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论文十篇

政治风险论文篇1

关键词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分析

在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过程中，由于跨国公司面临的国际市场环境竞争激烈、复杂多变，故存在诸如政治风险、经营风险、文化风险等众多的风险。其中因政治风险的极难预见性与损失巨大性等特点，已经逐渐被跨国公司所重视。所谓政治风险，是指政治因素对国际投资与跨国投资的盈利产生不利影响或实现其它关键经营目标的可能性。常见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国有化风险、战争风险、政府干预风险及外汇风险。关于政治风险评估分析方法的研究已经开展了多年，对政治风险评估方法的分类有许多种，有从是否可以量化分为定性和定量分析；也有从所涉各方来分类的，即从东道国角度出发的宏观分析法，从跨国公司角度出发的微观分析法以及综合两大方面的宏微观分析法。但不论分析方法如何，具体的评估方法是不会改变的，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有以下几种类：

1政治制度稳定指数

政治制度稳定指数由丹·哈恩德尔（DanHaendel）、杰罗尔德·维斯特（Ger?鄄aldT.West）以及罗伯特·米都（RobertG.Meadow）提出，旨在为政治风险提供一个定量分析框架。它由三个分指数组成：国家的社会经济特征指数、社会冲突指数和政府干预指数，其中社会冲突指数有三个分量：社会不安定指数、国内暴乱指数和统治危机指数。这些指数分别根据各类共15项指标测定，

计算时可从年鉴、政府文件和政治资料等出版物中获得。与其他方法相比，政治制度稳定性指数方法的优点是利用客观数据而不是主观判定资料作为衡量风险的指标，包含的因素也较全面。主要缺点是没在政治制度稳定性指数与各个风险变量之间建立联系，因而不能说明制度的稳定性或不稳定性与跨国经营或投资风险的关系。也就是没有指出衡量了政治制度风险之后应该做什么以及投资决策者如何利用所评估的结论。

2失衡发展与国家实力模型

此模型由霍华德·约翰逊（HowardC.Johnson）提出。其基本前提是，政治风险(没收)是该国失衡发展与该国实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决定一个国家失衡发展的因素来自五个方面：政治发展、社会成就、技术进步、资源丰度和国内秩序。失衡发展来自它们相互之间进步程度的差异性和非持续性。而国家实力表现为该国经济、军事与外交关系的结合。这一模型将世界各国依其实力与平衡发展状况分为四类：失衡强大国家、平衡强大国家、失衡弱小国家和平衡弱小国家。四类国家中，发生没收的概率最低的为平衡强大国家和平衡弱小国家，而失衡弱小国家存在中度没收概率，失衡强大国家没收的相对概率最高。在此模型中，与政治不稳定相当的变量因素是非均衡发展。

3国家征收倾向模型

此模型由哈罗德·克鲁德森（HaroldKnudsen）拉丁美洲国家样本统计分析资料提出。其涵义是：一个国家的挫折水平和大量外国投资的相互作用能解释该国没收倾向。而一国的挫折水平形成于该国的抱负水平、福利水平和期望水平，这些水平假定为代表一国生态结构。当一个国家的福利或经济预期低于抱负水平时，该国的挫折水平就高，若此时有大量的外国投资涌入，那么这些外国投资就可能成为国家挫折的替罪羊而遭没收。在此模型中，与政治不稳定相当的变量因素是国家挫折水平。

上述两种模型虽容易理解（失衡发展与国家实力模型和国家征收倾向模型），但比较主观、片面及缺乏可操作性，失衡发展与国家实力模型只是一种理论推导，不便于判断失衡发展的程度。国家征收倾向模型的统计资料来源于拉美，不具全面性。

4政治风险指数

美国BERI公司定期在《经营环境风险资料》上公布世界各国的政治风险指数，动态考察不同国家经营环境的现状以及未来5年后和10年后的情况。它先选定一套能够灵活加权的关键因素，再由专长于政治科学而不是商务的常设专家组对评估国家多项因素以国际企业的角度评分，汇总各因素的评分即得该国政治风险指数。予以评估的因素有3类10项：

评分采用百分制，70分以上为低风险，表示政治变化不会严重影响企业，也不会出现重大社会政治动乱；55-69分为中度风险，表明己发生对企业严重不利的政治变化，某些动乱将要发生；40-54分为高风险，表明已存在或在不久的将来发生严重影响企业的政治发展态势，正周期性地出现重大社会政治动乱；39分以下为极度风险，表明政治条件严重限制企业经营，财产损失可能出现，已不能接受为投资的国家。

另外，美国纽约国际报告集团制定的ICRC—国家风险国际指南也较为实用。该指标体系每月公布一次，其构成因素及各自权重如下所示，

ICRC=0.5*政治指标+0.25*金融指标+0.25*经济综合指数

其中：政治指标包括领导权，法律，社会秩序传统……官僚化程度等13个指标。

金融指标包括：外汇管制，停止偿付，融资条件，政府撕毁合同等5个指标。

经济综合指数包括物价上涨，偿付外债比率，国际清偿力等6个指标。

不论政治风险指数还是国家国际指标，都采用定量的方式，方便实用。虽然结果由于评估人的观点和立场不同不宜照搬，但风险指数的设置却具有参考意义，经修改便可自成体系。

5政治风险评估总框架

政治风险评估总框架由杰夫雷.西蒙提出，他从东道国和跨国公司自身情况出发，将政治风险归纳为类50余种，。该评估方法的多维分类更加明确了政治风险的概念，有助于跨国企业认识风险事件及其可能带来的冲击，故能将风险分析更好融入投资决策分析当中。

6丁氏渐逝需求模型

该模型属于微观政治风险评估方法，丁氏（WenleeTing）的“渐逝需求模型”的基本命题是：在经济民族主义竞争迅速上升、粗暴的社会政治风险不断下降的条件下，外国投资项目的政治风险与该项目对东道国(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看中价值”呈反向关系。此模型考虑了渐逝协议现象以及非工业化国家发展工业经济趋势。这种趋势为：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加速工业化并致力于经济发展时，对没收和国有化这类暴力风险将逐渐变得罕见。而这里的“看中价值”表现为该项目为东道国所需要的程度，动态的看，它随技术领先程度的降低和其他国际企业竞争的加强而逐渐下降。

项因素的相互作用决定着投资项目的“看中价值”随时间推进而下降的状况，而8-11项因素则间接影响同一时间“看中价值”的大小。如果公司在项目实施中，正面因素作用加强，则该项目的看中价值上升，反之则下降。

7产品政治敏感性测定

产品政治敏感性测定方法是理查德.罗宾森提出来的，该方法的主要含义是：不同的产品具有不同的政治敏感性，政治敏感性取决于该产品在东道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政治敏感性的大小与该产品面临的政治风险成正比，即政治敏感性低的产品投资政治风险小，得到东道国关注的可能性也小；反之，则政治风险大。当然，即使产品的政治敏感性大，其面临的政治风险也大，但如与东道国经济发展政策同向，也可得到东道国的政治鼓励而减轻政治风险。影响产品政治敏感性的因素共有12项，根据东道国的情况分别给予打分，对绝对否定者给10分，绝对否定者给0分，对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分别给予相应的分数。最后累计12项因素总分，分数最低者表示该产品政治敏感性最强，分数最高者则表示政治敏感性最弱。

该方法简单实用，可根据产品特点，并在对东道国调查的基础上，对各项因素进行评分。然而，该方法也有其不足的一面，比如对每项因素的权重都是一样的，这样难免对结果产生影响，在外汇十分短缺的情况下，如果产品行销将明显减少东道国的外汇，则该产品政治敏感性的分数可能远远超过10，甚至达到20或者更多。所以，在对该方法进行使用时，权重应该区别对待，对不同的国家，每一项因素权重应有不同。另外，还需根据东道国不同时期情况，还可以适当增加相应因素，使最终结果更具有使用性。

对上述两种微观评估模型（丁氏渐逝需求模型和产品政治敏感性测定）中，都是针对外资投资项目产品及相关产业的评价，只要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能受到东道国不同程度的鼓励，就可相应减少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比较而言，丁氏模型更为全面，且具有动态评估效果，符合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评估情况。但从量化角度来看，产品政治敏感性评估显得更为方便，但权重的等量分配无疑也是它的一个很大的局限。

参考文献

1曾忠禄．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决策、管理与案例分析［M］．广东:广东经济出版社

2赵月圆．跨国公司财务战略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政治风险论文篇2

关键词政治风险风险评估处理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国际企业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双边、多边和区域层次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加强，全球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在发生着新的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进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公司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

社，2003

2张建.国际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分析[J].

