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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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信用是市场经济的枢纽,因此,探讨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信用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信用

这里讲的信用”,是以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广义信用。在市场经济中,信用集中、具体地体现在以资金为纽带的市场参与者的相互信任上。信用实现的程度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规范,社会扩大再生产就可以在正常、高效的基础上进行,反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扭曲,会波折重重。

信用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有特殊的重要性:

首先,信用问题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各个角落。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参与者的信用关系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前提的有机网络,这个网络中的某些环节断裂,必然对整个网络产生连锁性的破坏,且这种破坏呈现放射性恶性扩张的特征。特别是信用网络中的某些重要环节如金融、大企业间的相互信用等出现问题,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就更为严重、影响波及面就更为广泛和深远,其实际破坏性要比表面上体现出来的大得多。

其次,信用问题从根本上制约着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对社会道德水平发生影响,在一个信用水平不高的社会里,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水平都会扭曲,这就会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动摇;同时,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着市场经济的保障水准,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靠法律作保障,而法律的威严只有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其行为负责任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自80年代初开始,我国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资金渐成风气,进入90年代后,债务拖欠的规模越来越大,牵进去的企业越来越多。至今,债务拖欠关涉到几乎所有企业,整个经济领域信用严重贬值。不良的信用导致不正常的经济和金融运作:银行作为结算中介,对企业相互间的信用监督逐渐失效;因企业间相互不信任而设置的结算障碍如现金交易、款到发货等使商品流通速度减慢;商业银行在社会信用水平过低的现实下只能苛求过高的信贷安全保障,如要求贷款的高抵押率、项目的低风险性等,使得社会资金供给总量萎缩,制约社会再生产规模的扩大等。现在已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良信用正从根子上腐蚀着我们的国民经济。

二、中国市场经济中形成不良信用的三大原因

(一)重复建设导致大量企业出现支付危机

我国市场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的盲目导向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国的许多世界第一”就是明证:如彩电生产线的数量世界第一;汽车整车生产厂的数量世界第一;电冰箱厂家数量世界第一;摩托车厂的数量世界第一;高星级酒店的数量世界第一等。市场旺盛的短暂需求盲目引导了大量的重复建设,重复建设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企业因其商品价值不能实现而面临淘汰。这些面临淘汰的企业,无例外地发生支付危机,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信用不良的发源地。

(二)企业集团不良信用成为社会不良信用的关键

企业集团的组建,自8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头戏之一。不可否认,企业集团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织形式,在生产的集约化、产业的互补性、资金的集中使用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近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主要推动者就是按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等方式组织起来的企业集团。即使是现在,企业集团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依然发挥着骨干作用。西方国家企业集团的组建,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其是一种生产要素的自然组合。

我国企业集团的组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拉郎配”的产物,如早期自行车行业中“永久”集团、“凤凰”集团的组建,就是把生产同一类产品而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经营机制等方面都有巨大差距的企业人为地拢在一堆,事实上成为一个松散的企业集团,这并非生产要素自然组合的结果,除了商标统一外,根本失去了企业集团资源优化组合的意义。遗憾的是,类似行为在我国风起云涌,呈不断蔓延之势。90年代以来,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加入了集团化改造的行列,企业集团”队伍更是空前膨胀。由于我国经济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较多,如对工商注册资本金的真实性无法实施有效监控;对企业集团并表核算的资产负债无权威机构去加以认定并负责;加上社会中介机构过多过滥而导致的不规范操作使企业资产的价值难以得到真实评定等,导致大量的企业集团空壳运行。貌似强大而实际虚化的集团”往往成为巨额融资的载体,集团在运行时其债务往往被架空,而一旦停止运行其债务就会落空。虚化的企业集团已成了吞食资金的黑洞,其不良信用是社会不良信用的关键。

(三)泡沫经济逐渐破灭为不良信用火上浇油

我国企业的高负债经营恐怕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在我国生产型企业的营运资金中,负债要占到70%以上,流通型的企业则这一比例为80%以上。尤为突出的是负债基本上是银行贷款(近年来拖欠应付款已成为企业负债的重要部份,但归根结底,这一部份拖欠款又会主要转化为被拖欠企业的银行负债)。这样的资金结构,使我国市场经济对银行信贷的变动过度敏感。用银行贷款进行投资与用自己的钱进行投资,在投资主体对投资冲动的自我约束力度上是绝对不同的,拿来”的钱用起来总是“大手笔”!由于我们的市场靠信贷支撑,信贷一倾斜,市场就繁荣,反过来又需要更大的信贷投入去支撑这种繁荣,一旦这种繁荣畸型化,则大量的信贷资金就无法正常循环,社会信用就受到严重破坏。

近年来国际经济领域的例证和我国的实践,已充分证明靠高额信贷刺激和支撑的泡沫经济必然会逐渐破灭,进而导致大量的信用链断裂,最终对国民经济产生根本的破坏。1996年以来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近来已严重危及到号称世界经济强国的韩国、日本,并有演变成经济危机的迹象。有人将此次金融危机归罪于国际金融炒家的袭击,我认为这仅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事实上,卷入此次危机的国家均是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信贷扩张的高泡沫经济国家,泡沫经济表面上十分繁荣,在金融领域风平浪静的时候可以维持较长时期的兴旺发展,但过度依赖信贷的脆弱性,决定了其经受不起冲击,出问题、甚至发生危机只是迟早的事!

欧美国家对这个问题认识得较早,解决得较好,这些国家的企业,其营运资金中绝大部份是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只占其总资金运用额的15%左右,无论是单个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整体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都是比较高的。这些国家市场经济的运作基本建立在平实的基础上,尽管发展速度可能没有搞泡沫经济的国家快,但安全性、稳定性、可持续发展性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三、重整信用、再理市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要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待理之事千头万绪,但首先要牢牢抓住信用”这个纲。在目前信用水平严重滑坡的现实下,重整信用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一)由国家出面,大规模重整国有企业的信用。

国有企业现在最头痛的问题莫过于资金不足、负债过重,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并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偿付能力不足而互相拖欠货款并引起链状反应;负债过重使企业难于进行扩大再生产而导致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大量职工下岗;无力进行新投资促进产品上档次导致竞争力下降、逐渐被市场淘汰等等。国有企业形成今天这样的困难局面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但过多地对此进行探究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正视现实并寻求解决办法。国家有关部门近来准备采取三项重大措施解决国有企业资金困难问题:一是通过税收上照顾以增强企业积累能力;二是对原来拨改贷”的资金逐渐转化为国家对企业的投资以减轻企业的利息负担;三是对企业的债务委托专门机构托管以助企业解脱债务包袱。我认为前两条确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且立竿见影,后一条其利弊有待实践检验。这些措施的实施,为重理企业信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国家应委托或组织专门的机构,将企业从上述优惠条款中得到的资金优先用于解开信用上的死结。从一时一事或单个企业看此举可能收效不明显,但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效果会逐渐从根本上体现出来。

(二)对企业集团的融资,应抓住牛鼻子——统借统还。

企业集团之间、企业集团与其它企业之间、企业集团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拖欠一般来说数额较大,实际债权债务关系有相当多的部份不明确。这里仅举一例:一个企业集团包括集团总部在内的多家成员单位,若都由集团作担保,或这些成员企业之间相互担保,在多家金融机构贷款,这个集团就很容易获得巨额资金。集团内部通过资金调度以后,往往会出现借钱的不用钱,用钱的不借钱,或以张三名义欠的债,而实际债务人却是李四。一旦发生信用危机,一是资金额过大难于清偿,二是债权债务关系错综复杂,难于找出头绪。近年来许多企业集团空心化动作,大量的资金金蝉脱壳,债务甩给一个空壳集团,给社会留下巨大的信用不良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大型企业集团一般来说资信情况较好,有一个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借鉴:这些国家的大型企业集团在融资上一般都由集团统筹,纵使有的下属公司直接对外融资,其集团也实实在在地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保证资格在实有资产担保能力范围内,企业融资保证能力的真伪由社会中介机构评判并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很少有大规模诈取或套取资金的情况发生。我国有必要迅速、及时地建立企业集团融资的有效监控机制,这个机制的牛鼻子就是对企业集团的融资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手段可硬一点。对企业集团融资实行集中管理一刀切,这样,一则便于融资对象对企业集团的实力进行把握,二则也便于企业集团加强内部管理,强化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现代企业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实质上是以资金为纽带的),有效制约住盲目的投资扩张欲望。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企业的经营活力受到一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受到一定制约,但减小了泡沫经济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更有实际意义,通过整顿集团信用而促使社会信用状况好转,对理顺市场关系、规范市场行为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加强宏观调控,尽量减少重复建设。

中国最大的腐败是什么?我认为是盲目的重复建设。一个大的投资决策失误,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投资就可能付诸东流,而最终往往连基本责任人都找不到,这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教训!投资失误的最直接结果就是破坏社会信用,因此、加强宏观调控,减小投资失误是重整信用、再理市场的重中之重。

经常有人有意无意地将国家调控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其实,无论哪一个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其宏观调控手段和机制都是有力和成熟的。我国现阶段不是宏观调控过头了,而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太小!可以肯定,在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市场经济的盲目调节行为还会继续存在和发展,国家只有不断加强宏观调控力量,特别是通过必要的行政手段和金融调控手段,将市场盲目调节的危害尽可能降低,才能从源头上制约不良信用的扩张。

