁荣会计学术研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四是开始引进西方会计理论与方法。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会计以学习原苏联的经验为主。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会计理论与实践工作者曾结合中国国情，力求体现自己的特色，有所创新与发展。可惜到“”期间，此种努力又遭夭折。“”结束后，初期主要对原引入的苏联社会主义会计学的继续学习和研究，并与我国会计改革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且在某些方面进一步恢复和完善“”前的会计理论与方法，是这一时期引进国外会计理论的主要特点。20世纪80

年代上半期，苏联会计学仍然对我国会计研究有着一定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我国仍翻译了10部苏联会计著作，有许多苏联学者的会计论文被介绍到我国，但1990－1997年仅有2部被翻译介绍到我国。

在苏联会计模式的长期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会计理论界对西方国家会计理论、会计学科的进步与发展了解甚少。改革开放的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则开拓了我国会计界的学术视野，这一时期即出现了一批主张引进和借鉴西方会计理论的有影响的论文。其中主要有：“结合我国实际，学习管理会计”(阎金锷、汪家佑，1980)、“现代管理会计的主要特点及其吸收利用问题”(余绪缨，1981)、“对会计领域中吸取国外经验的几点看法”(白肇鲁，1981)、“西方现代内部审计简介”(陈今池、沈小风，1981)、“关于借鉴国外审计经验的一些看法”(孙昌湘、陈今池，1982)、“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葛家澍，1982)、“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对西方管理会计应作进一步研究”(丁平准、杨继良，1984)。此外，在1980年至1981年间，钱法仁在多期《会计研究》上连载论文介绍了西方企业财务管理，娄尔行、石成岳、裴静之在1983年《会计研究》各期连续发表的“中美比较会计研究报告”系列文章，较系统地引进和介绍了当时美国会计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人们全方位认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会计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会计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任何理论都是由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会计理论也不例外，不从会计基本概念探索人手，就不可能把会计研究引向深入。此外，还由于改革开放，使我国国情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而促使人们必须重新审视对会计性质及其作用的传统认识。“”后会计理论研究的第一轮热点问题，首先是围绕着会计基本理论问题而展开，如经济核算、会计的科学属性、记账方法、会计的本质、会计职能、会计对象和会计理论体系等。通过探索和研究，一方面延续了因“”而被中断的学术争鸣，对原有会计概念和理论的认识有所提高和发展，进一步澄清了原有模糊认识；另一方面从新的角度、新的内涵对原有理论、概念进行新的研究和表述从而产生了新的认识，而且有所突破和创新，推动了我国会计理论的进步。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核算的推广。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曾有过关注经济核算制度改革的尝试。主要体现在1972年，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当时国有企业全面亏损的状况，在由和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经济核算会议”上，制定出台了考核企业的经济指标，并起草了加强企业管理的相关文件，会后还由《人民日报》发表了“加强经济核算”的社论，但终因“”的阻挠而使这次改革夭折。直到粉碎“”后，经济核算问题才又重新引起学者们的重新关注。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吴家骏(1977)、吴炯(1978)和吴水澎(1977)等的论文。 　二是会计的科学属性。关于会计的科学属性，我国会计界于20世纪50年代就已讨论过这一问题，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又掀起了第二次讨论高潮，其主题仍然是围绕着会计有无阶级性这一主题。虽然讨论并没有新的观点产生，但论证的角度却并不相同，而且在争论过程中又对会计的内涵和外延产生了新的认识。 　对会计的科学属性，学术界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会计属于生产力范畴、会计学是经济学中的一门应用科学或会计学是一门方法性的学科，没有阶级性(王文龙，1979；唐家敖，1980；余绪缨，1980)。第二种观点认为，会计具有两重性(李天民，1980；王晓伟，1980；杨纪琬、阎达五，1980)。第三种观点认为，会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李宝震，1980；何光裕，1980；余光耀，1981)。经过争论，会计具有两重性成为比较一致的观点，大部分学者认为会计是带有阶级色彩的一门经济管理科学(娄尔行，1980)。因此，西方会计理论与方法中的科学成份，完全可以为我所用，但要结合我国国情，不能生搬硬套。可以说，第二次关于会计属性的讨论，是对建国初期否定会计技术性的否定，也是对会计领域中极左思潮的一次拨乱反正。

三是记账方法的选择。记账方法也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曾经热烈讨论过的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因为政治环境的影响，会计记账方法的争论以增减记账法取代借贷记账法而告终。“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一文的发表(葛家澍，1978)，引发了关于记账方法的第四次大讨论。这次记账方法的讨论主要表现在记账方法有元阶级性、选用借贷记账法还是选用增减记账法这两个中心问题上。

通过一段时期讨论后，会计界逐步倾向于记账方法是无阶级性的观点，即记账方法本身只是记录经济业务的手段，在各种社会制度中都可以通用，借贷记账法也完全可应用于我国经济实践。但在应当采用何种记账方法的认识上，仍然是存在增减记账法和借贷记账法之争(葛家澍，1978；张以宽，1979；贾光锋，1980)。经过这一时期的争论，主张借贷记账法的观点占了上风，除了商业部门外，许多企业基本上恢复使用了借贷记账法。

这次讨论围绕记账方法这一会计业务处理技术中最基本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在分析记账方法本身的技术性、科学性、通用性以及应当如何选用记账方法等理论问题时，向学界传递了会计方法及其理论发展的基本理念，为20世纪80年代的会计实务与会计理论的发展在思想观念上扫清了障碍。

四是会计的本质。由于对会计本质的认识是研究会计其他理论问题的基础，因此，这一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会计学术界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在1978年以前，“会计工具论”或“方法论”作为时展的必然结果，成为学术界对会计本质认识的主导观点。1978年以后，会计界仍有学者坚持“会计工具论”或“方法论”(上海财经学院工业会计教研室，1978；顾准，1979)。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理论界的思想逐渐解放，以及会计实践的不断丰富，人们对会计本质的认识日益加深，在我国会计理论界相继形成了“管理活动论”和“信息系统论”两种新的主流认识，从而在我国掀起了有关会计本质的一场大讨论。这场讨论为我国会计学界的百家争鸣揭开了序幕，不仅发展和完善了各种学术观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会计本质的全面认识，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会计本质的争论、特别是“信息系统论”与“管理活动论”的论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会计管理活动论”观点既否定了会计是一种应用技术的看法，又否定了会计是管理经济的一种工具的看法，转而强调会计具有反映和监督的双重职能。“管理活动论”将会计提到与管理科学同等重要的地位，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受到各级领导和

财会人员的重视，在促使人们重视会计工作和加强会计理论研究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财政部于1981年印发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纪要》中即强调指出，会计是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是会计的职能。对会计的职能的认识受制于对会计本质的认识，因此对会计本质的认识与对会计职能的认识有直接联系。虽然我国会计学界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关于会计职能的讨论，但20世纪80年代关于会计本质问题的讨论使会计职能的讨论更加热烈及深化。 　这一时期关于会计职能的探讨，出现了会计“一职能论”、“二职能论”(顾准，1979；葛家澍、唐予华，1983；杨纪琬，1985)、“三职能论”(娄尔行等，1984)、“四职能论”(徐政旦，1980)、“五职能论”(许亚湖，1988)、“六职能论”(李天民，1983；黄逸峰，1984)等多种思想认识。会计职能的讨论可以看作会计本质问题讨论的继续，对会计职能的认识由单一反映职能向参与经营决策等职能的升华，比较全面地概括了现代会计客观上所能发挥的作用，这也是由当时的经济环境和会计学术思想的发展延续所决定的。 　六是会计的对象。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国理论界对会计对象没有进行过太多争论，一般认为社会主义会计的对象是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及其财产。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在会计对象上又产生了一些新的观点，如“资金运动论”等。其主要观点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各类会计有各自的对象，但没有共同的对象，财产、经费收支均可成为会计的对象(顾准，1983)。第二种观点认为，会计的对象是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可以用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赵玉珉、黄代民，1982)。第三种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的理论，将社会主义会计的对象概括为资金运动(葛家澍，1986)。20世纪80年代后期，又相继出现了会计要素概念，使得在会计对象问题上的讨论更为具体。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论，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会计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会计学的一个创新，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我国会计理论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七是会计理论体系的结构。如何建立中国的会计理论体系问题由娄尔行与石成岳(1980)率先提出。1980年1月，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也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的研究目标。此后，会计理论界开始对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这一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围绕着会计理论体系的内容和层次结构问题，涌现了许多有指导意义的观点和思想。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杨纪琬(1980)、杨时展(1980)、王文彬(1980)和徐政旦(1980)等人的论文。这一问题的讨论，使得以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为目标的会计理论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杨纪琬，1983)。中国会计学会在1983年年会上就明确提出，20世纪内中国会计学会组织和开展学术理论研究活动的目标，就是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

二、会计理论研究的不断探索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开始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国也必须进行会计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会计理论研究取得突破的基础上，对“会计管理活动论”的认同，也为我国会计改革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即会计改革应当着眼于发挥会计的经济管理职能。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主要会计工作都是围绕这一主旨展开，故这一时期会计理论发展亦呈现出新的特点与具有倾向性的学术观点。

(一)会计理论研究呈现的主要特点 主要包括会计改革思路、方向和要点的逐步形成，会计规范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得以展开，西方会计理论的系统引进与消化吸收，会计处理的国际协调研究以及不同学派会计理论研究著作的出现。

一是中国会计改革的思路、方向和要点在探索中逐步形成。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保证了我国经济改革的稳步前进。根据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一段时间以来会计改革的实践，会计界逐步认识到会计改革是一项较长期的工程，需要有一个整体的设想。

1984年10月，财政部会计司提出了《关于会计业务改革的设想(讨论稿)》。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作为经济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要求改革传统会计的呼声日益高涨，关于会计改革问题的讨论也不断深入，会计理论界一方面介绍西方国家的会计政策和惯例，另一方面对我国会计制度改革做了大量研究和论证工作，发表了一大批相关的学术论文和著作。1987年3月。财政部会计司又提出了《关于深化会计改革的几点意见(讨论稿)》，这份讨论稿经广泛征求意见，逐步形成了《会计改革纲要(讨论稿)》。为使会计改革方案更具科学性和操作性，中国会计学会把会计改革问题列为一个专题并成立专门的研究组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进行研究。《会计改革纲要(讨论稿)》经反复修改，并经1990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会计工作会议讨论，由财政部于1991年7月试行。《会计改革纲要(试行)》是在深入研究我国国情、总结我国历次改革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的，初步明确了我国会计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主要任务以及改革过程中需要掌握的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了会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1995年修改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会计模式，对指导会计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推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是围绕会计规范体系建设展开理论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加强了会计立法和制度建设，会计规范体系处于逐步改革和完善的进程中，我国会计学者围绕会计规范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取突破性的进展。 　会计要立法，是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人大代表提出并正式立案的。与此同时，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法制建设和进行企业整顿的要求，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的会计法规和制度建设。1985年1月，经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1985年5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1985)作为会计工作的基本大法，其颁布施行是我国会计规范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会计规范建设开始走上法制化轨道，随后初步建立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1985)为中心的会计法规体系，集中体现了我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研究的成果。 　我国的资本市场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逐步成长起来的。1984年北京天桥百货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起步。1990年11月和1991年7月，上海、深圳分别

成立了两个证券交易所。1992年，《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关于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使我国资本市场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阶段，这同时也表明我国资本市场对财务会计和财务会计报告产生了需求。因此财务会计理论研究进一步成为会计讨论和研究的热点，中国会计学会和各地、各专业分会都利用各自的刊物，推动研究的深入。1988年，财政部设立了会计准则课题组，1992年11月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行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1993)的颁布实施成为中国会计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为今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一系列具体准则和会计制度开辟了道路(葛家澍，1996)。

