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济论文十篇

集体经济论文篇1

为解决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主体资格问题，一些地方政府进行了积极探索。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两种讨论：一是建议将集体经济组织界定为“非法人团体”；二是认为集体经济组织与“法人”更接近。集体经济组织与非法人团体的法理区分非常明显。在我国，民事法律的“非法人团体”主要指“个人合伙”。集体经济组织与个人合伙存在本质性差异。首先，个人合伙是由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个人合伙与集体经济组织是两类本质不同的组织。个人合伙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即私有产权的联合。集体经济组织是以集体产权为基础，以集体所有土地或集体资产为核心的组织。其次，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对集体债务并不负有连带责任。再次，合伙人可以退伙，也可以合伙终止，相应地资产分割可以通过协商解决。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转让自己的股份，但不能要求分割集体资产。《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规定，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破坏等。从实践来看，大多数地方倾向于将其定位为“法人”。以广东省为例，1991年颁布的《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登记办法》规定：全省农村经济合作社、经济联合社、经济总社实行登记发证制度，即通过登记就可以取得法律主体资格。1999年我国《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这种获取法律主体资格的方式被废止。2006年广东省颁布实施《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建设性地将过去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登记发证改为提供组织证明书，并规定以此可以在银行或农村信用社办理开设账户等手续。这个规定虽然为集体经济组织解决了市场交易中的部分障碍，但绕开了“法人资格”问题，关于法人权利和义务更是没有涉及。此后，广东省又颁布了《广东省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本条例登记后取得法人资格，并规定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地方法规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法律主体资格的探索是有意义的，但是根据“下位法从属于上位法”法则，地方法规规章直接确认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是不合适的。《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地方性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而第十二条指出，对于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以及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可以实行行政许可。

二、“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特征及其转型目标选择

（一）“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特征“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发生本质性变化。首先，物业、资金等非土地资本成为核心资产，物业租赁成为经济收入主要或唯一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1）第二条第五款规定，“村改居”之后，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政府给予征地补贴或者让集体经济组织继续使用。“村改居”后的集体经济组织不再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而是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其次，社会保障成为组织主导功能。“村改居”后，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失去土地保障的“村（民）转居（民）”人员在社会保障与一般城市户籍人员存在差距，而且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就业困难。在三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作为股东的“村转居”人员要求集体经济组织能够每年提供稳定的分红及各种社会福利。在这种硬性要求下，集体经济组织每年的收入主要用于分红、福利支出、公共服务支出等，缺乏用于扩大再投资的资本积累。总之，“村改居”后的集体经济组织已经脱离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范畴。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做出适应性调整，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体系下，找准自己的定位。

（二）转型目标选择———企业法人根据《民法通则》，法人分为四类：企业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事业单位法人。很明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是机关法人和事业单位法人，只是隶属于农村基层组织的一个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很难列入社会团体法人范畴。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社会团体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不是一般的社会团体，而是以集体土地所有为核心的组织。因此，集体经济组织不能归类于社会团体法人。另外，集体经济组织在核心资本、分工、管理方式等方面与企业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集体经济组织只要依赖集体土地就可以设立，这一点足以让二者区分开来。结合“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特征，其向“企业法人”转型具有合理性、可行性。理由如下：第一，产权逐步清晰。产权清晰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村改居”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推动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改革。其主要特征是进行确权改革，通过“资产量化、股权固化”的方式进行。首先，进行产权界定，理顺集体经济组织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集体资产产权范围，界定集体资产产权和村民产权。其次，将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进行量化，折算成股份，并按劳龄等标准将股份落实到个人或家庭。第二，具备法人财产基础。一般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对集体所有土地依存度高。除土地所有权外，几乎没有其他资产可以用来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法律规定，集体土地不能成为偿债资产，也不能用以承担民事责任。“村改居”的对象通常是经济实力较强的集体经济组织，物业、资金等非土地资本在其资产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具备市场经济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财产基础。第三，治理结构企业化。“村改居”之前，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和党支部之间存在交叉任职，“一套人马，三块牌子”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政企不分”是影响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村改居”之后，村委会撤销，居委会成立。居委会不能干预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反而需要集体经济组织协助解决社区治理和建设等相关问题。为解决监督和管理问题，“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公司治理模式逐步完善治理结构。例如，广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般包含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理事会、民主理财监督小组（监事会）等机构。

三、集体经济组织向“企业法人”转型的困难

从各地实践来看，“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向“企业法人”转型进展缓慢。例如，某市在2002年颁布文件，明确提出“在‘城中村’村委会撤销的同时，改变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政企不分的状态，转制成由集体法人股东或个人股东持股的股份制企业（公司）”。这种自上而下式改革并未能很快推展开来。2008年，该市出台新文件，指出：集体经济组织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和条件自主确定是否转制为股份制企业（公司），转制必须经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表决。集体经济组织转制为股份制企业（公司），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给予大力支持。到目前为止，该市“村转居”的集体经济组织实现成功转型的并不多。转型面临众多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股权结构封闭“资产量化、固化股权”的集体经济产权改革就已经决定了产权结构发展基调。固化股权最初的主要内容是“生不增，死不减”，不仅固化了股权数量，而且固化了股权的权属。即便是股东的子女等亲属，一旦错过股权分配时机，就无法获得股权，除非通过继承的方式取得。近年来，有些城市推动集体经济组织股权流动，但流动范围限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村改居”以后，为防止股权流动导致集体利益的侵蚀或解体，有些集体经济组织将股东区分为“村居股东”（即原集体经济组织股东）和“社会股东”（即通过继承或转让等形式取得股权的非原集体经济组织股东）。与前者相比，后者只享有资产产权和收益分配权，不享有表决权、选举与被选举权。对于外在投资者而言，这种规定是牢不可破的防火墙”。股权结构的封闭性与现代企业的开放性是相冲突的。资本的自由流动性、管理权从属于资本权是现代企业开放性的重要内容。对集体经济组织股东而言，这两点本质性要求正是他们所排斥的。

（二）社区建设公共投入和公共福利支出不明晰“村改居”后，按照既定的改革方案，社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应该由公共财政承担。实际上，“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不同程度地承担社区公共投入，包括治安、卫生、文化、道路路灯等基础设施，甚至出现“集体经济办社区”的现象。此外，“村居”人员社会保障水平与原城镇居民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要消除这一差距，必须由集体经济组织来补足。但“村居”人员并不认可这一方案，而是由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发放各种形式的福利补贴来替代。社区建设、福利保障和分红挤占了集体经济组织的资本积累，导致集体经济组织异化成福利机构。

（三）公司化转型存在法律障碍集体经济组织转型为公司，既可以解决法人地位的问题，又符合现代企业发展的主流方向。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类，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又可细分为一般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很明显，集体经济组织只能向一般有限责任公司转型。但是，《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一般而言，集体经济组织股东数量远超过这个数字。

四、推进集体经济组织转型的政策建议

（一）完善政府主导的“村居”社区多元化公共投入体系剥离社会职能是集体经济组织重返专业经济组织的前置条件。大量的社区公共投入、股东分红及福利等导致集体经济组织无法进行资本积累。“政府主导”替代“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社区投入体系是现代城市治理的要求。政府要根据财力界定公共服务的种类与范围，同时明确哪些服务是可以由社会公益组织提供的，哪些服务是由企业提供需要居民购买的。第一，政府需要承担社区道路、路灯、水电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关于社区治安，公共安全由政府来承担，社区关于小楼保安等个性化安全需要由市场解决。第三，社区公共政务等公共服务提供，谨防过度投入，导致资源的低效率运作。第四，社区居民家政服务可以由公益组织和企业提供。

（二）实现“村居”人员与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一体化“村居”人员与城市居民之间社会保障实质性差异，既不符合“村改居”的初衷，违背公共财政均等化原则，又增加了集体经济组织负担。集体土地性质变化、身份改变等导致了集体经济组织及其组织成员的直接或间接利益损失，“村改居”本质上是农村利益对城市利益的让步。因此，“村居”人员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保障缴费不足部分应该由公共财政来补足。

（三）建立集体经济组织退出机制“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出现分化。部分集体经济组织由于集体物业多、区域位置好等原因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同时也存在集体资产薄弱又无集体土地赖以维持的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发展难以持续。对于后一类的集体经济组织应该构建退出机制。退出机制可以参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解散办法。政府制定退出条件、申请主体、退出程序等相关办法，提供指引。是否解散集体经济组织应该由其成员来决定，资产清理与评估等工作则可以委托第三方，政府参与监管。

（四）搭建区域性集体经济股权交易平台无论集体经济组织如何试图保持股权结构封闭性，股权的流动都是不可避免的。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区股东将呈递减趋势，而社会股东会越来越多，这与“村居”人员融入城市的深度有关。如果缺乏交易媒介，即便股东有交易股份的意愿，交易活动也会受到抑制。建立股权交易平台，有利于提高交易便利性，有利于保证交易的公正性，体现股权的市场估值。首先，政策引导股权交易，制定股权交易形式、程序等制度规范交易，实施减免交易税费等优惠政策鼓励交易。其次，在完善集体资产交易平台的基础上，适当引进集体产权交易，进行示范交易。再次，逐步扩大交易范围，允许区域内国有资本、民间资本等参与集体经济组织股权交易。通过股权交易最终实现集体经济组织的开放性，逐步确立资本在组织结构中的核心地位。

集体经济论文篇2

（一）审计机构设置不健全。云和县农村审计室与县农业局农经站合署办公，没有单独设立专门的内审机构，无人员编制、无工作经费，审计人员全部为县农业局的农经干部和乡镇农经员兼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工作的开展。

（二）审计人员职责不明确。实行“村级财务双制”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会计、出纳业务委托乡镇(街道)，相当一部分乡镇农经员兼任会计或出纳，同时农经员又兼任审计员，从而出现自己监督自己的现象。