(四)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守信氛围。

建立有效的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守信氛围,是解决不良信用问题的治本工程。

现达国家普遍重视信用形象,而且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在那些国家里,一个企业、一个公民,若信用形象不良,会遭到社会的唾弃,并很难再有发展机会。这就使得信用问题几乎受到每一个人的珍视。企业是由人管理的,企业的信用问题,根本上还是人的信用问题。长期以来,因科技水平所限,我国经济领域信息闭塞,一些信誉扫地的企业法人和个人,往往骗了东家骗西家,一路得逞。随着电子计算机在经济领域应用的大规模推广,信息的传递、调阅已经相当简易,但我国经济领域的信用问题,却依然相当严重,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信息网络大多自成体系,这就为信息资源的共享设置了障碍。以银行为例,我国每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息网络均自成一体,各地方商业银行的信息网络又自成体系,这样,在本系统范围内对往来企业和个人的信用形象还勉强可以把握,但跨系统的信息就无从得知了,一些信用不良的法人和个人照样可以在各个金融系统之间游刃有余地行骗。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迫切需要在全社会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信用氛围。此事应该由国家成立专门的权威机构来管理,也可主要依托金融系统来进行,原因有三:

1、成熟的技术手段。金融系统经过十多年的电子化建设,计算机的普及程度已相当高,只需要由人民银行出面筹建统一的电子管理网络,就可以实现金融系统间的信息资源共享。

2、良好的管理基础。金融机构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管理最为严密、最为细致的部门之一,人员的整体素质较高,资料的完备性较好,凡往来法人及个人的业务资料,均有很长的保存期。这就为建立信用形象档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篇2

关键词:信用/交易/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特征在于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基于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交易性，任何一个经济主体都必须依靠信用与其他经济主体发生联系。市场是由一个个交易构建起来的，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和市场经济正常秩序的维护都离不开信用的建设性作用。贸易的繁荣需要两个条件，即贸易自由和合同可靠性，这只会存在于信任和公正占主导地位的社会。[1]信用是交易的前提，交易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于是信用便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前提与基础。随着交易的复杂化、普遍化，以信用为基础构成了日益拓展的市场秩序。“信用制度成为市场经济现代模式的最核心的一项制度，并足以支撑人类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2]

一、信用概念的厘清

信用一词源于拉丁语Credere，意为信任。它在罗马法中的对应概念是拉丁语Fides及Bonafides。Fides有信任、信义、诚实的含义，与英语中Faith、Confidence、Trust、Honesty等词的意思基本一致或相近。[3]信用与信任密切相关。信任（trust）是人类的一种情感(passion)，也是人类的一种风险性行动。[4]它总与预期、风险、理性与感性、相互关系等概念相连，戴维·J·弗里切认为，信任由可预见性、可依靠性和信赖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可预见性指人们可以预料到将来发生的各种情况，避免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可依靠性提供保证，确定可以相信一个人，他（她）将按所期望的去做；信赖是相信一个人会一直是可预见和可依靠的。[5]近代西方学者把信任关系视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因素。社会学家们，如齐美尔(Simmel)、涂尔干(Drkheim)、韦伯(Weber)等认为，信任是社会组织的粘合剂，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的基础。卢曼把信任视为对付经济或社会复杂系统中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认为信任将使社会应对复杂性的潜力得以发展。

“信用”一词在《辞海》里有多重含义：一为“以诚信任用人；信任使用”；二为“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对他的信任”；三为“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信用概念的多义性使之往往在多种意义上被各学科使用，主要可以被区分为经济上的“信用”概念、伦理上的“信用”概念以及法律上的“信用”概念。

经济上的信用，也称为交易信用，是指投下货币后，到底是否生出利润暂且不论，其货币在一定期间后用等价交换关系可以被取回的关系。本来应该同时等价交换的关系的东西，用前期贷款的形式被转化为不同时的等价交换关系。[6]香港饶余庆先生认为，信用包含债权和债务关系，其根据是授信人对受信人偿还之信心。从经济的角度考察，信用是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共生物，与商品交换、货币经济不可分割，正如马克思所言，信用是价值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随着交易关系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形式更为复杂多样，根据用途的不同，可分为三种：一是商业信用，指在流通过程中，为了节约或限制流通时间、手续、费用等，在赊账形式的情况下，商品和对价形成不同时交换的关系；二是生产信用，指在生产过程中，把闲置资本集中于自己的银行，为了产业资本的生产过程而投入货币的钱其贷款；三是消费信用，指在投下资本生不出利润的消费过程中，让消费者用贷款或赊账的形式，形成不同时交换的关系。[7]根据主体不同，可分为四种：一是政府信用，即以政府为授信主体而产生的信用关系；二是银行信用，指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授信主体，以货币为经营对象而发生的信用关系；三是企业信用，包括商品赊销、发行债券或其他融资手段；四是个人信用。

伦理上的信用，是指一种诚实无欺、言行一致的德性以及道德义务，如“信近于义，言可覆也”。当然，伦理信用与交易信用也不是截然分开的，交易信用的关系建构了市场经济秩序的主体，伦理信用作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标准，而且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支持性资源。交易信用仅仅单纯依靠法律保障是不足的，法律与契约都存在着执行成本和不确定性的缺陷，伦理信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菲兰格利甚至将信用看作“第二种货币”。弗兰西斯·福山从信任与经济繁荣着眼，认为建立在宗教、传统等文化机制之上的信任构成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信任度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规模及国家竞争力。“尽管契约与私利是人们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但是最有效的组织都是建立在拥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的群体之上的。这些群体不需要具体周密的契约和规范其关系的立法制度，因为道德上的默契为群体成员的相互信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8]

法律上的信用，也在不同意义上被使用，大致有如下含义：

其一，作为道德伦理意义上的信用。民法基本原则之一的诚实信用原则（Bonafides），被现代民法尊为“帝王条款”，即是道德准则在法律中的体现，“诚信原则以‘善意及衡平’为内容。对于私法，可给予以道德的要素，是法律渐次近于伦理观念”[9]。

其二，作为一种人格利益的信用，即民法上的信用权。信用是指对一个人（自然人和法人）履行义务的能力、尤其是偿债能力的一种社会评价。《布莱克法律辞典》将其定义为“企业或个人及时借款或获得商品的能力，是特定出借人等债权人或其他权利人一方对于对方有关偿债力和可靠性所持肯定性意见的结果”。[10]如德国民法典第824条将信用权规定为人格权予以保护。信用权是一种人格信用，该信用作为一种对于当事人资质的社会评价，通过信用评级制度已经信息化、制度化。此外，与信用联系密切的信赖等观念在法律也多有涉及，如信赖利益的保护、缔约过失责任、附随义务以及英美法上的允诺不得反悔原则（estoppel）等等，但此种信赖保护的法律原理与信用的本义有所不同。

其三，作为经济上的交易信用而使用。信用是一种不同时的交换关系，在法律上只能表现为“债权”、“债务”关系，[11]债权本质上即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信用通常与Credit为同义语，信用（Credit）的原始意思即为：我给与信任（IPlaceTrust）。[12]债权人即为授信人，是信用的供给方；债务人则为受信人，是信用的需求方。当然，债与信用毕竟并非内涵完全一致的概念，债权包括意定之债与法定之债，意定之债，主要为合同债权，是交易信用的法律化，具有“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的功能；而法定之债中的侵权损害赔偿之债、不当得利返还之债等，旨在补偿损害和恢复原状，而非创设交易上的信用，不具有信用的功能。因此，作为一种经济上的交易信用，信用只是与意定之债具有同义关系。特别是金融领域的金钱债权中，信用一语得到广泛应用。

二、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所谓“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的命题，此处所指的信用并非泛泛的广义上的信用，而是主要指经济上的交易信用，表现在法律上则为债权债务关系，即“以协议或契约为保障的不同时间间隔下的经济交易行为”。信用的构成有权利义务、流通工具、交易对象、时间间隔四个因素。信用形式的转化就是债权债务关系的转化和消长。信用具有代替货币流通、节约流通费用、提供金融资产等效应。[13]当然，经济信用作为一种法权关系和制度安排必须以伦理信用为道德基础才得以普遍确立。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信用是在人格独立、地位平等、交易自由的市场经济上形成的，信用与市场经济是密不可分的一对孪生兄弟，两者是一个共生的过程。西方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其自身就是一个伦理的过程，是对他人平等人格的承认与尊重，其伦理世界是以此为存在前提的。[14]市场经济与信用息息相关，其内在的契合关系可从以下几方面考察：

第一，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

市场经济承认市场主体利益诉求和独立财产的合法性，不得侵害他人利益和财产。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分工。社会分工使得市场主体根据其“比较优势”决定其生产，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其生产的产品不适以自己使用、消费为目的，而是旨在交换实现其货币价值。休谟认为，物品的交换以及服务和行为的交换，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益，但为别人服务大都并非出自真正的好意，而是出自他将会报答我的服务，因此，凡涉及一切物品、服务和行为的交往，若要达到互利的结果，就需相互信任和信托。[15]市场经济体制下财产的分立和社会分工的复杂和细致性，决定了法律无法通过指令性的计划调整资源配置，因此必须以契约的方式确定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由此产生了交易各方相互提供信用的活动，反映在法律上即为“契约自由”和“契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第二，交易信用的出现与债权的形成。

