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对象范文10篇

调整对象范文篇1

关键词：经济法；调整对象；市场经济

一、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原因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是确保经济法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必然要求。它也是明确经济法的前提和基础。更重要的是，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化是重要的一步。同时，厘清经济法调整的对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是界定经济法定义的前提和基础。我们都知道，一部法律要想在现实社会中起到预想的作用，达到预设的目的，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要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如果达不到此标准，该法律就不成法律，更不用说其效力大小了。调整对象，就是某一法律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当然在经济法中也不例外，它也是经济法的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要想有一个全面、具体、正确的经济法定义，必须明确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这也是民法等其他法律给我们的启示。因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经济法调整对象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学术界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分析，但结果是各研究都有自己的观点，调整对象的内容没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陈述，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问题。在中国，学术界的活跃程度固然重要，但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导致研究的混乱和模糊，甚至误导初学者。其次，确立经济法调整的对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明确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目的在于解决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问题。其次，通过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界定，明确了被调整人对法律的内在要求，即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达到现状。一方面，它既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又能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弥补其他法律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无法保障的部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障市场经济的各个环节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也有利于行政部门按照法律行政，健全法律模式，真正发挥法律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效力与作用。

二、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具体内容

（一）宏观调控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有形之手”与“看不见之手”深入合作，即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市场调节有自身的弱点与不足，概括起来讲就是自发性、盲目性以及滞后性，因此在遇到市场大的波动、经济结构大的调整等一些仅仅靠市场调节无法真正发挥效应的情况下，只有国家出面从宏观上进行把握和调控，才能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从而制止“市场失灵”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是很有必要的。其中，宏观调控的关系是与市场经济的诸多方面交织在一起的一种混合关系。其出发点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大局。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社会进步。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国家干预，这直接影响着资源的配置。其内容主要包括产业调节、国有资产管理、市场投资、经济规划、财政金融等多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几乎涵盖了市场经济在宏观上的方方面面。因此，将国家宏观调控关系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重要内容，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充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的意义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国家与经济法的宏观调控关系具有相同的价值目标，即资源的优越性。这也是设置前者作为后者调整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国家宏观调控手段与经济法也有相似之处。一般来说，国家宏观调控需要法律支持，如货币管理法、银行法、金融法、信用法、税法等。事实上，这些法律法规是具体经济法的内容，是具体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市场管理与规制关系。市场管理与规制的关系也是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商务主管部门与商品经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管理对象包括商品生产者、商品经营者和商品消费者，以打击其中的假冒伪劣。同时，对扰乱市场秩序、不正当竞争、垄断、经营者买卖的非法手段加以限制。维护商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禁止不公平，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秩序，保障我国市场经济有序发展。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存在着不正当竞争、市场垄断等现象，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势必导致资源配置的失败，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基于以上现象，为了协调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保障市场经济秩序，必须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法律环境，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参与、引导和规范。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弥补其缺陷互法律手段就是完善市场机制。这一任务的重要途径是，一方面要制定规范市场行为的法律，另一方面要依法惩治违法行为。经济法是完成市场经济任务的法律。很多人担心民商法已经存在，而且在完善市场经济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如果把市场规制关系纳入到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畴之中，就会导致两者的冲突。事实上，这种现象是不用担心的，因为经济法和民商法都属于规范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的法律，两者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只是分工有所不同，即使有重复的部分，但本质精神都有利于解决矛盾，可以说，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驾护航者。（三）社会公用关系。市场调节是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对于社会公用品，比如公共设施中的公共厕所、公园健身器材等，是社会人公用的，它们在社会流通中不符合一般市场经济的规律，会导致市场失效。也可以理解，在社会总体质量达到相当大的水平之前，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许多社会人只想享受公共物品的使用价值，而不愿意为此支付一定的费用。如果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心理，那么社会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就没有收益，即使最基本的成本也无法收回，国家必须为缺失付出代价，这是一种现象。另一个现象是，许多公共产品，如高风险、高投资和低利润产品，不能由私营部门生产和交易，它们不愿意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国家生产和提供来自消费国家的干预尤为重要。上述各种情况，都体现出在社会公共关系中，国家的干预是必要的手段，在国家的干预过程中，必须有一定的法律依据，水利电力法、公用事业法、国有资产投资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就是此类法律的重要代表，它们也都是经济法的范畴。只有充分发挥经济法的保障作用，对国家投资企业进行管理，对私营企业进行有序引导，国家才能确保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四）可持续发展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也是中国经济法调整目标的主要内容。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系列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资源过度开发、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代价，也制约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针对这些问题，国家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禁止甚至惩治矿产资源开采法、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自然资源保护法等行为，但这种现象仍然存在。可以看出，这些法律中存在着非法因素。这主要是因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象是由经济原因造成的。有些人认为环境法就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源开发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重要法律，但是该法律局限于环境方面的因素，而经济与环境之间的深层关系，如何协调才能真正促进两者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必然还需要经济法的参与和规范，这样才能把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协调开来，也才能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可持续地发展。因此，在我国处于转型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把可持续发展关系纳入到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畴中具有现实意义。

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明确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这是现实的需要，是促进我国法制建设的需要，是保证社会快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社会处于转型期的今天，我们必须打破传统的法制观念，根据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研究范式，经过借鉴前人的经验，笔者认为，要建立和完善经济法的体系，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必须把国家宏观调控关系、市场管理与规制关系、社会公用关系以及可持续发展关系纳入到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畴中来，成为其具体内容，这是我们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参加者必须遵循的准则。

参考文献：

[1]杨紫煊.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3]张守文.经济法的立法统合:需要与可能[J].现代法学，2016(3).

调整对象范文篇2

一、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的标准

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的标准涉及到以下问题。

首先，首要问题在于确定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出发点，是从现行的法律规定出发还是以西方的法的体系为标准来确定和研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呢？目前，经济法学界一致认为应以实践的需要来确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根据改革、开放的需要，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来确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注：杨紫煊：《论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笔者认为，这一出发点是正确的。其一，从法理上看，法的部门是实质意义上的，即它是由特定的法律规范组成的，而不是指某一个规范性法律文件，从现行的法律规定出发确定法的部门有违常识。所以，显然不能想当然认为《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一出，经济法与民法便泾渭分明了。其二，从法的发展历史来看，西方的法的体系是历史地形成的，对于我们而言，有必要进行扬弃，而在扬弃中，其基本依据必然是从实践的需要出发。因此，在具体确定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时是否应充分尊重民法、商法传统的调整领域，以维护中国本不发达的私法体系的完整？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是否正“日趋缩小”或越小越好？笔者认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应符合现实的要求，并不一定拘泥于现已被认可的法的体系。法的体系是主观的产物。法的部门的存在与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方面，人的认识可能落后于实践，囿于各种原因，人们可能认识不到已经存在的事物，或虽有所认识但混同于其他事物。另一方面，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随着知识的积累、现实发展的要求，人们的认识逐渐提高，已有的法的体系将会被打破，更为科学的法的体系将会建立起来。

其次，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应是特定的，是由经济法调整的特定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目前，国内经济法学界虽然对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的性质有不同的表述，但均认为经济法不调整非经济关系，也不调整所有的经济关系，只调整国家对经济生活发生作用而产生的经济关系，即体现国家意志的经济关系。

再次，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其他法的部门的界限应当区分清楚。如果不能划分出经济法与其他法的部门的界限，则经济法无从建立；如果不能严格划分经济法与其他法的部门界限，则经济法的体系也不可能严谨科学。因此，关于经济法与其他法的调整对象“交叉”或“重叠”等说法只能说是对经济法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或相当程度的认识，但还不能说完全科学地界定了经济法的概念和应有地位。

二、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

在经济法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在深化中走向一定的趋同，如均认为经济法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均认为经济法所调整的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包括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但还在一些领域存在一定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调整问题

市场经济主体是指市场活动的参加者（或参与市场的交易者），即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具体包括企业、个人、政府或国家等。对于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规范应否纳入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在法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论，有人认为它主要属于民商法的范畴。那么，是否应以市场主体的身份为标准划分法的部门的范围呢？笔者认为，市场主体的身份在不同的场合是会发生变化的，如国家或政府不仅具有组织和管理经济的职能，也可以消费者和和经营者的身份直接进行市场活动，成为市场主体，其身份随着所参加的经济关系的性质不同而发生了变化。因此，只能以市场主体所参加的经济关系的性质来判断其应受何种法的部门的规范。可以说，同一个市场主体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可以由不同的法的部门进行规范。

经济法所规范的市场主体也是由其参加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只要参加了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即体现国家意志协调的经济关系，该市场主体，不论是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还是国家、政府、企业、个人等，均成为经济法规范的对象。

在市场主体中，企业是市场最具活性、最具拓展力量的经济实体。它既是生产者，又是初次分配承受者，还是交换主体，以及同时面对生产、生活的消费主体，它是市场上最经常、最大量的需求者和供应者，它体现了所有市场经济关系，决定市场的发展和功能。企业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是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它应当由民法、行政法还是经济法调整呢？笔者认为企业也应依其所参加的经济关系的不同受不同的法的部门调整。经济法是规范企业经济关系的重要的法的部门，但不是唯一的法的部门。

企业经济关系可分为企业外部经济关系和企业内部经济关系。其外部经济关系包括企业的外部的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企业内部组织管理关系包括企业内部领导机构与内部组织、分支机构、职工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企业内部经济协作关系包括企业内部领导机构之间、各内部组织之间的平等的经济协作关系。

笔者认为，企业外部的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企业外部的经济协作关系应由民法和经济法调整。企业外部的经济管理关系，是直接体现国家意志的，是在国家协调企业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它虽然有国家或政府参与，但不是行政法调整的行政管理关系，应属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企业外部的经济协作关系，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企业在市场中的自治行为，主要体现为企业之间或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应当由民法进行调整。但在企业外部的经济协作关系中，还有一部分虽然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但体现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如国家合同关系、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关系等，这一部分关系与前面一部分企业外部的经济协作关系已有质的不同，因有国家干预的成分，实际上属于广义的企业外部的经济管理关系，应当由经济法调整。

关于企业内部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法学界存在较大的争论。传统的法学理论认为，法只调整组织、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它们之间的外部关系，因而，企业内部经济关系传统上不受任何法的部门的调整。但是，各国立法均涉及此方面的内容，从企业立法的发展看，此部分关系的法律调整将十分重要。传统的法学理论有待突破。

对于企业内部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国内经济法学界有不同的认识，“经济管理经济法论”完全否认经济法调整此类经济关系：“国家调节经济法论”认为国营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国家协调经济法论”、“国家干预经济法论”、“经济管理与经济运

行经济法论”均认为经济法应调整该类关系，但表述不同：“经济管理与经济运行经济法论”认为企业内部的协作关系也由经济法调整。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内部经济关系，法律调整的具体范围在不同的体制下是不同的，而且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不仅企业内部管理关系，企业内部协作关系均是受国家协调的，企业几乎没有自主范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企业内部的经济协作关系逐渐成为企业自己的事情，国家对之的行政干预已不被法律认可；在市场经济时期，只有企业内部管理关系受到法律规制，但不同国家以及相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其范围仍有所不同。所以，一般而言，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关系是国家在协调经济运行中对企业组织规范的内容，应属于经济法调整的对象。

但是否所有的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关系均应由经济法调整呢？这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是否只有部分企业的内部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二是是否只有企业内部的部分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对于第一个问题，“国家调节经济法论”认为国营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关系归经济法调整，其他企业的内部管理关系由民商法调整。（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8页，第25页。）对于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其认为国家管理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国家一般只是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作为企业的组织和行为的规则，国家并不直接以一方主体参与该种法律关系；二是国家需要直接同企业发生经济管理关系，并以立法予以调整。前者主要是民法，后者为经济法或行政法。（注：王艳林、赵雄：《中国经济法学：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回顾与展望》，《法学评论》1999年第1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妥。其一，按传统法学理论，民商法并不调整组织内部关系。其二，国营企业内部关系与其他企业内部关系并无质的不同，均需国家调节。从目前看，“国营”一词已改为“国有”，与其他经济成分统一按照公司或其他组织形式规范，国家作为所有者与其他经济成份的所有者是平等的。其三，国家本身是一个不具体的概念，也不可能以国家机构作为经营机关，国家企业管理机构行使管理权与国家在国有企业中行使所有权是应当分开的。（注：1999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府对国家出资兴办和拥有股份的企业，通过出资人代表行使所有者的职能，按出资额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经营管理者的权利，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企业依法自主经营，……”。）其四，国有企业的情况也非常复杂，如有股权较分散的和国有独资企业，有国家控股和国家参股的企业，有国家进行资产经营和资本经营的企业以及其他形式的产权和经营方式，因此，划分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并以此确定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缺乏说服力，实际上是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划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对于第二个问题，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只有体现国家意志的，受国家干预的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关系才是经济法调整的范围，这一范围在不同国家或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

总之，经济法所规范的市场主体的范围是由市场主体参加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对于企业这一最重要的主体，只有企业外部经济管理关系和有国家协调因素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关系由经济法调整。

（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

市场运行关系是指在市场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市场运行关系可以从参加市场运行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划分为经济联合关系、经济协作关系和经济竞争关系。（注：刘文华主编：《新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页。）也可从市场运行关系中经济关系的性质不同划分为市场管理关系和市场交易关系，后一划分对确定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较有意义。

市场管理关系是对市场进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市场交易关系是指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市场管理关系与市场交易关系密切相关：市场管理关系是国家对市场交易进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是国家干预的市场交易关系；市场交易关系有有国家干预因素的市场交易关系和无国家干预因素的市场交易关系之分，前者即为市场管理关系；两种关系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国家干预的因素。笔者认为，这两种关系是性质不同的经济关系，应由不同的法的部门分别调整。