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以后必须加强会计查证、验证业务工作需要，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逐步恢复并开始建立新的体系。1986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条例》(1993年10月31日经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此后，财政部又制定了《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暂行办法》、《注册会计师考试考核办法》等规章，使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逐步走上依法管理、依法执业的健康发展道路。1989年2月，经财政部批准，按照国际惯例成立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与注册会计师的蓬勃发展相适应，学术界及时对审计的定义、性质、对象、范围、职能、作用和任务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广泛的探讨，并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促进了社会审计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着手研究审计业务的专门问题，包括审计计划、内部控制、审计证据、审计工作底稿、审计报告和审计标准等，在学习与借鉴西方审计理论和审计准则的基础上，对这些审计应用科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为20世纪90年代独立审计准则的制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全方位地对西方会计理论进行比较系统地引进与消化吸收。在这一时期，中外会计学术交流空前热烈和频繁，我国先后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欧洲大陆国家、其他西方国家以及国际会计组织在会计学方面开展了全方位的学术交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会计学的发展和进步，促使中国的会计学开始走向世界。1983年2月22日，上海财经学院娄尔行教授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The IntergovemmentslWorking Group of Expels 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Ae-counting and Reporting，简称I$AR)的第一次成员国际会议。1991年10月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与用友现代会计审计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举办以“比较与发展”为主题的新中国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计理论研讨会，也使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与国外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工作跨上了一个新台阶。

自葛家澍(1982)系统地阐述了会计理论继承性的观点后，会计界就此问题达成一致共识，认为应该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积极引进和借鉴西方先进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种引进和介绍便构成了我国会计研究发展的主流。主要体现在以论文和论著等不同形式从不同侧面对西方会计理论进行重点传播，既有出版的会计译著，也有系统推出的“世界会计审计名著译丛”，在国外会计理论介绍内容的涉及面上也逐渐拓宽，从范围上看，不再是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由前苏联独领的局面，而是比较全面地对西方会计理论进行介绍和引进。据不完全统计，1980-1989年的10年间，中国会计学术界共翻译出版国外会计著作74部，其中从美国引进的会计著作便达到50部，1990-1997年翻译引进的39部著作中，有30部来自西方国家，其中来自美国的就达20部，这一数据还不包括翻译引进的联合国会计著作(汤云为、薛云奎，1998)。与此同时，大量翻译、介绍和评价西方会计理论的文章也占据了这一时期会计专业期刊的大部分版面。

为促进对国外会计理论的研究，中国会计学会从第三届理事会(1987年)起还专门成立外国会计研究组，并将国外会计研究作为中国会计学会“七五”科研规划的重要内容，以促进对西方会计理论的研究。1988年，财政部正式成立的会计准则课题组，率先着手研究西方会计准则并制定我国的会计准则。西方会计理论的引进与吸收为20世纪90年代我国会计制度的全面改革和会计理论的飞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四是会计处理程式与国际会计通行惯例的协调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我国的会计理论成果虽然是国际会计理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真正接近以至于加入国际会计大家庭的行列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其主要标志是两个事件：一是1992年11月30日《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的正式；二是1997年5月8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被全票通过接受为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正式会员。这既是世界会计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也在我国会计理论发展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至此，中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在内容上才真正冲破禁锢和封闭的状态，进入了会计理论研究对会计改革实践进行具体指导的时代。

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中国会计改革，就已经开始注重充分借鉴吸收国外的会计理论成果。如财政部1985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和1986年的《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在许多方面就吸收了西方会计实务中的原则和方法，从而与以往的会计制度形成本质的区别，为吸引外资和扩大开放奠定了基础。而财政部在1992年颁布实施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和《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则在更大范围内吸纳了国际会计惯例。

1992年11月，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行业会计制度。该套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体系，规定或重申了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和一般原则，提出的谨慎性原则突破了传统的制度，明确要求采用借贷记账法；确立了国际通行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会计平衡等式和相应的会计报表体系；实行资本保全原则；改革成本管理制度，采用制造成本法；充分借鉴国际会计惯例，大胆采用了为世界各国市场经济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在许多重大方面实现了与国际会计惯例的协调与一致。

随着会计改革实践的深入，国内所有的重大会计类学术性会议均将中国会计处理程式与国际通行会计惯例的协调列为一个中心议题，围绕着与会计准则的制定及颁布方面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研究，从而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以财政部会计司组织编写的“会计准则丛书”为基础，一批与会计准则基础理论研究相关的专著也陆续问世，大批专题论文也相继见诸于各种会计专业期刊，其间所形成的

理论研究成果，对我国各项具体会计准则的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也逐步缩小了我国会计理论与国际会计理论研究领域存在的差距。

五是会计理论研究领域中不同流派学术著作争奇斗妍。会计理论研究的着眼点开始逐渐跳出就会计论会计的框框束缚，有意识地将会计理论的发展溶于一个更加广泛地与其他学科相互对接的学术环境中去进行研究，特别是注重与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学术研究的领域和成果相互对接，从而使会计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并向纵横发展的趋势。从横的方面看，会计理论已经开始注重与某些自然科学、管理科学、技术性科学及其他经济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基础应用科学相互交融发展并形成为新的学科；从纵的方面看，由于一些新的科学方法运用于会计领域，也使各门会计学科的原有内涵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为各门具体学科内部新观点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但由于大多数学科的基础理论与方法体系均处于创建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与稳定的结构，因此也使会计理论的发展在21世纪将会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

(二)会计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 在1980年中国会计学会的成立大会上，就曾将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目标确定为“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的方法体系”，到1983年的中国会计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即明确提出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是中国会计改革全方位探索的时代，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即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因而，这一时期的会计理论研究的学术倾向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会计改革目标与内容的深入研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关于会计改革问题的讨论也不断深入。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对我国会计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原来服务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会计体系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借鉴国际惯例，建立新的会计体系。特别是1992年的《企业会计准则》，标志着我国会计工作由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转轨，是探索我国会计发展道路所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为推动会计改革问题的研究，中国会计学会第三届理事会专门成立了会计改革研究组、企业财务改革研究组、会计教育改革研究组等七个专题研究组(1990年将专题研究组改称为专业委员会)，并把会计改革的研究、企业财务改革的研究、会计教育改革的研究作为“八五”科研规划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主要是围绕着我国的会计制度如何全面改革这一主题，在会计学科体系建设、会计法律规范体系建设、会计理论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研讨。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有：刘德银(1989)关于会计改革目标的系统构思；阎达五(1990)和陈亚民(1990)关于我国会计法规的理论建设与发展问题；陈亚民(1992)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改革的总体思路；杨纪琬(1992)关于股份制下的会计改革思路；张兆国等(1991)关于构建会计规范体系的讨论；毛伯林和赵德武(1992)关于中国会计管理模式研究；杨纪琬(1993)关于市场经济与会计改革的问题；张文贤(1993)关于我国会计改革目标模式的讨论；杨时展(1993)关于从市场经济看我国会计改革的讨论；刘永泽等(1993)关于改革会计学科体系的问题；张为国(1993)深化会计教学改革的设想；吴水澎(1994)关于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有关问题；许家林(1993，1994)关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会计理论体系结构问题，以及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会计改革问题；黄菊波和杨小舟(1995)关于会计改革的问题等。 　二是会计准则建设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会计改革的深入，会计学界认识到研究和制定我国的会计准则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于是会计准则成为当时会计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这一时期主要讨论了会计准则的含义、我国要不要建立会计准则、如何建立会计准则、会计准则的作用、由谁制定和会计准则、会计准则的层次体系、基本准则与具体准则的关系、具体准则的内容、具体准则与行业会计制度的关系等方面的基础问题与应用问题，为我国会计准则的实施以及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有：葛家澍(1989)、杨纪琬(1989)对会计准则的含义、作用等基本问题的介绍；张龙平(1989)、劳秦汉(1990)、冯学武(1991)、魏明海(1992)关于会计基本理论结构以及会计准则理论体系的论述；吴艳鹏(1990)关于资产计量的研究；于玉林(1991)和陈毓圭(1991)关于会计要素的研究；王春益(1991)关于会计环境的研究；阎达五(1992)关于中国会计准则模式、结构的研究；谢芳(1995)关于会计计量的研究；张俊瑞(1995)关于会计确认的研究；宋振康(1991)、王世定(1994)和孔庆林(1995)关于会计假设的研究；娄尔行、陈信元(1994)关于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完善问题；阎达五(1995)、葛家澍(1995)对基本准则与具体准则的关系、具体会计准则的含义、制定的必要性、具体会计准则的内容及其与行业会计制度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许家林(1996)围绕会计准则的比较与完善的研究，以及会计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等。

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会计准则研究主要是以引进和介绍西方会计准则为主流，通常仅是从技术层面来研究会计准则国际化与规则制定。就理论层面，刘峰(1992)较早地通过科斯定理对会计准则性质及其制定层面进行了研究。对会计准则的层次体系，主要有两个层次和三个层次两大观点。如何将会计准则划分为两个层次和三个层次，又各有三种不同意见。在会计准则是否包括会计假设问题上，学术界也有争论。在具体原则的应用上，早在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会计界曾就是否采用稳健原则展开了热烈的论争(徐政旦、吴减之，1981；杨纪琬，1985；葛家澍等，1988)。有关行业会计制度与具体会计准则的关系，有两种意见：一是用具体准则来取代行业会计制度；二是实行准则与制度并存的双轨制，在条件成熟时再取消会计制度。

我国学术界关于会计准则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进程，在已的会计准则上也留有这一时期会计准则理论研究的烙印。 　三是部分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重新认识。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会计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对部分会计基本理论的既定结论与观点提出质疑并提出新的认识。

(1)会计与财务的关系。朱宅仁(1987)认为财务与会计既相互交叉又相互独立；阎达五、陈亚民(1989)认为财务与会计的关系实际上是指财务管理与会计管理的关系，财务管理是对现实货币的管理，会计管理是对价值即名义货币的管理(凌志，1987)；张

鸣(1991)对会计两大并列分支提出了质疑。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会计工作与财务工作是否需要和能否分开、如何划分。比较集中的有三种意见：一是财务与会计是否分开，视管理上的需要而定；二是会计与财务应分设，会计负责报表的编制、计划及预算的编制和账表的分析，财务管结算、筹资、保险和有价证券的投资；三是会计与财务应分设机构，会计负责核算，财务负责管理。

(2)会计的本质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会计信息系统论”和“会计管理活动论”出现融合趋势。张新民(1988)从控制论的角度论述了信息系统论，提出了会计控制问题。向德伟(1992)、王世定(1993)从哲学角度分别对会计信息系统论和会计管理活动论作了进一步论述。裘宗舜(1993)认为会计也是第一生产力。杨时展(1992)对反映论和控制论的论争以及决策论和受托责任论的论争讲行了评说，并提出了会计控制论思想。

(3)会计要素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会计思想的引进，对我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西方会计理论中很少明确地言及会计对象的研究，而主要是展开对会计要素的讨论，我国学者在研究吸收了这一思想后，会计要素这一概念逐步在会计杂志和学术研讨会上出现，并且开始替代会计对象的概念，使得会计基本理论在会计对象问题上的探讨更为具体。到了20世纪90年代，会计要素的概念被广泛接受，我国会计界已很少探讨会计对象的问题。1991年，娄尔行教授在其“关于会计要素的若干思考”一文中，首次提出资产、负债、净权益、营业收入、费用(成本)和利润等会计六要素的观点。随后于玉林(1991)、陈毓圭(1991)、许亚胡(1993)等对会计要素的含义、基本特征、内容及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 　另外，娄尔行、张为国(1991)从经济生活的各个主要环节来考察会计的职能，将会计的职能分为促进生产、节制消费、健全交换、确保合理分配四个方面。这是我国会计界从新的角度认识会计的职能，也是对会计职能认识的深化，而且充实了会计管理理论，推进了对会计本质的理解。