科技创业月刊，2004（8）

3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

[J].国际观察，2002（3）

政治风险论文篇3

    风险意识启蒙与生态民主政治:贝克的探寻首先,风险意识的启蒙。由于贝克深刻认识到当代的新风险根植于现代人不合理的实践活动和现代社会无节制的发展方式之中,所以,贝克在寻求风险社会出路时,特别强调从根本上破解当代人的实践矛盾和发展悖论的思想观念基础,而破解的途径就在于“启蒙”。贝克认为:“正是由于现有人类社会的工业生产逻辑基本上是自我毁灭式的、掠夺式的,才需要人类透过多方面的思考与实际行动努力去校正当代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社会秩序。”⑤贝克指出,在风险社会,风险成为公众认知和争论的主题,公众的风险意识日益普遍化,这就体现了人们的一种对现代化的自觉的“反省”意识,因此风险社会必然成为反思性社会。在贝克看来,启蒙首先是由现代新风险所诱发的,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它是一种风险意识的启蒙。他说:“核物理学家们对核裂变的政治后果感到震惊之时就是这种风险社会的诞生之日。这种震惊曾导致了一场关于自身的启蒙运动,并引起了反思。”⑥与此同时,贝克更强调当代启蒙的主导理念是“自我批评、自我反省、自我校正”的反思精神,他说:“风险社会从本质上表明自己是个自我批评的社会,不仅是针对个别情况进行批评,而且还在原则上进行自我批评。”⑦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启蒙不同于强调“理性至上、主体至高、人性至尊”的启蒙运动,贝克因此将之称为“第二次启蒙”。“第二次启蒙”在现实层面首先表现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大规模的环保运动,所以“第二次启蒙”实际上也是生态启蒙。贝克指出:“对我来说,启蒙不是一种历史概念和一系列观念,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批评、自我批评和人性起中心作用(目前我的研究主题)。”⑧虽然贝克至今并没有提出更系统的观点,但他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并自觉地把它作为研究主题,这足以显示其思想的深刻性。并且,贝克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努力方向,那就是从“人性”角度审视当代风险问题及其出路,这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社会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哲学问题。

    其次,生态民主政治。虽然贝克意识到“生态启蒙”的重要性,但他深知思想意识的改变是复杂的,这是一项长期的社会运动,所以他只是把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讨论,而自己则更关注现实操作层面的反思现代性的制度安排。这一点可以从贝克后来围绕“风险社会政治学”发表的论着以及对各种批评的回应中看出,他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在制度层面上应对风险问题是有建设性意义的。贝克指出,简单现代性和政治哲学的回归在应对当代风险问题时注定要失败。这些正统的理论和政治学“仍然把进步的观念和有益的技术发展联系在一起,把我们相信我们面对的危险在19世纪仍然能被克服的信念、危险评估的科学模式和工业安危观念联系在一起。同时,现代工业体制、稳定的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工、社会阶级等的解体得到席卷西方的反思现代性潮流的支持。把19世纪的想法用于20世纪后期的尝试是社会理论、社会科学和政治范畴的错误。这是我努力在我的全部着作里要证明的一点,因此我要着重强调这种中心思想并且提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定义的关系以及风险的社会爆炸等核心观念。”⑨为了解决全球风险转型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问题,贝克在现实层面提出了“生态民主政治”的方案构想。贝克声称:“在政治学理论中,要处理大规模灾害就必须进行革命性的变革。”“革命性变革”的方向首先是承认适合自由民主运行的体制是与其相对的亚政治的先决条件。贝克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社会的格局中再也不能提供保障了”⑩,而非政府组织运动“事实上正在形成一种至少是处于起始阶段的调控体系,它对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偏离者绝对具有某种约束力”11,因此要解决风险问题主要不是依靠民族国家,而是依靠环保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及环保运动。贝克指出,简单现代化阶段的政治体制的核心是议会民主制,风险社会的转型为我们提供了拓宽和加强民主政治的机会。除了议会民主本身之外,他还提到了自由独立的大众媒体和强大独立的司法体制,但贝克特别强调“亚政治”。“‘亚政治’概念指的是民族国家政治系统的代表制度之外和超越这一制度形式的政治。它关注的是一种(最后是全球性的)政治自我组织的征兆———倾向于使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运转起来。亚政治意味着‘直接的’政治———也就是说,在政治决定中采取非正式的个人参与,而绕开了意见形式的代表制度(政党、议会),但常常甚至缺乏法律保护。换言之,亚政治意味着自下而上型塑社会。”12这就是“生态民主政治”的乌托邦的涵义。生态民主政治,与简单现代性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不同,它彰显了一种“负责任的现代性”———第二现代性。

    再次,政治和道德替换科学论证的优先权。贝克关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而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科技体制的安排。在贝克看来,科技体制问题的症结,正在于“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断裂。科学技术实践一旦脱离了道德的约束和价值的审查,很可能引发破坏性的后果。核技术以及当代基因、生化等先进科技都潜存着巨大的科技风险。贝克强调,在风险时代,应破除对科学的权威性的迷信,他说:“取消科学的权威不是失败而是成功。可以说,在这个世纪,科学越成功,就越反射出其自身的确定性方面的局限,它们就更多地成为反思性的人为不确定性的源泉。科学在可能性范围内发挥作用,这并不排除最坏的情况。”13科学技术实践本身的不确定性就潜存着巨大的风险,这无可置疑,但是,科学技术在应用过程中的外部制度安排则更会使其导向不同的目的。围绕着风险存在与否、风险概率大小、风险后果程度等方面,人们的认知会存在很大的差异,面对这种情况通常需要专家来决断,但在风险时代,专家本身的科学实践就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专家也可能出于“作为人”的不同利益偏好和动机需要而采取不负责任的做法,但常规的政治体制却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贝克指出:“在风险冲突中,政治家们不再能依赖科学专家来决断。这是因为:第一,在不同的人和受影响的集团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的主张和观点,他们对风险具有不同的定义。因此,就风险产生的知识冲突是专家的事。第二,专家仅仅能够或多或少地提供关于可能性的一些不确定的事实信息,但是,永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哪种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哪种风险是不能接受的。第三,如果政治家采纳科学的建议,他们就陷入错误、僵化和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之中。”14贝克指出:“风险社会的教训是:政治和道德正在获得———必须获得!———替换科学论证的优先权。”15为此,贝克提出要对现存的政治制度进行反省和改革,使有关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决策,如公司的决定、科学研究议程、新技术的发展和部署计划等,通过制度化的措施重新政治化、道德化,“借助于把风险费用转回到康采恩身上的办法,强迫它们使风险内在化并因此而小心谨慎地行事”16。可以看出,贝克所提出的对策,也正是要重新弥合“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鸿沟,使科学技术实践与政治道德实践相统一。

    反思性现代化与生活政治:吉登斯的探寻贝克的理论一直关注实践,从其对风险社会出路的探讨中,可以看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特点也是吉登斯的理论特色。作为英国工党执政理念的重要理论支撑,吉登斯的《超越左与右》、《第三条道路》无疑既具有鲜活的理论魅力又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政治风险论文篇4

关键词：风险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困境；路径

一、风险社会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

（一）风险社会对教育主客体带来价值危机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看，风险社会是人类自身实践活动的产物。正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人的价值，推动了人的价值发展。但是人在实际价值追求中，往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肆无忌惮地改造世界，致使工业社会中生命存在的条件日益恶化，形成人造风险。风险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自身及他物的价值定位不当所致。这种价值定位不当颠覆了人与世界的传统价值序列，造成了人与世界关系的物化、人格的商品化、价值的虚无化、人生的无意义感，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同时出现价值危机。

（二）风险社会对教育主客体关系形成挑战

在风险社会境遇中，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信任缺失是事实，主要表现为大学师生关系紧张，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真理性、真实性缺乏信任，对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排斥等。原因在于风险社会中的未来充满不可预测性以及专家自身的知识存在局限性，专家在风险社会已不再享有绝对权威，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仍然强调教育主体的个体权威，采用居高临下的“填鸭式”灌输手段。这只能加剧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厌食症”和对教育主体的不信任。

