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消费十篇
时间：2023-03-18 20: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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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消费篇1
尽管从上世纪末，我国逐渐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但是消费不足的问题却好像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消费和投资在绝对值上都有较快增长。但是，总体上看，消费增长速度长期滞后于投资增长速度，导致投资消费结构失衡。从2000年至今，投资率持续走高，并且逐年上升，从2000年的35.3%升高至2013年的47.8%，而消费率却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62.3%降至2013年的49.8%。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的最终消费（用于居民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总额）占当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用于最终消费的比重，是衡量国民经济中消费比重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标还能间接反映出国民消费与社会财富总量增长之间的关系。消费率高说明社会财富的大部分用于最终消费，当一个国家的社会财富达到一定规模后，国家有能力提供更多的消费品促使国民消费，且国家也需要国民消费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提高消费率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反之消费率低，这说明国家的社会生产还处于积累阶段，不得不把更多的财富用于投资，以促使整个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财富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居民消费需求旺盛，可是消费率却在下降。目前我国消费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也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与典型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消费率也偏低。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于“金砖五国”中的巴西64.2）、印度63.2%、南非56.9%和俄罗斯51.3%（苗树彬等，2013）。尽管，有学者认为，消费率的波动下降并非“中国特色”，而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世界上许多国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500到5000美元的发展历程中，都经历了消费率长期下降然后要逐步提升的过程，中国目前正处于消费率提升的拐点期（郭斐然，2013）。然而，不管怎样，一个国家的社会财富总量在快速增长，而它的人民从社会总财富中分得财富的比例却在变少，如果考虑到我国居民消费率占最终消费率的比例也在下降，那么可以推测，新世纪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幅度与整个国家财富总量的增长幅度有一定的差距。学界关于消费不足虽有一些争议，但却在中国经济发展走向消费主导是个大趋势这一点上有着相近的认识。首先，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说，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生产是消费的基本条件，它决定消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生产归根到底要以消费为转移，要以消费为最终归宿。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投资最终必须通过消费来支持。“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所以，以消费需求主导投资结构是社会再生产规律的内在要求。其次，从我国外贸的形式来看，也亟需形成以国内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我国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偏重于依赖出口，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增强，我国的外部市场很难在短期内恢复。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现在投资需要调整，出口不振，国内消费必然受到重视。其三，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目的来说，我国现在也要重视国内居民消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全面自由发展一定是在美好生活中逐步实现的。正如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满足人民的物质消费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满足人民的精神消费则是美好生活的体现。我国人民对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有着巨大的需求，全面深化改革必将为人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创造更好的条件，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言，“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被视为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中国最高领导人终于通过了一揽子计划，可以促使中国经济从依赖出口转为消费拉动增长的改革，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中国会朝消费拉动的模式前进”。可以期待，中国必定会迎来一个商品更加丰富的时代，一个人民消费更加旺盛的时代。
2.消费过度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扩大内需，学界就开始了对过度消费或者消费主义的忧虑。关于消费主义在中国的状况，有学者认为，在上世纪末的时候，我国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消费主义倾向，而且这种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色彩的文化已经开始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陈昕，2003）。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消费主义不具有大众性，只是部分人的消费观念。不过，“有多种迹象表明，消费主义价值观正由高收入阶层向其他社会阶层扩展。尽管大众消费的条件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如社会民众收入的普遍提高，贫富差距的缩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目标尚未实现，但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已经越来越多地为社会民众所认同和接纳”（莫少群，2012）。即使是部分人具有消费主义价值观，并照此生活，那么它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的影响也绝对不可小觑。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假如只有10%的人口按照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生活，那也是1亿多人！相当于欧洲几个国家的人口之和。因此，引导中国人合理消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人既需要扩大消费，但又不能过度消费。本世纪初的时候，学界基本上还是在呼吁中国不可过度消费。然而，在学界的呼吁中过度消费还是来了。中国人的过度消费不是与美国人相比过度了，而是与中国自身的人口、资源、环境等相比来说过度了，与我们国家驾驭消费主义的能力相比过度了。这种过度已经在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价值观念等方面显现出来。美国作家韦伯曼（A.J.Weberman）写了一本书《Mylifeingarbology》，媒体戏称他发明了一个名词：垃圾学（Garbology）。韦伯曼认为“一个人扔掉的东西体现了他的所有”。垃圾是人类消费之后的产物，人类物质生活越丰富，人类对生存环境和健康水平的要求越高，垃圾随之也越复杂越繁多。因此，从一个国家生活垃圾的数量和增长速度可以推测出这个国家人民的消费量与消费水平。
如今我国制造的垃圾占全球的1/3，反映了我国人民的消费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幸地是，我国正面临着严重的“垃圾危机”。“在中国，不断增长的消费人口正在制造比过去多得多的垃圾，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真正关键的地方在于时间：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中国的垃圾爆炸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那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没有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议题”。中国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大量的垃圾，但在焚烧、堆积和处置垃圾方法方面却存在许多问题，绝大部分垃圾都未经处理。我们还没有思考如何应对垃圾，垃圾却蜂拥而至。仅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地的郊区就有至少7000家占地面积不少于50平方米的垃圾处理厂。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亿吨，占地约80多万亩，近年来平均年增长速度在4.8%。全国600多座城市，除县城外，已有2/3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围城的困境，且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潘艺，2013）。我国城市有限的土地资源，不仅要承载城镇居民对居住、交通、购物等方面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还要承载大量的消费废弃物。我国的人均消费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我国居民的大量消费需求仍待满足，可是与我国处理消费废弃物的能力相比，与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相比，再考虑到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现在的消费速度和消费总量有点过了。联系到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一部分人的消费也是一项数量巨大的消费，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汽车消费。目前，我国私家车数量已过亿，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工业发达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集中表现。但同时，道路拥堵、空气污染、能源短缺和土地稀缺又使私车的快速增长饱受诟病。拥堵已成为中国城市每天都能见到的一景，除却拥堵，尾气排放也是人们抨击汽车消费的一个原因，尾气排放与中国越来越严重的雾霾天气有重要关系。另外，汽车消费占用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为支撑庞大的汽车消费需要不断开辟新的道路和新的停车场地，中国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十分短缺，人均耕地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如果中国为支撑汽车消费不断增加修建道路或停车场的土地，那么18亿亩的耕地红线难以保住。中国具有特殊的国情，主要是人口数量庞大，人均资源占有量低。我们在消费水平提升的同时，也伴随着我国资源环境难以承受的风险。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同时，也面临着过度消费的威胁。我们国家难以复制当今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必须要寻找适合中国的消费模式，既能不断提升居民消费水平，而又不能导致资源紧张、物欲膨胀。这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今世界对中国的期待，“首先，这个世界把乞求的目光投向中国，希望中国人像美国人和欧洲人那样大量消费来拯救全球经济；随后，世界又要求中国在大量消费的同时避免产生那些会威胁我们所有人的消极后果，我们想让中国将这个世界从过度消费的恶果中拯救出来”。消费过度的另一个表现是，消费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驾驭消费的能力提高程度，即社会的物质财富快速增长，每个人的消费水平也在迅速提高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迎接这些庞大的消费品，导致在丰盛的商品面前人们精神的迷失。
过度消费篇2
关键词：不同收入水平；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4YJC790143）；扬州大学研究生科创基金
中图分类号：F713.5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0月24日
一、引言