四是中国特色责任会计理论与实践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会计理论界不再局限于会计本质、会计职能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而是开始涉及许多新的话题并形成对会计的新认识。这一时期会计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新议题是责任会计。 　随着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确立和西方管理会计的引进，会计界开始对责任会计进行理论研究和总结，我国责任会计理论和方法得到形成和发展，如责任会计的内涵、责任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关系、责任会计与内部经济责任制的关系、责任会计与内部银行的关系、我国责任会计的模式、责任会计的基本点以及如何完善和发展责任会计等。通过研究和探讨，以西方管理会计为借鉴，并综合运用管理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等多种学科理论与方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责任会计理论。代表性文献主要有：丁俊歧(1986)研究指出建立责任会计是改革的核心；龙涛(1986)研究了工业企业责任会计的相关基础理论；阎达五(1987)根据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现实，强调了责任会计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费中新(1988)探讨了行为科学与责任会计的关系；刘志远(1988)探讨了责任会计的概念；阎达五、陈亚民(1988)提出了责任会计应包括内部银行的创新性认识；石新武(1989)认为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是行为科学、人假说和信息经济学；陈信元(1993)介绍了联邦德国的社会经济和会计；宋献中(1993)指出不能忽视社会成本。责任会计的研究充实了中国会计理论与实务的内涵，是中国特色会计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是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的深入研讨。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问题，是这一时期会计理论研究的第二个重要议题。但在建国后的近30年里，成本作为会计学的重要概念，成本管理作为重要的会计管理工作，学术界很少对其加以研究和探索。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经济工作中强调讲求经济效益，企业开始重视成本管理，对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的理论研究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尤其是在1981年中国成本研究会成立后的几年里，出现了许多有关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的论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成本理论、成本预测、成本控制、成本核算、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等。对成本管理在企业管理中所占的地位及其同其他管理工作的关系，存在着不同认识，主要有成本管理中心论、质量管理中心论和利润管理中心论。有学者提出了“全面成本管理”的概念，指出全面成本管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成本预测等六个环节(陈元燮，1982)。在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的研究和探讨过程中，人们意识到成本核算是加强成本管理的基础，财务成本、理论成本、分析成本、目标成本、质量成本、责任成本(管理成本)和社会成本等新的概念相应出现，成本在商品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被充分认识，而且产生了许多加强成本管理的具体方法。代表性的文献有：孙锦华(1983)分析了理论成本；涵方(1986)研究了成本考核的指标；吴顺智(1983)、叶瑛材(1986)建议推行目标成本管理、目标成本考核；张善琛(1983)建议推行地区行业标准成本控制；陈元燮(1984)建议建立成本管理责任制；戴新民(1984)研究了标准成本与定额成本的区别；罗飞(1985)探讨了成本控制的基本原理；欧阳清(1985)从辽宁部分企业经验介绍了成本目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李家贵(1986)、李天民(1986)研究了目标成本管理和质量成本管理；赵(1986)研究了质量成本的概念、内容及核算方法；梁天德(1987)研究了管理成本的特点与内容；刘明辉(1986)、蒋义宏(1990)讨论了全面成本控制；楼申光(1989)、夏鹏(1993)分析了作业成本法的现实基础、理论原理及决策价值；欧阳清(1993)探讨了当时我国成本管理的现状并提出了改革思路，制造成本法开始受到重视。

六是重建审计体制的基础理论研究。这一时期会计理论的重要内容，还体现在围绕着审计在中国的重建这一主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由于对西方会计和审计理论几乎持完全批判态度，基本上仿照苏联的做法，将其称为会计检查，学术界也很少对审计进行专门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由于中央决定成立审计机构开展审计工作，我国开始重建社会主义审计体系。随着我国审计工作的建立和开展，审计理论研究日益得到重视。当时，对审计的基本理论以及审计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广泛性的基础性研究，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肖正乾(1983)探讨了审计的基本概念；周舜臣(1983)论述了审计的职能和性质；管锦康(1984)论述了审计的性质、对象、地位和作用；李宝震(1984)、徐政旦和谢荣(1987)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审计的特色和原则；张以宽(1985)探讨了审计的性质及其与会计的关系；张齐新(1986)等论述了审计的基本职能；赵丽娟(1986)、汤云为(1989)论述了审计证据体系；朱荣恩

(1987)介绍了内部会计控制种类与符合性测试方法；阎金锷(1989)综合研究了审计的概念、性质、职能、对象和作用等基本理论；张杰明(1991)论述了审计的独立性；蔡春(1991)论述了审计的基本假设等。

关于审计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关于审计的性质，先后形成了四种代表性观点，即：审计主要是查账；审计和查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审计所检查的不限于会计资料；审计是一种经济监督、评价、鉴证活动；审计泛指任何第三者对会计报告、会计记录等的检查等。第二，是关于审计职能，也有四种认识，即：审计只具有经济监督的职能；审计具有经济监督、评价和签证三大职能；监督是审计的基本职能，但审计还具有制约与控制功能、促进与推动功能、信息反馈功能、签证功能；审计的职能可概括为监督、评价、保护和促进四个方面。第三，是关于审计对象，有三种观点，即：审计对象是会计工作和会计报表；审计的对象是被审单位的经济活动；审计的对象是多方面的，不能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活动方面，更要上升到宏观经济行为上去分析、观察。第四，是关于审计地位，主要有三种认识，即：审计处于对其他经济监督的再监督地位；审计处于国民经济管理的第三个层次；审计可对国民经济进行广泛、全面和综合的控制。 　除对上述审计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充分探讨外，会计理论界还对审计理论模式、内部审计、承包经营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许多观点，如王允孚(1985)、娄尔行(1985)等研究了经营效益审计的概念、程序和方法；张以宽(1987)论述了厂长离任审计；李恒发(1987)论述了承包经营审计的概念、性质；孔祥帧(1988)研究了如何发挥审计在承包经营责任制中的作用；边恭甫(1988)论述了我国内部审计的地位、职能和作用；谢荣(1993)研究了民间审计职业责任；廖洪(1994)研究了企业审计模式。审计基本理论及相关具体审计问题的研究，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制定独立审计准则作了很好的理论准备。

七是会计的发展历史问题。郭道扬(1982，1988)对上下五千年中国会计史的全面系统研究，是中国会计史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著作，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充分肯定，被公认为填补了世界会计史库中的空白。其研究涉及原始计量与记录时代、夏商西周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秦汉时代、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唐宋时代、元明时代、清代以及中华民国时期。系统地阐明了我国会计从简单刻记、结绳记事到单式簿记、复式簿记的发展过程，对中国会计发展历程及其规律作了系统总结，确立了中国会计史在世界会计史中的地位。《会计发展史纲》则是我国第一部会计史教材，分四个专题对中外会计史进行了研究，这一著作对我国会计史教学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郭道扬，1984)。

新世纪会计论文篇3

[论文摘要]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现代管理会计的发展的巨大推动力。知识经济的形成对现代管理会计的内容丰富、会计师职能扩张和功能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现代管理会计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50年代以后得到发展。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从西方引入管理会计后,一直受到会计主管部门,会计教育界和企业界的高度重视。管理会计自问世以来将近有一个世纪的历史,而现代管理会计的真正形成和迅速发展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它不断吸收现代管理科学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内容逐步完善,应用范围逐步扩大,作用越来越明显,至今已初步形成了管理会计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

一、科学技术是现代管理会计发展的动力

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技术革命,在50年代至90年代之间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此期间,在世界范围内已形成了大科学，高新技术与大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其中大工程,大企业的发展使一个经济单元的生产经营规模与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最近一二十年,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对诸如电脑辅助设计系统,电脑辅助制造系统,弹性制造系统,电脑一体化制造系统,以及机器人工作系统的投入应用,极大地推动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同时,也对现代管理会计发展方面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科学理论、管理理论的发展极其深刻地影响会计领域，起初是为科学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影响，随后是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以及决策论、增长极限论等理论的影响,这些理论中的许多内容被引入应用到现代管理会计中,并最终成为现代管理会计学理论支柱。

20世纪50年代初,学者b·e·戈茨便明确指出:管理会计提供基础信息,以便让经营人员拟定关于企业各项活动的计划,并进行控制。”其见解在当时具有先导性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会计学会1955年度及1958年度的报告书中对管理会计目标进一步做出了明确表述:管理会计工作在于协助经营管理人员拟定达到合理经营的计划,并依此作出明智的决策。这是体现在现代管理会计思想方面的一个明显进步。

1965年1月,英国成本和工厂会计师协会，把1931年创办的《成本会计师》杂志更名为《管理会计》，显然，这是一种迎合时代潮流的举动。他们在杂志更名申请中指出:“成本会计工作是管理会计中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提发对于其后管理会计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它理顺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关系，并明确企业的管理会计工作与企业经营决策的相关性。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发达的国家及地区，不仅对于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工作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对于管理会计的推广应用也进入到实质性工作阶段。1972年美国全国会计师协会开始举办“审定会计师”考试，凡考试合格者颁发给“管理会计师证书”,作为上岗之依据。1980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会计人员联合会第一次大会上，把管理会计的应用作为研究主题。

20世纪70年代，管理会计的发展进一步受到行为科学、管理科学、数学、计算机,以及相关数量科学的影响，出现了许多新的成就。从行为科学的影响方面讲，1971年出版的e.h柯普兰的《管理会计和行为科学》及1973年出版的a.g.霍普伍德的《会计系统与管理行为》堪称代表之作。从数量科学影响方面讲，在20世纪60年代管理会计中将诸如“回归分析法”“学习曲线”等引进应用的基础上，70年代又将概率论引入决策模型的建立方面。

20世纪70年代至今，在大科学、高新技术,以及大经济发展的推动之下，在电脑辅助设计、制造等系统投入企业方面的创新研究一直处于持续进行之中，新的成果不断出现，同时，在高科技支持之下的适时制生产系统的应用以及适时制应用相关联的全面质量管理制的推行，也直接冲击着成本控制领域，促使管理会计中有关成本控制理论,制度与方法的创新。

20世纪70年代至今，适应新经济与新技术发展环境变化要求所产生的企业战略管理思想，理论机器基本方法，也对现代管理会计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由于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对企业的冲击日趋强烈，一些大型企业开始确定多种备选生产经营方案，这些方案都是从企业生产经营的大局或全局方面立定的，一方面它立足于预测，另一方面为弥补预测不足之处，又立足于强化企业内部的总体管理。在确定企业内部总体管理方案的过程中，自然而然要考虑到战略计划以外的许多方面，并且这些方面也都是从企业生产经营总体上考虑的，而“战略管理”的概念便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围绕企业战略管理的确定，所谓“市场战略”、“制造战略”、“销售战略”以及全球化战略等纷纷提了出来，这些对于“战略管理会计”思想产生的影响更加直接。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管理会计的研究在管理控制等系统，成本会计、成本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特别是战略管理会计的研究和应用的进展引人注目。战略管理会计即管理会计与企业战略的结合，它不是管理会计的一个分支，而是传统管理会计在新的市场环境和企业管理环境下的发展。作为决策支持系统，战略管理会计旨在提供关于企业外部信息，强调运用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帮助决策层制定战略。战略管理会计的内容主要包括战略目标的制定、战略成本管理。经营投资决策、人力资源管理和风险管理。战略管理会计的基本方法包括作业成本法、竞争对手分析、预防分析和质量成本分析。战略管理会计是高科技。新市场需求和现代管理三者相结合，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战略管理会计以其崭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标志 着管理会计的一场革命。虽然战略管理会计离普遍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它代表着现代管理会计的发展趋势，也是未来现代管理会计的希望所在。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对管理会计体系产生的重大影响。

1.管理会计的丰富内容

提供的信息要由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知识经济以知识为生产要素的核心，而人是知识的主人。形成一种能促使人的聪明才智和开拓创新精神得以充分发挥的机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物质、精神的许多层面。因而与此相适应的管理会计提供的住处就不应是单一化的，而必须是灵活、多样化的，包括数量信息与质量信息；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静态信息与动态信息;内部信息与外部信息;物质层面的信息与精神层面的信息等等。使之与知识经济的特点和要求相适应。

2.扩展了管理会计师的职能

在知识经济的大环境中，管理会计师的职能大大进行扩展，已转变为跨专业的具有广博知识和深入洞察力的“管理顾问”，为企业提供高智慧的谋略，全面提高其综合竞争能力服务。管理会计师职能的扩展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管理会计师的许多传统的职业服务可为相关的电脑网络所取代，从而要求管理会计师进一步提高其综合素质，在决等支持系统中，提供更高层次的、非现代信息技术所能取代的智力服务，借以在知识经济的大环境中，更好地为决策系统进行卓有成效的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根据知识经济条件下已经大大改变了客观实际，管理会计已经不能从原始意义上的“会计”去理解它了，它将形成一个独特的不同于传统的，以财务信息为主体的新的信息系统。这意味着它将与现行财务会计分道扬镳，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而管理会计师作为“管理顾问”，则将转变为以提供具有远见卓越的管理咨询服务为其基本职能。

