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电影隐示文化困境分析

［摘要］新世纪电影的现实转向深刻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经济文化生活的复杂变化。经济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愈来愈大。以影片《大腕》为例，片中呈现了一种两套逻辑即实质理性逻辑与形式理性逻辑交织在一起的交换行为。交换的成功进行隐示着一种文化困境，即文化价值领域受到了经济理性的渗入和影响，经济领域中的形式理性原则削弱了文化领域实质理性的行动原则。这种情形容易导致人们的焦虑、迷茫和失落。

［关键词］电影;文化困境;经济理性

一、电影的现实转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革。政治、经济、文化错综复杂地联系着、相互作用着。文化景观一变再变，作为其构成之一的电影艺术和电影产业深受影响。无论是电影的商业运作、市场营销策略，还是影片叙事方式、情节类型、语言模式等，在四十多年间都在复杂地变动着。这种变化的原因及反映的症候与体制、意识形态、市场、经济理性等有密切关系，它们共同造就了四十多年的电影发展。这种变化的表现如果以“年代”来描述，那就是，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电影人是用电影媒介言说社会、历史，那么90年代电影人则面对着一种历史感的弥散，而新世纪后，关注现实的倾向愈加凸显。如果以影片的“我—他”想象结构来看，即使不能说单一意识形态的影响弱化了，但明显的是，在市场化意义上展开的一种与政治无涉的文化领域在新世纪以来日渐受到关注，电影系统的发展空间多样化了。在官方与民间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中出现了一种可能的空间，寻求政治上绝对安全的电影样态成为可能。［1］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国电影是在所谓“后现代”的表述中遭遇着工业社会的现实，那么，新世纪后这一现实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经济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愈来愈大，以至于人们都在其中寻找着价值和方向。电影生产和电影叙事对这一现实的变化有着独特的反映。以开启内地贺岁档电影的冯小刚导演的影片为例。冯式电影之所以取得不菲的票房成绩，至少与两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方面是电影生产制作比较早地采取了市场运作模式。经济领域的成本—效益、投入—产出法则被纳入电影生产制作考虑之中，资本与市场变得重要了。它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而这正合于市场经济的现实逻辑。可以说其电影的成功是顺应并利用了经济潮流。仅就电影制作而言，成本—效益的考量意味着一种模式的变化;就增强电影的影响力而言，它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相对于计划体制，它具有更大的优势去满足观众的需要———一种生活在消费社会中的现实需要，或许只有这种市场运作才会更好地迎合大众的消费心理。另一方面，就电影叙事而言，影片的效果表现直接说就是能抓得住观众，能吸引观众前去观影。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电影叙事的世俗化，它反映的是大众生活，反映的是作为大众主体的平常人的生活百态。凡人琐事总关“情”。这又是发生在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渐趋凸显的时候。在冯式电影调侃的叙事中，观众能比较容易地从影片中发现自己经常关注的现实生活的影子。更重要的是，影片在啼笑皆非的表述中，隐藏着对现实不合理现象的一种幽默的揭露和讽刺，哑笑之余，也触发了人们的深思。它在艺术表现上比较好地协调了电影的双重表达，一重是观众直观获得的信息，主要是视听形象和瞬时感受，另一重是蕴含的间接的隐喻信息。这双重表达从内容上看都是贴近现实生活的。正是在这种朝向现实的转向中，文化价值领域因经济因素遭遇的困境才有可能在电影叙事中集中显现出来。