近几年，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日益呈现出疲软之势，中国的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占当年GDP的比率）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3年的49.8%，并且低于巴西、印度、南非以及俄罗斯等典型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率。由此可见，有效需求不足已是目前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那么如何刺激居民消费并保持其稳步增长成为了国家和学术界关注的话题。“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顺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完善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不断释放消费潜力，促进经济增长。此外，学术界对于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很多学者基于绝对收入假说（Keynes，1936）、相对收入假说（Duesenberry，1949）、持久收入假说（Friedman，1957）等经典经济学的消费理论，提出了刺激消费要提高居民收入、降低利率、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等（陈中新，2011）。还有些学者在借鉴经典消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居民收入的分配政策（刘国光，2002；刘钦国，2007）、消费信贷环境（陈中新，2011）、收入的不确定性（许桂华，2013）、消费者行为（万广华等，2001）等多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内需不足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提出要发挥税收调节作用，缩小贫富差距，完善信贷消费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此外，更多的学者认为，居民的消费对收入尤其是本期收入的变动反应更为敏感，因而由谨慎消费心理而造成的消费过度敏感性是近年来制约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国内外学者相关的理论研究及其建议，为完善经济理论、推动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目前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居民总体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方面，针对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研究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将对国内外与该课题研究相关的成果进行综述。
二、消费过度敏感性研究的基础理论
多年来，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一直都非常重视居民的消费问题，尤其对居民的消费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提出了相对比较成熟的理论。Keynes（1936）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与当期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函数关系，消费与当期收入同方向变动。此外，绝对收入假说在解释计划经济时期的消费者行为方面效果很好（臧旭恒，1994）。随后，库兹涅茨（1942）研究发现，消费与收入总是维持在一个固定比率，平均消费倾向相当稳定，总是在0.84与0.89之间徘徊，这就是“库兹涅茨反论”。在此之后，很多新的消费理论应运而生。相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受当期收入水平的影响，同时过去的消费习惯以及周围其他人的消费行为也会影响着消费决定（Duesenberry，1949）。
自二战以来，作为西方研究消费者行为主流理论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简称LC-PIH）指出，消费依赖于居民的持久收入而不是当期收入，其中持久收入是指跨期一生收入的平均值，因而消费的变化是可以预测的（Modigliani，1954；Brumberg，1954；Friedman，1957）。然而，将理性预期方法与消费行为理论相结合的随机游走假说认为，消费的变化是无法预测的，消费的预期增长率与个人收入的预期增长率无关，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没有影响（Hall，1978）。此外，Hall提出的理性预期持久收入理论（REPIH）表明，本期消费只与前期消费有关，其他任何变量都无法解释或预测消费。Zelds（1989）、Caballero（1990）运用预防性储蓄假说诠释了消费的过度敏感性。Carroll（2006）提出，在确定性情况下居民消费的最优化行为取决于其一生的总收入，而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其最优化行为通常追随收入曲线同步波动。
三、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计量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于消费与当期收入关系的研究并没有产生过大的分歧，大多数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消费对收入是过度敏感的，即消费与当期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lavin（1981）对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分析，最早发现了消费与同期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并把它称为消费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Johnson（1983）利用澳大利亚的数据做了定量研究，也发现了消费对收入存在“过度敏感性”（Daly，1981；Hadjimatheou，1981；坎贝尔，1989；曼昆，1989；Muellbauer，1983；Cuddington，1982；Rod Alessie，1997；Tullio Jappelli，2000；Annamaria Lusardi，1997；Luigi Pistaferri，2000）。骆祚炎（2010）、尹光霞（2011）等通过研究居民的收入结构、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等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证明了居民消费存在过度敏感性。Deng and Jin（2008）使用时间序列数据，采用“λ假说”检验，提出我国城镇居民对其当期收入是过度敏感的。而同样地，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也存在着过度敏感性（金晓彤，2002；隋艳颖、夏晓平，2009；高梦滔、毕岚岚，2010；张邦科、邓胜梁，2012）。艾春荣、汪伟（2008）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变动对预期收入的变动呈现出过度敏感。然而，贺京同、霍焰、程启超等（2007）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探究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指出：行为因素会影响居民的消费，从而使我国居民消费对收入的敏感性并不强，具有平滑性。
在分析过度敏感性方面，学者采用的分析方法相似。一种是通过理论模型来分析过度敏感性。王合绪、夏阳（2000）使用固定系数模型，隋艳颖、夏晓平（2009）和孙凤（2002）等采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的方法分析了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特征，消费与收入具有协整关系，但是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韩立岩，1998；杭斌，2001；赵文奇，1996）。刘钦国（2007）按照收入的多少将城镇居民家庭进行分组，宋冬林、金晓彤、刘金叶（2003）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可变参数模型对城镇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和经验分析，发现在不同收入层之间，消费敏感性呈“W”形分布。高月梅（2011）采用可变系数的Panel Data模型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程度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农村居民消费对本期收入存在显著的过度敏感性，且不同区域的农村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程度不同，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另一种是通过研究相关系数来分析消费过度敏感性。Campbell和Mankiw（1991）提出了“过度敏感系数”，并且对美国1948～1985年的宏观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美国居民的消费敏感系数在0.4～0.5之间。杭斌和申春兰（2004）通过构造状态空间模型，周建（2005）采用变参分析的方法探究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过度敏感系数的情况，发现消费敏感系数较稳定。还有一些学者探究了相对谨慎系数，李勇辉、温娇秀（2005）测算出我国城镇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是5.0271，而易行健、王俊海、易君健（2008）发现我国农村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为11.53。张安全（2012）运用面板数据研究得出，农村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约为6.4，而城镇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则为12.3。还有一种是将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进行比较分析。张邦科等（2012）通过假说检验表明，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对当期收入都是过度敏感的。王芳（2007）利用Panel Data模型研究发现，我国城镇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都存在过度敏感性，并且呈现倒“草帽”型分布形态。李凌、王翔（2009）研究表明，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反应的对称性是不一样的。此外，李凌等（2009）通过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高于农村居民，而非耐用品支出的消费过度敏感性低于农村居民。张艾莲、刘柏（2013）则提出，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体现了居民消费与当期收入的关联度，城镇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高于农村居民，消费的短视行为比较明显，消费行为过于谨慎。
四、不同收入群体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原因
（一）不确定性对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影响。不确定性主要是指未来收入和预期消费支出的不确定。国内外学者对不确定性如何影响消费过度敏感性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们普遍认为不确定性会使消费过度敏感性增强。在不确定性影响消费者谨慎性的程度方面，Madsen和McAleer（2000）提出不确定性是导致消费者偏离LC/PIH假说的一个重要原因，居民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了决定消费如何变化的重要因素（万广华、张茵、牛建高，2001）。当居民面临的收入或消费支出不确定性增强时，消费者变得更加谨慎，预防性储蓄将会增加，从而消费对当期收入更加敏感，即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增强（Blanchard、Fischer，1989；Leland，1968；孙凤，2001）。臧旭恒、裴春霞（2004）认为，未来不确定性的程度与消费者的谨慎动机的强度密切相关。周少杰（2010），杜宇玮、刘东皇（2011）利用相关数据分析，发现无论从我国总体还是分城镇和农村来看，我国居民都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李辉、徐会奇（2011）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我国居民消费决策具有预防性储蓄的特征，并且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存在异质性。此外，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会影响我国居民的储蓄，是抑制城镇居民消费的因素之一，而农村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比城镇居民更高（樊潇彦、袁志刚、万广华，2007；王辉、张东辉，2010）。
（二）流动性约束对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影响。有一种观点是将λ作为受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所占比例。信贷市场不发达、失业等会使部分消费者受到信贷的约束，从而无法实现消费在各个时期的最优分配。Zelds（1989）、Deaton（1992）深入研究了流动性约束与消费行为的关系，提出信贷约束会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并且使得消费对同期收入更加敏感。Flavin（1981）对美国的宏观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发现，流动性约束是导致消费对收入过度敏感的重要原因。王合绪等（2000）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流动性约束的存在。骆祚炎（2007）认为，流动性约束使得消费者用当期的收入进行消费，因而流动性约束下的消费与当期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即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欧阳俊等（2003）提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均具有显著的流动性约束特征，并且流动性约束是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居民家庭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原因（杭斌、申春兰，2009），对居民短期消费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王东京、李莉，2004）。杭斌等（2004）认为，降息对消费的刺激作用的强弱与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有很大的关系。降息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也是产生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原因（骆祚炎，2007）。但利率不是产生消费过度敏感性的主要原因（刘钦国，2007）。居民通常为了避免在下期受到流动性约束而选择在当期不动用储蓄甚至是增加储蓄，因此消费就呈现出了过度敏感性的特征。