三、发展了管理会计的功能

整个20世纪80年代，质量优势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因素已成为西方商界的共识。与此同时，会计界对质量管理的努力造就了当代管理会计的雏形。由于采取多重方式来界定“质量”和资源耗费有很多益处，因此会计界便采用了“预防成本”、“评估成本”,以及“失败的机会成本”等多重分类。同时通过对不良质量控制的观察来预计真正的资金流量为成本管理会计提供了绝佳的信息。对质量成本的衡量看似微不足道，但很快引起了学术界的共鸣,并在“顾客至上”的宗旨下得到了在标准上的完善。总体来说，这些均不是传统成本管理会计中应出现或提倡的标准，然而其对于处于激烈竞争中的现代企业来说确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所谓的“软标准”包括了诸如实时传送的时间安排,顾客的满意程度,反馈速度,以及重复定货要求等能使商家始终得持领先的要素，虽然这样标准的创立，应用和发展更需要的是专家而非管理会计师,但其显然已成为现代成本管理会计发展的新目标和新趋势。

管理会计作为企业领导者和管理者提供管理信息的会计，是管理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决策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在新的世纪，在大科学、高新技术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在学科之间交叉影响，相互渗透现象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可以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态势进一步推动之下，可以预见，管理会计的发展既前程远大，风光无限，而又任重道远，开拓创新将更加艰巨。我们深信，在未来，只要会计学者，管理学者，会计师及其工程师们在管理会计的研究，实践中进一步通力合作，只要各国政府、企业，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继续鼎力支持，也只要各相关方面认真总结与记录20世纪管理会计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管理会计便一定能发展成为一门系统，完善且具指导性，实用性的科学，它也一定能在21世纪世界经济、国家经济、企业经济管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胡洪杰:《管理会计的危机及其出路》.财务与会计,2000.3

新世纪会计论文篇4

关键词：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实证主义；行为主义；结构主义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确切地说，应该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在此理论基础之上形成的新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设计思想，我们统称之为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建构主义起源于18世纪康德的哲学思想，在20世纪初，经前苏联杰出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维果茨基的发展，最终由瑞士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皮亚杰（J.Piaget）加以系统阐述。该理论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行为主义的教学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体现了当代社会以人为本的现代人文观。对于知识的本质的探讨，强调知识并非是对客观现实的准确表述，而只是一种言之成理的假设或解释，这对培养学生独立的理性批判精神有很大裨益，更是契合了社会对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要求。

事实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其建立和发展早期并未较多引人关注，在维果茨基于1931-1932提出其带有建构主义思想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时，不仅未受到较多的关注，甚至还一度因为其“唯心主义”观点受到当局的不公正的对待。皮亚杰的建构主义提出也早在1927年左右，但是当时也未有较大反响。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逐步为人所知，但是真正受到广泛关注和普遍接受是在20世纪90年代。为什么建构主义在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归于沉默，而在20世纪90年代又似乎突然焕发了生机，成为当今西方世界教育学习理论里面受到最广泛认可的学习理论呢。这固然有教育教学理论往往要滞后于心理学理论的内在规律，但更大程度上反映了该理论是20世纪欧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方面条件由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由不完善到完善的一个渐进演变的进程。

一、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

建构主义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的苏联和欧洲，兴盛于20世纪末的美国。维果茨基展开建构主义早期研究的时候，前苏联在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运动下，出现了空前的政治高压，涉及到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包括维果茨基也受到了批判，其理论被禁止传播。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强调科学主义的凯洛夫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和教育学更符合当局的胃口。而当时皮亚杰所处的欧洲，也笼罩在战争阴云下，这使得提倡“人本主义”的建构主义思想受到压制。

二战后，出现美苏两大政治中心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当时的社会科学和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源自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和教学理论符合了当时的上层建筑。而建构主义仍不具备广泛的学术基础和民意基础。

进入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各种矛盾的加剧尤其是滞胀现象、生态危机、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使得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开始受到广泛的质疑，国家的经济体制由国家干预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过渡。种族冲突、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映了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前苏联这一大厦的倒塌、东欧的剧变，保障人权和解放思想成为各国的主旋律。东西方各国都努力适应民主化的时代潮流，这样，建构主义具备了可被广泛接受的政治经济环境。

二、社会文化的演变

20世纪的西方世界文化演变也可谓波谲云诡，纷繁复杂。如何理清其大体脉络，我们首选哲学领域并对其分析。这一时期人本主义哲学思想是一大潮流，这是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精神一脉相承的。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在20世纪初的大发展，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日益加大，逐步发展出了现代科学主义哲学流派，从而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哲学流派并存的局面，统称为现代哲学。前者重“内省”，后者重“实证”。在二战之前，这两种理论各有很多代表性的理论，前者影响较大的有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后者有石里克、卡尔纳普、罗素等人的的实证主义，以及查理・皮尔士、杜威的实用主义。事实上，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直到二战以后的五六十年代，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主导地位，而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实证主义的心理学得以迅速发展，在教育领域取得了主导地位。进入20世纪60年代，社会文化方面出现了新左派理论的兴起、“垮掉的一代”文学盛行、嬉皮士文化的流行，表面上这与当时社会上的“愤怒的青年”、“垮掉的一代”这些社会现象有关，更深层次，则是人们对现代哲学反思的表现。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海尔伯拖・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们对当时的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使人丧失了批判的革命意识，使个人自由和创造力丧失殆尽，使人成为只会简单重复的思想机器”的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宣传“理性即革命”的理论，提倡“非暴力的反抗”，也因此他在60年代被称为“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在60年代，一种新的思潮在法国兴起，并迅速传遍西方世界乃至全世界，这就是“结构主义”。在教育学领域，对于以往的“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行为主义心理学及生活适应教育运动的影响，崇尚实际效用而忽视理论学习，为了附庸现实，过于多样化而忽视真正的学术基础”的问题，结构主义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的代表人物J.S.Bruner借鉴了皮亚杰的认知发生理论的一些观点，提出“所谓教育，终究是要发展心智能力与感受性。……教育必须使智能发挥作用，借助个人超越自身的社会世界的文化方式，去开辟那怕是些微的新局面，创造出自身的文化来。”在教学观上，Bruner认为基本结构是不能简单地靠教师传授的，因为学习是主体认识结构的构造过程，基本结构也只能通过学习者对它的主动作用才能获得。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发现学习，即不把学习内容直接呈现给学习者，而是由学习者通过一系列发现行为（如转换、组合、领悟等）而发现并获得学习内容、基本结构的过程。在结构主义这艘大船上，建构主义的一些理念开始受到广泛的注意。而到90年代，在对结构主义批判的继承基础上，建构主义的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

三、科学技术条件的成熟

二次大战期间，由于军事上的需要，美国人在机械的电磁计算工具的技术基础上，吸收了电子学和数理逻辑的研究成果，加紧研制电子计算机，终于在1946年造出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到1952年美国人冯・诺依曼为美国IBM公司设计制成了“离散变量自动电子计算机”并投入市场，由此开创了计算机的时代。同样出于军事的需要，美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计算机网络的建设，到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制定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为标志，美国乃至全世界开启了以因特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时代。

现代计算机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欧美国家由工业化向知识化发生转变，由此催生了社会对创造型、个性化人才大量并日益旺盛的需求。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都要求改变过去“传授、巩固、模仿”的模仿式教学模式，代之以能使学生发挥个性潜能、自主创新，从而主动建构知识的教学模式。建构主义理论的知识观、学习观、教学观顺应、符合了这种时代精神和要求。而现代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内的广泛应用，为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的实践提供了物质保障。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一般包含“情境”、“协商”、“会话”和“意义建构”四个要素。显然，日趋成熟和完善的现代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是该理论最好的载体和保障。

综观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从研究伊始到全面推广的近一百年的时间里，理论从初创到逐步完善，从不被学界重视到获得的广泛的认同，反映了西方心理学和教育学在人类社会发展、变迁中的曲折进程。之所以该理论占据了我们今天教学理论的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科学技术逐步演变后遴选出的当下最为恰当的理论。虽然它自身还有缺陷和不足，尤其是方法论还不够完善。这是我们今后继续深化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改革需要深入探讨和研究的。而通过梳理该理论生长的时代背景，有助于我们对该教学理论的思想脉络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同时在深入探究时也有助于我们抛开历史的局限，打开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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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长英，谢秀红.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及其哲学基础［J］.江苏高教，2002，（5）：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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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莫永华，仇雪梅，陈际平.建构主义的澄清与反思［J］.中国电化教育，2010，（1）：33-36.

［6］ Bruner，J.S.On knowing Cambridg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98.

新世纪会计论文篇5

一、《演变》作者简介

阿纳尼亚斯・查尔斯・利特尔顿（Ananias Charles Littleton）（1886-1974年）是美国著名的会计学家，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当代会计学家之一。他一生著作颇丰，其思想对现代会计思想的发展、会计历史研究的深化、会计实务的完善等方面有着巨大影响。从20世纪20-70年代，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学术生涯中，利特尔顿先后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单独或同他人合著专著多部。他的代表作主要有：《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1933），与威廉・A・佩顿合著的《公司会计准则绪论》（1940），《会计理论结构》（1953），与B・S・耶梅合作主编的《会计史论文集》（1956）和《会计学论文集》（1961），与V・K・齐默尔曼合著《会计理论：连续性和变革》（1962），与M・穆里茨合编的《会计学优秀论文集》（1965）等。在其丰厚的学术成果中，有四部代表作在世界各国会计学界广为流传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一部著作是《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这本书使利特尔顿成为当之无愧的会计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他也因此著作而得到会计界的承认。第二部著作是《公司会计准则绪论》，这本书为当时“公认会计原则”的制订和执行提供了最具权威性的理论依据。该书作为美国会计师协会（AAA）的第3号“专题研究报告”于1940年首次出版后，对现代会计理论以及会计准则的制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先后历经15次修改出版，该书奠定了现代会计准则的理论基础与架构，被认为是美国传统会计实务所依据的基本理论的最清晰说明。第三部著作是《会计理论结构》，该书是会计学术界第一次完整论述会计理论体系和结构的专著，它的出版标志着会计从一门方法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利特尔顿对会计理论的贡献，也因此书而达到巅峰。直到现在，《会计理论结构》仍然被誉为是那个时代对会计理论发展最有贡献意义的文献。第四部著作是《会计理论：继承与创新》，这部书主要揉合了《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和《会计理论结构》的思想，并将会计科学放在一个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以簿记理论为基础构建由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与会计方法等有机结合的具有良好逻辑的会计学体系是他所有著作的一个重要特征。

利特尔顿的学术成果丰硕，他对当代会计理论、公认会计原则等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学界公认利特尔顿是世界级的会计大师，更是会计理论的重要构建者。

二、《演变》基本结构

《演变》文章结构简洁清晰，富有逻辑性，以不同时期的典型日记账分录为例，按照时间顺序围绕日记账的演变这一主题展开了细致的论述。利特尔顿认为，从日记账的发展过程来看，日记账先后经历了4个阶段：（1）日记账未出现前，需要将交易事项在两个相关的账户中完整地记录下来；（2）1430年到1550年期间，使用具有高度专业技术形式的分录将交易事项记录在分类账中；（3）在之后的一个漫长的时间里（即1550年到1600年左右），日记账分录需要或多或少地记录交易事项；（4）现代时期，日记账的主要焦点集中在如何用技术性形式准确分类会计主体。《演变》一文主要对15-17世纪期间的日记账演变过程进行了研究，针对日记账的断代史进行了研究。

从整个行文逻辑上来看，《演变》一文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部分，第二部分为15-16世纪典型的日记账分录（包括第一种类型的日记账和第二类的日记账分录），第三部分为十七世纪之后的日记账分录，第四部分为总结。

在引言部分，作者论述了日记账是记账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技术，是将经济交易事项的非技术报表形式转换为一种技术性报表的中间记录环节。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当时美国日记账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而且在未来日记账可能会逐渐消失，因为日记账不是记账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在对日记账的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简单的预期之后，利特尔顿在文章中提出了探索日记账起源的想法。

