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原则论文十篇

信用原则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信用证；欺诈；独立抽象性；欺诈例外原则 论文论文摘要：信用证是目前国际贸易中一种普遍的支付方式，独立抽象性原则是信用证的基本原则。从商业交易的一般原则来判断，固守独立抽象原则是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因此有必要建立欺诈例外原则。信用证的欺诈例外原则不论是在法理上还是在国际贸易的实践中都是信用证法律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本文主要从信用证欺诈原则的建立，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法理分析及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条件等几方面对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进行了阐述。 一、信用证欺诈一般理论 (一)信用证及信用证欺诈的概念 信用证是当前国际贸易中最常用的支付方式，是银行以自身的资信向出口商提供有条件付款保证的一种书面文件。信用证的种类有很多。例如根据对单据要求的不同可分为跟单信用证和光票信用证；根据流通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可转让信用证与不可转让信用证等。本文讨论的信用证是商业银行跟单信用证(Documentary Credits)。信用证虽然广泛使用于国际贸易，但目前国际上并没有关于信用证的统一立法。如今开具的信用证绝大多数都注明根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niform Customs and Practices for Documentary Credits，UCP)开立。《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于20世纪30年代初次采用，最新修订版“UCP600”于2006年出版。UCP600对信用证的定义为：信用证意指一项约定，无论其如何命名或描述，该约定不可撤销并因此构成开证行对于相符提示予以兑付的确定承诺。 信用证本身特有的“独立抽象性”原则、“单单相符、单证相符”原则以及“管单不管货”单据交易原则，奠定了信用证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石，使之成为当代国际贸易最常用、接受度最高的支付手段。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信用证制度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买方的利益缺乏足够保障，不能对基础交易过程进行有效的监控，并且无法对可能出现的贸易欺诈设置预防和制约措施，因此也正是信用证这些自身固有的局限性或称之为制度上的“内在缺陷”，给了国际上一些不法商人可乘之机，为各种形式信用证欺诈的出现提供了繁殖温床。有鉴于此，有些国家的法律和判例认为，在承认信用证独立于基础合同的同时，也允许有例外，如果受益人确有欺诈行为，卖方可以要求法院下令禁止银行对信用证付款。 从国外的判例和法律词典的解释来看，信用证欺诈中的“欺诈”(fraud)是指任何故意误述(misrepre-sentation)事实或真相以便从对方处获得好处。信用证欺诈的认定现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实践中主要有两种观点，即狭义的信用证欺诈和广义的信用证欺诈。狭义的信用证欺诈论认为：信用证欺诈仅指受益人提交单据方面的欺诈。而广义的信用证欺诈论认为信用证欺诈不仅包括单据方面的欺诈，也包括基础交易中的欺诈，即如果受益人在基础交易中对开证申请人犯有欺诈，开证申请人可以对抗受益人。本文使用广义的信用证欺诈的概念。 (二)信用证欺诈和信用证诈骗比较 为了更准确的理解信用证欺诈，我们有必要对信用证欺诈和信用证诈骗作以区分。从语义学上讲，“欺诈”与“诈骗”是同义词，但两者的法律适用范围却不同。对信用证诈骗罪的认定，我国依据的是《刑法》第195条之规定，系指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或者使用作废的信用证，或者骗取信用证，或者以其他方法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的行为。只要实施上述行为即构成犯罪，不需要造成实际危害结果。因此，1．从性质上看，信用证欺诈行为触犯民法，是民事欺诈的一种形式，属于私法的调整范围；而信用证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信用证进行诈骗的行为，是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属于公法调整的范围。2．从行为目的来看，信用证欺诈的目的是以信用证为手段设置障碍，欺诈性履行合同或取得合同中的优势地位，并获得利益；信用证诈骗则是以诈骗为目的，利用合同、信用证为工具，根本无履行合同的意思，损害他人利益，获取非法利益的犯罪行为。3．从救济方式上看，对信用证欺诈的救济应由受害方提起民事诉讼，司法机关不能主动介入，不告不理；而信用证诈骗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应由司法机关主动介入，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4．从法律结果上看，信用证欺诈是民事违法行为，应负民事责任；信用证诈骗则属于刑事违法行为，应承担刑事责任。本文将着重探讨与信用证 欺诈相关的问题，对信用证诈骗问题暂不作讨论。 (三)信用证欺诈的类型 按信用证欺诈形态，基本上分两大类型：虚假单据的欺诈和基础交易的欺诈。单据欺诈(fraud in documents)：主要表现为伪造单据或单据内容虚假。如受益人伪造、变造单据，受益人和承运人勾结倒签提单、预借提单等。绝大多数欺诈都会表现为单据欺诈，即使在基础交易中的欺诈也大多与单据欺诈密不可分。基础交易欺诈：主要指基于合同产生的欺诈。如对货物品质的虚假描述、货物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货物数量与合同要求存在巨大的差异等。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就人民法院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予以规范和明确。这个司法解释规定4种情形应当认定存在信用证欺诈：1．受益人伪造单据或者提交记载内容虚假的单据；2．受益人恶意不交付货物或者交付的货物无价值；3．受益人和开证申请人或者其他第三方串通提交假单据，而没有真实的基础交易；4．其他进行信用证欺诈的情形。其中第4项是一个概括性、兜底式的规定，主要考虑到信用证欺诈在实践中的复杂性、多样性。单据欺诈和基础交易欺诈两者又相互渗透和重叠，在最高院的上述最新解释中，第1、4项主要指基础交易欺诈和单据欺诈兼具的情形，第2项主要指向基础交易欺诈，第3项可以归属为单据欺诈的情形。当然信用证欺诈还有其他的分类方法，如按信用证欺诈主体，大致可以分为受益人欺诈；受益人与承运人共同欺诈；开证申请人欺诈或开证申请人与受益人合谋欺诈银行；开证申请人以软条款信用证欺诈。按信用证欺诈程度标准，可分为一般性欺诈和实质性欺诈。 二、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建立 近年来，在国际贸易中不断发生信用证欺诈案件，信用证独立抽象原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如果固守该原则，不允许有任何例外，在遇到卖方有欺诈行为时，银行仍按单据在表面上与信用证相符即予以付款，买方就会遭受严重的损失。“欺诈例外”是在肯定信用证独立抽象性原则的前提下，允许银行在存在欺诈的情况下，不予付款或承兑汇票，法院亦可以颁发禁止支付令对银行的付款或承兑予以禁止。最早确立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是美国纽约州上诉法院审理的Sitejn v.J.Henry Schroder Banking Corp.案。Shientag法官在该案的判决中首先肯定了信用证独立性原则的作用和意义，接着指出：然而，我认为在当前诉讼中有其特殊情况，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买卖双方间有关卖方破坏对于质量担保的争议，在当前的动议下，卖方被假定为故意的没有将买方的货物装上船。在这种情形下，在银行接受汇票和单据并被提示付款前，银行已经对卖方的欺诈知悉，则银行在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的独立性原则不应该被延伸为保护无道德原则的卖方。Shientag法官还认为：违反担保与积极的欺诈对独立性原则存在不同的影响。在本案中，允许银行拒付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而且从银行的角度考虑，就算银行不关心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但确保单据所代表的货物确实存在，对银行有利害关系。最后法院确立的原则是：如果开证行已经注意到受益人提交的与信用证表面相符的单据实际上是虚假的或欺诈性的，开证行可以认为这些单据不符合信用证的规定而拒付。法院在当事人申请时可以禁止银行付款。但法院规定适用这一原则的例外是：如果本案中卖方委托提示单据的托收行是正当持票人，则即使买方有欺诈之嫌，开证行也不能拒付。 美国《统一商法典》接纳了Sitejn v.J.Henry Schroder Banking Corp.案所开创的欺诈例外原则，从而又在世界上开创了以成文法形式规定针对信用证欺诈的法律规则的先河。英国一直不肯追随美国，一直以信用证的独立无因性原则为由对信用证的欺诈不给予禁令救济。直到1977年英国才通过判例说：欺诈是不可忍受的，根据罗马法的一句古老格言：欺诈使一切撤销，法院判决对信用证的欺诈应给予马利华禁令救济。加拿大一直到1987年才做出对信用证欺诈的救济。大陆法国家也给予相似的禁令救济，尽管给予救济的理由不同。据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欺诈抗辩是第一性履约保函的有效抗辩的判例第一次出现在1984年，其理由是受益人对基础合同项下权利的滥用，法典上的依据是德国民法典第242条的诚实信用原则。而法国一直坚持信用证的独立性，但是当信用证下受益人作了严重的欺诈或滥用基础合同项下权利时，法国法院也认为银行应该拒绝付款。 三、信用证的独立性与欺诈例外原则 信用证的欺诈例外原则始终是与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密不可分的。虽然欺诈例外原则对信用证的独立性提出了挑战，但是这种挑战并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对信用证的独立抽象原则的有益补充。它在保障交易安全的目的上与独立抽象性原则有着一致性，两者是统一的。 根据UCP600和各国有关法律的规定可以把信用证的特点归纳为无因性与文义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信用证的“独立抽象性原则”。该原则的实质在于将信用证的开立、兑付及纠纷解决与其他买卖合同、开证合同等基础性或附属性合同的效力、履行及纠纷隔离开来，使信用证能够在相对自我封闭的安全环境中运行。信用证一经开出就脱离原来的买卖合同而独立存在。信用证的独立抽象原则是由国际贸易的特殊需要所决定的。国际贸易双方距离遥远又缺乏信任，交易的安全性很难有可靠的保障。为了消除这种不安全的因素及担心，当事人申请银行开出信用证，使银行承担第一付款责任，将商业信用转化为银行信用，加强了交易的安全性，这也就是在国际贸易中信用证的使用要比托收和汇付广泛的原因。在信用证的法律关系中，银行既不希望由于开出信用证而卷入进口商与出口商的合同纠纷中，也没有条件对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因此，银行开出信用证的前提条件是：只负责审核信用证与单据是否符合，至于货物是否符合合同的要求、是否装货以及是否存在欺诈，概不负责。