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机制范文10篇

调整机制范文篇1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已出现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并逐渐明朗化,利益间的纷争和冲突不断聚集和明显。妥善地调整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生活的主题。改革进程中的主要难题,不在于表面上的/体制摩擦0,而在于这种摩擦背后的/利益摩察0。因此,对/改革战略0的思考,应着眼于如何尽可能妥善地解决改革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利益矛盾。艰巨的任务,必需要通过法律来完成,因为法律在调整利益诸手段中处于首要地位。而法律调整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法律调整的关键,所以对它的研讨,是法学研究的崭新的内容。

一、利益的法律调整机制的概念

所谓调整,就是借助一定的力量,打破事物发展的自然序列,使其朝预先选定的价值取向发展和按设定的模式运转。/所谓机制,实质就是系统本身渗透在各个组成部分中并协调各个部分,使之按一定方式运行的自动调节、变应的功能。0[1]从机制的观点、系统的观点来看,法律调整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有机联系的过程,因而,/机制0与法律的结合主要从法律调整的角度来实现。这样也就形成了法律调整机制的概念。从现代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法律调整是一个具有许多中间环节,并且这些环节构成彼此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的复杂系统。法律的功效既不是靠哪个部分、哪个环节所能单独完成的,也不是各个部分、各个环节平行作业所能实现的,而是整个系统协调作用的结果。通过各个部分和环节的工作,实现规范化了的国家意志到社会成员行为的转化。由此,就体现了对法律现象运动规律的自觉认识和利用。表明法律调整功能的发挥和发展是按客观规律而实现的自然历史进程和靠人的主体能动性而实现的社会历史进程的统一。它借助于法律这一稳定、协调、有序的规范体系,将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纳入到既定的轨道和模式之中。据此,我们可以对法律调整机制作如下界定:统治阶级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进行认识和利用的基础上,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彼此间相互联系和制约的法律实践手段,作用于社会关系的有机序列系统。[2]利益的法律调整机制就是国家通过制定法律规范来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使各主体在获取利益过程中的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呈现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状况,从而使各种正当利益在秩序的基础上顺利实现的由诸环节组成的系统。

二、利益的法律调整机制的手段

从法律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来考察,法律调整作为一种机制观念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并随着现代社会法律的发展而发展。法律本身内在的组织性和秩序性以及法律调整功能归功于具有自我调节和应变功能的权利和义务两大手段,权利和义务是法律调整机制中的核心内容,在现代法律中,它具有发达完备的表现形式。权利和义务是法律规范的基本构成要素,是法学的基石范畴,一切法律现象都是围绕着这个中轴聚集、旋转和展开。对权利和义务的揭示是了解法律调整利益的切口。权利和义务是划清利益的两根指针,是调整利益的两大手段,这是由其内在规定性决定的。对一切正当合理的愿望、要求和主张法律才可予以确认并上升为权利,以利于利益的实现,为了确保权利行使和利益的实现,法律又规定了人们作为和不作为的义务。可见,权利和义务的设定和安排,是人们对其性质、功能、利弊等进行有意识的价值衡量、筛选、确认、吸收、抑制、排除和扬弃的结果。在调整利益的过程中,权利和义务具有深沉的张力和不同的价值取向。权利的价值取向:1、权利是利益主体地位的法律确认。首先,任何一种正当合理的利益都是一定人所享有的利益,只有确认利益人的主体地位,使其具有人格,才能去行使权利和实现利益。其次,只有通过一定权利的设定才能界定利益主体的利益范围和大小。权利是经过量化处理的矢量,有取得一定利益的目标,也有轻重尺度之分。只有设定一定量的权利,才能获得一定量的利益,任何逾越权利尺度和大小的行为,都是与利益的合理获取背道而驰的。所以权利总是一定利益主体的权利,一定利益主体的权利都是一定量的权利。2、权利是利益主体自主性的肯定。首先,利益主体对利益的获取、保护和转让,都有权利与之相对应,其自主性不应受到妨碍和干涉。其次,在一般情况下,权利只是法律确认的实现某种利益的可能性,是否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取决于利益主体的意志,他可以自主地作出选择。另外,有些权利本身就包含着多种选择的可能性,权利只不过为利益主体自主地作出选择提供一个范围和尺度。3、权利激发人们获取利益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权利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代表着一定的利益,法律对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实际上就是对一定利益和获取一定利益的行为的确认和保护,有了权利的启动,人们可以大胆地为利益而设计谋划,为利益而奋斗不息。义务的价值取向:1、义务代表着一种利他的品质和习惯。义务是为了保护权利而存在的,权利表现为对利益的积极主张,而义务则通过作为或不作为方式来表示对利益主张的支持和默认。相对于权利的主动特征而言,义务更具有受动性,正是义务的默默无闻和利他的品性,才映衬出权利的隆重和喧哗。如果没有义务的配合和支持,任何权利的巧妙安排只能是徒有虚名。2、义务表现为一定的束缚和抑制。法律把人们的各种利益直接整合、熔铸成为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使之成为全社会一体遵守的具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其强制性首先以必为和禁为的义务来体现,然后才以国家的强制力来表现。权利代表着自由,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但自由有着度的限制,这个度是以义务来把握和界限的。所以义务的束缚和抑制表现为双重性,一是对义务人本身的束缚和抑制,任何义务的不切实的履行都要遭到强制,一是对权利人的束缚和抑制,任何权利的行使都不能超过度的界限和义务的负荷。3、义务意味着一定程度的牺牲。在获取利益面前,人作为主体,具有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权利正好代表了这一倾向,义务是对权利的支持和默认,相对来说,具有消极性和被动性,在利益面前,表面上看,义务是对人的主体性的一定程度的贬损和牺牲,但这种贬损和牺牲是必要的,其实是人的主体性的能动表现。正是这种贬损和牺牲,才使人们彼此间各有所需的满足、利益的有序实现和发展。权利和义务的内在价值不是由权利或义务单个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权利和义务的组合来完成的。任何社会法律的权利和义务都是按一定的体系、规则和秩序排列起来,形成具有有序化和定型化的规范,构成一定的行为模式,引导着人们去实现利益。根据权利义务构成的行为模式的类型可将法律调整利益的方式分为三种:1、允许型。它指示人们可以作出一定行为,对于一定的利益,人们可以主张,也可以放弃自己的主张,因而具有任意性,即不强迫人们必须作出一定行为,也不规定人们不得作出一定行为,人们可以在行为与否之间作出自由的选择。这一特点表现在行为模式中通常是/可以0、/有权0、/有,,自由0、/不受,,干涉0、/不受侵犯0等等。2、必为型。要求人们必须作出某种行为,以保障权利人的利益主张必须实现。3、禁为型。是禁止或严禁人们作出某种行为,以保障权利人的利益在不受干扰的情境中得以平稳的实现。必为型和禁为型的调整方式具有强制性特点,它所规定的行为方式明确而肯定,不允许任何个人或组织随意变更或违背。这一特点表现在行为模式中通常是/应当0、/应该0、/必须0、/不得0、/禁止0、/严禁0等等。人们按照这些行为模式指引着自己的行为、评价着他人的行为、预测着相互间的行为。它使人们避免走许多迂回曲折的小径;它使人们摆脱偶然性、忽然性和无谓性的纷争;它具有很高的认同度和强大的号召力;它使人们在一体遵守的情况下去实现利益。如果把上述行为模式或调整方式看成是对权利和义务内在价值取向的具体或微观落实,那么,贯穿在利益的法律调整机制中的精义,则是其在整个或宏观上的表现。这里的精义指的是权利和义务中何者为本位。

三、利益的法律调整机制的精义

法律历史上出现过两种本位形式,即以义务为本位和以权利为本位。义务本位,即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上,以义务为起点、轴心、重点和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观念。义务本位是利益一元化的要求和需要的表现,它总是优先考虑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把家族和国家的利益推到至上的地位。法律从设计到落实都是维护这种整体利益。整个社会和国家犹如一架缓慢但协调运转的机器,整体利益便是这架机器的动力源或发动机。这种机器运转的产品只能是整体主义或集权主义。正是这种集权主义产生的强大凝聚力,为人类文明曾作过独特的贡献。义务本位的法律在调整利益关系时,过多地重视了整体利益,而忽视了个体利益,使利益体系处于失衡状态。个体价值的忽视和泯灭,对全民价值观念和民族性格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人的天性和潜能受到扼杀和窒息,社会陷入呆板、停滞、僵死、毫无生气的泥潭。我国的封建社会最具这明显的征状。权利本位,是以权利为起点、轴心、重点和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观念。它是利益多元化的要求和需要的表现。权利本位远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已产生,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渐次发展和成熟,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最终确立和巩固起来,在欧美大地广泛影响着法律生活和精神生活以至整个社会生活。它突出了个人利益,为个人潜能发挥创造了条件,为社会的物质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它造就的自由主义、放任主义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创伤和负面效应。今天的中国,已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启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内在机制要求和决定着权利本位是贯穿法律调整机制的精义。但要切记,社会主义权利本位是在批判继承历史上的权利本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抛弃了其中纯粹利己主义而以社会主义集体精神作为必要的补充。这种以权利本位为其精义的法律调整机制是符合时代要求的。首先,权利本位是对多元利益的确认。在现代社会的多元利益格局中,法律不仅要追求形式的完美,更应关注实际生活,对多元利益的确认和保护是其回应社会和务实的一大表现。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初步形成,具有独立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的个人和团体构成了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主体。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使我国的法律制度从义务本位转移到权利本位就成了一种不可回避的选择。否则,我们的法律就不能对各种正当利益予以有效的保护,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稳定和发达也无从谈起。[3]其次,权利本位鼓励人们去追求利益,为利益而奋斗。作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落后和贫穷是当务之急。在权利本位这一新的结构中,人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出现,把权利与切身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获取利益和追求幸福,充分挖掘出自己的潜能,从而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和丰富物质财富。再次,权利本位体现的是平向利益关系。权利本位要求弘扬权利精神,加深权利意识,摧毁等级防线,解除禁锢思想,代之以平起平坐的利益新形态,使人的尊严和价值得以崇尚。它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人文伦理。由此可见,/权利0实质是一种平等的、横向的利益关系。在这种意义上,权利本位是对抗以纵向绝对支配为标志的/权力本位0的一面旗帜。[4](P91)

