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转移十篇

肿瘤转移篇1

VEGF-C促淋巴管新生和淋巴转移的作用

VEGF-C主要通过与VEGFR-3的结合,诱导瘤内和瘤旁淋巴管形成来促进淋巴管转移。VEGF-C同源二聚体结合于VEGFR-3后,使其胞内酪氨酸Y1230PY1231发生自身磷酸化,活化细胞骨架蛋白Paxiilin、信号衔接蛋白Src或Shc、生长因子结合蛋白Grb2,从而暴露激酶区PYXNY短肽序列,被VEGF-3连接蛋白SHC(VEGF同源区)的嘧啶带结合蛋白识别、结合,继而激活CRB2PERX1P2和PI3KPAKT信号通道,触发促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级联反应,启动DNA复制,诱导淋巴管内皮细胞肌动蛋白重组,刺激内皮细胞增生。

VEGF-C也可通过依赖于蛋白激酶C的p42P44MAPK通路的活化而介导淋巴上皮细胞的增殖,并提高淋巴管的通透性,以利于癌细胞转移。此外,VEGFR-3还能与整合素A5B1结合,调节上皮细胞向细胞外基质的浸润。纤连蛋白(整合素A5B1的主要配体)和VEGF-C156S(VEGFR-3的一种特殊激动剂)都能促进VEGFR-3PA5B的相互作用,使PI3K磷酸化,从而促进上皮细胞的存活。

VEGF-C参与淋巴转移的机制在各种恶性肿瘤中的研究

1乳腺癌

经淋巴转移一直是乳腺癌转移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胰岛素样生长因子、雌激素和他莫昔芬出现于VEGF-C的信号转导上游,通过上调VEGF-C的表达,促进乳腺癌细胞淋巴结转移。在此过程中,细胞外基质蛋白-1与VEGF-C可能存在协同作用。

2黑色素瘤

VEGF-C不仅可由肿瘤细胞表达分泌,也可由肿瘤间质细胞(成纤维细胞,巨噬细胞)表达。GALLEGO等发现,黑色素瘤的肿瘤边缘区域的淋巴管比中心区域的多,并瘤旁成纤维细胞中VEGF-C的表达与前哨淋巴结状态及Clark分级有很强的相关性,提示肿瘤间质细胞表达的VEGF-C对肿瘤的淋巴播散也起着重要作用。

3头颈部肿瘤

在口腔鳞状细胞癌(OSCC)中,IL-6可通过PI3KPAKT通路上调VEGF-C的表达,促进癌细胞经淋巴循环的转移。除帕霉素靶蛋白(MTOR)的活化形式(P-mMTOR)、缺氧诱导因子-1a(HIF-1a)和VEGF(APC)三联阳性与肿瘤分级、浸润程度及转移有关,MTOR-HIF-1a-VEGF(A、C)通路也影响OSCC的预后。在舌癌,环氧合酶-2(Cox-2)表达与VEGF-C表达呈高度相关性,其可能的机制为:Cox-2促进前列腺素E2高表达,后者与活化的An-t-iEP1R结合,诱发HERPNeu-2磷酸化,通过MAPKPP38通路促进NF-kB活化,最后引发VEGF-C高表达。

4消化道肿瘤

接触蛋白(CNTN-1)是一种甘油磷酸肌醇抛锚细胞粘附分子,也是VEGF-C下游的一种效应物,通过抑制CNTN-1可削弱VEGF-C介导的食管鳞状上皮细胞癌的扩散转移。在胃癌,淋巴结转移阳性的组织其VEGF-CmRNA阳性率比对应的阴性组织高,胃癌中的VEGF-C能促进淋巴管新生,增强癌组织对邻近组织的侵袭力,而转染VEGF-C反义引物能减少VEGF-C的表达,从而抑制癌细胞增殖。

在81例未经治疗的结、直肠原发癌中,发现癌组织边缘区域的VEGF-C都比中央区域的高,相关性研究证实:瘤旁VEGF-C与TNM分期、淋巴管侵袭性及淋巴转移有关。根据患者VEGF-A、C的水平将患者分为三组:VEGF-A、C都呈高表达的病人预后最差,而其中一个高表达次之,两者都呈弱表达的患者预后最好,提示VEGF-A与VEGF-C共同参与淋巴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VEGF-C的功能。在胆囊癌患者中也发现了相似结果,并发现VEGF-C与VEGFR2P3的同时高表达,说明这一作用过程可能存在自分泌机制。在胞内用siR-NA以及胞外用VEGF-C的中和抗体抑制试验中,都能抑制肿瘤的生长和浸润,VEGF-C可通过自分泌的机制促进消化道肿瘤的生长和浸润。

5生殖系肿瘤

E-cadherin是一种Ca2+依赖性的跨膜糖蛋白,在其表达失调时,会使细胞间粘附紧密性降低,使癌细胞易脱落而发生远处转移;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能降解细胞外基质增加肿瘤的侵袭性,研究发现,相对于卵巢的交界瘤和良性肿瘤,卵巢癌中VEGF-C、MMP-2和E-cadherin都有显著性升高,且VEGF-C与MMP-2呈正相关、与E-cadherin呈负相关,这为研究VEGF-C参与转移的机制提示了一个新方向。

6白血病

SHIRASAKI等在TCF3PPBXI(t(1,19))融合基因阳性的患者中发现,白血病细胞中VEGF-C和VEGFR-3表达量明显增多;治疗缓解后其水平降至正常,复发后又上升至原来的水平;VEGF-C表达增高的机制可能是由于肿瘤细胞的高代谢改变而造成组织缺氧,HIF-1A分泌增加,上调VEGF-C的表达。在加入VEGF-C的中和抗体后,原始细胞的增殖被抑制,提示在TCF3PPBXI融合基因阳性的白血病中,VEGF-C通过自分泌的形式刺激原始细胞的增殖扩散。

VEGF-C或抗VEGF-C的临床应用

1VEGF-C靶向治疗恶性肿瘤的临床研究可溶性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受体-2(sVEGFR-2)由内皮细胞释放,其mRNA及蛋白在野生鼠的多种组织以及血浆中均有分布。这种剪接变体因含有VEGF-C结合域却没有VEGFR-2的功能域,能消耗VEGF-C,减少其与VEGFR-2的结合,继而削弱其介导的促血管、淋巴管新生功能,抑制淋巴转移。

在神经细胞瘤各级浸润组中,淋巴转移越严重,sVEGFR-2的浓度则越低,提示sVEGFR-2可抑制淋巴转移,有望应用于恶性肿瘤治疗中。核仁素是内皮他丁的一个新型受体,可选择性的表达于新生淋巴管内皮细胞的表面,但在正常静止的淋巴管上无表达,这种选择性表达决定了内皮他丁经核仁素通路治疗恶性肿瘤的特异性及非药物抵抗性。其他如雷帕霉素、依维莫司及噬菌体衍生的人类单克隆完全抗体片段,均因有降低VEGF-C表达的作用而在抗肿瘤转移治疗中有一定的应用前景。此外,塞来昔布可降低VEGF-C和COX-2的表达,将其在放疗前使用,可增加放疗的敏感性。

2VEGF治疗抵抗的发生可能与VEGF-C与VEGF家族其他成员的交叉作用有关目前,很多抗VEGF-A疗法被批准应用于临床治疗血管增殖性疾病。其在治疗初期取得较好的疗效,但很快出现治疗抵抗。由于VEGF-A也可与VEGFR-2结合而发挥促血管新生作用,VEGF-C、-A的交互作用成为关注的焦点。利用siRNA分别或同时敲除VEGF-AP-C基因,发现敲除VEGF-A导致VEGF-C表达增强,即VEGF-C可以补偿VEGF-A的丢失;相反,敲除VEGF-C会导致VEGF-A表达减少,即VEGF-A不能补偿VEGF-C的丢失。抗VEGF-C治疗不易产生抵抗,又能同时阻断淋巴管新生和血管新生,可能是比抗VEGF-A治疗更好的靶点,而且可获得更持久的疗效。因此,VEGF-C有望成为抗肿瘤治疗的更优靶点。

肿瘤转移篇2

目前世界公认转移是恶性肿瘤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大约90％的恶性肿瘤患者死于肿瘤转移［1］。从Stephen Paget提出肿瘤转移的种子土壤学说至今，对于肿瘤转移机制的研究已有一百多年历史，随着肿瘤转移基因调控下的多阶段、多因素、多步骤理论的不断完善，人们对于肿瘤转移这一极为复杂的病理过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发现并证实与肿瘤转移过程高度相关的基因，现已成为肿瘤转移机制研究领域的热点，因为这些基因不但使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肿瘤转移的机理，更重要的是，其基因产物有可能成为抗肿瘤转移的靶点或观察肿瘤患者预后、转移的指标。许多科学家对Ezrin蛋白的编码基因及其在恶性肿瘤中的表达做了大量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大量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现综述如下。

1 Ezrin蛋白的基因定位

Ezrin的编码基因是villin2，定位于染色体6q25.2q26，属于ERM家族成员，该家族包括：Ezrin、Redixin、Moesin、Merlin4种结构相近的蛋白，分别在细胞的多种活动中发挥作用。Ezrin是1981年由Bretscher在鸡的小肠上皮细胞刷状缘中首次被纯化的，而ERM家族另外3个成员Radixin、Moesin和Merlin，则分别在1988、1989和1993年被发现。

2 Ezrin蛋白的结构、功能

Ezrin（又称：埃兹蛋白）作为ERM家族中第一个被发现的成员，其结构和功能被研究得相对最为透彻。Ezrin蛋白在N末端有一个同源性很高的FERM功能域（FERM domain），在C末端的氨基酸位置上有一个关键的、与其激活有关的苏氨酸磷酸化位点［7］。FERM功能域在介导细胞表面黏附分子（如CD44、Ecadherin、ICAM2）与细胞骨架通过ERM家族蛋白连接的生理功能中起着关键作用。Ezrin蛋白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非活性状态；另一种是活性状态，由关键的C末端苏氨酸残基经Rho或PKC等途径磷酸化激活，再经膜上PIP2的招募作用，导致其在特定细胞区域的聚集，而暴露的C末端尾部具有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结合位点（Factin binding site），通过Ezrin的桥接作用，可将肌动蛋白细胞微丝与细胞膜相连，从而产生一系列细胞功能，如细胞形态的改变、细胞运动、黏附、有丝分裂、细胞极性等。可以这样说：Ezrin就是将细胞膜蛋白（如CD44、ICAM2）与肌动蛋白细胞骨架连接起来的桥接蛋白，这种连接不但是结构上的，而且还是功能上的。通过介导膜与细胞骨架的连接，Ezrin在细胞的运动、迁移、有丝分裂等生理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

3 Ezrin与肿瘤转移

Akisawa等［2］检测了16种胰腺癌细胞株，其中的两种Scco9和Szvpl0表现出高转移性，Ezrin mRNA和蛋白有较高水平的表达，而其他亚系只是低表达。结果表明，胰腺癌的转移能力与Ezrin的高表达有相关性。Wan等［3］在K7M2诱导形成的鼠骨肉瘤模型中发现，通过转染反义Ezrin或SiRNA阻断Ezrin的表达或转染氨基末端显性负相的Ezrin破坏其功能都能显著的减少鼠的肺转移。李琼等［4］在乳腺癌淋巴结转移中也发现，Ezrin在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中的表达明显高于良性病变，且有淋巴结转移者比无转移者更明显，说明Ezrin在乳腺癌中对肿瘤发生淋巴结转移有重要促进作用，可以作为预测浸润性乳腺导管癌淋巴结转移的肿瘤标志物。Kobel等［5］用免疫组化的方法研究164例FIGO分期I期的子宫内膜癌患者，认为可以作为FIGO分期I期的子官内膜癌预后指标。以上研究表明，Ezrin表达增高可以促进肿瘤转移，与肿瘤预后不良密切相关。但近来的报道也值得思考：Valdman等［6］发现，Ezrin在大多数前列腺癌中高表达是预后不良的因素，在一些良性化生上皮及精囊腺也有高表达，可能与Ezrin在肿瘤转移中的作用具有细胞特异性有关。