市场交易关系应当由民法调整。市场交易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表现形式，主要是靠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即通过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国家对于市场交易不应干预，国家对此管不了，也管不好。但市场交易也需要法制的规范和保障。多元化的市场主体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交易的条件需要法律形式的规范，市场交易的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也需要法律的规范和保障，民法就是确定这些市场交易秩序法的部门。

市场管理关系应当由经济法调整。市场机制对市场交易的调节并非是万能的，一方面取决于市场的状况，即是否存在一个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市场调节又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打破行政垄断、地方封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需要国家的干预；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消除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也需要国家干预。在国家干预市场交易，对市场进行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市场管理关系，与前述由民法调整的市场交易关系有质的不同，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由经济法调整市场管理关系，有助于完善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实现市场的功能和保护消费者权益。

目前，在经济法学界，一般均认为市场运行中的“市场管理关系”属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注：“国家经济调节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所调整的是“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其中包括“市场障碍排除关系”：“经济管理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调整的“因市场管理而产生的经济管理关系”实质上指的是“市场管理关系”：“国家协调论”划分了市场运行中的两种性质不同的关系，明确指出只有其中的市场管理关系由经济法调整。）但许多观点并没有对市场运行关系中“市场管理”与“市场交易”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关系加以区分，从而未能划分清楚经济法与民法的界限。例如，“经济管理与经济运行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与民法共同调整“市场运行关系”，但是将应当由民法调整的市场交易关系（经济联合和经济协作关系）纳入了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国家干预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调整“市场运行调控关系”（其具体内容实质是市场管理关系），也因为没有对市场运行中的关系进行区分，认为此类关系“不仅只受经济法调整，民法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原则对其调整，但主要的方面应当纳入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注：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从而模糊了经济法与民法的调整范围的界限。

总之，市场运行关系，根据其所组成的市场交易关系和市场管理关系的性质不同，应分别由民法和经济法调整。经济法只调整市场运行关系中的市场管理关系。

（三）社会经济保障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

对于经济法是否调整社会经济保障关系，存在很大的分歧。在赞同的观点中，也存在范围大小不同的问题。这涉及到如何理解此

类关系的性质和范围。有人认为，社会保障涉及多种性质的社会关系，需要由多种部门法（包括经济法、民法、劳动法、行政法等）综合予以调整，经济法虽在其中占重要地位，但不是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唯一部门。（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156页。）还有人认为，社会保障关系不属于一种经济关系，也不属于国家干预经济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范畴；应由社会法调整。（注：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西安）1996年第1期。）需要对社会经济保障关系的范围和性质加以分析。

目前，关于社会保障并没有一个明确一致的定义，但有一些共识：社会保障的目的是保障人们基本生活的需要；它主要以收入的形式提供扶助；它是由国家参与，一般通过立法而确立的制度。（注：覃有土、樊启荣：《社会保障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第3页。）社会保障具有强制性和互济性，具有与经济法相一致的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的功能。社会保障关系属于经济关系，但严格而言，社会保障关系与宏观调控、市场管理和企业组织管理关系有一定的区别，它并不一定是直接在经济运行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还包含有与经济运行密不可分的经济关系，它是经济运行的基础和要素。

从范围上看，社会保障涉及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市场管理和宏观经济调控三大领域。首先，劳动经济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是企业的组成要素之一。为追逐利润，企业有压低劳动力价格的偏好，劳动者需要国家在劳动条件等方面的保护。此外，国家还要保障劳动者的生老病死，为企业发展提供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后备力量。其次，劳动力市场是重要的要素市场，是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一环。劳动力市场的障碍也需要国家干预予以排除，市场秩序需要国家管理，劳动力资源也需要国家提供社会保障以进行有效的保护。再次，在宏观经济的领域，投资与就业、通货膨胀与失业是对应关系，起连锁反应。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必然包含劳动经济的因素。可见，虽然社会保障关系涉及的领域很广，包含不同种类的关系，但这些关系的性质是相同的，即它们都是经济关系，都是国家在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应当由经济法调整。

从社会保障的运行看，社会保障涉及到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直接影响到经济运行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同时也是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保障的基础。从基金的组成看，有国家、企业和个人三部分，国家投资的部分是预算的内容，企业拿出的部分涉及到微观经济并需要国家的强制和保障，个人的部分不仅涉及到劳动者的生活条件、还有社会储蓄和金融状况。从基金的运营看，基金投资需要国家的监督和规范，并由国家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和监督，基金对市场的作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十分重要，已成为一些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

调整对象范文篇3

“财政”概念常常被人们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因而被赋予多种意义。首先,财政可以是指一种行为,即国家为了满足公共需要而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活动,包括财政收入、财政管理和财政支出等;其次,财政可以是指一种制度,即财政活动据以运行的机构和规则体系。它既可能是法律规定的显性制度,也可能是财政活动中自发形成的、有待法律确认的隐性制度;最后,财政还可以指一种社会关系,它既可能是指从过程来看的国家机关之间以及它们与财政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财政活动过程当中发生的相互制约的或管理性质的社会关系,即财政行政关系,也可能是指从财政分配结果来看的各种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即财政经济关系,还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从形式层面看,财政法就是调整财政关系之法。按传统的部门法划分标准,这种界定方式因为凸现了财政法独特的调整对象,所以可以使财政法与其他部门法相区分。由于这种定义方式颇具中性色彩,既不涉及到意识形态之争,也不涉及到法律的价值追求,因此它可以适应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国家的所有情况。无论是奴隶社会时期,还是封建社会时期;无论是资本主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财政法的形式共性都可以从其调整财政关系这一点找到。也正是基于这个共性,财政法学才可能将自己的研究视角延伸到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政治经济背景的国家,从而形成财政法制史或比较财政法等研究分支。

然而,概念的广泛适用性必定是以高度抽象作为前提的。当事物的共性被作为唯一的追求对象时,其诸多的特性就不得不被舍弃。对于身处特定历史阶段特定国家的个人或团体来说,抽象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种与自身发展密切关系的特殊性同样不可忽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事物的特殊性在决定其发展方向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自从国家产生、法律创制以来,人类共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四种不同的历史类型,不同历史时期财政法的职能定位和价值追求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情况下,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的财政法都是建立在君主专制的基础上,君王或皇帝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和中心,财政权力只是君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理论上财政权力并非来自于人民,相反,它们是压制人民权利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法仅仅是专制政权利用法律形式推行财政政策的一个工具而已,缺乏独立的与民众利益声气相求的价值取向。财政法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财政收入的征收和管理,而财政支出方面则仅仅停留在技术性层面,满足于统治阶级内部从上到下的管理和监督。

封建社会末期,新兴资产阶级与君权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财政问题上。封建君主的横征暴敛激起了资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市民革命由此爆发。如英国的历次革命均因国王滥施税负而起,最终为人民通过议会争得“课税同意权”;美国的革命则发端于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人民抗缴茶叶税,最终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的新国家。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之后,至少在形式上开始确认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项制度的设计和建设。基于这个前提,财政法的宗旨和原则都较以前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财政被定义为一种服务于大众的公共物品,它源自于人民的公共需要,因此必须受到人民的制约;其次,财政权力不再是一种单纯用于统治的工具和手段,它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同时也在此范围内受人民的监督;再次,财政的民主基础备受重视,人民通过议会行使对财政的决定和控制权成为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最后,财政法的功能开始转向保障财政的民主统制,财政权力的失范成为关注的重点,人民的基本权利开始凸现。因此,这一历史时期的财政法明显不同于君主专制时期的财政法,尽管它们都符合在调整对象方面的共性。

社会主义革命在部分国家胜利后,尽管消灭了私有制,在最根本的程度上为人民主权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传统和认识方面的原因,公有制的实施并没有为人民如何授权、如何规范和监督的权利提供太多的机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国家被定性为人民的利益当然代表。由于缺乏民主和法治,权力在造福于人民的同时,也曾因为不受限制和监督而酿成大错。财政法虽然理论上代表着人民的意志,但在现实生活中仍旧会变成保障国家行使权力的工具。具体的表现是,大量的财政法规由政府执法部门制定,财政的民主统制被视为毫无必要的妄谈;财政法的核心主要不在于规范财政权力,而更多地在于推行国家政策;人民不仅难以实现对财政的决定和控制,在具体的财政执法中也难以得到程序的保障。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背离使得财政法未能走出权力的阴影,其先进性自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所以,就财政法而言,揭示出其调整财政关系的形式共性当然必要,因为这有助于界定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同时通过对调整对象的解构,可以构建财政法的活动范围与内部体系,但是,对于二十一世纪的财政法学来说,仅仅满足于此是十分不够的,因为它无法揭示出财政法更深层次的内涵,对我国目前的财政法治建设也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故此,财政法的概念还有待于从时代特性方面进行深入挖掘。

从实质的层面出发,我们认为,现代财政法是建立在民主宪政基础上、以增进全民福利和社会发展为目标、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具体内涵包括:

(1)民主宪政是财政法的制度基础。财政法的民主性体现为,财政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可以通过选举组成代议制机构,也可以直接通过全民公决行使财政权力,决定和监督重大财政事项。财政法与宪政的关系表现为,财政法涉及到公权力的分配,因此必须在宪法的框架下运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结构形式、政权组织形式、公民的基本权利等都是财政法有效施行的前提。由于财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如此密切,因此,各国宪法大都花费较多的篇幅规定基本财政事项。就此而言,财政法其实就是宪法在财政领域的具体化。

(2)财政法的目标在于增进全民福利,促进社会发展。尽管广义的财政法包括税法、费用征收法等可能导致公民向国家让渡财产的领域,但从整体上看,财政法应该是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权保护水平不断提高为基本宗旨的。无论是财政收入法还是财政管理或运营法,其除了保证行政过程的公开、公正、公平,防范行政权力侵犯人民基本权利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通过规范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益,增进全民福利,促进经济发展。即便是财政收入法,其合法性依据除了相关法律规定外,还在于通过调整资源分配、收入差距、景气周期以及保证合理财政支出等职能消除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不公平现象,并最大可能地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因此,财政法的目标不仅在于体现宪法基本权利的质的规定性,同时也在于从量上扩大权利的覆盖范围及实现程度。

(3)财政法以财政关系为调整对象。财政关系其实只是一种学理上的拟制,它指的是财政行为未经法律调整以前所引发的经济关系。通过对财政关系的分析,可以划定财政法的内部体系框架,理清财政法与其他相关部门法的关系,从而确定财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二、财政法的调整对象

通常情况下,财政法的调整对象既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行为,也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制度,还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关系。财政行为着眼于财政主体的动态过程,财政制度着眼于财政运转的外在环境,财政关系则着眼于财政现象的内在联系。动态过程受制于外在环境,但也是外在环境的创造力量,而内在联系则是对动态过程和外在环境更高层次的概括,其内容更为丰富和兼容,因此,在表述财政法的调整对象时以财政关系为最优。

在历史上,由于人们对财政职能的理解不同,财政关系的范围也随着变化。自然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主要职能是替君王筹集行政管理、国防安全与扩张以及皇室开支的经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财政也仅限于筹集收入满足国家日常经费开支的需要,很少通过再分配的形式调节社会收入不公平,也不需要干预资源配置。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以后,因为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种种恶果集中爆发。为了应对危机,财政的职能开始不断扩展。首先,财政应当在市场和国家之间有效配置资源,然后保证财政内部资源的合理分配。如界定财政活动范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安排财政投融资的规模、结构,并通过税收、补贴等方式,引导社会投资方向等。其次,财政开始通过自身活动进行社会范围内的收入再分配,以缓和两极分化现象,实现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如个人所得税累进征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实施社会保障等。最后,为解决市场自发运行中所产生的经济周期问题,“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开始实施,如在经济过热中提高财政收入水平、压缩财政支出,而在经济萧条时则通过减税等方式培育消费和投资能力,同时加大财政支出以增加社会需求,以此刺激经济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的主要职能是进行以国家为主体的、对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的分配。由于生产和生活都通过财政进行控制,不会出现收入分配不公或生产周期波动,因此财政资源配置职能也就将收入分配和经济调节完全包容在内。另外,由于财政活动无所不包的禀性,财政与企业财务、财政与金融都呈现难舍难分的关系。如,国家从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不仅可以取走企业扩大再生产所需的积累,而且还包括折旧基金等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物质资料,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和工资款的拨付也都是通过财政直接进行的。这样,企业财务的独立性就会完全丧失,从而依附于国家财政。又如,银行不能自主从事贷款业务,却必须按照财政的意图为相关项目提供建设资金,银行存款成为财政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银行也被称为“第二财政”。

跟计划经济时期相比,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对财政职能的探索已经出现了显着的进步。第一,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被视为独立经营的商业主体,其财务关系与财政关系完全分开,财政只是在投资和利润分配时才与企业发生联系。第二,财政与金融的关系也已经理顺,财政可以通过经济杠杆引导银行发放贷款,但是不能进行强迫。财政关系的范围至少将商业性货币资金关系排除在外。第三,在向市场经济推进的过程中,由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现象日益明显,财政的收入分配调节职能开始显现,开征个人所得税、实施社会保障等都是其中之例。第四,受市场失灵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也开始出现周期性波动。为保持经济的稳定性,财政开始主动寻找反周期的对策。如为了消除经济疲软,我国近几年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核心内容就在于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我国在财政改革实践中开始接受公共财政的观念,财政的活动范围及未来发展方向都据此作了大幅度调整。例如,对设计院、工程局等完全能够进入市场的单位,财政不再对其提供资金;对高等院校、文化艺术团体等介于市场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单位,财政不再全额承担其费用,差额部分由其通过收费加以解决;对于社会保障等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权的领域则不断增加投入,社会保障的范围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扩展到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人员,现在又在逐渐向农村推进;在财政投资方面,对于竞争性产业,财政不再作重点投入,财政资金开始明显地向基础产业、幼稚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倾斜。是否具有公共性以及公共性的大小已经成为中国财政活动范围的一条准则,公共财政已经成为中国财政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