（三）风险社会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带来冲击

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发展面临着众多挑战。如“生产力”概念，它是指改造外部自然界获取物质财富的能力。但是，风险社会的现实表明，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加，同时也带来了对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威胁，生产力之外出现了“反生产力”。因此，生产力概念的内涵需要拓展。事实上，在风险社会条件下，生产力不仅包括人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也包括防范和化解自然界的破坏性反作用的能力。风险社会环境下，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四）风险社会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提出新要求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在于它以培养人的理想信念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道德教育为基础、以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为重要任务。但是，在风险社会环境下，如果教师对学生关注的就业风险、情感风险、信仰危机、信任危机等现实问题阐述较少，就会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受教育者需求之间出现背离。因此，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必须更新，要在原有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增加社会风险意识教育、现代公民教育等新的相关内容，旨在帮助人们对风险社会进行深刻反省，寻找风险造成的“裂痕”与“伤口”的医治方法，对人们的心灵进行抚慰，对其价值观进行引导。

二、风险社会环境下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困境的途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事业，如何在风险社会中经受洗礼，反思得失，突破发展困境，寻找新的理论和实效生长点，理应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创新

在风险社会环境下，当人们必须面对各种不确定性选择时，就等于是被从传统安全中剥离甚至抛弃，因为对生活控制能力的减弱会大大增强个体的不安全感，并自动转化为风险意识。适度的风险意识是必要的，但是过度的风险意识会加重社会的脆弱感，各种担心、忧虑、怀疑、脆弱会聚在一起并转化成社会意识，会变成一种对现实生活倍感不安的文化氛围，甚至会导致社会恐慌的弥散。这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理念要求。一方面，教育有责任排除人们对风险本身的恐惧，并赋予受教育者判断和选择的能力；另一方面，教育有责任使学生掌握未来社会角色所需要的规范、知识和技能，这也是教育的社会化功能。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创新

在风险社会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与时俱进，必须依托现有课程教育，贯穿“风险社会”对学生个体素质的新要求，拓宽新的教育内容，提高学生认知风险、分析风险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1.加强风险教育。一方面，要教育学生认识并理解风险。学校要运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安全知识和风险防范教育，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安全知识，掌握基本的风险管理理论；另一方面，要教育学生风险是可以化解并超越的。通过风险教育，帮助学生掌握风险分析方法，区分不同性质的风险，掌握基本的风险处理技能。

2.加强公民责任伦理教育。风险社会对青年学生的责任担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把培养有“责任伦理”的高素质公民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性目标，唤醒人们的责任意识，培育其责任伦理意识，引导其以“责任原则”衡量自己的行为。我们生活在风险不断增多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行为，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

3.加强公民公共精神培育。多风险事件的发生往往涉及的是广大公众的利益对公共事务积极关注、热情参与，是维护公共利益，更是风险社会维护自身权利所需要的。培养大学生的公共精神，教育学生在面对风险事件时，如何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并在风险与利益之间作出权衡，在个人利益、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一致之间取得平衡，这涉及民主参与技能的培养问题。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

在我国社会风险日益增多的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转变方式，实现由理论灌输向理论解答实际问题的转变。面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风险和问题，部分学生对教材理论有所怀疑。教师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广博的知识面、良好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力，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地讲解教学内容，并对学生关心、困惑的相关问题作出客观全面的分析。教师在遵循所阐述理论体系完整性和观点准确性的前提下，要提炼某些“热点问题”，使之成为某一理论观点阐述的“问题背景”，从问题出发，将概念和观点置于对“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揭示、分析和评价的过程中，才能为大学生分析社会矛盾和思想困惑提供科学的思维和正确的价值导向。

（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创新

1.随着网络的普及发展，大学生网络化生活正在形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适应互联网的发展，引导学生文明上网，提高对互联网信息的鉴别力，有效化解网络风险。

2.社会实践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当代大学生了解社会、锻炼能力、砥砺品格和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重要作用。在风险社会条件下，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具有另外一层更加重要的意义。在社会实践选题上，可以从社会风险的客观存在中选择学生比较感兴趣的课题，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加以认真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启发他们理性审视和客观辩证地分析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风险，形成关于某一问题的深层次理性认识，增强风险应对能力。

3.增加以风险教育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在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和风险意识方面大有作为。在校园文化活动内容的选择上，可以通过辩论赛、演讲赛、征文比赛等形式，扩大学生对社会风险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增强学生应对社会风险的意识和能力；也可以通过就业创业大赛、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等形式，强化就业观教育，提高学生的择业就业能力，化解就业风险。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积极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注重对于社会政策和风险现象本身的解释，客观分析社会风险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多一些理性化的教育引导，以提升学生在风险社会环境下适者生存与健康发展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刘宗南.教育和谐对风险社会理论的超越[J].理论界，2010，（3）.

[2]黄英.风险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新境遇的思考[J].前沿，2012，（6）.

政治风险论文篇5

[关键词] 对外贸易 政治风险 预测 管理

一、我国对外贸易面临政治风险的特点

对外贸易经营中的政治性风险传统上划分为征收风险、战争和内乱风险 (政治暴力风险)、违约风险、汇兑限制风险(转移风险)、延迟支付风险5类。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中面临的政治性风险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1.公开、直接的征收风险总体降低，但蚕食式征用风险日益突出;征收风险即东道国政府对外资企业实行征用、没收或国有化的风险。上世纪80 年代以来各国政府竞相吸引国际投资，大多数建立正常政治秩序的国家，公开、直接的征收风险可以忽略不计。但在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蚕食式征用”(creeping expropriation，又称“间接征用”)风险依然存在，甚至有所上升。

2.传统战争风险转向和平环境中的政治暴力风险；战争风险指战争、内战、恐怖行为等。目前，中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中面临的主要政治暴力风险不是传统的战争风险，而是和平环境中贸易保护主义驱动的政治暴力风险，由于劳工权益问题引起的政治暴力风险也呈方兴未艾之势。

3.违约风险集中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违约风险即东道国政府违约，投资者无法或无法及时求助于司法或仲裁机关;或虽有裁决，但无法申请执行。这类风险通常出现在一些法制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转轨国家。

4.国家延迟支付（债务违约）风险不可忽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更高;国家延迟支付通常指由于东道国政府停止支付或延期支付，致使外商无法按时、足额收回到期债权本息和投资利润。目前这一风险的主要存在于一些重债发展中国家，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是国际广泛接受的清偿手段，理论上可以开动印钞机无限偿还债务，但发达国家地方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完全有可能陷入财政破产，甚至纽约、慕尼黑等世界闻名的富庶城市政府也未能幸免。

5.汇兑限制风险(转移风险)总体大幅度降低，但部分金融危机高发国转移风险仍然较高;汇兑限制风险(转移风险)即东道国国际收支困难而实行外汇管制,禁止或限制外商、外国投资者将本金、利润和其他合法收入转移到东道国境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新兴市场就先后爆发了1998年俄罗斯危机、1999年巴西雷亚尔危机、2001年土耳其危机和2002年年初的阿根廷危机。

6.第三国干预风险等新型政治性风险也日益崭露头角。该类风险可分为两类，一是第三国政府直接采取制裁措施的风险，这种风险目前主要来自美国，企业如果与美国列举的所谓“无赖国家”开展经贸往来，就有可能面临这项风险。例如中石油筹备海外上市赴纽约路演时，美国一些政治势力致函各大投资基金，以中石油在“邪恶国家”苏丹开发石油为由要求其抵制中石油，并在美国国会提出了正式的议案。另一类是在第三国干预行为的压力或引诱下，东道国政府违约的风险。由于日本参与，中俄石油管道工程方案多次反复，中石油在安大线上的前期投入全部落空，且损害了我国的能源战略，就是这一风险的典型案例。

二、对外贸易中政治风险的预测方法

政治风险预测是管理政治风险的第一步。预测方法可概括为两大类。一是定性预测法，运用风险预测者的知识、经验、理智地对政治风险做出主观判断。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兰德公司创立的Delphi Method。该方法从媒体等渠道收集来的有关东道国政治、经济、社会资料为基础，邀请国际问题专家、经济学家、熟悉东道国的新闻媒体代表人、外交人员、商人等等参加评议会，或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当意见初步汇总后，企业可将这些看法进行归纳、总结，然后再反馈给这些人士，如此反复多次，直到最后形成一个较为一致的意见。二是定量预测法，即充分利用现有市场信息，运用统计和模型进行计算，对政治风险进行定量预测。其中以美国纽约国际报告集团制定的ICRC――国家风险国际指南最为著名。