4 Ezrin在肿瘤转移中的机制

Ezrin是否在肿瘤转移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目前尚不十分清楚，但Ezrin在许多肿瘤组织中都高表达，参与多种不同组织来源恶性肿瘤转移的事实，已通过大量实验得以证实［7］。

4.1 Ezrin与细胞表面受体分子的相互作用 大量实验证实：细胞表面分子（CD44、Met等）与肿瘤转移之间的关系密切，而Ezrin与这些膜受体蛋白分子均具有复杂的相互作用。Ezrin的过表达不仅影响肿瘤转移的某个环节，而是可能参与到肿瘤转移的多个环节，包括从原发灶脱落、侵入周边组织、侵入脉管系统、穿过基底膜、选择性的在靶器官增殖形成转移灶等，这说明Ezrin有可能作为肿瘤转移各环节、各通路的中心调控因素发挥作用。Ezrin可以直接与细胞基质透明质酸的受体CD44分子的胞浆部分发生作用，而CD44已被证实在很多肿瘤的转移中发挥作用，它可以介导肿瘤细胞迁移、侵袭，并且是跨细胞信号转导的重要环节［8］。实验表明：CD44分子过表达可引起膜细胞骨架连接蛋白Ezrin的功能激活，从而可导致骨肉瘤细胞系转移能力的增强。

Ezrin还被证实与Met基因的产物肝细胞生长因子的受体有关。MET是肝细胞生长因子受体，能够调节肿瘤的侵袭和转移，HGFMETCD44形成的络合物是MET激活的前提条件，CIM4V6的胞质尾区聚集Ezrin是信号从MET转移给MEK和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所必需的。Ezrin与MET／HGF、CD44相互作用形成复合物发挥MET促进肿瘤侵袭转移的作用，缺乏CD44的胞质尾区或Ezrin的螯合阻断HGF诱导的信号转移。而Met基因早已被证实与包括骨肉瘤在内的多种肿瘤的进展有关。研究表明，刺激CD44受体同样也可以导致Met基因产物的上调及激活［9］。最近OrianRousseau等［10］的实验显示，CD44、Ezrin、Met等有可能通过Ezrin与CD44结合的功能域相互作用，并通过MEK／ERK信号传导途径，诱导瘤细胞侵袭表型的发生。

4.2 Ezrin与细胞黏附功能 正常组织细胞、肿瘤细胞及基质三者之间的黏附连接对肿瘤的生长侵袭及远处转移非常重要，Ezrin作为这一环节的中心体，除了整合诱导细胞向侵袭表型转化的信号转导之外，还在影响细胞黏附方面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Ezrin蛋白的一个功能即是参与形成细胞表面复合物，从而介导细胞细胞、细胞基质的黏附，而E钙黏素、整合素，则是这种细胞表面复合物的重要组分。E钙黏素在正常情况下能够对CD44的活性起负调控作用，它可以抑制CD44介导的肿瘤细胞侵袭作用及形成细胞表面突起的能力［11］。E钙黏素的丢失以及功能的下调，都可能促进肿瘤的侵袭转移。Yu等［7］在实验中通过RNA干扰的方法，有效抑制了横纹肌肉瘤细胞中Ezrin的表达，与对照组相比，细胞表面的突起形成受到明显抑制，血管生成亦减少。这说明Ezrin的过表达，有可能导致E钙黏素功能的缺失，从而引起E钙黏素与CD44功能的失衡。最近的研究证实了上述假设：激活状态的Ezrin，的确可以通过在胞内蓄积E钙黏素的方式破坏其功能，从而导致细胞细胞间接触的破坏［8］。整合素是近年来肿瘤转移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它作为细胞与周围基质相互作用的桥梁，一直被认为和肿瘤转移高度相关。然而，整合素对于肿瘤侵袭转移究竟是促进亦或是抑制，至今仍存有争议，但普遍推测，整合素与细胞的定着非依赖性细胞生存有关。因此，Ezrin及其他ERM家族蛋白有可能通过破坏整合素信号转导的机制，使肿瘤细胞在循环系统及转移位点微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显著增强。Khanna等［12］在实验中从反面证实了上述假设：通过反义RNA的方法，有效抑制了Ezrin在高转移活性的骨肉瘤细胞中的表达，并进而构建了小鼠的骨肉瘤肺转移模型，通过比较抑制组与高表达组骨肉瘤细胞在肺转移灶中的生存时间长短，发现Ezrin表达被抑制后，转移的骨肉瘤细胞生存能力明显下降。也就是说，Ezrin的确与转移肿瘤细胞的生存能力有关。

Ezrin表达增强，致使肿瘤细胞运动能力增强，同时Ecadherin遭破坏，在细胞与细胞之间的表达能力下降，导致肿瘤细胞自肿瘤组织中脱落，引起肿瘤的转移。Ezrin发挥作用主要通过胞内Ecadhefin累积的方式，激活状态的Ezrin使Ecadhefin在细胞内聚集而细胞表面Ecadhefin减少，使得依赖后者形成的连接破坏，Ezrin也可使细胞聚集减少而分离增加，细胞间隙增宽，伪足形成，运动力增强，侵袭力增强，在骨肉瘤和横纹肌肉瘤中Ezrin过表达有类似BRMS1基因缺失的作用，阻断细胞间的黏附连接［13］。

4.3 Ezrin与细胞细胞间的通讯连接 众所周知，肿瘤细胞与周围基质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肿瘤组织本身的生长、侵袭非常重要，作为细胞细胞间通讯连接的组织蛋白，Ezrin有可能成为肿瘤细胞与周围基质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桥梁。Ezrin能将细胞与细胞在结构及功能上连接起来，细胞的外部与内部的功能的连接需要有信号途径传导信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是由Rho介导的［14］。Ezrin的FERM 区与Rho因子负调节因子Rho因子GDP分解抑制蛋白（RhoGDP dissociation inhibitor，RhoGDI）结合，Rho的负调节解除，Rho因子参与许多与肿瘤转移相关的细胞表面分子与胞内信号转导的过程，促进肿瘤的转移已被大量事实证明。Rho的活性状态RhoC的过度激活增加黑色素瘤的转移而其非活性状态则抑制转移。Croft等［15］报道，RhoA、RhoC、RockI（Rho的效应蛋白I）、RockII的提高促进上皮细胞的形成和新血管的形成，使得肿瘤生长，减少肿瘤细胞的聚集，促进肿瘤细胞的运动和扩散，所以抑制Rock的功能减少肿瘤转移和血管发生是一种有效的化疗策略。近来有实验报道［16］，PI3K／AKT和cSrc单独及合作效应在Ezrin的促迁徙及转移中起重要作用；另外，Ezrin与Na+／H+交换调节因子也逐渐成为实验研究的热点。Sarrio等在研究乳腺癌时发现，免疫组化染色显示，Ezrin在正常乳腺上皮定位于顶面，而在大多数乳腺肿瘤则定位于胞质和胞浆，且胞质染色阳性的表现出恶性肿瘤的特征，如ki67的高表达、雌激素受体的缺失、有淋巴结的转移，顶面染色阳性与有利的临床病理特征和非淋巴结转移有关。总的来说，Ezrin从顶膜至胞质胞浆的易位与乳腺癌的去分化和不良的特征有关。

另一方面，正常细胞细胞间通讯的破坏，对于肿瘤转移同样也很重要。Brmsl基因是最近发现的一个肿瘤转移相关基因，它的产物可以抑制肿瘤转移［17］。Brmsl基因的缺失以及伴随的细胞间间隙连接的缺失，可以导致乳腺癌细胞转移能力的增强［9］。Ezrin在骨肉瘤和横纹肌肉瘤中的过表达，可能有类似于Brmsl基因缺失的作用，因为Ezrin的过表达，有可能通过细胞细胞间通讯连接的胞内蛋白的部分隔离，导致细胞细胞间通讯连接的破坏，从而使肿瘤转移能力增强。

4.4 Ezrin与信号转导机制 Ezrin蛋白是与肿瘤转移高度相关的细胞表面蛋白（CD44、Met、Ecadherin等）和细胞内部其他分子之间的连接蛋白，这种连接不但体现在结构上，更重要的还体现在功能上。也就是说Ezrin介导了细胞信号转导过程。ERM蛋白的活性由磷酸化以及与磷脂结合共同调节，而具体激活途径是由Rho介导的。有趣的是，ERM蛋白同样可以以正反馈环的方式正调控Rho的功能。ERM蛋白可以和Rho因子GDP解离抑制蛋白（Rho GDP dissociation inhibitor，RhoGDI）相结合，而后者是作为Rho的负调控因子发挥作用的。因此，ERM蛋白和RhoGDI的结合导致失活状态的Rho因子释放，进而允许GDP转化成GTP，从而激活Rho。Ezrin及ERM家族蛋白的过表达，必然会导致更多的RhoGDI与之相结合，从而使相应的Rho信号转导产生放大效应。Rho信号转导途径对于肿瘤转移的重要性至少已在两种肿瘤中得到证实：Clark等［18］证实对于黑色素瘤，RhoC的过表达可以促进肿瘤的转移能力，而抑制Rho的表达则可明显抑制肿瘤转移；Gildea等［19］则在胆囊癌中发现，RhoGDI2基因产物的缺失与胆囊癌的转移高度相关。Yu等［7］的研究发现，Rho的活性与Ezrin呈正相关，抑制了RhoA的表达后，高转移横纹肌肉瘤细胞的转移能力大大降低。而且，近年来的研究结果显示，许多与肿瘤转移相关的细胞表面分子的胞内信号转导过程都有Rho因子的参与。以上事实均从不同角度证实了由Rho因子介导的细胞表面分子信号转导途径的失调对于肿瘤转移的重要性。Ezrin的过表达有可能通过对信号转导的负性调控因子的限制作用，导致正常细胞信号转导网络的失衡，从而使象CD44或Met这样的可以产生肿瘤转移效应的细胞表面分子所传递的信息被放大，最终导致肿瘤的转移。

4.5 Ezrin与肿瘤吞噬能力 早在100多年前研究就发现肿瘤细胞具有吞噬死细胞、细胞碎片及基质成分能力，具有象巨噬细胞那样的吞噬能力。利用不同的定量手段对各种不同肿瘤的高低转移能力的细胞系进行了研究比较，结果发现高转移细胞系的吞噬能力明显高于低转移细胞系，认为恶性肿瘤细胞的吞噬能力与它的转移能力呈正相关。Lugini等［20］发现，具有高度转移能力的人类黑色素瘤具有很强的吞噬能力，这种吞噬能力甚至与巨噬细胞相当，更为重要的是，在黑色素瘤细胞和一些人类腺癌的吞噬小泡表面，Ezrin呈现密集表达状态；特异性抑制Ezrin表达后，瘤细胞吞噬能力消失。这些研究结果提示，Ezrin的表达与恶性肿瘤的吞噬能力相关。但以往的实验研究显示，Ezrin的表达水平并非完全与恶性肿瘤的转移、预后平行［21］。这可能是由于某些涉及到Ezrin的磷酸化激活机制的失调，最终导致了Ezrin蛋白功能的增强，从而使肿瘤吞噬及转移能力增强。Rho因子GTP磷酸酶（RhoGTPase）在肿瘤转移过程中处于过表达状态，而RhoGTPase是激活Ezrin的重要因子。因此，在肿瘤转移过程中，Ezrin不一定表达增加，但其功能会增强，这也就解释了在一些研究中Ezrin的水平与肿瘤的转移、预后并不平行的现象［21］。