四、利益的法律调整机制的诸环节

1、利益的整体选择阶段。它是国家选择,即法律规范的制定阶段。在法律调整机制中,这是整个调整的基础和根据,也是法律调整机制的最初环节。此阶段是一个复杂、艰辛的过程。首先,它是立法者在对社会关系深刻洞悉的基础上,审时度势的结果。其中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分析人们需要的提高程度、利益的分化状况、利益的摩擦原因、利益的冲突程度。其次,它是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规范的专门活动。即确定利益的保护范围,使其抽象概括成由权利和义务组构的法律规范的过程。这种由国家作出的整体选择,是一种权威选择,选择的结果是具有比较定型的、反复适用的、典型意义的行为规则,有着很高的认同度。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多彩,人们间的利益关系日益纷繁复杂,因而,对利益的法律调整机制的初始环节要求更高。只有这样,才能为提高法律调整机制的效率创造出良好的前提条件。2、利益的个体选择阶段。它是人们在具体的利益关系中,如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选择过程,也是法律关系形成的过程,即人们在整体选择的指导下去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形成具有法律性质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过程。这是法律调整机制的中心环节。它是使法律规范转化为现实的关系阶段,即权利和义务进一步具体化的过程。这一环节处理得好,各利益关系就处在稳定有序状态之中。否则,利益关系处于破坏或受阻状态,这就需要国家强制力进行干预(如法院、行政机关等),对利益的个体选择进行矫正,使其回归正确的选择轨道上来。这个矫正环节是和个体选择环节并行的,共同促使着法律关系的形成。3、利益的实现阶段。即各种利益经过正确的选择得以实现和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利益关系处于协调、有序的发展之中,即是法律秩序的建立阶段。它是法律关系系统化、定型化的结果,是法律规范实际实现的表现,是法律调整所要达到的目的。当然,利益的调整并未到此终结,因为各种利益关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每一种新情况,每一个新发展,又作为一个信息反馈到第一环节,以至于作出新的选择,产生新的法律规范。由上可见,法律调整机制的诸环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每一个环节代表着法律调整的不同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其自身的属性和要求,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同时,各个环节的有序联系,产生了一种/合力0,形成一个共同的指向,起到了单个环节都起不到的对利益进行法律调整的组合功能作用。正是这种机制功能的发挥,才使我们这一时代处在利益主体结合成社会生活共同体、人类社会趋于一体化的社会整合之中。

调整机制范文篇2

本文作者：薛江阔工作单位：天津财经大学

1.现有调整机制的不确定性

(1)概念的不确定性确定地理标志一词的准确适用范围,即什么是地理标志,什么不是地理标志,这是研究地理标志法律关系的起点。然而当前地理标志的概念仍存在不确定性。¹概念表述。我国法律对地理标志概念的界定有不同表述。5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条例6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地理标志产品,是指产自特定地域,所具有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于该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经审核批准以地理名称进行命名的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包括:A.来自本地区的种植、养殖产品;B.原材料全部来自本地区或部分来自其他地区,并在本地区按照特定工艺生产和加工的产品。而5商标法6第十六条第二款前款所称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可见,两部法定义的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于地理标志产品,后者侧重于地理标志本质,而后者的外延要大于前者。TRIPS协议第22.1条对地理标志作了这样的定义:地理标志是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成员地域内,或来源于该地域内的某地区或某地方,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性主要与该地理来源相关联。通过对国内国际通行概念的比较可以看出,在对地理标志产品与特定地域的关系上上述定义出现了不同表述,尤其是决定还是关联直接关系到地理标志概念的内涵,因而必须加以解决。º概念解析。在定义地理标志过程中出现了关键词含义的模糊。首先,特定地域范围具有不确定性。一般的,地理标志的地域指一个广泛的地理单元,常指政治和行政区域,也指非政治的地理区域,有些国家还对暗示地理来源的非地理术语当作地理标志予以保护。其次,特定质量、信誉和其他主要特性及与地域关联度具有不确定性。TRIPS协议中地理标志的定义,没有具体指出自然和人的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产品独特的品质和特性,而是指出商品的特定品质、信誉或其他特性作为主要因素,使其与表明的地理来源存在正当的关联。WTO报告显示,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定义中,质量一词略有不同的表述。例如,参照法律规定的产品质量标准或工业领域的惯例确定的名优质量、特别质量、特定质量等。至于信誉,采用5里斯本协定6范式的国家,一般在国内法律中不包括这一关联因素,而采用TRIPS协议范式的国家,则普遍包括这一关联因素。对于其他特性,大部分国家没有提供任何信息。(2)地理标志权的不确定性权利范围是法律调整的核心要素,而权利范围的确定又取决于权利的性质。地理标志是一种特殊的商业标识,系知识产权的一种。从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分类而言,地理标志不属于创造性成果权,而应归类为识别性标记权,然而它又与普通商标权不同,具有如下特征:地理标志权是一项特定的地域权利,即地方性专有权。只有此地域内的成员(个人、法人、组织甚至集团)才可能通过法定程序而成为该地理标志的合法专有权人或使用人;地理标志权的所有者与使用者相分离。对于某特定地域的经授权的集体组织而言,地理标志权是一项专有权,而对于该集体组织中的个体成员而言,地理标志权只是一种使用权。地理标志注册并获得保护的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使用权人的使用行为上,而专有权人往往只是众多权利人的法定意义上的权利代表,仅具有权利象征意义;地理标志权的存续原则上无时间限制。由于地理标志只与特定地区相应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相关,只要此关联性尚未丧失,经合法程序获得的相应地理标志权就可以存续下去;地理标志权与单纯的地理标志不具有唯一对应性。地理标志权与地域相关,但更与其所标示的产品相关,不存在脱离于具体产品的地理标志权,而对于同一地域的不同产品,可能出现数个独立存在的地理标志权。当前对地理标志权应当包含哪些内容并无明确规定。Trips协议仅仅通过对仿冒和不正当竞争的否定确立了地理标志权的专有性及标识性(TRIPS第22条第2、3、4款)。我国立法对地理标志权的范围界定也模糊不清,仅通过否定性规范作以列举。并且多侧重于地理标志的申请与管理,尤其倾向于地理标志的商标方式保护,而对地理标志权的拥有者究竟享有什么权利并未明确规定(见5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6第十九条及5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6第二十一条)。(3)地理标志法律关系主体的不确定性在地理标志法律关系中存在着多方主体:作为当事人的注册主体和使用主体及其经济行为的相对人,作为关系人出现的管理主体。当前各种主体混乱权责不清已成为法律调整机制重构中的重大问题。注册主体。国际上对地理标志申请人主体的资格要求的做法不一:有的国家只允许农产品和食品生产商;有的国家允许公共团体申请,如土耳其、巴巴多斯等;有的国家允许消费者协会注册,如马来西亚;泰国更宽,政府机构、官方机构、企业、自然人、贸易行为人都可以申请。在我国,地理标志注册主体条件非常严格,申请人应当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检测设备或其委托的机构具有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检测设备;地理标志所标示地区的人民政府或者行业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申请的,还应当提供原属国受法律保护的证明。可以具有注册主体身份的有社团法人,科研、技术研究、推广机构,政府批准设立的机构,质量检测机构,产销服务机构以及外国地理标志注册人。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法律授予注册主体一定的管理权则,是否具有管理能力也是能否成为注册主体的条件。使用主体。即特定区域内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者和使用者。我国对地理标志的使用主体的范围没有明确规定,而只是简要规定了使用者的义务。管理主体。如同商标一样,地理标志的使用关系到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需要市场规制,因而在法律调整地理标志关系过程中出现了关系人即管理主体和准管理主体。由于对地理标志的立法不统一,国家在对地理标志规制过程中出现了多个管理主体,一是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依照5商标法6、5商标法实施条例6、5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6,多年来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一直承担着原产地证明商标的注册和管理工作。另一主体是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依据行政规章5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6,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现在的国家质检总局)为原产地域产品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对原产地域产品保护申请进行审核、确认保护地域范围、产品品种注册登记等管理工作。不仅如此,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后并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也于21年了5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6和5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实施办法6。5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6第三条规定: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统一管理全国原产地标记工作,负责原产地标记管理办法的制定、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另外,由于现有法律对产地、原产地、地理标志的使用比较混乱,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有涉及,更增加了行政执法部门的多头性。准管理主体。除了政府机构部门外,行业协会、质量认证机构等也介入对地理标志法律关系的调整。(4)地理标志责任的不确定性责任是行使权利(权力)的必要约束,也是权利的必要救济,责任不明则隐含着权利(权力)的瑕疵。由于我国地理标志相关主体的复杂性,使得权利救济和责任追究也极为困难。注册主体责任不清。由于地理标志注册主体在我国是非营利性的并且不是使用主体,他们承担地理标志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工作,而法律上并没有具体规定他们的责任,并且在实际上注册主体多为行政机构或行政机关指定的组织,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权力倾向行政化,从而导致权力滥用和责任主体不清,当地理标志权受到侵犯后,很难有人去积极充当原告。生产者责任。5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623条: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资格的生产者,未按相应标准和管理规范组织生产的,或者在2年内未在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上使用专用标志的,国家质检总局将注销其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注册登记,停止其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并对外公告。24条:违反本规定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和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依据5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6、5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6、5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6等有关法律予以行政处罚。由此可见,生产者责任主要是标准使用责任和质量责任。管理者责任。从管理主体的分析可以看出,地理标志的管理者具有多头性,它们的权力边界重叠,导致了责任范围不清。质监局、检疫局、商标局以及市场管理中的工商部门、地方政府机构等权力结构复杂,从而使注册者、使用者及消费者在出现地理标志侵权后提起行政诉讼的难度增加。侵权者责任。当前地理标志侵权现象较多,尤其是假冒现象。这是由地理标志产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地理标志产品多为农产品,其生产流程和结果不同于工业标准化,消费者很难辨别,并且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者和仿冒者不同于一般生产商,大部分是分散的农户和代销者,提起诉讼的成本大,侵权者责任较难追究。

2.地理标志的调整机制重构

调整机制的完善首先取决于法律的完善,即法律必须具有确定性和合理性。而当前对地理标志的调整从概念到主体客体权利义务责任都是模糊不清的,而地理标志制度又直接关系到我国特色农业和传统文化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制定专门的地理标志保护法是有必要的。首先,地理标志的概念要与TRIPS协议保持一致,这不仅是立法技术问题,更关系到我国传统文化和特色资源的国际化。因而在立法过程中,首先必须统一概念,消除地理标志与原产地标记地理标志产品与原产地地域产品等概念的含糊性;其次要确定概念的外延,对地域关联度质量做出可量化的标准,如自然特性地理特征、人的因素历史和传统因素、经济原因与该地区原产地相关的产品等。其次,明确地理标志权利范围。首先确定所有权,当前对地理标志的公权私权属性仍有争议,笔者认为它应属于集体所有权,从地理标志概念可知它源于特定地域的自然文化,是该地域人民长期勤劳的结晶,它不同于公益性的公所有和可自由处分的私所有;其次确定使用权,正如同联产承包土地集体所有个人使用一样,对特定地域具备一定资格的主体应授予使用权;就受益权而言,使用者享有收益权毋庸置疑,而对于所有者其不仅要收回宣传管理费用,还应因为地域特色而获得以特产税的方式上交的级差地租;就处分权而言,所有者仍然享有,但必须有严格的程序,如允许外地企业进驻等;救济权而言,所有者使用者都享有,所有者对使用者的侵权,使用者对所有者的侵权及双方对第三人的侵权都可起诉。再次,明确法律调整地理标志关系过程中的相关主体。针对地理标志的集体属性,笔者认为其注册主体应为能够管理该地域范围的管理者,而不应单纯依据行政区划来划分,如果横跨行政区划,可协调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对地理标志的使用者也应确立其资格条件和使用权限,具备法律规定标准便应授予而不能非法剥夺;针对地理标志的多头管理,应当在法律统一的基础上,参照市场规制的一般原则,商标局负责注册,质检机构负责质量监督,发挥部门特长而不能越权,据此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必须明确注册程序和质量监督程序,防止部门权力滥用。就责任体系而言,由于地理标志的集体属性,所有者要对自己在管理授予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使集体资产贬值或受损的情况负责,管理不善应当承担行政责任,非法授予或处分造成严重后果还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对此可参照国有资产的管理使用责任来进行制度设计。就使用者而言,如果出现非法生产和质量责任,不仅应当承担行政责任吊销其权利证照,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就管理者而言,其责任仍可依据相应的行政法律法规来追究。对第三人的侵权,由于地理标志产品一荣俱荣的特征,消费者和被侵权使用者可以追诉,所有者也可以行使诉权来追究侵权者责任。面对侵权者的分散和知识产权侵权的特殊性,由所有者行使诉权应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地理标志的法律调整机制构建涉及国家集体个人以及社会中介,涉及法律行政权力配置和民间风俗文化等,涉及国内农业产业化和产品文化国际化等,因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然而,地理标志的特殊性又要求我们尽快结束当前混乱局面,重构对地理标志的法律调整机制已刻不容缓。

