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经营论文十篇

本土化经营论文篇1

1.垄断优势有两类：一是知识资产优势，包括生产技术、组织管理、销售技能等；二是规模经济优势，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而更加明显。跨国企业具有的垄断优势至少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价格控制能力和规模经济的优势，二是专利、商标、品牌等市场的优势，三是资金、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四是面向发展中国家投资，获得相对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跨国企业的本土化，至少在四个方面促进跨国企业保持垄断优势：一是将品牌、专利等优势理论上的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二是直接获得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三是推动将技术、管理方面积累的经验在当地发挥作用；四是有助于绕过东道国的关税、知识产权壁垒。

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Vernon)1966年首次提出，即产品要经历开发、引进、成长、成熟、衰退的阶段和周期，这个周期在不同技术水平的国家发生的时间和过程不同，因此，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也就不同。对于跨国企业而言，就需要把握和抓住不同国家、不同产品处于不同阶段的实际状况，争取长久地保持比较优势。跨国公司通过本土化，可以更好地分析东道国市场，判断产品处于生命周期中的什么阶段，并更准确地预测产品的发展趋势，正确把握产品的市场寿命，根据产品所处的阶段特点，采取相应的营销策略，增强产品和企业的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

3.公司内贸易理论这一理论由英国经济学家巴克利(Peter.J.Buckley)、卡森(MarkCasson)系统阐述，由加拿大学者拉格曼(A.M.Rugman)进行了发展完善。内部贸易改变了各国贸易顺差、逆差的含义和影响，掩盖了国家贸易中各企业、各国的真实贸易关系。企业内部规模收益递增是公司内贸易主要的利润来源。跨国公司通过推进本土化，可以更好地发挥各国家各地区独特的资源禀赋优势，将生产经营的某一环节、零件、中间产品或最终产品集中于某国或某地生产，产生规模效应，降低成本，并更充分地利用不同国家的税收、贸易政策。

4.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由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于1978年提出并进行系统阐述。这一理论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边际产业)开始，以促使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对外贸易，并推动东道国产业的发展。跨国企业的本土化可以使得企业更好地了解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从而找到最合适的产业进行投资，有利于了解当地的生产要素结构，适当运用当地劳动力资源，为东道国创造就业机会。这一理论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启发。

二、跨国企业实现本土化经营的几个关键要素

1.中高级管理人才的本土化本土化的高级管理人员与一般本土化员工的作用不同，他们更有条件和资源帮助企业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对应举措，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化解文化冲突、促进有效合作。高层管理人员的本土化是人力资源本土化的核心。人力资源本土化既包括利用人力资源，也包括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育，这要求跨国企业把人才的培训和发展放在重要位置。本土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培养，决定了其能否顺利实施本土化战略。

2.文化融合跨国企业在进入其他国家进行生产经营，通常都会面临来自文化方面的矛盾，能否实现企业文化、本国文化和东道主国文化的和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跨国公司的发展前途。相同的政策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执行方式，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管理者在实施管理手段时，必须要考虑到被管理者的反应，这些反应往往是由被管理者背后的文化背景所决定的。文化融合需要跨国企业重视并承认文化差异，努力化解文化矛盾和冲突，融洽与东道国政府、商业合作伙伴的交流沟通，提高适应能力，增强竞争力。

3.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平衡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子公司既是外企，是全球营运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必须遵循国际企业的营运要求，同时它也是东道国的企业，要按照东道国的要求进行运行。本土化意味着企业需要较高程度地融入当地社会，但面临东道国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市场环境，在各方面都可能面临与全球化或标准化的企业文化、企业管理的矛盾。因此，跨国企业在实施本土化战略时，需要兼顾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平衡，既要有全球化的市场战略，又需要根据各国的条件和特点，避免制定执行极端的全球化、标准化战略，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地配置。

本土化经营论文篇2

选题依据：上个世纪初期以来，欧美跨国公司纷纷扩大海外投资，利用东道国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生产产品，向其他国家销售产品。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名列前茅的500多家跨国企业中有200多家企业来华投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跨国公司纷纷贯彻“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土化”的战略，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纷纷投资。目前跨国公司本土化经营战略包括：营销本土化，品牌本土化，人员本土化，采购和生产本土化，技术研发本土化，利益本土化。跨国公司被誉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了至为重要的角色。

研究意义：1.知道跨国公司的形成于发展 2.明白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 3.明晰跨国公司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关系 4.了解以及掌握跨国公司在华的经营战略 5.知道跨国公司本土化经营的原因以及战略特点 6.清楚跨国公司本土化的 7.洞悉跨国公司本土化经营战略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以及弊端 8.文化需求以及转移问题始终是根本。

选题的研究现状（应该是主要参考文献中的观点综述，即文献综述）

1.近10年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具魅力的新兴市场之一，吸引诸多跨国公司纷至沓来。据统计，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300多家落户中国。

2.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协议使用外资高达4700亿美元，实际引进外资1700亿美元；批准外商投资企业累计超过28 万家，实际已运行14万家，从业人数达1700万。世界名列前茅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近200家来华投资。

3. 二十一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跨国经营将成为各国企业常用的经营方式。企业跨国经营必然要面对和处理交叉文化（cross－culture）问题。

4. 近一二十年间，虽然各国在跨国经营的人事战略上各有特点，但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跨国公司可供选择的诸如人才母国化、人才国际化等人事战略中，人才本土化战略的影响越来越大。外国学者的调查表明，44家美国跨国公司中有43家都雇用了当地人员作为高级管理者。

5.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本土化经营的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对本国的经济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拟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思路

主要内容如下：

一、 跨国公司的产生与发展（略写）

1.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跨国公司雏形

2.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跨国公司的发展

3. 冷战时期跨国公司的推进

4. 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跨国公司的大发展

5.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最新进展

二、 跨国公司本土化的重要性

(一)跨国公司的概念

(二)本土化的概念

(三)跨国公司本土化原因

1.本土化有利于合理充分的利用生产要素。

2.有利于绕过贸易壁垒。

3.可能得到东道国政策支持。

4.克服文化的差异。

三、跨国公司本土化经营战略的主要内容

（一）营销本土化

（二）品牌本土化

(三)人员本土化

1.人员选聘本土化

2.本土员工的培训

3.本土员工的管理

（四）采购和生产本土化

（五）技术研发本土化

（六）利益本土化

五、跨国公司本土化经营战略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重点）

（一）积极影响

1.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进程

2.引进现代企业生产经营的理念和方式

3.促进了不同文化的融合与管理变革

4.使得各国资源共享

5.促进中国人力紫云水平的提高

（二）消极影响

1.跨国公司相互间建立了策略性技术联盟，形成技术垄断以在东道国获取更大的利润。

2.有可能导致跨国公司的垄断

3.学校国外先进技术受阻碍

4.有可能产生跨国公司投资风险的转移

（三）对消极影响企业以及政府应该采取的政策

研究思路如下：主要是根据跨国公司本土化经营的现状，本土化经营的主要措施，本土化对经济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等等方面，针对这些研究成果和自己对本土化经营这一话题独到的见解相结合，对我国目前跨国公司本土化经营某些某些方面有所启示。

研究的创新点及重、难点

创新点：跨国公司本土化的实质研究以及跨国公司本土化经营战略的弊端。

重点：跨国公司本土化的具体战略方式以及特点，跨国公司本土化的原因及跨国公司本土化对我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影响。

难点：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稍快，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也随着经济的变化而相应的做出调整，弊端也会慢慢出现，资料相对欠缺，对某些措施不能尽快的了解。

研究进程安排（按学校统一安排来写）

第一阶段：2019年1月12日—2019年2月10日 搜集相关资料

第二阶段：2019年2月11日—2019年3月25日 论文第一稿

第三阶段：2019年3月26日—2019年4月8日 论文第二稿

第四阶段：2019年4月9日—2019年4月13日 论文第三稿

第五阶段：2019年4月14日—2019年4月20日 论文定稿

主要参考文献（格式不对）

【1】扬大楷，刘庆生，蒋萍 国际投资学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王彦.浅析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在华经营本土化战略 吉林：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3】张新民，张建平.跨国经营理论与战略分析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本土化经营论文篇3

关键字：产权；法律；经营制度；；激励机制

一、文献综述

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产权界定清晰是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的前提。

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农民是我国最大的人民群体，农村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三农"问题是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而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又是"三农"问题的关键，因而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法律支持体系的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刘广栋，程久苗分析了1949年以来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理论和实践，总结了土地制度变迁的特点，并认为土地制度变迁理论落后于实践要求。⑴陈锡文（2009）也详细分析了新中国以来农村的广阔制度变迁⑵。王友明（2009）详细阐述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历史变迁。赵光元，张文兵，张德元（2011）从历史和逻辑上详细分析了家庭经营制、合作制、制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的变迁轨迹与转换关联。⑶但是他们都没有专门从法律的角度进行分析。张红宇（2002）梳理了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中的法律制度变迁，⑷孔祥智，刘同山（2013）详细讨论了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形成的历史和挑战。⑸但是他最后认为中国未来的不应该是土地私有制，而笔者认为土地私有制正是未来的目标。黄河（2009）运用法学、政策学和实证分析方法，通过对我国长期以来农地制度形成及其运行的实践的总结和理论分析，认为农地政策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保障法律制度构建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保障法律制度也是实现农地政策的重要方式和手段。⑹郑雄飞（2009）从社会关系对社会法律规范的需求入手，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人-地关系"变化所带来的新型"地-权关系"，推导出土地换保障的客观必要性，并从他物权的角度论证其合法性。⑺他们没却没有有运用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业经营制度的基本问题。袁铖（2007）运用产权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二元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农地法律制度创新，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农地制度变迁的趋势要逐步表现为逐步增强农民的土地权利，⑻但是他却不敢明确提出农民土地私有这一根本的制度变迁。冀县卿（2010）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指出效率优先是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这也构成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基准点。他认为1978年以后，中国农地产权结构沿着不断强化农民土地产权的方向演进，农民逐渐被赋予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交易权越来越自由、土地用益权越来越充分，知识中国农业持续增长的制度之源。⑼他没有分析78年以前的农业制度变迁，并且没有分析其法律制度的演化。丁关良（2007）根据土地承包经营权之法律规范内容分析，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为二元化，即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客观地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有利于正确适用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有利于依法实施不同性质的法律保护。⑽对于我们确切理解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科斯，王宁（2013）从工业、农业等方面分析了新中国以来的市场经济之路，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制度变革是自下而上的，遵循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并且认为市场经济是的未来之路，⑾虽然他们没有看到，近年来国家已经主导了农业制度的变迁，并且没有专门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农业经营制度的变迁，但是笔者仍然赞同他们的市场经济之路是方向的观点。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土地私有制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中华大地满目疮痍，农民人口众多，生活苦不堪言，首先恢复农村的生产力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因而我国在农业方面的法律继续遵循了1947年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法律。其主要内容为"废除封建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为了适应新中国工业化的发展，1950年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该法主要目标为"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至此，1953年中国大陆地区的基本完成。形成了农民土地私有制度，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民的企业家精神，促进了农业的极大发展。1949年我国粮食的人均产量为209公斤，在1952年我国粮食的人均产量已提高了37.9%。⑿也有学者估算1949-1952年我国农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已达到13.81%。⒀但是该法在执行过程中对地主的处理措施过于严格，损害了这部分人的利益，因而这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

三、农村土地的集体化过程

经过几年的发展，虽然农村的生产力得到恢复，但是贫富分化的苗头已开始抬头，为了抑制其发展加上意识形态的影响及为了支持工业的发展政府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195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正式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1956年6月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又通过了《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这一系列法律开始推进中国农村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大规模集体化运动，到1958年全国农村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的高级化。开始是根据自愿与互利的原则，尊重农民的意愿，但是党内开始批评合作化运动是"小脚女人走路"。⒁随后农业合作化加速发展，从1953年2000户高级社发展到1957年的1.1945亿户，⒂而高级社中的土地所有权是归全体社员所有，至此，农业的土地私人所有制基本被集体所有制取代。1960年4月10日，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批准通过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该纲要要求，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迅速地、大规模地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该纲要对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从1956年起，在12年内，粮食亩产，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市斤，下同）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皮棉）平均亩产，按照各地情况，由1955年的35斤分别增加到60斤、80斤和100斤。该纲要还为实现农业生产的全面提高制定了若干增产措施。总之，农业的合作化运动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我国重化工业的发展，但是由于工作中受"左"的影响，过于冒进，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并且这种生产关系也不符合当时农村的生产力条件，而且其中的一些标准过高，没有注意对农业的全面发展以及因地制宜，从而给后来农业的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1957-1977农民人均口粮从203公斤只增长到208公斤，农民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而且严重束缚了农民的自由。