（三）其他因素对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影响。近几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以及综合这两者甚至文化与习惯等多方面对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进行了研究，丰富了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成果。王合绪、夏阳（2000）认为，统计中的总计误差、短视行为、预防性储蓄以及流动性约束等都可以解释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还可以用不确定性与流动性约束来解释（彭文平、杭斌，2001；申朴、刘康兵，2003）。还有学者提出，城乡居民的消费习惯差异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率的重要潜在因素，而消费惯性则会影响居民家庭消费和储蓄的决策，消费惯性的增强会降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进而影响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邹红、喻开志，2011；杭斌、郭俊香，2009；杭斌，2011）。此外，有些学者认为，居民家庭债务的过度膨胀也会影响居民的消费水平（Dynan and Kohn，2007；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2）。陈太明、杜两省（2014）则提出，剥离全国层面城乡居民消费和收入的总体波动后，省级城乡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明显降低，封闭经济约束假说适用于解释我国省级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变动。
五、政策建议
（一）政府政策的制定应该注意对不同收入等级的居民区别对待，实施差异化的刺激消费政策。不同收入层次的消费者，其消费行为也不尽相同，因此要根据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政策，提高各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需求，从而扩大社会的总需求。
（二）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健全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居民收入的增长预期，改善信贷环境，倡导信贷消费，促进我国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降低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和消费的流动性约束。
（三）完善宏观体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加大收入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平衡居民的消费结构，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J.Y.Campbell and N.G.Mankiw.The Response of Consumption to Income，a Cross-Section Investigation[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1.35.
[2]Zeldes S.Consumption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9.2.
[3]骆祚炎.城镇居民收入结构、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与消费过度敏感性[J].财贸研究，2010.2.
[4]申朴，刘康兵.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过度敏感性的经验分析：兼论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与利率[J].世界经济，2003.1.
过度消费篇3
据广州日报报道，家长带孩子出国游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有的甚至是带着几个月大的孩子去见识世界。这反映了人们经济收入的提高，也反映了人们对孩子教育的日益重视。但该文评论认为，孩子的教育更本真的问题在于玩耍和游戏，孩子又未必懂看世界，对带孩子出国游持质疑态度。带孩子出国游真的是教育消费过度吗？笔者认为值得探讨。
一是小学生出国游一定要看懂世界吗？评论质疑小学生出国游未必看得懂世界。成人就一定可以看得懂世界吗？也未必。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世界本身对我们的呈现必然不同，所以我们只可能是接近世界，我们的认识并非是世界本身。正如胡塞尔所质疑的，意识何以能够认识外在的世界？小学生与成人看世界的方式是不同的，小学生有自己独特的认知方式，包括经验的、感性的和想象的。小学生理性可能不成熟，但未必一定要用理性的方式看世界，事实上成人也未必总是用理性的方式看世界。所以，孩子能否看得懂世界与世界的远近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扩大孩子的周遭世界范围，可以增进他们的新感知和新体验。这没有什么不好。
二是小学生出国游未必一定带有明显的教育意图。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家庭收入的增长，人们休闲的方式也日益多样，出国游也就越来越普遍了。很多家庭其实是出乎家庭自身的旅游需要，而未必带有明显的教育意图。只要经济允许，这种行为本身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我们似乎也不能简单地判别人们的个人偏好和家庭消费支出结构。更何况，这种家庭集体出国游无意中可以起到很多的附加教育作用。比如，增加家庭团聚或聚合的乐趣、增进大人与小孩之间的交往和沟通，以及带给孩子紧张学习后的放松和愉悦。
三是小学生出国游的价值或功用无法用经济成本来核算。出国游本身就是依经济实力而定，很难用经济成本来核算特定的教育效益。通常讲，出国游可以增加孩子的视野，增长见识，但我们很难据此推论出特定的一次出国游就比特定的一次本土活动就更具教育价值。教育具有偶然性，一次出国游或许对孩子未来产生重大影响，也或许没有可以说得出来的价值。
我们经常讲，孩子的教育应当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自然，贴近孩子的世界。但是，生活、自然和世界不是静态的，而是需要共同建构。游历，包括国外游历，是一种好的建构。思想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思想要在世界中建立和丰富。处于洞穴中的人可能很快乐，但他的经验和感知一定是狭小的。孩子出国游没有什么不好，但不要盲目攀比，只要接近家庭的消费能力，而不是盲目攀比追风，就不能说是消费过度。
过度消费篇4
一、美国个人消费信贷①的发展历史及特点
(一)美国个人消费信贷的发展历史
早在19世纪,美国人的消费观是以“勤俭、节约”而着称的,拥有存款和不动产成为美国的优良传统,而随着美国生产力的大发展,这种勤俭的消费观也开始从20世纪的二十年代开始改变,历经100多年,美国的个人消费信贷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今天美国居民惯用的消费模式(详见表1)。
(二)美国个人消费信贷的特点
1. 个人消费信贷市场成熟、规模巨大。目前美国是世界上个人消费信贷发展得最为成熟的市场,尤其是在过去的10年间,美国个人消费信贷市场发展迅速,据统计,除了房屋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和个人服务消费等方面,个人消费信贷市场还出现了一些衍生业务,例如信贷保险、交费式零售商品会员服务以及特殊服务等。美国个人消费信贷的规模也相当巨大,据统计,2006年,美国个人消费信贷的总额为9310亿美元,占美国GDP总量的19.39%,到了2009年,总额上升到34050亿美元,占美国GDP总量的31.1%,成为支撑美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
2. 有众多的个人消费信贷提供者。在美国,有众多的个人消费信贷提供者,这些提供者除了伴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成长起来的商业银行以外,还有数量众多的财务公司、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性的公司,这些公司大都采用现金的方式直接贷款给消费者,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根据美联储统计,从1946年开始,全美国35%的汽车贷款、40%的循环信用贷款、63%的房产信贷和47%的其他个人消费信贷都来自于美国的商业银行。以2010年为例,商业银行提供的个人消费信贷占据了美国消费信贷市场的半壁江山(详见表2)。
3. 产品种类丰富多样。在二十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的个人消费信贷主要集中在零售消费信贷,消费者如果需要购买商品,通过银行就可以采用“赊销”的方式进行消费。例如,美国商业银行为了鼓励消费者购买商品,扩大内需,提供了奢侈品、日常生活用品、房屋、汽车、度假、住宅装修等方面的个人消费信贷,产品种类丰富且服务周到。50年代之后,美国又出现了以提供现金的个人消费信贷方式,这种方式的出现,是对美国社会消费方式的又一次突破性革命,大大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信用卡的出现。进入新世纪以后,在信用卡的基础上,美国商业银行又相继推出了个人债务重组、个人资金周转贷款等服务项目,美国社会各阶层都能享有个人消费信贷的服务功能。据统计,从2000年至2007年间,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占全美国银行业贷款总量42%以上,有一部分中小商业银行的比例更是超过了55%,汽车信贷更是高得惊人,美国有90%左右的居民在购买时,都是通过分期付款或其他形式的个人消费信贷进行消费的。每年通过购买房屋和汽车所产生的利息就高达500亿美元。
二、个人消费信贷过度发展的危害
(一)加大了经济的波动性
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不可能出现单边上涨的趋势。美国近代以来发生的几次经济危机都表明,个人消费信贷的过度发展会加重生产的负担,不利于经济长期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自从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共发生了6次经济危机(1960年至1970年、1974年至1975年、1980年至1982年、1990年至1991年、2000年至2001年、2007年至2008年),都是伴随着个人消费信贷的极具膨胀产生的。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例,在此次危机发生前的几年,美国由于实行宽松的信贷政策,使得许多居民包括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低收入者都能轻易地获得非抵押贷款,让美国房地产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从2000年至2006年间,美国的房产销售连续七年上涨,2006年,美国居民自主购买房产的比例高达68.8%,这是自美国有房产销售记录以来的最高数据,美国三大股指中的核心指标道琼斯指数在2007年10月更是一举突破了14000点关口,失业率降至5.3%。但随着购房可享最高退税8000美元政策的中止,美国房产销量降至自1963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失业率更是高达9.5%。2007年3月31日,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信任危机第一次引发了股市的恐慌,经营次级房贷的新世纪金融公司于当日被纽约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更为夸张的一幕发生在2008年的9月15日,道琼斯指数重挫逾500点,标准普尔下跌近5%,这是自“9·11”恐怖袭击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这些由于个人消费信贷过度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至今还对美国经济的复苏有着很深的阴影,经济衰退已不可避免。
(二)加剧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过度消费篇5
——“兵眼”观察人 伍会娟
严辉 战士 列兵
“好吃狗”——请客买单不打折
来当兵之前，老爸都已经打听好了，我们义务兵每个月有500元的津贴，吃穿住都不用自己掏腰包，如果计划得当，还可以有一定的结余。为了防止我乱花钱，老爸给我制订了一份消费清单，电话费50元，生活用品100，零食50，交通费50，其他消费50，如此一来，我每个月应有结余200元。老爸说不在乎我省下的那些钱，而是要让我在继承艰苦奋斗光荣传统的同时，还要树立一种理财意识。我当时信心满满地向他保证，说一定严格落实他的要求。然而，事与愿违，入伍快5个月了，我竟成了不折不扣的“月光族”。其他的花费可以按照清单计划，出入倒不大，50元的“进口费”远远不够。举个例子，周末大家逛一下军营超市，这个战友说要请大家喝水，那个战友说是请大家吃零食，为了避免成为众人眼中的“吝啬鬼”，我也不得不请大家“happy”一把，虽然钱不多，每次就是几十元，但是一个月下来，老爸的计划就完全泡汤了。
蔡波 副班长 中士
“负翁”——追求时尚不差钱
从小，我就生活在养尊处优的家庭，有较好的经济条件做基础，花钱大手大脚已成习惯。入伍后，家人担心我的工资不够用，便给我办理了几张信用卡，说是不能亏待我。为了追赶潮流，我透支花费数万元，购买了ipad、iphone等各种数码产品。另外，我的便装以及日常生活用品全都是“牌子货”，不是名牌我不穿，不是名牌我不用，每每看到新上货的服装和数码产品，我就会“手痒痒”。今年五一节请假外出，光购物就花费了6000元，此举引来了战友们火辣辣的眼光。为此，大家送了我一个绰号——“时尚达人”。干部骨干为此还找我谈了话，让我花钱“悠着点”，说我的便装已经装满了几个行李箱，光是相机就有3台了，这是极大的浪费。可我不这样认为，那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艰苦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没必要对自己那么苛刻，另外，我可不想在部队的这几年就跟社会生活完全脱节。再说，我家有这个经济能力来实现我的各种物质要求，我的消费方式无可厚非。