《演变》一文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15-16世纪典型的日记账分录。这个时期的日记账分录有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日记账分录的特点是：不论采用何种语言，所有这些典型日记账分录都采用“By A . to B .”的形式来编制。这些分录所表达的含义不是很清晰，因此在理解这种类型的分录时就需要对其进行推理判断。在原文例子中所使用的介词“per”和“a”分别表示债务人和债权人，而且债权人总是写在债务人之后。这种类型的日记账分录只是展示了“per”和“a”的用法，没有说明这两个介词的特殊含义，也没有说明“per”和“a”是怎样分别与“债务人”和“债权人”联系起来的。同一时期德国的日记账分录时间虽然迟于意大利的日记账分录，但是它所采用的编制形式也是类似的，都具有技术性。虽然这样的日记账分录比较难以理解，但还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将这种日记账分录重新整合构建成易于理解的分录。利特尔顿还认为可以从德国的分类账发展来理解德国的日记账，因为日记账是在分类账之后产生的，而且现在的日记账在记录发生的交易事项时也会很自然地使用分类账中的专业短语。日记账分录的左方记载借方账户和属于其他相关账户的相反的或是解释性的分录，其右方记载贷方账户和属于其他相关账户的相反的或是解释性的分录。日记账分录的这种技术形式明确地表现了整个业务的两个不同方向并且已经体现了在当前的分类账实践中的使用情况。

第二类日记账分录与第一类日记账分录几乎是同时存在。第二类日记账分录的形式与第一类日记账不是一模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更接近于现代的形式。根据措辞的不同，第二类日记账分录可以产生三种意思相近但有细微变化的方式，分别是：（1）A是债务人，B是债权人；（2）A是B的债务人；（3）A欠了B的钱。第一类日记账分录的形式可能是来源于分类账分录的措辞，才导致使用英文分类账分录中借方的“to”和贷方的“by”，而第二类日记账分录可能是在记录个人账户交易事项的日记簿基础上自然地发展起来的。很显然，它比第一类日记账分录更能说是现代日记账分录的前身。

第三部分介绍了17世纪之后的日记账分录演变。17世纪的日记账分录在措辞上有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什么意义。但随后，在19世纪中期稍早的时候，出现了更明显的变化，日记账分录又重新使用了技术性形式来编制，但与之前在1550年被弃用的技术性形式“By A ，to B ”又有所不同，专业术语几乎完全被使用了。一笔交易的借方和贷方被分成两个单独的列表，贷方科目的名称则是低于借方科目名称。有时“Dr”被留存，有时则是被省略了；但是“to”作为借方的标志被保留了下来。后来连“to”也被弃用了，借贷方的差别可以单纯地根据词语和数据的位置来判别。文中列举了一个18世纪日记账编制的例子“John Doe is debtor $1000 to Stock”，这表明日记账记录的主体必须要有两个，但是并不强制要求明确这两个主体。随后日记账的编制方法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编制时不仅要求反映两个明显不同的事实，而且每个事实都要根据它的名字和借、贷方的特点来填写。日记账分录的发展也改变了簿记的结构，要求每个事实都要根据它的名字和借、贷方的特点来填写。现代日记账的编制过程让人认为需要编制的是贷方分录，而不是债务人或债务人，也就是说“会计主体”不是最重要的。

第四部分是全文的总结部分。利特尔顿认为日记账的演化过程没有停止也将不会停止，也正因为不断进化的过程使得会计记录向更深的技术细节发展。日记账分录本身也省略了原始分录中许多辅助的交易记录。现代会计遇到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学好记账比以前更难。记账已经成为真正的技术，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登记程序。

《演变》一文中利特尔顿采用归纳法对会计史进行研究，并从中总结出一套系统的会计思想体系。文中列举了大量的不同时期的日记账分录，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不同时期日记账分录的特点和编制方式。日记账分录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变化也体现了事物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日记账分录的演变过程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而且还会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利特尔顿是享誉全世界会计大师，他的会计信条是：相对准确的会计信息会逐渐逼近要求。日记账分录的演变过程正符合这一规则。会计产生的原因在于客观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作为会计技术的日记账的演变同样也遵循这样的规律。

三、《演变》主要理论贡献

会计活动始于远古时代。但是直到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利在其出版的《数学大全》一书中才系统介绍了复式簿记，正是这一部分篇章，成为了最早出版的论述15世纪复式簿记发展的总结性文献，集中反映了至15世纪末期为止威尼斯的先进簿记方法，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西式簿记的传播和发展，同时也开启了将会计作为学术进行研究的历史进程。但是，从16世纪到20世纪漫长的几百年间，会计史研究并没有得到快速的发展。直到1933年，利特尔顿教授的名著《20世纪以前的会计发展》的发表，会计史研究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此会计史研究步入蓬勃发展时期。

《演变》早于《20世纪以前的会计发展》发表，是对日记账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几种典型分录进行研究的一个代表性作品。《演变》一文通过对日记账演变过程的研究，指出时展是会计发展的驱动因素，会计是一门反映时代变化和需要的科学。同时，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是相互联系且密不可分的，早期的会计实务促使了会计理论的形成，而会计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会计实务，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

利特尔顿对会计历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其会计史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演变》体现了一个会计学者对待客观历史的态度。利特尔顿特别强调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对待会计研究。同时，利特尔顿也以严谨的治学方式对待会计问题，他的作品也展现了非常强的逻辑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的特征。

四、《演变》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启示

我国的会计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公社制时代，那时人们已用“刻石记数”和“结绳记事”等方法来反映数量及其他收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会计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我国会计的记账方法也从原始的计量、记录方法发展到中式的单式收付簿记方法，再从单式收付簿记法发展到不完全的复式收付账法直至发展到相对成熟的复式记账法，我国的薄记方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郭道扬教授曾经写道：“人类社会的会计发展既不可能超越某一历史阶段会计所处的历史环境，产生超前的会计思想与会计行为，但也决不可以听任落后的会计思想在新的历史阶段继续起支配作用。”所以要对会计史进行研究，把握其发展规律，以便更好地发挥会计的职能，这正是研究会计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历史展示了会计发展的脉络，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经济环境，就更加有利于理解会计、研究会计和发展会计。

我国对于会计史的研究尤其在近代落后于西方，表现为对会计史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内容缺乏系统。目前所能看到的近代会计史研究的成果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出现，当时只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少量的相关研究论文，例如冯抑堂的“吾国古代会计之研究”，林道俊的“中国古代政府会计制度之演进研究”，潘序伦的“会计学发达史”、“我国会计学术与会计职业之回顾与前瞻”、“中华民国三十年度结账程序述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会计史的研究几乎停滞，研究成果极为少见。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会计史的研究才得到了蓬勃发展，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有郭道扬教授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上、下），高治宇著的《中国会计发展简史》、李宝震和王建忠合著的《中国会计简史》、赵友良著的《中国古代会计审计史》等。

会计史研究对于会计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会计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会计理论与实务的根基及演变路径，有助于总结经验，正确认识会计发展规律，科学的把握和预测会计学科的发展方向。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就整体而言，我国对会计史的研究仍需全面提高。我国今后会计史的研究重点需要加强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会计史研究的系统性。虽然理论界对会计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成果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研究方向多是局限在某个专业领域，并没有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会计史学。二是加强会计史研究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会计史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历史较为熟悉，而且需要精通会计理论和实务，同时还需要具备阅读国外文献的能力，对研究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因此，要使会计史研究系统化、全面化，培养更多的高素质研究人才是当务之急。

[本文系郭道扬教授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编号：11&ZD14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上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1988年版。

[2]王光远：《阿纳尼亚斯・查尔斯・利特尔顿》，《财会通讯》1992年第10期。

[3]付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史研究述评》，《财会通讯》（综合）2008年第12期。

[4][美]迈克尔・查特菲尔德著，曾浩、许家林译：《会计思想史》，新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

[5]R.A.Bryer.Double-Entry Bookkeeping and the Birth of Capitalism：Accounting for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Medieval Northern Italy.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Vol.4，NO.2，1993

[6]Eve Chiapello.Accounting and the birth of the notion of capitalism.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18（2007）

[7]B.S.YAMEY.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Double-entry Bookkeeping：Some Non-Sombartian Claims Accounting.Business &Financial History，Vol.15，No.1，March 2005

新世纪会计论文篇6

[关键词]网络信息时代　书评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

[分类号]G257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高速公路与Internet的建设和飞速发展，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已成为当前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显著特征。信息成为人们使用最频繁的概念之一，也成为情报学和信息管理等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从定量的角度分析和研究信息的动态特征，并找出其中的内在规律，是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简称“三计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随着信息技术和信息科学的迅速发展，从文献单元深入到信息单元，从文献计量向信息计量转变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邱均平教授是我国率先开展“三计学”教学与研究的著名计量学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文献计量学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1988年，邱均平教授编著的《文献计量学》在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首次从理论、方法和应用相结合的角度构建了文献计量学的内容体系，是我国出版最早的、为数不多的文献计量学经典著作之一，受到学术界同行的热烈欢迎和好评。它不仅被多所高校采用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和信息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的核心教材，而且被引率至今一直名列前茅。之后，邱均平先生又开展了大量有关“三计学”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形成了重大影响。随着信息技术和信息科学的迅速发展，信息资源电子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日益普及，给人类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深刻的变革。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下，文献计量学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方向和趋势。面对这一新形势、新趋势和新课题，邱均平教授又在国内率先开展了信息计量学和网络信息计量学研究。2000年～2001年，邱均平教授以“信息计量学”和“网络信息计量学”为题在《情报理论与实践》上发表了系列研究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造成了巨大反响，被引率一直居高不下，成为开展信息计量学和网络信息计量学研究必看的经典系列文章。2007年1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邱均平教授的《信息计量学》一书。这是邱均平教授长期从事“三计学”教学与研究的结晶，是反映网络信息时代“三计学”发展特征，面向图书馆学、情报学和信息管理学及相关学科领域教学与研究现实需要的产物。该书是作者敏锐地站在时代和学科发展前沿，把握国内外信息计量学发展动向，精心研究而成的最新成果。也是作者20余年来从事“三计学”问题研究的系统总结和综合集成之作，同时又是“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高等学校信息管理类核心教材”之一，具有重要的科学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1　《信息计量学》是时展和现实需要的产物

文献计量研究始于20世纪初，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方法和内容体系。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计算机的逐渐普及与广泛应用，文献计量学研究进入了新的高潮，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成果迭出。1969年，英国计算中心的普里查德(A.Pritchard)开创性地提出了“文献计量学”这一名词，文献计量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伴随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文献计量学中的广泛应用，文献计量学的研究范围和深度不断扩展，于是出现了以信息单元、情报单元和知识单元为计量对象的“信息计量学”或称“情报计量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网络技术迅速普及，信息资源数字化、网络化和数字信息资源日益丰富，并出现了以网络信息和数据为计量对象的“网络信息计量学”或称“网络计量学”(Webmetrics)。

虽然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文献计量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文献计量学理论、方法和内容体系尚未得到有效更新，反映信息计量研究的、系统的、新的教材还没有，现有的几本文献计量学教材的内容体系已经陈旧过时，大都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当前信息化、电子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新形势下，文献计量正在向信息计量方向发展，信息管理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和新规律。迫切需要以新的视角去研究、去解决、去寻求新的正确答案。信息计量学正是在网络信息时代大背景下，随着信息资源电子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发展，适应社会经济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化发展的迫切需要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重要的科学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信息计量学》一书的及时出版正是网络信息时代满足“三计学”研究、发展和现实需要的应时之作，同时也是情报学和信息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发展需要的必然产物。其深厚的研究基础，全新的研究视角，科学的研究方法，系统的研究内容，广泛的应用实例，反映和集成了国内外信息计量学研究中的最新进展，必将成为信息计量学发展中的新标志和新里程碑。该书重点突出了“信息、网络和应用”三大主题，反映了网络信息时代“三计学”的主旋律。

2　《信息计量学》反映了“三计学”研究的交叉与融合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图书馆学、文献学、情报学、信息管理学和科学学领域相继出现了三个类似的术语：Bibliomet―tics、Scientometrics和Informetrics，分别代表着3个十分相似的定量性的分支学科，即“三计学”。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研究和推动，“三计学”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一定进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承认。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情报计量学)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尽管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目的有所不同，但三者的起源相同，并且享有共同的原理、方法和工具，因此学术界习惯于将它们统称为“三计学”，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三门计量学的不断拓展，它们之间出现了合流的趋势，还产生了共同的国际学术组织――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国际学会(Intemational Society forSeientometries and Informetrics，ISSI)。但由于“三计学”分别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事实上的相互独立的研究状态，很少有学者出于共同的研究目的，将三者融合在一起展开研究。《信息计量学》首次从“三计学”的共同研究基础出发，在信息计量学的研究框架下，将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展开研究，反映了“三计学”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在书中，作者从起源、发展、研究对象和目的等方面对“三计学”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在详细论述其共同原理、方法和工具的基础上，展示了“三计学”

