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抗战电视剧乡土叙事女性形象

摘要：新世纪抗战电视剧的乡土叙事中，乡村女性这道“被看的风景”，常常将现代革命伦理与乡村传统性别规范结合起来，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博弈中呈现给观众众多不同的乡村女性形象。本文分析了具有悲情意味和具有现代意识的传统乡村女性以及具有传统观念的现代乡村女性这三类人物形象。

关键词：抗战电视剧；乡土叙事；传统观念；现代意识；乡村女性

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资源所衍生的电视剧题材类型，抗战电视剧在新世纪中国电视剧的“艺术图谱”中是一种备受关注的艺术存在。源于抗战历史本身这一“历史文本”和抗战历史重述的艺术惯性，乡土社会是新世纪抗战电视剧叙事展开的习惯性空间，乡土叙事也因此成为剧中一种确证的艺术存在。作为一种指涉乡土的影像再现方式，乡土叙事对于传统农民的影像呈现多以作为农村社会和家庭主导的男性农民作为言说对象，乡村女性这道“被看的风景”是结合着乡土社会捆绑在女性身上的传统“枷锁”构筑起来的，常常以发生在乡村女性思想中的“革命”隐喻抗战所带来的乡土裂变，并将现代革命伦理与乡村传统性别规范悄然结合起来。在女性“思想革命”过程中始终不同程度地集结着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并在这二者的博弈中呈现众多不同的乡村女性形象。

一、具有悲情意味的传统乡村女性

新世纪抗战电视剧乡土叙事中的第一类乡村女性是生活于乡土社会中具有悲情意味的传统乡村女性。这类女性属于乡土社会中传统且保守的类型，她们思想中没有现代意识，没有进行过任何“思想革命”，即使抗战也未能撬动她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或未及“思想革命”发生，这些女性已经成为乡土传统观念的殉道者。乡土叙事中这类具有悲情意味的传统乡村女性，常常在日常生活中谨小慎微地恪守乡村传统的妇德，严格顺从传统的性别角色，任劳任怨，绝少抗争，如电视剧《零炮楼》中贾文柏的妻子。剧中，贾文柏外出说书赚钱以维持生计，回家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扣留在队伍中，之后贾文柏又辗转加入了八路军，却一直没有机会与家人取得联系。在丈夫音信全无的情况下，贾文柏的妻子始终忠贞不渝地在家等待丈夫的归来，抚养孩子，孝敬婆婆，担当起婚姻生活留给她的一切苦难。后来贾文柏为执行任务和文工团的杨翠花假扮夫妻一起回到贾家大院，贾妻看到贾文柏和杨翠花这对假扮夫妻之后信以为真，尽管她的内心十分痛苦，但她仍旧主动告诉贾文柏，如果一切都是真的，自己愿意退出婚姻。好在贾文柏作为八路军文工团的团长不是“陈世美”，并没有抛弃自己的糟糠之妻，但这其中仍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贾妻作为传统乡村女性的悲情意味。

“正是为了鼓励更多的中国男儿没有顾虑的走向战场，这些‘贞洁烈妇’文学形象的出现是在忽略和遮蔽女性主体欲望和要求的情况下，迎合传统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成的。”①新世纪抗战电视剧乡土叙事中，可以断定这一类女性形象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来自文学形象的影响，但在另一重意义上也显示出抗战时代乡土社会的一种“历史真实”。对于这一类乡村女性而言，传统意识规定着她们思想意识中“应该做的”和“不能做的”，一旦做了“不应该做的”和“不能做的”，她们自然也会放弃抗争而接受命运的安排，这类乡村女性的精神世界乃至人生几乎完全受制于乡土社会的传统观念。如电视剧《血色湘西》中的瞿月月，在湘西那样一个闭塞的乡村之中，可以看到，来自于乡土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完全束缚了瞿月月“人之为人”的思想，尽管这其中可能包含着瞿月月对龙耀武爱的成分，但对于思想中没有任何现代意识的月月来说，身处那样的境地之中，她看不到出路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她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迷茫显然也是真实的。除此之外，乡土叙事中还经常出现因被日军强暴而决然选择自杀的乡村女性，如电视剧《沂蒙》中李继财的媳妇因被日军强暴而跳崖自杀，类似情节不仅“写实性”地指证了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同时也以沉重的生命代价指出了这些乡村女性身处乡土社会所面对的生存困境，生或死对她们而言无疑都是悲剧。上述这些具有悲情意味的传统乡村女性在深层意义上显示，即使抗战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乡村社会的传统秩序。传统女性所要面对的不仅是外部强大的敌人，还有乡土社会的传统观念对她们内在精神的桎梏。对于后者，她们没有办法依靠男性的力量来拯救自己，唯有通过自我意识的改变进行“自救”。