刘永阳 队长 上士
“宅男”——合理消费不乱花
我是公勤队的编外队长，负责管理小远散单位的几十号战士，在工作中，大家对我“言听计从”，非常支持我的工作，而在生活中，他们则喜欢调侃我是个“宅男”，原因是我很少请假外出，即便外出，我也是采取“速战速决”的方式，提前拟好采购计划，然后直奔目的地。我觉得现在军营的物质文化生活已经能够满足我的需求了，吃穿住自不必说，不用自己掏一分钱，文化活动也不再像刚入伍时那么单调了，现在团队不仅有篮球、台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等各种球类活动场所，还有了棋牌室、K歌室、网络学习室，完全可以满足我的娱乐锻炼需要。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非常理解父母挣钱的艰辛不易，军人待遇不断提高，但我们没必要铺张浪费，能节省的地方还是应该节省。入伍12年了，我现在已经攒足了首付，准备在老家县城买上一套房子，为父母妻儿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条件。
赵亚洲 班长 上士
“驴友”——潇洒休假不恋家
如果不提旅游这件事，熟悉我的人都会说我是一个省吃俭用的好同志，不抽烟不喝酒不乱花一分钱。但是，一旦提起旅游，大家又都会说我是一个奢侈浪费的人，是个典型的享乐主义者。没错，我的生活因旅游而充满了色彩，为了能够享受旅游带来的乐趣，我可以毫不吝惜地花掉所有的积蓄。旅游不光让我欣赏到了美好的风光，领略了各种风土人情，还交到了很多与我有相同喜好的“驴友”，大家相约结伴，游山玩水，很是自在。记得刚到“彩云之南”来当兵那会，我高兴了好一阵子，当时就下决心，要把这个以旅游著称的省份玩个遍。每到节假日，我就会想着法子出营区，到驻地附近的大小旅游景点游山玩水。“他要么在营区，要么在旅游景点，如果这两个地方都寻他不着，那他一定是在去旅游景点的路上。”这句话是战友们对我生活方式的形象概括。记得当兵第5年休假的第二天，正赶上国庆节，有几个“驴友”邀我一起去丽江、大理游玩，我二话不说，立马背起刚放下的背囊，与大家一道出发，气得老妈骂我是个“不肖子”。细心的老妈给我做过一个统计，当兵9年，休假共150天，在家只有49天，共去过大小20个城市，我的工资绝大部分也都花费在了旅游上。
贾朝波 参谋 上尉
“营门口女婿”——不敢常回家看看
好多同事都羡慕我找了一个本地媳妇，做上了“营门口女婿”，看着漂亮可人的贤妻，我也觉得幸福的生活不过如此。婚后，我们两个决定暂时住在丈母娘家，一方面，可以节省钱为孩子的生活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老人还可以照看饮食起居，帮忙带孩子。按理说，在营门口安了家，我这个“营门口女婿”应该常回家看看才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一笔笔账算下来，我这个女婿还真不敢常回家看看。先说交通费，由于部队管理严格，每次回家时间都比较紧张，为了能够在家多待一会，我只有选择打车，每次来回交通费得70元钱。再说生活费，每次回家，我都尽量不空手，小到瓜果蔬菜，大到家用电器，毕竟不能事事都让二老掏钱，他们也很不容易。每到周末、节假日，我和爱人还要把二人世界过得有滋有味，逛街、购物、游玩花费也不少。另外，逢年过节我也要好好孝敬两位老人，让二老开开心。上个月，岳父的老朋友一家前来游玩，家人想到我这个军官女婿面子足，便让我全程负责接待陪同，结果，我一个月的工资就这样花完了。如此算下来，我和爱人两个人的最初打算基本没法实现，攒钱的愿望彻底落空。
唐恺 股长 少校
“房奴”——构筑爱巢等不起
我是一个外地人，在部队打拼多年，终于在而立之年成了家，媳妇也是个外地人，两个人都是尝尽了身处异乡的孤单滋味，现在好不容易走到了一起，都梦想着能够拥有一个温暖的小家。再加上年龄都不小了，得考虑要孩子的问题了。为此，结婚没多久，购房就不得不提上了日程。为方便工作，我们两人商量好，就在这座四季如春的省会城市安个家。说话间，我们就看了好几个楼盘，尽管每平方米的价格都接近万元，在家人的支持下，我们还是咬牙买下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每月按揭2500元，心甘情愿地当起了“房奴”。为了能有一个温暖的港湾，为了父母过来能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为了孩子将来能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城里人的身份，尽管两个人平时生活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我和爱人都还觉得，这个“房奴”当得值。
杨国军 政治处主任 中校
理性消费让“幸福指数”更高
不同年龄阶段的官兵对消费有着不同的理解，成长在蜜罐里的“80后”、“90后”理财观念不强，存在随心所欲、大手大脚以及盲目攀比等现象；年龄稍长一些的老士官或者军官，上有老下有小，生活有一定的压力，消费有计划，理性消费占主导。为了掌握官兵的消费状况，我们团对官兵做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官兵中的35%认为生活条件好了，艰苦奋斗精神提不提倡意义不大；30%对“金钱”的概念比较模糊，消费存在盲目无计划的状态；15%在消费中存在攀比现象。
教育引导官兵树立理性的合理消费观对于官兵的成长进步、安心工作、家庭幸福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采取了“校正偏差、科学计划、监督约束”的“三步走”措施，让官兵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一是教育引导，校正官兵认识偏差。利用野外驻训、官兵休假等契机，让官兵亲眼见证贫困地区生活水平的差距，并认识到提倡艰苦奋斗的必要性；让官兵讲述自身在消费方面遇到的困惑，众人想点子，在解决问题中提升官兵思想认识；邀请军嫂讲持家过程中合理消费的重要性。二是制订计划，帮助官兵理性消费。制定《官兵合理消费“三十六计”》手册，剖析官兵关注的热点消费问题；军财股的相关人员变身“红管家”，对官兵的经济承受能力进行评估，为官兵的消费计划出谋划策。三是加强监督，约束官兵的过度消费。干部骨干帮助自制力差的官兵制定“记账簿”，让每一分钱的去向有说明；主官定期讲评官兵的消费情况，并评选“理性消费标兵”。
兵眼观察改版啦！为了让这个栏目“兵味”更浓，“兵眼”更多，本“斑竹”期望你们更多地参与进来。你可以把你和战友们关心的话题收集起来“飞”给我，让全军官兵一起各抒己见，以“文”会友，也许下一个“兵眼”观察人就是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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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消费篇6
关键词：扩大内需 可持续消费 经济人 公共地悲剧
可持续消费的内涵与外延
学术界对可持续消费的定义较多，其中普遍接受的是199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肯尼亚内罗毕发表的《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报告中提出的定义：可持续消费，是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
（一）可持续消费的内涵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定义的基础上，国内外学界对可持续消费问题展开了两个方向的研究。其中，西方学术界侧重研究公众可持续消费行为，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怎样实现可持续消费；国内学术界则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可持续消费的内涵，并从消费结构调整角度探讨实现可持续消费的途径。国内对于可持续消费内涵的探讨可以归纳为两大类。
一类是从消费自身与外部关系角度，界定可持续消费的数量界限。其中，俞海山和肖彦花认为，可持续消费就是既能满足当代人消费发展需要而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消费发展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消费行为，其本质内涵在于实现消费“可持续性”与“发展性”的双赢过程。构建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相配套的，能够保持经济、社会、环境、资源、人口互相协调的崭新的消费模式（肖彦花，1999）。易培刚认为，可持续消费应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应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并因时间、地域、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收入分配状况、习惯和偏好等的差别而有所不同，且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变化。杨家栋、秦兴方（1997）认为，可持续要考虑到消费的代际传承和代内消费质量的跃升问题。
另一类是从消费分类的角度，界定可持续消费的结构问题。其中，曾一昕认为，可持续消费重点在于强调适度的消费规模、合理的消费结构和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唐平华（2000）指出，可持续消费是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的消费模式。司金銮（2004）提出的“三元需要理论”认为，人类消费是由原始的一元消费需要到物质消费需要，再到当代的物质消费需要、精神文化消费需要与生态消费需要等三元消费需要的过程。
上述研究虽然从不同角度概括了可持续消费的内涵，但是并未涵盖可持续消费的全部内涵，也未指出可持续消费的核心所在。事实上，可持续消费并不是介于因贫困引起的消费不足和因富裕引起的过度消费之间的折衷，而是与以往消费模式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消费模式。
本文认为，可持续消费的内涵应包含四个方面：其一，可持续消费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即当代人满足消费发展需要时不能超过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限制，既要实现资源的最优和永续利用，也要实现废弃物的最小排放和对环境的最小污染。其二，可持续消费要求实现不同地域之间的平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消费不能以损害别的国家和地区的消费权利为代价，在提高本地区消费的同时要在全国或全球范围内防止和消灭贫富分化。其三，可持续消费要求实现不同阶层之间的平等。富裕阶层不能因为过度消费而滥用资源，贫困阶层也不能为了生存消费而掠夺性利用资源，富有阶层与贫困阶层拥有平等的消费权利。其四，可持续消费要求实现不同代际之间的平等。当代人为了生存与发展的消费，不能危及后代人的消费能力，当代人应自觉承担起在不同代际之间合理分配与使用各种消费资源的责任。
（二）可持续消费的外延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本文认为，可持续消费也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可持续消费从低级向高级可以划分为五个层次，即安全消费、绿色消费、适度消费、文明消费、健康消费。
安全消费，是可持续消费的最低层次，也是保障消费持续增长的最基本的要求，安全消费包括消费质量安全、交易过程安全、消费信息安全、消费场所安全和消费信用安全等多个方面。绿色消费，是指在安全消费基础上，消费者关注消费品本身对自身和环境的影响，在物质消费中偏爱使用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符合环保要求的绿色产品。适度消费，是指人类关注消费数量的增长及其对外部环境和资源的影响，把消费需求的水平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范围之内，既反对过度消费，也反对过分节约。文明消费，是指在尊重每个人的消费自由的同时，尽可能增加对他人和社会的正的外部性，尽可能减少负的外部性。健康消费，是可持续消费的最高级阶段，是指通过消费活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并对社会文明和生态环境带来积极影响，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健康发展。
理论应用分析
（一）假设前提与基本原理
1.政治上的“经济人假设”。公共选择学派是以经济学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问题的一个重要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可以追溯到阿诺1951年发表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在政治市场里，政治家、公民（选民）、选举制度与选票，就如经济市场中的企业家、消费者、交易制度和货币一样。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家、政府官员）在面临“非商品”选择时所采取的行为和态度，就如经济市场中逐利的“经济人”一样，并非通常假定的那样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是有私利的个人和团体，他们本能地追求权力地位、选票和预算拨款，他们的行为总是受自利原则支配。正如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的：“如果把参与市场关系的个人当作效用最大化者，那么，个人在非市场内行事时，似乎没有理由假定个人的动机发生了变化，至少存在一个有用的假定，即当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者卖者转变成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人、政治家或官员时，他的品行不会发生变化”。政府官员与厂商和消费者一样，也是具有理性的“经济人”，政府官员作为单个的个人在政治市场上会对不同的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反应。
2.“共公地悲剧”。根据政治上的“经济人”假设，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著名的“公共地悲剧”理论。“公共地悲剧”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对公共资源的过度消费，由多数人联合体制定的决策必然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和成本，通过过度支出公众的税收来达到个人预期收益，而忽略了强加于联合体之外的外部性，带来了外部不经济，“公共地”的全部价值有可能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如海洋资源过度捕捞、天然牧场的过度放牧等。
（二）应用分析