除此之外，《欧洲货币》杂志每年9月或10月会公布一张当年各国国家风险等级表，以一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表现为基点评估各国政治风险。这张国家风险等级表也是的重要参考之一。

三、我国对外贸易中政治风险的管理策略

2004年9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爆发了埃尔切事件和巴基斯坦匪徒绑架中国工程师两起恶性案件，充分说明我国企业面临的政治性风险与日俱增，而我国企业在对外贸易政治风险的预测及管理上还有待提高。

综上，笔者认为:在对外贸易业务中，我国企业在对外贸易经营汇总应继续加强风险意识，在应对、处理政治风险时，应结合使用定量、定性两类预测方法，扬长避短，以期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政治风险。根据最终结果判断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根据面临的具体情况尽量采取积极管理策略，如:一是针对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做出填密的安排尽可能使本公司发展方向与东道国发展方向保持一致，减少冲突及矛盾。二是管理政治风险时投保政治风险也是积极举措之一。三是使用地域分散来减少风险。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利用地域上的分散经营来应对政治风险。但是对于已经发生的的政治风险，企业也应事后迅速采取补救措施，例如迅速转移资金、财产等，以期减少损失。

参考文献:

[1]李东阳:略论大型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财经问题研究，2002年1月

[2]21世纪论坛2000年会议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

[3]《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6/1997,1999/2000)

政治风险论文篇6

关键词：风险社会；政府官员；责任担当困境；理性官僚制；政治失势；责任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0-0030-04

现代民主政治对政府官员的基本要求之一是能够有效担当起自身职责，能够对手中掌握的权力负责任。以责任制约权力一直是约束政府官员的一条重要路径。因此，在政府部门中，各种责任机制不断创建和发展，力求更加科学与合理。然而，风险社会的到来使原本设计精巧的责任链条产生了断裂，政府官员的责任担当面临着困境。

一、风险社会视野下政府官员责任担当困境的内在机理

贝克是风险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1986年贝克在德国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1992年该书被马克·里特译成英文后，“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和理论被西方学者以及公众所接受。贝克认为，“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风险社会’”， [1]2 “正如现代化消解了19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正在形成之中。”[1]3随着人类由工业社会迈入风险社会，工业社会中形成的各种制度必然会面临挑战，产生种种不适和困境。政府官员的责任担当困境从根本上说，正是工业社会中形成的政府官员责任担当制度已经不再适应风险社会的要求的反映。

1.依照科学理性设计的责任机制运转失灵。当代政府都是依照理性官僚制模式进行组织结构设计的，相应地，这种组织结构中的责任机制是依据科学理性设计而成的。然而在风险社会中，面对公共事务的高度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突发性和超常规性，在工业现代化阶段占据垄断地位的科学理性不断受到怀疑。依据科学理性设计而成的责任机制面对风险社会中无法计算的各种风险往往不能正常发挥作用。

风险社会中的各种风险多是由人为因素所致，不是由于知识欠缺而是由于知识太多，这种在工业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工业文明的副作用使人类面临着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状况。“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已经彻底摧毁了风险计算的四大支柱。首先，此时此地所造成的灾难不再只是局限于此时此地，而经常构成一种无法弥补的带有全球性损害的灾难，所以风险计算中的货币赔偿概念失灵了、不管用了。其次，在最致命的灾难过程中，在人们能够想像到的最糟糕的事故状态下，风险计算这一理念所赋予的关于事故善后处理以及对结果进行预警监测的安全概念也变得无所谓了、没有意义了。再次，风险计算因灾难性事故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范围与界线几乎完全消失而变得无法操作、无法推算。最后，灾难性事故所产生的影响，或呈澎湃奔腾之势，或呈浸润蔓延之态，或呈快慢交叉、疾缓重叠之姿，使得风险计算成了一个没完没了的、有开始无结局的事情。”[2]在这种情况下，与风险计算联系在一起的责任机制不再像以前一样有效运转了，在准确界定责任主体、责任内容、责任承担方式等方面的失灵直接导致了政府官员面临着责任担当的困境。

工业社会时代的人类实践活动导致了全球范围内风险广度和深度的变化，各种公共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从自然危机转向人为危机，从区域危机转向全球性危机，从物质利益危机转向文化危机、道德危机、理论危机等非物质危机，从单一危机后果转向多重危机后果，从单一危机主体转向多重危机主体，从危机的简单应对方式转向综合应对方式。[3]贝克用一个形象的对比来说明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不同：前者的“推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饿！”后者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1]57风险社会中的各种风险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因而，与之相对应的责任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也在不断拓展，责任不再局限于此时此地，而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依照科学理性设计的责任机制无法应对这种新情况，政府官员也无法承担这种时空界限越来越难以确定的责任。处在既有体制之下，面对着风险社会中具有高度复杂性与复合性的公共事务，政府官员在责任担当问题上会有很多困惑和无力感。虽然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是专家，但随着专业的不断细分，一个人在某个领域是专家，但在其它领域中也常和其他人一样无知。体制的失灵和个人能力的有限使政府官员在责任担当问题上面临着困境。

2.工业生产模式的复杂体系致使个人无法负责。在风险社会中，“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危险开始占主导地位”。[4]10-11工业社会在解决传统社会风险的同时产生了新的风险，并且这些新风险的累积构成了风险社会的特征。在工业社会中，生产力的大发展解决了传统社会因物质资源匮乏给人类造成的风险，但与生产力的大发展相伴的高度的社会分工和复杂的组织体系，也给人类带来了新的风险。在复杂的组织体系中，一旦出现了问题，想要确定由谁负责，以承担不利后果，接受惩罚，是很困难的。每个人作为个体“很少能够从工业生产模式的复杂体系中被分离出来。在商业、农业、法律和政治的现代化中，高度专门化的机构在系统上的相互依赖是与不存在可分离的单个原因和责任的情况相一致的”。[1]33系统概念的伦理意义就是：“你可以做某些事情并且一直做下去，不必考虑对之应负的个人责任。这就像一个人在活动，却没有亲自在场。一个人进行物理的活动，却没有进行道德或政治的活动。一般化的他人——系统——在个人之中并通过个人行动：这是文明的奴隶道德，在其中人们进行个人和社会的行动，似乎从属于自然的命运，即系统的‘万有引力定律’。”[1]34

上述理论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政府部门。在工业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对着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政府部门持续不断地调适自身组织结构，进行高度分工，呈现出与私人部门相似的高度专门化和系统化的理性官僚制组织特征。作为个体的政府官员与他所在的政府系统密不可分，由于政府系统中各个机构、部门及人员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所以不存在可分离的单个原因和责任。政府官员个人身上被打上了政府系统的烙印，因此在个体的责任担当上存在着困境。“任何疑问或者良心的不安都可以转化为上级的责任。韦伯直言，这是一种上级无法也不应该拒绝和转移的责任。责任在成员与成员之间、行为者和直接的上级之间、行为者隶属的组织与上级组织之间进行转移。行为者总是会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借口，当被要求承担责任时就会把自己看作执行他人意愿的工具，从而把责任再推诿给别人。当需要追究责任之时，设计者可以推托下面执行不当，执行者也可以借口奉命行事。无论多么残忍的罪行与邪恶的行为，责任要么是在上下推诿中被减轻，要么就是根本找不到责任的承担者。”[5]如果说上述情况在工业社会阶段已经显现的话，那么在风险社会阶段面对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和更加复杂的问题时，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就会表现得更加严重。

3.社会变迁中政治的失势导致政府官员权责不对等。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社会变迁具有以下特征：“这种社会变迁是以一种非政治的方式发生。在这种意义上，对政治的不满不仅是一种对政治自身的不满，而且源自以下两者不成比例的关系：一方面是政治性的行动权威以及它逐渐失去力量的过程；另一方面是脱离了社会决策的大规模社会变迁，这一过程是在非政治的掩盖下不可阻止但又无声地到来的。”[1]228在这种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政治的失势表现得尤为明显，“塑造社会的决策能力只有一部分被汇集在政治体系里并服从于代议制民主的原则。另一部分则摆脱了公共监督和证明的规则，并被转移给企业投资的自由和科学研究的自由。”[1]226