（三）审计人员业务水平不高。村级财务审计错综复杂，要求审计人员不仅要具备较全面的财会知识，而且还应熟悉相关制度和法规，目前县乡两级都缺少业务精通及技术过硬的审计人员。审计工作范围狭窄，审计事项单一，仅停留在对会计凭证真实性的检查上。审计技术手段落后，目前仍然以事后手工查账为主，依靠账务核对、盘点等方法来实施，其监督力度受到很大限制。

（四）审计程序不规范。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工作的主力军是县乡两级农经人员，都是兼职的。时间和精力的局限使审计工作的审计方法和程序往往达不到要求，审计欠深、欠细，审计调查、延伸审计等手段用得不够。对审核中发现的疑问，如工程项目建设、招待请客送礼费用等无法进行详尽审计。因此，对在会计资料中未能反映的账外行为，审计监督就显得乏力和无策，审计工作仅仅停留在表面。

（五）审计执行不到位。农村审计机构由于执法主体较弱，在执行决定中阻力较大，困难重重。农村审计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权威，往往只停留于查清事实、出具审计意见书，很难对被审村的审计决定意见的执行情况予以监督检查。加上近年来省市下达给县级审计任务十分繁重，难免会出现走过场的现象。

二、加强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工作的建议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审计监督体系。要切实加强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工作的领导，纪检、监察、审计、农业等部门要密切协作，明确职责、抓好落实。县级农业部门必须单独设立专门的内审机构，落实人员编制和工作经费；乡镇(街道)应整合力量，设立内部审计机构，负责本乡镇(街道)集体经济组织的审计工作。审计机构不得与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部门合署设立，与纪律、监察等部门合署设立的，应明确分管内部审计工作的负责人和承担内部审计工作职责的工作人员,确保审计工作的独立性。

（二）加强技能培训，提高业务水平。要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和教育，加大对农村审计人员政治理论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审计专业知识及技能的培训，培养一支业务过硬、作风严谨、客观公正的农村审计队伍。同时，要坚持持证上岗制度，使农村审计工作逐步制度化、规范化。

（三）创新内审手段，提高工作效率。要不断改进传统审计办法，充分运用现有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系统，尽快实现县乡村三级联网，不断拓展网络功能，使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与农村审计监督有机结合，实现资源共享，提高农村内部审计的效率。要从单一的静态审计向动静结合审计转变，从事后审计向事前审核、事中监督、事后审计相结合转变，逐步形成农村经济内部审计的全程监控。

集体经济论文篇3

（一）资源环境分析湖南省位于南岭山脉中段与长江中游之间的内陆腹地，地质构造复杂，地表组成岩种类多样，湖南境内水系发达。拥有全国第二大的淡水湖（洞庭湖），起着调节长江水量的重要作用。还有湘江、澧水、资江和沅江4个水系汇集流入洞庭湖并且还连接长江，全省拥有的水量是南方9个省份最多的。在全省土地中，各种常态地貌齐全，一般山丘、冈坪多呈垂向层状和水平镶嵌的组合状况，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农业地貌环境。湖南省几乎全部位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光照充足，降水充沛，热量丰富，且光、热、水配合相当良好，农业气候资源利用效率高；同时，由于经纬水平分异和山丘区垂直分异的直接影响，湖南的植物区域成分复杂，土壤类型多样，植物和农作物的种质资源极为丰富。种子植物约5000种左右，全省木本植物达1900多种，约占全国总数的25%，茶叶仅一个南岳衡山就有20多个地方品种。还有湘西那一片的茶叶种植更是品种良多了。这些都为湖南区域特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源基础和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

（二）交通环境分析湖南地处南岭山脉中段与长江中游之间的内陆腹地，介于华南经济圈和华中经济圈的之间，地理区位优势相当明显。湖南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运非常的发达，更是基本建成高速公路网中的三纵六横，市州均实现高速公路和高等级公路的4小时访问圈。在水运上也已经形成了以湘水、资水、沅水和醴水为主体的洞庭湖现代水系交通运输，并可通江到达海；京广、枝柳、湘赣、湘黔、湘桂、洛湛还有贵福、渝怀等主要铁路干线，并且上昆、京珠、衡昆等高速公路以及许多的国道、省道公路线相互连接，这对于开拓湖南特色农产品市场是非常有利的。

（三）技术环境分析湖南省的科研和教育资源是比较丰富的，省内的农业科研及农业教育体系也已经比较完善了，这为湖南区域特色农产品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持。目前，湖南全省共拥有中科院亚热带区域农业研究所、湖南农科院等263个农业科研机构，其中，仅仅省级的农、牧、渔类的独立科研机构就有18个，拥有约2000名科研技术人员，聚集着袁隆平、官春云、刘荡、王克林等众多知名农业科技专家，几千名教学科研人员创造并积累了一大批居全国乃至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培育出了一大批各级各类农业专业人才。

（四）政策环境分析首先，将特色农业列为全省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发展实施项目，并直接由省府规划了优质水稻基地县、优质玉米县和优质蔬菜基地县等的科技示范基地，还在江永、泸溪、湘潭、祁东等地开发香柚、优质枣、优质柑、湘莲、黄花等特色农产品。其次，已制定了全省的无公害特色农产品开发的“十二五”规划，并明确要重点加强发展无公害蔬菜、水果、茶叶、水稻、畜禽等产品的生产开发，建设了100多个重点无公害标准化农产品示范基地，并在全省进行大量生产无公害类型的农产品，这可见湖南省政府对特色农业发展的高度重视。

二、湖南省农业特色化的对策

（一）依靠品牌企业带动促进特色农业产业化特色农业产品实现价值的载体是品牌的建立，而提升产品质量和推进农业生产的标准化都是产品品牌建设的有效手段。面对农业发展新阶段的各种变化，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而进行的农业产业转移中可以依靠质量好、品牌好的地区转移。相对于农业产业化，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产业化就更加针对市场的需求和更加专业化的地域生产，这些在农业科技和产品品质的提升，并进一步去提高市场化程度等方面更具优势，更加容易实现农业生产的价值。这也是特色农业产业转移所需要的。通过产业转移形成一定特色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产业链保障了特色农产品投入产出和资本转化，更加有利于特色农业的发展。湖南省已经有金健米业、油中王、童胖子酱板鸭、益阳松花皮蛋、东江鱼集团、益阳普华纺织有限公司等著名品牌企业。可以依靠这些企业，在它们的带动下形成集科研、种植、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这特色农业产业链。

（二）借助政府的引导进行特色农业区域集聚化布局政府、农民和企业是农业产业发展的三大主体，它们在农业发展中分别有着不同的作用。进行区域特色农业的发展，对政府而言，首先是要提供促进特色农业发展的政策与适合的市场制度环境，对比给予特色农产品的加工税收政策优惠，并开通相关的绿色运输通道等。其次要深化特色农业的融资渠道，改变比较单一的投资模式，可以去吸引和借助银行资金和社会各种风险投资资金去发展特色农业，形成一条以政府为引导，特色农业的发展多元化的投资机制。最后要重点扶持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特色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农村农产品市场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政府的这些政策是特色农业进行区域集聚化产业转移的根本保证。

（三）知识化和技术化是特色农业发展的关键特色农业技术化不但包括生产管理的技术化还包括了市场的信息化，不管是在传统的特色农业如水产农业、绿洲农业、旱地农业，还是新兴的都市农业、休闲农业、生态农业、旅游农业等等，整个过程的系统化技术化的生产管理是使得其活跃的关键。一方面，在一个地区的发展特色农业的过程中，要努力去提升质量产品的品质，以技术去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附加值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动力，高的附加值是特色农业可以和其他新兴行业媲美的资本。另一方面，在管理上面也需要技术化的知识化，比如，在质量的检测和一些预防，还有一些市场信息的收集都是需要的。这是信息的时代，知识化是信息化是发展的根本。

集体经济论文篇4

(一)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不到位农村改革制度后，由于合并等的原因，工作人员减少数量较多，使得专门从事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的人员减少，导致了监管力量的严重匮乏。

(二)各部门农村集体“三资”监督不力司法机关、纪检机关等监督十分乏力，群众监督流于形式，使得民主管理意识淡薄。民主理财小组监督不到位，不能切实为农民群众着想。

(三)思想认识不足，人员素质欠缺思想上不重视导致了农村领导班子对财务管理的认识偏差和错误。有些工作人员不熟悉财务相关流程和制度，严重阻碍了监管的有效进行。

二、加强“三资”监管，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职能和责任划分明确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中应有的职能。其中，村委会是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的主体，上级党委政府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监管组织者，财政部门主要对农村集体“三资”实行财政指导和监督职能，而审计部门则是定期进行审计监督检查的主要部门，像是违规违纪等行为都要确定部门职责予以监督，这样职责明确有利于统筹协调之余发挥各部门的优势。农村集体“三资”的监管模式应该根据自身特点制定。我国广大的农村区域决定了基础条件和经济状况的巨大差别。对那些经济较为发达，基础设施较好，制度规范和民主机制完善的农村区域可实行“自管模式“，这样能够充分调动村民发展本村经济的积极性，上级主管部门可实行必要的监管、服务和指导职能，以确保三资监管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对于那些经济基础条件较差，不具备自我管理能力的区域可实行“代管模式”，由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服务，代管农村集体“三资”，但是代管职能必须是在履行民主程序后，村民自愿进行的，应签订代管协议，明确权利和义务的具体细则，防止挪用以确保农村集体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二)界定农村集体“三资”范围，充分了解现有状况资金上，应该由各个相关部门合理组成领导小组，对农村集体“三资”进行全面的，广范围的清理核实工作。将有关补助补偿、集体租赁和经营收入等资金管理项目纳入核算范围，严禁挪用、私存等弊端的产生，真正做到及时结清，台账清晰的要求，确保其真实完整性。资产上，应该将集体的房屋、建筑、设备设施以及集体无形资产等纳入管理范围，进行分类管理，详细记录资产在使用、处置等各方面的情况，做到账实相符，权责明确。资源上，应该将农村集体所有的耕地、水域等所有资源纳入监管范围，将资源分类管理，详细记录资源名称、经营方式以及合同的相关情况，以便在农村集体资源流转等各类情况下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其他债权债务管理上，应该尊重农村集体经济原有和现有的复杂情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清理核实相关的债权债务情况，将由于各种原因未纳入核算的依法纳入核算，对已经完结的或者账实不符的债权债务以及坏账，应该按照法定程序予以处理。通过以上清理核实逐步实现农村集体“三资”的状况，摸清家底，有利于后续相关工作的展开和实施。