从受益人的角度看，如果银行可根据基础合同关系所形成的权利请求抗辩受益人的话，信用证则失去了将商业信用转化为银行信用的功能，即银行开出的信用证将不可能增加其收款的安全程度。因此信用证的独立抽象性是国际贸易迅速与安全结算的保证。 信用证的独立性有以下几方面的内涵：1．信用证独立于买卖合同、独立于开证合同、独立于其它相关文件。由于信用证的独立性能有效的维护受益人的利益，实现信用证的基本功能；能充分的保护银行的利益，使信用证交易成为可能；能为信用证带来极强的流通性，使经济价值得以体现，因此，信用证的独立性成为整个信用证制度的基石。信用证失去了独立性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用证了。但是从信用证的运作过程来看，它更多是倾向于保护卖方，也就是说保证了卖方只要发货，拿出相应的单据，就可以收回货款。即信用证的独立抽象性有效的避免了买方的欺诈，但是信用证只有独立抽象性就不能有效的避免卖方的欺诈。当开证行或开证申请人已经发现或知晓受益人或一个第三方对开证申请人或开证行事实上进行了欺诈，但是受益人提交的单据却和信用证的条款或条件严格相符时，而且欺诈的情形十分严重而不是微小的瑕疵时，如果此时再坚持信用证的独立抽象性原则，就会使开证申请人或开证行本身面临被欺诈的危险。受益人尤其是开证行面临着两难的处境。法律很难对此做出平衡但是却不得不做出平衡。因此需要新的制度来保护善意的买方的利益。信用证的欺诈例外原则就有效的平衡了对卖方的过度保护，使得卖方在存在欺诈时“银行在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的独立性原则不应该被延伸为保护无道德原则的卖方”。由于信用证的内在动力不仅表现在银行信用的稳定及其付款承诺的确定性上，也应表现在对信用证各方的公平待遇上，如果独立性原则的适用结果将明显的对一方不公平，不利于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和正常的商业秩序，就应排除其适用。作为一种选择，可以考虑对独立性原则赋予一定程度的弹性和例外，允许在特殊的情况下，即使单证表面相符，银行也有权拒绝，买方也有权向法院申请止付信用证。 四、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法理分析 (一)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不论是行使民事权利还是履行民事义务，都应当以诚待人、讲求信义，不滥用权利，不言而无信，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上的“帝王原则”，是现代民法理论及立法和实践中普遍遵守的原则。基于维护社会公正及良好的商业道德，法律不会认同一种客观上有鼓励欺诈行为效果的制度。诚实信用原则是当代民法理论及各国民商法普遍遵守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基本功能在于平衡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法律规定有欠缺或不完备时，可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最高准则予以补充。德国学者Stammler认为，法律之标准应为人类最高理想，诚实信用原则即此最高理想的体现。受益人提交了伪造的单据，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坚持信用证的独立抽象性原则，认为银行应对受益人付款，那开证申请人只有通过基础合同向受益人起诉，但是挽回损 失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如果独立抽象原则的适用使开证申请人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和正常的商业秩序，那么信用证的生命力也不会长久。信用证机制的内在动力不仅表现在银行信用的稳定性及其付款承诺的确定性上，也应表现在其对信用证当事人的公平待遇上。信用证欺诈的泛滥对信用证制度以及整个国际贸易的顺利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人们开始怀疑信用证的公正性与合理性。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开始受到严峻的挑战。因为，如果教条的固守信用证的独立抽象性原则，银行在遇到受益人进行欺诈时仍予以付款，必将使开证申请人遭受付了款却收不到货的重大损失。这从根本上违背了从事民事活动的最高准则——诚实信用原则，也不符合各国的公共利益。 (二)确保交易安全原则 确保交易安全原则是商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虽然商事交易贵在敏捷，但亦需注意安全。如果只图敏捷而不求安全，当事人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信用证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交易双方提供一种安全可靠的交易手段，以促进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所以任何相关原则的确立均不能与此相背离。信用证的独立抽象性原则使更加安全可靠的银行信用代替了风险较大的商业信用，增加了交易的安全系数。但是同样是信用证独立抽象性原则的不完善，使不法商人通过信用证进行欺诈成为了可能，欺诈危险的存在又减小了交易的安全系数。所以需要设立欺诈例外原则来完善独立抽象性原则，堵上“欺诈”这个漏洞，以增加交易的安全系数，促进国际贸易安全便捷的顺利开展。 (三)欺诈使得一切无效原则 “欺诈使得一切无效”(fraus omnia corrumpit)是各国民商法最基本的法律原则之一，信用证欺诈也不例外。这是信用证欺诈例外的另一个理论基础。一味的固守独立抽象性原则将放纵行骗者。在欺诈例外下，不管是依买方申请还是凭法院的止付令，抑或是开证行拒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都不会降低其对外信誉，因为法律不保护欺诈。特别是在那些诚实信用的商人眼中，开证行的拒付无疑是正当而且必要的。因为如果他们身处此种情形，同样也希望开证行由此举措。欺诈例外原则不仅是对欺诈者的惩罚，同时也是对诚实信用者的保护。目前各国普遍认为，基于维护社会公正及良好的商业道德的需要，在发生信用证欺诈的情况下，应对信用证独立抽象原则软化处理或排除适用，因为对信用证欺诈问题的解决，不能通过信用证制度内部找到答案，产生信用证欺诈的根源是独立抽象原则，而这一原则信用证制度的核心所在。但若因欺诈而否定独立抽象原则，则等于否定整个信用证制度。因而，“银行在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的独立性原则不应该被延伸为保护无道德原则的卖方”。所以，有必要确立“欺诈例外原则”，但是这并不是对信用证独立抽象性原则的否定。 (四)公共秩序保留原则 公共秩序保留(reservation of public order)，它是指一国法院依其冲突规范本应适用外国法时，因其适用会与法院地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而排除其适用的一种保留制度。即如果当事人选择适用的外国法或国际惯例违反本国的社会公共利益、法律的基本原则或公序良俗时，法律可以排除其适用。现代各国基本上都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应当诚实守信，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15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或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利益。” 五、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条件 在适用欺诈例外原则的过程中，既不能对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设定过于苛刻的要求，使真正的欺诈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也不能滥用欺诈例外原则，使信用证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受到破坏。因此，应当适度的适用欺诈例外原则，把握分寸和掌握尺度，在符合适用条件的基础上，援用欺诈例外原则。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开证申请人、开证行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发现有本规定第八条的情形，并认为将会给其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时，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一般认为，适用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存在欺诈事实 美国的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是通过判例确定下来的。有学者认为信用证欺诈的概念来自于普通法的传统判例中关于欺诈的一般定义和界定，即“任何故意的误述事实或真相以便从另一人处获 得好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而信用证欺诈就是指：利用信用证机制中单证相符即予以付款的规定，由不法行为人提供表面记载与信用证要求相符，但实际上并不代表真实货物的单据，从而骗取所支付的货款的商业欺诈行为。首先，当事人主观上必须有欺诈的故意。其次，客观上应该实施了利用信用证支付方式进行欺诈的行为。 (二)欺诈必须是实质性的 实质性欺诈的概念来源于美国的《统一商法典》，何谓“实质性的”，这一词语的条件是单据中的欺诈因素对单据购买认识实质性的，或者欺诈行为对基础交易的参加人有重大影响。受益人的实质性欺诈行为发生的前提是受益人没有明显的期望兑付的权利，并且在事实上也没有支持此种兑付权的基础。当事人提交的欺诈性单据足以影响了买方定约时的目的或者根本利益，提交的单据是关键性单据，如提单、原产地证书。根据司法实践，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倒签提单”目的不是骗取银行付款，也没有损害买方的根本利益，在实践中很难认定为单据欺诈。只有在单据确实是虚假的或者伪造的，且该种单据实质上剥夺了买方定约时所期望的目标，才构成“实质性欺诈”。 (三)使用“欺诈例外”的时间条件 使用“欺诈例外”的时间条件是在卖方已经按信用证的规定向开证行提示了信用正规的单据。如果卖方未向开证行提示单据，即使这些单据是伪造的，也不能预先适用“欺诈例外”原则。 综上所述，“欺诈例外”的实施必须严格遵守并符合上述条件，且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它是判断适用“欺诈例外”的标准。所以，在信用证条件下，银行既坚持欺诈例外原则，又要遵守“合理小心地审核一切单据”的规定，实行单据“严格符合的原则”，“单单一致，单证一致”，既要坚持信用证独立性又要防止欺诈。 六、结语 实践中法院认定欺诈行为的弹性幅度很大，所以容易滥用信用证例外原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但是成文法或司法解释对该种自由裁量权的制约又太弱太小，而且过于强调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比较忽视对善意第三人合法利益的保护。审判实践中应该向开证行下达禁止支付令而不能下达冻结令，很多法院却下达冻结令，冻结信用证或信用证保险金。法官没有形成禁令制度法律意识，而往往只知道诉讼保全措施，两者却是有根本的差别的。且法官对国际商业实务的了解较少而信用证制度又较复杂。所以，法院在审理信用证欺诈和救济案件时，出现了许多问题。因此本文较详细的分析了信用证的欺诈例外原则，并希望能为我国的信用证欺诈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信用原则论文篇2