在各个学科领域中的广泛应用，这无疑是“三计学”研究中的一场精彩的演绎，展现了“三计学”的无穷魅力。

信息计量学跨越了学科的边界，成为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管理学、科学学等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或一种研究方法。印度情报学家雷坚(Rajan)把信息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的目的系统阐述为：为研究和发展；为决策和规划；为组织机构，科研项目、计划和各种活动的管理提供可靠的数据。英国著名情报学家布鲁克斯也认为：信息计量学(情报计量学)是迄今计量学科中语义最广泛最深奥的一个术语，将作为包罗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的一个全称术语。可见，在“信息计量学”这一统称术语和共同框架下整合“三计学”研究是国际发展的重要趋势。《信息计量学》一书的出版正是这一趋势的真实反映，不仅在国内是首例，而且走在世界前列。

3　《信息计量学》是文献计量学研究的继承与创新

信息计量学是在文献计量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信息计量学发展的逻辑过程经历以下几个阶段：书目计量学一文献计量学一科学计量学一信息计量学。文献计量学是信息计量学研究的基础，信息计量学是文献计量学研究的继承、拓展与延伸。《信息计量学》也是在《文献计量学》的基础上修改、补充、更新和扩展而成的，讨论的重点也主要是文献信息的计量问题。书中的文献信息增长规律、文献信息老化规律、文献信息集中与离散分布规律――布拉德福定律、文献信息词频分布规律――齐普夫定律、文献信息作者分布规律――洛特卡定律、引文分析法和文献信息统计分析法等基础上保留了文献计量学经典定律和方法的原貌。但信息计量学不限于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其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和应用远远大于两者。《信息计量学》将文献、信息、计算机、网络和应用五个重要特征有机结合在一起，反映了网络信息时代文献计量学的新发展。信息计量学是文献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研究的重要发展与创新。从信息的计量单元来看，信息计量学已不仅仅停留在以篇、册、卷、本等为单位的文献单元的计量上，而是开始深入到文献的内部，对知识单元和文献的相关信息特征进行计量研究，如题名、著者、机构、主题词、关键词、词频、知识项、引文信息、出版者、日期、语言、格式、基金等信息单元。正因为如此，信息计量方法和复杂程度远远大于文献计量和科学计量方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献计量学在飞速发展，包括理论、方法和应用三个方面的研究范围都在不断拓宽，并且出现了4个值得关注的趋势：①从文献计量向信息计量发展；②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的合流趋势；③文献计量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趋势，计算机辅助文献计量研究成为重要发展方向；④日益重视文献计量学在图书馆管理、信息管理、信息服务、科学研究、科学评价、科技管理和决策等中的应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因特网这一新生事物的产生，文献计量学又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即网上信息计量学(Cybermetrics)，或称网络信息计量学。网络信息计量学的出现表明文献计量学又有了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新的研究领域。《信息计量学》反映和吸收了国内外“三计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尤其对以上4个方面的发展趋势给予了高度关注，并进行了重点论述和讨论。如该书的11、12、13、14章集中论述了计算机辅助信息计量分析法、信息计量学在各学科领域的应用和网络信息计量学等新方法、新领域。这也正是该书对“三计学”研究的发展和创新之处，同时也是《信息计量学》一书的亮点之一，令人耳目一新。

4　《信息计量学》是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的高度结晶

《信息计量学》一书的出版经历了长期的研究和积累过程，是作者长期从事信息计量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高度结晶。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作者就一直在武汉大学从事“三计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并于1983年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了“文献计量学”本科课程，同时编著了同名教材《文献计量学》，于1988年在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20年来该书一直成为国内各高校图书馆学、情报学和信息管理等学科专业争相采用的重要核心教材，被引率也一直高居前列，受到了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著名情报学家杨沛霆如此评价该书，认为《文献计量学》一书“无疑是对我国情报学研究和情报学教育的积极贡献，具有开创性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开设“文献计量学”本科课程的基础上，作者又先后指导和培养了多名信息计量学方面的硕士研究生，后来又增设了“信息资源计量研究”硕士生方向和“信息计量与科学评价”博士生专业方向，并先后以“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研究”、“科学计量学研究”、“网络计量学研究”和“网络信息资源计量研究”等为题主讲了多年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课程。在20多年的学习、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作者积累了大量的心得体会和信息资料以及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教学经验，为《信息计量学》的研究和出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信息计量学》一书的出版既是作者在文献计量学教学与科研方面的延续与扩展，也是发展与创新。没有多年来深厚的研究基础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也不会有《信息计量学》一书的诞生。从1999年《信息计量学》被列入“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到今天《信息计量学》一书的面世，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5　《信息计量学》体现了理论、方法与应用的有机结合

新世纪会计论文篇7

【关键词】 会计； 科学； 发展观； 内涵

我国会计科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会计科学的发展进程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致使我国会计科学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有了一定的差距。2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任重而道远，作为经济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将会承担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会计科学不仅会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且会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因此，需要对中国会计科学在21世纪应当如何发展的观念性问题进行专门研究。

一、发展动力：会计管理实践的客观要求

21世纪中国会计科学发展的最大动力是来自于会计环境的变化，而在会计环境中对其影响最大的则是经济环境与科技环境。从经济环境上看，已经初具框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将会通过不断的调整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从而对20世纪所形成的会计管理科学的基础理论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从科技环境上看，由于高新科学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广泛运用，知识的经济化和经济的知识化已经形成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生产作业过程的高技术含量必然会引起经营管理手段的高技术含量，从而引起会计信息的搜集、加工处理程式与输出方式的高技术含量，这样，就必然会对20世纪所形成的会计技术方法体系产生强烈的冲击。作为对会计实践活动进行全面研究的会计科学，如果不考虑会计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就会使通过研究所形成的会计理论缺乏对会计实践的具体指导作用和应用价值。由此可见，因经济环境变化所导致的21世纪会计管理实践内容与程式上的变动必然会成为推动21世纪中国会计科学发展的源动力。

二、发展目标：会计科学体系的完善创新

不断拓宽会计理论研究领域并进行会计理论的创新，既是推动会计科学发展的动力之一，也是每个会计理论工作者的义务。早在上世纪中叶，美国会计学会的专家们经过论证后曾明确预言：未来的会计理论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中的任意一种来扩展其范围：一是将新的测定方法引进会计学领域；二是将扩张作为会计报告的行动概念。它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会计科学发展的两个重要途径，即正确的研究方法与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由此可见，当会计所面临的环境发生变化时，适时确立会计科学的发展目标是使其得以稳步发展的前提条件。根据我国会计科学发展的现状，21世纪的基本发展目标应当是：规范会计科学的理论层次与结构，加速会计科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完善相关会计科学的内容，拓展会计科学的研究领域，从而构成一个完整且具有结构合理、内容严密、优势互补等特征的、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计科学体系。这一体系应当由会计理论科学、会计方法科学、会计管理科学、会计研究科学和会计教育科学五个基本部分所构成。在此基本要求下，会计科学的学科体系内部应当按照其学科特点组合成合理的学科群落，可以考虑将会计科学划分为核心层学科、紧密层学科、松散层学科、边缘层学科和渗透层学科五个级次，或者称之为主体性学科、支柱性学科、基础性学科和支撑性学科四个系列，逐步形成一个多层级的宝塔式、网状型结构，使其发展能呈现出一种较为稳定的态势，从而丰富会计科学学科家族的成员构成，让具有悠久发展历史的中国会计科学在21世纪的中国经济科学体系中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

三、发展观念：会计科学范围的纵横拓展

确立正确的会计科学发展观念是中国会计科学在21世纪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由于现代社会经济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越来越专业化与集团化，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不同类型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也应当随之分解与细化，从而使得经济科学的分支学科越来越多。与经济科学的这种发展趋势相适应，如果说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初期会计科学还只是一花独放的话，那么，延绵到今天的会计科学就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学科林立且拥有一百多个分支学科的庞大的科学体系。会计分支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对现代会计对象某一领域或者某一方面问题的专门研究，从而有助于对不同会计现象与新会计现象的剖析，特别是其它学科领域里大量新学科的出现以及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使得会计科学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多，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宽。在会计科学研究对象呈现出快速分化的同时，会计科学学科内部的各学科之间以及与其它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和渗透日益加强，形成了我中有彼、彼中有我的特有的学科之间的互容现象，从而也相应地形成了一些边缘性的会计科学学科，如环境会计、电算化会计、资源会计等。

在21世纪，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这种学科之间的分化与综合现象将会日益突出，任何一门学科的内容，都将会与其它学科的相关内容之间形成一种联系与融合关系，会计科学的发展也就必将会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因此，在引进、借鉴、消化、吸收、创新的基本方针之下，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与渗透，从而使会计科学在学科内容上注重对其它学科的兼容与吸收，不断地从横向和纵向上拓展其研究范围，并不断地注重理论创新以构成新的分支学科。以此认识为基础，在21世纪中国会计科学的发展观念上应当予以必要的转变：一是不能就会计而研究会计，要注意跳出会计的框框来研究会计科学问题；二是以多种学科作为其研究基础，即在传统会计科学的基础之上，注意其与数学、相关经济学及其它学科的结合，注重不同学科内容研究上的交叉与融合；三是注意与其他学科的嫁接、改造、引进与创新，合理吸收其它学科的先进研究成果，以减少重复劳动；四是注意会计领域里的新学科、新问题、新领域的前瞻性研究；五是应当在兼收并蓄的基本要求下，注重学科发展的国际化趋势与国家化特征；六是在会计科学的学科方位上，应当正确、恰当地将其予以合理定位，以便使会计科学的研究内容与纵横拓展的要求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

四、发展方式：会计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运用

在会计科学的发展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会计科学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效率，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会计科学发展目标的实现程度。在中国会计科学得到迅速发展的20世纪，在会计研究方法上重演绎、重抽象、重定性、重逻辑思维和推理的研究定式起着一定的主导作用，由于会计理论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式相对较为滞后，因而会计理论工作者基本上是处于一种个体性劳动和个体操作的状态，加上研究信息传递方式上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成果在不同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沟通与运用，由此而导致研究内容上重复性劳动也造成了一种研究资源上的不应有浪费，从而对会计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21世纪中国会计科学发展的基本方式就是应当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各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的利弊，处理好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应当强化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这就需要全面正确地认识和理解定量分析方法的作用，正确地使用定量分析方法。目前，中国的会计科学发展不能满足于抽象的理论阐述，应当用务实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采用科学的方式去搜集、整理与研究对象有关的资料，以实证性的资料为基础，以数量分析的结果为依据，去描述经济活动变化的规律，去阐明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去说明企业经营方针的调整以及经营活动结果的演变，从而使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对与其经济利益相关的经营活动发展趋势、规律有更为直接和深刻的认识，以有助于其正确经济决策的形成，并以此结果来丰富会计科学的内容。

其次，应当坚持运用科学抽象的方法对与会计有关的经济事项进行定性的理论分析，恰当地将规范性理论分析与实证性数量分析方法有机结合。应当承认，会计研究中的某些具体问题，诸如资本市场的运行质量、会计信息的效度与股价之间的关系等内容，必须要建立一定的定量分析模型和大量使用定量性分析手段，但对于目前日趋复杂的企业经营活动规律的揭示及其所受会计环境变化影响程度的揭示，以及对会计政策调整方位的全面分析，实证性的定量分析方法并不是唯一的，更不可能是基本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缺乏定性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全面地、科学地阐明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目前在会计理论研究过程中，有部分学者认为，只有通过复杂的数学模型设计和精确数学分析的方法，只有大量运用实证分析的会计研究方法，只有全面研究资本市场中的会计信息披露与质量，才意味着中国的会计科学研究“与国际接轨”，才是中国会计科学的发展方向。这一看法不仅失之偏颇，而且反映在思维方式上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形而上学特征，不利于中国会计科学在21世纪的发展、创新与完善。在21世纪中国会计科学发展方式上，应当从中国的会计环境出发，采取拿来主义，积极地汲取20世纪中后期西方会计科学发展上广泛运用数量分析方法所取得的先进经验和已有成果，但是不能全面照搬。盲目地追求用实证性的数量分析方法来全面取代规范化的定性理论分析方法的做法，既与中国会计科学的发展现状不符，也不利于中国会计科学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