(三)建立健全相关监管的制度规范1、应该建立健全农村集体“三资”的民主监督机制投票选择代表组成村级理财小组，村里的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等相关证明和原始凭证必须经过村级理财小组的集体审核后才有效，然后入账。较为重要的或者重大的事项由村民代表民主讨论后才能做出决定。对集体“三资”范围内的财务状况、设施建设等事项进行及时地公开透明。设立监督意见箱，及时掌握农民群众对工作的意见或者建议，并经过讨论通过根据有益的建议及时调整工作，建立财政、审计等部门的联合检查，有利于及时发现和纠正农村集体“三资”监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2、建立健全农村集体资产资源交易相关制度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的承包、租赁等相关交易行为，应该经过专业机构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评估并且制定合理的市场价格，确保过程中的公正公平，公开招标投标等。集体经济相关交易行为成交后，应该立即签订正规统一的书面合同，用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将合同以及相关材料归档保存，上级主管部门和村民代表应该做好后续的监管工作，将所得收入纳入集体，并且定期公开账目。3、是要建立农村集体“三资”的管理机制提高对农村的管理人才培养意识，引进青年大学生等到村任职充实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队伍，加强与管理相关的各级人员的业务培训和相关知识输送，培养和打造一支具有高素质高管理水平的队伍。要积极研究开发集各种功能为一体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系统，实现农村集体“三资”的管理电子化、信息化，以达到全面提升农村集体“三资”的科学管理水平。

三、结束语

集体经济论文篇5

论文内容摘要：目前，国内外都不存在系统的、成型的“流通经济学”。我国对流通问题的研究，虽然由定性分析为主发展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并存的局面，但其方法论基础仍然混乱，方法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并存。本文认为，应当把流通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统一到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这是构建“流通经济学”的必要条件。

关于流通理论，国内有各种称谓，计有“流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贸易经济学”等。为讨论方便起见，本文采用“流通理论”这一称谓来概括所有关于流通、商业、贸易等问题的理论与学说。

我国流通理论的发展演进

（一）我国流通理论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大体上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流通理论的表现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重生产、轻流通”，“重工农业、轻商业”的局面开始转变，学界和政府都认识到了流通问题、商业问题的重要性。就这一时期的流通理论而言，主要以马克思《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中的经济思想为指导，重新采取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要素理论来研究流通问题。这一时期的流通理论，以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流通篇》为发轫之作，随后涌现出一批在流通理论上多所创见的专家学者，他们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这一时期的流通理论，总体上说来是“破”大于“立”。之所以说“破”，是因为改革开放前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当时盛行的是“无流通论”；而改革开放伊始，首先进行的就是对“无流通论”的批判和破除，重新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判断。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这一阶段的流通理论主要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为指导，并未引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

第二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学界重大转变表现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说的大规模引进。大规模引进表现为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的译介、高校经济学教育中西方经济学的比重越来越大、学术研究当中运用西方经济学方法日益增多。具体到这一时期我国流通理论，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是研究对象日益专门化，企业管理、市场营销、零售、物流、电子商务等领域的研究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研究方法技术化，即计量经济学、博弈论等研究工具被用来研究流通问题。

（二）我国流通理论的研究现状

从目前来看，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并不存在系统的、成型的“流通经济学”。因为，任一学科如果足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明显特征，必须有一个或若干个核心原理，在研究对象或（和）研究方法上必须有其自身的特色。以主流经济学为例，其核心原理就是最优化，可以说，整个微观经济学就是建立在最优化基础上的。个体消费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从而加总得出需求曲线；个体生产者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从而加总得出供给曲线，而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市场。至于宏观经济学，也仍然是建立在微观主体最优化行为基础之上的。宏观经济学当中，消费、投资等活动仍然可以归结到微观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唯一一个外生变量是货币供给。而货币供给成为外生变量的时间也不长，只有在政府垄断货币发行并且货币不可兑换之后才成为真正的外生变量。既便如此，理论上政府也可以通过最优化的计算来确定最优货币供给量，说到底，还是归结到最优化这一基本原理。

当前我国流通问题研究的特点是“杂”和“乱”。所谓“杂”，是指研究对象“杂”。从批发、零售、物流，到餐饮、会展、电子商务、拍卖、租赁等，很难合并归类。所谓“乱”，是指研究方法“乱”。对于流通问题的研究，过去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近年来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逐渐增多。计量经济学、博弈论等分析工具和研究技术被引入到流通问题研究当中。引入新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技术固然是好事，但方法论基础不明确，仅仅引入新的分析工具，难免给人以“为技术而技术”的感觉。

流通问题研究与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

（一）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集体主义

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原理——最优化原理，其更为深层的基础是个人主义方法论。整个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就是个人主义的，通过对微观个体进行“经济人”假设，从“经济人”的最优化行为出发，演绎出一系列的理论。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与政治体制上的主义、经济体制上的自由市场机制是相互匹配的，内部关系是融洽的。

与个人主义方法论相对应的，是集体主义方法论。集体主义方法论认为，某一集体是有共同目标的，是有终极目的的。这一集体可以小至家庭，也可以大至国家。特别是集体主义方法论认为整个国家是有共同目标或终极目的的。应当说，集体主义方法论与个人主义方法论是有重合之处的，二者都认为，微观主体（个人、家庭、企业、社团）是有共同目标的；但如果把主体扩展到整个国家，则二者分歧立显：个人主义方法论认为国家或政府没有终极目标，而集体主义方法论认为国家是有终极目标的。

二者分歧的深层根源在于对个人价值的看法不同，个人主义方法论认为，个人本身就是目的，并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或手段；国家、社会、政府只不过是帮助个人实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它们本身没有也不应该有自己的价值和目的。相反，集体主义方法论认为，国家、社会是有共同目标和终极价值的，个人仅仅是实现集体目标和集体价值的工具和手段。

（二）我国流通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一直是集体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在意识形态上逐渐确立起集体主义价值观；相应地，在学术研究上也采取了集体主义方法论，这一点在经济学领域体现得尤其明显。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经济制度是“统制经济”（笔者认为，“统制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好地描述了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体制的特点，因为我们并没有像前苏联那样对经济进行精细的“计划”），相应地，我国奉行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取自苏联的“统制经济学”，而“统制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恰恰是集体主义的。“全国一盘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等集体主义价值观不仅高扬在意识形态领域，而且也深入渗透到学术研究领域，这一点在经济学研究当中表显得尤为突出。直到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思维模式仍然广泛地存在于各种流通问题研究当中，直到目前仍有相当的惯性。

西方主流经济学当中并不存在“流通经济学”这一分支学科，因为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个人主义的，所以在西方国家，研究流通问题是微观主体即流通企业的任务，营销、物流、零售等管理类学科都很成熟，但针对“宏观”流通问题的理论几乎没有。在学科分类方面，营销、物流、零售都属于管理学，而不属于经济学。当然，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也是个人主义的，而不是集体主义。

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个人主义的，相应地，研究市场经济中的流通问题，也应当采取个人主义方法论。这样既与现实经济制度相适应，也与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相适应。

统一流通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的必要性

我国学者对流通问题的研究，大多数都采取“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政策建议”三段论的模式，但以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来看，这种研究模式是有问题的。问题恰恰出在一般认为最有价值的“政策建议”部分。按照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流通问题几乎都是微观主体即流通企业面临的问题。流通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方面，与一般的生产企业并无二致，如果在流通中出现了问题，比如成本过高、效率较低等问题，企业自身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考虑，自然会采取措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本不需要政府出台政策进行干预。举例而言，在物流领域有一个评价运输效率的指标——空驶率，我国的空驶率比欧美等发达国家要高得多，这当然说明我国在运输资源的使用方面效率低下。但是，针对这一问题，政府又能做什么呢？根据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无论空驶率高还是低，都是物流企业自身造成的，最有动力降低空驶率的不是政府，而是物流企业。因此，这一问题本不该由政府来负责，也无需政府出台什么政策来促使空驶率降低。所以，我国空驶率较高的原因，就应该从其他方面来分析，如物流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物流企业的技术手段比较落后等。严格来讲，在直接影响到物流企业的各种因素当中，只有税收与物流园区用地两方面与政府有关，其他方面，均属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问题。所以，即便空驶率很高，政府也管不了，而且也不该管。这是从方法论个人主义出发得出的必然结论。

但我国的现实是，政府往往先是对经济活动进行不合理的干预，干预之后使经济活动产生了许多问题，接下来对这些问题再次进行干预，由此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如此无限循环下去。

流通理论研究中的“政策建议”，往往就是建议政府对先前干预产生的问题进行再干预，这是一种“越描越黑”的做法。究其根源，便是学术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方法论集体主义。前已述及，方法论集体主义就意味着微观个体的经济活动本身不是目的，而仅是承载某一或某些集体目标的手段，照这种思路，任何政策都取得了理论上的合法性。