“政治变成非政治而非政治变成政治”[1]229的状况正在突显，权力正在从政治系统转移到科学、技术和经济现代化的亚政治系统中去。在这种权力转移的过程中，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正在被不断地剥减，“无论发生在哪个层次上，政治决策过程都不能再被理解成几个智者或领导预先决定的某个模式的强制或执行。程序和决策过程的表述，以及这些决策的推行，必须被理解成一种集体行动的过程，而这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意味着集体学习和集体创造。然而，这意味着政治制度的官方决策权威必然是分散的。政治行政体系再不能是政治事件的唯一或核心的场所。伴随着民主化，协议和参与的网络、协商、再解释和可能的反抗，就跨越权威化和权限的形式上的水平和垂直结构形成了。”[1]236由此可见，风险社会中公共事务的责任主体是多元的，政府不再是单一责任主体。根据权责对等原则，有多大的权力才能承担多大的责任，在风险社会中，政府官员不再拥有工业社会时代的权力，因而也就无法担当起与之相一致的责任。

然而，现实的责任分配情况是：“作为副作用，风险留给了政治责任而不是商业。这就是说，商业对其导致的东西并不负责，而政治在为一些超出其控制的东西负责。只要一切还是这种状况，副作用就会持续存在。这加剧了政治的结构缺陷，政治不仅遭受挫败，而且不断被要求为那些越来越难否认，但其原因和变化超出了其自身直接影响范围的东西负责。”[1]281这种整体上政治面临的责任困境直接导致了政府官员个人面临责任担当困境。

二、风险社会视野下政府官员责任担当困境的消解路径

为了使政府官员走出责任担当的困境，必须从制度和伦理两方面进行深刻变革，以适应风险社会的时代要求。

1.突破理性官僚制。现代政府大多具有理性官僚制组织模式，其责任机制在风险社会中的失灵使得政府官员无力承担时空界限越来越难以确定的责任，其高度专门化和系统化的特征使得政府官员无力承担个人责任。因此，理性官僚制模式在风险社会中面临着严峻挑战。

在风险社会，试图通过理性设计控制一切并获得确定性结果的官僚制组织结构的更进一步发展正在成为它自身的问题。面对理性官僚制的种种困境，学界、政界乃至全社会都在对其进行反思，“后官僚制”、“摒弃官僚制”、“突破官僚制”等理论不断涌现，“政府再造”运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逐步展开。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行政学家B·盖伊·彼得斯在《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中第一次系统评价了席卷全球的行政改革运动，并把各国政府的改革尝试和各种治理的观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梳理归纳出四种未来政府治理模式：市场式政府（强调政府管理市场化）、参与式政府（主张对政府管理有更多的参与）、弹性化政府（认为政府需要更多的灵活性）、解制型政府（提出减少政府内部规则）。这四种模式是针对理性官僚制的不同弊端提出的，在应对风险方面各有各的优势。其中，参与式政府模式更有利于解决风险社会中理性官僚制模式遇到的责任困境。

就参与式政府模式而言，它能够引入社会理性，弥补风险社会阶段越来越受到怀疑和挑战的科学理性的不足。科学理性在工业现代化阶段占据了垄断地位。然而，现实已经有力地证明，完全依靠科学理性去应对风险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危机是行不通的。只有引入社会理性，才能为公共事务管理开辟新的道路，才能使政府官员走出责任担当的困境。

“与科学理性主张不同，体现了社会理性的主张认为，公共领域的问题必须通过‘理想的言谈情境’来达成风险共识，应摒弃封闭的威权主义。”[6]在进行决策时，政治不应再囿于由各类专家组成的内部封闭系统，完全遵从科学理性，而应当引入社会理性。在风险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各种风险，因此，每个人都有权利知晓风险产生的副作用及其对自身的影响，每个人都有权利维护自身权益。政府在进行公共决策之前应当对其有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展开广泛的公开讨论和意见征集，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以避免各种风险有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避免风险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等问题。“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但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1]30这二者只有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出最佳效果。公众参与的过程本身可以促进社会团结，培养全社会共担风险，同呼吸、共命运的责任意识。通过公众参与，政府不再被孤立于社会之外，不再独自承担那些不是自身原因造成的且无法承担的责任，也使得政府官员从这种责任困境中解放了出来。

2.打破政治的失势。在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社会变迁中政治面临着为不是自身原因造成的问题和风险负责的困境。“科学的无责任与商业的暗含责任以及政治合法化的单纯责任相对应。‘进步’是被制度化到一个无责任位置的社会变迁。”[1]265认清这种状况之后，政治可以行动起来，打破这一困境。也就是说，政治应当深刻反思现代化、“进步”等这些在工业社会时代被绝对信奉和尊崇的东西，反思其产生的副作用将会给人类带来的问题和灾难。因此，政治不应再被科学和商业所驾驭，充当其合法化的工具和途径，而应当和社会公众一起去正视和界定其副作用。

贝克认为，政治失势的循环是可以被打破的。“关键在于对于副作用的责任本身。或者说，政治行动获得了与对潜在风险的察觉和感知相同的影响。风险界定激起了责任并创造了不合法系统状况的区域，它们迫切需要一般公众兴趣的变化。因而，它们并不削弱政治行动，并且完全不必借助于一种或者盲目或者受到外部控制的科学不惜代价地在系统地反感的公众面前加以掩盖。相反，风险界定开启了新的政治选择，借此可以重新获得并巩固民主代议制的影响力。”[1]282也就是说，风险不应被隐藏，而应被正视，风险由谁制造、由谁负责等风险界定问题应当为政治所关注和直面，只有这样，民主代议制才能真正地在风险社会中重新获得信任和支持。“反过来，否认的做法不会消除风险。相反，旨在稳定政策的东西很快会变成普遍的破坏稳定的因素。被掩藏的风险自身可能突然变成非常严峻的社会风险境况。”[1]282政治的无功用和粉饰的、象征性的处理，只会使社会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增长。

不仅如此，掩盖风险的政治还面临着民主沦丧的风险，政治强人或将再度出现。这是因为，“一个习惯于将问题最小化的社会，对迎接‘未来的冲击’是没有准备的。在这一冲击的影响下，政治冷漠和玩世主义会在人们当中迅速增长，而在社会结构和政治之间，或者政党与选民之间，业已存在的鸿沟会迅速扩大。或许对‘政治’的拒斥不仅影响个体的代表和政治，而且影响作整体的民主规则体系。旧有的不安全感和激进主义的联盟将获得复苏。不祥的对政治领导人的吁求将再次回响。当人们看到四周世界的崩溃的时候，对‘铁腕’的期盼就会增长。对秩序和可靠性的渴求将复活过去的幽灵。忽视副作用的政治的副作用具有破坏政治自身的危险。”[1]282

以上正反两方面的论述充分表明，只有充分正视、界定风险，政治才能走出自我失势的困境，才能维护民主，防止任何形式的独裁和专制。只有走出了自我失势的困境，政治才能摆脱为不是自身原因造成的问题和风险负责的困境，政府官员才能走出个体面临的责任担当困境，以更加积极进取的行动和态度承担起自身应当担负的职责。

3.倡导和培育责任伦理。在工业社会阶段产生和发展的理性官僚制组织中，法规制度明确划分了权责关系，确定了机构和人员的任务领域，组织呈现出稳固而有秩序的上下级结构。人成为职位角色的化身，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全部来源于制度的规定。阿伦特把角色化的人称呼为“投身者”，他们“是剧目中的一分子，必须扮演他的那个角色——因此他是受到限制的，因而是有偏见的。另外，因为投身者关心的是声誉，也就是来自他人的评价，所以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在他人面前如何表现自己：他依赖于旁观者的议论，因而他不是自发自足的，他不是根据理性的内在的声音而行为的，而是根据观众们希望他表现的那样去举动”。[7]55

要改变这种状况，使政府官员摆脱职位角色对自身束缚产生的消极影响，除了在制度变革上寻求出路外，还应当在伦理道德上寻求解决办法。面对着风险社会的种种问题和困境，20世纪70年代初80年末由汉斯·尤纳斯等人提出的责任伦理学给人们提供了不同于以往伦理学的启迪。从责任伦理学产生的时间来看，它和1980年就初步形成的风险社会理论具有共时性。也就是说，二者是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面对的都是由人类对自然的无限索取、工业的不断扩展和科技的急剧膨胀而造成的人类社会风险重重、岌岌可危的时代主题。