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建立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这次会议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经营方式变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前，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地方的农村建立起，但没有形成全民运动，会后，声势浩大的化运动席卷了农村。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化。

农民所有的土地从私人所有变为合作社所有后又变为所有，这是一个严重的倒退，在1959-1962年，农村中数千万人死于饥荒，这是在封建社会都没有发生过的事件。1978年时，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农民收入低于59年代的水平，三分之一还不及30年代的水平。⒃这远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严重伤害了农民的利益。

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由于的土地制度严重的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因而农民开始自发的变革土地的使用方式。粉碎""后，国家形势开始转好。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自愿签订契约把土地"包产到户"，随后全国各省农村都出现了"包产到户"的趋势。国家开始慢慢承认了农民的土地权益。1980年春，邓小平对农业政策作出指示，肯定了农村土地"包产到户"的政策，极大的促进了农村土地政策的变革。随后几年，国家连续颁布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还没有从法律上肯定农村土地制度的改变。由于农业形势进一步想好，1986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真正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该法规定：（ 1 ）、集体所有的土地，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可以由集体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农、 林、 牧、渔业生产。（ 2 ）、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1988年全国人大又修改了1982年《宪法》的第10条第4款："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从宪法上肯定了土地承包政策。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开始加快，因而1993年全国人大又修订了1988年《宪法》，开始承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农村土地政策的市场化进一步加快。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通过全国人大的表决，将农民的"土地承包期限30年"上升为法律，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随着形势的发展，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开始提上日程。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遵循自愿原则。随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开始得到国家的鼓励。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收益开始远远超过农村，农民耕地的积极性有所下降，农业产量增长幅度开始降低。故而，2006，全国人大会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希望促进农民自愿参加合作社提高农业的规模经济。

1978年以来土地政策由承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到土地承包权的延长再到承认农民土地流转的权利，逐步地承认了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而农民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也增进了农民的自由权利，农林牧渔的总产值稳步提高。表1显示了这一进步。

表一显示了我国1978-2012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稳步上升，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土地政策的变化即逐步确立了农民对土地的合法权益。

五、总结：的未来路径

本文从法律方面梳理了新中国以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演化（土地私有制--土地集体所有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土地集体所有允许土地流转的制度），并分析了每一阶段的利弊得失。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的未来路径是什么，学者之间有着巨大的争论（私有、集体所有、国有），但是本文认为，确立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才是我国的正确方向。

土地产权制度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事关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产权经济学业已表明清晰的产权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不仅是对建国以来对农民所受伤害的补偿，也是城市化的必由之路。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市场提供了强激励机制。因而农民土地私有制可以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民的企业家精神，促进了农业迅速发展。对于不愿继续经营农业的农民来说，有了土地所有权，农民可以以转让、出租、入股等各种形式分享土地收益，加速其市民化进程且可以形成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促进其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土地私有化可以"还权于民"，扩大农民的自由。⒄阿马蒂亚・森认为自由是发展的手段更是发展的目的，⒅因而土地私有化是公民社会的保障。有学者指出土地私有化会并万能并有可能导致城市贫民窟化、不利于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等、不利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等。⒆还有学者喜欢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认为土地私有化会导致农业的规模经营，破坏了农村的生态自然等等，但是他们的很多反对理由并没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是从意识形态、社会学等方面分析私有化的不足。还有学者指出我国目前的农业经营制度是适合我国的国情的、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因而不愿意进行根本变革。⒇但是我们认为农民的市民化、农业的现代化都需要土地的私有化。

自从诺斯写到"制度至关重要"并且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约束时，（21）许多人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极大的兴趣。而法律就是正式制度中最重要的方面，而从现存法律分析目前我国农村经营制度还存在着产权模糊、农民承包经营权不完善等弊端，因而从法律上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推进农民的市民化是未来最为重要的任务。

注释：

⑴刘广栋，程久苗.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理论和实践[J].中国农村观察，2007，（02）：70-80

⑵陈锡文，赵阳等.中国农村制度变迁6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⑶赵光元，张文兵，张德元.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历史与逻辑：从家庭经营制、合作制、制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的变迁轨迹与转换关联[J].学术界，2011，（04）：221-229

⑷张红宇.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中的法律制度变迁[J].经济研究参考，2002，（25）：2-12

⑸孔祥智，刘同山.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历史、挑战与选择[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4）：79-132

⑹黄河.试论农地政策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保障法律制度的构建[J].河北法学，2009，（09）：33-39

⑺郑雄飞.从"他物权"看"土地换保障"--一个法社会学的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9，（03）：63-186

⑻袁铖.二元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农地法律制度创新"--一个产权的视角[J].法商研究，2007，（03）：9-16

⑼冀县卿，钱忠好.改革30年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产权视角的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0，（10）：73-79

⑽丁关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二元化之客观界定[J].经济问题，2007，（09）：88-91

⑾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徐尧，李泽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⑿陈锡文，赵阳等.中国农村制度变迁6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

⒀王友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历史变迁[J].中共党史研究，2009，（1）：39

⒁孔祥智，刘同山.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历史、挑战与选择[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4）：79

⒂陈锡文，赵阳等.中国农村制度变迁6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

⒃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徐尧，李泽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2

⒄陈志武.农民土地私有化后果不会比现在糟[J].财经时报，2005，（10）

⒅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0

⒆简新华.中国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创新研究--兼评中国土地私有化[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1）：46-74

⒇孔祥智，刘同山.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历史、挑战与选择[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4）：119

（21）North D.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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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North D.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本土化经营论文篇4

关键词：家庭农场；国营农场；家庭联产承包制；土地流转；集体经济

中图分类号：F3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10-041-07

在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有关“家庭农场”的阐述备受社会瞩目。总体上来看，中央支持和发展家庭农场的系列政策措施，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方面，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其次，在努力提高农户集约经营水平方面，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充分利用各类培训资源，加大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最后，在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方面，新增补贴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倾斜。我们不难发现，如果这三方面的政策措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则将无疑给家庭农场未来的发展注入了三支有力的“强心针”，使这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土地、资金、技术、法律和政策等诸多方面的优先和倾斜，势必也会引发农村乃至全社会范围内新一轮的利益格局变动和调整。

家庭农场来了，我们是否准备好了？这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我们的改革攻坚已经驶入“深水区”和“单车道”，单是凭借“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与魄力，已远不能化解改革前进中所遇到的困难险阻。在近乎不可逆、不可试错的环境约束下，要使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推进，我们就必须使改革理论始终保持着对改革实践高度的敏感和“内在紧张”。因此，在鼓励和支持发展家庭农场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中央有关的指示精神，以历史和包容的态度正确认识和看待家庭农场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排除国内外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取向。

一、历史性的继承：打通家庭农场在我国发展的“前世今生”

家庭农场是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的提出是否尚属首次？这个问题很关键，对于它的回答直接决定着家庭农场自身的追根溯源与历史嬗变。在众多主流媒体的宣传报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答案：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概念首次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这样的回答貌似无人质疑，但其实是不严谨的，它只看到了家庭农场在我国发展的“今生”（现期），而忽视了属于它的“前世”（早期）。准确地讲，无论是从理论形态上，还是实践形态上，对“家庭农场”的提及都早已不是第一次了。

在理论形态方面，倘若是从中央有关文件和领导指示上来看家庭农场在我国的早期发展，这恐怕要追溯要1980年代初。1983年8月，当时国务院的主要负责同志在视察新疆农垦工作时，就曾明确指出，“国营农场最大的问题，一个是死，一个是穷。一句话，要彻底摆脱苏联国营农场的模式，要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大农场套小农场（家庭农场）”；“农场什么办法也可以试一试，干脆每户划50亩，100亩，搞家庭农场”；“国营农场内部实行职工家庭承包办家庭农场，很可能将来是主要形式”。同一时期召开的全国农垦工作汇报会议决定“在国营农场中兴办职工家庭农场”，同年11月，农牧渔业部批转了农垦局《关于兴办职工家庭农场的若干意见》，并在当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予以印发。由此，“家庭农场”这个提法初露端倪。此后，在1984年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第一次将“家庭农场”写入了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国营农场应继续进行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办好家庭农场”。随后，农牧渔业部颁布了《国营农场职工家庭农场章程（试行草案）》，明确了早期职工家庭农场的官方定义，即在全民所有制国营农场领导下，以户为单位，实行家庭经营、定额上交、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因此，职工家庭农场同国营农场在行政上是隶属关系，在经济上是合同关系，是国营农场分户经营的主要形式。同年，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在视察黑龙江农垦区时再次强调，“一定要办好家庭农场”。《人民日报》就此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认为家庭农场就是国营农场推行联产承包制的体现，阐明职工家庭农场实际上就是具有较大生产规模的承包大户，是大农场里的小农场。在1985年和1986年中共中央分别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和《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两份“一号文件”中，虽然没有再次提及“家庭农场”字样，但都用肯定的口吻支持了这一改革方针。

时隔多年，在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家庭农场”被重新写入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这时，有关家庭农场的提法虽然还不及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论述的全面深刻，但鼓励农民通过土地流转兴办家庭农场的提法却初现雏形；而更重要的是，这时涉及家庭农场的关切点和范围已明显有别于以往，伴随着实践的不断演进，现阶段的家庭农场逐渐冲破了国营农场这个外壳，基于“毛皮”关系的生产单元格升级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恰好构成了家庭农场“前世”与“今生”之间的分水岭。家庭农场面对着不同的历史境遇，其自身也完成了内涵与外延的历史嬗变。

当然，家庭农场在理论形态上的表现也离不开学术界对其的研读和探讨。1983年10月，全国国营农场经济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围绕提高农垦企业经济效益这个中心议题，学者们就提高经济效益、试办家庭农场和实现现代化管理等三个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自1980～2013年，累计近千篇文献资料以家庭农场为题进行了相关研究。《中国农垦经济》（原名《国营农场经济研究资料》）、《中国农垦》和《中国农村经济》等期刊在早期集中发表了大量文章，成为研究和宣传家庭农场的学术舆论“主战场”。从时间序列上来看，相关研究文献的数量呈现典型的双峰分布，第一个高峰出现在1984～1986年这三年间，占比将近37%，而第二个高峰就出现在2013年前后，截至目前暂时占比13%，这显著地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政策层面对学术层面的映射效应。从文献的研究内容上来看，有涉及家庭农场概念、性质、任务、制度安排与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理论梳理和研讨，也有结合基层实践经验的工作考察、调查报告和案例分析，还有基于外国家庭农场概况、经验及历史沿革作介绍性、比较性和启示性的系列研究。这些理论成果虽然有着碎片化和有限性的固有缺陷，但其中已经包含了我国发展家庭农场过程中的历史沿革与思想脉络。

相对于家庭农场在我国发展的理论形态，其实践形态更具有连贯性和长期性的特征，没有出现前者那种“冷热不均”的极端状况。家庭农场在我国发展的实践形态也可以分为两段时期。第一段时期（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为了突破国营农场中普遍存在着苏联模式的束缚和影响，提高国营农场的经济效益，中央推行在国营农场内部发展职工家庭农场。就职工家庭农场这种新型经营形式，各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由试办向全面兴办的转变，取得了家庭农场数量倍增、规模扩大和经营提高等良好效果。据相关统计数据表明，自1984～1989年间，全国职工家庭农场的数量已由42.3万个增加至116.8万个，农业总产值由118112万元上升至658349万元，纯收入由42153万元增长到352551万元。当然，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不少困难，甚至是挫折，例如严重的挂账、国有资产流失、农场土地规模的两极分化以及大农场与小农场之间统分失衡等诸多问题。第二段时期（1990年代至今）：为了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创新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家庭农场再次被提到议程上来。这一次牵涉的不再限于国营农场内部，而是要扩大至农村全范围。上海松江、浙江宁波、吉林延边、湖北武汉和安徽郎溪等地先行先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家庭农场发展模式。日前，农业部又向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下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家庭农场的调查工作。星星之火，即将成为燎原之势。