内容提要：信用证是最常见的国际贸易结算方式,信用证在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但是由于银行在信用证结汇中只对单证作表面的审查,而不审查货物,就使得一些不法商人有机可乘,利用信用证的这一特性进行zp活动。本文简要分析了信用证的特点、信用证qz产生的原因,就国际贸易实务中如何防范信用证qz以及在发生信用证qz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有效的法律救济作了初步的研究。

关键词：信用证qz防治法律救济禁令违法例外qz例外

一、信用证qz例外原则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一)信用证的概念和特点

根据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500）的规定,信用证是指一项约定,不论其名称或描述如何,由一家银行(开证行)依照客户(申请人,通常是进口商即买方)的要求和指示或以自身名义,在符合信用证条款的条件下,凭规定单据自己或授权另一家银行向第三人(受益人,通常是出口商即卖方)或其指定人付款或承兑支付受益人出具的汇票。由于信用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起到安全保证、资金融通等作用，它已是现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的最为重要的收付方式。

信用证主要有三个特点。

1、独立抽象性。信用证的独立抽象性是指银行只负责审查单据的表面真实性、完整性、一致性，只要单证之间，单单之间相一致，银行即承担向受益人付款的责任，而不论基础合同之间的关系，UCP500第三条规定：“信用证按其性质与凭以开立信用证的销售合同或其他合同，均属不同的业务。即使信用证中援引这些合同，银行也与之毫无关系并不受其约束。因此银行的付款、承兑并支付汇票或议付及或履行信用证下任何其他义务的承诺，不受申请人提出的因其与开证行之间或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索赔或抗辩的约束。”该条旨在明确开证行不得利用单证不符以外的抗辩对抗信用证其他当事人。信用证是独立于买卖合同或任何其他合同之外的交易,开立信用证的基础是买卖合同,但银行与买卖合同无关,也不受其约束。因此,一家银行做出的付款、承兑、支付汇票或议付或履行信用证下其他义务的承诺不受申请人与开证行或与受益人之间关系而提出的索赔或抗辩的约束。

2、信用证交易的标的物是单据。对于出口商来说,只要按信用证规定条件提交了单据,在单单一致,单证一致的情况下,即可从银行得到付款;对进口商来说,只要在申请开证时,保证收到符合信用证规定的单据即行付款并交付押金,即可从银行取得代表货物所有权的单据。因此,银行开立信用证实际是进行单据的买卖。

3、银行提供信用。在信用证交易中,银行根据信用证取代买方承担了作为第一付款人的义务,日后只要卖方提供了符合信用证的单据,即使买方破产,卖方也能从银行得到付款保证。这样,银行提供了远优于进口商个人信誉的银行信用,较之托收或直接付款方式来说,使卖方风险大为减少。

(二)信用证qz的种类

信用证是国际贸易发到一定程度的历史产物,它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与其它国际结算方式相比,由于银行信用的介入,其可靠性得到加强,这是买卖双方乐于采用信用证结算的主要原因。但是,从上文有关信用证的理论来看,由于银行在信用证结汇中只对有关单证作表面的审查,只要单证一致,单单一致就应对卖方付款,而对货物不予审查,这就使得一些不法商人有机可乘。卖方利用银行不管货物的特点,销售一些根本不存在的货物,并伪造提单;或者有时提单所载货物与实际货物完全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买方付了款,却取不到货,或者取到的货与所订的完全不同,成为受害者。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常见的利用信用证qz的行为有以下几种:

1、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附随的单据、文件的。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行骗,可以是买方骗取卖方货物或卖方骗取买方开出真信用证,也可以是直接骗取银行付款。伪造、变造附随的单据、文件，即伪造、变造与信用证条款相一致的假单据、假文件。根据UCP500的规定，受益人要提交商业发票、保险单据和运输单据，其中提单是受益人主要的伪造目标。一种方式是通过伪造提单的内容，另一种方式是设立假公司，伪造假提单。伪造信用证主要是行为人通过编造虚假的根本不存在的银行开出信用证或者假冒有影响的银行的名义开出假信用证。变造信用证是行为人在真实、合法的银行信用证结算凭证的基础上或以真实的银行信用证结算凭证为基本材料，通过剪接、挖补、涂改等手段改变银行信用证结算凭证的内容和主要条款使其成为虚假的信用证。

2、使用作废的信用证。主要指使用过期的信用证、使用无效的信用证、使用涂改的信用证等。

3、骗取信用证。可以是开证申请人骗银行开具信用证，也可是他人骗取他人已开出的信用证行骗。

4、利用软条款进行qz。软条款qz在法学理论上和法律规定上，均没有统一的或权威的定义表述。一般认为，“软条款”是指由开证申请人要求在信用证中加列的，由其控制信用证的生效条件和限制单据结汇效力的条款。其目的在于使开证申请人具有单方面随时解除付款责任的主动权，以达到诈取保证金，增加出口商的风险，使货款的收回完全取决于买方的商业信用。所谓软条款信用证,是指在开立信用证时,故意制造一些隐蔽性的条款,这些条款上赋予了开证人或开证行单方面的主动权，从而使信用证随时因开证行或开证申请人单方面的行为而解除，以达到骗取财物的目的。zp分子通过软条款信用证设下的陷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信用证开出后暂不生效,需要待开证行签发通知后生效;(2)限制性装运条款，如规定公司船名、目的港、起运港或验货人、装船时间须待开证申请人通知或须开证申请人同意,并以修改书形式通知;(3)限制性单据条款，如品质证书须由开证申请人出具，或须开证行核实或与开证行存档之样品相符;(4)收货收据须开证申请人签发或核实。

由于这些条款的存在，使得表面为不可撤销的信用证变成了变相的可撤销的信用证。

5、以保函换取倒签提单、预借提单及清洁提单。倒签提单是指货物实际装船日晚于信用证规定的装船日期，但仍按信用证规定的日期签发提单。预借提单主要是指在货物实际装船完毕前签发的，并将当天的日期记载于提单签发日期栏内。倒签提单和预借提单都属于qz行为。此外，卖方为了掩盖货物不清洁的真相，凭保函要求将本应签发的不清洁提单作为清洁提单签发，使单证相符，顺利结汇，并逃避本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有的是取得货物后,将财产转移,宣布企业破产;有的则是与银行勾结,在信用证到期付款前,将银行资金转移,宣布银行破产;还有些不法分子,为骗取银行贷款,预先编造虚假的事实,谎称自己有进口商需要货物,骗取进口商与其订立货物买卖合同后为其开具信用证,受益人在得到信用证后,向自己所在地银行出示信用证,证明其在国外有一笔生意,要求银行为其贷款以筹货物,在其骗得银行货款后,将此款挪作他用或卷款潜逃。

信用原则论文篇3

1．电子商务合同的特点(在诚实信用原则方面的特殊规定性)

第一，电子商务合同本质上是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的电子契约。互联网的匿名性和开放性对商务在信用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从长远来看，网络技术本身也提供了很强的商业激励，为商务提供了一种新的信用服务商业模式.在这种新的商业模式下，交易活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交易双方在诚实信用上即使要求很高也不满足，为了保障自身利益，当事人要用合同来保护自己，这样，电子商务合同就成为诚实守信要求的必然。

第二，电子商务合同就其最终目的来说是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支撑。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诚实信用的社会商业环境，而网络的虚拟性与匿名性使得这一良性环境很难形成，因此，建立良好的诚实信用下的商业环境是当前发展电子商务的重要目标。“契约即法律”，电子商务合同作为一种契约，当事人一旦签订就必须诚信地遵守和履行，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第三，电子商务合同是以诚实信用为执行原则的法律程序限定。我国修改后的新《合同法》统一了此前的几个合同法，适用于整个民商事领域，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就明确，诚实信用原则应适用于合同的全过程，包括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各个阶段。作为合同的一种，可以说诚实信用原则也是电子商务合同的执行原则。既然新《合同法》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基本执行原则的地位，那么电子商务合同就其法律程序如合同订立、履行、变更和解除等来看，也就应该以诚实信用为限定原则，即要以诚实信用作为执行原则的法律程序限定。

2．诚实信用原则在电子商务合同方面的作用

首先，诚实信用原则本质上在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表现为道德内容的法律原则。正如台湾学者林诚二先生指出的：“诚实信用原则系道德规范，乃法律道德化之表征，学者乃立之为法律之最高指导原则。易言之，诚实衡平原则系一种领导性规范。”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诚实信用原则更是电子商务中重要原则的支柱，即在电子商务合同中它必然要上升为一种原则性的要求，并最终以多种形式进行奖罚。因此，在我国，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的基础，遵守诚实信用是一切合同包括电子商务合同都要履行的义务，它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虽然这种原则往往表现为一种道德内容。

其次，诚实信用原则是电子商务合同的执行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就是要求电子商务双方当事人相互约定，以诚实不欺、遵守信用的方式和态度签定和履行合同。所以诚实信用原则就其适用性来讲，应该适用于电子商务合同的全过程，包括合同的订立、履行、终止等各个阶段，而就其地位来说，则应该是电子商务合同的重要执行原则。关于这一点，具体表现在：在电子商务合同订立阶段，诚实信用原则对先契约义务具有指引作用；在电子商务合同履行阶段，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履行的原则与前提；在电子商务合同解释过程中，诚实信用是重要的解释原则和标准；在电子商务合同终止后，诚实信用原则是后契约义务履行的重要保障。

再次，诚实信用原则还为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提供了原则限定。电子商务的特殊性决定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必须在诚实信用原则限定下才有可能实现。

3．电子商务合同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契合性

电子商务合同的特殊性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对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作用使得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契合。表现在：

一是相互规定性上的契合。从电子商务在诚实信用原则方面的特殊要求来看：电子商务合同作为一种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的电子契约，本身就是诚实信用交易需要下的产物；就其最终目的来说，为了在诚实信用的环境下实现资本的有效运行就必然把这一原则加以强调，并上升到法律条款高度，如上面所述，在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履行以及终止等过程中，诚实信用作为执行原则已经以法律形式被确定了。从诚实信用原则在电子商务合同中的作用来看：诚实信用原则本质上在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表现为道德内容的法律原则，为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提供了原则限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电子商务合同的执行原则了。可见，两者在规定性上具有契合性。