4.6 Ezrin上游调控的初步研究 尽管Khanna等［12］和Yu等［7］的研究明确显示Ezrin的过表达对于骨肉瘤和横纹肌肉瘤转移非常关键，但是对于Ezrin表达的上游调节我们仍然知之甚少。而只有真正弄清其上游表达调控，才有可能最终控制肿瘤转移。这些调控途径上的相关分子，都可以成为抑制肿瘤转移治疗的靶点蛋白。Six1基因是Yu等［7］在研究中发现的与横纹肌肉瘤转移高度相关的另一个基因，Sixl基因参与骨骼肌的发育。Yu等［22］发现Sixl基因和Ezrin的表达与肿瘤转移能力相关类似，其表达水平与横纹肌肉瘤的转移能力高度相关：在低转移能力的细胞中，通过增强Sixl基因的表达，可以显著增强细胞的转移能力；而在用RNA干扰的方法降低Sixl基因的表达后，具有高转移能力的细胞株的转移能力则大大下降［7］。有趣的是，Sixl基因的表达恰恰与Ezrin的表达平行，提示Ezrin有可能受Six1基因的调控。

总之，不管Ezrin是否真的是包括骨肉瘤、横纹肌肉瘤在内的多种不同组织来源的肿瘤转移的核心分子，Ezrin与肿瘤转移的密切相关性已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同。对Ezrin功能的了解不是学者们的最终目的，真正弄清其上游表达调控，才有可能最终控制肿瘤的转移，这些与调控有关的分子都会成为治疗肿瘤转移的关键。探究Ezrin过表达促进肿瘤转移机制方面的实验研究正在展开。目前可以肯定的是，Ezrin在促进肿瘤转移方面，存在着复杂的多种作用机制。Ezrin除了与细胞表面受体分子、细胞黏附功能、信号传导机制及肿瘤吞噬能力等有关外，而且与肿瘤细胞逃避fas介导的细胞凋亡、通过结合P糖蛋白增强肿瘤细胞多药耐药性等均有密切关系，Ezrin极有可能是通过多种途径增强肿瘤侵袭、转移能力的。目前从临床应用角度的研究已初步揭示了Ezrin表达水平与骨肉瘤患者预后之间的关系。今后通过在不同肿瘤中深入研究Ezrin表达水平与患者预后的关系，Ezrin有可能成为多种肿瘤预后或者转移的分子标志物。同时，通过对其上游调控因子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揭开肿瘤转移之谜，找到治疗肿瘤转移的有效生物靶点，从而有效的治疗肿瘤转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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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转移篇3

实时荧光定量PCR扩增效率评价及实验细胞株的筛选

本研究前期共提取了10株肺癌细胞及其相关细胞的总RNA，各组细胞总RNA的D260/D280均为1.9～2.1，提示RNA纯度较高；1%RNA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进一步发现其RNA完整性较好，适合作为RT-PCR模板。在RNA反转录后，取倍比稀释的sox4和GAPDHcDNA进行实时荧光定量PCR扩增效率评价，结果显示sox4和内参基因GAPDH的扩增曲线相关系数（R2）均大于0.99，符合使用2－ΔΔCt方法分析sox4mRNA相对表达量的前提条件。以人肺上皮细胞LEC作为校正，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结果显示，与肺腺癌细胞A549以及GLC、人胎肺细胞KMB-17、人肺腺癌细胞H157、个旧肺鳞癌细胞YTMLC、大细胞肺癌细胞H460和高转移性大细胞肺癌细胞H460SM相比，宣威女性肺癌细胞XWLC-05中的sox4mRNA表达水平最高（图1），因此选用该细胞进行后续实验。

高干扰效果sox4-siRNA的筛选及其转染细胞后sox4表达的变化

PCR检测结果显示，与空白对照组相比，转染sox4-siRNA2的XWLC-05细胞中sox4mRNA的表达无明显变化，而转染sox4-siRNA1和sox4-siRNA3的XWLC-05细胞中sox4mRNA的表达水平明显降低，其中sox4-siRNA3的抑制率最高（图2A），因此选用sox4-siRNA3进行后续实验。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sox4-siRNA3转染XWLC-05细胞后24、48和72h时，sox4mRNA表达的变化。结果显示，24h时，实验组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8h和72h时，实验组细胞中sox4mRNA的表达水平与阴性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相比均明显降低（48h时的P值分别为0.000和0.001，72h时的P值分别为0.000和0.001），其中以转染后48h时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图2B）。空白对照组与阴性对照组转染后48h和72h时的sox4mRNA表达水平无明显差异（P值分别为0.815和0.506）。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结果亦显示，sox4-siRNA3转染后24、48和72h时，实验组细胞中sox4蛋白的相对表达水平分别为0.203±0.034、0.046±0.026和0.092±0.018。其中，24h时各组之间的sox4蛋白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8h和72h时，实验组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相比，sox4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下降（48h时的P值分别为0.000和0.003，72h时的P值分别为0.044和0.031），其中以转染后48h时的下降幅度最为明显（图2C）。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各时段sox4蛋白的表达无明显差异（P值分别为0.111、0.077和0.101）。

抑制sox4表达对XWLC-05细胞增殖的影响

倒置显微镜下观察实验组、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细胞均生长良好，呈均一透明的贴壁状态，增殖速度、生长密度和大体形态无明显差异（图3A）。MTS法检测结果（图3B）显示，转染sox4-siRNA3的实验组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相比，细胞增殖无明显差异（P值分别为0.059和0.113），空白对照组与阴性对照组之间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650）。

抑制sox4表达对XWLC-05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

划痕实验结果（图3C～D）显示，划痕后培养48h时，各组细胞均向划痕区迁移，转染sox4-siRNA组细胞的迁移距离明显短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P值分别为0.000和0.023），空白对照组与阴性对照组之间的迁移距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90）。Transwell侵袭实验结果（图3E～F）显示，转染sox4-siRNA后48h时，实验组穿膜细胞数为（142.0±4.2）个，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为0.000）；而空白对照组与阴性对照组穿膜细胞数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别为（591.0±3.5）个和（559.0±4.9）个，P＝0.372）。实验组穿膜细胞经染色后，洗脱液的D值与阴性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000和0.001），而阴性对照组与空白对照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66）。上述结果表明，抑制sox4表达可显著降低XWLC-05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抑制sox4表达对XWLC-05细胞周期及凋亡的影响

FCM检测结果显示，转染sox4-siRNA348h后，实验组可见典型的DNA水平小于二倍体的亚G1凋亡峰，凋亡率为（29.12±5.37）%，较空白对照组细胞凋亡率[（0.46±1.33）%]和阴性对照组细胞凋亡率[（0.41±2.30）%]显著升高（P值均为0.000，图4），而实验组PI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168和0.225，表3），空白对照组与阴性对照组之间的凋亡率和PI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733和0.992）。

云南省宣威地区女性高发肺癌，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院收治的宣威女性肺癌患者除表现为对常规放化疗不敏感的共性外，还显示出发病年龄年轻化、转移早、对现有靶向治疗不敏感和预后差的特点。作为转录因子，sox4除在人类胚胎的发育和分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外[11]，在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在细胞严谨有序的分化和发育过程中，sox4基因的突变、缺失或过表达均可能导致细胞分化障碍以及增殖和凋亡失控，从而参与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既往研究揭示，sox4在不同类型肿瘤中具有致癌基因的作用[12-15]，也可作为一种抑制因素影响肿瘤的生长[16,17]。这些作用机制涉及sox4对细胞信号通路的调节、对细胞凋亡的调控、对微小RNA（microRNA）的表达调控以及对细胞增殖和分化的调控等。在肺癌领域，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sox4表达差异及突变方面[10]，最近也有学者通过高通量芯片技术致力于探讨受sox4调节的下游靶基因，并证实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中均有sox4的过表达，受其影响的下游基因多达123个，且在不同类型的肺癌中存在差异[18]。

然而，目前尚不明确sox4在肺癌生长和转移中的确切机制。本研究通过对10株不同类型肺癌细胞和正常细胞株进行比较，发现sox4mRNA在正常人支气管上皮细胞BEAS-2B和人肺上皮细胞LEC中呈现低表达，而在胚胎细胞KMB-17中呈现高表达，符合其作为胚胎发育调节基因的本质。此外，与正常肺及支气管细胞相比，sox4在各类型肺癌细胞中均表现为过表达，推测其与恶性肿瘤细胞去分化的特点有关。本实验结果显示，宣威女性肺癌细胞XWLC-05中的sox4mRNA表达水平相对较高，因此采用RNA干扰技术抑制该基因在XWLC-05细胞中的表达，试图探讨sox4在宣威肺癌侵袭和转移中的作用。XWLC-05细胞系由昆明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于2007年建立，是目前唯一以宣威女性肺癌为来源建立的细胞株，材料取自宣威当地一名68岁的女性肺腺癌患者（右肺中分化腺癌）。实验证明，该细胞株维持了原肿瘤的表型特征，能够形成与宣威女性肺癌具有相同形态学特征的裸鼠移植瘤[19]。因此，选择该细胞作为体外研究的对象，能够最大程度地反映宣威女性肺癌的生物学特征。

为了避免只选择一个序列可能出现RNA干扰无效或低效的情况，本研究选择了sox4基因编码序列中3个可能的干扰位点，并筛选出干扰效应最强的sox4-siRNA3进行实验，同时通过设置阴性对照以排除可能出现的假阳性结果。实验结果显示，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相比，sox4-siRNA能够在mRNA和蛋白水平显著降低肿瘤细胞中sox4的表达，且抑制效应在转染后48h时最强，这与siRNA的瞬时干扰作用相符，因此后续实验均选用转染后48h时的细胞作为研究对象。

MTS法检测细胞增殖活性的原理与传统的MTT法相同，但因为前者不需要对细胞进行冲洗以及额外添加DMSO，也不需要收获细胞，可直接进行比色，因此兼具了MTT法快速、安全和灵活的特点，同时操作更加简便，敏感度更高，实验结果也更加准确而可靠[20]。本研究利用MTS法检测XWLC-05细胞转染sox4-siRNA后的增殖活性，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转染前后显微镜下的细胞形态学也与空白对照组无明显差异。FCM结果也显示，实验组和对照组细胞的增殖率无显著差异，提示sox4可能并不参与调控XWLC-05细胞的增殖。不过，转染48h后的FCM检测结果却提示，实验组细胞出现了明显的亚二倍体峰，其凋亡率较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明显升高，提示sox4可能在XWLC-05细胞的凋亡中起一定的作用，这与Liu等[12]在前列腺癌中的研究结果一致。