二、扬弃性的整合：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农场的“三寸之辖”

通过对我国早期职工家庭农场发展历史的回顾与梳理，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它们都标注着“家庭农场”的相同字样，但所包含的实质内容却不尽相同。我们在发展家庭农场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先解决“家庭农场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在弄清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到两个关键点：其一，要关注西方国家家庭农场发展的历史沿革，概括出其在各国产生和发展的共性构成要件，并有选择性地借鉴和汲取，切忌盲目地照搬照抄或追求“普世化”的概念和定义。限于篇幅，笔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将另文撰之。其二，要关注特定生产方式这种前置安排的差异性，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维度中来把握。有学者对国内关于家庭农场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认为，虽然国内学者对家庭农场的研究视角和表述方式各有不同，但对于家庭农场的基本内涵、特征却大体可归纳为家庭经营、适度规模、市场化经营和企业化管理等四个方面。这说明国内研究大多仅是从生产力或运行机制的单一维度来界定，甚至有时还带有西方主流经济学术语的普世化味道，并不能彻底厘清家庭农场在不同制度安排和基本国情下的差异与分野。因此，在笔者看来，现阶段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农场，应该是指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通过土地、资金及技术等全生产要素流动的适度集中和倾斜，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和商品化的新型农业经营形式。它是对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下家庭经营层的内部整合与优化。具体地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发展家庭农场的前提和基础。发展家庭农场，必须要构筑在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重要基石之上，这将成为社会主义家庭农场与资本主义家庭农场的主要区别。家庭农场这种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并不仅限于和私有制实现结合，土地集体所有制也可以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而且西方发展家庭农场的历史已经深刻地告诫了我们，土地私有化只能带来家庭农场内部的剧烈分化。

第二，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决定了家庭农场的社会主义劳动性质。在现阶段，这种劳动性质应该主要表现为自我雇佣或者是带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形式。我们应当看到，机械化的普及可以带来雇佣劳动的减少，但却无法从经济关系中消除雇佣劳动的影子。西方现代家庭农场的劳动性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在有些时候出现的雇工减少，并不是出于经济关系的“减少”，而是为了成本最小化不断使用机械化代替雇工的直接结果。

第三，全生产要素的适度集中和倾斜流动是家庭农场发展的初始动力。现阶段家庭农场发展的初始动力并不唯一表现为对土地的需求。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应该按照这样的逻辑来完成这一适度集中过程。首先，在不改变土地变量的条件下，不断增加科学技术、管理等要素的边际贡献；其次，在改变土地变量的条件下，可以尽量用土地互换或联户经营形式来代替土地流转方式；再次，在必须考虑土地流转的条件下，尽量将流转的规模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第四，家庭农场不是唯一或主要的经营组织形式，且还需要集体经营层的统筹协调。国外发展家庭农场的大量事实表明，家庭农场这种偏重家庭式的经营方式要靠一系列的农业合作组织才能实现与市场的良好对接。在西方，这些合作组织主要是由盈利性和公益性的社会组织自愿构成的；而在我国，这一职能完全可以依靠集体经营层来履行和实现。通过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性质的供销合作社、信贷合作社以及综合服务社等农业合作经济形式，加强对家庭农场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流程协调与控制。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以往发展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是现在通过发展家庭农场来实现家庭经营层的内部优化整合，它们在本质范围上仍然属于邓小平同志所提及的“第一次飞跃”，都是在为实现农业集约化、集体化的“第二次飞跃”作铺垫和准备。虽然都着眼于农村的适度规模经营，但相对于最终要实现的农业集体化、集约化目标，发展家庭农场只能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扬弃”，这也就决定了它无法逃脱的中介性和过渡性。

三、批判性的前瞻：匡正家庭农场背后潜伏的“红紫乱朱”

毋庸置疑，家庭农场在我国农村的推行和发展仍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回答“什么是家庭农场、怎样建设家庭农场”这个基本命题，绝非是仅凭长官意志、单靠朝夕之劳就能做到的，这还得有赖于人民群众长期的探索与实践。这就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其理论实践的不完备性、不成熟性注定也是在所难免的。然而，暂时性的“妥协”不等于肆无忌惮的叛卖。有为数不少的错误思潮和主张潜伏在中央政策背后并且伺机而动，到处挥舞着“家庭农场”这把尚方宝剑，假正义之名，行不义之事，妄图曲解国家方针政策、误导农村经济改革。此事关生死存亡之道，我们不可不察！

1.不能以家庭农场为名，行土地私有之实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主张实行土地私有化（这里主要指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他们认为，原有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已无法适应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要求，30多年前的那场农村改革是不彻底的，且改革所释放的红利已消耗殆尽，急需进行“第二次”或“土地新革命”，要彻底地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土地农民个人所有制，让农民在拿到既有经营权（使用权）的同时，进一步掌握终极所有权，对土地可以自由进行交易和买卖，最终达到所谓的“耕者有其田”。

这些谬论本已漏洞百出、黔驴技穷，但发展家庭农场的中央政策仿佛又让他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中央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这里的土地流转原本只涉及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不包括土地的承包权（占有）和终极所有权。而主张土地私有化者却硬要混淆使用权、承包权和终极所有权之间的关系，力求实现土地所有权的整体性流转。同时，他们还提出“土地私有化与流转市场化的叠加必然达成土地规模经济”的论断，并把土地私有化和流转市场化当作发展家庭农场的必备条件和逻辑前提。其实，“土地私有化+流转市场化”这种新自由主义理论早已在世界范围声名狼藉，对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等第三世界国家的误导和危害也比比皆是。正因如此，1957年，学者在肯尼亚举行的关于非洲土地所有制的工作会议上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剥夺一个农民的土地，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他完全占有土地，并且规定土地所有权可以转让。”这样深刻的感悟是源于过往的切肤之痛，但讽刺的是，非洲的前车之鉴却并没有使俄罗斯变得更加聪明。在1990年代初，俄罗斯也曾把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当作其农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目标。但就是由于同步实施了土地私有化进程，并把家庭农场的推行构建在土地私有化的基础之上，由此换来的不是家庭农场的飞速发展，而是农地规模的日益缩减和农业经济效益的连年下降。新自由主义土地私有化引发的地缘灾难一次又一次地被历史无情地重复着。

可见，土地私有化绝不是发展家庭农场的“独步单方”，却一定会是误导社会主义农村改革建设的“致命毒药”。其最终目标就是要把发展家庭农场当作变革农村土地制度的“良好契机”，真可谓是“发展家农，意在私有”。我们必须在发展家庭农场的过程中，毫不动摇地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坚决守住中央有关农村土地流转“三个不得”的原则底线。

2.不能以家庭农场为名，行统分失衡之实

自从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来，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健全、不完善，较为普遍地存在着重家庭经营、轻双层经营的倾向。双层经营体制包含着家庭承包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两个层面，二者之间原本应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但在实践中，往往是两个经营层次的发展失衡，甚至是单极化，“分”在绝大多数时候占了“统”的上风。这种做法导致了集体经营层积累薄弱，家庭经营层过于分散，很不利于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化提升。我们在兴办国营农场内部的职工家庭农场过程中，就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着。当时，国营农场与职工家庭农场之间是一种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也是类似这样的“统分”关系，统分失衡也是最突出的特点，只是在不同时期，失衡各有侧重。在初期，受“苏联模式”的惯性思维束缚，一度出现了“统”强于“分”的局面；而到了后期，受到改革的矫枉过正和兴办职工家庭农场“一窝蜂”的影响，又出现了“统”弱于“分”的场景，并且后期这种失衡态势维持了更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国有农场有的将大量的生产资料（除土地）作价卖给职工家庭农场，有的为亏损、资金薄弱的职工家庭农场担负起严重的挂账，造成了“富了和尚，穷了庙”的不良后果。可以说，统分失衡的经营体制让早期职工家庭农场的发展已经是饱尝了不少苦果。

在新时期下，中央提出家庭农场是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其有利于实现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很多集体“取消派”们又妄图借此延续和强化这种“分强于统”甚至“只分不统”的格局，他们认为，发展家庭农场就是只需在家庭经营层面做好文章，毋须理会集体经营层面；更有甚者鼓吹，家庭农场在众多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形式中是最为广泛、最有效率的，认为家庭农场已经完全可以克服以往家庭经营层土地难集中、规模过小、信息不对称、经营分散等缺陷，完全可以胜任且替代集体经营层，试图用家庭经营层中的“统”取消集体经营层的“统”，将统分结合经营体制中的双层合二为一，并把家庭农场作为现代农业经营唯一的实现形式。我们应当看到，这一系列的认识完全是浓厚的形而上学思维使然。他们割裂了集体层与家庭层之间的统分关系，把整体主义的互补关系绝对化为个体主义的替代关系，偏执地相信“统低效、分高效”，在过于神话家庭农场的同时，忽略了其他农业经营组织的多样化形式。从根本上说，这种极力主张统分失衡、消解集体经营层的做法，就是要从经营机制层面做空那些有利于增强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将集体经济“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让之流于形式、束之高阁。因此，我们在发展家庭农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将家庭农场这种新型组织形式始终置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另一方面积极壮大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强化多种模式的合作经济，切实增强集体经营层的积累再生力和宏观控制力。

3.不能以家庭农场为名，行土地兼并之实

发展现阶段的家庭农场，不可避免地要和农村土地流转发生联系。因此，有人认为，土地集中是发展家庭农场的必要条件，主张应该像西方大型家庭农场那样，将分散的土地大量地集中在少数“农场主”手中，这样便于农场的规模化经营。认为农业经营的规模化程度与土地数量之间呈现正向变动，即土地数量越多，规模化程度越高；土地数量越少，规模化程度越低。认为土地集中是符合生产力理性的，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前凡是用阶级斗争理论来审视土地集中并把它称为土地兼并的理论观点都是“伪命题”。

这种观点的迷惑性就在于它错误地坚持了先验的“唯一单向变动说”。一方面，农业的规模经营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自然地理条件、土地资源、资金、劳动工具、科学技术、劳动者素质、经营方式、所有制及其分配形式等方面，而不是土地唯一因素的单向决定。发展家庭农场与土地倾向性集中流转之间并不是单一的线性关系。另一方面，土地投入量与农业经济效益的产出也不总是单一方向的变动，不同组合方式和结构化差异也会导致双向变动的可能。例如，农业的集约经营方式在土地投入量方面与粗放经营方式有着明显的差距，但两者在经济效益方面却截然相反。当然，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也不适合这种发展路子，否则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失地农民会“合流”涌向城市，造成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制，所以只要保证这个基本制度的长期性和稳定性，那种基于自由买卖而造成的土地兼并是不易出现的；但鉴于现阶段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如果一味地将农场土地向某一特定经营形式和群体流转，就很容易造成对土地使用权的兼并，从而使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转变为农场主的兼并性经营。因此，我们发展家庭农场，一方面要结合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规划和发展好多样化类型的家庭农场；另一方面要从生产全要素的角度给予家庭农场支持和鼓励，不要过分夸大土地的单一要素作用，更不能为了过度追求家庭农场规模而硬赶农民走，要防止现代版“圈地运动”在中国的出现。