责任伦理学依据责任承担的时间先后把责任分为“追溯性的责任”与“前瞻性的责任”，前者是一种形式责任，强调风险发生后的补救，而后者则是一种实质责任，强调风险发生前就积极进行预测，以高度的责任意识来规范实践行为。在工业化时代，各种责任机制的设计一般都着眼于“追溯性的责任”，侧重于事后的责任追究。然而，在风险社会中被摧毁的风险计算使得这种溯及既往的责任机制运转失灵，政府官员也随之陷入了责任困境。只有打破责任只局限于此时此地的传统思维，以一种跨越时空的更宽广的视野去看待责任，才能走出困境。责任伦理学提出的“前瞻性的责任”使人们从只关注过去转向面对未来，从只为当下自己这一代人负责转向要对未来的子孙后代负责。这种责任意识相比过去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如果说传统的责任是一种等值的、交换式的履行各自承诺的对称性责任，那么责任伦理学中的责任就是一种责任主体无条件地、不求回报地对责任对象负责的非对称性责任，这种责任是自然的、先定的、绝对的，类似于父母对婴儿的抚育与照料。责任伦理的基本原则是：“绝对不可拿整个人类的存在去冒险。”[8]16尤纳斯提出的道德律令是“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行为的后果符合人类真正的永恒生活”。[8]11如果能在全社会倡导和培育这种责任意识，那么，科技专家和工商业者就会不断反思“进步”、“现代化”等工业社会中的绝对信条，就会从单纯的追逐自身利益转向思考整个人类的未来，政府官员就会跳出现有的体制束缚，发挥自身能动性，为了整个人类的明天去努力，个体的努力汇聚在一起终将促成制度的改进。因此，倡导和培育责任伦理学对于政府官员走出责任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为了适应风险社会的时代要求，使政府官员走出责任担当困境，必须从制度和伦理两方面进行深刻变革，必须跳出工业社会形成的既有制度框架，突破理性官僚制的束缚，倡导和培育政府官员的责任伦理，使政府官员有效担当起自身职责。

参考文献：

[1][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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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风险论文篇7

政治文明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文明，是以一定的政治秩序为基础且以维护政治秩序为宗旨。

一定社会的政治秩序是追求政治的稳定性，而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即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以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如何规避现代政治秩序建立过程中的风险，创造现代政治文明，是我们应当质询的重要问题。

一、

风险社会：无法回避的境遇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U· 贝克(U.Beck)所写的《风险社会》，是一部“朝向一种新的现代性”的社会学著作，被认为是20世纪末欧洲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分析著作之一。在书中，贝克关注的是工业社会的“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他从两个角度给予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性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andcounter modernity)的内在矛盾”。[①]虽然贝克是以家庭婚姻、性别身份作为个人生活方式的层面来说明反身性现代化的，但是从另一角度理解，贝克书中所聚焦的两个核心概念“反身性现代化”和“风险问题”[②]，也在这一层面体现和展示出来。贝克尤其强调在工业社会中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倾向，从而导致个人生活、性别身份、婚姻家庭在个体化浪潮中被重新定义，同时，变化了的社会又给个体带来新的危机和风险。“风险问题”是贯穿于《风险社会》始终的一个核心概念，而“个体化”则是在贝克分析个人生活方式这一层面凸现出来的，是“反身性现代化”的一种表现，并带来了新的“风险问题”。在贝克成名之前，即《风险社会》一书出版以前，他主要从事关于工业和家庭方面的研究。对于他来说，反身性现代化的特征也发生在这些领域。反身性现代化掀起个体化的浪潮，它消解了工业社会的传统变量：阶级文化和共识、性别和家庭角色。个体化促使新的社会形成不同的结构和变迁，使阶级的社会认同的区分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社会不平等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社会风险的个体化趋势中重新定义；不同的群体和团体依据特定的利害关系问题和情境，建立或解散临时的联盟；而社会的长久冲突将体现在先赋的特征之上，如种族、肤色、性别、民族、年龄、同性恋、身体残疾等等。[③]

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现代化的起点或契机。西方现代化所走过的道路表明，以工业社会为标志的现代化本身具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即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决策产生的种种威胁作为“残留风险”不断增殖并被“合法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社会的危险开始支配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工业社会的制度成为其自身不可控威胁的生产者和授权者，此时，工业社会的某些主要特征本身就成为了社会的政治问题（如政治民主化问题、司法制度问题）。这种潜在的、不受欢迎的的社会风险，一旦格局化和规模化，就是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格局的产生是由于工业社会的自信（众人都向往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都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利用等）主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文化诊断，风险社会概念的提出确实有它特殊的意义，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并非是一个“一往无前”的问题，同时存在一个自我限制问题，“只要现代社会不发生变化、不对其自身影响进行反思并我行我素地继续执行同一种政策，那么现代社会便会对抗其自身模式的基础和极限。”转贴于 [④]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Giddens）概括了这样一幅现代性的“风险景象”：“一、高强度意义上风险的全球化，例如，核战争构成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二、突发事件不断增长意义上的风险的全球化，这些事件影响着每一个人（或至少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多数人），如全球化劳动分工的变化。三、来自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的风险，人类的知识进入到物质环境。四、影响着千百万人生活机会的制度化风险环境的发展，例如，投资市场。五、风险意识本身作为风险，风险中的‘知识鸿沟’不可能被宗教或巫术转变为‘确定性’。六、分布趋于均匀的风险意识，我们共同面对的许多危险已为广大的公众所了解。七、对专业知识局限性的意识，就采用专家原则的后果来看，没有任何一种专家系统能够称为全能的专家。”[⑤]

概而言之，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和“不应当怎样”的文化指令；而稳定社会的特点则是确定性、可预测性和“应当怎样”的文化指令。风险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潜在形成，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且在社会治理方面带来了新的参照。

首先是现代化的自反性。现代工业社会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开发与利用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现代化是一个自然资源不断耗尽的过程。如果有一天自然资源全部消耗尽，那么，现代化的根基在哪里？如果不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又怎么可能有丰富的物质生活？所以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即现代化的基础与现代化的后果无法相容。现代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技术主义把社会推到了风险的顶峰。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并不谋求经济的飞速增长，有时甚至要放慢经济增长的步伐，主要是减少社会风险。

其次是福利社会的“坏处”。现代社会的目标是为人类谋福利，让人得到“好处”，好的工作、高收入、高消费、社会保障等。问题是“好处”的背后往往是无穷的“坏处”，如核技术、基因技术、化工技术以及日益的贫困化。这种好坏的冲突质上是责任分配的冲突，即饱享了社会好处的人往往是不承担社会“坏处”风险的人。

另外是个性化的加强。现代化背后的文化动因是集体化，这种意义之源支撑着西方的民主国家和经济社会一直到20世纪后叶。集体意义的枯竭的必然后果就是个人权利的本位化。每个人在争取个人权利时，其风险也越大，无论在决策中还是在实施中，都要冒极大的风险。即使自我也不再是明确的自我，而是分裂为自我的话语，每个人都必须掌握“风险机遇”，但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个人却不能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作出必需的决策。

二、风险社会中构建政治秩序是否可能

面对风险社会，如何构建政治秩序这是我们应当认真研究的问题。贝克认为，风险问题不能转换为秩序问题，因为秩序问题为风险问题所固有的多元信息，在统计数据的表面之下暗中变形为道德问题、权力问题和纯粹决策主义（decisionism）[⑥]吉登斯则试图超越古典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提出了走“第三条道路”的主张，认为在风险社会中构建政治秩序是可能的。

中国的现代化际遇虽然在时间上是后发型的，但其过程性是同样的。中国的现代化是外发型的即，它完全是政治使之结果，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虽然同样面临风险社会的种种“待遇”，但其政治秩序的建立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

第一，全球化趋势下的社会生活。近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为大多数政治讨论的核心问题，但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仍然充满着矛盾。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全球化多半只是一种神话，或者至多也就是一些长久以来的趋势的某种延续罢了。而在一些政策评论家和政策制定者看来，全球化过程不但确实存在，而且其程度已经相当高了。经济全球化是我们正在面临的现实，而且，它也不仅仅是过去年代的趋势的某种延续或回复。全球化的内容无论如何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时空的巨变。发生在遥远地区的各种事件，无论其是否是经济方面的，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直接、更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转贴于 ，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各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通讯革命与信息技术的广泛传播同全球化进程有着深刻的联系。一个瞬时电子通讯的世界，来使那些即使是生活在最贫穷、最偏远地区的人们也能参与到这个世界上，从而瓦解了各个地域的地方习惯和日常生活模式。而全球化在创建那些不时打破民族—国家边界的、新的经济和文化区域的同时，也从各个侧面渗入人们的观念之中。国家的边界正在不断地变得模糊，但民族—国家并没有消亡。在政府、经济以及文化事务方面，各个国家仍然保留相当大的对其国内公民和在对外事务上所享有的权力。总之，国家、商业团体和其他组织都积极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因而，全球化是一个范围广阔的进程，它受到政治和经济两种影响的合力推进，这本身就是一种秩序。