肿瘤转移篇4

相互作用的结果，最早是liotta提出的粘附、降解、移动学说，每个步骤也是有多

个因素的共同参与，因而其具有复杂性。它是目前肿瘤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当前

确定肿瘤转移主要是依据常规病理切片的结果，但有些患者虽进行了根治手术，且

常规病理切片淋巴结无转移，但随后仍出现肿瘤转移。所以单纯根据常规病理切片

来进行预后的判断往往欠科学，因此急需发展新的手段来检测肿瘤的转移。近年来

随着免疫学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为更敏感地检测到淋巴道、血道中转移的肿瘤细

胞提供可能，本文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常规病理学方法

    淋巴结转移的检测通常是he染色，但敏感性较低，一般为104～105个正常细胞

中能检出一个肿瘤细胞，连续切片检测能增加结果的稳定性，最早对淋巴结的微小

转移灶的检测方法是连续切片法，有作者对400例乳腺癌常规切片阴性的淋巴结进

行连续切片检测，检出率为13%。wilkinson和fisher的研究表明连续切片检测可使

检出率提高14%～24%。但由于该法工作量大且有较高的假阴性，所以难以推广应用

。

2 免疫组织化学方法

2.1 粘附分子

    肿瘤要产生转移必须先从原发灶脱落，然后游走至血管、淋巴管，与之产生粘

附并进入管腔才能产生转移，而粘附分子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粘附分子有许多种

类，与肿瘤的转移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皮粘附素(ecadherin)和cd44这两个

因子上。

2.1.1 上皮粘附素

    ecadherin是一种钙依赖性的具有使细胞之间产生粘附功能的糖蛋白，是产

生细胞连接的分子基础。有研究表明许多肿瘤如乳腺癌、结肠癌、胃癌、膀胱癌均

可出现ecadherin的减少，ecadherin的减少使肿瘤细胞之间的粘附力降低，肿

瘤细胞容易脱落而出现转移。因此ecadherin被看作抑制肿瘤转移的因素［1］。

hunt［2］的研究表明，对于较小的乳腺肿瘤，ecadherin的表达与淋巴转移具有

相关性，认为ecadherin的减低是肿瘤转移过程中的早期事件。

2.1.2 cd44

    另一个粘附分子cd44主要参与细胞与基质间的粘附，且参与细胞的伪足形成，

与细胞的迁移有关［3］。许多研究表明，cd44基因的表达与肿瘤的转移具有显著

相关性，尤其cd44v与细胞骨架的相互作用在肿瘤的发展与转移中起着重要作用［

4］。且cd44v6阳性患者的预后显著较差，经多因素分析认为cd44v6是独立于肿瘤

分期、淋巴结状态的预后指标［5］。

2.1.3 其他粘附分子

    其他的粘附分子有整合素族与选择素族。整合素族为细胞表面的糖蛋白受体，

是由α、β亚单位通过非共价键连接的异二聚体，可以与纤粘蛋白、层粘蛋白、胶

粘蛋白等结合，参与细胞与基质的粘附。有研究表明，恶性肿瘤细胞间粘附力降低

、侵袭力增加与整合素受体表达下降有关，gui的研究对正常、良性、恶性乳腺组

织的整合素受体表达水平进行了比较，发现恶性肿瘤的整合素受体表达明显下降，

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β1、α1、αv亚属可作为乳腺癌腋淋巴结转移的重要

指标。选择素族有p、e、l三种亚型，有研究表明e选择素在乳腺癌的转移中起着

重要作用［6］。

2.2 自分泌运动因子及受体

    自分泌运动因子(amf)是一种分子量为55kd66kd的热溶蛋白质，它是一个家

族，通过与受体(amfr)作用而刺激细胞运动，amfr是一个分子量为78kd的糖蛋白，

研究证实amf受体gp78的表达直接与肿瘤的转移能力有关，人癌标本中的gp78表达

与临床病理特征和病人预后有关。maruyama［7］的研究表明101例食道癌中有55例

gp78表达阳性，它的表达与肿瘤生长方式、肿瘤大小有关，且淋巴结有转移者gp7

8表达率较高，说明与amfr相关的肿瘤细胞运动促进了肿瘤的生长与转移。有淋巴

转移的大肠癌其gp78表达率明显增高，gp78阳性患者的5年生存率明显低于阴性者

［8］。

3 多聚酶联反应(pcr)方法

    近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多采用rtpcr法扩增外周血、

骨髓或淋巴结在正常情况下不表达的组织或肿瘤特异性mrna，其敏感性为1×106。

因为mrna在细胞外很不稳定，所以一旦在组织或体液中检测到特异性mrna就意味着

有肿瘤细胞转移，且有些肿瘤尽管有rna表达但无蛋白表达，因此rtpcr法比蛋白

测定具有更高敏感性。

3.1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mrna

    有研究者对前列腺癌的微转移进行了研究，检测了前列腺癌患者外周血、骨髓

或淋巴结中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表达，结果表明：在确定有转移的患者外周血

中psa的检出率为40%，显著高于无转移的10%。且具有良好的特异性［9，10］。

3.2 细胞角蛋白mrna

    细胞角蛋白(ck)是一个多基因家族，主要在上皮细胞表达，cks有20多个不同

亚类构成，主要有ck8、ck19、ck20等，由于ck8、ck19能在正常人外周血中表达，

而ck20不在外周血中表达，所以ck20可作为有些肿瘤如乳腺癌、膀胱癌和大肠癌的

血道转移指标［11］。soeth用巢式rtpcr监测了57例大肠癌患者的骨髓ck20mrn

a表达，阳性率为65%［12］。ck19作为乳腺癌淋巴结的转移指标也取得了较好的结

果，10个常规切片阳性的淋巴结ck19mrna也为阳性，而53个阴性淋巴结中有5个ck

19mrna为阳性，表示有微小转移［13］。ck是目前检测肿瘤微转移使用较多的一个

指标。特别是检测食道癌与头颈鳞癌的淋巴转移方面，得到大家的认可。

3.3 酪氨酸酶mrna

    酪氨酸酶是黑色素细胞合成黑色素的关键酶，在正常情况下黑色素细胞不会出

现在外周血，所以一旦在外周血检出酪氨酸酶可提示有血道转移。wang［14］对2

9例黑色素瘤患者的区域淋巴结，其中一半作he染色，不确定时作hmb45或s10

0免疫组化染色，另一半作酪氨酸酶mrna的rtpcr检测。29例临床ⅰ、ⅱ期黑色素

瘤常规病理检查有11例淋巴结阳性，而检出酪氨酸酶的有19例，18例阴性的淋巴结

rtpcr阳性有8例，平均随访1年后，这8例患者全部复发。因此酪氨酸酶mrna的r

tpcr对于判断术后是否需要全身化疗以及化疗效果具有指导意义。有研究者报道

，应用rtpcr法能敏感地检出黑色素瘤免疫治疗后患者血与骨髓中的残留细胞，

对预示复发及探讨复发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3.4 肿瘤排斥抗原mrna

    肿瘤排斥抗原mage也被列为肿瘤转移指标，有研究表明，94%的食道癌，81%的

大肠癌，80%的乳腺癌，83%的胃癌在12种mage基因亚型中至少有一种阳性。在14例

常规病理检查为阴性的淋巴结中，有7例mage阳性，其中有5例出现血管侵袭。该方

法的特异性高，假阳性率很低，但由于有12种基因亚型给实验操作带来困难。

3.5 癌胚抗原mrna

    癌胚抗原cea曾被广泛用于恶性肿瘤的诊断，近来有研究表明检测外周血中ce

amrna的表达可以作为是否存在血道转移的指标，31例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中有26

例外周血ceamrna的表达阳性［15］。从102例消化道肿瘤、乳腺癌的606个淋巴结

中进行cea检测发现，常规组织切片淋巴结阳性率为16%，而cea诊断阳性率为56%。

从预后结果来看，cea与组织学诊断的阳性率在根治切除患者中分别为64%与4%，在

相对治愈切除患者中分别为85%与37%，在姑息切除患者中分别为100%与86%，在复

发患者中分别为100%与85%。由此可见ceamrna可作为一个重要的检测指标。mori［

16］对13例大肠癌患者的117个淋巴结进行了ceamrna检测，发现88个常规检测阴性

的患者淋巴结有47个淋巴结ceamrna阳性。该作者还对65例消化道肿瘤及乳腺癌患

者的406个淋巴结进行ceamrna的rtpcr检测并进行了随访，微转移率为40.1%，有

淋巴转移的15例患者6例复发，29例有微转移的患者4例复发。21例无微转移患者无

复发，这进一步说明了ceamrna的重要性［17］。

3.6 蛋白溶解酶类mrna

    癌细胞合成和释放溶解酶是促进癌细胞从瘤体分离继而引起转移的一个重要因

素。肿瘤部位细胞外液中许多酶活性增高，如肽酶和组织蛋白酶，这些酶多来自于

癌细胞的溶酶体，也可来自肿瘤坏死区的巨噬细胞，这些酶在癌细胞分解细胞外基

质与松解细胞粘附中起重要作用。

3.6.1 内糖苷酶mrna

    内糖苷酶能特异地降解基底膜成分硫酸乙酰肝素，该酶的活性与一些肿瘤细胞

的转移能力有关［18］。

3.6.2 ⅳ型胶原酶mrna

    ⅳ型胶原是基底膜的主要成分，它能被ⅳ型胶原酶特异性水解，它至少有三种

不同形式，它不仅能降解ⅳ型胶原，还能降解ⅴ、ⅶ、ⅸ、ⅹ型胶原，纤粘蛋白，

弹性蛋白及白明胶。有研究发现，该酶的水平在许多高转移性肿瘤细胞中增加，因

此该酶在肿瘤的侵袭与转移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小鼠杂交瘤细胞和癌基因转染的细

胞中，ⅳ型胶原酶的表达与转移能力相关。pyke等利用原位杂交发现在大部分浸润

型基底细胞癌和鳞癌中可见ⅳ型胶原酶的mrna表达［19］。有研究者对高转移与非

转移口腔癌细胞株的金属蛋白酶2(mmp2)表达进行研究，发现高转移口腔癌细胞株

主要表达mmp2，且mmp2的活性与淋巴转移和对局部下颌骨侵袭显著相关［20］。

3.6.3 血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酶mrna

    血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酶(pa)是一种特异性的丝氨酸蛋白酶，它催化非活性血

纤维蛋白酶转化为活性血纤维蛋白酶。血纤维蛋白酶是一种广谱蛋白酶。它催化血

纤维蛋白、粘连蛋白及层粘连蛋白。还能活化潜在的蛋白酶。它以组织型(tpa)

与尿激酶(upa)型两种形式存在，它们的功能是不同的，参与癌侵袭与转移的是

upa。

3.6.4 组织蛋白酶b、dmrna

    组织蛋白酶b、d是溶酶体蛋白酶，参与对细胞外基质的溶解，有一些实验结果

表明，它们也与肿瘤转移有关［21］。

3.7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及受体mrna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c)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家族中的一员，是近年来才

被发现的一种生长因子。jeltsch［22］发现转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基因鼠皮下出现

大量扩张淋巴管，这才确立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在淋巴管生成中的重要地位。它

可由肿瘤细胞或基质细胞产生，作用于淋巴管内皮细胞上的酪氨酸激酶受体(flt

4)而后出现淋巴内皮细胞增殖。这样，对肿瘤淋巴转移的分子机制有了新的、更进

一步的认识。有研究者运用原位杂交技术对前列腺癌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vegf

c)及受体的表达进行了研究，发现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及受体mrna表达在淋巴结转