4.不能以家庭农场为名，行雇佣剥削之实

准确意义上的家庭农场，其劳动力来源应该是仅限于家庭成员（有时也包含单个家庭之外的亲属），他们以生产资料家庭占有和家庭成员劳动为基础，对农场进行日常的生产经营管理。在这种生产条件下，雇佣剥削关系自然不存在。但实践的自发性演进，往往会突破理论的严密守卫。我们在早期发展职工家庭农场时，就围绕是否允许雇工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当时主流的观点是认为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是造成雇佣剥削的根源所在。尔后，中央在1983年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和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两个“一号文件”中，就雇工问题定了基调，并给出了一系列指导性的建议和规定。总的思路是长期反对剥削，不否认现阶段的雇佣剥削，但借助限制性方法加以区别对待。通过对换工等互助协作的肯定和对短工、少数以及多数雇工的“特别优待”，从而为职工家庭农场劳动力来源的多元化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平心而论，允许在职工家庭农场中存在有限的雇佣和剥削，且让其处于非主体地位，这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这种做法的本质，就是要用生产关系的暂时“退却”来适应落后生产力的发展，有限的允许是为了今后更为彻底的消灭，也就是列宁所说的“退一步、进两步”。然而在新时期下，有人却企图以发展家庭农场为名，将不断泛化变质的、带有雇佣剥削性质的组织形式进一步在农村全范围推广，并使之居于主体地位，推动生产关系的再次倒退，以保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村的成功确立和发展。甚至有人更是迫不及待地赋予这种组织形式一个更为“准确”的新名称——“民营农场”，并认为“民营农场”代表了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发展的基本趋势，“家庭农场”本质上就是“民营农场”，前者是后者的初级形态，并且将向高级形态不断演进。

这种提法是极其错误的。首先，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两次飞跃”的战略构想始终是指导我国农村各项改革工作的重要方针，在现阶段发展农村经营多样化形式和适度规模经营，最终的目的是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而此次新一轮的农村正是我们完成“第二次飞跃”的良好契机。其次，中央明确指出，现阶段的家庭农场仍然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这虽然没有排斥其他的劳动力来源，但却严格界定了主次关系。类似于小业主性质，带有一定轻微雇佣剥削关系的组织形式是被允许的，但并不意味将容忍家庭农场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肆意泛化。如果丢失了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这个要件，那就不能再披着家庭农场这层外衣。再次，将家庭农场偷换概念为“民营农场”是悬羊卖狗、包藏祸心的。其实，这种以“民”代“私”的伎俩早已在有关“国民进退”、“国民争利”的争论中被广泛采用，而且是“屡试不爽”。“民营农场”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私营农场，一种以生产资料农场主私人占有和农业工人雇佣劳动为基础，对农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行无偿占有的剥削性组织形式。“民营农场”的提出是“民营企业”在农村的又一次逻辑复制，公有制经济的分崩离析是他们共同的愿景，一个意在消解国有经济，另一个致力瓦解集体经济，两者殊途同归。我们必须看到，如果对家庭农场界定不清，让所谓的“民营农场”大行其道，那就很容易走上一条名曰发展家庭农场但实为大力发展农村私有经济的不归之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就会在广大的农村开枝散叶并一发不可收拾。因此，我们必须严格规制家庭农场的劳动力来源，使雇佣剥削关系限制在有限的可控范围内，充分做好土地流转、转包人员等相关问题的综合配套措施，进一步弱化并逐步根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村扩展可能所需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

5.不能以家庭农场为名，行两极分化之实

本土化经营论文篇5

【关键词】三权分置 所有权 承包权 经营权 【中图分类号】D922.3 【文献标识码】A

“三权分置”（即农地之上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是针对“两权分离”（即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土地所有权分离）而言的一种概括性政策表述。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用地变迁的纵向演变来看，无论是“三权分置”，还是“两权分离”，本质上都是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发展和农地利用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对农地权利表达和权利结构发展的历史性要求，是法律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变化的过程性表达。整个过程循着实践发展需要――政策表达引导――法律修正的路径。

目前，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中央层面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对“三权分置”均提出了要求。例如，2015年11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2016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等，均对“三权分置”的贯彻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家政策多次强调，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实行“三权分置。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创新农业经营组织方式，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对此，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三权分置”的政策要求是否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相容，政策设计的“三权”应如何理解，涉及对现行法律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未来将如何进行？这些应是贯彻落实“三权分置”过程中需要回应的问题。

“三权分置”政策与现行法律制度具有相容性

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有关“三权分置”的政策文件中明确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这与我国现行农地法律制度的根本原则是相一致的。同时，“三权分置”政策所坚持的权利生成逻辑与我国现行农地权利制度也具有一致性。首先，“三权分置”政策主张在土地所有权框架下，权能分离而独立生权是其权利生成的一般逻辑――这与现行农地权利的制度逻辑是一致的，如此，在以土地所有权为权利基础和源点而形成的倒金字塔权利结构中，更容易界定相关权利的边界和权利关系。其次，“三权分置”的核心思想是打破土地局限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细碎化，传统自耕农式的农地经营状态，将土地流转于集体组织之外的第三方经营主体进行经营。对此，《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是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此种对外开放的方式流转的。无疑，现行法的规定为权利流转及其流转过程中的经营模式创新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三权分置”政策与现行法律制度具有相容性是政策具有正当性的要求，也是政策上升为法律的前提。但需强调的是，政策转化为法律并不等同于将政策表述完全照搬照抄于法律规范之中，更无需寻求政策语言与法律规范术语的一一对应。法律规范术语表达自有其规范的逻辑体系要求。比如“权利”名Q的既定性和内涵的规范性。特别是在“物权法定原则”下，特定的权利表达有其法定的内涵。而政策表达则相对灵活一些，政策文件出台前，也未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其用语的规范性、逻辑性和严谨性相对法律规范而言都不在同一维度和层次之上。因此，我们认为对于“三权分置”相关政策文件中所提出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这三权，无需拘泥于从字面形式和表达上去一一对应或寻其一致的表达落实在现行法律制度完善过程中，更多地应该考虑政策文件的实质精神，侧重从逻辑贯通性和一致性方面寻求法律与政策的耦合，进而对相关法律规范予以完善。

“三权分置”中“三权”的实质意义

《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中明确要“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这“三权”究竟如何理解和界定？我们认为，相关政策文件只是对“三权分置”理论及其指导精神的表达，并非在“三权分置”体系下权利结构的固化性要求。《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中同时也明确要“妥善处理三权的相互关系，正确运用三权分置理论指导改革实践，不断探索和丰富三权分置的具体实现形式”。因此，应侧重于从“三权”关系中分析其权利表达的本质，而非对其能够成为一项法定的、独立的权利的形式表达予以肯定或界定。

“所有权”是“三权分置”的基础和根源。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对集体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应当肯定一切权利的分置从根本上都是土地所有权权能分离的产物，甚至可以说，“三权分置”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一种实现形式。在“两权分离”体制下，虽名为两权，但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主体虚置等问题，实质上权利结构的设计天平早已偏向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用益物权，甚至将其按照“准所有权化”进行改造，而不是传统理论中所述的，强调所有权的权源和基础性地位。但实践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所谓的“准所有权”在运行中无论如何还是会受到集体土地所有权这一法律上真正的“所有权”的影响，土地产权混乱不清的局面仍然存在，农地资源也未能实现理想的优化配置。我们认为：“三权分置”的意义一方面是提出了经营权流转，另一方面则是要重塑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农地产权结构中的基础性法律地位。相关政策文件中也强调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

重塑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农地产权结构中的基础性法律地位的关键在于解决集体所有权的主体虚置问题，国家政策提出的“承包权”恰恰契合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成员权。承包权是集体成员以其独立的个体身份主张其成员权实现的权利表现形式。集体成员在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和实现中有双重身份，一是作为集体的组成部分，二是具有独立的个体身份。作为集体的组成部分，要求各成员行为必须具有统一性，而作为独立的个体，其意志、行为和利益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应当肯定的是，集体成员在集体土地所有权限下虽无权以独立的个体身份直接对集体土地进行占有、使用和处分，但却是以个体身份分享集体土地所有权收益。

成员行为的统一性与成员利益的独立性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这种统一性与独立性的矛盾冲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时期过度强调集体统一性，而忽视了对成员个人积极性和个体利益的保护，最终导致集体生产力下降。而家庭承包责任制正是在这二者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张力，既能维护好农民集体的利益，也能调动农民个人的积极性。因此，“承包权”并不是农地流转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剩余性权利，农民基于集体组织成员身份而享有的承包经营集体土地、分享其土地收益的专有资格。可以将承包权界定为是集体成员分享集体土地收益的成员权能特定化和分割化的权能表现形式，其可以特定化在不同的权利之中。比如，承包权可以特定化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在具体分割的某一地块之上得到实现；也可以在集体土地统一经营模式下，通过确权确股的方式，确认其特定的股份收益份额的形式得到实现。

经营权是对土地所有权中的占有、使用、收益权能以特定的模式分离、组合形成的一类独立的权利的总称。经营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经营权本质上是来源于土地所有权中的权能分离；第二，经营权与现行法律制度框架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最大的区别在于经营权去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集体成员身份性限制和要求；第三，经营权的权利内容取决于设定经营权的合同约定，换言之，对占有、使用、收益权能的不同实现形式和组合形式可以构成经营权的不同权利内容。

对于经营权的权利属性，学界有不同的认识观点。有学者认为，物权性经营权违反了一物一权原则，在物权法逻辑思路下，无法独立成为物权；也有学者从次生性权利的角度为经营权独立成物权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我们认为，无论经营权独立生成物权的权能是从所有权分离而出，还是从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而出，分离后的权利必然对原权利产生定限作用，在权利边界清晰约定的情况下，是不会产生一物之上多重权利冲突的问题，从根本上也不违背“一物一权”的原则。考虑到稳定经营权，充分调动经营权人的积极性，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需要，我们赞同将经营权定性为物权。借此，经营权人可以将其经营权再次流转，可以将其抵押，也可以将其以入股等方式流转，这些都从根本上有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三权分置”与现行法律制度衔接

“三权分置”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的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要求，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实现农业经营方式创新的权利路径在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定经营性权能的分离。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下已经形成了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两权”。“三权分置”并非摒弃当前的“两权”体系，而是在“两权”的基础上拓展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具体而言，如果是家庭经营的话，就是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分离产生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是集体经营的，就是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直接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如果是合作经营，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分离产生经营权交予合作社统一经营；如果是企业经营，就是所有权权能分离产生经营权交予特定的企业或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分离产生经营权交予特定的企业进行经营。

概括来说，“三权分置”的实现路径有两条。第一条路径是在不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上，所有权权能分离直接设立经营权。此时设立的“经营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两点根本的区别：一是权利主体不同，经营权的权利主体为集体成员以外的其他经营主体，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体为集体成员；二是权利对价不同，取得经营权须支付的对价要高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因为经营权对价中包含了集体成员的承包权收益。第二条路径就是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既存的情况下，土地承包营权在其权利范围内部分权能分离设立经营权。《物权法》第128条规定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规定均肯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将承包的土地在承包期限和承包权限范围内，将特定的经营权能转让给第三人。彼时存在的问题是：是否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设定并流转经营权后，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此消灭并变更为“承包权”呢？我们认为，流转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仍然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只是其权能受限，仅保留了“承包权”这一权能表现而已。保留下来的“承包权”是代表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身份属性，也是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分离后恢复弹力的本源所在。

综上所述，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与现行法律制度衔接中，应继续保留并完善现行法律制度确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用益物权。“承包权”更多的只是一种理论框架下的权能描述，无独立成权的必要，“经营权”作为区别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应当尽快被法律肯定并界定为一种物权。

（作者为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北京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罗瑞芳对此文亦有重要贡献）

【注：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一般课题“农村宅基地集约利用的法权构造”（项目编号：2016C347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罗瑞芳：《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思路的调整与突破》，《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本土化经营论文篇6

论文摘要：土地利益分配是在国内城市经营实践中广受争议的问题。文章首先讨论了马克思地租理论对城市土地利益分配活动的适用性，并运用该理论，探讨了一种新的城市土地利益分配机制，即国家凭土地所有权获取绝对地租，城市政府经营土地获取级差地租，土地使用者开发土地获取平均利润。

土地资产经营是我国现阶段城市经营中的主要内容。近几年，我国城市土地经营发展迅猛。从1980年深圳市率先试点收取土地出让金开始，到2005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已达5500亿元。据国务院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不少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已占到地方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由于城市土地使用权价值特别高，又涉及国家、城市政府、供地企业、土地使用者、居民等多方的利益，是一个矛盾集中的利益交汇点，使土地成为城市经营中一个极为不易处理的问题。在城市经营实践当中，因土地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甚至连连不断。因为土地问题涉及多方利益，所以利益分配成为土地问题的核心。利益分配恰当与否，直接决定着土地问题解决的顺利与否。因此，城市土地经营中的利益分配成为具有相当实践价值的一项课题。针对国内城市土地经营利益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拟从马克思地租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现行土地所有权制度，尝试探讨一种新的城市土地利益分配机制，以期在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和使用者之间找到一个利益平衡点，实现城市土地利益的恰当分配，供国内城市土地经营实践借鉴。