早期的商品交易，往往以物易物，或为现货交易，即时清结，交易的发生与完成结合为一体，交易的缔结和履行瞬时完成，时空因素不会对交易产生影响，故不存在信用问题，信用没有用武之地。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始的易物交易逐渐萎缩，物物相易必须交易双方对方提供的货物同时需求，这使得交易很难顺利达成。依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物物交易中的需求双重耦合困难是货币产生的重要条件。易物交易的衰落使得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横空出世。货币的出现使买卖过程分离，商品于是有了价格，使千差万别、性质各异、不具有可比性的商品具有了交易的基础，商品交易突破了狭隘的地域限制，在任何不特定的主体之间得以普遍化，从而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及维护市场运行的法律制度。在交易中缔约与履行的时空分离，也导致债的观念出现，成为一种“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例如古罗马早期，市场交易尚不发达，交易观念尚未开化，财产秩序以归属秩序为主，注重保护财产静的安全。原始的契约与契约的履行紧密结合，并伴随着严格的程序要件，债和诺成契约并未独立、分化出来。在这基础上形成了古代要式买卖和交付（Traditio）制度，例如，古罗马的要式买卖中的曼兮帕蓄（mancipatio）、拟弃诉权（CessioinJure）、耐克逊（nexum）等方式，要式买卖虽具有早期契约的特征，将契约合意与严苛的形式、标的物的转移占有相结合，在外形上形成统一的要式交易行为。[16]在市民法上，要式买卖被看作所有权的取得方法。曼兮帕蓄以特定套语，拟弃诉权以佯为诉讼，耐克逊以神前宣誓、履行铜块和称的方式来完成其合意过程。当然也正是由此，古代交易并未区分当事人合意、债务约束和转移占有的事实行为。债权合意还未与履行行为相分离，即时清结的交易还不足以发生债和信用的问题。其后，由于市场交易发达，财产流通迅速，诺成契约作为真正的契约日益凸显其重要性，交易观念上，“信用”成为一种交易伦理的要求，为大多数人所普遍接受，“契约必须信守”成为自然法的公理，债作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也得以制度化、法律化。[17]与之相应，旨在维持信用、创造信用的担保制度作为债权的保障手段，也就应运而生了。

第三，债权在近代社会中逐渐压倒所有权而占据优势地位。

债权（信用）在近代具有重要地位，这可由所有权与债权的在近代社会作用的转变而表现出来。近代中的所有权不再表现为中世纪以利用为中心的财产权体系，实现了所谓“土地的解放”，确立了罗马法以归属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所有权理念。在这种组织之下，所有权的作用不再是对物的使用，而是通过对物的支配，实现对人的支配，亦既将财产转化为资本（所谓劳动从属于资本）。要想把所有权资本化并以此支配他人，就必须与各种债权契约相结合。在两者结合过程中，债权色彩日益浓厚，逐渐凌驾于所有权而成为经济的命脉。[18]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言：“只要所有权是对人的力量，只要所有权是借贷债务关系的经济重心，那么它就是资本，无论是劳动契约中的要获取劳动的资本，还是借贷契约中的要用诸劳动的资本。债权的权利和利益的享益如今是所有经济的目的，债权不复是旨在物权或物之享益的手段，而本身就是法律生活的目的。”[19]

第四，伦理信用的发展——信用的普遍化和功利化。

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作为伦理的信用观念脱离了传统社会的“尊尊，亲亲”的“差序格局”，演变为一种符合自然法的普适性的道德标准，成为与市场经济大规模展开相匹配的交易伦理。启蒙思想家们认为，订立的契约必须履行，不履行契约就是不正义，是对自然法的违背。格劳秀斯认为，“遵守契约也是自然法的组成部分。因为在人群中间必然相互限制来建立社会关系，除此而外更无其他方法可以想象得出，因此相互定立契约，从而产生民法。凡人加入一社团，或者舍身为他人服务，无论是明言允诺，还是理所当然”，“有约必践，有害必偿，有罪必罚等，都是自然法”。[20]

信用伦理不仅仅普遍化，而且必须能为大多数人所自愿遵守。在市场经济下，信用也超越了传统礼俗社会中个人心性修养的窠臼，具有了某种功利性价值，而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工具理性。经济学家约翰·穆勒认为，“信用以信任心为根据，信任心推广，每个人藏在身边以备万一的最小额资本亦将有种工具，可以用在生产的用途上”。“如果没有信用，换言之，如果因为一般不安全，因为缺乏信任心，而不常有信用，则有资本但无职业或无必要知识技能而不能亲自营业的人，将不能从资本获得任何利益：他们所有的资产或将歇着不用，或将浪费消减在不熟练的谋利的尝试上”。所以，“设社会则由较良的法律及较良的人的品性，使人互相信任，只自己的品性就可以担保自己不会侵占或瞎用别人的资本，这种利益的收获还会更大得多”。[21]第五，交易信用的法制化。

市场经济与信用、债权、法律和国家息息相关，具有内在的同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在历史上的形成，亦即交易信用的展开，在上层建筑上表现为法律上的债权关系，背后伴随着相应的一个近代的国家和法制的建构过程。黄仁宇先生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需要三个因素：资金广泛融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使用，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wideextensionofcredit，impersonalmanagement，and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这三个因素能够继续展开，全靠信用，而信用则不可能没有法律支持。其展开则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即所谓该国家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22]此即所谓“农业社会管制的方式为新型商业管制方式所取代”，“全国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自此内部各种因素大体受金融操纵”。[23]

三、我国文化传统中的信用障碍及其改造

我国古代，信用被推崇为一项重要德性。据统计，“信”字在我国古代儒家典籍《论语》中出现了38次之多，仅次于“仁”和“礼”。在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以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中，信占有重要地位。孔子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甚至上升到以德治国的高度，“民无信不立”，“人以致去兵，去食，宁死必信”。但我国传统文化上对信用的强调，主要着眼于私人品德的修养，宗族乡里风俗的醇化和以德治国的礼治要求。其不过是一种农业社会、乡土社会、宗法社会的道德形态，与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普遍交易伦理的信用不同。这种信用并没有建构成市场交易的一种法权关系，在伦理上也没有被抽象为一种普遍的基本道德义务，而往往必须屈从于“尊尊，亲亲”的规范和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安排。严复先生比较东西风俗，指出两种“信”的不同，“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24]。先生也认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25]有学者认为，诚信不能上升为普遍道德义务是传统儒家道义论的一个薄弱环节，是一个它的阿基里斯之踵。[26]

基于我国文化传统中的信用观的个人化和封闭性，其本身不足以支撑普遍化的市场经济。这是因为人格化的信用本身具有内在的限制，无法突破熟人社会的限制。按照韦伯在《儒教与道德》中的观点，“在中国，由于儒家理论的作用，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关系，…中国所有的共同行为都受到纯粹个人的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的包围与制约。从经济观点看，这种人格主义无疑是对客观化的一种限制，同时也是对客观理性化的一种限制。一种主要在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运作的法律有碍于客观化、普遍化和理性化法律的发展，而这意味着难以产生基于普遍化的法律而非个人关系的信用，也无法脱离个人关系去建筑各种经济合作组织。”[27]我国目前的信用匮乏的现状即源于传统的断裂，社会的急剧转型。在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打破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构，但由于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代替的市场的交换关系，交易信用无从展开，并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构成实行单位制度，个人被组织在相对封闭的单位中，其交往范围、社会流动与传统的熟人社会颇有类似之处，因此信用失去了产生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社会转型对传统熟人社会之下的个人化的人格信用又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缺乏普适性的道德标准，不承认平等的主体人格，导致主体在转型的社会中容易成为“利己主义者，却不能成为个人主义者”。[28]以至于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已使中国成为一个信用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与信用不足相关的欺诈和犯罪几乎遍布经济生活各个方面，诸如假冒伪劣商品横行、股市“圈钱”、逃废债务、偷税漏税等。

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一个非人格化的结构，它的基础不是人格，而是国家和法律。近代市场经济中，信用的基础是财产，当事人通过对财产权利的安排实现债的担保，而信用的维持、财产的担保都必须国家和法律的相应配套建设和支持，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在其名著《经济史理论》里认为，从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演进为商业经济或“重商主义”，是一个商业的专门化过程的开始，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要有更加非传统和非人格化的结构，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制度性的“非人格化”，即货币、法律和信用。要成功实现这种过渡必须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保护产权；第二，维护契约。

契约和信用是市场经济的要素，也是法理文明的基础。西方国家的契约文明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期，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张而出现的广泛的商品交换，使人们摆脱了血缘关系这根“天然的脐带”，转而通过契约关系这根纽带维护和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形成西方的契约文明和契约型社会。这种契约文化反过来又推动了以契约信用为主要形式的信用经济的发展。以往那种借助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特殊信任心理、权利义务关系，均被利益调整下的契约关系所取代，由法律调整的“信用”，完成了其从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从特殊主义信用到普遍主义信用的过渡。[29]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用资源必须要和现代市场经济对接，将其改造为一种以契约为基础，以国家和法律为保障的普遍化的信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形态由农业社会转向商业社会，由乡土社会转向市民社会，由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债权债务在陌生人之间扩展，熟人社会的人际信用不足以维持，只能依靠制度化、系统化的财产担保和法律强制保障交易信用，从而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

注释:

[1][英]安东尼·帕格顿：“信任毁灭及其经济后果”，载《国外社会学》2000年第3期。

[2]汪丁丁：“回顾金融革命”，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

[3]参见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古罗马法到现代社会”，载《东吴法学》2000年第1期。

[4][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5]转引自李心合：“信任问题的财务学思考”，载《财贸问题研究》2001年第3期。

[6][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7]参见[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8][美]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页。

[9]蔡章麟：“私法上诚实信用原则及其运用”，载郑玉波主编：《民法总则论文选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889页。

[10]参见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古罗马法到现代社会”，载《东吴法学》2000年第1期。

[11]参见[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12]林钧跃编著：《企业赊销与信用管理》（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3]参见曾康霖、王长庚：《信用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14]参见[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王志安、梁涛、申政武、李旺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15][英]大卫·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1页。

[16]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7]罗马法上债的概念最早源起于对私犯的罚金责任，参见[意]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页。但只有演化为交易的信用并且由人身拘束醇化为财产责任后，才具有债的意义。

[18]参见[日]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张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7页。

[19][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20]《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页。

[21][英]约翰×穆勒：《经济学原理》，台湾三民书局1966年版，第477—478页。

[22]参见[美]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页。

[23][美]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

[24]严复：《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页。

[25]：《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页。

[26]参见何怀宏：《良心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4页。

[27][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篇3

【关键词】信用；确定性效应；分离效应；从众行为。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信用经济。信用的好坏是衡量、制约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针对信用的经济学分析，传统主流经济学已有诸多的阐述，笔者在此首次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遇到的信用问题进行诠释。

一、信用问题概揽

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我们的交易各方，都在抱怨别人信誉差，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使得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能在一个有序、安全的氛围中进行，但对自己这一方是否会遵守约定、恪守信用，却并不严格要求，甚至自己在交易时就预留了不守信的伏笔。也就是说，在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中，人们均希望别人守信、社会诚信，而惟独自己可以不完全诚信。当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思维时，整个社会信用状况差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普遍现象了。北京市工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被列入“黑名单”的个人及企业近七万，其中，自然人占两万七千八百七十六人，企业有三万九千两百七十五户，这些个人及企业，因为失信，被锁进“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他们将为各自的欺诈、哄瞒等失信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在全国各地，因失信而导致的经济纠纷，甚至恶性案件，拾俯皆是；有些地区因信用度普遍低下而严重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如汕头经济特区因90年代以前不太重视经济活动中的契约信用，甚至在90年代末因国税部门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可信度低，而被国家税务总局通报不能作为出口退税之用，致使汕头特区1000多家外向性企业不得不外迁，严重影响了汕头经济发展。

信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彰显重要，传统主流经济学对此已有诸多的分析，“经济人”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的基石，其核心内容是：人是“理性经济人”，“经济人”的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揭示了市场利益原则，把道德、情感等因素排斥于经济动机分析之外，使“经济人”成为纯理性的人，忽视非理性因素在经济主体行为中的作用，“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市场利益原则，并以此作为行为(包括信用行为)的动机。信用是商品货币交换关系的一个经济范畴，信用行为作为“经济人”的市场行为，其出发点是利益预期，利益成为信用行为的经济杠杆，“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则取决于他对赢利的预期。”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信用问题，特别是行为主体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从理论上归纳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信用的成本收益核算。行为主体（个人、企业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是否恪守信用契约，关键在于守信或失信可能给他带来的成本收益预期，当经济主体守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则优选守信，反之，则失信；当经济主体失信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包括受到惩处的成本），则优选失信，反之，则宁愿守信。如医疗行业中，正规大型医疗机构中的少数医务人员做“医托”，把来就诊的病人介绍到私人机构就诊，从中提取回扣，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在西方国家则是吊销医疗执业资格而永不能从事医疗职业，失信成本远大于收益；但在中国则是通过一番教育或罚款惩处后，仍继续原医疗职业，失信成本小于收益，并有机会在以后的继续失信中弥补失信成本。这就是同一事件采取不同的惩处方式，导致行为主体选择守信或失信的不同行为取向。二是信用行为的“劣币驱逐良币”（又称二手车市场或柠檬市场）现象。“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上“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结果，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采取“舍优取劣”的行为取向以保证经济交易时收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在实际经济交易时，假设有甲、乙两方，尽管双方均深知守信是一种美德，若双方守信都会带来各自效益最大化，但因信息不对称而不知对方会采取守信还是失信的行为取向，为防止对方失信并规避己方守信可能带来的损失，而采取失信的行为取向是己方的较优选择；假如甲方决定采用失信行为，交易的可能性是：乙方若守信，则损失；若失信程度与甲方一致，则双方各不沾对方便宜；若乙方失信比甲方更甚，则甲方损失。此后，甲方再与乙方或其他人交易，则会以失信行为为优选。市场交易的结果是失信行为获得较大收益，守信行为遭受损失，其导向是守信者逐渐减少，失信者逐渐增多，失信者逐渐把守信者驱逐出市场。三是信用行为的重复博弈减少。交易主体的重复博弈是诱导人们采取守信行为的有效机制之一，重复博弈机制在相对封闭的农耕自然经济社会是诚信维护的最有效机制；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设过程中，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交

易对象众多，交易主体之间重复博弈次数减少，甚至由重复博弈向一次博弈演变，在信用体系尚未完善之前，优选失信行为是相对“明智”之举。

二、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诠释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取向的解释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但现实经济活动中，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状态。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信用问题是一种新的尝试，能使信用问题的研究更趋完善和全面。

1、确定性效应。

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认为，人们是厌恶风险的，与可能的结果相比，人们更青睐于确定的结果，既便可能的结果有更好的预期价值。例如在以70％的概率获得300元和100％概率获得150元之间选择，前景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后者；又如，纳税人在分项扣除和标准扣除之间选择时，预期效益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节税最多的结果，而前景理论认为，在风险与安全之间，纳税人更应选择后者，尽管两种都节税，但与标准扣除相比，分项扣除更缺乏保障、更不确定，故更有可能选择标准扣税。对信用问题的分析，也存在确定性效应。交易主体在交易过程中是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关键在于哪一方的收益更有保障就易于选择哪一方，假如当选择守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选择失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失信行为，因为守信时有30％被蒙骗的可能性；当选择守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选择失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守信行为，因为失信者有30％被惩罚的可能性。

篇4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信用就成了市场经济的基石。尤其是在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之后，信用低下则必然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信用危机则必然成为市场的“癌种”，信用缺失则必然成为企业败死主因。信用问题涉及全社会的方方面面，笔者仅言非公有经济，意在管中窥豹，并不表明非公有经济比其他各界的信用危机更为严重。

非公有经济信用含义的层次性

信用这一概念，通常包涵两种内容：一是指因为遵守诺言而取得的信任，比如说某单位或某个人守信用；二是指按时偿还，不需要提供物件保证，比如说信用贷款。

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侠义性的信用。就这一层次而言，非公有经济强调讲信用的动机在于多交朋友、多得人缘、多拉关系。侠义，旧时指讲义气、肯冒险助人。这一点很像昔日武侠小说中的侠客行为。部分非公有经济界人士一旦赚了钱就容易财大气粗，甚至心血来潮，感情用事，忘乎所以。随便表态，随便许愿，随便承诺。似乎什么人都能助，什么忙都能帮，什么难都能解。但因对家庭成员与非家庭成员、亲者与疏者不能一视同仁，加之前说后变，致使侠义性的信用往往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常常夹杂着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偷税骗税、走私行贿。

第二，功利性的信用。就这一层次而言，非公有经济强调讲信用的目的在于赢得客户、赢得市场，自然地就赢得利益、赢得利润。在商言商。非公有经济总是要获取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必讳避的。但是，自古以来，人们就一直崇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是什么？这里至少包括道德、道义、规则。如果有人标榜非公有经济不要赚取金钱、不要谋取利润、不要获取财富，那一定是在掩耳盗铃、痴人说梦。但是，非公有经济功利性的信用要求非公有经济不能见利忘义、只顾财富的积聚，不择手段；要求非公有经济把对金钱、利润、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动机升华为一种社会成就感和社会责任感，从而使非公有经济的行为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因为单纯获取物质利益的原始冲动不可能成为非公有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诱因。历史已经证明、并将更加雄辩地证明，一旦物质冲动变为经济行为的根本诱因，经济活动就会丧失理性，人们就会急功近利，只想从市场经济中捞取什么，而不想能为市场经济建设贡献什么。这种现象的泛化，就会阻碍经济社会的进步。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升华非公有经济的行为动机，使其谋利动机转化为目标合理的社会行为。

第三，本原性的信用。就这一层次而言，非公有经济强调讲信用主旨在于重视企业生存之本，重视从业者的为人之道。经济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换与交往。这种交换与交往应当遵循公开竞争和人已互惠的规则。但是，在商品交换和市场交往过程中，有些非公有经济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却错误地认为，在市场经济运作中只有损人才能利己。他们片面地夸大“市场如战场”，简单化地把商战等同于兵战，从而得出在市场竞争中只有你死才能我活的错误结论。认为只有在经济总量、经济利益的分配中多占对方的份额，才显得自己聪明、精明、高明。其实，这是典型的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不义经济行为。因为这种经济赢利原则是以损害别人的合法权益为前提的，所以这种经济行为本身已经失去了起码的信用道德伦理。这种经济行为不是依靠科技投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经营效率来创造经济剩余，获取经济利益，而只想多分割经济总量，只是想多占别人的经济利益。因此，这既不能提高国家经济的总效率，又不能扩大国家经济的总收益。非公有经济应当反其道而行之，摈弃损人行为，确立利他意识，并把这种利他意识升华为互惠、双赢的思想境界，才能建立自己的本原性的信用，真正实现非公有经济负责人的人生价值。