调整对象范文篇4

一、工作内容

（一）扶贫对象动态调整

1、贫困人口退出。以户为单位，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省扶贫标准，且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有保障的贫困户，在入户采集信息的基础上，严格按照“一评议一公示一公告”程序实施退出。

2、贫困人口新纳入和脱贫户返贫。对符合贫困标准和条件，未纳入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以及以往年度标注脱贫又返贫的贫困人口，在入户采集信息的基础上，严格按照“两评议两公示一比对一公告”程序分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返贫人口，切实做到“应纳尽纳、应扶尽扶”。新纳入和返贫人口重点关注低保人口、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重度残疾人口。

3、贫困人口自然变更。对贫困户成员因出生、婚入、迁入等原因增加的，填写贫困户家庭成员自然增加情况表。对贫困户成员因死亡、婚出、迁出、判刑收监等原因减少的，填写贫困户家庭成员自然减少情况表。

（二）扶贫对象信息采集、更新和录入

1、未脱贫户、脱贫户、返贫户信息采集。通过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打印《贫困户信息对照表》，入户核实信息并采集本年度发生变化的信息。返贫户要补充采集“返贫原因”。

2、新识别贫困户信息采集。使用《新识别贫困户信息采集表》（附件1）采集所有基础信息。

3、贫困户家庭成员自然变更信息采集。分别使用《贫困户家庭成员自然增加情况表》（附件2）和《贫困户家庭成员自然减少情况表》（附件3）采集相关信息。

4、脱贫措施及成效信息。2018年度当年脱贫户需要采集脱贫措施及成效信息（附件4）。

5、地理位置信息。利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手机APP进村入户采集贫困户（包括未脱贫户、脱贫户、返贫户和新识别户）地理位置信息。

信息采集结束后，统一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业务管理子系统”中录入和更新。

二、工作进度安排

我镇将按照以下时间进度，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确保2018年12月25日前完成所有扶贫对象动态调整、信息采集录入和数据分析问题整改工作。

（一）动员培训。9月30日前，制定工作方案，成立脱贫集中攻坚指挥部。10月10日，召开动员培训会议，对镇帮扶责任人、村相关人员进行动员部署并开展业务培训；实行村户全覆盖包保，镇科级干部包村全覆盖，村两委成员包贫困户全覆盖，对所包村和贫困户落实包保责任制。建立行业部门联动协调机制，明确责任分工。

（二）动态调整和信息采集。10月11日至10月14日，组织干部进村入户开展扶贫对象信息采集，严格按照标准和程序进行动态调整，包括贫困户脱贫、新识别、返贫，贫困户家庭成员自然变更等。运用扶贫开发信息系统手机APP完成贫困村、贫困户的地理位置采集。10月15日，审核表格。10月16日至11月5日，动态调整。村级民主评议会议参会人员要有代表性，评议程序要民主，评议记录要详实，参会人员要签字，切实做到真评真议。民主评议结果要严格按程序公开公示，确保群众知情。贫困户脱贫必须得到包括贫困户在内的群众的广泛认可。各村要严格把关，对动态调整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反馈调查核实，确保内容和结果真实准确。

（三）信息录入。11月5日前，我镇将工作进展和贫困退出纳入情况报县扶贫办。11月10日前，市扶贫办向省扶贫办申请开通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相关功能。11月25日前，将采集的信息完整、准确的录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

（四）数据分析和问题梳理。11月26日至12月5日，在国务院扶贫办、省扶贫办、市扶贫办和县扶贫办开展数据分析的同时，我镇扶贫办也将进行数据分析，查找梳理退出质量不高、纳入不精准、数据不实不准等问题。

（五）问题核查整改。12月6日至15日，针对反馈以及自查发现的问题，认真进行实地核查，对查实问题进行整改。

（六）完善系统数据。12月16日至25日，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对数据进行调整完善。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扶贫对象动态调整事关贫困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脱贫攻坚质量和成效。村支部书记当好“第一责任人”，亲自部署、亲自调度、亲自督办、督导工作落实，确保人员力量组织到位，工作安排部署到位，具体内容培训到位。

（二）严格执行标准。2018年贫困人口退出标准不低于2017年，同时重点考虑“两不愁三保障（包括安全饮用水）”落实情况，达不到脱贫标准的一个都不能退，严防“数字脱贫”“虚假脱贫”。对新出现的突发性、临时性贫困人口，经救济救助仍符合贫困人口认定标准的，也要纳进来。往年脱贫人口中，凡是脱贫不稳定的，要继续巩固提升，确保稳定脱贫不返贫。返贫问题纳入年终考核。

（三）严格审核把关。采集信息和材料审核采取“三下三上三集中”：干部入户采集信息，采集表及收入支撑材料由科级干部、管区书记、扶贫办开展第一次集中审核，对审核出来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村及入户干部，进行二次入户调查核实；10月15日前县扶贫办对信息采集表开展第二次集中审核，反馈给村及入户干部，进行三次入户调查核实；11月5日前，科级干部、管区书记、扶贫办对程序性材料开展第三次集中审核，所有村级上报的程序性资料科级干部、管区书记全部签字。县级财产信息比对结果反馈村、户进行综合考量，不能简单化、“一刀切”。

（四）加强督导检查。我镇脱贫攻坚指挥部全程盯靠，对各村主体责任落实、程序标准执行、脱贫质量等工作进行全方位指导督导。同时我镇会开展全面自查，紧盯重点环节，边查边改边推进。10月10日至11月5日，县扶贫办组成督导组，对任务重、进度慢、问题多的村进行实地督导，重点督导动态调整工作进展情况、标准程序执行情况、贫困纳入退出质量和信息采集准确性情况等。

（五）严把数据质量。各村要组织精干人员，按照“零差错”的标准，认真做好动态调整工作。镇扶贫办将加大数据审核力度，加强与行业部门的信息比对，切实从源头上提高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今年以来各渠道发现的错误数据信息，在此次动态调整中一并解决。

（六）确保工作进度。各村要统筹谋划，加强协调，把握重要环节和关键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压茬推进，确保12月25日前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四、注意事项

（一）关于脱贫措施指标。该指标为今年新增指标，填报范围是今年退出的贫困户，填报内容是建档立卡以来历年享受过的帮扶措施，如果多次享受同类帮扶措施（项目），仅勾选一个。

（二）关于农户收入计算。农户家庭收入计算周期为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养老金计入贫困户（包括未脱贫户、脱贫户、返贫户和新识别户）收入。

（三）关于收入支撑问题。贫困户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生产经营性收入和赡养收入等，必须提供由贫困户签字认可的相关支撑说明材料。

（四）关于贫困户脱贫校验功能。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对“贫困户脱贫”操作设置了逻辑校验功能，对数据显示未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户，无法进行“脱贫”操作。

（五）关于在校生状况采集。2017年度动态管理和信息采集时，省扶贫办没有统一安排该指标的采集。今年要在核准去年信息的基础上进行采集更新。

调整对象范文篇5

关键词海商法船舶运输提单

海商法一词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指作为法律的海商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英国海上货物运输法》等等；二是指海商法学科，即以海商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古老的法律学科，一般又称为海商法学。本文从第一种含义上使用海商法一词，即本文所研究的是海商法法律的调整对象，而且主要以1992年11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为基础来研究海商法的调整对象。

海商法一词在大陆法系国家称为MaritimeLaw或ThelawofAdmiralty，在英美法系国家称为ShippingLaw.从词源上考查，海商法一词是与“海”和“商”有关的法律，是有关海洋商业的法律。海商法的调整对象各国学者认识不一，各国的立法实践也多有相异之处，这除了与法律传统、文化习俗、航运习惯等有关之外，还与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外贸地位等有关。我国海商法体系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为核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国籍船舶管理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环境保护法》、《北京理算规则》、《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等以及中国参加的有关海上运输方面的国际条约为内容构成的，并以众所周知的航运习惯为必要补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维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的发展，制定本法。”由此可见，我国海商法律的调整对象是海上运输中发生的以及与船舶有关的各种关系，包括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的海商、海事关系和调整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纵向的海商、海事及船舶行政管理关系。

一、海商法调整对象之一：海上企业组织

海上企业组织是从事海上商业运输和海上生产活动的主体。海上企业组织可以是法人、非法人的单位和自然人，在现代海上运输实践中，海上企业组织多以法人的形式出现，非法人的单位和自然人则较为少见。海商法对海上企业组织的调整主要是关于船舶所有人、船舶辅助人员以及船舶本身的规定。

船舶所有人是指对船舶本身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的人，包括船舶所有人本人、船舶共有人和租船人。船舶所有人本人是完全的自物权人，享有充分的和全面的船舶所有权，除可以对船舶进行占有、使用和收益之外，还可以对船舶进行处分。船舶共有人包括船舶共同共有人和船舶按份共有人两类，他们分别依据民法上的共同共有制度和按份共有制度对船舶行使所有权。船舶由两个以上的法人或者自然人共有的，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租船人包括航次租船人、期租船人、光船租船人和船舶租购合同中的租船人。租船人对船舶所享有的权利属于他物权性质，即是在他人的船舶所有权的基础上对船舶享有的一种不完全的所有权，租船人对船舶可以行使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但不能对船舶进行处分。船舶租购合同中的租船人在缴纳完约定的租金并在约定期间届满时享有船舶的所有权，此时的租船人即成为完全的船舶所有人，可以对船舶行使处分权。船舶所有人是海上运输活动中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主体，海上运输活动和海上生产活动都是围绕船舶所有人而展开和进行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海商法就是关于船舶所有人权利和义务的法律。

船舶辅助人员包括海上船舶辅助人员和陆上船舶辅助人员。海上船舶辅助人员是指受雇于船舶所有人、在特定的船舶上工作的船长船员以及作为独立营业者的引航员和与拖带业务有关的人员。陆上船舶辅助人员除包括与船东有雇佣关系的人员外，还包括人、中间人、运输经纪人等独立的辅助人。作为海商法调整对象之一的船员是指，基于与船舶所有人的雇佣关系而在特定船上连续从事船舶航行业务的人，包括处于船舶指挥地位的船长和在船长指挥下从事船务的船员。在传统的海商法中，船长在船上具有指挥者和船东人的身份，在国家权力难以到达的带有特殊危险的海上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并具有公法和私法特权，可以行使警察权等公权和船东与货主的当然人等私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对船长的公法权利和私法权利作了明确规定，如“船长在其职权范围内的命令，船员、旅客和其他在船人员都必须执行。”“为保障在船人员和船舶的安全，船长有权对在船上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人采取禁闭或者其他必要措施，并防止其隐匿、毁灭、伪造证据。”“船长负责船舶的管理和驾驶”。“船长管理船舶和驾驶船舶的责任，不因引航员引领船舶而解除。”等等。船员是在船长指挥下从事船务工作的人员，有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之分，他们都应经过专业训练并应持有相应的证书。其他的船舶辅助人员，海商法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船舶是海商法规定中的物，是以商业行为为目的供航海使用的一种水面浮动装置。船舶的法律性质表现为三方面：1、船舶是一个合成物，是由船体、桅樯、船机、甲板、船舱等两个以上的个体组成的一个统一体；2、船舶是动产，但具有不动产的性质，在实践中都将船舶作为不动产对待；3、船舶的拟人处理，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原告可以对船舶提起诉讼，即对物诉讼，这就是把船舶作为法律上的“人”而对待的。海商法除规定船舶的性质外，还规定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消灭，船舶的登记、检验和船舶证书等内容。

二、海商法调整对象之二：海上商业运输

海上商业运输主要是指海上货物运输和海上旅客运输，除此之外还包括海上拖航运输。海上货物运输是海商法调整的主要对象之一，又有两种运输方式，即提单运输（又称为班轮运输、定期船运输、件杂货运输或零担运输）和租船运输（又称为不定期船运输）。提单运输是指承运人承揽运输件杂货而应托运人要求签发提单并收取运费的运输，此时的运输合同是通过提单表现的，提单具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承运人收受货物或将货物装船的收据、承运人凭以在目的港交付货物的物权凭证等三大法律功能。调整提单运输的国际公约主要有1924年的《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ConventionfortheUnificationofCertainRulesofLawRelatingtoBillsofLading）》，简称《海牙规则（TheHagueRules1924）》，1968年的《关于修订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的议定书（ProtocoltoAmendtheInternationalConventionfortheUnificationofCertainRulesofLawRelatingtoBillsofLading）》，简称《海牙一维斯比规则（TheHague-VisbyRules1968）》以及1978年的《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UnitedNationsConventionontheCarriageofgoodsbySea）》，简称《汉堡规则（TheHamburgRules1978）》。《汉堡规则》已于1992年11月正式生效，因此，这三个国际公约都是目前现行有效的国际公约。但是，由于《汉堡规则》取消了承运人航海过失免责和管船过失免责的规定，动摇了海商法律的基础，与《海牙规则》的规定相去甚远，因而参加者寥寥，且参加的国家都不是航运大国。我国目前尚未参加这三个国际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关于提单的规定与《海牙规则》是一致的，只是在赔偿限额、诉讼时效、集装箱运输等方面有必要的修改，因而更符合时代的要求。