一、马克思地租理论对城市土地经营的适用性

马克思地租理论原本考察的是农业这个特定领域的资本收益分配问题，要将其应用于我国当前进行的城市土地经营活动，需要满足以下几个基本的条件。

（一）市场经济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城市土地经营，正是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进行城市土地的配置。所以，市场经济运用马克思地租理论的前提条件在我国城市土地经营领域是满足的。

（二）明确的土地所有权

在马克思地租理论中，土地所有权是绝对地租产生的原因及受益对象。如果所有权不明确，则其它行业资本可自由进入，农业参与全社会的利润平均化，使形成绝对地租的超额利润流出农业部门。而在我国，城市土地是国家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文规定：“城市市区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也就是说，我国进行城市土地经营，有明确的土地所有权，有具体的绝对地租受益对象。

（三）明确的土地使用权

在我国，城市土地实行使用权登记发证制度，“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而且无论是划拨土地还是有偿转让土地，国有土地使用证上都载明了使用期限，土地使用权是明确而稳定的。

（四）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

我国的城市土地，其所有权和使用权是明确分离的，如前文所述，所有权归国家，使用权归单位或个人。这种“两权”分立的城市土地制度，使马克思地租理论的应用变得必要。

（五）土地等级差别

在城市土地中，“等级差别”更加明显，表现为区位、基础设施和环境状况等方面的差别。这些方面的差别使得城市土地产生了不同的使用效果，区位差别导致了运输成本、信息成本和市场影响面等方面的差别，基础设施差别导致了生活便利度和舒适度等方面的差别，环境状况的差别导致了健康状况和主观心理满足程度等的差别。所有这些差别，共同支撑着城市土地级差地租的产生和存续。

因此，在市场经济的中国，马克思地租理论可以适用于城市土地经营领域，解决城市土地经营中的利益分配问题，可以应用马克思总结的地租理论。

二、马克思地租理论在城市经营中的土地利益分配的应用

马克思地租理论考察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用地收益的分配规律。马克思认为，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而获得的收入，地租的本质是超额利润。在农业中，平均利润归租地农场主，超额利润归土地所有者。下面将马克思地租理论具体应用于城市土地经营活动，提出一种城市土地分配机制。

（一）国家凭土地所有权收取绝对地租

在马克思地租理论中，与土地等级没有联系的地租是绝对地租。绝对地租形成的条件是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形成的原因是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土地所有者凭借对土地的所有权获取绝对地租。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以后，党和国家着力推行土地公有制，其中对城市土地实行的是国有制，国家是城市土地的所有者，那么国家凭借对城市土地的所有权，可以无条件地对使用者收取绝对地租。而且，绝对地租与土地区位、基础设施状况和环境状况没有联系，无论开发什么样的土地，都要向国家交纳绝对地租。

在马克思地租理论中，绝对地租的标准是一致的，无论租种什么等级的土地，向土地所有者交纳的单位绝对地租都是相等的。所以，国家凭借土地所有权取得绝对地租，其收取标准应该具有一致性。使用者都按相同标准交纳绝对地租，与使用者的身份无关。只有当土地所有者——国家直接使用土地（如军事用地）时，绝对地租才不会以独立的形式存在。绝对地租标准还应该是确定的，这一点毫无异议。绝对地租与级差地租之间没有互动机制，绝对地租不会因为级差地租的增加而增加。但是，绝对地租应该体现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增加。

对应于绝对地租的收取，国家也有应该承担的义务。首先，作为土地所有者，国家应该采取各种必要措施，确保自身土地所有权的稳固性；其次，国家还应该监督城市政府对土地的经营，使它的具体经营行为合乎规范，对土地收益资金的使用方向合乎规范等。

（二）城市政府经营土地收取级差地租

我国城市土地经营的主体是城市政府。无论是土地所有者国家还是省级政府（直辖市除外）都不可能直接经营城市土地，因为城市土地经营与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规划息息相关，只能由城市政府来进行。这意味着，城市政府的积极性直接决定着城市土地经营的成效。所以，要充分调动城市政府的积极性，并合理分配利益给城市政府。城市经营的具体方式，是先根据城市发展需要、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等，将土地规划成某种特定的用途；再进行拆迁，三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路，土地平整），将“生地”变为“熟地”；最后进行市场招标和拍卖，将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给具体的使用者。在马克思地租理论中，与土地等级相联系而发生的地租是级差地租。级差地租形成的条件是土地等级的差别，形成的原因是对明确的土地使用权。级差地租分为两种形态。级差地租Ⅰ是指等量资本投在面积相等但肥沃程度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的各级土地上所产生的地租。级差土地租Ⅱ是指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投入等量的资本而有不同的生产率，由此产生的级差地租。这些投资，无论是连续追加到哪一级土地上，一般都会提供出不同的生产率。这些追加投资提供的生产率，只要高于劣等地原来的生产率，就会产生超额利润，并形成级差地租Ⅱ。

城市政府具体负责城市土地的利用规划、土地的整治、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是对土地资源进行市场配置前的增值环节，也是城市土地级差地租形成的主要环节。级差地租Ⅰ是土地因肥沃程度或地理位置较优而产生的，级差地租Ⅱ是因为在同一地块上连续追回投资产生的。对城市土地而言，肥沃程度无关紧要，而地理位置受城市规划影响巨大，城市规划改变了特定地块在整个城市当中的相对位置，可以创造级差地租Ⅰ。而城市政府在特定地块上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既是在改变地块的相对位置，也是在对地块的生产力连续追加投资，也就是既可以创造级差地租Ⅰ，也可以创造级差地租Ⅱ。例如，一块被征用的农用地，原本位置偏避，交通不便，水电不通，远离学校、医院、市场等公共服务场所，那么它的出让金会很低，可收取的地租很少，但是城市政府将其规划为建设用地，使其位置由郊区变为市区，然后再投资将土地平整好，将道路铺通，将水电接通，将其它服务设施修建齐全，那么该地块的出让金会大幅增加。因此，级差地租主要是由经营土地的城市政府所创造。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级差地租与马克思地租理论中的级差地租在性质上是存在区别的。地租理论中的级差地租，都是本身附着在土地上的等级差别引起的，从土地所有者向使用者出租使用权这点上看，是土地本身所固有的等级差别。而上述城市土地的级差地租，无论是第一形态还是第二形态，都并非国家提供的土地本来就能带来的，而是城市政府的投资经营带来的，其实质并非真正的“地租”，而是城市政府投资的“租金”。城市政府的投资被附在了城市土地上，随同土地本身一起被租用，一起产生收益。按照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这种级差地租理应由城市政府获取。

为了提高城市土地的生产力，产生级差地租，城市政府必须进行先期投资。这种投资的资金需求是巨大的，仅靠税收无法满足，必须从生产力得以提高从而产生级差地租的土地本身得到补偿。从城市经营的实践来看，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缺口都比较大，全国城市每年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总缺口达4000亿元左右。在进行土地经营后，它们都是依靠土地出让金收入进行滚动投资，以满足先期投资的资金需求的。因此，城市政府也需要获取城市土地的级差地租。获取的方式是向土地使用者收取土地出让金。与级差地租相对应，城市政府也有相应的义务。除了前文所述的土地利用规划和基础设施投资外，还应当采取以下措施：（1）执行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控制土地供应总量，调整土地供给结构，配合国家掌握好土地供应这道经济“闸门”；（2）切实履行用地协议，不随意中止使用期限，保障土地使用者的合法权益；（3）对土地市场进行充分的市场运作，公开操作程序，避免权力寻租，最大程度实现级差地租；（4）规范土地使用用费收入的使用途径，将级差地租收入主要用于城市土地经营，以及用于弥补因土地经营而给居民造成的直接的或潜在的损失。

（三）土地使用者开发土地获取平均利润

马克思地租理论中的农业资本家没有土地所有权，只是租种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他们像工商业资本家一样，按投资额获取平均利润。在我国城市的土地经营中，土地使用者也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只是从国家手中购买土地使用权，即租用土地。所以，土地使用者是不能参与超额利润的分配的，只能按投资额获取平均利润。当然，利润的平均化不是在土地市场范围内可以实现的，这有赖于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本土化经营论文篇7

关键词：农民收入；农地使用权流转；相关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4-0012-06

近年来，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农村社会面临着与世界其他国家工业化时期同样的发展滞后问题，尤其是在支撑农村社会发展的土地、资本及劳动力各要素的流动呈现出结构性扭曲：稀缺的土地与资本要素快速外流，众多的农业人口及劳动力要素缓慢外流。这种结构性扭曲现象表明我国人地紧张关系的基本国情不仅没有通过持续稳定的国民经济增长得到缓解，反而有进一步恶化的态势。这种负面效应提示我们：靠有限的土地资源来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步履维艰，而且随着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农民收入与农地使用权流转具有互动作用：即农民收入增加会促进农地使用权流转，加速农地使用权流转会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必须在坚持土地公有权和稳定土地承包权前提下，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推动农户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从而催生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又一基本内容：“搞活土地使用权”，促进农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在现代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增收效应

从农户户均经营规模来看，我国农户户均经营耕地规模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是这种下降趋势是同耕地经营规模扩大趋势交替进行的。由表1可以看出，从1986―2003年，农户户均经营规模有四个时期呈现下降趋势，它们分别是1986―1987年、1988―1990年、1991―1997年以及1999―2000年；另外四个户均经营规模扩大交替时期分别是1987―1988年、1990―1991年、1997―1999年以及2000―2003年。农户户均经营耕地规模出现这种变化趋势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口的增长导致户均经营耕地规模的减小；二是耕地占用导致户均经营规模的减小；三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地流转导致户均经营规模的扩大。

笔者2006年所获得的样本户抽样调查表明，2005年浙江省全部样本农户平均的农地经营规模为2.43亩/户，人均0.67亩/人；湖北省全部样本农户平均的农地经营规模为6.84亩/户，人均1.72亩/人；四川省全部样本农户平均的农地经营规模为4.61亩/户，人均1.22亩/人。从样本户的人均经营规模来看浙江省仅为0.67亩/人，明显小于湖北省的1.72亩/人和四川省的1.22亩/人。[1]

尽管大量的研究文献表明农业不是一个具有显著规模效益的产业。如世界银行对肯尼亚小农场和大农场的对比研究发现，规模在0.5公顷以下的农场的每公顷单产是规模在8公顷以上农场的19倍，前者的劳动用量也是后者的30倍。在印度，规模在2公顷以下的农场的每公顷土地收入比规模在10公顷以上的农场高出1倍多；在巴西，每公顷土地的纯收入随着农场规模的增加而递减，规模不到1公顷的农场每公顷土地纯收入比规模在1到10公顷的农场高出几乎2倍，比规模在200到2 000公顷的农场则高出30倍。科尼亚对15个发展中国家不同规模农场中各种农业投入、土地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表明，农场规模与农业投入和每公顷单产呈反比；普罗斯特曼和里丁格使用117个国家的数据表明，每公顷谷物产量最高的14个国家中有11个是小规模农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山东农业大学1995年对山东358个农户的调查表明，规模经营农户与小农户的单产之间也没有什么差别。万广华等(1996)根据农业部与澳大利亚阿德雷得大学所做的抽样调查数据发现，我国谷物生产几乎不存在规模经济效益，计量分析表明，玉米的规模经济指数为1.169，晚籼稻为0.967、；冬小麦为1．107、早籼稻为0.985、薯类为0.904。金和辉等人(1989)基于100户农民的抽样调查表明，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呈相反关系。但也有少数学者的调查研究结论刚好相反，如江苏省农业现代化试验区领导小组(1994)基于典型地区的分析认为，规模经营农户的单产比一般农户高。瑞定杰、康赛优(2003)的研究表明总体上小型农田的面积在逐步增加到4公顷的时候生产率保持上升态势，但非常小的农田尤其是面积小于0.5公顷的农田的生产率是很低的，而且不会高于套种农田的生产率，当种植面积超过4公顷之后，农业生产率随着种植面积的增加而下降。因此，梅建明认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农地制度建设的重要目标[2]。