调整机制范文篇3

1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律规范分析

气候变化是在相对长时期里气候呈现出恶劣趋势,导致有害于人类的不良影响发生,主要由人类自身原因所造成,例如:过量排放温室气体,不合理开发土地,森林植被锐减等等。而气候变暖带来的是全球性的生态灾难:陆地面积减小,粮食减产,物种多样性遭受破坏,疾病流行等等。为此国际社会制定了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6(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e)和5京都议定书6(KyotoProtocol)。为寻求和保持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平衡,建立了相应的国际合作机制。按照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分担理论,实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依照各国商讨拟定的行动计划时间表削减排放量,其中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其实际履行效果具有决定性作用。为此各国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影响评价,依此提出气候变化政策建议,力图形成清洁发展机制,实现节能降耗,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例如,南非政府与企业签订/气候变迁协议0,政府更加精确地估计温室气体排放量,拟定温室气体清单,通过清洁能源行动计划提高政策实施力度,运用税收激励、排污费等市场手段的创新机制。德国执行年度5国家气候保护计划6,建立对于每年气候保护执行情况进行跟踪监督的机制,增强能源使用效率,确立政府燃料战略,成立二氧化碳削减部际工作组,编制政府温室气体减排报告,多方面、多途径、全方位地控制有害气体排放,清洁生产的实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防止了气候变化造成的不良影响。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6提出:对于全球变暖,各国都应当承担责任,其中发达国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基于此,要求发达国家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气候变化造成有害影响,并且给予发展中国家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和援助,共同遏制全球变暖的趋势。5京都议定书6是框架公约的具体化,规定了美国、俄罗斯及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具体额度,要求他们到2010年至少减少1990年排放总量的5%。提倡各国建立清洁发展机制(CDM)、排放贸易(ET)和联合履行(JI)。温室气体排放的数量与工业、交通等的行业规模、生产方式相关。发达国家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处于先进水平,与之相应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量也是巨大的,因此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也随之加大。减少排放也就意味着控制生产建设规模,势必影响到经济发展。这也是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怎样才能既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又不有碍于经济发展呢?公约是各国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调和的产物,其间大国施加了更多的影响。美国对于减排采取强硬态度,没有遵守国际承诺,势必加重各国减排的负担,由此也使国际法的效力大打折扣。在国际法律机制的建立到执行的过程中,国家立场、国际政治格局、经济全球化等等因素掺杂综合,形成错综复杂的国际法律关系,其调整、整合及协调是博弈各方此消彼长、相互制约的结果。

2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与立法实践进展

我国对于气候变化的研究也是随着相关国际公约的起草和制定逐步开展起来的。气候变化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因而气候变化导致的影响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这就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和可变化性。目前我们已经开展了气候变化预测、影响评估、综合对策等方面的研究。制定5中国国家气候计划纲要6和5中国气候系统观测计划6,系统研究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为科学决策提供客观、全面、真实的信息资料;建立大气环境监测预测,分析、模拟气象灾害及其危害后果,及时了解掌握大气、气象及气候发展变化状况,采取适应性技术措施,有效控制导致气候变化的有害因素;进行农业气象灾害预警及控制技术研究,在于防治气候变化对于农业生产的不良影响。着手研究编写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从宏观战略角度考察全国气候现状水平、气候资源潜力、气候变化趋势,结合经济、社会生活、文化、科技等限制因素,提出气候变化的对策措施;正确评估气候资源水平,合理开发利用气候资源优势,实现/资源气候0、/安全气候0。发挥国际和国内两种力量的作用,共同解决大气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为此,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确立了亚太地区清洁发展和气候变化伙伴关系,通过各国之间清洁能源技术的交流与合作,研究开发先进的清洁能源技术,减少有害气体排放,减轻对大气环境的污染危害。为控制大气污染造成气候有害变化,颁布实施了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6,为适应大气、气候环境变化该法已经进行了两次修改。将大气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合理规划工业布局,加强防治大气污染的科学研究,采取防治大气污染的措施,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国家有计划地控制或者逐步削减各地方主要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即在限制排污总量指标的基础上实现逐渐削减。并且与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结合实施,同时引进市场机制,逐步开展排污权交易,充分发挥市场因素的自觉调整功能,实现排放者之间排放量的余缺调配。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于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制定规划,采取措施,使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达到规定的标准,即实行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制度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度,实现量化、标准化的管理和监督。实行大气环境的区域控制制度,包括划定/两控区0、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区。通过采取更加严格的制度措施,有效扭转上述区域大气污染恶化的趋势。改善能源结构,鼓励和支持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等清洁能源。植树种草,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沙、治沙工作,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国家鼓励、支持消耗臭氧层物质替代品的生产和使用,逐步减少消耗臭氧层物质的产量,直至停止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和使用,从而有效遏制臭氧层空洞的扩大。我国现行的5大气污染防治法6主要是针对燃煤产生的气体、其他工业生产废气的排放、机动车船排放的尾气以及粉尘、恶臭气体排放而实施的法律控制,在进行末端治理的同时实行源头管理,包括清洁能源使用和清洁生产。立法鼓励清洁生产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实行落后工艺设备的强制淘汰制度,并且国家鼓励采用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名录。

调整机制范文篇4

九届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标志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相应地也要求进行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从市场经济的要求来看,政府的职能是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实现这些职能的手段主要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其中,法律手段主要表现为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即法律调整。法律调整是一个具有许多中间环节并且这些环节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的复杂系统。这种系统是由国家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进行认识和利用的基础上,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彼此间相互联系和制约的法律实践手段,作用于社会关系的有机系统。在法理学上,我们将这种系统称之为法律调整机制。法律调整机制的基本要求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政府机构改革导致社会经济关系发生变化,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法律调整机制也相应发生转变,这正是符合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建立新型的法律调整机制应当着重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创制相应法律规范

法律规范是法律调整的前提和依据,其贯穿于法律调整活动的始终。新形势下法律规范的创制应着重于经济法律规范的创制。政府机构改革使政府的职能转变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而经济法律规范正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法律手段之一。罗干在5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6中明确指出: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完善经济、法律手段,改善宏观调控机制。经济法律规范的创制应当以宏观调控法律规范为主要内容,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宏观调控法律规范。只有将国家的宏观调控行为用法律予以规范,才能实现真正的法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纳入法制轨道。

二、确立相应的法律秩序

法律规范的实施活动的结果是形成一定的法律秩序。法律秩序的确立,必须以法律规范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在社会关系中的实现作为客观标志。法律秩序的形成,往往借助于国家专门机关执行和适用法律规范的活动。政府机构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调整政府组织结构、转变政府职能,随着政府机构的组织结构和职能的转变,其执行和适用法律规范的活动也相应转变,从而导致整个法律秩序的转变。政府机构职能的转变,是一个从对企业进行专业经济管理向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转变;法律秩序的转变,应当是一个从利用法律规范直接规范具体行为的秩序向利用法律规范规范整个市场经济的转变,即建立起一个规范国家宏观调控行为的法律秩序。这种法律秩序与前述的法律规范的创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完善相应的宏观调控法律规范后才能形成相应的法律秩序。政府机构改革后所要建立的法律秩序应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确立相应的市场体系法律秩序,即依照相应的市场体系法律规范,由政府机构执行适用这些法律规范,促进市场体系中各要素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使各要素市场的存在具有合法地位,这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前提和基础。2.确立相应的宏观调控法律秩序,即将宏观调控的各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均用法律形式表现,由政府机构直接运用这些法律规范实施宏观调控,从而使政府的行为合法化,形成一定的宏观调控法律秩序。

调整机制范文篇5

刑满释放人员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若从其社会状态的特点而言,具有正常社会化的弱势和重新违法犯罪之强势的两维性[1]。因而,注重该群体的社会处遇及其调整模式,对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霍贝尔指出:/法执行着维护除最简单的社会之外的所有社会的秩序的基本功能。0[2]那么,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如何运用法律来调整刑满释放人员的社会处遇呢?对此,我国近年来学术界的论述较多。概括之,大体包括两类,一类是从预防重新犯罪角度所做的论述。例如,有人从预防重新犯罪法治化的理念出发,提出应设立5预防重新犯罪法6¹,另一类是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出发,侧重论证对刑满释放人员权利的法律保护。后者又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从既存的实在法出发,以公民权主体为逻辑,论述刑满释放人员的法定权利及其特殊保护,如有观点认为:/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后,一般都恢复了正常的公民身份,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及待遇应该与普通公民完全一样。0[3]还有一个层面是从未然法出发,主张要根据刑满释放人员的特殊性来制定相应的保护性法律,充实现有的法律调整体系。如有学者提出,/我国至今没有制定一部专门、系统的规范出狱人保护的法律,,这使得出狱人的某些权利缺乏制度性保障,,所以,有必要加紧制定专门的出狱人保护法0[4]。诸如上述,似乎笔者的论题在形式上已显重复。但正如德国的马克斯1韦伯讲过的,/无论这些事物怎样经常地得到讨论,我们都要不怕麻烦地在自己这方面更为仔细地考察某种东西。0[5]笔者认为,以往的研究尽管着眼点不同,但有一个共性,即较少从整体和动态方面把握刑满释放人员社会处遇的法律调整形式、运动过程和效果。实质上,作为系统的运动形式,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既有其内部构成要素的作用,也有这些要素之间及其组合与外部社会环境的作用,既有其调整的应然性和现实性问题,又有调整的合理性和和合目的性问题。因而,探究我国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不仅需要与实践发展融合,更需要研究方法与角度的更新。为此,笔者尝试从机制的角度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进行粗浅分析。