以北京为例，如果某个人打算从事出租车行业，那么他必须“挂靠”某一出租车公司，否则就是“黑车”。各出租车公司为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和既得利益，联合起来游说政府，成功地建立起市场准入制度。而政府反过来以“保护乘客利益”为由，统一制定收费标准，于是便造成了目前空驶率高的状况。破除这种局面的釜底抽薪之举，是取消目前的市场准入制度。稍微学过经济学原理的人都知道，这样一来必然有更多的人愿意从事出租车行业，竞争的结果是产生一个均衡的市场价格，这一价格肯定要低于目前的统一价格，从而，空驶率必然大幅降低。

以上例子仅是我国流通领域中的物流、运输问题，类似的问题在其他流通领域还有不少。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很多学者潜意识里都在使用集体主义方法论，而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这也是众多“政策建议”难以发挥作用的根源。

结论

宏观流通问题进行研究，如果要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那么就应秉承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应当指出，解释和预测是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功能，而不是动辄就要提出什么“政策建议”。我国学者应该尽量做到“述而不作”、“述而少作”。毕竟，提出政策建议这一行为，本质上采取的是集体主义方法论。

近年来，随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规模引入，在我国流通问题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个人主义方法论与集体主义方法论并存的局面。而方法论基础的混乱，是当前我国流通问题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笔者认为，如果要构建一门系统的、成型的“流通经济学”，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统一流通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也就是统一到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上来，这是构建“流通经济学”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参考文献：

集体经济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利益集团；宪法变革；经济解释 论文论文摘要：美国宪法学者查尔斯·A．比尔德先生从利益集团与美国宪法的制定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宪法经济解释的观点。建国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及各所有制形式在宪法中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种变迁的背后是不是同样隐藏着中国利益集团的力量。但最后的论证却证明了至少在1993年前中国宪法对经济体制和各所有制形式的规定变化是“政策性修宪”的结果，而不是利益集团的推动。 宪法是什么?翻开一些宪法学著作，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话语：宪法是根本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等等。 任何一种对宪法的解释只能反映宪法这一客观事物的一方面或多方面的特征，但不是全部特征。综合各种不同的说法，也许能对宪法作出较为全面的描述。 一、另一种宪法观——宪法的经济解释 美国宪法学者查尔斯·A．比尔德带来了另一个认识宪法的角度。他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一书中写道，“宪法是一群财产利益直接遭受威胁的人们，以十分高明的手段写下的经济文献。”宪法不仅仅是抽象的法律，而且是一份经济文献。这样一种对宪法的解释正确吗?为了论证他的这个论断，比尔德先生详细地论述了出席1787年美国的经济利益集团及出席制宪会议的各代表所代表的经济利益。最后在该书的结论中，比尔德先生总结道，“合众国的宪法运动主要是由四个在《邦联条款》下受到损害的动产集团发起和推动的。这四个集团是：货币、公债、制造业、贸易和航运。制宪的第—个稳健的步骤是由—个小而积极的集团完成的，他们通过自己的私人财产从自己的努力结果中获得了直接的利益。”比尔德先生论证了无论是在推动1787年宪法的制定、参与乃至最后批准该宪法的整个过程中，四大动产利益集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比尔德先生能对美国宪法进行如此的经济解释，能否运用他的这种方法来对中国宪法进行经济解释呢?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1954年第一部新中国宪法及其以后1975年、1978年、1982年宪法(包括1988年、1993年、1999年、20o4年四部修正案)的制定、批准过程中存在利益集团吗?如果存在，这些集团分别代表怎样的经济利益，在制宪及批准宪法的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二、建国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和各所有制形式宪法身份的演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四部宪法，“八二宪法”以后有四部修正案，内容变动最多、最频繁的是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是不是中国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生了变化才导致了宪法对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的规定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本文就试图从《共同纲领》及历部宪法、宪法修正案对经济体制及对各种经济成分规定的变化，来论述中国的利益集团演变与宪法变革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体制方面，建国初期，我国就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反映在宪法规定上就是1954年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1982年宪法第l5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这也说明一直到1982年宪法，中国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而只有到1993年宪法修正案才正式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建国以来，我国的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形式为补充。但在不同的时期，各所有制形式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反映在宪法上，则是不同所有制式的宪法身份处于不断地变动中。 对“国营经济(国有经济)”，我国宪法(包括《共同纲领》)规定的一直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物质基础”(《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的表述)。国家对“国营经济(国有经济)”的政策是“优先发展”(1954年宪法)和“保障”(1982年宪法及以后的修正案)。这说明，作为全民所有制形式表现之一的“国营经济(国有经济)”的宪法身份一直是不容置疑的。 “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宪法身份也是不容置疑的。当然，“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宪法表述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在《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中，并没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表述，而是以“合作社经济”来表述的。但是对合作社经济的性质，《共同纲领》表述的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第29条)，而1954年宪法的规定是“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第7条)。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 ，“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1975年宪法第7条)和“农村人民公社经济”(1978年宪法第7条)成了“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代名词。“人民公社”的表述直到1993年宪法修正案才取消。 “私营经济”的宪法身份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共同纲领》第30条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这条就足以说明在建国初期，私营经济还是具有宪法身份的。但随后的1954年宪法一直到1982年宪法，私营经济就不具有宪法地位了。直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才肯定了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宪法地位。之后的宪法修正案对“私营经济”的政策不断地调整，如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l6条则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宪法修正案对此又做了修正，其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个体经济”的宪法命运与“私营经济”相似。《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都肯定了“个体经济”的宪法地位。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基本上取消了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宪法身份。到了1982年，宪法才明确赋予了“个体经济”以宪法身份。之后，宪法修正案对“个体经济”采取的政策经历了与“私营经济”相同的变化。 最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1982年宪法首次认可了“三资”企业的宪法身份(第18条)。 也许我们从宪法对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所有制形式规定的变化中感悟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笔者所要探求的是，为什么在这短短的55年内(1949--2011年)，宪法对我国经济体制和所有制形式的规定会发生如此重大的、频繁的变化? 三、理论假设及证伪 根据以上所引证的比尔德先生对美国宪法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笔者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宪法的规定及其变化取决于参与和批准宪法的利益集团力量的此消彼长。宪法是一种经济文献，是不同利益集团斗争的妥协的产物。当某一利益集团无法参与或者即使参与也无法有效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时候，宪法也必然不会反映其在宪法中的地位和身份。故此，中国宪法对所有制形式的规定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所有制形式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在不同时期(制宪和修宪时)力量的变化。 上述的理论假设只有在证明了中国在不同时期(特别是制宪和修宪时)存在不同利益集团，同时这些利益集团对制宪和修宪起了作用，表达了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在这里是指“要求宪法肯定自身所在的所有制形式的宪法地位或身份”)这些问题后才能成立。 按照通常的理解，利益集团是“社会生活中一些具有某种共同利益的人们为了切身利害共同行动而形成的持久性组织，或为了某种共同需要和利益采取联合行动的临时性组织。”③据此，利益集团的特征就是共同利益、共同行动、共同目标和组织性。只有某一群体或团体符合了这四个特征，才能成为利益集团。同时，利益集团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社会成员利益的多元化、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是利益集团形成的前提。 具体来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资源都由国家统一控制，统一分配，这样就导致了任何社会成员都不可能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财富(这并不排除采取非法手段所获取的更多非法财富)。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大致平等的财产分布格局无法产生利益多元化的状态。没有财产占有的多样化或者说贫富的差距，也就无法造就利益的多元化。而没有利益多元化，就不会产生利益冲突；没有利益冲突，也不会产生利益集团。 从宪法规定来看，中国宪法一直到1993年才将“计划经济体制”修正为“市场经济体制”(虽然真正实行市场经济的时间可以提前)。这说明，至少在1993年之前，中国并不存在西方语境下的“利益集团”，充其量也只存在阶级或阶层。这样，笔者的理论假设在中国制宪、修宪的过程中(至少是在1993年前)是不成立的，即中国宪法对所有制形式的规定的变化，并不反映不同所有制形式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在不同时期(制宪和修宪时)力量的变化。那又是什么因素或力量促成了宪法对经济体制和所有制形式规定的变化呢?我国宪法学者殷啸虎先生提出的“政策性修宪”理论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这一问题。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以后的制宪或修宪的过程中，利益集团不会存在甚至不会发挥其对宪法的影响。因为中国已经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并逐步深入和完善，政治体制改革也正在进行中，中国已经具备了利益集团产生的政治 、经济条件。利益集团形成之后，必然会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发挥其影响，必然会向国家提出其利益诉求；反映在宪法上，就是利益集团必然会要求宪法的制定和修改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取得、巩固和发展。这样，中国宪法变革的动力因素里面，就会有利益集团这一因子

集体经济论文篇7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方法评述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007-02

自詹姆斯·布坎南20世纪50年代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正式创立公共选择理论以来，公共选择理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流派。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政治——行政过程，重点关注政治与经济的内在关联，进而导致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这是其能成为一大学术流派的原因。在研究方法上，公共选择理论通过研究选民通过政治选票在政治市场上怎样理性决策及其决策结果对政府的影响，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推导出政府行为特征、政府应对选民决策等诸多政治问题。即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非市场决策进行经济研究。公共选择理论以理性自私的“经济人”假设、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政治选择行为。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三个基本研究方法

1.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是把个人假定为理性的自利主义者，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是人的“天性”。理性的个人在对其行为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案或机会，除非有外在的其他因素限制，否则这种理性自私的选择行为是不会受抑制和干扰。公共选择理论将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从市场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实现了政治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中对人类行为分析基本出发点的统一。在经济学研究中，由于“功利主义”工具理性的哲学传统，在经济分析中对人性假定是自私自利。而在政治学研究中，由于国家机器具有的公益属性，政治学研究中政府应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和正义性。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政府中的个人又变成“超越个人偏好、追求普遍的善和正义”的利他主义者。公共选择理论确立“经济人”假设的研究前提，避免了跨学科跨领域的公共研究由于学科间理念上的“不兼容”而导致研究的悖论。