以上的统计和调查数据显示，无论是人均经营耕地规模还是户均经营耕地规模均呈现下降的趋势，并且经营面积太低，这说明我国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具有超小规模经营的特性[3]，而同样人多地少的日本为1.4公倾，韩国为1.2公倾。与此同时，我国农户的经营地块比较分散。可见，我国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是严重偏小并分散，这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通过农地流转使农地适度集中，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农地制度的必然选择。

笔者的调查样本中[1]，东部地区的浙江省，虽然人均耕地只有0.67亩，但人均农业收入水平却是3 631元，高于湖北省的2 782元，这就是说样本户浙江省的土地收益明显高于湖北省的土地收益。这里的主要原因是浙江省的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大部分农户都从事非农业生产，农地流转规模大，使一部分农户租入大量的土地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提高了土地的配置效率。但从我国的总体上看，我国农户的农地经营收益明显偏低，而且耕地的投资收益率低于非耕地的投资收益率，严重影响了农户的农地经营投入积极性。

综上所述，我国农村居民的农地经营规模小且分散，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户的农地经营投资积极性，而且对于吸收社会资金以提高农地的投入水平具有抑制作用，并严重影响了农地市场化流转的实现，进而对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这一农地流转制度目标产生负面影响[4]。偏低的农地经营收益水平既与农业生产的技术、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水平有关，也与严重偏小的农地经营规模相关。农地经营收益与农地经营规模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超小的农地经营规模与严重偏低的农地经营收益的互相作用，使我国的农地经营趋向恶性循环，农地经营规模进一步缩小，农地经营收益进一步下降。由此，从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目标的角度考虑，通过各种途径促进农地（特别是耕地）经营收益的提高显得至关重要，国家在落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方针，进一步降低土地承包费用的同时，必须通过农产品价格保护、农产品销售补贴和加快农地使用权流转等一系列举措实现农地经营收益的根本性转变。

二、农户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农户从事非农职业提供了制度基础，而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农户从事非农职业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也为农户进行农地流转提供了前提条件，并使之成为现实。农户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农户从事的职业、收入来源和收入水平的差异，进而导致农户不同的农地流转行为。农户的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同收入水平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第二，来自于农业的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第三，来自于非农产业的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本节的第一部分主要是从全国不同收入水平影响农户租入与租出农地的行为进行分析，第二和第三部分是从样本户的角度即样本户的收入来源情况对农户租入与租出农地行为进行分析。

1．不同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本部分从全国总体情况出发，以历年来农户经营耕地规模为例，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的耕地流转行为。

第一，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对转入和转出土地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农户转入农地的行为与农户的收入水平正相关，即收入水平越高转入的土地数量越多，收入水平越低转入的土地量就越少。这或许是因为，处于高收入群体的农户，也处在具有较发达的土地市场地区，并且经营土地能够获得比较高的经济收益，所需要的土地能够通过土地市场等各种渠道得到满足。而相反，处于经济较落后的地区，收入水平也较低，经营土地的比较效益低，使低收入者既无能力也无吸引力转入土地，所以转入土地的数量也较少。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转包出土地不象转包入土地那样存在着极强的相关性。转包出耕地中，次高收入的农户变化最大，尤其是在1993年，这可能是由于1993年粮价下跌，使从事农业生产几乎无利可图，所以不同收入组均表现出强烈的转出土地的愿望，而在其他年份，则转出土地的农户与收入水平的相关性不大，表现出比较平稳的变化，但从总的趋势来看，农民转出土地的愿望有所增加。

第二，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对经营耕地面积的影响。

由表4可以看出，收入水平与农户经营农地面积负相关，即经营的土地越多，农户的收入水平越低，而相反，经营的土地越少，则收入水平越高。这可能是由于在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虽然从总体上看，西部地区农户经营土地的面积大于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农户经营农地的面积大于东部地区，但是，由于农地使用权流转还处于起步阶段，农户农地的经营规模还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从整体上看，在现有的生产状况看，由于农业的比较效益低，经营农业并不能使农户致富，在现有农地经营规模的条件下，经营农地的规模越大，农户却越贫穷。[4]同时由于我国西部地区的第二三产业不发达，农民的大部分收入来源是依靠农业，而现有农产品价格低，生产成本高，使经营农业的利益非常少。

但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低收入农户还是高收入农户，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户耕地转包入和转包出面积都是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以1996年为基期，1999年低收入农户耕地转包入速度和转包出速度分别为214．29%和122．22%，中等收入农户耕地转包入速度和转包出速度分别为233．33%和176．92%，高收入农户耕地转包入速度和转包出速度分别为129．03%和147．37%。低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农户耕地转包入速度明显快于转包出速度。根据表1和表2相关数据计算，80年代末农户耕地转包出规模略大于转包入规模，1987―1989年3年农户平均转包出耕地规模为0．41亩，而转包入规模为0．34亩。但是到了90年代，农户平均转包入耕地规模明显大于转包出规模，1997―1999年3年农户平均转包入耕地规模为0．27亩，而转包出规模为0．19亩。

2．农业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文中所称的样本是笔者根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全国22个省市就“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与价格体系”所做的抽样调查提供的数据整理所得笔者非常感谢挚友邓大才同志对本论文提供的意见和建议及充分的详实的第一手调查数据，我的论文能够利用大量的数据来说明问题，与他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笔者从500多份样本中经过加工整理，精心筛选了基本上能够代表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块的浙江省、湖北省和四川省的51户、43户和48户共计142个样本户来进行研究。由于预计研究的目的决定了所调查的样本是参加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农户，也就是说，大部分样本户均有租入或租出农地的行为。由于受篇幅的限制，本文仅以浙江省的51个样本户为例进行说明。

农业收入水平主要指农户从事农业经营活动所获得的收入水平，这里主要包括农户从农、林、牧、副、渔等所获得的收入水平。农户作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动机，他会在有限的资源上进行合理的配置，以求得效益最大化。当农户从事农业获得较高的收入时，农户具有扩大经营规模的冲动，这时农户就有意愿转入土地。相反，当农户从事农业生产获得的收益较小甚至是亏本时，农户就有转出土地的意愿。典型调查样本农户的农业收入水平与农地流转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

定理一 农户从农业获得的收入水平越高，农户越有意愿转入土地；农户从农业获得的收入水平越低，农户越有意愿转出土地。

从调查的样本户中，农户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水平高低与农户的土地租赁行为可以证明这一点。

3．非农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其经济行为必然是追求经济效率最大化，非农产业的比较收益优势对农户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一般来说，农户参与非农就业机会越多，家庭非农收入越高，则农户可能倾向于将人力物力更多地投入到非农产业，以获得更大的收益。而家庭小规模土地耕种效益低，对其吸引力减弱。[5]因此，那些劳动力不富余、非农收入又能够维持当地体面生活的农户，往往会把部分或全部土地转让出去。反之，参与非农活动机会少，非农收入比例小的农户，为了提高家庭劳动生产率，则有转入土地的意愿。而对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尤其是边远山区，自然、经济条件差，家庭小规模耕种土地收益非常低，相比较外出打工收入高于种田收入，因此，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较普遍，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也较强，流转数量也较多。由此可见，非农收入无论对土地转入还是转出都有明显的影响，这说明农户参与非农活动是促进土地流转的重要动力之一。典型样本农户非农收入与土地流转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

定理二 来自于非农收入的水平越高，农户越有意愿转出土地；来自于非农收入的水平越低，农户越有意愿转入土地。

从浙江省样本户的非农收入水平与农户租入和租出土地量的总体变化趋势来看基本上符合定理二。首先，从农户租入土地与非农收入的变化趋势看，农户的非农收入水平越高，农户租入农地的可能性越小，即二者存在着负相关。随着非农收入水平的提高，单位农户租入农地数量的变化趋势是越来越少。表6的第2、3、4、6和7行的变化情况是符合上述定理的。但第5行和第8行的变化与上述定理不符。这是因为笔者所计算的是样本数的平均数，不否认个别农户租入行为的变化对总数及平均数的影响。在收入为20 000―30 000元组中共有4个样本户，其中有一个农户的年非农收入为21 500元，而农业收入为19 800元（同上注），该农户采取兼业的形式，既可以从农业中取得将近总收入一半的收入，又可以从非农收入中取得多余总收入一半的收入。而经营农业对于他来说，也是有效益的，所以他租入农地45亩，从而使该组的单位农户租入农地的平均数增加了。在收入为50 000元以上的样本户中的变化情况与上述相同，这里不再累述。其次，从农户租出土地与非农收入的变化趋势看，农户的非农收入水平越高，租出农地的可能性越大，即二者存在着正相关。从表5中可以看出，从总的变化趋势来看是符合上述定理的，但由于浙江省经济比较发达，人均耕地少，在总人数越多的组，单位农户的耕地数量就越小，由于样本户的户均耕地数量为2．43亩/户，租出土地的数量小，所得的单位劳动力租出土地的数量必然会小，在第2行和第8行（同上注）就是这种情况，但这并不影响总体的变化趋势。

以上笔者探讨的出发点是考虑到总样本收入水平变化对农户租入和租出农地行为的影响，从上述的分析中，笔者发现，从总收入的变化中探讨问题并没有完全说明单个样本户的情况，在单个样本户的收入构成中，他的非农收入水平和农业收入水平都很高，这时他租入或租出农地的行为就与总体变化存在着差异，即他的租入或租出土地的行为不完全取决于该农户从农业或非农业获取收入的绝对水平的高低，即从农业获得的收入高，他不一定选择租入土地的行为，从非农业获得的收入水平高，他不一定选择租出土地的行为。而是取决于该农户从事农业和非农业的优势能力、投资偏好和过去的经验等，如果从事农业生产更有利于增加收入，他就会选择多租入农地，相反，他就会选择租出农地的行为。这里作为定理一和定理二的补充可以得到如下推理：

推理 农户的投资行为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从农业或非农业获得收入水平的高低，他的优势能力、投资偏好和过去的经验等对农户的投资行为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当农户从农业和非农业所获得的收入都很高时，从农业得到的收入越容易，农户越愿意租入农地；从非农业得到的收入越容易，农户越愿意租出土地。

例如浙江省的第19个样本户（同上注），在他的总收入构成中，来自于农业的收入为60 000元，来自于非农业的收入为60 440元，即农业和非农业的收入水平基本上相等，并且无论是单个的非农收入水平和单个的农业收入水平都已经明显高于大多数农户的总体收入水平，他选择租入或者租出农地的投资行为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投资偏好、特长和能力等，如果说经营农业对于他来说更有利于他增收，他会选择租入更多的土地，相反，经商对于他增加收入更有利，他就会选择租出土地，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商业中去，从而获取更高的收入。在该样本户中，该农户选择了租入更多的土地为15亩，从事农业生产作为进一步增加收入的手段。

三、结 论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农地使用权流转与农民增收存在着极强的相关性，要加速农地使用权流转就必须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而要增加农民收入当务之急必须加速农地使用权流转。增加农民收入是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我们必须一步一步地克服这些制约因素，从而为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地使用权流转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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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经营论文篇8

关键词：跨国公司 本土化战略

一、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的定义

“本土化”一词源于英文的localization，学术界给出的一种本土化的定义是，跨国企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以调整自身的产品或服务的功能与特性，去适应国外市场不同的语言、文化、政策、法规的一种实践活动。其核心是“入乡随俗”，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有一定竞争力，能在跨国经营中取得一定成绩。本土化战略包括本土化产品、本土化的营销、本土化研发、本土化人才、本土化管理和本土化企业文化等，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化战略背景下，针对东道国市场的实际情况而相应作出的调整和再造。

二、 跨国公司实施本土化战略的必要性

（一）可以满足不同层次消费群体的需要

在跨国经营中，企业具体从事的行业会有很大的曲别差异和具体地域特性，因此必须设置一个本土化生产营销战略，以满足不同层次消费群体的需要。

（二）优质的企业形象有利于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

任何一家跨国公司能在全球营运中取得较好的发展，就在于企业拥有优质的企业文化和形象，从而能得到东道国政府的认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在它国投资项目，一定要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这样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知名度，树立优质形象。