一、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的认识

(一)法律调整机制的一般性涵义如何理解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这是一个首要问题。在原本意义上,机制是人们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设计的装置[6],它所描述的是事物有机结合的一种客观状态。当然,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思考,人们对机制的认识各有侧重。在法学领域,机制问题多被用于分析法律调整的视角。如一些学者认为,法律调整机制是/对社会关系实施法律调整的法律手段和法律运行过程的统一0[7],法律调整机制是/法律规范作用于事实世界的根据、原理、程序和方式等0[8],法律调整机制是/各种法律手段如何能够对社会关系实现有效的影响,即它顺利运作的工作原理是什么0[9],如此等等。尽管这些有关法律调整机制的具体表述有所差异,但从中不难发现法律调整机制所具有的几个基本特征:11法律调整机制的形成是以法律规范的存在为前提的,从而表现了法律调整机制作用于社会关系的意志性;21法律调整机制是法律规范运行的载体,离开相应的法律调整机制,法律规范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31法律调整机制是现实生活影响法律作用过程的体现,因而,法律调整机制的创设应符合现实生活的客观需要;41法律调整机制揭示了各种法律手段之间、法律手段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相关性。(二)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的理解作为法律调整机制的一种特殊形式,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既应含有法律调整机制一般意义上的共性,也应因其作用对象的不同而具有自身的个性。它表现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以国家为主体,以刑满释放人员适应社会为目的,运用法律手段对该群体的处遇施以规制的方式和原理。具体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11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作为一个整体,是以机制形式存在和运动的,法律调整应该客观反映这种机制,这是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合理化的最低限度。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是该群体在社会中所受到的各种待遇的集合体,是随着社会、刑满释放人员的变化而变化的系统。该系统的运行取决于一定社会阶段中,刑满释放人员、国家和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实施处遇的状况、社会环境三个基本的变量及其互动,而上述三个基本变量的互动所表现出来的效应又会影响刑满释放人处遇系统的平衡态。所以,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作用形态和过程并非决定于某一个单一因素,而是通过机制的形式表现的,这是一种客观现实。因而,法律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进行调整的前提,就是要客观反映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运行机制,而不是将法律强加于刑满释放人员的社会处遇过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认。0[10]这是衡量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21法律以特有的规则控制功能标定了其在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调整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实施法律调整,需要以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运行机制为基础,但这并不说明这种法律调整只是一个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机制的机械再现,而应该是一个本着既有目的,充分运用法律的意志性,借以规范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积极过程。因为,/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0[11]不可否认,在现代社会,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管理体制、社会心理等趋于复杂和多元,从而增加了社会控制风险,单一的控制规则无法实现社会整体稳定与和谐的需求。这也就决定了在社会发展中,需要针对各种不同属性的矛盾建立不同类别的、由多种社会控制规范并存的控制体系。对于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而言也是如此。但是,却不能因此而否认法律在社会控制中的特殊意义。因为,法律相对于其他社会规范,具有国家意志性、规范性、普遍性和强制性的特点,也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法律在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方面是诸如道德、政策等其他社会规范无法取代的。况且,从我国现实来看,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以来,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道德、政策等这些社会规范体系要面临一个梳理与重塑的转型期,与之相伴随会出现此类社会规范控制的短暂盲区。而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普遍适用规则,法律可以对这些其他社会规范短期内无法调控的盲区予以及时介入,有效调整各种社会现象。所以,如果忽视法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规范功能,很可能导致在其他社会规范无力或不及的情况下,使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效果偏离预期目标。31法律调整机制既是法律介入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调整过程的表现形式和工作原理,也是相对独立和开放的运动系统。运用法律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实施调整,实质上,就是通过法律规范作用于刑满释放人员在处遇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对相关行为分别进行规范、引导、促进、禁止和评价。而这一系列过程的形成和作用效果的出现,既需要依托一定载体,如立法、执法、司法等,同时,也需要其他因素的有机配合。因此,法律在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有效调整过程中应该生成一种机制,且一经生成,即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方面,它是一个由不同环节有机构成的运动系统。这些环节包括:一是将刑满释放人员在处遇中形成的一部分社会关系上升为法律规范,这是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加以法律调整的前提,也是和政策性调整、道德性调整等相区别的标志;二是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使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在运行过程中形成各种权利义务关系;三是通过法律调整,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规制。这三个环节是法律作为工具在调整刑满释放人员处遇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由于法律调整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所以,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能否得以顺利运行,还要受到客观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和社会心理状况。从这一点讲,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无论是法律规范的创制、法律关系的形成,还是调整目的的实现,都不能忽略这些客观因素。

二、对当前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的分析

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进行法律调整,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其机制的创设和运行也因社会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从我国建国初期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前,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与当时的计划经济是相适应的。通过此间相继颁布的5劳动改造条例6、5劳动改造罪犯刑满释放及安置就业暂行处理办法6、5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6等专门法律法规和实践中的安置帮教模式可以看出,当时的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以国家行政权为主要手段,实行政府集中统一管理;二是在处遇方法上本着/给出路0的原则,以刑满释放人员落户安置和就业安置为主;三是在处遇的目的上突出社会防卫,如我国曾经实行的/多留少放0、/四留0、/四不留0政策以及5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6中规定的强制留场就业等,均将刑满释放人员的人身危险性作为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四是劳动改造场所在当时刑满释放人员就业安置中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五是在各种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主体相对单一和明确。客观而言,上述调整格局的形成与当时的一元化社会结构是相适应的,反映了我国在该历史阶段的特定需要。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深化,我国原有的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社会文化、法律体系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与重构,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也因此必然受到冲击。尽管我国在一段时期内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组织工作做了政策性调整,并完善了相关法律法规,但总体上看,目前的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仍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一)法律体系不健全,难以与以犯罪化和刑罚化为特征的刑法体系相协调按照刑法学理论,刑事立法是一个/犯罪化0的标定过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立法反应是决定犯罪数量、犯罪结构乃至犯罪变化趋势的重要因素的结论得以成立。0[12]我国现行5刑法6与修订以前的5刑法6相比,罪名增加至四百余个。罪名数量的增加是适应社会发展、预防犯罪的需要,但同时也必然出现犯罪量的增多。而犯罪量的增加意味着将会有相应的潜在犯罪人产生。如果将整个社会比作一个产生犯罪、消灭犯罪的市场,则现行5刑法6是犯罪的/卖方市场0的一个强有力的依据,而在如何对待刑满释放人员的/买方市场0,目前却缺乏必要的、系统的法律体系。从刑满释放人员的角度讲,即使可以作为普通公民纳会规范体系要面临一个梳理与重塑的转型期,与之相伴随会出现此类社会规范控制的短暂盲区。而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普遍适用规则,法律可以对这些其他社会规范短期内无法调控的盲区予以及时介入,有效调整各种社会现象。所以,如果忽视法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规范功能,很可能导致在其他社会规范无力或不及的情况下,使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效果偏离预期目标。31法律调整机制既是法律介入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调整过程的表现形式和工作原理,也是相对独立和开放的运动系统。运用法律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实施调整,实质上,就是通过法律规范作用于刑满释放人员在处遇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对相关行为分别进行规范、引导、促进、禁止和评价。而这一系列过程的形成和作用效果的出现,既需要依托一定载体,如立法、执法、司法等,同时,也需要其他因素的有机配合。因此,法律在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有效调整过程中应该生成一种机制,且一经生成,即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方面,它是一个由不同环节有机构成的运动系统。这些环节包括:一是将刑满释放人员在处遇中形成的一部分社会关系上升为法律规范,这是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加以法律调整的前提,也是和政策性调整、道德性调整等相区别的标志;二是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使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在运行过程中形成各种权利义务关系;三是通过法律调整,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规制。这三个环节是法律作为工具在调整刑满释放人员处遇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由于法律调整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所以,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能否得以顺利运行,还要受到客观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和社会心理状况。从这一点讲,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无论是法律规范的创制、法律关系的形成,还是调整目的的实现,都不能忽略这些客观因素。

三、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的完善

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工作系统:从存在形态上看,它具有人的主观意志性,即是根据调整主体)))国家的需要而形成的,但同时它又具有客观性,即必须以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后的状态及其应被施以的处遇为反映对象;从作用环节上看,该调整机制涉及相应的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等诸多方面;从作用过程看,它既受到其内部各种要素和这些要素构成状况的制约,同时又受外在整体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的建构与完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下面所论及的只是就我国目前的状况得出的一些简单结论。

(一)注重调整机制的合理性和合目的性

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的合理性和合目的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是一直被我国学术界所忽略的问题。所谓合理性即是,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的建立与运行是否与客观需要相一致,是否符合法本身的运行特点。而合目的性则指,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的运行是否符合预期目的,能否按照合理性原则得到调控。11合理性的体现。对于合理性,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是否与该群体的处遇目的一致;二是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是否反映了法的基本价值。(1)就第一层含义而言,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的创设与运行应该以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目的为基础。当然,法律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调整与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本身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将法律调整后的处遇模式与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模式混同是片面的。但是,作为一种工具,法律调整所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不断缩小与其调整对象间的距离。从总体上而言,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目的在于利于该群体的正常社会化,由此,确保刑满释放人员权利的实现,使其充分参与社会生活是法律调整的重要方面。但刑满释放人员同时又具有向重新犯罪的危险群体转化的可能性,因而,这也就决定了保证刑满释放人员的正常社会化并非只是单一给予刑满释放人员权利保障,而是要使其承担相应的义务,借以控制危险因素的扩散,正如哈特所讲的,/即凡有法律之处,人类的行为在某个意义上就不是随意的0[14]。所以,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目的是由保障人权和社会防卫双重内容组成的统一体,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的运动过程也应贯穿该主线。(2)在第二层含义上,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并非只是单一保证刑满释放人员的社会需要得到满足。按照法理学的观点,法的价值反映了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那么,是否法只是满足人需要的工具呢?诚如所知,作为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集合体,人在和自然与社会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主观需要呈现的是一种结构,且有一定的运动规律。按照马斯洛的观点[15],人的需要表现为一种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层次,这些需要包括生理、安全、社交(归属)、尊敬(认可)、自我实现五大类,每一类需要又包含具体的内容。有研究表明[15]181,/人们的需要如果连续得到满足,渴求强度就加大,给人带来更多新的想法、刺激联想0。因此,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不是无限度的,/我们能够赞同某些欲望、需要驱动下的行为是权利,而不能赞同另外一些欲望、需要驱动下的行为是权利。0[16]而且,为了避免人们在满足需要时产生各种利益主体间的冲突,法还要对人们满足需要的方式进行规制。因此,法律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调整也应在权利义务的设计方面最大限度地平衡各种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既要防止对刑满释放人员合理需要的限制,又要防止因刑满释放人员需要满足的扩大而造成对他人、社会、国家的利益损害。21合目的性的体现。(1)在观念层面,调整机制的目的应建立在对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的状态、刑满释放人员对处遇的需求、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状况的综合认识的基础上,保证目的设定的客观、明确与可行。具体讲,一方面,要注重对刑满释放人员这一群体的保护,但这种保护并非如我国一些学者所提倡的所谓给予权利或进行权利保护,而是基于该群体实现权利的弱势而进行的权利实现不足的救济。另一方面,还要突出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即通过建立有序的调整机制来促进全社会的稳定与和谐。(2)在技术层面,应形成不同的目的层级,防止因多环节、多阶段交叉导致目的不清,影响调整机制的整体功能。其一,针对刑满释放人员中的不同群体,设定不同预期目的,标明区别对待的原则。其二,在总体目的下设定不同阶段、不同环节的子目的。这一点对于我国目前的实践工作尤为重要。由于多年形成的安置就业与社会帮教模式的影响,在实践中普遍存在着以刑满释放人员就业与否或对之进行帮教与否来衡量处遇的组织工作质量的作法。由此,在实践中往往导致将安置率或帮教率作为考察组织刑满释放人员处遇工作的指标。实际上,根据刑满释放人员正常社会化的要求,安置就业和社会帮教只是其中内容的一部分。况且安置和帮教率本身的高低也不能说明安置和帮教工作的实际效果,因为其中有一个刑满释放人员是否自愿接受与配合的问题。