二是两者所张扬的经济价值目标可以契合。从经济交易安全看：电子商务贸易是一种契约贸易，在这种契约贸易下，有效的电子商务合同以契约的方式为信任提供风险限定，从而为商务贸易中的各方当事人提供了交易安全的基本保障。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电子商务的灵魂，通过为电子商务合同风险分担确立的一般原则，能有效地救治合同失灵，保障经济交易的安全有效运行。从经济价值本身来看：诚实信用原则本身就蕴涵了丰富的经济价值，它本身所决定的高效性，能降低当事人的交易成本；作为基本的法律原则，它还具有解释电子商务合同、填补其条款漏洞的功能，如果与电子商务合同相契合，就能有效平衡合同当事人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降低成本并实现资本的有效利用，进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价值。

二、合同法支撑下的电子商务合同有效性问题探讨

1．功能问题上

我国新《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这其实是以“功能等同”的方法认可了由“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为表现形式的电子合同属于书面合同。这种对电子合同功能的承认，是一个前提性的条件，是对电子商务活动的充分认可与支持，基本上解决了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问题。

2．时间问题上

电子商务合同中存在着数据容易编造以及各种病毒侵蚀等问题，因此在现有法律滞后的情况下，新《合同法》第25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26条和第16条第2款也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如果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如果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而一般把数据电文到达的时间确定为承诺到达的时间。此外，合同法在第33条中还规定：“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因此，当事人之间可以以签定确认书的时间作为合同成立的时间，这对电子合同有效性的确立又进了一步。

3．地点问题上

信用原则论文篇4

关键词：严复；“信达雅”；泰特勒；三原则；异同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1-0247-01

一、严复的“信达雅”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

（一）严复的“信达雅”

在1898年，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到：“译事三难：信、达、雅。” 他又引经据典说：“《易》日：‘修辞立诚。’子日：‘辞达而已。’又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

“修辞立诚”是说写文章应表现出作者的真实意图。翻译固然不是表现作者的真实意图，而是译者要正确传达原作者的真实感情或意图。从这个词，严复得出翻译的“信”，即忠实可信。严复又在解释“信”时说：“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有时颠倒附盖，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不倍本文。”他所谓的“信”就是译文意思要依据原文意思，既不依葫芦画瓢地硬搬原文字句顺序，意思也不能有所增加。由此可见，“信”就是指的内容上要一致。 “辞达而己”强调言辞以表达意思为目的，说的话写的文章要使别人明白，同样，翻译的译文要使读者理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译作内容要依据并传达原作的内容，但这只做到了“信”，还要做到“达”。 达有两层含义：首先“达”是顺达。中外两种语言结构差异很大，如若按字面意思翻译必将晦涩难懂。就要采取一定得翻译策略把意义理顺，即用目的语的表达方法去把源语言所表达的意思顺畅地表达出来。其次，“达”还指达旨。严复在未曾刊行的《天演论》手稿中的《译例言》中说：“原书引喻多取自西洋古书，事理相当，则以中国古书故事代之，为用本同，凡以求达而已。

“信达而外，求其尔雅。”严复的“雅”来源于“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章要讲究修辞。“一名之立，旬月踌躇”，这是严复翻译态度的真实写照。古人做文章是为了明道。如要明道，其文章必须要讲究文采。如果文词平庸，味同嚼蜡，则欲明道，又会有多少人去看？严复把“雅”仅解释为“尔雅”、“古雅”，还说要做到“雅”，译文应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这虽然引来了很多非议，但我们如果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严复的翻译目的来看，就会发现他说的不无道理。首先，在严复时代，文言文占主导地位，当时白话文只是被提倡而已。其次，严复的翻译的目的是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系统，而他的目标读者又是那些封建守旧的士大夫，即他说的“读中国古书之人”。他要吸引士大夫们的注意，他要给译作涂上一层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文体。“雅”是“古雅”是有时代和思想局限性的。所以，随着时代的改变，“雅”也是因时而变的，指的是要讲究文采，考虑到读者接受性。

（二）泰特勒的三原则

1790年，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泰特勒在他的翻译专著《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提出了翻译三原则。泰特勒认为好的翻译必须是1.译文应该完全摹写原作的思想；2.译文的风格与写作方式应该与原文的相同；3.译文应该与原作的行文一样流畅。（1. A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2.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as that of the original; 3. a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泰特勒的第一条法则对译者有两个要求：第一，译者要“精通”原文。第二，译者要把原作者的意思真实的传达出来。第二条法则涉及到文章的风格问题。译者既要知道原作的风格和写作特点，还要有能力在译文中重现这种风格。最后一条原则，即泰特勒提出的“把握原作者的灵魂”。译文语言要像用原文语言写出的一样顺畅自然，避免对原文的精细模仿。这一点也是最难的，它可能会因为追求译文的流畅而导致原文风格的丧失。第一条和第二条法则代表着人们对翻译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即“忠实于内容”与“忠实于形式”。泰特勒根据这三条法则的相对重要程度，按先后顺序对它们排了序。第一条是最重要的，重要性依次递减。泰特勒指出，当我们必须做出某些“牺牲”时，三条法则的先后次序可以作为我们翻译策略的依据。

二、严复的“信达雅”与泰特勒三原则之比较

（一）相同点

严复的“信”字仅指对原文思想内容的忠实,不涉及形式方面的忠实。泰特勒三原则中的第一原则也仅对内容负责。所以说，无论是严复的“信”还是泰特勒三原则的第一条原则，都是围绕译文内容要依据并忠实于原作内容。

“达”是通过运用翻译技巧，尽量运用译文读者所常见的表达方式，使语言流畅从而表达原作的思想。泰特勒生活在欧洲浪漫主义鼎盛时期，文章语言流畅优美正是十八世纪浪漫主义诗派的特征之一。这一历史背景使得他力倡译作应追求与原创作品一样的通顺或流畅。严复的“达”和泰特勒的第三原则都重视译文的语言流畅和自如。

（二） 不同点

严复的“雅”提倡文字的“古雅”，要考虑读者的可接受性。他的“雅”似乎与原文没有关系，而是对译文文字本身的一种要求。严复翻译《天演论》，他使用汉以前的古雅文体去译近代的科学著作,风格与原作完全不一致。但泰特勒的第二条原则，要求译文保留和原文一样的风格和写作方式。泰特勒的翻译理论是以源语为归宿和以原作者为中心的。由此看出，“雅”和第二原则是不同的。

从“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 “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与其伤雅,毋宁失真”这几句话可以看出， 信达雅是相互融合的，“信”是核心,“达”和“雅”都是手段。泰特勒的三原则之间的关系则是相互独立的，重要性是从大到小，从主到次的，即译者可以为了保持原文的风格而牺牲译文行文的自如，也可以为了传达原文的意思而牺牲原文的风格。

三、总结

不同的语言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产生过不同的翻译思想。但这种不同多为表象，虽然中西翻译理论家各有各的译论术语,各有各的翻译经验,对待翻译问题也各有各的理论取向,但他们在认识论的深层,诸如翻译原则、标准、操作规则等基本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相似。 所以，严复的信、达、雅一直被拿来和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做比较，有的人甚至说前者抄袭了后者。我们要客观地来看待两者，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还是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都分别代表了中西方翻译理论史上各自的高峰。

参考文献：[1]陈康福.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2]杰里米•芒迪. 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 北京：商务出版社，2007.

信用原则论文篇5

关键词：翻译标准；信达雅；对等原则

翻译标准是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翻译理论界争议颇多的一个领域。翻译标准既是翻译活动需要遵循的准绳也是鉴定翻译成果的尺度。中西方的翻译学家们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的翻译准则或标准，必然在不同时期得出不同的译品，形成了翻译界百花齐放的盛观。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理论体系不同，翻译标准则沿着各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在西方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对等原则”；而在中国，则是严复的“信达雅”。在翻译实践活动中，二者都对各自的译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1 西方的“对等原则”

据考证西方的翻译史比我国早300多年，其理论流派纷繁丰富。纵观西方翻译史上的主要观点，第一个提出“同等效果”原则的是十八世纪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后来苏联的费道罗夫提出了“等值翻译”理论；英国的卡特福特提出了“语篇对等”；美国的尤金・奈达提出了“功能对等”等等。其中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可谓是最为典型和有影响力的翻译标准论。

奈达被认为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贡献最大研究者之一，他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功能对等。他在1964年发表的《翻译科学初探》中提出：一、忠实于原文；二、传神；三、语言流畅自然；四、同等效应。最后一条的同等效应即动态对等是此原则的核心。所谓动态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接受语中用最切近而又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它要求译文不拘泥于形式对应。功能对等的前身即为动态对等。奈达提出“翻译要达到的不是语言的对等，而是语言功能的对等，是读者心理反应的对等，即译文在译文读者心中的反映应和原文在原文读者心中的心理反应相似（并非相等）。奈达后来提出了不同层次的翻译对等这一概念，他指出，对等决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完全等同，翻译只能达到“功能对等”。因此，他提出了“最低层次的对等”和“最高层次的对等”两个概念。最低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能达到充分的对等，是目的语的听众或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原文听众或读者对源文的理解和欣赏”。最高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使目的语听众或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所作出的反映基本上一致。”奈达还说，在最高层次对等和最低层次对等之间，可有不同层次的对等，因为译文与原文的完全对等是不存在的。由此不难看出“对等”这一概念其实是相对的、发展的，不是静止的、绝对的。

2 中国严复的“信达雅”

严复的“信、达、雅”是中国翻译界中优秀译者必遵循的标准。严复于1898年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文中的“信”，主张译文应忠实于原文，即忠实；“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而尽译文之能事以求语言明显，近乎通顺；而“雅”，则要求译文“汉以前字法句法”，故可求其尔雅。现在大多数人认为：“信”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指译文通顺流畅；“雅”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三个字被严复提出后，一直备受争议。有人称赞，如郭沫若、季羡林等；有人质疑甚至反对，如卞之琳、瞿秋白等。对“信达雅”的批判主要针对其太抽象，难以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但是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辩证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原则以及对它的批评。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原则对翻译实践作出了科学的总结，对翻译实践有着真正的指导意义，在中国过去将近一百年的翻译活动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我国翻译理论的杰出成就和宝贵遗产。