2.经济学的交换范式

在布坎南的研究中，他认为经济学是专门研究交换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市场交换过程。公共选择理论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行政过程，因此布坎南把交换范式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一方法论。按照这种逻辑，政治学也是一门交换的科学。在对政治——行政的观察中，将政治视为市场，将政治的全过程视作与市场经济相类似的交换过程，并提出“政治市场”的概念。按照交换范式的分析，公共研究的重点不应像政治学研究那样侧重于国家、团体和政党等概念的规范性分析。而应该侧重于群体之间或个人之间，由于理性自利的动机而进行的交易过程。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解释，公共政策的出台与绩效并不是由于政治精英们的英明或关键人物的推动，而是群体之间或个人之间利益博弈、妥协、调整的交换过程。

3.方法论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

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个人，所以在方法论上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同样是个人，在对政治领域研究或政治——行政过程的分析中，公共选择理论与经济学研究一样，主张从个人的工具理性出发来解释社会、经济、政治各种现象。探讨个人的理性选择是如何加总成为集体选择？而集体选择的结果又会产生何种后果？在对私人活动的研究中，这种方法的研究过程被表述为市场过程。而用这种方法研究集体活动，集体行为则被表述为：个人在实现目的时不是经由个人而是选择通过集体来达成个人目标的活动。从而得出政府是允许个人选择通过集体而非经个人来实现个人目标所产生的机构，政治过程是允许个人选择通过集体而非经个人来实现个人目标活动的一系列过程。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可以采用“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

二、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在公共研究中的创新

1.“个人理性”逻辑起点更具解释力

将经济学的理性自利“经济人”假设运用于政治领域研究而形成的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研究是一种创新的思维方法。是对传统政治学“政府的价值是追求公共利益”“公共机构应是利他主义”假定的否定。公共选择理论以“个人理性”为逻辑起点，认为人的行为动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自身效益最优化，不论个人的身份角色是普通公民还是政客。所以，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可运用于分析政治过程中各行为主体的活动。方福前在其《“经济人”范式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得失》一文中指出：用“经济人”范式来统一分析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有助于构建逻辑一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有助于理解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以及政策。

2.演绎方法和模型运用让研究具有数理依据

公共选择理论运用数理推导方法，使其研究结果更让人信服。布坎南和塔洛克在其著作《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就对投票规则和选择规则特别是全体一致的规则做了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奥尔森在其成名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研究集团大小与集团中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也正是运用了定量的数理推导才得出如下经典的结论：“如果在购买集体物品的任一水平上，集团收益超过总成本的量要大于它超过任一个体收益的量，那么就可以假设会提供集体物品，因为个体的收益超过了为集团提供集体物品的成本。”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官僚体制理论、投票规则分析、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等理论都大量运用了定量数学模型。这些演绎方法和模型的运用促使公共研究的主流方向从价值规范走向科学实证。

3.个人决策基础上的公共分析更好解释制度变迁

将个人看作研究分析基本单位的公共选择理论，把社会运行视为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认为根据社会来解释个人不能很好让人们理解社会——个人的互动变迁，应当根据个人理性抉择的加总来解释社会和政治整体的发展变化。在公共选择理论学者看来，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规则集合体，个人通过规则集合体开展集体活动产出集体决策，来实现他们所期望的集体目标。布坎南也把公共选择理论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卢瑟福也认为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意愿去行动，制度演进与社会变迁只是个人行动的结果。

三、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用于公共研究的局限

1.“经济人”假设的极端化忽视人行为动机的多元性

公共选择理论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把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效益最优化这单一动机用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这种方法忽视了个人行为动机的差异性与多元化，把“经济人”假设运用极端化、扩大化了。在公共领域研究中，“经济人”假设在三个具体方面解释不足：一是忽视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的差异性。虽然个人在政治活动与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交换行为，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也存在相类似的市场因素与环境，但由于政治具有公共属性，所以二者还是有本质差别。二是公共选择理论“经济人”假设强调利己主义，对人的多元需求无法作出贴切实际的阐释。按照马斯洛关于人类层次需求理论解释，人类行为动机是多元的。需求层次越高，利己主义动机的解释就越乏力。单纯用人的谋利动机来解释个人在政治活动中行为的“经济人”假设无视了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理想情怀。三是没正确处理好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经济人”假设把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效益最优化作为人唯一的行为动机，从个人的理性选择加总出集体的选择，即个人利益加总为集体利益。但“经济人”假设忽视了集体利益相对于个人利益的超然性与独立性，忽视了集体利益形成后对个人利益的冲击。只看到个人利益对集体利益的形成和影响，没能看到集体利益对个人利益的塑造与调整，没把握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对立与统一关系。

2.经济学的交换范式解释政治过程的局限

由于政治与经济存在本质的不同，将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完全引入到政治领域，其解释存在局限。第一，市场过程交换的是产权私有的商品，政治过程交易则产出非个人占有的公共物品。所以政治过程的产物公共物品必须由集体决策才能产出。因而政治过程需要能代表或集中广泛个体意愿的中介，例如：政府、议会、法院等公共组织。第二，个人在政治领域追求私利的方式与在市场上追求私利的方式不同。市场交换可以在独立的个体之间进行。个人在政治过程追求的利益很多是在市场交易中无法实现。所以只能借助团体或政党之类的政治组织。通过政治组织参与到政治过程来获取个人的利益。因而政治过程的交换不能排斥其他成员，其参与必须是全员参与。第三，市场经济的交换是自愿的商品的交换，而政治中的交换则是权力与权利的交换，即“保障与统治的交换”。当个人独自维护私利的成本过高时，个人会倾向于将这部分利益的权利让渡给国家机构，来换取政府的保护。作为交换条件，社会所有个人必须服从政府在与此交换相关的意志与统治，这意味着政府对所有个人拥有了权力。权力的行使意味着强制，因此政治交换中存在个人非自愿的成分。

3.“个人主义”方法论无法撼动政治学理论基石

公共选择理论单纯从个体出发来探析政治领域是不完全正确的。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受“整体主义”哲学指引，公共选择理论由于是嫁接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所以对政治学的批判是乏力的。首先是“个人主义”方法论无法清晰把握个人本身的属性，只能从行为理论出发对人本身属性做出抽象解释。其次，“个人主义”方法论把政治过程中的互动比拟成个人间抽象契约谈判，无法判断政治过程中个体之间直接或间接相互作用的状态。无法把握影响政治过程中契约谈判的外部因素，不能很好从个体互动中总结出政治过程的规律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公共选择理论运用经济学研究方法去分析传统上被分开的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选择与决策行为，把人在经济行为中的决策和在政治活动中的决策统一起来，扩展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运用领域。使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现实社会运转的实际联系更为紧密，是一场在公共研究领域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革命。由于经济学和政治学在概念、理论、范式体系上存在根本区别，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方法在公共领域的研究中只能成为政治学“整体主义”研究方法的补充，而非根本替代。

参考文献：

[1]廖荣碧.公共选择理论及其现实借鉴意义[J].当代经济，2009，（2）.

[2]董春宇.公共选择理论假设的限度分析[J].党政干部学刊，2008，（5）.

[3]孔志国.公共选择理论：理解、修正与反思[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8，（1）.

集体经济论文篇8

[关键词]集群 中小企业集群 演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6.3；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049-05

集群问题理论研究大抵滥觞于19世纪。近年来随着中小企业集群的不断发展，中小企业集群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引起了国内外一些学者和广大经济工作者的关注。中小企业集群相关发展理论已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乃至竞争经济学中广泛使用，“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多种内涵的新型产业政策框架的理论基础”（王缉慈，2000）。[1] （P2-4） 中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吸收国外有关研究成果，并对国内中小企业专业集群现象进行了理论研究。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理论的研究已经构成国内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文献内容之一。

但是，对中小企业集群演化问题研究的理论比较杂乱，多数研究只限于某一层面，没有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试图尽可能多地将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有代表性的评述，希望有利于研究者更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理论，也希望能为中小企业集群经济理论的演进、深化提供一些契机。

一、早期国外主流经济学家的企业集群思想

最初的产业集群经济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亚当・斯密从劳动分工、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方面开始注意到集群演化问题。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写到“工人所穿的粗劣呢绒上衣和牧羊剪毛所用的剪刀这两种产品，是由家庭坊和手工业工场为基本单位的小企业集群联合劳动完成的”。[2] （P11） 这是最初的中小企业集群经济的思想，也是集群一词首次提出的。

马歇尔（Marshall）继承了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开创性观察，从地方产业集群与大企业功能优劣的相互比较对产业集群进行了区域研究。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描述了企业集群形成的原因，他把这些具有分工性质的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称作“工业区域”，并指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即“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内部经济是有赖于从事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而外部经济是有赖于这类工业产业的一般发达经济。在他看来，引起产业集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列举了英国各地的实例，说明“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如气候和土壤的性质，在附近地方的矿山和石坑，或是水陆交通的便利”。[3] （P281-282）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宫廷的奖掖”，[3] 但追求外部规模经济是根本原因。马歇尔是大家公认的首先阐述集群理论的人。

阿伦・杨格（Allen Young, 1928）提出了规模报酬理论的一些核心内容，他重视分工、交易成本和市场范围的关系，重新阐述了亚当・斯密的分工与市场规模思想，并从这一角度提出了看法。他认为大规模生产的概念忽视了分工经济的现象，强调了斯密关于分工网络的古典一般均衡观点，说“只考察单个厂商和一个特定行业的规模变化效果时，递增报酬机制就可能被误解，因为累进的行业分工和专业化才是递增报酬实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这就要求将整个经济的运作都视为一个相关的整体。”[4] （P527-542） 如果离开这一核心思想，“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不能被充分地理解。杨格将迂回分工划分为单个企业的迂回生产、整个产业的迂回产出和产业间的迂回分工。单个企业通过迂回的方法经营所达到的经济程度是比较有限的，当整个产业的迂回生产的优势得到发挥时，这种迂回方法才能变得可行与经济。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原来的产业分裂成更专业化的部门，使新的产业不断产生，这就是产业演变的基本过程。他将企业内部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业间分工的交互作用动态地联系了起来。