(二)理顺法律关系,充实法律规范,形成相

应的法律调整体系目前,我国专门调整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规范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效力等级的规范性文件之中,如此,不仅可能导致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而且,还会由于不同法律规范的调整方向不同而导致在规范涉及的法律事实、权利义务关系方面不能完全适应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进行调整的现实需要。以5监狱法6为例,该法可以说是近年来涉及刑满释放人员处遇较为集中、效力等级较高的法律规范文件,但有关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内容却是规定在第三章/刑罚执行0之中,而且是和有关服刑人/释放0的规定连结在一起的,在内容方面也只是简单的原则性规定。如前所述,可能有人认为,刑满释放人员恢复了正常公民身份,应与正常公民一样纳入相应的法律调整体系,如果再予以法律规范的充实,是否可能出现法律规范的重叠和资源浪费。对于该观点的逻辑起点无可厚非,但是,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毕竟不同于一般正常公民的日常工作生活格局,它突出了国家与社会的主动参与。如果将刑满释放人员纳入一般公民的法律调整体系,既可能加重刑满释放人员的弱势性,又有可能导致对该群体危险性因素的失控。鉴于这些状况,建立和完善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必须首先注重相应法律规范的充实,形成有针对性的法律调整体系。11以5宪法6为根据,对当前的相关法律规范进行梳理。/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0[17],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的法律调整必然也依赖于相应权利义务关系的运行。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刑满释放人员既是一般的公民权主体,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所以,运用法律调整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其中,既包括公法范畴和私法范畴,还包括与公法和私法范畴相区别的社会法范畴,处理不当则会造成不同性质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从而影响实际效果。所以,为了合理配置权利义务,应该针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的特点,以5宪法6为基本依据,对目前与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有关的法律规范进行梳理。21充实法律规范,制定统一的5服刑期满人员社会处遇法6。法律规范资源不足是我国当前在调整刑满释放人员处遇过程中的突出问题,这种现象与我国以犯罪化和刑罚化为主要内容的/刑法0体系和以监狱内服刑人员处遇为主要内容的/监狱法0体系相比,表现出明显的法律体系失衡。从其他一些国家的历史来看,有一些是通过专门的立法来规范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如日本相继制定的5犯罪者预防改造法6、5改造保护事业法6[18],美国在1956年制定的5在监人重返社会法6,英国于1862年颁布的5出狱人保护法6[19]。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将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规定在刑事执行法之中,如意大利的5监狱法6、西班牙的5监狱组织法6、波兰的5刑事执行法6等等。如前所述,尽管我国在5监狱法6中规定了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条款,但是由于原则性较强,缺乏针对性,很难适应现实需要。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统一的、等级效力较高的5服刑期满人员社会处遇法6,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指向、功能、运行规则、组织与经费保障、救济手段以及刑满释放人员的权利与义务做出明确规定,从而与/刑法0、/监狱法0等法律体系相衔接。31注重刑满释放人员权利与义务的均衡。对刑满释放人员而言,权利与义务的设定是否合理影响着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预期目的能否实现。当前我国学术界有一种倾向,即在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过多地强调刑满释放人员权利的享有和行使。这种模式从法律调整的角度讲是不均衡的。一方面,权利与义务是对称的,也就是/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0[20]对于刑满释放人员而言,这种义务就是对他人、社会、国家利益的维护。作为一种危险系数较高的群体,刑满释放人员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应该承担和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服从国家的依法控制与管理。国外则有类似的属于司法性质的保安处分制度。例如,5法国刑法典6规定对多次犯罪的惯犯的刑事监护制度[21],意大利刑法、泰国刑法规定的善行保证[22],瑞士刑法和德国刑法规定的保安拘禁[22]82等。尽管我国目前形成了以社会帮教为载体的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教育和管理模式,但是,其法律关系并不明确,而且,这种模式在控制有严重人身危险倾向的刑满释放人员方面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调整机制范文篇6

当下,中国社会的生长和发育已步人了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社会的旧体制趋于解体而新体制尚未完全形成,以致社会深层次矛盾逐渐凸显,而同时几乎所有的社会矛盾追根溯源都可以归结到利益分配和利益关系这个根本点上来。其所以如此,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川面对这种现实,如何发挥法律在利益分配和保障中的调控功能和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这种功能,便成为当代我国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

一、在法律的价值取向上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在一定社会形态下,社会财富总量的有限性和追求的无限性之间往往是一对矛盾。而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由利益关系引发的各种矛盾,其经济根源恰恰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经济发展不平衡上。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对社会利益矛盾进行调整,其在价值取向上,就必须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社会发展证明,只有坚持效率优先,才能充分调动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使经济发展保持持久的动力。因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川同时,只有坚持效率优先,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从而为最终消灭贫富悬殊,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创造条件。“现代社会的法律,从实体法到程序法,从根本法到普通法,从成文法到不成文法,都有或应有其内在的经济逻辑和宗旨:以有利提高效率的方式分配资源,并以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保障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使用。”[3]效率优先原则在法律制度的构建过程中具体表现为:首先,法律要体现、认可个人的权利和利益。把个人的利益与其对社会的贡献密切联系起来,并使社会关系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合法化,以激发人的创造性和进取心,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源利用的最高效率。其次,法律要确认和保护产权关系,鼓励人们为了效益的目的而占有、使用或转让财产。一方面,法律要明确界定产权。产权关系的明晰是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的前提。它能使人们享有广泛的意志自由,自主地表达自己的经济意愿,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自身价值。另一方面,法律要为财产权的转移提供保障和便利。特别是合同制度、金融制度以及债券、股票、期货等多种投资与交易形式,能够促使财产合理流动,最大限度利用资源。第三,确认、保护、创造最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模式。就当代而言,最佳经济运行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与法制之间又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它的建立、运行和发展必然要求经济生活的统治形式的法治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完善有关市场主体、市场秩序、宏观调控等方面的法律规范,以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第四,法律要承认和保护知识产权,积极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要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必须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以及相关的立法,充分发挥法律在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组织和管理;对科技成果的合理使用和推广的促进;对国内外科技合作的保障和推动作用。并依据宪法和法律的相应规定,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以及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以从根本上推动我国的科技进步与创新。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还要积极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由于新的利益协调和整合机制尚未建立,收人分配的变化未能按预期的轨道运行,因而在分配关系上出现了分配不均的现象,主体之间、城乡之间、行为之间的利益差距在不断扩大。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建立包括税收手段在内的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调节各种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再分配要注重公平,要“加强政府对收人分配的调节功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人。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人,取缔非法收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人者比重,提高低收人者收人水平。”[4J与此同时,在经济领域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包括最低工资限额、失业救济、灾难救助、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的稳定。

二、法律调整利益关系应做到相对“平衡”

社会转型使一些多元化、多样化的因素和现象有直接表露的机会和条件。从而也使利益关系变得异常错综复杂。这就需要通过法律对多元化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尽管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或不同的社会体制下,法律对利益的认可、协调或整合的原则的侧重点不同,但需要处理的几种关系却是相似的。即在法制建设中,我们必须兼顾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各自不同的利益和利益关系;兼顾好多数主体与少数主体、长远与眼前、整体与局部的利益和利益关系。这里的“兼顾”就是指在顾及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利益的相对平衡,以避免在传统体制下过分强调或提倡“根本利益一致”,而忽略乃至回避利益多元所造成的扼杀各个独立的个体利益的需求和对个体利益侵犯的现象。同时,要避免刻意追求以牺牲一部分主体的利益的方式去满足或保障另一部分主体利益的行为发生。法律平衡的要义就在于通过其一般的、稳定的原则和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协调各种利益冲突,使各种利益主体能在彼此和谐的关系中共生共存。而法律平衡的真正实现,必须以立法公平为起点,通过公平司法才能达到。在立法上,首先,应规定各利益主体应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的一致性,将主体追求利益的范围限定在法律规范以内,法律既不能任意扩大一部分人的权利,也不能随意设定一部分人以特殊义务。第二,对主体追求利益的手段进行规范,使其对获利手段的选择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之上。对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以及通过资本、技术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而获取的合法收人应给予有效的法律保护。第三,确立同等条件、同等待遇的原则,改变依身份和所有制立法的传统模式,避免因立法差异而造成的在实现利益过程中的不平等现象。为社会主体谋取利益提供均等的机会。第四,对于通过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牟取的利益行为应给予严厉的制裁和惩罚;对因侵权行为或其他原因而遭受侵害的利益应该设定可行的救济措施。在司法上,一要塑造公平司法的原则和信念,对冲突各方实行平等保护,不能凭个人的主观好恶随意对各种利益关系做出取舍,而应依据法律规范以及立法所体现的公平精神来协调和平衡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二要建立严格、公正、高效的司法程序,防止司法人员的情感因素和利益因素渗人到司法过程,以快•捷高效的方式和手段解决利益冲突。三要加大司法改革的力度,保证司法过程的中立性和司法组织的独立性,避免利益主体对司法过程的操纵和影响,以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

调整机制范文篇7

20世纪60年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经说过：农村给社会学家提供了一种实验室，那是收集了很多可供进行多种不同分析的自发性实验，地方情况的多样性和诸种个体条件的统一性使我们可以进行系统的比较，就像在真正的实验中那样，每个变量都可以被分离出来，快速的演变使得那些在一般演变中由于缓慢和错综复杂的情况而常常被掩盖了的运行机制与变化机制显露得一览无余。1这段话对于中国来说尤为适合——农村问题在中国历来都是一个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运动，还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都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上世纪中后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农村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党中央国务院多年来均把农村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农村”等建设目标。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扩张，城乡差距的加大，贫富差距、土地纠纷、承包经营权纠纷等带来的农村社会冲突日益凸显。其中，由工业化加速发展而带来的环境污染逐渐成为导致农村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在全国上下共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研究如何通过法律调整机制应对日益严重的农村环境利益冲突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农村生产力加速发展背景下的环境利益冲突