移阳性组明显高于阴性组［23］。kurebayashi［24］对乳腺癌的vegfa、b、c、

d的mrna进行pcr检测，发现淋巴结转移阳性组只表达vegfc，这进一步说明了ve

gfc在淋巴转移中的重要作用。但也有作者发现在恶性间皮瘤中vegfc的表达与

淋巴转移无关［25］。在这一方面还存在较大的争论。我们认为从理论上说既然肿

瘤淋巴转移是肿瘤细胞脱离原发部位，通过肿瘤周围淋巴管游走至淋巴结，且有充

分证据证明vegfc是与淋巴管增生有关，那么vegfc很可能参与肿瘤转移的过程

，这当然需要研究的更进一步证实。

4 基因水平分析方法

    肿瘤基础研究表明，肿瘤细胞转移须通过多个步骤才能完成，且每个步骤多由

多个基因共同控制，只有在转移相关基因与转移抑制基因平衡失调才最终决定是否

导致转移。近年来有关该领域的研究一直是肿瘤基础研究的热点。由于肿瘤的发生

发展与癌基因的激活有关，所以部分癌基因的表达可能与肿瘤的转移有关。1984年

vousden等发现小鼠淋巴瘤有了活化的ckras基因表达时，同时也就获得了转移

性。1987年collard以人的chras癌基因转染非侵袭性、无转移能力的小鼠bw5

147t淋巴瘤细胞，发现转染后的细胞侵袭力增高，将这种细胞经尾静脉注射，可发

生肝、肾等器官的转移，且这种转移与细胞的ras基因的表达水平有关。有研究者

用fos基因转染大鼠3y1细胞，可使其获得较高的肺转移能力。

    随着近年来对癌基因的临床意义的阐明，一些癌基因不仅可作为肿瘤的常规诊

断指标，而且可被列为转移的指标。原癌基因ret可作为转移性髓样甲状腺癌的诊

断指标［26］；zhang［27］的研究表明p53基因突变可作为结直肠癌淋巴结转移的

前兆，而在头颈部鳞癌中p53基因的过表达也有明确的诊断意义：p16往往表达在转

移的淋巴结中［28］；cerbb2已被列为膀胱癌、乳腺癌、卵巢癌的恶性指标；

最近有研究发现口腔与肺鳞癌中有cerbb2的过表达［29］。有研究者［30］从

鼠高转移乳腺癌细胞中筛选出转移相关基因mtal，它在高转移乳腺癌细胞株中的表

达比低转移株高4位，且与转移潜能有关。还有研究者［31］发现cmyc与bcl2

基因在乳腺癌中的共同表达与淋巴转移有关。

5 展 望

    肿瘤转移一直是肿瘤基础研究的热点，随着近年来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在该领

域研究取得了突破，但怎么找到更敏感，更具特异性的指标始终是肿瘤研究工作者

的奋斗目标。敏感性提高的同时怎样降低假阳性率，确定肿瘤微转移与个体的预后

之间的关系，以及阐明肿瘤转移相关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还需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总之，随着肿瘤转移相关机理因素的进一步阐明，必将对肿瘤转移的早期诊断、

治疗方案的选择及预后的判断带来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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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转移篇5

关键词：伽玛刀；消化道肿瘤；脑转移

脑转移瘤是指原发于人体其他部位的肿瘤细胞转移至颅内所形成的肿瘤，与颅内原发肿瘤的比例约为10:1。脑转移瘤在临床上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肿瘤类型，在恶性肿瘤的发展过程中具有较高的发病率，约为25%～50%[1]。脑转移患者中最常见的原发肿瘤为肺癌、黑色素瘤、乳腺癌等，消化道肿瘤患者中发生脑转移的相对少见。目前对于脑转移瘤的治疗手段多种多样，包括手术治疗、化学治疗、放射治疗、靶向治疗等，但近年来随着放疗技术的不断发展，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被广泛地运用在临床，尤其是脑转移瘤患者的治疗中，并且疗效较好。现对本院2012年5月至2015年7月收治的消化道肿瘤脑转移患者进行研究分析，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对本院2012年5月至2015年7月收治的96例消化道肿瘤脑转移患者行局部伽玛刀治疗，男性51例，女性45例，年龄21～72岁，平均52岁。其中食管癌脑转移22例，胃癌脑转移25例，肝癌脑转移21例，结肠癌脑转移16例，直肠癌脑转移12例。纳入标准：影像学检查有可以测量的病灶；单个肿瘤最大直径不超过3cm；明确的病理诊断；卡氏（Karnofsky，KPS）功能状态评分≥60分，预期生存期≥3个月；无放疗禁忌证。1.2治疗方法在局部麻醉下安装立体定向框架，然后采用3.0T核磁共振进行薄层扫描（GE公司，层厚2～3mm）；扫描图像传入立体定向伽玛射线治疗计划系统制定治疗计划（深圳MASEP公司的SRRS型），根据不同患者的病理类型、肿瘤体积、肿瘤数量、位置等综合考虑给予肿瘤周边剂量12.5～22.0Gy（平均剂量为16.8Gy），肿瘤边缘曲线采取40%～70%（平均曲线为53%），计划完成后传入头部伽玛刀（MASEP）执行治疗计划，计划执行结束撤掉立体定向框架，患者返回病房。所有患者治疗前后均给予甘露醇及糖皮质激素脱水降颅压等对症支持治疗。1.3疗效和不良反应的评价标准近期临床疗效评价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以CT、MRI为评定标准（可测量病灶最大径变化总和）。①完全缓解（completeresponse，CR）：可见病变完全消失，超过1个月；②部分缓解（partialresponse，PR）：肿瘤最大直径及最大垂直直径的乘积缩小达50%，其他病变无增大，超过1个月；③疾病稳定（stabledisease，SD）：肿瘤两径乘积缩小不超过50%，增大不超过25%，持续超过1个月；④疾病进展（progressivedisease，PD）：一个或多个病变两径乘积增大25%以上或出现新病灶。有效率=(CR+PR)/总病例数×100%；肿瘤局部控制率=(CR+PR+SD)/总病例数×100%。不良反应按照美国肿瘤放射治疗组（RTOG）关于急慢性放射损伤分级标准评价，分为Ⅰ～Ⅳ级。1.4随访患者伽玛刀治疗结束后1、3个月各随访1次，之后每间隔3个月复查1次，直至1年。如病情变化随时就诊。复查采取增强MRI方式。

2结果

2.1疗效观察96例患者在治疗结束后3个月评价近期疗效，其中CR22例（22.9%）、PR61例（63.5%）、SD9例（9.4%）、PD4例（4.2%）；有效率为86.5%（83/96），肿瘤局部控制率为95.8%（92/96）；6个月、1年的局部控制率分别为89.6%和53.8%。2.2不良反应所有患者均未发现相关性致死病例。急性放射性相关不良反应主要是由于脑水肿加重引起的头疼、头晕、恶心、呕吐和肢体障碍等，其中Ⅰ级不良反应18例（18.8%），Ⅱ级不良反应9例（9.4%），给予甘露醇及糖皮质激素等脱水降颅压药物治疗后，患者均症状缓解，无Ⅲ级以上严重急性不良反应发生；无瘤卒中或脑梗死等伽玛刀治疗引起的严重并发症。有6例（6.3%）患者发生Ⅰ级或Ⅱ级晚期放射性不良反应，未观察到Ⅲ级和Ⅳ级晚期放射性相关不良反应。

3讨论

脑转移瘤是指原发于人体其他部位的肿瘤细胞转移至颅内所形成的肿瘤，其最常见的原发肿瘤为：肺癌、黑色素瘤、乳腺癌等，消化道肿瘤患者中发生脑转移的相对少见。对于脑转移瘤的治疗目的主要是减轻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和延长患者生存时间。目前对于脑转移瘤的治疗手段多以手术、放疗、化疗等联合的综合治疗为主。然而由于转移瘤的部位、系统疾病和其他因素等，50%的脑转移瘤患者无法接受外科手术治疗，所以这些多发脑转移瘤患者只能接受立体定向放疗或全脑放疗。但近年有文献报道，脑转移瘤患者的预后生存时间和是否接受全脑放疗的关系不大，因此，为减少患者并发症，不主张首选全脑放疗。全脑放疗后患者会出现纳差、乏力、恶心、呕吐、认知及记忆功能降低，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2]。伽玛刀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具有创伤小、疗程短、不良反应少、疗效肯定等特点[3-5]，目前得到了广泛应用。伽玛刀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的特点是能够一次治疗多个病灶，肿瘤靶区能够得到高剂量的适形照射，而周围的重要结构损伤却较小，且对复发的病例重复治疗依然有效。所以伽玛刀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脑转移瘤患者不仅能够使患者在生存期间可以保持较高的KPS评分，而且对肿瘤病灶的局部控制率保持在85%～100%，同时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很低（＜5%）[6]。伽玛刀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在治疗多发脑转移瘤（MBM）时具有微侵袭性，一次多个靶点和可以反复多次治疗等特点，故已成为治疗多发脑转移瘤的首选[7]。Kim等[8]报道伽玛刀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后中位生存时间能够达到18个月。在脑转移瘤的局部控制率方面，伽玛刀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疗效显著。综合世界各地研究中心报告，经伽玛刀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后肿瘤的局部控制率约为81%～93%，但在选择治疗剂量时应综合考虑肿瘤的大小、数量、部位、放射敏感性和病灶周边正常结构对射线的耐受量等因素，尤其对脑干、视交叉、视神经等重要功能区附近的肿瘤应当适当降低周边剂量，避免引起邻近重要组织的放射损伤。本组患者全部根据肿瘤的大小、位置及肿瘤周边正常组织的耐受情况，肿瘤周边剂量给予12.5～22.0Gy（平均剂量为16.8Gy），肿瘤边缘曲线采取40%～70%（平均曲线为53%），结果显示：3个月的有效率为86.5%（83/96），肿瘤局部控制率为95.8%（92/96）；6个月、1年的局部控制率分别为89.6%和53.8%。综上所述，伽玛刀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消化道肿瘤脑转移瘤具有创伤小、疗程短、疗效好、不良反应少等特点，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时间，能够作为脑转移瘤，尤其是多发脑转移瘤患者的首选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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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转移篇6

【关键词】 CD62P；配体；瘤栓；肿瘤转移

恶性肿瘤是目前危害人类健康最严重的一类疾病。肿瘤转移是恶性肿瘤治疗失败和导致肿瘤患者死亡最主要的原因，肿瘤转移是一个多步骤、多环节、多因素参与的连续复杂过程，其转移机理至今尚不十分清楚。近年来许多学者研究发现细胞黏附分子在肿瘤转移中起重要作用，CD62P能介导肿瘤细胞与血小板及血管内皮细胞间的黏附，促进肿瘤细胞的转移和扩散 ［1］。本文就CD62P及其配体与肿瘤转移关系的研究作一简要综述。

1 CD62P的结构及分子生物学特点

CD62P又称P-选择素、GMP-140或血小板激活依赖性颗粒外膜蛋白（PADGEM），1989年McEver等首先在激活的血小板膜上发现，其存在于血管内皮细胞的棒状（Weibel-palade）小体内和血小板的α颗粒内，由789个氨基酸残基构成，分子量为140 KD。CD62P是糖基化单链跨膜蛋白，糖链以N键与蛋白相接，其结构分为5个区域：从氨基末端开始依次为钙离子依赖的凝集素样区（lectin-like domain）、表皮生长因子样区（epidermal growth factor-like domain，EGF样区）、9个补体调节蛋白短一致重复单位（complement regulatory protein：short consensus repeat units，SCR区）、1个疏水跨膜区和1个胞浆短尾区 ［2-4］。CD62P的DNA基因在人或鼠的第1对染色体的长臂上，其凝集素样区可能是它与配体结合及参与细胞间黏附的部位，推测此功能区在细胞黏附中起关键作用。目前已发现CD62P有两种变异型，一种为缺乏跨膜区域的外显子所致的可溶性CD62P，另一种为缺乏编码第7补体蛋白序列的外显子所致的膜性CD62P ［5］。CD62P主要在肝、肺、结肠、胃以及肾上腺的中等以上血管内皮细胞及激活的血小板上表达，毛细血管一般不表达，胰内少见阳性表达，血管、肾和心未见表达。它在肺、结肠、胃、肾上腺等组织中含量低，提示正常情况下血管内皮细胞未受刺激和激活，CD62P为低水平表达；相反，在炎症等病理状况下，受炎症因子等刺激CD62P高表达并参与多种病理变化。研究表明肿瘤患者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CD62P呈高表达 ［6］。