海上租船运输是指船舶所有人以一定的条件向租船人提供船舶的全部或部分舱位以运输货物或旅客，由租船人向船舶所有人缴纳租金的一种运输方式。海上租船运输有四种方式，即航次租船运输、期租船运输、光船租船运输和租购船舶运输。租船运输没有既定的船期表，也没有固定的航线，而是随货源情况决定船期和航线。海上租船运输一般运送的是大批的、整船整舱的货物，每一个租船合同的条款通常是互不相同的，其租金是以载货量的大小或时间的长短来计算，租船合同本身就是运输合同而不是合同的证明。海上租船运输是海上货物运输的一种重要方式，大宗货物的运输多采用这种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专设一章，即第六章“船舶租用合同”，专门对海上租船运输予以法律调整。

海上旅客运输是指承运人以适应运送旅客的船舶经海路将旅客及其行李从一港运送至另一港，而由旅客支付票款的运输形式。海上旅客运输与海上货物运输相比，对船舶的适航性要求更高，它不仅要求承运人在开航前和开航当时克尽职责使船舶适航，而且要求承运人在整个合同航次中，必须谨慎处理，使船舶始终处于适航状态。另外，在赔偿原则、责任限制等方面，海上旅客运输也与海上货物运输有重大区别。

海商法对海上商业运输方面的规定主要是关于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等的原则性规定，除关于承运人的最低责任方面的规定，如提供适航船舶的责任，管货的责任等是强制性的规定之外，其他方面的规定都是非强制性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契约自由”原则，经双方协商后予以变更。

三、海商法调整对象之三：海上损害赔偿

海商法关于海上损害赔偿的规定又被称为海事法，主要是对船舶碰撞、海上救助、共同海损、海上保险、海上油污、海事索赔责任限制等问题的规定。在这部分内容中，除船舶碰撞是强制性规范之外，其他内容都是非强制性的。

船舶碰撞是指在任何水域海船与海船或海船与内河船发生接触，致使有关船舶或船上人身、财产遭受损害的行为。海事法律研究船舶碰撞主要是研究船舶碰撞责任的确定以及如何处理碰撞所造成的船舶、人身、货物及有关财产的损害赔偿问题。

海上救助又叫海难救助，是指由外来力量在任何水域对遭遇海难的船舶、货物和人命的全部或部分进行的援救。海上救助是以维护航行安全、增进贸易航海方便和利益为目的，以承认救助人的救助报酬请求权为手段来促进安全航行的实现。海上救助通常采取“无效果、无报酬（NoCure，Nopay）”的形式进行，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救助形式。在现代海上运输中，对遇难油轮的救助通常采取“无效果、有一定报酬”的救助形式，以防止和减少海上油污事件的发生。

共同海损是指在海上运输中，船舶和货物遭受共同危险时，为了船货共同安全的需要，有意和合理地采取措施而产生的特殊牺牲和特殊费用。共同海损源于古老的法律谚语——“一人为大家作出的牺牲要由大家来补偿。”共同海损的牺牲和费用不是海上危险直接导致的结果，相反，它是为了解除海上危险而人为地、有意地造成的损失和费用。共同海损的牺牲和费用应由受益的船、货及运费方分摊。

海上保险是指保险人在被保险人从事海上运输发生损失时，按照约定的承保范围和险别负责赔偿的损害保险制度。海上保险有船舶保险、运费保险、货物保险、期得利益保险、船舶碰撞责任保险、再保险等。海上保险应贯彻赔偿原则、可保利益原则、绝对诚信原则和近因原则等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

四、海商法调整对象之四：船舶担保法

船舶担保法是指关于海上运输和与其有关的行为所产生特定的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包括船舶优先权和船舶抵押权两方面的内容。

调整对象范文篇6

一、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的标准

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的标准涉及到以下问题。

首先，首要问题在于确定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出发点，是从现行的法律规定出发还是以西方的法的体系为标准来确定和研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呢？目前，经济法学界一致认为应以实践的需要来确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根据改革、开放的需要，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来确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注：杨紫煊：《论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笔者认为，这一出发点是正确的。其一，从法理上看，法的部门是实质意义上的，即它是由特定的法律规范组成的，而不是指某一个规范性法律文件，从现行的法律规定出发确定法的部门有违常识。所以，显然不能想当然认为《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一出，经济法与民法便泾渭分明了。其二，从法的发展历史来看，西方的法的体系是历史地形成的，对于我们而言，有必要进行扬弃，而在扬弃中，其基本依据必然是从实践的需要出发。因此，在具体确定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时是否应充分尊重民法、商法传统的调整领域，以维护中国本不发达的私法体系的完整？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是否正“日趋缩小”或越小越好？笔者认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应符合现实的要求，并不一定拘泥于现已被认可的法的体系。法的体系是主观的产物。法的部门的存在与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方面，人的认识可能落后于实践，囿于各种原因，人们可能认识不到已经存在的事物，或虽有所认识但混同于其他事物。另一方面，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随着知识的积累、现实发展的要求，人们的认识逐渐提高，已有的法的体系将会被打破，更为科学的法的体系将会建立起来。

其次，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应是特定的，是由经济法调整的特定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目前，国内经济法学界虽然对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的性质有不同的表述，但均认为经济法不调整非经济关系，也不调整所有的经济关系，只调整国家对经济生活发生作用而产生的经济关系，即体现国家意志的经济关系。

再次，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其他法的部门的界限应当区分清楚。如果不能划分出经济法与其他法的部门的界限，则经济法无从建立；如果不能严格划分经济法与其他法的部门界限，则经济法的体系也不可能严谨科学。因此，关于经济法与其他法的调整对象“交叉”或“重叠”等说法只能说是对经济法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或相当程度的认识，但还不能说完全科学地界定了经济法的概念和应有地位。

二、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

在经济法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在深化中走向一定的趋同，如均认为经济法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均认为经济法所调整的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包括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但还在一些领域存在一定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调整问题

市场经济主体是指市场活动的参加者（或参与市场的交易者），即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具体包括企业、个人、政府或国家等。对于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规范应否纳入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在法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论，有人认为它主要属于民商法的范畴。那么，是否应以市场主体的身份为标准划分法的部门的范围呢？笔者认为，市场主体的身份在不同的场合是会发生变化的，如国家或政府不仅具有组织和管理经济的职能，也可以消费者和和经营者的身份直接进行市场活动，成为市场主体，其身份随着所参加的经济关系的性质不同而发生了变化。因此，只能以市场主体所参加的经济关系的性质来判断其应受何种法的部门的规范。可以说，同一个市场主体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可以由不同的法的部门进行规范。

经济法所规范的市场主体也是由其参加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只要参加了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即体现国家意志协调的经济关系，该市场主体，不论是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还是国家、政府、企业、个人等，均成为经济法规范的对象。

在市场主体中，企业是市场最具活性、最具拓展力量的经济实体。它既是生产者，又是初次分配承受者，还是交换主体，以及同时面对生产、生活的消费主体，它是市场上最经常、最大量的需求者和供应者，它体现了所有市场经济关系，决定市场的发展和功能。企业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是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它应当由民法、行政法还是经济法调整呢？笔者认为企业也应依其所参加的经济关系的不同受不同的法的部门调整。经济法是规范企业经济关系的重要的法的部门，但不是唯一的法的部门。

企业经济关系可分为企业外部经济关系和企业内部经济关系。其外部经济关系包括企业的外部的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企业内部组织管理关系包括企业内部领导机构与内部组织、分支机构、职工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企业内部经济协作关系包括企业内部领导机构之间、各内部组织之间的平等的经济协作关系。

笔者认为，企业外部的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企业外部的经济协作关系应由民法和经济法调整。企业外部的经济管理关系，是直接体现国家意志的，是在国家协调企业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它虽然有国家或政府参与，但不是行政法调整的行政管理关系，应属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企业外部的经济协作关系，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企业在市场中的自治行为，主要体现为企业之间或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应当由民法进行调整。但在企业外部的经济协作关系中，还有一部分虽然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但体现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如国家合同关系、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关系等，这一部分关系与前面一部分企业外部的经济协作关系已有质的不同，因有国家干预的成分，实际上属于广义的企业外部的经济管理关系，应当由经济法调整。

关于企业内部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法学界存在较大的争论。传统的法学理论认为，法只调整组织、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它们之间的外部关系，因而，企业内部经济关系传统上不受任何法的部门的调整。但是，各国立法均涉及此方面的内容，从企业立法的发展看，此部分关系的法律调整将十分重要。传统的法学理论有待突破。

对于企业内部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国内经济法学界有不同的认识，“经济管理经济法论”完全否认经济法调整此类经济关系：“国家调节经济法论”认为国营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国家协调经济法论”、“国家干预经济法论”、“经济管理与经济运行经济法论”均认为经济法应调整该类关系，但表述不同：“经济管理与经济运行经济法论”认为企业内部的协作关系也由经济法调整。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内部经济关系，法律调整的具体范围在不同的体制下是不同的，而且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不仅企业内部管理关系，企业内部协作关系均是受国家协调的，企业几乎没有自主范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企业内部的经济协作关系逐渐成为企业自己的事情，国家对之的行政干预已不被法律认可；在市场经济时期，只有企业内部管理关系受到法律规制，但不同国家以及相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其范围仍有所不同。所以，一般而言，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关系是国家在协调经济运行中对企业组织规范的内容，应属于经济法调整的对象。

但是否所有的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关系均应由经济法调整呢？这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是否只有部分企业的内部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二是是否只有企业内部的部分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对于第一个问题，“国家调节经济法论”认为国营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关系归经济法调整，其他企业的内部管理关系由民商法调整。（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8页，第25页。）对于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其认为国家管理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国家一般只是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作为企业的组织和行为的规则，国家并不直接以一方主体参与该种法律关系；二是国家需要直接同企业发生经济管理关系，并以立法予以调整。前者主要是民法，后者为经济法或行政法。（注：王艳林、赵雄：《中国经济法学：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回顾与展望》，《法学评论》1999年第1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妥。其一，按传统法学理论，民商法并不调整组织内部关系。其二，国营企业内部关系与其他企业内部关系并无质的不同，均需国家调节。从目前看，“国营”一词已改为“国有”，与其他经济成分统一按照公司或其他组织形式规范，国家作为所有者与其他经济成份的所有者是平等的。其三，国家本身是一个不具体的概念，也不可能以国家机构作为经营机关，国家企业管理机构行使管理权与国家在国有企业中行使所有权是应当分开的。（注：1999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府对国家出资兴办和拥有股份的企业，通过出资人代表行使所有者的职能，按出资额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经营管理者的权利，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企业依法自主经营，……”。）其四，国有企业的情况也非常复杂，如有股权较分散的和国有独资企业，有国家控股和国家参股的企业，有国家进行资产经营和资本经营的企业以及其他形式的产权和经营方式，因此，划分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并以此确定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缺乏说服力，实际上是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划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对于第二个问题，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只有体现国家意志的，受国家干预的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关系才是经济法调整的范围，这一范围在不同国家或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

总之，经济法所规范的市场主体的范围是由市场主体参加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对于企业这一最重要的主体，只有企业外部经济管理关系和有国家协调因素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关系由经济法调整。

（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

市场运行关系是指在市场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市场运行关系可以从参加市场运行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划分为经济联合关系、经济协作关系和经济竞争关系。（注：刘文华主编：《新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页。）也可从市场运行关系中经济关系的性质不同划分为市场管理关系和市场交易关系，后一划分对确定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较有意义。

市场管理关系是对市场进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市场交易关系是指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市场管理关系与市场交易关系密切相关：市场管理关系是国家对市场交易进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是国家干预的市场交易关系；市场交易关系有有国家干预因素的市场交易关系和无国家干预因素的市场交易关系之分，前者即为市场管理关系；两种关系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国家干预的因素。笔者认为，这两种关系是性质不同的经济关系，应由不同的法的部门分别调整。

市场交易关系应当由民法调整。市场交易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表现形式，主要是靠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即通过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国家对于市场交易不应干预，国家对此管不了，也管不好。但市场交易也需要法制的规范和保障。多元化的市场主体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交易的条件需要法律形式的规范，市场交易的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也需要法律的规范和保障，民法就是确定这些市场交易秩序法的部门。

市场管理关系应当由经济法调整。市场机制对市场交易的调节并非是万能的，一方面取决于市场的状况，即是否存在一个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市场调节又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打破行政垄断、地方封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需要国家的干预；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消除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也需要国家干预。在国家干预市场交易，对市场进行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市场管理关系，与前述由民法调整的市场交易关系有质的不同，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由经济法调整市场管理关系，有助于完善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实现市场的功能和保护消费者权益。

目前，在经济法学界，一般均认为市场运行中的“市场管理关系”属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注：“国家经济调节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所调整的是“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其中包括“市场障碍排除关系”：“经济管理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调整的“因市场管理而产生的经济管理关系”实质上指的是“市场管理关系”：“国家协调论”划分了市场运行中的两种性质不同的关系，明确指出只有其中的市场管理关系由经济法调整。）但许多观点并没有对市场运行关系中“市场管理”与“市场交易”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关系加以区分，从而未能划分清楚经济法与民法的界限。例如，“经济管理与经济运行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与民法共同调整“市场运行关系”，但是将应当由民法调整的市场交易关系（经济联合和经济协作关系）纳入了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国家干预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调整“市场运行调控关系”（其具体内容实质是市场管理关系），也因为没有对市场运行中的关系进行区分，认为此类关系“不仅只受经济法调整，民法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原则对其调整，但主要的方面应当纳入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注：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从而模糊了经济法与民法的调整范围的界限。

总之，市场运行关系，根据其所组成的市场交易关系和市场管理关系的性质不同，应分别由民法和经济法调整。经济法只调整市场运行关系中的市场管理关系。

（三）社会经济保障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

对于经济法是否调整社会经济保障关系，存在很大的分歧。在赞同的观点中，也存在范围大小不同的问题。这涉及到如何理解此类关系的性质和范围。有人认为，社会保障涉及多种性质的社会关系，需要由多种部门法（包括经济法、民法、劳动法、行政法等）综合予以调整，经济法虽在其中占重要地位，但不是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唯一部门。（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156页。）还有人认为，社会保障关系不属于一种经济关系，也不属于国家干预经济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范畴；应由社会法调整。（注：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西安）1996年第1期。）需要对社会经济保障关系的范围和性质加以分析。