农村环境问题最早正式出现在官方视野中，是在上世纪70年代。1970年，农业部负责开展了有关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之后，“农业”环境问题发展扩充为“农村”环境问题。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对于农村环境管理职能的划分奠定了现行体制的基础：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职能从农业部划归新升格成立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行使，农业部则保留了“农业环境保护”职能。新千年后，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和“十一五”规划、环境保护“十五”和“十一五”规划中都专门就农村环境保护做出描述，并且将原有的关于农业环境保护的内容作为了农村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2006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首次专章对农村环境质量状况做了介绍，我国的农村环境状况被概括为：“（农村环境）形势严峻，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交织，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已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大部分垃圾未经处理，直接堆放在田头、路旁，甚至抛掷到沟渠、水塘，影响环境卫生和农村景观。绝大部分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渗入地下或直排沟渠、水塘。乡镇工业布局不当，工业污染突出。化肥、农药使用不合理造成的局部地区面源污染突出。综合利用措施滞后，畜禽养殖污染日益凸显。”在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农村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突出表现为“生活污染加剧，面源污染加重，工矿污染凸显，饮用水存在安全隐患，生态退化尚未得到有效遏制”。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除了称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外，其他描述同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大致相同。事实上，实际中的农村环境污染状况远比官方文件的文字令人震撼，甚至可以用触目惊心来描述。而与这种污染状况相对应的，便是日益激烈的农村环境利益冲突。2005年在浙江东阳市爆发的大规模冲突“4.10事件”就是一起典型的农村环境利益冲突事件。“4.10事件”的背景是：浙江省东阳市画水镇本来景如其名，风景如画。但2001年起，地方政府以租赁土地的形式，占用土地约千亩建设竹溪工业园区，引进十几家化工、印染和塑料企业。这些工厂常常排出大量的废气、废水，严重地影响到了周围村民的身体健康。村民多次到东阳市、金华市、浙江省的环保部门上访，省环保局及向国家环保总局投诉未果。画水镇村民经过“五年、五级”的上访不见结果故愤而自力维权。2005年3月，村民在化工区进出的路口设竹棚，由老人看守，检查过往“毒车”。4月10日凌晨，政府为排除路障，于4时出动3000余人（为政府以其他原因集合的政府行政工作人员、公检法执法人员等）强力拆除。当地村民以放鞭炮为号，聚集了3万余人，与政府方对峙。后产生激烈冲突，对峙双方均有人员受伤，近百辆各式车辆被砸。此次事件没有过多出现在中国官方报道中，但却引起了海外及港澳媒体的极大关注。上述例子中反映的是村民与污染工厂之间的一类矛盾冲突，最后甚至上升为村民与政府的对抗。发生在农村的环境冲突常见的还有牲畜等养殖业农户与附近居民的矛盾，以及其他普通邻里环境纠纷。由于第一类环境冲突最为激烈、典型，因此本文主要以这种冲突为研究对象。与农村的其他冲突以及城市环境纠纷相比，这一类农村环境冲突有以下几个特点：1、冲突一般都会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最后往往容易走向极端。千百年来，中国儒家文化的熏染带来的经常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境况。农村受这一影响更甚。因此，通常农民们会先进行上访等缓和的途径，当这些途径都不能奏效时，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采取过激的手段进行维权。2、大多会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平衡问题。在工业化发展的背景下，农村的经济要发展，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更需要保障。由于城镇工业区规划不合理、环境污染管理及治理技术落后等原因造成了农村环境急剧恶化。这其中蕴含着城镇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城镇政府税收收入与农民的生存威胁等之间的复杂利益平衡问题，而一旦事态扩大，又会面临着更多的社会、政治利益平衡问题。3、是一种典型的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对抗。自工业化革命以来，规模化生产的工厂与普通公众之间形成一种强弱势对比鲜明的对峙。我国目前大多农村环境利益冲突便是处于弱势的村民对抗强势工业体的无奈之举。相比城市居民，身处污染工厂周边的农村村民无论是在知识层次、经济实力，还是寻求救济的能力都处于明显的弱势。4、社会影响巨大。农村的稳定从来都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子。政府一直在提倡的建设和谐农村用意即在此。然而近年来频频出现的农村环境利益冲突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农村社会的稳定。这些事件也容易被国外媒体借题发挥，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综上，如何解决农村生产力尤其是工业化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环境利益冲突，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亟需构建法律化和制度化的途径予以应对。

二、农村环境利益冲突法律制度原因的深层剖析

现代社会的冲突往往都被纳入法律制度的轨道予以解决。而在现实中，农村村民面对环境污染侵害，容易突破这个轨道，选择一种自力解决的方式，即不依照法律规定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而是以诸如暴力冲突等非法方式解决有关环境冲突。这种解决方式的存在固然有其值得同情的原因，比如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自力解决可视为群众无法忍受环境污染而采取的一种正当防卫行为。但无论如何绝对不值得提倡。这种解决方式其实更可以看作是对我国农村环境法律的匮乏以及农民环境权利救济制度软弱无力现状的一种鞭笞。这两方面分别构成了农村环境利益冲突法律制度原因的两个层面，即实体原因和程序原因。实体上，农村环境法律制度严重缺位。由于农村环境问题与城市环境问题差别较大，在立法上需要专门区别对待。但目前我国有关环境立法中专门的农村环境立法却很少。比如《环境保护法》（1989年）中的法律制度大多是针对城市环境问题而设计的，仅在第20条中对农村环境问题做了原则性规定。由于立法年代的局限，这部法律也没有涉及农村工业化背景下产生的新问题。具体制度方面，比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农村普遍存在的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在环境管理上，农村环境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环境保护的职责权限分割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缺乏统一有效的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这些都是造成农村环境污染的深层制度原因。程序上，我国整体上的环境纠纷法律解决机制功能疲弱，在法治更加薄弱的农村就显得尤为乏力。我国目前环境纠纷解决方式包括协商解决、调解、信访、仲裁、诉讼等，每种方式都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权利救济的途径。但是，这几种方式或多或少也都存在着不足。1、协商解决，指当事人之间本着平等、友善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有关纠纷的解决自行达成一致意见，并自觉履行各自约定的义务。对这种解决方法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没有明文规定，但并不禁止；在自然资源立法中有明文规定。协商方式的好处在于很好的体现了“和谐”的精神。由于激烈的农村环境利益冲突大多发生在企业和村民之间，纠纷解决之后有可能还要长期共处。所以，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环境纠纷，既能解决问题，又不伤害双方的感情，有利于增进彼此之间的团结，也有利于双方共同实现既发展经济又保护环境的目的。但是，协商方式在目前的环境相关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达成的协议也没有强制力，双方能否遵照协议履行各自义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2、调解解决。首先是行政调解制度。根据相关的环境法律，行政机关（一般为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就责任纠纷和赔偿金额纠纷进行行政调解。3在启动程序上，行政调解主要是依当事人的申请，以自愿为原则，行政机关只是提出调解方案，尽可能促成当事人达成协议。在法律效力上，调解协议既不能由主持调解的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也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只能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一旦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则调解协议自动失效。如当事人就同一案由提起诉讼，那么只能是以原纠纷为标的的民事赔偿诉讼，而不能以作出调解处理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也不能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调解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各级环保部门对本地区的环境状况和环境问题比较熟悉，一旦发生环境纠纷，环保部门可以通过现场勘查、监测、调查研究等途径，收集证据、查清案件真相，以此为基础，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调解。另外，行政调解具有及时、简便、经济等优点，当事人比较愿意接受。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行政调解的弊端在于不具有约束力，全靠自觉执行。法院调解也是调解制度的一种。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庭前以及审理中对纠纷进行协商解决。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8月制定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将法院附设非诉方式引入司法实践，对我国民事司法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法院调解好处是，法院调解快速、简便、经济地解决环境纠纷，有利于维护双方当事人长远利益和友好关系，也有利于调解协议的实际履行。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是依法设立的群众性自治组织采用居间调解方式解决民间纠纷的方式和程序的统称。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农村）村民委员会和（城镇）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进行工作。近10年来，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呈现出了一种萎缩状态。2002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这一规定大大促进了人民调解制度的推行。3、信访，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环保部门或其他部门反映环境保护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政府部门依法予以处理的活动。信访制度在其他国家的环境立法中也十分常见。如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规定，各都道府县要设置公害投诉相谈员，其任务是接待居民的公害投诉，调查公害的实际情况，对当事人进行帮助、斡旋、指导。台湾地区的《公害纠纷处理法》规定，各级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应置专责人员，处理公害陈情，对公害陈情作调查，指导陈情人申请调处或裁决。我国十分重视信访制度，先后通过系列立法来推进信访制度的实施。继2005年国家出台《信访条例》之后，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出台了《环境信访办法》，于2006年7月1日起施行。环境信访的好处在于，在实践中，当事人往往希望通过环境信访这样简便、省力的程序迅速解决环境纠纷。环境信访的弊端主要就在于执行，很多地方由于措施不得力使得信访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解决问题。4、仲裁，由纠纷当事人预先约定或事后达成仲裁协议，双方服从仲裁机构对有关纷争裁断的程序。仲裁具有法律所赋予的裁决的权威性和终局性，在程序上又具有便利、灵活、经济的特点，有利于及时而公平地解决纠纷。1988年《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2条第1款规定，该仲裁委员会以仲裁的方式解决“关于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的争议”。但是，我国《仲裁法》（1994年）尚未对其他环境污染纠纷做明确规定。5、诉讼，是环境纠纷一方向人民法院申述自己的主张，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程序解决纠纷的方式。诉讼方式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因此也往往被看作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屏障”。但是目前我国的环境民事诉讼机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被侵害人举证责任过重、收集证据困难等，这些都严重制约了诉讼机制作用的发挥。

调整机制范文篇8

权利争议包括土地土地权属争议和承包经营权的纠纷，以及对承包经营权的侵害。建立和完善土地权利争议的法律调整机制，妥善解决权利争议，对于完善权利制度，维护土地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土地权属争议及其法律调整

土地权属争议及其主体和内容。

土地权属争议是指因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以及其他土地权利归属发生的争议。土地权属争议是土地法律制度调整的重要内容。土地权属争议不但涉及集体所有权制度的维护，而且涉及承包经营权人及其他当事人合法民事权利和利益的保护。土地权属争议的主体主要包括：国有土地所有权主体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之间的争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之间的争议，即农民集体之间、村内两个集体经济组织之间、乡（镇）农民集体之间的争议；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之间所发生的土地所有权争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之间的争议；国有土地使用权主体与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之间的争议等。土地权属争议的内容主要包括所有权争议、土地使用权争议、承包经营权争议及其他土地权利争议。我国法律规定，属农民集体所有。改革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权利的经济价值日益增加，农民集体之间土地所有权争议越来越多。另外，一些地区在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任意侵占农民集体土地，损害农民利益。集体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争议，主要是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和承包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其他土地权利争议是指除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之外的土地权利所发生的争议。