韦伯（Alfred Weber）在1909年《工业区位论》一书中，提出了集聚经济演化理论，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regional factor ）和集聚因素（agglomeration）。韦伯不仅分析了企业集群的集聚因素，还分析了分散因素。认为分散要素无非是集聚的相反倾向而已。产业在一个地方集聚与否，可以看成是集聚与分散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集聚和分散相互作用产生了单位产品一定数量的成本节约。不同的集聚规模产生不同的节约函数，而每一集中化阶段的节约函数就构成集聚经济函数。[5] 韦伯从产业的空间集聚的成本收益对比分析产业集群发展的经济性，他认为实际支付运费少的地点会成为集聚的地点，集聚的产生是自下而上的，是企业追求集聚的好处自发形成的。在当时传统的古典理论占据主流的时期，韦伯的理论也归属于为古典理论学派。

二、国外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的演化与发展

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才从纯学术讨论走进了商界和政界。功臣人物是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 教授。迈克尔・波特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优势并不一定是看整个国民经济，而主要看该国和地区有无独特的产业或产业群体”。[6] （P66-226） 他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集群是培育特色产业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因为它“不仅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而且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名声等集体财富。更重要的是，集群能改善创新的条件，加速生产率的成长，也更有利于新企业的形成”。[6] 他明确提出了产业群与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把集群所具备的共同要素整合成著名的“钻石模式”。波特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市场结构这一决定产业中和产业间绩效差异的主导力量进行分析，推出了一种广泛用于行为盈利性分析和竞争优势分析的方法，认为企业获得长期租金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

P .克鲁格曼是第一位把产业集群与国际贸易因素紧密联系起来研究的知名经济学家。集中分析了集群的聚集协同效应和交互激励效应。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说明各国的贸易优势并不来自于国与国的产业区别以及由此引起的比较优势，而是来自于各国内部的地区产业分工和在此基础上所能达到的规模经济的程度。产品的贸易活动实际上间接地起到了生产要素贸易的作用，无论生产要素最初的分配状态如何，通过贸易活动，总会使某些产品的生产集中于某些工业区。[7] 此外，克鲁格曼认为马歇尔提出的技术外溢因素只会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产业集聚中产生效应，不具有普遍意义。

意大利著名集群理论家布诺梭则提出了两阶段模型。依据对意大利集群的研究，他把无政府干预的集群自发成长的阶段称为第一阶段；当集群成长到一定规模后，政府或当地行业协会开始干预集群的成长，向集群提供多种多样的社会化服务为第二阶段。

G .别卡提尼则主要从经济地理学解释中小企业集群的“地缘”优势，以及对区域经济空间布局的影响。安德森（Anderson E. S.，1994）考察了传统的熊彼特主义分析创新关联度的不足，主张用演化经济学来分析创新关联度，并在演化经济学的框架内，构筑了交互创新的两产业模型和三产业模型，探讨了创新关联和国际专业化问题。这一组织演化的观点对产业集群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开辟了一个产业集群研究的新视角。

罗森菲尔德强调社会关系网络及企业间的合作对中小企业集群的活力起决定性作用，他认为中小企业集群是相似的、相关联的或互补的众多中小企业在一定地理范围内的聚集；有着通畅的销售渠道、积极的交流及对话，共享社会关系网络、劳动力市场和服务，共享市场机会及分担风险。还有荷兰经济学家范迪克认为，马歇尔的工业区是集群进化的最后阶段，集群从此像大企业一样具备自我调整能力，成为长寿型的组织等等。

许多著名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理论，使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理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中小企业集群的静态特征和外部经济优势，并从多视角解释了集群竞争优势等。但总体来看这些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分析层面较单一，不深入，处于探索阶段。

三、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研究评述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是以大企业为核心的区域生产综合体的研究。到90年代中期，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了广东的“专业镇”、浙江的“块状经济”，此时我国开始吸收国外有关研究成果，并对国内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方面：

从经济地理学角度并结合区域发展研究中小企业集群。在这方面王缉慈教授是研究得比较深入、系统的学者之一。王缉慈教授（2005）[1] 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经济地理现象或实践经验，又可看作一类产业空间组织或经济理论模式；我们可能将它用作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更应把它作为认识区域经济的思维方法，即产业集群是把区域经济视为相互依赖的企业和机构的地理集聚的经济系统的一种方法。产业集群不应只是一般的企业扎堆。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复苏的产业组织模式，成为在全球生产系统中与巨型跨国公司互补乃至抗衡的一股力量。在应对外部冲击方面，集群比单独的大型公司能力更强。[1] 产业集群产生明显的外部规模效应和形成创新环境，集群内共享的基础设施、信息和专业化资源大大节约生产成本、促进企业灵活性、产生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有利于产业分工和新型产业基地的形成，使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中不断创新和学习，向高增值的价值链发展。

从社会文化环境角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该视角重视历史文化传统对集群的形成、发展、衰弱的密切关系。如陈雪梅、赵珂（2000、2001）、[8] 姜皓（2004）[9] 等从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条件等方面研究形成中小企业集群的自然因素，这些因素往往会通过历史文化的沉淀来促进企业群的缓慢形成。由于地区传统、习惯、文化、宗教、语言以及种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新产品是难以靠大众传媒的传播实现的，而人际间近距离的交流接触，人们之间容易相互模仿和相互影响。距离越近，转移的成本就越低。即流动、信息传播、价值流动和生产活动等很多方面联系在一起，形成关联“互动”效应，这种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还有“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传统心态（李永刚、祝青，2000），[10] 再加上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政府的政策便利，会迅速形成中小企业集群。

从企业网络和企业家创新精神角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李新春（2000）、[11] 吴国林（2001）[12] 等学者认为企业网络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中小企业集群中发挥关键作用。企业集群是以关系网络，尤其是企业家个人的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地区性企业群体，“企业家协调”尤其是“领袖型”企业家的带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李新春，2001)。[13] 李新春指出：“专业镇以区域为边界形成整体竞争的生产、服务企业网络，其网络外部性有效地克服了中小企业或家庭工厂在生产、营销和管理上的劣势。在产品选择和组织结构上有着其独特的集聚经济意义。而形成这一集聚经济的根本在于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网络的生成机制，相互之间的学习、仿效和竞争合作使得网络具有动态的灵活竞争优势和保持持续的创业精神。”[11] 借助企业网络可减少内部管理成本，减少非正规的交易费用，减少企业间学习成本，提升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借助网络的集体协同性可产生强大竞争，形成区域优势（吴国林，2001）。[12]

从中小企业集群的结构分类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中小企业集群有很强的地方特性，关注角度不同，可有不同的分类。企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以平等市场交易为主，各生产厂以水平联系来完成产品生产的是“市场型”中小企业集群；以大企业为中心、众多中小企业为，形成的是“椎型”(也称为中心卫星工厂型)中小企业集群；以信息联系为主而不是以物质联系为主，以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业的柔性生产方式来进行生产的是混合网络型中小企业群落（仇保兴，1999)。[14] 按照企业的性质可以分为：制造业集群、销售业集群和混合企业集群等等。从中小企业集群的结构微观演变的特征分类有专业分工和专业产品的分析。专业分工首先是产品生产的专业化阶段，其次是生产工艺专业化阶段，最后是生产服务专业化阶段。这三个阶段在中小企业集群中同时并存，产生了专业性工艺加工企业、专业性最终产品生产企业、专业性生产服务企业（陆立军、白小虎，2000）[15] 近年来，随着中小企业集群的不断演进，中小企业集群的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过去单纯的专业化向相对综合方向发展，由于中小企业集群的扩散，中小企业集群的边缘出现了交叉和融合的迹象，边缘效应已初步显示（朱康对，1999）。[16] 正因为如此，中小企业集群才能保持长期活力。

从产业集群创新机理和组织行为方面对中小企业集群进行研究。王B（2003、2005）[17] [18] 认为集群衰落可以看成是企业缺乏创新能力的结果。为避免集群经济被“技术路径锁定”的风险，构建与培植集群内部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必不可少的。王B以地方技术组织为研究对象，从对职能与资源之间的机制设计入手，提出了地方技术组织是准公共性组织的行为假设，并分析了这种行为假设的基本特征以及在与企业发生技术产品与服务交易过程中的行为动机与动态能力, 认为基于准公共性的组织定位是比单纯的商业组织与纯粹的公共性组织更有效的机制设计，这种机制设计能够较好地解决地方技术组织的行为动机问题，是动态地构建与培植集群技术创新能力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它既涉及到地方技术组织的生存，也关系整个集群创新能力的持续性发展。

从技术创新行为方面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企业集群的技术创新优势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证实，集群式创新是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性创新的一种有效组织模式，借助这种组织形式，集群内企业可以发挥自身的创新活力，又可以弥补单个企业创新资源不足的缺陷。“产业集群区域存在高效的、具有生态特征和自组织特征的区域创新网络，能够产生很强的地方根植性和持续的集群创新优势”（刘友金，2002）。[19] 刘友金提出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集群式组织模式、集群单元、集群式创新演化过程的CLC模型等，为建立中小企业集群创新运行机制的分析提供了思路。他还建构了“奖励”模型、协同竞争博弈模型，“为探讨企业的入群过程和群内企业的合作创新过程提供了分析工具”（刘友金，2002）。[19]