第二，新的伦理秩序有助于政治秩序的建立。福利国家使西方国家在文化发展方面呈现出多元化，同时生活方式也不断地变得丰富多彩。社会民主主义者一直拒绝适应日益具有重要性的个人主义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而新自由主义的以自我为中心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共同价值和公共关怀的瓦解。社会民主主义者把它归因于市场力量和“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冲击，后者则强调个人应当进行自我捍卫、而不是去依赖国家。上述两种看法都有失片面。来自经验研究的结果表明，当今年轻一代充满敏感的道德关怀，比过去几代人所关注的范围要宽广得多。但是，他们并不将这些价值与传统相联系，也不认同那些对生活方式进行立法的传统形式的权威，如，他们关注生态方面的各种价值、人权或者性自由。吉登斯称之为新个人主义。新个人主义与传统和习惯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退有关。它是一种与全球化所产生的、范围非常广泛的冲击相关联的现象，而并非仅仅是市场造成的。福利国家一直在发挥着作用：在集体主义的庇护下建立起来的各种福利制度，有助于将个人从过去的某种僵化制度中解放出来。与其将我们所处的年代看作道德沦丧的时代，不如将它看作一个道德变迁的时代更有意义。我们必须采取比过去几代人更为积极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且，我们还要更加积极地认同我们应当为自己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而承担责任，认可我们所采纳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责任，或者相互负有义务的主旨，存在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之中，只不过在很大程度上是潜在的，因为它在集体性规定的概念中被淹没了。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今天的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的新的平衡。这种平衡有利于现代政治秩序的建立。

政治风险论文篇8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企业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蓬勃发展，成为主动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进入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加快了“走出去”步伐，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由单一的新建投资办厂为主转向并购投资与新建投资并存的格局，国有大型企业替代民营企业成为对外投资的主力军。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的《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2009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出量约48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六。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世界排名跃升至第五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输出大国。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220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伴随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和海外并购的快速增长，中国企业也进入国际风险高发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企业应对国际风险的经验不足，抗风险能力薄弱。其结果出现中国企业并购成功率低、投资亏损率高的困境（亏损率高达67%）。因此，研究当前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问题及应对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课题。

二、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面对的国际风险分析

1.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最大、最不可预期的风险。跨国企业所面临的政治环境的风险是多种多样的，当生战争、、军事冲突、民族骚乱、恐怖主义等极端政治风险的几率在下降，而来自东道国的政府干预和工会罢工等形式的政治风险在上升。近年来中国企业频频遭受国际政治风险的威胁和干扰，诸如海外员工遭到绑架和袭击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也给迈向国际化征程的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2001年15名中国援外建筑工人在斯里兰卡遭毒打和绑架，2004年中国援助阿富汗工程项目的工人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导致11名中国工人丧生。2007年中国石化集团在埃塞俄比亚的石油工作人员遭到非法武装的袭击和枪杀造成9人遇难，7名工人被绑架。2004年9月发生在西班牙埃尔市的一场大火烧掉了价值800多万元的中国鞋，致使中国商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2.投资进入方式的决策风险。投资进入方式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企业的跨国经营目标能否实现。中国公司开展跨国经营活动时，选择和确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出口、契约和直接投资）是一种系统性安排。其中，跨国公司对进入模式选择与决策是国家风险评估与防范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不同的国际市场进入类型，企业所面临的国际风险也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在三大模式中，由于投资区位、资金投入的原因，直接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最高，出口居中，契约最低。因此，对不同模式下的国家风险评估与比较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是在对于投资进入方式缺乏科学论证和评估的情况下做出的。

3.海外融资风险。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也面临着:一是金融障碍，即中国国内银行提供的跨国服务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常规银行业务，难以满足企业海外并购所需巨额融资要求。由于受传统体制的束缚，中国的各大银行还不能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融资起到足够的支持作用。而跨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难以支持或满足中国海外企业的融资需求。二是企业对国际融资环境的研究和重视不足，对国际融资环境还不熟悉，利用国际融资的能力不强。中国企业难以从国际市场获得金融支持。

4.跨文化风险。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经营时，将面临新的文化环境，语言、习惯、价值观等文化差异使其外部的经营环境更加复杂，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除竞争对手和社会公众外，消费者、供应商、雇员等文化差异均会对跨国公司构成挑战，源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差异会导致观念差异和文化冲突，跨国公司在经营中若不了解这些差异，就会导致经营的失败。对外投资企业如果不重视多元文化的差异，将会增大投资风险。中国企业在实施跨国并购后由于缺乏跨文化管理的经验，而屡屡发生文化冲突的风险，最终导致失败，应引起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和警觉。TCL并购法国阿尔卡特公司、德国汤姆逊电子失败，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企业没有处理好并购后的管理整合和中法跨文化沟通问题。

5.投资资源国的国家风险。中国资源能源类企业海外投资除了上述一般政治风险外，还面临其他一些特殊的政治风险。因为石油或矿产资源作为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还由于中国资源能源类企业都是大型中央企业，其跨国投资活动也就带往往被资源国视为有政府支撑或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制造和散布“中国”，将国际矿产资源价格和油价飙升归因于中国增加进口，蓄意将中国资源进口问题过分“政治化”，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更是将资源能源作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战略手段。

三、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的防范对策

针对各种国际风险，中国跨国企业可以采取有效措施来对政治风险进行规避和防范，可以将风险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1.选择正确的跨国经营进入方式。对于投资进人方式进行可行性研究和科学论证，就跨国经营进入的出口、契约和直接投资等方式进行科学决策，以做出系统性安排。就跨国经营的是否直接投资或并购进入的方式以及是否采取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合作经营的哪种投资形式进行科学论证。就规避风险而言，合资、合作形式明显优于独资，中国企业通过与东道国企业合资有助于缓解民族主义对外国企业的敌视，还可减少政府进行政治干预的可能性，因此企业可更多采用合资经营方式。另外，还可以根据跨国投资行为的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采取不同的风险管理对策。例如，在投资前期，侧重于投资的可行性研究，分析风险来源和因素，做出投资评估和决策。在投资中期，可以根据经营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对照经营绩效，随时调整投资方式和性质，如采取投资分散化、共同投资以及经营方式当地化等等，取得预期的最终的投资目标。

2.高度重视国际政治风险的评估研究，风险的有效识别和评估，提高企业风险防范能力。面对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和政治风险，企业应高度重视并加强国际政治风险和东道国政治风险的研究。做好东道国政治风险的评估，不仅要立足现在，更要预测未来中长期走势，还要从宏观层面加以把握和防范。在制度设计上，企业应设立风险防范部门，赋予其相应管理职能，使风险管理机制的运作规范化，通过风险识别、监控和评估，有效地预控、规避、减少和转移政治风险，以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风险防范与预警管理水平。针对东道国风险评级、影响程度和评价结果，制定和采取风险防范对策。

3.实施“本土化战略”，以降低东道国政治风险度，增强企业环境适应能力。面对各种政治风险，中国企业应该主动出击，采取“本土化战略”，入乡随俗，以提高中资企业在东道国环境适应能力。本地化战略的最大好处是，大大降低进入东道国市场的门槛和政治风险，并有可能享受该国国民待遇，免受非关税贸易制裁，还可以较快地融入当地社会文化，有利于树立企业良好形象，降低政治敏感度。实施“本地化战略”，尽可能利用东道国的原料、资本、技术和人才，在东道国制造产品和研制技术，在本土销售。首先要学习和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聘请当地的法律人才，他们熟悉本土法律法规，而且通过寻求“本土化”法律保障，可大大降低政治风险。

4.利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转移和分散政治风险。作为规避风险的一种重要方式，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由来已久，它是母国对于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遇到的政治风险等所提供的保证或保险的制度。投保海外投资政治险是一种积极的预防性策略，针对海外投资存在的各种政治风险，企业可以有选择地对海外资产进行投保，将政治风险转嫁给保险机构。发达国家许多跨国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战争险和罢工险等方式，以转移国际政治风险，保护本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安全。跨国公司可以利用投保方式来转嫁政治风险，尽可能避免东道国政治风险可能造成的重大损失。