目前，关于社会保障并没有一个明确一致的定义，但有一些共识：社会保障的目的是保障人们基本生活的需要；它主要以收入的形式提供扶助；它是由国家参与，一般通过立法而确立的制度。（注：覃有土、樊启荣：《社会保障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第3页。）社会保障具有强制性和互济性，具有与经济法相一致的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的功能。社会保障关系属于经济关系，但严格而言，社会保障关系与宏观调控、市场管理和企业组织管理关系有一定的区别，它并不一定是直接在经济运行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还包含有与经济运行密不可分的经济关系，它是经济运行的基础和要素。

从范围上看，社会保障涉及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市场管理和宏观经济调控三大领域。首先，劳动经济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是企业的组成要素之一。为追逐利润，企业有压低劳动力价格的偏好，劳动者需要国家在劳动条件等方面的保护。此外，国家还要保障劳动者的生老病死，为企业发展提供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后备力量。其次，劳动力市场是重要的要素市场，是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一环。劳动力市场的障碍也需要国家干预予以排除，市场秩序需要国家管理，劳动力资源也需要国家提供社会保障以进行有效的保护。再次，在宏观经济的领域，投资与就业、通货膨胀与失业是对应关系，起连锁反应。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必然包含劳动经济的因素。可见，虽然社会保障关系涉及的领域很广，包含不同种类的关系，但这些关系的性质是相同的，即它们都是经济关系，都是国家在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应当由经济法调整。

从社会保障的运行看，社会保障涉及到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直接影响到经济运行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同时也是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保障的基础。从基金的组成看，有国家、企业和个人三部分，国家投资的部分是预算的内容，企业拿出的部分涉及到微观经济并需要国家的强制和保障，个人的部分不仅涉及到劳动者的生活条件、还有社会储蓄和金融状况。从基金的运营看，基金投资需要国家的监督和规范，并由国家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和监督，基金对市场的作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十分重要，已成为一些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

调整对象范文篇7

一、民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及其局限

民法是以调整平等民事主体间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为己任的，它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强调意思自治，排斥国家权力的纵向干预，在民事责任上以补偿为主要原则。它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在法律上的反映。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颁布，使民法进入一个辉煌时期，这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当时，法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客观上排斥国家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及参与，而民法恰是一个以平等、自愿、等价、有偿为原则的法律体系，它正适应了资产阶级“管得越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样一种要求。这一阶段民法是调整经济关系最主要的法律。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垄断资本家凭借其自身对资源的垄断而排斥自由竞争。由此，民法所确立的一系列平等、自愿等原则受到极大的冲击。就本质而言，民法由于自身局限，不可能解答因政府基于公平考虑而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适度调控，以及组织管理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带来的问题。如依民法合同自由原则，只要合同订立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况，则国家不加干涉。但在大工业条件下，合同完全自由绝对不可能体现出法所要达到的公平、正义。就经营者与消费者形成的消费关系而言，经营者因其专门从事某一商品的生产及销售，积累了许多该商品质量方面的专业知识，且因现代社会的极其复杂性，消费者不可能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全知全能，即使成为某一方面专家，当与经营者达成购买商品协议时，虽该商品达不到一般质量要求，该消费者不一定能够发现。按民法理论，该合同却能依法成立并得到履行。这样，虽然经营者的行为不公平，却合乎民法规范，可见民法对该行为已无能为力。因此，国家基于公平、正义的考虑，为了保护消费者作为“弱者一方”的应有权益，通过立法制定一系列强制性经济法律法规，强令经营者遵守，且不得以合同加以排除，从而起到衡平经营者与消费者利益的目的。

二、行政法调整模式及局限

马克思为了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而引起的剥削制度的非人道性，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其中一条是由政府按社会需求有计划的组织生产。于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按这一模式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依靠行政命令组织生产。虽然该体制能集中国力进行建设，开始阶段确实显示了良好的经济效果，但由于在计划体制下，计划主体是国家，企业家无经济决策权，而国家计划因少数人认识的局限性与经济生活的无限复杂性，难以切实可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行政权力包办经济领域一切的行为日益表现出不合理性。在我国，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出现政企不分，企业生产由政府统一计划，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企业财务由政府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等同于被动执行政府指令下的机器。无产、供、销和人、财、物的经济自主权，实质是否认企业有物质利益权，否认企业主观能动性，企业的领导由政府任命，对政府负责，而不向企业负责，企业管理没有良好的监督程序，造成国企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不高。虽有的国企因领导班子得力仍有较好经济效益，而更多的国企因产销脱节，产品不能实现价值，终至靠举债度日。可以说，国有企业的困境反映了依靠行政权力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

三、经济法调整对象研究

前述纯民法或行政法调整经济关系已被证明不可取，但完全否认民法与行政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作用也是不可取的。我国学者通过十几年的探索，已就经济法作为一独立的法律部门大体达成共识，但对调整对象却素有争议，难以统一。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类：

纵横经济法统一调整论。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即调整一定范围内的纵向的经济关系，即以隶属为特征的垂直经济关系，也调整一定性质的横向经济关系，即以协作为特征的横向经济关系。这种观点源于前苏联的拉普捷夫的“现代经济法学派”，它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法学界对经济法的主要看法。计划体制下万能政府的观点是该理论的客观基础。事实上，该理论否定了民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或把民法吸收到经济法中。毫无疑问，经济法包括纵向的经济关系，但是否也包括横向的经济关系呢？拙见以为，在经济关系中的横向经济关系，民法已能调整的经济合同关系，应由民法调整，应坚持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减少国家行政权力的纵向干预。

调整协调经济关系论。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调整在协调经济运行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也叫经济协调型关系或协调型经济关系。该观点用了比较模糊的词语“协调”，但没有回答国家如何协调，难以把握。

我们认为，在确定经济法调整对象时，既要考虑到经济法是国家行政权力对经济关系适当干预的结果，也要充分顾及到企业已存在且日益完备的民商法体系，既要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又要吸收国外的经济法律制度。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是国家在市场经济管理与调控中产生的经济关系，具体说，是在由国家确立市场主体地位，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建立和维护市场宏观调控体系，以及监督市场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关系。它包括：

1、经济组织法。包括企业法、公司法及外商投资法，在该法律体系中应确定企业的经济主体地位，赋予其应有的物质利益权，国家对企业进行宏观调控应依法进行，不能以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为名，剥夺企业的利益，不应再按所有制分别立法，而应把企业统分为私营企业、合伙企业、公司企业，以免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外商投资企业既然已具有中国企业的资格，应与国内其它企业一视同仁（当然目前因我国条件还不成熟，还不能这样做），不应再享受各种特权，以体现公平。

2、市场行为法。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反垄断法为主，不应再包括合同法。不正当竞争破坏了公平原则，损害了其它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与市场经济秩序。政府应加强反不正当竞争的力度，而反不正当竞争法也理应成为经济法体系中仅次于宏观调控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法律内容。

3、宏观调控法。包括财税法、金融法、环境法、资源法、土地管理法及工业产权法。我们深信宏观调控必将成为未来经济法领域中的主流，因为：一是经济法产生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宏观调控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也必然显示出其重要性。财税法是组织国家财政收入及支出的法律保障；金融乃百业之本，金融法自然也应成为政府对金融关系进行管理的手段；而环境资源历来应是法学家关注的对象。“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把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资源进行统筹考虑，既保证当展，又不剥夺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需求，且由于工业发展而引起环境问题已日益严重，使人们对环保也日益重视。二是宏观调控法成为经济法体系之中心，符合法律发展的趋势。一方面，现代国家因其管理职能的扩大，必然越来越注重组建新的制度与秩序，因而立法中提倡性规范与奖励规定日益增多已成为较普遍的现象。另一方面，在注重企业权利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政府对企业的管理的直接的、纯粹的行政命令式的干预定会日益减少，宏观调控成为国家管理经济的主要手段。三是市场经济的需要。市场经济即法制经济、交换经济，它要求市场主体自身享有经济决策权。但由于市场经济机制自身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微观性等局限，于是不得不要求国家权力的界入。但国家的行政权力应如何干预，如何界入？有的学者认为，国家权力应仅保留在宏观领域，且必须依法、适度进行。国家与个人以及社会各利益诸多矛盾中，法律只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的立场上进行公正的调节。这也就必然使宏观调控法在经济法中的地位更加重要。

4、社会保障法。法在对强者、胜利者进行保护的同时，更不应忽视弱者的权益。社会保障法可以保证一个人在年老、残疾、失业等情况下，仍能生存下去，它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措施，当前，由于企业转制出现工人下岗、待岗，对工人下岗这一问题解决不好，国企改革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成果，这个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保险法（主要是社会保险法）、劳动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5、经济监督与争议解决法。在经济活动中，各经济主体中必然会产生纠纷，如何解决？这是这类法律应该有的主要内容。

四、结论：

调整对象范文篇8

一、资本主义经济取得合法地位时起就出现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后，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另一方面对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行为，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后一部分内容是资产阶级干预经济的行为。由这一行为产生的经济关系是新出现的经济关系，也就是经济法所调整的对象。

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在资产阶级国家里不是唯一的经济成分。除了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外，还有少量的国有经济和为数不小的个体经济。资本主义国家面对不同的经济成分，采取不同的法律措施，对国有经济，资产阶级政府是以所有者的身份对其进行管理的，行使的是行政权。对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在资本主义国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私有财产是无能为力的。现在看起来，资本主义国家对国有经济所颁布的法律是属于行政法。但当时对私有经济的干预尚没有颁布专门的法律，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是在其他法律中规定几个法律规范。因此，尚未引起法学家的注意。

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垄断现象的出现，经济危机的发生，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将要崩溃，资产阶级将要退出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国家强烈地意识到过去干预私有经济的力度不够，于是加强了干预私有经济的立法。此种法律，不但数量多，其作用也显著。于是引起法学家的注意，并对其进行研究。德国法学家首先将此类法律称为经济法。经济法这个概念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经济法开始只是几个法律规范现已形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二、经济法应当调整生产经营领域内发生的经济关系

面对众多的经济关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定格在产品生产的哪个阶段，这是研究经济法对象时首当其冲的问题。经济法调整的对象应当定格在生产经营领域。在消费领域发生的经济关系一般是商品买卖或者提供服务发生的经济关系，这个阶段的违法行为表现为违约或侵权，主要由民法调整。从国外立法看，经济法律的制定与垄断现象关系密切，有的国家对干预经济的法律不叫经济法，直接叫反垄断法。垄断行为是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垄断行为是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利益，不直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不仅如此，在垄断现象表现为以降价手段排挤其他经营者时，还会给消费者带来暂时的经济利益。因此，经济法不应当调整消费领域内发生的经济关系。

三、所有性、隶属性和经营管理性是区别行政法和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征

在生产经营领域发生的经济关系，有的由行政法调整，有的由经济法调整，根据西方国家的经济立法情况和我国十几年来的经济法研究的情况，经济法与行政法调整的经济关系具有以下三点明显的不同。

（一）所有性。所有性是对某一经济成分而言的，例如国有经济属国家所有，私有经济属私人所有，混合所有制经济属各所有者共有等。国家对不同的经济成分所能行使的职权是不同的，国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处分国有资产，例如，国家对国有企业有最终处分权。国家出于救灾需要，将国有物资直接拨付灾区。这些都是国家对所有财产进行处分。国家在处分国有资产时可使用行政手段，其行为是行政行为，此部分经济关系应当由行政法调整。

对非国有经济，国家不能对其产生经营活动行使管理权。行政是指机关、企业、团体内部管理工作。政府对国有经济的管理属于内部管理，因此，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动可行使行政管理。而对于非国有经济，不是内部管理，用行政手段对非国有企业进行管理是行不通的。国家对于非国有经济运行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既然行政法不能对其进行调整，应当颁布一种新的法律对此类经济关系进行调整。此种法律现在叫做经济法。

（二）隶属性。隶属是指受管辖、从属的意思。隶属在经济关系中指上下级关系。各级经济管理机关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行为有权以行政命令对其认可，也可不认可；罚没的收缴和上解，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上下级间关系是隶属关系。此种行为发生的经济关系应当由行政法调整。

对非国有经济，其财产与政府无隶属关系，非国有经济所有的财产，政府不能处分也不能随便限制。在西方国家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即采取不管的政策，说明行政法对非国有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不调整的。可是当非国有经济在经济活动中，发生对其他经营者有不利现象时，行政法规既然不管，但国家不能不管。必须另行制定与行政法不同的法律进行调整。这部分经济关系现在由经济法调整。

（三）经营管理性。这个特征是第一个特征的延伸。凡是对某一物具有所有权，当然对该物具有经营管理权。政府代表国家对国家所有的物，可以根据国家意图实施经营管理。例如，铁路、邮电、自然资源等，由政府直接经营管理。此种管理行为是行政管理行为，国家对国有经济颁布的管理法律是行政管理法，属于行政法的一部分。

对非国有经济，其所有权不属于国家，政府不能象对待国有经济那样对其经营管理。政府要干预其活动，应当颁布新的法律即经济法来对其进行调整。

根据上述三个特征，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干预非国有与政府无隶属关系、不由政府经营管理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