不同的非公有经济可能处于不同的信用层次中，同一个非公有经济在不同时段也可能处于不同的信用层次中。但不同的信用层次都有一个提升的过程：一是侠义性信用功利性信用本原性信用的提升；二是侠义性、功利性、本原性三层次信用本身也需不断提升。

非公有经济信用缺失的危害性

在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信用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非公有经济的信用缺失容易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危害。

第一，常遭别人不讲信用的报复。唐代魏征在《群书治要·老子》中提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其大意是说，你对别人不讲诚信，别人对你自然也不讲诚信了。诚信如此，信用亦如此。如果在与合作伙伴打交道的过程中非公有经济自身缺少信用、失去信用、毁坏信用，那么，非公有经济反而要求别人对自己讲信用，显然是不对等的、不公正的，也是无法兑现的。虽然社会公正舆论并不赞成把别人失信作为自身失信的缘由，但是失信者遭到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是屡见不鲜的，也是很难避免的。欺诈反被欺诈害的例子，在非公有经济中并不少见。

第二，难以应对优势信用的挑战。中国已经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面临外企总体优势竞争能力的挑战，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比这种挑战更严重的挑战是外企优势信用的挑战。不要说外企的优势能力，就是仅靠优势信用就能吸引客户，抢占市场份额。瑞士银行、友邦保险、IBM服务、丰田质量、通用六个西格玛、沃尔沃顾客永远是对的等，都是靠信用力量赢得客户、赢得市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非公有经济面临与国外优势竞争能力与优势信用的双重挑战，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构建非公有经济自己的信用优势去应对外企的优势信用的挑战。

第三，恢复信用要花昂贵的代价。非公有经济要在较大范围内确立自己的信用优势并不容易，但要失去信用则很简单；而失去信用后再恢复信用，却要付出几倍几十倍的昂贵代价。回首非公有经济的信用状况，应该说总体上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毋庸讳言，在非公有经济的信用方面，过去曾经有、当前仍然有不少令人担忧的行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们的轻工、食品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由于大家都知道的信用缺失等原因，我们现在在这一地区的轻工、食品市场占有率一直没有超过5％。曾经向中国开放的黄金般的市场现在仍然开放着，只不过在交易中主角已不是中国。当年温州的纸底皮鞋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致使温州一部分制鞋能工巧匠，至今不敢把皮鞋标明产自温州，而不得不借用上海等地的牌子。温州人为了挽回这一信用损失，付出了昂贵的惨重的代价。这种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的惨痛教训，值得我们永远汲取。

第四，私企业主丧失立身的根本。人无信不立。对于私企业主来说，信用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他们的金字招牌。讲信用就是对市场经济的尊重和维护，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办事。在契约社会，非公有经济没有信用便意味着没有市场，而私企业主没有信用，则没有了立身之处，其结局也必然是被逐出市场。我们有些私企业主，对不讲信用的事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致于出现了严重的信用危机，损害了企业家的职业信誉，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导致了投资环境恶化，成为社会一大公害，也成为我们面向全球化的一大障碍。有鉴于此，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重树私企业主的职业信誉，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要求私企业主：一要认识到良好的信用环境，不仅关系到企业的经济利益，而且关系到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核心和基础。信用危机，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也必然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妨碍社会的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要清醒地认识到，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不仅是私营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需要，更是巩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中华民族安定团结和繁荣昌盛的需要。二要认识到私企业主的职业信誉，是企业的无形资产。私企业主、特别是私营企业家，从经济学的概念上讲，它是一种素质、品格和能力。他们的职业信誉是其职业道德、职业业绩的体现。它既是一种无形的激励，也是一种无形的约束。不仅是对他们过去的总结，也是他们创造未来的资本。三要深刻理解“以德治国”的论述，在利国利民的前提下，追求利润。古人云：“巧诈不如拙诚”。做人如此，经商亦然。私企业主中的一些“憨商”走的就是“拙诚”之道。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誉经济、诚实经济。21世纪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社会的总体进步，是人类文明的全方位提升。私企业主、私营企业家不能只是一个经济人，更应该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一个拥有良好职业信誉的人。总之，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不长，社会无信不稳。私企业主只有树立良好的职业信誉，才能够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赢得地位。也只有在良好的信用环境中，才能够持续发展，快速前进。

非公有经济信用建设的多维性

造成非公有经济的总体信用不高、部分信用缺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因此，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建设仅靠独善其身是难以奏效的。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加强全民信用意识教育、建立健全信用法律体系、逐步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等多方面的综合努力才能完成。

第一，政府要努力营造信用优势环境。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也是信用经济，“诚信是最好的竞争手段”。作为政府，必须努力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特别是信用优势环境。以往我国较多强调市场主体必须遵守诚实守信的原则，而较少关注对一些权力部门的道德约束。其实，就某种意义说，在信用建设的过程中，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没有权力部门的诚实守信，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它们的诚实守信是难以言行到底的。而权力部门要真正做到诚实守信，就必须切实履行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各种义务。

一要切实健全产权制度。产权明晰，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产权制度的一个理想目标，这方面虽有不小的进展，但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的经济不可能是完全具备信用优势的经济。完善的产权制度能够使人干了坏事必然受到坏事后果的惩罚，做了贡献必然得到回报。如果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人们可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也可不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这就容易让人因不必顾及后果而产生失度的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因此，要想有良好的信用制度、市场秩序，就必须有一个较为完善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越不健全，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就会越多，个人的预期就越不稳定，人们就可能更狂热地追求短期利益，从而进一步造成信用缺失。所以，在加强非公有经济信用建设中，政府必须帮助非公有经济进一步健全完善产权制度。

二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我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之后，市场经济有了政府对全世界的庄重承诺，有了来自国际的、具有法律和规则约束力的监督。这些都是信用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加强非公有经济信用建设的过程中，政府更需要规范自己的行为，转变自己的职能，在不放弃、不削弱宏观调控的经济管理职能的前提下，正确处理政府行政权力与市场利益的关系，特别是减少政府部门的交易行为，减少政府对非公有经济的直接干预，切实把某些地方政府对非公有经济管制式的领导变为服务式的帮助。要用政府本身的信用建设促进、保证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建设，从而使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建设在自律与他律紧密结合的过程中日趋完善。

三要切实公示信用状况。目前，我国信用信息的透明度还比较低，收集非公有经济的准确信用信息非常困难，也缺少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其实，我国政府一些部门保存着相当多的企业信用信息，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企业注册、年检信息，税务部门的企业纳税信息，法院的企业诉讼记录，房产部门的房产抵押情况等还要多。但是，这些信用信息既没有统一管理，更没有向社会进行必要的公示。因此，在加强非公有经济信用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应当建立一个完好的信用信息传输载体，建立健全信用记录并及时公示企业信用状况。可喜的是，不久前浙江宣布把一批信用欠佳的企业踢出重点培育的企业行列，上海吊销了十家有欺诈行为的企业执照，深圳、青岛规定，个人信用有不佳者，若干年内不仅不能自己开公司，而且不得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身份进入经济领域。这些做法有利于促进非公有经济及其从业者注重提高自己的信用等级，向往信用优势，鄙视信用缺失。

第二，私企要不断加强信用管理体系。作为企业，“打铁需要自身硬”，要练好内功，遵纪守法，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自身信用程度，这就必须不断加强信用管理体系建设。信用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当前我国企业走出信用困境的根本出路。建立并不断加强信用管理体系，能增强风险防御能力，提升企业信用度，把信用缺失的企业逐步淘汰出局，从而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

非公有经济加强信用管理体系建设，主要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一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私企信用管理模式。信用管理也是规范市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非公有经济一方面要从控制交易全过程中各个业务环节的信用风险出发，强调严格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地处理各项业务。另一方面要使相关的信用风险管理工作专业化。这些专业化的管理工作包括：客户数据库管理、对客户的资信调查与信用评估、应收账款管理及欠款催收等。

篇5

关键词：光纤通信技术特点发展趋势光纤链路现场测试

一、光纤通信技术

光纤通信是利用光作为信息载体、以光纤作为传输的通信方式。可以把光纤通信看成是以光导纤维为传输媒介的“有线”光通信。光纤由内芯和包层组成，内芯一般为几十微米或几微米，比一根头发丝还细；外面层称为包层，包层的作用就是保护光纤。实际上光纤通信系统使用的不是单根的光纤，而是许多光纤聚集在一起的组成的光缆。由于玻璃材料是制作光纤的主要材料，它是电气绝缘体，因而不需要担心接地回路；光波在光纤中传输，不会发生信息传播中的信息泄露现象；光纤很细，占用的体积小，这就解决了实施的空间问题。