通过研究不难发现这三字原则总是相对的，发展的，并非静止的，绝对的。信，就是忠实于原文。但忠实到什么程度？这主要取决于译者自身的知识面、理解力和审美力，而这些都与不同时期不同历史环境密切相关。同时代的不同译者，由于理解力不同，会对同一源语信息有不同的理解，产生不同的翻译。不同时代的译者，由于历史的限制，会带给读者更加迥异的译文。因此，我们说“信达雅”这一标准是相对的，并非绝对的。达，是用关联、通顺的语言来表达原文中完整的意思。由于语言受时间、空间的制约，而且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接受能力不同，译者必须注意不同时期语言的变化，考虑到读者对语言的接受程度。所以，“达”也不是不受限制的，它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雅，对好的翻译的更高要求，也是译出美文的必要条件。从读者的角度来说，雅也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雅”在严复时代被解释为高雅的风格――指汉朝以前的古汉语风格，在当时是正确的、被他的同代人所接受和追随的，但在现代为了适应当代翻译实践，许多学者专家对它进行了重新解释和定义。

3 结论

奈达曾说过，“尽管在专业意义上还没有任何的翻译理论可以称之为‘用来解释一系列现象的、系统的一套总体主张’，但在广义上有很多‘理论’可称之为‘有助于理解翻译的性质或建立评价译作标准的原则’。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种翻译标准是绝对适用于任何时期任何社会任何情况的。中国的信达雅和西方的对等理论都属于奈达所说的“广义上的理论”，因为它们的确有助于对翻译性质的理解，有助于建立译作评价标准，并且它们确实在翻译实践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体系不同，方向不同，并不意味着中西方翻译标准论是相悖的。尽管“对等原则”注重的是交际功能而“信、达、雅”强调文本的使用，两者的研究方法不同，但这两套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共同之处。首先，它们的核心都是忠实于原作。忠实于原作是翻译的本质，没有忠实，就没有翻译。其次，这两种翻译标准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联系的。忠实是信达雅原则公认的核心。要做到忠实，在翻译中抓住这一指导原则的关键是“对等”，即最自然的最接近原文的对等。只有最接近原文内容、意义和风格的对等，才会是真正的忠实；反过来说，只有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意义和风格，才能实现真正的对等，如信息功能的对等、交际功能的对等、美学功能的对等。其实，“功能对等”理论，和中国的“信达雅”以及“神似”、“化境”大有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妙，不应互相排斥，而应并存。再者，两种翻译理论都是相对的，发展的，并非静止的，绝对的。

中西翻译标准，虽因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存在差异，但它们都有在翻译实践活动中帮助译者解决了许多具体的问题，起到了具体指导的作用，因此都是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它们都是翻译理论发展的见证，并促进了整个翻译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司显柱.中西翻译观对比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3）：28-32