2 CD62P的配体

CD62P介导内皮细胞、血小板与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及肿瘤细胞的黏附，主要通过其氨基末端凝集素样区域在Ca2+存在的条件下识别并结合其相应的配体 ［7］。目前已知CD62P可以识别多种配体，迄今发现的这些配体都是具有唾液酸化的氨基多糖结构（sLex，sLea）或类似结构。其对应的重要配体有两个：一是CD62P糖蛋白配体（PSGL-1），另一个是CD24。

PSGL-1是Ⅰ型膜蛋白，由两条相同的通过2个二硫键连接的亚单位组成，共约412个氨基酸残基，每个亚单位分子量约120 KD。细胞外部分包含3个潜在的N-糖苷键糖基化位点，53个可能的O-糖苷键基化位点和3个硫酸酪氨酸位点。PSGL-1要求3个酪氨酸至少有一个硫酸化及一条O-糖苷键糖链位于57位苏氨酸上，而这两种修饰都位于氨基末端一个阴极多肽区。其N末端的硫酸酪氨酸残基似乎是其功能关键区 ［8］。PSGL-1一般在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和其他造血细胞表达。体内、体外实验都证明PSGL-1是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与CD62P结合所必需的。

CD24是CD62P的另一配体，又被称作热稳定抗原（heat-stable antigen，HAS），是存在于细胞表面的高度糖基化的小分子糖磷脂蛋白，常表达在大量实体瘤如上皮卵巢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结肠癌和肺癌等癌细胞的表面，CD24的阳性表达程度是各种上皮癌治疗预后重要的分子标记 ［9］。

3 CD62P与肿瘤转移

肿瘤细胞与内皮细胞、血小板、中性粒细胞等黏附是恶性肿瘤经血道转移，在靶器官停留，侵入血管外形成转移灶不可缺少的环节。肿瘤细胞通过激活凝血系统，活化凝血酶，激活血小板，刺激表达CD62P，使肿瘤细胞在血循环中与中性粒细胞、血小板等结合形成瘤栓，有利于癌细胞在血循环中逃避免疫系统的攻击，更易与靶器官微血管黏附 ［10］。Nair K S等 ［11］研究发现食道癌病人血浆中的CD62P表达升高，并提出CD62P表达高低可作为病人预后好坏的参考指标的观点。Borsig L等 ［12］研究发现CD62P可以促进血小板与癌细胞黏连成瘤栓促进转移，而缺乏CD62P或用肝素抑制CD62P则可以减少血小板与癌细胞的黏附，使转移减少。Wei M等 ［13］研究发现肝素及经过化学修正后的肝素抑制人的3种结肠癌细胞系（COLO320，LS174T and CW-2）是通过抑制CD62P的cDNA表达而干预癌细胞与血小板结合形成瘤栓，从而抑制转移。Fox S B等 ［6］发现CD62P在浸润性乳腺癌组织中表达增强。Peeters C F等 ［14］研究指出CD62P的表达高低与结肠直肠癌的恶性程度有关。人体黑色素瘤细胞的体外黏附和黏附抑制实验表明，血小板可增强肿瘤细胞与内皮细胞的黏附（2.2~2.5倍）以及与细胞外基质的黏附。活化血小板与内皮细胞的黏附由血小板CD62P、GPⅡb-Ⅲa介导，肿瘤细胞与内皮细胞-血小板的黏附主要由GPⅡb-Ⅲa介导 ［15-16］。Stone J P等 ［17］研究了肿瘤细胞与激活的血小板和内皮细胞黏附后发现小细胞肺癌细胞株、神经母细胞瘤细胞株和畸胎瘤细胞株由CD62P介导与活化的血小板结合，CD62P多抗和单抗可完全抑制血小板与肿瘤细胞的黏附；肿瘤细胞在血液循环中与血小板黏附，可使癌细胞在转移过程中免于被吞噬细胞消灭 ［18］，肿瘤细胞产生的IL-1和肿瘤坏死因子（TNF）可使内皮细胞表达CD62P从而加速肿瘤转移。

4 CD62P的配体与肿瘤转移

肿瘤细胞可表达大量的sLex、sLea，此类寡糖可介导肿瘤细胞与内皮细胞的直接接触。在肿瘤治疗和手术后，sLex、sLea在血浆中的含量有下降趋势，而一旦肿瘤复发其含量可再度升高，故常被作为多种肿瘤患者预后评估的标志 ［19］。Renkonen J等 ［20］发现正常乳腺上皮细胞不表达sLex或sLea，原发性乳腺癌中上皮细胞sLea和内皮细胞sLex有过度表达，而大多数乳腺癌转移的淋巴结中上皮性sLea和/或sLex、以及内皮性sLex的表达远高于原发灶，肿瘤组织中CD62P的表达同样明显高于正常组织。提示表达sLea和/或sLex的癌细胞在表达CD62P的血管内皮部位表位有更高的浸润、侵袭和形成新的肿瘤转移灶的可能性。Aigner S等 ［21］研究证实CD62P的配体CD24能介导血小板与乳腺癌细胞的结合，促进肿瘤转移，并提出肿瘤细胞与CD62P经过CD24介导相互黏附是肿瘤转移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黏附通路。Baumann P等［22］研究发现在实验动物体内CD24的异常表达可以促进肿瘤转移，CD24表达增高了肿瘤细胞的增殖并间接刺激了细胞与纤维蛋白原、I型胶原和IV胶原的黏附，这些与肿瘤生长和转移有直接的相关性。Schabath H等 ［23］研究表明CD24的高表达与乳腺癌生长和转移有相关性。Su M C等 ［24］用免疫组化法检测了70例肝内胆管癌患者体内CD24的含量，发现有36例（约占51%）病人CD24高表达，并发现CD24表达阳性的患者存活时间缩短。CD24常被用来判定病人的预后和作为恶性肿瘤病人的诊断标记，并且可以辅助临床医生为不同病人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 ［25］。

5 结 语

综上所述，CD62P通过介导肿瘤细胞与血小板、内皮细胞的黏附而促进肿瘤转移，该作用过程的研究日益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检测血中及病变组织中的CD62P含量对预测肿瘤转移和判断预后有重要意义。CD62P与肿瘤生长、浸润、转移关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对其进一步的研究为应用生物治疗方法通过选择性阻断CD62P与肿瘤细胞相互作用以治疗肿瘤、改善预后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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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转移篇7

[中图分类号]R735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3-7210（2008）02（c）-129-01

脾转移癌并非特别少见，可临床报道却甚少。现将2例脾转移癌误诊为原发性脾肿瘤病例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

病例1，患者，男，58岁。在体检中B超发现脾脏有占位性病变，而自觉无不适感，于2005年7月住院。查体：一般状态佳，全身浅表淋巴结不大，心、肺正常，腹平软，无包块，肝、脾不大。B超所见：脾下极有一4 cm×3 cm高回声结节，边界清晰，脾不大。CT所见：脾下极有一4 cm×3.5 cm百米低密度影。胸透心肺未见异常。化验：红细胞5.0×1012/L，白细胞8.0×109/L，血小板200×109/L，出凝血时间各1 min。诊断：脾肿瘤。入院10 d手术，术中见：脾下极有一4 cm×3 cm隆起的灰色结节，硬韧，脾的淋巴结不大，脾脏大小正常。术中同时发现降结肠中部有约2 cm×2 cm一灰白肿块侵及前壁全层，尚未引起肠腔狭窄，肠系膜淋巴结无肿大。脾和降结肠均予切除。术后病理报告：结肠低分化腺癌并发脾转移。术后1年出现脑等处转移死亡。

病例2，患者，女，46岁。因左小腹包块伴持续性钝痛2个月于2005年11月11日入院。查体：一般状况欠佳，消瘦，全身浅表淋巴结不大，心肺正常，腹平软，脾肿大左肋弓下3 cm，质硬。B超：脾肿大，脾门外下方有3.5 cm×4.0 cm不规则的强回声区，提示脾占位性病变。CT报告：脾肿大，脾门以下脾实质内有一4.0 cm×4.0 cm不均匀的低密度影，边界模糊。胸片：双肺纹理增强。余未见异常。化验：红细胞3.5×1012/L，白细胞5.4×109/L，血小板180×109/L，出凝血时间各1 min。诊断：脾肿瘤性质待查。入院5 d手术。术中见：脾肿大超过正常1倍，脾切迹上到脾门有一4.5 cm×4.0 cm灰白色结节，表面凹凸不平，质硬韧。脾门淋巴结不大，脾与周围无粘连，腹腔其他脏器无病变，将脾切除。术后病理报告：脾转移癌（考虑来源肺）。术后几次拍片仅见中肺的影变宽，CT检查亦未见明显异常。2个月后见咳痰带血，做气管镜检查，于右肺中叶支气管发现病变，取病理组织检查，诊断：肺小细胞腺癌（未分化型）。住院5个月死亡。

2讨论

有文献报道脾转移癌发生率为9%～16%，占脾恶性肿瘤的2%～4%。大都是经血道转移，仅少数淋巴道转移。较常见的原发癌有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大肠癌、卵巢癌等。黑色素瘤及绒癌亦可转移到脾。

用转移癌可以为单结节，亦可为多结节或多数微小结节，少数有弥漫浸润者。一般不引起脾肿大，个别弥漫浸润病例，脾重达3 000 g。

肿瘤转移篇8

关键词：恶性肿瘤；骨转移；护理

恶性肿瘤骨转移的发病率较高，60%～80%恶性肿瘤患者伴有骨转移，约70%乳腺癌患者在自然病程中发生骨转移[1]。骨转移大多数以溶骨性破坏为主，可引起剧烈疼痛、高钙血症、病理性骨折、四肢功能障碍、脊髓压迫等，严重影响晚期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及预后[2]。这些并发症会导致患者出现功能障碍，生活质量降低，甚至缩短患者的生存时间。当恶性肿瘤转移到腰椎、颈椎等机体的承重部位时，患者不正确的活动过程可能会造成机体部分运动功能的丧失， 甚至可能导致患者瘫痪。通过对39例恶性肿瘤综合治疗后骨转移患者进行心理疏导、精心细致的基础护理、疼痛控制、放化疗的护理、病理性骨折的护理等并采用积极有效的治疗，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总结出骨转移患者的临床护理要点， 可以很好的为之后的护理提供可靠的依据和指导。

1 临床资料

选取2015年2月～5月在本院治疗的39例恶性肿瘤骨转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经CT、X 线检查， 确诊有骨转移灶存在。其中椎体转移8例，长骨转移5例，髋关节转移10例，全身大部分转移16例。有1例患者在进院时即发生了下肢骨折。其中男22例、女17例；年龄20～81岁，平均年龄（59.3±7.3）岁。

2 护理措施

2.1心理护理 恶性肿瘤患者在经受癌症手术、化疗、放疗等痛苦治疗之后，再发生骨转移，持续性疼痛、功能障碍，这些状态的发生会使患者产生绝望、恐惧、焦虑的心理，甚至会让患者产生轻生的念头。而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及转归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意义，做好心理护理是患者顺利完成治疗的重要环节。护理人员应保持态度和蔼，耐心得听取患者内心的真实想法，建立良好的信任感。首先要正确的评估患者的不良情绪和负面心理，在对39例恶性肿瘤骨转移患者进行心理评估总结患者主要强调其对疼痛无法忍受，产生焦虑恐惧心理；再者是对疾病的转归丧失信心，产生放弃治疗的心理；还有家庭支持系统失去平衡。针对以上，与患者一起分析积极治疗的效果以及告知放弃治疗的后果，并向患者提供了解骨转移治疗相关健康宣教单。告知患者目前的治疗手段是可缓解疼痛、延长生存期，甚至达到治愈的可能，而治疗是缓解疼痛唯一有效的方法，改变患者对癌症转移等于死亡。做心理护理时邀请患者最亲近的家属同时参与，争取家属的支持和理解。