二、光纤通信技术的特点

2.1频带极宽，通信容量大。光纤的传输带宽比铜线或电缆大得多。对于单波长光纤通信系统，由于终端设备的限制往往发挥不出带宽大的优势。因此需要技术来增加传输的容量，密集波分复用技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2.2损耗低，中继距离长。目前，商品石英光纤和其它传输介质相比的损耗是最低的；如果将来使用非石英极低损耗传输介质，理论上传输的损耗还可以降到更低的水平。这就表明通过光纤通信系统可以减少系统的施工成本，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2.3抗电磁干扰能力强。石英有很强的抗腐蚀性，而且绝缘性好。而且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抗电磁干扰的能力很强，它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也不受人为架设的电缆等干扰。这一点对于在强电领域的通讯应用特别有用，而且在军事上也大有用处。

2.4无串音干扰，保密性好。在电波传输的过程中，电磁波的传播容易泄露，保密性差。而光波在光纤中传播，不会发生串扰的现象，保密性强。除以上特点之外，还有光纤径细、重量轻、柔软、易于铺设；光纤的原材料资源丰富，成本低；温度稳定性好、寿命长。正是因为光纤的这些优点，光纤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

三、不断发展的光纤通信技术

3.1SDH系统光通信从一开始就是为传送基于电路交换的信息的，所以客户信号一般是TDM的连续码流，如PDH、SDH等。伴随着科技的进步，特别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传输数据也越来越大。分组信号与连续码流的特点完全不同，它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传送这种信号，是光通信技术需要解决的难题。而且两种传送设备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3.2不断增加的信道容量光通信系统能从PDH发展到SDH，从155Mb/s发展到lOGb/s，近来，4OGB/s已实现商品化。专家们在研究更大容量的，如160Gb/s(单波道)系统已经试验成功，目前还在为其制定相应的标准。此外，科学家还在研究系统容量更大的通讯技术。

3.3光纤传输距离从宏观上说，光纤的传输距离是越远越好，因此研究光纤的研究人员们，一直在这方面努力。在光纤放大器投入使用后，不断有对光纤传输距离的突破，为增大无再生中继距离创造了条件。

3.4向城域网发展光传输目前正从骨干网向城域网发展，光传输逐渐靠近业务节点。而人们通常认为光传输作为一种传输信息的手段还不适应城域网。作为业务节点，既接近用户，又能保证信息的安全传输，而用户还希望光传输能带来更多的便利服务。

3.5互联网发展需求与下一代全光网络发展趋势近年来，互联网业发展迅速，IP业务也随之火爆。研究表明，随着IP业的迅速发展，通信业将面临“洗牌”，并孕育着新技术的出现。随着软件控制的进一步开发和发展，现代的光通信正逐步向智能化发展，它能灵活的让营运者自由的管理光传输。而且还会有更多的相关应用应运而生，为人们的使用带来更多的方便。

综上所述，以高速光传输技术、宽带光接入技术、节点光交换技术、智能光联网技术为核心，并面向IP互联网应用的光波技术是目前光纤传输的研究热点，而在以后，科学家还会继续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开发。从未来的应用来看，光网络将向着服务多元化和资源配置的方向发展，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光纤通信的发展不仅要突破距离的限制，更要向智能化迈进。

四、光纤链路的现场测试

4.1现场测试的目的对光纤安装现场测试是光纤链路安装的必须措施，是保证电缆支持网络协议的重要方式。它的目的在于检测光纤连接的质量是否符合标准，并且减少故障因素。

4.2现场测试标准目前光纤链路现场测试标准分为两大类：光纤系统标准和应用系统标准。①光纤系统标准：光纤系统标准是独立于应用的光纤链路现场测试标准。对于不同的光纤系统，它的标准也不同。目前大多数的光纤链路现场检测应用的就是这个标准。②光纤应用系统标准：光纤应用系统标准是基于安装光纤的特定应用的光纤链路现场测试标准。这种测试的标准是固定的，不会因为光纤系统的不同而改变。

4.3光纤链路现场测试光纤通信应用的是光传输，它不会受到磁场等外界因素的干扰，所以对它的测试不同于对普通的铜线电缆的测试。在光纤的测试中，虽然光纤的种类很多，但它们的测试参数都是基本一致的。在光纤链路现场测试中，主要是对光纤的光学特性和传输特性进行测试。光纤的光学特性和传输特性对光纤通信系统对光纤的传输质量有重大的影响。但由于光纤的特性不受安装的影响，因此在安装时不需测试，而是由生产商在生产时进行测试。

4.4现场测试工具①光源：目前的光源主要有LED（发光二极管）光源和激光光源两种。②光功率计：光功率计是测量光纤上传送的信号强度的设备，用于测量绝对光功率或通过一段光纤的光功率相对损耗。在光纤系统中，测量光功率是最基本的。光功率计的原理非常像电子学中的万用表，只不过万用表测量的是电子，而光功率计测量的是光。通过测量发射端机或光网络的绝对功率，一台光功率计就能够评价光端设备的性能。用光功率计与稳定光源组合使用，组成光损失测试器，则能够测量连接损耗、检验连续性，并帮助评估光纤链路传输质量。③光时域反射计：OTDR根据光的后向散射原理制作，利用光在光纤中传播时产生的后向散射光来获取衰减的信息，可用于测量光纤衰减、接头损耗、光纤故障点定位以及了解光纤沿长度的损耗分布情况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光时域反射计(OTDR)的作用类似于在电缆测试中使用的时域反射计（TDR），只不过TDR测量的是由阻抗引起的信号反射，而OTDR测量的则是由光子的反向散射引起的信号反射。反向散射是对所有光纤都有影响的一种现象，是由于光子在光纤中发生反射所引起的。

虽然目前光通信的容量已经非常大，但仍有大量应用能力闲置，伴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对信息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并会超过现在的网络承载能力，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努力研究更加先进的光传输手段。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光通信一定会有更加长久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磊，裴丽.光纤通信的发展现状和未来[J].中国科技信息.2006.(4).

[2]何淑贞，王晓梅.光通信技术的新飞跃[J].网络电信.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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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区域创新；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范围经济

早在1998年，就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是解决资源浪费问题，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的惟一途径；技术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技术创新能够促进新产业的发展；技术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竞争力，并因此得出结论，“技术创新是人类财富之源，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正是技术创新，促成了各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可以说，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没有哪样事物能比创新显得更为重要，创新能力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高低，而且也决定了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强弱。是因为创新，使众多的区域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崛起，并走向个性化的发展道路。区域创新能力的不同，使我围经济的个性化和差异性在从大的流域经济、省级经济到县级经济乃至更次一级区域经济的范围内展开。区域创新正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和“推进器”．区域创新能力也成为区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蘑要标志。

1区域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已从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过渡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闪以知识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显著地区别于以土地为最基本生产要素的农业经济和以资本为最基本生产要素的工业经济。

传统的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都是以稀缺的自然资源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存在收益递减的基本经济规律和经济增长的极限，并且随着人类不可再生资源的减少，如果没有新的资源替代，其发展动力就有枯竭的可能。但知识经济却不同，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和知}只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由于知识本身所具有的无穷性和可再生性等特点，使知识资源可以无限创造和开发，从而避免了传统经济的各种弊端。与传统经济依靠大量生产要素的投入推动经济增长不同，知识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其实质就是依靠不断的知识和技术创新。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在创新驱动下．知识产品的成本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下降，知识越使用价值越大，从而冲破了传统经济收益递减的基本规律．形成了收箍递增的特征。时，南于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是无限的．创新主体的创新产品——新知识和新技术理论上讲也是无限的．这就使得以其为基硎：的知识经济的发展空间也具有无限性。在创新驰动下，经济发展永无止境，既不会枯竭，也不会中断，而是持续不断。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2区域创新提高了区域经济增长的质量

区域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或效率的提高等原因，经济规模在数量上的扩大，即商品和劳务产出量的增加。根据这个概念可以推断，一般情况下．区域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要素投人的增长，二是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来推动，则可称之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则可称之为集型约增长方式。在区域经济的增长过程中，速度和质量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两者既对立，又统一。之所以对立。是因为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质量常常不可兼得．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却损失了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却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若要统一，就必须两者兼顾，而其关键就是看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区域经济发展往往注重的是速度。而忽视质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速度和质量都无法顾及；相反，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区域经济发展却可以达到速度与质量的统一。集约型经济增长，关键在于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效率，而这种效率的改善是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的。因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改善上能够发挥三重作用：①技术创新能够以知识和信息等无形生产要素部分或者全部地代替自然资源等有形生产要素；②技术创新能够促进有形生产要素的反复和循环使用；③技术创新有助于开发新的生产要素或寻求替代生产要素。显然，技术创新有利于区域经济采用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以降低区域经济增长中的物质消耗．提高区域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技术创新是提高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手段。

3区域创新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区域产业结构是特定区域内务产业部门之间、各产业部门内部符行业及企业问的构成及相互制约的联结关系。区域经济增长是以区域内各产业部门的增长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增长过程实质上是区域内各产业部门增长过程的综合结果，因此区域经济增长要求区域内各产业部门之间要保持合理的比例结构。合理和高级化的产业结构，能使区域经济资源得到合理利用，符产业协调发展，有利于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不合理、低级化的产业结构会降低区域经济增长的质量，并最终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要受很多因素影响和制约，如国民经济增长水平、资源条件、技术创新、市场需求、经济政策、投资结构、劳动力流向等。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就是在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其中技术创新是关键的因素。根据熊彼特的观点，技术创新就是导人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从而可大大地提高潜在的产出水平．而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就是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作为资源转换器的效能和效益的过程。因此，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决定性手段，或者说，产业结构升级就是技术创新的展开过程和逻辑终点???。产业结构升级，既包括传统产业的改造，也包括落后产业的淘汰，还包括新兴产业的创生。