[2]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161

[3]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8

信用原则论文篇6

[内容摘要 政教分离是现代宪政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是实现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政教分离原则在各国的发展途径是不尽相同的。本文通过对政教分离原则的历史基础、政治道德和宪法判例的分析，说明了现代法治国家中政教分离原则应具有的基本价值。 [ 宗教，政教分离，宪政 郭延军在《法学》2005年 期发表的“我国处理政教关系应秉持什么原则”一文通过对三亚观音圣像建设中提出的宪法和法律新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为宪法学界关注、探究政教分离原则在中国的语境及其功能提供了必要的探究思路和线索。 一、宪政精神和政教分离原则的历史基础 宗教信仰自由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宗教信仰自由最本质的内容是信仰自由，信仰自由作为个人绝对的自我选择权，在其形成过程中不受国家公权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构成国家和宗教相互关系的核心原理是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 政教分离原则（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是世俗国家的一般原则和政治道德基础，其意义在于禁止国家把某一特定宗教定为国教，国家和宗教之间应保持各自的生活准则和领域。[2国家通常干预国民的世俗生活领域，而信仰生活应由国民自主地布置。从本质上讲，政教分离原则要求国家的宗教中立性或非宗教性，禁止“宗教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宗教化”。现代宪政理论和宪法体制普遍承认政教分离原则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政治道德基础。 首先，它源于对国家和宗教关系的深刻反思。人类在国家和宗教关系中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寻找人类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人类理性地选择了国家的世俗化和信仰生活的个体化。可以说，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确定标志着人类从宗教压迫中解放出来，获得自我发展的机会和途径。在欧洲中世纪，国家权力和教会权威相互结合，限制公民自由地选择自己信仰的宗教，只答应国教的存在。由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领导的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导致产生和罗马教廷对立的改革教会派，最后以承认各派地位平等而告终。1689年英国制定《容忍法案》，首次肯定各教派地位平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立的原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解决了政治和宗教或社会治理和精神治理的关系，从而为人类历展开了一个新的方向”[3. 其次，通过政教分离原则实现宗教信仰自由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经验和追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瞩目。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论文摘要：“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躬行、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1976年世界教会协会在《教会和国家关系准则》的报告书中，对国家和宗教关系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提出的基本原则是论文摘要：国家和宗教之间应保持“批判和建设性的合作关系”（critical and constructive collaboration）。198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该宣言中规定论文摘要：凡在公民、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生活领域里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认、行使和享有等方面出现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歧视行为，所有国家均应采取有效办法予以制止及消除；所有国家在必要时均应致力于制订或废除法律以禁止任何此类歧视行为；同时，还应采取一切适当的办法反对这方面的基于宗教或其他信仰原因的不容忍现象。 再次，坚持政教分离原则是宪政多元性和宽容精神的必然要求。宪政的多元性和以人的尊严为核心价值的宪政必然把人的信仰自由的保护作为首要选择。各国的宪法普遍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并把政教分离原则作为实现宗教信仰的基本原理或制度。1993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8条规定论文摘要：“保障每个人的信仰自由、信教自由，包括单独地或和他人一道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选择拥有和传播宗教的或其他的信念和根据这些信念进行活动的权利。”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12 条规定论文摘要：“共和国公民的信仰自由——独立确定自己对待宗教的立场、信仰或不信仰其中任何一种宗教、传播和 宗教态度相关的信念和据此进行活动的权利受到保障。”2011年制定的阿富汗宪法在规定伊斯兰教是国教的同时，规定“在法律范围内，其他宗教的信徒享有信仰自由和参加各种宗教仪式的自由”。 第四，政教分离原则是保障宗教平等权的制度布置。为了保障在不同的宗教在宪政精神的关怀下，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和地位，必须禁止国家对特定宗教的非凡待遇或特权，保持国家权力的世俗化，以保障国家的宗教中立和宗教的多元性价值。由于政教分离原则的实施，社会生活中不同利益的冲突和矛盾获得了有效的解决机制，能够及时地解决裂痕，“割断了教派和政权的政治交换关系（至少在法律上），使以教划线，以派划线，用宗教标准区分人的社会等级的做法难以为继，从而为真正实现宗教信仰自由，为处于少数地位、弱势地位的教派改善其自身状况创造了条件，使不同教派、不同文化背景人民的和睦相处成为可能。[4在现代社会中，强调政教分离原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作为主观权利的宗教信仰，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防止对客观宪法秩序的破坏，确立政治世界和宗教世界的不同领域。 二、政教分离原则的内涵和不同形态 政教分离原则是现代宪政国家的基本原理，体现了国家和宗教关系的政治哲学。由于各国有不同的历史发展和传统文化，政教分离原则的理解和运用有不同的特征，但其基本理念是相同的。一般意义上讲，政教分离原则包括国家对宗教的中立和宗教对国家的中立两个方面。对国家来说，政教分离原则意味着国家不能动用自己的资源支持或压制任何宗教、教派，国家不能把纳税人的钱用于和宗教有关的任何活动等，其基本内容包括论文摘要：1.禁止设立国教。国教是指国家对特定宗教的非凡保护或赋予各种特权。否定国教意味着国家要尊重宗教的多元性，遵守宪法规定的宗教自由和宗教的平等权，严格区分信仰世界和世俗世界的价值观；2.确立国家和宗教相互不干涉的原理和制度，即国家对宗教保持中立。因保持宗教的中立，国家不能对特定宗教进行优待或赋予特权，更不能用政府的财政资金资助特定宗教活动。当然，在具体的实践中，国家中立立场和对宗教团体法人给予部分免税等办法是有区别的，不能把文化遗产保护等国家的作为义务简单地理解为违反国家中立原则。3.禁止国家进行宗教教育和进行宗教活动。基于宗教的中立性立场，国家不得以公权力身份进行特定宗教的教育或宗教活动。如韩国《教育基本法》第6条规定，禁止在国、公立学校中进行特定宗教的教育。对宗教来说，政教分离原则意味着宗教不得介入国家的立法、司法、教育等领域。也就是说，作为政教分离原则的完整内容，宗教也负有不干涉国家政治的义务。 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质是使宗教信仰新问题成为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新问题，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不答应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干预司法、干预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如我国《教育法》第8条规定，国家实行教育和宗教相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目前在宪法学界对宗教的政治参和范围新问题、是否绝对禁止政治参和等新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的主张。这是关系到宗教自由限制的合界限新问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如需要对政治活动本身的内容进行界定，区分个人和团体政治自由的表达方式以及宗教团体的合理地位等。假如说，政教分离原则是以现代民主主义为基本价值基础的话，应答应宗教在合理范围内对政治事务表达意见。有关宗教人的政治表达自由权新问题，维戈的理论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他提出“市民的宗教自由概念”，认为宗教自由分三个层次论文摘要：个人的宗教自由、教会的宗教自由和市民的宗教自由。市民的宗教自由指的是个人作为享有宗教信仰的主体，一方面属于宗教团体，而另一方面又以国家或地方共同体的成员积极地参和政治性活动，表达其见解。换言之，既作为信仰的主体，又作为拥有主权的主体，对政治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对政治事务的批判功能等。[5 政教分离原则在宪法文本上的不同表现形式体现了各国不同的宪政背景和文化传统。从政教分离原则发展的轨迹看，基本上经过了“合一”到“分离”、“绝对分离”到“相对分离”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宗教和文化的多元性。按照政教分离原则的实践形态，一般分为以下形态论文摘要：（1）实行政教合一体制的国家，宪法上明确规定某种特定宗教为国教，并明确国家的基本理念是政治和宗教的合一；（2）由于历史文化的传统，虽保留国教的传统，但同时保护国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如泰国是唯一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多数穆斯林国家把伊斯兰教规定为国教等（3）不承认国教，但对宗教团体以公法人的地位，赋予和国家同 等的地位，各自以固有的传统和价值观进行活动，各自调整国家生活和信仰世界；（4）国家和宗教世界完全分离，保持国家对宗教的中立态度的国家，如美国、法国、韩国和日本等。当然，采取完全分离型的国家中也有不同的运行方式，比如政教分离原则和宗教信仰的关系上，有的国家强调其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认为宗教信仰是目的，政教分离原则是实现其宗教信仰自由的手段；也有学者认为，两者具有不同的目的，宗教信仰自由的目的是尊重个人的自主性，政教分离原则的目的是国家对宗教的中立性义务的确立。按照这种理论，宗教自由体现的是主观的公权，政教分离原则体现的是一种制度性保障价值。因此，即使宪法文本上，没有直接规定政教分离原则，但宗教信仰自由条文中应包括政教分离原则的内涵，不能以文本上没有规定其原则为由，否认这一原则对国家权力活动所产生的实际效力。[6 三、政教分离原则的适用和宪法界限 在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的关系上，无论是采取一元论还是二元论，我们不得不面临两者价值之间的冲突，如何保持两者的协调是现代宪法学理论需要解决的重要新问题。国家对宗教的中立性是不宜把握和确定的概念，需要通过不同国家的判例寻求个案的规则。 在美国，政教分离原则的实践主要是围绕国立学校宗教活动和私立宗教学校或对宗教机关财政资助方面的新问题而展开的。在不同时期的判例中法院确立的基本判定标准是“三标准判定”理论，即考察目的的世俗性、效果的世俗性、国家是否过度干预宗教活动。在三条标准中国家对宗教活动的干预程度是评价国家中立性的重要依据，非凡是评价对宗教机关是否给予优惠的重要标准。在美国，判定国家机关的行为是否违反政教分离原则时通常考虑的因素主要有论文摘要：受到优惠待遇的宗教机关的性质和目的；优惠的性质；因优惠可能导致的国家和宗教机关的关系等。在日本，有关政教分离原则的宪法判例中，最高法院采用了“目的效果标准论”，对地方自治团体在宗教活动中涉及财政资助新问题进行了宪法判定。早在1965年，在三重县津地方该市用公费举行国家神道的神灶神道的奠基典礼，被控违宪。当时，法庭上神道仪式，是否属于宗教成为争论焦点，如属于宗教活动，则根据宪法应公布违宪。最后最高法院以神道仪式对于日本国民来说是一种普遍性的习俗为由，没有作出违宪判定。在棋面忠魂碑诉讼中，针对地方政府能否向特定宗教团体提供公金的新问题，最高法院以目的效果统一论的标准仍作出了合宪的判定，强调宗教行为地、社会公众的一般评价、行为者的意图认定、行为对一般人产生的效果等综合因素。但在1997年作出的“爱媛玉串料诉讼”案件中，最高法院进一步发展了目的效果论理论，以县政府对神社提供公金的行为违反政教分离原则为由，作出了违宪判决。[7在判决中最高法院从宪法角度解释了政教分离原则和宗教活动的含义，认为政教分离原则并不绝对地排斥国家和宗教之间的联系，要考虑和宗教有关的目的和具体效果。在宗教活动的解释上，最高法院的基本标准是论文摘要：该行为的目的是否具有宗教的意义；该行为是否具有宗教的特征；要考虑社会通念的一般意义；是否使用公款新问题上，主要看是否超越了社会公众所认可的必要限度等。最后，最高法院提出了违宪的基本理由论文摘要：县政府和特定宗教团体具有重要的宗教上的联系；不能把县政府的行为理解为符合社会通念的活动；支付公金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宗教意义；没有充分的事实表明县政府对其他宗教团体给予了财政资助。这种目的上具有宗教意义，并在效果上产生对特定宗教活动支付公金行为属于宪法第20条第3款所禁止的“宗教活动”。这个判例对宪法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政教分离原则的当代价值和演变，赋予政教分离原则以新的内涵。 在现代社会中，政教分离原则是具有综合性价值的原理或原则，要根据各国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进行具体分析和运用，既要坚持政教分离原则的一般性原理，同时也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作出新的解释。比如，在2002年发生的“美国公立学校要求学生每日面对国旗背诵效忠誓词”案件中，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三位法官以两票赞成一票反对裁定论文摘要：公立学校的国旗效忠誓词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政教分离原则。此案的裁定引发了美国社会的一场政治风波。在2003年11月， 美国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司法大楼里能否立摩西十戒标志物的新问题上，联邦法官根据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政治和宗教分离原则，限令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拆除纪念碑，以表示国家法治的统一和对宗教多元化的尊重。实际上，在政教分离原则的理解和适用上美国社会也存在不 同的学派和理论。美国人对政教分离原则的态度可分为三种，分离派、协调派和中立派。分离派主张，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对于宗教新问题的任何管辖权，而协调派认为宪法赋予了联邦政府一定的权力，至少没有否认或禁止联邦政府在宗教新问题上的权力等。在法国，1905年颁布教会和国家分离的法律后，法国确立了“国家非宗教性质的基本原则”，承认宗教的多元化，主张“政教分离不仅是一种法律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一种品格，一种摆脱一切教权主义的解放运动”。但在实践中政教分离原则的实施也碰到了许多新新问题。为了调查法国实施政教分离原则的实际情况，2003年希拉克总统成立了“调查政教分离原则执行情况的思索委员会”，希拉克总统要求委员会提交法国社会执行政教分离原则的报告，他认为法国社会要承认文化和宗教的多元化，并把它视为实现民族团结的基础。经过几个月的调查、70多次的听证会后，委员会建议重新定义政教分离原则，并为之立法。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提出27项建议，主要有论文摘要：建议禁止在学校内佩带任何宗教或政治信仰归属的服装和标记；不同教派应该有平等的权利；要求国家制定政教分离宪章；规定玛丽亚娜日，用来宣传政教分离原则；制定政教分离的法律并非要禁止，而是要确立公众生活的原则和规则等。 在探索政教分离原则和宪法界限时，需要我们关注的另一个新问题是国家对宗教团体的限制界限和宗教团体的自律权的关系。从各国的宪法判例看，国家原则上不能对宗教团体内部的活动进行限制，应充分尊重其自律权。但涉及到宗教团体内部财产新问题时，国家的法律调整会碰到一些复杂的情况。比如国家通过法律对宗教团体的财产进行限制时，宪法上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是论文摘要：国家有无权力作出限制性规定？假如有，那么在什么范围内可以进行限制？对宗教团体财产权的限制新问题直接关系到宗教信仰自由的实现，关系到公民财产权的保障。假如国家法律对宗教团体财产权的限制缺乏合理界限，有可能侵犯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和财产权。当涉及到宗教团体财产权时，即使以公共利益为目的进行限制，也要充分考虑比例原则和最少侵害原则。 四、三亚观音圣像建设和政教分离原则在中国的意义 我国宪法文本没有具体规定政教分离原则，但依据宪法原理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价值，可以肯定我国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实际上包括了政教分离原则。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是我国的基本宗教政策。因此，政教分离原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一项宪法原则和原理，约束一切国家机关的活动。按照宪法的原则，在我国，国家机关不能利用政权推行某种宗教或禁止某种宗教。在三亚观音圣像建设中需要探索的宪法和法律新问题主要有论文摘要：（1）从合法性的角度看，三亚观音圣像建设的申请主体、建设主体和投资主体是否符合《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根据《条例》第24条的规定，提出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申请的唯一主体是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而在本案中提出申请的主体是不明确的。假如在合法性范畴内可以寻找解决新问题的途径，没有必要直接通过合宪性途径解决新问题。（2）从宗教活动的性质看，观音圣像造像是否属于《条例》规定的“宗教造像”，假如是，那么有关三亚观音圣像的所有活动属于宗教活动。按照政教分离原则，三亚市政府不能利用公权力参和和三亚观音圣像有关的活动，更不能以地方财政资金投资或“接管”该项目；（3）从宗教活动和文化遗产的关系看，观音圣像开光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也难以认定为公众认可的宗教文化活动。毫无疑问，为了保护文化的多元性，中心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有义务保护和宗教有关的文化遗产。实际上，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过程中，中心和地方政府积极提供物质方面的条件，为实现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如布置宗教活动场所，恢复、修缮、开放寺、观、教堂。据统计，自1980年到2000年，从中心财政拨给寺、观、庙堂的维修补助费（包括专项补助费）就达1.4亿元以上，其中仅维修西藏的布达拉宫，政府就拨款3500万元。根据法律的规定，各宗教团体的房屋财产的产权，归宗教团体所有，在房屋财产方面宗教团体处于法人的地位。但这种保护也要遵循国家和宗教关系的基本原则，不能违反宪法上的政教分离原则，非凡是不得对特定宗教实行非凡保护或优惠。目前以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形式调整公民宗教信仰活动，虽具有一定的现实功能，但其性质和效力是存在一些新问题的。假如以法律形式调整宗教活动，应通过形式意义的法律进行调整。上述有关目的和效果相统一的原则对解决我国政教分离原则实施中的现实新问题有一定参考价值。（4）从 政教分离原则的功能看，它所维护的基本价值是保护每个人的信仰自由，防御国家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侵犯，实现公民的宗教平等权。非凡是在我国，强调政教分离原则的现实意义在于有效地预防和解决公权力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侵犯，保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在本案中，虽有些事实情况和背景并不透明，但在事件的各个环节中可以发现公权力对宗教平等权和财产权的限制或侵犯的新问题。 本案提出了学术界需要关注和探索的很多理论新问题。在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非凡是政教分离原则适用上，目前的确存在一些“灰色地带”。在中国的宪法学理论中政教分离原则是过去学者们关注不够的领域，通常把它解释为外国宪法的理论或原则。随着法治的发展和人权理念的普及，个人内心的信仰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新问题，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深入探究政教分离原则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切实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实现