二、具有现代意识的传统乡村女性

新世纪抗战电视剧乡土叙事中的第二类乡村女性具有现代意识。这是一类开始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乡村女性，“思想革命”在她们的意识中艰难发生。新的思想观念逐步挤占传统观念在她们思想中所盘踞的空间。她们思想观念中现代意识的滋长通常都是基于抗战展开的。面对民族危机，乡村女性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热情参与到全民族的抗战之中。她们的眼界开始变得开阔起来，不仅认识到了抗战，认识到了世界，同时也真正开始认识到人生以及作为女性的自身。面对遭受侵略的家园，曾经看起来软弱的乡村女性和乡土社会的男人们一起站起来反抗，迸发出来的生命激情促使她们开始挣脱传统的枷锁，在自觉或不自觉中，现代意识走进了她们的内心深处并促使她们开始寻求自我的解放。电视剧《八路军》中，冯玉兰与王铁锤在参加八路军前是村里的一对“娃娃亲”。日军进攻山西，冯玉兰与王铁锤历尽惊险后参加了八路军。在八路军的大熔炉中，冯玉兰作为传统女性的现代意识逐渐萌生，典型的表现即是她对她与王铁锤之间的“娃娃亲”不再认同。

冯玉兰在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之后，终于主动向王铁锤提出解除“娃娃亲”婚约的要求，并以八路军队伍中所倡导的男女平等、恋爱自由观念向王铁锤指出了“娃娃亲”所代表的旧思想、旧观念，尽管王铁锤并没有接受，但客观上我们看到了冯玉兰这一农村姑娘思想观念的变化。然而同样我们也看到，虽然冯玉兰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变化，但在婚姻恋爱问题上却依然遵从着“发乎情，止乎礼”的传统规约。在解除婚约的提议遭到王铁锤的拒绝之后，为了安抚王铁锤，她委托他人转告王铁锤，在他们真正解除婚约之前，自己不会和别人恋爱，也因此，冯玉兰多次拒绝了赵栓柱的主动追求，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她性格中的传统之美。除此之外，冯玉兰在部队中的身份变化也同样显示出她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不断蜕变的成长历程，在八路军队伍中，冯玉兰先是医院的护士，后来转到八路军的宣传队，再后来担任了八路军敌后武工队的领导。最终，冯玉兰为保护战友牺牲了自己，成为现代意义上为国捐躯的巾帼英雄。再如电视剧《血色湘西》中的田穗穗，《沂蒙》中于宝珍的大女儿李月，《中国地》中的翠翠等，她们因抗战走出家庭，走出乡村，走入社会，从无意识的接受命运安排到自觉争取自由人生，现代意识的苏醒使她们不断冲撞乡村传统的性别规范，也引领她们走出自我的人生悲苦，成长为忧国忧民的现代女性。

新世纪抗战电视剧乡土叙事中，具有现代意识的传统乡村女性中还有一类特殊的女性形象，即革命母亲形象。革命母亲形象是“将党性与母性糅合为一体并对革命战争作出重要贡献的母亲……（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战争小说中颇具时代意义的光辉形象”②。革命母亲形象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对子女投身革命的担忧、理解、支持的多重心理”，“自身对革命由迷茫到理解、觉悟、投身革命战争的心理历程”，“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延展与升华”③等三方面。出自“红色经典”抗战小说的母亲形象，如《苦菜花》中的冯大娘、《烈火金刚》中的李奶奶等虽较之文学原著本身有所改变，但作为革命母亲的核心特征依然非常鲜明。除此之外，电视剧《沂蒙》中的于宝珍、《我的故乡晋察冀》中的荣大娘等也属于典型的革命母亲。这些形象承载着关于母亲、关于乡村的温暖记忆与想象，同时也与抗战的残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革命母亲形象既是传统乡村女性母性情怀和人性美的极致体现，同时也代表着传统乡村女性在抗战中的牺牲和奉献精神。显然，革命母亲形象中的这些传统特质中蓄积着积极的力量，正是这些特质促使她们的思想意识逐渐发生变化，开始在现代的意义上审视战争和日本侵略者。革命母亲“自身对革命由迷茫到理解、觉悟、投身革命战争的心理历程”正是她们现代意识逐渐生成的过程。在抗战这一特定历史情境中，她们单纯质朴的国家和民族意识中也具有了相应的现代意识。这促使她们默默分担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在抗战中一步步从平凡走向伟大。