二、电影《大腕》聚焦交换行为的叙事解析

一般而言，影片叙事是导演主观动机的产物。但当影片一经出炉，即作为一个客观文本呈现出来，它受到何种评价，它表述的内容与现实之间是种什么关系以及如何进行理解，都属于影片产生的客观后果。这些后果不一定与导演的主观动机相符。故一些不被制作者看好的影片可能会赢来票房奇观，一些影片则可能大爆冷门。这种情况反映的恰恰是当前文化领域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此处侧重从客观后果的意义上，对冯式电影《大腕》做一具体解读。电影的核心构成都隐含着一套价值，这就是通过影片叙事要表现出来的深层意蕴。所谓“影以载道”，电影在不同时期会以不同的文化定位来反映其所载的“道”。［2］《大腕》虽是一部喜剧，却蕴含着对当下文化的反思，影片呈现了一种交织着复杂关系的商业广告行为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影响。影片的叙事结构、情节、语言、表现手法等是出于艺术表达和迎合大众消遣的需要［3］，但是影片表述的事实却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折射。文化价值领域在现实中的剧变在其中有诸多反映。这集中体现在影片表述的交换现象。影片主角尤优与广告商发生交换关系前准备筹办葬礼的行为在影片中所占比重甚大。名导泰勒想办葬礼，他在选择委托人时考虑的主要是朋友和信任关系。葬礼在传统文化中是一种庄严的仪式，它是以情感和终极价值为支撑的。尤优承接了这一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没有考虑后果和条件的一种价值合理性行动。所谓价值合理性，体现为对特定举止如伦理、美学或宗教的举止等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信仰，是行动者对义务、尊严、美、宗教、孝顺，或某一件“事”的重要性的信念;秉持这一信念的行动就是价值合理性行动，它是根据行动者认为是向自己提出的“要求”而发生的行为。［4］对尤优而言，因为是朋友的要求，所以要帮忙。接下来，尤优开始筹办葬礼，完成朋友的遗嘱，履行情感的承诺。这是尤优作为传统文化代言人的一种承诺和行为。对于如何筹办，他原有一套自己的计划，即对葬礼进行网络设计———这已经显现了现代经济生活对传统文化的影响。片中此处展现的是一种积极的影响，尤优不是彻底地抵制现代社会的成果，他努力要做的是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融合起来。但是尤优却没有足够的钱，怎么办呢?一般来说，社会行动都会涉及行动者做出主观的决定，选择并采取相应手段和方式，在观念和情景条件的制约下去实现其目的。［5］尤优的决定就是葬礼费用通过做广告获得。这种决定看似荒诞，抛弃夸张性不言，从它表达的意涵中可以看出这一决定自有道理。首先，尤优主观认定行得通，其次从社会角度看，社会似乎也认可。尤优之所以能拿到钱，原因之一在于他确实拥有名人声望这一社会资源，使得他可以和别人进行等价交换。交换的对象是拥有经济资源的广告商。交换行为的发生需要一定的主客观条件，该行为的最终目标只有通过与他人互动才能达到，同时该行为必须采取有助于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6］交换双方都有需求，且拥有对方实现目的所需要的资源。广告商拥有尤优急需的钱，尤优拥有广告商需要的广告载体资源。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借助名人效应进行广告宣传是很有效的营销方式，是一种经济合理化的手段。它是广告商从追求利润出发的纯经济性的行动(公益广告例外)。无论什么事物，只要能带来宣传效果和利润，经济理性决定了商家似乎什么都可以不问而只管做广告之用，名人声望显然符合这一条件。双方的目标明确了，各自的手段也都具备了，交换行为水到渠成。遵循共同的价值准则，即社会认可双方的资源可以等价交换，可以用货币来衡量，货币成了价值领域中的权威，人的价值可由它来判断，尤优与商家似乎无交易成本地走到了一起。身为葬礼操办者的尤优达到了目的，商家也得到了所想得到的。看似很合于市场环境中的经济交换，其实不然。因为这种交换是隐含着两种不同逻辑的交换，即在尤优筹办葬礼(价值追求、文化属性)与广告商投放广告(利润追求、经济属性)的关系中，前一交换主体具有价值追求，交换客体具有文化属性，其行为遵循实质理性的逻辑，实质理性是指注重行为本身所代表的价值，如忠诚、信誉、责任、正义等;［7］后一交换主体具有利润追求，交换客体具有经济属性，其行为遵循形式理性的逻辑，形式理性注重的是成本收益计算，权衡最优手段以达目的。［7］这两种逻辑在影片叙事中交织在了一起。这样一种张力在影片中的交换行为上表现出来就是，后者占据了生活舞台的中心，前者被挤压到了边缘。这种挤压恰恰反映了更深层次上的文化遭遇的尴尬。