土地权属争议法律调整的原则和方法。

由于的特殊性，根据我国权利制度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法律在调整土地土地权属争议除遵循一般民事和行政法律调整的原则以外，还要体现土地土地权属争议法律调整的自身特点。具体包括以下原则：第一，从实际出发和尊重历史的原则。土地权属争议的产生大多是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所引起的，这在农村集体组织之间土地土地权属关系中十分普遍。其主要原因首先是历史上乡、村、社、队等因合并、分割、改变隶属关系等行政建制变化而遗留下来的土地土地权属争议；其次是因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或地方政府对农村集体土地无偿占用和“一平二调”而造成的土地土地权属争议；再次是因地界不清而引起的土地土地权属争议。法律在调整这一类的土地土地权属争议时，应当从历史和实际出发，查清当时的事实背景和政策依据，确定土地土地权属争议产生的具体原因，在实事求是和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尽量维持农村土地利用的现状，并合理照顾各方利益的平衡，合理划定地界，确定土地权利归属。第二，优先保护现有土地权利和利益的原则。在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争议解决之前，争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改变土地权利现状和土地现状，不得破坏土地资源及土地上的附着物。在涉及历史原因的农村集体土地土地权属争议中，如历史事实难以查清、相关证据或政策法律依据不明，应以土地实际占有和利用的现状为基本依据确定土地权属关系。第三，国家土地所有权推定的原则。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而在城市以外的土地中，还有数量众多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其中一些与农村集体土地相邻或交错。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国家与农村集体之间发生的土地土地权属争议，而已有的证据又不能证明土地权利的归属的情况下，法律进行调整时应采取国家土地所有权推定的原则和规定确认其土地权属，即凡是不能证明其为集体所有的土地，都是国有土地。

土地权属争议法律调整的方法主要包括协商调解、行政裁决和法律诉讼。协商调解是指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和争议双方自愿的基础上，通过说服、劝导、协商达成解决土地纠纷的协议。行政裁决是指政府有关部门对受理的土地土地权属争议和纠纷，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行政裁决应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严格依照和正确适用法律规定。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土地土地权属争议的解决应当首先采取行政处理的方式，土地土地权属争议的当事人未经过行政程序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承包经营权纠纷及其法律调整所谓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是指土地承包当事人之间因承包土地的使用、收益、流转、调整、收回以及承包合同的履行等事项发生的争议。根据我国承包经营权制度的现状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既包括侵权纠纷，也包括违约纠纷。因此，承包经营权纠纷既可能发生在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和农村集体组织之间，还有可能发生在农民与企事业单位、有关政府组织之间。法律调整和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途径包括以下四种：第一，协商解决。即当事人在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后，双方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上，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协商，以解决争议和纠纷。协商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既可以减少当事人因解决纠纷而耗费的时间、精力和费用，也有利于纠纷和矛盾的及时解决。第二，调解解决。即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当事人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调解必须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而且这种自愿贯穿纠纷调解的全过程，在调解的任何阶段，当事人都可以对调解提出异议。即使调解达成了协议，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反悔的，即为调解失败。我国《承包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和乡（镇）人民政府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调解机构，这符合我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现实，也有利于纠纷的合理公正解决。除村民委员会和乡（镇）人民政府外，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当事人也可以自愿请求其他组织或个人调解，以取得纠纷的解决。第三，仲裁解决。即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当事人之间不愿意通过协商、调解等途径解决纠纷，或者通过协商和调解不能解决纠纷的，可以向承包经营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仲裁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纠纷仲裁，其与一般经济纠纷仲裁的区别，一是申请的程序不同，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仲裁管辖，不需要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当事人申请，有关仲裁机构即可受理；二是仲裁机构不同，承包经营权仲裁机构的设置不同于《仲裁法》规定的仲裁机构。由于国家没有统一的规定，我国各地的做法不尽相同，有的地区将仲裁机构设立在县乡两级，有的地区则只设立在县一级。据统计，全国!万多个乡（镇）中，有两万个设立了承包经营权仲裁机构。第四，法律诉讼。当事人不愿意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能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又不愿意进行仲裁的，可以直接向属地人民法院起诉，通过法律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维护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侵害承包经营权及其法律责任

侵害承包经营权的法律特征。

承包经营权是农民依法享有的财产权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者对其承包经营的土地依法享有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自主进行生产经营和处置其产品的权利，承包的土地被依法征用、占用时，承包经营权主体拥有依法获得相应补偿的权利，等等。因此，侵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侵犯农民财产权利的行为，其构成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侵害的客体是土地承包经营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具体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生产经营自主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承包土地被征用、占用是获得相应补偿的权利以及依法继承的权利等。第二，侵害主体是任何不确定的组织和个人。承包经营权是国家法律赋予承包方的土地财产权利，一经设定，承包方就可以依法独立行使，任何组织和个人，包括发包方不得非法干涉。否则，即构成侵权行为。第三，侵害承包经营权的表现具有多样性。主要包括干涉承包经营权主体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违反《承包法》的有关规定收回或调整承包人承包经营的土地，有关组织或个人强迫或阻碍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人放弃、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等为由收回承包土地进行所谓招标承包，将农民的承包土地收回抵顶其欠款，剥夺、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承包经营权以及其他侵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和现象。

调整机制范文篇9

一、证券金融公司应定位于特殊企业

所谓证券金融公司，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证券中介机构，它源于信用交易制度，主要吸收证券公司、交易所或其他证券机构的存款存券，并向证券机构借出信用交易所需的资金和证券。证券金融公司是在经济发展阶段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在亚洲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产生的一项制度。笔者认为，证券金融公司并非普通的金融类企业，而是为了贯彻国家或政府意志而设立的特殊企业。根据学者的考察，特殊企业之“特”，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条件要求某些企业承担特殊职能所决定的。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通常由专门的立法对特殊企业的设立、组织、经营和财务等作出规定，所以，作为法定公司或法定机构，应由专门立法进行调整。对于这样的企业形态，除了适用公司法等普通企业立法之外，还应进行特别立法，对相关重要问题进行规制，确保证券金融公司符合政府对融资融券规制的要求。证券金融公司特别立法的重点内容应包括：

第一，证券金融企业的法律地位是特殊企业。就证券金融公司的法律地位而言，在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都通过单独制定特别法或者在证券法律制度中予以特别规定的方式，确定其法律属性是特殊企业。比如我国台湾地区的证券金融公司法律制度是由效力层次较高的法律来规定的。此外，台湾地区还通过行政立法的形式对证券金融事业通过特别法的形式予以规范。

第二，证券金融公司的业务活动受到管制。证券金融公司具有强烈的政策主导性，其业务范围受到法律的严格规制，其业务活动也受到证券金融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通过营业规制，政府可以有效主导证券金融公司的运行和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证券金融公司在开展融资融券业务时，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这些限制包括：业务范围法定；业务范围的调整；基本业务规则的遵从。

第三，证券金融公司的财务状况受到管制。为了确保证券金融公司能够稳健运行，法律对证券金融公司的财务状况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在这方面，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比较完善。台湾地区“证券金融事业管理规则”规定了对证券金融公司财务状况进行管制的具体措施，包括：缴存保证金；资金及证券的周转和调剂；资金运用受限；禁止提供担保；授信限额的管制；对财务状况的监督。

第四，证券金融公司的管理人员的资格及行为受到管制。管理人员的素质对于证券金融公司的健康稳健运行，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证券金融公司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乃至行为规范作出规定。例如在我国台湾地区，证券金融事业的董事、监察人、经理人及业务人员，必须履行相应的行为规则，不得有下列行为：以职务上所知悉之消息，直接或间接从事有价证券买卖；非应依法令所为之查询，泄漏职务上所获悉之秘密；有虚伪、诈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误信之行为；其他违反法令情事。

二、我国证券金融公司法律调整的基本思路

我国的融资融券业务正处在试点阶段，证券公司主要是以自有资金或证券向客户提供此项服务。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倾向于采取专业化的转融通机制，有关部门正在筹建证券金融公司。证券金融公司成立后，证券公司可以将其取得担保权的客户资产用于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转融通业务。有融资融券资格的证券公司从证券金融公司借入资金后，再根据信用额度融给投资者。我国已通过行政立法确立了证券金融公司的法律地位，《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证券公司从事融资融券业务，自有资金或者证券不足的，可以向证券金融公司借入。证券金融公司的设立和解散由国务院决定。”笔者认为，就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而言，采用证券金融公司从事转融通业务是符合基本国情的：一是为融资融券提供充足的资金和证券来源，二是有效监控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明确证券金融公司的法律地位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证券公司从事融资融券业务，自有资金或者证券不足的，可以向证券金融公司借入。证券金融公司的设立和解散由国务院决定。”从一定意义上讲，该条款确立了证券金融公司制度，但是，由于这部条例是一部行政立法，具有相应的局限性。笔者认为，我国证券金融公司的法律调整问题，应当重点考虑如下方面：

第一，在证券法或特别法中规定证券金融公司的法律地位。如前所述，证券金融公司具有较强的国家主导性，带有国家对证券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导向。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实践来看，都是由权力机关通过立法来确定证券金融公司的法律地位的。笔者认为，在我国的《证券法》中增列专门节，或者通过特别法的形式，对证券金融公司的法律地位予以明确。在立法中，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对一些共同性的问题作出规定。

在证券金融公司的法律地位明确后，由国务院研究制定相应的《融资融券管理办法》、《证券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对信用交易和证券金融公司运作规则及相应的管理制度进行细化，使证券金融公司的经营和监管更加完善。

第二，协调不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证券金融跨越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两个领域，在我国尚处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背景下，还应当明确金融监管部门或其他相关部门的职责，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着实施货币政策的职能，应对进入证券市场的资金、证券进行宏观调控；中国银监会承担对着对证券公司向商业银行借款的监管职责，应制定其相应的风险指标，规制证券公司向商业银行的融资行为；中国证监会作为中央证券监管机构，应当制定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或投资者提供资券转融通的管理办法；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作为自律监管重要部门，要对有关交易、存管、结算等方面制定出细则作为补充；证券金融公司本身，则要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章、交易所规定等制定出具体的操作规程，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制度链条，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业务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有效监管。

第三，应考虑证券金融公司的过渡性。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来看，证券金融公司曾在活跃市场、融通资金和控制风险等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步成熟，这种专营性的证券金融公司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它在融资融券市场中的份额逐年下降，另一方面它越来越难以胜任日渐增多的市场职能，在运行中出现了业务大、责任重、风险集中的状况。因此，我国在建立融资融券制度时，从一开始就应明确市场化的融资融券制度才是最终的选择，建立证券金融公司只是一个过渡的方式。在制度设计中，应使其尽量精干并易于调整和过渡。

（二）规制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信用规制

第一，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办理转融通。在证券金融公司办理转融通方面，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有着不同的做法。日本的证券金融公司只能向证券公司进行融资融券，而与投资者的融资融券必须通过证券公司转融通；台湾实行对证券公司和一般投资者同时融资融券的双轨制，并对证券公司进行分类，只有约1/3的证券公司有办理融资融券业务的许可，其他的证券公司只能为客户办理资券转融通。相比较而言，日本模式较为适合我国的国情。这种模式更有利于国家对融资融券调控。因此，在我国设立证券金融公司之初，只能向证券公司进行融资融券，而不得直接向投资者进行融资融券。对证券公司而言，只有那些具备一定规模、资产质量良好、守法经营的券商才有资格申请融资融券业务。