2.2疼痛护理 疼痛是原发骨、骨髓肿瘤或骨转移性肿瘤的主要临床症状，并发病理性骨折会加重疼痛程度，疼痛本身可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增加并发症发生的机会[3]。疼痛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我中心使用数字评分量法并建立有成熟的疼痛痛评估量表，评分≤3分时，护士每日评估疼痛，并可以采取心理及相应护理，采用转移注意力和呼吸放松训练，组织患者参加感兴趣的活动，也可运用音乐聆听来分散患者对疼痛的注意力，还可以可以进行冷热敷或者进行有节律的按摩。评分≥4分时，护士每日评估疼痛2次并在疼痛评估表上记录，并及时通知医生采取药物干预，利用药物止痛的方法缓解疼痛。对于使用药物止痛的患者必须按时巡视病房，评估疗效和疼痛情况后，及时汇报医生。对于不同给药途径的止痛药物，详细告诉患者具体的用法、注意事项和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评分≥7分时，护士应每小时巡视患者并询问患者疼痛评分，并及时告知医生采取相应的措施缓解患者的疼痛直至疼痛缓解。对于长期服用口服药物止痛的缓解应告知患者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如便秘、恶心、头晕等症状，及时引起患者的重视并告知医护人员采取相应的措施。

2.3病理性骨折护理 由于恶性肿瘤骨转移患者极易发生病理性骨折，所以在护理过程中最重要的时预防病理性骨折的发生。嘱患者走路时谨慎，预防摔倒或被撞倒，避免穿拖鞋或滑底鞋，改变时动作要缓慢，强调3个30 s，即起床上床上先躺30 s，坐起后坐在床边30 s，下床后在床边站30 s之后再下地行走或活动。卧床患者翻身时嘱其利用身体其他部位的力量，护士从旁协助，禁止盲目拖拉拽，导致骨折。椎体、骨盆、长骨受到侵犯时易发生骨折，因此在治疗期间应加强保护，特别是上下治疗床时应保持正确[4]。脊柱骨折是要强调轴线翻身的重要性，即保持脊柱在同一平面水平，防止其突然扭转导致脊柱骨折。当发生病理性骨折时，要采取局部制动的方式，防止骨折部位的扩大，并减少疼痛。对于发生病理性骨折以至于无法离床活动时，要指导并鼓励患者做小范围的肢体活动，注意力度适当以免加剧患者的疼痛感；为了防止发生褥疮及其他并发症，在帮助患者保持舒适正确的的同时要定时帮患者翻身；经常性的巡视病房，询问患者有无不适。

2.4支具的使用指导 骨转移患者为了防止病变部位骨折，会预防性的使用支具以保护患者安全。常用的支具有颈托，脊柱矫形器（胸腰托）。在使用这些支具是要密切观察患者的呼吸情况，佩戴位置要准确，松紧度适宜，保持支具佩戴部位的皮肤清洁干燥，穿棉质内衣或者垫棉质衬垫。佩戴支具时饮食不宜过饱，避免导致急性胃扩张，应少量多次进食，保持大便通畅。

2.5放疗护理 在本组患者接受放疗的30例患者在放疗过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皮肤损伤。告知患者保证照射区域皮肤的清洁干燥，避免涂抹东西或者粗糙衣物的摩擦，防止皮肤感染。保持放射野标记清晰完整，避免照射野皮肤受机械物质刺激。因为放疗导致很多肿瘤细胞的破裂与死亡，所以要鼓励患者多饮水，以使这些毒素能够及时排出；在为患者营造舒适良好的就餐环境时也要注意营养的搭配，让患者少食多餐，补充因为放疗消失掉的营养[5]。患者在放疗1～2 d 后可能会出现乏力、头晕、恶心等不良反应，护士应该告知患者在放疗前禁食，防止出现条件反射，放疗后休息30 min，放疗期间注意休息，不要过度劳累。

2.6化疗护理 化疗过程中15例患者出现恶心、呕吐的消化道反应，告知患者相关知识的同时，加强止吐剂的应用，后消化道症状有所减轻。9例患者血常规监测出现白细胞降低，均在二度骨髓抑制范围之内，告知患者进食高蛋白，高维生素的易消化饮食，且少食多餐；不去人群集中的场所；注意口腔卫生，以防发生感染；并严格遵医嘱给予粒细胞刺激因子皮下注射，1次/d。3 d后监测血常规在正常范围之内，化疗期间嘱患者多饮水，多排尿，减轻肾功能的损害。

2.7抗骨转移治疗护理 唑莱膦酸既有治疗肿瘤的作用，又有明显的止痛效果，能选择性阻挡破骨细胞的骨溶解吸收作用，并诱导某些肿瘤细胞凋亡和抑制肿瘤新生血管形成，抑制羟磷灰石溶解，从而达到治疗骨转移的效果[6]。给药方法： 第1 d，唑莱膦酸4 mg 加入0.9%氯化钠100 ml，静滴，时间为15～30 min；每隔28 d重复使用。本组5例静滴唑来膦酸后出现不同程度的发热，均在用药后1 d出现。体温38.3℃～38.7℃。嘱患者卧床休息，多饮水，给予物理降温，其中4例降至正常，1例给予非甾体类抗炎后降至正常。本组患者用药后1 d均有不同程度的骨痛，可耐受，告知患者听音乐，下棋等转移注意力以减轻疼痛。

2.7饮食护理 告知患者少吃多餐，进高蛋白少脂肪营养丰富的饮食， 忌辛辣刺激食物，由于活动受限，患者容易便秘，可鼓励患者多饮水，多吃蔬菜水果，增加营养，提高免疫力，保持大便通畅[7]。特别是在输唑来膦酸时，为了减轻唑来膦酸对肾脏的毒性，强调患者保证尿量达到2000～3000 ml/d[8]。

2.8健康教育 加强护患沟通：护士不仅是健康的照顾者，同时也是健康的倡导者和教育者[9]。在患者人院接受治疗时，其病情程度通常较重。加上患者对于医院环境具有强烈的陌生感， 在其心理上会出现焦虑、不安情绪。应该耐心的向患者介绍医院的环境、制度， 自主了解患者需求， 消除其心理上存在着的负性情绪。骨转移患者具有较强的疼痛感， 因此护理人员需注意严密观察患者病情发展， 指导其科学的注意力分散方式， 尽量减少疼痛感。对于确诊骨转移的患者要告知患者活动的注意事项并告知其不正确活动所导致的后果的严重性。

3 讨论

恶性肿瘤骨转移的治疗总体策略是采用以缓解症状、改善生活质量为主要目标的姑息治疗。而其护理着重于患者的心理护理及疼痛缓解的护理。在病理性骨折护理方面也应该着重，因为病理性骨折的发生会严重降低患者的生存质量，加重患者对疾病转归的疑虑和担心。对于恶性肿瘤并发病理性骨折患者，缓解疼痛、恢复功能和改善生活质量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通过优质护理的实施，对患者进行全程连续性专业的服务，能够使患者情绪稳定、积极乐观，从而减轻疼痛，增加对抗疾病的信心。通过药物指导及疼痛相关知识宣教，使患者正确面对疼痛，正确有效服用止痛药物，减轻患者药物不良反应。作为肿瘤科护理人员，在患者发生骨转移时，要注重患者的心理变化，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积极挖掘有力的积极资源，增加其对生活的信心。同时，要耐心与患者家属的沟通，患者并发病理性骨折时活动不便及生活护理的需要，给家属的心理和生活都会带来一定的挫败感。经过对39例患者的护理体会总价恶性肿瘤骨转移并不是可怕的，需要护理人员从心理，身体，精神等各个层面来帮助患者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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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转移篇9

肿瘤对化疗药物产生耐药性是导致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1，2］。肿瘤细胞耐药性可分为内在性耐药（intrinsic drug resistance）和获得性耐药（acquired drug resistance）两类，即原发的存在于某些肿瘤中的耐药，称为内在性耐药；继发于化疗后的耐药，称为获得性耐药。根据耐药谱可分为原药耐药（primary drug resistence，PDR）和多药耐药（multidrug resistance，MDR）。PDR只对诱导的原药产生耐药，而对其他药物不产生交叉耐药。多药耐药是指由一种药物诱发，而同时对其他多种结构和作用机制完全不同的抗癌药物产生交叉耐药。近年来化疗药物耐药机制和如何克服其耐药性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国内外研究表明，肿瘤耐药涉及细胞内药物浓度降低、药物靶分子改变及代谢解毒、DNA损伤修复功能增强等多种机理，与多种耐药相关基因有关［3］。其中谷胱甘肽S转移酶（glutathione Stransferase，GST）与肿瘤多药耐药关系密切，现就其结构、功能及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1 还原型谷胱甘肽和谷胱甘肽S转移酶π的结构功能

还原型谷胱甘肽是机体中含量较高的一种含巯基的三肽，由γ谷氨酸半胱氨酸甘氨酸构成，其主要功能是保护氧化剂对巯基的破坏，保护细胞膜中含巯基蛋白质和含巯基酶不被氧化。Sheehan等［4］对两种食管鳞状细胞癌株OC1和OC2的抗药性进行研究发现，该细胞株对烷化剂如顺铂完全抵抗，P糖蛋白（pglycopreotein，Pgp）无高表达，但细胞内谷胱甘肽含量异常增高，耗竭细胞内谷胱甘肽后，OC1和OC2对顺铂的抗药性消失。Yu等［5］对阿霉素敏感的肾癌细胞株RCC8701和阿霉素一起培养，逐渐加大培养液中阿霉素的浓度，最后获得对阿霉素抗药的细胞株RCC8701/ADM800，与RCC8701比较，RCC8701/ADM800的抗药性提高了122倍，并且对顺铂（DDP）和5氟尿嘧啶（5FU）产生了交叉耐药，其细胞浆内谷胱甘肽和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含量显著增加，但Pgp表达并未提高。化疗药能与谷胱甘肽结合而解毒，这是在谷胱甘肽S转移酶催化下发生的反应。肿瘤细胞产生多药耐药性时，胞内谷胱甘肽水平往往升高，用谷半胱氨酸合成酶抑制剂丁硫氨酸亚砜胺（Buthionine Sulfoximine，BSO）使细胞内谷胱甘肽水平下降，肿瘤细胞的敏感性随之恢复［6］。GST根据等电点不同分为三类，即α类（碱性）、μ类（中性）、л类（酸性），它们是分子量为22 KD～28 KD亚单位组成的同源或异源二聚体，其中从人胎盘中分离出的酸性谷胱甘肽S转移酶即GSTл是肿瘤细胞和组织中最常见的GST同工酶，GST不仅能催化谷胱甘肽与亲电子物质结合（如抗肿瘤药物、致癌剂）结合，而且其自身也可与亲脂性药物结合，使其极性增加从而增加其水溶性，促使药物外排，降低抗肿瘤药物的细胞毒作用，保护细胞［7，8］。实验证明，临床上对化疗不敏感的肿瘤如结肠癌、胃癌、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等GSTл明显增加，说明GSTл与肿瘤耐药的关系尤为密切［9］。