四、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所颁布的有关经济的法规基本上是行政法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私营、个体经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已经不存在，全国只有一种公有制经济。国家对全民所有制经济行使直接经营管理权，国家对集体所有制经济也采取与全民所有制经济同等对待的政策。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国家经营的，所以称为“国营企业”。这个时期颁布了不少有关经济方面的法规，此类法规规定的是国家对公有制经济使用行政手段直接经营管理。此类法规属于行政法，有的同志称此类法律为经济行政法。当时，在我国没有经济法，因为，当时不存在经济法调整的对象。

我国在1979年以后，由经济法调整的对象出现了。国家实行对外开放，需要引进外资，兴办中外合营企业。中外合营企业是由中外双方投资兴办的。因为中外合资企业资产所有权不是国家所有，而是中外合资者共有，政府不能继续以行政法对其调整，国家也不能再以所有者身份对中外合营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必须制定出另一种法律对此种新出现的经济关系进行调整。我国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对中外合营企业活动中出现的经济关系进行调整。这部法律是我国法制史上出现的第一部经济法律。以后逐渐对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者颁布了专门的经济法规。这个时期，我国实际上已经由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在1979年以前不存在经济法调整的对象，1979年以后逐渐出现了由经济法调整的对象。此种新的调整对象的出现以及对其调整的法律、法规的颁布，引起我国的法学界注意，并对其产生浓厚兴趣。于是，我国出现了“强大的经济法思潮”。

五、经济法在我国成为一个法律部门，是因为存在足以构成一个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

一个法律部门的出现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当新的经济关系出现时，必然要求相应的法律对其进行调整，否则，就会影响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经济法律规范的出现以至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因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应当由经济法调整的对象。在我国，此种经济关系已达到需要由专门的法律部门进行调整的地步，我国经济法就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出现在中华法系中。

首先，从我国现实情况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政企分开、两权分离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财产虽然仍属全民所有，但企业已有经营权，可以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国有企业财产监督条例》第9条规定：“企业独立支配其法人财产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根据这条规定，国家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法人财产已没有直接经营管理的职权。因此，现在已将“国营企业”改称为“国有企业”，再用原来的行政法来调整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已不适应了。应当由经济法来调整。

在我国经济领域内，除了集体经济外，出现了中外合营、中外合作、外商投资企业等涉外企业，又出现了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股份企业等国内企业。对这些企业，国家更不能用行政手段进行管理。

国家对上述企业的经济活动不能放任不管，在行政法对其无法调整的情况下，只能颁布与行政法有区别的法律来对其调整。但颁布一部法律、法规并非易事，于是针对我国计划经济时期颁布的有关经济的法规，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频繁地进行修改，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此种修改的实质在于将原来的行政法律规范逐渐修改成经济法律规范；将原来只适用于公有制经济的法律规范修改成调整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所有经济成分的法律规范；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职能也从直接经营管理到宏观调控；调整的手段也从行政手段转变到运用法律手段。

其次，在我国经济领域内出现了垄断现象，当然在程度上没有也不可能有西方国家那样严重，在性质上不是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基于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计划经济的意识尚未在人们脑子中消失，计划经济在生活现实中并没有完全失去作用。我国出现的垄断现象，主要表现为权力经济和地方封锁等，在一些地方或部门已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在1982年2月6日的《广告条例》的第9条规定：“禁止广告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1982年4月10日又了《国务院关于工业品购销中禁止封锁的通知》。我国目前尚未颁布的反垄断法，但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第6、7条中对反垄断做了明确规定。如规定了禁止居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定他人购买指定的产品、滥用行政权力限定购买指定经营者的商品，以及限制商品流通的地方封锁行为。说明在我国经济领域内垄断现象已发生，并且已采取了法律措施。

再次，从社会舆论看，通常我们所说的“改革呼唤法制”，所呼唤的是要求对改革开放中新出现的经济关系制定出相应的法律对其进行调整，保证改革开放有序进行。所呼唤的不是行政法制，目前我国虽然尚未颁布行政法典，但对政府有关部门凭着行政权力使用行政手段管理国有企业的情况是人们所熟悉的。在我国改革开放中，有的问题是出在政府有关部门过多地行使行政权力使国有企业独立自主权得不到落实，束缚了国有企业的手脚。如果再呼唤行政法制，意味着国有企业将要受到更加严格的管理，这是人们不希望的。所呼唤的主要是经济法制，因为改革开放中出现了新的经济关系，需要经济法制对其进行调整。经济界呼唤法制，法学界积极响应，于是在80年代初期，经济法学与民主法学展开了一次大论战。最终，以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民法通则中做了规定，经济法由王汉斌在《民法通则（草案）说明》中得到承认，经济法从此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取得了合法地位。

六、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根据上述论述，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现代经济法的产生就是为了干预经济的。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要以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为核心的。此外，还有产品质量法、计量法、许可证法、资源法等。

2.国家在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此种经济关系的特点是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使经济各部门运行协调，使整个国家经济运行平稳。这方面的法律有预算法、计划法、产业政策法、金融法、价格法、税法等。

调整对象范文篇9

对于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问题，在我国国际私法学界，虽然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大都把它概括为“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或者“涉外民事法律关系”。②虽然由刘振江、张仲伯、袁成第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的《国际私法教程》认为：“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民事关系”；由张仲伯、赵相林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的《国际私法》也主张：“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可以说是国际民事关系，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就是涉外民事关系”；但他们又都同时特别强调，这种“国际民事关系”或“涉外民事关系”就是“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③在余先予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的《简明国际私法学》和由刘振江、张仲伯、袁成第主编的《国际私法教程》中，还专门就“涉外民事关系”和“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关系问题作了论证。两本著作都主张这两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没有任何区别，而且都以日本学者江川英文的观点作为论据，最后或者是认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与涉外民事关系在国际私法中是同义语，约定俗成，没有必要用这一个来排斥那一个”；或者是认为“国际民事关系和国际民事法律关系在国际私法中是同义语，争论是没有现实意义的”。④

笔者认为，把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或者“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应该把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定义为“国际民事关系”。⑤即在此特别强调：作为国际私法调整对象的应该是“国际关系”，而不是“涉外关系”；是“民事关系”，⑥而不是“民事法律关系”。

强调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应该是“国际”民事关系，而不是“涉外”民事关系。主要是考虑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入实施，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与国际社会的进一步融合，我们有必要站在整个国际社会的角度，而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国家的角度，即应该从更加全面和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我国及其国民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且，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词语的改变，而是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随整个国际社会一起步入21世纪的中国所绝对需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的更新。

强调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民事关系”，而不是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是因为笔者认为，这既是一种法理上的逻辑要求，也是国际私法实践的必然结果。

从法理逻辑上说，作为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只能是一般的社会关系，而不应该是法律关系；一般的社会关系只有通过法律规范的调整以后才能成为法律关系。由余先予主编的《简明国际私法学》和由刘振江、张仲伯、袁成等主编的《国际私法教程》在论证这一问题时，都是引用日本学者江川英文的主张，认为“在国际私法中，法律关系一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使用”，而且，“在国际私法上一般地讲法律关系，所说的就是作为法的调整对象的生活关系这样的意义。而为了表达这个意思，使用法律关系一词决没有什么不适当之处。所以勉强来排斥这个词，没有考虑的必要。”⑦很显然，这些学者们的论据，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在国际私法中，法律关系一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使用”；另一个是“在国际私法上一般地讲法律关系，所说的就是作为法的调整对象的生活关系这样的意义。而为了表达这个意思，使用法律关系一词决没有什么不适当之处。”笔者认为，这两个论据都存在问题：首先，“在国际私法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使用”决不能作为使用这个词的依据，不科学、不准确的表述不可能因为使用多了就能够变得科学和准确起来。其次，既然“在国际私法上一般地讲法律关系，所说的就是作为法的调整对象的生活关系这样的意义”，就应该直接使用“生活关系”或“社会关系”，实在是没有必要为了“标新立异”而“独树一帜”；而且，这样只能徒增不必要的法理逻辑上的纷乱。再次，任何部门的法学理论、法律实践、乃至法律话语都有其内在联系和内在统一性；作为整个法制体系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在一些基本的方面，其应该是完全一致的，如都把“法律关系”定义为：“经过法律规范调整以后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一般的社会关系”。既然在国际私法中，“法律关系”与“社会关系”也同样有不同，⑧既然国际私法中的“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与其他部门法中的“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别，那么为了保持和维护有关法学理论、法律实践、乃至法律话语的统一，就应该与其他部门法及部门法学中的表述保持一致。因此，为了使法学理论、法学教育、法律实践、乃至法律话语在内的整个法制体系保持统一，这种“排斥”或“争论”绝对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

而从国际私法的实践来看，笔者认为，国际私法所调整的当然是、也只能是国际“民事关系”，而不是国际“民事法律关系”。国际私法所涉及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国家的当事人在进行民商事交往时，在各有关国家的法律对这一民商事关系作了各不相同的规定的情况下，到底应该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或哪一个有关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的问题；也就是需要确定应该由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或哪一个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来调整这一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国家的民商事关系的问题。如果这一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国家的民商事关系已经得到了法律的调整，已经成为了一种“法律关系”，那就不需要国际私法来调整了。

此外，在我们这样一个法治理念还不够完善、还没有深入人心的国度里，强调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只能是国际“民事关系”，而不是国际“民事法律关系”这一观点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我国，法理学的教材还是在强调“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法律的基本属性是阶级性”。在法理学上，没有明确法律的基本属性应该是社会性、规范性和强制性，而不应该包括阶级性；⑨在国际私法理论中，没有明确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只能是国际“民事关系”，而不应该是国际“民事法律关系”；从而还有很大一部分国民、甚至包括不少法律工作者、乃至一些法学家，都还是认为，法律是法官的法律，只有发生了纠纷，打官司到了法院，才需要由法官来适用法律、裁判纠纷。这样，在国际民事交往中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我们国家的当事人根本就没有把国际私法作为他们进行国际民事活动、实施国际民事行为的行为准则。从而会经常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国际民事纠纷，遭受很多不该遭受的损失。因此，为了实践的需要，我们更有必要特别强调：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民事关系”，而不是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我国的当事人在参与国际民事活动时，一定要明确其国际民事关系还需要有国际私法的调整，一定要以有关的国际私法规范作为其行为的准则。

二、关于国际私法的范围问题

关于国际私法的范围问题，在国内外国际私法学界一直存在着最为激烈的争论，而且还由于牵涉到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关系问题，从而使得这一争论还远远超出了国际私法学界的范围。综观国内外国际私法学界和国际经济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笔者认为，可以归纳出如下一些主要的观点和主张：⑩

1.以德国和日本的一些学者为代表，认为国际私法的全部任务和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国际民事关系中所发生的法律适用问题，国际私法仅包括冲突规范这一种规范。

2.以英美普通法系国家和中国的一些学者为代表，认为国际私法的任务在于解决对于国际民商事纠纷应由哪个国家法院来管辖、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来处理，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问题，因此，国际私法应该包括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规范、冲突规范、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规范等3种规范。

3.以法国学者为代表，特别强调国籍问题在国际私法领域的意义，认为国际私法的范围包括国籍规范、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规范、冲突规范、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规范等4种规范。

4.以我国和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一些学者为代表，特别强调统一实体规范这一能够避免法律冲突产生的法律规范在国际私法中的意义，认为国际私法应该包括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规范、冲突规范、统一实体规范、国际民事诉讼程序和仲裁程序规范等4种规范。

5.以我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家的一些学者为代表，强调各个国家国内所制定的调整国际民事关系的实体法律规范也应该属于国际私法的范围，认为国际私法应该包括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规范、冲突规范、实体规范（包括统一实体规范和国内实体规范）、国际民事诉讼程序和仲裁程序规范等4种规范。

6.国际经济法学界的学者则主要认为，有关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直接规范或者说实体规范都应该属于国际经济法的范畴，国际私法不应该包括这些本应属于国际经济法范畴的法律规范。

笔者认为，对于国际私法的范围，即国际私法应该包括哪些法律规范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应该有不同的分类。

1.从有关法律规范所规范的内容来划分，可以分为：确定国际民商事关系当事人民商事法律地位的法律规范，和确定国际民商事关系当事人具体的实体权利义务内容的法律规范，如有关国际债权关系、国际物权关系、国际婚姻家庭关系、国际继承关系、国际买卖关系、国际货物运输关系、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关系、国际支付关系、国际产品责任关系、国际破产关系中当事人具体的实体权利义务内容的法律规范。(11)

2.从有关法律规范的形式来划分，可以分为：直接规范(12)和间接规范。(13)其中的“直接规范”是指国际社会共同制定或者共同认可的有关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中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直接规范。上述所有的观点和主张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科学、不准确和不合乎逻辑。

在笔者所主张的作为国际私法范围的这些法律规范中，特别要强调的是“直接规范”，(14)包括国际社会共同制定的调整国际民事关系的统一适用的直接规范，和世界各国单独制定的调整国际民事关系的直接规范。

而就国际私法学界的学者所持的上述观点和主张而言，其不科学、不准确和不合乎逻辑的主要表现是：（1）既然所有研究国际私法的学者都认为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15)其当然的逻辑结果，就应该是将所有调整这些“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都纳入国际私法的范畴。（2）既然所有研究国际私法的学者都认为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而不是“国际民事诉讼关系”或“涉外民事诉讼关系”，那在国际私法的范围内，就不应该包含有调整“国际民事诉讼关系”或“涉外民事诉讼关系”的程序法律规范。这些程序法律规范应该属于国际民事诉讼法所涉及的范畴。(16)

就国际经济法学界的学者所持的上述观点和主张来看，其不科学、不准确和不合乎逻辑，主要是由于对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关系问题没有理顺。在这一问题上，笔者认为：(17)

第一，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1.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都含有国际因素。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都产生并存在于国际社会，其调整对象都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利益。任何国家在与其他国家共同制定或单独制定有关国际私法规范和国际经济法规范、在参与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时，都需要考虑其国际利益，都需要严格遵循国家主权原则、平等互利原则等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都需要遵循有关的国际惯例。