政治风险论文篇9

关键词：邻避效应风险社会风险治理模式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深刻的改变着中国的公共管理环境，对公共管理提出了更多新的挑战。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先生在他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提“风险社会”，并强调，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推动，社会公众切身感受到生活因市场经济、先进科技和官僚行政等现代性带来的风险，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挑战。这一理论从一方面解释了中国公共管理在新公共管理时代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1.风险社会背景下的邻避效应

“环境利益的表达与环境负担的分配是社会结构转型期中国诸多问题中比较特殊的一类。除了原生性的环境问题之外，社会结构内的环境问题更多的表现为社会问题，是与环境相关的利益与风险的分配与负担问题，也是关涉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的议题，因此，它是一种风险，姑且称之为环境风险”。传统意义上的环境风险集中表现在自然和社会两方面。自然环境风险表现在诸多的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如海啸、飓风、地震等。这些风险虽有不可预测性，破坏性也很巨大，但在人类长期与自然的斗争中，已有了相对足够的经验，现代社会中政府也会有相应的预警机制，所以处理方式简单传统。社会风险主要集中在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文化风险、社会生态风险等方面。由于中国“大政府，小社会”的长期存在，传统社会风险的治理也趋于政府为主导的单方治理模式。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变，“政治结构由中央集权向有限分权的转变，经济结构由单一向灵活的转变，社会结构向复杂阶层的转变，意识形态结构向多元价值的转变”，社会分化的程度不断加深。社会利益的分化，利益集团的出现，非政府组织的繁荣，民众对于自身利益诉求的重视和对自身权利的关注，这之间纷繁复杂的利益冲突使得公共管理环境中的矛盾不断复杂和加深，随之带来新的社会风险。贝克将风险分为三类“前现代的灾难”、“工业时代的风险”、“晚工业时代体现在大规模灾难中的不可计算的不安全”。这三者的本质差别在于人类的主体性在整个风险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即风险结构从自然风险占主导逐渐演变成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一方面，现代国家建立的各种制度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了保护，另一方面，无论是冒险取向还是安全取向的制度，其自身都带着另外一种风险，即运转失灵的风险。这一风险在环境风险中的一种表现即邻避效应。

2.邻避效应在中国

邻避效应（Not in my back yard，NIMBY），是指居民或所在地单位因担心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现象。近年来，中国的邻避事件频发，2006年的福建厦门PX事件，北京市六里屯垃圾发电厂事件，上海沪杭磁悬浮项目；2008年江苏省吴江市垃圾发电厂项目，合肥市高铁南环线工程；2010年广东东莞四座垃圾焚烧厂事件；2012年广东惠州垃圾焚烧厂事件；以及2014年广东化州市殡仪馆建设项目所引发的群众聚集。层出不穷的邻避事件中，群众或采取集体抗议、游行示威、、联名写议案信的方式表示抗议，或运用媒体进行曝光和维权。舆论的压力之下，政府通过环评结果通报会、公众对话会、公众答疑会、专家释疑会、项目展示会、单位和公众直接参与、民主听证会等形式与群众进行了沟通。听证的结果大多趋向于项目停建、项目迁址、项目方案变更、项目搁置，但仍有项目重新启动。

在中国，邻避设施的建设一般是以政府为主导，出发点是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但是邻避设施具有负外部性和成本、利益分布不均衡的特点。以“合肥市高铁南环线”建设为例，该事件发生在2008年5月，合肥高铁南环线作为沪蓉高铁大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开工，首开工的芙蓉路两边密集分布11个住宅小区、2所学校、1所三级甲等医院。首先，高铁建设可能引起环境的破坏、景观的改变，带来噪音、水资源、大气污染等问题，影响周围居民的生活质量。其次，作为公共物品的邻避设施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公众都有享受这一公共物品的权力，但是附近的住户、医院和学校需要承担一定的经济和环境成本。这引起了附近居民强烈的不满并组成居民代表会前往市政府大楼前游行抗议，媒体对此事件进行了相应的追踪报道。舆论压力下，合肥市政府召开了环评听证会，并采取政府出面解释、经济补偿等形式应对危机。

3.邻避效应中复合型风险治理模式的运用

邻避事件中，诸多利益主体小到个人、企业单位，大到社会团体和利益集团都在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政府成为邻避事件主体的时候，他们会自然而然的把政府作为利益表达的对象，希望寻求合理的途径和方式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当这些寻求利益保护，表达诉求的渠道关闭或者相对缺乏时，各方对于政府的失望和不满便会增加，转而采用游行、聚集等激烈的手段表达自己。政府作为主导的单一的治理模式的缺陷已经显现，为了解决政府在邻避事件中的问题，必须谋求多方治理的复合治理模式。复合治理是目前风险治理最有效的方式，它并不是单纯的把社会各个组织和个人的治理工作进行累积，也不是把整个治理工作统一规划到一个治理机制中来。

首先，复合型治理模式应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不动摇。从单一的政府治理模式到多元主体的复合治理模式，治理主体应该由单一的政府转变为政府、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企业、个人的多元主体。坚持政府主导地位不动摇并不是单纯保持单一治理模式中政府的作用，而是在政府权力适当下放，政府作用适当减小的情况下，对多元主体的配合和约束。邻避效应中的公众诉求和抗争类似于一种利益博弈，利益主体都需要充分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努力维护。政府应该提供其利益表达的渠道和平台，维护利益主体表达的权利。当各方利益主体出现重大的冲突无法调和时，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调节各方的利益冲突，积极的寻求解决的办法。

政治风险论文篇10

（2020年10月22日）

按照“防风险、守底线”专题会议要求，对照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系列重要论述，对照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排查化解重大风险部署安排，对照全省警示教育大会上“五个问一问”的工作要求，现将个人检视分析情况汇报如下：

一、检视分析出的主要问题

（一）守好发展和生态底线方面

在参加党的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重要指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绿色和发展统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决不能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想法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始终坚持按照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的要求，抓实抓好企业产业振兴，着力构建公司现代产业体系，守住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守土有责。

（二）守好脱贫攻坚底线方面

“脱贫攻坚，讲的是政治、干的是民生，体现的是大局、反映的是党性。始终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脱贫攻坚工作决策部署，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紧盯定点帮扶工作状态，不搞“数字”脱贫。

（三）守好民生保障底线方面

兜牢民生的底线，责任很大，作用也很大，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守好民生底线，抓实民生改善。对所辖工作范围要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加强沟通协调，构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企业体系，守好民生底线，体现民生温度，努力让公司上下职工家庭生活得更幸福更美好。

（四）守好安全生产底线方面

安全生产责任重大，事关生命财产安全，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责任重于泰山，不能有半点麻痹、半点松懈。深入学习关于安全生产的系列重要论述，以安全生产思想为指导，深入开展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以安全三年行动为抓手，齐心协力、真抓实干，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三面清单”，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及应急管理，提高认识，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底线思维，完善体制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安全风险。

（五）守好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底线方面

全力守住债务风险底线，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是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维护企业总体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工作中必须提高政治站，强化整治意，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严控债务增量，认真把控风险，压实工作责任，守劳担保及债务余额关口，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和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强化风险意识，扎扎实实做好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各项工作。

（六）守好防范舆论风险底线方面

当前，舆论风险已经成为社会风险的一个突出方面，主要表现在舆论失真、影响社会调节机制、引发社会思潮失控、影响党和政府的权威性以及可能引发社会失序等多个方面。加强舆情管理，早发现、早处理，建立健全化解舆论风险机制，通过舆论制度机制建设形成规范化的风险防控管理体系，构建多中心合作共治机制，建立完善的社会心理干预、社会情绪宣泄释放机制。做好公文等资料密级管理，加强舆论知识的宣传和教育。

二、下步的努力方向和措施

针对查摆的问题根源，坚决对标抓好整改，切实将存在的问题整改到位。

一是加强理论学习。充分利用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深入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努力在学深学透、学用结合上下功夫，提高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的能力，自觉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

二是增强责任意识。对上级党组织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的执行；针对工作中重点环节、发展中的难点问题、现实中的主要矛盾，勇于担当不回避，把责任意识落实在干事创业上，确保各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三是强化作风建设。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自觉抵制“四风”的侵蚀，以坚定的政治定力和政治立场，自觉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