三、经济理性对文化价值领域的渗入影响

人的行为受到社会价值规范及社会期望的调节和约束。彼此的互动关系中都带有一定的主观取向。这种取向包含在五对范畴中，即情感性与非情感性(判断依据是互动关系中是否有情感投入)、扩散性与专一性(判断依据是互动双方权利义务的多寡程度)、普遍性与特殊性(判断依据是互动遵循的规范性标准是一视同仁还是因人而异)、先赋性与自致性(判断依据是对待彼此是基于对方的先天特质还是对方的行为表现和成就)、自我利益取向与集体利益取向(判断依据是互动中优先考虑自身利益还是他人或集体利益)。［8］就影片中尤优与厂商的互动来看，其关系取向大致是非情感的、专一性的、普遍性的、自致性的、自我利益取向的。这在一般的经济活动中是正常的。但一旦涉及葬礼，它就不仅是用金钱换取声望这样简单的经济交换，它因葬礼的文化属性而呈现出更复杂的关系。在影片中，尤优是迫不得已参与交换。办葬礼是一种文化现象，从属于文化生活，体现的是尊重、情感、价值关怀、伦理的关系。它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典型表述，通常是难以被功利化的实质理性行为，很难用经济领域的评价尺度来衡量。不过其方式却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尤优要办好葬礼，没有经济支持很难。不能不承认经济系统始终支配着任何层次上的目标或利益的实现。经济逻辑本是嵌入社会之中，但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却使其独立出来，并反过来使整个社会依赖于它的运转逻辑。［9］这里出现了一种异化的现象，就是经济手段被过分得凸显，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还是主要的，以至于它由手段变成了目的，葬礼本身反而退其次了。电影中的叙事反映了现实社会的一个特征，即经济逻辑成了现实世界的中轴原则。作为人们行为的指导准则，终极价值让位给了经济利益。在“一切向钱看”的经济逻辑和商业主义面前，传统文化遭受重创似乎是不争的事实。［10］电影通过超现实的手法将之表达出来。围绕着葬礼费用引起的冲突和紧张集中体现在主角尤优身上。尤优的个人动机与社会文化所赋予的角色期待很是难为了他。尤优之所以能够参与交换是因为他确实掌握着优势资源———名人的影响力或声望。名人声望之所以能成为交换资源，在于它可以直接作为得到金钱的资本。重点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它为什么可以用来交换，这首先是基于一种价值观，即被社会所认可。同时它还必须真正能承担起商家对它的利益追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这两者都成为可能。广告商参与葬礼，采取的行动是经济性的，其主导原则是经济领域的形式理性，理性地权衡成本收益，精确地计算能获取的经济利益。形式理性行动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11］广告商的唯一目的是利用葬礼来获取利润，不含情感因素，他看重的是收益最大化，而非行为本身承载的伦理、精神价值，“向葬礼要效益”赤裸裸地体现了这一点。如果说尤优还在思忖经济目的与文化价值孰者为重，那商家就只剩追求经济目的了。办葬礼因为商家的参与，其商业性、无人情味大增。经济活动的形式理性被强化，文化价值领域的实质理性被削弱。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并非所有商家都可以参与葬礼，必须是那些具有知名度的企业方可。钱是必要的，为何还要有知名度呢?因为要与名人相称，这是社会价值的体现，而且也正体现了经济活动中等价有偿的价值观念逐渐进入到社会文化生活中。这种情形源于商家不但拥有经济权力，还拥有社会权力这一市场机制下的经济特色。不容否认，经济活动的形式理性逻辑日益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广泛领域，而且其社会影响力有加强的趋势。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关系愈趋于形式理性化，价值诉求与情感内涵被弱化，现代人的一种迷茫也出现在这里，精神家园越来越难以守得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简单化为了物化的商品的关系，以对商品的态度来对待彼此。这无疑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文化价值领域出现的新变化。或许这更是中产阶层最常遇到的问题，文化价值与经济手段的紧张和冲突更多体现在他们身上。看似荒诞的交换行为恰恰显示出，现代市场经济的逻辑使人们行动的形式理性与实质非理性即漠视情感和精神价值，结合在了一起。这种情形导致了现代经济活动中的理性逻辑对文化生活领域价值情感的侵蚀，也可以说是经济活动的泛社会权力化，经济领域的理性原则渗入到其他领域中并有成为主导之势。影片中尤优的困境和焦虑以及荒诞的影像都源出于此。在影片交织的复杂文化意象中，尤优充当了已经式微的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他对来自现代经济意识的冲击做了竭力的抵抗，想守住那份文化价值诉求。当其勉为其难，被市场的经济逻辑所迫，不得不寻求资本帮助的时候，他仍旧想着回到文化逻辑上来，一直力图维护它，比如，葬礼用不完的钱，用于了公益活动。他的艰难困境和近乎荒诞的行为是对传统文化遭遇的一种隐喻。不能说他是传统文化的卫道者，他的行为逻辑反映的也正是在经济大潮中迷茫的人们潜藏在心底的涌动。作为普罗大众的一员，尤优身上体现着一种矛盾性，这是一种在价值多元化下难于选择的矛盾。啼笑皆非的影片情节显示了文化价值因经济理性渗入而面临的困境，这种状况甚至会因经济理性的过度扩张导致终极价值的失落。