从演化经济学角度借鉴生态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中小企业空间群落演化与生态学中的物种群落演化有许多相似性，把生态学中的群落概念引伸到中小企业集群有合理的一面”（李永刚、李渝萍，2006）。[20] 中小企业的成长具有“生态性”和“阶段性”，影响其成长的环境因素呈动态变化。由于企业专业分工愈来愈细，会促使不断分离出大量新的中小企业。产业演化的起始时刻，新产业被创新企业家尝试。当新产业与当地的环境背景条件特别吻合，资本收益率特别高，模仿者很快蜂拥而至，同类型企业大量出现。企业数量增加的结果使产业总规模扩张并形成区域性的产业优势，产业优势的确立又促进产业群内企业的衍生繁殖，表现为产业中企业的数量通过裂变、孵化、分孽而快速衍生增加。形成一个企业衍生与产业规模扩张相互增强的正反馈环。企业代际衍生是产业演化和环境选择的一个必经的环节。

从竞争优势的角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产业集群企业内部分工的外部化和社会化是形成产业集群优势的原因（金祥荣，2002）。[21] 金祥荣认为产业集群中，由于中间产品的转移成本很低，分工的精细化以及资产专用性的提高带来机会主义难以实现等原因，生产同类产品的各种可分割性操作功能不断从企业内部剥离出去并达到最佳生产规模。魏守华、石碧华（2002）[22] 认为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可以用直接经济要素（垂直和水平联系的企业间合作与竞争形成）和非直接经济要素的区域创新系统（由支撑机构和企业群间相互作用）两方面体现出来。直接经济要素的竞争优势包括生产成本优势、产品差异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和市场优势。非直接经济要素的区域创新系统其创新能力取决于根植于区域学习轨迹。赵中伟、邵来安（2002）[23] 认为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源自集聚效应、知识的溢出效应、根植性、追赶和拉拨效应、外部范围经济、衍生及吸聚等多方面的作用引导成本优势、创新优势。总体上学者们的分析竞争优势，集中在交易成本、品牌优势、外部经济优势、融资优势、创新优势、协同机制优势等等，体现了中小企业集群在市场竞争具有“小市场、大巨人”优势。

近年来研究中小企业集群的学者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对中小企业集群政策作用、网络结构、绩效差异、产业升级、生命周期理论等等方面也有许多研究。

四、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的综合评述

纵观国外对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可以看出集群理论的研究在不断广泛和深化，他们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技术从不同角度对中小企业集群进行了不同层面的阐述和实证，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中小企业集群的静态特征如外部经济优势、交易成本优势、竞争优势、贸易优势、创新优势等，但这些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单一依靠某一理论，均不能对企业集群问题做出完整、科学的解释。

我国对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比较晚，是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地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创新网络、产业政策和实证方面的，也有些借鉴了非主流经济学从较新的研究视角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结合生态学或者社会学的观点对中小企业集群进行的研究。但总体上说有还主要是一种线性的机械的静态的分析，仅适合于特定时间断面上的线性经济关系研究，许多研究停留于个别案例的事后归纳，很少抽象出集群共性特征，较少深入内部机理研究，也缺乏企业集群演化的较完整的理论框架，更没有用动态分析方法进行非线性的复杂系统分析。然而，已有的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更深入研究集群的存在形态与运行机制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王缉慈. 解读产业集群[A]. 顾强主编. 中国产业集群第一辑[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2][英]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中译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

[3][英]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中译本）[M]. 朱志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4]Allen A. Young.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J]. The Economic Journal 38，1928.

[5]阿尔弗雷德・韦伯. 工业区位论（中译本）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迈克尔・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M]. 华夏出版社，2002

[7]保罗・克鲁格曼. 地理和贸易[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陈雪梅，赵珂. 中小企业群形成的方式分析[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1.

[9]姜皓. 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发展和衰退[J]. 商业研究，2004，（10）.

[10]李永刚，祝青. 浙江小企业群落式发展初探[J]. 财经论丛，2000，（9）.

[11]李新春. 专业镇与企业创新网络[J]. 广东社会科学，2000，（6）.

[12]吴国林. 专业镇经济――一种新型乡镇经济发展模式[J]. 科技日导报，2001，（5）.

[13]李新春. 企业家协调与企业集群[A]. 企业家理论与企业成长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 2001.

[14]仇保兴. 小企业集群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5]陆立军，白小虎. 从“鸡毛换糖”到企业集群[J]. 财贸经济 ，2000，（11）.

[16]朱康对. 经济转型期的产业群落演进――温州区域经济初探[J]. 中国农村观察，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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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王B. 产业集群中的地方技术组织行为研究[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19]刘友金. 中小企业集群创新[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20]李渝萍. 基于生物群落视角的中小企业衍生发展分析[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06，（2）.

[21]金祥荣. 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J]. 经济研究 ，2002，（8）.

集体经济论文篇9

关键词 产业集聚冲击条件 经济周期变化 DSGE模型 特征 作用

产业集聚冲击条件会对经济周期变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以UC模型以及DSGE模型为例，采用了仿真模拟技术以及估计法，具体分析了产业集聚冲击对经济周期变化的影响，根据数据特征显示，产业集聚冲击不仅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增长，还可以有效缓解经济周期的变化，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就需要政府充分意识到产业集聚的重要性，采取有效的措施使产业集聚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一、产业集聚冲击条件对经济周期变化的研究分析

2008年发生了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国家政府为了合理应对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损害，实施了高达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然而国家采用的这种投资措施却使一些产业的结构发生了扭曲，使我国的经济市场产生了巨大的波动，这不禁让人们开始怀疑政府的调控政策是否正确。目前，政府在经济新常态情况下应该采取哪种经济调控措施来有效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便成了当下人们研究的热点。2015年，国家制定了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发展战略，这就更加需要人们积极研究产业集聚冲击条件对经济周期变化的影响，从而使我国经济得到平稳发展。

国内外的很多学者都针对产业集聚冲击条件对经济周期变化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研究主要是为了验证产业集聚条件对经济增长是产生抑制影响还是促进影响。很大一部分的学者都认为产业集聚冲击条件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他们大力主张国家政府在制定经济调控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到产业集聚的影响，一定要保证产业布局的合理性，从而促进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而有些学者却并不赞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产业集聚冲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甚至有些学者还认为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非但没有促进作用还有抑制作用，因此他们主张国家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无需考虑产业结构分布的特点，国家甚至可以采取措施抑制产业集聚的形成。这些学者在进行产业集聚冲击条件对经济周期变化的作用研究时采用的研究方法为直接法和间接法两种。之前的研究多采用间接法，即从一个侧面来分析产业集聚对经济周期变化的影响。例如，可以借助城市的生产率变动以及劳动生产率等因素来间接判断产业集聚同经济周期变化的关系。而现阶段的学者多用直接法来研究产业集聚冲击条件对经济周期变化的影响，如日本学者Sato直接借用日本经济数据，用时间序列回归的方法证明了产业集聚冲击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国内学者王伟强和金春雨等，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去验证产业集聚同经济周期变化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产业集聚同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比例关系。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在研究产业集聚冲击条件对经济周期变化的作用时，更多的是为了检验两者的关系，即产业集聚冲击与经济增长是促进关系还是抑制关系，并没有深入研究产业集聚冲击条件对经济周期变化的作用。本文将产业集聚因素全部置入新凯恩斯模型中，即DSGE模型中，运用不可观测成分模型对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的产出缺口进行了简单的估算，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分析得出产业集聚冲击对经济周期变化的影响结论。

二、产业集聚冲击条件下我国经济周期变化的特征

根据经验分析可以得出，衡量经济周期波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产出缺口，因为产出缺口不仅可以反映潜在产出同实际产出的差距，而且可以同时表现具体配置水平的高低，所以说产出缺口是政府在进行经济宏观调控中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文章的试验中，搜集了从1992年的第一个季度到2015年的第一个季度的GDP数据，然后通过运用不可观测成分模型，即UC模型，对我国的具体产出缺口进行了估算。通过观察估算的产出缺口可以得出两点，其一，同HP滤波法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基于不可观测模型得出的产出缺口可以非常清楚地将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表现出来，而且同实际情况非常吻合。结果显示，我国的经济增长情况分为三个阶段：1992～2003年

为第一个阶段，2003～2009年为第二个阶段，2009～2015年为第三个阶段。其中，波谷时期出现在2003年和2009年，因为2003年是非典蔓延时期，2009年则是国家金融危机时期。波峰时期则出现在1996年、2008年以及2010年，1996年是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前，2008年则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2010年是4万亿投资计划实施后，因此可以证明用UC模型对我国经济周期变化进行研究得出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其二，依然是和HP滤波法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采用不可观测模型能够更加清楚地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根据数据结果可以看出，基于UC模型估算出来的产出缺口可以清晰地发现，1992～2015年我国的经济增长趋势分为三个阶段：1992～1997年，我国处于经济调整的软着陆时期；2003～2008年，我国的经济处于软扩张时期；2010～2015年，为我国经济的新常态时期。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我国产出缺口为负值的总体趋势在不断扩大，也正是从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处于下降状态，而且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

三、理论模型以及模型的具体参数及分析

虽然UC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清楚地表明我国经济周期变化的整体特征，但是并没有证明产业集聚对经济周期变化具有一定的熨平作用。因此，需要建立一个产业集聚因素的随机动态均衡模型，模型中需要包括最终企业产品、中间产品企业、军民、财政部门以及经济系统的均衡六大板块，然后在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方差分解、仿真模M以及脉冲响应技术来具体分析产业集聚冲击条件对经济周期变化的作用。