五、发展道路：会计科学的科学化、国家化和国际化

与中国会计改革及发展模式的基本目标相一致，在21世纪中国会计科学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应当紧密结合中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的实际进程，以科学化为基础，以国家化为起点，以国际化为方向，以使其能够有机地融入国际会计科学发展的大潮流之中，使之真正成为国际会计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会计科学的科学化是客观要求。会计学科学发展上的科学化内涵为：一是会计科学学科体系内部结构合理化；二是各具体会计学科的会计理论系统化；三是会计方法系统化，即指有一整套完整的方法程序对会计信息进行搜集、加工和处理，有合适的标准对其有效性作出判断；四是会计操作手段现代化，即达到人工系统和电子系统的有机结合，且能够使会计操作技术工具标准化；五是会计管理体制定位化，即指会计管理模式和会计人员的身份能够正确合理地定位，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设置有管理要求与功能基本一致的会计工作岗位，会计人员职务设置统一；六是会计法规体系配套化，即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会计法规体系；七是会计教育体系完善化，即形成一个不同级别、不同层次、不同要求和不同目的的会计教育体系；八是会计研究方法规范化，即做到实行规范化的研究过程和规范化的研究方法。

其次，会计科学的国家化是现实选择。从世界会计的发展历程上看，目前尚有五大会计模式，但从中国会计的发展现实上看，中国有自己的会计环境。因此，中国会计科学的发展也应当具有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这是由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了会计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结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决定了会计法规体系的多层级结构；特殊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会计管理体制上的准则制定的多模式结构；素质较低的会计人员队伍决定了会计操作方式是以手工为主的运行结构；多头管理的会计教育管理体制和人才选拔机制决定了会计教育的层级结构；经济发展的特殊进展决定了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督的方式结构，即实行内部会计监督、外部会计监督和社会会计监督的有机结合。与此同时，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会计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模式下，已经开始呈现出会计信息社会化、商品化和口径国际化、会计服务市场化、会计核算手段现代化、会计监督社会化、会计工作规范化和会计规范配套化等基本趋向。上述现状决定了在中国会计科学的发展上应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建立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科学体系。

最后，会计科学的国际化是历史趋势。近年来，由于金融与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全球经济发展在要求中国应当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同时，也对中国会计走出国门和走向世界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中国的会计以及会计科学能够实现与国际通行惯例和内容相协调。尽管目前制约中国会计科学国际化的因素很多，但通过靠拢――协调――接轨的程式来缩短中国会计科学与国际会计科学的距离是一种必然选择。当前，我国会计科学国际化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一是在会计理论体系的结构和研究方法上应当向国际化靠拢；二是在会计方法体系上应当是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并驾齐驱，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对外服务和对内服务的任务；三是在会计信息加工处理及运作程序的标准上应当由中国会计准则逐步地向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相接近这一目标过渡；四是在会计监督体系上，应当逐渐加大社会会计监督的范围与力度；五是在会计教育的层次、内容、体系与结构上，应当尽快走出当前的发展误区，采取有力的措施，优化会计教育资源的配置，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会计专业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1] 杨维生.营造良好的会计环境.财经视点，2001，（9）：45-77.

新世纪会计论文篇8

关键词：19世纪中期 美国 女性作家 研究综述

一 引言

19世纪中期美国文坛出现了众多著名作家，他们的作品广为流传，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霍桑的《红字》、梅尔维尔的《白鲸》、梭罗的《瓦尔登湖》、惠特曼的《草叶集》，等等。同时，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也在文坛大放异彩，她们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力，创作了众多以家庭生活和道德成长为主的作品，不仅在当时社会广受读者欢迎，并对此后的美国社会的道德公民的道德塑造产生不同寻常的影响。美国著名学者大卫?雷诺兹把这一时期称为“美国女性的文艺复兴”。

纵览美国文学历史可以发现，19世纪中期美国社会推行“真正女性崇敬”思想，其中心主要是围绕美国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制定的，内容主要为“忠诚、服从、纯洁、持家”四项女性美德。当时美国的学者芭拉?韦尔特认为，女性只有具备了这四项美德才能被称为“真正女性”。实际上，“真正女性崇敬”思想还是以男权社会为中心，将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庸和从属，将新女性的社会活动和运动规模限制在家庭范畴之中。当时女性作家众多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也多以“真正女性”为塑造人物的标准，进而影响着当时美国读者的道德审视视角和品德塑造标准。与此同时，恰是这些符合男权社会标准的新女性形象又使得女性陷入新的道德和生活窘境。于是，19世纪中期的女性作家们在她们的作品中有感而发，真实再现了当时女性所处的种种窘境，并由此探讨了新女性在家庭、社会和道德中的出路，为其女性的成长提供了别样的思考。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女性作家及其作品有苏珊?沃纳的《广阔广阔的世界》、范妮?费恩《玛丽?李》、哈里叶特?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路易莎?奥尔科特的《小妇人》等。她们作品中的女性主人公都逐步有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被动接受男权社会的标准到主动发掘个人的女性意识，从家庭的被动依附者逐步成为能立足于社会的自强自立者，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着较强的独立意识，最终都从被动服从男权社会标准的“真正女性”过渡到主动设计自我人生的“新女性”。这些女性形象因其超越时代的自我意识和鲜明的性格而受到当时社会广泛的关注，并在当时的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却因为不符合当时的学术评判标准而没能列入经典作品之列，在美国文学史中也不曾被提及。

20世纪上半叶，文学评论界对这些女性作品的评论还带有某种文化偏见。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和女性主义批评的不断发展，这些女性作家才又重新进入评论的视野，重新写入美国文学史中。21世纪以来，该研究领域更是呈现出一片繁荣兴盛的景象，体现了美国女性作家研究向种族、民族、阶级、性别等方面多元化发展的批评转向和研究趋势。到现在，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研究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

二 早期评论带有文化偏见

20世纪上半叶，弗雷德?路易斯?帕蒂的著作《女性化的50年代》首次将目光和评论的焦点放在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及其作品上。在《女性化的50年代》中，帕蒂不仅关注作者的性别，还认为应将作品视为作者自身经历的延续。他在著作中探讨了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的创作目的，并认为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没能反映现实问题。帕蒂认为，这些女性作品虽然表达了女性的抗争，却没有发掘重点，他认为女性不应该追求自身的权利。可以说，帕蒂的《女性化的50年代》代表了当时男性评论家对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不公正态度。

此后，赫伯特?布朗出版了《美国的感伤小说》，在这部专著中，布朗延续了帕蒂对女性作家的态度。在其专著中，布朗认为19世纪中期的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宣扬了传统的女性伦理观念，逃避了时代经历和对美国理想的探索。而另一位评论家莱斯利?费德勒在其专著《美国小说中的爱情与死亡》中，也将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简单定义为“感伤小说”，对她们及其作品均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评论都带有男性评论家的文化偏见和视角。

而女性评论家海伦?帕帕西韦里的观点则与同一时期的男性评论家截然相反。帕帕西韦里于1956年出版了《所有幸福的结局》，在这部专著中，她向此前的男性评论家提出了反驳和诘问。帕帕西韦里认为，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颠覆了当时社会的男权社会及其文化对女性的道德标准评判。虽然她想为这些女性作家及其作品辩论，却忽略了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的丰富内涵，同时把两性完全对立起来的评价也过于激进，因此并没有引起当时社会及评论界的关注。

三 20世纪7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

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不断高涨，由此促进了女性主义学术的研究兴起。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不断发展，曾经被学术界和评论界忽视的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及作品又重新进入了文学界的视野，得到了学界的重新评价。此后，有关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作品的学术专著及论文不断涌现。

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著名女性评论家尼娜?贝姆于1978年出版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女性小说》。贝姆的《女性小说》是首部对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文本进行研究的著作。贝姆在这部著作中对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进行了整体回顾，并概括出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的共同母题――女主人公在失去依靠的环境中如何克服困难，不断提升自我，最终获取成功。

1984年，评论家玛丽?凯利出版了《私人女性，公共舞台》。在这部专著中，凯利主要以12位女性作家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她们在家庭领域内的家庭主妇身份以及在公共领域内的知名作家两种身份，并研究了这些女性作家因为这两种不同的身份而体验的独特经历，同时也探讨了女性进入文坛所必需的各种社会和个人的条件。专著中援引了大量的文学史料，这也使得凯利的研究超越了作品文本范围，为我们深入了解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提供了更广泛的视角。 另外，评论家苏珊?哈里斯的《19世纪美国女性小说：解释策略》则选取了19世纪比较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对文本的语言和结构方面的深入论述。哈里斯认为，19世纪美国女性作品具有双重文本，在这些作品的表面文本之下还隐藏着潜在文本，表面文本讲述的是女性如何恭顺，而潜在文本却表达了女性的颠覆。

此外，伊丽莎白?安蒙斯的《相互冲突的故事》、阿尔弗雷德?哈伯格的《美国文学中的性别、幻想和现实主义》、简?汤普金斯的《情感设计》、尼娜?贝姆的《小说、读者与评论者》等专著也都从不同方面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各种期刊与评论文集也出现了大量相关的评论性文章，这些文章对这一时期女性作家及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极大拓展了这些女性作家的研究范围。

三 21世纪以后开始多元化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研究更是得到长足发展。2001年，《剑桥文学指南：19世纪美国女性写作》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评论文集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学理论背景、性别研究等不同方面，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作品进行了深入论述，论述涉及种族、民族、阶级等问题，同时指出该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2009年，出版了两部重要的文学史――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新编美国文学史》和伊莱恩?肖瓦尔特的《她的同性陪审团》。这两部文学史对女性作家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重新进行了评价。其中肖瓦尔特的《她的同性陪审团》对美国女性文学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整体回顾，专著涵盖了二百多位美国女性作家，梳理了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过程，肯定了这些女性作家巨大的文学影响力。

另外还有几部专著，如《不同寻常的女性》《超越新女性》《美国文学中的语言、性别和公民权，1789-1919》等，这些专著为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研究领域中所讨论的焦点问题给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法，体现了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研究向种族、民族、阶级、性别等方面多元化发展的批评转向和研究趋势。

四 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日益丰富的研究内容相比，国内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的研究比较少，且主要是对单独作家的研究，至今把该时期女性作家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的成果只有金莉教授的专著《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和其他几位学者的论文。其中，金莉的《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是我国学界首部也是唯一一部介绍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的著作。在这部专著中，金莉教授把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依据题材分成四类，并对每一类小说的社会背景、作家创作、读者反映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同时也对每一类小说的代表文本进行了深入的评述。

此外还有几篇论文也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进行了整体研究。金莉教授的《美国女权运动?女性文学?女权批评》对美国女权运动、女性文学的发展以及美国女权批评进行了整体回顾，进而探讨了三者之间的关系，阐述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三者对美国文化与社会产生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变化。这篇论文使我们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研究有了比较宏观的视野。在《玛利亚的传统价值和夏娃的独立意识：19世纪中叶美国妇女作家及其笔下的女性形象》中，金莉教授则从比较微观的角度对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并总结出这些女性人物身上兼具传统价值观及女性独立意识的双重特性。

在《19世纪美国家庭小说与现代社会价值建构》中，卢敏对19世纪美国家庭小说的定义以及家庭小说兴起的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这一时期的家庭小说不仅反映了当时美国的意识形态，折射出转型时期文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所能产生的影响，而且小说中宣扬的女性美德对美国现代社会的价值建构起到了修正的作用。在《经典以外的世界――19世纪美国通俗小说的文化解读》中，金衡山则从大众流行文化的角度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品进行了详细解读。刘笑元《19世纪美国家庭小说的女性观和慈善观》则以两部小说为例，从独特的文学视角出发，分析了家庭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女性观和慈善观，以及美国女性是如何通过它们寻求政治表达的捷径。除了以上几位学者的论文之外，该研究领域其他研究成果则仅涉及单独一位作家，且主要集中于斯托、奥尔科特、肖邦等，没有作整体性研究。可以说，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研究领域还有很多问题等待我们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朱通伯等译：《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

[2] 萨克文?伯克维奇主编，史志康等译：《剑桥美国文学史?1820年-1865年》（第二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3] 金莉：《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19世纪美国女性小说家及作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

[4] Dale M.Bauer，Philip Gould，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Women's Writ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新世纪会计论文篇9