（三）可以满足外部文化环境差异的需要

跨国公司在全球化的运营过程中，必然会碰到一些障碍，比如文化的差异，其次语言不同也是一大障碍，因此跨国公司必须进行本土化经营，聘用当地的人员，了解当地的文化，通过人力资源的本土化来规避一些文化冲突，实现与东道国文化的和谐统一。

（四）有利于各项交易成本的降低

追求利润最大化，尽可能的降低交易成本，是跨国公司进行跨国经营的根本目的，跨国公司实现采购，生产，销售等方面的本土化后，其经营成本会远远低于产品在母国生产、输出及人员外派的跨国经营模式。

（五）可以更好地适应当地市场环境

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跨国运营，必须面临不同的市场环境，比如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水平，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气候地理环境，不同的原材料产地等，所以跨国公司要做好跨国经营必须去适应这些挑战，才能取得跨国经营的成功。

三、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形式

（一）跨国公司人才本土化

人才本土化是指跨国企业充分利用东道国人才资源，无论是基层还是高管都要逐步实现全面的人才本土化，使东道国员工成为公司员工的主体。人才是一个企业的核心资产，所以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在东道国实施人才本土化尤为重要，该战略可以帮助跨国公司更好更快地融入到东道国市场。

（二）跨国公司产品本土化

产品本土化是指跨国公司针对东道国本土的市场需求或消费者偏好等特殊要求对原有产品的外观、口味、质量、品牌等一个方面或多个方面进行调整改造或者直接开发新产品来满足当地消费者需求的行为。跨国公司要想在东道国获得一席之地就必须让自己的产品本土化，适应市场需求，这样才能使得产品具有竞争力，在跨国经营中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三）跨国公司营销本土化

营销本土化是指跨国企业想融入东道国市场、努力成为东道国市场中的一员所采取的一种营销策略，它强调满足当地客户、满足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和及时性、营销活动中突出当地文化的特点。

（四）跨国公司品牌本土化

品牌本土化是指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经营过程中不单纯的使用现有的品牌，而是赋予其品牌一定本土化的内涵，以便赢得当地消费者的认同和支持。如可口可乐、宝洁、奔驰等这些国际品牌在中国家喻户晓，它们中国化的名字正是其品牌本土化的一个表现。

四、中国企业跨国本土化经营的问题

（一）不能很好化解文化冲突

由于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起步较晚，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对东道国文化了解不多，缺乏深入了解国外文化的人才，对文化因素的重视程度也不高，因而在跨国经营中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矛盾和问题较多，严重妨碍了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

（二）缺乏品牌建设

目前中国企业品牌发展中的问题主要有企业在品牌投入的资金、投入比重普遍较低，自主知识产权保护重视程度不够，企业品牌定位大多还属于国家品牌、层次较低，对品牌的认识不够，而且品牌专业人才匮乏，大部分企业甚至没有自己的品牌，在国际市场几乎没有知名度。因此品牌国际化是中国品牌发展的必由之路，企业必须在品牌上下功夫，树立品牌国际化观念，建立并成就属于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品牌。

（三）高素质的国际化人力资源欠缺

我国跨国企业缺乏具有丰富经验的国际化人才，跨国企业中外派人员较多，员工本土化程度低，不熟悉东道国市场情况，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障碍比较多。并且照搬国内的规范制度去管理东道国的人力资源，并没有依据东道国人力资源的特点因地制宜，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我国跨国公司相关管理机制不够完善，难以吸引本地人才，严重制约了我国企业的跨国发展。

（四）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不清晰

海尔、华为这样有战略性有规划的的企业在中国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中国企业在把步子向海外迈进的过程中对本企业认识不明确、战略不清晰，匆忙决策，在国际化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经营出现问题，被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兼并收购的不在少数。

五、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本土经营战略的启示

（一）加快企业文化本土化进程

在跨国经营过程中，要注意使用本土化战略处理好跨文化沟通。通过人才本土化策略来避免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冲突和决策失误，跨国公司应立足于东道国市场的环境，在公司内部形成新的价值观，创造出新的企业文化，并使之与东道国的文化背景和公司所处现实环境相适应。

（二）加强企业品牌建设与管理

对于品牌的建设与管理需要政府和企业两方共同努力。在政府方面，需要建立专业的品牌人才培育机构，在政策上要鼓励和扶持有实力的企业更多参与国际竞争，在战略上要制定国家品牌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加快中国品牌国际化进程的步伐。企业方面，我国企业要注重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定位鲜明，突出产品优势，然后塑造品牌核心价值，寻找品牌精髓，在国际市场占据有利地位，树立全球品牌战略意识。

（三）合理整合人力资源

中国企业要深入借鉴学习欧美跨国公司本土化经营的成功经验，要用全球化的视角来开展全球化经营，尤其要利用好当地市场各种有利资源，做好企业品牌推广，树立优质品牌形象以扩大企业的经营影响力。企业要充分考虑东道国人才的自身特点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完善对本土人才的相关培训及激励机制，通过本土的人力资源进行组合和开发，实现人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组合。

六、结论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本土化涉及面较广较全面，涉及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本土化不仅使得跨国公司在华占据一席之地，实现其经济目标，同时也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为跨国公司在华长期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而中国跨国企业本土化起步较晚，本土化仅仅是摸索阶段，涉及面较窄，本土化程度不高，在跨国经营中还有较大发展空间，在今后的跨国经营中在吸取发达国家跨国经营经验的同时要结合东道国具体实际情况，制定相对完善的本土化战略，并根据实际情况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调整发展战略，在经济全球化竞争日益加剧的世界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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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明刚.肯德基经验对促进餐饮业现代化发展启示[J].市场营销，2010（7）：68

本土化经营论文篇9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跨国公司全球营销策略中标准化和本土化的优劣势比较，探讨了企业应该选择适当的营销战略来满足不同国家、地区市场的特有需求，也就是要走一条标准化与本土差异化相融合的道路，即全球本土化的战略模式，并引发了对企业开展跨国营销的一些思考。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世界各国或各地区的生产、经营活动都将被纳入全球经济之中，全球将形成一个统一的网络化的市场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营销活动成为了跨国公司的必然抉择。但针对跨国公司营销策略的选择，一直存在着标转化和本土化（差异化）的争论。前者认为企业选择标准化营销战略可以通过规模经济和经验曲线实现成本的大幅度节约；而后者则认为企业选择本土化营销战略是着眼于满足各国、各地区当地市场所特有的需要。究竟这两种营销策略孰优孰劣？跨国公司在实施全球营销时又该如何选择？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标准化:一种常规的做法

标准化指的是跨国经营的公司在一个国家、地区或全球市场上提供统一的产品。在其他情况相似的条件下，公司通常会选择标准化。有专题研究也表明，公司在海外市场更倾向于营销战略的全部或部分标准化。主要因为采用这种营销策略有如下的好处：

1.获取规模经济，实现价格优势。研发和大批量生产标准化产品会给企业带来产品开发和研究以及制造过程中的规模经济，如果能实现相当程度的规模经济性，则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也能降低售价，增强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的竞争力和推动世界各地顾客接受该企业的产品。如果企业降低成本和价格同时提高质量，顾客将偏好世界标准化的产品。这种成本的节约不仅表现在生产和研发方面，而且表现在采购、分销、促销、广告和物流等方面。另外，标准化能改善计划和控制，更好地利用人员，从而为管理方面带来规模经济。

2.塑造统一形象，形成世界品牌。采用标准化营销的企业通过设计世界通行而且统一的、技术先进、性能功效优良的产品标准，然后为此产品设计一套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不至于与当地文化发生冲突的品牌名称和品牌标志，采用能被大部分消费群体共同接受的传播媒体，通过周密的CI形象设计，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信息传播和沟通，从视觉、听觉等不同层面对消费者进行刺激，使消费者对产品形成一个统一的、个性鲜明的、难以忘记的品牌形象，从而增加消费者对该品牌的忠诚度。

当然，标准化营销策略忽略消费者需求的差异性，认为全部消费者只存在一种相同的需求，置个性需求于不顾，把那些对公司来说也许是很重要的细分市场抛在一边，这种做法在为企业带来规模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潜在的危险。毕竟每个消费者的需求是有天然差别的，特别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崇尚“个性”和“自我”的时代，标准化营销不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差异需求正是它的致命弱点。

二、本土差异化营销策略的竞争优势

本土化营销是跨国公司根据目标市场所在地的实际情况实行的差异化营销战略，采用差异性战略不仅可以满足各个当地市场特定的需求，而且能维持企业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实现企业的赢利。具体来说，相较于标准化的营销策略，本土差异化的营销有这样的一些特征：

1.有利于融入当地文化，更好地满足当地消费者需求。文化是一个地区特有的精神财富，是历史形成的特定价值观，消费行为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本土化一方面避免了外来文化的特质差异，尤其是文化差异所形成的隔阂，以及这种文化的强制和侵略。另一方面，营销本土化根据不同市场的状况，从消费者实际需求出发制定营销战略。这不仅符合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营销理念，而且更容易满足消费者不断改变的市场需求。

2.有利于企业进行全球资源的有效配置。本土化意味着企业高度融入了当地，能充分享受当地市场生产成本和制造成本的优势，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等，企业通过全球范围内对各类资源进行调配，减少总成本，提高总效益，以至于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3.准确把握当地市场需求，获得当地竞争优势。本土化的市场营销策略使跨国公司具备了了解各个市场的能力，从市场角度看，企业的盈利机会都是以消费需求为转移的，所以消费需求的变化必然潜藏商机，跨国公司将世界市场按照国家细分，将市场营销计划的权限下放到各个分公司，根据各个市场中的消费需求情况定制营销计划，所有的行动和手段都合乎当地的需要和偏好，这可以使各国市场中商机得到最大利用。

但本土差异化营销也存在其特有的劣势。首先，实施差异化营销的公司往往很难形成成本优势。由于差异化营销要求公司根据差异化需求制定差异化营销组合，所以公司无法在产品的设计、生产等方面实现规模效应和利用区位优势。其次，本土差异化营销易于导致品牌认知偏差。在不同细分市场中，公司的产品定位、价格策略、分销策略和促销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容易导致消费者对品牌认知的模糊。最后，本土差异化营销不利于企业在全球的协调控制。为进行差异化营销，分公司需要有较大的自，这虽然有利于发挥分支机构的创造性，但同时也面临着全球协调控制的难度。

三、跨国公司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的选择

正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跨国公司必然以全球范围作为公司战略决策的出发点，但在具体实施营销过程中，在分析标准化与本土化两种营销手段利弊优劣的基础上，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差异情况，跨国公司往往需要综合地使用标准化与本土化的营销手段，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差异化与标准化的比重。因此，提出了“全球本土化营销策略”的概念，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公司在“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的战略思想下实现全球“全球标准化营销”与“本土差异化营销”的双轨运行。

具体的做法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入手：

1.国际市场宏观细分，各子市场内实行标准化。世界上有众多的国家和地区，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需求都有其独特性，并构成一个独立的子市场，尽管无视市场差异会导致营销的失败，但企业也不可能为每一个国家或地区设计差异化的产品和营销计划。折中且有效率的做法是对国际市场进行宏观细分，即根据某种标准将整个世界分为若干子市场，每一个子市场由许多国家或地区组成，它们具有基本相同的营销环境。针对各个子市场的不同特点和需求，企业实行差异化的营销策略，但在每一个子市场内部则实行高度标准化的策略。

2.产品标准化，促销本土化。相对而言，企业在国际促销方面很难实施标准化的运作。这是因为：各国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促销是营销组合诸因素中对文化差异最敏感的一个。语言与教育、宗教、审美观、广告媒介甚至政府规定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导致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差异化的促销策略。可口可乐饮料在所有国家中的定位都是一样的。它表现了一种开心、美好时刻和享乐的全球形象，有着独一无二秘密配方的产品和红白两色包装。但在国际广告中它不得不考虑各国文化的差异，可口可乐公司一个深受好评的广告表现了橄榄球运动员琼·戈丙尼在艰苦的比赛后把他的运动衫赠给一位给他一瓶可乐的小男孩，但这个广告在北美以外则进行了一些更改。在南美洲，广告的主角换成了阿根廷球王马拉多纳，而在亚洲则使用了泰国的足球明星尼瓦特，到了中国之后则使用了110米栏世界冠军刘翔。3.产品核心标准化，产品外观或附属特征差异化。技术的发展使得适度的适应战略并不一定意味着失去规模经济方面的优势，跨国公司不断开发出既能不失去规模生产效益又能反映各国消费者特殊要求的生产技术，柔性制造系统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需求偏好都可以得到满足，并且基本上是在和标准化产品同样价格、同样效率下实现的。有很多产品其内部构件和基本功能都是一样的，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往往仅体现在产品的外观、式样、牌号、包装装潢或附加功能等产品表象上，而非产品内核上。如美国微软公司的“视窗系列”就是针对全球市场开发的标准化产品，但它随后推出的多种语言版本，方便了各国使用者的操作和运用。