1.扩大内需政策制定符合“经济人” 假设。目前我国已经出台的扩大内需政策主要基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明确了扩大内需战略，但是关于扩大内需的两个重要方向—消费和投资的战略安排中，仅仅提出了扩大消费的目标，即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而对于可持续消费问题并未提及。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2008〕134号），是我国扩大消费政策操作的最高级别文件，并未对可持续消费提出明确的支持。在此基础上，实行了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建材下乡、家电以旧换新、汽车以旧换新等具体扩大消费的政策，虽然对提升当期的消费增长产生了明显的刺激作用，但是这些政策的实施，主要是引导远期消费转化为即期消费，实现跨期消费的变化，可能导致短期内消费过度透支，长期增长乏力。还可能由于一些落后产能的持续以及落后产品生命周期的延长，使得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节能、节水、节电的环境资源友好型产品推向市场的速度放缓。这些政策与我国政府绩效考核实践中把经济增长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有着直接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对政府的经济性评估比较重视，经济指标占主导地位的考核框架下，政府决策的理性选择结果是，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忽视结构、质量、效益，忽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表明扩大内需的政策制定符合政治上的“经济人”假设。
2.可持续消费政策沦为“公共地”。由于“经济人”的理性，部门权限和本位主义，以及决策机制的条块分割较为严重，各部门关注较多的是职能范围内的政策，跨部门管理的领域的政策制定是空白点。其中，环境部门主要从污染物排放等角度关注生态安全问题，较少从消费角度考虑问题。两型社会的建设及可持续发展之路，仍然关注的是生产环节，并未从消费角度入手，提出可持续消费的发展路径。
已经出台的与可持续消费相关的政策主要包括限制不可持续的消费行为和鼓励可持续消费行为两大类。其中，限制政策如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鼓励消费行为的政策如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在消费环节，要大力倡导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实行环境标识、环境认证和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目前已经出台的可持续消费政策远不能涵盖可持续消费的全部范围，对于安全消费、适度消费、文明消费和健康消费规范力度不够，无法满足消费可持续发展需要，可持续消费基本上沦为了 “公共地”。
（三）“公共地悲剧”必须改变
1.“公共地悲剧”的主要表现。由于“经济人”理性和可持续消费政策的“公共地”特点，目前我国消费的不可持续问题已经比较严重，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安全消费问题频出。根据全国消费者协会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607263件投诉中，涉及质量安全问题的占50.2%，在诸多投诉中遥遥领先。其中包括：染色馒头、地沟油事件、非法或超标添加、校车事故、家电隐患、室内空气污染等危害人身的消费质量安全问题；银行卡被盗刷、网络购物陷阱、快递物品丢失毁损、超市价格欺诈等危及财产的交易过程安全问题；广告宣传难辨真伪，手机垃圾信息持续不断，个人信息被泄露转卖等涉及信息的消费信息安全问题；电梯伤人、游乐场事故、破坏浪费资源等涉及环境的消费场所安全问题；合同欺诈、不平等格式条款、强制交易、消费者举证困难、维权艰难等涉及心理的消费信用安全问题。
其次，过度消费问题普遍。超出自身购买能力的高档消费，是过度消费的典型代表。以奢侈品消费为例，炫耀是目前我国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的主要动因。我国奢侈品消费者年龄低于其他国家。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奢侈品消费者平均比欧洲奢侈品消费者年轻15岁，比美国的年轻25岁。月收入约10000元的消费者占总数的一半以上，他们的年龄在25到28岁之间。世界上奢侈品的平均消费支出水平仅占个人财富总量的4%，而我国的一些消费者用40%以上的消费支出用于奢侈消费的情况并不罕见。奢侈品的消费，与其说是为了获得高品质的消费品，倒不如说是满足自我炫耀的心理，超出购买能力的过度消费问题比较严重。
第三，野蛮消费问题严重。不顾自身健康问题和环境资源耗费，消费的数量远超过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无畏地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以大吃大喝为例，一方面公款大吃大喝严重浪费了社会资源，增加了环境污染；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各种慢性疾病发病率的提高，增加了社会医疗费用负担。2008年，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医疗卫生服务需要量明显增加，尤其是慢性疾病持续上升，此前十年平均每年新增1.5亿人次。其中，高血压病和糖尿病的病例数增加了2倍，心脏病和恶性肿瘤的病例数增加了近1倍，医药卫生开销已成为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
第四，不健康消费方式盛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的目的已不仅仅限于满足人们物质方面的需求，更多用于满足心理方面的需求。但是由于不健康消费方式盛行，消费本身不仅危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也阻碍了精神生活的提升。不健康的消费方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错误地选择了不利于身心健康的消费品，给消费者带来身心健康伤害。以烟草消费为例，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我国目前有3.5亿烟民，其中男性和女性的直接烟草使用致死率分别高达12%和11%。二是消费主义盛行，消费者过度沉迷于物质的需求与欲望，忽视了精神层面的消费，消费本身导致了精神的扭曲。比如，都市白领节衣缩食购买奢侈品，显然并非完全出于实用因素，而是把它作为“成功人士”、“社会品位”以及“美好生活”的象征来追求的，导致了人们自身压力增加和幸福感的下降。
2.“公共地悲剧”要求政策转向。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来，欧美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采取了较多的鼓励过度消费、超前消费的政策，举债消费、寅吃卯粮蔚然成风，并形成了以消费支撑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欧美国家的消费增长不注重可持续问题，片面追求消费规模的扩大。欧美国家仅占世界人口的15%，却消费了世界56%的石油、60%以上的天然气和50%以上的重要矿产资源，过度消费已经对环境质量产生了严重的损害。作为世界最大的燃煤国，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排放总量的四分之一，过去10年间，其排放量增长幅度超过了印度、非洲和拉美国家总增长量，美国二氧化碳的排放已经成为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我国拥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如果按照欧美的消费方式扩大我国的消费需求，我国的资源环境不能支撑，世界的资源环境也难以支撑。因此，我国不能重复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以资源的高消耗、环境的高污染来换取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消费方式，引导消费平稳健康较快增长，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结论与建议
（一）基本结论
1.扩大消费政策对可持续消费问题重视不够。尽管我国已经把扩大内需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政治上的“经济人”理性和可持续消费的“公共地”特点，加上我国短期内消费增长的压力较大，以及条块分割的决策体制的限制，我国扩大内需政策对于可持续消费问题重视不够，更多关注消费规模的增长以及当代消费增加，可持续发展政策规范的消费领域过窄，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不同地域之间的平等、不同阶层之间的平等、以及不同代际之间的平等问题尚未建立起全面的政策支持体系。
2.扩大内需政策必须重视可持续消费问题。当前我国消费不可持续问题较为突出，安全消费问题频出，过度消费问题普遍，野蛮消费问题严重，不健康消费流行，严重制约了我国消费自身的可持续增长与环境资源对消费增长的支撑作用，扩大内需政策必须及时重点关注可持续消费增长问题，才能保证消费的长期持续较快增长及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模式的早日实现。
（二）具体建议
1.尊重消费意愿与约束消费选择。尊重全体公民的消费意愿，但要以适当的方式约束少数人的高消费、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及不健康消费，具体方式包括：
一是法律约束，通过立法约束人们不合理的消费观念、消费冲动和消费行为，修正不合理的消费理念，树立新的价值和道德规范体系，确立节约和环保的生活理念，建立合理的消费习惯，形成可持续的消费模式。二是税收约束，税收约束是一种奖惩机制，奖惩机制是对可持续消费的物质或精神刺激，通过不同税率鼓励、表扬可持续消费者，对于不可持续消费方式则适用高额的惩罚性税率。三是生产约束，通过清洁生产方式生产绿色产品，为选择可持续方式的消费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消费对象，限制生产对环境资源负担过大的商品，通过产品供给种类的限制，约束消费者的选择。四是流通约束，通过市场准入制度，对那些影响环境的产品禁止进入市场，提高这些产品进入市场的成本，通过流通渠道提供更多购买便利，引导消费者选择绿色、低碳产品和消费方式。
2.继承消费文化与引导消费观念。要尊重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节俭消费观念与简朴生活习惯，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与当前过度消费、炫耀消费和攀比消费带来的浪费和心理扭曲等问题，通过三种方式引导消费理念。
其一，引导消费者对需要与条件、消耗与收益、直接结果与间接结果、现实作用与长远影响等进行全面系统的理性考察，促进全社会有目的、有计划地、自觉地降低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努力以最小的消耗换取最大的效益，既考虑消费对自身眼前需要的满足，又要考虑对社会长远的影响，力求在总体上趋利避害。其二，开展可持续的消费活动。开展“绿色环保、放心消费”公益活动，倡导家庭环保新概念，提倡文明适度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开展可持续消费的公益广告宣传和公益性消费咨询，通过公益活动培育健康的消费文化。其三，建立消费示范。要从中高收入阶层、社会名流等入手，建立消费示范，引导中下收入阶层转变消费观念，最终促进社会消费文化的变革。同时要从青少年抓起，通过青少年引导全社会转变消费观念，培养良好的消费文化。
3.明确近期目标与制定长远战略。由于可持续消费模式的建立需要较多的制度安排，特别是相关法律的制定需要较长的时间，可持续消费文化的形成需要较长的时间，在当前我国消费增速回落的背景下，我国扩大内需政策与可持续消费的协调应分两步走。在短期内，扩大消费政策不仅要重视消费规模增长，保持消费增长的势头不变，还应关注与安全消费相关的问题，实现放心消费，引导绿色消费，促进消费对消费者健康水平的提升；在长期，则更多应关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适度消费、文明消费、健康消费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促进我国消费的可持续发展，提升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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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曾一昕.探索建立可持续消费模式的途径[N].人民日报，2007-1-29
过度消费篇7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消费主义逐渐蔓延于世界各个角落。许多学者把消费主义当作金融危机的诱因进行反思,后危机时代重新审视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出现了反对消费主义扩大化现象,甚至将应对金融危机政府所提出的正常性刺激消费政策误解为在提倡消费主义。究竟消费主义与正常性消费的区别标准是什么?本文试图理清消费主义与正常性消费的区别,着重研究消费主义内涵与特征及消费主义与正常消费的区别标准。
关键词:消费主义 正常性消费 区别
消费主义(consumerism)始于19世纪,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使西方资本主义告别短缺经济进入了过剩时代,生产对消费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消费不仅决定着生产,而且更决定着生产循环和再生产。刺激消费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促销花样手段不断翻新,使得19世纪末以美国为代表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步入消费社会,作为一种主流价值取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登峰造极地步,遍及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消费主义逐渐蔓延于世界各个角落。20世纪80年代,随着各种西方思潮涌入,消费主义逐步开始影响我国,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论文下载。
消费主义的内涵与特征
(一)消费主义的内涵
消费与人们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马克思说过“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的”。消费(consumption)长期以来理解为“用尽”、“耗费”。十八世纪中期后,成为与生产(production)相对而言的概念。如今,消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消费指人们在生产与生活中对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劳动力和劳务进行消耗的过程,它包括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程远,2003)。生产消费指生产过程中工具、原材料、燃料、人力等生产资料和活劳动的消耗,是社会再生产的四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一,是人类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个人消费指人们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对各种物质生活资料、劳务和精神产品的消费,是人类生存和实践活动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