2.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具有相同的法律渊源。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渊源都包括国际法渊源和国内法渊源两大部分；在国际法渊源中又都可以区分为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两个方面；在国内法渊源中也可以区分为国内立法和国内判例两个方面。(18)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领域，都存在一系列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而确定的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都存在国际社会各个国家和地区为调整其政府及其国民所参与的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而单独制定或确定的法律规范。

3.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同属于一个法律体系。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同属于国际法体系，是国际法体系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部门。(19)

第二，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又有着本质的区别：

1.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不同。关于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的分歧，在我国国际法学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的认识问题上。国际公法学界的学者主张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是“国际法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国际经济法学界的学者主张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包括国际经济管理关系和国际商品流转关系两个方面；而国际私法学界的学者则认为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不应该包括国际商品流转关系这一方面的内容。

笔者认为，国际经济法应该具有既不同于国际公法，也不同于国际私法的自身独立的调整对象。国际公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各平等的国际公法主体之间在国际社会、政治、军事、外交等交往中所形成的各种横向的平等关系。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各个国家政府与政府之间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所形成的横向的平等关系和各个国家及整个国际社会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为干预、控制和管理国际经济生活而形成的纵向的管理关系。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际民商事交往中各个平等的国际私法主体之间所产生的一种横向的民商事关系。与我国目前国际公法学界的学者所持的观点不同，笔者认为，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该包括国际社会各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单独或集体干预、控制和管理国际经济生活时所形成纵向的国际经济管理关系；与国际经济法学界的学者所持的观点相左，笔者认为，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不应该包括国际间的商品流转关系。

而且，笔者认为，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横向关系与国际私法所调整的横向关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横向关系主要是不同国家政府与政府之间以平等互利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关系；而国际私法所调整的横向关系主要是不同国家的自然人和法人之间以等价有偿原则为基础的商品流转关系。不同国家的自然人和法人之间这种以等价有偿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商品流转关系，属于一种典型的国际民商事关系，只能是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

2.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规范性质不同。从法律规范的公、私法性质来看，笔者认为，国际私法作为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属于典型的私法规范；而国际经济法作为调整不同国家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和各个国家干预、管理、控制国际经济活动而形成的国际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则属于公法的范畴。

3.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部门。关于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概念、性质和范围问题，在我国国际法学界，特别是在从事各部门法学研究的各个学者们之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20)笔者认为：国际公法是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社会、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具有典型的公法性质，属于实体法的范畴；其主体主要是国家，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和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成为国际公法的主体；其渊源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其范围主要涉及国际海洋法、国际空间法、国际环境法、国际条约法、国际组织法、外交法、战争法等方面。

国际经济法是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它同国际公法一样都具有公法的性质，而且都属于实体法的范畴，但它又不同于国际公法：其调整对象主要是各个国家政府与政府之间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所形成的横向的平等经济关系和各个国家及整个国际社会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为干预、控制和管理国际经济生活而形成的纵向的经济管理关系；其主体除了国家、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和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以外，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即在国家干预、控制和管理国际经济生活而形成的纵向的国际经济管理关系中，个人可以成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其渊源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以及各个国家的有关国内立法和国内判例；其范围主要涉及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货币法、国际税法、反托拉斯法和反倾销法等方面。国际经济法应该是国际法体系中完全区别于国际公法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国际私法是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具有典型的私法性质，属于实体法的范畴；其主体主要是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国家、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和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在以民商事关系主体的身份从事国际民商事活动时也可以成为国际私法的主体；其渊源主要是各个国家的有关国内立法和国内判例以及国际社会有关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其范围包括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其规范的内容包括确定国际民事关系当事人民事法律地位的规范、确定国际民事关系当事人具体的实体权利义务的规范；其规范的形式包括间接规范和直接规范。而且，考虑到目前我国正逐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强调国内有关法律制度与国际惯例接轨，以后会逐渐消除以往明确划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那种界限，与此相适应，作为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其他有关国内实体法规范，即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严格分离的情况下所存在的“涉外经济立法”和“涉外民事立法”中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有关实体法规范，也应纳入国际私法的范围。(2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笔者也不赞成国际私法学界和国际经济法学界的大多数学者所主张的“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与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部分交叉”这种观点；认为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和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不存在交叉，完全可以按照上述标准区分清楚；而且，既然其调整对象不存在交叉的问题，其范围也同样能够按上述标准区分清楚。

三、关于国际私法的性质问题

关于国际私法的性质问题，主要涉及国际私法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是公法还是私法这三个方面。

（一）国际私法是国际法

在国际私法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这一问题上，主要存在5种不同的观点：（1）国际私法是国际法（即国际公法）；（2）国际私法是国内法；（3）国际私法同时包含有国际法（即国际公法）和国内法双重性质；（4）国际私法是介于国际公法和国内民法之间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5）国际私法是国际法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22)如前所述，笔者极力推崇第5种观点，认为国际私法属于广义的国际法，(23)是与国内法相对应的、广义的国际法体系中，与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民事诉讼法、国际商事仲裁法等部门法并列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二）国际私法是实体法

在国际私法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这一问题上，也主要存在5种不同的观点，即（1）国际私法是实体法；（2）国际私法是程序法；（3）国际私法同时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双重性质；（4）国际私法既不是实体法，也不是程序法，而是一种与实体法和程序法并列的自成体系的法律；（5）国际私法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的问题在国际私法理论上已不具有重要性。(24)笔者认为，国际私法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的问题，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也决不是一个没有讨论价值的问题；(25)而且，从国际私法的规范体系和调整对象来看，国际私法应该是实体法。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必要，最为重要的理由就是：在世界各国的国际私法理论和实践中都特别强调：在调整国际民事关系时，原则上都只承认外国实体法的域外效力，而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会承认和适用外国的程序法。特别是世界各国的法院在处理国际民事纠纷时，一般都强调原则上只适用自己国家的程序法。(26)如果把国际私法识别为程序法，就没办法理解和解释承认外国法的域外效力这一国际私法存在的前提，和适用外国法（包括外国的间接规范和直接规范）来调整国际民事关系这一国际私法本身最基本的内容。如果世界各国都将外国调整国际民事关系的国际私法识别为程序法，都不承认外国国际私法的域外效力，都不适用外国的国际私法，国际私法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可能。即使在那些把国际私法的范围只局限在间接规范一种规范的理论中，也没办法理解和解释在反致、转致和间接反致制度中对外国间接规范的适用。国际私法理论上的混乱肯定会带来国际私法立法和司法实践上的混乱或无所适从，所以说，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绝对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至于国际私法到底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的问题，笔者认为，主张国际私法是程序法或主张国际私法同时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双重性质的学者，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都主张国际私法的范围里包括有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规范、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规范等程序法规范；另一个是认为冲突规范只是解决一个法律的适用问题，并不能直接确定当事人之间具体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具有程序法的性质。而主张国际私法既不是实体法，也不是程序法，而是一种与实体法和程序法并列的自成体系的法律的学者，所强调的是：冲突规范这种间接规范既不调整有关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权利义务关系，又不直接确定当事人之间具体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这一特点。

笔者主张国际私法是实体法，主要是基于以下认识：

首先，国际私法的范围不包括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规范、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规范等程序法规范在内。

其次，国际私法范围内的间接规范所调整的是国际民事关系而不是国际民事诉讼关系，所要确定的是有关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内容，而不是诉讼权利义务内容。

此外，国际私法中的间接规范和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准用性规范”是相类似的。(27)而要确定某一类法律规范到底是实体法规范还是程序法规范，最为关键的是应该看它们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实体关系还是程序关系，看它们所要确定的是有关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还是程序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间接规范这种通过间接的方式来确定当事人之间具体的实体权利义务内容的特点并不能否定其实体法的性质；就像某一实体法部门中所包含的“准用性规范”也并没有因为它没有直接确定当事人之间具体的实体权利义务内容而被界定为程序法规范一样。

笔者认为，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准用性规范”的性质应该是依它所在的法律环境来确定：如果它所在法律环境是调整国际民事关系、确定有关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内容的实体法，那这种法律环境下的“准用性规范”就应该具有实体法的性质；如果它所在的法律环境是调整国际民事诉讼关系、确定有关当事人之间诉讼权利义务内容的程序法，那这种法律环境下的“准用性规范”就应该具有程序法的性质。

而间接规范也有国际私法中的间接规范和国际民事诉讼法中的间接规范之分，(28)其性质也应该是依它所在的法律环境来确定：如果它所在法律环境是调整国际民事关系、确定有关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内容的国际私法，那这种法律环境下的间接规范就应该具有实体法的性质；如果它所在的法律环境是调整国际民事诉讼关系、确定有关当事人之间诉讼权利义务内容的国际民事诉讼法，那这种法律环境下的间接规范就应该具有程序法的性质。

最后，笔者想强调的是，既然能够明确地界定国际私法的实体法性质，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为了确定国际私法的实体法或程序法的性质，而在已经有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明确划分以后，专门杜撰出一个“自成体系”的法律概念。

（三）国际私法是私法

对于国际私法是公法还是私法的问题，目前国际私法理论界所持的观点主要也可以概括为如下5种：（1）国际私法是公法；（2）国际私法是私法；（3）国际私法同时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4）国际私法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而是一种与公法和私法并列的自成体系的法律；（5）国际私法是公法还是私法的问题在国际私法理论上已不具有重要性。(29)

与国际私法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的问题一样，笔者认为，国际私法是公法还是私法的问题，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也决不是一个没有讨论价值的问题；(30)而且，从国际私法的规范体系和调整对象来看，国际私法应该是私法。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必要，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理由是：公、私法的划分直接影响到有关法律部门的立法原则和司法原则的确定。公法领域强调的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特别保护、个人利益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服从和在公法领域有关当事人之间某种程度的不完全平等。而私法领域则强调有关当事人之间法律地位的完全平等、对相关当事人利益的同等保护。因此，把国际私法界定为公法还是私法，会直接影响到应该在什么样的原则下来制定国际私法的有关法律制度和应该在什么样的原则之下来实施有关的国际私法制度这一极为现实的问题。

至于国际私法到底是公法还是私法的问题，笔者认为，主张国际私法是公法，或者主张国际私法同时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的学者，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1）都主张国际私法的范围里包括有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规范、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规范等程序法规范，而这些程序法规范属于公法的范畴；（2）认为国际私法中的间接规范所要解决的是一个法律的适用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法律的适用范围或管辖范围问题，从而具有公法的性质；（3）认为间接规范具有程序法的性质，从而属于公法的范畴；（4）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对资本主义法学中“公、私”法划分的认识，主张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中的国际私法只能是公法。(31)而主张国际私法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而是一种与公法和私法并列的自成体系的法律的学者，所强调的是：国际私法既不是实体法，又不是程序法，而是“自成体系”的法律适用法这一性质。(32)

笔者主张国际私法是私法，是因为：首先，国际私法的范围不包括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规范、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规范等属于公法范畴的程序法规范在内。其次，国际私法中的间接规范是实体法，从而不存在因为把国际私法规范界定为程序法而认定其具有公法性质的情况。最后，国际私法范围内包括间接规范在内的所有法律规范所调整的是国际民事关系这样一种典型的属于“私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至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对“公、私”法划分理论的排斥和否定，在当今社会，显然已经没有了现实基础，无须赘述。

笔者最后想强调的是，既然能够明确地界定国际私法的私法性质，也就没有必要为了确定国际私法的公法或私法的性质，而在已经有了公法和私法的明确划分以后，专门杜撰出一个“自成体系”的法律概念。

注释：

①笔者于1981年进入武汉大学法律学系国际法专业学习，1985—1991年进而师承于韩德培先生，专门致力于国际私法的学习和研究，受益良多。特别是韩先生那种开放、自由、民主的学术态度以及在这些方面的教诲更是让笔者受益终身。1991年博士毕业来到中山大学法学院以后，也一直主要从事国际私法的教学、研究与实务工作。

②如由姚壮、任继圣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的《国际私法基础》认为：“国际私法所调整的是具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法律关系，简称涉外民法关系”；由韩德培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的第一本全国性的国际私法统编教材《国际私法》认为：“国际私法所调整的对象”是“国际民事法律关系，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可以称之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由李双元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的《国际私法》认为：国际私法“是以含有外国因素的民事关系作为调整对象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国际私法上所称的民事法律关系是从广义上来讲的”；由韩德培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的《国际私法新论》认为：“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就是含有涉外因素的民商事法律关系，或称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或称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或称跨国民商事法律关系，或称国际私法关系”，由刘仁山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的《国际私法》认为：“国际私法的对象就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由黄进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国际私法》认为：“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是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

③由张仲伯、赵相林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的《国际私法》同时认为：“涉外民事关系亦称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是指在主体、客体和内容方面含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涉外因素的民事法律关系”；由刘振江、张仲伯、袁成第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的《国际私法教程》也认为：“涉外民事关系”和“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这两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没有任何区别”。

④参见余先予主编：《简明国际私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刘振江、张仲伯、袁成等主编：《国际私法教程》，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⑤笔者在从事《国际私法学》这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学生对这一问题的疑惑。1998年3月在武汉大学参加由教育部组织、韩德培先生主持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国际私法教学基本要求》的审定会时，笔者曾特别提到这一问题，并得到了当时与会各位代表的一致认同，但非常遗憾的是，当笔者拿到教育部正式印发的《国际私法教学基本要求》时，还是原来的表述，即还是主张“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1998年4月，笔者有幸在上海主持了由教育部组织的全国成人高校主要课程《国际私法教学基本纲要》的审定工作，与到会的各位代表一致将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定义为“国际民事关系”，但同样非常遗憾的是，根据这一《基本纲要》所主编的《国际私法》一书也还是在明确了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民事关系以后，主张“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就是涉外民事关系”，“涉外民事关系亦称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参见赵相林主编：《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页。