信用原则论文篇7

[关键词]诚实信用原则规则道德司法

一、对我国诚实信用原则研究不同角度分析

(1)历史主义角度。代表人物为徐国栋先生，他试图从诚信原则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入手，通过对诚信原则的历史学分析来揭示诚信原则的应有内涵，并进而指出我国学界对诚信原则研究的薄弱环节。尤为值得肯定的是，徐先生通过对古罗马“诚信”内涵的分析，得出了主观诚信、客观诚信、裁判诚信的分类。(2)实用主义角度。以梁慧星先生为代表，突出特点在于：其亦对诚信原则内涵、本质等加以研究，但其主要着眼点在于揭示诚信原则的实际价值意义，即其实用性，并进而用以指导法律实践。梁先生在其《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一文中便以诚信原则的发展历程、本质为基点，详尽分析了诚信原则的功能，并进而阐述了其漏洞补充的价值意义和其适用的限制。相关文章还有张成龙的《论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司法原则》，任凯等的《论诚实信用原则在经济审判中的适用》等。(3)扩张主义角度。有部分学者认为，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不应局限于私法的范畴。台湾学者史尚宽指出“关于此原则的适用，并有主张不限于私法，而并应及于公法、宪法”。王先林先生亦撰文《试论诚实信用原则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新近更有学者提出了“税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问题。依该学派诸学者的观点，基于法的共通价值取向诚信原则理应适用于公法的领域，至少应适用于公私法的交界领域。(4)比较主义角度。相对于上述三个学派而言，此学派的研究就显得相当单薄。虽然国内大部分诚信原则的文章中都有论述各国有关诚信原则规定及研究成果的方面，但对诚信原则进行系统完整比较研究的只有郑强的《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比较研究》一文。

将诚信原则谓的“帝王条款”乃学界的主流观点，但亦有学者反弹琵琶，对诚信原则帝王条款的地位提出了质疑。孟勤国在《质疑帝王条款》一文中提出了三个质疑性问题，作出了三个似乎合乎逻辑的结论，其经典的语莫过于“自由裁量权乃立法、司法关系及其权限的体现，在大陆法系中，依例属于公法范畴。诚信原则再怎么至尊，也不过是一条私法原则。私法原则岂能决定公法上的权力?”面对这种质疑的声崔栓林在《对“质疑”的反思》一文中作了有力而详尽的反驳，其指出“《质疑》是把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于其中的司法活动与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法律部门群――公法概念相互偷换了。本来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属于法的分类问题，而立法、执法、司法与守法则属于法的运行问题。所以‘公法’、‘司法’是从不同角度对法现象所作的两种分析中使用的范畴，岂能将这二者混为一谈?”

二、诚信原则在司法领域中的应用

诚信原则在司法领域中的应用向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学界一般认为，诚信原则意味着承认司法活动的创造性与能动性，意味着承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台湾学者蔡章麟认为诚信原则是未形成的法规，它是白纸规定，换言的，是给法官的自纸委任状。梁慧星先生亦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将道德规则与法律规则融合为一体，因而同时具有法律调节和道德调节的双重功能，使法律获得更大的弹性，法官因而享有较大的公平裁量权，能够排除当事人意志自治而直接调整当事人的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徐国栋先生亦指出“诚信原则产生法官进行衡平性司法活动的权力”实际上，立法者和法学家的艺术之一就在于在以下两个方面之间谋求平衡：一方面使法律规则不能过分抽象和概括，以致无法成为司法实践的指引；另一方面又必须使法律规则抽象化、概括化到适用于一系列同类案件中而不致于成为仅能适用于少数以至个别案件。

法律自其产生之日起，由于其概括性的特点，就必然导致其在与充满个性的个案结合时无法完全切合，社会的不断进步性与法律的稳定性使得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也不是机械的工匠，其需要在解释法律条款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刻理解法律的本来含义。通过诚信原则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正是调和上述矛盾，阐明法律的真正含义，最终达到公正司法的最佳途径。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第一前提乃具体法律规定的适用导致价值判断的不明；另一方面依诚信原则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实际上亦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一种限制，即法官必须依诚实信用原则的价值观念来分析案情，适用法律，得出公正的裁决，而不能掺杂入其它任何的价值观念、感情、好恶的成分。

参考文献

[1]徐国栋.《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的对立统一问题――以罗马法为中心》，《人大复印资料一民商法学》2002(3)

[2]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41

[3]孟勤国.《置疑帝王条款》，《法学评论》，2002(2)：137

信用原则论文篇8

关键词：语言；经济原则；省力原则；言语配置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5-0007-01

1.前言

经济原则（Economy Principle），又叫省力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强调说话人要以实现交际目的为前提，用最少的言语输入表达最大的信息量，获得最大的交际效果（Martinet，1955）。学者们将“经济原则”与语用学结合起来，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如Grice“合作原则”中的“数量准则”、Horn的Q原则和R原则、Levinson的语用“三原则”、Dan Sperber & Deidre Wilson的关联理论和向明友的“新经济原则”。 本文将从宏观理论及微观内容两方面对国内的经济原则研究进行回顾。

2.宏观理论研究

向明友（2002）把经济语言重新定义为“经过优化配置、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言语”，构拟了指导言语优化配置的新经济原则，该原则由“言语配置的一般均衡准则、前提共识准则、择近准则、从众准则以及言语生效准则”5大准则构成。此外，他还提出建立经济分析语用学（econopragmatics）的主张。国内除向明友（2002）的“新经济原则”外，经济原则的宏观理论研究贡献较少，用经济原则分析和解释各种语言现象的微观内容研究较多。

3.微观内容研究

经济原则作为指导人类行为的根本准则，贯穿于语言发展的始终及语言系统的多个层次之中。语音层面，经济原则被用来解释语音的简略现象，包括同化，省音，连读，重音，语调以及停顿。语言学者认为，语言变化发展的主要趋势是让人们发音容易，表达省时省力，提高交际效率。语义层面，谐音、缩略、数字、符号、不规范拼写、新造短语短句、语码混合、旧词新义（包括古汉字活用） 等形式的网络语言成为研究热点。它们在承载更多丰富信息的同时具备极简性、直观性的特点，突显了语言经济性在沟通时间和成本上具有省时高效的优势（宗志武，2016）。语法层面，邓思颖（2002）、宋德生（2005）等针对汉语无动词句、英语进行体表将来等结构的研究揭示了经济性原则在简化语法结构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语法结构的简约正是语言经济性的体现。此外，有学者（如 姜宁，2010）认为，在表达中凸显以少胜多的作用的隐喻等修辞方式可能是经济原则作用下兼具美感、简略和不可言尽性的极佳的“经济”手段。语篇层次上，学者们多从经济原t角度分析商务信函、广告、短信、公共标语，新闻等文本的简洁、精炼的写作特点。研究表明（如，刘永厚&王园，2016），商务信函，广告、公共标语和新闻标题等以简约精当的语言表达丰富的意义都是充分利用语言经济原则的结果。

语言的经济性不仅体现在一种语言的多个层次上，还体现在多种语言系统甚至是不同语言系统转换的翻译过程中。学者们（如周建设，2004；杨德安，2005）对英语、汉语、俄语及阿尔泰语等多种语言的经济性研究进一步验证和支持了Jespersen（1954）的研究结果，即任何语言都经历了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语言的简化是发展趋势。翻译方面，经济性研究多就某类词汇或句子的具体翻译进行探讨（如，张典，2013），但如何能将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等诸多因素与翻译的经济性更好的融合起来，使翻译既经济简明又能有效规避文化缺位现象，防止遗漏重要信息还有待进一步探索（曾利沙，2005）。

4.结论

通过以上回顾，笔者发现以往的研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之处：

（1）宏观理论研究不足。国内经济原则理论研究只停留在对西方理论的解释和反思层面（如，姜望琪，2005），除"新经济原则"外，尚未有其它显著的理论贡献。

（2）微观研究内容覆盖面不够广，重合度较高且不够深入。其中，语音研究匮乏；语义和语法研究重合度高，分别以网络新词和缩略的语法结构为主；语篇研究覆盖面不够广，集中在广告、新闻、商务信函等体裁，对学术类语篇及摘要的语言经济性研究则鲜有涉及；研究以英汉语为主，语言种类缺乏多样性；结合民族文化、心理因素的翻译经济原则研究有待深入。

（3）经济原则的微观研究方法单一。以往研究以功能分析法为主，只用经济原则解释特定层面的语言现象，很少采用语料库统计分析法从语音、语义和语法等多个层面综合分析某一类语言现象的经济性特征；以解释当前语言现象的共时研究为主，把经济原则作为语言发展和演化规律的历时研究则严重不足（史维国，2014）。

参考文献：

[1] 邓思颖.经济原则和汉语没有动词的句子[J].现代外语，2002，（01）.