狭义消费指个人消费(江林,2007)。个人消费具有两重性,即具有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的性质。一方面,人们消费各种消费资料和劳务来满足生理和心理需求,如消费食物来解除饥饿,消费衣物来预防寒冷等,这反映消费的自然过程。另一方面,人们消费活动又总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进行,它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地进行,因而人们的消费活动具有社会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
通常人们所讨论的“消费”指狭义上的消费,即个人消费。在个人消费中,生活消费是最终消费,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原来意义上的消费”,消费真正目的所在,即人们每天消费已经生产出来的消费资料(包含劳务资料)来满足自己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消费行为,它直接与劳动力再生产相联系。通常情况下“消费”指生活消费,这里所指的消费主要指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继续生产所进行的消费活动的总和,它是一种需求得以满足和实现的过程。
消费主义是一种崇尚和追求过度的占有和消费来满足自我和人生目标的价值取向,以及在这种价值观念支配下的行为实践。它既不是一种单纯的价值观念,也不是一种单纯的行为实践,而是两者的结合(卢嘉瑞等,2005)。作为一种推崇消费之上、享受之上的社会思潮,以追求过度消费作为满足自我和人生目标的价值取向,并在此价值观念支配下把无限占有物质财富、贪婪追求无度消费作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学者王宁(2001)认为,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中,消费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的需求与满足,消费主义代表了一种意义的空虚状态以及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消费激情。
现代消费社会中,消费与人的真实需求之间关系已经背离的越来越远,商品和形象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符号载体”,不断刺激着人们的欲望,实现着一种欲望的满足,而不再是单纯需求的实现。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认为,消费此时作为一种交流体系,承担着一定的“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功能。消费主义宣扬“消费是人生的终极目标”的文化思想,视消费为自我满足的根本途径,把自身愉悦建立在无节制地花钱、追求物质消费的奢华上,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新潮和前卫。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它是自我推进的。
(二)消费主义的特征
一是鲜明的物质主义特征,物质主义把人的全部需要都建立在对物质的追求和渴望之上,表现为享乐主义和对物质的无限追求。特别重视对物的占有和消费。
二是突出的象征符号特征,消费主义除把物质商品看成“物质”外,更多把商品看作是一种代表身份或者地位象征符号。物质消费是自我表达和社会认同的主要形式,看作是高质量生活标志和幸福生活的象征。三是极强的感染特性。通过有形物质消费达到心理上的满足,这种外显行为很容易引起人模仿,且一旦接受了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人们就难以摆脱,容易失去理性判断力和批判力,把物质消费这种虚假的需求(desire)当作人类和个人的生存本质。
消费主义与正常性消费
正常性消费是为需求而消费,是一种必需,是生产和生活得以延续的根本;而消费主义,已不仅仅是为了需求的消费,更侧重于为了消费而消费,以便通过这样的消费达到一种身份的彰显和虚荣的满足,是一种欲望膨胀的表达,消费不是一种生存和生活的必需,消费成为了一种手段,满足的是一种意义的空虚状态以及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消费激情。比较两者之间的区别,关键看是否超过了“度”,消费中超过了 “度”就是消费主义,否则属于正常消费。怎样认识和把握消费主义中的“过度”,卢嘉瑞认为,就个体而言消费中的“过度”包括:超过本人或家庭支付能力(包括信贷力)的消费;浪费性消费,包括占用大量物质财富而不消费或很少消费和某些少数人侵犯了大多数人利益的消费;超过规定标准的消费;影响和危机到了人们正常工作和身心健康的消费。只要没有超过上述限度的消费,均属正常消费,理应得到支持和保护;而过度消费才是消费主义,必须反对。
笔者认为,消费主义与正常性消费临界点的“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消费心理需求过度,另一方面消费行为过度。消费心理过度指消费心理超过实际的消费需求,即消费满足的已不仅是实际需求,而且是为了满足一种欲望的膨胀,一种虚荣心的增长,一种身份的彰显。“传统心理学把‘需求’界定为一种状态:一旦需要得以满足,这种紧张状态就会最终消灭。在消费社会中,社会成员的需要恰恰相反,它即使得以满足之后也不会消失—如果可能的话,它将变的更加强烈”。在消费社会中,消费目的已经不限于需求的满足,穿衣不仅仅为了御寒,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当丰衣足食之后,人的需求并没有得以实现,或者说人的消费需求已不再是这些,而已经膨胀到消费本身就是目的,消费成为了满足异化需求的手段。
消费行为过度指消费行为超过了自身实际消费力。马克思对消费力有两种解释,一是人们消费各种物质资料和劳务的能力,称为绝对消费力;二是人们购买消费品的支付能力,称为社会消费力。绝对消费力指人的实际必要的需求,就像人必须穿衣遮体御寒,必须吃饭维持生命体的健康运行和劳动力的再生产。
社会消费力是符合个人购买力的消费,就是指与个人的收入水平相符的、在个人支付能力承受得起的范围内的消费。符合个人消费力的消费在合理消费的“度”之内,均属于正常性消费,必须同时满足绝对消费力和社会消费力两个条件。很多有钱人具有充足的社会消费力,但属于挥霍浪费的消费,这种消费导致社会资源闲置,造成了社会供需的结构失调,造成社会贫富悬殊之间矛盾的激化,是一种典型的消费主义,应该采取各种措施予以杜绝。合理消费指在自己的支付能力或者信贷偿还能力承受得起的范围内,而且是自己的绝对需求或者真实所需,所占有的消费品不会闲置,也不至于挥霍浪费。
消费主义与消费行为分析
(一)消费主义与刺激消费
在我国,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2009年受全球金融风暴影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放缓,国家明确提出通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方式带动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然而有人误认为,政府提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是在提倡消费主义。其实,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并不是提倡人们为了消费而消费,不是提倡人们不顾自身消费力(实际需求和消费力)盲目消费。中央扩大内需政策所采取的诸如“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等一系列惠民生、促消费政策,有效激发了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促进了家电、汽车、住房、节能环保产品等行业的生产和结构调整,使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对我国经济稳步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出口没有明显回升前提下,扩大内需,扩大居民消费对于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有着重要意义,这对解决生产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有着重要影响。可见,刺激消费实际是保障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保障国家经济稳步回升的战略举措。
(二)消费主义与品牌消费
品牌消费在消费主义中的突出体现是以符号消费为载体的炫耀性消费和为追求品牌自不量力的盲目消费。符号消费是消费主义的本质内涵和特征之一,指在消费中忽视商品的实际效用,更多地把商品当作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这种符号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人的身份或社会经济地位。消费此时作为一种交流体系,承担着一定的“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的功能。而在实际消费中,这种符号的具体化身就是品牌。以符号为载体的炫耀性消费和为追求品牌自不量力的盲目消费都是消费主义的表现,是不合理消费。
通过正常性消费与消费主义的区分标准来衡量判断,前者属于消费需求的过度,而后者则是消费行为的过度。所以,这两种消费都是应该反对的。笔者并不是反对所有的品牌消费。品牌本身是一笔价值巨大的无形资产;品牌往往又是质量的象征,因而名牌产品特别是国际名牌都有着耀眼的光环,受到消费者趋之若鹜的追捧,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人们偏好或享用名牌产品,是一种社会进步,是社会发展、物质丰富、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体现。所以,品牌消费不是一种炫耀性消费,确实让人们感到放心和舒心的消费。在消费需求和消费行为都适度的情况下,消费者追逐名牌才是大势所趋,必须正确区分品牌消费与消费主义。
过度消费篇8
行为金融；物价；消费者情绪；消费
当前，当我们论及经济，大家会不约而同的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信心。对于经济的信心问题遍及到国内外任何一个角落，涉及到每一个国家政府和每一位老百姓。对于经济的信心问题中。消费者的信心是世界经济发展一直以来所关注的瓶颈，这个问题在国内外相关的业界都已得到证实和验证。全球消费普遍存在这么一种现象，对于未来经济的预示和瞻望，消费者的表现较为明显。当消费者对于未来的经济表现较为乐观时，他们就会十分自信的前去消费，且会不由自主的增大消费量，从而会促进、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当消费者认为将来经济较为黯淡，他们对于经济丧失信心，会导致他们降低消费，缩减开支，与此同时，这种现象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所以，通过此种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消费者情绪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因果关系。在特殊情况下，消费者的一些非理，会更大的影响到经济发展，当然这种影响有可能是正面促进，也有可能是反面抑制。该背景下，以消费者的情绪为视角，对物价波动展开研究有着较为现实的意义。
笔者在系统研究前期，首先对国内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总结。研究发现，现在能够查阅到的相关的成果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和消费者信心之间的一种动态关系，而对于消费者的情绪和宏观经济以及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的研究鲜有问津。鉴于此，文章拟从消费者的情绪出发，想通过研究得出消费者的情绪和他们的消费行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消费者的行为会对通货膨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笔者希望通过本研究，能为下一步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
1.行为金融学理论概述
行为金融理论主要是对人类的个体和群体行为进行相关的研究，将人类的心理和表现出来的相关行为为研究框架，促成了传统力学研究范式转换成以生命为中心的非线性复杂范式[1]。尽管对于该概念的表述较为规范，但从实践来看，行为金融还处于发展伊始，没有相关的理论和实践作为借鉴；此外，行为金融它还同时与人类的行为和心理相关，其本身当前还存在较多不完善的地方。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行为金融仍是刚刚起步，同时涉及人类心理与行为两方面，本身也会存在很多的不足。当前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有期望理论以及行为组合理论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2]。
2.物价与消费者的情绪模型研究
A.模型设定
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的情绪波动相对较为极端（即非理性），主要表现为过度的悲观或乐观，文章按照相关学者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将消费者的信心分为非理性预期和理性预期两个部分；同时文章认定消费量的多寡会受到消费者情绪的影响，因为设定消费者的收入在当前一段时间内不会变化，但是他的未来收入会受到消费者的情绪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所以，文章为了表示消费者的情绪，用字母 来表示，而对于非理性预期情况下对于消费者收入的影响用（1+ ）y2来表示。在非理性的消费者情绪乐观时用 >0表示，对未来的收入有高于理性预期的估计。在非理性的消费者情绪悲观时用 >0表示，对未来的收入有低于理性预期的估计。 =0时消费者是理性的，对未来的收入具有理性预期。那么就有如下式子成立：
B.最优消费路径的选择
我们通过建模求解得知，在 0的情况下，表明消费者在过度乐观的情况下，他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他的收入会增加，在一生效用最大化目标的遵循下，他的购买力则会提升，与此同时他对于将来的理性消费预期则会大大增加。这说明消费者情绪对于其未来的消费能够预测。
C.市场均衡条件下最优消费路径的选择