⑥笔者在本文中所表述的“民事关系”实际上就是“民商事关系”；而“国际民事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国际民商事关系”。之所以在很多地方没有直接使用“民商事关系”或“国际民商事关系”这两个概念，主要是考虑到了本文所反思的概念是“民事法律关系”。

⑦参见前注④，余先予书，第2页；刘振江等书，第60页。

⑧因此，才有“在国际私法上一般地讲法律关系，所说的就是作为法的调整对象的生活关系这样的意义”这样的认识和主张。

⑨参见谢石松：《再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起源观》，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6期。

⑩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修订版，第6—8页；前注④，余先子书，第11—13页；前注④，刘振江等书，第6—9页；李双元、金彭年著：《中国国际私法》，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2页；浦伟良、郭延曦著：《国际私法新论》，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7—12页；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2页；姚梅镇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9页等。

(11)不管是在确定国际民商事关系当事人民商事法律地位的法律规范中，还是在确定国际民商事关系当事人具体的实体权利义务内容的法律规范中，都存在直接规范和间接规范。所以，将外国人民商事法律地位规范与直接规范和间接规范相提并论的传统国际私法理论也是不合乎逻辑的。

(12)即传统国际私法理论所称的实体规范或统一实体规范。

(13)即传统国际私法理论所称的冲突规范。

(14)笔者在这里有意避开“实体规范”这个词的使用，主要是因为笔者认为冲突规范也是实体规范，如果将实体规范与冲突规范相提并论，就会发生冲突规范不是实体规范这样的逻辑结果。而事实上是，国际私法中包含有两种调整国际民事关系当事人具体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一种是直接规范；另一种是间接规范，即冲突规范。

(15)即笔者所主张的“国际民事关系”。

(16)参见谢石松：《国际民事诉讼法学是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5期；谢石松：《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之我见》，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1998年。

(17)参见谢石松：《论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关系》，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2期。

(18)这里所涉及的只是有关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是有关法律规范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它们的性质，更不是它们的内容。笔者认为，从渊源上看，说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具有国际法渊源，是指它们都具有通过国际立法程序或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程序而确定的法律规范；而说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具有国内法渊源，是指它们又都具有通过国内立法程序和国内司法程序所确定的法律规范。从法律性质来看，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这些法律规范都具有国际法的性质。

(19)不过，笔者在这里所指的“国际法”是一个区别于传统国际法学理论中的“国际法”概念的、广义的国际法概念。在传统的国际法学理论中，一般将国际法等同于国际公法，如法学教材编辑部审订、王铁崖主编的全国法学统编教材《国际法》认为：“国际法也就是国际‘公’法”；端木正主编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国际法》一书也是开宗明义地表明：“国际法，亦称国际公法，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法律”。但笔者认为，国际法和国际公法应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国际法是相对于国内法而言的一个法律体系的概念，而国际公法则是国际法体系中一个相对于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的部门法的概念。国际法作为一个法律体系应该是调整含有国际因素的社会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国际民事诉讼法和国际商事仲裁法等法律部门；而国际法学则是指由法学理论中研究这些部门法而形成的各个相应的部门法学所构成的一个对应于国内法学的法学体系，其范围自然应包括国际公法学、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民事诉讼法学和国际商事仲裁法学等学科体系。参见前注(16)，谢石松文。

(20)在国际公法学界，以王铁崖先生为代表的不少学者一直主张国际公法作为一个部门法是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有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总和，属于公法性质，其中包括国际经济法的内容；而作为一个法学部门，国际公法学则是指研究这些法律、法规和法律制度的学科体系，自然也包括国际经济法学的内容。而在国际经济法学界，以姚梅镇先生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间经济交往和经济关系的各种法律体制和法律规范”的总称，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法律性质上，既有公法的性质，又有私法的性质，其内容主要包括“国际贸易法、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税法、国际经济组织法等几个重要部门”；而“国际经济法学是法学中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是以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律问题及其发展规律为主要对象的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在国际私法学界，以韩德培先生为代表的多数学者都主张，国际私法是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法的部门，主要由冲突规范和一定范围内的实体规范组成，就其法律性质而言，属于一个既不同于国际公法，又不同于国内民法的独立的法律部门；而国际私法学则是以国际私法为其研究对象的一个法学部门。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486页；前注⑩，姚梅镇书，第1—30页；前注⑩，韩德培书，第1—40页。

(21)笔者特别反对在中国已越来越广泛地融入国际社会的今天，还使用“涉外”这个概念；极力主张在我国立法、司法以及有关法学研究中，都将“涉外”改成“国际”，就像将原来的“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改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一样。同时，笔者认为，随着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随着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随着我国经济与整个国际经济的融合，应将以往的“涉外经济法”中有关调整因国家干预、控制和管理国际经济生活而形成的纵向的国际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纳入国际经济法的范围，而将其中有关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纳入国际私法的范围。让“涉外经济法”在我国法律制度中逐渐成为历史。

(22)参见前注⑩，韩德培书，第28—32页；［日］北胁敏一著：《国际私法—国际关系法Ⅱ》，姚梅镇译，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梅仲协著：《国际私法新论》，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8—11页；前注④，余先予书，第13—15页；前注⑩，李双元等书，第35—43页；张仲伯主编：《国际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8页；前注⑩，浦伟良等书，第17—19页；前注⑩，韩德培书，第12—16页；黄进主编：《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9页；谢石松著：《国际民商事纠纷的法律解决程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前注(16)，谢石松文。

(23)笔者不赞成在这里使用“宏观国际法”这个概念，因为在这里，是相对于国际公法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所要表述的是区别于国际公法、调整含有国际因素的所有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如果一定要遵循惯例而用“国际法”这个概念来表述国际公法，笔者认为，最好是将“国际法”这个词区分为广义的“国际法”和狭义的“国际法”这两个方面，即用狭义的“国际法”而不是“微观国际法”来表述国际公法，用广义的“国际法”而不是“宏观国际法”来表述笔者在这里所理解的国际法概念。

(24)前注(22)，［日］北胁敏一书，第6页；前注(22)，梅仲协书，第8—11页；前注④，余先予书，第15页；前注⑩，李双元等书，第41—42页；前注(22)，黄进书，第34页。

(25)李双元教授和金彭年教授认为：“国际私法是程序法抑实体法的争论，并无多大实际意义”；黄进教授认为：国际私法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的问题，“在国际私法理论上已不具有重要性”。参见李双元、金彭年著：《中国国际私法》，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黄进主编：《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26)参见前注(22)，谢石松书，第295—298页。

(27)如199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81条规定：“本票的背书、保证、付款行为和追索权的行使，除本章规定外，适用本法第二章有关汇票的规定。”这就是一条典型的准用性规范，它并没有直接规定怎样具体行使本票的背书、保证、付款行为和追索权，很显然，这些行为的具体行使，还必须适用所指定的相关条款。

(28)参见李双元、谢石松著：《国际民事诉讼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3—82页。

(29)参见前注⑩，韩德培书，第38—39页；前注(22)，［日］北胁敏一书，第6页；前注⑩，李双元等书，第42—43页；前注(22)，黄进书，第34页。

(30)日本的北胁敏一认为：“所谓公法或私法的分类之争”，“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黄进教授也认为：国际私法是公法还是私法的问题，“在国际私法理论上已不具有重要性”。参见前注(22)，［日］北胁敏一书，第7页；前注(22)，黄进书，第34页。

调整对象范文篇10

一、从各国经济法学流派的主要观点中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简述各国经济法学界的主要观点

通常我们都认为现代经济法产生于德国。在经济法学创立之初，德国的经济法学家就对经济法有两派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经济法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而只不过是企图指出当时各种经济关系有趋向于法制化的观点而已；另一派则认为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其中“企业法”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企业管理或完成经济企业者的事业而产生的关系：“社会法”说认为经济法是把“社会”作为调整对象的法，介于公私法之间：“组织经济法”说则认为经济法是同经济政策相适应的一个独特的法律部门。“统制经济法”说则认为经济法是统制经济固有之法。

日本也是一个经济法学较为繁荣的国家。其中较为著名的学者金泽良雄认为经济法是“为了弥补民法调整所不及的法律空白状况，即其中包含的与市民社会私人方面相对的公共社会方面”的内容而形成的法。丹宗昭信则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规制市场支配的法”，是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介入市场的一系列法规。

英美法系的国家因其传统不强调公私法的划分，所以也不关注与此划分密切相关的经济法。虽然在英美法学界绝大多数人迄今为止不主张使用“经济法”这一独立的概念，但并不代表这些国家就没有经济法现象，如今被称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就首先诞生于美国。

（二）分析各国经济法现象和经济法产生的社会背景

不管各国对经济法承认与否或所持的观点有多大差异，事实上在生产高度社会化，垄断出现以后，以上各国都存在需要由公权力介入自由市场进行调整的特殊的经济关系，这种实际上的由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

既然客观上有了调整的对象，那么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就要从法律部门形成的条件上看，我们知道，任何法律部门的形成，都需要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在客观方面，需要由社会环境造就出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社会关系和法律领域，而当时的德国，由于一战的战时经济政策，经济领域出现了新的立法活动和法律现象。在战后，又开始出现有关战后经济复兴的法令，有了刺激新的法律部门产生的法律现象。在主观方面，学者们对一系列的经济法规进行汇总分类，使经济法有了学术的土壤。所以，在笔者看来，经济法在德国产生，并形成一个法律部门决非偶然，而有着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而从其产生的背景中我们又不难看出，经济法源于特别时期政府对于经济的无奈的干涉，其调整对象最初就是在非常时期需要国家介入干预调整的一种经济关系。

二、从经济法的经济根源中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凯恩斯主义的法律体现

在笔者看来，法律作为一个社会制度的上层建筑，都有其相应的经济制度为基础。如果说民法的繁荣是基于经济自由主义，那么经济法所体现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无疑来自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凯恩斯的经济理论。

古典经济学代表亚当。斯密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利益，但“在这样做时，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的效果大。”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他主张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是“无为”，崇尚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但在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冲击后，凯恩斯行动主义逐渐兴起，凯恩斯认为，亚当。斯密的理论是建立在完全市场机制的前提下的，但这在实践中并不存在，并非所有的经济当事人都有对称的市场信息和完全的理性且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出现会使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机制失灵。所谓市场失灵，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是指由于许多因素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呈现出低效率运行的一种非理想状态，用博弈论的观点解释市场失灵的原因就是“个人理性与团体理性”的冲突。而凡是市场可能失灵的地方，都是政府监管干预的地方，都可以揽入经济法管辖的范围内。

（二）对市场经济在不同状况下的调整-分析经济法与民法异同

笔者认为，民商法与经济法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在市场运作良好时以个体为本位的私法，而后者则是市场失灵时以社会为本位进行补救的公法。但最终殊途同归，两者在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共同维护市场的稳定，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民商法的性质和特点适合当时社会经济自由竞争和市场调节机制的需要，它通过个体自由和权益的维护，不仅促进微观领域的公平和效率，而且由于它维持了市场的公平自由的竞争秩序，使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因而使社会经济在宏观和总体上得到调节。所以有人说，民商法是市场调节的法律保障。

但19世纪末以后，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出现使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机制失灵，其所引发的生产过剩、社会投资结构失调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民商法所无能为力的。此时，经济法作为市场失灵时的一种救济措施和国家的调节机制就应运而生了。从这一角度来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只能是在市场失灵时需要靠国家公权力介入干预才能恢复正常自由市场秩序的经济关系。如果说民商法是保障市场自由、公平竞争的第一道防线，那么经济法就是进一步在需要的时候对市场秩序进行保护的第二道防线。

三、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现状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从我国行政法的现状来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目前，我国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仅指公共行政或国家管理，并没有表示私营管理的意思，是相对于立法、司法的一个概念。行政法所调整的也主要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行政关系。应该说，行政法对我国这样一个有着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国家来说，其产生和发展都是十分艰难的，所以其当务之急也是限制行政权的滥用，规范行政行为。在今后很长的日子里，恐怕还无暇顾及研究行政法在经济领域的适用问题。毕竟，目前我国政府的主要职能依然是发挥其政治职能而非经济干预职能。所以虽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需要国家干预的特殊的经济关系，但它与目前我国的刚刚起步的行政法依然是泾渭分明，各有一片天地的。

当然，随着国家职能的演进即经济调节职能的逐渐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逐步完善，笔者相信，总有一天，政府职能的重心将从政治职能逐步转移到经济调节和社会福利保障等更趋社会化的职能上来。但目前来看，还过于理想化。

（二）从我国目前社会的焦点问题来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改革开放硕果累累，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以及在市场经济繁荣的今天，其所隐藏的社会问题却严重困扰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在企业转制过程中大量的下岗工人如何安置；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恶化的矛盾；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这些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的解决，靠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自由竞争是不行的，还要靠经济法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政府直接干预社会分配，发展“预算、税收、社会保障”。保护市场自由竞争中淘汰下来的弱者的利益，使经济法和民商法成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衡平点。从这一点看来，经济法还是大有作为的。

四、结语

行文至此，应该可以下个结论，说经济法的确存在，其调整对象就是一切需要由国家介入干预的特殊的经济关系，且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下经济法存在的意义重大。为了明天的自由竞争的市场，为了更为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了人们在经济上的公共利益，我们还是要好好发挥今天经济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杨心明主编《当代经济法学》（第二版）同济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0页。

[2][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24-29页。

[3]杨心明主编《当代经济法学》（第二版）同济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2-13页。

[4]周林彬《经济法的经济根源》载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

[5]漆多俊《论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载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