Morrow［10］经研究认为GSTл基因位于llql3，有7个外显子和6个内含子，全长2.8 kb，氨基酸编码区位于+30～+2724位碱基之间，其中7个外显子中含有211个密码子，与6个内含子相连的每一个连接点都含有一个GT/AG接头。3’端非翻译区含有一个多聚腺苷酸信号AATAAA。GSTл起始区有4个转录调节区，包括主要转录起始位点上游的一个TATA盒子，两个转录调节SPI识别顺序和一个转录激活因子AP1识别顺序。其mRNA编码210个氨基酸，长630个核苷酸的开放阅读框架，5’端和3’端的非编码序列分别有6个和78个核苷酸。Ahmad［11］认为GSTл是由两个分子量为22 500的多肽亚单位以非共价键结合而成的一种二聚体构成，GSTл活性中心的结构尚未确定，Lo Bello［12］认为GSTл，具有谷胱甘肽结合位点和一个亲电子物质结合位点，第47位的半胱氨酸和第162位的组氨酸可能是GSTл活性中心的关键残基。Watson等［13］对美国白人、黑人和我国台湾人GSTл基因外显子5和6的多态性研究表明，不同种族间的不同基因型分布频率存在显著差异，Va1105等位基因在美国黑人中普遍存在，而在我国台湾人中较少，美国白人居中，美国白人和黑人中Alal14～Val的多态性频率分别为9%和5%，均低于外显子5的多态性频率。GSTл表达的调节机制主要在转录和转录后的水平上，Moffat［14］认为细胞特异性的GSTл mRNA降解率的差异决定了GSTл基因表达的水平。

2 GSTл在肿瘤细胞耐药中的作用

GSTл在肿瘤的多药耐药中的研究较多。Batist等发现GSTл的活性在具有多药耐药的抗阿霉素人乳腺癌细胞系AdrRMCF7中提高了45倍。Nakagawa等将GSTл的cDNA通过表达载体转染到Hras癌基因转化的PT223细胞系中，成功构建了两个转染细胞系RGN1和RGN2，细胞毒性实验表明RGN1和RGN2对阿霉素和利尿剂耐受，单对顺铂、苯丁酸氮芥和苯丙酸氮芥以及电离辐射敏感，说明GSTл可以在肿瘤细胞中有选择地耐受。另外Gilbert［15］发现GSTл与乳腺癌的雌激素受体和孕激素受体有明显的负相关性，且GSTл对乳腺癌的预后有一定的指导意义。Jhaveri［16］认为雌激素受体和孕激素受体的水平影响了GSTл mRNA表达的稳定性。

GSTл基因所在的染色体11q13附近，还有INT2、HSTF1和belI等基因。人们发现在人乳腺癌INT2基因附近，有一基因共扩增集团，其中包括GSTл基因。Saint等应用Southern blot技术研究GSTл、INT2和HSTF1之间的关系，先用点杂交和细胞遗传学的核型分析方法挑选出17例INF2基因发生了扩增的乳腺癌标本，结果发现INT2、HSTFI和GSTл共扩增的有5例，同时还在MPA/MB 134乳腺癌细胞系中发现了这三个基因的共扩增现象，因此认为INT2附近GSTл与之形成一个大的扩增子，其中的基因紧密连锁，乳腺癌的发生可能是GSTл与扩增子内的其他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3 GSTл在人类肿瘤中的表达

Furusawa等［17］的研究发现，过氧化酶可诱导小鼠白血病细胞株P388对阿霉素产生耐药，与原敏感株比较，已产生耐药的细胞株其细胞内的谷胱甘肽含量显著增加。

Satoh等［18］对137例卵巢癌患者的病理标本进行GSTл免疫组化染色，观察GSTл活力与化疗效果的关系，发现GSTл阳性表达率低者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好，预后也比阳性表达率高者好，此现象提示卵巢癌GSTл高表达者容易对化疗药物耐药。

李海等［19］对71例术前未做化疗的胃癌组织中多药耐药相关蛋白的研究表明，GSTл的表达与胃癌的组织学类型有关，且GSTл可能在胃癌转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于冬青等［20］在对90例胃癌标本进行分析时发现，GSTл表达与临床分期和组织分化程度无关，癌旁组织中的GSTл阳性表达与生存期呈正相关，他认为这是由于癌旁正常组织对外来侵袭的抵抗力增强所致。GSTл不宜作为胃癌的恶性程度的指标，但其在瘤组织中的表达强度和在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均与生存期有关，可作为肿瘤预后的指标。但Schipper［21］认为胃癌和正常粘膜的GSTл表达率均为100%，不宜作为预后指标。

张冠军等［22］对43例肾癌行GSTл和p53的研究，发现GSTл的阳性表达率为60.47%，p53的阳性表达率为32.56%，GSTл表达与肿瘤的分化程度有关，中高分化的肾癌阳性率明显高于低分化者，GSTл与p53的表达呈正相关。p53阳性者的GSTл表达率高于p53阴性者的表达率。因此，GSTл异常表达可能与肾癌的发生、发展和化疗的耐药性有关。但也有少数学者在研究中未发现癌细胞谷胱甘肽/GSTл与抗药性有关。Schipper观察了一组晚期胃癌患者癌细胞内谷胱甘肽/GSTл与化疗反应的关系，未发现化疗前癌细胞内谷胱甘肽/GSTл与化疗的反应性有相关性，但化疗2周后对化疗有部分反应者谷胱甘肽较化疗前上升了367%，GSTл上升了326%；病情恶化者谷胱甘肽下降了43%，GSTл下降了59%；病情稳定者谷胱甘肽/GSTл无变化，提示对化疗反应越差者化疗后癌细胞内谷胱甘肽/GSTл越呈下降趋势，Juvekar等［23］观察了一组喉癌患者癌细胞GSTл活力与临床表现、体外药敏实验结果与预后的关系，发现癌细胞内GSTл活力高低与体外药物敏感性无相关性，但发现GSTл活力高者易有局部淋巴结转移，存活期短。

4 GSTл的多药耐药的逆转

Burg［24］认为目前发现的抑制谷胱甘肽的药物有丁硫氨酸亚砜胺（Buthionine Sulfoximine，BSO）、硝基咪唑类、维生素K3、非甾体类药物、硒酸钠、硒半胱氨酸、GSEA等，逆转GSTл的药物主要有利尿酸（Ethacrinic Acid，EA），可逆转烷化剂的耐药，与丁硫氨酸亚砜胺合用效果较好。丁硫氨酸亚砜胺通过对细胞内γ谷氨酸半胱氨酸合成酶的抑制作用阻止细胞内谷胱甘肽的合成，使细胞内谷胱甘肽含量下降。Lewandowicz等［25］在体外将丁硫氨酸亚砜胺和顺铂、阿霉素共同作用于对顺铂、阿霉素均耐药的卵巢癌细胞株，发现卵巢癌细胞株对顺铂、阿霉素的敏感性大大提高。Zhu等［26］在研究三氧化二砷体外对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恶性淋巴瘤的作用时发现，治疗剂量的三氧化二砷可诱导恶性淋巴细胞的凋亡，由于丁硫氨酸亚砜胺可抑制谷胱甘肽的合成，故丁硫氨酸亚砜胺能促进此凋亡作用。Nielsen等［27］将小鼠Ehrich腹水中的癌细胞株EHR2用放射线处理后，使之成为耐药细胞株EHR2/irr，后者对足叶乙苷（VP16）和VCR分别产生6倍和2倍的耐药性，经丁硫氨酸亚砜胺处理后，耐药株部分恢复对VP16和VCR的敏感性。Dedoussis等［28］在研究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细胞株K562时发现，通过对自然杀伤细胞的介导，顺铂可使K562死亡，含谷胱甘肽高的K562/B6和K562/C9细胞株对顺铂耐药，以丁硫氨酸亚砜胺处理后，两细胞株恢复敏感性，增殖细胞核抗原表达减少，死亡率增加。钙离子拮抗剂维拉帕米、吲哚美辛和硝苯地平等均可不同程度地消耗肿瘤和白血病细胞内的谷胱甘肽，使其对化疗药物敏感。Grech等［29］发现，白血病细胞株CEM/E1000对鬼臼类药物耐药的机制是细胞内谷胱甘肽含量增加，以维拉帕米处理后，细胞内谷胱甘肽含量减少80%，对VP16的敏感性提高4倍。Lai等用丁硫氨酸亚砜胺处理大肠癌多药耐药细胞株LS180和Ad150，降低了细胞内的谷胱甘肽含量和GSTл活性，恢复了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且发现丁硫氨酸亚砜胺与异博定合用可获得叠加作用。

MDR是肿瘤耐药的主要形式，肿瘤的MDR是一种复杂现象，可能还包括Pgp、MRP及LRP等多种基因参与，其实质是一多阶段发展，多因素参与的“复杂事件”［30］。MDR是肿瘤化疗失败的主要原因，多种耐药相关基因表达水平与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的耐受性相关。检测肿瘤的MDR，并开展肿瘤细胞体外化疗药物敏感试验，选择敏感药物，实现对肿瘤的个体化治疗，提高化疗效果，减少药物的毒副作用，具有重要意义［3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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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转移篇10

1 临床资料

患者,男性,57岁,已婚,因左腰部疼痛加重一个月入院。患者一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左腰部出现酸痛,无排尿困难及肉眼血尿,无尿路刺激症,伴有食欲减退、乏力、消瘦等全身症状。2周前出现低热,自行在家静点一周消炎药,发热不退,症状加重入院就诊。查体:T 37.6 ℃、 P 85 次/min、 R 20 次/min 、BP 120/70mmHg 、慢性病容,皮肤颜色灰暗,面部和双下肢无明显浮肿,双肾未及,左侧肋脊角压痛,左肾区压痛和叩击痛存在。血、尿常规正常,生化肾功:BUN 7.8mmol/L,Cr 91μmol/L。增强CT :左侧后腹膜占位,左肾异常,下腔静脉缺损,考虑为瘤栓。初步诊断:左肾恶性肿瘤下腔静脉转移。行手术探查,术中见:左肾增大,表面充血,左肾周围脂肪囊与肾周围组织粘连,充分游离后见左肾静脉明显增粗,直径3厘米,质地硬,腔内可触及肿物,肿物延伸侵入下腔静脉,下腔静脉中的肿物长约5厘米,分离左肾静脉,在其后方找到外观正常的左肾动脉,将其分离、钳夹、切断、结扎。用血管阻断钳分别阻断右肾静脉和下腔静脉的瘤栓两侧,切开阻断的腔静脉段,切口长3厘米,将腔静脉中的瘤栓取出,再用心耳钳阻断左肾静脉入腔静脉处,开放右肾静脉和下腔静脉,恢复循环,切断左肾静脉入腔静脉处,同时切除部分下腔静脉侧壁。腔静脉切口用血管线缝合,向下游离左输尿管足够长时切断之。止血后逐层缝合切口,术毕。

术后病理诊断:大体:切除(左)侧肾脏,大小约11 .5×6 .5×4 .2cm,肾实质内可见灰白色肿物,大小6 .5 ×3×2cm,呈多结节状,周围可见散在小结节,直径0.3×0 .6cm,肾门血管内可见癌栓,其余肾皮髓质界限清,厚1.5cm,肾窦脂肪内可见灰白结节,另送管状组织,长3.4cm,直径2.2cm,腔内见灰白色组织。

镜检:(左)肾状肾细胞癌II级,侵至肾盂粘膜下,未累及肾被膜,肾门血管内可见癌栓,输尿管断端切净,其余肾实质可见个别肾小球萎缩,玻璃样变,肾小管内可见蛋白管型,间质灶状淋巴细胞侵润,另送(腔静脉内)可见癌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