关键词　平面设计　发展史　视角

中图分类号：J50 文献标识码：A

1　平面设计的由来及现状

平面设计（graphic　design），是20世纪中后期凸现于设计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构建设计范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概念最早产生于20　世纪20　年代的美国，由美国人威廉·阿迪逊·德威金斯最早使用来描述他所从事的设计活动的内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在1970年以后正式成为国际设计界通用术语。平面设计在21世纪开始朝多媒体的方向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领域。与此同时，它的传统和范畴依然存在，在电脑辅助设计的技术前提下，发展速度非常惊人。

美国人菲利普·梅格斯（Philip　B.　Meggs），　是较早系统研究世界平面设计发展史的西方学者，并于1983年推出著作《A　History　of　Graphic　Design》，该书被设计史学界视为权威著作，是现有的平面设计论著中最完整的一本，作为一份通史性质的文本，梅格斯在他科学精到的叙事框架中，把繁杂的平面设计历史内容进行了合理有序的安排，让学习者清晰地认识到平面设计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于理论学习研究者，更能学习到在纷纭的设计历史现象中整理线索、提炼重点的方法。20世纪90年代，美籍华人学者王受之套用了梅格斯原著的基本框架，完成了第一本中文版的《世界现代平面设计史》，在这个框架内，平面设计的历史被分割为技术、门类、风格、理念、人物、专题、个案、教育等条块。以各个时代不同特点为侧重点，交织使用通史、断代史、类别史的编法。条理清晰，重点突出。真实而又全面地展现了世界范围内平面设计风起云涌、错综复杂的发展历程。《世界现代平面设计史》具有母本的许多优点，在此基础上，王受之先生也增添了为数可观的辅助史料，使得该书占有的史料大大超过了梅格斯的原著，也更加适合初学者体会具体历史的细节，尤其是适合层次较低的学习者。另外，一些学者从平面设计的范畴中选取个别专门的项目，如企业形象设计、字体设计、版面设计、海报设计等进行研究，并有不少的著作，推进了平面设计史的研究深度，主要代表学者有约翰·巴尼科特、爱德华·戈特沙尔等。

我国自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中国现代设计发展逾30年，有关平面设计史方面的学术理论研究总体上基本停留在引进、介绍水平上。我国国内学界也初步开展了针对平面设计发展史的本土化研究，形成了一定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1）翻译介绍和比较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经担任过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负责人的柴常佩在翻译《A　History　of　Graphic　Design》时，截取了现、当代部分，成书为《20世纪视觉传达设计史》。该书以小册子的方式在大陆出版，是中文版中最早的翻译版本。（2）学习和借鉴的角度展开研究，主要是以国外的平面设计史著作为母本，结合国内的设计教育现状展开研讨，主要有2010年门小勇《平面设计史》。该书主要内容仍以介绍西方平面设计发展史为主，几乎未提及中国的平面设计发展历程。（3）评论性及学术性文章探讨。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主要有2009年朱时辰撰写的评论文章《“世界现代平面设计史”的前世今生》，运用比较的方法，通过对比分析中、西方学者的史论治学方法，提出了自己的史论观，并呼吁中国设计理论界遵循实事求是的态度，在研究史学过程中产生具有原创性的成果。2011年杨婷婷撰写的学术性文章《浅析中国近现代平面设计史的发展与演变》主要依据我国时代史书上对中国近现代设计起源的时间界定来展开分析，指出了平面设计史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不同风格和面貌与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

上述种种研究，对于平面设计发展史的研究方法论在我国获得学界认同、建立理论基础、积累实践经验，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尤其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新中国自成立至今的平面设计发展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但是，它们多是从平面设计的对象因素、涉及的功能、最终采用手法等方面作为研究视角和切入点，有些研究还停留于简单的翻译和介绍，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行深入的研究。比如，平面设计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风格演变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现在哪些方面？这种关系如何强化？社会体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等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平面设计史的发展方向与进程？因此，从历史学的角度挖掘平面设计发展的文化基础、价值取向、社会功能和社会作用，特别是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思想实现进一步的结合，是新中国平面设计史研究核心所在。

2　平面设计发展史研究范畴

笔者认为研究新中国平面设计发展史主要从意识形态的视角，以平面设计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为重点，来体现平面设计发展在建构国家文化形象中的社会作用与社会功能。主要内容如下：

（1）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下平面设计的概念阐释与理论辨析。包括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视角对新中国平面设计的发展进行历史审视和梳理，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平面设计概念再思辨。同时在解析国外研究理论之上，对处于不同政治体制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新中国平面设计发展的特征给出进一步的描述。

（2）新中国的平面设计发展的外部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技术环境、制度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环境。

（3）比照国外平面设计发展历史，界定我国平面设计发展的层次与范围。包括社会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等各方面层次。

（4）新中国的平面设计发展史研究体系构建。包括平面设计起源与形成、基本内容、不同评价及对平面设计发展史的“本土化”研究等。

（5）新中国的平面设计发展研究的作用，即通过平面设计发展研究体现社会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形象构建之间的关系，包括社会文化发展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关系、社会文化发展与艺术价值观念关系、社会文化发展与审美取向相符关系、国家文化形象构建与社会文化发展生态环境及可持续发展互依存关系等等。

（6）提升我国平面设计事业整体品质，推进我国国家文化形象建构的目标与路径选择，包括如何以十七大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建设理念，实现平面设计作为一种艺术创造活动促进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准、价值取向判断能力、舆论导向能力的提升。

新中国平面设计发展史研究的基本思路是立足于本土环境，对我国自建国以来的平面设计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在详实的资料分析基础之上，运用比较历史学的理论框架，对我国平面设计发展史的特点、现状，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分析，然后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视角，对我国平面设计发展定位，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建议。在研究中突出问题意识。因此，平面设计发展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比较分析、统计分析、计量分析及互动分析等方法。在研究的过程中，遵循论从史出的实证性原则。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个案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访谈方法和文献分析等方法。

新中国平面设计发展史的研究假设及初步的观点是：

（1）中国的平面设计发展历程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政治文化背景，研究新中国的平面设计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角度考量。

（2）新中国的平面设计发展史研究包涵明确的目的：即还原平面设计原来应有的面貌，从理论和历史发展的讨论和阐述中，提出平面设计的理论原则和基本构成因素。

（3）体现中国平面设计发展史研究体系构建应更具有本土性，它更多地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根本，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

（4）新中国的平面设计发展史研究从本质上揭示平面设计发展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发展史，影响平面设计风格的因素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因素的总和。

3　结语

目前学界对涉及到我国平面设计发展历史研究的专著数量极少，因此对新中国的平面设计发展史的研究能够填补学术空白；其次，通过研究新中国的平面设计发展史，试图揭示出当代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当代艺术的理论与实践导向的内在关系，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再次，通过问题探究揭示我国平面设计健康发展所需要的条件。

参考文献

[1]　王受之.世界平面设计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2]　门小勇.平面设计史.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

[3]　柴常佩.20世纪视觉传达设计史.湖北美术出版社，1989.

[4]　夏燕靖.中国艺术设计史.辽宁美术出版社，2001.

新世纪会计论文篇10

【关键词】情报学 历史 发展

图书情报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正式被提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今仍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目前图书馆学已成为单独学科，本研究着重研究情报学。世界科学情报系统 （UNISIST）对“情报学”的定义是：“情报学是一门研究情报的性质和特点、影响情报流通的因素以及有效查取和利用情报的加工技术和方法的科学，情报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情报学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一、萌芽期（公元前5 世纪至1891年）

在春秋战国时代， 各国十分重视农业和军事，以便更好地巩固政权、维护利益进而称霸天下，这是开展的对土地、人口、军队和钱粮等进行的统计，就是最早的国情国力调查分析。西方的国情国力调查研究开始语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时期。那时， 希腊的城邦之间战争频繁，竞争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各国家的国情国力，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亚里士多德，他与弟子们收集各方面资料，对历史上和当时各城邦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艺术等进行了情况汇总，编著形成了最早描述各城邦国家国情国力的专著--《城邦状况》。

二、理论孕育期（1892年至1949 年）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由于专业文摘杂志及评论性杂志的出版，从此，文献交流活动正式开始。1892 年奥特莱和拉封丹在布鲁塞尔创立了国际文献目录局，这标志着文献目录正式走入国际视野。1910 年第一届世界文献目录大会胜利召开。这段时间文献、目录的发展正在逐步走上正轨。1939 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战使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畸变， 由于战争的需要， 许多科学家被拉上了军事的战车，科技文献创作的数量急剧下降，但是许多国家为了战争，成立了大量的情报机构， 专门从事情报的搜集、研究和利用工作。情报学最初阶段的理论基础是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V.布什和S.C.布拉德福奠定的。前者于1945年发表了文章《诚若所思》，首次提出了“开展机械化的检索文献缩微品”，后者于1948年发表了文章《文献工作内容的改进和扩展》，研究分析了文献工作的蓬勃发展以及当时文献工作需要改革的各种形势。

三、理论形成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情报学”这个名词是1950年开始在美国出现的。1957年这一时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科学家C.柴瑞在美国把文献等相关的各种研究与活动统一于情报学。同时，美国的情报手工检索也逐步地转为计算机机械检索系统。我国的社会科学情报事业起步较晚， 1956年5月， 国家在制订我国科技发展12年远景规划时， 就曾把建立情报机构、开展科技情报工作列为我国重要科学技术任务之一。同时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情报机构--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1957年5月， 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开展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的方案》，扩大和加强中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并改称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5。

四、发展与壮大期（二十世纪60～70年代中期）

就国外先进工业化社会而言，情报学在这一时期已成为一门成熟的而且仍然在不断发展的独立学科。 这个时期出现的全数字通信网络和大型计算机为联机情报检索技术提供了支持。1979年由英国、 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和苏联6国情报学家所举行的亚特兰大“情报科学研究计划圆桌会议”称这一阶段为情报学的实用研究阶段，重点在于发展适用性情报技术，支持国家情报系统的建立，支持和加强专业化情报服务系统，解决情报用户与情报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关系问题。在西方国家的情报学发展和壮大的这一时期，中国的情报学只在60年代初期经历了短暂的发展。1962年袁翰青与曹昌等10多位学者编写了“科技情报工作讲义”，为创立中国的情报学理论作了可贵的尝试。60年代初期建立健全了中国情报刊物体系，提出了3大类，9小类的理论。1963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成立了情报方法研究室，购置了布尔检索机，进行机械检索与计算机自动翻译等的试验与研究，这是中国有计划地研究情报学的开始6。

五、提高与充实期（二十世纪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

随着局域网、地区网、国际网等多种情报网络系统的建设，情报学的研究范围和深度大大拓宽和提高。在这一时期，英国B.C.布鲁克斯发表了《情报科学基础》系列论文，表明了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主观精神世界与客观精神世界相互作用”。学者F.W.兰开斯特提出了“无纸化社会”的观点，科学家肯特开始研究情报传递的经济学，都为未来的情报学研究和利用提供基础的理论结构7。1978年以后，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情报学也进入了繁荣的局面。 1978 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成立，1982年《情报学报》创刊。1978 年后， 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等数十所高等院校开设了情报学方面的专业，并编出了“情报学”、“情报学概论”与“科技情报工作概论”等有一定学术水平的教材或专著。

六、持续发展期（二十一世纪至未来）

随着以光纤通信和高级多媒体智能终端为一体的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使用，基于Internet 的网络化环境已悄然形成。21 世纪将会将是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 也将是人类社会空前信息化的时代。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情报学将获得新的发展。一方面不断地向纵向方面分化（ 即研究向精细化发展） ， 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分支学科， 即真正属于自己的学科体系， 推动着情报学向深层次拓展； 另一方面， 向横向综合发展， 形成新的交叉学科。这是飞速发展的时代， 这是最美好的时代， 这个时代为开创新理论、诞生新概念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情报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参考文献：

[1]J.M. Griffi. Back to the Future：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the New Millennium[J]. Bulletin of the ASIS，Apr/May 2000：24-27

[2]王军，谢琴. 国家竞争情报发展历程及阶段研究[J]. 经济师，2009，08：8-9.

[3]史敏. 区域产业竞争发报系统构建及优化研究[D].中南大学，2011.

[4] 文燕平. 21世纪情报学的发展趋势及其哲学思考[J]. 情报科学，2003，05：458-460+498.

[5]梁巍. 迎接数字化图书馆的挑战和机遇[J]. 广东药学院学报，2002，02：165-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