过度乐观或悲观的情绪能够影响消费者的消费量，进而使得消费者在第一期的消费需求发生变动，在该种情况下，需求曲线会发生相应的移动和变化。相关变动情况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消费者在理性情况下的均衡点出现在A点。当经济形势呈现较好的趋势时，消费者的情绪表现为过度乐观，此时在不存在供给函数的约束时，消费者在当前的消费则会呈现增加的趋势，会由A点将会移动到D点；相反，当经济形势呈现不好或不明朗的趋势时，消费者的情绪表现为过度悲观，此时在不存在供给函数的约束时，消费者在当前的消费则会呈现减少的趋势，会由A点将会移动到E点。这仅仅是从这一层进行的分析。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还有诸多因素要影响到消费者的需求，如厂商的供给等。在通常情况下，市场商品的供给情况以及市场价格等是由商家会根据市场需求状况进行调节，调节的目标点是以各方的均衡为原则。有了这个适时的调节，当消费者情绪表现为过度乐观时，商家会通过价格的提升以及增加供给量等，促使消费者在原来的价格水平下降低需求量到B点；当消费者情绪表现为过度悲观时，商家会通过价格的降低以及减少供给量等措施，促使消费者在原来的价格水平下上升需求量到C点；因而，通过对消费者在出现过度乐观或过度悲观时的适时调节也促使了物价的波动。
图2表示的是在消费者情绪影响下的消费量和价格它们受到供给曲线约束。由图2可以得知消费者情绪的变化与物价和消费量的变化三者之间在相互作用下形成一个曲面，它所呈现的不再是一个简单线性关系，这一点与不考虑供给函数约束不同。由图可以看出，价格随着消费者情绪的提升和消费量的增加呈现有增加趋势，同时随着消费者情绪的提升消费量变动引起的物价变动的幅度在增加。
表1 消费者情绪对物价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
表1是一组消费者情绪与对应的物价和通货膨胀率的取值表，图3是相应的走势图：实际上表1和图3表现的很直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物价或者是通货膨胀率和消费者情绪的变化之间是一个增函数的关系，它所反映的现实的经济意义为，在 0的情况下，表明消费者在过度乐观的情况下，他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他的收入会增加，在一生效用最大化目标的遵循下，他的购买力则会提升，他对于未来的理性消费预期则会大大增加。与此同时，物价会随着消费者情绪的提升而不断提高，也就是图3中0～2这段区间，我们还可以得知消费者的情绪值越高，它的过度乐观的情绪就会表现为越显著。
文章以消费者的行为为视野，对于通货膨胀产生和消费变动给予了一种新的理解方式。从表1可以得知，在 =0时，消费者情绪趋于理性状态，在此时所得到的价格也是消费者在理性情况下的物价，这个价格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经济体中最初价格。图3表明，当 0时，也就是消费者情绪表现为过度乐观时，即图中的0～+∞这段区间，随着消费者过度乐观的程度加深则会促使通货膨胀率在不断上涨[3]。
文章所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基于消费者情绪非理性的角度进行的研究，然而这一结论并没有否定其他因素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如货币政策等。因此，为了使该研究更加严谨，我们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将把货币供给这一因素渗透进来，对上诉因子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3.在其他因素影响下消费者情绪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A.货币供给变动的情况下消费者情绪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结果显示，在现实生活中，增加货币收入，则会导致消费者具有较为乐观的情绪表现，当然也会诱发非理性消费者的过度乐观情绪。相关经济学理论和实践表明，货币的增加会促使物价的提升，根据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货币增加会导致物价上涨，而消费者过度乐观的情绪会也会促使通货膨胀的加剧。简言之，在当前形势下，如若控制通货膨胀，应该把消费者情绪的变化作为一个重要关注点。
B.利率变动的情况下消费者情绪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利率变动的情况下消费者情绪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有向未来透支的倾向，也就是说通过用明天的钱来满足今天的消费，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负债型社会，在该种情况下，利率上升会导致消费和物价的下降，而利率的下降则会引起消费和物价的提升；在储蓄型社会中，如果消费者总会为未来留一部分钱来满足未来的消费需求，也会出现利率的上升导致消费和物价的上扬，当然，物价和消费的下降也会由利率下跌所引起。鉴于此，笔者认为国家在应用利率调控物价时，要充分考虑到消费者情绪和社会的消费习惯对其的影响[5]。
C.供给曲线在斜率变动的情况下消费者情绪对物价的影响
当消费者情绪上升时，斜率越大，物价上涨的幅度越大，对消费的抑制越明显；斜率越小，物价上涨的幅度越小，对消费的抑制越不明显。当消费者情绪下降时，斜率越大，物价下跌的幅度越大，对消费的促进越明显；斜率越小，物价下跌的幅度越小，对消费的抑制越不明显[6]。
4.消费者异质情况下消费者情绪对物价的影响
经过分析我们认为，一般情况下，经济中会同时存在过度乐观和过度悲观的消费者，物价的涨跌主要取决于消费者过度乐观或过度悲观的程度和各自财富的多寡，因此有些过度悲观的消费者会发现尽管他的情绪很悲观，但是物价还在上涨，而有些过度乐观的消费者会发现尽管他的情绪很乐观，但是物价还在下跌[7]。
[1]De Long JB，Shleifer A，Summers LH，et al.Positive feedback investment strategies and destabilizing rational speculation .Journal of Finance，1990，45（2）：37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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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晓翌，陈乾坤.行为金融的本地偏好理论研究综述[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1.01
过度消费篇9
关键词：消费倾向 消费能力 消费过程 消费制度
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收入水平决定社会需求量。但是，社会需求量既决定于收入水平，又受其他因素所制约；收入水平提高只是社会需求量提高的必要条件，但不是社会需求量提高的充分必要条件。凯恩斯认为，社会需求量是由消费倾向决定的，若消费倾向下降，社会需求量一定会下降。但是，凯恩斯却从来没有分析过，消费倾向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他认为，消费倾向下降是一个既定的因素。笔者认为，消费倾向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而消费能力、消费状态和消费制度则是具有决定性质的因素。在世界经济景气变化莫测的环境下，研究消费状态诸因素对消费倾向从而对社会需求量的影响，对于促进我国的内需扩大，确保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和高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消费能力
消费能力，即消费者主体使用消费品并从中取得效用和满足的能力，与消费者购买商品的货币支付能力无关。不具有消费能力，消费者不能从消费过程中享受到效用和乐趣，货币的效用就会极小化。经济学认为，货币效用极小化不符合消费者均衡的一般规律。因此，若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没有消费能力或消费能力弱化，那么，人们不会对该种商品产生需求，他宁愿将货币投向其他能带来较大效用的商品上，或者将货币闲置，例如，要想对某种体育商品进行消费，就需要具备一定的体育文化素质，若缺乏体育文化素质，消费者不能通过消费体育商品得到享受，消费者就不会对体育商品产生任何需求，他宁愿将货币投向那些能够给他带来效用的商品上。所以，消费者对商品的消费能力决定商品的社会需要量。
人们的消费能力由多种因素决定：传统和习惯影响消费能力。传统和习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它使消费者形成某种固有的、甚至顽固的消费观；在其作用下，人们会厌恶或喜爱某种商品，只有在喜爱的情况下，人们才能从中取得效用和享受，喜爱的程度决定效用量的大小。例如，某些民族的居民厌恶消费某种动物的肉品，若消费肉品，他们只能得到负效用；饮食文化和居住文化的深刻影响力，能使人们兴趣盎然地持久保持对某些商品的消费量（如酒、辣椒等）；等等。兴趣和偏好影响消费能力。兴趣和偏好是人们在某种消费观念指导下，能够坚持对某些商品进行消费的推动力。兴趣和偏好与传统和习惯有一定的联系，但二者存在区别。兴趣和偏好既受传统和习惯的影响，也受消费者所处的时代、个人的状况、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例如，一个热爱某种商品的人，一定会对某种商品有特殊的理解力和消费能力，他会收集、储藏和欣赏该类商品(如字画、邮票等)；当他改变兴趣和爱好后，他对某种商品的消费能力也就失去了，他也不再愿意消费该种商品。消费者既定的文化素养影响消费能力。一般说来，传统习惯和兴趣偏好所影响的大多是一些知识含量较少的商品，或不需要具备较多知识就能进行消费的商品。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进步，不仅商品中的知识含量大大增加了，而且，消费商品所需要的起码知识要求也提高了，它要求消费者有一定的欣赏能力、鉴赏能力和理解能力。例如，旅游商品、体育商品和音乐会等。毫无疑问，消费者对商品的欣赏能力、鉴赏能力和理解能力，是由他们的文化科学知识含量所决定的。
我们怎样衡量或检验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及其变化呢？最主要的指标是社会商品消费量，社会商品消费量增长，意味着消费能力增长。但是，由于社会商品消费量受到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两个因素所影响，社会商品消费量不能单独反映消费能力对社会商品需求量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从影响消费能力成长变化的角度寻找相应的指标，这些指标是：
从消费者主体角度考察消费能力的指标――主观指标，主要有：消费者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层次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学习课程的内容、偏好层次与结构等。一般说来，消费者受教育程度越高、能够提高对商品认识程度的课程内容越丰富、偏好取向越合理，个人的消费能力就越强；从社会角度看，受到良好教育的消费者人数越多，社会消费能力越强。
从消费者主体以外的社会环境角度考察消费能力的指标――客观指标。主要有：交通及通讯设备的数量和质量、消费设施的数量与质量等。在信息化社会的今天，封闭性消费方式和消费理念已成历史，各种消费方式越来越依赖于社会化的消费设备，即所谓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制约着人们的消费，公共产品的数量越多，质量越好，人们的消费能力就越强。
消费状态
在消费能力既定的情况下，消费状态对于消费倾向和社会商品需要量具有决定作用。
所谓消费状态，即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所具有的消费心理、生理状况以及客观的消费环境。消费状态对社会商品需要量具有非常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它通过消费效应表现出来（即消费者是否再次产生同样的消费行为）。一方面，在直接的消费过程中，消费心理和生理状况对客观的消费环境具有较高的依赖性；消费状态的好坏，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心理和生理状态，抑制或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与情趣，决定消费者是否产生消费遐想和需求动力。另一方面，一件商品所具有的潜在效用量的实现程度，即消费者从商品中实际得到多少效用，完全由消费状态决定，消费状态是商品中潜藏着的“效用能量”流向消费者的管道调节器。良好的消费状态，有助于消费者最大限度地“吸取”商品中潜藏着的效用，获得最大满足。总之，消费状态的优劣，决定消费者的单位货币效用量，从而决定社会商品需求量。例如，某旅游地或某旅游公司组织的旅游活动中，若能使旅游者在旅途中得到极大的欢心和愉悦（即较大量的效用），那么，它就会使人们对某旅游景区（及旅游公司）产生好感，从而增加对某旅游景区（及某旅游公司）旅游产品的需求，多次前往某地旅游或度假。若某餐馆能够提供良好的就餐环境和高质量的饭菜与服务，使消费者在就餐中得到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满足，那么，无论该餐馆地处何方，它都能招徕八方来客，所谓“好酒不怕巷子深”。可见，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由于能够给消费者提供良好的消费状态，使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获得最大化的效用和满足，从而能够赢得声誉，引来更多的需求；反之，低劣的产品质量和消费状态及不合理的价格，必然导致产品需求量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某些地方为了实现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如经济增长与税收增加），忽略生态环境和市场秩序建设，消费环境或消费状态质量下降，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和消费情趣，制约了商品需求量。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因素必然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建立以内需为主的产业结构和市场体系，才能避免国际经济的波动对我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为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消费环境和消费状态的建设，使我国的内需不断扩大有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
消费制度
制度影响生产、分配和流通，制度影响消费吗？笔者认为，在消费领域，制度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决定消费倾向和社会需求量。
按照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类型的划分方法，本文把消费领域中的制度也相应地划分为两种类型，即：正式规则的消费制度和非正式规则的消费制度，两种不同类型的消费制度对商品需求量起不同的作用。
正式规则的消费制度，通常由政府颁布，具有强制力和法律效力。它们对于某种商品或者直接加以约束，可称为显形的消费制度，如严令禁止某类人群消费某种商品，如某些影视作品和娱乐产品进行年龄限制；或者严令禁止在某些地区或某些时刻买卖某种商品。一般说来，显形消费制度对消费的约束所针对的是特定的商品和特定的消费人群，对商品需求量的影响力有一定的范围和程度；或者以间接的方式即成本形式加以约束，可称为隐性的消费制度，如政府增加（或取消）消费税、变革消费的制度结构等。增加（或取消）消费税的实质是使商品成本增加（下降），降低（或增加）商品的单位货币效用量；当单位货币效用量下降（或增加）时，商品的社会需求量也必然随之下降（增加）。在消费的制度结构变革中，一项新的制度创新，能够增加消费时间和消费机会，提高消费能力，从而扩大社会商品需求量。例如，休息制度的调整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总之，无论哪种形式的制度安排，只要它对于消费有最少的制约和限制，它就能扩大社会商品需求量。