第二，有效控制证券金融公司的信用规模。融资融券具有较强的倍乘效应，能在短时内大规模增加交易额度，从而增加市场风险。因此，为防止交易信用的过度膨胀，应设立一套有效的机制对其进行管制。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信用规制，包括业务、财务、人事等各个方面。一是对证券金融公司资本充实提出要求。对证券金融公司资本状况要进行监测，同时设定相应的指标，确保规定证券金融公司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二是对授信限额的管制。结合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经验，对证券金融公司的授信限额要进行相应的管理。如：台湾地区规定，证券金融事业对同一人、同一关系人或同一关系企业及利害关系人之授信限额、授信总余额、授信条件及同类授信对象之规定，由主管机关定之；证券金融事业应订定前项各授信业务及每种有价证券授信风险之分散标准，并建立同一人、同一关系人或同一关系企业及利害关系人之征信档案，备供查核。我国应学习和借鉴这些成熟的经验，规定证券金融公司对单个证券公司或单只证券的融资融券额度。三是规定可用作融资融券交易的标的证券。因不同证券的质量和价格波动性差异很大，将直接影响到信用交易的风险水平，也会直接影响到证券金融公司的风险管控，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证券都适合作融资融券交易，而应对其进行资格认定。四是加强对保证金的调控。从国际经验来看，保证金可以作为国家对证券市场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因此，对保证金额度的管理（包括对融资保证金比率和融券保证金比率的动态管理），应该成为相应的立法重点。五是加强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人事管理。对于证券金融公司的重要管理人员，国家应当予以必要的控制，对主要负责人进行任命和罢免，对重要管理人员加以法律方面的特别约束。

调整机制范文篇10

我国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宪法规定: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虽然我国法律体系上至宪法，下到地方法规都针对土地及土地管理进行了系统的规定，但在现阶段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已经显得滞后和力不从心，我国农村土地权益的现状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

财产权要求主体明确，即便是共有，也要求要有明确的主体。主体不明确，直接导致法律关系模糊，权利责任不清，造成剪不断理还乱的混乱局面。比如“农村集体”这个概念，“农村集体”由谁来行使权利?是村委会还是本村农民整体?现实的做法是由村委会代表“农村集体”行使主体权利，但很少承担责任。这样的机制直接导致在城镇化进程中，本应作为农民的既得利益，却被乡、镇、村组织侵占。我国农村集体所有权主体的不明确，是立法上的缺失和法律解释的模糊是造成的。

(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不完整

土地权益作为物权的一种，享有绝对权力的主体只有国家和集体两种，而广大农民和市民只享有土地权益中的用益物权，而没有处分权。即用益物权人对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等等。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的不完整，直接导致集体土地流转机制不畅通。作为财产权的一种，没有处分权的物权直接导致财产性收入偏低，这也是城乡二元制体制带来的弊端。

(三)土地征收和补偿制度不完备

现行法律体系框架下，国家作为土地征收唯一权利人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征地权力过于集中，征地目的过于宽泛，征地程序不够严谨，征地范围过于宽松，征地监督缺乏机制，特别是征收补偿标准没有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而适时调整，标准明显偏低，加之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不到位，导致社会矛盾累积甚至激化，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特定个人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做出了牺牲，就应该给予他们公平合理的补偿。在我国，土地征收补偿仅仅按土地生产性收益对被征地农民进行经济补偿，是一种不完全补偿，明显有失公平，这是直接导致农民财产性收入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不严谨

我国人口众多而土地资源有限，农村土地中耕地面积已经不能再触及底线，城市建设用地越来越少，而地方各级政府出于对GDP的片面追求，屡屡超常规征用土地，甚至是耕地，造成土地流失严重。土地大部分被开发成房地产和工业园，造成GDP增长结构问题和“土地财政”依赖两个难题。而在新农村建设中，分散的宅基地管理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相背道而驰，且农村宅基地房由于没有完全产权而不能自由转让，这也是直接导致农民财产性收入缺少渠道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配套

土地流转即土地使用权流转，是指农户在保留承租权的前提下将土地权益中的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民或经济组织，从中收取适当流转费用而实现土地财产性收入的一种契约。目前，我国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农村家庭有效劳动力减少，大量土地闲置甚至抛荒，加之闲置的未利用建设用地，造成土地利用率较低。针对上述问题，如何建立一套土地科学管理，合理使用的法律机制，解决土地权益调整相关问题，为农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新型城镇化进程扫清障碍已经迫在眉睫。

二、土地权益之法律调整原则

“有效益的增长、有质量的城镇化、有节奏的改革”预计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三条关键线索;则有望成为连接这三条线索的重要切入点。历史经验表明，有什么样的土地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也就相应有什么样的城镇化模式。［2］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权益调整应由法律手段主导，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土地权益关系需要确立基本原则。

(一)土地权益法定原则

土地权益应该由法律明文规定。我国立法中应规定与土地相关的各种所有权及其权益，特别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其权益。这是运用法律对土地权益进行调整的基础和首要原则。

(二)土地权益共享原则

该原则是指对土地权益收益的分配应当综合考虑国家、集体、个人等多方主体的利益，实现收益的普遍与合理分享，这也是法律公平公正价值的体现。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土地作为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因素，确立土地权益共同分享的原则意义重大。

三、土地权益之法律调整方法

土地权益法律关系是指市场主体之间对土地及土地权益的实现与分配在法律层面的各种关系之总和。现行调整土地权益的主要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中的土地相关规定。从法律层面来讲，对于土地权益调整有民事、行政、经济、刑事等方法。

(一)土地权益之民法调整

民法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针对的是平等主体。土地权益本身是一种财产权，民法调整土地权益主要是通过确认财产权来保护土地权益主体的。但由于土地权益各主体地位的不对等，特别是个人土地权益的不完整性，导致民法调整土地权益能力有限。

(二)土地权益之行政法调整

行政法律关系围绕行政职权行使过程展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广泛存在容易侵犯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和造成相同案件，不同裁量的不公平现象。而抽象行政行为要先经行政复议才可诉讼的制度设计，为行政相对人维护权益增加了难度。比如土地征收补偿标准，非经国家立法调整，其标准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很明显，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而行政法调整土地权益只能是一种通过限制公权而保护私权的一种土地权益保护方法。

(三)土地权益之刑法调整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刑法调整土地权益法律关系只针对土地相关犯罪行为，体现在打击土地相关犯罪上，从某种角度讲，刑事方法是一种事后惩戒的土地权益保护方法。

(四)土地权益之经济法调整

经济法强调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注重经济权益的保护和经济利益的总体平衡。事实上，土地权益关系的核心就是收益权，即土地权利主体对土地产生的利益参与分配并受益的权利。由于土地是我国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基本生活保障，且流转途径有限，加之农村社会保障功能的覆盖面不足，导致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度过高，已经严重影响到土地有序流转，进而影响新型城镇化进程。如何在土地流转和土地权益保护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也就是国家在协调土地流转过程中如何宏观调控以及制定好相关保障机制，为深化扫清障碍。综上所述，土地权益之法律调整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手段，各部门要尽职尽责，特别是土地执法部门，要管好土地，依法管地。在立法技术、执法过程和法律监督各环节创新机制，确保土地权益在法律层面的全面调整。

四、完善土地权益之法律调整相关措施

时至今日，距离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已经30多年了，城乡差距正在逐渐拉大，为了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农民与城市居民权利平等，对城乡二元体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都是必需的。在十八大召开以后，首要的、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体制改革无疑是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其中包括城镇化的推行、土地确权、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户籍一元化等等改革与发展措施。这是关系到“以人为本”原则得以贯彻的大事，也是确保农民分享包括土地权益在内的改革红利的大事。

(一)完善土地确权，加强土地管理

调整土地权益，必须保护好农民的土地权益:首先在立法层面，要明确界定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归属，给权要给的完整，确权要确的及时。不完整的财产权在对抗第三方时终会显得苍白无力，不完整的财产权在享受权益时也会大打折扣。其次尽快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权证证书制度，由国家正式进行确权，用制度的落实弥补法律的模糊，让农民亲自掌控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防止第三方以任何形式侵占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具体措施如下:1．借全国经济普查之机，搞清土地现状，为土地立法提供数据支撑;2．确认发放农村房屋房产证和宅基地使用权证，为农村房产流通扫清障碍，开通农民财产性收入主渠道。3．确认发放农村土地(承包地，自留地，林地，山地，滩地等)使用权证，为土地有序流转铺平道路。

(二)调控土地流转方向，实现土地有序流转

土地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调控土地在一二级市场的流转方向，遵循土地利用的社会利益本位，实现土地有序流转，其意义不言而喻。遵照契约精神，按照合同原则，鼓励农民有序流转土地权利，集中优势发展各类专业大户或农村专业合作社等多种形式的规模化经营，真正做到农地农用，有序流转。具体措施如下:1．优先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生产专业大户提供用地，确保农地农用。2．倡导农产品深加工公司加农户的集约化生产模式，努力提高农业生产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3．国家有计划对农村专业大户和农村专业合作社提供资金支持和税费减免，甚至是财政补贴，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

(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确保土地合理使用

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逐渐显现:国家与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个人土地权益之间的矛盾;国家对土地宏观调控与地方财政对土地依赖之间的矛盾;土地资源有限与土地资源浪费之间的矛盾;城乡差距拉大与共享改革成果之间的矛盾。通过法律对土地权益的配置与调控，削弱政府对土地利用与收益的权力，赋予个人更多土地权益，优化产业结构，丰富经济发展模式，集约化用地，提高土地使用率，在符合国家土地宏观调控目标的基础上，合理使用土地，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享有土地带来的更多财产性收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果。具体措施如下:1．土地管理部门应注重宏观调控，重点控制用地方向，减少审批环节，间接提高用地效率。2．土地管理部门应注重事后监管，严厉打击圈地行为和不按审批用地性质用地行为，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让土地不法者产生敬畏，不敢违法用地。

(四)调整土地收益分配，切实做到权益共享

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怎样提高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让农村土地权益最大化，是的重要内容。当上述措施都还不足以保障这一目标实现时，就只有运用税收这一宏观经济调节杠杆来调整土地权益分配。具体措施如下:1．针对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将农民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体系之外，那么在利益分配的最后环节可创设土地增值收益补偿税来保障农民土地权益。2．开征房产税，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以此来反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

(五)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淡化土地养老模式

我国农村居民养老保障模式单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家庭和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越来越弱。失地农民怎样养老?他们为国民经济发展付出了最宝贵的生产资料土地，理应由国家统筹纳入社会养老保障体制一并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农村土地流转机制要想加快，就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引导农民积极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至2009年试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来，截至2013年3月底，全国城乡居民参保人数达到4．86亿人，其中领取养老金的老年居民达到1．33亿人，有12个省整合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定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有13个省级和1572个县级行政区提高了基础养老金标准，全国月人均养老金水平78．6元，基金累计结余2504亿元，其中个人账户基金累计结余2200亿元。［3］就目前而言，规范农村养老保险金相关的运行机制，最大程度的保障老年农民的利益，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保障社会和谐所必须做到的。具体措施如下:1．降低个人缴存比例，努力提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2．逐步统一城镇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为经济二元制破冰探索可行途径。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