4区域创新推动着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其基本要求是人类能动地调控“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在不超越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保持资源永续利用，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是扩大资源供给的有效途径

相对于人类对资源的无限需求而言，资源的供给是受到严重限制的。众多制约因素中，一个关键的囚素就是技术创新能力与技术进步水平。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对资源供给增加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技术创新可以使几年前人们还难以想象其利用价值的自然物成为今天宝贵的资源，从而使资源供给的绝对数量增加：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使资源供给的相对数量增加。

4．2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

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事实表明．技术水平落后和技术创新乏力是自然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是环境经济决策失误的直接症结。此，保护生态，减少环境污染也必须依靠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对环境保护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能够帮助人们认识环境污染：第二，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能够帮助人们治理环境污染：第三．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有利于培养人们的环境意识，在树立持续发展的观念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4．3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是推动社会文明的变革力量

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作为推动社会文明的变革力量，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改变着人的价值观+直接和间接地决定着人类的理想和信仰：第二，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可以帮助实现正确的领导与管理，影响社会的政治生活；第三，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可以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促进人们社会关系的调整；第四，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可以使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和学习时间，使生活更加丰富。总之，社会文明程度与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水平成正比。

所以，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在区域可持续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而且能带来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协调发展。

5区域创新有助于创新区域内的中小企业获得范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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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CT技术、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在ICT技术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方面，通过模型1与模型3 -6的回归结果，发现农民移动手机拥有量对农民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结果较为稳健。根据模型1的结果，当每百户移动手机拥有量增加1%，农民人均收入将增加0. 122%。这表明，移动手机在农村的普及，提高了信息的传输效率，为农民做出正确的生产投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对其收入增加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日寸，移动手机的使用，使农民能够及时掌握市场信息，拉近了农民与市场之间的距离，农民能够及时掌握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在销售农产品时会卖得高价，进而增加农民销售收入。许竹青等在研究ICT技术对农民农产品农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时，发现ICT技术对易腐农产品销售收入的回报率为19. 720%，而对耐储农产品销售收入的回报为6. 180%，均高十本研究的结果，这是由十只估算了销售收入的影响，没有扣除掉成本，而本研究中的收入为纯收入，是扣除各种成本之后的收入，从而使得回报率较小。

在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方面，每万人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在模型2一5中对农民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模型6中影响不显著。尽管如此，其系数仍然为正，说明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铺设，一方面，可以方便农民进行金融活动;另一方面，有助十农村金融机构向农民宣传金融知识，让农民充分了解金融活动，从而提高了农民的金融市场参与程度，这对十发挥金融机构调节配置资金的作用有一定帮助，从而有助十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这与李明贤和叶慧敏的研究结论相悖，其原因是在他们研究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变量间相关性的影响，模型中同时放入了金融机构分布密度与从业人员密度，而这两个指标具有高度相关性，从而导致金融机构分布密度对农民增收没有显著影响;对十人均贷款变量，除模型6中对农民收入影响不显著外，其余模型中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根据模型2的估计，人均贷款每提高1%，农民收入将增加0. 102%。农民获得贷款后，会用十农业生产或非农项目的投资，实现金融资产向资本的转化，为收入增加提供了有效途径。

(二)交互作用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研究ICT技术与普惠金融的交互效应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内容。为探究这一影响，在模型3一6中加入了ICT技术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标的交互项。估计结果显示，除模型5外，移动手机使用量与人均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交互项的系数在所有模型中显著为负，即移动手机拥有量的提高会弱化银行物理网点的收入增长效应，同理银行物理网点的增加也会弱化移动手机的收入增长效应。这表明移动手机拥有量与银行网点拥有量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呈现出一定的替代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基于ICT技术的农村金融创新业务对传统的依靠物理网点进行的农村金融服务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前者一更能促进农民增收;另一方面传统物理网点的增加使得农民更倾向十选择人土服务，毕竟手机银行、自助银行等电子化金融服务对农民而言是新事物。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十先进ICT技术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如降低智能手机、互联网普及速度等，从而会降低ICT技术在促进农民增收中的作用。因此，这一结果从侧面证实了ICT技术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更利十农民增收;mobile与loan的交互项系数在所有模型中显著为正，即移动手机拥有量的提高会强化银行贷款的收入增长效应，同理银行人均贷款的增加也会强化移动手机的收入增长效应。ICT技术的普及和运用，使信息的传输速度变快，对十银行来说，可以借助ICT技术提高对农民经营活动监督的时效性，有效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提高了农民贷款服务的可得性。对十农民来说，通过利用ICT技术进行贷款的中请和还款，与传统方式相比，手续更加方便快捷，降低了中贷与还贷过程的交易成本，会对传统的亲友间借贷的模式产生替代效应，进一步放大了贷款所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此外，农民借助ICT技术获得便利的贷款服务的同时，也进一步掌握了相应的ICT技术，并通过连锁反应，向其它未使用过这一创新金融服务的农民进行言传身教，使更多农民参与其中。而借助ICT的贷款服务，需要现代化的ICT技术。从而整体提高了ICT技术在农村的发展水平，利十ICT技术促进农民增收作用的发挥。同时，也为农民凭借ICT技术所获得的生产投资信息提供资金支持，进一步放大了ICT技术的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因此，这一结果直接证实了ICT技术与普惠金融交互效应，可以促进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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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社区银行，中小企业，融资

 

社区银行的概念来自于美国等西方金融发达国家，其中的“社区”并不是一个严格界定的地理概念。凡是资产规模较小、主要为经营区域内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服务的地方性小型商业银行都可称为社区银行。

发展“社区银行”是缓解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难的治本性措施，是改善金融生态和宏观调控的必要措施。

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已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保持市场繁荣，扩大社会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截至2009年底，在工商部门注册的中小企业已达1023万户（不含个体工商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对GDP的贡献超过60%，对税收的贡献超过50%，提供了近70%的进出口贸易额，创造了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

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广大中小企业首当其冲。“融资难”是当今最让中小企业头疼的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发展。其原因十分复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中小企业自身的问题。中小企业一般规模小，经营变数多，实力弱经济论文，风险大，信用水平较低，难以形成对信贷资金的吸引力。

第二，银行方面的原因。银行信贷具有比较明显的规模经济性，而中小企业贷款的单位交易费用太高。据测算，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是大企业的5倍，银行从节约成本和监督费用的经济性出发，自然对中小企业惜贷。

第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机制、体制不健全。目前面向中小企业的担保业发展难以满足广大中小企业提升信用能力的需要；政府出资设立的信用担保机构通常缺乏后续的补偿机制；民营担保机构受所有制限制，无法与协作银行形成共担机制。据调查，中小企业因无法落实担保而遭到拒贷的比例高达23.8%。

第四，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窄。目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滞后，民间融资、上市融资、发债融资等渠道不畅，创业投资机制尚未形成，产权交易市场功能尚未发挥，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难以通过直接融资渠道获得有效的资金供给。

二、社区银行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的优势

1．定位优势

大型商业银行是以服务大中型企业客户为主，而社区银行的目标客户群是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和社区居民这些中小客户。社区银行对本社区内的客户信息熟悉，组织架构简单灵活，信贷决策快速、及时，能够更好地适应中小企业借款频率高、贷款需求少的特点，按市场化原则提供全面化、个性化的服务。因而，社区银行能够在准入、占领和保持巨大的中小企业和社区居民客户市场方面赢得独特优势。

2．信息优势

与其他大型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不同，社区银行的经营模式是以关系型银行业务为核心。在这样的经营模式下，社区银行能够获得作为中小企业关系银行的一系列租金，这些租金激励着社区银行去收集中小企业的各种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运用于未来信贷合同的设计和调整当中，从而控制融资风险和削减银行贷款决策的信息成本，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相对大型商业银行而言较少，风险识别能力较强，这使社区银行在对中小企业贷款中获得比大银行更大的安全赢利空间。

3．地域优势

大型商业银行通常将其在一个地区吸收的存款转移到另外一个地区使用，而社区银行则主要将一个地区吸收的存款继续投入到该地区，从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虹吸现象”及其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因此将比大型商业银行更能获得当地政府和居民的支持。由于运作都在本地，熟悉本地市场，因此条件灵活，手续简化经济论文，速度较快，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这种来自地域的优势是社区银行经营发展的最大的无形资产。

三、社区银行在新疆的建立

2010年前期，一份建议新疆启动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社区银行、村镇银行试点工作的政策专报，已由新疆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向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金融办、银监会新疆监管局、人民银行乌鲁木齐市中心支行递交。新疆中小企业和农牧业发展始终是金融支持的重点，2010年5月召开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后，金融援疆更是加速推进。

截止2010年上半年，新疆中小企业创造的产值已占全区GDP的30%左右，中小企业纳税额159.76亿元，占35.9%；就业人数89.96万人，占73.2%。新疆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经济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央出台促进新疆跨越式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条件下，有理由成为国内首批小额贷款公司转制社区银行的试点地区，从而为新疆民营企业发展缓解资金困境，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创造历史机遇。