结语

《大腕》反映了当前转型期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化和遭遇的困境。一般而言，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理性行动日益增多，这是经济领域的特质。不过，它也在逐渐地进入到社会文化领域。经济的变迁会引起文化价值的变迁，这种变迁可以是同质的，就是消除传统文化中不合理的因素;也可以是异质的，即削弱或限制约束某些合理的因素，影片反映的是这一变化。具体而言，一个稳定的社会系统须有一套价值原则支配。在这个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内部，都含有最高价值系统分化出来的子系统。也就是产出财富的经济系统其下有与其适应的价值标准，其他领域也同样如此。彼此的价值子系统整合成最高层次的价值系统。特定领域间的价值子系统可以相互渗透。但由于不同领域的价值子系统的功能作用方式各有特殊性，彼此越过界限的影响会直接与该领域特有的价值相冲突。这种越界是伴随具体的行动展现的。任一行动不仅是主体的参与，还是约制行动的价值的展现。不同领域内的行动必然会带有该领域的价值色彩，具体到经济领域而言，则体现为形式理性、计算、等价交换、货币的度量标准等。因此经济行动寻求利益最大化、手段最优化、非情感化，是工具合理性行动。而在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人们的行为则是情感性的、意义的、人格化的，以实质理性为主，主观性更强，相互之间多的是人格信任，是价值合理性行动。从对影片的分析可以发现，在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中，经济领域专属的形式理性正在削弱文化领域的实质理性。经济理性越界侵入且欲主导文化领域的态势有可能会催生一个价值失衡的消费社会。当传统文化的代言人、终极价值的守护者在市场经济造成的文化夹缝中生存困难时，人们就容易陷入焦虑、迷茫、失落。这是一种主体的失落，失落在缺少文化价值支撑的经济理性世界。于是，人们便循着经济领域中的形式逻辑去看人待物。影片叙事展现了一种荒诞不经的交换现象，虽然这种极端的例子在现实社会很难出现，但它所隐示的文化困境———经济领域中的形式理性原则削弱了文化领域实质理性的行动原则，前者甚至取代了后者的位置，正出现在大众的现实生活中。

参考文献

［1］戴锦华．雾中风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81．

［2］刘前红．中国商业电影的文化定位［J］．电影文学，2019(22):22－24．

［3］马青．冯小刚喜剧电影的后现代游戏化特征［J］．电影文学，2016(22):74－76．

［4］［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57．

［5］［美］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85．

［6］［美］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孙非，张黎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5．

［7］［美］乔治·瑞泽尔．古典社会学理论［M］．王建民，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242．

［8］［英］帕特克里·贝尔特，［葡］菲利佩·卡雷拉·达·席尔瓦．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学理论［M］．瞿铁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84－85．

［9］王新生．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平正义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05):51－59．

［10］王晖．青春片与当代社会文化变迁———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陆青春片为例［J］．电影评介，2019(05):1－6．

［11］胡雅梅，韩克庆．从经济行动到经济秩序:韦伯经济社会学思想研究［J］．东岳论丛，2015(08):77－83．

作者：马红光 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