在进行研究时，本文搜集了从1992年的第一个季度到2015年的第一个季度这段时间的GDP数据，通货膨胀率数据以及利率数据，然后借助贝叶斯法以及校准法对整个模型中的参数进行具体的估算。其中，β表示跨期限帖率，代表资本折旧率，α代表资本产出弹性，产出中消费所占的份额以及投资所占的份额都用校准法进行赋值。从而可以得出具体的结果：时间的偏好率，即β为0.9926，在经济新常态下年利率的水平是3%；资本折扣率是0.025，即在经济新常态下资本的年折旧率为1%；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651，从而可以得出投资在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为0.43，而消费在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为0.42。至于模型中的其他参数，需要用贝叶斯方法对其进行估算。通过估算结果可以看出各参数的先验分布同各参数的后验分布很接近，从而证明用贝叶斯方法进行估算得出的结果是可信的。

四、产业集聚冲击条件对经济周期变化的实例分析

（一）脉冲响应分析

在模型中具体包含有政府支出冲击、利率冲击、投资冲击以及产业集聚冲击，通过对脉冲响应的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两点：其一，在产业集聚冲击条件下对经济周期变化的作用方面，产业集聚在较短的时间内并不能使居民的就业率得到提升，但是产业集聚却可以有效降低利率水平，利率的水平降低就会有效地改善社会的融资环境，促进居民消费，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投资份额增多，进而增加社会的总产出；其二，从产出对冲击的程度方面讲，产出对产业集聚的冲击比对政府的冲击以及利率的冲击大，这就表明产业集聚对经济产生的作用会大于政府的政策调控，因此需要借助产业集聚来保证经济的平稳发展。

（二）历史分解以及方差分解

为了进一步判别政府支出冲击、利率冲击、投资冲击以及产业集聚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的大小，本文利用方差分解技术对经济周期变化进行了分析。根据数据可以得出结论：通货膨胀和产出受利率冲击以及产业集聚冲击的影响较大。仅仅针对产业集聚冲击来讲，产业集聚对通货膨胀以及产出的影响非常大，而利率冲击对通货膨胀以及产出的贡献率为10%。另外，投资和消费主要受利率冲击、投资冲击以及产业集聚冲击的影响，其中产业集聚冲击对投资和消费的贡献率为80%。综合所有的数据结果可以证明，产业集聚冲击是影响经济周期变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我国除了港澳台和地区的其他31个省市进行了利率、通货膨胀以及GDP的数据搜集，并且将搜集的数据分为西部、中部和东部三个区域，从而可以更好地保证结果的稳健性，真实地分析产业集聚对经济周期变化的影响。从具体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不论是西部、中部还是东部，产业集聚冲击都能够促进投资和消费的增长，从而提升生产总值。从响应程度来看，东部地区产业集聚的响应程度高于中部以及西部地区。所以，产业集聚不仅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其发挥的作用还会伴随着区域经济水平的提升而增强。通过调整不同的结构参数，可以发现通货膨、投资、产出等变量的波动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不考虑产业集聚对经济波动造成的影响的条件下，可以发现各变量之间的标准差非常低，因此可以证明产业集聚冲击对经济周期变化的熨平作用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五、结论及意见

本文运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分析了利率冲击、政府冲击、投资冲击、消费冲击以及产业集聚冲击对我国经济周期变化的影响。从理论模型数据来看，UC模型的估算结果同我国产出缺口模型的模拟结果非常相近，从而证明本文所构建的模型能够非常清晰地表明我国经济周期的变化波动情况。从方差分解以及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来看，产业集聚冲击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降低利率的方法来提高社会的融资水平，从而提升我国的生产总值。另外，产业集聚使我国的通货膨胀、投资、消费以及产出这些标量波动的标准差下降，这足以证明产业集聚不仅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而且对经济周期变化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经过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冲击不仅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稳步提升，同时对经济周期波动还有一定的熨平作用，因此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产业集聚的重要性，采取有效的措施大力发展产业集聚，促进产业的不断升级。同时还需要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相应的产业集聚发展战略，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

（作者单位为中国石化催化剂有限公司北京奥达分公司）

参考文献

集体经济论文篇10

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开发是从2009年确定的，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的研究从近年才开始的。主要的研究如下：①在开发战略研究方面：王晓玲，阐述了辽宁沿海经济带在环渤海经济区中是连接东北与华北乃至东北亚的纽带、推进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李靖宇等人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的战略投放体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投放体系应形成由点到线、扩县成面的对外开放新优势，并以辽中城市群为腹地起到联动作用；王雅莉在《对辽宁沿海经济带战略的几点思考》中提到应当在中央政府指导、城市政府协商、市场中介组织和企业等多个层面上逐步形成制度性区域合作协调机制，以实现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相互协调的共同发展。②产业集群方面研究：何艳等人在《辽宁沿海经济带的产业集群研究》中提到制定城市的差异性定位与合理分工体系、建立跨区域协调组织、按产业的空间集聚度进行产业布局、建立网络化的产业集群；王志等人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集群发展的问题提出科学规划，依托工业园区发展产业集群，加强集群间的分工与合作、构建区域产业创新体系的对策；徐晓兰在《对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园区建设问题的若干思考》中提到从产业集群构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低碳发展等三个方面探究了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园区建设的方法手段,从优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加强财政支持以及加强人才引进与培养等五个方面讨论了促进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园区快速发展的保障措施；而曹松威等人在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布局的问题上则认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与合理布局，港口与腹地联动式发展，加强城市间合作和错位发展，坚持产业集群化的发展战略，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创新能力是最优的解决方式。③总体空间布局研究方面，王亚丰等人通过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空间格局演变的城市化影响方式研究，经济带的城市化影响方式主要体现在城市化进程推进、城市体系重构、区域空间结构优化和区域生态空间构建四个方面。④县域经济角度研究，潘志等人阐述了辽宁沿海各县市(区)中，研究区两端的经济发展明显好于中间部分；连显淼等人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浅探》中认为辽宁沿海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不平衡性和空间差异显著，大体呈现东中西三大地带分布格局。⑤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肖瑜对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发展的战略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认为全面优化旅游服务环境；加强带内各市之间及与周边区域的旅游合作；同时李红波等人在对旅游空间结构进行研究的结果是使其形成一个中心、一条发展主轴、四大旅游区，构建了辽宁沿海地区“点―线―面”的空间结构；庄河―丹东线列为第一个二级发展轴。⑥沿线各城市相应研究，谷春立《辽宁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的互动发展区》；王延滨《营口沿海经济带区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吴艳娟《关于锦州沿海经济带建设问题的研究与思考》等。

在学术论文方面，科研人员也有更为详细的论述著作来论证，辽宁沿海经济带在各个方面应该如何定位发展。2007年―2009年关于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学术研究论文如下：

发表时间 论文名称 作者 指导教师 专业 论文来源

2007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产业布局整合研究 华玉介 钟磊钢 工商管理 东北大学

2007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城市化发展研究 邬冰 杨青山 人文地理 东北师范大学

2008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 张立鹏 戴慎志

邢铭 城市规划与设计 同济大学

2008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产业集群研究 高焱森 李秀敏 公共管理 东北师范大学

2008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与五点一线开发研究 徐志坚 李靖宇 区域经济学 辽宁师范大学

2008 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布局及沿海经济带构建 张耀光 人文地理 辽宁师范大学

2008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发展优势问题研究 陈刚 匡海波 工商管理 大连理工大学

2009 辽宁沿海城市群经济整合战略研究 赵宇飞 韩增林 人文地理 辽宁师范大学

2009 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的长海县域开发开放研究 宋洋 李靖宇 区域经济学 辽宁师范大学

在我国学者在期刊上发表的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各个方面的研究中，战略方面从早期在区域定位到近期的具体部分的细致分工，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和对现实的具体操作的指导性更清晰。在沿海经济带的发展中，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产业的布局以及区域生产力的分工上，这点直接导致了沿海各个地区的发展的规模是否能达到规划预期。产业与经济的密切联系，使大家对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县域经济也有了深入的探索，由于“五点一线”的主要沿线是依靠县级市或乡镇这些行政单元组成，更好的带动经济发展必然会更好的发展县域经济并使其具有特色。在沿海经济带的资源方面，研究广泛，比如旅游资源的研究、港口资源的研究、海洋资源、农业资源等等。针对重要的几个城市，对每个城市相应的问题分析得到解决的措施，但核心的思想都是抓住这次机会，快速发展沿线城市与乡镇，以此带动周边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学术论文研究方面，从研究学者背景看出，大多数研究人员是从事经济地理和管理方面的，而城市规划专业对其空间分布的研究比较少，一方面是因为该战略规划在空间上已经明确了“五点一线”的格局；另一方面是在发展目标的指引下，研究重点放在产业的研究方面。这样解决了目前的产业开发和投资的问题，但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没有前瞻性，容易引起之后城市规模发展不一、经济不平衡等城市问题，对整个经济带的发展起到制约作用。针对经济带中某个城镇的研究比较缺乏，只是从产业上指导个片区发展产业类型，该产业一是从其附近大的城市主导产业定位，另一种新增的产业。在学术论文的研究当中，《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的长海县域开发开放研究》和《庄河市海洋产业空间布局》两篇文章，是以“点”为研究对象，根据其历史、现状及政策指导对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产业布局以及城市空间布局探索。

综上，在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的研究中存在全面但不精确深入的问题，在沿海经济带中有全面的产业布局、空间结构的研究，但更重要的是每个部分详细规划设计针对每个地段的不用情况分析其发展得利弊因素，将考虑区域发展得各种因素用于某一地区，对其进行全面的解读，之后因地制宜的制定发展战略，指导其未来高效的开发开放。

参考文献：

1． 宋欣茹、于晓霞，庄河市海洋产业空间布局研究，海洋开发与管理，2007

2． 薛峰，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3． 宋洋，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的长海县开放开发研究，辽宁师范大学说是学文论文，2009

4． 薛峰，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