截至2010年上半年，全疆已有小额贷款公司30家，其中乌鲁木齐市6家，伊犁州6家，昌吉州4家，巴州6家，阿克苏地区2家，博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地区、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各1家，新疆小额贷款公司总注册资金达14.36亿元，大部分来自民间投资。

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由于只贷不存的特点，导致小额贷款公司的服务半径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仅靠资本金和不超过两家银行的注册资本金50%的限额融资支持，无法提高放贷总量与资本周转率，也难以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因此，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社区银行和村镇银行成为其发展的根本方向。村镇银行强调服务“三农”，而社区银行强调服务地域范围，两者与小额贷款公司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可以吸收存款。由于涉农服务比例难以达到，加之新疆小额贷款公司普遍股权较分散，股东之间意见难以统一，所以城市的小额贷款公司转制村镇银行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城市小额贷款公司的下一站点无疑是转制为社区银行。一旦小额贷款公司能获得政策支持经济论文，顺利转制成为社区银行，那就意味着只贷不存的局面得到彻底改观，可以按照规范的银行业务要求开展存贷业务，那么，随着资金量的大大宽裕，除了可以加大放贷力度外，更可以有选择性地进行投资，以使股东权益得到最大化。不仅有利于改善新疆银行体系结构，还可以有效缓解新疆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贷款难的问题。

新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占到全部企业总数的99%以上，而且绝大部分是非公有制企业，它们所创造的增加值、地税收入、国税收入以及在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等方面，都功不可没。但新疆中小企业的发展一直都受到融资难的困扰，有96.6%的中小企业主要依靠民间借贷融资方式筹措资金，而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来源很少，特别是边远地区的金融机构和服务网点缺失，部分县市金融机构贷存比已降到33%，有的甚至接近25%。因此，只有发展社区银行、村镇银行，才是有效缓解新疆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牧民贷款难的治本措施，也是改善新疆金融生态环境的必要措施。

参考文献：

[1]郭振玺,杨家才.中小企业融资之道[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2]何德旭,饶明.小企业融资困局:新解与出路[J].当代经济科学,2008,11.

[3]刘书成.新疆拟建国内首批社区银行,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DB/OL].亚新网,2010,09,13.

[4]高晓燕.建立社区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路径选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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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

促进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财政政策研究

摘要：实现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是我国当前的重大国家战略，有利于建造新的首都经济圈和推进区域经济更快更好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分析目前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的现状及问题，提出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建议。

关键词：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2001702

京津冀作为我国的第三大经济增长极，已成长为重要的经济聚集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已成为重大的国家战略，而目前影响该地区经济协同发展进程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因此，研究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探索优化产业结构的运行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而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财政政策可以与市场机制配合，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发挥重大作用。

1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比较分析

1.1三次产业产值结构比较

近十年来，京津冀三地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都是逐年减少;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北京是逐年收缩，天津近年来也是逐渐缩小，但变化并不明显，而河北省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变化不大，基本稳定在51%-53%之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北京和天津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但北京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要快于天津，对比河北，十年来第三产业的比重变化不大，略微起伏，发展缓慢。2014年天津第二产业产值占其GDP比重为49.17%，河北超过50%，说明天津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河北也具有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北京的第三产业达到77.95%，比天津高出28.4%，比河北高出40.72%;当前，北京已经发展为“三二一”的产业结构模式，而天津、河北依然属于“二三一”型模式。河北省表现得尤为明显，第二产业仍然是主导产业，第三产业占比偏低且增长乏力，属于典型的工业化中期阶段。

1.2三次产业趋同性分析

产业结构趋同性，指的是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区域之间在产业结构分布、组织规模、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演进变化趋于雷同，结构差异越来越小的现象。本文采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来测量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程度的高低。

按照国际惯例，我们以0.85为标准来衡量区域产业结构相似程度的高低。根据计算结果，京津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8704，津冀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高达0.9740，说明京津和津冀间存在严重的产业趋同性，其竞争倾向较高;北京与河北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7700，京冀间相似系数较低，产业差异明显，其协作倾向较强。然而，三次产业本身的数据是比较笼统的，计算结果可以说明京津冀在宏观层面上存在一定的产业趋同性，但具体到行业内部，并不能证明三地行业存在着恶性竞争。实际上，京津冀区域宏观上的产业结构趋同，并不妨碍三地三次产业内部发展的结构各有不同。之所以各地趋同的产业结构内部侧重点不同，站在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是由于资源禀赋因素在发挥作用，而且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北京的部分产业已经在逐步向河北转移，区域产业协作与竞争的格局正在慢慢形成。

2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

2.1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影响产业对接

区域发展不协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贫富分化严重，一、二、三产业为主的地区呈现出明显的由贫到富的收入水平。河北省与北京、天津地区的人均GDP相距甚远，北京、天津虽然是京津冀一体化的两个核心，但它们只是自身获得发展，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很弱，甚至出现了”环京津贫困带”。河北与京津之间巨大的经济落差，严重影响了京津冀经济的整体发展。由于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北京、天津相比有很大差距，河北省内很多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不完善，在与京津产业对接时不能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和资金支持，这势必会影响到三地产业对接的实施效果。

2.2产业合作缺位，缺乏产业协调动力

长期以来，京津冀地区受行政区划掣肘严重，各省市均各自为政，考虑自身利益过多，合作意识不强。在现在的行政体制下，三地政府均是独立的行政主体，具有各自的利益需求，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往往是以自身为中心，较多考虑本行政区域的情况，缺乏与相邻区域协调沟通的内动力。北京因其独特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优势，缺乏与天津、河北合作的积极性和依赖性;天津作为直辖市，具有自身发展特色，为保持其独立性，也缺乏与别地合作的动力;河北则相对落后，难以跟上北京、天津的发展步伐，从而造成三地政府主观上缺乏跨区域统筹协调、共同规划发展的内动力，阻碍了京津冀地区产业对接的发展进程。

2.3产业准入标准不一，大气污染严重

全国2014年空气质量最差的10个城市中，京津冀地区占8个，该地区全年平均空气质量超标天数达57.2%，造成如此严重的环境污染，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一是由于天津、河北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能源消耗高、单位能效低、空气污染严重，尤其是河北，钢铁、水泥、火电等六大高耗能行业比重大;二是京津冀三地为限制环境污染设置的产业准入门槛不同，三地企业的排污标准一直没有统一，天津、河北在发挥承接首都产业的功能时，接到的是一批不符合北京功能定位，但却在天津、河北准入标准内的企业，这些企业仍然是在京津冀区域开展生产、进行排污，明显不利于该区域整体生态环境的改善。

3促进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指导宏观资源配置、产业结构布局以及地区经济形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究其根源是产业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政府可以利用财政政策，通过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重新配置资源，达到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

3.1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方向，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3.1.1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

对调整财政支持领域，将财政资金投向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重点环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和应用，逐步提高科技经费财政投入的比例，利用财政资金引导民间资本投入，参与共同组建研发起点高、研发实力强、产学研结合的公共技术平台。同时利用专项资金，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建立技术引进和成果转化的财政补贴制度，通过财政补贴、贴息等手段激励企业采用高新技术，促进企业提升科技含量和研发档次。

3.1.2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支持

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专项扶持资金，重点支持国家和省级认定的产业园区，特别是省级工业园区内需产业转移的中小企业，加快产业升级换代;为在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领域表现突出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财政补助和贴息贷款，对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贷款成绩显著的担保机构进行奖励。

3.1.3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

利用财政资金，促进节能减排、空气净化、水资源保护等其他环境治理，提高河北的产业转移承载能力。一是利用专项资金，积极发展优势产业，大力化解产能过剩，为进行区域产业对接谋求空间。二是加强对大气污染治理、水资源保护、防护林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对现行的临时性补偿措施进行改进，建立开发与保护地区之间、上游和下游地区之间、生态受益与环境受损地区之间的常态化补偿机制。三是将承担北京、天津供水任务的河北六个地市下属县域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范围内，享受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同时建立省以下重要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制度，改善京津冀区域的整体生态环境。

3.2充分利用税收政策，优化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

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过程的作用，要充分利用国家和地区现有的优惠政策，并将政策彻底贯彻落实，使这些优惠政策能够真正使企业得到实惠，进而促进企业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向调整其行为，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为了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和创业投资，国家出台了很多税收优惠，首先要落实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强化税收政策的产业导向功能，引导资金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对于国家鼓励的产业(环保、节能等产业)要落实现有的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给予积极的鼓励和支持，引导和推动产业向环保、节能的方向发展;对于国家限制或淘汰的产业，要运用税收的调节功能，引导其进行产业改造和转移。

3.3创新财政投融资机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进一步完善财政投融资机制，着力推动企业自主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为财政投融资政策更好地发挥调整产业结构的功能，提供更多的手段和途径。(1)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本市场，鼓励具备实力的成长性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谋求上市，与资本市场对接。大力发展面向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债券融资市场。(2)助推金融服务。引导金融、担保机构对市场前景好、创新能力强的科技企业和小额贷款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在一定的风险防范范围内，适度放宽中小企业不良债务核销条件。(3)加强企业信用建设。整合企业信用信息资源数据库，构建信用体系，逐步建立企业诚实守信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1]戴宏伟.京津冀金融业发展与协作路径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05).

[2]林巍.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产业结构优化与对接以河北省为例[J].商业时代，2012，(12).

[3]王海涛.区域经济一体化视阈下京津冀产业结构分析[J].东北大学学报，2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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