[2] 龚维国. "给力"与省力：论隐喻的经济原则.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旬刊（J）， 2012（02）.

[3] 韩陈其.从"所"字结构看语言发展的本质特征和言语使用的经济原则之关系――汉语羡馀现象综合研究之八[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02）.

[4] 姜宁.隐喻：言的经济机制[J].语言学.2010，（6）.

信用原则论文篇9

【关键词】信息型文本；翻译；忠实；可读

赖斯作为功能学派的奠基者，其提出的文本类型理论对翻译的影响至深至远。她根据文本主要的交际功能将文本分为三种文本类型，即信息型文本，表情型文本和操作型文本，不同的文本具有不同的功能和特点，信息型文本重内容，表情型文本重形式，操作型文本重诉求，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文的目的及翻译策略也应该根据文本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一、翻译原则

切斯特曼曾用图表描述了赖斯的文本类型与文本种类，其中参考书是最典型的信息型文本，其中重内容的文本还包括新闻和评论、新闻报道、使用说明书、各种非小说类书籍、论文、报告、毕业论文等。赖斯认为信息型文本主要是表现事实，信息，知识，观点等，其语言特点是逻辑性较强，文本的焦点是内容而不是形式，翻译时应以简朴明了的白话文传递与原文相同的概念和信息。因此信息型文本是以再现原文本内容为首要任务，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以目的原则、忠实原则和可读原则为指导，探讨一系列翻译方法，以期提高翻译质量。

（一）目的原则指导下的翻译

目的原则，源于弗米尔的目的论，他提出“目的决定手段”即译者根据翻译的目的制定相应的翻译策略。其中最重要的为译者的交际目的。笔者认为在翻译信息型文本的过程中目的原则可以用于指导翻译，并结合翻译实践总结了用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策略。

例1：According to his theory of reciprocal altruism，we occasionally act kindly toward strangers because our ancestors―over time and in the aggregate―received a quid pro quo benefit from acts of generosity.翻译：根据他的互利主义理论，我们有时候对陌生人很友善，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历经时间和实践的检验，相信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分析：笔者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将received a quid pro quo benefit from acts of generosity，译为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较好的传达了原文的意思，且让中国读者觉得译文较亲切，易接受，达到了译文的交际目的。

例2：I believed them and even taped a poster to my dorm room wall of a frog sitting in the middle of a frilly four-poster bed，with a caption that read，“you have to kiss a lot of frogs before you find your prince.”

翻译：我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理，我甚至在宿舍楼下张贴了一个公告，公告上面是一只青蛙坐在镶褶边的四柱床的中间，并附上了如下的标题：在你找到你的王子之前你可能不得不亲吻很多只青蛙。

分析：笔者直接将frog译为青蛙，因为中国也有王子变青蛙，青蛙王子等说法，所以直译为青蛙，既保留了原语特点，也让中国读者能够接受，属于异化的处理策略。

（二）忠实原则，中国翻译界奉行“信达雅”，所谓信即忠实的传达原文意思

此原则指导下笔者认为可以适当打破原句型结构，使看似不忠实的译文实际上能够更好的传达原文意思。在此基础上可以采用主动句与被动句的转换，句式变换，复杂长句转换，词性转换等方法。此处试举一例说明，

例3：11月21日，国际著名综合学术刊物Nature Communications在线发表了我校生命科学学院/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关胡杨抗逆机制的最新研究成果。

翻译：The world-renowned journal Nature Communications published online the latest research on euphrates poplar stress-resistance mechanism conducted jointly by the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and 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rassland Agroecosystems on NOV 21st.

分析：理解是翻译的前提，笔者在翻译之前首先分析了原文的主干，“某刊物发表了研究成果”，此例句摘自一段新闻报道，新闻报道的特点是真实再现事实，所以在翻译时将主动转为被动语态，增强了译文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有利于忠实传达原文意思。

（三）可读原则，结合信息型文本的特点，信息型文本主要是传达原文信息，因此在译文一定也要可读性强，才能达到交际的目的

例4：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is a stud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s and market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翻译：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在国际视野下研究国家和市场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

分析：笔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将study翻译为学科，因为在源语中这是一个下定义的句子，下定义的格式为×××（种概念）是×××的×××（属概念），翻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的一门学科，符合目标语的认知过程，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

信用原则论文篇10

关键词：目的论 文本功能分类说 功能对等

一、引言

随着现代语言学和翻译活动本身的蓬勃发展，西方译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基于翻译研究的不同途径和方法，出现了众多学派，如翻译的语言学派，翻译研究派，翻译文化派，翻译功能派，多元系统派等等。各派学者在吸取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观点，从新的角度描述，论证翻译及其研究方法，逐步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在上述众多学派中，翻译功能派即是具有代表性学派之一。

二、功能翻译理论

翻译功能派持功能翻译理论。“翻译的‘功能主义’就是指专注于文本的一种或多种功能的研究”(Nord，2001:1)，它是对此研究方法产生的多种理论而使用的一个广义术语。其中，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目的论”（skoposthoery）是该学派的主导理论。除此之外，还包括认同功能翻译理论以及受德国“目的论”启发的学者。代表性的如，英国学者纽马克，美国学者奈达。二者均把翻译研究与语言功能结合起来，并提出针对不同功能文本应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德国功能翻译理论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翻译功能派的主流，它出现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1971年莱斯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其中，费米尔的“目的论”（skoposthoery）是其主导理论。费米尔明确指出，所有的翻译都是指向其预定的对象的，翻译本身就是“为的语目的和的语环境中的的语对象创造出的语背景中的文本” (Nord，2001:12)。作为有目的的交际行为，整个翻译的过程是由它要达到的目的来决定的，即“目的决定手段”（Nord，2001:124）。原文文本在翻译中只起“提供信息”的作用，译者在翻译中完全可以根据译文预期的交际功能，为适应新的交际环境，结合译文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要等，采取适合翻译目的的具体翻译策略和手法，在不必拘泥于原文功能的情况下更加有效地实现译文的交际功能。

同时，费米尔提出了翻译过程应遵循的三大规则：目的规则（skopos rule）、连贯规则(coherence rule )和忠实规则(fidelity rule )。目的规则指译文要达到的交际目的。连贯规则反映文本内关系，即译文能否被接受者所理解，具有可读性，并在译语文化及其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忠实规则反映的是文本间关系原文本和目标文本。译文文本不能随意创作，过多地偏离原语文本。目的规则是第一位的，它贯穿整个文本，适用于文本的各个部分，连贯规则和忠实规则从属于目的规则。在翻译过程中，如果目的规则要求译文与原文的功能不同，就放弃忠实规则；如果目的规则要求译文不通顺，就放弃连贯规则。

莱斯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先导人物，首次把语言功能与翻译结合起来，把文本按不同功能进行分类，提出三大功能文本类型（text-type）：“信息型”选取恰当语言和文体形式，向读者呈现客观世界的物体和现象；“表达型”注重美学功能，文体形式的选择要体现美学效果；“诱导型”内容和形式应以获取文本预期的超语言效果为准则。

（二）纽马克的文本功能分类说

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在莱斯的“信息型”，“表达型“和“诱导型”三类文本的基础上重新划分文本体裁：“表达型文本”，“ 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Newmark，1982:21），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两种翻译方法。“表达型文本”如官方文告，自传文学，私人书信等，重在表达作者思想，体现作者个性，尤其是作者个人语言风格“个人习语”（idiolect），为保留原文形式，使译文在结构和词序上力求接近原文，应采用语义翻译的方法；“ 信息型文本”如自然科学，报刊文章，会议记录等，重在信息传达的真实性和信息传递的效果，应采用交际翻译的手法，（Newmark，1982:39）；“呼唤型文本”，如通告，说明书，公共宣传品等，重在信息的传递效果和读者的情感呼应，以唤起他们去行动，去思考，去感受。因此，译文应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心理感受和欣赏习惯，运用它们所熟悉的语言表达形式，采取“阐释”而不是“复制”的方法，对文本做“逻辑上的改进”，通过重组译文的语言结构，使译文地道流畅，明白易懂，加强译文的可读性（Newmark，1982:42）。由于大多数文本三种功能兼有，而以其中一种为主。因此，译者应首先确定文本的主要功能，或同一文本不同部分的语言功能，进而有针对性地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手法。

（三）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在《圣经》翻译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功能对等”理论，即“从语义到语体在译入语中用最切近的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Nida，2001：91）。 从“最切近的”，“自然的”，“对等语”三个层面考察译文，看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对所接受的信息能否做出基本一致的反应，即注重言外的交际效果的对等。奈达最初提出该概念时，用的是“动态对等”这一术语，由于易被误解为仅指一种影响力，因此，用“功能对等”替换了“动态对等”。虽然不同语言表达形式不同，但均具有同等表达力，在使用中所能发挥的言语作用是相似的，具有彼此相同或相似的语言功能，如认知，人际，信息，祈使，移情等等。翻译要以反映“深层结构”的“功能对等”为主，而不是反映“表层结构”的“形式对应”。要注重原文意义和精神的传达，不要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结构。当原语与译语语言文化差异较大时，要通过从语法到词汇改变原作的结构形式来保全原作内容。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从作者，作品内容，读者，作品背景，作品表达手段等各个方面，对作品进行全面分析，然后转换出能起类似原作交际作用的译文”（谭载喜：1999）。如果译语读者做出与原语读者基本一致的反应，那么就达到了翻译的功能对等。

三、总结

费米尔，莱斯，纽马克和奈达均把翻译与语言功能结合起来，重视文本或语言功能在翻译中的运用，文本创作者根据不同的交际目的，采取相应交际策略，选择相应文本形式来实现其预定文本功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在宏观上把握原文的功能特征，根据自身目的，采取相应翻译策略，选择相应译文形式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译文功能。

参考文献

[1]谭载喜，1999，《新编奈达论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