三、具有传统观念的现代乡村女性

新世纪抗战电视剧乡土叙事中的第三类乡村女性形象可以看作是乡土社会的现代女性，但她们同时具有乡村女性的传统美德。“思想革命”在这类乡土女性形象中已经发生，她们从一开始就以现代女性的姿态呈现在观众面前，在她们的思想和行动中，现代意识已经完全颠覆了乡土社会的传统观念，但其性情中仍保留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特质，传统观念作为情感和道德的代码成为这类女性的一种修饰。这类现代乡村女性的现代意识更多体现在其思想观念中对抗战崇高意义的关注上。她们通常超越个体家庭，心怀国家、民族，带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认同感而有意识的忽略自身性别，将个体自我消融于国家、民族的主体之内。例如电视剧《我的故乡晋察冀》中的代云，这位在六郎镇和耿三七一起长大的抗日游击军女政委虽然年轻，却不同于剧中枣花、崔秀梅等乡村女性，她有知识、有文化，也有抗战经验和领导能力，在她身上处处闪现着现代女性的理性气质。电视剧《历史的天空》中的韩春云，作为乡村女子的她因为读过几年书而看起来更像是现代女性。在对待恋爱婚姻的问题上韩春云有自己的主见，她拒绝嫁给自己不喜欢的姜大牙，同时也敢于追求自己喜欢的人。特别是在家乡遭遇日军侵略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韩春云在参军打鬼子这一问题上不退缩、不犹豫更显示出她不同于传统乡村女性的一面。电视剧《大掌门》中的沈芳，这位杨家埠神秘的富家女子不但敢爱敢恨，同时所做的几乎都是一些“打打杀杀”的事情，在抗击日本侵略者、保护“年画“这一民族文化瑰宝的斗争中更是一马当先。战乱年代，沈芳这类颠覆性别秩序的乡村女性所体现的是一种敢于担当的现代意识。当然，在这些现代女性身上，创作者又无一例外地表现了她们性格中所具有的一些传统观念，现代意识下又隐隐透露出几分乡村女性的传统气质。如《我的故乡晋察冀》中代云这样一位现代女性，在内心深处始终压抑着对耿三七深深的爱；《历史的天空》中，承接着抗战叙事，韩春云在东方闻英牺牲后默默地在姜大牙的背后照顾其生活起居，尽显一个传统乡村女性的善良与贤惠；《大掌门》中，尽管沈芳“不爱红妆爱武装”，但在对待为沈家传宗接代这一家族遗训的问题上，她又表现强烈的传统观念。正如她自己在父亲的灵位前所言:“早想拉起一支队伍，为爹爹为沈家的先烈报仇，可又怕沈家绝后，所以（我）只能按耐性情，守着沈家这点儿祖产，为沈家留下一线血脉。”

当千百年来拿惯了针线的乡村女性握起枪杆抗击侵略者的时候，预示出战争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女性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形态，来自于思想中的现代意识自觉地将个人的“小我”融入到国家和民族的“大我”之中。她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与国家民族一起共同承担着这场空前的劫难，并从中体味着个体生命的欢悦和苦涩。作为乡土社会的现代女性，她们亦如男人一样“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斗争的前线……蚁子似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地为死而生了”④。因此，新世纪抗战电视剧乡土叙事中以现代女性姿态出现的乡村女性确实体现出一种不小的历史进步。但就现代乡土女性形象塑造本身而言，其现代意识的获得通常仅或以性格特征作为支撑，与在“革命成长”中逐渐具备现代意识的传统女性相比，在形象上缺少足够的深度。

综合来看，新世纪抗战电视剧乡土叙事中，基于抗战历史上交织在个体、家庭、民族、抗战中的多元身份和多重角色，乡村女性形象也呈现出极其多样化的特征，在不同情境下展现出如软弱、隐忍、机智、勇敢、坚强、不怕牺牲等多样的精神品格。乡村女性形象的存在不仅显示出乡土中国的传统力量，同时也昭示出抗战带给乡土中国的剧烈变动，乡村女性形象的塑造提供给观众一个特定的观察抗战历史及民族兴亡的角度。新世纪抗战电视剧乡土叙事中对乡村女性形象的塑造，客观上能够将表现重心放在抗日战争给乡村女性带来的境遇、身份及其命运的改变，同时也强调了这些女性在战争中的奉献和贡献。比之乡村男性，某些时候乡村女性的表现亦不逊色于男性。然而，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双重视角之下审视这些乡村女性形象，有时候又不免陷入到另一种悖论之中。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乡村女性形象的存在通常只构成抗战乡土叙事中的附属性主题，对乡村女性的价值判断所遵从的依然是与男性对比的视角。虽然也有如《沂蒙》等以乡村女性为叙事主体的电视剧，但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叙事视角仍没有彻底改观。众多乡村女性形象作为女性解放或民族解放的一种注脚，仅是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形象存在。

作者:任庭义 单位:青岛农业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