4.品牌形象标准化，产品差异化。品牌是国际市场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它是竞争的利器，是推动企业扩张的引擎。要想在众多的品牌中脱颖而出，企业必须在国际市场上树立统一、独特的企业形象，企业要能通过强烈的品牌意识、成功的CI战略，借助媒体的宣传，使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优异的形象，从而使消费者对该企业的产品发生偏好，一旦需要，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一企业生产的产品。麦当劳堪称这一策略的典范，麦当劳对其标识、广告、店面装潢和布局等进行标准化，无论处在哪一个市场，麦当劳都使用相同的标记、相同的包装容器、相同情调的餐厅格局，并对服务标准进行了统一和规范；而它所提供的食物却因地域而有所不同，在法国有葡萄酒，在德国有啤酒，在巴西提供一种以浆果为主的饮料，在东南亚地区供应一种以水果为主的奶昔等等，但无论产品怎样改变，麦当劳的全球品牌形象却是永远不变的。

四、对实行全球本土化营销战略企业的思考

1.开展有力的全球市场调查和研究。公司的全球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定位的有效性依赖于公司得到的市场数据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全面正确的了解市场和理解市场才能有效地利用市场和开发市场，所以有力的全球市场调查研究是国际市场营销的基础。正确和全面的市场调查和研究不止有助于全球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定位，而且在之后的营销活动中有助于营销计划的当地适应性调整，从而避免了营销计划的错误。

2.从文化境遇中学习，缩小文化差异，增进文化了解。在各国营销环境各要素的差异中最大的差异应该是文化差异，而且文化差异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最深刻、最无形，所以营销管理者应该对文化差异保持警惕，并且从文化境遇中学习差异，缩小差异，增进不同文化的了解。经营者如果能比较快地了解东道国的文化和非文字行为，他就能较快地克服文化冲击。而最佳的学习途径就是集中应付文化境遇，特别是那种在处理营销事务过程中频繁出现的境遇，使营销人员搞清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行为的涵义，换句话说，就是使他能适应各种文化境遇，最终达到跨文化的交流，为他制定营销策略，采取营销措施打下良好的基础。

3.企业组织形式的变迁。全球本土化营销战略既要求全球协调，也要求一定程度的国别适宜性，企业组织形式上也需要全球协调和国别适应性的配合。在这一点上雀巢公司实施的“模块组合营销战略”值得借鉴。雀巢公司设在瑞士日内瓦的总部对生产工艺、品牌、质量控制及主要原材料做出了严格的规定，而行政权则基本属于各子公司主管，他们有权根据各国的差别需求决定哪种产品是否上市。鉴于雀巢公司的经验，跨国企业可以在组织结构上将整个公司的营销部门划分成直接运作于市场的多个规模较小的经营业务部门，灵活运作于所在市场，各个子市场主管有权采取独特的策略，同时又接受公司总部的协调，使企业形成“扁”、“瘦”型的网络组织，在此基础上，每一个独立经营的业务单位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其外部资源，对外部资源优势进行重新组合，创造出巨大的竞争优势。

4.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配合。公司分布在各个市场中经营业务部门的主管应是该市场的本地人，总公司要让子公司拥有灵活的自主经营权利，从当地选拔人才，总公司仅提供各种服务和协调，促成各地区主管之间的跨国交流，而不完全依靠总部外派人员来加强对分公司管理。在选拔当地人才的同时，总公司应保持公司统一的企业经营文化，对各个子公司主管给予有效的跨文化培训。如果跨国企业可以为其各国或者各文化中的员工安排符合公司经营文化的跨文化培训，那么不论差异如何大的各个市场中的主管和员工都能够有效的将公司统一的市场营销计划和当地市场情况相结合，达到真正在标准化和本土差异化之间实现平衡的国际市场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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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经营论文篇10

论文关键词 新疆兵团 土地流转 法律对策

一、土地流转问题概述

（一）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土地流转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一定积累

改革开放后，我国于1988年修改宪法，废除了土地不得出租的规定，立法确认“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随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宪法修正案的新规定，颁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至此，土地所有权流转成为我国合法和顺应宪法和民心的事实。在学术界，土地流转问题也开始被广泛研究。其研究可概括为三阶段：早期尝试阶段、中期扩展阶段和后期深入阶段，涉及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等普遍问题；以及区域土地产业化规模经营的影响因素及形成过程；辅助金融机制与信用体系构建；流转过程监管及农民利益保障；在土地流转中统筹城乡关系，及政府职能与责任重塑；耕地保护和资源优化配置探讨；后期有股份制改造、中介组织模式研究以及土地流转的制度改革创新。三个阶段总体上遵循由无到有、由简入深、从实践到理论再指向制度的规律。

第一阶段从1990年到2001年，学者们主要从土地流转的必要性出发，研究了土地流转市场化需求，兼及土地合同的有效性、转包、抵押、继承等法律技术问题，分析了土地流转的动因，提出了土地流转法律机制的雏形。代表性论著有杨学成的《试论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化》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4期。这一阶段的研究注重土地流转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有少量的区域土地流转调查报告，纯法律技术问题及制度创新研究初见端倪。

第二阶段从2002年到2007年，主要研究方向有土地流转的效率和模式，也有探讨土地流转中的政府责任；土地流转与农村人口流动的关系；农村土地流转的障碍因素及其解决途径被作为一个焦点进行讨论，强调制度性保障在土地流转规范化中的作用；经济学方法尤其制度经济学方法被广泛使用于土地流转的论证分析，并初步提出较完整的土地流转利益联结模型。这一阶段的研究数量急剧增多，经济学角度和法学角度的研究从广度到深度都有较大推进，应该与党的十六大报告“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指导正相关。

第三阶段从2003年开始至今，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开始以农民的基本权利为视角进行专门性研究，侧重土地流转中的农民权益保障研究；开始出现大量外国土地制度的对比研究；土地经营权物权话以制约行政权的理论模型已经较为全面；较多文献基于原有理论或实证成果建立，也有文献将研究重点转向资源优化配置方向；作为制度形成类型研究，除股份制合作等流转形式继续深化外，还呈现出与新农村建设结合，加强金融配套制度建设等特点；也开始出现述评类的总结著述，典型如张会萍的《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综述》载《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3期。这一阶段的研究明显体现“关注民生”的特点，研究中的农民利益保障问题被重点凸显；调查报告等实证研究方式较多使用，理论研究也进一步深入。部分问题已经解决，如土地经营权的法律定性，但仍有已经提出但尚未解决的新问题，如对策性研究中的农民权益保障制度构建，也有需要提出的新问题，如本课题研究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绩效的法学方法评价问题。

（二）土地流转现象背后的规律性研究尚显不足，土地流转的效果评价体系的构建还有待探讨

其一，政府在土地流转宏观调控中的干预路径与干预程度选择，土地流转如何与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协同改革，土地流转中的利益向量评估等等研究，目前较多停留在描述性分析，尚未进一步探求其背后的规律性决定因素。其二，针对土地流转效果的评价研究，现有研究大多是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针对一个区域从某一角度进行评价。而缺乏一种法学的评价方法。即在构建一种新的指标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针对一个区域的土地流转模式，在经济社会的宏观层面和农户家庭的微观层面全方位进行效果评价。通过规则的有效性对土地流转制度和模式进行评价的理论和方法，目前都还有待探讨。

二、新疆兵团土地流转问题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一）新疆兵团土地流转的政策现状

根据新疆兵团相关政策文件的指示，兵团始终坚持以职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不动摇。新疆兵团各团场全面推行了“两费自理”、“租赁承包”等多种形式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增强了干部职工的风险意识，有效地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兵团国土资源局以开展“回头看”为契机，全面抓好学习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后续工作，并以构建保障、促进科学发展新机制为主线，严格落实国家土地政策和制度，全面提升兵团国土系统推动科学发展和综合服务的能力，为兵团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保障。兵团国土资源局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坚守耕地保护红线，围绕兵团产业规划，积极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该局将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分解到各年度，实行耕地保护“一票否决制”；建立耕地保护激励机制，对完成任务好、新增耕地多的师，在项目开发和土地利用上予以倾斜；指导各师按照兵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确定的指标，合理确定各类用地数量和布局，为实施结构调整提供依据。这个布局围绕重大项目建设积极实施用地重点保障，严格执行项目预审制度，按照国家《限制供地目录》和《禁止供地目录》规定的原则审核用地数量，积极引导建设用地向高产出、少用地、节约集约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迈进。力争在职工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全面规范兵团团场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维护兵团团场土地政策的长期固定。有的团场已经实行新的改革措施，譬如部分团场对职工承包的土地提高等级：一是建立土地等级的改良提升制度，激励职工自觉的加大投入改良土壤，在3—5年提高一个土地等级。二是连队督促承包职工加大投入改良土壤，并给予合理化建议和具体指导。三是处里出台优惠政策，土地等级差进行轮作倒茬，水稻按棉花的120%实物量上交。四是加大基础性的投入，清挖排渠，硬质防渗等措施，降低地下水位，提高土地等级，提高作物单产。

（二）新疆兵团土地流转的研究思路

首先，针对政府政策这一最重要变量对于现行各种土地流转模式的制度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调研并进行分析，兼对土地金融组织、土地中介组织等外生性变量进行定量研究；其次，通过农户的需求与满意度调查，对兵团土地流转已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现实问题充分思考归纳；此时，现实问题已经出现并已经充分总结。最后，结合国外土地制度比较研究，引申出用法律妥善规范土地流转的原则与规则，并基于前述成果，力争构建新的土地流转效果法学评价体系，同时提出科学可行的发展和完善兵团土地流转的法律对策。其中有正向研究部分，即中外土地制度比较研究和兵团土地制度实证研究，再通过逆向研究部分，即对土地转让纠纷判例分析研究和土地制度运行中的法律规避研究，最终实现更为科学可行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法律制度设计。研究方法则首先是调查研究方法，拟由农一师国土局领导主持实地调研，依托塔里木大学周围团场政研室的大力帮助，收集实证资料，再由实践回到理论，由塔里木大学教师邀约行内人士合议研究分析，力争作出开创性结论。其次是对比研究方法，通过国外土地制度的分析与借鉴，作出法律移植的建议性的选择。研究目的则体现在，农村土地流转是实现土地优化配置必不可少的一环，农村土地流转，要注重保障农民的权利。在农地流转中要节制资本，应将资本下乡尽量限定在为农民和农业生产服务的领域内，防止资本对农民土地的兼并导致农民失业破产。对于众多土地流转模式，需要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来考评土地流转的绩效等问题。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明显加快，需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流转中介服务组织，为规范土地流转提供完善的服务。同时，应当加大对职工土地承包的土地的面积、等级、期限、地号等的民主监督管理力度。

三、新疆兵团土地流转政策的法律定位与对策

兵团土地总面积7457千公顷，农用地4206千公顷。新型团场建设需要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的发展，要保证土地向种田能手流转，还要保证防止耕地的减少和兵团职工的大量失业，使有利于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这些要求都以实现团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充分流转为前提。土地流转纠纷最终需要司法的裁决。现有国内成文法无论土地管理法还是农村土地承包法都不适用于党政军企合一的新疆兵团，兵团土地流转实现由法律规范，必须通过地方性立法的方式。但是新疆兵团至今有政府无人大，地方性立法无从谈起。因此，欲使兵团土地流转纠纷有法可依，构建地方性司法解释，并且是政策司法化的司法解释，并对其正当性和可操作性作更深的理论研究，成为艰难却必经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