非正式规则的消费制度，通常由市场主体自发形成。当消费者发现，在新的消费制度中，单位货币所获得的效用和满足比旧的消费制度多的时候，它会不由自主地进入新的消费制度之中，既不需要政府号召，也不需要政府强制，进入新的消费制度完全是消费者的自愿行为。显然，若从制度变迁的起因来看，它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那些长期引导、支配消费行为的消费方式、消费习惯和消费模式等，就是非正式规则的消费制度。在新的消费制度中，单位货币能够得到更多的效用，它必然驱使消费者有更多的消费情节，消费更多的商品。例如，若能从社会化消费方式和公共消费方式中获得更多的效用，自给性消费方式就会逐渐被替代，不仅有利于扩大消费品的需求量，也扩大了公共产品供给网络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现有各项制度进行审查和检讨，修改那些压制消费的各项规章和制度（如不合理的规费和约束等），或者放宽约束，或者解除约束，使我国内需不断扩大有一个宽松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2.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过度消费篇10
内容摘要：中国消费不足具有显著特异性，既体现许多国家消费不足的普遍规律，又体现中国消费不足的特殊规律。因此，中国消费不足的治理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一般经验与治理措施，而应针对中国消费不足的特异性，实现治理理念的根本转变，即由统一治理向分类治理转变，由彻底治理向适度治理转变，由短期治理向长期治理转变以及由应急治理向根本治理转变。
关键词：中国经济 消费不足 治理理念
自1998年中国由长期的短缺经济转为过剩经济以来，对抗消费不足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命题。中国的实践表明：单纯依靠扩大需求、刺激消费的一般治理思路并非卓有成效。为此，中国消费不足治理理念需实现根本转变，确立适当治理目标及科学治理思路。
由统一治理向分类治理转变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劳动者的绝对贫困，收入水平绝对低下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凯恩斯则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非由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低下所致，相反由其收入增长引致消费倾向降低所致。这两种经济危机或消费不足的经典理论均立足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提出并得到验证，只能解释中国消费不足的部分成因。
中国消费不足产生的背景条件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很大不同。其一，中国消费不足发生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发展阶段远远落后于历史同期的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市场经济尚不发达、居民消费水平整体低下、消费满足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发生的。其二，中国居民的消费理念深受“黜奢崇俭”传统消费观的影响以及长期的短缺经济造成的消费限制，节俭消费观念浓重，消费预期普遍较低，因而导致储蓄倾向偏高，这一特点决定一定时期或一定幅度的收入调整对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有限，至少中国的收入与消费的关联关系与发达国家并非完全一致。其三，由于当前中国市场环境以及经济社会体制的制约，中国居民的部分正当需求难以获得有保障性的满足，这反映到市场上的消费不旺便是一种虚假信息；中国消费不足根本是生产问题，但并非全面供给过剩问题，而是结构性过剩问题（廖春，2001），即生产结构不适应消费结构主导了当前中国的消费不足。其四，当前中国消费不足并非单纯国内市场供求失衡问题，而是深受国际市场影响，尤其2008年以来国内消费不足的突然加剧恰恰是国际市场大幅萎缩冲击的结果。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中国消费不足有多种成因解释，如：消费观念落后；居民收入水平低下；城乡分割，农村消费市场缺乏有效开发；市场竞争秩序混乱，陷于低效或无效竞争；市场环境不完善，消费者利益难以保障；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及体系不健全；偏重发展外向型经济，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治理措施缺乏协调，相互抵消合力，等等。针对当前我国消费不足的不同成因，如何科学施治？实践中有三种思路可供选择：一是一因一策，即针对某一具体成因采取相应对策。这种思路的优点是对策的针对性与时效性较强，但缺点是政策设计仅局限于单一问题，视野较窄，容易导致不同政策之间的摩擦，降低整体合力。二是多因一策，即忽略消费不足具体成因的不同，采取统一的治理措施。这种思路虽可避免政策摩擦、相互抵消效力的问题，但却不能做到对症施治，难以保障治理成效。三是分类举策，整合前两种思路，趋利避害，将成因相似或性质相近的消费不足归类，在相对较大范围内考虑政策的配套与协调，有针对性地制定并实施统一的治理措施。目前我国消费不足大致具有四种基本类型，可据此进行分类治理：治理消费抑致形成的消费不足，关键在于规范市场秩序、提高政策效力；治理购买力低下形成的消费不足，关键在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治理消费倾向降低形成的消费不足，关键在于增强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治理国际市场萎缩形成的消费不足，关键在于调整生产结构（谭顺、程东杰，2011）。
由彻底治理向适度治理转变
一般而言，人们往往追求消费不足的彻底治理，期望根本扭转消费落后生产、制约生产的经济困局。然而，从发达国家治理消费不足的经验与教训看，追求消费不足的彻底治理往往会导致消费主义思潮的滋生与泛滥，从而使经济失衡由过度生产转向过度消费，虽然解决了消费不足问题，但却带来了消费过度问题，加剧经济增长面临“中断”或“崩溃”的风险。当前发达国家普遍的高消费生活方式之所以尚能维持，主要由于发达国家控制国际贸易秩序，依靠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原材料及生活消费品，保障国内居民的高消费需求。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却将高消费的代价转嫁给发展中国家，未来一旦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资源与环境压力，失去向发达国家输出廉价商品的能力，发达国家依赖进口维持的供需平衡局面将被打破。可见，彻底治理消费不足，走消费主义之路危害尤甚，风险极大。
中国是一个人口基数庞大且仍保持快速增长惯性的发展中国家，不可以也不允许走高消费之路。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追求彻底治理消费不足的理念本身是不可取的。消费不足固然有其消极经济影响，但一定程度及一定范围内的适度消费不足对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良性运行同样具有积极作用（潘丰，2000）。其一，适度消费不足为生产设置一定程度的竞争压力，会有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产品的技术创新、质量与服务的改进以及生产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其二，适度消费不足提高并巩固消费者的主导地位，有助于社会生产坚定确立满足消费需求的理性目标，加速推动消费主导型经济模式的确立；其三，适度消费不足会促进民族产业国际竞争意识的培养与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对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开发与拓展。正是由于消费不足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彻底消除消费不足不仅难以做到，而且也不必做到。对此，需转变消费不足的治理理念，即由彻底治理转向适度治理，根本目的在于维持一定合理限度的消费不足，引导国民经济良性运行与健康发展。
对于消费不足的适度治理，关键在于通过适度消费不足让生产保持合理、高效的竞争水准。如果生产存在过度竞争或恶性竞争，许多企业面临倒闭、破产风险，行业发展遭遇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消费不足的程度过大，需要加大治理力度，通过扩大消费，增加利润空间，保护生产能力，从而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创造条件。如果生产竞争效率过低，表现为大部分企业满足于规模式扩张而懈怠于内涵式发展；行业门槛过低，大量缺乏资质或资质过低的生产者随意进入，造成低水平的重复性的资源配置，达不到刺激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的目的。这种情况的存在意味着消费不足程度太低，需要削减消费支出，促动供求关系向供大于求局面的转化，对部分落后产能产生挤出效应，重新促成生产竞争效率的提高。
由短期治理向长期治理转变
消费不足并非是一个暂时性经济失衡问题，考察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得出结论：消费落后于生产是一种常态。如果不是消费严重落后于生产，即二者失衡仍处于合理限度之内，其本身的负面影响并非不可忍受，相反，由此带来的积极影响却不容小视。因此，是否需要对消费不足进行及时治理，这取决于对消费不足程度、范围及影响的准确判断。
从发达国家治理消费不足的一般做法来看，由于其往往夸大消费不足的危害，因而对消费不足追求立竿见影的治理效果，一般会选用刚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或工具，如溢发货币、扩大消费信贷规模、增加投资、大规模举债等。这些政策措施配合西方国家消费主义思想的宣传与鼓动，会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扩大消费、平衡供求的目的。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这种对消费不足的短期治理往往带来严重经济后果：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居民消费支出大幅上升，造成社会动荡；另一方面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增长，整个国家积累不足，经济增长乏力，国家财政陷入赤字泥潭；更为严重的是，一国居民不可逆转地接受并习惯于高消费生活方式，消费诱导生产过度扩张，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因此，对待消费不足应从短期治理转向长期治理，实现在较长时期内对消费不足程度及范围的合理控制，而非寻求短期内彻底治愈消费不足。由于把消费不足视为消费问题，短期治理理念往往局限于消费领域寻求消费不足的治理办法，依赖消费增长解决供求失衡问题。这一办法虽然可以在短期内显露成效，但难以保证长期成效。与短期治理理念不同，消费不足的长期治理理念重点在于调整生产以达到供求平衡。消费不足表面上是消费落后于生产，而实质则是生产相对过剩，当前我国消费不足具有一定特异性，突出表现为结构性生产过剩，即无效供给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矛盾并存，这一特点表明我国消费不足并非生产总量超过了消费需求总量，而是生产结构不适应当前的消费结构，即所谓许多产品适销不对路造成的商品滞销和产品积压，“从供给角度来认识内需不足，便可发现，多年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而造成的产业结构失衡导致了严重的总供给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刘新民，2000）。生产结构的调整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短期内难见成效，但却能够发挥长期的治理成效，避免经济失衡问题的频繁发生，这对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与长远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由应急治理向根本治理转变
出于对消费不足的一般认识——将其视为经济问题，较多看到其消极影响，而且期望在短期内解决这一问题，忽视其长期存在的理由与条件，因此，大都倾向于应急处理消费不足，采取的对策思路及治理措施侧重于眼前效果，往往具有一定的时限与适用范围，一旦治理成效得以显现或达到预定值，政策措施即自动停止或废止。这种应急治理理念的不足在于治标不治本，消费不足问题经过治理只是得到暂时缓解，或出于某种政策压力暂时被隐藏或掩盖起来。由于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消费不足产生的原因和条件，反而放松消费不足的根本治理，一旦政策环境改变和客观条件成熟消费不足还会重新出现，甚至会加剧爆发。
当前对消费不足应急治理的理念得不到根本纠正，既有认识上的缺陷，又受到深层的利益驱动，原因在于消费不足的产生及其治理都牢牢控制在生产主义逻辑之中。消费不足之所以产生，归根到底是生产的过度扩张，而生产过度扩张无疑为逐利欲望所操纵。消费不足的本质是生产供给超过了消费需求，从因果逻辑判断，消费不足的治理重点应是限制过度生产，才能收到根本治理成效。然而，由于受到凯恩斯反危机理论的深刻影响，目前许多国家采用的治理思路却是扩大需求，消化过剩产品，显然犯了缘木求鱼、本末倒置的错误。
显然，对于消费不足的根本治理，关键在于抛弃生产主义的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走向其反面——消费主义，毕竟消费主义虽可控制消费不足，但却带来更为麻烦的问题—过度消费与消费异化。消费不足治理的根本出路在于扩大消费对生产的作用。对于消费不足预防及治理的关键在于消费对生产的规范与引导，这需要确立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应具备以下若干重要特征：消费需求体现社会整体理性，倡导科学、文明、健康、适度、可持续消费；消费结构具有多重层次，升级变动速度适宜，能够高效引导生产结构的优化与提升；维持适度消费不足，用以保障生产竞争的必要效率与质量；一切无助于或妨碍人们理性消费需求的社会生产将会被限制或禁止，从而杜绝有限资源的浪费与低效使用，保障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骆竹梅，吴文旭.有效供给不足抑制中国消费需求—从长短期消费函数看消费不足的问题[J].经济与管理，2005（8）
2.廖春.对近年来我国内需不足特异性的反思[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1（5）
3.谭顺，程东杰.当前中国消费不足的四种基本形态—兼析消费不足的具体成因[J].经济问题探索，2011（1）
4.王晓德.现代消费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及其后果[J].世界历史，2009（3）
